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c)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召唤死者 作者：约翰.勒卡雷 内容简介 在迷雾中漫游是如此奇妙，众人皆是独客。没有一棵树知晓近旁的林木。万物同为孤身。 外交部官员塞缪尔芬南在史迈利的例行问询后留下遗书身亡，但源自死者的一通预约提醒电话与一封信件，证明真相并没有自杀那么简单。 案件疑点重重，相关之人莫名丧命，史迈利以身犯险遭遇偷袭。当错综复杂的线索渐渐清晰，故交往事浮上心头，史迈利却陷入情义与人心的永恒谜题，不知何去何从 1 乔治·史迈利简史 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安恩·塞康姆小姐嫁给了乔治·史迈利，一个被她形容为普通得令人心动的人物，这让她那些伦敦上流社会的朋友们惊愕不已。两年过后，当她爱上一名古巴摩托赛车手并离他而去时，又令人摸不着头脑地宣称，她要是那时不离开他，就再也没机会这么做了；之后，索利子爵特意到他的俱乐部走了一趟，发现这个消息已被传扬开去。 那句也算得上警句1的评论，惟有认识史迈利的人才能理解通透。五短身材，臃肿体态，外加一副温顺脾性，似乎还热衷于把大量银子砸在一些品味差劲的衣服上，这些衣服挂在矮胖骨架上就如同蟾蜍收缩后身上耷拉的皮囊一般。而事实是，索利早在婚礼上便断言过，“塞康姆嫁的是一只披着油布长雨衣的牛蛙”。然而，史迈利并未意识到这种不协调，他只会摇摇晃晃地穿过教堂的走道，寻找那一个能让他变成王子的吻。 他究竟是富贵荣华，还是一贫如洗，究竟是抡锄头种地的，还是捧圣经传教的？而她又是从哪儿把他给弄过来的？新郎新娘之间的不登对在安恩小姐毋庸置疑的美貌中被强烈地突显出来，而这种突兀感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不过，小道消息的对象终归要黑白分明，如此便能在只言片语中轻易传达出罪恶与居心。至于史迈利，顺势成了没有学院背景、没有父母、既不参军也不做买卖、既不是大富大贵也不至于囊中羞涩的人，他没头没脸地搭上社交圈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迅速沦为一件丢失的行李，当婚姻来了又去，他便命中注定地被遗忘在落满灰尘的旧闻架子上，再也无人问津。 就在安恩小姐跟随她那位明星车手前往古巴之时，她给史迈利透露了一些想法。带着那么些勉勉强强的钦慕之情，她承认，要说在她的生命当中真正有过的惟一一个男人，那自然是他无疑。她满怀欣悦地追溯过往，表示自己已用圣洁的婚姻证明了这个观点。 安恩小姐与前夫分离带来的影响并没有在社会上激起波澜——轰动过后的余波确实未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不过，要是知道索利那帮人对史迈利的反应作何感想，那事情还是颇有嚼头的；当时，史迈利正深深地沉浸在那些地位并不显赫的德国诗人的作品中，阅读时那架着眼镜肉感十足的脸因为精神过度集中而缩拢起来，而那双汗湿了的胖手则在松垮的袖子下紧紧地握着。不管怎么说，索利在轻描淡写地安慰说“离开终究是短暂的结束”2时还是感觉到了满足，仿佛他并没有意识到，虽然安恩小姐才离开没多久，但乔治·史迈利的一部分已经确然死去。 存活下来的那部分史迈利不仅跟他的外在形象毫不搭调，还跟他的爱情以及不入流的文学品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为他从事的职业，乃是情报官。这是一份他喜欢的职业，这份职业仁慈地带给他好些同样隐藏了个性与出身的同僚。与此同时，这份职业还能够让他去做曾经是这辈子最爱的事情：对人类行为的谜团进行学术考察，并且通过实践应用自己那套演绎法来加以提炼梳理。 在1920年代的某段时间里，史迈利从他那所毫不起眼的学校脱颖而出，继而笨重地穿行在同样寂寂无名的牛津学院昏暗的回廊里，他眨巴着眼睛，憧憬着谋取一份教职，将后半生奉献给晦涩的十七世纪德国文学。但是那位对他了如指掌的导师明智地作出指引，让他远离这些毫无疑问终将隶属于他的荣誉。于是，在1928年7月的一个美好的早晨，一脸疑惑、面色涨红的史迈利端坐在了海外学术研究委员会的面试席前，而这个组织他在之前素未听闻。贾比迪（他的导师）在介绍时异乎寻常地言辞模糊：“就跟这些人聊聊呗，史迈利，他们会考虑你的，而且待遇可以保证你不用跟那些不入流的人为伍。”然而史迈利表明了自己心中十分恼火。他很是担忧，因为贾比迪平素说话一向精准到位，但是这次却如此含糊其辞。怀着一星火气，他答应多等几天，直至真正见到贾比迪所说的“神秘人物”再作答复。 尚未有人给他介绍这个委员会，但是放眼望去，半数成员他都知晓。这当中有来自剑桥的法国中世纪专家费尔丁，有东方语言学院的斯巴克，还有斯蒂德-阿斯普雷，那晚他在贾比迪家做客时，对方就在贵宾席上用餐。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内心颇受触动。像是费尔丁，且不用提剑桥大学，光是这号人物能够大驾光临，本就已算奇迹。后来，史迈利总是觉得这次面谈就像是一出扇子舞3；在逐步披露这个神秘组织真相的过程中，每一点进展都经过了精心安排。终于，看来应该是主席的斯蒂德-阿斯普雷把最后一层面纱揭下，真相耀眼的胴体便在他面前展露无遗了。他被安排了一个职位，就在这个组织里，因为暂时还没有更好的叫法，所以斯蒂德-阿斯普雷只能够红着脸称之为特务机构。 史迈利要求一些考虑的时间。他们给了他一个星期。没有任何人提到报酬。 那一夜，他留在伦敦，找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住所，还去了剧院。他感觉到莫名其妙的头晕目眩，这让他很是忧虑。他十分清楚自己会接受这份工作，这本来在面试时就能够表态了。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由于他与生俱来的谨慎，或者可以说是因为他想吊一下费尔丁的胃口。 接受任命后，随之而来的便是训练：不知名的乡间宅邸，不知名的指导员，到处巡游的机会，还有一个逐渐明朗的事实，那便是全然独自工作的绝佳前景。 他的第一项任务还是比较舒适的：在德国的一所本地大学担任两年英语讲师4，平常讲授济慈的作品，休假时便跟一大群热忱真切又随性而为的德国学生待在巴伐利亚的狩猎者小屋。在每一个悠长假期行将结束的时候，他都会带几个具备潜质的学生回英国，然后暗地里把他们的推荐信传送到波恩5；在整整两年内，他压根儿不清楚到底这些推荐信是被采用了还是被无视了。即便是他挑选出来的候选人，他也没有渠道去获知他们是否通过了。他甚至无法确知他的信息是否能够安然到达目的地；而他在英国的时候，与军情局之间也是互不往来的。 他在执行这项工作时的感情是复杂而矛盾的。一方面，能站在一个超然的位置，学着用诸如“具有特工潜质”这类话语去形容他人，设计一些关于性格与行为的小测试去判断某人能否担当候选人，这项工作都把他给迷住了。这一部分的他是缺乏人性、不人道的——史迈利在这交易当中就是一个惟利是图的跨国雇佣兵，不顾及道德，也没有任何超乎个人私欲的动机。 而另一方面，当他见证自己自然而然的快乐日渐凋零时，心中平添忧愁。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以及忠诚发散出来的诱惑，他发现生性怯懦的自己只会习惯性地退缩。他对这种自然反应采取了敬而远之的警惕措施。通过理智的力量，他迫使自己在看待人性的时候用临床医学般的客观眼光，但又因为他既非神仙，也非圣人，他对生命中出现的虚假还是感到既厌恶又恐惧。 不过，作为一个感性的人，长时间的背井离乡只会加深史迈利对英国的深爱。他饥肠辘辘地用牛津学院的记忆去喂养自己；关于它的美好，它那合理的闲逸，还有它做出判断时不紧不慢的成熟姿态。他憧憬着在哈特兰德码头度过秋风瑟瑟的假期，在康沃尔郡海崖上长途跋涉，期盼着海风的吹拂让脸庞变得光洁温热。这曾经是他的另一重秘密生活，而他现在则日渐厌憎新德国下作的侵扰，那些身穿校服的学生的跺脚以及叫喊，那些骄傲自大的疮疤脸及他们口中吐出的粗俗应答。他同时也非常怨恨那些教员胡乱干预他研究的项目——他钟爱的德国文学。然而在1937年冬天的一个恐怖夜晚，史迈利站在窗边，遥望着校园庭院里的盛大篝火：几百号学生围聚四周，他们的面容在跳荡的火光中闪现着狂喜的神采。他们往这异教之火里扔进了上百本书籍。他知道这些书的作者是谁：托马斯·曼6，海涅7，莱辛8，还有其他诸位作家。史迈利汗湿了的手环拢住香烟末端，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内心汹涌着怨恨的波浪，同时，也暗自庆幸确切知晓了自己的敌人究竟是谁。 1939年，他出没于瑞典，作为一位大名鼎鼎的瑞士小型武器制造商的信用代理人，他巧妙地构建了自己与对方的合作历史。此外，他的外貌也能奇妙地进行变更，因为他发现自己所能实现的变化可以不仅仅停留在发型的简单改换或者一小撮胡子的增添上。整整四年，他来来回回穿行于瑞士、德国和瑞典之间，常常改头换脸。他从来没有想过，心中的畏惧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他的左眼会在神经紧张时感到疼痛，这症状于之后的十五年内持续存在；他那肉乎乎的脸颊以及额头上扭曲的皱纹同样会犯这种毛病。他饱尝无法安睡、无法放松的滋味，他无论白天黑夜都能感觉到心脏一刻不停地跳动着，他那顾影自怜的情绪扩大到了极点，种种毫无道理可言的欲望会骤然袭来，包括对女人、对酒精、对运动以及对药物的欲求，只盼这些能够移除生活中的压力。 在这种状态下，他同时操持着可靠的生意和间谍工作。随着时间推移，情报网日渐成熟，其他国家开始弥补之前欠缺的远见和准备。到了1943年，他被召回本国。还没过六个月，他便嚷着要重出江湖，但他们不再让他走了。 “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斯蒂德-阿斯普雷说道，“现在就是训练一些新人，抽点时间休息下。结个婚，或者什么都好。放松就是。” 史迈利向斯蒂德-阿斯普雷的秘书安恩·塞康姆小姐求婚了。 战争结束了。他们付钱遣散他，他则带着美丽的新娘去了牛津，好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令人费解的十七世纪德国文学。然而两年后，安恩小姐已经身在古巴，而渥太华一名从事编码工作的俄国年轻人身上暴露出的内幕，使得拥有史迈利这种经验的人再度变得炙手可热。 这份工作充满了新鲜感，面临的挑战难以捉摸，在最初的时间里史迈利乐在其中。但更年轻的血液正源源不绝地输送进来，也许还顺带着更为新锐的思想。史迈利不再具备晋升资质，他逐渐看清自己从未青春过便已步入中年，他现在已经——以最体贴的方式——被束之高阁。 万事更变，今非昔比。斯蒂德-阿斯普雷已经离开，从新世界逃到了印度，寻求另一种文明。贾比迪死了。就在1941年，他与年轻的比利时无线电操作员一同在里尔9登上火车，自此二人再无音讯。费尔丁转而献身于对罗兰10的研究——只有麦斯顿还在。麦斯顿，职业外交家，战时纳入的新成员，部长的情报顾问；“第一个人，”贾比迪曾经说过，“第一个在温布尔顿11打权力网球的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以及美国人采用的孤注一掷措施，改变了史迈利所在组织的整体性质。斯蒂德-阿斯普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他不可能再在莫德林学院的研究室里边喝波特酒边对你下指令了；一小撮领取低薪的高素质人才发挥的业余作用，已让位给重大政府部门的雷厉风行、官僚主义以及阴谋诡计——说白了，幕后支配的就是麦斯顿，这个衣饰华美、有尊贵白发和银色领带并享受爵位的人物；麦斯顿，即便是秘书的生日也能铭记于心，他的礼数在女人堆里口耳相传；麦斯顿，一面满脸歉意地扩张着自己的帝国，一面满心遗憾地搬进了更为宽大的办公室；麦斯顿能在亨利镇举办出色的家庭宴会，也能依靠部下的成功上位。 战争时期，他们把他这个专业的公务员从正统部门引进，他擅长处理文书，并且能通过臃肿的官僚机器汇聚众人才智。能够跟一个知根知底的人打交道，这让高层很是受用，而且这个人不仅能让任何颜色简化为灰白，还能穿行于他熟知脾性的上司当中。在这些方面他确实做得颇为出色。他们喜欢他为自己的交际圈致歉时的羞赧，为属下的不轨行径辩护时的伪善，以及应许诺言时的灵活机动。他不愿12抛掉作为一名情报员身披斗篷暗藏匕首的优势，而是助上瞒天过海，对下耀武扬威。从表面上看，他的职位甚是怪异。他并非特务机构名义上的领导者，而是各位部长的情报顾问，斯蒂德-阿斯普雷老是把他形容为“大太监”。 对史迈利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廊道是灯火通明的，成员是聪慧年轻的。他自觉死板且落伍，一个劲儿地怀想着骑士桥13那边残破的连栋房屋，那里是一切发生的起点。他的相貌似乎能够反映出一种衰退的迹象，他比以往更为弯腰驼背，更像一只蛤蟆。他眨眼的频次提高了，而且获得了“鼹鼠”14的昵称。不过，他那初出茅庐的秘书对他青眼有加，自始至终把他称作“我亲爱的泰迪熊”。 史迈利现在的年岁已经不适合出国了。麦斯顿说得很清楚：“怎么都好，我亲爱的朋友，十有八九是因为你在打仗那会儿东钻西跑四处搜寻，所以现在可就蔫了。还是老老实实待在这儿吧，老伙计，也好让咱自家的火烧着。”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乔治·史迈利会在1月4日星期三的半夜两点，坐在一辆伦敦出租车的后座上前往剑桥圆场。 2 我们从不打烊 在出租车里，他感到安全。安全而温暖。这温暖是由他的床上偷运过来的，积攒着抵挡一月潮湿的夜晚。安全感则是因为不真实：他的灵魂正在伦敦的大街小巷来回走动，留意着那些心情阴郁的寻欢作乐者，他们正躲藏在看门人的雨伞之下；还有那些妓女，以及用塑料花纸包装的礼物。这便是他的灵魂，他暗想，这灵魂从睡眠的井口爬上来，阻断了床头柜上电话的尖叫声……牛津街15……为什么伦敦会是全世界惟一一个在夜里失去个性的首都呢？史迈利一边把大衣拢紧些，一边从洛杉矶想到伯尔尼16，却怎么也想不出哪个城市会如此轻易地放弃对自身特性的日常抗争。 出租车拐入了剑桥圆场，史迈利颠了一下坐直起来。他记得值勤员为什么会打电话过来，这段记忆残酷地把他从梦境中扯回现实。那段对话的每一句都历历在目——老早以前训练出的追忆本事这下子派了大用场。 “我是值勤员，史迈利。顾问正在线上……” “史迈利，我是麦斯顿。周一上午你在外交部跟塞缪尔·亚瑟·芬南面谈过，我没记错吧？” “没错……是面谈了。” “是什么案子？” “匿名信指控他在牛津入了党。这只是一次常规问询，安全局局长批准的。” （史迈利想，芬南不可能还有怨言的，他知道我会宣告他无罪的。没有什么是不妥当的，什么都没有。） “你有威胁他吗？这次谈话是不是不太友好，史迈利，你跟我说说？” （天呐，他的声音听起来挺害怕的。芬南一定让内阁对付我们了。） “不是啊。那次面谈很友好。我觉得大家都挺喜欢对方的。事实上，我跟他透露得有点儿多。” “怎么回事，史迈利，什么意思？” “呃，我或多或少跟他透露过不用担心。” “你什么？” “我跟他说不用担心。当时他很明显有点紧张，所以我就跟他说了。” “你跟他说了什么？” “我说不仅我没有权力，特务机构也没有这个权力。而且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再去打搅他了。” “就说了这些？” 史迈利停顿了一秒钟；他从来没有见过麦斯顿这一面，从未见过他这般惊慌失措毫无主见。 “是啊，就这些了。绝对只有这些。”（对这一点，他肯定永远也不会原谅我。这故作冷静的姿态、奶油色的衬衫以及银闪闪的领带，还有与部长们的气派午宴，说到底也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 “他说你质疑他的忠心，还说他在外交部的前途已经毁掉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人把告密者给收买了。” “他扯什么呀？他脑子肯定有问题。他明明知道自己已经被洗刷嫌疑了。他还想要什么呀？” “什么都不要。他死了。就在这天晚上十点半，他自杀了。他留了一封遗书给外交部部长。警方给部长的一个秘书打了电话，得到许可后才打开遗书看。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说了。这件事他们会调查的。史迈利，你是确定的，对吧？” “确定什么？” “……当我没说。你来我这边，赶紧的。” 然而，光是等个出租车就耗掉了他老长的时间。他给三家出租车公司打电话，但什么答复也没有。最后斯隆广场那家有了回应，史迈利便候在卧室窗边，裹着大衣，直至出租车驶近了房门。这让他想起了德国的空袭，那虚幻的焦虑就施放在死寂的夜空中。 在剑桥圆场，他让出租车停在距离办公楼一百码的地方，一半是习惯使然，一半是想预先清理一下头脑，好招架麦斯顿那些狂躁的追问。 他向值班警察出示了通行证，然后慢悠悠地走向电梯。 值勤员一见他出现便松了口气，打过招呼之后，他们一同走到明亮的米色过道上。 “麦斯顿已经到苏格兰场17去找斯帕鲁了。这个案子警察局究竟该让哪个部门处理，他们还没吵出个结果来。斯帕鲁认为是特案处，伊芙琳则提议刑事调查处，萨里18警方还没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至于遗书，情况也一样糟糕。来，到我们值勤员的小窝喝口咖啡。瓶装的，有比没有好。” 史迈利暗自庆幸那晚是彼得·吉勒姆值的班。他是个处事灵光、周到体贴、和气友善的人，从前专门研究卫星谍报活动，随身常备时间表和袖珍折刀。 “特案处十二点零五分打了个电话来。芬南的老婆去了剧院，等到十点四十五分，她自己一个人回到家才发现这件事。后来她给警方打了电话。” “他住在萨里，具体哪个地方我就不清楚了。” “威利斯顿，就在金斯顿支路那边。刚好在中心地带外围。警方到那边之后，发现尸体就在地上，旁边是一封遗书，写给外交部部长的。警司给警长打电话，警长又给内政部的值勤员打电话，接下去找到外交部的驻外职员，最后才总算得到许可去拆信。接下来，精彩的部分就要开始了。” “继续。” “外交部的人事局长一个电话打到我们这边来，要找顾问的号码。说是安全局以后再也不许滋扰他们的员工，芬南这个职员一直都是忠心耿耿而且有真材实料的，诸如此类的话讲了一通……” “他确实是啊。确实是的。” “那边还说，整件事确凿地证明，安全部已经无法无天了——在真正的威胁之下，盖世太保这一套压根儿没有用，然后又是长篇大论说啊说啊……我把顾问的号码给了他，趁他还在那边狂骂，我在另外一台机子上打了个电话。外交部部长一挂断，麦斯顿正好接起了，于是我就把这消息告诉他。那时候是十二点二十分。到一点钟的时候，麦斯顿来到这里，精神状态就跟早产孕妇似的——第二天一早他就要跟部长汇报情况。” 接下去大家都没有做声，吉勒姆往杯子里放了些咖啡粉，然后从电热水壶里倒了点热水。 “他这个人怎么样？”他问道。 “谁？芬南吗？呃，要是在今天之前，我还有把握能跟你说说。但现在，他真是让我想不通。你看，他很明显是个犹太人，来自一个循规蹈矩的家庭，但在牛津却能把所有东西都抛掉，直接当了个马克思主义者。有很强的洞察力，有教养……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吧。说话柔声细气的，而且善于倾听。受过高等教育；你也知道，资料还是很详实的。但当然，不管揭发他的是谁，说的都是实话：他确实是党员。” “他多大年纪？” “44岁。看起来要显得老一点。”史迈利边打量这间房，边继续说下去：“挺敏感的一张脸——那头深色直发很有学生气，侧脸看起来就跟二十几岁那样，皮肤细腻干燥，而且挺白净的。还有就是，皱纹很多——到处都是纹路，皮肤看起来就跟切成一块块似的。手指没什么肉……身型矮壮。整个人沉默寡言。喜欢自得其乐。我觉得，同时他也一个人承受着孤独。” 麦斯顿进来的时候，他们都站了起来。 “啊，史迈利。来。”他把门打开，伸出左手指引史迈利先进去。麦斯顿的办公室里没有任何东西是政府的财产。他曾经买过一些十九世纪的水彩画，其中几幅现在正挂在墙上。其余的摆设都是现成的，史迈利对此做了个判断。麦斯顿也是现成的。他的套装颜色太浅，有点浮夸；他那单片眼镜上的绳子垂在那件一成不变的奶油色衬衫上。他系了一条浅灰色的羊毛领带。史迈利想，德国人恐怕要评价他爱赶时髦19了。潇洒新潮，这就是他——酒吧女服务员梦想中的绅士。 “我已经见过斯帕鲁了。这很显然就是自杀。尸体已经被挪走了，除了照例办些正式手续，警长不打算采取其他行动。这一两天内会开始调查。大家的意见已经达成一致了——这件事我可跟你重点强调了啊，史迈利——我们之前关注芬南这件事不许走漏一点风声给新闻媒体。” “我明白了。”（你真险恶，麦斯顿。你内心脆弱，担惊受怕。我知道，随便谁的脖子，能够挡在你面前受死就可以了。