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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无人/作者:李兰妮』
『状态:已完结』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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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内容还在处理中,请稍后重写在前面
　　潘凯雄
　　我曾一直坚持这样一条原则：作为出版人，绝不在自己经手的出版物上留下拙名或说三道四。然而，李兰妮的《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这部书稿却让我不得不放弃这一原则，忍不住要站出来说上几句。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且远比平时终审一部文学佳作时产生的震撼要来得强劲，猛烈到了让你一时无语，闷坐在那儿发呆。良久，终于明白：所谓文学，即使是优秀的文学也根本无法涵盖这本书丰厚而现实的意蕴，这里是一声发自生命和心灵的呐喊！对于人类，还有什么比生命与心灵更值得珍重、更应该受到呵护的呢！这是一部及时而实用的作品。在这里，及时与实用绝非贬义，而是大勇气大智慧。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当今全球抑郁症的发病率为10?4%，这意味着每十人中就有一人受其影响，高居精神疾病榜首。中国的情况如何?我查不到权威的数据发布。据此，是否可以产生两点猜测：即一，我国对抑郁症的研究与关注还远未到位；第二，作为“地球村”的一分子，即使我们抑郁症的发病率不足10?4%，但恐怕也低不了多少吧?而更为糟糕的是：在中国，大约90%的抑郁症患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患上了这种病，更谈不上及时治疗，他或者她的第一反应正如本书作者李兰妮的当年：“我会抑郁？笑话！”而即使是那些已经明确知道自己患上了抑郁症的人，也多是对此讳莫如深，缄默与回避成了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现在，李兰妮勇敢地站了出来，她将自己与抑郁症顽强搏斗五年的亲身经历，以原生态的“认知日记”辅以“随笔”“链接”和“补白”等组合文字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抑郁症很痛苦，甚至生不如死，但并非不可改变，而改变的主动权就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
　　这是一部勇敢而顽强的作品。这位与抑郁症顽强搏斗了五年的李兰妮早在1988年就罹患癌症，历经三次手术和五次化疗。近五年来，她一直服用赛乐特、奇比特一类抗抑郁药，病魔的侵袭使她几度痛不欲生，且深切地感受到：活着比死要艰难！然而，李兰妮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走了出来！她不仅不再忌讳说自己的病，而且还从一个病人变成了半个专家。读《旷野无人》，你就会知道我们对人类精神疾病的了解是多么的无知。我相信，在数以亿计的抑郁症患者中，兰妮的经历或许并非绝无仅有，但在已公开面世的出版物中，像她这般癌症兼抑郁症的“双料”病人还真是前无古人。因此，《旷野无人》的写作更是一次勇敢者的艰难跋涉。往事不堪回首却偏要一次次再回首，这绝对是自讨苦吃，于是几度写作、几度停顿、几度复发，好不容易成稿，又遇上我这个无知者还要不断与她磋商文本的修改，残酷地让她三番五次再回首。罪过罪过！但兰妮从不拒绝，终成此稿。我深切地相信：有过这般生活经历，生死于兰妮都早已置之度外，所谓写作、出书、出名一类的俗事儿在她眼中实在是轻如鸿毛，但还要如此顽强地写啊写，不过只是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切身体会给那些还在饱受抑郁症折磨的兄弟姐妹们提供一点实实在在的帮助。
　　这是一部超文本的厚重作品。“认知日记”在告诉你如何自我疗救；“随笔”上溯家族、追忆往事，意在探寻抑郁之多方成因；“链接”在传递迄今为止人类对抑郁症的经典认知；“补白”则将前三者串连起来。四部分浑然一体，我将其命名为“超文本”实属生造。其实，面对兰妮的这种写作，重要的根本就不在命名，也不在文体，而在于抑郁症之成因、病状及治疗的完整过程就这样被赤裸裸、真切切地暴露在生理的、病理的、心理的和历史的、家族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光天化日之下。这就够了，用不着再来任何酸文。
　　或许有读者会心存疑虑：李兰妮本是作家，有这个写作能力，而那些更多不具备职业写作能力的抑郁症患者又该怎么办？我想，本书的关键点并不在告诉你写不写、怎么写，而在于当你不得不面对人类各种精神疾患时，能否敞开心扉，让阳光驱逐阴霾。太阳每天都会升起，总有一天会照到你这个即使不起眼的小角落，就像兰妮在本书中告诉你的那样……2008年5月1日兰妮自白
　　2003年6月6日——2003年6月27日我有抑郁症?我怎么可能有抑郁症!我没什么可抑郁的。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说我非常乐观。我这种人要是有抑郁症，那——全省人民大概都有这个病。
　　我看到头在一旁飘浮，四肢像被斩首的青蛙发蔫，身子是空的，脑浆——鲜血——额头那一块皮——两个眼珠子……浮在空中飘，各飘各的。过去我看不懂毕加索的画，现在我就是毕加索的一幅画。
　　2003年6月28日——2003年7月17日永远不会老的张国荣在电视上微笑，眼睛微微有点眯，嘴角隐隐藏着一缕笑，有点心事，有点顽皮，有点倦怠，他的眼神在说：今天是愚人节，我们来玩一个死人游戏好不好?我一只手扒着摩天大楼的天台边沿，全身悬空，眼看就要掉下去了。我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也不知道何时能爬上天台。我只有三个指头支撑全身重量。很想很想放手啊。
　　2003年7月18日——2003年7月30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精神、命运的分水岭。当我们成为抑郁病人，或将要成为抑郁病人时，必须安静下来，仔细梳理自己的精神脉络：到底哪个段落出了毛病?究竟哪个区域有暗伤?阻塞是什么?裂痕有多深?写这份遗嘱的时候，心里很平静，思维很冷静。没有伤感，没有牵挂，没有遗憾。人之将死，是没有多少话要说的。
　　2003年7月31日——2003年10月27日我那些童年与母亲关系紧张的朋友，她们的母亲往往都是新中国第一代职业妇女，长得都有几分姿色，有一个小头衔，政治上求进步，业务上拔尖，在家里能当丈夫的家，有点洁癖，公私分明，对外人比对自己儿女关心、和蔼。
　　她们无意识层面中的“母亲原型”和社会层面、意识层面的“母亲原型”存在冲突和混乱，自然而然，她们必遭“精神修理”的空前剧痛。
　　2003年10月29日——2003年11月17日她每天没完没了地抹桌拖地擦窗户，她刷席子能把席子刷破，擦窗户能把木框上的漆擦掉露出木纹来。她教训我和弟弟时，肯定要关上门窗，不给外人听见。弟弟那时才五六岁，却已训练有素，妈妈警觉的眼睛一扫窗户，他就心领神会去关窗，仔细插上窗闩，拉满窗帘，不露一丝缝隙。
　　这时的钞票变成了浴巾大的一张红色剪纸，碎碎破破，很难拼凑。我好像着了魔，越难拼凑我就越较劲。胖妇下班过来了，她很有兴致地看我拼图，我越发来劲，不能收场。
　　2003年11月18日——2004年1月12日十字路口，正等待红灯熄绿灯亮。突然，我看到了我的电脑，就是趴在广州家里的那台电脑。在关闭的扁平的IBM黑色笔记本电脑上，我看见了爱因斯坦的头。全世界都熟悉的那张脸。蓬乱的白发，深深的皱纹，神秘的表情，黠慧的眼神，唇边漾出顽皮的嘲讽，他笑：不敢来吗?当我写到深圳时，记忆遭遇障碍。灰蒙蒙的雾，隐隐约约的沼泽，看不真切。
　　2004年1月15日——2004年4月5日2002年底至2003年春季，不尊重大自然的人类受到了SARS的警告；而我受到了不肯“退到野地里去”的惩罚。既然癌症的警告你都不能领悟，那就尝尝抑郁症的教训吧。
　　这个念头似乎另有生命，它不受我控制。它总是闪出来，跳出来，大声问：李兰妮，你能写完这本书吗?你要是抑郁症再度严重爆发，你会不会完蛋?你会不会突然死掉?如果给你一个机会死你死不死?李兰妮，如果你的癌症转移到脑子里，你就写不完了。你不要回避。你不愿意去肿瘤医院复查，你是心虚害怕。你不敢再开刀。
　　2004年4月12日——2004年5月12日幻觉、强迫症状紧紧纠缠我，那些因抑郁症自杀的人总在对我说：怎么还不走?走吧，快点走，你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我目前在做的就是“活着”。我所有的精气神都用在坚持活着，活着比死去要难。
　　2004年5月13日——2004年8月7日每个生命都是尊贵的。每个都很重要。不论是生病的，还是残缺的、垂死的。
　　我的使命就是，得癌症，得抑郁症，不死，老老实实把心得写出来。就像我颈部那块长长的伤疤，头颈科专家用相机把它拍下来，作为手术失败的例子，将在课堂上向未来的医生们展示。目的是，让后来的人活得更健康，更平安。
　　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圣经·旧约·诗引子
　　现在是2005年8月26日星期五上午11点20分。自从2004年8月7日之后，我没有面对过这部认知日记。
　　多少次想打开电脑，把它点击出来看看。只这么一想，气就郁结在胸在腹，满满地痛。此刻我已经开始头晕，恶心。
　　为什么会这样？想回避？积极点，李兰妮。我知道你脑子里又充满了那些抑郁症自杀者的影像和声音。关掉这电闸。深呼吸。
　　好些了吗？我知道你的心在轻轻哆嗦。
　　癌症开过三次刀，做过四个半疗程的化疗。从2003年4月至今，你一直要服用抗抑郁药：赛乐特、奇比特和佳乐定。你每天都会想到这句话：活着比死要艰难。
　　你每天要在脑海里反复抹去这句话。
　　旷野无人——往光亮处看啊，你将走过死荫的幽谷。
　　常有人问：你在写什么？什么也不写。
　　那你每天干什么？不干什么。
　　心说：我在竭尽全力——活第1篇认知日记
　　2003年6月6日星期五上午12点15分
　　今天我列出了治疗抑郁症的日程表，并开始记日记。我相信这对我的康复有帮助。
　　英国、德国心理学家的著作都认为，记日记能帮助患者清理思绪，将负面思维方式扭转为正面的、积极的思维方式。
　　美国一位牧师、教育家、作家在书中引用《圣经》：“我藉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认为积极思考就是力量。
　　下午我要去精神卫生科、中医科看病。我已做了祷告，相信一切都会顺利的。我还写了提问备忘录，这样就不会紧张了。
　　今天以前，我很怕写日记治病。我怕想到“写”字，想想就很焦虑。我认为自己做不到。现在看来，就像《圣经》所说：“软弱的，他加力量。”到目前为止，我对自己今天所做的比较满意。我要坚持下去。
　　第一天，不要勉强写太多。写了就是胜利。
　　我要表扬李兰妮。加油。
　　随笔这个夏天我晒得很黑。几乎每天中午12点半我都出门晒太阳。每次四十五分钟左右。我把这当做抑郁症光照疗法。
　　以往多年，我极少晒太阳。我所看过的美容书刊都强调：避免衰老、美白护肤的要素是严防紫外线侵袭。有美人警告女人：要彻底杜绝日晒；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切切不可出门；一趟旅游晒黑，五年才能美白回来。
　　中国人喜欢一白遮百丑。当今都市人更是有意无意远离阳光，远离自然。这种状况不警惕，抑郁症的幽灵迟早要杀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球抑郁症发病率是10?4%，即每十人中就有一人受影响。
　　抑郁症最可怕的负面后果就是自杀。
　　英国剑桥大学博士苏珊·阿尔德里奇指出：15%患严重抑郁症的人死于自杀。
　　患抑郁症是不分年龄的。德国心理学家乌尔苏拉·努贝尔举例：美国曾在全国范围内对八至十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34%的人曾经考虑过自杀的问题。
　　在北欧、英国、纽约所有成年人中，15%至30%曾在生活中患过一次重度抑郁症。
　　由于抑郁症的比例较高，亚洲的高自杀率令人痛心。中国的自杀人数占世界自杀人数的将近一半。
　　社会心理学家发出警告：我们现在正处于一场抑郁症传染期当中。
　　2002年12月23日以前，我不知道什么叫抑郁症，也从不关心这个词。
　　2002年的暮春，我和区区坐火车去井冈山，途中区区接了一个电话，表情非常吃惊。她告诉我：杨干华自杀了！杨干华是广东著名作家，省作协副主席，平时人缘很好。据说他自杀前一天还在开党组会，讨论作协工作，没有任何异常言行。他走得很冷静，留下了百余字的遗言，声明他的离去跟任何人无关，并从容地交代了家事后事。
　　区区说：我前不久还见过他，他说他有病，我随口说你能有什么病？他没往下说，我也就没当一回事。
　　特快列车软卧下铺的朋友们在玩扑克牌，打“拖拉机”。
　　上铺的区区和我睁大眼睛互相呆看，困惑、惋惜中我头皮发麻，汗毛直立，周围有阴冷的气息游动。
　　我说，有病可以治啊，为什么要走这一步呢？！有病怕什么。我淋巴转移癌做了清扫术，还做了化疗，不是也挨过来了吗？2003年的4月，我常会回忆起这句话。惭愧。熬过了癌症手术及化疗之后，我以为曾经沧海，却不知只是锳过了一条小河。
　　从井冈山回到广州后，陆续听到人们谈论杨干华的离去。大家说不清楚他得的究竟叫什么病，传说那是一种跟忧郁有关的怪病。可他家里好好的，单位里上上下下都处得很好，啥事没有，怎么就忧郁得非走不可呢？人们叹息着无法理解。
　　2002年12月23日那天上午，我头一回从医生嘴里听到“抑郁症”这个词。医生诊台上立着一个医学博士的牌牌。
　　这位李博士说：我认为你有抑郁症。
　　我有抑郁症？我怎么可能有抑郁症！我没什么可抑郁的。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说我非常乐观。我这种人要是有抑郁症，那——全省人民大概都有这个病。
　　博士给我扫盲，解释着什么叫做抑郁症。
　　不想听。我只想他赶快给我开一些安眠药。走进深圳北大医院这间精神卫生专科诊室很偶然。特诊部分诊台一个小嘴小脸的小护士说，医院最近有规定，开安眠药必须找精神卫生科的医生写处方。
　　真麻烦。我心想，如果要排队，就立刻走。
　　但是，冥冥中早就注定了，此时，没有一个人来看病，医生正拥有富足的时间和悬壶济世的好心情。2005年9月26—28日链接精神卫生科专家门诊病历摘录日期：2002年12月23日主诉：睡眠不好。
　　现病史：自1996年开始，由于工作紧张，开始出现睡眠不好，难以入睡，梦多，睡眠浅，总感觉到整晚未睡。同时心烦、担心、提心吊胆，经常疲乏无力，胸闷，心跳减慢，口干，手脚发凉，头晕头痛，恶心。1998年8、9月份间突发性出现胸闷，呼吸困难，全身发凉，送医院急救，查心电图大致正常。上述表现历时约半小时自愈。后动态心电图示正常。近一二年来入睡可，但临（凌）晨4时就醒转，醒后难以再入睡。梦多，有恶(噩)梦。否认心情不好，但承认焦虑心态。
　　补白写“认知日记”时，我是一个抑郁症病人。
　　写“随笔”时我是一个文学作者。
　　“随笔”部分多是我的自况性散文，有些部分不曾与读者见过面，我想把它们当做背景资料，既是社会、时代、历史的个性化资料，又可间接地从中找出个体抑郁症形成的脉络。
　　在“链接”里，我尽可能地摘录一些对我的康复有过帮助的书籍段落，供特别有心的读者参考。“链接”里也有我患癌症、抑郁症诊疗时的病历、检验单摘录，目的是想告诉有病的人们：我们可以与病共存，生命和死亡之灵可以共舞。
　　“补白”想对“链接”部分加以补第2篇认知日记
　　2003年6月9日星期一上午12点20分
　　此刻我还是有些紧张，一想到要做事就焦虑。
　　放松。要愉快地度过每天的时光。
　　李兰妮，你来回忆回忆这两天值得快乐的事情。
　　顺利地看了病。心理科的龚医生说，增加阿普唑仑的药量能改善乏力、不能看书等症状，减轻抑郁症所带来的情绪障碍。中医科的陈医生说，要先清湿热才能补。
　　李佳恩满月，我第一次见到小侄女。她长得很像凡丁小时候，很可爱。回家后非常累。
　　电视里加州水晶大教堂的礼拜，萧律柏牧师讲经文：“你们是世界的光”。
　　上帝啊，求你驱散我身、心、灵内的黑暗与罪过，用恩光照亮我，让我为你所用，在世上发光发亮，做你合用的器皿。
　　看美国诺曼·文森特·皮尔博士的《积极思考就是力量》。他是牧师、作家、教育家。书里面有许多如何向上帝祷告、得到积极力量的方法，还有如何建立快乐心境的诀窍。
　　此刻我面对电脑，有许多话无法流畅地表达出来。话语的通道堵塞了99%，只有最浅层的想法可以表达。而且我还有点痴呆症状。
　　下午，跟妈妈通电话，告知看心理科的体会。妈妈照例说了许多消极的话。
　　她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与人交流时，总引人与她一起把事情往负面想，于是令人不快。跟她谈话容易疲惫。
　　我要引以为戒。
　　自己不快乐的人，也不会给别人带来快乐。没有快乐的心境，怎能接受爱和传播爱的精神？闻到中药熬煳了。这是我的毛病之一。我应该一次只做一件事。
　　忘了哪个心理学家也说过，要消除紧张的压迫，就要记住“一次只做一件事”，据说《圣经》里就有这样的教导。
　　今天我边祷告边午休，结果真的睡着了。祷告时默诵《圣经》的有关短句，的确有着奇妙的作用，神的能源通道接通了。
　　随笔草草浏览了一遍日记。有点怪。身处2003年的6月，我怎么只字未提SARS及“伊战”那两件世界大事？那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事件，为什么没有在我的精神世界里留下鲜明的痕迹？是出于自私吗？不。再自私的人也要应对现实。尤其是SARS，这段时间，正是人人自危的恐怖时期。
　　因为疏漏？不。写认知日记就是要清除当日的消极情绪，把潜伏在内心的不安一点一点挖挤出来。
　　明白了。在遭遇SARS之前，我已经进入旷野。
　　旷野无人。我的身、心、魂、灵散落迷失在死荫的幽谷。旷野无边无涯无日无月，我不在人世，我在旷野。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有口不能言。我摸索着，爬行着。我触摸过死魔的脸，那是一张俊朗的脸，清爽，光滑，结实，年轻，浮起微笑的唇纹。
　　从4月到6月，我处于一种类似自闭的状态中。我怕出门，怕见人，不能听音乐，不能接电话，不能看影视节目。我只有一个弟弟，与他家住得不远，但我连他都不见。我一直期盼着小侄女的出世，很想在她出世那天到产房外等候，哪怕只看她一眼，但我做不到。我的大脑和躯干、四肢失去了联系。
　　我非常害怕听见电话铃响的声音，怕听见敲门声、脚步声。我怕听见声音，怕得没办法，我只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紧紧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呆着。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怕什么。我的魂魄不在躯壳里。其实，也感觉不到躯壳，就像一个拆散开来的玩偶，没办法再组装起来，一地无法收拾的零碎。
　　不能站在阳台。十二楼。可惜防盗网太丑陋，太碍事。好想飞下去，纵身飞出去，像一只蝴蝶那样飞，像一片纸屑那样飞。接触到地面的那一刹那会有多痛呢？我喜欢白天飞，天空晴朗的日子飞……只要目光一看到阳台，思绪就飞舞起来。我费劲地像拔河那样将视线拔回来，双手抓住一边门框或椅背。我无数次闭上眼睛，让自己退回到客厅里，退回到书房的角落里。我知道这是心魔在作怪。我蜷缩在角落里，脊背紧紧贴嵌在墙旮旯里，心里却有异形怪兽的黑影吼叫着，破腔而出，一次又一次地，旋风般扑出去。它长啸着，横扫一切障碍扑向天外。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直到我精疲力竭。
　　迄今，我翻阅过十几本谈及抑郁症的书籍。只是随手翻翻。没有精气神看，今天歪在椅子上翻几页，后天趴在沙发或地板上扫几段。那书里，有些医生抑郁症患者，或心理学家抑郁症患者描写的各种症状，引用了作家患者、政治家患者、名记患者等各类患者的叙述，我认为，没有人能清楚表达那些感觉。
　　没有一个重度抑郁病人能够准确说出他所受的是怎样的折磨。神经系统本能地拒绝表述。能说出来的，都不是最深层的，也不是最恐怖的，更不是原始无伪的。因为，它们无法表达。
　　常有人问我：抑郁症有多难受？我找不到词语回答。
　　问得多了，我只好将就着说：抑郁症比癌症更恐怖。2005年10月6—9日链接肿瘤医院病理科病理图文报告摘录
　　姓名：李兰妮住院号：105921临床诊断：右甲状腺癌术后送检日期：2000-02-21病理诊断：冰：颈深上淋巴结：见乳头状癌转移，形状与甲状腺乳头状癌符合。
　　1.颈深下淋巴结：见乳头状癌转移，形态与甲状腺乳头状癌符合。
　　2.颈深中淋巴结：见乳头状癌转移，形状与甲状腺乳头状癌符合。
　　3.颈深上淋巴结：见乳头状癌转移，形态与甲状腺乳头状癌符合。
　　4.锁上淋巴结：未见癌。
　　补白做完癌症清扫手术后，我没有去看病理报告。不懂。
　　过了两个月，学医出身的朋友见我脖子上伤口狰狞，提醒我一定要看病理报告，我这才知道手术的分量。为了排除癌细胞向大脑、肺部及全身骨头转移的可能，迅速做了头部、颈部、胸腔CT及同位素扫描。接着是五个疗程的化疗。深切体会了化疗的滋味，神经系统、免疫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身体发肤、血脉筋骨、脏腑五官，甚至嗓音都被“化学”了一遍。
　　做淋巴清扫术，我没告诉任何一个朋友，也没托关系找医生主第3篇认知日记
　　2003年6月20日星期五
　　我实实在在是个很幸运的人，不时会忽然受到圣灵的感动。在那个瞬间里，知道自己正得到上帝的护佑，一天一天地健康起来。
　　列表可见目前生活中快乐与不快乐的事情比例如何。
　　快乐的一面：1.如今基本用药和检验已可以报销。
　　2.我已经吃了三个月抗抑郁的药，最艰难、最恐怖的时候过去了。药物反应的副作用明显减轻。
　　3.虽然没上班，仍可以拿到工资。每月能养活自己，钱基本够日常开销。
　　4.不用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只要老实呆在家里就行。
　　5.由于生病，人们对我的工作成绩和作为不会有太多期望，有了更多的宽容，压力可以大大减少。
　　6.父母生活安定，弟弟一家小日子过得挺有乐趣。
　　7.丈夫身体健康，事业顺利，愿意帮助我治病。
　　8.朋友们关心我，大家认为我的人缘挺好。
　　9.病了这么久，我没有成为别人的累赘。我可以生活自理。
　　有点累。晕。恶心。
　　随笔回忆刚触及最表层，精神网络就启动了应急机制，想必脑血清、神经递质处于不稳定状态中。预警信号出现。我又做抑郁的梦了。
　　我梦见一个很热闹、混乱的会场，有一些医生在做报告，还有记者在跟医生对话。我想偷偷溜会。没等我溜出门，几个大会工作人员拦住了我，一个表情严肃教授模样的人叫我跟他们走，说是要去救一个大学生。
　　乱哄哄的病房门口，有人叫我看里面一个二十出头的男孩，他坐在病床上，比较清瘦，病容不明显，好像情绪不好。
　　几个人围住我，嘱咐我进去做那学生的思想工作，叫他正确看待生死，不要惧怕等等。我说我又不认识他，你们应该找更合适的人来跟他谈。
　　医生说，来不及了，他癌症晚期，最多可以坚持一个月。
　　我说，为什么要我去跟他谈？医生说，因为你就快死了，比他要早死，你去谈他会听。
　　我的心一下子变得好乱。
　　我说，我记得我好像下半年才会死啊。
　　医生说，你记错了，就是这几天了。你不是准备好了吗？不痛的，我们会给你很好的止痛药。其他人也夸我准备工作做得好，家人也没负担等等。
　　我不想听他们唠叨。糟糕，我记错了，还有什么事要处理？时间够吗？我非常非常讨厌这样的变化。好不容易做坚持活下去的思想准备，现在又要立刻调整心态去面对死。
　　我有点害怕。我为自己起了慌乱害怕的念头而愤怒自责。李兰妮，你慌什么？怕什么？多活半年少活半年都是一回事啊。是的，死就死，这是早就定好的事。死了就轻松了，天国是最美丽的地方。
　　可是……我心里有点难过。为什么这些人对我的死这么轻松？他们关心那个大学生，为他快死了而惋惜。为什么没有人惋惜我？为什么我死在他前面还要去跟他谈话？对了对了，正是因为我要死在他前面，所以我要教他怎样迎接死亡。
　　心里释然，我朝病房走去。然后意识模糊了。梦中断了。醒来后，累。
　　在苏珊女士的书中，有重度抑郁病人对抑郁感受的描述，以下几段曾令我这样想过：是的，是的，接近了，触到了。可惜……还是点到为止。
　　一位成功的电视制作人这样说：“这世界已无足轻重，因为它对你来说不再有任何意义、任何关联……你早晨醒来，恐惧就如同海水涌进一艘沉船一样涌进你心中。你无法起床，你无法度过这一天。到底害怕什么？我无法告诉你……我不相信没患抑郁症的人能理解紧紧缠绕抑郁症病人的那种恐怖。”一位生物学家说：“这比我目睹妻子死于癌症还要可怕。我很惭愧，因为我承认我的抑郁比妻子的死还让我难受，可这是事实。”列夫·托尔斯泰患抑郁症时极想自杀，“……看看我吧，一个幸运的人，每天晚上脱衣睡觉前，都要把一根绳子拿到房间外边，这样我就不至于在房梁上悬梁自尽了。我也不再带枪去打猎，省得经受不住诱惑而结束我的性命。”看苏珊博士这本书之前，我不知道托尔斯泰也患过抑郁症。我明白了自己的一个习惯动作。每次我用过水果刀之后，不管那刀套搁得多么远，我都要找到它套好。若是晚上太晚找不着刀套，我会用一本厚书压住刀身。我会特别注意那锋利的刀尖。尤其是我一人独自在屋时，我总会意识到那刀尖的存在。即使我背过身去，或者去了另一间房，我的心思仍在刀锋上。我会一遍又一遍地，忍不住地想像着刀尖慢慢切开皮肤以至血管时的画面。
　　原来，我深受诱惑。2005年10月12日
　　链接肿瘤医院出院记录摘录姓名：李兰妮
　　出院日期：2000年2月24日出院诊断：甲状腺乳头状癌术后右颈癌转移住院经过：入院行术前检查，完成后于2月20日在冬+局麻后行右侧功能性颈清扫。
　　出院情况：切口愈合，病理与临床相符。
　　补白这次住院开刀很偶然。2000年春节后在广州看病，脖子上有个小疙瘩。没想到医生一摸就叫我立即住院。我惊讶，“我什么都没带，也没带多少钱。”医生说：“可以刷卡。叫你家人送日用品来。”做完两天常规检查，我就上了手术台。
　　伤口刚拆线，脖子上竖着粗粗一条血色绚烂的疤，缝针的痕迹夺人眼目。我扛着标志性伤疤，拿着出院证明回深圳。听说在外地开刀没办转院手续不给报销。我担心过一两年说不定还要在广州做手术，便去社保部门咨询。
　　排了半天队。那窗口里的女人只扫了出院证明一眼，就把它扔了出来，声音尖厉，“不能报！”我毕恭毕敬道：“我是想问，以后碰到医生要求立即住院，该怎么办理转院手续？”那女人答非所问：“不能报。得癌症的人多啦。”说完不再睬第4篇认知日记
　　2003年6月21日星期六
　　此刻是上午11点15分，治疗开始。
　　列出不快乐的一面：1.每天小心翼翼地活，天天都有头晕、恶心、胃痛、腹胀、乏力、气闷等难受的时候。吃药的副作用很折磨人。
　　2.看病不易。求医，这过程很累，烦！要受气。有时会遭人白眼。费时费钱费力，年复一年，苦苦久久地消磨人的意气和耐性。
　　3.不能认真看书，不能动脑筋，更无法写作。废了武功。
　　4.（我刚刚去喝了中药，很苦。）没走出过去伤痛的阴影。童年的伤害，来自家庭的伤害，尤其是属于个人隐私的这类伤害。越是伤得深，越是不可说。只能假装遗忘和不介意，选择逃避。其实，哪里逃得出潜意识？5.不安全感、自我责备、消极思维习惯没受到有效的控制。
　　以上是平时困扰我的主要抑郁因素。
　　现在我要检讨一下，为什么一面对电脑就头痛？这算不算情绪障碍？分析：一打开电脑，就神经紧张，总怕写出来的是一堆文字垃圾，对自己的写作极其地不满意。厌恶感藐视感剐戳在心间。为了逃避这种忍无可忍的自我谴责，神经系统被迫发出了头痛的信息。
　　是这样吗？没这么简单。
　　我讨厌清理思绪这种事。
　　练习：放松。放——松——我做不到。活在快节奏的时代里，我已经失去了放松的能力。
　　随笔龚主任提醒我要脱敏。因为我在逃避出游。
　　“中妇委”的成员们很早就批评过我：每次说去哪里玩，李兰妮说得最起劲最积极；到了真要去的时候，她就扫兴开溜总说她有事。
　　打住。停——李兰妮，你在绕圈。你害怕谈到你不快乐的一面，你不想分析造成不快乐的几个因素。你怕什么？我不知道我怕什么，可我真的不想谈。你不要逼我逼得太紧太急。我紧紧地，一把一把地揪扯我的头发。不想说。
　　那快乐九条和不快乐五条背后的东西太多了，太复杂了。每一句话的背后，都有很多故事。
　　感慨。辛酸。
　　我只能尽量用简单的词，不动感情地罗列出来。
　　今早醒来，脑袋瓜子里面累。我的头好像单独出游了一整天。
　　长久以来，我一人似乎等于三个人。我的身躯在现实中活，而我白天常常会出神，元神出窍四处游历，夜里我的魂魄经历着另一种人生。
　　或者这么说吧，我一世活在三世中。不管是在白日梦里还是黑夜梦中，都比现实中的我辛苦。
　　从小学开始，我就多梦。梦境很清晰，里面的人物事件都非常清楚，醒后久久缠绕我。
　　从这样的长梦中醒来，总是疲倦的。梦很真，很实在，有头有尾，有时候甚至我自己都糊涂了，现实的一天我可能记不住，但梦中的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以为人人做梦都是如此。
　　长大之后，偶尔跟朋友们谈起我做的梦，朋友们说，我们的梦都是很虚的，零碎的，不连贯，醒来就忘了。你是不是真的梦得这么复杂呀？你怎么可能记得这么清楚呀？你开玩笑吧？你乱编吧？听人这么一说，我才知道旁人做梦的情形不同。为免误解，我提醒自己，少跟别人说梦，说了也是白说。
　　但这是抑郁症认知记录，平时不太说的应该尽量说。
　　昨晚，不，应该是凌晨的梦，因为我每天凌晨1点以后才熄灯就寝。
　　我跟几个女同事去香港出差。（前面梦境乱，不清晰。）入住一个类似国际青年旅馆的地方。简陋，没有单独的厕所和浴室。男女公共厕浴场所是用帆布围起来的，像低档大卖场的临时试衣间。
　　一出客房就是食堂后院，杂工们在洗碗、洗菜。我们要穿过脏腥湿漉的水泥地进食堂，然后出门上街。
　　路过后院时，我看见洗菜大盆边扔着一条一尺多长的海鱼，形状有点像马鲛，但比马鲛鱼短，宽，漂亮。银白色的鱼身闪着光。我好奇，顺手捡起看看又放回原地。
　　参加一个会议。头重，眼睛涩痛，脸颊不舒服。
　　我独自回旅馆，路过后院洗手盆时，我在盆上的方镜里看见了我的脸。
　　我的脸灰暗，长形脸已经浮肿成方圆大脸，就像水发鱼肚那样泡涨鼓起，肿得透明的脸皮下透出黑气，像一个巨无霸潮州水晶包。
　　我吓了一大跳。镜子里的人不像我。只有眼皮还没肿，依稀辨得出是我。幸亏我是很单薄的那种单眼皮。
　　头、脸、五官以至全身都难受，又痛又痒又肿胀，呼吸困难。不能躺，不能久站，只能背靠墙壁斜坐床上。
　　这是什么怪病呀？突然变成这样的丑八怪，谁能帮帮我？我想回深圳看病。但是这模样过关成问题，跟护照上照片太不像了。
　　我又到后院方镜前照照。连眼皮都肿了，只剩下一丝细缝。我都不认识镜中人，谁能证明我是我？我怎么过入境关？很着急。
　　（之后是同事们回旅馆，她们帮我试过很多办法，一一道来太冗长。身心倦，就倦在屡屡折腾屡屡受挫的过程很长。减掉它。从后面的梦境里抠出一小节。）来了一位香港医生，中年，男的，谁都跟他不熟。这人问我上午去过哪些地方，做过什么事。他看了看，想了想，说：你这是过敏。
　　他盯住我说：知道是什么过敏吗？仔细想想。
　　我想啊，想啊，我想起了那条银白色的海鱼。
　　医生说：就是那条鱼。
　　我说：要去医院打针吗？心里一阵轻松。是过敏就简单了。打针我打得多啦，什么针没打过？医生说：不用打针。你去捡起那条鱼，往脸上抹，一直抹到消肿为止。
　　这人真的是医生吗？香港私人诊所的医生说话负不负责任呢？那条海鱼不知死了多久，扔在洗碗的地上又脏又腥，现在大概都臭了，说不定已经丢到垃圾堆去了。真要去捡回来往脸上抹？多恶心。会不会越抹越肿？万一头脸烂掉了岂不更可怕？医生走了。他没打算说服我。
　　我告诉自己，如果能在洗碗盆边找到那条鱼，我就试；如果找不到，那就证明本不该试。
　　那条银白色的死海鱼居然还在原地。
　　我只好抓起它往脸上头上抹。抹过来，抹过去。很无奈，很恶心。觉得自己很愚蠢。
　　抹了几遍，我凑到方镜前照照。脸上的肿真的消了一些！喜出望外。我对照镜子，用力紧抓鱼身，往脸上使劲又搓又磨，直到恢复了本来面目。
　　喜悦。着急。满头满脸满手及全身都有鱼腥味，又脏又臭，我要立刻洗个澡。我想痛痛快快洗个澡，从头到脚，洗得干干净净，香喷喷的。可是公共女浴室在检修不能用，我想闯到男浴室洗，但那里面进进出出总有人。着急。着急。我很想洗个澡。干干净净舒舒服服洗个澡。
　　像百米赛跑运动员等待起跑那样，我一直等待见缝插针抢占浴室。等不到。等不到。
　　着急。我渴望全身冲洗得干干净净。2005年10月13日链接肿瘤医院门诊病历摘录检查日期：2000年5月12日甲状腺Ca术后复查：残留甲状腺组织密度均匀，未见占位病变。右颈胸锁乳头肌深面见淋巴结1×0.6cm，左颈亦见小淋巴结0.5×0.5cm,气管居中。
　　印象：甲Ca颈淋巴结清扫术后所见如上述。
　　2000年5月16日头颈科专家诊断结论：颈Ln左、右各有一粒，大小0?5cm（1）左旋甲状腺素（2）嘧福禄2（片/次）5（疗程）21（天/每疗程）补白嘧福禄是化疗药物。每疗程要服用二十一天化疗药，休息七天，然后开始第二个疗程。五个疗程要连续做。
　　这是我开刀做右颈淋巴清扫手术后第一次复查，已做淋巴彻底清扫手术的右颈部又出现可疑淋巴结节。
　　我拿检查结果单找头颈科博导咨询：这到底是清扫手术做得不干净，留下了隐患，还是肿瘤复发了？博导答：两者都有可能。观察吧，待结节长到三厘米时再做手术。郁闷！2月才开完刀，5月就得知，要有再开刀的思想准备。
　　我并不知道，即将开始的化疗比开刀更难以忍第5篇认知日记
　　2003年6月22日星期日上午10点50分
　　现在是下午4点50分，治疗开始。
　　今天起床前很难受，浑身乏力，心脏好像跳不动。
　　心情与思绪沮丧起来。治了这么久，进展缓慢，这样的生活要持续到哪年哪月？吃饭肯定腹胀疼痛；睡觉连做噩梦或持续失眠；没力气与人交往，更没体力去旅游或运动。有时甚至看电视、听音乐的精神都没有，这种日子很难熬。
　　负面思维在蔓延，我必须阻断它的肆虐。
　　“这是上帝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振作。心要静。勇气你在哪里？手，手你必须伸出来，去啊，去摸索药瓶、水杯。健康人想像不出这时候病人要把药和水举向嘴边是多么的费力。
　　我战胜沮丧起床了。
　　打开卧室窗帘，才知外面天气很差，阴沉的雨越下越大。心倒镇定下来了。
　　我知道，每逢这样的气候，我的身体总会出现不适。但我可以调整心情，沉住气，只要天气好转，不适症状就会减轻。
　　起床后，不论做什么，心里都默诵：“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是美国皮尔博士《积极思考就是力量》一书所教的方法。书中还有以下训练法：1.练习静默，倾听内心深处上帝的声音。
　　2.从上帝那里汲取能量，顺从上帝的节奏。
　　3.把快乐当成一种习惯。
　　4.慢下来，放松。
　　5.在潜意识中交托、相信。
　　6.练习倒空心思和不安全感。
　　7.想像自己在上帝的怀中休息、恢复。
　　8.让祷告充满感恩。
　　9.体力活动可减轻压力。
　　10.练习只是坐在阳光下的艺术。
　　随笔不知道其他抑郁症病人有无这样的“特异功能”：变天或雷雨、热带风暴形成前，天灾将要发生时，会有感应。因为这时我的身体会特别难受。
　　每逢此时，我心里就会自问自答：天有病，人知否？知道啊。
　　天有怒，人知否？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所多玛、蛾摩拉之城被毁灭的故事。这两座城里的人充满诡诈、欺骗、骄奢、淫乱和不义，上帝用硫磺之火将城夷为废墟。
　　人类对自然的不敬和剿毁愈演愈烈。当心报应。
　　身体软弱的人有福了，他们心里会敬畏造物主，敬畏大自然。
　　重新翻看认知日记，不禁回味一句话：“练习只是坐在阳光下的艺术”。
　　如果你对一个都市上班族谈“练习只是坐在阳光下的艺术”，对方会认为奢侈，无聊。
　　职场即战场，人人争先恐后，睡觉都恨不得睁着一只眼。“只是坐在阳光下”？不要饭碗了？那是神经病。
　　当我坐在西聚园长椅上晒太阳时，我的心一分钟都没有停留在原地。心神飞驰，不知要跑到哪里去。不知要追赶什么目标。但不跑就是不行，心似野马跑惯了，勒不住。
　　日记里还摘有这样一句话：一次只做一件事。
　　过去我恨不能拥有杂技演员那样的本事：双手转着几只碟子，同时双脚蹬着伞和瓦缸，头上顶着一摞瓷碗，嘴里还咬着一枝花。即便吃早餐，我也习惯于边吃边看电视翻报纸听音乐，同时还不断打手机或固定电话。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知觉同时开动，一心几用。
　　我们早已习惯用最少的时间来办更多的事情，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
　　那些关于抑郁症的书，都谈到了如今抑郁症病人增多的原因：过度紧张。
　　生活的不稳定性；信息泛滥；增速；高期望值与实况之间的鸿沟。
　　这已是老生常谈。就像听见“狼来了”，谁会当真？谁会在乎？我们只关心职位会不会被别人取代。房要买车要换，人往高处走，迅速拼抢一切资源。工作环境变幻沉浮，居住位置东迁西移，家庭的聚散离合伤筋动骨，身边的人事朝是夕非。我们可以相信谁？我们能够求助谁？
　　我们习惯说，活到老学到老。但是，在信息的洪流中，人被淹没窒息。
　　我们面临的知识和信息量等于以前所有世纪的总和。每五年为一周期，现存的知识量就会再翻一番。我每次进购书中心，只要在书架上下浏览二十几分钟，就会头晕、胸闷。书太多啦，像一座座山倾压过来。无形，无息，但确有杀伤力。
　　电脑、传真、电邮都在催促我们快些、再快些！这是急于求成的年代。
　　最好心一想事就成：今天早上买鸡蛋，下午就孵出小鸡来，明天就能下蛋，后天就繁殖成养鸡场，大后天就荣登福布斯富豪榜。
　　父母恨不得儿女入名校，进跨国公司，拿百万年薪，嫁豪门娶名媛，生高智商美儿女。比尔·盖茨能成功，我们为什么不能？怎么可以一次只做一件事？怎么敢“练习只坐在阳光下的艺术”？怎么敢！2005年10月14—20日链接《所多玛和蛾摩拉》摘录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想亲自下去察看，然后再决定是否剿灭这城。
　　亚伯拉罕替城里的人求情道：假如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你不因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而饶恕其中的人吗？上帝说：我若在所多玛城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饶恕那里的众人。
　　亚伯拉罕恳求道：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假若那里有十个义人呢？上帝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上帝打发两个使者去所多玛察看，只要见到十个义人，便饶恕那里的人。——《圣经》故事补白如今有些人比所多玛人罪过还大，没有任何信仰、道德的约束。他们所在之城尚未遭天火毁灭，是因为那城里还有十个以上的义人。
　　听过这故事的人多，警醒、反思的人少。有人嗤之以鼻，从不跟孩子讲这样的故事。这样下去，城里的义人会不会越来越少？我担第6篇认知日记
　　2003年6月24日星期二
　　依然是脾虚湿困。中医说，不能勉强锻炼，不然适得其反。
　　我在练习将快乐当成一种习惯。面对看病、吃药、不适等每日必须经历的过程，保持心理平衡。
　　英国心理学家苏珊博士在《看见红色感觉蓝色》一书中，认为抑郁症的负性思维方式可以在几个月内得到扭转。这种认知治疗大约需要二十次左右，每次四十五分钟。
　　抑郁症病人内心有一种不间断的自我批判：1.对自己的负面认识：“我一无用处”；2.对周围世界的负面认识：“事事不顺心”；3.对未来的负面认识：“我永远不会好起来了”。
　　认知疗法可分四步走：1.为病人制定一个每日日程活动表。让病人活动起来，避免在心中反复琢磨自己的问题。
　　2.让病人列出那些能给他带来快乐或成功感的活动（不管这活动多么细小），以使负面思维重新获得平衡。
　　这些活动可以消除病人的无助、无望感。病人很快会开始感到一些满足和某种程度的成就感，感受到某种变化。
　　3.使病人相信他的负面想法仅仅是想法，而不是事实。
　　一些固执的想法可以用具体的显示来否认。例如：“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可以变成“我开会发言可能不够好，但我在谈话中的耐心却很让客户满意”等。
　　4.治疗师从一开始就衡量病人的强项和弱项，从而选择能取得最佳效果的治疗方式。
　　最终目标是将抑郁病人的负性思维模式永久地逆转过来。
　　辅助治疗方法：1.服用B6、鱼肝油；2.多吃鱼、香蕉，喝喝咖啡；3.每天散步六十分钟，五周可见效。户外运动能缓解焦虑，分散病态想法。
　　4.每天在同一时间起床，努力保持最佳睡眠量。
　　5.常听快乐音乐、快拍子的音乐。
　　6.每天记日记清理思维。
　　7.看电影、戏剧。
　　8.想做有乐趣的事尽管去做，适当放纵一下自己。
　　9.拒绝干扰，关手机，雇人打理家务。
　　10.每天用“一次贴”计划来减轻心理负担。
　　我从6月6日开始进行这种认知治疗。
　　苏珊博士这本书比德国心理学家努贝尔的《不要恐惧抑郁症》写得好。条理更清晰，内容更丰富，更专业化但又不艰涩。而努贝尔的书可能是发在报章上的，太浅、太简单。
　　德国的心理学家属弗洛伊德学派，更注重童年阴影对病人的影响，更主张心理疗法。
　　英国的心理学家对童年因素只是一笔带过，他们更注重药物疗法，认为病人主要是因为长期压抑、紧张，导致脑化学物质失调，大脑中5-羟色胺减少所致。但他们都承认认知疗法有较好的作用。
　　对付抑郁症可用：信仰疗法+药物疗法+认知疗法。
　　着急，恢复太慢。
　　沮丧、软弱时，记住“信靠的人必不着急”，“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上帝有他的计划。要顺从。
　　祈祷，交托，感谢，安静，等待，盼望。怀着一颗属灵、喜乐的心。
　　随笔此时是广州的舒适季节。气温20—31度，湿度50%，阳光亮，风送爽。这样的日子全年屈指可数。这样的日子里可以回忆。
　　时间：2002年12月23日上午地点：深圳北大医院精神卫生科专家诊室人物：李博士、李兰妮诊室的门敞开着，李兰妮在门口一探头，正空闲的医生就面带欢迎的表情示意她进来。
　　李兰妮心里飞快地想：真稀罕。医生居然空着，还会微笑。因为这里是特诊部医生就特别和蔼吗？不一定。怕是因为这个专科门可罗雀。什么叫精神卫生？名字有点扎眼。谁愿意进这种诊室啊。还有，挂一个号要一百元，有点贵。我要不是二级保健对象，挂号只要二元五角，我也不会走进来开药。
　　李兰妮站在医生对面，她注意到诊台医牌表明这是个博士。
　　李兰妮（抢先声明）：我不是来看病的。我想开点安眠药。你这儿能开几天的药？李博士：你坐下来说。
　　李兰妮见医生并没有立即写处方单的意思，只好坐下。
　　李兰妮：我经常要吃安眠药。可是有些医院一次只给拿三天的药，到外面药店又买不到，请你给我多开点好吗？李博士：我这里只能开七天的药。
　　李兰妮（颇失望地）：那……你药量给我开大一些吧。安定我一次要吃两片。舒乐安定有一次我吃过四片。
　　博士一副吃惊、谴责的表情。
　　李兰妮：嘿嘿那一次是吃多了。第二天在屋里走路都走不直，直往墙上撞，不会拐弯。直摔跤。
　　李博士：说说失眠症状。详细一点。
　　李兰妮心里嘀咕：多耽误时间啊，开几片药还要问半天。大概一上午都没病人来，博士总闲着对不起国家多年的栽培。
　　李兰妮：入睡困难。吃药也得一点多两点才睡着，到四点左右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所以药量一定要大一些。
　　李博士突然坐直了，头往前倾，两眼放光。好像缉毒员嗅到了可疑气味。
　　李博士：持续了多长时间，这种早醒？李兰妮：有……两个多月吧？不止。这一年多我睡眠都很差，总做噩梦。早晨醒来比没睡觉还累。
　　博士像缉毒英雄发现了可疑的脚印。进入状态。
　　李博士：你不是一般的失眠。你最好做个心理测试。
　　李兰妮心想：我根本不信你那一套。
　　李兰妮：别别……我只想开点药。
　　李博士：你听我说，早醒之后不能够再入睡，持续十五天以上，就要小心抑郁症。抑郁症你知道吗？李兰妮：抑郁症？就是说人很忧郁想不开是吧？李博士：不完全是这种意思。这是一种精神疾病，病人至少有三种临床表现，早醒难入睡就是其中一项指标啊。当然，也有忧郁……李兰妮（立刻打断）：我没啥可忧郁的。上不用养老，又没要孩子不用操心。我可以不上班，没有工作压力，朋友一大堆。挣的钱够我自己花，我丈夫……热门专业身体健康。我父母有我弟弟照顾，我弟是孝子，我很省心。
　　李博士：可是……衡量抑郁症……李兰妮（显摆地）：我癌症开刀没掉过一滴眼泪。我知道自己癌症转移要做化疗，我没哭过。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说我非常非常乐观。我怎么会忧郁？李兰妮根本不给医生插话的机会。
　　失眠的人未必心理脆弱，失眠跟抑郁无关。她要说服医生把安眠药的剂量尽量开大一些。
　　李兰妮：有个朋友说我，这家伙得了癌症一点不忌讳，像中了六合彩一样到处说。还有人问，是不是医院弄错了？她怎么比我们没病的人还精神啊？李博士（突然插话）：你是不是自控能力很强？李兰妮：对呀。从小到大，我特别独立，特能自控。找我倾诉的人很多，但我没什么要倾诉的。有个同学半开玩笑跟我这么说，喂，李兰妮，每次都是我找你说一通哭一通，什么时候你也在我面前哭一哭啊，省得咱心理不平衡。其实，她不明白，我天生不爱哭。
　　李博士：这样更——危险。越能自控的人，就像一张弓，一直绷得紧紧的，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啪！就断了。白天你可以自控，夜晚潜意识就控制不住啦，所以你总是做噩梦。
　　李兰妮噎住了。
　　她想起了一个梦。手术后不久，她做过一个梦，她在梦中对一个朋友哭着说：区区，我得癌症了！是的，哭过一次，在梦中。博士的说法不无道理。但是，由此界定这就是抑郁成疾，实在牵强可笑。
　　李博士：抑郁症还有两项硬指标，一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来，你最喜欢做的事，莫名其妙不想做了；还有一点，脑子里有……有自杀的念头在转呀转。
　　李兰妮：我可没想过自杀！现在抗癌药进步多了，我不至于痛得要自杀。我跟主治医生也说过，绝不会让癌症吓死。认识我的医生都夸我心态很健康。我这人真的没啥可忧郁的。我要是有抑郁症，恐怕世界上一多半人都有这病。（笑）哪怕是全省人民都抑郁了，也轮不到我这种人。
　　昨夜失眠。直到凌晨3点多，在漆黑的书房里，我还披着毛巾被，游魂似的转，嘴里念着一个个令我安神的词：放松——快乐——幽静——美好——鲜花——绿地——蓝天——转累了，就坐在窗台上，遥望睡眠中的城市；看厌了，就靠在沙发床的枕头上，告诉自己：不着急——我一点都不着急。不怕——睡吧——睡吧——今天觉得困倦，午休时仍睡不着，头痛。
　　格温多琳在《抑郁症完全指南》中告诫抑郁症病人要注意这种危险：“当患者重温并讲述过去生活中的不幸及创伤时，他们的身心会被重新笼罩在过去的阴影之中而不能自拔，这样，反倒更加重了他们的绝望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治疗师正确与及时的专业引导的话，他们就很难从其阴影中再摆脱出来。”明白了。为什么我不愿回忆癌症手术的细节？为什么谈及抑郁经历只能点到为止？我想摆脱那天罗地网般的阴影。
　　2002年12月23日上午，深圳北大医院精神卫生科的李博士给我开了七天的阿普唑仑，七天的抗抑郁药帕罗西汀，吩咐七天后再去复诊。
　　我吃了阿普唑仑，我以为它就是我平时吃的安定。
　　我没吃帕罗西汀。我没再去复诊。
　　我把这位博士的诊断当笑话说给几个朋友听。大家都觉得挺逗，很可笑，李兰妮有抑郁症？哈——那满世界还有谁不抑郁呀？直到如今，有朋友仍然不相信我得了抑郁症。一位闺中密友说：你有个鬼抑郁症啊，我们都抑郁了，也轮不到你抑郁。医生也会错的，肯定是搞错了。
　　努贝尔先生在《不要恐惧抑郁症》中指出：“所有抑郁症患者的一个特征是，他们都试图尽可能长地躲藏在‘一切正常’的表象后面。”“他们巨大的自控能力和强大的意志，仍然使他们去履行每日的义务和要求，而把他们的病痛留给自己，不让身边的人有所察觉。”
　　当年，女作家三毛用丝袜自杀于医院病房的浴室，许多人大惑不解：一点没看出来呀。护士说，当天夜里查房时，一切都很正常。
　　2002年，作家杨干华用皮带自杀于单位宿舍也令同事困惑：一点没察觉呀，他头一天还开了一下午会，一切言行很正常。
　　还有，《广州文艺》前主编钟子硕，自杀前半小时还在工作、跟人谈话，很平静，一切正常。谈完话，走到高楼顶层跳下。
　　还有还有……
　　在我们身边、周围，肯定会有这样的抑郁症病人，他们跟你说说笑笑，似乎一切正常；但他们心里已无数次周密计划着自杀行动，他们赴死的决心是冷静的，就像狙击手，早早端枪瞄准了目标，一触即发。
　　当他们的尸体渐渐变冷变硬时，活着的人还是那句话：一点儿没看出来呀。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件事。人们选择回避，缄默，淡化，遗忘。
　　什么时候，人们才懂得伸出援手？下一个死去的重度抑郁症患者是谁？2005年10月22—25日链接《看见红色感觉蓝色——愤怒与抑郁之联系》摘录抑郁症的检测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时间因素，也就是说病人至少在两周里，而且在白天大部分时间内情绪抑郁，或者丧失对生活的兴趣。
　　第二个方面是一份身心症状的检查表。只有当你符合下列五项或五项以上时，你才会被诊断为抑郁症。这些症状如下：·情绪抑郁·丧失兴趣和快乐·胃口紊乱·睡眠和活动发生变化·疲倦·不应有的负疚感·集中精力有困难·有自杀的念头或计划——［英］苏珊·阿尔德里奇
　　补白做以上这样的摘录时，我总在抑郁症病人和写作者两种角色中感到冲突。
　　作为病人，我理应把这些专业人士的话摘录在此，让我自己和有抑郁症倾向的人、关心人类精神障碍的人直接看到业界权威人士的原话。解渴。
　　作为写作者，在一本书中这样摘录医学专业术语和论述，这使我很不舒服。不把专业论述融会贯通，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这是失职。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抑郁症病人兼写作者”。可我两头不讨好，过不了自己这一关。第7篇认知日记
　　2003年6月25日星期三上午10点40分
　　昨天晚上我又梦见了考试。
　　这几年来我常梦见考试。每次在梦中都非常焦虑。要么迟到时间不够了，要么卷子不清楚。总觉得自己本来是有能力完成的，但就是有各种干扰而答不出来。
　　昨晚前面大段的梦境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最后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一个根号里面是12，但根号上端那个小数字就是看不清楚，干着急，没法做下去。时间快到了，我打算放弃。这时老师在向考生们解释。老师指着我的卷子说：这里是12除以3的意思。我一下轻松起来，原来这么简单。赶快写上答案：=4。心里很快活。觉得原来考试比想像的容易许多。早晨醒来后，心里暗暗欢喜。这是几年来第一次梦见完成了考试。
　　也许这就是病情好转的象征吧。
　　我进步了。负性思维是可以扭转的。“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好高兴啊。
　　昨天下午世界卫生组织撤消了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并给予疫区除名。大小环境都在好转。我要常记住好事情，培养好心情。
　　随笔2003年的6月，抗抑郁药刚起作用时，我渴望补课。我想知道抑郁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抗抑郁症药物究竟有多么可怕？为什么患病的是我？我可以向谁请教该怎么活？过去所看过的书，没有谈及抑郁症的。我到家门口的学而优书店去找书，我买到的第一本谈及抑郁症的书是《看见红色感觉蓝色——愤怒与抑郁之联系》，第二本是《不要恐惧抑郁症》。
　　两本书都出自三联书店。前者扉页：2002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后者扉页：2003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2003年春季是SARS爆发时期，不知道这批书是什么时间从北京运到广州的，什么时候进的货上的书架。打心底里感谢有人翻译出版了这么“冷门”的书籍，有书店在卖这样的非畅销书。
　　我写认知日记时，纯粹是不得已，自救手段之一。
　　为什么现在要附上随笔整理出书呢？希望利己利人。
　　利己是痛定思痛，我需要反省，需要脱敏，需要想想往下该怎么活。我需要出死入生，成为新人，进入新天新地。
　　利人是想助抑郁症病人一臂之力：别放弃！信心、盼望和爱一定能救你出水火。你要先伸出手来，要相信一定有一只手伸过来救你。你的经历可能比我还惨痛，你走的弯路也许比我还多，但是，我们要一起来打破沉默，为自救救人而说，为自救救人而做。
　　利人包括协助医生深入理解抑郁症病人。
　　利人也是想帮助抑郁症病人的亲属，别一大意铸成终生愧疚。请用心来听，请用心来看，你能听到那无声的呼救，你能看到那只伸出来却被遮挡住的求救的手。
　　苏珊博士指出：“所有抗抑郁药物在发挥作用前都存在一至四周的滞后期……如果病人在感到最绝望去寻求帮助时，而被告知他们要等上几周症状才会改善，那将会多么可怕（当然，更糟糕的是事先不告诉病人有关滞后期方面的事）。”你走投无路，只好接受药物治疗。你已经支撑不住了。但是，在你最绝望的时候，药物不能立刻拯救你。你就像一条东海小鲋鱼，不幸跌落在风吹日晒的石板路上。你需要水活下来，哪怕半瓢水。但那些答应救你的人却说：耐心等吧，等我们到西江引水来救你。没等他们走到西江，你已经被晒成鱼干了。2005年11月27日链接今天收拾书桌，见到了一张发黄的字纸，看起来是刚写抑郁症认知日记阶段的备忘录。因为不知道认知日记到底该怎么写，才能达到治疗效果，我就想当然地列出几项提醒。但是，试过一次就放弃了。
　　现实中写认知日记无法规定具体内容。当时想到什么，能在电脑键盘上敲出字来，已属难得。它经常是非理性的，不能控制的，就像病人在弱智状态下自语。车轱辘话来回说，把郁结在心里的冰与火疏导出来。
　　我记得字条早扔了，没想到此时它又冒了出来。那就摘抄在此做参考吧。这是我理想中的认知日记。我做不到，但愿其他抑郁症患者有人能做到。
　　认知日记有以下内容：1.列出生活中快乐、幸运的事情，以及不愉快、焦虑的事情。
　　2.心理学派的各种实用理论和疗法。
　　3.对疗法的体会、细节描述。
　　4.清理思绪，自言自语，分析自我。
　　5.鼓励自己，把每天的小快乐记录下来。
　　6.渐渐记下心理书中精粹例子。
　　7.驱散负面意识。
　　8.勾勒健康、活力、快乐图景。
　　补白在我刚吃抗抑郁药物的头一个月里，药物副作用令我备受煎熬。我跪在沙发上看着墙上的钟一秒一秒地走着，脑子里常会闪过“东海之鱼”这四个字。我就像那条鲋鱼般忿忿想：我等不了啦，我就要成鱼干啦！我们每个人都有过或将要面临“涸辙之鲋”的经历，我们也会遇上“涸辙之鲋”向你求救的时第8篇认知日记
　　2003年6月27日星期五上午10点40分
　　看中医。看的是特诊，仍觉得很累。很盼望尽早恢复正常体力。
　　在门诊翻阅《健康报》，上面有一则问答，许多患者问：怎样才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相对固定的门诊医生？回答是：慢性病患者找医生，不要盲目追求高职称、深年资、大名气，应找专科、认真、负责、有耐心、有时间回答病人咨询的医生。
　　这信息让我感到欣慰和鼓舞。
　　我现在常到这家医院的精神卫生科、中医科看病。龚主任、陈主任虽然没有另两家部级医院的专科主任名气大，但他们很耐心，也有时间回答我提出的许多问题，治疗效果也挺好。这家医院离中山大学校园近，特诊服务不错，挂号费用也便宜许多。
　　我在另两个地方看病时，虽有熟人介绍，但候诊时间很长，路途远，挂号难且贵，根本没有充裕的时间咨询。
　　上帝啊，信实、慈爱的神，你时时处处指引我，看顾我，你应允我的祈求，关上我不该通往的那些门，只打开我应该前往的那扇门，让我的脚步稳健而轻快。
　　上帝啊，信靠你的人真是有福。正如你应许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通过这样的操练，我增强了信心。我有了安全感。我必会走出抑郁症的阴影。
　　随笔2003年农历正月初八，我在珠江边与朋友们吃晚饭。朋友说起医生的过年忠告，要特别当心咳嗽发烧。初九，手机里就有了谈咳色变的短信。接下去就是排队抢购白醋、情侣戴口罩约会的传闻。紧张了近十天，市面上又平静了。我以为事件基本结束，就把这些事当笑话告诉了王云。我在广州，她在北京，通过电话笑得东倒西歪，商量着要不要拍一个喜剧电视短片。我们根本没想到，一场世界注目的悲剧刚拉开序幕。
　　SARS疫情告急之时，各大医院门诊病人锐减，我却频频出入这高危地带。
　　春节过后，我发现自己就连为回深圳而收拾行李箱都做不好。大脑发出指令，躯体与神经系统连接不上，就像机器人电脑线路出了故障，起卧行走如同弱智梦游，心神涣散。非常非常疲倦，非常非常辛苦。失眠失眠失眠，噩梦噩梦噩梦，沮丧沮丧沮丧。没有起始，没有结束。
　　我又到深圳北大医院精神卫生科诊室开安眠药。这回看病要排队，尽管一百元挂一个特诊号，等待看病的人都坐在沙发上听从护士指挥。排在我前面那个人看了好久都不出来，我敲开诊室的门，对李博士说，我就开点安眠药，一分钟就行，可以给我开个处方吗？博士很严肃地说：出去等。
　　病人增多时，医生惜字如金。
　　终于该我进屋了。问诊简洁。
　　博士说：你必须服用抗抑郁症的药物。
　　我说：我会考虑的。
　　心里根本不信什么狗屁抑郁症。我要的只是安眠药。
　　但是，他提到的抑郁症三项临床症状有两项在加剧。我要找出一种病来，以证明我患的不是抑郁症。
　　第一站是广东最著名的肿瘤医院头颈科。
　　2000年淋巴转移癌全清扫术后不久，我的颈部又发现可疑淋巴结。2001年12月底，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期间，北京某权威肿瘤医院的头颈科主任建议我留在北京立刻做手术，左右颈部各开一刀，以防后患。当时我的体质实在经不起再挨两刀，暂且选择了保守疗法。
　　莫非淋巴结恶化了？这回挨刀就挨刀，挨刀也比目前景况强。不过手术是在广州做还是去北京做呢？不料，仔细检查后，那位广东老博导说：没事。放心。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没有问题。
　　可是我真的很疲倦啊，比2000年开刀前还疲倦。你叫我做化疗的时候说过，要当心癌症转移到大脑或骨头里。我再做做核磁共振、同位素扫描和CT吧？老博导说：这些检查做多了伤身体。走吧。你免疫力低，这种时候少到医院来。
　　那我总失眠总疲倦怎么办？精神科医生说我有抑郁症。
　　老博导站起来，示意我快走，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哪里会有抑郁症？不会的。你很坚强啊很乐观啊。什么抑郁症，没有，没有的事。
　　肿瘤专家都说我没有抑郁症！我满意又困惑地走出肿瘤医院的大门。
　　跟癌症无关，那是什么毛病呢？某部属医院妇科。
　　李兰妮在诊室走廊徘徊，不时往里张望那位女名医。
　　主任医师，有二十多年临床经验，年富力强，有些发胖，大脸盘，脸上的神情很权威。动作幅度稍大，有力。如果她当产科医生，伸手一拽，多捣乱的婴儿都得乖乖出来。
　　看病遇上这样的专家让人油然而生敬佩。李兰妮热切期盼着这位主任快刀斩乱麻，三下五除二就能找出她的毛病。十有八九是更年期综合症。听说如今三十至六十岁的人都有可能患上更年期综合症，吃点激素就能调整身心。
　　李兰妮坐在就诊椅上，专家翻开了她的病历。
　　李兰妮（谦恭而迫切地）：主任，我很可能是更年期综合症。失眠总做噩梦，很可怕的梦，每天早晨醒来都非常疲倦。听说吃点激素会比较好，是吗？女专家（不动声色瞥了李兰妮一眼）：有潮热盗汗吗？李兰妮：没有。
　　女专家（冷静地）：心悸呢？李兰妮：没有。
　　女专家：例假正常吗？李兰妮：正常。
　　女专家：脾气是不是比以前暴躁？比如吵架、生气什么的？李兰妮（有些惶然地）：没……有。我跟别人包括家里人一贯不吵架，也不暴躁……主要是我没有力气暴躁。
　　女专家没说话。做完例行检查，她把病历推到李兰妮面前，一个字没写。
　　女专家：谁跟你说你有更年期综合症啊？李兰妮：我……我觉得……我猜的。
　　女专家：你猜没有用，要医生下诊断，要科学。
　　李兰妮：可我失眠……女专家：少胡思乱想，多运动。家务活什么的，做做有好处。
　　她示意李兰妮可以走了。
　　李兰妮摊开空病历，有点不死心。
　　李兰妮：能不能……给我开点激素？不要开点药吃吃吗？女专家：激素不能乱吃！你不是更年期综合症，开什么药啊。
　　此后，李兰妮又去过另两家大医院，希望医生能给她下一个更年期综合症的结论，开点激素吃吃。
　　照样碰壁。她在另两位主任医师眼中读到了这样的潜台词：开什么玩笑？这人脑子有毛病。
　　李兰妮很讨厌“抑郁症”这三个字。李兰妮会得抑郁症？荒唐。荒谬。精神卫生科医生真能瞎掰，这种结论简直伤人自尊。
　　李兰妮最大的优点就是坚强乐观，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也不哭。从十四岁起，什么医院没进过？什么医生没见过？住院住得够多啦。手术室、运尸车、蒙尸布、太平间、红棺材，还有夜半哭丧的人、手术后严重破相的人、奄奄一息等死的人，还有被白血病吞噬的小女孩、化疗放疗后秃头精光溜光的老阿婆、尿毒症哀嚎骂声惊心的黑脸大妈、脸肿得像渗水浮尸的内分泌重症室阿姨，很多很多，数不清，算不过来。
　　不敢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但真是扶着医院并不太白的白墙壁，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真的习以为常。没有什么可抑郁的。
　　李兰妮继续辗转于各医院各科室。严重失眠，极度疲乏，不信找不到原因，不信找不到药吃。
　　莫非胃出血导致全身无力？胃镜、钡餐透视。结论不足挂齿：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
　　查血糖、尿糖。糖尿病人不也消瘦乏力吗？抽血化验，啥事没有。
　　再下一站，五官科。
　　睡眠跟鼻咽有关联，不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李兰妮：主任，我想查一查，听说广东鼻咽癌发病率很高。
　　专家：你是广东人吗？李兰妮：我祖籍黑龙江，可我生在广东。
　　专家：那没事。有点咽炎。喝点盐开水，平时嘴里含点话梅、陈皮之类的，就是你们女人经常吃的小零食。
　　大脑似乎已经跟躯体脱节。每天都有恐怖袭击，频率越来越密。就像毕加索的画，我看到头在一旁飘浮，四肢像被斩首的青蛙发蔫，身子是空的，脑浆——鲜血——额头那一块皮——两个眼珠子……浮在空中飘，各飘各的。过去我看不懂毕加索的画，现在我就是毕加索的一幅画。形神散溅，一摊一摊，一坨一坨。青色的血管、粉红参差带肉的骨头、泥土色瘪皱的手指、翻裂开来黑白两色的头骨皮……收不拢，聚不住，在空气中飘移。
　　我捂住眼睛，使劲敲打我的头，我很理智：停！停停停。这是一种失控状态，必须坚决地果断地理性地控控控控控制！我绝对不会发疯，我不可以迷信，我很镇定。我很正常。我面对医生依然谦恭而轻松地微笑。
　　下一站，眼科。
　　眼睛痛。两个眼珠子太累了，它们好像要么挂在眼眶外，要么在肚子里黑麻麻地被胃磨了又磨。
　　但愿是青光眼。
　　眼科检查结果没有青光眼。
　　为什么眼珠子看什么不看什么都痛？为何过去视力1?5如今只有0?8？眼科主任说，化疗的副作用多厉害啊，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免疫造血泌尿系统全部受破坏，眼睛这样就算是很正常了。
　　还有什么科室可去？SARS期间的医院，导诊台有口罩卖。外面可是紧俏脱销货。我一次就买了四个。好像是上世纪70年代的劳保用品，很厚，非常结实。很多年没见过这样的纱布口罩了，我都忘了应该怎样戴，上面两条带子该绑在后脑勺，还是挂在耳朵根儿？好歹胡乱绑紧了。可是太安全了，透不过气来。医院窗门大大敞开，绝大多数人弃电梯爬楼梯。我试了一回，戴着厚厚的口罩，爬上五楼，气被口罩所阻出不来，口罩靠嘴巴一面全湿了。我索性扯下口罩，以后看病再也不戴，电梯照乘。
　　照过肺，看过心，肝胆胰腺也彩超了两次。不记得验血验过几次。连神经外科都去过，让专家摸摸后脑勺豌豆大的小包块是不是罪魁祸首。
　　要排查的都查过了。找不到病在哪里。
　　我没有什么可抑郁的，无牵无挂，无须朝九晚五职场打拼，不必背井离乡讨生活，不用给儿女攒钱积富。深知《红楼梦》“好了歌”世事洞明，懂得名不必争争也白争，利无须夺财富自有定数。小康生活着实滋润，国土安全，盛世太平，摸着良心敢说知足，回首一生敢说问心无愧。真的真的不抑郁。
　　但是，为什么活得越来越没有滋味？为什么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为什么越来越消瘦枯干？为什么越来越厌恶自己的一切？3月下旬，情况恶化。梦里是跟死去的人说话，睁开眼睛是死去的人在跟我说话。总有声音……不，那是一种无声的声音在问我，那声音不知发自哪里，它无处不在，它不停地问问问！它问我：干吗要活下去？干吗要活？你不是不怕死吗？你活着有什么意义？死有什么不好？想知道别人为什么要选择去死吗？你能想出原因吗？你知道怎么死不痛苦吗？你知道怎么死不会吓着别人吗？你知道怎么死才干脆利索吗？我的脑子很累很累。我的身体疲惫残钝。我要花移山填海的气力把自己从这些声音中撕扯出来，我要从碗口大的古井里把自己打捞出来，我是一条被“百慕大”黑洞吸住咬紧的木船……柏林一家大学医院，对一百三十名患者进行了调查，这些病人因睡眠问题、消化问题、四肢疼痛或性障碍去看他们的家庭医生，其中10%实际患有抑郁症；但只有一半人被诊断出抑郁症，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得到过心理医生的治疗。
　　作为心理学家的格温多琳在书中说，她曾经不愿意承认自己患上了抑郁症，从来没想到或相信过药物治疗。正因为她是心理学专业人士，所以她花了很长时间去寻找自己的“正常心态”，并一周两次、一次两小时接受心理治疗师治疗，清理混乱的思绪，学习如何对付绝望。待到病情越来越严重，她的精神病医生指出，她确实是患上了抑郁症，应该服用抗抑郁药物时，格温多琳双手捧头而哭，感到自己失败极了。
　　格温多琳在书中列举了许多抑郁症病人面对确诊时的抗拒心理，感叹：人们往往都把患有精神疾病看做一种耻辱。如果让人们心中对于精神诊疗的恐惧和无知继续存在下去的话，成千上万的精神病患者都得不到应有的治疗。
　　我引用这位新西兰心理学家的叙述时，脑子总是走神，我忍不住要拿新西兰人和我们中国人做比较。
　　新西兰的人口包袱、历史包袱比我们中国轻，想必社会医疗福利要比我们好得多，他们的抑郁症患者的确诊率肯定会比我们高，抑郁症病人的社会处境也会比我们强，但是，他们对抑郁症的误解和恐惧如此之大，那么中国人怎样呢？这个问题我想不下去。
　　目前我没有能力去寻找答案，也没有勇气面对全中国这个层面的现状。可我担心我们的未来。
　　我渴盼有知识有勇气的社会精英关注中国人的精神疾患。
　　一百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不断遭遇大痛苦大患难大动乱，几辈人连着经受水深火热内忧外辱置死地而后生，我们祖父一代、曾祖父一代、老曾祖父一代、老老曾祖一代，哪一代人有过国富民强的太平日子？哪一代人不是从血泪争战死伤堆里爬出来的？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积累着太多的恐惧记忆，有着太多的仇怨抑郁，有着太多的绝望悲愤，有着太多未曾清理治疗的心理创伤和精神创伤。到了父亲一代、我们这一代、再下一代，我们潜意识中有多少封掩的噩梦？我们的精神真的十分健康吗？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像重视防治SARS一样重视防治精神疾患？我个人认为，如果再不重视防治，二十年内，精神疾患将会大爆发，它的死亡率远比SARS高，它所造成的损失将比任何一场瘟疫都惨重，它所需要的治愈时间可能长达一至两代人。要知道，抑郁症有两种表达通道，一种是内向的，病人选择自伤自杀；另一种是外向的，病人选择伤人杀人。