你也是这样看待我的——你这会儿就在丈量我的脖子需要多长的绳子。） “不要觉得我是在找你晦气啊，史迈利；再怎么着，既然这次问询安全部部长已经授权了，你就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 “除了芬南。” “正是如此。麻烦的是，安全部部长授权你去问询，却没有签字记录。他确实是有口头授权的，对吧？” “是啊。我确定到时他会作证的。” 麦斯顿再一次看了看史迈利，眼光锐利，心中打着小九九；史迈利开始感觉喉咙哽着些东西。他知道自己内心坚定，毫不妥协，而麦斯顿想要他靠得近些，便于密谋。 “你知道芬南办公室那边跟我联系上了吧？” “知道。” “到时候调查是少不了的。把媒体拦在局外也不太可能。我明天第一件事就该去找内政大臣。”（吓唬我，然后再做一番尝试……考虑到退休金的问题……还有被炒鱿鱼的可能……但我是不会跟你同流合污的，麦斯顿。）“我需要知道所有的事实，史迈利。我必须尽到自己的本分。那次问询你要是觉得有什么需要跟我说，或者还有什么你没有记录下来的，现在都可以跟我讲，让我来看看那重不重要。” “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真的，档案已经记得一清二楚，包括今晚早些时候我跟你讲的东西。有件事可以帮你搞清楚（这个‘你’说得也许有一点点重）——这事儿也许能够让你弄明白，我这次面谈的氛围是非常随意、不拘礼节的。对芬南的指控挺站不住脚的——说他1930年代在学校时入了党，而且含含糊糊地指控他现在对党还抱有同情。可半数内阁成员那个时候都是党员。”麦斯顿皱起了眉头。“我去他在外交部的办公室时，发现那里还是挺多人的——大家小跑着进进出出，一直没停过，所以我就建议到公园里去走走。” “继续说吧。” “然后呢，我们就去了。那天阳光很好，天气虽然冷，还是挺舒服的。我们去看了鸭子。”麦斯顿摆了个不耐烦的手势。“我们在公园大概待了半小时——一直都是他在说。他这个人特别聪明，思路很流畅，挺有意思的。也还是紧张，不过并不反常。这种人都喜欢谈论自己，我觉得他还是挺乐意把心底话掏出来讲的。他跟我说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谈到某些名字时还挺乐呵的——然后我们去了他认识的一家意式浓缩咖啡馆，就在米尔班克20那一带。” “一家什么？” “一家意式浓缩咖啡馆。他们卖一先令一杯的特制咖啡。我们就去喝了些。” “明白了。这时候是在……一种比较欢快的氛围下，因为你已经跟他说了，军情局不会对他采取任何行动。” “是。我们经常做这种事，但一般而言不会记录下来。”麦斯顿点点头。史迈利琢磨，这种事他还是能够理解的；天呐，他这号人还真是相当卑劣啊。看到麦斯顿正如自己料想的那般不痛快，还是挺让人兴奋的。 “这样的话，我想他的自杀——当然，还有他的遗书——是很让你意想不到的了？你觉得这会是因为什么呢？” “我要是想得明白的话，那可就好了。” “你不知道是谁给他打的小报告？” “不知道。” “他是已婚人士，你知道的。” “没错。” “我在想……他老婆那边应该还是有点料的。我考虑了一下，觉得军情局还是应该派个人去看看她，要是她心情还可以，所有事情都可以找她问问。” “这个时候去？”史迈利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麦斯顿站在他的大桌子边上，把玩着商务用品——裁纸刀，香烟盒，打火机——完全是官方接待所用的经典套装。史迈利想，他正露出整整一吋长的奶油色袖口，还同时欣赏着自己白嫩的手。 麦斯顿抬头看了看，脸上满是同情的神色。 “史迈利，我知道你的感受，但暂时先别管这件惨事，你一定得好好掂量下现在的处境。部长和内政大臣一定会来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到时我就得给他们一个说法。说得详细点，就是要找些信息，证明他的精神有问题，就在跟我们……跟我们面谈之后。这些他可能会对自己的老婆说的。他不应该走到这一步的，但我们也只能面对现实。” “你想要我到那边跑一趟？” “这事儿总要有人做啊。关于这次调查，也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当然，内政大臣终究也会作出判断的，但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真相。时间很紧张，而你比较清楚这件事，背景也都调查过了。没有时间再跟其他人去介绍情况了。要是得派一个人去，那就非你莫属了，史迈利。” “你想要我什么时候去？” “很显然，芬南太太跟一般人有点儿不一样。她是外国人，还是个犹太人，我推断，打仗那会儿她应该吃过不少苦头，所以现在去找她就更加尴尬了。她意志很坚强，而对自己丈夫的去世，相对来说就显得冷淡了点。但毋庸置疑，只是表面上而已。她还是挺通情达理的，而且比较容易沟通。我听斯帕鲁说，她现在挺合作的，可能你一到那边，她就会马上见你的。萨里警局可以先跟她打个招呼，说你会去那里，这样你明天一早就可以找她。到时我会往那边打电话找你的。” 史迈利转身便要离开。 “噢——还有，史迈利……”他感觉麦斯顿正抓着自己的手臂，于是转过身来。麦斯顿脸上堆着笑，这种笑容他通常会留给特务机构里年岁较大的女士。“史迈利，你知道你是可以指望我的；我会支持你，相信我就是了。” 我的天呐，史迈利心想。你还真是夜以继日地保持工作状态啊。你就是个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夜总会——“我们从不打烊”。他走了出去，来到大街上。 3 艾尔萨·芬南 梅里代尔巷跟萨里的其他几个街区一样，当地居民会针对身处郊区这种耻辱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每一户前院都好生供养着施过肥的树木，它们的存在或多或少能够遮掩蹲伏在背后的促狭的“特色住所”。那些守卫着房舍户主名牌的木质猫头鹰，以及被不厌其烦地悬在金鱼池上摇摇欲坠的矮人，增加了这里的乡土气息。梅里代尔巷的居民不会给他们的矮人涂色，认为这是郊区人的陋习，同样的道理，他们也不会给猫头鹰上漆；但是，他们会耐心地耗上若干年，让这些宝贝经过风化后添上古董味道，而要等到这一天，甲壳虫与木蛀虫都已经爬满车库的横梁了。 这条巷子并不是一个死胡同21，尽管房地产经纪商坚持说是；顺着金斯顿支路进来，通道渐渐收窄，然后便接上了砾石路，再渐次退化为穿过梅里斯运动场的一条可悲的小泥路——可以从梅里代尔通往另一条难以辨别的巷子。在1920年之前，从这条小径能够走到教区教堂，但时至今日，教堂所处的位置实际上已是个安全岛，邻接着伦敦的街道，至于这条一度指引信徒前去做礼拜的小径，现在只不过是提供了一条多余的路，连通梅里代尔巷与卡多根路的居民。被称为梅里斯运动场的空旷土地上有块狭长地段声名远播，成为区议会心头一根深深扎入的刺，挑起了开发商与环境保护者之间的矛盾，还一度使得威利斯顿当地政府的整个体系陷于停滞状态。如今，一个意料中的妥协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在梅里斯运动场内相隔等距建立三座输电铁塔，既不用来开发，也不算做环保。在它中央，有一座覆盖着茅草屋顶的食人族小屋，被称作“战争纪念避难所”，建于1951年，借以深情纪念两次大战的终结，同时，它也是疲沓者及老弱者的安全港湾。似乎从来没有人问过，到底这些穷人和老人怎么会到梅里斯运动场来的，但是，至少蜘蛛在这避难所的屋顶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而且修建铁塔的工人也能以此作为一个舒坦无比的休憩场所。 史迈利把车子停放在警察局之后步行了十分钟，到这个地方时刚过八点。 雨下得贼大，冷飕飕的，整张脸都要给冻硬了。 萨里警方不会继续跟踪这起案件，但斯帕鲁还是自主安排了一名特案处警员留在警察局，以防安全部还要跟这边联系。芬南自杀的方式没有可疑之处。他被一支1957年产自里尔的法国小手枪近距离射穿太阳穴。这支枪在尸身下被发现。所有情状均与自杀行为契合。 梅里代尔巷15号是一座都铎风格的低矮房子，卧室就建在山形墙内，车库则是半木质的。这里看起来有点被遗忘的意味，甚至有种荒弃的感觉。史迈利想，说不准这儿是被艺术家给占据了。芬南看起来跟这里有那么点儿不搭调。他来自汉普斯蒂德22，是家中会有外国女孩来当互惠生23的那类家庭出身。 他拉开大门插栓，顺着车道慢慢走向前门，试图从铅框窗户中探看有没人在，只是未能如愿。天气实在冷得慌。他摁下了门铃。 艾尔萨·芬南打开了门。 “他们给我电话，问我介不介意。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请进来吧。”能听得出一丝德国口音。 她肯定要比芬南年长。这个单薄柔弱却个性很强的女人已有五十多岁，头发剪得极短，且染成了尼古丁色。虽然身子虚弱，但从她的神情能看出她的坚韧与勇毅，那不对称的脸上闪耀着的棕色眸子有惊人的光亮。史迈利感觉，这是一张因为多年前遭到了折磨与蹂躏而变得焦虑不安的脸，一张因为饥肠辘辘与精疲力竭而过早失去童稚的脸，一张总是像难民的脸，一张战俘集中营里的脸。 她向他伸出手来——这手擦洗得通红，触碰起来骨节分明。他对她自报了家门。 “你就是那个跟我先生面谈的人，”她说道，“关于忠诚什么的。”她带他来到简陋阴暗的会客厅。这里没有生火。史迈利一下子便感到难受了。对谁忠诚，对什么忠诚啊。她听起来倒也不像在发怒。他是个压迫者，而她则接受压迫。 “你先生给我的印象特别好。他会被证明是清白的。” “清白？哪方面的清白？” “当时有一个案件，证据并不充分，需要进一步调查——有一封匿名信——这活儿派到了我头上。”他顿了顿，满心忧虑地看着她。“你遭受了丧夫之痛，芬南太太……你肯定很累了。你晚上都没能睡个好觉……” 她没有回应他的同情：“谢谢，但我恐怕今晚也睡不了了。睡眠并不是我能享受的奢侈品。”她自嘲地往下看了看自己瘦骨嶙峋的身板。“每天这身子都要跟我一块儿忍受二十几个小时。我们其实已经比很多人活得久了。 “至于说遭受了丧夫之痛，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你要知道，史迈利先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除了一支牙刷，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也不太习惯拥有些什么，即便结婚已经八年了，还是老样子。再说，我也有过这种打落牙齿往肚里吞的经历。” 她冲着他摆了摆脑袋，示意他可以坐下来，她还用一个古怪过时的动作把裙子拢到身下，坐到了他的对面。会客厅里非常冷。史迈利琢磨着是否应该开口说话；他不敢直视她，而是躲躲闪闪地窥视前方，一个劲儿地想搞懂艾尔萨·芬南这张疲劳困顿、饱经沧桑的脸上隐含了什么意思。时间似乎过了很久，然后她又开口了。 “你说他给你的印象挺好的。但你很显然没有给他这种感觉。” “虽然我还没有看到你先生的遗书，但我已经听说他写了些什么内容。”史迈利皮肤松弛的脸这会儿满是诚恳地朝着她了。“这实在非常没有道理。我实际上已经告诉他……我们不会再纠缠这件事了。” 她只是一动不动地听着。他还能说什么呢：“把你先生给害死了，我真的很抱歉，芬南太太，但我只不过是在做自己的本分工作。（天呐，这是对谁做的本分工作啊？）他二十四年前在牛津加入共产党，他近来所受的提拔让他能够接触更高级的机密信息。一些爱管闲事的人给我们写了一封匿名信，我们没别的选择，只能去着手调查。而这个调查导致你先生产生抑郁情绪，最后引发了自杀。”这些话他一句也没说。 “这就是一场游戏，”她突然开口了，“一个平衡意识形态的愚蠢把戏；这跟他或者别的人都没有什么关系。你怎么就非要搅和到我们头上来呢？回你的白厅24去，多找几个间谍，从头再搞呗。”她停了下来，除了深色的眼睛里燃烧着一团火，再无别的情感流露出来。“这是折磨你的一个老毛病，史迈利先生。”她从盒子里抽出一根烟，继续说下去。“而我呢，这样的受害者见过很多。思想跟肉体分开；思考东西不联系实际，光是统治着自己的文件世界，然后冷血地用这些文件毁掉别人。不过，有时候你的世界跟我的世界之间的纷争还没有结束；这些文件自己长出了头，长出了胳膊和腿，这时候可就糟糕了，对吧？那些名字本身不但有家庭，有自己的记录，还有动机去解释那些可悲可叹的档案和子虚乌有的罪名。真要等到那一刻来临，我会为你感到难过的。”她又停了好一会儿，然后才继续说下去：“就跟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一样。国家也是个梦，象征空无一物，它就是一个虚空，一个没有躯壳的思想，一个跟天上云朵在玩耍的游戏。但国家挑起战争，囚禁人民，没错吧？在各种教条里做着美梦——多么齐整啊！我先生跟我现在可都被收拾得服服帖帖的了，是吧？”她定定地看着他。她的口音这会儿更加明显了。 “你们把自己归结到国家那边，史迈利先生。你们在真正的民众当中没地方立足。你们从天上扔了枚炸弹下来，但不要到这里来看有多少人在流血，听有多少人在叫喊。” 她并没有提高声音，只是看着他的上方，然后让视线移到远处。 “你看起来挺吃惊的。我想，照理说我应该哭哭啼啼才对。但我已经没有眼泪了，史迈利先生——从我那些不幸中生出的孩子已经死了。谢谢你到这儿来，史迈利先生。你可以回去了，现在就请便吧——你在这儿什么也做不了。” 他在椅子上往前倾了倾身，粗短的双手正搭在膝盖上相互盘弄。他看起来忧心不已而又一本正经，就跟个杂货商板起面孔教训人似的。他的脸煞白煞白的，两侧太阳穴与上唇因汗湿而闪闪发光。只有他的眼底有点颜色：淡紫色的半月形被他粗厚的镜框一分为二。 “呃，芬南太太，那次面谈基本上就是例行公事。我觉得你先生对此还是挺乐意的，知道雨过天晴之后他心情很好。” “你怎么能够说出这种话，你怎么能够，现在这……” “但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我想不明白，我们当时都没在政府办公室里说这件事——我到那儿的时候，看到芬南的办公室正好位于另外两个办公室之间，所以我们就到公园去，最后还去了咖啡馆——压根儿就不像是一次问讯，事情就是这样。我甚至都跟他说了，不要担心——我就是这样跟他说的。我就是不明白那封信——它没有……” “跟那封信没关系，史迈利先生，这不是我在想的东西。我在想的是他跟我说的话。” “什么意思？” “面谈之后他情绪非常低落，这是他说给我听的。星期一那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很沮丧，几乎连话都说不顺，他就这样瘫在椅子上，还得我哄着劝着才上床。我给了他一片镇静药，管住了半夜。第二天一早他还在说这件事。这件事已经占据了他所有的心思，直到他离开人世。” 楼上电话响了。史迈利站了起来。 “不好意思——是我办公室打过来的。你介不介意我去听一下？” “电话就在前面那间卧室，正对我们头上那间。” 史迈利慢慢地往楼上走，脑子里一团糟。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该跟麦斯顿说什么呢？ 他拿起话筒，呆滞地瞥了一眼电话上的号码。 “威利斯顿2944。” “这里是传呼中心。早上好。这是您预约的八点半提醒。” “哦——哦，是，非常感谢。” 他挂断了电话，庆幸尚有半会儿喘息时间。他粗略地扫了一眼卧室。这是芬南夫妇自己的卧室，朴素却舒适。煤气取暖器前面放着两张扶手椅。史迈利这时候才想起来，艾尔萨·芬南在战后曾有三年时间卧病不起。经历过那些年月的幸存者，到夜里很可能还会在卧室里静默地坐着。壁炉两侧的壁龛上满满都是书。在最远那个角落的书桌上，放着一台打字机。这里的陈设带有一种不容侵犯而又令人动容的味道，对史迈利来说，可能这是第一次，他对芬南离世这出悲剧感到了直接的触动。他回到了客厅。 “电话是找你的。你跟传呼中心预约八点半打过来。” 他有意识地停了一下，然后淡漠地看了看她。而她已经转过脸，站在窗边往外看，她那细长的后背挺得直直的，一动也不动，硬直的短发在晨光中黑漆漆的。 他突然之间盯住了她。他想到了一件事，一件在楼上卧室那会儿就该意识到的事，但这件事不太可能发生，以至于片刻之间他的脑子根本无法参透。他机械地继续谈话；他必须离开那里，摆脱那通电话以及麦斯顿歇斯底里的盘问，远离艾尔萨·芬南和她那黑咕隆咚、让人坐立不安的房子。抽身出来，好好思考。 “我已经打扰你太久了，芬南太太，我现在还是听你说的，回白厅好了。” 再一次，又是那只冰凉纤弱的手，还有那同情心的含糊表达。他从过道上取了外套，走到了晨曦当中。雨后初霁，冬日的阳光用黯淡潮湿的色泽重新描绘了树木以及梅里代尔巷的房屋。天空仍旧是深灰色的，其下的世界却异常光亮，所有被莫名其妙盗走的阳光已经物归原主了。 他缓缓地沿着砾石小径走着，担心会被叫回去。 他回到了警察局，满脑子都是令人不安的思绪。追溯烦恼的源头，那便是，让传呼中心早上八点半打电话过来的人，并非艾尔萨·芬南。 4 喷泉咖啡 威利斯顿刑事调查处的警司是一个体格庞大、和蔼可亲的人，惯于用年资衡量专业技能，且不觉得有何不妥。另一方面，斯帕鲁的督察25曼德尔则是一位身材细瘦、脸型瘦长的绅士，从嘴角迸出的话语速极快。史迈利私下里觉得他就像一名猎场看守——清楚自己的领地，不喜生人靠近。 “你们局让我给你捎句话，先生。你现在就给顾问打个电话吧。”警司用大手指了指自己的电话，然后便穿过敞开的门，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曼德尔则留在原处。史迈利严肃地看了他好一会儿，暗作推测。 “把门关上吧。”曼德尔走到门边，安静地合上门。 “我想调查下威利斯顿的电话传呼中心。找谁比较好？” “一般来说都是找助理主管。主管通常都是不清不楚的主儿，助理主管才是干实事的。” “梅里代尔巷15号有人要传呼中心在今天上午八点半打电话过去。我想知道这是什么时候预约的，还有，是谁预约的。我想知道是否有人长期负责早上电话的预约，要是有的话，我们去了解下细节。” “知道号码不？” “威利斯顿2944。户主应该是塞缪尔·芬南。” 曼德尔走到电话那边，拨了个0。等待对方接电话的时候，他跟史迈利说：“这件事你是要保密的，对吧？” “没错。对你也要保密。很可能什么信息都没有。要是一开始就扯什么谋杀的话，我们……” 曼德尔接通了传呼中心，要求找助理主管。 “这里是威利斯顿刑事调查处警司办公室。我们要调查一件事……是的，当然……到时给我打个电话……刑事调查处的外线，威利斯顿2421。” 他放好话筒，等着传呼中心回电。“这女孩怪聪明的。”他喃喃自语，没有去看史迈利。电话一打进来他便立马说话了。 “我们正在调查一起盗窃案。梅里代尔巷15号。他们可能利用15号作为观察点，向对面的房子下手。你能不能帮忙查一下，在过去的24小时内，是否有人用威利斯顿2944这个号码打过电话或接过电话？” 接下去有一段间歇。曼德尔用手捂着话筒对讲的部位，转头咧嘴冲史迈利笑了一个。史迈利对他的好感度瞬间直线上升。 “她正在问那些女孩，”曼德尔说道，“她还会翻查一下记事表。”他转回电话那头，在警司的便笺簿上匆匆记下一些数字。突然他僵住了，向前倾身在桌子上方。 “哦，是的。”他的声音听起来很随意，跟他的神态正好相反。“我想问一下，她是什么时候预约的？”又是一阵沉默……“十九点五十五分……一个男人，嗯？那女孩确定吗？……噢，我明白了，噢，呃，这就对了。还是要说句非常感谢。嗯，至少我们知道现在是个什么状况了……没事儿，你已经帮了很多了……只是有这么个推测而已……我们还是得再推敲推敲的，对吧？嗯，太谢谢你了。非常感激，这件事别张扬出去……再见。”他挂断电话，从便笺簿上撕下那一页，放到了口袋里。 史迈利立刻说：“在这条路不远的地方，有一家糟糕的咖啡馆。我得吃点早餐。一起去喝杯咖啡吧。”电话正在响，史迈利几乎能感觉到麦斯顿就在电话的那一头。曼德尔看了他一眼便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们任由电话响着，迅速离开警察局，朝着大街走去。 喷泉咖啡馆（老板是格萝莉娅·亚当小姐）的建筑样式全然是都铎风格，缀满了黄铜马饰，出售的本地蜂蜜要比别处的贵六便士。亚当小姐会亲自送上曼彻斯特南部最恶劣的咖啡，还会称呼她的顾客为“我的朋友”。亚当小姐不会跟自己的朋友做生意，只会敲诈他们，她极其渴望能够保持一种文雅风度，而这些业余行为多少能够给她带来这种幻觉。她打哪里来无人知晓，但她经常把自己已故的父亲唤作“上校”。小道消息在亚当小姐那些花费不菲才能攀上交情的朋友间传开，说这个疑点多多的上校身份曾经是被救世军所封赏。 曼德尔跟史迈利坐在靠近火炉的角落位置，等着上菜。曼德尔神情古怪地看着史迈利：“那女孩对这电话印象很深。打过去的时候正好是她准备交班那会儿——昨天晚上七点五十五分，要求今天早上八点半打个电话过去。打电话的人正是芬南自己——那女孩很肯定这点。” “怎么个肯定法？” “很显然，芬南在圣诞节这天给传呼中心打过电话，同一个女孩正好当班。听到对方祝大家圣诞快乐，她简直乐坏了。他们还聊了好一会儿。她确定昨天打电话过来的是同一个人。‘非常有教养的绅士’，这是她的原话。” “但这没有道理啊。