　　进入小康后的中国提倡建立和谐社会。我想：和谐社会的本质，应该是人格层面上的心理和谐，精神和谐。2005年11月14—18日链接《决不后退》摘录又进城了。
　　这年，我们家从海岛搬到了城里。城里人正忙着搞“文化大革命”。学校停了课，大一点的学生串联去了北京，剩下小一点的在家闲得浑身发痒。
　　我和弟弟一住进院里就给人盯住了。只要我们在院里走动，就有十几只“小苍蝇”在后面跟着，说下流话，扬沙子，扔石头，呼口号，叫我们滚出去。
　　我每天都要去食堂打早餐，打开水。每次出门我都很紧张。他们扬了我一头沙子，我冲他们大吼：“敢不敢一个搏一个？够胆的尽管站出来！”别别扭扭过了两三个月。一天傍晚，南院和北院的小孩子在操场上大较量，以“攻城”决胜负。
　　北院的选手少了一名。
　　“谁上？谁上？快点！”城堡里的人拼命招手。
　　拉拉队里没有人愿意上场。因为明摆着南强北弱，大院里打架最勇的阿光在南院。
　　我正在远处一棵树下看热闹，忍不住举了举手，“我上。”这一仗直杀得天昏地暗。我想起了《上甘岭》《狼牙山五壮士》。我左蹿右跳，一身臭汗，一边狠狠地把攻城的敌人推出去，一边大叫：“人在阵地在——跟他们拼命啊——”场上场下一片沸腾，一片混乱。
　　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周围静了下来。我抬起晕乎乎的头仔细一看，原来场上只剩下两个人，这边是我，那边是大院里最会打架的阿光。
　　我知道这下子真要完蛋了。
　　我们站在各自的城堡里对视着。我的模样一定很狼狈，就像一只兔子迎头撞上一只大灰狼。他满不在乎地看看我，甩甩手，很轻松地咧嘴一笑，说：“投降吧，没什么好打的。”兵临城下。敌人已经跑到城门口，眼看就要冲进来了。
　　全身的热血涌了上来，我想都没想，朝阿光一头撞过去，狠狠撞过去。
　　我要以死殉城，与他同归于尽。
　　阿光一闪。
　　我的头撞在地面上，眼前一黑，剧痛！我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我低着头，捂着鼻子匆匆走过操场，去食堂打早餐，打开水。我的鼻子青青的，肿肿的，有几条擦伤的血口子，还有紫药水，我知道自己很难看。
　　但是，大院里没有一个人笑话我。
　　从此，再没有人在我背后扬沙子，扔石头。1991年夏补白这篇不起眼的小散文，是我童年一个典型的画面。我是军营里的孩子，所受的熏陶就是“人在阵地在”，一句话，不怕死。
　　正因为有这样的成长背景，我难以接受“抑郁症患者”的身份。我进入了误区：这角色在动摇我的立足之地，要灭掉我仅存的一点做人的尊严。我抗拒，我愤恨，我焦灼。
　　如果我曾接受过精神病学的普及教育，就不至于遭遇双倍的精神煎熬。画面再现。我又一次粗鲁地“摔歪了鼻子第9篇认知日记
　　2003年6月28日星期六上午10点20分
　　此刻，我心里正小心翼翼地高兴。
　　今天早上起来至此时，我基本上是健康、正常的。起床前没有以往剧烈的头痛、四肢乏力或胃痛腹胀，也没有胸闷气短、脉搏过缓，没有恶心晕眩、烧心咽痛，也没有眼痛、心烦、小便不畅。
　　真不容易遇到这样的好时辰，这就叫幸福时光。
　　过去，觉得幸福是个很虚的词，想像不出幸福是什么滋味。近一年，明白了，身体相对健康（哪怕只是短暂的），感觉正常（哪怕只有一时半会儿），这就是尘世间幸福的滋味。
　　之所以小心翼翼，是因为知道这样的时刻少之又少，来去都不可预料。很享受，很感恩，知道是恩赐，珍惜得生怕一得意稍纵即逝。
　　这两天我特别注意不勉强自己看书、锻炼、写日记。
　　我已经发现自己有个大毛病，一旦看书，就开动脑筋。不懂得单纯地欣赏和享受，而把这过程变成了上课、灌输工作知识，强迫自己去记住其理论，并想像以后什么时候用得着。于是，我总处于紧张状态中。心情是疲惫的、压抑的，潜意识已经无法再承受。所以，我一看书，很快就会眼睛痛，头痛，恶心。学习的效果也不好，并没有真正看进去，更没有记住。
　　锻炼的情况也相同。我总是强迫自己要加长时间，加大强度，于是非常难受，心情和体力都受到折磨。
　　前几天，中医告诉我，由于气虚、体力不支，我只能适当锻炼，适可而止。我本来买了跳绳的用具，但医生说，以我目前的身体，根本不能跳绳，越跳越糟。
　　根据以上两点，我反思前几天写日记一事，发现自己也在勉强自己。总希望对心理做较深入的分析，记录有关抑郁症的治疗理论和办法。这样还不是在给自己不必要的压力？怪不得我一想起要写日记就有些紧张、不愉快，觉得是件苦差事。
　　多年来，我已习惯时时、事事、处处给自己制造压力和紧张。这问题一定要正视，一定要修正，否则无法彻底摆脱抑郁症的纠缠。近两天，我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方法，不勉强自己看书、锻炼、写日记，尽量活得单纯些，自然些。
　　随笔我面对电脑叹气。一会儿双手捂住脸，一会儿仰头闭目吐气。我往下要写2003年3月底至4月初的经历。可是我不愿意写，我的心情不好。
　　昨晚我又梦见课堂小测验。我没有笔写字，别人都在奋笔疾书，我却在用两根竹篾一条水红色的缝纫线缠裹一支笔芯，怎么都绑不紧，好不容易绑好了，写几个字就散掉，又得重新缠裹。急。一写字笔芯就缩进去。我想放弃测验。心里对自己说：着急有什么用呢？为什么一定要参加测验呢？别缠了，别测了，现在就离开课室。我犹豫。这样离开似乎违反校规。我在座位上继续笨拙地用红线和竹篾缠笔芯，心里告诉自己，放松——别害怕，你没有笔测验，老师会原谅你的。你可以不测验，但你不要擅自离开考场。正在这时，老师突然宣布测验取消，大家出去集合。我喜出望外。
　　梦境持续着。学校要开联欢会，同班女生都在后台换上演出服。我找不到我那件演出服。老师和班长都在催我快点找，事关班级集体荣誉。她们叫我从大堆天鹅丝绒的舞台华服中随便挑，选出一件芭蕾王子紧身衣裤叫我穿，白裤腿太窄穿不进去，拿出一件低胸宫廷贵妇裙叫我穿，穿在身上松垮得不成样子。连着试，没有一件合我穿。老师生气了，喝令我仔细想想演出服放到哪里去了。我越使劲想越想不起来。舞台监督也过来催，说节目顺序一打乱就很麻烦。我觉得对不起所有人，我很想消失掉，想躲起来。但是为了对班级负责，我硬着头皮站在后台，接受舞台监督的训斥。班长叫我快去宿舍借合穿的衣服。我往宿舍楼跑，一层一层去敲别人的门，跑得喘不过气来。心里着急地想：没时间了，来不及了。我不想让老师同学失望，不想给大家添麻烦，我要争取立功赎罪。没等借到衣服，我醒了。
　　太不愿意回忆2003年3月底至4月的那些日子。找不到合适的叙述通道。潜意识拒绝言说。
　　大约是2003年4月1日的前一个星期，李兰妮几乎问遍了所有她熟悉的非精神卫生专业的医生：有个博士说我有抑郁症，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她听到的回答都是干脆否定的。
　　李兰妮给朋友发了个手机短信，简述困扰，请她拯救一把。朋友立刻回电，她帮李兰妮联系了专家门诊。
　　那天是2003年的4月1日上午。那里的精神卫生科名气很大，那位专家是科主任。李兰妮其实不是想求医，只是想求权威说句话：你没有抑郁症。
　　那家医院是收治SARS病人的定点医院。李兰妮想，风声紧，香港电视上天天都有SARS的恐怖新闻，医院是风口浪尖，门诊部一定门可罗雀。没想到，广东人民的神经很皮实，医院门诊病人照样多，而戴口罩、走楼梯的人很少。精神卫生科候诊区每一个座位上都坐了人。主任慷慨地允许李兰妮加挂一个号，吩咐她耐心等候。
　　居然有这么多人看精神卫生科。SARS时期尚且如此，正常时期岂不“爆棚”？李兰妮她好奇地望着这些人的脸，看不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没有武疯子，也没有文疯子。多数人不急不躁边看电视边等叫号。有人闭目养神，脸色灰暗，广东人天生这气色，跟睡眠质量无关。
　　等到中午12点10分，护士叫李兰妮到一间小屋里电脑前填空。九十多道问答题限在三分钟内答完。护士强调要不假思索按时完成。李兰妮想：填这样的问卷小菜一碟。
　　李兰妮飞快地填空答题，本能地绕开“陷阱”。不是有意欺骗，潜意识渴望否认抑郁症，她知道“应该”怎么答题才能避开麻烦。
　　一分多钟答完所有问题。护士有点惊讶。
　　李兰妮在南京大学作家班读书时，班里同学经常搞各种花样的心理测试，有时她看着别人的手掌和五官，随口就能说出有关命运的事，说出属于此人过去的一些状态，尤其是劫难。说这些事的时候，即使是酷热天，她越说手越凉，以至全身冰冷。李兰妮玩过几年这类游戏，早已“金盆洗手”。
　　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她知道填空的答案，知道面对精神卫生权威时，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
　　李兰妮：12点半了，你们医生真够累的，我看见您忙得连喝水的工夫都没有。每天都这样，怎么顶得住啊。
　　主任：唔唔还好，今天人不多。
　　不是有意讨好，李兰妮由衷感到中国的医生太辛苦，负担过重，劳动超时。
　　主任有点疲惫地看李兰妮的填空题。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揣摩出：卷面上没有发现值得关注的可疑点。李兰妮见医生桌面上还有两三本病历在排队，知道主任又要为加号病人牺牲一些午休时间，心里很内疚，提醒自己千万别把病情铺开来说，挑关键词说，绝不可超过十分钟。
　　李兰妮：像我这种情况，不用吃抗抑郁药物吧？主任：你除了失眠疲倦，还有哪些症状？李兰妮：没有！认识我的人都说我这人一点不抑郁。好多人提醒我千万别吃抑郁症的药，能不碰尽量别碰，毒性可大啦。
　　主任：现在出的新药副作用没那么大。你有没有……比方说想自杀啊，觉得活得很没意思之类的念头？李兰妮：没有没有。我很乐观，朋友一大堆。失眠也可能是职业病，疲倦可能是我做过化疗，药性太毒。本来要做五个疗程，后来心脏受不了……主任点头，扫扫问卷，看神情正在综合病人陈述进行判断。
　　李兰妮赶紧补充说：啊有一个问题，我很怕去吃饭。别人一说要请我吃饭我就紧张。有时候答应了，就盼着别人说没空取消。
　　主任微笑道：我也害怕出去吃饭。这个不算什么。看来不大像抑郁症。
　　主任写处方。哦——阿普唑仑，我知道。睡前一片，能改善睡眠，又有抗焦虑的作用。李兰妮如获大赦，抓起处方单，“谢”声未落人已蹿出门外。
　　楼下药房已经下班。急诊窗口拿药，药费才两块多钱。
　　李兰妮迫不及待打开手机，大声向朋友报告好消息：我没有抑郁症！我不用吃抗抑郁药！晚间新闻，香港两家电视台播放了张国荣跳楼自杀的消息。
　　张国荣因抑郁症而自杀！电视信息大轰炸。张国荣的肖像肖像肖像，记者在说，目击者在说，歌迷在说，影迷在说，主持人在说，朋友在说，张国荣的歌声，张国荣演唱会回闪，张国荣主演的电影片段……永远不会老的张国荣在电视上微笑，眼睛微微有点眯，嘴角隐隐藏着一缕笑，有点心事，有点顽皮，有点倦怠，他的眼神在说：今天是愚人节，我们来玩一个死人游戏好不好？我算一个，还有谁？还有谁？快过来，一起走。
　　一阵阵发冷。幸好上午才看过病，不是抑郁症。如果上午刚被确诊为抑郁症，晚上突然受到这样的画面刺激和轰炸，李兰妮会不会发疯？2005年11月19—20日
　　链接《十岁的一个瞬间》摘录
　　十岁那年，“文革”开始了。我是一家军事要塞子弟小学的住读生。放假那天，生活老师通知我：“你父母都离开要塞了，你父亲的同乡贾主任来接你，你跟他走吧。”我惊呆了。我爸爸妈妈上哪儿去了呢？一个家怎么一眨眼就没有了？贾伯伯肯收留我多久？现在我算不算孤儿呢？贾伯伯住在要塞政治部大院里，他的二女儿头发短得像男孩，见面就说：“又多了一个丫头片子。喂，我是你二姐姐。”大姐姐上下打量我，问：“会唱毛主席诗词歌吗？我家有规矩，吃饭前要唱一首诗词歌，唱不出来就不能吃饭。”吃饭的军号声响了。我很乖地提着锅，跟着二姐姐去食堂打饭，很乖地帮大姐姐烫碗筷，很乖地帮贾伯伯切大葱，他家顿顿少不了麻油酱油拌大葱。我从小不吃生葱蒜，但今非昔比，我没有资格再挑食、撒娇。
　　一天，无意中，我听到二姐姐说：“小屁孩儿家教挺好嘛，从来不翻咱们的东西。你发现没有？她从来不坐咱们的床。”大姐姐答道：“我不喜欢她。老里老气的，一点不天真。”我暗暗想：我还不到十周岁，怎么就说我老呢？“天真”是什么东西呀？吃饭时，大姐姐叫我端凳子，我心事重重端了个尿罐递过去。
　　晚上，洗完澡，三人玩“争上游”。正发牌，大姐姐抽抽鼻子对二姐姐说：“你又偷用我的檀香皂！”二姐姐说：“王八蛋才用你的檀香皂。”她俩相差一岁，都读初二，二姐姐比大姐姐高，俩人天天拌嘴。大姐姐说：“谁干的谁心里明白，不要脸！”二姐姐扑了过去，“谁不要脸？你来闻，闻啊。”我的心突然裂开了一个大洞，里面呼呼地冒出黑风和冷气，我的眼珠子被冻住了，我闻到了自己身上的檀香味。
　　平时洗澡，大姐姐独用檀香皂，二姐姐用一般香皂，我用肥皂，学校的生活老师只给我们发肥皂。但我很喜欢檀香皂，因为妈妈洗澡是用檀香皂，它总让我想起妈妈身上暖暖的香气。
　　两位姐姐越吵越凶，句句话都戳得我心惊肉跳。我挣扎着开口说：“对不起，是我拿错了……”话没说完，便大哭起来，哭得天昏地暗，四肢抽筋。
　　第二天一早，我留下一张道别的字条，回到了学校。
　　又过了一学期，我习惯了当孤儿。子弟小学包吃包住包发文具和牙膏肥皂，我没有一分钱，但绝对饿不死。
　　夏天，衣服烂了，我就把冬天的长袖衣剪成短袖穿；天冷时，再把袖子胡乱缝上去。
　　日月匆匆，该过十周岁生日了。我把没用完的牙膏挤到贝壳里装着，把牙膏皮卖了，把夏天惟一的一双破凉鞋卖了，把小刷子辫剪下来卖了，把没用完的练习簿卖了，把枕头套当破布卖了。我攥着一把壹分、贰分、伍分的硬币，跑到要塞照相馆，我对照相的说：“我要照一张生日相。”照相的说：“笑一笑。……怎么老里老气的？一点不天真。”他的话令我想起了大姐姐二姐姐。我忽然很想念那个收留过我的家。
　　许多年后，那张照片依然传达着一种永远无法言说的忧伤。1994年5月补白写这散文时，我可能已有轻度抑郁症倾向。那些日子，每天早晨醒来，心情总是一种底片的颜色。屋里弥漫着莫名的伤心气味，大脑里仿佛晃动着洗照片的药水。渐渐地，童年的画面慢慢浮现出来。我的身心浸在这样的化学药水中，越来越不能自拔。我的朋友李媚曾经说：你为什么总喜欢去抠旧伤疤呢？本来结痂了，你又非要抠破它，让它痛。你好像沉迷这种痛。
　　她是随口说，却点醒了我。
　　我试过早晨醒来不想伤心的事，但是，很不习惯。似乎心不痛，画面不浮现，就不知道我是谁、身在何处。接下来一整天，茫然得不能自控，如行尸走肉，魂不附体。迷茫的恐惧比心痛的感觉更让我焦虑。我又浸泡在化学药水中，等待着这个李兰妮从底片里浮出第10篇认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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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6月30日星期一上午10点40分
　　近日我特别注意不勉强自己做什么。散步时，没气力做操就不做，不强迫自己一定要锻炼多长时间。走路、做事在精气神方面都注意留有余地。可能这就叫养气、养神吧。
　　我每天散步的小花园很不起眼，但有许多幼儿在那里玩耍。那里气氛祥和、单纯，在那里我能感觉到上帝的同在。我意识到，上帝指示我要向婴幼儿学习，多受他们的感染。
　　昨天我看的是瑞士心理学家卡斯特的《克服焦虑》。里面谈到焦虑是人生的一种常态，我们要学会积极面对焦虑。承认它，克服它。而不能逃避、回避它。因为避得了一时，避不了一世。避的时间越久，将来突然崩溃的可能性越大。成功克服某种焦虑后的经验很重要，它会自然用于克服下次出现的焦虑。
　　今天早上妈妈来电话，担心自己得了肺结核。我劝她少胡思乱想，也别总在茂名的医院来回折腾，早点来广州检查、诊断。我要特别注意情绪不要受她的影响，不要让她那些不必要的忧虑传染我，她是典型的神经质抑郁病人。
　　与她接近，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想去救一个还会一点游泳的落水者，结果被落水者慌乱中勒住了脖子，不但救不了人，自己还处于更危险的境地。
　　我常盼望妈妈身心得拯救。我曾十分着急，但现在明白，上帝有他的时间和计划，我应该做的是：祷告、交托、感谢、等候。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随笔我在日记里又提到了面对母亲时的恐惧。
　　前些年，我写了中篇《十二岁的小院》，里面记录了一些童年的伤感故事。妈妈看后，给我打电话，说我这是出卖她赚稿费，再写这些她就跳楼。弟弟也指责我，说我不孝，污蔑妈妈，并要求我在收入集子出书时把有关段落删掉。
　　在认知日记里，分析负面思维时，我在梳理平日心中所恐惧、所怨恨、所怀疑、所纠缠不清的思绪。不能再逃避。我要认识自己。我要卸下重担。这必然触及家庭、隐私等敏感层面。当时写日记是用于治疗，等于倒空心里的垃圾。
　　今天写随笔，我想完整保留认知日记的真实。
　　它是劫后余生幸存者的肺腑之言，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它是一本病历，可供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参考。它是一本民间纪实资料，可供社会学家翻阅。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言书，它想为那些因精神疾患而默默自杀的人说几句心里话。但愿它还具备报警器的功能，催促正被莫名抑郁愤怒焦虑所困的病人呼救。
　　这里记录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抑郁，是我们这代人所共有的抑郁。
　　认知日记中我不会添加什么，治疗过程中喃喃自语的车轱辘话也由着它来回说。在将负面思维扳正过来的时候，有些话必须重复说，甚至天天说。
　　日记中有三天谈到个人隐私，由于这涉及他人形象，必须整段删去。至于涉及到我父母的日记段落，经慎重考虑，保存原状。认知日记触及了儿女对父母的怨恨。这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忌讳的。
　　从小到大，我不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从小到大，我在心里跟父母是疏远的。
　　二十二岁那年，我住在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内分泌病区，同层有肾科重病区，疑难杂症重病房。白天见病人死掉被运尸车推走是常有的事。我住的小病房靠窗的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大姐姐。
　　大姐姐的父母在香港，每个周末会来看她一次。我父母在粤西，没有电话，没有书信。
　　十四岁开刀割血管瘤，我自己上手术台，自己在公路上拦军车，没拆线就回到了几百里外的家。十七岁我在广州部队医院一住半年，从国庆节到春节后，父母在粤北没有任何音讯。我没哭过，习惯了。九岁我就独立了。
　　在中山医附院病区，连着几天隔壁病房白天黑夜都死人。头一个半夜，凄厉的哭声骤然响起，是孤儿寡母的哭声，很揪心。我听见大姐姐翻了两次身。第二天早晨，阳光明媚，大姐姐坐在窗前梳长发，她喜欢抹发乳。她本来长得很漂亮，但什么都不能吃，靠白蛋白输液活着，所以脸色发青，有气无力。
　　那天早晨大姐姐清瘦的脸上有两个黑眼圈。我以为她要抱怨夜里哭声扰人，她却叫我看她的头发多滑顺。
　　第二天更晚的夜里又有人哭。听起来是父母哭儿子，走廊有护士的说话声，说什么人哭得晕过去了。黑暗中，大姐姐不知什么时候起来了，双手交叉紧抱肩膀站着听。透过蚊帐，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我轻声说：“大姐姐，你怕不怕？”过了好一会儿，大姐姐突然说：“他们都有人哭。我死了谁哭我？”我傻乎乎地说：“你有你爸爸妈妈哭啊。我才没人哭呢。”大姐姐不说话，摸索着缩回蚊帐里。我呆望着窗外清淡的月光，忽然悲从心头涌起。我要是今晚死了，真的没有人哭我。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他们想过我吗？鼻子发酸了，眼眶湿湿的。这对我来说是极其罕有的现象。我用手把眼泪揉了出来。那个夜晚我很需要哭一哭，我想流泪让心里别再堵得慌。但是眼泪只有一点点，仅够湿湿眼眶，不够攒成泪珠往下掉。我想起小孩子哭，都是叫着“妈妈呀”，越喊越是满脸泪。我无声地做了个口型“妈妈呀——”，感觉怪怪的，心里更加堵得不透气。我又试着无声呼唤“爸爸呀”，感觉也不对，也哭不出来。心里很悲哀，找不出一个亲近的人。哭的时候我可以呼唤谁？我能依靠谁？我能想念谁？我能哭着叫着谁来安慰我心壮我胆？在这样一个死神在病房走来走去的黑夜，我可以哭求谁庇护？
　　每一代儿女对父母都有怨结。时代不同，怨的内容也不同。可是每一代人都把深怨埋藏在心底。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那也是“万人坑”啊。许多白骨化灰化烟，他们没有机会说，他们没有胆量说，他们说了没人听。
　　此时，我可以摸着良心说，我对父母的怨恨已经化解了。因为我终于把长在心里的结石挖出来了。
　　在我看过的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写的书中，不论是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还是瑞士人、加拿大人、新西兰人、伊朗人，他们都提到了童年期心理创伤对抑郁症病人的影响。
　　“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知道导致抑郁症的确切原因。但是，我们比较能肯定的是抑郁症的病因绝对不是单一的。我们认为，自然的和人为的双方面的种种因素都包含其中。”我得老实承认，尽管翻过一些书，但我仍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得抑郁症。抑郁症与童年有关，与家族遗传有关，与重病创伤有关，与生活紧张工作压力有关，与大脑神经递质失衡有关……但是，在同样童年有阴影、有家族史、曾遭重创、压力紧张相似的十个人当中，为什么那九个没患抑郁症，而偏偏这一人重度抑郁呢？前些日子，几个朋友聚会。我说起童年烙印，没等我把话说完，众人纷纷声讨：你以为就你童年缺乏安全感啊？你看过当妈妈的就当着小孩子的面寻死吗？你知道幼年丧母的滋味吗？你懂得莫名其妙被父母憎恨的感觉吗？认识多年，直到那天才知道，在座的几乎每人都有伤心的童年。2005年11月22—23日链接《一百个饺子》摘录小时候，不太明白什么叫“家”。军营里的孩子早早就适应了集体生活，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习惯了住校。那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1960年代，
　　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军队的孩子，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当时住校，一学期只能回一次家。要是到了寒暑假，家里大人有军事任务，我们就继续留校。
　　我们从老师那儿得知：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与家庭保持联系的孩子。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小家庭即将取消，小孩子一生下来就要交给社会统一照管，全国人民合成一家，不分彼此。我们深受鼓舞，也有些困惑：是不是爸爸妈妈很快也会被取消呢？或者，以后见到所有的叔叔阿姨都要叫爸叫妈？我们无忧无虑地活在学校里。吃饭是统一到食堂吃，穿的衣服是学校发的制服，课本、铅笔、铅笔刀、作业簿、饼干、糖果、水果、毛巾、肥皂、脸盆统统由学校按时按量发，打针吃药有医疗包干，看电影统一排队去大操场。
　　可是，有一天，中国闹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见老师们被批被斗、被赶出校门或遣送回乡，心里又慌张又激动。自由了！可是食堂里饭菜越来越差，越来越少，我们得抢饭吃，每顿都吃不饱。学校不发制服了，我们的衣服旧了烂了没人过问，周末再也吃不到糖果、饼干、水果了，也没有电影可看了。到了八一节、国庆节、元旦，也没有人张罗聚会和晚会。夜里停电，宿舍里鬼哭狼嚎，学校荒凉得像一块久被遗忘的坟地。这时候，我们终于想起：家呢？——很久很久没有家的消息了。
　　一天中午，一辆吉普车接走了二年级一个鬈发的男生。第二个星期，又有幸运儿被接走。回家的渴望开始像霍乱一样蔓延。然而，由于军队干部奉命“支左”，父母们无暇顾及儿女，他们不知道军队的子弟小学也闹起了革命，不知道学校瘫痪了。
　　那个夏天，我想家想得头都快裂了。我不知道父母在哪里，为什么不来接我。我害怕地想：是不是“文革”把家取消了？是不是家把我取消了？就连在梦中，我也见不到爸爸妈妈，我使劲回想他们的模样，可越使劲想，他们的形象越模糊。
　　那个夏天人人都在长痱子，又没有凉快的衣服穿，于是女生中开始流行用手绢做背心。我们把以前发的旧手绢找出来，缝接成一大块，剪一个洞，套在脖子上，就成了一件简单的背心。那天，我正在学着缝背心，一个陌生的军人突然出现在门口，嘴里叫着我的名字告诉我：“你爸爸托我接你回家。”一听到“家”，我的头像被足球击中了似的，又麻又热，混沌一片，立刻成了“脑震荡”病人。我什么都没问，空着两只手，紧随那军人出了门。一路上，坐车坐船，我没问家如今在哪里——部队常常调防，军人的家也常常换地方。到了一个城市，名字怪怪的，叫“佛山”。但城里没有佛，也没有山。
　　见到爸爸了。想不起有多长时间没见过他了。我表现得很冷静，没哭，也没笑，我仍处于“脑震荡”的状态中。也许想家想得太累了，一颗心干干的，皱皱的，像一团用来缝背心的旧手绢。
　　爸爸倒是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怎么弄得像个小叫化子？”那神情很像一个连长见到了掉队后归队的士兵。
　　我找不到话说，拘谨地坐在爸爸的办公室里，一副痴呆儿模样。
　　爸爸蹲下来仔细看看我，问：“怎么了？”我困难地抬起发硬的舌头说：“什么时候回家？”爸爸说：“妈妈和弟弟正在江西外婆家……”他话还没说完，我突然喊了起来：“我要回学校——”我起身往外跑，爸爸追上来抓住我说：“你不想家吗？”我说：“就不想！”我心里很恨爸爸妈妈，我很想大声说：“是你们不给我家，是你们先不要我的，我也不稀罕要你们。”许多年过去了，一直没弄清楚，“家”对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想到“家”，脑子里就乱，就魂不守舍，心里又慌又痛又怕，却又充满期盼。这期盼太深太长，像悬崖像深谷，远看，无限风光，近看……它无法近看，我从未走近过这无边的期盼。1994年6月
　　补白这篇文章最后一段所说的“家”，后面有许多潜台词。它代表了安全感、父母之爱、家庭亲情、精神依托、人生的出发点、活着的基石、成长的源头等等。童年的经历使我对家庭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多年来，“家”对我来说，不是港湾，不是养伤地，它让我感到紧张、拘束。在外漂流久了累了想回家，但是回家几天之后就想走，就想一个人呆着。一个人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呆着才能让我精神放松。对于家，我既不懂索取也不懂付出。我从小习惯自己打理自己，我不相信第11篇认知日记
　　2003年7月1日星期二上午11点
　　给亚力、吕雷打电话，分别托他们帮妈妈找诊断专家。
　　有时我会想，我有一些这样的朋友，平时大家君子之交淡如水，一旦需要帮助时，一定会尽力而为，不图回报。在这样商业化的社会里，能有这样的朋友，我很感恩，也深感荣幸。
　　昨天下午散步时，我得到启示，其实我已经开始恢复健康了。目前必须着重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时时提醒自己，我现在是一个健康的人！“应当一无挂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现在面临一个急需解决的心理问题：明明已日趋健康、正常，但心理还没适应转变。就像一个被大鱼刺狠狠卡了喉咙的人，医生已经帮助我拿出了那根危险的鱼刺，险情解除了，可以回家恢复正常生活了，可我还觉得痛，总觉得那鱼刺仍横在喉咙里，仍几乎不敢呼吸，不敢动弹。仍揪心、紧张。
　　刚才陈志红来电话，我们谈到了要珍惜自己。
　　随笔准备好了吗？愿意回忆吗？2003年4月2日到4月12日，怎么过来的？不是瞒过了专家吗？不是不用吃抗抑郁药吗？4月12日上午，你在广州的珠江两岸连跑两家医院，连看四个科室，然后呢？你再无路可逃。说吧。
　　我眉心中间痛，胃脘有一个大硬块，恶心想吐。我想跑到楼下草地晒太阳。我没什么想说的。最近我又开始累，不想见任何人，不想打电话，不想接电话。一个上午过去了，真的没话可说。别逼我。
　　你不要害怕。帮你开个头好吗？4月1日上午那位精神卫生科主任给你开的药叫做“阿普唑仑”，它是抗焦虑的安眠药。你晚上临睡前半小时服一片，入睡难的状况有所改善，对不对？别再磨蹭了。你怎么坐不住？你已经喝了一杯咖啡振奋精神，吃了一根香蕉一块黑巧克力营造好心情。你还在屋子里胡乱甩袖，“巴扎嘿巴扎嘿”傻跳藏族舞，嘴里哼着“感谢你们啦啦啦闹翻身哎，翻身农奴当家做主人哎，感谢你们紧握枪杆保边疆，红色江山啦啦啦……”什么意思？词不连词曲不成曲，你家小狗都看不下去了，悄悄钻进它的笼子里。你像一个害怕走夜路的人，越是形单影只，越是疯子一样又唱又舞给自己壮胆。现在是大白天，窗外阳光灿烂。气温14至24度，湿度70，吹轻微偏北风。你快说，说完到十六楼天台做你的光照治疗，下午1点钟的阳光多明朗啊，天台离太阳近，你可以大大仰起头，尽量打开双手，向后微微下腰，让阳光把你全身晒透，把回忆的阴影晒得粉碎。
　　我梦见死去的外公来找我，叫我救救他。
　　他是从停尸房铁床上走下来的。我穿着一身病号服正在住院，护士说你外公要见你。我心想：外公不是在八十七岁那年病逝了吗？他死了好几年了。我和弟弟去江西萍乡看着他的遗体从冰冻的殓房抬出来，抬到火化间火化。难道是我的脑子不好记错了？天啊，是不是医生搞错了，外公没死，他一直在医院没人理睬？地上真的是外公。好可怜，护士没给他病号服，大冷天他光着身子蜷缩在地，瘦骨嶙峋的脊背弯得像张弓。外公一把抓住我的双手，叫我救救他。他说：医生叫我走，说我活不过今天了。他们不让我在这里住下去，你要想想办法啊。外公的双手真的像冰一样冻，我跪在地上，双手抓住他的手不放。我不能哭，我不能慌张，我要为外公壮胆，我要鼓励他坚持活下去，我要把我的活力热量传导过去，我要拯救外公的生命！我不停地说话，告诉外公，只要撑过了今天，医生就会相信他能活下去。我叫外公放心，我会一直抓住他的手，我不会让他死。外公把头靠在膝盖上，大概是昏过去了。没有人来帮我。我觉得很冷，越来越冷，我要冻僵了。再这样下去，我要冻死了。我没有气力了。我非常害怕自己会昏迷过去，怕失去知觉后会松开外公的手。我手上连接着外公的命！即使累死冻死也不能松手。可是我真的真的没有一丝气力了。我着急，我害怕，我内疚，我愤怒，我……我要死了，怎么没有一个人来帮帮外公？我多么想有人来接替我帮帮外公，这样我就可以让自己死掉了，这样我就可以轻松自由地死掉了。
　　我冷冷冷——我醒了。浑身冰凉。
　　我连续三个晚上做类似的梦。我在睡眠中更累。每一个梦里都是我看别人死，别人看我死，我在参加自己的追悼会，我和已经死去的故人在陌生的小镇走，找不到要去的地方。
　　另一个梦。
　　我和一群旅行者走在贫瘠的山区。走在前面的人喊，前面灌木里有死人。我不敢看，眯上眼睛绕过灌木林。我们搭上一辆破旧的解放牌大货车，站在车上看风景。风景是半秃的荒山，一条类似红旗渠那样的大渠，渠水水流不大，仅一两寸深。山区可能缺水。汽车爬坡死火，我们下车。看哪，大渠的渠水里有血！好多好多残缺的尸体，都是小学生的尸体！胳膊，胳膊，一截一截腿，书包，鞋子，脚，啊头！不要看！怎么有这么多小孩子死在水渠里？为什么没有一具全尸？看大渠的涵洞里又有尸体冲下来，这回掉出来的是全尸。不停地一具一具滑出来。有两具蜷缩的尸体卡在涵洞口。我不能再看了。我狂喊：他们都是小学生，他们都是小孩子，怎么死了这么多？他们是怎么死的啊！我醒了。醒来眼前脑海仍是残缺的小胳膊小腿，一截一截。涵洞里，一个小学生的头，一个小学生翻转的身体。
　　那些日子里，我闭上眼睛看到的是死人，睁开眼睛已经死去的人轮流来跟我说话。尤其是那些自杀的人，他们告诉我，为什么要死。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他们都低声招呼我：快走，走啊。集合了。
　　不要再说了。我想吐。胃很难受。我脑子里有人跃跃欲试要发疯，我用意志力狠狠按住她，一次又一次地按住她。我们有点两败俱伤。
　　今天可以放过我了吧。我要去晒太阳。我要牵着我的小狗乐乐，在中大校园快快走，关掉记忆的电闸。2005年11月24日
　　链接《外公的微笑》摘录外公老多了，胆怯、迟疑、警惕的眼神里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驯服，只有薄唇边的嘲讽依然还在，但已变得意味深长。
　　“当你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存在着哪几个力？”我磨蹭了半天才站起来，可怜巴巴地望着老师——我的外公。他瘦长的脸板得铁紧，轻轻弹了弹物理讲义上的粉笔末，走到我跟前，像念紧箍咒一样重复道：“请你回答，当你坐在凳子上时，存在着哪几个力？”我苦苦揣摩着坐在凳子上的切身体会，忽有所悟，“好像有……摩擦力！”“哈哈——”满堂笑声。
　　“还有呢？”外公脸上的表情立刻将笑声镇住了。
　　“不知道。”我哭丧着脸，用手指头抠着桌上的一道小裂缝。
　　外公一声叹息，轻凄，苍凉，拖着长长的尾音。
　　转眼间，到了冬天。一天，刚下完第一节课，忽听学校附近有人办丧事，大伙儿拥去看热闹。只见十六条壮汉抬着有描龙绣凤红缎子的棺材，前面鞭炮、幡旗开道，后面一大串哭丧的，还有一班吹鼓手，吹吹打打，排场极了。也不知看了多长时间，我突然想起还要上课，忙往回赶。在教室门口，我看见，空荡荡的教室里没有一个学生，外公孤零零站在讲台上，面对空桌椅，表情麻木。
　　外公退休了。他郁郁寡欢地呆在由破庙改成的教工宿舍里，再不提教学的事。然而一听见上课的铃声，他就坐立不安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或者呆立门口，唇边浮起一丝古怪浅淡的微笑。1981年7月
　　补白不知为什么，在我抑郁症重度发作那段时间里，我总梦见去世的外公。
　　外公当过我的老师，两年。高中读书时，外公几乎每天都要给我补习数理化，而我听不懂，我只读过正规的小学一年级，连什么是“合并同类项”都没学过，加上我这人特别笨，面对这样的学生，老师真的要吐血。我这个外孙女学生，常让外公老师哭笑不得。下乡支农插秧，我会一抬头就晕在水田里；在农民家吃饭时，我独自坐在门口小木凳上吃，因为外公怕我吃辣椒喉咙发炎发烧，特意拜托班主任关照我。课堂上没人好好听课，外公不能跟学生发脾气，就只好给我一点点颜色看，我是团支部书记，又是学校广播员，跟我略摆一丁点儿师道尊严心里气顺一些。
　　我最喜欢和外公一起偷外婆藏的零食吃。外婆常把零食藏在一个瓦缸里，过年剩的地瓜干、冻米糖，还有用糖票买的红糖片、妈妈寄来的小包白砂糖，我和外公总惦记着这些好吃的。我们常在外婆做饭时偷零食吃。我先看外婆在门口灶台上是否会进屋拿什么，这时外公往往在备课，我在做作业。瓦缸的盖子比较沉，掀起来盖下去都容易碰出响声，不能让外婆听见。偷白糖吃容易洒出来，外公很小心地捻一撮放在手心里，然后倒进嘴巴里含着，我有样学样，学这个学得挺快。我和外公一边含着白糖一边相视偷笑，这时师生俩很默契，很得第12篇认知日记
　　2003年7月2日星期三
　　昨天接完陈志红的电话，电脑就因过热而罢工。我也就顺其自然不写了。这样挺好，不勉强做事，心里就不会别扭、紧张、懊丧。
　　6月29日是星期日，我在家收看香港国际台的《权能时间》，美国加州水晶大教堂萧安柏牧师在讲道中，引用了《诗篇》第37首大卫王的诗：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
　　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
　　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
　　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
　　…………“不要……心怀不平”，就是别担心。“以耶和华为乐”，就是应该保持心境愉快。这首诗提醒我们记住四个步骤：1.不要担心；2.保持愉快；3.交托；4.等候。
　　我们生命的每一分钟，都是上帝所赐的礼物。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必有他的计划和用途。对我们来说，一定要学会等候。
　　牧师说，现在的人们，越来越不喜欢等候。大家生活在一个什么都要求即时的时代。人们有各种的强烈欲望想立即得到满足，于是就迫不及待地选择非法犯罪、不义、走捷径、不正当竞争等等，由此带来越来越多的混乱、伤害、恐怖、焦虑。
　　说得太对了！我应该经常反省，提醒自己：时时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快乐地等候、盼望。
　　还有，我每天都要告诉自己，我已经健康了。是主所赐的健康。不要担忧，不要怀疑，不要害怕，因为主正与我同在，正在赐福与我，正在成全成就我。
　　有时醒来，迷迷糊糊习惯性地心情抑郁，不能自控地胡思乱想，净想一些不愉快的事，其实许多是别人的事，与我没啥相关；但多年来的抑郁习惯，思维总在负面方面徘徊、纠缠。长期以来，早晨心情总是很差。心情又作用于体力，便觉得乏力，哪里都不太舒服，因此，心情就越发恶劣，酿成恶性循环。
　　我有信心在圣灵的引导下，每天在新的一天开始时，就在主的祝福中微笑。记住我生命的每一分钟，都是上帝恩赐的礼物！
　　随笔外公是在一个初春的早晨去世的，他得的是癌症。八十七岁的老人患肺癌，痛感并不太强烈。他在江西萍乡医院住院，头一晚还吃了一个荷包蛋，早晨6点仍清醒，8点多突然离世。
　　我曾听老人们说过，人出世是搭船一船一船送来的，人去世是搭车一车一车接走的。哪些人坐同一条船来，哪些人坐同一班车去，包括时间地点，都是命中早已注定的。外公坐的那班车大概是8点30分要开走，他来不及跟我和弟弟道别。
　　当时我和弟弟正在火车上，火车10点到站。我和弟弟商量，一下火车立刻去医院。弟弟怕我守护病人太久吃不消，劝我看看外公就走，他多留几天尽孝。
　　我们下了火车才听说外公已经走了。
　　一天夜里，我看见外公站在我面前，他穿着一件深蓝色黑纽扣中山服，瘦长的脸上很有精神，他微笑地看着我，笑容让他年轻了十几岁。我惊喜地看着他，说：“外公！你从哪里来？”外公指指地，说他是从地底下上来的。我纳闷，怎么会从地底下上来呢？哦，大概是有个地下城，从隧道里可以坐车上来。我又问：“你在那里干什么？”外公笑着说：“我在那里教书。”我说：“你老早就退休了，还能教书？”外公有点得意地说：“是啊，他们请我教书嘛。”心里突然一惊，外公不是已经死了吗？我醒了。
　　外公托梦。他想通过我告诉外婆，别担心，他在那边过得挺好，又在教书呢。
　　2003年4月清明前后，我所梦见的外公总处于危难之中。
　　从4月2日到12日，我所做的每一个梦都与死亡相纠缠。一种来自阴间的神秘力量在施展迷心大法，试图吸扯我跟它走。
　　照粤语地区的民间说法，叫做“撞邪”。张国荣自杀后，有人说他拍灵异电影入戏太深出不来，也有人说他“撞邪”。随后四天，每天香港都有人自杀。媒体说，这是张国荣的歌迷影迷效仿他。媒体分析，负面新闻引发了连锁反应。
　　其实，每年这个时候都有重度抑郁症患者自杀。但是，普通人的死没有新闻效应，他们就像一颗眼泪，刚抛洒在空中就蒸发了，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张国荣的死，唤起了社会对抑郁症的关注。他的纵身一跳，成为许多人脑海中永恒的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所引发的震撼，成为抑郁症这一课题的社会启蒙。
　　我开始警觉。
　　2003年的4月是张国荣月。电视上是他的身影，电台里他不停地唱着歌，报纸上有人说他是因感情问题而自杀，有人猜他是不是有艾滋病。我自己不敢看电视，别人看电视的时候，我听到了我所怕看到的一切。
　　你越想回避的信息，越能够稳准狠地击中你。
　　冷不丁地一瞥，瞥见了电视上张国荣的遗像。没有一星半点不美好的痕迹。他本身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他的遗照是从无数相片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所有喜爱尊重这位演员的人都熟悉他这张照片，这就是大众心目中最亲切最迷人的张国荣。
　　一瞥中，触到了张国荣的眼神。眼神在说：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走吗？纵身一跳是最好的方式。看出来了吧？我现在是快乐的。你怎么还在犹豫？我是过来人，听我跟你说……不听不听我不要听。上帝呀，求你帮助我！给我力量，为我壮胆。上帝呀，求你指示我该走的道路！在那些重度抑郁的日子里，我特别害怕看到他主演的电影，怕看有关他的回忆和报导，害怕听到他的名字。我把《阿飞正传》等影碟塞到随手翻不到的地方，就连喜剧片《东成西就》的影碟封面都不敢看，上面有他和几位主角的剧照。
　　感觉中，他是催促我赶搭死亡班车的召集人。
　　走吧，快走，集合了。
　　4月12日上午，我到肿瘤医院头颈科专家诊室再次求证，医生告诉我，淋巴结节没有明显增大。我茫然走出医院，不知该到哪里去。坐出租车过海印大桥时，我突然决定再找一家医院看病。
　　进特诊楼，挂了三个特诊。看妇科，主任说：你没有更年期综合症，不能给你吃激素。看中医，主任说：你这是心阴阳两虚。开三剂四君合酸枣仁汤。她明确表示只能试探着慢慢调。这时听见门外导诊台护士喊：李兰妮。精神科。李兰妮。谁是李兰妮？
　　走出特诊楼，老老实实捏着两个小纸袋，里面装着七天抗抑郁药。认了吧，李兰妮。三个精神科医生有两个认定你是抑郁症，另外那一个，你实属讳疾忌医。说你疯了你还不乐意，你骗医生你不找死嘛你。2005年11月25—26日
　　链接心理科门诊病历摘录2003年4月12日眠差，低沉，无兴趣，烦躁3+月。
　　近三月来无明显诱因早醒，情绪低沉，兴趣减低，无乐趣，迟钝，记忆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烦躁，紧张，心神不定，坐立不安。胸闷。曾在本地诊治。暂无三防史。
　　甲低。88年甲癌手术。以后数次手术和化疗。
　　母有抑郁症病史。
　　病前个性外向，情绪稳定。
　　神清，情感低沉，无兴趣和乐趣。应诊时间对答切题。未引出心情负面想法。
　　抑郁待查。
　　补白今年春季，我找出以前的旧病历，将一些与本书有关的记录摘抄下来。我每次看完病，从不看医生在病历上写了什么，心想管他们写啥，走形式罢了。现在看病历，如见当时画面，一个模糊的镜头。这是医生眼中的抑郁病人印第13篇认知日记
　　2003年7月7日星期一上午10点45分
　　缓过来了。前几天很倦，没想到今天就缓过来了。
　　难得一早就觉得心里安静、不急不躁，接近神清气爽，比较有气力，此刻可算是一无挂虑。但愿常能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中。明天会更好。就像那首赞美诗所说：“感谢神赐明天盼望，要感谢直到永远。”刚才我克服了抑郁症的情绪障碍，干脆地接听了电话。我现在要有意识地锻炼自己与外人交往的能力。
　　抑郁症爆发时，我几乎失去了与人交往的能力。不能接听电话，不能出门，害怕别人来看我，害怕电话铃声，有许许多多古怪的害怕。总是自己吓自己。
　　我至今不想也不愿回忆3月底到5月初这段黑暗时期的发病细节，我还不能理性地分析发病整个过程的来龙去脉。不着急，慢慢来。
　　我目前要做的调整是，消除恐惧心理，恢复正常的社交能力，起码不害怕接听电话，不害怕出门和少数朋友短聚，不害怕一般的交往活动，不害怕见人。也就是治疗社交恐惧症。
　　主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阿门。
　　从上个星期五到今天，我经历了一回克服电话恐惧的训练。开始非常紧张、害怕，采取逃避方式。接着不断责备自己，恨自己不能摆脱恐惧心理。然后是反复的思想斗争，心理挣扎，说服自己行动起来。哪怕只是走出一小步。终于打出电话了。没人听，非常高兴，能暂时给自己一个躲避机会了。直到今天，才在主的引导下完成这次训练。
　　以后要记住：遇到问题，不要害怕。交托、等候主的帮助。
　　随笔累。倦。反弹了。又有些不对劲了。我不愿意相信自己那么脆弱，刚揭开回忆表层的一角就……我不愿意见人，不愿意打电话接听电话，不能集中精神，心中像堆积着次等木炭的烤炉，火郁在炭灰中时灭时燃，烟气堵塞结成块状。有时候，元神会突然挣扎出窍，蹿到高空中无声地疯吼，理直气壮地冲我怪叫：为什么不发疯？！不许死，又不许疯，我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啦！白天变得疲惫难熬。我竭力控制身心，尽量保持一种正常状态。可是，深夜里，睡梦中，黑暗之魔在跳跃、嬉笑。
　　梦中……我满口牙都碎了。我紧闭住嘴，咬着牙，我清晰地听到了牙齿碎裂的声音，我咬牙不敢用力也不敢不用力。上下两排牙每一颗都松兮兮的，舌边和内腮触得到三分之一的牙已经破碎，碎碴尖儿直扎舌头。
　　去过几个口腔医院。医生说：“没有办法。你满口牙都碎了，到哪家医院都不能帮你补。你只要一张嘴，牙齿就会全部掉下来。”我走出医院，茫然地沿着马路边走着，不知该到哪里去，不知该怎么办。我不能也不敢张嘴。别说张嘴，就是一松劲，牙齿就咬不住了，立刻会满嘴碎牙。可是，我总不张嘴怎么喝水呢？我会渴死的。咬牙咬久了，腮帮、下巴、太阳穴、整个脑袋都累得慌，发痛。我稍稍松了一点点力，立刻感觉到所有的牙齿都浮动起来，我只得又咬住牙，维持原状。心里发愁，不知还能坚持多久。
　　总咬着牙不行。张嘴也不行。我该怎么办呢？梦中……一个度假村要举行什么文学活动。许多人在大堂报到。我没见到一个熟人。报完到，提着旅行箱进了一间房。没等我把衣服挂进衣柜里，有人敲门。门口的女人可能是哪个刊物的编辑，她轻快地笑着说：“你怎么才来呀。梁××到处打听你，问你到了没有。”我随口说：“她在这里？好多年没见了。等会儿我去看她。”心里突然激灵一闪。梁××——啊她不是去世了吗？几年前北京鲁院的同学就告诉我，她患癌症去世了。
　　仿佛一枚暗器划破了空气，这是哪里？有时候，阴阳是无界线的。有些人注定要在阴阳两岸穿梭作功。
　　梦中……我走在一条胡同里。胡同地面铺着木格子钉成的棚架，有几个人正往上糊黑纸。我感到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悲哀在逼近，我不敢再往前走。有人说前面死人了！不要看。快走。我赶快往后退。
　　胡同里没有岔路口，无路可退。前面来了黑压压一群人，最前面一排人举着一个上吊的女人。他们走得好快，似乎想冲出胡同找医生救她。
　　我贴在胡同边上不敢细看，但还是看见那女人脖子上紧勒着一根粗麻绳。我心想为什么不给她解开绳子？这样举着也不是办法，只怕到了医院已经彻底没救了。
　　我想提醒这些人。但我喊不出来。我很害怕。我怕看见那自杀女人的脸。我转头往高处看，看见胡同上方有五个红色金属焊的大字：云海话剧团。
　　怎么有话剧团在这里？来不及多想，黑色的人群正迎面而来，我往哪里躲？胡同里怎么就找不着一小截岔道口呢？停笔一个月了。噩梦又多了起来。昨夜做的就是胡同这个梦。我觉得日子很难过。我必须暂时停止回忆。
　　我需要恢复气力。但我不会放弃说出这些感觉，尽管有复发的危险。
　　我希望有一天，当一个抑郁症病人感到无助时，他（她）会遇到这本书。
　　不是你一个人在受难，不是你一个人在害怕。活着，的确很难。但是，坚持活下去也许就是你今世的使命。我们要做世界的光。2005年12月28日链接《生命中的一个春季》那年我二十一岁。春天来临时，我正在一家很有名的医院里住院。从十七岁开始，我陆陆续续住过好几家医院，先是住十人一间的大病房，后来住过六人一间的中病房，二十一岁时我住的是三人一间的小病房。若是小病房的人病情再恶化，就该住一个人的单间了。进单间的病人往往挨不过三天就会转入太平间。
　　我住进小病房没两天，3床的那个阿姨就给推到单间去了。她是坐着轮椅去的，她的头无力地歪在一边，她哼哼说我不要转病房，不要氧气罩。
　　3床进单间后，二十来分钟就停止了呼吸。
　　3床空了。几天过去了，我和1床常常对着那张光秃秃的床垫发呆。那床垫很厚，有点泡泡的，上面有大片小片的污迹，乍一看，像一张浮肿丑陋的阔脸。每天夜里，我都觉得3床躺着一个人，我很想大声尖叫。一到天明，我就赶紧到阳台上看云彩看树木，我不愿再想太平间。
　　小病房在三楼，它斜对面有扇门，一走出去就是大阳台，阳台边紧挨着两棵高大的白兰花树。
　　当时正是初春，那两棵树的树枝上连花蕾都没有，树叶也不是鲜绿色的，那绿色很暗，好像绿得很辛苦很勉强。我闻不到春天的气息。
　　一个星期一的中午，3床的床垫上有了床单，一个广州市郊的农家女孩住了进来。她只有十三岁，瓜子脸，典型广东美女的眼睛，很灵活。我带她去阳台看白兰花树。她在阳台一个角落里拔了几根秆儿细细的野草，还拔了一朵很细很小的紫红色的野花。我说哎呀脏啊。她憨憨地笑。她去讨了个小药瓶，装上水，插上小花小草。病房里一下子有了春意。
　　一周后，我们知道小3床患的是白血病，医生说她活不过两个月。她母亲哭得很伤心，三个做农活的哥哥脸上淌着大颗的泪，他们轮流输血给小妹妹。
　　一个月之后，小3床已经不能起床行走，可是她的黑眼睛依然很灵活。她天天催我去阳台看那两棵白兰花树，盼着它们赶快结花蕾。她叫我捡树叶子回去给她当书签。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大树春天也落叶，而且落的多是绿叶。我不再盼着白兰花儿开，我盼着时光停下来。我知道，春天一过去，小3床就会像一片小绿叶飘进太平间。
　　一天，小3床见母亲不在病房，坐起来对我和1床说：我知道医生说我快死了。我和1床大惊，面面相觑。1床厉声喝道：不要乱说话，你这么小怎么会死呢!小3床望着我，一脸天真无邪，她说我不要死，我要活，就要活，就要就要！她的口气很坚决，就像她在教室里说“我就要考一百，就要就要”似的。
　　时间过得飞快，小3床一天比一天弱，后来她连吃半流质食品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是她那双年轻的眸子里仍有美丽清朗的光。
　　小3床不能进食了。查房时，医生说要把她转去单人病房。她是那天夜里转入单间的，她没说不愿进单间，她只说你别忘了，花开了就来告诉我。
　　对我来说，那年的春季就在那一个黑夜里结束了。1993年3月补白在我生命的春季里，我见过这样那样的死亡。死亡的过程各式各样，有丑陋的、狰狞的、腐烂的、地狱般的，也有美丽的、令人疼惜的、如白兰花的花蕾悄然落地的。有的人临死是刻意要伤害人的，他们似乎被恶魔附体，对一切充满仇恨；有的人则专伤身边最亲的人，他们身上的怨毒之气放射笼罩着整个病区；也有像小3床这样的人，不想死，但不怕死，他们将死的过程化为星空下几滴花雨，随清风过后留下沁人之香。
　　有时候，噩梦醒来，觉得奇怪。梦里那些人平时并不认识，也没见过，但他们的长相、言行这么真实，他们不会是凭空而来的吧？也许，我早年住院时，潜意识里摄录下无数影像，这些底片终究是会显影出来第14篇认知日记
　　2003年7月9日星期三上午11点
　　妈妈和爸爸打算星期日来广州。昨天下午接完电话后，我就暗暗有些焦虑。我不断地告诉自己，别紧张，别害怕，保持平稳的心境。
　　一向心里很矛盾：很盼望爸妈来广州，共享天伦之乐。但又怕妈妈令大家神经紧张。自小我们全家人就得以她为中心，家里的天气随着她的心境而变化无常。她因辞职在家心理不平衡，总用各种病痛来困扰家人。
　　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伤害儿女，也许，那就是抑郁症的开端吧？无法控制。
　　不过我认为她更像恐惧症患者。因为医学书中说：“所有抑郁症患者的一个特征是，他们都试图尽可能长地躲藏在‘一切正常’的表象后面。”“他们知道，自己有些不对头，但他们巨大的自控能力和强大的意志，仍然使他们去履行每日的义务和要求，而把他们的病痛留给自己，不让身边的人有所察觉。”专家们称此为蛹式（也叫伪装性）抑郁症。
　　据说，抑郁症有遗传的因素。我的抑郁症与遗传有关吗？我的症状与她不同。我不去困扰别人，我只是自己躲起来，表面很愉快，很正常。所以，这种密封的抑郁症危险性大，一旦彻底崩溃，别人都猜不到其死因。不说这个话题了。
　　本来，像我这样处于严重抑郁症治疗期间，情绪很不稳定，不宜与妈妈多来往，因为她的谈话绝大多数是消极、忧虑、负面的，容易破坏我目前的治疗效果。但我不能逃避。妈妈她怀疑自己有肺结核，据说在茂名总也查不清，她和爸爸都很担心。我做女儿的，应当帮她在广州找好医生排除这个忧虑。尽管她十有八九没这个病。
　　我有信心，在主的帮助下，避免受伤害。
　　想想近几天有什么高兴的事？1.好像不太做噩梦了，梦中的焦虑情景也减少了。
　　2.想不出来？仔细想啊。停下来好好想，一定要想出来。哦，昨天上午看病时不那么累。心里常想，要将身体的、神经的、灵魂的节奏融入到主的节奏中。果然，心中会平稳许多。
　　3.有没有第三个快乐的事？应该有。为什么快乐总是一闪而过，追想起来会这么难？而不快乐的事为什么总是纠缠人，时时侵袭人呢？讨厌！对了，昨天买了几张喜剧影碟，还剪了发。现在照镜子，人会显得精神些。
　　4.再想一个好吗？想个大一点的。蛖，近在眼前嘛。今天的电脑很听话，没出什么故障，挺好用。打字的时候心情比前几次轻松。好了，我开始笑了。可见心情正在好转。
　　5.这个月的例假来的日期基本准时，这也是值得高兴的。
　　6.天气虽然酷热，但我的整体状况比春天时要好。
　　此刻，我想起了一句圣经，我很喜欢默念它，它能给我很大的安慰：“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
　　随笔2006年的春节长假过去了。我的状态依然不好。
　　想写下2003年4月12日之后几天的回忆。可我摸索着一回到那个时空里，就抑郁。黑暗。冰冷。破碎。心跳越来越慢，仿佛跳不动了，脉搏几乎摸不着了，剧烈的恶心感，头顶痛得好像炸开了一个洞，里面飕飕喷出白气，碎魄四散狂奔。我在歇斯底里的悬崖边切切祈祷：关闸关闸关闸！心里同时有一个尖厉的声音在哭叫：啊啊啊——让我疯啊——啊啊啊！心脏不太好，到医院看病。还是老毛病心动过缓，不算个事。大概心里挤塞的负面回忆太满太沉，超载了。
　　翻看了几段认知日记，纯粹是流水账。流水账相当于青纱帐，而我就像一个敌后武工队的伤员，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时，我必须在青纱帐里躲一躲，歇口气，把流血的伤口重新包扎绑紧。
　　既然目前回忆遭遇阻击，抑郁反弹，那就敌进我退，咱就钻地道，挖地道。
　　“抑郁所以十分恐怖，就因为人们看不到它有什么外部标志，看不到伤口，看不到伤疤，看不到肿瘤，就因为他们的内心在流血，内心在燃烧，直至死亡。”一位瑞士病人拉赫尔·贝格林格先生写道，“人们老是说，情况会好的，总会有好光景出现。大多数情况下，我就只能保持沉默，不再说什么了。”我读到这段话时，真想与这位难兄紧紧握手，正是这样。我们只能沉默。
　　一个普通的因感冒而咳嗽的病人若与一个重症的抑郁症病人坐在一起，人们肯定会同情那位咳嗽的人；心疼他咳得难受，担心他咳出血来。却不知那位抑郁症病人心里一直在流血，不，他的整体状况比心里流血还恐怖，尽管他不曾呻吟半句。
　　“拍一下抑郁症患者的肩膀，对他说：‘会好的，要振作起来。’这就等于对一名糖尿病患者说，他的身体应该多生产一些胰岛素一样没有意义。同样，要求他们坚持住或者让他们散散心，也是错误的。”在《不要恐惧抑郁症》一书中，德国心理学家乌尔苏拉·努贝尔指出，“这恰恰是把指头捅到了他们的‘伤口’上；他们无法拿出足够大的力量去做这些事情。”一个患抑郁症的医生这么说：“我宁可患癌症，我至少还可以讲出来这是什么。可是，这抑郁症，人们却看不出来，感觉不到，什么都没有。”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过既是癌症转移化疗病人，又是重症抑郁症患者写的文章。大概两病兼有而又活下来的人少，愿意把这些经历回忆描述出来的更少。
　　我曾暗暗庆幸，幸亏我的癌症手术刀口像标语一样竖在脖子上，一看即知曾遭重创；幸亏我做过癌症化疗，否则，很难扛住抑郁症药物副作用的煎熬。
　　人们对“抑郁症”三个字误解很深。一听你有这病，张嘴就会说：想开一点嘛！心胸要开阔。要坚强。
　　甚至有人会有枣没枣一竿子：凡事看开一些嘛。千万不要斤斤计较。抑郁都是自找的，做人要开朗大气。
　　抑郁症病人常遇上被人用指头戳捅伤口的“安慰”。没人理解，无话可说。这也是某些病人不得不死的原因之一。
　　这类误解太普遍。所以，精神卫生科门诊宣传栏上第一句话就是：“抑郁症跟意志、品行无关。”这句话让许多初诊的病人释然，并心存感激。
　　如我患的抑郁症，就跟大脑化学物质5－羟色胺严重失衡有关。简言之，我必须服用精神化学药物，补充5－羟色胺。否则，即使天天看心理医生都救不了我的命。
　　新西兰心理学家格温多琳·史密斯曾是重度抑郁症患者，她在《抑郁症完全指南》一书中这样写道：“作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我常常目睹我的许多心理病人脸上的痛苦表情，但是我以前从来未理解他们精神衰弱的程度以及绝望的强度。”每次读到“以前从来未理解”这几个字时，我都会想，患过重病的医生是最理解病人的医生。理论上医术精湛终究与亲身体验大不相同。中国历史上的名医很注重体验，他们亲尝百草，甚至为治瘟疫不惜自身染上瘟疫而摸索治疗良方。
　　我这么想，不是巴望所有的医生都先当患者再从医，而是深深感到当今许多医护人员对病人缺乏由衷的怜悯和尊重。据说西医院在中国建立伊始，有80%的医院是教会所建，70%的护士是修女，医生大多有“爱人如己”的宗教信仰，有奉献精神。历史上的中医则佛道兼修，“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仁爱慈悲为本。而现今医护人员多重技术层面的钻研，忽略了道德层面的修行。纵使技术高明，境界所限，成大器者鲜。
　　现代中国人，尤其是都市人，喜好看病，吃药。就像嗜烟嗜酒之人，对看病、吃药有瘾。医院里常常比乡村集市还喧闹。医生们累得筋疲力尽、心浮气躁，加上信仰层面不曾开掘，自救自怜尚不及，面对病人哪有气力理解爱惜？书上说，众多职业中，狱警的心理健康指数排行最低。依我看，医护人员心理环境跟狱警颇相似。
　　在现代中国，要当一位名医大家极其难。医术上精益求精不太难，难的是要有“爱人如己”之心，还要有金刚不坏之身，再加上长寿不夭之命。缺一不可。
　　在国外，精神病学家与心理学家是有区别的。
　　“精神病学家受过精神病学方面的专门训练，作为医生，他的注意力是放在精神病的特定征兆和症状上，然后作出诊断并决定是否需要用药物进行治疗。精神病学家有权开药物处方。对于心理学家来说，他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心理和情感引起的问题上，如家庭冲突、经济问题、由各方面客观因素引起的压力问题等等。”各类心理顾问和心理学家无权开药物处方。
　　对病人来说，其抑郁问题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必须首先区别清楚。
　　在国内，就我接触过的医院而言，精神卫生科又叫心理科，精神科医师和心理科医师都有处方权。
　　抑郁病人往往容易弄错。有的人明明大脑化学物质失调，属于生理性质的抑郁，却不寻求生物性治疗，反跑去做心理咨询、心理辅导，结果可想而知。
　　近两年，每逢接触到普及诊治抑郁症的信息，我都非常留意。心里忍不住要想起那些因无助而自杀的抑郁症病人，早知怎样求救，他们命不该绝。
　　停。我挖的是地道吗？只是一个猫耳洞。扎紧的伤口依然渗血。
　　我梦见走进一家展览馆，一个玻璃橱窗里有一具木乃伊僵尸，我赶紧往后闪，但还是看到了木乃伊胸腹部一截，胸肌腹肌的纹理很清晰，像风干的腊肉。玻璃柜脏兮兮的，有好几条长长的灰白色蜘蛛网。僵尸边蹲立着一只木乃伊黄猫，神态像活的一样。我想起了民间忌讳，据说人死了身边不能有猫。猫一接近死人，尸体就会坐起来，逮住什么都不放，好像叫做“诈尸”？我害怕，怎么能把猫摆在僵尸旁？万一死人诈尸我跑得及吗？耳边听到有人议论，这只黄猫是守着死去的主人变成这样的。馆里光线很暗，阴风飕飕。我要离开这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展览，我也不想知道。我在找出去的路。找不到出口。心里忘不了那只木乃伊黄猫。我是不太喜欢猫的，但这时我为这只守候主人的猫感到辛酸。我害怕那具木乃伊。那酱黑色干硬的肌肉让我反胃。
　　估计许多抑郁症病人像我一样很辛苦。我眼前常出现这样的画面：我一只手扒着摩天大楼的天台边沿，全身悬空，眼看就要掉下去了。我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也不知道何时能爬上天台。我只有三个指头支撑全身重量。很想很想放手啊。
　　有没有这样的地方？山清水秀，没有污染。黄金周的第一天，我们这些抑郁症病人一早就去那里报到。医生体贴地告诉我们：不用倾尽全力控制自己，想发疯就发疯吧。经过专家精确计算后的催眠，压缩的潜意识底层的李兰妮爬出来了。如同在电脑网络的虚拟世界中，她疯跑，傻哭，撞墙，跳楼，割腕，吞安眠药，朝自己开枪……为所欲为。让内向型的抑郁症病人尽情地释放自杀的意念吧，如大禹治水，疏而导之。同样，给那些外向型的抑郁症病人以释放暴力的机会吧，让活火山蜿蜒缓细地流出岩浆。第六天，镇静剂。苏醒。疗养。扶元。在黄金周的第七个夜晚，让抑郁症病人回到现实中。2006年2月15—17日链接《致秋天里的人们》要尽快开刀。医生说。
　　这儿有个女孩儿，也是颈部长了个小瘤，开刀一查恶性……住院吧，早查早放心。
　　一个熟悉得令人发昏的字眼——住院。
　　记忆中，只有几家医院的轮廓似乎是清晰的。
　　十四岁。在那天涯海角的岛屿上，一位军医告诉我老爹：“血管瘤。她要住院，开刀。”老爹那时一点不老。红帽徽映得黑发乌亮，红领章为国字脸增润增辉。他走路惯于昂着头，八字脚一点儿不影响虎步生风。
　　“听清楚了吗？你现在的任务是住院，开刀。爸爸要去老远的地方开会，开完刀你自己回家。”没等医生把我带进病房，爸爸已驱车远去。我仅知道这家医院的番号，以及从家到这儿，我坐了整整一上午的北京吉普。
　　“几岁了？哟，真勇敢。”外科主任给我戴高帽，“来我这儿当兵吧，你是块好材料。”为了几顶高帽子，我咬着嘴唇忍了两个多小时，任人又宰又割。那瘤子连着一条静脉大血管，两位实习的女兵出了一身汗，腿肚子硬了，手指头软了，最后只好由主任出场收拾残局。
　　下了手术台，我立即歪着脖子、捂住刀口往食堂奔。我明白，没人端着滚烫的鲜奶和糖心荷包蛋等我。
　　几天后，我自己上路拦了一辆顺风车回家。妈妈问：“怎么还没拆线？医生护士谁都不管你吗？”我操起剪刀，盯着镜子，把一个个发黑的线头连血带肉拔了出来。
　　十七岁。那是广州的一所军医院。
　　住院半年，我最烦别人问：“你爸爸妈妈怎么不来看你？”老李家没那套缠缠绵绵的习惯。
　　这儿的二百五医生格外关照我。
　　小鬼，再做个胃液分析吧。上次忘了给你留空腹胃液。
　　好的。
　　小鬼，做个十二指肠引流怎么样？好的。
　　隆冬天，我让引流管穿过鼻孔、咽喉、胃囊、十二指肠。引流管顶端的金属疙瘩失踪了，我像烈士般被人庄严地抬往X光室。
　　小鬼，来。试试空气造影。
　　好的。
　　学中干、干中学的试验结果，总是我的腹腔里灌满了气，床头插着持续半个月的特护小红旗。
　　你怎么不说“不”啊？你怎么不说……？五年后，十年后，妈妈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地教导我。
　　二十一岁。病重。我急需挤进一所有名的地方医院。
　　爸爸翻出磨得起了毛卷了边的小通讯录，找出一个个可能顶用的老上司、旧部下的地址，写信求援……爸爸认定会回信的人偏偏没有回信。
　　意外地，有人回信了。这人没有受过爸爸的恩惠，与我家几乎无甚来往。若按现代人的互利原则，他大可不必偷偷借用他家老爷子的面子，赔上许多工夫去打通层层关节。
　　我入院了。那儿是我的启蒙地，人心世态、善恶真伪、生死荣衰尽收眼底。该说的，我已经在一部中篇里说过了。该忘记的，我早已经忘记了。只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救人于水火之中。
　　最近一次入院，在去年。
　　第一次住进这么宽敞明亮的病房。每天的晨光，都停留在那方淡蓝色的窗帘上。撒满了小碎花的病号服，衣红裤绿。自有人来拖地板，自有人来为你打饭，自有人把热水送到你的床前。可是，没有人冲你微笑，没有人留意你的存在。
　　第一次见如此美貌的病房医生。浓黑俏丽的短发，白工作服下露出一截鲜亮的纯红色裙边。稍息，全身放松，重心落在右脚上，一只胳膊不经意地拄在窈窕的腰间。她在每张病床前平均停留两分钟。
　　该我动手术了。红裙子歪歪秀气的头，一位实习的小迷糊姑娘怯怯地朝战战兢兢的我走来。
　　旁边两张手术台，躺着两位娇小的香港少女，她们做的是人流术。进这间手术室的人，有五分之三做的是这种手术，五分之三中又有一半是香港人。该医院动手为众同胞排忧解难，众同胞解囊为该医院创汇增收。
　　缝针时，麻药的效力已过，我心里一阵阵抽缩。我望着身边亭亭玉立的女医生，幻想着她伸出温暖的手。
　　起来了。我对医生说，晕！要倒。红裙子冷漠地斜我一眼，不可能……没等她说完，我已经失去了知觉。
　　醒来了。我发现自己蜷缩在手术室的角落里。
　　“你真会吓人。回病房去吧，我们要下班了。”红裙子袅袅而去。
　　“这儿要关门。走吧，扶着墙走嘛。”两位肉鼓鼓的护士边数着一卷卷钞票结账，边为我出谋献策。
　　“我晕……”“喝牛奶吗？五毛钱一杯。”我流泪了。那泪珠是冰凉的。那地方好冷啊。
　　去年的春寒冻伤了我。这回我宁愿自费住到另一家医院去。
　　爸爸妈妈闻讯赶来出钱出力。
　　“给我们一个补过的机会吧。”爸爸的眼神时时令我想起马致远那首《天净沙·秋思》。
　　我曾在小说中诉说过我们一代人对父母天长地久灵魂深处的怨恨。当我们真正需要保护和爱抚的时候，得到的却是忽视。
　　在劫难逃。
　　挣扎起来的一代不懂得什么是天伦之乐，不懂得什么是柔情，不懂得接受爱，不懂得怎样去爱人。不。这一代人是懂得爱的啊，没有爱哪有怨？弟弟说：“快开刀吧，不为你自己，也该为爸妈。”一纸大学作家班的入学通知，却载我匆匆飞到九月的江南。
　　走了，走了。
　　没良心的女儿只会说“再见”。
　　老爹呢？老娘呢？就让心儿总那么沉甸甸地沉甸甸地坠着吗？
　　1987年10月补白写上述文章的第二年，即1988年12月，我做了文末说的这个手术。但是，直至2000年春季我才知道，这是右甲状腺癌全切除术。医生和我的父母怕我经受不起癌症打击，特意瞒着我和家里其他人。
　　不止是我的父母，也不只是在癌症手术这样的事情上，太多的父母儿女都选择隐瞒。都是出于爱的动机，结果却令人叹息。我们的传统习惯于报喜不报忧，喜欢保密，无论大事小事都不习惯公开透明，好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这种习惯的背后是一种精神上的敏感、脆弱，心理承受能力单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信任、默契、支持系统不健全，存在危机和故障。
　　也许，近百年的弱国寡民当久了，大伤元气神气精气；多年来人们不信天，不信地，不信人，不信神。你什么都不信，力量从何而来？你什么都不信，如何立足于天地万物间？你什么都不信，怎么会拥有平安、健康、美好的人第15篇认知日记
　　2003年7月14日星期一上午10点50分
　　这几天比较累，今天原不想记日记。但上午正好有时间，那就简单记几行吧。
　　昨天上午收看《权能时间》，水晶大教堂的证道嘉宾是一位漂亮女士，叫雪丽。她是700俱乐部节目主持人、音乐家、作家。十一年前，她得了抑郁症，住进了精神病院。治疗时医生问她：你是谁？她始终回答说：我是700俱乐部节目主持人。
　　很久之后，她才意识到：节目主持人只是她的工作，并不是她本人。后来她答道：我是韦雪丽，我是主的女儿。
　　住院初期，她拒绝吃药。她认为只要多读经、多祈祷就可以了。后来她觉悟道：人岂能决定上帝用何种方法来拯救人自己呢？想通了，积极配合治疗，效果良好。但她出院十年来依然服用抗抑郁药。