他十点半的时候写了封遗书。八点到十点半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曼德尔捡起一个破旧的公文包。它没有锁——史迈利觉得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乐谱袋。他从里面取出一个朴素的软皮文件夹，递给史迈利。“遗书的复本。警司说要给你一份。他们把原件送到外交部了，另外还有一份复本直接给了玛琳·黛德丽。” “她又是哪门子角色啊？”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就是这样称呼你的顾问的，先生。特案处里基本上都这么叫，先生。非常对不起啊，先生。” 妙啊，史迈利想，实在太妙了。他打开文件夹，看起了复本。曼德尔还在说：“我第一次看到遗书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说实在的，也是第一次看到上面会注明时间。签名看起来倒没什么问题。特案处已经比对过他之前领取失物时签的字了。一点儿问题也没有。” 遗书是打出来的，说不定用的还是一台便携式打字机。就跟匿名信一样，用的也是便携式打字机。这一封遗书工工整整清清楚楚地签上了芬南的名字。在页首打印出来的地址下面印上了日期，日期下面则是时间：晚上10：30。 亲爱的大卫长官： 犹豫再三后我决定了断自己的生命。我无法忍受余生都活在不忠与怀疑的阴影下。我明白自己的职业前途已经毁掉，全拜那个被收买的告发者所赐。 您忠诚的 塞缪尔·芬南 史迈利通读了好几回，因为专注，嘴巴窝成了一个圈，眉毛则往上扬起了点儿，似乎感到惊讶。曼德尔正在问他问题： “你是怎么想到这件事的？” “想到什么？” “早上那通电话啊。” “哦，电话是我接的。本来以为是找我的。结果错了——这是传呼中心为那个预约打过来的。但在那时候，我也还没想到这点。我假定这是找她的。下楼后我还跟她说了。” “下楼？” “是啊。他们把电话机装在卧室里头。大概就是那种卧室跟起居室兼用的房间，事实上……她之前行动不便，他们到现在还让那间房保持原样。一边就跟书房一样；有书，有打字机，有书桌什么的。” “打字机？” “是。便携式的。我猜测他就用那台机子打了遗书。但你也看到了，接完电话后，我已经忘记预约电话的人不会是芬南太太了。” “为什么不会？” “她患有失眠症——这是她之前跟我说的。还为这个开了开玩笑。我让她好好休息下，她就说，‘每天这身子都要跟我一块儿忍受二十几个小时。我们其实已经比很多人活得久了’。不止这些——还说什么不太能享受睡眠这种奢侈品。所以，她怎么会让人家八点半打电话过来呢？” “那她老公怎么会——怎么会有人这样做呢？都差不多要到午饭时间了。那可是政府部门啊。” “就是啊。这也让我想不通。大家都知道外交部比较晚才上班——十点钟吧，我想。但即便是这样，芬南要是八点半还不醒，那他穿衣服、刮胡子、吃早餐、赶早班车都得匆匆忙忙的了。再说了，他老婆也可以叫他啊。” “很有可能她在胡扯什么不睡觉的假话，”曼德尔应道，“女人嘛，失眠、偏头痛什么的，有也不奇怪。这让大家都觉得她们神经紧张、喜怒无常。故作娇贵，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史迈利摇摇头：“不对，这电话不会是她的，怎么会呢？她十点四十五分才到家呢。但假设她记错回到家的时间，那她去打电话之前也不可能没看到自己老公的尸体啊。你可别跟我说，她发现自己老公死了，第一反应就是上楼让人家一早打个电话过来，对吧？” 他们默默不语地喝了会儿咖啡。 “还有一件事。”曼德尔说道。 “什么事？” “他老婆是十点四十五分才到家的，对吧？” “她自己是这么说的。” “她是一个人去的吗？” “不知道。” “我敢断定不是。我觉得她知道不得不把回家时间说出来，就算好时间，用那封信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据。” 史迈利的思绪又回到了艾尔萨·芬南那边，想到了她的愤怒和她的顺从。这样来讨论她似乎挺荒谬的。不，不是艾尔萨·芬南。不是的。 “尸体是在哪里找到的？”史迈利问道。 “楼梯下面。” “楼梯下面？” “没错。就这样张开手脚，躺卧在客厅地板上。左轮手枪就在他身下。” “还有那封遗书。在哪里？” “他身边，也在地上。” “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 “有。一杯可可，放在会客厅里。” “好吧。芬南决定去自杀。他让传呼中心八点半给他打电话。他给自己冲了杯可可，放到了会客厅。他上楼，把遗书打出来。然后他又到楼下去，给自己开了一枪，那杯可可还一口没喝。这看起来真是天衣无缝啊。” “对哦，还真是。顺便问一句，你是不是最好给自己办公室打个电话？” 他神情闪烁地看着曼德尔。“这段美好友谊要走到头了。”他说道。他往标示着“私人场所”的门口旁边的投币电话机走去时，听到曼德尔在说：“我打赌你跟所有男孩子说的都是同一句话。”他要求转接麦斯顿的电话时居然面带微笑。 麦斯顿要立马见到他。 他回到了他们的座位。曼德尔正在搅拌另外一杯咖啡，好像这件事需要他全神贯注去做才行。他还在吃一块非常大的圆面包。 史迈利就站在他身边：“我得回伦敦去了。” “好吧，这就是引狼入室了，”瘦长脸刷地便转向了他，“会不会？”他说话时只用了嘴巴的前面一部分，后面那部分还在对付着圆面包。 “要是芬南是被谋杀的，那谁也没办法阻止媒体对这件事做文章。”接着他自己又补充了句：“我觉得麦斯顿不会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他更希望这是自杀。” “话虽如此，我们还是要去面对现实，对吧？” 史迈利严肃地皱起眉头，没有立即接话。此时此刻，他似乎能够听见麦斯顿在嘲弄着他的怀疑，然后不耐烦地一笑而过。“我也不知道，”他应道，“我真的是没主意了。” 回到伦敦，他想，这就是回到了麦斯顿的理想家园，回到了针锋相对中。而且，还回到了将一个人的悲剧融进三页纸报告的虚幻感中。 又下雨了，持续不断但还比较暖和，而只不过是走完喷泉咖啡馆到警察局之间这段短短的距离，他便淋得跟落汤鸡一样。他脱下外套，扔到汽车后座。能够离开威利斯顿——即便是要去伦敦——那也能让人喘口气。当转上主干道时，他用余光看到了曼德尔正沿着人行道吃力但坚忍地走向警察局的身影，他那灰色软毡帽被雨淋得黑乎乎不像样子。史迈利之前还没意识到，他也许会想搭个顺风车去伦敦，这会儿他感到好生过意不去。曼德尔在这种情况下倒没多想细枝末节的事情，他只是打开乘客那侧的车门，钻了进来。 “还是有点小运气的。”他评论道。“我讨厌坐火车。你是去剑桥圆场吗？你可以在威斯敏斯特放我下来，如何？” 他们出发后，曼德尔拿出一个破旧的青烟叶罐子，给自己卷了根香烟。但他正要往嘴里塞的时候改变了主意，转而把它递给史迈利，还用一个能喷出两吋蓝色火苗的优质打火机点上了火。“你看起来担心得要命。”曼德尔说道。 “没错。” 曼德尔暂缓了下才接茬：“那个你自己都不知道的魔鬼唬到你了。” 他们继续行驶了四五哩后，史迈利把车停到了路边。他转脸对着曼德尔。 “要是我们开回威利斯顿，你会不会很不爽？” “好主意。回去找她问问吧。” 他调转车头，慢慢地开回威利斯顿，回到了梅里代尔巷。他让曼德尔留在车上，自己一个人沿着熟悉的砾石小径走下去。 她打开门，一言不发地把他引到会客厅去。她还穿着上午的衣服，史迈利想知道早上他离开后她是如何消磨那段时间的。 她是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会客厅？或者到楼上放着皮椅的卧室里？她该如何看待自己新近的守寡？她现在能否严肃对待这件事了？她是否在丧夫之后便秘密地处于一种情绪的亢奋中？她是否会看着镜中的自己，试图体会处境的变更，辨别自己脸上的惊恐，然后在没法哭出来的时候潸然泪下？ 他俩都没有坐下来——两人都下意识避免重复上午的会面情状。 “我觉得有件事得问问你，芬南太太。非常抱歉，我又来打扰你了。” “我看是关于那个电话的吧。早上传呼中心打过来的那个电话。” “是的。” “我就知道这会让你想不明白。一个失眠的人居然会要别人一早打电话过来。”她试图保持一种爽朗的语调。 “是啊。这确实挺奇怪的。你经常去剧院吗？” “是的。两个星期就去一次。我是韦布里奇26戏剧俱乐部的成员。无论他们演什么，我都尽量去。每次演出的第一个星期二，他们都会自动给我留一个位置。通常，我先生在星期二都会工作得很晚。他从来没跟我一块儿去过，他只会去古典剧院。” “但他喜欢布莱希特27，对吧？他在伦敦看柏林剧团28的演出时还是非常激动的。” 她看了他好一会儿，然后突然笑了起来——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样。这种笑非常迷人，她的整张脸就跟小孩高兴时一样亮堂。 史迈利脑子里飞速闪过艾尔萨·芬南还是个孩子时的图景——一个瘦瘦高高、活泼机灵的野丫头，就跟乔治·桑29笔下的“法黛特”一样——既是一个女人，又是一个伶牙俐齿、谎言连篇的女孩。在他眼里，她就是一个巧言令色的少女30，孑然一身，抗争起来就跟猫一样。他还看到她在集中营里蜷作一团，饿得前胸贴后背，为了自保，打斗起来不留情面。从她这笑容中见到早年纯真的光芒，以及后来为了生存而斗争时的刚硬武器，这让人感觉悲哀。 “我想，这样解释那通电话还是比较傻的。”她说道。“我的记忆力很差——真的非常差。出门购物，忘记要去买什么东西。在电话里跟人约好了，放下电话就忘了个一干二净。我让大伙儿周末过来，结果人家到了，我们却在外头。有时候，当我要去记住某件事，我就会给传呼中心打电话，让他们在约定时间的前几分钟给我提个醒。这就像是给某个人的手帕打个结记事，只不过这个结并不能自个儿给你打电话，对吧？” 史迈利凝视着她。他感觉喉头很干，在开口说话之前必须吞咽一下口水。 “那这个电话打过来又是为了什么呢，芬南太太？” 那迷人的笑声又响了起来：“好了。我可是一点儿都记不得了。” 5 麦斯顿与烛光 当史迈利慢悠悠地把车开回伦敦时，他浑然忘记了曼德尔的存在。 曾经有一段时间，纯粹地开开车对他而言就是一种解脱；他发现，独自一人踏上漫长旅途这种不现实的感觉，能给他那乱成一团的头脑注入一管缓和剂，而数小时驾驶产生的疲劳又能让他忘却阴郁的忧虑。 也许这是人到中年的一个微妙标志，那便是他无法再度征服自己的思绪。现在这需要采取更为猛烈的措施才行：他甚至想过偶尔计划徒步穿越一座欧洲城市——去记下他会经过的店铺与楼房，例如在伯尔尼时，从明斯特31走到大学去。但尽管进行了如此积极主动的脑内练习，如今时间的幽灵仍旧会破门而入，撵走他的梦想。安恩夺走了他的平静，她曾经使当下的时光显得如此举足轻重，她教他养成面对现实的习惯，但当她离开时，一切均已消失殆尽。 他无法相信艾尔萨·芬南杀了自己的丈夫。她的本能是防守，是积攒生命中的美好事物，是为自己构建正常生存的标记。她身上没有暴力因子，除了自保，没有别的意愿。 但这谁又能说得准呢？黑塞32怎么说来着？“在迷雾中漫游是如此奇妙，众人皆是独客。没有一棵树知晓近旁的林木。万物同为孤身。”我们对其他人根本就不了解，简直一无所知，史迈利沉思自问。即便我们住得近在咫尺，无论白天还是夜里的任何时段，我们都听得到对方内心最深处的想法，我们还是一样什么都不知道。我又怎么能评断艾尔萨·芬南呢？我觉得自己理解她的苦厄以及因为害怕而说出的谎话，但我对她又知道些什么呢？什么都不知道。 曼德尔指着一个标识牌。 “……那就是我住的地方了。米特查姆。地方真不差。单身宿舍住厌了。我在这里买了间像样点儿的半连栋住宅，地方不大，给退休做点打算。” “退休？还早着呢。” “不早。三天之后。这就是我选这份工作的原因了。容易得不得了，完全没有难度。把这交给老曼德尔吧，他会弄得一团糟的。” “好吧，好吧。那我就期待星期一咱俩都失业呗。” 他把曼德尔载到苏格兰场后，继续开车到剑桥圆场。 一进楼，他就意识到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了。这从他们看人的方式便可得知，他们的目光与神态有种细微的异样。他径直往麦斯顿的办公室走去。麦斯顿的秘书坐在办公桌后面，当他进来的时候，她迅速抬头看了看。 “顾问在吗？” “在。他正等着你呢。里面就他一个。我去敲门通传一声，然后你再进去。”然而麦斯顿已经把门打开，唤他进去。麦斯顿穿了一件黑色外套和一条细条纹裤子。史迈利想，夜总会又要开场了。 “我一直在联系你。你没有收到我的口信吗？”麦斯顿问道。 “收是收到了，但我没法跟你通电话。” “我听不太明白你说什么。” “我意思是，我相信芬南并没有自杀——我觉得他是被谋杀的。这些话我不能在电话里跟你说。” 麦斯顿摘下眼镜，茫然而震惊地看着史迈利。 “谋杀？为什么这么说？” “是这样的，芬南的遗书是在昨天晚上十点半写的，咱们先假定遗书上面的时间是对的。” “然后呢？” “然后就是，他七点五十五分的时候给传呼中心打了个电话，让人家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打回来。” “你到底怎么知道这些的？” “今天上午传呼中心打过来的时候我正好在场。我接电话的时候还以为是局里打过来的。” “你怎么能够确定那个电话是芬南预约的？” “我已经调查过了。传呼中心那个女孩对芬南的声音熟悉得很。她肯定那个就是他，而且接电话的时间是昨天晚上七点五十五分。” “芬南跟那女孩认识？” “当然不是啦。他们只不过寒暄过几句罢了。” “那你从这一点又怎么推断出他是被谋杀的呢？” “呃，我问了他老婆这电话……” “结果呢？” “她撒谎了。说是她自己去预约的。她说自己非常非常健忘——每当有重要预约，她就会时不时让传呼中心给她打电话提个醒，就像是在手帕上打结记事那样。还有另外一件事——开枪自杀之前，他冲了一杯可可，但是一口都没有喝。” 麦斯顿默默地听着。到最后他笑着站了起来。 “看来我们的目标很不一致啊，”他说道，“我派你到那边是去调查芬南为什么自杀。你回来跟我说他没有自杀。我们可不是警察啊，史迈利。” “的确不是。有时候我都搞不明白我们到底是什么。”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会影响我们地位的消息——有没有什么能够解释他这种行为的？有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封遗书的内容是真的？” 史迈利在回答前犹豫了一番。他就知道这一幕会出现。 “有。我从芬南太太那里得知，她丈夫在面谈之后心情很差。”麦斯顿也许同样听过了整个故事。“这件事让他心神不宁，之后连觉都睡不成。她只好给他镇静剂。她觉得芬南跟我面谈之后反应激烈，正好和那遗书相符。”他停了一分钟，在麦斯顿面前一脸蠢相地眨巴着眼睛。“我想说的是，我不相信她说的话。我不相信芬南写了那封遗书，或者他会有求死的念头。”他转向麦斯顿。“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些前后矛盾的事情忽略掉。还有一点，”他继续进逼，“虽然我还没找专家比对，但那封匿名信跟芬南的遗书是有相似点的。两封信的字体看起来是一样的。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但事实就摆在眼前。我们一定要让警方介入——告诉他们真相。” “真相？”麦斯顿应道。“什么真相？假设她确实撒谎了——从各个方面看，她都是一个怪人，又是外国人又是犹太人什么的。鬼知道她的思维能够岔到哪里去啊？我听说她在战时吃过不少苦头，被迫害，被虐待过。她可能觉得你是压迫者，是审判官。她发现你别有所图，心里一慌，就把脑子里想到的第一句大话说了出来。这样她就是凶手了？” “那为什么芬南会打那通电话呢？他又干吗要给自己泡饮料呢？” “这谁知道啊？”麦斯顿的声音这时候更为洪亮，更具说服力了。“不管是你还是我，史迈利，都没有走上自我毁灭这条可怕的道路，谁又能够说出到底那时候我们脑子里的最后一个念头会是什么？而芬南的又会是什么呢？他看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没戏了，他的生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难道他就不会有那么一瞬间感到脆弱或者犹豫，于是就想去听听另外一个人的声音，在临死之前再次感受一下跟人打交道时的温暖吗？这样说可能是无凭无据、多愁善感的；但是，一个精神这么紧张、心绪这么不宁的人，自杀了也不奇怪啊。” 史迈利不得不暗地叫声好——这场演说非常棒，每次在这种情况下他都不是麦斯顿的对手。突然，他感到自己心里由挫败感带来的恐慌迅速上涌，超过了可以忍耐的界限。伴随恐慌而来的是一股无法抑制的暴怒，这个一把年纪还要挤出恰如其分的微笑，还要故作姿态溜须拍马、面目可憎的娘娘腔。恐慌与暴怒忽地一并井喷，淹过他的胸膛，溢满他整个身体。他的脸火红发热，眼镜变得模糊不清，泪水涌到眼里，这让他的屈辱感又添一层。 上天见怜，麦斯顿光顾着说，并没有意识到他的窘况：“你不能光凭这点就指望我会跟内政大臣说，警方推断的结论是错的；我们跟警察的交流联络有多贫乏你是知道的。换句话说，我们知道你怀疑的是什么，简单说来，就是芬南昨晚的行为不像是要寻死的。他老婆很显然是跟你扯谎了。对于这些，训练有素的警探已经跟我们说了，死亡现场没有什么可疑的，而且我们还有芬南太太的陈词，她老公的确是被面谈搞得情绪不安的。我很抱歉，史迈利，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接下去谁都没有吭声。史迈利渐渐平复了心情，在这个过程中他麻木迟钝、无法开口。他双眼朦胧地凝视着前方，那爬满皱纹的松垂老脸仍在发红，他的嘴唇松弛蠢钝。麦斯顿等着他张口说话，但他感觉疲累，忽然间完全丧失了兴趣。他看都不看麦斯顿一眼，起身便走了出去。 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在桌子前坐了下来。他机械地翻检着自己的文件。他的收件盘里没什么东西——几份办公室通告以及一封私人信件，写着寄给国防部的G.史迈利先生。笔迹并不熟悉。他拆开信读起来。 亲爱的史迈利： 事关重大，明天我得跟你在马洛33的肯普利特·安格勒酒店共进午餐。一点钟，请尽可能抽空来见我。我得跟你说件事。 你的， 塞缪尔·芬南 这封信是手写的，落款日期是前一天，也就是1月3日，星期二。在白厅盖上邮戳的时间是傍晚六点。 他呆呆地看了好几分钟，僵直地把信件拿在身前，把头朝左边歪着。接下来他把信放下，打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取出一张干净的白纸。他给麦斯顿写了一封简短的辞职信，并用别针附上芬南的邀请信。他把信留在寄件盘中，按铃叫一名秘书过来，自己则直接往电梯走去。跟往常一样，电梯会因为前台的茶点车而堵在地下室，等了一会儿后，他开始步行下楼。走到一半他想起雨衣以及一些零碎物件忘在办公室了。算了，他想，他们会寄过来的。 到了停车场，他坐在自己的车里，直勾勾地盯着湿漉漉的挡风玻璃。 他并不在乎，他就是他妈的一点儿也不在乎。当然，他感到吃惊。吃惊的是他离失控只差那么一小步。面谈对史迈利而言是家常便饭，很早之前他就已经自认能够胜任一切形式的面谈：训导的、学术的、医学的以及宗教的。他的内在天性厌恶所有面谈的目的，憎恨它们带来压迫式的亲密以及不可逃避的现实。他忆起当初在夸格利诺餐厅跟安恩所吃的一顿激动人心的晚餐，那时他已经跟她阐述了利用变色龙—穿山甲系统能够击垮面谈审问官的绝技。 他们那天享用的是烛光晚餐；雪白的肌肤与珍珠——他们正喝着白兰地——安恩的眼睛大而水润，而且只为他一个人绽放；史迈利出色地扮演着情人的角色；安恩爱着他，且为两人的和谐感到满心欢愉。 “……所以呢，我首先要学会当一只变色龙。” “你是说你就坐在那里打嗝，你这只粗鲁的蛤蟆？” “不是，这说的是颜色问题。变色龙会变色的。” “变色龙当然会变色啦。它们坐在绿叶上就变绿色。你也会变绿色吗，蛤蟆哥？” 他的手指在她的指尖轻轻跃动。“我在讲解史迈利应对无礼审问官的独门变色龙—穿山甲技巧时，小骚鬼，你听着就是了。”她的脸几乎要贴到他脸上，眼睛里流露出满满的爱慕。 “这个技巧基于一个理论，那就是审问官最爱他们自己，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被自己的形象吸引。所以你要精准地表现出审问官交际、性情、政治和智力等方面的颜色。 “蛤蟆哥你真自负。不过呢，当情人还算聪明。” “别打岔。有时候，这种方法对那些脑子不好使或满肚歪心思的审问官是没有用的。这样的话，就需要当一只穿山甲了。” “那就是要披甲上阵了，蛤蟆哥？” “不，是要将他们放在一个不适宜的位置上，使得你比他们优越。我曾等着一个退休的主教为我行坚振礼。他就只有我这个教徒，我受用着为整个教区半个假期所准备的充分指引。但是，通过凝视主教的脸，想像它在我的目光下会长出厚厚的皮毛来，我就能保持住自己的优越地位。从那时候起，这个技能一直在增强。我能够把他变成一只猿猴，将他卡在上下活动的推拉窗里面，让他光溜溜地出现在共济会的宴会上，判他的罪，让他跟蛇一样，肚皮贴在地上走路……” “蛤蟆情人使坏了。” 情况就是如此。但最近他跟麦斯顿交谈时，这种超然的技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实在陷得太深了。当麦斯顿使出第一招的时候，史迈利已然过分厌倦，疲于一决高下了。他假定艾尔萨·芬南杀了自己的丈夫，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这样整件事就不再让他发愁，问题也不复存在；怀疑、经验、感觉、常识——但这些对麦斯顿而言都不足以构成事实。文件是事实，部长是事实，内政大臣更是铁打的事实。与政策相左时，军情局是不会为了一名官员的模糊印象而自找麻烦的。 史迈利感觉极度倦怠，身心俱疲。他缓慢地开车回家。晚餐就在外面解决吧。吃点特别的。而现在不过是午餐时间——以前他会乘坐汉萨号，由海路穿过俄罗斯大陆去追寻欧利里尔斯来度过下午。那就到夸格利诺餐厅吃晚饭好了，孤身一人给成功的凶手敬个酒，也许就是敬艾尔萨，感谢她用萨姆·芬南34的生命终结了乔治·史迈利的职业生涯。 他想起得去斯隆街取洗好的衣服，完事后他拐到傍水街，在离自家停车位三座房子的地方找位置停车。他端着洗衣房褐色的纸包下了车，艰难地把车门锁上后，习惯性地绕了个圈，拉了一下另一侧的门把手。小雨还在下着。又有人把车子停在他家外面，这让他很不快。谢天谢地查普尔太太把她卧室的窗给关上了，不然这雨就会…… 他突然警觉起来。有什么东西晃到了会客厅。一道光，一抹阴影，一个人形；一定有什么东西，他很确定。这是视觉还是直觉？这会否是谍报专业的潜在技能向自己发出了通告？某些敏锐的感觉与神经，某种幽微的洞察力现在正对他作出警示，而他听从了这些警示。 没有多想，他把钥匙放回外套口袋里，迈上台阶，走到自家前门，然后按下了门铃。 回声尖利地在屋内振荡。沉静了一小会儿，史迈利便能听到脚步声由远及近，坚定而自信地冲着门口走来。解开门链的呱啦声，拔掉英格索尔牌门栓的咔哒声过后，大门干净利落地打开了。 史迈利从来没有见过他。高挑，白皙，英俊，大约三十五岁。浅灰色套装，白色衬衣，银色领带——浑然外交官打扮35。德国人或是瑞典人。左手若无其事地插在夹克口袋里。 史迈利带着歉意凝视着他。 “下午好。请问史迈利先生在吗？” 大门最大程度地敞开着。对方做了个短促的停顿。 “在。你要进来不？” 他犹豫了一小会儿。“不，谢了。能麻烦你把这转交给他吗？”他把那袋衣服递过去后，再次踏上台阶，朝自己的车子走去。他知道自己仍在被盯着。他启动引擎，拐弯，驶进斯隆广场，没有往自家房子的方向再瞥过一眼。他在斯隆街找到了一个停车位，把车子停好后，迅速在日记本上记下七组号码。这些都是沿着傍水街停靠的车子的牌号。 他应该做什么呢？拦下一个警察？不管那家伙是谁，现在很可能已经离开了。此外，还有另外一重考虑。他再一次把车子锁好，穿过马路到一个公用电话亭去。他给苏格兰场拨了个电话，接通特案处，要找督察曼德尔。然而，这位督察向警司汇报完后，已经前往米特查姆，低调地预先享受退休的美好时光了。史迈利扯了大半天谎，总算拿到了他的地址，他再次开车出发，绕经广场的三边后，到达了艾伯特桥。他在一家能俯瞰河道的新酒馆吃了个三明治，喝了一大杯威士忌，一刻钟后，他穿越桥梁，奔赴米特查姆，而雨还在击打着他这辆不显眼的小车子。他很担忧，准确说来，是非常担忧。 6 茶与同情 他到达目的地时雨还没停。曼德尔正在花园里，戴着史迈利之前见过的那顶最为奇特的帽子。作为一顶曾经的澳新军团帽，现在它那宽大的帽檐却始终低垂着，导致他看上去就像一只高大的蘑菇。他正在一个树桩上想事儿，一柄狰狞的鹤嘴锄正乖乖地握在那健壮的右手中。 他眼光锐利地看了史迈利一会儿，继而把手伸过去，瘦削的脸上咧嘴笑了。 “有麻烦咯。”曼德尔说道。 “有麻烦。” 史迈利跟着他穿过小道进屋。这里乡野气息浓厚，舒服得很。 “客厅还没有生火——我也是才到家而已。要不到厨房去喝杯茶？” 他们去了厨房。史迈利注意到这里极其整洁，颇感兴趣，曼德尔让所有东西都几乎保持着一种女性化的干净整齐，惟有墙上的警察日历破坏了这假象。曼德尔架上开水壶，忙着摆弄杯杯碟碟的时候，史迈利不带感情地重述了一遍发生在傍水街的事情。等他讲完，曼德尔已经静默地看了他很长时间。 “但为什么他会叫你进门呢？” 史迈利眨了眨眼，有点儿脸红。“我也想知道。这搞得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应付。幸好我还有那包衣服。” 他抿了口茶。“虽然，我不相信他会被那包衣服骗到。有这个可能，但我不是很确信。我非常不确信。” “不会被骗到？” “嗯，要是我的话，就不会上当。一个家伙开福特车送一包衣服。我还能是什么人啊？再说了，我打听史迈利在不在，却没想着要去见他——他肯定觉得这样古怪得很。” “但他之后怎样了呢？他当时打算怎么对付你？他会觉得你是谁啊？” “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了。我觉得，他要等的人就是我，但当然，他没有料到我会去按门铃。我也搞得他不知道该怎么应付。我觉得他想把我给干掉。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让我进屋：他认出我来了，很可能，而且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看过照片了。” 曼德尔看着他，好一会儿没有说话。 “天呐。”他说道。 “假定我是对的，”史迈利继续说，“从一开始就是对的。假定芬南昨晚的确是被谋杀的，那我今天上午确实差点儿也要落到他这个下场了。跟你的工作不一样，我这行当可是不太会摊上谋杀这玩意儿的。” “什么意思？” “我也不好说。我就是搞不懂。或者在我们采取下一步措施之前，你最好先帮我查一下这几辆车。它们上午就停在傍水街。” “你干吗不自己查呢？” 史迈利满脸疑惑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他才恍然大悟，自己还没有提及辞职的事。 “不好意思，我还没跟你说，对吧？我上午就辞职了。趁我还没被炒，先把老板给炒了。所以，我现在是自由身了，而且随时都可以受聘。” 曼德尔从他那里接过那串数字，去门厅那边打电话。过了几分钟，他折了回来。 “最多一个小时，他们就会给我回电了。”他说道。“来吧。我带你参观下这里。你对蜜蜂有没有什么了解？” “呃，一点点了解还是有的。我在牛津被这大自然的小虫蛰过。”他正打算告诉曼德尔，当年自己是如何全力研读歌德那些动植物的隐喻，希望能跟浮士德那样，可以发现“从最幽深处维系世界的东西”。他想阐述为什么缺少自然科学的实用知识，就不可能理解十九世纪的欧洲，他感到一片热诚，满脑子重要想法，暗地里则明白这都是因为大脑在全力抗衡白天发生的事情，他因此处于一种神经亢奋的状态。他的手掌已经湿漉漉的了。 曼德尔引他从后门出去，沿着花园尽头的一排矮砖墙，立着三个齐整的蜂巢。曼德尔侃侃而谈那会儿，他们就被笼罩在毛毛细雨中。 “一直想养来着，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些书全看了——吓得我不轻，这我得说。这些古怪的小家伙。”他点头若干次证明绝无虚言，而史迈利则又一次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他的脸是瘦削的，但肌肤紧实，整个表情看起来拘谨寡言；他那铁灰色的头发理得极短，根根尖耸。他似乎对天气无动于衷，天气也对他漠不关心。史迈利对曼德尔身后的生活一清二楚，他已经见识过全世界的警察，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粗糙皮肤，同样的耐性、苦闷以及恼怒。他能猜得到无论在何种天气，都得从事长时间一无所获的监视，等候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出现的人……又或者是来去过于匆匆的人。他也知道曼德尔跟同僚们总要受大人物摆布——喜怒无常的与恃强凌弱的，神经兮兮的与变化多端的，间或表现得足智多谋的与富于同情的。他清楚再聪敏的人也会被上司的愚蠢毁掉，那些连续数周日日夜夜下的苦工，被这号人物说抹掉就抹掉了。 曼德尔领他走上一条不牢靠的碎石小道去看蜂巢，依然对雨毫不在意，他开始支离破碎地论证与解释。他结结巴巴地说着，话与话之间有着挺长的停顿，而那修长的手指则明确而缓慢地比划着。 最后他们重新回到了内屋，曼德尔带他看了楼下的两个房间。会客厅满是花卉：不仅窗帘和地毯以花做纹饰，家具的罩布也是如此。在角落的一个小橱柜里，放着几只胖老头小酒杯，旁边摆着一对十分漂亮的手枪，是用来玩标靶射击的。 史迈利跟着他上楼。楼梯平台上的火炉散发着一股煤油的气味，洗手间的蓄水池则阴沉沉地冒着泡。 曼德尔向他展示了自己的卧室。 “新房哦。这床大减价，才花了我1镑。那可是弹簧床垫。能淘到的可有不少好货。这地毯是伊丽莎白女王当年用过的。他们每年都会更新一次地毯。这是在沃特福德的一家商店买到的。” 史迈利站在门口，不知怎地颇为不好意思。曼德尔转过身来，从他身边走过，打开了对面的房间门。 “这个就是你的房间了。只要你想住。”他转身对史迈利说：“如果我是你，今晚肯定不会待在自己家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再说了，你在这里能睡得更好些。空气要好很多。” 史迈利没有赞同。 “随你了。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曼德尔板起面孔，神色尴尬。“不明白你们这行，老实说，没你对警察这行了解得多。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在我看来，你可以照顾好自己的。” 他们又到了楼下。曼德尔点燃了会客厅的煤气取暖器。 “好吧，那至少今晚你得让我请你吃个饭。”史迈利说道。 门厅的电话响了。这是曼德尔的秘书为车牌号的事打过来的。 曼德尔回来了。他递给史迈利一张列有七个名字和地址的单子。其中四个是可以忽略不管的，它们的登记地址都是傍水街。还有三辆车：一辆从贝特西的亚当·斯卡尔父子公司租来的汽车，一辆伊斯特伯恩的塞汶瓷砖公司名下的运货车；第三辆作为巴拿马大使的私人用车，被特别标注了。 “我认识一个就在巴拿马大使馆工作的人。要查出来没什么困难——大使馆那边能动用的也就三辆车。” “贝特西不远，”曼德尔继续说，“我们可以一块儿到那边去。你开车就是了。” “那没问题，必须的，”史迈利快言快语道，“然后我们可以去肯辛顿吃饭。我会在安特雷沙订张桌子的。” 这时候是四点钟。他们坐着聊了会儿天，断断续续地扯了一些关于蜜蜂和家务的话题。曼德尔轻松自如，史迈利则愁眉紧锁、愣头愣脑，试图没话找话，敛尽锋芒。他能够猜得出安恩会对曼德尔做出一番怎样的评述。她会喜爱他，吹捧他，用特别的嗓音与面貌去模仿他，还会编造一个关于他的故事，直到他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而不再是谜一样的存在：“亲爱的，谁想得到他会这么友好。没想到还有人能够告诉我哪儿能买到便宜的鱼。还有，这小房子多可爱啊——不用烦神了——他肯定知道胖老头小酒杯就是垃圾，人家只是不介意罢了。我觉得他就是个小乖乖。蛤蟆哥，一定要叫他来吃饭哦。你一定要哦。别在人家面前笑得傻兮兮的，你要真心去喜欢他。”史迈利自然不会去叫，这是当然的，不过安恩会感觉心满意足的——她会找到一个喜欢曼德尔的方式。而当她这样做了之后，她就会把对方忘掉。 那也确实是史迈利想要的——找到一个喜欢曼德尔的方式。在这方面，他没有安恩动作迅速。但安恩就是安恩——她曾有一次因为在伊顿公学念书的侄子边喝红酒边吃鱼，差点就把人家给杀了，但要是曼德尔点着香烟享用她做的薄煎饼，她很可能不会注意到。 曼德尔又泡了些茶，二人一同喝了。大概五点十五分的时候，他们上了史迈利的车，动身前往贝特西。路上，曼德尔买了张晚报，借着路灯的光，艰难地阅读。过了没多久，他突然破口大骂起来： “德国佬。可恨的德国佬。天呐，我痛恨他们！” “德国佬？” “德国佬。野蛮人。破大兵。操蛋的德国人。6便士卖一批给我也不要。披着羊皮的狼。又对犹太人做坏事了。到处整我们。打倒他们，整垮他们。宽恕，忘记。我倒想问问，为什么他妈的要忘个一干二净啊？为什么要忘掉那些偷窃、谋杀还有强奸，就因为几百万人都承认犯过这些罪？天呐，银行里一个穷光蛋小职员要是敢偷上10先令36，那整个大都会的人都要盯死他了。但德国佬那帮暴徒呢——哼，情况就不同了。天呐，假如我是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那我就……” 史迈利忽然豁然开朗：“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曼德尔？” “呃，我觉得我会逆来顺受。现在是统计学的问题了，还有政治问题。给他们扔氢弹是不可能的，这跟政治有关。还有美国那边——几百万纯正的犹太人就在美国。他们会怎么做？咒死他们：扔更多的炸弹给德国佬。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聚到一块儿——一次炸飞。” 曼德尔因为愤怒而颤抖着，而史迈利静默了好一会儿，想着艾尔萨·芬南。 “答案是什么呀？”他只是在找点话头说说而已。 “鬼知道。”曼德尔粗野地回答。 他们转到了贝特西桥路，然后把车子停在人行道上的警察旁边。曼德尔出示了他的警察证。 “斯卡尔汽车修理厂？呃，其实那也不能算是个汽车修理厂，只能说是一个院子罢了。他主要是在处理废金属，还有二手车。反正不做这个就做那个，亚当自己就是这么说的。你就沿着威尔士亲王大道往下开，一直开到医院。他那地儿就挤在两间过渡安置房之间。那真是个爆炸之后的废墟。老亚当拿煤渣铺上去，谁也不去动他的。” “看来你对他还是挺了解的。”曼德尔说道。 “那必须的，我都逮了他好几回了。你想得出来的勾当，就几乎没有亚当没碰过的。斯卡尔这家伙可是我们不好解决的老难题。” “好吧，好吧。他现在有什么动静没？” “不好说，长官，但你随时都可以用非法赌博这名义去抓他。还有就是，亚当已经在法案之下了。” 他们向着贝特西医院驶去。右手边的公园看起来像隐藏在路灯后，显得黑漆漆阴森森的。 “什么叫‘在法案之下’啊？”史迈利问道。 “哦，他开玩笑而已啦。意思就是，你的违法记录已经多到可以进行预防性拘留了——而且是可以拘留很多年的那种。他听起来很有我的风格，”曼德尔继续说，“他就交给我吧。” 他们在两间过渡安置房之间找到了警察提到的院子，就在废墟那一带杂乱建起的一排临时住房当中。橡胶、煤渣、垃圾到处都是。一些石棉、木材以及废铁，估计是斯卡尔先生拿来转卖或者自用的，就堆在一个角落里，在稍远些的过渡安置房透出的微光下暗淡地亮着。他们两个沉默不语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曼德尔耸耸肩，把两根手指头放到嘴里，尖利地吹了个口哨。 “斯卡尔！”他叫道。没人应答。远处过渡房的灯光仍旧从外头照进来，三四辆不同程度损坏的战前制造的车子变得隐约可辨。 房门缓缓地打开了，一个大约十二岁的女孩站到了门槛上。 “你爸爸在吗，小可爱？”曼德尔问道。 “不在。去浪子了。我猜。” “好的，小可爱。谢谢了。” 他们走回大路上。 “我是不是该斗胆问句，到底什么是‘浪子’啊？”史迈利问道。 “浪子酒吧。不远。我们可以直接走过去——也就一百码。车子放这儿就行。” 浪子这时候才开门营业没多久。公共吧台空无一人，当他们等着老板露脸时，大门晃荡着被推开了，一个身穿黑西装的大胖子走了进来。他径直走到吧台，捏着半克朗37硬币敲着台面。 “威尔夫，”他喊道，“赶紧的，有客到，你走运了。”他转身对史迈利说：“晚上好，朋友。” 吧台后传来一个声音回应道：“叫他们把钱放到柜台上，迟点再来。” 胖子淡然地看了曼德尔和史迈利一会儿，忽地爆发出一阵大笑：“不是他们，威尔夫——人家是侦探来着。”这玩笑把他自己逗得受不了，最后只能坐到室内一排齐的长椅上，双手搭着膝盖，宽大的肩膀随着笑声抖动不已，眼泪则滑落到了脸颊上。时不时他会蹦出一句“哦，我的乖乖，哦，我的乖乖”，只要他能在下一次狂笑前喘过一口气来。 史迈利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他那圆边硬白领极其邋遢，一条红色花领带仔细地别在黑色马甲外面，军靴蹬在脚上，亮黑西装套在身上，裤子穿得极旧，但一点折痕都没有。他的衬衣袖口被汗渍、污垢以及机油弄得黑乎乎的，用一些扭成结的纸夹固定得好好的。 老板出来，接了他们的订单。那个陌生人买了一大杯威士忌姜汁鸡尾酒，第一时间去了雅座，那里煤火正烧着。老板不满地盯着他看。 “他老是这样，混蛋。雅座钱肯定不给，就冲着煤火去。” “他谁呀？”曼德尔问道。 “他？斯卡尔呗。亚当·斯卡尔。耶稣才知道他为什么叫亚当。要在伊甸园见到他，那可真要别扭死了，绝对是这样。他们都说，要是夏娃给他一个苹果，他连核都要吃掉。”老板咬牙切齿地摇了摇头。紧接着他冲斯卡尔吼：“再怎么说，你做生意还是在行的，对吧，亚当？人家可是大老远过来找你的，没错吧？外太空来的小怪兽，说的就是你。过来看看吧。亚当·斯卡尔，看一眼你就会把这保证书签了。” 更多欢闹的笑声响起。曼德尔斜着身子对史迈利说：“你到车上等我——你最好还是先出去。5镑有吧？” 史迈利从钱包里抽了5镑给他，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走了出去。他想不到还有什么比跟斯卡尔打交道还要吓人的。 “你是斯卡尔？”曼德尔问道。 “朋友，你没认错人。” “TRX 0891。你的车牌号？” 斯卡尔先生对着威士忌姜汁鸡尾酒皱起了眉头。看来这问题让他感觉难过。 “怎么？”曼德尔问。 “是，老兄。以前是。” “你这是哪门子话？” 斯卡尔把右手抬起几吋，然后轻轻地放下。“黑水，先生，浑水。” “听着，我还有更重要的大事要做。我可不是吃素的，知道吧？你不要在我们面前净扯那些废话。那车在哪里？” 斯卡尔似乎在掂量这些话有多少水分。“我看到你眼里发出的光了，朋友。你是想要套些消息。” “那是当然。” “总有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啊，老兄。这生活的费用啊，我的乖乖，就只升不降。消息也是个东西，一个能卖钱的东西，对吧？” “你跟我说谁租了那辆车，保你不会饿肚子。” “我现在肚子可不饿，朋友。我只是想吃得好一点。” “5镑。” 斯卡尔喝完他的酒，闹哄哄地把杯子放回桌上。曼德尔起身，又给他买了杯。 “那车被偷了，”斯卡尔说道，“这几年我都拿它来给别人自驾用，明白吧。赚点押金。” “赚什么？” “押金——就是保证金。有人要用这车子一天，得拿20镑现金来当押金，对吧？当他还车的时候他就得付你40先令，明白吧？你给他开一张38镑的支票，然后在你的账本上记好，作为损耗，这活计能赚个10镑。懂了吧？” 曼德尔点点头。 “然后呢，三个星期前有个家伙过来。高个子苏格兰人。挺有钱的。拄着根拐杖。他付了押金，把车开走，然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跟这车子了。简直就是抢的。” “为什么不报警呢？” 斯卡尔停了下，喝了点酒。他黯然神伤地看着曼德尔。 “这理由就多了去了，老兄。” “意思是这车子本来也是你偷来的？” 斯卡尔看起来一脸震惊。“车子到手后，我就听到卖家那边放出好些可怕的话。所以我就不能多说了。”他假惺惺地补充道。 “你把车子租给他的时候，他是有填表登记的，对吧？保险、收据之类的？这些都在哪儿？” “假的，全部是假的。他给我一个伊灵38的地址。我到那边一看，那地方根本就不存在。我相信那名字也是假的。” 曼德尔在口袋里把钞票卷成一卷，递给桌子对面的斯卡尔。斯卡尔展开它，自然而然地在众目睽睽下就数了起来。 “我知道你住哪里，”曼德尔说道，“而且我知道你的一些底细。要是你刚才有什么是乱说的，那我就把你那鸟脖子拧断。” 又下雨了，史迈利想，要是买了帽子就好了。他穿过街道，来到斯卡尔汽车修理厂所在的小巷上，一直往车子走去。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出人意料的安静。再往前走两百码就是贝特西综合医院，小而整洁，从某些没拉窗帘的窗子里发散出很多道光线。人行道湿答答的，他自己脚步的回声清脆而令人心惊。 他正往斯卡尔院子外缘那两座过渡安置房的第一座走去。一辆车就停在院子里，侧灯还亮着。好奇心使然，史迈利在街上拐了个弯，走向车子。那是一辆旧款名爵轿车，应该是绿色的，或者是战前他们追捧的那种褐色。车牌沾满了泥土，几乎没有光泽。他弯下腰，用食指摸索着牌号：TRX 0891。果不其然——这是他今天上午记下来的其中一个号码。 他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于是站了起来，转了半个身。他正要伸手的时候就被打了。 这记击打非常狠辣——似乎要把他的脑袋劈成两半。倒下的时候，他能够感觉到温热的血液正从左耳奔涌而出。不会又来一次吧，噢，天呐，又来了一次，史迈利想。