　　她近来写了一本书《最要紧的事》，认为最大的罪是不信上帝。上帝的计划其实并不复杂，人们不必去机械死记各种条规，只要记住“爱上帝，爱人”就可以了。上帝的计划就这么简单。
　　她也告诉六岁的儿子，不必学习成绩特别好，也不必去记什么复杂的道理，只要天天记住：爱上帝，爱人。她说完唱了一首赞美诗，获得人们起立鼓掌。
　　萧安柏牧师讲道，经文是《腓立比书》第4章4至7节。
　　可分三个步骤来记住。
　　1.“靠主常常喜乐”。
　　2.“应当一无挂虑”。
　　3.“祷告、祈求、感谢”。
　　他唱了一首歌，教会众容易记。
　　“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要喜乐。喜乐，喜乐……我再说，要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反复轮唱。
　　挺有趣。果然好记。
　　萧牧师认为：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是一种生活状态，存在状态。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呼吸、行走、思想、工作……时时与上帝同在。这样就能获得“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我很喜欢这两句话：“神赐平安。”“我灵安静。”昨天下午去广州火车站接爸妈。一切顺利。我一直感觉到上帝的看顾与指引。
　　随笔李兰妮服用抗抑郁药物两三天后，自杀的冲动空前高涨。
　　帕罗西汀说明书的“注意事项”里有这样一段提醒文字：精神障碍相关的临床病情恶化和自杀风险抑郁症患者无论是否服用抗抑郁药物，都可能出现抑郁症状恶化，和/或出现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自杀迹象），这种危险性持续存在，直到病情显著缓解。很遗憾，李兰妮今天刚刚看到帕罗西汀说明书上这段文字。
　　按惯例，国内医院不主张精神障碍病人看到药物说明书，怕病人先入为主，疑神疑鬼。国内的心理科或精神卫生科医生开处方，一般一次不能超过七天。99?99%的专科医生没经历过重度抑郁，他们从专业论著和患者自述中获取服药反应的信息。医生们未必真正理解，一个已有严重自杀倾向的抑郁症病人在刚开始服药的七天里，遭遇了怎样的毁灭性攻击。
　　服药前，李兰妮知道抗抑郁药副作用很大，同一种药，不同的人服用，反应可能大不相同。她经历过癌症化疗，对药物的耐受力应该比别人强一点。
　　服用抗抑郁药物的头七天，比化疗还难挨。
　　服药后，头皮脸皮至颈部火辣辣地烧，强烈的恶心，从食管到胃部一阵阵痉挛。手脚冰凉抽筋。眼睛发?，眼眶发热潮湿。强烈的晕眩感，全身控制不住地震颤，打摆子似的忽冷忽热。极口渴，舌头干得焦痛发麻。喝水不能解渴，反引发呕吐。小便困难，坐在马桶上怎么也尿不出来，冷汗直沁。四肢、头颈的血管里鲜血在沸腾，像锅炉里的热气烤得皮肤筋肉干痛。有时候恍惚觉得头很大很大，大得没有边儿；有时候觉得屋子像一个喝醉酒的怪物乱摇晃，天都让它摇进来了。
　　早上吃完药，她就趴在沙发上，沙发旁放个塑料盆。腹部紧紧顶着两个靠枕止痛。一会儿，跪在沙发上，抱着塑料盆干呕；一会儿，脚勾沙发背头抵地，头往木板地上磕，她想把大脑磕得没知觉。有时候站也不是，坐也不行，躺也不对，一刻都安静不下来。李兰妮眼巴巴看着墙上的挂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数时间。医生说一个月之后药物反应能减轻，抑郁症状能减轻。先撑过十分钟，再撑过十分钟……一上午要撑多少个十分钟？一个月是三十天，三十天有多少个十分钟？有些自杀的抑郁症病人也是吃过抗抑郁药的，但是，他们忍受不了这样强的副作用，不得不停止服药。
　　在忍受熬炼的时间里，死神俊朗的身影出现了。他像王子赶着马车来接灰姑娘。
　　跳吧。阳台不高，双手一撑就上去了。跟我走。飞起来。你是一只蝴蝶。飞啊。
　　这声音很清晰，很温柔，很体贴，很耐心。
　　不！自杀是可耻的。
　　不。自杀无罪。就像绝症病人有权选择安乐死。这不叫自私。说你自私的人就是最冷血最自私的人。从十二楼跳下去，啪！一分钟就结束。
　　李兰妮脑子里开始写遗书。一封写给家里人，简单交代后事。还有一封信，写给一个信得过的朋友。几十个字。感谢。托付。
　　理解。杨干华的遗书只有百余字，声明他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交代家人他的什么什么东西放在哪里，他借了谁谁什么东西要记得代还，没有多余的话。张国荣写遗书的时间很短，就写在一张餐巾纸上。理解。抑郁症自杀者的遗书早已千锤百炼，烂熟于心。
　　阳台防盗网有一扇做紧急出口的小门可打开。李兰妮找到了开小门的钥匙。没必要穿新衣服，穿一套半新半旧的宽松衣服，要穿绑鞋带的运动鞋，免得路人见到白尸布下酱紫色的赤脚恶心。要整洁。要选择四下无人的白天跳。她要在最后的意识里存留晴朗的天。
　　上帝啊，求你宽恕我。我真的真的撑不住了，我活得太难受了。求你帮助我，允许我提前回天家好吗？慈爱的上帝啊，求你听我祷告：您说过天下万务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可我等不及了。在没有得到你默许前，我不敢自杀，我怕进不了天堂。惟有在你面前，我感到自杀是有罪的。上帝啊，求你让我明白你的旨意。如果你同意我提前回到你的身边，请你给我死的机会。如果你不同意我提前回家，求你救我！眼前耳旁嘈杂。认识的、不认识的死去的人都来说，不停地说说说说说说！三毛说，你知道我为什么选择用丝袜来自杀吗？病房里的窗户打不开，那里跳楼不方便。他们都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死。我不能不死。你明白吗？杨干华说，我用皮带，皮带结实。我说我有病，没人知道这样活比死还惨。你现在终于知道了吧？伍尔夫说，朋友好丈夫好更让我内疚。我怕我的佣人，怕面对今天明天，我不能不躲到水里去。你懂吗？李兰妮的公公于1966年8月自杀，时任广州军区文化部副部长。他参加“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回来后情绪异常，一天夜晚堕楼，自杀原因不明。李兰妮只从遗照上见过他，此时军容整齐的周前辈说：几十年没有人猜到原因，你猜对了，抑郁症。
　　钟子硕说，他们以为我跳楼背后有隐情有秘密，告诉你，没秘密。就是抑郁。我跟人谈完话，特意走出来，从旁边楼跳下去，很简单，那座楼更高。
　　张国荣不说话，似笑非笑的眼神说：走不走？都在等你。
　　意识模糊了。
　　李兰妮掉头背朝阳台。
　　上帝救我！不要让我受诱惑！混乱中很多脸很多眼睛嘴巴催她走，催得她心飞意狂。阳台伸出很多手像蜘蛛精的网在吸她拖她走，但她体内有神秘的力在定住稳住她。
　　意识断电。
　　不知意识中断了多久。或许仅仅几分钟几秒钟。
　　意识恢复时李兰妮在狠狠击打自己的头。打打打不要停。有个声音冲出喉咙大声喊：我就不死！我就不死！我就不死死死——声音在屋子上空轰响转着弯飞，这声音很陌生。这声音让人畏惧、战栗。李兰妮全身发软，坐在地上。
　　能不能昏过去？找件什么东西来打？要是有大棍子往头上使劲敲，像植物人昏死过去就好了，一个月以后再醒过来。
　　脑子乱。
　　差一点点就走了。怎么最后没有走？李兰妮在家里大叫我就不死，后来呢？失忆吗？之后的事大脑录像仪没有录进去。能回忆复述的太少。
　　她是否出现过幻象幻觉幻听？她是否爆发短暂性精神分裂妄语？她是否因临床抑郁或药物反应而失去过意识？不可忆。
　　有个别独特的经历是不可回顾的。天知地知人不知。我们不知道的宇宙秘密太多了。如果非要刻意回忆，只能是伪回忆。我们的主观记忆准确度有限，对世界万物的理解更有限。心存敬畏。心存感激。2006年2月24日链接《过平常日子》摘录……用买来的胶纸密封门隙、窗缝，然后把煤气炉连接墙壁的气管口割断一半，用心听的时候可以听到咻咻之声。我从睡房中拿来被褥及枕头放在厨房的地板上，轻轻把门关上，再安然地躺在地上等待死神降临……谁知等了十多分钟，我的神志仍然十分清醒。于是我一跃而起，用手扭动煤气炉掣头，就在电光火石之间，耳畔传来轰然巨响，原来窗架上的抽气机连同窗架都飞到街上去了……我当时急中生智，立刻冲回房间致电消防局，然后直奔出屋外等待救援。
　　……我所买的毒药俗名红山埃，化学名为一氧化氰，服用一小匙即可致命……拿出毒药，倒出大半瓶溶入玻璃杯内，橘子红的一杯溶液，颜色鲜艳，看来可口，遂坐在床上一口饮尽。顷刻顿觉全身冰冷，下一秒钟感到胃部不适，再过一秒钟，刚喝下的溶液已经都从口里一吐而尽……——李玉莹(李欧梵夫人)补白我知道，这些文字只是她深痛中最简略的表达，她心中尚有许许多多的感受无法言说。作为抑郁病人，我要向她致敬！作为读者，我要对作者说谢谢。
　　正如李欧梵先生所说，在华人社会中，人们对抑郁症了解不深，存在误解。我衷心希望有过重度抑郁的人，把心中的痛楚说出第16篇认知日记
　　2003年7月17日星期四上午11点刚才10点半
　　电脑闹罢工，只好先去熬苦瓜排骨汤。干完活，电脑就能用了。
　　朋友们多次建议我请人做饭，但我还是想自己照顾自己。书上也说体力活动可以减轻压力。
　　过去我用于做饭的时间太少，从小在军营食堂打饭，工作后又到外地读书吃食堂饭菜，体验生活、写作忙碌时，多在外面应酬或吃快餐。也许现在就是“补课”时间。
　　由此联想到我们这代人面临转型时期：顶峰期已过，都在往山下走。有人如我大病之后淡出江湖、有人仕途遇重挫、有人变相下岗……面对现实，心态很重要。
　　前两年我读《圣经》时，已经感觉到主在发出指示：“退到野地里去。”但我没有顺从。我愚蠢地跃跃欲试，要重出江湖，想靠自己的努力写出突破性的佳作，以为这才是主的合格器皿。我害怕退到旷野去，我没有这么大的决心和智慧，也没有足够的定力和耐性。感谢主教训我、训练我、拯救我、医治我；今天我在顺从方面有了进一步的体会。
　　主啊，请求你赐我勇气和力量，在圣灵的帮助下，真正能够“退到野地里去”。
　　随笔2000年2月手术后的一个早晨，我歪着脖子，伤口上敷着厚厚的纱布，站在病房窗边往外看。
　　广州每年最冷的日子，往往就在春节前后这十来天。窗外凄风冷雨，天阴地晦。院外马路上，来往的人在赶着上班。一辆辆公共汽车上人塞得满满的，看身形轮廓就知道这些人被挤得很狼狈。骑自行车的人更辛苦，雨是斜的，有几个逆风蹬车的人雨帽戴不住，估计身上已经湿了；还有一个撑伞的，缩头缩脑，背影显出几分无奈。
　　我心里想，往日上班若遇上这样的情形，我会觉得自己真倒霉，混成这样真没劲。但是，至今我仍记得很清楚：那时那刻，我非常非常羡慕那些风雨中正赶着上班的人。那些人一点也不知道，在路旁一幢旧楼里，有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在羡慕他们，在盼望有朝一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正望着他们的身影想：以后若能活着去上班，路上无论遇上多么恶劣的气候，我不会再心怀不满。
　　病房里有四张病床。最靠窗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乳腺癌晚期，正住院放疗。她极少看窗外，常坐在床上低头想心事，她的丈夫和儿子很少来看她。
　　她旁边是我，我喜欢走到窗边往外看，虽然外面没有美丽的风景，哪怕对外发呆，也比面对压抑的病房好。
　　我旁边是一个七十多岁的光头阿婆。阿婆患的是恶性脑瘤，已经不能开刀了，头发掉得精光，连发根都没有。听说她很快会失明、昏迷、离世。护士说她已经没必要住院，只是因为她的儿子们觉得母亲能在医院呆着，心里会感到安慰有希望。阿婆不能走路，要么坐在轮椅上，要么躺在床上，她的三个儿子常轮流守在床前。母子很少说话，有时母亲似乎心满意足地看看儿子，儿子像儿时那样依恋地看着妈妈，母子间就那么心领神会地看着、看着。
　　靠门边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女人，做了上颚癌转移手术，鼻子嘴巴脸上全是曲曲弯弯的伤口，严重破相，以致我不敢看她。晚上冷不丁见她站在厕所门口，昏暗的灯光下，恍惚看见一个面目狰狞的鬼。那印象那惊吓久久挥之不去。她父母天天拎着老火靓汤来看她，她五官端正年龄相仿的丈夫天天守着她，给她喂流食。她嘴巴只能张开一条缝，每吞咽一点粥水都引起呕吐咳嗽声。连我都听得要吐了，有时要缩在被窝里堵住耳朵，但是她不管多慢多难都把食物咽下去。因为她的女儿才两岁。最想活下去的人是她。活下去面临问题最多的也是她。但是，看上去她是我们病房里最乐观的人。
　　我开刀住院的日子里，只有我妈妈和我丈夫两个人轮流来看我。我爸爸正好血压高至230，我弟弟高烧40度，在另一家医院留医观察。我妈妈除了顾我这头，还要顾爸爸弟弟那头；我丈夫没请假，依然每天要上好几节课。我只告诉区区我住院了，她想来看我，我坚决不让她来，我不想朋友看到病房里这种情景，也不愿别人可怜我。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实在没力气跟探访的人说话，而不说话我心里又会极其内疚自责。
　　越来越多的癌症病人都能平安度过术后第一年。肿瘤医院的专家告诉我，同样是我这种癌，有人程度比我轻，但术后二十多天就死了。这一类病人心理承受力差，俗称吓死的。另有一类病人第一年平安无事，很快就重出江湖。其中部分人在术后一至两年左右复发，一旦复发癌细胞全身扩散，无法救治。很多癌症病人跟我一样，在病房里见过形形色色的悲情惨剧，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没有资格去想“上班”这种奢侈的问题。我们面对的首要问题是：我还能活多少天？当我得知癌症转移的消息时，我立刻想：幸亏我没有要孩子！但愿能给我足够的镇痛剂，走的时候不会太痛苦。
　　我扪心自问：李兰妮，你活的时候对得起天地良心吗？我不敢立刻回答。躺在癌症病房里，我闭上眼睛回顾一生，从记事开始数算，算了好几天，这才敢据实回答：我问心无愧。真的，问心无愧。真好啊。释然。轻松。随时可以离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时的感受：一个人在临死前真正能够问心无愧，美妙。舒坦。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手术后熬过了一年。得意了。骄傲：李兰妮，我对你很满意，你没有被癌症吓死。听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赶快重出江湖，看看后福是什么。
　　记得那是第二年春节，我信心满得像小孩子手里刚充足气的彩色大气球，美得高飘飘的。年初二，我穿着棉袄、毛裤、大头靴，想进中大商场购物，我一路小跑，嘴里正说着笑着，突然有一种身体飞跃而起的朦胧感，随后脑子里一片空白，大约有几秒钟失忆。等我恢复意识时，发现自己已经嘴啃泥摔在商场门口。怎么回事？怎么摔的？一点印象没有。太丢人了。我昏头昏脑爬坐在地上定定神。毛裤膝盖处已是一个大窟窿，粗毛线擦地全擦碎了，再里面一层棉毛裤膝盖处也掀开一块布，膝盖血肉模糊，伤口又大又烂又深。这一跤摔得冤，鬼使神差，毫无预兆。
　　大过年的突然摔跟头，再不迷信的人心里也会有些不爽。
　　过完年，我买了一株盆栽的白兰花树放在阳台。这是花店七八盆树中最好的一株。正逢抽枝生叶、春绿养眼时，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站在阳台上闻香赏花啦。心里一动，许了一个愿：但愿今年的我，就像这棵树，生机盎然，花繁叶茂。不料，第二天下午去阳台，发现这株白兰花树已拦腰断成两截。原来是阳台顶端那条晾衣铁杆，几年来一直好端端的，那天偏偏无缘无故掉下来，如鬼斧神刀，从树的四分之三处斜劈下去，只给我剩下四分之一秃树干。我刚许了愿，立马当头一棒，这不堵心嘛。不算不算。就当不曾有过这念想。我加倍爱惜那一截秃树，盼望它能重新发芽抽枝。可它还是秃秃残残地死了。大概死于伤重不愈。
　　难道这是一种预兆，一种警告？似乎有这么一个规律：癌症病人患病前一阶段，都相对处于生命的高峰期，工作特别顺，机会特别多，情绪也高昂，连相貌都会比别的时期显得好看。
　　癌症病房乳癌晚期病人也是这样：查出癌症前一年，她正走运，周围别的工友下岗，她的财务位置却稳稳的，厂领导非常信任她，她的业务水平处于上升阶段。“人都靓佐好多！”她的姐姐说。
　　这就叫月盈则亏吧。
　　1999年是我最忙的一年。电视剧本、电影剧本、长篇小说、长篇散文都出来了，又接连参与纪录片的前期或后期工作、到澳门出席首映式、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庆祝酒会、拿正高职称、领奖等等。那年的元旦我是在北京过的，春节前一天我才飞回广州。从年头忙到年尾。2000年春节我还在跟着导演何群策划一个电影剧本，我刚写了第一稿，癌症开刀前才跟导演说，请你另找合适的编剧吧。
　　据我所知，癌症病人里，如大学老师、白领、企业家、记者编辑、节目主持人、公务员、作家、导演、演员等，都有相似的经历：从山上突然跌落到谷底。
　　就像我那盆白兰花树，正因为它被劈断前曾生机勃勃、前程似锦，所以，一旦遭遇劫难，便格外让人叹息、不甘。而我也就特别特别希望它否极泰来，重新发芽，枝叶比从前更绿，满树繁花，香飘久远。
　　相信谷底下不少人与我相似：爬起来，坐在地上定定神，不知道这一跤是怎么摔的。不明白怎么回事。还好，没摔死，也没摔傻。耽误的时间太多了，要把失去的补回来。赶快行动，一鼓作气，冲到山上去。让大伙儿看看，我们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超人。
　　后福是什么？更高的位置？更大的成绩？更多的作品？更旺的人气？更丰厚的利润？更响亮的名号？更光宗耀祖？更圆满完美的结局？不知道是什么。不需要知道。反正是更好的东西。
　　要快。无论于公于私，必须追上行进中的队伍，登上更高的山峰。
　　于公，情义催人。家国之恩、生养之恩、知遇之恩、提携之恩、共患难之恩、雪中送炭之恩等等，有恩必报真君子。
　　万米长跑已经跑过了九千九百米，岂能前功尽弃。
　　亲眼见生死无常，旦夕祸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老师怎能辜负学生，老总怎能辜负银行，演员怎能辜负观众，作家怎能辜负读者，干部怎能辜负组织？于私，最简单的，既然活着，就要治病，治病就必须有钱，癌症要花钱要打点的地方太多了。
　　要挣钱就要有位置，有多高的位置就必须有多大的作为。有病没病都得遵守规则。
　　活着就要养家，养家就不能下岗，有病的人不想出局就必须比健康的人表现更出色。
　　活着，就有无数念想、挂虑。
　　活下来的人，除了退休者，我认识的癌症病人都比非癌症病人忙。
　　忙碌可以壮胆，可以掩饰恐惧，可以有所得，可以保护家人的利益，可以保留江湖地位，可以……有很多可以。
　　手术一年之后，我逢人便说要重出江湖。我开始写散文，开始去采访，开始写短剧本，开始有目的看书。
　　2001年夏天，我心里开始异常躁热。夜里站在阳台乘凉时会突发奇想：从这儿跳下去会怎么样？第一次这么想的时候，觉得好笑，李兰妮你很无聊噢。
　　可是，之后又想过好几次。有点不安，怎么会连续对这种无聊想法感兴趣？我的理智本能地出来干预。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此想法病态，但是我有能力控制自己不再想。
　　静下来的时候，心底会浮出一句话：退到野地里去。当微风从脸上温柔拂过的时候，悄悄地说：退——到野地里——去……退——到——野地里去——2001年12月17日，当北京肿瘤医院头颈科专家建议我开完作家代表大会立即入院手术时，我极沮丧。这意味着癌细胞又在作乱，我的境况又被打回到2000年的2月。
　　为得心安，我翻开《辞海》，找“韬光养晦”的解释；重温佛学的“破执”，读有详细注释的《道德经》。拿起书的时候，似乎明白。放下书之后，又有心结。
　　我试着安静下来休息。
　　人退到旷野，心却在红尘热闹处飞翔。我试图往回收心，万念如野马奔腾，哪里收得回来？现代人以为，休息就是不上班；安静就是每天争取静坐半小时。我们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急于捕获收纳。安静半小时，是为了储存足够疯狂十小时的精力，静是为了更张扬的动，静是猎兔犬冲向猎物前一个花样小动作。
　　2002年底至2003年春季，不尊重大自然的人类受到了SARS的警告；而我受到了不肯“退到野地里去”的惩罚。既然癌症的警告你都不能领悟，那就尝尝抑郁症的教训吧。
　　在受管教的日子里，我曾不得不“退到野地里去”。那时我不能听音乐、看电视、看书，不能见人与人接触，更不能为功利之事而行动。我只能独自一人躺在沙发上默默地祈祷。此时真应验了这句话：退到旷野去，不见人只见神。
　　在那些日子里，我在精神的旷野休息、调养、汲取灵露。原来患难、疾病对我有益。它们帮助我真正安静下来，我安歇在水边的青草地，干渴焦躁恐惧的心感觉到平安的欢喜。原来是这样啊：“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稳安静。”原来真是这样。休息安静的时候，你自然会明白人生的意义，你所负的使命是什么。你可以重新得力。
　　可惜的是，我仍是个软弱、愚笨的人，我只会被动地进入旷野，管教稍一放松，我的心又会走神。但是，我有信心和盼望，我知道我一定能得救。2006年3月15日链接
　　《积极思考就是力量》摘录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那个处方：他的病人需要从每个工作日中拿出两小时去散步，然后在一周中拿出半天时间花费在公墓里。
　　病人很吃惊，追问道：“干吗要花半天时间呆在公墓里？”“因为，”医生回答：“我希望你四处走走，看看那些长眠在那里的人们的墓碑。我希望你默想一下这个事实，他们中间许多人在那儿是因为他们跟你想法一样，认为整个世界是被他们扛在肩上。默想一下这个事实，当你长眠于地时，世界照样运转不误。就像现在，你这样重要，其他人也将能做你现在所做的事。我建议你坐在其中的一块碑石上，重复这句话：‘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病人明白了这些话的意思。他放慢了步伐，学会了去下放权力，他对自己的重要性有了恰当的定义。——［美］诺曼·文森特·皮尔补白拿得起，放不下的人越来越多。中国式精英若在公墓默想半天后，可能倾向于工作时步伐要迈得更快，权力要抓得更紧。我们习惯只争朝第17篇认知日记
　　2003年7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10分
　　帮妈妈预约了下周一的专家门诊。
　　前几天吃饭时，妈妈又大谈她曾吐过的那一口血，越想像越严重。其实她在茂名的医院验过痰、验过血、拍过胸片，检查结果都是正常的。她又去做CT，一个医生认为她可能有炎症，不排除可能有肺结核。她去住院，人家科室主任认为她没有问题，四天就让她出院了。可是她似乎对结核一说耿耿于怀，非认定自己得了很严重的病，总声称会因此有生命危险。
　　这样的话我听得太多了，我实在忍不住回了她一句：即使是肺结核，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要照你的说法，我这样得癌症的人早该死掉了。
　　妈妈由于年轻时因胃病辞过职（实际上她是怕家庭成分不好有麻烦），“文革”时当了几年家属。以后重新参加工作，所以失去了离休资格。她已习惯躲藏在“病人”身份的背后，不愿面对自己的软弱与失误。从小，我和弟弟就要照顾妈妈的情绪，全家人都要围着她转，迁就她，因为她“有病”。她自己没有意识到，她潜意识中希望自己生病，这样就可以受到全家人的重视，她也可以由此回避对自己的责备和不满。
　　既然我知道这个原因，那么我又何必每次都为此大受困扰呢？显然是童年时期的伤害仍在困扰我。
　　潜意识中我认为她不像一个母亲，她的所作所为深深刺激我，造成了严重的不安全感。面对她，跟她谈话，我会非常疲倦。甚至会头痛、气郁、胃疼、烦躁，从而引发各种不适。
　　不要想这些不愉快的事。她也是时代的受害者。我现在治疗抑郁症，必须理清这方面的困扰，要锻炼自己，走出童年的阴影。既然她已习惯扮演“病人”角色，那么我就要练习在心理上保持冷静的距离，要当好观众，不要盲目进入“急救室护士”的角色。不要试图去纠正她，也不要去反驳，更不要生气、烦躁。
　　主啊，求你大能的手托住我，求你命令那“撒旦退去吧！”主啊，求你用你脸上的荣光光照我，驱散我心中的黑暗，照亮我的心，让你大爱的光明永远存留在我的心中，温暖我的心。阿门。
　　随笔在抑郁症认知日记里，我真实记录了困扰多年的心结。由于抑郁症与遗传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在随笔中我要往上追溯几代人的抑郁沉积。
　　在我、我母亲、我外婆、曾外婆四代女人里，若论个性、经历、家境等等，最不可能得抑郁症的是我，最可能得抑郁症的本该是外婆。但是，外婆却不抑郁，今年九十五岁仍头脑清醒，写信字迹清楚，打麻将时还能赢。
　　我试图知道，在这一百多年里，我们——中国普通人家的四代女人是怎样活过来的。我们在精神层面有着怎样的抑郁传承。
　　本应是五代。按理要说到我的下一代。但是，我刻意选择了“绝代”。
　　十年前，因为我和张梅、胡区区都没有生孩子，于是被广州的同行戏称为：“三个绝代佳人”。
　　我结婚前就想过：这辈子我不会要孩子。
　　结婚后，我先后做过三次人流手术，可谓铁了心不生孩子。有前辈劝我，不管从命理方面说，还是从婚姻学方面说，有个亲生的孩子，我的前程、身体、家庭、晚景等等，都会非常好。还有高人指点说我历经坎坷，与逆运而行坚持不要孩子有很大关系。我不是一个生性固执的人，但在这一点上，我是极其固执的。
　　不要孩子，并非不爱孩子。可能是爱得太有责任感，爱得太理智，觉得自己不配做一个母亲。
　　二十多岁时，我模模糊糊感觉到：我心目中没有一个完整美好的母亲的榜样。我脑海中只有泛指意义上的大母亲概念。若要说说具体小家庭的“妈”，像冰心老师笔下写到的那样的“妈”，我没看见过。在我个人成长的环境里，只有口号中的“伟大母亲”，没有身心健康、慈悲乐观、能为幼儿幼女提供安全感的“妈妈”。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女人，是残缺的人，是贫穷的人，是绝望的人。
　　信心、盼望和爱，这三样是人类最不可少的精神支柱。而我恰恰先天后天都缺乏这样的精神力量。这样的人如果有孩子，孩子不会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理成长环境。很显然，这绝对不是优生优育。
　　为了不制造悲剧，同时中国人口已经太多，所以，我选择不要孩子。至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以及“断子绝孙”之类的词语，丝毫不能伤我，也不曾对我造成困扰。
　　我没见过我的曾外婆，听说她才貌不及她的女儿。家族里的人喜欢说，我外婆、我妈和我，绝对是一代不如一代。我从出生起，就比较吃亏。部队的叔叔、阿姨都说：这孩子没有爸爸妈妈漂亮。长大一点去外婆家探亲，亲戚们当面说背后也说：长得不如妈妈，跟外婆嘛不要比，鼻子、眼睛、嘴巴、耳朵、皮肤哪一样都不要比。以后个子会比外婆高。新社会了，她有牛奶喝嘛。
　　曾外婆的小名叫喜姑，外婆的小名叫“小桃”，妈妈的小名叫“兰兰”。这三个女人都比我有故事。这三代女人都与我的抑郁症有关联。
　　少女时的小桃像一朵粉嫩初绽的桃花儿，眸子里含了桃花水，一闪一闪的，水光能闪到人心里去。标致的莲子脸，玉齿微微有点拱起，这种牙又叫假龅牙、美人牙，如旧时影星上官云珠、当今香港艺人周慧敏就有这样一口漂亮的牙齿，不笑时也像含着笑，无情时也似含了情。
　　虽然少女时的兰兰曾在军队文工团被某战斗英雄一眼看中，求爱信通过组织转到她手里，但是，就连我爸都说，我妈长得的确不如我外婆。要知道，我爸初次见到小桃时，小桃已是生过八个孩子死过四个孩子、饱经沧桑年逾四旬的妇人。
　　小桃的妈名字叫喜姑，喜姑的爹是清朝的一个穷举人。这位举人做主，替外孙女定了一门娃娃亲。
　　两个娃娃同年生，小桃比她的小夫婿大好几个月。小桃正月里生于著名的1911年，正是万象更新之时。她有幸成为中国最早接受西式教育的女中学生。在中学里，她比那定了亲的小夫婿高一年级。她不喜欢那男孩子，嫌他脸太长，太文弱，学习成绩远不如她。
　　小桃成绩最好的学科是国文、英文。她的作文多得举人外祖父称赞，卷面上常见一行行朱笔眉批，红圈套红圈。那时中学女生的典型穿着为月白衫配黑裙、白袜子配黑布鞋，朴素清纯。小桃很出众，心气也很高，一门心思读书，打算毕业后报考中国最好的大学。
　　人算不如天算，中学毕业前夕，小桃的爹爹突然暴病身亡。小桃的命运从此发生大逆转。大学梦成为泡影，家中断了惟一的经济来源。寡母要吃饭，弟弟要上学。不满十七岁的小桃只有一个出路：立刻嫁人。
　　我为什么觉得最应该得抑郁症的人是小桃呢？因为她才貌双全，生长于“五四革命”那样的时代环境中，她充满反封建要自由，读大学、谈新式恋爱、婚姻自主，做一名新青年，建设民主富强国家的理想。她那个大家族的表姐妹堂姐妹们几乎都飞了出去，有出国留学的，也有在京沪读大学从此成为新女性的。而本来被家族人最看好的小桃，却当了一辈子的家庭妇女，受委屈最多的是她，遭患难最多的是她，最没地位的是她，享福最少百忍成钢的也是她。没有人理解她，没有人能帮助她改变处境。出嫁前后，天壤之分。
　　我在外婆家上高中那两年，记忆最深的是，外婆常体虚头晕，她吃不起药，更没钱买什么补品。当晕得脸青唇白浑身发软时，如果瓦缸里还有妈妈从广东寄来的白糖，她会犹犹豫豫掀开缸盖，翻出那包白糖，很小心地解开包白糖的细麻绳，从那几两白糖里，用两根手指捻出一小撮，放在手心窝里，面带内疚、不舍地看看，轻轻叹口气，像是在责备自己不够节省，等下了决心才低头张嘴合在手心上，头一扬手一抬，白糖进了嘴巴里，她含着白糖，身子略在床头歪一会儿，很快又忙着干一大堆力气活。
　　此时我在想，她那头晕大概是血糖低，或贫血、营养不良。
　　前几年，妈妈回外婆家探亲回来，声音哽咽地说到外婆：“几分钱一块的豆腐她都吃不起，想吃舍不得吃。”我听了心里极其难受。外婆一辈子没给自己挣过工资，她哪怕花一分钱，也要看看别人的眼色；九十几岁了没有自己的一间房屋。我想想都要替她抑郁，替她喊冤。但外婆没得抑郁症，也没为自己喊过冤。今年春节前，她还在信中写道：我这一生最遗憾的是解放后没有参加工作。她告诉兰兰和妮子：我还有得活呢。我给点福气给你们吧。我高寿的秘诀就一条：做人一定要知足。
　　对兰兰来说，十六岁是命运的重大转折点。那天，她正在初中班上着课，连家都没回，衣服行李都没拿，空着两只手就和同学一起跟着解放军走了。她没跟家里任何人告别。她相信她正走在共产主义的大道上。当时她的爹正在给高中学生上数学课，门口有学生大声喊：张老师，你女儿跟解放军走啦!假如那天兰兰不这么走，她肯定当不成兵。她会成为家乡的小学老师，不会过得太抑郁。
　　对李兰妮来说，九岁是她的第一个分水岭。九岁前，她基本上是一个身心健康的儿童，九岁后，发生了许多可能导致她最终重度抑郁的事情，尽管每一件都是很细小很无聊很琐碎的事儿。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精神、命运的分水岭。当我们成为抑郁病人，或将要成为抑郁病人时，必须安静下来，仔细梳理自己的精神脉络：到底哪个段落出了毛病？究竟哪个区域有暗伤？阻塞是什么？裂痕有多深？你做过这样的精神梳理吗？2006年4月6日链接《十二岁的小院》摘录1小院没门。入道旁站着一棵上了年纪的龙眼树。
　　龙眼树年年结果。果子刚有豌豆那么大，就枯死在枝头，过好多天才悄悄掉在地上，像一个个死孩子，缩缩地趴在泥里。龙眼树的身子斜斜地往一边歪，树枝垂得很低。远看，像一个伤心的老婆婆，弯着腰，伸长了手，去捡她的死孩子。
　　小院里，有几幢黄颜色的旧平房。我家住在坐东朝西那一幢。
　　妈妈闩好门，拉上窗帘，把我和弟弟叫到她的大床上，小声说：“咱们到了新地方，我要立两条规矩：第一，姐姐要带好弟弟，你上哪儿他上哪儿。他要是干了坏事，我连你一块收拾。第二，不要跟别人提外婆家。”“我知道，外婆家是地主！”“胡说！”妈妈用手里的大葵扇打了我一下，“外公是人民教师。记住了？我十几岁当兵，革的就是地主的命。妮子你要听话，要帮妈妈。”弟弟猛点头。我却愣着。
　　“还有，不要告诉别人妈妈认识字。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你爸爸就会娶后妈，有后妈就有后爸……”妈妈去年退了职，她说她有病。
　　2我家斜对面那排房子住着小玉子一家。小玉子八岁了，还没有上学。
　　院里阿姨说，小玉子一生下来就有心脏病。这种小孩子养不大，说死就死。
　　阿姨们说，这要怪医院，不该让她生出来。一让她生出来，就不好办了。掐死她，太残忍，又犯法。养着她，添乱，白费布票粮票豆腐票。
　　小玉子命凶。她妈妈生她的时候大出血，落下了歪嘴的毛病。
　　小玉子妈翻箱晒棉胎，翻出一窝小老鼠，半截小拇指大，粉粉的，肉肉的，嫩嫩的，光溜溜的，小肚子鼓鼓的，皮薄得透明，眼睛还没睁开。
　　小玉子妈像捡了宝，赶忙去打了一瓶散装的石湾米酒，下肉饺子似的，把小老鼠一个个扔了进去，封好，浸足了日子，一天喝小半盅儿。
　　小玉子妈喜欢吃肉，总能自力更生找肉吃。她家打死了黑老鼠，从不扔到垃圾池去。她跟广东人学，把老鼠皮剥了，开膛，去了肠肚，用盐腌一腌，拿根细棍子拦腰把老鼠肉撑得开开的，挂在太阳底下晒，晒得红红的，干干的，煮饭时割一块下来，放点豆豉、姜蒜焖来吃。
　　3妈妈的嘴唇抿得很紧，眼珠子在眼眶里转得很快，眉心有一条小刀子一样的竖纹。她有心脏病、胃病，才三十多岁就退了职。她好像每天都心烦。她大概又在偷偷想她的爸爸妈妈。她爸爸被造反派七斗八斗赶回了乡下，老两口靠种地养活自己。妈妈心里有事不敢说，动不动就心烦，烦着烦着就想打人。
　　我赶紧找活儿干。我把自己床上的毛巾被叠好，又爬到架子床上铺看看弟弟的被子叠好没有。地上有一截红毛线，我赶快捡了起来。
　　4小麻雀还能动弹，翅膀根儿那里血肉模糊。它的头很小，头上的毛很光滑。它闭着眼睛，身子抖得厉害，可能是伤口很疼，也可能是吓破了胆。
　　张小霞使劲捏了一下手心里的小麻雀，小麻雀不动了。
　　“它昏过去了。”我觉得小麻雀很可怜。
　　“咱们吃了它。”张小霞把弹弓别在腰上说。她给小麻雀拔毛。就这么活活地拔，干干地拔。
　　小麻雀又动了。它的小细爪子抽筋抽得非常厉害，它疼得叫不出声来，只不时动动脑袋。我忽然想起小玉子，小玉子被她妈妈一板凳砸倒在地上的时候，脑袋也是这么转这么动。
　　“咱们别吃它好吗？”我小声说。
　　张小霞眼睛一瞪，眼球有点凸，“去，捡点干树叶来。”小麻雀成了赤红的小肉球，皮皱皱的，肚子抽抽的，只剩脖子上有小毛。
　　张小霞坐在礼堂后门的石阶上，点着了一堆干树叶。她用一根棍子捅进小麻雀的屁眼里，把小麻雀拿在手上烤。我不断给她去捡细细的干树枝。