但之后再发生什么他就没有知觉了——只有一幅幻象，那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在远处，如同石头一样慢慢地粉碎；破裂，散成齑粉，继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什么都消失殆尽了，惟独剩下他血液的温度，这些血顺着他的脸滑落到煤渣里，还有那远处碎石机的敲打声。但不是在这里。是远处。 7 斯卡尔先生的故事 曼德尔看着他，思忖他是否已然死去。他把自己外套的口袋清空，把衣服轻轻盖在史迈利的肩膀上，然后他撒腿就跑，发疯般冲向医院，猛地推开门诊部的旋转门，走进灯火通明的二十四小时值班室。值班的是一名年轻的黑人医生。曼德尔向他出示了自己的警察证，对他大喊大叫，还抓着他的胳膊，想把他引到路那头。医生耐心地笑脸相迎，摇了摇头，打电话叫了一辆救护车。 曼德尔沿着大路往下跑，守在那里。几分钟过后救护车开到，一些专业人员把史迈利抬起来带走了。 该死的，曼德尔想，我会让这混蛋付出代价的。 他在那里站了会儿，盯着地上湿漉漉的泥土与煤渣，这是史迈利倒下的地方；车后灯的红光什么都照不亮。救护人员踩过，一些如同捉摸不定的秃鹫般来了又去的过渡安置房居民踏过，泥地简直像被翻腾过了一遍。麻烦发生了。大家可不喜欢麻烦。 “杂种。”曼德尔一边低声斥骂，一边慢慢返回酒吧。 雅座渐渐坐满了。斯卡尔要了另外一杯酒。曼德尔抓住他的手臂。斯卡尔转过身说道：“你好啊，朋友，又回来了。喝杯能把老娘乐死的玩意儿吧。” “闭嘴，”曼德尔应道，“我还要跟你说句话。到外面来。” 斯卡尔先生摇摇头，同情地咂了咂嘴。 “不行啊，朋友，不行啊。有人来了。”他用头示意一名十八岁的金发少女，那少女涂着米白色的唇彩，胸大得难以置信，这会儿就静静地坐在角落。她那描过的眼睛总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 “听着，”曼德尔耳语道，“两秒钟之内我就把你这狗耳扯下来，你竟敢把谎撒到我头上。”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斯卡尔把酒托付给老板保管，然后慢悠悠但不失尊严地走了出去。他没有看那个女孩一眼。 曼德尔带他穿过街道，往过渡安置房走去。史迈利的侧灯对着他们，照亮前面八十码的地方。 他们转入院子。名爵车还在那边。曼德尔牢牢地抓住斯卡尔的手臂，做好必要时把对方前臂往后一扳往上一提、让肩关节折断或脱臼的准备。 “好了，好了，”斯卡尔叫喊着，一脸欢喜，“她可回到老祖宗的怀抱咯。” “被偷了，这就是被偷了？”曼德尔问道。“被一个高大的苏格兰男人偷走了，人家还拄着拐，住在伊灵。现在人家高尚了，车子都给还回来了，是吧？过了这么久，倒对你示好了。你可对你他妈的市场犯糊涂了，斯卡尔。”曼德尔愤怒得浑身发颤。“还有，为什么侧灯还亮着？把门开了。” 斯卡尔在黑暗中转向曼德尔，用他那只尚能自由活动的手拍着口袋找钥匙。他费力地抽出三四把串在一起的钥匙，摸索了好一会儿，终于把车门打开了。曼德尔上了车，找到顶上的客座灯并打开。他开始有条不紊地在车内搜寻。斯卡尔就站在车外候着。 他搜得虽然快，但很彻底。手套托盘、座位、底板、后窗台，一无所获。他把手伸进客座门上放地图的袋子里，掏出一张地图和一个信封。灰蓝的亚麻纸信封长而平整，是欧洲大陆风格的，曼德尔想。上面什么都没有写。他把它拆开。里面有十张5镑的旧钞以及一张普通的明信片。曼德尔拿到灯光下，看到这几个用圆珠笔写就的字： 已结束。卖了它吧。 没有签名。 他下了车，揪住斯卡尔的手肘。斯卡尔急忙往后退。“你怎么了，朋友？”他问道。 曼德尔轻声答道：“不是我怎么了，斯卡尔，是你怎么了。你可摊上你这辈子最他妈大的问题了。蓄意谋杀，试图谋杀，触犯官方保密法。还要加上违反道路交通法，蓄谋诈骗国税局，另外，等你蹲号子摆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我还能多想起来大概十五项罪状。” “等一会儿，警官，我们就没必要走到那一步了。这到底怎么一回事？搞什么鬼会扯到谋杀上去？” “听着，斯卡尔，你就一个小商贩，要赚大款的钱，是吧？这下子好了，你自己也是个大款了。我猜啊，到时你得蹲上十五年。” “哎，别说了，好吧？” “那可不行，小商贩。你在两起大案子里被逮了个正着，懂吧，你就是那个傻帽儿。而我要做什么呢？我会等到你烂在斯克鲁伯斯监狱，只能盯着自己的大肚腩，那时候我一定会笑破肚皮。你看到那间医院了吗？那里有个家伙快要死了，他是被你那苏格兰高个子害的。半个小时之前他被人发现倒在你的院子里，血流得那个凶啊。萨里那边还有个人死掉了，据我所知，扯上这事的都没好下场。所以呢，这是你的问题，你这个可怜的傻子，问题可不是我的。还有一件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他，没说错吧？人家说不定想灭个口什么的，你说呢？” 斯卡尔慢慢地绕到了车子的另一侧。 曼德尔坐在驾驶座，从里面打开了客座门。斯卡尔在他旁边坐了下来。他们没有把灯打开。 “我在这儿的生意做得还算不错，”斯卡尔轻轻地说，“生意虽然小，但是不间断。但那家伙来了之后就不是了。” “哪个家伙？” “一点一点说吧，警官，别催我。那已经是四年前的事情了。没见到他之前，我还不相信圣诞老人。荷兰人，他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做的是钻石生意。我没有装样子表示相信他的话，这明摆着，你不傻，我也不傻。我从来没去问他做的是什么，他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但我猜他混的是走私这行当。花钱如流水，到手了就跟秋天的树叶那样，哗啦啦就没了。‘斯卡尔，’他说，‘你是个生意人。我不希望被人关注到，一直都是。另外，我听说你跟我是一路人。我想要一辆车。不是买，是借。’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因为带有些行话什么的，但就是这么个意思。‘你有什么建议？’我问。‘我们想想怎么做得了。’ “‘好，’他说，‘我比较低调。我要一辆车，谁都不能知道实情，即使我发生了意外。给我买辆车，斯卡尔，一辆漂亮的老车，引擎罩下面得有料。但要以你的名义去买。给我保管好。我先给你500镑，然后每月给你20镑作为停车保管费。另外，每次我用车，斯卡尔，你都会有报酬。但我比较低调，所以你是不认识我的。这就是我给你钱的原因。’他说，‘就是买你不认识我’。 “我绝对不会忘掉那一天。大雨下得稀里哗啦的，我躲过了旺兹沃思39的一个家伙，弯身躲在一辆旧出租车里。我欠了一个赌徒40镑，而警方对我买的一辆车非常敏感，那是我分期付款在克拉珀姆40买的。 斯卡尔先生吸了口气，然后又呼了出来，颇具喜感地做出顺从的姿势。 “然后他就像我的良心那样监视我，给了我很多旧钞，就像用过的票据一样。” “他长什么样子？”曼德尔问道。 “他挺年轻的。高高的金发小伙子。但很冷漠——冷得跟搞慈善的一样。那天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从伦敦给我寄信，用的都是普通纸。上面只写‘周一晚准备好’、‘周四晚准备好’之类的话。我们都约好了。我把车子留在院子里，加满油，安排妥当。他从来不说什么时候会开回来。通常是在快打烊的时候，或者再晚些到，把灯亮着，把门锁好。每次离开前，他都会留一些钱在地图袋里。” “那要是有什么不对劲怎么办？要是你因为其他原因落网了呢？” “我们有一个电话号码。他跟我说，打过去呼叫一个名字就行。” “什么名字？” “他让我挑一个，我就起了金发妞。他没觉得这有什么搞笑的，我们就用这个了。号码是报春花0098。” “你打过吗？” “有，两三年前我带一个妞去马盖特41十天。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他说一声的。一个女孩儿接了电话——听她的口音，也是荷兰人。她说金发妞在荷兰，可以让她捎句话。但之后我觉得没必要了。” “为什么？” “我开始注意到一些现象。他很有规律地两星期来一次，就在每个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二，除了一月跟二月。这还是他第一次在一月过来。他通常会在星期四把车开回来。奇怪的是他今晚就回来了。但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再过来了吧？”斯卡尔把明信片从曼德尔那里拿过来，捏在自己的大手里。 “他就完全没有消息？长时间玩失踪啊？” “冬天他就更少出现了。他从没在一月来过，二月也是。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曼德尔仍把那50镑攥在手里。他把钱甩到斯卡尔的大腿上。 “别想着自己走运了。给我十倍我也不要跟你一样。我会再回来的。” 斯卡尔看来忧心忡忡。 “我本来也不会告密的，”他说道，“但我不想被卷进来。但愿一切平安无事，对吧，老兄？” “别吵。”曼德尔应道。他累了。他把明信片拿回来，下了车，往医院走去。 医院那边没有什么新进展。史迈利仍然昏迷不醒。刑事调查处已经得知此事。曼德尔最好还是留下姓名地址然后回家去。医院要是有什么消息的话就会第一时间打电话过去的。经过好一番争吵，曼德尔从护士那边取回了史迈利的车钥匙。 米特查姆，他现在觉得，就是一个差劲的居住地。 8 病房里的沉思 他厌憎病床就如一个溺水者厌憎大海。他讨厌被床单束缚着，以致他手脚都无法自如活动。 而且，他痛恨这病房，因为它带给他一种恐惧感。在门边有一架手推车，放满了各种工具，剪刀、绷带、瓶子，还有让人生畏的古怪物件，包裹在为上次圣餐仪式准备的白色亚麻布里。还有高高的水壶，被餐巾包住了半边身子，竖在那边就像一只等着撕开猎物内脏的白鹰，而小玻璃壶里缠绕着的橡胶管就跟蛇一样。他讨厌这里的一切，而且担惊受怕。他感觉燥热，汗流如瀑，又感觉发冷，冷汗裹身，在他的肋骨上如冰冷的血液般缓缓流淌着。日夜更迭，史迈利却无法辨识。他与睡眠做着无休无止的斗争，因为只要他一闭眼，视线便会转向混乱的大脑；有时候，他沉重的眼皮会拼死合拢，那他就会集中所有力气撑开眼睛，再次盯着头顶上摇曳不定的微光。 之后有人打开了百叶窗，冬日阴灰的光线洒了进来，实在是美好的一天。他听见外面车辆的声响，知晓自己最终活了下来。 于是，死亡再一次变成了学术问题——一项他要推延到富有时才会用自己的方式偿还的债务。有一种奢侈的感觉，几乎是圣洁的。他的思维惊人的清晰，如同普罗米修斯穿越整个世界般来回漫游；他在哪儿听到过“思想从身体上分离出来，统治着文件世界……”这句话来着？只有头顶上的灯可看，这让他感到无聊，他希望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看。他对那些葡萄、蜂巢与花的香味以及巧克力感到腻味。他想要书籍，还有文学杂志；要是他们连书都没有给他的话，他怎么才能够赶得上自己的阅读进度呢？事实上，他钻研的十七世纪，并没有什么研究成果，也没有什么富有创见的评论。 过了三个星期曼德尔才被允许去看望他。他拿着一顶新帽子走了进来，还捎上了一本关于蜜蜂的书。他把帽子放在床尾，把书置于床头柜上。他咧开嘴笑了。 “我给你带了本书，”他开腔了，“讲蜜蜂的。这些聪明的小家伙。也许你会感兴趣。” 他坐在床沿上：“我整了顶新帽子。挺傻的。庆祝我的退休。” “噢，对，我都给忘了。你也老不中用咯。”他们都笑了起来，继而又陷入沉默。 史迈利眯着眼睛：“我现在看不太清楚你。之前那副眼镜不让戴。他们要给我弄新的。”他停了停。“你不知道是谁对我下的手吧？” “说不准。要看情况。有点头绪了，我想。我了解得不够多，这就是问题所在。我指的是你的工作。东德钢铁代表团有没有什么印象？” “嗯，应该有。它四年前来到这里，想加入贸易委员会。” 曼德尔跟他讲与斯卡尔先生的交谈：“……那个人自称是荷兰人。斯卡尔要跟他联系，就只能通过一个报春花电话号码。我查过户主了，就是东德钢铁代表团，在贝塞兹公园。我派人去打探过。他们已经搬空了。那里什么都没有，家具什么的，一概不见踪影。就只有这个电话机，而电话线已经从插座上拔出来了。”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1月3日。就是芬南被谋杀那天。”他疑惑地看着史迈利。 史迈利想了会儿，说：“联系国防部的彼得·吉勒姆，明天带他来这儿。抓着他领子过来。” 曼德尔拿起帽子，走到了门边。 “再见，”史迈利说，“谢谢你的书。” “明天见。”曼德尔说完就走了。 史迈利躺在床上休息。他的头在发痛。该死，他想，我还没谢他的蜂蜜呢。这也是福特纳姆的。 为什么早上会有那通电话呢？这件事最让他困惑不解了。这真荒唐，真的。史迈利认为，在这起案件当中，所有莫名其妙的事里头，这是最让他心焦的。 艾尔萨·芬南的解释就是痴人说梦，摆明就是不现实的。安恩，那是可能的，她要是乐意的话，能让传呼中心整个倒立；但艾尔萨·芬南就不会。她那张警觉、聪明的小脸以及完全独立的个性当中没有什么能够支持健忘这个说法。她本可以说传呼中心搞错了，电话不该是这天打的，扯什么都好。芬南呢，是的，他确实是健忘的。这是芬南性格中一个奇怪的矛盾，在面谈之前就已经是这样的了。一个痴狂的西部小说迷和一个热诚的象棋爱好者，一个音乐家和一个业余哲学家，一个沉思者——竟然是健忘的。曾经有过一次大争论，说他从外交部拿了些机密文件，结果却是他在回威利斯顿之前，把它们跟自己的《泰晤士报》以及晚报一块儿放到了公文包里而已。 艾尔萨·芬南会不会在惊慌中，自作主张把丈夫的责任归咎到自己身上？又或者是将她丈夫的动机说成她自己的？芬南是否让传呼中心提醒他自己一些事情，而艾尔萨把这个动机挪用到自己身上了？那到底芬南有什么事是需要人家提醒的——还有，他妻子极力掩藏的又是什么呢？ 塞缪尔·芬南。新旧世界在他身上融合。地道的犹太人，富有教养，见多识广，独立自主，勤奋刻苦并且感觉敏锐；对于史迈利，他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是时代之子，被迫害，就像艾尔萨那样，并被驱使从业已移居的德国来到英国的大学。凭借一己之力，他把缺点与偏见撇到一边，最终进驻外交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仅仅依靠自己的才智。而要是他在面对俗人做出的决定时有那么一点骄傲自大，一点不情不愿，谁又能责怪他呢？当芬南宣称自己支持德国分裂时是有些让人尴尬，但这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当他开始处理亚洲事务，这件事就没人记得了。在其他方面，他对过错宽宏大度，在白厅以及萨里都受人欢迎。在萨里，他每周都会花上几小时投身公益事业。他热爱滑雪。每年他都会一次性使用所有的休假时间，在瑞士或奥地利待上六个星期。史迈利只去过德国一次，他记得——那是跟他的妻子四年前去的。 在牛津的时候，芬南理应加入左派，这再正常不过了。那是大学共产主义的大好蜜月期，而其理念，天知道是什么，他心中清楚得很。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西班牙佛朗哥的叛乱，美国经济的萧条，特别是反犹太主义在欧洲的席卷——芬南自然要找到一个发泄愤怒与反感的渠道。再说，党在那时受人尊敬；工党以及联合政府的失败让许多知识分子相信，光是共产主义便足以替代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就是令人兴奋的地方，随处可见的同仇敌忾以及同志关系一定吸引了好出风头的芬南，让他在孤寂中得到慰藉。当时还谈到前往西班牙；有些人已经走了，就像剑桥的康福德，一去不复返。 史迈利能够想像得出芬南那段时期的样子——反复无常，真诚热切，就像初学者当中的老手，毫无疑问会给他的同伴带去真正的磨难。他的父母已经过世——他的银行家父亲富有远见，在瑞士留有一个小账户。钱虽然不多，但是足以供他念完牛津，而且能让他免遭贫寒之苦。 和芬南的那次面谈，史迈利记忆犹新：虽是众多面谈当中的又一次，却与众不同。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交谈方式。芬南的表达非常清晰、快速、不容置疑。“他们最美好的一天，”他曾经说过，“就是矿工来的那天。他们来自朗达42，你也知道，对同志们而言，自由精神随着他们一同从山上来到这里。那是一场绝食游行。团体里的人似乎没有想到，那些游行者是会饿得扛不住的，但我想到了。我们租了一辆货车，女孩子们炖了汤——炖了很多很多。市场上一个有同情心的屠夫，低价卖给我们好些肉。我们开着货车出去见他们。他们喝了汤又继续游行示威。他们并不是真心喜欢我们，并不信任我们。”他笑了。“他们那么瘦小——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个——就跟小精灵一样，又小又黑。我们希望他们能唱首歌，他们也唱了。但不是为我们唱——是为他们自己唱的。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威尔士人。 “这让我对自己的种族加深了了解，我觉得——我是犹太人，你知道的。” 史迈利点了点头。 “当威尔士人离开之后，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当你梦想成真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他们当时认识到为什么党不怎么在乎知识分子了。我觉得他们大多感到自身的低贱，还觉得羞耻。他们为自己的高床软枕和舒适居室感到羞耻，为自己的酒足饭饱和漂亮文章感到羞耻，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风趣幽默感到羞耻。他们总是在说凯尔·哈迪43是如何用一截粉笔在采煤场自学速记的，这故事你也知道。他们对自己拥有铅笔和纸张感到羞耻。但把纸笔就这样丢到一边是无济于事的，对吧？这是我在最后悟出的道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退了党。” 史迈利想问芬南他自己有什么感想，但芬南又开始讲了起来。他跟他们没有什么共同点，他后来明白了这点。他们不是成年人，只是小孩，他们渴望明天便有自由之火、吉普赛音乐以及大同世界，他们骑着白马穿过比斯开湾，或者带着孩童般的喜悦，给挨饿的威尔士小精灵买啤酒；这群孩子无法抵挡东方的太阳，只能顺从地让自己蓬乱的头朝着它转。他们相互喜爱，而且相信他们热爱全人类，他们又相互打斗，相信他们在与世界搏斗。 很快他便感觉滑稽。对他而言，他们还不如去给士兵织袜子。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驱使他对二者进行了一番细致考量；他把全副精力投放到哲学与历史书籍的阅读上，然后惊讶地发现了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浑然理性中的慰藉与平和。他尽情享受这种理性的坚忍，为它的无畏以及对传统价值观的学术性颠覆而感到振奋。到头来，在寂寞岁月中赐予他力量的并不是党，而是这种哲学，这种要求为不容置疑的信条牺牲一切的哲学，这种使他受辱却又令他鼓舞的哲学；而当他最后收获了财富与名望之际，他又痛心地背弃了它们，就如同那是一件珍宝，当他年岁过大时，便不得不将它连同年轻的时光一起，遗留在牛津。 芬南就是这样描绘的，而史迈利能够理解。这故事几乎不见愤怒与怨恨的踪迹，不同于史迈利在这类面谈中预见的那样，但是（可能正因如此）这显得更为真实。关于这次面谈还有一件事：史迈利深信芬南对某些重要的事情选择了闭口不谈。 傍水街事件和芬南的死亡之间是否有确凿的关联？史迈利责怪自己思绪飘出太远。纵观全局，一连串事件都表明芬南跟史迈利同陷于一个问题之中。 一连串事件加上史迈利的直觉、经验，或者是——那种促使他按下门铃而非插入钥匙的意识，尽管这意识并未警告他，在夜里有一个凶手正拿着一杆铅管等待着。 那次面谈并不是正式的，这没有错。在公园里的散步让他想起牛津多于白厅。在公园里的散步，在米尔班克的咖啡馆——对了，这里也有一个程序上的差异，但这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外交部的官员在公园里散步，热切地跟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攀谈……除非这小人物并不是籍籍无名的！ 史迈利拿了一本平装书，用铅笔在扉页上写下： 我们先做一个尚未被证实的假设：谋杀芬南以及试图杀害史迈利这两件事之间确有关联。那么在芬南死之前，史迈利是如何与他关联上的呢？ 1.在1月2日周一的面谈之前，我从没见过芬南。我是在军情局查看他的档案的，而且我已对要提的问题做了准备。 2.1月2日，我独自打车去外交部。外交部安排了面谈，但并没有，重复一遍，并没有提前获知谁去问话。芬南因此不会预先知道我的身份，军情局外的人也不会得知。 3.问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外交部，办公室里人们穿来穿去，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第二部分则是在外面，任何人都可能见到我们。 接下来是什么呢？什么都没有，除非…… 没错，结果只有一种可能：除非有人看到他们在一起，不仅认出了芬南，还认出了史迈利，而且强烈反对他们的来往。 为什么？史迈利在哪方面具有危险性？他的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当然——有一个方面，仅有一个方面——他是安全部官员。 他放下了铅笔。 这样的话，杀萨姆·芬南的人感觉焦虑，是认为他不应该跟一名安全部官员有言语接触。也许那是某个外交部的人。但必然，他也认识史迈利。一个芬南在牛津便认识的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怕被曝光的人，这个人以为芬南会说出来，或者已经说出来了？而要是他已经说了出来，那史迈利理所当然也得被干掉——要迅速灭口，趁他还没把这些写进报告里。 那就解释了为什么芬南会被谋杀，而史迈利会被袭击。这还是有道理的，但不是很充分。他已经尽可能高地搭建了一座纸牌屋，而他手头上仍然有牌。那艾尔萨呢，她的连篇谎话，她的串通一气，她的心惊胆战，又该怎么解释？那车子以及八点半的电话呢？那封匿名信呢？要是凶手害怕史迈利和芬南接触，他就不会通过告发芬南来引起注意。那么又会是谁呢？谁？ 他躺了下来，合上眼睛。他的头又抽痛了。也许彼得·吉勒姆能够帮帮忙。他是惟一的希望了。他头晕目眩，痛得厉害。 9 细致梳理 曼德尔把彼得·吉勒姆带进病房，自己笑得春光灿烂。 “人带到了。”他说道。 这次谈话很局促；至少吉勒姆感到不自然，因为回想起史迈利突然辞职，也因为在医院病房见面而感觉不适。史迈利穿着蓝色短上衣，绷带之上耸立的头发肮脏凌乱，左边太阳穴上还留有深色的瘀伤。 极其尴尬的沉默过后，史迈利说：“嘿，彼得，曼德尔已经跟你说过我的遭遇了。你是个专家——对东德钢铁代表团，你知道多少？” “真是纯洁得跟被吹散的雪一样，天呐，除了突然间解散。相关的也就是三个人和一条狗。他们就住在汉普斯特德的什么地方。初来乍到时，谁也不清楚他们的目的，但在过去四年里，他们还是表现得很好的。” “他们干的是什么工作？” “天知道。我看他们到这边来是想说服贸易委员会打破欧洲钢铁市场的垄断，但是遭到了冷遇。然后他们找上领事方面的工作，重点是机床和成品，交换工业与技术信息之类的。他们要什么并不重要，这比较能让人接受。” “他们是何方神圣？” “呃——两个技术人员——某某博士教授跟某某博士——还有几个女的和一个打杂的。” “打杂的是谁？” “不知道。一个专门摆平乱子的外交官。军情局里面有他们的记录。我看我可以把详细资料发给你。”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不介意，当然不介意。” 然后又是一阵尴尬的沉默。史迈利打破僵局：“照片应该能派上用场，彼得。这你可以弄得来吗？”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吉勒姆略显拘谨地把视线从史迈利身上移开。“其实我们对东德钢铁代表团了解并不多，这你也知道。我们只不过是零零碎碎地了解一些情况，但总体而言，他们还是个谜。如果他们是在收集情报，就不会打着外交或贸易的幌子——因此，假如你对那家伙的判断没错，而他却是钢铁代表团的人，事情就古怪了。” “哦。”史迈利平静地应道。 “他们是怎么收情报的？”曼德尔问道。 “我们只知道几起没什么关联的事件，单靠这些来概括还是挺难的。在我印象中，他们直接指使德国特工，指挥员和情报员在情报区并没有接触。” “但这样的话肯定对他们有很大的限制，”史迈利喊道，“你可能得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等到你的情报员去国外会面。他可能连必要的掩护都没有，根本没法出行。” “嗯，显然这会约束到他，但他们的目标看起来都是鸡毛蒜皮的。他们宁肯跑到国外去——瑞典人，外籍波兰人，接手一些短期任务，让他们去技术约束少一些的地方。也有例外的，他们会安插一名情报员驻守在目标国家，他们自有一套情报体系来运作，这符合苏维埃模式。” 史迈利这会儿一直在倾听。 “事实上，”吉勒姆继续说，“美国最近拦截了一个信使，这让我们多少对德国的手段有所了解。” “比如说？” “比如说，永远不要在约见的地方等，不要在规定的时间见面，而应该提前二十分钟，识别标记——所有寻常的小把戏都不过是给低级情报长脸。他们也会在名字上做文章。一个信使可能要跟三四个情报员接触——一个指挥员可能要管到十五个那么多。他们从来不会给自己起假名。” “什么意思？很显然他们一定要这样做啊。” “他们会让情报员去自己起。情报员选择一个名字，随便什么他们喜欢叫的，然后指挥者采纳。说白了就是个骗人的花招——”他停了下来，一脸狐疑地看着曼德尔。 曼德尔立马抬起了脚。 吉勒姆靠坐在椅子上，想知道自己是否能抽口烟。后来他还是勉强克制住了。这时候若来根香烟应该还是挺管用的。 “怎么说？”史迈利问道。曼德尔已经向吉勒姆说过他跟斯卡尔先生的谈话了。 “这就对头了，”吉勒姆说，“很显然，这就跟我们掌握的情况对上了。但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很多事情不太清楚。要是金发妞是一个信使，这就有点奇怪了——至少从我的经验来看——那就是，他应该使用贸易代表团作为据点才对。” “你说过钢铁代表团已经来了四年了，”曼德尔说道，“而金发妞第一次找上斯卡尔也是四年前的事情。” 好一阵子大家都没有说话，后来还是史迈利认真地说：“彼得，这是有可能的，对吧？我的意思是，他们要是从事情报活动，那不仅要有信使，还要有一个据点。” “嗯，当然，要是有什么大动作要策划，他们还是需要的。” “意思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让一名高级驻地情报员参与进来？” “嗯，大概是。” “假定他们有这样的一名情报员，像麦克林44或者法克斯45那样的，那他们可不可能会在这里建立一个据点，用做买卖的名义打掩护，不用来从事情报活动，而仅仅是掌控这名情报员？” “对，有可能。但是这个任务难度很高，乔治。你推断的是这个情报员由国外遥控，由信使传信，而信使则听命于钢铁代表团，钢铁代表团正好是情报员私人的守护神。那肯定是名高端的情报员。” “我没有这么推断——但也八九不离十了。我相信这个体系需要一名厉害的情报员。别忘了我们只知道金发妞来自荷兰，而这也只是他的一面之辞。” 曼德尔插了个嘴：“这个情报员——他会跟钢铁代表团直接接触吗？” “天呐，当然不会啦，”吉勒姆应道，“他很可能有个应急程序跟他们联系——一个电话代码或者别的什么。” “那怎么运作呢？”曼德尔问。 “因人而异。可能用一个错号系统。你从公共电话亭拨一个号码，说要找乔治·布朗恩。对方跟你说那里没有乔治·布朗恩这号人，于是你道个歉把电话挂了。这个时间跟地点是事先安排好的——紧急信号就包含在你要找的那个人的名字里。之后就会有人去那里了。” “钢铁代表团还会做什么？”史迈利问道。 “难说。很可能给他钱。安排一个收报告的地方。指挥员会给情报员安排好一切，这是肯定的，然后通过信使告诉他要做的事。他们密切按照苏维埃原则行事，就像我说的那样——即便最小的细节也会通过指挥安排妥当。混这行当的人没多少自主性。” 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史迈利看了看吉勒姆，又看了看曼德尔，然后眨着眼睛说：“金发妞没有在一月和二月去找斯卡尔，对吧？” “没错，”曼德尔答道，“今年是第一次。” “芬南通常会在一月、二月滑雪。这四年来他是第一次没去。” “我琢磨着，”史迈利说道，“我要不要再去见一次麦斯顿。” 吉勒姆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笑着说：“你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去。他要是知道你脑袋被砸了，肯定很高兴。我私底下认为，他会以为贝特西也在海岸线上，但不用担心。跟他说你在某人的私人庭院里逛荡，结果被人袭击了——他会明白的。还要跟他说说袭击你的人，乔治。你始终没见到他的脸，记得么，你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是东德情报局的一名信使。麦斯顿会当你后盾的，他一直都这样。特别是当他要跟部长汇报的时候。” 史迈利看着吉勒姆，一句话也没说。 “同样，在你的头被人砸了之后，”吉勒姆补了一句，“他会明白的。” “但是，彼得——” “我明白，乔治，我明白。” “呃，等我再跟你说件事。金发妞通常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去拿车子。” “那又怎么样呢？” “那正是艾尔萨·芬南去韦布里奇剧院的时候。星期二芬南总会工作得很晚，这是她说的。” 吉勒姆站起身来：“那我再去挖点料，乔治。再见了，曼德尔，今晚我可能会给你打个电话。我也不知道现在大家能做点什么，但是，知道这点总是好事，对吧？”他走到门边。“顺便问一句，芬南的私人东西哪里去了——钱包、日记之类的？他们在尸体身上找到的那些东西？” “很可能还在警察局里，”曼德尔答道，“一直会留到审查之后。”吉勒姆站着看了会儿史迈利，寻思着该说些什么好。 “你还要什么不，乔治？” “不用了，谢谢——噢，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你能不能让刑事调查部别来烦我？到今天为止，他们都来找过我三次了，虽然，在这里他们也没别的什么地方好去。你能不能暂时把这事儿定性为情报事件？既神秘兮兮，又能安抚人心？” “行，我看问题不大。” “我知道还是挺困难的，彼得，因为我不是——” “哦，还有另外一件事能让你们振奋一下的。我已经比对过芬南的遗书和匿名信了。他们是不同的人在同一部机子上敲出来的。打字的力道和间隔不同，但字体是一样的。再见，亲爱的老伙计啊。多吃些葡萄哦。” 吉勒姆关上身后的门。他们听到他的脚步声清脆地回荡在无人的走廊上。 曼德尔给自己卷了一支香烟。 “天啊，”史迈利说道，“你就没有一件事是害怕的吗？难道你没看到这边的护士？” 曼德尔咧开嘴笑着摇摇头。 “你只会死一次。”他把香烟塞到两片薄嘴唇之间。史迈利看着他把它点燃。他拿出打火机，掀开盖子，用留有污痕的拇指拨弄转轮，敏捷地用双手围着，护住火苗向香烟伸去，仿佛那里正有一场飓风来袭。 “好了，你是罪案专家，”史迈利说，“我们得怎样做？” “一片混乱，”曼德尔说道，“没梳理过。” “为什么这么说？” “到处都是没解释清楚的零碎问题。没有警方介入。没有查证。就跟代数一样。” “代数跟这有什么关系？” “你得证明那些能够被证明的，这是第一点。找到常数。她是不是真的去了剧院？她是不是一个人去的？邻居有没有听到她回来的声音？要是有听到，那是几点钟？星期二的时候芬南是不是回来得很晚？他老婆是不是当真像自己讲的那样，每两个星期都会定期去剧院？” “还有八点半那通电话。你可以帮我梳理下这个不？” “那电话印在你脑子上了，是吧？” “是啊。所有没解释清楚的零碎问题当中，这个是疑点最多的。我好好想过这个问题，但就是没道理可言。我看过他的火车时刻表。他是个守时的人——通常比其他人早到外交部，自己打开橱柜。他本来可以赶得上八点五十四、九点零八分的车，或者最晚赶上九点十四分的。八点五十四分的车在九点三十八分到——他喜欢在九点四十五分到达办公室。他不可能等到八点半才被叫醒。” “也许他就是喜欢铃声呢？”曼德尔说着，站了起来。 “还有匿名信跟遗书，”史迈利继续说，“不同的人用了同一台机子。先忽略凶手，有两个人可以碰那台打字机：芬南跟他老婆。要是我们确信芬南给自己打了封遗书的话——而且他确实在上面签了字——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就是，艾尔萨·芬南打了那封告密信。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史迈利累了，看到曼德尔要离开，舒了口气。 “去梳理下吧。找出那些常数。” “你会用得到钱的。”史迈利说着，从床边的钱包里拿给了他一些钱。曼德尔没有推托，接过来便走。 史迈利躺了下来。他头痛得要命，烧得滚烫。他想把护士叫来，但内心的怯懦制止了他。慢慢地头痛缓解了。他听到外面传来救护车的声音，车子此时正从威尔士亲王大道转入医院的院子。“也许他就是喜欢铃声呢。”他喃喃自语着，睡了过去。 他被走廊上的争执声吵醒——他听到护士提高了声音抗议；他听见脚步声以及曼德尔的嗓音，他很急迫地反驳着。房门突然被打开，有人开了灯。他眨眨眼坐了起来，瞥了一眼自己的手表。现在是五点四十五分。曼德尔正在跟他说话，几乎是叫喊着的。他想说些什么啊？说着贝特西桥……河警……昨天开始失踪……他彻底醒了。亚当·斯卡尔死了。 10 处子的陈词 曼德尔车技一流，但带有一点女学究般的拘泥，这让史迈利觉得好笑。韦布里奇路跟平常一样堵。曼德尔讨厌开车的人。人要是有了自己的车子，就会把谦逊与常识都遗留在车库里了。他不在乎对方是什么人——他见过紫袍主教在房舍林立的地方飙到时速七十哩，吓得行人不知所措。他喜欢史迈利的车子。他喜欢吹毛求疵保养车子的方式，喜欢车上明智的配置，像是后视镜以及倒车灯。这是一辆相当不错的小车子。 他喜欢那些照管物件的人，那些善始善终的人。他钟爱彻底性与精密性。不能偷工减料。就像是凶手。斯卡尔说什么来着？“他挺年轻的。但很冷漠——冷得跟搞慈善的一样。”他知道那种神态，斯卡尔也知道……停驻于年轻杀手眼中有完全否定意味的神情。不是野兽的那种神情，不是疯子野性的哂笑，而是来自精准效率的神态，这已经被尝试并证实过了。这是经历过战争之后的状态。在战争中见证过死亡后让自身变得老于世故；但在这个层面之上，远超于这个层面之上的，则是职业杀手内心中对霸权的笃信。没错，曼德尔在此前已经见识过：特立独行，浅色眸子，面无表情，女孩子为之心神摇荡的那号人，言而不笑。是的，他就是一个冷酷的人。 斯卡尔的死亡让曼德尔惊骇。他要史迈利保证，出院之后不要回到傍水街去。怎样都好，要是幸运的话，他们会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显然，斯卡尔的死证明了一件事：凶手还在英国，依然急于杀人灭口。“当我能下床的时候，”史迈利昨晚说过，“我们一定要再把他从洞里引出来。放一些奶酪。”曼德尔知道奶酪指的是谁：史迈利。当然，要是他们没有猜错对方动机的话，那就还有其他奶酪：芬南的妻子。事实上，曼德尔冷酷地想过，她没被干掉，这样说来她也就不会是什么好东西。他为自己感到惭愧，于是把思绪转到其他事情上。比如再一次想到史迈利。 古怪的小家伙，史迈利就是这么号人。这让曼德尔想起读书时一起踢足球的胖墩儿。跑不动，踢不准，跟蝙蝠一样睁眼瞎，却特别卖力，不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绝不满足。以前也常常打拳击。进场就乱甩膀子，门户大开；非让自己被打得半死，裁判调停了才肯罢休。但同样，这也是个聪明的家伙。 曼德尔停在路边咖啡馆旁，要了一杯茶和一个小圆面包，然后开车到韦布里奇。剧院建在通向大街的单行道上，没法停车。最后，他把车子停到火车站，再步行折回市镇。 剧院前门锁上了。曼德尔绕到了建筑物侧边的砖砌拱门下。一道绿色的门被撑开着。里面有推杆，上面用粉笔潦草地写着“后台入口”。没有门铃，一股淡淡的咖啡香从里面深绿色的走廊飘出。曼德尔迈进门口，沿着走廊往里走，到尽头处他看到了一座装有金属扶手的石梯，通向楼上另一道绿门。咖啡的气味愈发浓郁，然后他听到了声音。 “噢，乱说，亲爱的，真是呀。我说啊，要是美好的萨里那些文化秃鹫想要巴里46的戏上演三个月，那就由他们好了。要么是巴里的戏，要么是《鸠占鹊巢》演到第三年，而对我来说，巴里也不过是险胜。”——这是一名中年女性的声音。 一个语气充满抱怨的男声回应：“好吧，露都什么时候都可以演彼得·潘，对吧，露都？” “扯淡，扯淡。”第三个声音也是男的，这时候曼德尔打开了门。 他站在舞台的侧翼。在他左手边是一块厚硬纸板，约有一打按钮挂在上面的木嵌板上。一张镀金边嵌刺绣的洛可可式奇怪椅子摆在下面，为提词员和剧务总管准备着。 在舞台中央，两男一女坐在桶上抽烟、喝咖啡。从布设可知，这是船的甲板。一根挂有绳索与绳梯的桅杆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一架用硬纸板做的大型加农炮凄清地指向画有大海与天空的背景幕布。 曼德尔一出现在舞台上，谈话便突然中断了。有人低声说道：“亲爱的，鬼魂来赴宴了。”然后他们看着他，咯咯地笑了。 女人率先发话：“你是来找人吗，亲爱的？”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只是想问一下怎样才能成为剧院会员。就是入会。” “哎呀，没问题。太好了。”她站起来，脚步轻盈地向他走去。“真是太好了。”她用双手抓着他的左手，紧紧握着，同时往后退，最大程度地张开手臂。这是她作为女主人的姿势——就跟麦克白夫人款待邓肯那样。她把头歪到一边，少女那般微笑着，紧抓着他的手，引领他穿过舞台，走到另一侧。穿过一扇门，进了一个狭窄的办公室，里面乱七八糟的，随处可见旧节目单、海报、演员化妆用的油彩、假发以及廉价俗丽的水手服。 “你今年有看我们的童话剧吗？《金银岛》真是非常成功。你不觉得这里面蕴含的社会意义要比那些通俗的儿童故事多吗？” 曼德尔应道：“就是啊，没错。”其实对她说的一概不知。这时他看到一堆账单叠得整整齐齐的，用一个大钢夹夹着。最上面那张是给露都·奥利尔夫人的，已经拖欠四个月了。 透过眼镜，她敏锐地看着他。她个子小，肤色深，脖子上有皱纹，妆化得很浓。眼皮底下的皱纹虽被油彩填平，但效果并不持久。她穿着宽松的长裤与厚实的套衫，上面满是涂料。她不停地在抽烟。她的嘴很大，香烟叼在中间，正好在鼻子底下呈一条直线，她的嘴唇就是一条凸出来的曲线，下半张脸显得扭曲变形，令她乍一看就是一副脾气暴躁、毫无耐性的样子。曼德尔原本想着她很可能会精于世故，难以讨好。现在想到她连账单都还不清，那就可以让人松口气了。 “你确实是想当会员的，对吧？” “不是。” 她忽地就动怒了：“要是你也是他妈的什么零售商，那你可以滚了。我说过我会给钱，那这钱我就会给，别来烦我。要是你让人家以为老娘完蛋了，那老娘就完蛋给你看，到时亏钱的是你，不是我。” “我不是债主，奥利尔夫人。我上门是给你送钱来的。” 她等着听完。 “我是个离婚代理人。客户很有钱。我想要问你几个问题。我们会付你钱的。” “天呐，”她欣慰地说，“你一开始怎么不说？”他们都笑了起来。曼德尔数出5镑，放到账单上。 “言归正传，”曼德尔说，“会员名单你是怎么保管的？入会有什么好处？” “是这样的，我们每天中午十一点整都会在舞台上供应淡咖啡。在十一点到十一点四十分的排练空隙，会员可以跟演员待在一块儿。他们会掏腰包，这是当然的，但只有会员可以来。” “明白。” “可能你就对这部分感兴趣。上午的时候，我们似乎也就只能引来一些同性恋跟花痴。” “可能吧。还有什么别的吗？” “每两个星期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演出。会员可以在每一次演出的指定日子预约座位——比如每台新剧演出的第二个星期三。演出是从七点半开始的，我们会给会员预留位置到七点二十分。售票处的姑娘有座位安排表，卖出去的座位会勾掉。给会员预留的座位会标红，不到最后一刻都不会出售。” “我明白了。这就是说，要是你们哪个会员没去他的老地方坐，那在座位安排表上面是被划掉的。” “卖出去才会。” “那是。” “第一周之后，通常都不会满座。我们想一个星期演一出新剧，但想得到——呃——设备就不容易了。而事实上，要演两个星期又没有那么多观众。” “是，是，没错。那些旧的座位表你有留底吗？” “有时候吧，算账要用的。” “那1月3日星期二的有吗？” 她打开一个橱柜，取出一捆印好的座位表。“这是我们童话剧第三、第四个星期的。按惯例来的。” “嗯。” “你想找哪个人？”奥利尔夫人从桌上拿起一本记录本。 “小个子，金头发，年纪大概是四十二三岁。姓芬南，艾尔萨·芬南。” 奥利尔夫人翻开她的记录本。曼德尔则颇为厚颜无耻地越过她的肩膀看着。俱乐部会员的名字整整齐齐地写在左栏。页面最左边的红钩表示该会员已经缴纳了会费。页面的右侧则登记了当年固定的预留座。会员人数大约是八十个。 “这名字可想不起来了。她坐哪儿呢？” “不知道。” “噢，找到了。威利斯顿梅里代尔巷。梅里代尔！——我说嘛。看一下。正厅后排尽头的位置。很少人会挑这里，你觉得呢？座位号是R2。但谁也不知道1月3日那天她有没有来。我看这座位表应该是找不到了，虽然我什么东西都不扔。有些东西就是会突然人间蒸发，是吧？”