　　小麻雀的皮很快就黑了，肉慢慢往里缩。
　　“闻到香味没有？”张小霞撕下小麻雀的一个翅膀，扔在嘴里嚼。
　　小麻雀屈起脖子歪着头，眼睛开着一条缝好像死不瞑目，又好像在偷笑，笑自己的翅膀没有肉。它死了还在盯着我，看我喜不喜欢吃它的肉。
　　“吃，快吃。”张小霞揪下另一个翅膀给我，“不吃我不跟你玩。”我伸出舌尖，舔舔黑糊糊的翅膀。咬了一丁点儿，慢慢在嘴里嚼，嚼给张小霞看。
　　我不喜欢吃小麻雀，但是我很害怕张小霞不跟我玩。
　　“好吃吧？”张小霞把小麻雀的头揪下来，她在啃小麻雀的红脖子，嘴角两边动来动去，不断往外吐出粉红色的渣。
　　“有点腥。吃惯了就好了。”她撕开小麻雀的身子，血慢慢滴出来。
　　张小霞的嘴巴黑黑的，牙齿红红的。
　　补白我这个纪实中篇屡遭退稿。如果没有文学意义，那我就把它当做个人病历看。摘录在此，供精神病学家做病例分析。
　　这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部中篇散文，文章里的人和事都是真实的，我写的时候只是把其中人名改动了一个字。这个部队小院在佛山。
　　我与父母突然断绝音讯、家人四散两年后，我们一家四口重新生活在一起。我从海岛的部队边防要塞，突然来到这么一个广味十足的城市，由子弟学校到地方小学读书，我有点不适应环境。更让我不适应的是，分别又重逢的母亲变得陌生。从此，我学会了独立，在任何陌生环境中精神自立，不依赖父母及任何人。我已对家起了逆反心理，我的性格也由内向变得外向。
　　我常觉得，在这个小院里，散落着一个十二岁孩子的许多心思。
　　我要返回到小院拾拣那些思绪，哪怕只闻闻它们的味第18篇认知日记
　　2003年7月19日星期六上午11点20分
　　最近两天，出现了轻度睡眠障碍。入睡比往日慢许多，醒来头晕、头痛。估计是减药带来的不适。
　　从前天开始，中午、晚上我各减了半片阿普唑仑，没想到昨晚梦中就出现了焦虑。
　　我又梦见自己在参加考试，好像是毫无准备之中接到考试的通知，很惊讶，很无奈。急急忙忙跑进考场，人家都快考完了。我急得要死，监考的老师们责备我，指责我不应该迟到，后果要自负。
　　我觉得冤枉，可又不知这是什么人的过错。我有口难辩。为了争取时间，尽管知道考试时间肯定不够了，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去拿试卷。
　　老师们在考生名单上查不到我的名字，我更着急了。不知道自己该坐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该考些什么。
　　有老师主张别查了，让她考完再说。这时，来了一个好像是退了休的老教师，他可能不是监考人员，但人们挺尊重他。他说：查不到，就说明她不是今天的考生嘛。
　　我起初还没明白，老师们却纷纷称赞旁观者清。很快，有老师告诉我，是他们弄错了，我早已经考完了，今天这场考试与我无关。
　　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心里清清楚楚地想道：太好了，原来今天不用考试啊！我高兴了好一阵子，没有立即离开考场。我心情愉快地望着考场，不时在场边跟监考人员轻声聊聊天。似乎心里一直很快活，如释重负，总在笑着想：嗨，虚惊一场，原来我早就考完了。
　　这个梦大概描述了我目前的心理状况。
　　我要特别小心。减药时期要特别安静。出现倒退现象是正常的。焦虑、抑郁像贼，像歹徒，一见小区岗哨减少了卫兵数量，就立刻乘虚而入，企图作乱。我要沉着应对。只要关键的几天防卫得当，就能长我士气，灭敌威风。
　　我睡不着时就祷告，醒来头痛时也祷告。我坚信：“主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随笔我总梦见考试。
　　考试除了压力的象征外，跟我的精神遗传有无关联呢？曾外婆的父亲是个举人，我对考试的焦虑是否源自他老人家？曾外婆的父亲中举之前想必是考了又考。那些什么“岁考”“乡试”等等，总要把他考得魂飞魄散、神神经经、屡败屡战、脑汁榨干方能赢来高中的这一天吧？范进中举的故事尽人皆知，科举考试绝对比现在的高考更残酷，更摧残人的神经。
　　以前，我从没打听过曾外婆是个怎样的人。我对她没有半点印象，也不曾关心过她的精神世界。我只偶然听说过，她的脾气非常非常好，心肠也好，她活着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
　　我本想打电话问妈妈，我的曾外婆识字吗？她出身举人家庭家教如何？后来想想，我妈听来的未必百分百准确。我本意也不是要做考古研究，我更愿意有想像的空间，推测一下：我们这代人的曾外婆们有着怎样共同的精神历程。
　　喜姑大概生于19世纪的80年代。我不了解她的少女时代，听说过她家发生的一些事，从这些事件中，我似乎看到了喜姑走过的足迹。
　　喜姑爹中举的那一年，这户人家经历了大喜大悲。
　　喜的是，终于熬到了中举的这一天。悲的是，没有盘缠赴京会试！中举后不赴京会试，意味着白白放弃了入仕资格。那个时代书生的理想是学而优则仕。学而优怎能不入仕？不入仕怎能救苍生扶社稷？不入仕怎能成国家栋梁？不入仕怎能体现价值才情？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哪个才子不入仕？陶渊明也是先入仕后采菊东篱下嘛。
　　从赣南五陂山下到紫禁城天子脚下，千山万水，没钱寸步难行。喜姑家筹不到这笔钱。
　　此刻我在想：到底是求遍乡邻都筹不够钱，还是喜姑爹不愿去求为富不仁的人？这是一个清高的书呆子，还是一个淡泊的读书人？喜姑爹最终没有赴京参加会试，一辈子只是一个穷举人。他教书授课，用极其漂亮的一手毛笔字给人写对联，题匾名。估计还写过不少碑撰，为一方乡民代写各类文章。听说他后来有一幢宽敞的平房大屋，说明举人的润笔费还过得去。
　　现在看来，他也算那个时代的自由撰稿人吧。
　　很意外，晚上接到了弟弟的电话，他听说外婆住院了，心脏有问题，情况令人担心。我脑子又现出负面思维。忍不住迷信地想：难道这么写犯忌？暂停。等危险过去之后再说。
　　又开始乱想了。我只有祈祷、祈祷。我相信：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不要怕，只要信。2006年4月10日晚23点整链接《十二岁的小院》摘录9
　　“妮子长得真秀气。”树下，宫阿姨一边给小春梳头，一边扫我一眼，“刚来的时候看看不咋样，看久了，我觉得蛮不错呢。这啊叫耐看。”我高兴得心乱跳。小春的红蝴蝶结掉地上了，我捡了起来交给宫阿姨。
　　“妮子，你妈妈怎么那么年轻就退职了？"宫阿姨颧骨上起了一道肉坑。
　　“她十七岁就有胃病，后来很严重。"妈妈十六岁当兵，随大部队一路“追穷寇"，从江西翻山越岭追到广东，昼夜行军，还要跟着文工团在路边打快板，唱歌，演戏，给战士们鼓劲。
　　“现在的银（人）哪，太娇。"胡妈妈端着小竹凳凑过来，“那时候，我带着我们一红出来找她爹，一个村儿一个村儿要饭起（吃）。起（吃）了多——少苦。"胡妈妈腿上有个针线篓子，里面一堆三角形的小碎布，她拿这些布来拼花枕头套。
　　“她爹一走几年没消息。我寻思，他要是给打死了，我一辈子给他守着。他要是当了官，不认我们娘儿俩，我就拖他去跳井！"胡妈妈家的四红跟弟弟同岁。但是胡妈妈好像跟小玉子姥姥一样老，脸上皱纹很深，还掉了两颗牙。她的门牙很长，听说人越老，牙齿就越长。而胡叔叔顶多四十多岁，头发黑油油的，眉是剑眉，脸是方脸，很威武。
　　“妮子，你妈妈教过你唱歌吗？"胡妈妈突然问。
　　“教过啊。她会唱好多歌。"“您瞧是不是？"胡妈妈对宫阿姨说，“请不动。不那么简单哩，还说不喜（识）字儿。"10“妮子，你妈妈在家吗？"是胡妈妈的声音。
　　妈妈赶快往外屋跑，堵住胡妈妈。她从来不让外人进里屋。
　　我知道，里屋的樟木箱里有个绣了鸳鸯的小花包，里面装着一对金耳环，一个断成两截的银手镯。樟木箱下面，还有两个小木箱，里面全是书。妈妈从不让我碰这两个小箱子，好像里面有地雷。
　　“听到动静了吗？小春她妈昨晚……"胡妈妈压低了嗓子，“又在闹。"我轻轻爬上大床，踩着两只大枕头，踮脚从墙上的花窗看过去，胡妈妈跟妈妈靠得很近。
　　妈妈说话很小声，我听不清。
　　“她能怎么着？男人不提离婚算便宜她了。"胡妈妈眼睛一斜，一翻，嘴鼓着，好像是她让宫阿姨捡了一个大便宜。
　　“小春不是她生的？可……还是有点像。"妈妈小心翼翼地回答。
　　原来宫阿姨家也藏了一个大秘密！那……小院里每户人家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妈妈的那些秘密就不那么可怕了。
　　“她妹的孩子，能不像？"胡妈妈轻声笑，“当心——男人没一个靠得住，看紧点没错。"胡妈妈的声音又低得听不见了。
　　我听见妈妈说：“妮子她爸——不会……不会……"“小春爸爸不老实？可——别相信谁老实。"“如果真那样……就散伙。"妈妈的眉头皱起来了。
　　“你舍得？"“我带儿子走。"“想吧！除非你赶紧生，再生个小爷们儿。"胡妈妈嘻嘻笑。
　　11妈妈刷牙时，总是干呕。呕的声音很大，太阳穴上的筋都鼓出来了。妈司令笑她，“这么呕，跟怀了崽子似的。”妈妈满嘴牙膏沫，答道：“我什么时候刷牙都这样。”我每天早晨盯着妈妈刷牙。我很怕她干呕。一听见她干呕，这天我眼皮子就总跳总跳。
　　“妈妈，你是不是有小弟弟了？”“没有啊。”她很惊讶，还笑，“这丫头。”如果有，我希望这个小弟弟死，最好死在妈妈肚子里。我不想妈妈再生小弟弟或小妹妹。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张小霞。我叫她发誓保密。
　　“向毛主席保证不说。你要是不放心，我也说个秘密给你听，”她拨开我耳边的短发，小小声说，“我外公是资本家。”我感动得不得了。张小霞真好。
　　街上不打仗了。爸爸可以经常回家了。
　　半夜里，妈妈做噩梦哭，我照样会醒，睁眼望着蚊帐顶，听那边屋里爸爸叫妈妈，小声跟她说话。
　　他们说话的声音沉沉的，慢慢的，像屋檐下的雨滴。
　　我好困。那些嘀嘀咕咕的声音总来缠我，害得我睡不着。
　　“我想给我妈寄点……他们在乡下苦……”“小心……远一些寄。”“你说……能收到吗？”“千万……别让……知道……”我赶紧捂住耳朵，心跳到枕头上来了。
　　补白这个小院对我来说有意义，我在这里完成了由儿童到少年的精神之旅。
　　小院里每户人家都有精神方面的隐秘和毛病。病态的时代，病态的家庭，病态的父母儿女，病态的邻里院落。有时候我想，如果展开来谈，没准能谈出一个类似《爱德华大夫》那样的中国版精神病学电影剧本雏形。
　　小院里，我认为精神最健康的人是“妈司令”。在一个正在转入少年的儿童心目中，她最有母性。她是一个能保护自己孩子和别人家孩子的好妈妈。她是一个儿童愿意和敢于信任的人。她不会变脸变色琢磨不定，也不会神经兮兮歇斯底里。十二岁的孩子很需要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做榜第19篇认知日记
　　2003年7月22日星期二上午10点20分
　　很辛苦。从前天就为妈妈看病的事做准备。前晚专门去竣雅阁教爸妈怎么打的去广医一院，如何接头。昨晨7点起来做好各种出门的准备工作。出门前才知萧所长上午不出门诊，要等到下午两点半才知道他出不出门诊。不断地与王医生联系，中午就出门到竣雅阁等通知。带父母坐地铁赶到医院，得知萧不出诊又临时换医生看。
　　好在有收获。好消息是，妈妈没有肺结核。她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平反，摘掉传染病的帽子了。坏消息是，不排除肺血管方面有问题，须做进一步检查。她要小心今后是否会继续吐血。
　　随爸妈去竣雅阁，与凡丁商量怎样继续为妈妈联络看病的事。
　　晚上8点半回到家，筋疲力尽。才想起中午忘了吃阿普唑仑、优甲乐等药。
　　以我目前的身体状况，做这些事实在辛苦。但是，怎么可能不做呢？最叫我头痛的，还是妈妈的神经质诉苦。她什么都往坏处想，不停地猜疑，说些沮丧、泄气、抱怨的话。我的抑郁症还在治疗中，遇到这种情况，无疑有点雪上加霜。幸好我时时向主求助，不然，我早就垮掉了。
　　离开竣雅阁前，妈妈诉苦说，她病得很瘦，人家都说她瘦。她为此很担心。我只好说：你有我瘦吗？你一米六一的个子，有一百零几斤，体重一直是这样。而我一米六五的个儿，体重一百斤，前两个月只有九十七斤。我并没有为此不开心。别人也说我瘦，胡区区还开玩笑叫我“牙签”。但我不觉得自己瘦，我对自己的体重挺满意。
　　听我这么一说，妈妈不抱怨了。
　　有时候，我会觉得心理不平衡。我患癌症开刀、做化疗，包括抑郁症严重到几乎撑不下去了，我极少向别人诉苦。
　　我知道，人人都活得很累，都有很多苦痛，谁没有病、没有难？若是再跟别人诉苦，肯定会加重别人的心理负担，让人累上加累，烦中添烦。命运中有许多事必须自己去面对。别人帮不了你。既然如此，何必硬拽着别人跟你一起烦苦呢？惟有主能帮助我。大能的主是我生命和灵魂的救主，是我随时的帮助。
　　随笔日本精神医生高桥祥友在专著中提到这样的数字：“在日本，每年大约有三万多人因自杀而死亡。据不完全统计，未遂者大约是既遂者人数的十至二十倍……无论自杀源于何种心理疾病，在自杀前几乎都会表现出抑郁的症状。”每年三四月是抑郁症爆发的日子，也是自杀率飙升的季节。每年此时都能看到连续有人自杀的报道。近来广州一家大学已有四人自杀。
　　每到这个季节，我活得格外小心。
　　我在季节不鲜明的广东生广东长，对冬去春来的等待缺乏体验。奇怪的是，我总是在春天生病。
　　我曾经一到春天就咳嗽，咳得心肺肝胆剧痛，夜里或躺下时，咳得眼眶总是湿的，小便失禁，好像身上血管、经络都快咳断了。一天要打两次青霉素针，数不清打了多少针，巴掌大的肌肉注射地带淤青发硬，针都扎不下去了，照样咳。要等春天过去，咳嗽才渐止。我的甲状腺功能低下、心动过缓、抑郁症等病都是春天时节最难受。
　　在我的人生历程里，生病已是常态，不生病倒是非正常生活状态。我随时都有“资格”住院。多年前，我母亲在部队医院做摘除胆囊的手术。术后她有种种担心。主刀的外科主任是熟人，他对我母亲说：其实啊，你女儿身体内环境比你差得多，全靠精神撑着，她不也活得挺好。
　　自从十四岁做血管瘤手术后，我常生病、住院。二十二岁那年，到广州做内分泌检查，医生很纳闷：少小甲状腺功能低下、内分泌严重紊乱的病人，往往智商身高体征发育都滞后，多为痴呆儿或侏儒。而这个病人虽然二十二岁身体发育尚不完全，但身高有一米六五，智商大致正常，怎么解释？此后住院，我成为内分泌病区的教研病例，中西医专家、医学院学生包括外国留学生都来调看病历，诊问实验，切磋技艺。折腾了三个月，找不出甲低病因。医生建议我长期病休。单位领导特来广州慰问兼通知：按规定，生病半年以上不能正常工作者，必须吃劳保，你出院就去办劳保手续吧。
　　由于十几岁就因内分泌落下病，我没有长过青春痘，也没闹过青春期躁动症。从某种角度可以说，我不曾拥有青春。我不懂得什么是青春的滋味。
　　我生命的春天总与疾病、死亡紧密相连。在我个人的潜意识、神经递质、精神层面中，“春”的种子未曾萌芽就死去了，死因不明。从小到大，我没有追求过完美的生命。在我的心目中，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完美。有人说，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不是完美的女人。我没有想过要生孩子，更没有想过要做一个完美的女人。
　　很小的时候，我就从疾病、死亡中意识到残缺，而这样的残缺是无法补足圆满的。残缺是人生恒态，残缺于人有益。我愿意面对残缺。残缺有它无可替代的美。不知残缺，怎知何为圆满？上午到深圳北大医院开抗抑郁药。挂的是李博士的专家号。说起了写这本书的事。近来不断听说各地都有抑郁症病人自杀，自杀者有大学生、中学生、老师、官员、企业家、记者和心理医生！中国抑郁症高危人群在哪些领域？有人说：现在的孩子心理太脆弱，遇到很小一点不如意的事就自杀。我想，大概是“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的效应。我书中正要做几代人精神状态变化之比较。
　　论个子，我一米六五，我妈妈一米六一，我外婆一米五六，我曾外婆在一米五五以下。可谓一代比一代高。但论精神、心理承受力，那明显是一代比一代脆弱。这是怎么回事？李博士说，他也得过抑郁症。
　　怪不得他能迅速判断我是抑郁症。他说他们这个专业的人都会支持我写这本书。他被抑郁症困扰了六年。前三年症状不明显，那时他正在读博士，只觉得自己不太对劲。后来调到深圳，情况加剧，出现早醒症状，这是明显的躯体化抑郁信号。他这时恍然大悟：抑郁症！立刻服用抗抑郁药物，一年多之后，恢复健康。他受过抑郁之苦，所以他更敏锐，非要追问我失眠的具体症状。
　　凡丁来电话，听说外婆在医院念叨“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她在想我们。凡丁打算明早9点上火车，赶去看外婆。我也很想很想去，凡丁怕我受刺激抑郁症复发，力劝我不要去。我们在电话中讨论，要不要告诉妈妈？还是不说吧，这是抑郁症的高危时期，我们要保护她。2006年4月11日
　　链接《家庭医疗保健丛书——抑郁症》摘录
　　抑郁症属于郁症。而狭义郁症是指由于情志不舒、气机郁滞所致，以性情抑郁、胸闷肋胀，或易怒欲哭、多愁善感、心疑恐惧，或咽中如有异物梗塞，失眠等表现为特征的一类病症。
　　《灵枢·本神》：“忧愁者，气闭塞而不行。”《灵枢·口问》：“恐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华轴云按云：“郁则气滞，久必化热，热郁则津液耗而不流，升降之机无度，初伤气分，久延血分，而为郁劳沉疴。”林佩琴《类症治载·郁症》有“凡病无不起于郁者”，“百病皆生于郁”的论点，因此治疗上强调“凡病人必参郁治”。
　　郁症用药不宜峻猛。忌破气、耗气、败胃、过燥、过腻之品。正如《临症指南医案·郁》指出，治疗郁症“不重在攻补，而在于用苦泄热而不损胃，用辛理气而不破气，用滑润濡燥涩而不滋腻气机，用宣通而不揠苗助长”。
　　补白西方有精神病学家认为，古希腊的医生已对抑郁症有所了解；而《圣经》里的扫罗王也是抑郁症患者，大卫弹琴给扫罗驱头痛、狂躁，相当于当时的一种医治手段。我想知道中国对抑郁症的记载起于什么朝代。我读书少，至今没找到答案，只好从中医那里求援，随手抓住一段算一段，聊胜于无。
　　抑郁症重度发作时，我的体会是，吃中药效果太慢。可能中医在预防和康复方面作用会全面一些。
　　我猜想，中医肯定有办法治抑郁症。就像“非典”时，中医出手全球瞩目。但是，从事中医研究的机构有没有把防治抑郁症列入重点攻关项目呢？西药的抗抑郁药更新换代很快，咱们中药不知有无第二代以至第N代“逍遥散”，或治郁症的加味减味什么汤什么丸？读着以上那些古代良医的郁症论述心生敬意，我期盼着更多的现代良医承前启后悬壶济第20篇认知日记
　　2003年7月25日星期五上午10点40分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我常常会想起这句老话。
　　在锻炼身体的时候，在看病的时候，在难受得只能昏沉沉趴在沙发上的时候，我会反复掂量、体会“抽丝”二字的辛酸。
　　也知道，“如山倒”的山，也是一丝一缕堆积起来的；只不过顺境中的人感觉太麻木，即使山已堆成，仍视而不见；一定要等到山轰然倒下，人被砸埋动弹不得，这才明白自己身处何境。
　　在这样的境地中苦等“抽丝”，当然一天等于十年，当然会长叹“怎么这么慢啊”！现在是认真练习“忍耐”的时候。“要等候耶和华”。
　　我就像一块泥地里的泥巴。我身边的泥巴有些被上帝挖去做世界顶级美术馆收藏的艺术品，有些被挖去做人们特别钟爱的趣致玩具。而我，可能是挖来做“埙”。搓了又搓，揉了又揉，不停地摔摔打打，刀锉刀剜，削皮去肉，晾完又晒，还要封存在火窑里，用烈火干烧多日；出窑后还得过严格的检验关，用水浸泡，敲弹打磨。然后才能成为一支模样朴素、普普通通的埙。上帝造我，锻炼我，指示我历经苦难、饱尝主恩后，在圣灵的作用下，发出声音，做“安慰的天使”。
　　也许，这就是我今世的使命。
　　主啊，愿你按你的旨意和计划来成全成就。
　　随笔外婆也抑郁了！接到凡丁从萍乡医院打来的电话。他晚上7点多到萍乡，下车后直奔医院。外婆还清醒。
　　据医生说，外婆主要是心病。
　　她拒绝吃药，拒绝插氧气管，拒绝打针抢救。她要求安乐死。
　　听说凡丁今天会赶到，她立刻要求插上氧气管，她有话要交代。一见凡丁，她情绪激动，赶快说出三句话：第一，不要告诉爸爸妈妈。第二，外公生前从未欠人钱，他买墓地的一万元一定要还给妈妈；我给她装空调的三千元一定要还给我。第三，不要断了血缘关系。
　　外婆跟凡丁交代完后事，又拔掉了氧气管，并咬紧牙关不肯服药。凡丁说，没想到九十五岁的人力气这么大，连他都按不住她，非拔管不可。跟医生只有一句话：给我安乐死吧。
　　凡丁守在外婆病床前，半夜里，外婆摸摸这个心爱的、由她一手带大的外孙的手，心疼地说：凡丁，饿了吧？你累着了，你还没有吃饭吧？这就是我的好外婆。自己都到这地步了，还为别人着想，还心疼孩子。
　　我心痛！确实，外婆的心脏病不是主要问题，正如医生所说：她是心病。
　　外婆这辈子受的委屈太多太多了，她心里难言的苦已经满得装不下了。
　　对外婆来说，活着比死要艰难。忍无可忍就不要忍。
　　仅装空调的事就叫我心酸。夏天萍乡近40度的高温，外婆住在用阳台搭建的四平米的简陋小屋里，人都要烤干了。冬天零下十几度，小屋里又像冰窖。我寄钱去给她装冷暖空调，她儿子家的答复是：不行，用电要超负荷。我说：我给电费，请人另拉一条电线行吗？居然也不行！外婆说的第三条——不要断了血缘关系，是有所指的。
　　外婆！你总替别人着想，总替儿孙着想，为什么不能够替自己想想呢？！你从十七岁开始，就替别人而活，就忍气吞声。这样长年泡在苦水里酸水里碱水里，就是钻石也会碎！我能说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抑郁！2006年4月12日链接《外婆与三八妇女节》摘录头一回跟妇女节沾边，是在高中时期，那时我在江西外婆家读书。
　　学校要开三八座谈会，我接到开会的口头通知时，觉得很意外。立刻说：你们妇女开会关我什么事？放学后，我跟外婆说起了这件事。没想到，外婆对这个节特别感兴趣。车轱辘话来回说：多好的一个会，别人想去还没份去，你怎么能不去哟？那年我十七岁，正是活蹦乱跳心比天高时。记得外婆慈爱而又有些惆怅地看着我，说：“我父亲只要再多活一年，我就已经上了大学了。路也就不是这条路，人也就不是这种人喽。”外婆生了个女儿，月子里，婆家没给她吃过哪怕一只鸡蛋，她仍要为全家做饭、纳鞋底。邻居看不过眼，送她六只鸡蛋，她全靠这六只鸡蛋撑了过来。几个月后，女儿夭折。而北京那头书信渐稀。原来，我外公周末要陪一位宦家千金逛北海公园。可怜我外婆四年中夜夜孤灯只影，以泪洗面。不恨别的，只恨今世做的是女人。
　　五十年后，外公曾笑说：“幸亏我心软，不忍抛弃你，到底还是回来了。”外婆似笑非笑道：“我早想好了，你说离我转身就走，不信我闯不出一片新天地。”外婆私下跟我说，那时离婚未必是坏事，年轻有文化，来得及去教书，来得及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解放后，外婆很想走出家门去工作，可外公习惯了她不离左右的伺候。就这样，外婆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外婆今年九十岁了，她很想过三八妇女节。
　　假如外婆当年上了大学……但是，没有假如。
　　好在外婆仍硬朗，如一株百年瘦梅，红颜不改，苦香依旧。2001年2月21日于康乐园补白这年三八节之前，接到《南方日报》文艺部编辑约稿。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就顺便拿外婆说事交差。妈妈把这篇短文给外婆看了，外婆居然在电话里为这事说：“兰妮，我看到了。写得好，我谢谢你，谢谢你呀。”这令我有些羞愧。根本不是写得好，而是外婆从来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人哪怕替她说出了一句半句心里话，她都觉得舒畅和安第21篇认知日记
　　2003年7月26日星期六午12点10分
　　减药出现了问题。连续几个晚上做焦虑的梦。
　　昨晚的梦：我跟着胡区区、张梅、陈志红等人去一个小城市玩。住的是一般的招待所。分配房间时，她们三个人与几个女的住在一间大房子里，说说笑笑很热闹。我一人住在斜对面一个简陋的小屋里。我不时听见她们在讨论去哪里逛街买衣服。区区跑过来，叫我跟她们一起去夜市玩，我犹豫片刻，想起我的一只鞋鞋跟有毛病，走路格外费劲，就说不去。
　　我起初觉得挺安静，一个人这么呆着挺不错的，但久了又有些闷。
　　凡丁来了。我很高兴，庆幸没上街，不然他到哪里去找我？凡丁说，他要去什么水电站考察五天，叫我赶快回广州照顾爸妈，并照看一下他的小家。我立刻觉得有责任要尽早赶回去。
　　我送凡丁出招待所大门，叫他放心去工作。
　　回到小房间时，区区、张梅等人已经回来了。她们说院子里正好有一部面包车回广州，大家都在收拾东西，随时等通知准备走。
　　我手忙脚乱，一面修鞋跟，一面听对面的动静。鞋子修不好，我听见她们陆陆续续都走了，很着急，赶快趿拉着鞋收拾东西。东西很凌乱，收起来很麻烦。
　　听听对面似乎没动静了，我急忙提着行李包出房门。心里对区区、张梅有点失望，觉得她们没来招呼一声。但立刻又想，怪不得别人，我应该早点出声，叫她们来帮我一把。
　　刚跑出去，还没看见同伴们，就想起招待所的钥匙要还给前台，不应该带走。还了钥匙，路过住的小屋，发现放在茶盘上的旅行钟没拿。等进去拿了钟，又发现风雨衣挂在门后。我非常着急，怕车开走了，此地只剩我一人，却又发现还有好几样东西落在小屋各处。
　　我顾不得拿了，头昏脑涨，心急火燎。一边盲目往院子里跑，一边想，但愿她们在车上会想起我，她们知不知道我还没上车？会不会开车前点一点人数？我在院里跑着，挎着沉重的行李，但夜色中看不清她们在哪里，也辨别不了是哪辆车。我快急死了，也快累死了。
　　早晨醒来后，觉得非常疲倦。这个梦其实很清晰地展示了我的焦虑。
　　牵挂太多，顾此失彼，本末倒置，缺乏定力。根本没必要的焦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有点失望。只减了一点点药，不过是由三分之二片减到二分之一片，居然就如此焦虑，也太脆弱了。
　　随笔今天是4月13日。凡丁发来短信：外婆已下病危通知书。
　　凡丁握住外婆的手说：我们的心意是相同的，我们永远是亲人。
　　外婆心里什么都明白，她不想说话，安静下来。
　　凡丁在电话里大哭。他不是为外婆病危而哭。他是为外婆的命运而哭，他是为外婆的抑郁而哭。
　　上帝啊，外婆一辈子做好事，没做过坏事，她是一个真正的义人，她善良、美丽、有才华、有爱心，求你帮助她，看顾她，带领她，赐给她丰丰富富的爱，赐给她平安的福分，赐给她平静安稳。
　　2006年4月13日于受难日前夕链接2006年4月14日至28日的流水账4月14日（星期五）：早晨接到凡丁的电话，他突然决定立刻离开萍乡。医院的情形让他不忍面对，再呆下去精神折磨难以忍受。为保护他，免得留下今后抑郁的苗头，我叫他赶快回广州。他很怕去医院跟外婆道别，他受不了这样的生离死别。他也怕外婆知道他走，更坚定结束生命的决心。我告诉他，不去告别今后他永远会内疚。晚上凡丁在火车上来电话，说他去医院时，连日暴雨的天气忽然好转，竟天晴了。外婆正和娘家近九十岁的弟媳交代身后之事。外婆与她的弟媳是患难之交，几十年的故事很长。凡丁赶紧逮住这个时机说：外婆，我走了。外婆并不知道他这一走是回广州，平和地点点头。凡丁告诉我，他很感激上帝的安排，让他与外婆的道别温情而自然。
　　我想：上帝一定听见了我昨晚切切的祷告。上帝应允了我的祈求。我的身、心、灵都深深沉浸在感谢、赞美中。
　　4月15日（星期六）：凡丁平安地回到了广州。我求他一件事：明天是复活节，请他帮我到东山教堂做感恩礼拜。他答应了。
　　4月16日（星期日）：自由撰稿人座谈会。接到凡丁的短信，他把教堂里看到的金句发给我：“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我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藉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4月17日（星期一）：住在北京深圳大厦，很怕接到凡丁的短信和电话。我不知道外婆可以支撑多久。我一直上火，喝多少水都不解渴。
　　4月18日（星期二）：凡丁转发来自萍乡的短信：外婆今天可以坐起来了，吃了一点点东西。这是一个奇迹。
　　4月19日（星期三）：跟凡丁通了电话，得知外婆病情心情都不稳定。据萍乡的亲戚说：跟外婆同病房有个七十岁的老太太，夫妻俩都有高血压，并不严重。由于两人所在单位福利好，所以分别进了两家医院疗养。可是，就在外婆下病危通知书的第二天，老太太的丈夫突然去世了，老太太赶紧出院张罗办丧事。医院的人私下议论说老天爷在收人，我外婆本来要走，但不知怎么被留下来了；而那位高血压病人没啥大问题，却不知为什么突然就走掉了。我想，这是巧合。但老百姓认为，老天爷收人是一车一车、一船一船地收，一车一船满了，就暂时不收了。
　　4月20日（星期四）：糟糕。听说二姨打电话，把外婆病危住院的事情告诉了妈妈。这是抑郁症高发季节，她夜里吃抗抑郁的阿普唑仑也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可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无能为力。一家三代女人同时在抑郁，可怕。
　　4月21日（星期五）：往茂名妈妈家打电话，钟点工说阿姨叔叔寄钱去了，阿姨说她妈妈住院了。我暗暗松了一口气。其实，我心底里是害怕跟妈妈通电话的。在我自己抑郁难以自拔期间，妈妈抑郁滔滔不绝向我诉苦时，我曾不止一次有过这样的念头：邀她一同自杀，一了百了。
　　4月22日（星期六）：回到广州。想想要跟妈妈通话就郁闷。运用认知疗法，纠正负面思维。我不断地告诉自己：在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之前，不要忙于通话。往积极方面想。她既然能去邮局给外婆寄钱，那就说明状态不会太不正常。我不要自己吓自己，多往积极方面想，“积极思考就是力量”。
　　4月23日（星期日）：从北京回来后，很累。疲倦加上火。心静不下来。凡丁来电话，提醒我跟妈妈通话时小心，不要提外婆的心病，不要谈及外婆的忧郁。我没有跟妈妈通话。下午我去了东山堂，我要让自己安静。恰好证道经文说的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默默记住：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4月24日（星期一）：跟妈妈通了一个短电话。我很小心，有点像工兵搬运地雷。妈妈的声音弱而沙哑，这倒正常，耗神上火难免会这样。我所害怕的尖厉得撕扯神经的声音没出现。妈妈说：“外婆九十多了，我不怕她死，就怕她活得太辛苦。”我放下电话，心里想：外婆，你也是活着比死要难啊。
　　4月25日（星期二）：上火上火。胃脘烧得痛。五脏六腑都燥痛。什么都不想做，又害怕什么都不做这种状态。我竭力保持警惕和正常，不让负面思维占上风。可是稍有放松，抑郁症的幽灵就从我的魂魄中挣扎欲呼：让我发疯吧！放我出来吧！我有过半秒钟的犹豫。竭尽全力掐住一个幽灵，太累了，我真想歇一小会儿。为什么不能疯？人人都会有很想很想、很需要很需要发疯的时候，不许发疯是否不人道？不不不，我不想发疯，我不想冒这个险。我的抑郁症已经好了，此时这种软弱只是片刻的，可控的。镇定。不要再想负面的事情。找点有意义的事做。看报纸，看到了有关丛飞追悼会的报道。想起了深圳的“义工联”。是否可以这么说：只有深圳这样一座城市，才能拥有这样一群义工，才会有丛飞这样的爱心大使。这座城市的人最需要爱，最渴望爱，最懂得爱的珍贵和爱的缺乏，正因为如此，他们摸索出：得到爱的惟一通道——就是付出爱！4月26日（星期三）：听说外婆长时间昏睡，不吃东西。
　　4月27日（星期四）：妈妈给外婆写了一封信，二姨在病房念给外婆听。外婆很平静。念完第一遍，二姨问：听清楚了吗？外婆微微点了一下头。又念第二遍，二姨问：你高兴吗？外婆轻轻点了一下头。听说外婆昏睡，我心里不那么上火了。我盼望她保持身心平静的状态。百岁千岁万岁都不是幸福，惟有身、心、灵安康喜乐才是幸福。
　　4月28日（星期五）：给外婆寄了一点燕窝、虫草及巧克力点心。很想去萍乡看看她，跟她说说话，但妈妈和凡丁不同意，怕我去了反把事情复杂化。其实他们更怕我抑郁症复发。我感到非常内疚。非常非常内疚。我想偷偷去萍乡一两天，又怕刺激妈妈歇斯底里爆发，进退两难。祷告吧。在绝望的时候祷告会带来希望。“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可以安稳。”阿门。2006年4月28日于青纱帐里（其实我是蜷缩在猫耳洞里）补白好像我的抑郁症又开始发作了。脑子里乱，做事难以集中精力。我好烦啊。我又开始负面思维、跳跃式乱想了。我必须时常用祷告来抵挡疯第22篇认知日记
　　2003年7月29日星期二上午10点50分
　　恍恍惚惚的，也许是吃药的关系，我出现了轻微的分辨意识障碍。去公厕时，面对男厕、女厕的标志，我会犹豫，费劲地想：到底哪边是女厕呢？好像脑神经辨别速度跟不上视、听、触、嗅觉。包括我此刻记日记，手与脑的配合总是不太对劲，所思所想最多只表达了40%。是抑郁症伤害了我的脑神经，还是抗抑郁药物对神经有损害？担心是没有用的，我只能继续治疗，留意变化。
　　此刻，我的心情不错。昨天没约到萧所长给妈妈看病。王涛认为，只要CT排除了肿瘤，而且没再吐过血，问题就不大。老年人有时肺部毛细血管脆弱，稍一用劲便有点破裂出血，问题不大。只要半年拍一次胸片，留心观察就行了。
　　与爸妈、凡丁商量后，大家都同意不着急，妈妈可以边休息边等萧所长出诊。为了让爸妈安心，下午我特意去了竣雅阁，面对面做工作。凡丁下班也来了，四人心平气和谈，效果挺好。
　　我感觉到圣灵与我们全家人同在，圣灵在作功。我的焦虑减轻了，面对爸妈神经不那么紧张、难受了。
　　周小兵要去云南开会，他说开完会可以陪我去玩几天。我没有去过云南，也一直想去丽江玩，这是一个好机会。但我目前还是很容易疲倦，有气力去旅游吗？我想问问龚医生。也许，我应该有意识地锻炼、恢复出行的能力？主啊，请你指示我好吗？如果你鼓励我去，我就一定能够通过出行来促进康复；如果这不符合你的旨意，那么就请你告诉我不要乱动好吗？请求你让我明白你的旨意。我很笨，灵命幼小，领悟能力差。求你开我的心窍，帮助我明白领悟你的旨意。
　　前些日子看灵修书籍，很喜欢其中这样一句话：“当你千头万绪，不知如何着手时，让主为你走第一步。”父神啊，求你为我走出第一步，好让我紧跟你的足迹往前走。
　　随笔没法往下写了。外婆抑郁住院对我是一种打击。同时，我的写作计划也打乱了。我本想在随笔部分好好分析外婆为什么百折而不抑郁，而我怎么就那么脆弱抑郁得一塌糊涂。现在心里乱，不知写什么。
　　好像抑郁症有点复发。
　　应该这么想，我只是有点心情不好，不是抑郁症复发。要往积极方面想。快运用认知疗法截断负面思维。
　　最近很辛苦。我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人。外表上看正常，人们都说我完全健康了，我也跟着肯定道：健康了，好了好了，危险期过了。但我内心充满焦灼、上火、沮丧、倦怠的感觉。有时候，我说话、谈笑时，会突然觉得自己不正常，很躁狂。我需要用夸张的言行来振作，用无序的忙碌来激活神经。我又开始讨厌自己了！我讨厌李兰妮。她说什么做什么我都讨厌。我又开始钻牛角尖，我想起了李兰妮对三只虎皮鹦鹉做的坏事，李兰妮有罪，不可原谅。再往下想，就要失控了。
　　我要清理负面思维。我知道我是受了刺激，又逢抑郁高危季节。不要怕。李兰妮，冷静。听我给你做分析。
　　你原把外婆当做榜样，精神上的一支拐杖。拐杖意外折了，你呆了。记得小时候吗？你心目中的母亲形象是部队小院的高阿姨。丰乳肥臀，快人快语，热心善良，有个性，讲义气，爱憎分明。在那个扭曲的年代里，她身上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中国妇女的优点。在十二岁那个小院里，你觉得妈妈不像妈妈，其他阿姨也有很多怪毛病，只有高阿姨让你觉得她是个母亲的榜样。你曾想，如果遇到灾难，就向她求救，她会救院里任何一个小朋友。当你第一次看见高阿姨精神崩溃时，你惊呆了。你有伤痛的感觉。
　　就像这次外婆突然抑郁爆发一样，高阿姨的遭遇让你找不到依靠的榜样。
　　记得吗，你在自况性长篇散文《十二岁的小院》最后一章里写道：“很久以前，我想过，万一以后落在后妈手里，后妈往死里打我，我就跑到小院当中喊救命。妈司令肯定会出来救我。我没想到妈司令会走，会回老家种地。我更没想到，原来小院每一家人都要搬走……”今天你再次面临成长之痛，这是必学的功课。2006年4月29日链接《十二岁的小院》摘录6妈司令的炉子上经常烙饼，是葱油饼。面里搁足了油，煎得黄酥酥的。拎起来，轻轻一撕，立刻就两半了，一层一层的，好多层，薄得透明。
　　妈司令有老乡在食堂当司务长，妈司令总能买到猪油。妈司令敢借钱花，所以，她总有钱买猪油。
　　妈司令三十出头，大胸脯，大屁股，大头大脸，大辫子。头发丝儿很粗很硬，有点焦黄色。她喜欢把辫子盘在头顶上，或者随便挽在脑后。
　　她经常下面穿一条花裤衩，上面穿一件男汗衫，汗衫背后有许多黑麻子，在院里走来走去。她胸脯那里总是鼓鼓的、抖抖的、湿湿的。她有四个儿子——陆军、海军、空军、军军。
　　陆军爸比她大十几岁，个头却比她矮。
　　妈司令门前有棵番石榴树。这棵树很瘦，叶子稀稀的，还没挂过果。妈司令经常坐在树下给小四儿喂奶。小四儿像爹，黄，瘦，给妈妈一抱，特别不起眼。他妈妈要腾出两只手干活，就把他斜斜往胳肢窝里一夹，像夹个苞米棒子。他不哭，也不闹，小眼睛骨碌碌转，不慌不忙地转，好像另有心事。
　　妈司令的奶子把小四儿的脸遮没了。她摸出一把木梳，叫住我，“妮子，给阿姨梳梳头。就这么一下一下梳，这样能活血。”她梳头的时候，梳子上要抹上熟花生油，这样梳起来，头发又香又滑溜。
　　“你叔回村找媳妇儿，一眼就看中了我这两条大辫子，那时候，黑油油的，撒开来跟仙女似的。哎唷，多少姑娘家争他呀，那时候，他是个连长，连长连长，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有时候，我会生妈司令的气。
　　她一烙饼，弟弟就站在锅边看。她揪下大半块饼子给弟弟，弟弟就靠在她身边，一心一意地吃，头都不抬。
　　妈司令笑眯眯地摸弟弟的头，“给我当儿子好不好？我给你天天烙饼吃。”弟弟嘴里嚼着饼，很认真地点一点头。妈司令更乐了，一下又一下抚着弟弟的小光头，说：“儿子啊，慢点吃。”这时候，我总是很生气。气妈司令有四个儿子还不够，还要用饼来收买别人家的儿子；气弟弟为了一块葱油饼就叛变。于是，我坚决不吃妈司令给的饼。
　　吃完饼，弟弟说：“妈司令，我回家去了。”妈司令呵呵笑，“怎么，不给我当儿子了？”弟弟很认真地说：“不当了不当了。”弟弟想吃葱油饼的时候，就对妈妈说：“我……想去给妈司令当儿子。不怕的，我不是真的叛变，吃饱了我就跑回来。”妈妈问弟弟：“如果别人给你很多好吃的东西给你很多钱，要你出卖我，要抓我去批斗，你怎么办？”“我帮你打他们。”“如果爸爸也同意，姐姐也同意，你怎么办？”“打死爸爸，打死姐姐！”“心肝儿子哟——”于是，妈妈就去亲弟弟的脑门，弟弟也去亲妈妈的腮帮，亲得吧吧响。
　　7小玉子妈泡了一大盆脏衣服，撂在水池边。她和姥姥带小珊子出了门。
　　小玉子、小玲子抬出一块搓衣板，找到一整条“电车牌”肥皂扔进盆里。俩人跳进去，连搓带踩玩了俩钟头。
　　小玉子妈回来了。她看见满满一盆子肥皂沫，就赶紧住盆里摸。才摸了一把，就抬脚踹倒了小玲子、小玉子。
　　小玉子妈打人的时候最精神，最漂亮。这时候，她的嘴不歪，脸上白里透红，微微沁着汗，乍看上去，像抹了唱戏的油彩。她打起人来好往脸上抽，有一回，小玉子被她扇得聋了好几天。
　　小玲子机灵，总往姐姐背后钻，哭起来像吹喇叭。
　　小玉子本来就瘦，像一只腊干的小鸡，胳膊细得像广东人卖的竹蔗，是那种卖了多少天都卖不出去的抽巴蔗。她妈妈一下一下推她扇她，她不躲，也不哭，两条麻秆腿哆嗦着，总要倒又总不倒。
　　姥姥抱着小珊子，盘腿坐在床角落里，嘟哝道：“打。狠点打。三天不挨打，上房揭瓦；三天不挨揍，爬墙上树。”姥姥裹着小脚，穿着童码的解放鞋，脑后一个溜光的髻，眼睛一点不慈祥，那么老了薄嘴唇还红。她从不主动跟院里的大人小孩说话。我见过她抽烟。“丰收牌”卷烟。
　　妈司令抱着小四儿，小四儿起劲地指住小玉子家，小腿一蹬一蹬，小脸挣得发红，他要进屋，他嘴里嚷着：“打!打!”小玉子鼻子出血了。黑血像一条脏鼻涕，顺着她的嘴巴下巴流。滴在她的小蓝花褂子上。她急忙用手去抹。
　　姥姥从床上给她扔了一块破布。小玉子拾起来往脸上一抹，顿时脸上半拉红半拉青，真像一个小死鬼。
　　我本来站在妈司令前面，这时赶快退到妈司令身边。妈司令嘴里啧啧响。
　　“你赔我衣服……呜呜……你赔……”小玉子终于哭了。她总是捡小玲子的破衣裳穿，就身上这件是自己的，而且没有打补钉。
　　“你……赔……”她一手血往妈妈身上抹。
　　小玉子妈大怒，抄起床下一把柴刀，“你个该死的东西，老早就想劈了你！”妈司令冲了进去，用身子遮住小玉子，“慢点慢点慢——点。”她扯过小玉子妈手里的刀，“不就一条肥皂嘛，再金贵还能比人贵？我赔你一条。以前在家那么些年，不用洋皂也过来了……”小玲子像只小老鼠，嗖地蹿到门外，一眨眼就不见了。小玉子妈推开妈司令，一脚踹在小玉子的膝盖弯里，小玉子很响地栽在地板上。
　　“你！你再动……”妈司令的脸刷地硬了，紧往小玉子妈跟前靠，“你再试试……虎毒还不吃儿呢，你试试……”小玉子妈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闹不清是气坏了，还是吓坏了。
　　“别闹了。看吓着孩子。”姥姥耷拉眼皮说。
　　“谁知道我心里的苦呜呜……”小玉子妈往地上坐，头往床柱子上撞，“老的老，小的小呜呜……都……都死了就省……省心了……”妈司令慌忙上前去拽，她越拽，小玉子妈越不肯起来。小珊子尖声哭，像在鼓励她妈妈就不要起来。
　　妈司令给我使了一个眼色，我立刻把小玉子拖了出来。我揪住小玉子的袖子，带她往外走。我害怕碰她的手。她太瘦，手很薄很轻，手心湿湿凉凉的，让人想起墙上的小壁虎。
　　15陆军刚跑进小院，就被妈司令揪住了耳朵。“兔崽子，你在学校怎——么听课的？上课跟老师捣乱，下课欺负小同学……”“我没有！没有！”陆军歪着头，抽着脸，给揪得哎哟哎哟叫。
　　妈司令手上又用了用劲，“没有？老师都家访来了。没有？”“×他老母，老子明天回去揍他，他敢告老子……哎哟哟——”“放你妈的狗屁。”妈司令抄起一把秃扫把，三扯两扯扯掉扫把头，抡起竹棍就往陆军身上抽，“老师告你又怎么了？老师打你都可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个兔崽子，懂不懂？懂不懂！”她尽抽陆军的腿和脚，棍棍到肉。小四儿在妈司令胳肢窝里，看得津津有味。
　　陆军蹿上台阶，躲在小春家凤眼树后面，嘴里还在骂：“明天回学校我造他的反，看他还管不管老子的闲事。他妈的……”妈司令冲上去，连扫两棍子没扫到，差点撞倒看热闹的小玲子、小玉子。
　　妈司令大怒，“你敢造老师的反，我就先造你的反！打死你这个小王八羔子！你往哪里跑？今天我非打你不可。学生不好好读书，什么玩意儿……”小院里没人敢像妈司令这么说话。妈司令出身贫下中农，所以她什么都敢说。但我没想到这个贫下中农会大张旗鼓地维护臭老九，她不怕别人怀疑她的革命立场吗？陆军满院乱跑，妈司令提棍紧追。我觉得真好玩。
　　22“我×他奶奶，一群王八蛋。”妈司令站在厨房门口骂人。
　　“那么多干部不走，就打发他走，回家种地。大家评评理，老实人就这么好欺侮？”小玉子妈往前站站想说话，宫阿姨手里正织毛衣，她悄悄用毛衣针扎了小玉子妈一下，小玉子妈慌忙摸摸腮帮子，伸手把小玲子揽进怀里。我抬头看看妈妈，妈妈同情地望着妈司令，可她什么也没敢说。
　　“没有叫你回去种地。”白麻子叔叔努力笑笑说，“回公社，听从分配……”“一句话，”妈司令打断他，“转业去县城，好商量；复员回乡，咱不走！”小四儿哇哇哭得很起劲，像是有人一直在掐他。
　　“他这种级别的干部，按规定，就是哪儿来哪儿去。你懂不懂？这是组织规定。”白麻子叔叔朝大家说，“你冲我发火没有用，哪有跟组织讨价还价的？受党教育这么些年，你咋这么说话……”“怎么说？”妈司令嘴唇发白，颧骨上的肉一跳一跳的，“当了这些年兵，油榨干了，就该一脚踢回乡下去呀？老天爷有眼，谁做缺德事，迟早要遭报应！”白麻子叔叔脸黑了。院里其他人脸白了。
　　“少胡说八道。”胡妈妈上前捏了一把妈司令，示意她住嘴，又把白麻子叔叔扯到一旁说，“她这人有口无心，甭跟她一般见识。妇道人家，不懂戏（事）。”陆军爸从屋里扑出来，揪住妈司令吼：“臭娘儿们，给我家去！”妈司令使劲甩手，甩不开，她把小四儿往地上一放，小四儿这时倒不哭了。
　　“你算什么男人？孬种！人家割你的蛋子你还一声不敢吭……”陆军爸一拳砸在妈司令嘴上，砸得她没了声儿。他扭住她的手，硬把她往家里拖。妈司令挣扎着，但不如陆军爸力气大。她的两根大辫子挣散了，焦干的长发盖住了她的眼睛。
　　院里的人赶忙拉架，越拉越乱。混乱中，妈妈和小玉子妈都挨了一拳头，痛得直往后边缩。陆军海军空军在哭妈。
　　妈司令又抓又挠，揪掉了陆军爸一粒军扣。陆军爸扯住妈司令的长头发往屋里拖，扯得她脸都长了，妈司令痛得眯紧了眼。妈司令哭了。
　　我吓呆了。我原以为妈司令永远不会哭。
　　她家的门砰地关上了。
　　屋里传来妈司令的哭声，声音直逼云霄，像是要把天上的太阳哭下来。
　　23陆军爸从街外面回来了。
　　他穿上了便装，一身青黑色，看上去像个老农民。他低着头，背着手，一脚深一脚浅往小院走，好像脚下路不平。
　　陆军海军牵着小四儿过来了。小四儿上面穿了件红线衫，下面光着腚。红线裤包在空军头上。妈司令落在后面。她眉心上脖子上都刮了痧，一条条血斑紫得吓人，她的脖子好像突然细了。她穿了一身浅蓝色衣褂，料子软软的，抖抖的。两条长辫子垂在屁股后面，溜光水滑，特别显眼，上面一定抹了许多熟花生油。
　　27我听见有很轻很轻的脚步声。我四处看看，周围没有一个人。老龙眼树弯着腰，像个伤心的老婆婆，伸长了手，在黑暗里数她地上的死孩子。
　　小院里，只有我和弟弟住的那间屋有暗暗的灯光。要不要推门呢？妈妈是不是还在哭？我静静地在院子里想了一阵儿。
　　很久以前，我想过，万一以后落在后妈手里，后妈往死里打我，我就跑到小院当中喊救命。妈司令肯定会出来救我。
　　我没想到妈司令会走，会回老家种地。我更没想到，原来小院每一家人都要搬走。
　　小院里，妈司令一家走得最早。他们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离开了小院，没跟任何人告别。
　　补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会想起妈司令见家访老师那一幕，想着想着就会笑。
　　男老师可能没想到会在一个军队家属院里受到坦诚的欢迎。造反派已经把教师的尊严和骄傲砸得稀巴烂，老师如惊弓之鸟，平日里多见白眼、臭脸，陡然在一个高危地域看见一张灿烂的笑脸，一双善良的大眼睛，肯定一下子晕菜了。
　　老师没敢在妈司令家里坐。妈司令汗衫前面是斑斑黄色的奶渍，背后是块块汗迹霉点，百分之一百的丰乳肥臀。老师微微哈腰站在院子里，婉转而匆忙地做完了家访。老师刚走，妈司令的大儿子闻讯赶回小院，正好撞在妈司令的枪口上。
　　看着妈司令追打儿子，教训儿子，我在为妈司令喊“加油”。直接的原因是这个挨打的家伙欺软怕硬，在小孩子中间口碑不太好；间接因素可能是出于本能的公义心。很久没听见有人为老师说话，更没有亲眼见到有人为老师出气，敢公开为老师打抱不平。我心里有点害怕，有点兴奋，有点不习惯，有点找不着北。从此，在我心目中，妈司令是一个很特殊很仗义的人。她是一位真正合格的母亲。她是小院里孩子们求救的福星。
　　妈司令被丈夫暴打痛哭时，我有点脑震荡。
　　我目睹福星化做流星而去，小院的夜空仅余一两只萤火第23篇认知日记
　　2003年7月30日星期三上午11点
　　第三次癌症手术后，我做好了到此为止的心理准备。一直想写遗嘱，这次抑郁症最艰难的几天里，也想过要留遗嘱。
　　此刻我身体尚好，精神正常，我要立下遗嘱，希望有用之时可以正式生效。
　　李兰妮的遗嘱：1.当我病危时，不需要进行抢救，请让我平静离世。恳请亲属、医生们一定尊重我的意愿。
　　2.如果我遇到意外，经医生诊断宣布已成植物人时，请让我立刻离去。这才是真正爱护我、拯救我。
　　3.我死后，我的个人银行存款归我父母所有，作为他们养老的补助；我在深圳的那套房子，周小兵和我父母各有一半产权，出售后所得到现金由他们两方平分。
　　4.我作品的版权50%归周小兵、50%归李凡丁；手稿归李凡丁。
　　5.我的遗物中，周小兵、李凡丁若愿意，可各挑几件有价值的保存。其余的全部清理抛弃，一件不留。
　　6.希望我死后第二天就火化，骨灰尽快全部撒入大海。不要通知、打扰我的朋友和同事，不要开追悼会，不要花圈及任何追思仪式。我相信，是真朋友自会记得曾经拥有的快乐时光。
　　7.请我的父母、丈夫、弟弟及朋友们相信：我离去并不痛苦，也没有恐惧，我真的走得很愉快。我会在天堂里为你们祈祷，愿神赐福给我的亲人和真正的朋友。立遗嘱人：李兰妮身份证号码：440301×××××××××2003年7月30日午12时于广州中山大学×××之二××××室随笔这份遗嘱现在、将来仍然有效。
　　到目前为止，没有必要修改。
　　写这份遗嘱的时候，心里很平静，思维很冷静。没有伤感，没有牵挂，没有遗憾。
　　人之将死，是没有多少话要说的。
　　我做好了随时可以离世的准备。早早地，该收拾的，都收拾了；该处理的，都处理了；该放下的，都放下了。问心无愧。不欠任何人任何债。了无牵挂。
　　不想带走任何东西。
　　从病房转移到太平间时，不必换什么新衣服，或是什么生前喜欢的衣服。咽气时穿的那套病号服就行。不要眼泪，不要纸钱，不要追思。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住院时死过一次。从此后，我明白了死是怎么回事。死是甘甜的，归去的过程是奇妙的。它预示了我的真正归宿。
　　写完遗嘱之后，一天，接到程文超的电话。他说他跟妻子小傅认真交代了后事。他选了一张微笑的照片，还选了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歌作追悼会上播放的歌。他说不想让朋友们难过，不想让人们记住他痛苦的一面。我连声说：我理解，因为我也写好了遗嘱，选好了照片。他说着说着，在电话里轻声哭泣道：我希望……家人和朋友……永远记住，我微笑的时候。我说：对，我留的照片也是微笑的。
　　那天，我跟程文超在电话里一直谈遗嘱的事。他想得很细，处处为别人着想，他描绘了追悼会要怎么开，怎样不给朋友们添麻烦，怎么能让女儿经受起这样的场面。我不想让他越想越细，便频频插话，想打断他的思路。我告诉他，我坚决不要追悼会，我的照片也不是留给追悼会场当遗像的。结果，电话里，他说他的，我说我的。
　　程文超去世后，许多朋友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并写了情深义重的悼念文章。人们都知道程文超坚强的一面，他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流露痛苦，诉说挣扎。而我，作为邻居，作为癌症病人，作为他们夫妻经常关照的朋友，我看到听到了他有多么痛苦。因痛苦而更加坚强，因坚强而更加痛苦。
　　写遗嘱的时候，我不知自己还能活多久。我现在觉得，提前写好遗嘱是件值得提倡的事情。它能令你活得清醒，活得自由。2006年5月5日链接《池塘边的绿房子》摘录我胸闷，恶心，嘴唇发麻。
　　我早早就把滴管上的限流器拧了下来，我要让输液瓶里的溶液快些滴。我讨厌输液，一输液我心里便沉甸甸的，仿佛那些溶液统统流进了我的心脏，我的心承受不了这滴滴点点、点点滴滴。
　　输液瓶里的溶液飞快地滴完了。我自己拔掉针头。下床，穿上拖鞋。
　　霎时间，一片空白。
　　白雾，漫开、漫开……我倒在沙滩上，粉红色的海水一节一节漫上来了。漫过了膝，漫过了腰，漫过了胸，漫过了脖子。
　　快爬起来，逃命啊。
　　我不能动。
　　粉红色的海浪卷起来了，血的海。血红色的海水漫过了下巴，漫过了嘴，漫过了人中……我冷，冰冷……血红色的海水漫上来了。
　　我要闷死了。
　　爬起来，快跑。
　　我倦了，软了，融化了。我不能动。不想动。
　　我想活。想活。
　　没有空气。我要死了。救救我。
　　我想活。我不想动。不能动。
　　窒息。挣扎。极点。
　　模糊的世界。瞬间的空白。
　　一点精魂腾空跃起。
　　飘。
　　清爽的风。无边无涯的蓝。多柔和的蓝色啊，多纯净、多舒畅。我快活。我轻盈。只有一点意念，没有躯壳。什么也不想。没有记忆。没有眷恋。没有恐惧。没有……我一尘不染，朝着无限的、博大的、神秘的蓝色飘去、飘去……我在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的边缘飘荡。
　　医务人员紧急抢救奏效，我又回到地面。
　　……我靠在墙壁上，倦得不能动弹。但我心里洋溢着蓝色的光明。我知道了一个秘密。我知道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冥冥中是什么力量掌握着我的命运。但我衷心赞美它，它给了我奇妙的暗示。
　　回头看——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我永远是我。生不能改变我，死也不会改变我。
　　生是死亡的序幕，死是新生的前奏。
　　…………1987年2—3月
　　补白1982年盛夏，住院。转氨酶单项指标不明原因奇高，天天要输液。本来没啥事，但我自己拧开限流器，以最快的速度输完液，于是事故发生了……我突然出现超能。
　　如上所述，我正飘往永恒之蓝时，突然，有针扎的感觉，同时立即有流星坠落的感觉。
　　事后护士告诉我，我那时“脸色比床单还白，完全没有知觉，跟死人一样”。血压已经量不到，心跳一分钟十六次。抢救时，医生给我打了强心针。他们发现我全身发凉，冰冷可怕。心电图医生是我父亲的老乡，她女儿和我是同事，这么熟的熟人在做心电图时，却没看出是我。等到签名细看被抢救人姓名时，她才知道原来是我出了意外。事后她说我脸色、模样都变了，所以她看完名字再看人，觉得不可思议。
　　在医生护士看来，我当时已经失去感知能力了，但我自己却觉得我看到，尤其听到了其中后半段的抢救过程。我听见一个女医生说：她全身冰凉，快拿棉被来给她盖上，再拿一床棉被来。我看到……不，不能叫看，不是眼睛看，也没有躯体存在。就是一点精魂在看。多年后，看美国电影《人鬼情未了》，看到男主角刚死后，他从躯壳而出，在另一空间看人们抢救他的情景时，我觉得很熟悉。只是电影里死后的男主角还有形体，而我那时只有一点意念或叫精魂存在。前几年看过这样的消息，科学家们将刚死亡的人称重量，发现人咽下最后一口气前后几秒钟少一丁点重量，因此他们想像、推断，那就是灵魂的重量。还有消息说，人刚死时，大脑仍有意识，知觉是渐渐消失的，据说，听觉是最后消失的。我搞不清这些消息准确度有多高，从我自己的体验来估计，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可信度。宇宙是奇妙的，我们没有认识的东西太多，目前不能理解的东西太多，既然我们尚不能证明“是”，那么也别盲目说“否”。我们看不见电流的形状，不等于电流不存第24篇认知日记
　　2003年7月31日星期四午12点
　　又做了一个有关手术的梦。
　　我焦急地拖着行李箱赶飞机，到机场才知航班晚点。很多旅客都在等消息，没人知道飞机啥时能起飞。候机厅里挤不下那么多人，我和一些旅客只好站在外面的空地上等，怕听不到广播误机，不敢大意和走远。
　　终于登机了，很累。
　　到北京已天黑。没去找宾馆，不知为何找到一个熟人的住处。这人有点像朱小琳。我暗想，她不是去英国了吗？怎么又回北京了？她屋子里很乱，简陋，地方不大。她好像早知道我要来，但并不十分热情。
　　我告诉她，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医生通知我来做手术，但我要先拍片检查，检查期间我想借住在她这里。她回答说：你可以借住一晚，明天你要搬走，我不愿意别人打乱我的生活秩序。
　　我暗想，她本来是很好客的，多次邀请过我，现在怎么会下逐客令？我有点生气，想立刻去找宾馆住。再想想，觉得不必意气用事。她可能遇上什么烦心事，家里不便留客。
　　我心情又好转，告诉她，估计我只要明天去医院拍一个片子就能回家了。我很可能不用开刀。我认为自己没糟到要立刻开刀的地步，我相信是该院的医生多虑或搞错了。说不定，我明晚就能赶飞机飞回广东。
　　同时我也在给自己心理暗示：别着急，一切等明天看完病再定。如果检查结果要等几天，那我找个干净、舒适的宾馆住着等更好。
　　我虽然依然觉得累，但心情不再焦虑。
　　醒来后，我自己认为这个梦表明我进步了，治疗有效果。
　　我曾做过两个有关手术的梦。一次在梦中谁也不认识，在荒凉小镇走，恐惧、悲凉、茫然。突然见到胡区区，便哭道：区区，我得癌症了。
　　另一次，梦见医生通知我，立刻上手术台，我找了许多借口想拖延，但都被医生否定了。最后我只好扯着医生的白大褂的衣边，哭着说：我害怕。我不想动手术！奇怪，得癌症以来，不论是得知消息，还是手术、化疗，我都没有哭过。但我却在梦中哭过几次。
　　北大深圳医院的精神卫生专家说，正因为我平日里自控能力太强，不许自己流露出恐惧、哀伤，所以，这种抑郁越积越深，最后，在不受控制的梦中展现出来，而我仍不醒悟，于是导致爆发。
　　我现在仍不愿回顾2000年2月癌症手术以来的心理感受，我还没有做好回顾的心理准备。
　　我坚信：“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
　　随笔真的不喜欢面对我的认知日记。我讨厌面对日记中的病人李兰妮。提醒过自己无数次，应该认真地、从头到尾地通读几遍认知日记，看看那段日子里的李兰妮是怎么活着的。道理我懂，但我看不下去。不想看。心里非常抗拒。
　　作为读者，我有抵触情绪。作为作者，我有否定情绪。前些日子，我曾想把认知日记尽量删，最好删掉三分之二。但我不敢擅动。因为我早说过，想为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留下一本完整的病历。
　　前些天在北京，我跟田惠平、杜力、李媚等朋友谈起认知日记不好看，??嗦嗦车轱辘话，反反复复的噩梦，此书出版时要不要把认知日记删掉一半呢？他们都反对。
　　他们有道理。若我是局外人，对这样一份治疗日记，我也会提醒作者保留原始滋味。可是，我每写一章，必须要先看一两遍那天的认知日记，我常常会控制不住地跳着看，根本不能一字一句地看，眼珠子感觉障碍，心发堵。刚才我第一次发现，面对认知日记时，我脸上肌肉发酸。可能无意识中我一直撇着嘴，皱紧眉头，脸上不断变换着各种烦闷、无奈、反感、鄙夷、酸苦的表情。我不敢去照镜子。一定很难看。要注意。我拍着脸颊和五官，力图使肌肉不再发酸发紧发硬。以后要注意，我可不愿意写书写出一副苦瓜脸。深呼吸。拍拍头，拍拍脸，五官要端正，各就各位。立正。稍息。微笑。解散。
　　刚接到妈妈的电话，外婆出院了。从医院直接进了养老院。
　　我跟妈妈说：好。太好了。出院好。养老院好。
　　妈妈说：我怕她心里难过，会排斥那种地方，没想到她很接受。她说，现在终于有个归宿了。
　　外婆，此时此刻，我有话不想说。
　　我在沉默中向你致敬，为你祈祷。我在沉默中向你学习，将世间滋味含在嘴里慢慢消化。2006年5月8日链接萍乡亲戚发给凡丁的短信摘录2006年4月30日：外婆这两天恢复很好，医生刚查完房说，如按这样恢复，过几天都可准备出院。
　　外婆趣闻：吃桃后说，啊好吃。散步后说，好玩，几好玩。睡觉时说，这里真舒服啊，真好。
　　5月3日：外婆一吃燕窝和虫草就说，凡丁、兰妮有良心，让我全吃好的，我不会死了，主要是舍不得。
　　凡丁、兰妮小时候喜欢吃南瓜和藕，这么贵的东西他们舍不得吃，给我废人吃，谢谢他们俩。
　　5月5日：外婆可能后天出院，今天她说要我们把她安排好，我就说了她去养老院的事，她听了很满意。
　　补白以上几则短信，是一个表妹发给凡丁的。凡丁转发给我，是想叫我放心，不要太焦虑。我想五一长假时去江西看看外婆，但是大家说，外婆经不起激动，亲戚们也经不起劳累，以后再说吧。
　　我清晰地感到了抑郁症在悄悄发作。我内疚、自责，我愧不能把外婆接到深圳来伺候。我原想花钱包一辆救护车，接外婆到我深圳家里，专门请个保姆看护她，但这个办法行不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服用原来的抗抑郁药物剂量不能有效支援我，我和病我又像角斗士一样开始格斗。我要保持正常的外表和言行，很辛第25篇认知日记
　　2003年9月2日星期二下午4点15分
　　又做了一个考试的梦。
　　梦见正坐在教室里，忽然听说要考数学。心里立刻很焦急，很害怕。知道一考肯定不及格。这时同桌女生告诉我：别怕，你在我旁边，我会偷偷传答案给你。
　　我仍害怕，怕到时监考老师会罚我们。但又一想，老师若有同情心，没准会放我们一马。心里略为安定。
　　可是，发试卷前，一校方负责人（一个摆架子的中年胖子）连续下令换座位、换教室，故意跟学生过不去，折腾学生。
　　我心里暗暗叫苦。每次换座位，都要混乱好一阵子。总有人（特别是几个成绩差的男生）把我远远挤到一边去，最后我连桌子都没有了，不知自己该坐在哪儿，更不知这场考试怎么过关。
　　我豁出去了，心想：过不了关也不是什么世界末日，走一步算一步。我见缝插针对着一个桌角尖坐下来，准备考试。这时课堂外传来欢呼声，一个同学跑进来告诉大家：不用考试啦！可以走啦！我喜出望外，跑过去一打听，原来考试一说是谣言。那个胖子为寻开心，竟故意造谣吓唬学生。胖子悻然斜视如获大赦的学生，一副很不甘心的样子。我心中感慨：这人手头就一点点小权力也要滥用，让这种人当官只会苦了百姓。
　　好几个月了，我还在做有关考试的梦。焦虑虽然减轻了，但心理依然脆弱。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在梦中信心十足地面对考试？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在现实中从容地面对焦虑？继续努力吧。
　　昨天我很长时间心情不好。上午、下午我都祷告，求主允许我早日归回天家。我觉得活得痛苦，生不如死，只求速死。我对家庭失望，我坚持得太累了。我软弱，我挣扎，我渴望到主怀中安息。我对主说：我受不了啦，如果你同意的话，就让我到此为止吧。我已没有任何牵挂。最后我说：主啊，求你按你的旨意来成全成就。
　　主给了我回答。他通过人的口在电话里告诉我，主要使用我，要我做安慰的天使。其实，我以前也明白，我之所以要经历这一切，是因为主要使用我，让我做一个合格的器皿，即安慰的天使。但我灵命弱小，所以在病痛和灾难面前，我想逃跑。
　　很惭愧。
　　傍晚，去北门散步。天本来非常闷热，没有一丝风，漫天阴云。突然，江风陡然劲吹，非常舒适、凉快，吹散了云雾，就在我头顶上吹出一小块蓝天、白云，也吹散我心中的抑郁和愁烦。我明显地感到主正与我同在，他在看顾我，抚慰我，引导我，帮助我。
　　随笔最初服药时，我盼望三个月之后能停药。三个月过后，我不得不老老实实继续吃药。接下来，我盼过半年、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药照吃，病照看，分明是场持久战。
　　专家专著上这样说：在抑郁症发作基本平息以后六到九个月之内，症状又会重新出现。如果时间更长一些，则有高达80%的病人会出现抑郁症复发。为了防止复发，在抑郁症康复以后的六个月时间内，仍然要用完整剂量持续治疗……有些情况下甚至要终生服药。
　　写到这里我有点垂头丧气。我不愿想，我是不是必须终生服药。软弱的念头又嗖嗖嗖往外蹿，再不关闸又要滚下山了。我就像西绪福斯推的那块巨石，推上去，滚下来，又推上去，又滚下来……还是想想曾外婆吧。想想这个名字：喜姑。
　　我很喜欢“喜姑”这两个字。一念到这两个字，就会不由自主地微笑，脑子里会联想出一个五六岁的小胖丫头，喜眉喜眼，憨憨地冒出傻气。
　　遥想晚清那位穷举人老前辈，就冲给女儿起名“喜姑”，可知他穷而不酸，不迂腐。
　　中举后无盘缠入京，大喜大悲之下顿悟。喜姑爹收拾心情，私塾授学。一介布衣，惟有教书育人。这就是一百多年前一个乡村小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
　　写到这里，我才想起：我从来没问过妈妈的理想是什么，外婆的理想是什么，更不曾问过曾外婆的理想是什么。
　　大概潜意识觉得，哪里轮得上她们有理想啊。
　　我猜想：喜姑的理想是做一个旺夫益子的好女人，小桃的理想是读大学做一个女教师，兰兰的理想是脱胎换骨做一个好军人。
　　妮子小学二年级的理想是：长大了我要死在战场上，立功。我死了我家就是光荣烈属。
　　2006年5月13日链接《起名儿》摘录我出生证上面的名字是“小兰”。
　　两岁的时候，远在东北的爷爷奶奶说，这名儿得改，叫啥都中，就是不能叫小兰。
　　很多很多年以前，爷爷有个妹妹叫小兰。小兰年方二八，尚未婚配就得急症死了。按乡下的规矩，未嫁的小女子死后不能进祖坟，只能在野地里火化。
　　小兰死在天寒地冻的季节里，人们架起柴火烧她，烧完了，把一堆骨头划拉划拉，装进一只坛子里，就在野地里一埋拉倒。
　　一个三更天，小兰回家哭：“哥——我好冷！你们咋都不管我呢？”天明后，爷爷来到烧小兰的野地里转，发现荒土中还弃着一段骨头。风吹走了覆盖在遗骨上的柴灰，怪不得小兰冻得哭，爷爷忙把骨头拾起来。送回坛子里装好。从此，他再也没有梦见过小兰。
　　很多很多年以后，也是在地冻天寒这个季节里，我爷爷惟一的孙女出世了，由于母亲名字中有个“兰”字，这女孩便叫“小兰”。可是，坛子里的小兰又在爷爷的梦中出现了。于是，我得改名。爷爷说：就叫妮儿吧。上学了，班里有几个淘气的男生一见我就唱“来到了南泥湾呀，南泥湾好地方……”其他男生就鬼鬼祟祟笑，跟着唱：“好呀地方。”我一听这支歌就捂耳朵，心里很委屈地喊：我讨厌这个名字！近年人们起名，不仅讲究字义吉祥，还要查《姓名学》里的天格、地格、人格，看该名字是否搭配得当，基础运如何，成功运如何。
　　动了好奇心，我也弄来一本《姓名学》，看来看去，与我这名字相对应的四个字是：铁杵成针。
　　一直很怕这句成语。心想：那要磨多久啊!万一磨到快成针时它又断了呢？万一冥冥中注定了，永远磨不成针呢？1994年元月补白翻《姓名学》，据说“李南妮”的笔画比“李兰妮”吉祥。
　　那时，社会上很流行气功、特异功能、气场什么的，有朋友说，你这个“兰”字不好，“南”字气场强多了。我不懂气场，但我望文生义想：这样的浮华都市，这样的生态环境，兰是养不活的，即使活也不能生香。兰应该生长在僻静清洁的深山里，它的香得自天地归于天地，不是为千万人品闻而生的。兰的适应力、可选择性太弱太窄，它是要被现代都市淘汰的。而南则大不一样，什么沾上南字都吉利富强。比如：南风、南国，甚至南瓜都比别的瓜菜可口实惠讨好。
　　可是，我的潜意识不认同“李南妮”，排斥得厉害。就像我是B型血的人，输了A型血进血管，整个人体系统出故障。精神系统只认李兰妮，换一个字都不灵，就像输错密码的计算机，没有任何反应。
　　老老实实，李兰妮就李兰妮第26篇认知日记
　　2003年9月3日星期三上午11点10分
　　台风“杜鹃”掠过珠江口，今天广州的最高气温据说是29度。广州人总算能够凉快一日了。
　　(此处删去一整段——作者注)我没有把失望说出来。也许，真正的失望是说不出来的。不想说，也没有必要说，说了也没用。
　　我过去为此感到极受伤害，没有安全感，很无助，很屈辱，很抑郁。也许我患癌症与此有一定的关联。
　　我替他惋惜。我一直在为他祈祷，求主指引他，帮助他，赐福给他。但是，如果他执意自甘堕落，乐在其中，那么谁都救不了他。
　　主正在帮助我，安慰我，指示我该走的道路。我要超脱出来，我在接受主的培训。主说：“这事出于我”，“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我坚信主的话语。
　　每天，每时，我的心灵都在感谢主的慈爱、主的抚慰。“伤心的人有福了”，这是主说的。
　　主啊，“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主，我的神，我知道你爱我，真正爱我，永远爱我，永不伤害我，永不离弃我，你的爱正在陪伴我。我是蒙福的女儿，属灵的孩子。有你保护我，有你与我同在，我还害怕什么呢？“他使人安静，谁能扰乱呢？”“主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是啊，“应当一无挂虑”。
　　“软弱的，他加力量。”“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我的主我的神啊，我的心正在安静下来。此刻，我的心在喜乐着。
　　我的主我的神啊，我爱你！随笔妈妈来电话，要去萍乡看外婆。爸爸不让她去，怕她受刺激，病在萍乡回不来。两人争执不下。
　　在一起总是生气、拌嘴，分开来却又谁也离不开谁。我很多朋友的父母处在这种状况中。
　　喜姑的父母年纪老迈时不会有这样的困扰。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上世纪初中国人所批判的“三从四德”，对历代多数女人来说是祖传宝典。
　　穷而不酸的举人给女儿挑了这样一个后生：大家族中较弱的一支。读书人出身，但不准备去考功名。有经营头脑，但没野心富霸一方。这女婿相貌堂堂，品行可靠，被人请作账房先生，养家绰绰有余，也无重大风险。喜姑相貌平平，憨厚纯良，嫁过去不会受气。喜姑丈夫虽英俊，但那个环境诱惑少，男人女人安分的多，这后生德行操守都给喜姑以安全感。
　　喜姑成了小桃娘。尽管丈夫早死，但在喜姑的精神世界里，仍是平静多于焦虑。晚年时人们谈起她，评语是：憨，不开窍，迷糊，木。
　　这评语让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故事。话说混沌生来是没有七窍的。他的两个朋友觉得混沌待他们太好了，一定要报答他，商量着要为混沌凿开七窍，让混沌享受到开了窍的乐趣。可惜，七窍凿开了，混沌却因开窍而死了。
　　有时我私下想：喜姑憨，木，不开窍，正是喜姑之福。她父亲为她的幸福盘算得很仔细，却没有掐算出女婿这一方有变数。
　　十年前，我在深圳听过女人间的相互提醒：夫妻不能太和美，否则必遭天妒。我听了觉得好笑。那时的深圳不安分的男女多，流行问候语是：你……离了吗？我碰到过好几个熟人当面问我：“你离了吗？”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朋友，跟我家是世交，连她回国见我都说：“你……还没有离呀？那……哎，那不是很腻吗？”她本人就在深圳离过婚。那几年，不论是离婚的，还是正想离婚的，或是不愿离婚的女人，都跟我说，她们深信恩爱夫妻不到头这一说。
　　说这话的女人在自我暗示。时刻准备面对伤害、破裂、残局。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外婆说过一句萍乡民谣：就算活到九十八，也别笑人家腿瘸和眼瞎。
　　丈夫突然病逝，在乡邻眼中，这个不强悍不能干的女人，领着三个未成年儿女，何去何从？喜姑没有抑郁成疾，她本能地展开自救。
　　第一，女儿早有婚约，就此嫁出去。
　　第二，儿子要继续上学，将家里微薄的积蓄加借贷，保障儿子成材。
　　张二公子的爹也是举人，还当过福建漳州那边的知县，她并没料到女儿会受气，无论如何总好过在娘家没饭吃啊。
　　女儿嫁入张家之后，头几年天天独自落泪，哭坏了一双明眸。当妈的爱莫能助。女婿到北京读书后，遇上了爱慕者，当张二公子不再给小桃写信，小桃做好了离婚的准备时，喜姑这个当母亲的无法给女儿任何援助。好在她天性木讷，懵然不懂敏感的女儿心理创伤有多深。
　　她自己倒是对婚姻、家庭充满单纯的信赖，这是她的精神支柱。丈夫走得早，留下的记忆是鹣鲽情深、忠贞不渝。灾患来自外部，不至于颠覆喜姑对婚姻、家庭的美好情感。这是喜姑的福分。
　　在我所看过的精神病学著作中，专家说，患抑郁症的病人女性比男性多很多，但实施自杀、自杀身亡的男性远比女性多。
　　而我猜测：抑郁症患者男女比例大致相等，只是女人由于生理、心理、观念等缘故，容易受伤，抵御抑郁的能力稍弱。好比女人容易感冒，而男人几年不感冒，一旦感冒就是重感冒。女人感冒会自动求医，而男人感冒会硬撑，七撑八撑量变到质变，死亡率就这么撑上去了。
　　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我国抑郁症患者的男女比例数据。我猜测，在我国的发达地区，至少10%的女性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世界发达国家的妇女所承受的精神负担，我国发达地区妇女也在承受着，而我们的求助渠道不通畅，我们的精神之痛更容易被忽略。
　　在城市的各大医院里，一眼望过去，看病的、住院的女人明显比男人多。
　　我认为，这些生病的女人多半病在心理、精神。
　　她们的心血管、血压、关节、肝胆肾、肠胃、经络、子宫乳腺、耳鼻喉眼及脑神经的病痛，都来自精神之痛、心理之痛、家庭之痛、人与人之间互动之痛。
　　多数女人没有意识到这些，她们躲在生病的背后得以喘息哭泣。少数女人模糊中有所意识，但是，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她们宁愿捂住眼睛、耳朵、嘴巴，宁愿茫然穿梭在化验室、彩超室、CT室、理疗室、心电图室之间。
　　但是，她们比当年的小桃幸福，她们有地方逃避，有地方看病。小桃孤身一人，无处逃避。
　　小桃在婆家什么活儿都要做。她孤零零地忍耐着，无望地等待着，婚姻名存实亡，有家等于无家。多年后，外婆说起那段生活，不愿多说，只反复强调：那时坐月子，连鸡蛋都没吃过，一只鸡蛋都不给我吃啊！不是婆家穷。所以更伤心。所以哭坏了眼睛。所以第一个孩子不到一岁就夭折。小桃很想死，但她惦记妈妈和弟弟。小桃这样的女人真苦。
　　有时候，女人的精神之痛是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时代、不分愚智、不分贫富、不分强弱的。这，也是命运之痛。2006年5月23日
　　链接《不要恐惧抑郁症》摘录神经质的和有神经官能症的母亲，会把她的病症主要遗传给女儿。这些母亲的共同特征是，在女儿需要全面呵护的时期，没有足够地把感情投入到关照中去……所有的作者都不愿意把这种关系结构归罪于母亲……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发展稳定自我的母亲，往往是在限制而不是促进女儿的独立。这不仅会影响女儿未来与一个男人共同生活期望温馨和安全的爱情关系，而且也会引发抑郁症的形成。——［德］乌尔苏拉·努贝尔补白我有好几位朋友，在童年时期都与母亲关系紧张。
　　一个外资企业的女高管，能力、长相、品德都挺好，就是不善于处理家庭关系。离婚后跟儿子关系日渐疏远，屡交男朋友都难以长久。她私下里总说自己有女人味，男士们怎么怎么夸奖她，欣赏她。她说的都是实话。但往往夸完自己不一会儿，她又不自信了，要我实话告诉她：她是不是真的很有女人味？她是不是真的长得好？她的脾气会不会讨人嫌？令我哭笑不得。后来，她说到童年时的抑郁。她母亲是个出色的女人。但好像总看她不顺眼。要么没空与她相处，要么在一起就挑剔她的长相或言行举止。她越想得到母亲的褒扬，越觉得母亲在贬她嘲笑她。她生气、赌气、争气都无济于事。我猜想，由于从小母女关系有大裂痕，导致她成年后不懂正确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好像有个规律，这是我从身边朋友的述说中联想到的。我那些童年与母亲关系紧张的朋友，她们的母亲往往都是新中国第一代职业妇女，长得都有几分姿色，有一个小头衔，政治上求进步，业务上拔尖，在家里能当丈夫的家，是家里的第一把手，有点洁癖，公私分明，对外人比对自己儿女关心、和蔼。
　　由此我想：这到底是母亲有毛病还是孩子有毛病？或是时代的毛病？中国有多少家庭存在这样的毛病？一代人两代人的精神基因为此有所改变吗第27篇认知日记
　　2003年9月4日星期四上午11点
　　真好，终于把久闷在心底的话说出来了。
　　(此处有删节——作者注)昨天中午12点40分，忽然想出门走走。我关了电脑，到西聚园走了半小时。台风刚过，骤雨才歇，小园子里只有一两个人闲坐看书。我拎着那把银灰色莱尔斯丹长伞走在湿绿的石道上。天上偶尔飘下雨粉，久违的凉爽抚润着我的肺腑。
　　刹那间，我真切地感到了主正与我同在。是圣灵引导我来到这里，以接受慈爱天父赐下的安慰和力量。突然间，有一种与神接通的奇妙感觉，堵在心上的块垒掀开了，头脑清醒了，四肢通电般有了能量。发自心底的微笑绽开了，抑郁的呼吸畅通了，眼睛里的世界变得清澈了。主在告诉我：“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在主的恩典中，活着，不再是沉重的苦难；活着，原来是这般的美好。
　　感谢主恩，感谢圣灵的启示，我从中汲取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主既赐我生命和灵魂，就是要打造我，训练我，使用我。受打造的过程是要经历痛苦的。要做合格的器皿，就必须经得起锤炼和磨砺。主会拣选他最疼爱的孩子来荣耀他的名。越是优秀的孩子，主越要格外精心加以打造，把他们锤炼成精金的器皿。
　　现在是9月上旬，我要清理一下日常情绪。
　　高兴的事：1.最近与广州和深圳的朋友通电话、见面都挺愉快，君子之交淡如水，美如酒。
　　2.爸妈情况良好，与凡丁一家的关系正常。李佳恩比较好玩。
　　3.睡在书房里很自由，睡眠稍好转。
　　4.天气不那么酷热了。
　　5.经过几天的好好休息，我的身体和精神正在慢慢恢复。
　　6.恢复了规律性的作息时间。
　　7.加药的副作用在减轻。
　　不太高兴的事：1.还不能看书、写作及动脑筋。
　　2.气力的复元比较慢，连去运动、旅游的精气神都没有。
　　3.我总是上火、着急。
　　4.沟通还是有问题。
　　5.一想到要写东西就觉得压力很大，期望过高，却又没有自信，徒生焦虑和自责。记住，这毛病必须改过来。
　　6.我的电子邮箱因半年不用，被停了。不知该怎样恢复。麻烦。
　　今天电脑挺好用，没有出故障，这让我感到意外和高兴。
　　随笔昨天下午，我接到深圳两个朋友的电话，一男一女，不同行业，却都是打听抑郁症看病的事。男的说，他的一位朋友在北京，社会精英，突然透露自杀念头。
　　他问我抑郁症要吃什么药，在药店里能否买到这些药。我告诉他，药店里买不到这类药，一定要去医院看专科。他说不行。怕别人知道。
　　有这种顾虑的病人很多。主流社会文化要求我们的社会精英是用钢铁打造的，上呼吸道有点小感冒无损形象，但精神上绝对不允许有什么小感冒。
　　对此现实，我不知道在电话里能说什么。
　　不到五个小时，另一朋友来电话，她也是为救朋友。她那位朋友本算有福气的女人，丰衣足食，海内外往来自由，近半年突然在朋友视线中消失了，怕出门，怕见人，对什么事都没有兴趣。接完这两个电话，我心里喜忧参半。
　　喜的是，社会上对抑郁症的认知度、警觉性大大提高了。2003年我得抑郁症时，无人能提供切实、理解的支援。如今，朋友之间能够相互守望提醒、伸出援手，这对抑郁病人来说，是得救的第一步。
　　忧的是，几个小时内，我就听到两个病例，可见抑郁症的发病率在上升。两个病人都拒绝看病、服药，说明抑郁症患者自救意识亟待提高。
　　浏览报纸。一位学者说：“精神基因的构成来源于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信仰、道德和价值观……甚至某些时候，认识精神上的基因遗传和突变，要比认识生理上的遗传突变更为重要。”我对以上“精神基因”“遗传和突变”这几个关键词尤感兴趣。我庆幸，中国的学者及媒体终于开始跟普通读者讨论起“精神基因”这个话题。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责任探讨“精神基因的遗传和突变”这个话题。
　　经上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禅宗语：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惠能灭万年愚。
　　老子曰：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2006年5月24日
　　链接《抑郁症完全指南》摘录帮助患了抑郁症的朋友，需要付出很多容忍、关爱和理解。有时，你会感到自己为患者所做的一切对他毫无帮助，就连你对他说的话也一样不起作用。
　　当人们患了抑郁症后，他们最害怕的是会失去朋友。这是因为抑郁症使他们变得令人厌烦，成为别人的负担。作为朋友，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对他们依然如故，并且随时愿意为他们效劳。
　　作为患者的朋友，当他向你倾诉时，你不必提供任何解决问题的答案。你在场认真倾听就是给予他安慰。你这样做就是在帮助他。
　　你必须要意识到的是：对你的患者朋友来说，做一切事情都变慢了，一切事情都夸大了。就连芝麻大的事也可以变得像西瓜一样大。抑郁症使患者对事物的看法都扭曲变形。你会感到惊奇的是，你为他所做的事，哪怕是很小一点，对他都是很大的帮助。你的援助会对他的病情的好转起很大的作用。
　　一定要恰如其分。不要因义务所迫而帮助别人，这对双方都不好。——［新西兰］格温多琳·史密斯补白最近为了查资料，恢复了中断三年的上网。第一天登陆中国心理论坛网，就看到一则求援的帖子，主题标明：朋友得了抑郁症我该怎么帮助她！内容大概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在大学时成绩优秀，为人活泼，近日可能因找工作的问题或是与男友分手的原因，抑郁消沉，躲在家里不出门，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严重失眠。邻居、同学等朋友去陪她谈心，毫无效果。发帖人不知作为朋友应该怎样帮助她，只好在网上请求指引。我刚看完这条消息立刻回应：“你应该立刻带她去看精神卫生专科或心理专科，请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发完回应继续往下看，原来发帖人事隔几天又写了一个帖子，说那女孩已经走了，走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令朋友们异常难过，她简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仔细一看，这是我上网两天前发生的事情。我又回应道歉，并叮嘱：以后遇到朋友出现抑郁倾向，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陪她去看专科医生。我再三强调“专科”，因为我自己看病走过很长的弯路。
　　我又扫了一眼网上的标题，一眼就扫到两个求救信号，一个是母亲为患抑郁症的孩子求救，一个是二十一岁的大学生为自己的抑郁倾向求救。我的心情异常沉重。
　　田里的庄稼太多，做工的太少。怎么第28篇认知日记
　　2003年9月6日星期六上午11点
　　又加药了。
　　龚主任给我加了一种抗焦虑药丁螺环酮，阿普唑仑加量至精神舒适为止，一天一片半的赛乐特照吃。
　　前些日子减药过量，引起睡眠障碍，据说持续头痛是紧张、焦虑所致。
　　龚医生指出我有服药的心理障碍，总想像副作用很可怕，不太相信专家意见。他叫我做了一个心理测试，看看经过几个月的服药效果如何。
　　结果显示目前状况为：中度强迫症状、中度抑郁、轻度焦虑。
　　大有进步嘛。李兰妮，你要看到成绩，要继续努力。
　　想想高兴的事：1.我在电脑上恢复了原来的电子邮箱。
　　2.跟小韩通电话，探讨写精神卫生方面的电视剧，她说可以问问李汀、杜力有无兴趣。
　　3.到邮局给外婆寄了两盒月饼，很方便，三天之内可寄达。
　　4.加药没有明显增加难受的副作用，据说这样可以加快恢复的速度。
　　5.到百佳数码印相店扫描印出了1984年与周扬等人的老照片，这是当年惟一留下的纪念照，三代作家。
　　每天都有高兴的事，不要去想那些不高兴的事。
　　我的强迫症状主要表现在思维方面，总是反复琢磨、回味那些负面的事情。
　　这是多年养成的坏习惯，现在改，完全来得及。
　　随笔外婆走了！上午10点，凡丁突然来中大。他事先没说要来看我，进门后我没觉得异常，就是见他胡子拉碴的，有点疲惫。我告诉他，妈妈6月中旬要回萍乡看外婆，我打算一起去，我准备在外婆住的养老院附近找宾馆住十天八天的。凡丁先是低着头没啥反应，见我不停地高兴地说着探望外婆的计划，他闭目摇头，我没明白。凡丁说：不用了。我仍然没有立刻反应过来，随口问：为什么？凡丁眼眶湿了，声音喑哑地说：外婆走了。
　　我仰头长叹，什么也不想说。我没有哭。
　　5月19日晚上11点半，养老院护工突然发现，外婆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止了呼吸。她马上打电话通知外婆的亲属。
　　外婆，我想你。2006年5月27日链接萍乡亲属与凡丁短信摘录亲属：哥，让我们为外婆的仙逝在心里为她祈祷祝福，她终于解脱了……亲属：哥，如想了解情况，跟我联系，我在家。
　　亲属：哥，外婆明天火化，后天上山。
　　亲属：哥，外婆现在就要火化，踏上去天堂之路，快为外婆祈祷祝福。
　　凡丁：一路走好。
　　亲属：哥，我们正在给外婆烧纸屋，在心里想着外婆的音容笑貌吧！凡丁：记得烧上有空调的房子。
　　亲属：外婆现在出殡。
　　凡丁：清凉世界，不愿再来！补白要补充说明的话很多，但是我不知该怎么说。心里的话不是不想倒出来，可能是大脑神经痉挛吧，要不就是思维通道堵塞，脑、口、手功能紊乱。
　　我需要时间。
　　说不出来不要硬第29篇认知日记
　　2003年9月17日星期三下午5点10分
　　头痛。
　　中午睡不着觉，每次睡不着都会喉咙痛，头痛。这是怎么回事？与龚主任说好明天上午去看特诊。看完心理科，我还要抽空看看中医，并请陈主任帮我推荐一个好的妇科主任。我最怕做子宫超声波，喝水喝得胀极了。但总躲着不行，趁有空还是要查一查。
　　上午跟陈志红通了一小时电话。
　　我是前车之鉴，总把困难自己扛，不求援；朋友们也不知道我急需帮助，更不知道我的业务表现和综合状况，结果当然不被理解，陷入无助。
　　我的朋友们个个都比我聪明，比我有成就，比我有悟性，比我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过去我总自惭形秽，自愧不如，但现在我想通了。这说明我会选择朋友，朋友们也乐于接纳我。我总算看到了自己的优点，心里明白：主赐朋友来帮助我。
　　随笔没有写作的心情。
　　妈妈到广州来了，见面就说去萍乡探望外婆的事。这成为她每天的生活重点。她总跟我讨论如何去，带什么东西去，要住多久，要给护工多少钱，要给外婆兜兜里放多少钱，要去给什么人说好话、赔小心。她又给萍乡的亲戚一一打电话，请他们照顾好外婆，告诉外婆等着我们去探亲。
　　我要说出真相，但爸爸、弟弟都不同意。他们担心她受刺激，搞不好要搭上一条命。我要力争早日说服他们，同时强打精神与妈妈商量着回乡之事：准备住在哪个旅馆、怎么设法给外婆找个有空调的条件好的养老院、坐飞机再转汽车省力还是坐火车省力。
　　妈妈说：外婆上次病危被抢救过来，其实是心愿未了，她想见我和你。我是她的老女。她跟护工说过，我的老女病了，老女有病啊。她这么说就是担心我想见我。她也想见你，因为她肯定在猜，你大病一场是什么病？为什么几年都不写东西了？凡丁去看她之后，你一直没出现，她不放心。听他们说，外婆最担心会死在孩子们的后面。兰妮，我知道你这几年不容易，活下来不容易。你只要跟我去见外婆一面，叫她放心，没有遗憾就好了。你呆两天就走，我看情况留下来。先说好，不许乱花钱。你的钱也是辛苦钱。钱要花得是地方。记得啊，要听我的。要不然，到了那里，咱们两个神经病，谁都不听谁的，闹得都犯病就不好了。你现在就要答应我。
　　我表面上嘻嘻哈哈答应她，她说啥我都说明白好的行行行，心里很难受。我又抑郁了。心里上火，烧得厉害。
　　家里有个怪传统：习惯瞒事。以前外公外婆被造反派专政，小孩子不能知道。我得了癌症，开完了两次刀，我自己不知道，丈夫不知道，弟弟不知道，亲戚朋友、上级同事都不知道。现在外婆去世了，也要瞒着，说是要瞒到不能瞒无法瞒再说。我很愤怒！这是什么心理？我不能理解这种所谓的爱护。这不是爱是害。我们的精神难道真的这么脆弱？我们的精神为什么这么脆弱？不仅仅是一个家庭，我们的社会和民族习惯中就有这样的一种毛病。说是出于爱护，于是有些事不能直截了当说，不透明，不坦然，不自信，逃避现实，自欺欺人，精神反应过敏，神经系统退化，心理承受力一代比一代弱。这跟精神基因有没有关系？是不是这一百多年来的劫难引发了精神基因的改变？优胜劣汰，这是天道。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宇宙，都必须遵天道而行。2006年6月17日链接流水账5月19日夜晚：外婆去世。
　　5月20日上午：凡丁得知消息。
　　5月27日上午：凡丁告诉我外婆去世的消息。
　　6月3日：爸爸妈妈来到广州准备回萍乡。
　　6月9日：我把消息告诉爸爸。
　　6月11日：妈妈到火车站打听列车班次及售票之事。
　　6月14日：全家人讨论怎样可以买到软卧。
　　6月15日：妈妈嘱咐，她和我去看外婆时，爸爸留在广州。讨论是请钟点工照顾爸爸，还是爸爸住到弟弟家。
　　6月16日：跟凡丁说好，尽快告诉妈妈真相。
　　6月17日：凡丁咨询医生，如何做好急救预防工作。爸爸建议拖到月底再说，让妈妈渐渐发觉。
　　补白现实让我感到紧张，焦虑。我怕面对妈妈。抑郁症遇上抑郁症，谁拯救谁？如果产生连锁爆炸性反应，如何收第30篇认知日记
　　2003年9月19日星期五上午11点40分
　　头晕得很。没有气力。早晨去抽血验雌激素。看中医。陈主任说，几乎摸不到我的脉，气阴两虚。抑郁症的药对脏腑有伤害，耗损津液。她只给开三剂药，星期一再去看病，慢慢调吧。
　　昨天看了心理科、妇科。龚主任给我减了半片晚饭后的赛乐特，丁螺环酮第二片改在晚饭后吃，中午增加了佳乐定的药量。黄主任叫我吃五天的黄体酮，验血结果出来后再作诊断。她建议我学织毛衣、绣花。
　　刚才中药又煮焦了。我发现，头晕时做啥都容易出错。打住吧。休息。
　　随笔在我以往的写作中，我很少把睡眠中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不敢面对梦中的自由和真实。因此，梦境中的李兰妮认为白天清醒时的李兰妮不配写作。
　　以往我写外婆家的故事，专挑不痛不痒的回忆写，现在看来有些刺眼，我是一个浅薄的文字记录者，我是一个粉饰现实的懦弱者。我不了解我的外婆。“文革”刚开始，外婆家就成了我家的话语禁忌。“文革”后，我们一家人潜意识中仍不愿碰那种话题。
　　我听过外公、外婆家的一些传说，比如：外公和一群教师在庐山跟蒋介石合过影、“文革”时外公被群众“专政”判过死刑、外婆娘家每一代都会有一个少年死于自杀……我不敢问：“是真有这事吗？为什么？事实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我不敢问，不忍问。因为我的外公、外婆和妈妈对这类话题极其敏感、恐惧。他们就像古代脸上刻了“囚”字的罪犯，无论政权怎样交替、朝代如何变更，他们脸上的“囚”字永远抹不掉，心理上“罪”的印记已成为“器质性病变”。
　　小时候，我常被妈妈梦中的哭叫声惊醒。我会吓得一骨碌坐起来，在黑暗中哆嗦着听着隔壁的声音。爸爸会焦急地叫醒妈妈，妈妈一醒来就会说她正在做噩梦。有时爸爸出差不在家，就是我和弟弟负责叫醒妈妈。我们会大声喊：妈妈！妈妈！你又做噩梦了！妈妈在隔壁会含含糊糊应一声，不再哭喊。夜重新静下来，而我会久久地猜妈妈梦见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二年级的时候，我梦见妈妈死了，放在一块门板上。醒来后，我心里很不安。我不敢跟家里人说，偷偷告诉了一个女老师。老师说：不要再想这个梦。
　　长大之后，我也常做噩梦，在梦中哭喊。但是，我的哭喊从不会冲出我的梦境。它们不会惊扰别人。它们牢牢地困在我的精神意识里，谁也不知道我的梦里游动着怎样的恐怖场景。
　　我跟外婆没有谈过做梦的话题，不知道她是否常做噩梦。
　　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不了解一个人的梦，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个人。
　　这个道理是埃里希·弗罗姆前天告诉我的。
　　我庆幸自己没要孩子，否则，这孩子精神一定很脆弱。不管她白天过着怎样的幸福生活，但夜晚她的梦境内会弥漫着莫名的不幸。
　　我在《十二岁的小院》第25章，写了我和妈妈冲突、妈妈打我的片段。当时我强调了自己对母亲的伤害，母亲对我的伤害。弟弟看过手稿后“告密”，妈妈立刻警告我：不许造谣。你要是这样写我，我就跳楼。在弟弟的监督下，我把刺眼的字句都抹去了，我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埋进心底，尽量把那母女厮打的过程加以粉饰。结果导致我一看到这一章，就极其厌恶写作的李兰妮。我讨厌这段粉饰过的虚伪的文字。
　　在我内心记忆中，冲突是激烈的，伤害是深刻的，影响是恒久的。家丑不可外扬，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已铸造成基础美德。我们不敢追根究底进行反省。我们不敢触动约定俗成的民间规则。我们的教育一味颂扬百分百的母爱、父爱。我们无视社会、历史、疾患、意外对天下父母的压力、逼迫、扭曲，不敢直视父母的精神世界遭受的灾害性病变，不敢伸出援手去帮助我们亲爱的父母，不敢与父母携手面对世纪、时代在人类精神世界发起的争战。于是，父母是孤独的，迷惘的，抑郁的。子女是孤独的，迷惘的，抑郁的。我们相互间的爱百分百真实吗？百分百不相疑吗？百分百信任吗？百分百幸福吗？百分百无憾吗？百分百不需要反省更新吗？百分百健康，可以延续吗？这条精神基因链百分百没有病变和缺失吗？只有真正爱一个人，信任一个人，你才会真实地面对他，面对他的优点和缺点，并无所顾忌地说出他的失误。只有真正爱一个地方，你才会客观地、公正地看到它的所长所短，并毫不犹豫地说出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往下写了。
　　面对电脑我觉得恶心，想吐又吐不出来。沮丧感紧紧咬住我，怎么甩都甩不掉。我打不起精神，注意力不能集中，脉搏总在48次/分钟及53次/分钟之间浮动，心动过缓让我不得不来回在屋里走动，躺着最难受，觉得呼吸越来越吃力，心好像跳不动，它不想跳。也不能坐久，觉得屋里缺氧，要站在风扇口、空调口迎面吹。我总驼着背。知道驼背不好看，但我气弱，直腰要费气力，算了，驼就驼吧。我开始依赖咖啡。喝浓咖啡使我的心跳有所加快，使我麻木的头脑恢复些许知觉，但是，我不能无限量地喝啊。浓咖啡已经削弱了抗抑郁药物的安神镇定作用，睡眠困难。我不想去跟医生说。没必要又增加药量。
　　我躲起来快一个月了。尽量不打电话，尽量不接电话，尽量不见人，尽量不介入任何费神费力之事。
　　正面思维在跟负面思维交战。我想起了十年前被我害死的三只鹦鹉，我内疚，应该偿命吧？会有报应吧？我想起了小时候从二楼扔过邻居家一只抱窝鸡，老母鸡抱窝掉毛不会飞，摔死了。我有罪，我没有承认是我干的坏事。我想起几年前买了一只吉娃娃小狗，我刚把它买回来，就放在阳台上出去吃晚饭，肯定让它着凉了，第二天它就病了，送到宠物医院救了一星期，它死了。我没敢去道别，给钱请医院的人把它掩埋了。我有罪。如果我不买它回家，吉娃娃不会死。我太自私了。我为什么这么坏？还有，小时候弟弟告我的状，我找人打过他。还有什么？关闸。关闸。关不住，负面思维像决口的堤水收不住。我害怕了。我不想前功尽弃，我不想回到抑郁症重度时期，我很想康复必须康复。可是，脑子里有个念头总在里面转，有个声音无声地急促地反复告诉我：跟妈妈一起死掉就好了，对所有人都好。帮了她，帮了弟弟和爸爸，也解脱了自己。这是最好的办法。正面思维快来呀！快来帮我抵挡啊。李兰妮，你要镇定。切断切断负面妄想。不要再想鹦鹉、老母鸡、吉娃娃，不要再想你的罪，你已经忏悔了，你已经清洁了心灵。经上说“赦免你们的一切罪孽，医治你们的一切疾病”。李兰妮，你脑子里不许再转那个罪恶的念头！你没有权利这么想，你不能让心魔吞噬你，警惕。警醒。快默念：“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我必会帮助你。”记住：要让正面思维占据大脑。让阳光照进来，让光明驱散黑暗。
　　黑夜里，我闭上眼睛，竭力控制妄念，心里不间断地想、不留空隙地想：“要有光。要有光。应当一无挂虑。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2006年7月14日链接《十二岁的小院》摘录25“妮子，去淘米。”妈妈在里屋翻樟木箱，她在为搬家做前期准备工作。
　　我和弟弟都在架子床上铺看书。我用我的五角钱租了一批小说和小人书，我要赶在搬家前看完这些书。
　　…………“妮子，淘米去。把菜择了，听见没有？”妈妈走到架子床前，小声喝道：“看什么鬼书？下来！看这些书是要惹祸的，你就等着别人来抄家吧。”妈妈一见到小说就神经紧张，怕人去检举我们家有大毒草。妈妈有心病，最怕人顺藤摸瓜把她的地主奶奶翻出来。
　　我不搭话，想赶快看完这一段。
　　妈妈心烦了。她爬上床，要来夺我手上的书。我急忙溜下床，把书紧紧抓在手里。
　　妈妈发火了。她把床上的书统统扔下来，扔到门外。弟弟慌忙往下跳，赶在妈妈前面去捡小人书。
　　“还敢往屋里捡？我撕了你的！”妈妈抓起门口一本书。
　　“别撕求求你！”弟弟扑上去，被妈妈一把推开，“早就警告过你们，不许看这些书。再看我就烧掉它。”她的眼睛盯住了窗台上的那盒火柴。
　　“别烧！要罚钱的。我没有钱赔。”我扑上去从妈妈手里抢了书，顺手扔到床底下去。弟弟也帮着扔。架子床矮，大人绝对爬不进去。
　　“好哇，联合起来对付我。你给我钻进去，”妈妈抓住我的手，推我说，“把书一本一本扔出来！”“就不钻！”我想掰开妈妈的手，掰不开。我挣来挣去就是挣不脱，我逃不出她的手心。我急了，立刻想到了那句咒语，那句百试百灵的魔咒。我一口气大声喊道：“你爷爷是大地主！你们家在乡下有一栋楼——你爸爸给革命群众专政到农村去了，你……你是地主婆！”妈妈的手立刻松了。她被吓呆了，只呆了很短时间，她飞快地打了我一个耳光，说：“闭嘴！你……你当面就敢造谣。你想干什么！你的良心哪儿去了？这么小的人，心就这么狠……你，”她指住弟弟，“你给我拿棍子去。去呀——”弟弟战战兢兢，找来专门打人的那根竹棍，犹犹豫豫，递给妈妈。
　　妈妈拉上窗帘，插上门，用竹棍敲敲自己的腿。
　　“这种棍子好，不伤骨头。我要让你痛几天，看你还敢不敢兴风作浪。你们听，响吧？我是妈妈，我不会打伤你，但是我要让你记住……”弟弟说：“妈，今……今天不要打，留着下一次……”他话没说完，我胳膊上已经重重地挨了一下，我刚想看看胳膊上暴没暴红印，腿上又着了两棍子。我本能地闪到门口，拉开门闩。
　　“想跑？”妈妈用棍子敲敲门框说，“跑哇，跑了就别想再回来，我说得到做得到。”妈妈要打人，我和弟弟从来没有逃开过。妈妈说，她想打人的时候，一定要让她打，打不到人她会犯病气死。
　　“你们恨我咒我，是不是？你们都想迫害我，想我快死，我偏不死。”妈妈的眼神不对劲，好像在盯着我和弟弟头顶上的什么人。她突然起手，左右开弓，竹棍连连在我和弟弟身上抽。痛。好痛。火辣辣的，痛的感觉从四处聚拢过来，一点一点往心里钻，越钻越深。
　　弟弟双手抱头，跳着脚哭，“妈妈呀，妈妈呀，不要打了，我们听你的话，饶……饶命吧。”妈妈停下来，仔细看看我，“你瞪我！这么仇恨……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刚才骂我什么？你以为我害怕啊。大不了一个死，我什么都不怕，我受够了！”她抽了我一个耳光。
　　我什么都不想，只专心控制住眼眶里的泪。我知道她想听到我求饶，我偏不让她遂愿。
　　爸爸回来了。
　　妈妈开门放爸爸进屋，又急忙插上门。
　　“又怎么了？”爸爸问。
　　“骂我地主婆，要揭发我，消灭我！”妈妈太阳穴上的青筋鼓得暴暴的，“不收拾他们一顿，到了新地方，又要兴风作浪。”爸爸扶着妈妈的腰说：“别生气了，歇着去吧。”“不！她必须认错。这孩子心越来越狠，越学越坏，还带坏弟弟。”妈妈突然冲我喊，“你又瞪我！你说，你心里骂我什么？说，说呀！”她的声音越来越尖厉，一听到这种尖声音，我脑子就会突然发涨，里面热得一塌糊涂。
　　“你是地主婆！你就是害怕别人知道你家的事，你怕得要死！你爷爷是老地主，给你爸爸好多钱上清华，你家的底细我都知道，我要去告诉所有的人！”“好。很好。终于说出来了。”妈妈扑上来劈头盖脸打我抽我。
　　我再也忍不住了，伸手去抓她的头发，用脚踢她。
　　“这日子不能过了！都别过了！”她哭着喊着揪住我，把我逼到墙角，要跟我拼命。
　　爸爸和弟弟用力扯开妈妈。
　　天旋地转。我倚着墙，身子慢慢往下滑。
　　27我慢慢走进大礼堂，缩着脚，倒在一张椅子上。我身上、脸上、头上并不十分痛，却火辣辣地烧。
　　我不伤心。妈妈打我，我真的不伤心。
　　她从来没对我说：“你是我的宝贝、心肝，我心头的肉。妈妈爱你。”她没有说过。
　　…………我听见有很轻很轻的脚步声。我四处看看，周围没有一个人。老龙眼树弯着腰，像个伤心的老婆婆，伸长了手，在黑暗里数她地上的死孩子。
　　小院里，只有我和弟弟住的那间屋有暗暗的灯光。要不要推门呢？妈妈是不是还在哭？我静静地在院子里想了一阵儿。
　　很久以前，我想过，万一以后落在后妈手里，后妈往死里打我，我就跑到小院当中喊救命。妈司令肯定会出来救我。
　　我没想到妈司令会走，会回老家种地。我更没想到，原来小院每一家人都要搬走。
　　小院里，妈司令一家走得最早。他们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离开了小院，没跟任何人告别。
　　小玉子走的时候，一步三回头。她怀里抱了一个小腌莱坛子，里面八成装着肉干。小玉子妈背着小三丫头走得飞快，母女俩白白胖胖的，远看像一朵肥嫩的山蘑菇。小玉子腿弯弯的，摇摇摆摆往前赶，像大蘑菇后面的一只瘦蚂蚁。
　　…………有点冷。我紧了紧身上的单衣，发现衣袖短了一大截。我长大了，快十二岁了，过几天，我也将走出小院……(以下是发表时被删去的原文——作者注)走出大院，把童年留在这个院子里。
　　木蒲桃的树叶落在我的肩上。秋天已经走远了，树上的果子几乎掉光了，只有枝顶上还挂了两三只深红的果儿。我的手刚触到老树粗糙的皮，一颗晚熟的果子“啪”地落了下来。
　　这棵蒲桃树一百岁了。还有九百年，它才能变成精。
　　我拾起那颗果子，拧开水龙头洗了洗，果子摔得皮开肉绽，却依然窝着沁人的清香。
　　我握着摔烂的果子，走出小院，走出大院。
　　大院门口，一个盲公刚刚走过去。
　　盲公长长的脑袋，长胳膊长腿，穿着打了补钉的灰布衫，背着一个青布袋子，那里面有个铁皮饼干筒，装着香脆的花生。
　　盲公的拐棍头包了铜，戳在地上“笃笃”响，他嗓子老老的，不紧不慢地喊：“南——乳花生——”笃……笃……笃……笃……笃……隔很久，他才又喊：“南——乳花生——”他要喊通宵么？我站在大门口左右张望，我上哪儿去呢？起雾了。
　　摊开手心，我有一颗木蒲桃。1990年12月8日补白十几年过去了，我始终忘不了删去的这段结尾。正因为它被删掉了，只存在手稿中，所以它比我写过的其他文字生命力更顽强，它总要在我的脑海里凸显出来，它的表现欲战胜了我的理性控制，我不得不在这本书里让它发出声音。否则，就像放旧电影出现胶片故障，银幕上反复出现模模糊糊喀喀嚓嚓吭吭哧哧的一段画面：那个十二岁的女孩子茫然地站在军营大院门口，黑夜深深，一个瞎子用竹竿戳着这个城市的街道，怀里抱着一个破旧的铁壳饼干筒，嘴里用广东话喊着：南——乳花生——南——乳花生——那时的城市，晚上总有一两个粤语称“盲公”“盲婆”的人沿街叫卖南乳花生、盲公饼等等，他们并不会主动兜客，总是不慌不忙，边喊边走，声调、步伐始终不变。不管街上人多人少，有人没人，他们的声音、步子、情绪不变，似乎成为城市的标志了。
　　为什么此情此景会让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记得牢牢的，比那些大事件、大人物、大场面印象更深呢？我至今仍没有找到答案。
　　这时候摘录《十二岁的小院》的这些段落有逃避的因素。我要逃到小院里避一避。我感到混乱，紧张。我渴望躲起
=已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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