她用余光看他，想知道那5镑能否顺利入账。“这样吧，我们去问问处子。”她站起来走到门边。“芬南……芬南……”她念叨着，“等会儿，我想起一些东西了。我看看这怎么回事。哦，我不会——就是——就是那个乐谱袋嘛。”她把门打开。“处子哪儿去了？”她问舞台上的某个人。 “谁知道啊。” “猪都比你有用。”奥利尔夫人又把门关上了。她对曼德尔说：“处子是我们这边的台柱。英伦玫瑰，本地律师那个一心想当演员的女儿，穿的都是莱尔长筒袜，一脸‘你管我啊’的表情。我们都讨厌她。她之所以时不时还能混个角色演演，也就是因为她老爸交足了银子。有时候事情多，晚上她就会来这边排座位——她，还有托尔夫人，托尔夫人不仅搞清洁，还能缝缝斗篷什么的。要是没什么事，托尔夫人就把所有的活儿都给揽了，处子就在舞台侧面没精打采地闲逛，希望女主角赶紧死掉。”她停了一下又说：“我非常肯定我记得‘芬南’这个姓。肯定记得。我看那婆娘跑哪儿去了。”她出去了几分钟，带回一个身材修长、长相姣好、金发绒绒、脸颊粉粉的女孩——看起来会擅长网球和游泳。 “这是伊丽莎白·皮基恩。她应该能帮上点儿忙。亲爱的，我们想找出芬南太太，她是会员来的。你以前是不是跟我提过她啊？” “噢，是啊，露都。”她肯定自认为声线甜美。她毫无生气地冲曼德尔笑笑，把头往一边歪，手指合拢起来。曼德尔扭过头对着她。 “你认识她？”奥利尔夫人问道。 “噢，是啊，露都。她肯定超爱音乐；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因为她总是带着乐谱袋。她瘦得厉害，而且很古怪。她是外国来的，对吧，露都？” “怎么古怪法？”曼德尔问。 “呃，这个嘛，她上次来的时候就为了旁边那座位大发雷霆，好吓人。那位置是留给会员的，但七点二十分已经过了很久了。我们刚刚开始演童话剧，几百万人都想抢个位置，所以我得把位置放出去。然后她就一直说那个人肯定会来的，因为他一向都是这样。” “那他有来吗？”曼德尔问。 “没有。我把位置放出去了。她肯定是气得不得了，因为第二幕结束的时候她就走了，连乐谱袋都没拿。” “她肯定那个人一定会出现，”曼德尔说，“那他跟芬南太太的关系是不是很好？” 露都·奥利尔给曼德尔使了个眼色。 “哦，天呐，我早就应该想到这个了，他是她先生，是不是？” 曼德尔看了她一会儿，然后笑了。“能不能给伊丽莎白弄张椅子啊？”他问道。 “噢，谢谢。”处子说着便坐到一张镀金旧椅子上，就跟舞台侧翼提词员坐的那种椅子一样。她把红润丰腴的手搭在膝盖上，身子前倾，笑容一直挂着，为自己成为焦点而兴高采烈。奥利尔夫人神情怨毒地看着她。 “你怎么会觉得他是她先生呢，伊丽莎白？”他的嗓音带着一种尖刻，这在之前未曾有过。 “呃，我知道他们不是一起来的，但我觉得既然他们的座位跟其他会员预留的位置是隔开的，那肯定是两夫妇啊。再说，他也带了乐谱袋呢。” “我明白了。那天晚上的事情你还记得什么，伊丽莎白？” “哦，真是记得很多，因为看到她离开的时候生那么大的气，我也很不开心。后来，那天晚上迟些时候，她打了个电话过来。我指的是芬南太太。她说了自己是谁，然后说自己走得早，乐谱袋忘拿了。她已经把票据弄丢了，慌得很。听起来她好像是在哭。我听到那边还有其他人的声音，之后她说会有人过来拿的，要是没有票据也可以的话。我说没问题，半小时之后那个男的就来了。他非常帅气，高高大大白白净净的。” “我晓得了，”曼德尔应道，“非常感谢你，伊丽莎白，你帮了很大的忙。” “噢，这没什么。”她站了起来。 “顺便问一句，”曼德尔说，“拿走她乐谱袋的那个男人——他不会就是剧院里头坐她身边的那个人吧？” “就是他。噢，不好意思，我之前就应该说了。” “你有跟他说过话吗？” “嗯，也就是‘你来了’之类的。” “他说话是什么口音？” “噢，外国口音，就像芬南太太那样——她是外国人，对吧？我觉得——她那些大惊小怪和紧张不安——都是因为外国人那脾性。” 她又冲曼德尔笑笑，等了一会儿，便像爱丽丝那样走了出去。 “臭婆娘。”奥利尔夫人看着合上的门说道。她的视线转到曼德尔身上：“我希望你这5镑花得有价值。” “我看，物有所值。”曼德尔应道。 11 不体面的俱乐部 曼德尔看到史迈利穿戴整齐地坐在扶手椅上，彼得·吉勒姆则在床上躺了个四仰八叉，手上随便地抓着一个淡绿色的文件夹。外面，天色黑漆漆的，阴森可怖。 “第三个凶手进屋了。”吉勒姆一见曼德尔进门便说。曼德尔坐在床尾，愉悦地向脸色苍白、神情沮丧的史迈利点点头。 “恭喜恭喜。见到你恢复健康我就开心了。” “谢了。我恐怕你要真看到我站起来，就不会这样恭喜我了。我跟病猫一样弱。” “他们什么时候放你走？”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肯让我出院——” “你没问？” “没有。” “好吧，你最好还是问问。我有消息要跟你说。我还没搞清楚，但我相信这还是有价值的。” “又来了，又来了，”吉勒姆说，“每个人都有消息告诉其他人。真是令人振奋。乔治一直在看我的家庭照片”——他稍稍扬了扬绿文件夹——“然后把所有老友都认了出来。” 曼德尔听得摸不着北，就没去理会。史迈利插话了：“明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再跟你说。明早我就出院，不管他们怎么说。我觉得我们已经找到了凶手，还发现不少东西。现在呢，还是听听你挖到的消息吧。”他的眼神里没有成功的喜悦。只有忧虑。 史迈利所属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并不被那些装点《名人录》的名流青睐。其创始者是离弃了小卡尔顿俱乐部的年轻人斯蒂德-阿斯普雷，他曾在一名南非主教的审讯中因为亵渎神明而被内政大臣驱逐。他说服之前在牛津时的房东离开她在霍里威尔的安静房子，到曼彻斯特广场接管两个房间和一个地下室，这是一名富有的亲戚交由他任意处置的。那里一度有40名会员，每个人一年支付50几尼47。后来剩下31个人。那里没有女人，没有规矩，没有内政大臣，没有主教。你可以带着三明治去买一瓶啤酒，你也可以只带着三明治，什么都不买。只要你还算清醒，而且只管自己的事，那就没人会在意你穿什么，说什么，或者把谁带在身边。斯特基恩夫人不再在吧台打下手，或者帮人把排骨端到地下室的火炉前，而是舒舒服服地负责两名边防军团退休中士的起居生活。 大部分会员自然都跟身处牛津的史迈利年纪相仿。这个俱乐部向来只为一代人提供服务，这样它便会跟会员一同步入暮年，走向死亡。战争把贾比迪和其他人的性命夺走，但没有任何人提议招揽新成员。此外，这个场地如今已经归他们所有，斯特基恩夫人的晚年也已经被安顿好，而俱乐部本身也不负有任何债务。 那是星期六的一个晚上，那里一共只有六个人在。史迈利已经给大家点了餐，桌子已在地下室摆好，明亮的煤火正在砖炉里烧着。没有别的人同桌，他们吃的是沙朗牛排和红酒；外面的雨下个不停。对他们三人而言，那天晚上整个世界一派安宁，令人愉悦，尽管让他们齐聚一堂的是一件怪异的事情。 “为了让我即将跟你们说的故事听起来有意义，”到头来还是史迈利先开的口，这番言辞主要是对曼德尔说的，“我得先把自己的整个经历跟你们讲讲。我是个情报官，这你们都知道——我从一开始就加入了间谍机构，早在卷入白厅强权政治之前。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人手紧缺，工资微薄。在南非和中欧经过常规训练和试用之后，我接了一份在德国大学讲课的活儿，暗中观察哪些德国年轻人具备特工潜质。”他停了会儿，笑着对曼德尔说：“不好意思，行话扯多了。”曼德尔一本正经地点点头，史迈利又继续下去。曼德尔知道他比较爱炫耀，控制不了。 “没过多久大战就开始了，那段时间在德国真是糟糕透顶，让人受不了，简直要疯掉。神经错乱的话才会去跟人接触。我惟一的选择就是尽可能隐姓埋名，在政治上和社交上都低调行事，推举候选人，让别人去招募。我想趁学生旅游的时机，带几个人到英国去待上一阵儿。我表过态，当我过来的时候，我不会跟军情局有任何联系，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在那个时候，德国反情报局的效率有多高。我不知道谁被接见过，当然，这样是再好不过的。我的意思是，说不定我会被曝光。 “我的故事实际上要从1938年说起。夏天的一个晚上，就我自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那天天气很不错，很温暖，很平静。那时我们可能还从没听说过法西斯主义。我穿着长袖衬衫，坐在靠窗的桌子前做事，但不是很用心，因为那个夜晚实在是太美妙了。” 他停了下来，不知为何有些难为情，于是就摆弄了下红葡萄酒。他的脸颊泛出两坨红晕。虽然他只喝了一点酒，却感到有点醉醺醺的。 “继续说吧，”他感觉自己有点胡闹，“对不起，我有点不会说话了……总之，我就坐在那里，一个年轻学生敲过门就进来了。其实也就十九岁，但看起来还要年轻些。他名叫戴尔特·弗雷。他是我的一个学生，头脑聪明，外貌出众。”史迈利又停了下来，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也许这是他的心病，他的弱点，所以才在旧事重提时感到如此历历在目。 “戴尔特长得很帅，额头高高的，一头浓密的黑发乱蓬蓬的。他的下半身是畸形的，我看是因为小儿麻痹症。他拄着拐杖，走路的时候身子就重重地撑在上面。他在那所规模不大的大学里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传奇人物，那些人觉得他很有拜伦的风范。事实上，我从来没觉得他有多传奇。德国人对寻找天才少年很热衷，你们也知道，从赫尔德48到施特凡·格奥尔格49——有些人把他们从小就奉为名人。但你没法去膜拜戴尔特。他有一种很强烈的独立性，自身带有一种能把最有决心的人吓跑的冷酷。戴尔特的防御心理很强，这不仅是因为身体的残缺，更因为自己的种族，他是犹太人。到底他是怎么在学校里保持地位的，我不得而知。很可能他们并不知道他是个犹太人——他那帅气的模样可能很像南方人，我猜跟意大利人那样，但我还是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在我看来，他显而易见就是犹太人。 “戴尔特是个社会主义者。即便在那些日子里，他对自己的见解也是毫无遮挡的。我曾经考虑过把他招进来，但是招一个显然会被关进集中营的人，花工夫折腾起来也是白搭。再说，他太反复无常，太冲动行事，太引人注目，太自命不凡了。他在学校里是所有社团的头儿——辩论社，政治社，诗歌社等等。在所有的运动协会里，他也都有一个名誉职位。在大学这个新生必须通过喝酒来证明男子气概的地方，他也有胆量滴酒不沾。 “这就是戴尔特：高个子，帅小伙，威风凛凛的瘸子，同龄人的偶像；一个犹太人。这就是那个炎热的夏天夜晚来找我的人。 “我请他坐下，给他酒，他不要。我去煮咖啡，我想是这样的，就在一个小煤气炉上煮的。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的是我上次讲的济慈。我抱怨应用在英国诗歌上的德国批评方法，这引发了我们的一些讨论——跟往常一样——关于纳粹对‘颓废’的艺术阐释。戴尔特故意把旧事全部拎出来讲，然后慢慢变得直言不讳，从对现代德国的谴责讲到纳粹主义自身。我自然地保持着警惕——我觉得比起现在，当时我还不那么像个傻子。到最后，他直截了当地问我对纳粹的看法。我也直白地说，我不想批评自己的东道国，至少，我不觉得政治有什么乐趣。对他的回应，我一直忘不了。他非常愤怒，跺着双脚，用德语冲我大吼：‘我们不是在谈什么乐趣！’”史迈利突然停下来，看着桌子对面的吉勒姆：“不好意思啊，彼得，我实在太啰嗦了。” “哪里的话，老伙计。你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讲故事。”曼德尔咕哝一声，表示同意；他坐在那里，双手颇为僵直地放在桌子上。房间里没别的光源，只有炉火的亮光，把他们的影子高高地投射到身后的毛坯墙上。酒瓶已经空了三分之一；史迈利给自己斟了一点，然后递过去。 “他对我大发雷霆。他简直无法理解我能够用一套独立的批评标准去评论艺术，却对政治如此麻木，我怎么能在战火蔓延三分之一个欧洲的时候还忙着嚷嚷艺术自由。难道当代文明就要毁于一旦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吗？十八世纪有什么了不起的，还能让我把二十世纪给扔到一边去？他之所以来找我，是因为他喜欢我的研讨班，而且觉得我是个开明的人，结果他发现我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恶劣。 “我让他走了。除了这样，我还能做什么？不管怎么样，在理论上，他也是信不过的——一个在校的叛逆犹太人过得自由自在，实在不可思议。但我一直盯着他。那个学期很快就要结束了，然后就是一个长假。在三天之后的期末辩论上，他特别口无遮拦。他真是吓到人了，然后大家都不说话，心里慌慌的。那个学期结束时，戴尔特走了，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连道别都没有。我没想过还会再见到他。 “那大概是六个月之后的事。我到德累斯顿50附近看朋友，那是戴尔特的家乡，我提前半小时到了车站。与其在月台逛来逛去，还不如出去散个步。车站几百米外，有一栋相当阴森的十七世纪高楼。楼前有一个小小的院子，竖着高高的铁栏杆，还有一道熟铁造的门。显然，这里被改成了一个临时监狱；一群被剃光头发的囚犯，有男有女，就在院子里绕着四周舒活筋骨。两个守卫拿着冲锋枪站在中央。我盯着那边看的时候，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比其他人都要高，走路一拐一拐的，努力跟上别人的节奏。那就是戴尔特。他们已经把他的拐杖拿走了。 “事后我想了想，显然我意识到盖世太保是不会逮捕学校里当红的学生的。我忘了自己还要坐车，折回城镇，在电话簿里找他父母的地址。我知道他父亲以前是当医生的，要找到并不难。我去了他家，只有他母亲在。他父亲已经死在集中营了。她不是很想谈论戴尔特，表现得好像他并没有去犹太人监狱，而是去了普通的那种，仅仅在表面上说是‘修整时期’。她觉得儿子三个月就能放回来了。我假装给他留了个口信，说他还有几本书在我那里，要是他能给我打个电话，我会很乐意还他的。 “1939年那些事恐怕是把我给打败了，因为我相信自己没再多想过戴尔特。没过多久，当我从德累斯顿回来后，军情局让我回英国。我收拾好行李，两天之内便回到伦敦，发现这里陷入了骚乱。我领了一个新任务，需要做好充分准备，还要做简单报告以及新人培训。我准备立马动身去欧洲，起用德国那些没有实战经验的情报员，招募他们本来就是为了应付这种紧急事件的。我开始记熟那十来个名字和地址。你可以想像当我发现戴尔特·弗雷榜上有名时的反应。 “我查看他的档案，发现他几乎是毛遂自荐的，直接闯到德累斯顿的领事馆，质问为什么没有人去制止对犹太人的迫害，连举手之劳都不愿意。”史迈利说到这便自己笑了起来，“戴尔特很能让其他人听他的话去做事。”他迅速地瞥了一眼曼德尔和吉勒姆。他们两人都把视线牢牢锁在他身上。 “我想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怄气。那男孩就在我眼前，但我就是没觉得他是合适人选——德累斯顿那家伙想打什么小算盘啊？然后我就被告诫说这个喜欢煽风点火的家伙得由我来负责，他那冲动的性子可真会让我跟其他人赔上性命。尽管我的样貌跟掩护身份都有一点点改变，但我显然应该以学校里那个普通的乔治·史迈利的身份跟他打个招呼，这样他就会把我捧到天上去了。这个开头糟糕透顶，我半下决心，搭建社交网络时把戴尔特排除在外。在这件事上我判断错了。他是个出色的特工。 “他仍是不遮不掩地夸夸其谈，却很有技巧地化用为一种虚实结合的诈骗术。因为残疾，特务机构没有让他进去，但是他自己在铁路部门找到了一份文职工作。不用多久，他就排除万难，坐上了一个有实权的位置，截获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比如部队派遣和军火运输的目的地和时间等方面的详情。自此之后，他就能汇报投弹的成效了，还能精确查明关键目标。他是个非常厉害的指挥员，我觉得正是这个专长救了他。他在铁道部门做得很好，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从早到晚都忙个不停，几乎没有任何污点。因为表现杰出，他们甚至给他颁发了市民勋章，我看，盖世太保是因为这个，而很识时务地把他的档案扔掉了。 “戴尔特有一套跟浮士德看法一样的理论。自己一个人闷着头想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把想法有效地付诸实践才行。他经常说人类最大的错误就是区分灵与肉：如果规定没有被践行，那么它就不存在。他老是引用克莱斯特51的话：‘假如所有眼珠子都是用绿玻璃做的，又假如所有看似白色的东西其实都是绿色的，那么谁更聪明一些呢？’诸如此类的话。 “就像我说的那样，戴尔特是一个出色的情报员。他甚至能做到在适宜飞行的晚上为轰炸机安排运送特定物资这一步。他有自己的办法——那种能够胜任情报工作的天赋。想像这种局面还能延续下去似乎是很荒唐的，我们投弹的范围总是非常广，要是把这些工作全都交托给一个有二心的人，那是很幼稚的——更不用说戴尔特这种人还挂着藏不住话的臭名声。 “需要我去跟他打交道的那部分工作挺简单的。戴尔特跟以前一样需要到处跑——他有一份特殊的护照可以畅通无阻。跟其他情报员相比，我们的通讯就是儿戏。我们会时不时地碰个面，在咖啡馆里说上几句，或者他会开公家的车来接我，载我沿着主干道开上六七十哩，装成送我一程的样子。但更多的是，我们乘坐同一列车，然后在过道里交换公文包，或者到剧院存包，然后交换存包处的票据。他很少会给我传递命令的原始文件，而只给复写版。他会让秘书做很多事——他会叫秘书专门做好收集工作，好让他每隔三个月便能在午饭时间把文件都倒进公文包，以作‘销毁’。 “好了，到1943年，我被召回来。我猜那个时候我做生意的掩护身份不太行了，而且我也已经变得有点过气了。”说到这里，他从吉勒姆的盒子里取了一根香烟。 “但不要把戴尔特给忘了，”他说，“他是我最好的情报员，但不是惟一的一个。我自己有非常多令人头痛的事情——跟其他事相比，管他还是很轻松愉快的。战争结束之后，我从继任者身上打探戴尔特以及其他人的遭遇。他们有些人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重新安定下来，有些人就慢慢回到破败的家乡。根据我的推测，戴尔特拿不定主意。俄国人还待在德累斯顿，毫无疑问，他放心不下。最后他还是回去了——他真是只能走这一步了，因为他母亲的原因。无论如何，他讨厌美国人。而且，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后来我听说他在那边开始干出一番事业来。战争年代所积累的行政经验让他在新德国找到了一份政府工作。我认为他反叛的名声以及他的家庭遭受的苦难给他扫清了障碍。他肯定干得挺出色的。” “为什么？”曼德尔问。 “直到一个月前，他才来这边管理钢铁代表团。” “还不止，”吉勒姆快言快语道，“事情还没全部浮上水面，曼德尔，今天上午省得你又到韦布里奇走一趟，我直接去找了伊丽莎白·皮基恩。这是乔治的主意。”他转向史迈利：“她有几分像莫比·迪克52，对吧——食人大白鲸。” “然后呢？”曼德尔问。 “我给她看了那个名叫蒙特的年轻外交官的照片，就是在这边收拾残局那个。伊丽莎白一眼就认出这个帅哥就是拿走艾尔萨·芬南乐谱袋的人。有意思吧？” “但是——”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这个聪明的年轻人。你想知道乔治是不是也认出他了。没错，乔治是认出来了。这跟想把他引到傍水街家里的人是同一个。难道他就不会到别的地方去吗？” 曼德尔开车回米特查姆。史迈利累得要死。雨又开始下了，天气很冷。史迈利把他的厚外套拢得紧紧的，不顾疲倦，安静愉悦地看着沿途伦敦的繁忙夜景。他一向都很喜欢旅行。即便是现在，要是他还能选择的话，他也会坐火车穿越法国，而不是坐飞机。他还可以应和横跨欧洲的夜间行程中那些神奇的噪声、出奇刺耳的报鸣声以及让他从英国梦境中忽然醒来的法国嗓音。安恩以前也挺爱这一切的，他们曾经两度在陆路交通中共享这些不舒服的旅程带来的暧昧欢乐。 他们一回到住处，史迈利便直接躺到床上，曼德尔则去泡茶。泡完后他们就在史迈利的房间里喝。 “我们现在怎么做？”曼德尔问。 “我觉得明天还是得去一趟威利斯顿。” “你应该在床上休息一天。你到那里去干什么？” “去见艾尔萨·芬南。” “你一个人去可不安全。最好还是让我跟着去。到时你去跟她聊，我就待在车里。她是个犹太人，没错吧？” 史迈利点点头。 “我爸也是犹太人。他可从来都没有这么大惊小怪庸人自扰。” 12 出卖的梦想 她打开门，站在那里安静地看了他一会儿。 “你可以提前跟我说声你要来。”她说道。 “我觉得不说的话安全点。” 她又安静了下来。后来她开口了：“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看来这句话让她考虑了好久。 “我可以进来吗？”史迈利说。“我们时间不多。” 她一脸老态与倦容，可能精神还没恢复。她把他带到会客厅，用一种类似屈从的姿势指着椅子。 史迈利给她香烟，自己也拿了一根。她站在窗户边。当他观察着她那急促的呼吸以及发热的眼睛时，他意识到她几乎已经丧失自卫的能力了。 他说话时，嗓音是温柔而忍让的。在艾尔萨·芬南看来，这肯定是她期盼的声音，无法抗拒，饱含力量、慰藉、怜悯以及安全感。她慢慢离开了窗子，那只按在窗台上的右手有气无力地移开，顺从地垂在身侧。她坐在他对面，百分百信任地看着他，眼神犹如爱人一般。 “这段时间你肯定孤独得很，”他说，“谁也没办法长时间忍受这种感觉。这是需要勇气的，自己一个人勇敢起来并不容易。其他人根本就不能理解，对吧？他们从来都不知道这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撒谎骗人的肮脏把戏，同常人隔绝开来什么的。他们觉得你用他们那种燃料就可以跑起来——只需要挥挥大旗，听听音乐就是了。但你孤身一人的时候，需要的是一种不同的燃料，对吧？你不得不去憎恨，一直这么恨着也是需要力气的。而当你不是其中一分子的时候，你必须去爱的又那么遥远，那么模糊。”他停顿了一下。不用多久，他想，不用多久你就会垮掉的。他急切地祈求她能够接纳他，接受他的安抚。他的视线停留在她身上。很快她就会崩溃的。 “我说了，我们时间不多。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 她双手合拢在大腿上，然后垂下眼睛看它们。他看到她黄头发的深色根部，想知道究竟为什么她会染发。她没有表现出任何听见他问题的征兆。 “一个月前的那天早上我离开你之后，开车回了伦敦。有个人想杀我。那晚他差点就成功了——他打了我的头三四次，我刚从医院出来。在这件事上我还是走运的。之后就轮到租车给他的那个人，河警前不久才把尸体从泰晤士河里捞上来。没有任何暴力痕迹——他满肚子都是威士忌。他们搞不明白——好多年来他都没在河边出现过。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应付一个厉害角色了，对吧？一个职业杀手。看起来他似乎要摆平所有能把他跟塞缪尔·芬南联系在一起的人。当然，这就包括塞缪尔的老婆你了。再之后就是剧院那个年轻的金发女孩了……” “你这是在扯些什么呀？”她低声说。“你想跟我说什么？” 史迈利突然很想伤害她，想击垮她最后一点意志，把她当作敌人一样除掉。这么长一段时间里，当他无助地躺在床上时，她就一直在脑子里萦绕不散，如同一个谜团、一股力量。 “你以为你们两个是在玩什么游戏啊？你以为你们可以跟他们一样随便摆弄他们那股势力，给一点又留一手的？你以为你们有本事阻止这件事吗——就通过控制你给予他们的那点力量？你在做哪门子与世隔绝的春秋大梦啊，芬南太太？” 她用手捂住脸，他看到泪水从指缝间落下。她的身子因为强烈的啜泣而颤动，而她的话只能说是缓缓地被挤出来。 “没有，没有什么梦想。我什么梦想都没有，只有他。他倒是有一个梦想，是的……一个大梦想。”她无能为力地继续哭泣，史迈利感到一半欢欣一半羞愧，坐等她再次启齿。突然，她抬起头看他，眼泪仍旧滚落在脸颊上。“看着我，”她说，“他们给我留下什么梦想？我梦想有一头金发，他们就把我的头发给剃了；我梦想有一个好身体，他们就把我给饿坏。我已经见识过人到底是些什么货色，我怎么还能相信人的规矩？我跟他说，噢，我跟他说了一千遍：‘除非没有法律法规，没有完备理论，没有审判评断，人与人之间才可能会去爱，但只要给他们一个理论，让他们想出一个口号，那这游戏就又要开始了。’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我们谈了整整一晚上。但是，那个小男孩一定有自己的梦想，而要是有一个新世界等着建立，塞缪尔·芬南就肯定会去建的。我跟他说：‘听我说，他们已经给了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家庭，钱财，还有信任。你为什么还要对他们做这种事情呢？’然后他回答我：‘我是为他们做的。我就是外科医生，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他就是个孩子，史迈利先生，他们把他弄得跟个孩子一样。” 他不敢说话，不敢对这测试提交任何答案。 “五年前他认识了那个戴尔特。在加米施附近的一个滑雪棚。弗雷提格53后来跟我们说，戴尔特就是那样策划的——不管这么说，戴尔特因为他脚的问题，没办法滑雪。那时候什么都不是真的，弗雷提格也不是真名。芬南给他取了弗雷提格这个名字，就跟《鲁宾逊漂流记》里的忠实仆人一样。戴尔特觉得这挺有意思的，随后我们就不称他为戴尔特，而是叫他们鲁宾逊先生和弗雷提格了。”她突然停了下来，淡淡微笑着看他：“不好意思，我说得不是很连贯。” “我能听明白。”史迈利应道。 “那个女孩——你之前说那女孩什么来着？” “她还活着。别担心，继续吧。” “芬南喜欢你，这你是知道的。弗雷提格想杀你……为什么？” “我想，是因为我折回来，问了你关于八点半那个电话的事情。你跟弗雷提格说了，对吧？” “哦，天呐。”她的手指压在嘴上。 “你给他打了电话，是吧？我一走你就打了？” “是的，是的。我当时心里害怕。我想警告他离开，他，还有戴尔特，都走得远远的，再也不要回来，因为我知道你迟早会发现的。为什么他们一直都要烦着我呢？他们怕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没有什么梦想，我一心想要的就是塞缪尔，想要他平平安安地让我去爱，让我去照顾。他们就只能抓住这个。” 史迈利感觉头一阵阵地抽痛。“所以你就立马给他打电话了，”他说，“你先是拨了报春花号码，然后发现接不通。” “是，”她茫然地应道，“是的，没错。但这两个都是报春花号码。” “那你拨了另一个号码，后备的……” 她又溜到了窗边，瞬间变得精疲力竭、柔弱无比；她这会儿看起来要开心点了——在某种程度上，这场风暴能让她沉思并感觉满足。 “是啊。弗雷提格很擅长制定后备计划。” “另一个号码是多少？”史迈利穷追不舍。当她透过窗户凝视外面昏暗的花园时，他焦虑地盯着她。 “你为什么要知道呢？” 他走到窗边，站在她身旁，看着她的侧脸。他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而充满力度。 “我说了，那女孩没事儿。你跟我也都还活着。但别想着好景能长久。” 她转身面对他，眼里满是惊惧。看了他一会儿后，她点了点头。史迈利牵着她的手臂，引她坐到椅子上。他理应给她泡一杯热饮什么的。她机械地坐了下去，几乎怀有一种疯狂到来前的冷漠。 “另外一个号码是9747。” “有没有什么地址——你有地址吗？” “没有，没有地址。只有电话号码。电话号码的花招。没有地址。”她絮絮叨叨地重复着，不自然地作着强调，使得史迈利一脸狐疑地看着她。忽然间一个想法冒了出来——一段关于戴尔特沟通方式的记忆。 “芬南去世那天，弗雷提格没有跟你碰头吧？他没有去剧院吧？” “没有。” “那是他第一次爽约，对吧？你慌了神，然后就早早离开了。” “不是……是，是，我慌了神。” “错，你没有！你之所以早走，是因为你必须这样，计划就是这么安排的。为什么你要早早离场？为什么？” 她用手遮住自己的脸。 “你头脑还是不正常吗？”史迈利吼道。“你仍然觉得你能够控制自己做的这些事吗？弗雷提格会杀了你的，会杀了那个女孩，杀，杀，杀。你想保护谁，一个小女孩还是一个凶手？” 她只是在哭，没有说话。史迈利蹲在她旁边，仍在大声喊着。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会提早离场。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那是为了赶那晚韦布里奇的最后一趟发件。他没有来，你没有办法交换存包处的票据，所以你就根据指令，把你的票寄给他，而你已经有一个地址了，没有白纸黑字地写着，却记在脑子里了，忘也忘不掉。‘要是遇到什么紧急关头，要是我来不了，就寄到这个地址’，他是不是这样跟你说的？这个地址不能用，也不能说出来，这个地址要时刻忽略，但又不能忘掉。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给我说！” 她站起来，把头转到一边，走到书桌前，找了一张纸和一支铅笔。泪珠仍在她的脸颊上滚动。用痛苦难耐的缓慢速度，她写下了那个地址，她的手颤抖着，几乎每写完一个字都要停下来。 他从她那里接过这张纸，仔细地对半折好，放到了钱包里。 她看起来就像一个从大海里获救的小孩。她坐在沙发边沿，用虚弱的手牢牢抓住杯子对着自己。她瘦削的肩膀向前耸着，脚与膝盖并得紧紧的。史迈利看着她，感觉自己打碎了某些不该碰的易碎品。他觉得自己龌龊可憎，盛气凌人，即刻送上一杯茶也无法弥补自己粗鄙行径造成的伤害。 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过了一会儿，她说：“他喜欢你，你知道的。他真的很喜欢你……他说你是一个聪明的家伙。这挺让我吃惊的，萨缪尔也会称赞其他人聪明。”她缓缓地摇了摇头。或许正是这个反应让她笑了：“他以前经常说，世界上有两股势力，积极的跟消极的。‘那我应该怎么做？’他会这样问我。‘就因为他们给了我面包，就能容忍他们毁掉他们的收成吗？创造，进步，力量，人类的全部未来就在他们门边；难道我应该把它们拦在外头吗？’然后我就跟他说：‘但是，塞缪尔，没有这些东西的话，说不定人们会开开心心的。’但你知道，他不是这样看待人的。 “可是我没办法阻止他。你知道芬南最古怪的是什么吗？就为了那些思想跟言论，他老早之前就已经对自己要做的事情下定决心了。除此之外他就只有诗歌。他并不善于做好协调，我以前就是这么跟他讲的……” “……但你还是帮了他。”史迈利说道。 “是，我帮了他。他需要帮助，所以我就帮了他。他就是我的生命。” “我明白。” “那是一个错误。他就是一个小男孩。他就跟小孩一样爱忘事儿，而且很自负。铁下心要做，那他就会急着去做。他想的跟你不一样，跟我也不一样。他根本就不会那样去想。那是他的工作，仅此而已。 “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有天晚上他把一份电报草稿带回家给我看。他说：‘我觉得戴尔特应该看看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我一开始还不能相信——我意思是，他竟然是个间谍。就因为他是，对吧？然后慢慢地，我也弄懂了。他们开始要求一些特别的东西。我从弗雷提格那里带回来的乐谱袋里开始有命令了，有时候还有钱。我跟他说：‘你看看他们给你送了些什么——这些是你想要的吗？’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那些钱。后来，很多时候我们都把钱散了出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年冬天，当我跟戴尔特说起的时候，他非常生气。” “哪一年的冬天？”史迈利问道。 “跟戴尔特认识的第二年冬天——1956年在米兰。我们第一次见他是在1955年1月。那就是事情开始的时间。有件事我是不是应该跟你说说？匈牙利在塞缪尔看来，没有什么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我知道那时候戴尔特怕他，这是弗雷提格说的。那年11月芬南让我带些东西到韦布里奇时，我几乎都要疯掉了。我冲他吼：‘你没看出来这是一样的吗？一样的枪，一样死在大街上的小孩？只有梦想变了，那些血还是一样的颜色。那就是你想要的吗？’我问他：‘你也会为德国人做这些勾当？要是过那些鬼日子的是我，你会让他们这样对我吗？’但他只是说：‘不会的，艾尔萨，这不同。’然后我就继续拿那些乐谱袋去剧院。你能理解吗？” “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我想也许我能够理解吧。” “他就是我拥有的一切。他就是我的命。我想保护我自己。然后慢慢地，我也成了当中的一分子，后来，想停止也已经为时太晚了……之后的事情你也知道了。”她低声说道：“有些时候我心情还是挺好的，就是当这个世界似乎在为塞缪尔做的事情鼓掌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新德国不是什么好东西。以前那些家伙又回来了，就像小时候那样让我们害怕。那些可怕的膨胀的骄傲回来了，你甚至能从报纸上的照片里看到，他们随着古老的节奏向前进军。芬南也感受到了，但谢天谢地他还没有看到我看到的那些。 “当时我们在德累斯顿外面的集中营，以前我们就待在那里。我爸瘫痪了。他最挂念的就是香烟，而我就用集中营垃圾堆里头能找到的东西给他卷烟——也就是装个样子。有一天，一个守卫看到他抽烟就笑了。其他人过来后，也笑了。我爸用失去知觉的手夹着烟，烟正在烧他的指头。他不知道。 “没错，当他们把枪、钱还有制服又给了德国人，有那么些时候——也就是短短的一段时间——我对塞缪尔做的事情还是挺满意的。我们是犹太人，你知道的，所以……” “是，我知道，我理解。”史迈利应道。“我也见识过，见识过一点点。” “戴尔特说你见过。” “戴尔特这样说的？” “是。对弗雷提格。他跟弗雷提格说你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在战争之前你还蒙骗过戴尔特，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才知道真相，这是弗雷提格说的。他说你是他见过的最厉害的人。” “弗雷提格什么时候跟你说这些的？” 她看了他好久。他从来没有见过哪张脸上会有如此绝望的悲痛。他想起之前她跟他说过的一句话：“从我那些不幸中生出的孩子已经死了。”现在他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而后来她开始说话的时候，他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这层意味： “为什么问，这不明摆着的吗？就是他杀死塞缪尔的那天晚上啊。 “那真是天大的一个笑话，史迈利先生。就在塞缪尔能给他们做那么多事的时候——不是东一枪西一炮的，而是一直都有情报——有那么多的乐谱袋——就在这么一个时候，他们自身的恐惧把他们给毁掉了，使他们变成了畜生，使他们摧毁了亲手打造出来的东西。 “塞缪尔经常说：‘他们会赢的，因为他们知道，其他人会灭亡，而他们不会；为梦想而奋斗的人会一直干下去’——这就是他说的。但我知道他们的梦想是什么，我知道那会把我们都给毁掉。还有什么没被毁掉的？连老天爷的梦想都给毁掉了。” “当时看到我跟芬南在公园的就是戴尔特了？” “是。” “然后他以为——” “没错。以为塞缪尔已经背叛他了。于是叫弗雷提格把塞缪尔给杀了。” “那匿名信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是谁写的。那个人是认识塞缪尔的，我猜，那个人是监视他并且熟悉他的，就在办公室里。或者是从牛津来的，是党内人士。我不知道。塞缪尔也不知道。” “但自杀遗书是——” 她看着他，脸上叠起皱纹。她几乎又要哭起来了。她垂下头说：“是我写的。弗雷提格把纸带过来，然后我写。签名之前就在上面。塞缪尔的签名。” 史迈利朝她走去，在沙发上挨着她坐下，然后拉住她的手。她突然恼怒地转过脸，冲他大吼大骂起来：“把你的手拿开！你以为就因为我不属于他们，我就是你这边的人了？走开！去把弗雷提格和戴尔特杀了，让这个游戏继续下去，史迈利先生。但不要以为我就站在你这边了，听见没有？因为我这个犹太人还活着，就在这片死亡之地上，就在你那些玩具兵的战场上。你可以踢我，可以践踏我，但不要，不要碰我，不要跟我说你很抱歉，你听到了吧？现在出去！去杀了他们。” 她坐在那里，似乎是因为身体发冷而颤抖着。他走到门边时，回头望了望。她的眼睛里没有一滴泪水。 曼德尔还在车上等着他。 13 塞缪尔·芬南的不称职 他们在午饭时间到达米特查姆。彼得·吉勒姆正耐心地在车子里等候他们。 “孩子们，有什么消息啊？” 史迈利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纸递给他。“这是一个应急号码——报春花9747。你最好还是去查一下，但我对这个也不抱什么希望。” 彼得消失在门厅那边，开始打电话。曼德尔在厨房里埋头苦干，十分钟之后他出来了，托盘上放着啤酒、面包和奶酪。吉勒姆回来坐下，什么也没有说。他看上去忧心忡忡。“哎，”终于他开口了，“她说了些什么呀，乔治？” 当史迈利讲完上午的拜访时，曼德尔已经把餐具都收拾好了。 “我明白了，”吉勒姆说，“这情况很让人担心啊。是这样的，乔治，我今天得把这些写到报告上，而且我得立马去见麦斯顿。抓死间谍真是个没劲的游戏——还会引发很多让人不高兴的事儿。” “他在外交部能接触到什么？”史迈利问。 “最近还是能接触挺多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觉得应该审一下他，像你知道的那样。” “主要是哪一类的？” “我还不清楚。几个月之前，他还在负责亚洲那边的事情，但他到新岗位之后就不同了。” “管美国那边的，我貌似还记得一点。”史迈利说道。“彼得？” “说。” “彼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这么着急要把芬南杀掉？我意思是，假设他之前确实背叛过他们，如他们所想，那为什么要杀了他呢？这样他们什么好处也捞不到啊。” “捞不到；是的，我觉得他们捞不到。这确实要好好琢磨下才行，来想想——或者说，是不是有这可能？假设麦克林或法克斯背叛过他们，我想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假如他们有理由担心连锁反应——不止在这里，还有美国——全世界范围内的连锁反应呢？难道他们不会杀了他去阻止这发生吗？好多东西我们压根儿就搞不清楚。” “就像是八点半的那通电话？”史迈利问。 “对。你就留在这儿，等我电话，可以吧？麦斯顿一定想见你的。等我把这好消息告诉他们，他们就会高兴地跑到走道上去的。我到时应该摆出一个特别微笑，专门在讲惨痛消息时用的那种。” 曼德尔送他出去，然后回到会客厅。“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跷起腿休息，”他说，“你看起来真是糟糕透顶，真的。” 不知道蒙特在不在这里，史迈利想，这时他正穿着背心躺在床上，双手垫在后脑勺下面。要是他不在，我们就完了。要是这样，决定如何处置艾尔萨·芬南的人就是麦斯顿了，而就我看来，他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 要是蒙特在这里，那么有三种可能：A.因为戴尔特要求他留在这里，观察形势是否明朗；B.因为他臭名昭著，不敢回去；C.因为他还有任务在身。 A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冒不必要的风险并非戴尔特的一贯做法。不管怎样，这都是个不太可能发生的设想。 B未必会发生，因为蒙特可能害怕戴尔特，这样就可以假定他也害怕在这里落得个谋杀指控。他最明智的选择应该是到另一个国家去。 C是最可能的。要是我身在戴尔特的处境，我就会非常担心艾尔萨·芬南。姓皮基恩的女孩倒不重要——没有艾尔萨外泄信息，她就构不成严重危害。她不是什么同谋，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定原因会令她特别记住艾尔萨在剧院的朋友。不，艾尔萨才是真正的威胁。 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可能，对此史迈利没多大把握：戴尔特通过蒙特来控制这边的情报员。从整体上看，他有忽视这个想法的打算，但毫无疑问彼得也会想到这点的。 不对……还是说不通——这还没把事情理顺。他决定从头开始。 我们知道什么？他一坐起来找铅笔和纸，头就开始作痛。他执着地下床，从夹克衫的内袋里取出一支铅笔。他的手提箱里还有书写纸。他返回床上，把枕头调整到让自己满意的样子，从桌上的瓶子里拿了四片阿司匹林，整个人倚靠在枕头上，短短的腿就在面前伸展开去。他开始写了。他首先颇有学者风范地把标题工整地写下来，并在下面划了条线。 “我们知道什么？” 然后他开始尽可能客观冷静地一步步描述这件事情发展至今的来龙去脉。 “1月2日，星期一，戴尔特·弗雷看见我跟他的情报员在公园说话，然后推断出……”是的，戴尔特推断出什么呢？推断出芬南已经供认，或者正要供认？推断出芬南是我的情报员？“……然后推断出芬南有危险性，原委尚且不明。第二天晚上，当月第一个星期二，艾尔萨·芬南按照约定的路数，用乐谱袋带着丈夫的报告去韦布里奇剧院，然后把乐谱袋放在存包处，通过票据来提取。蒙特理应把他自己的乐谱袋带过去，做同样的事情。届时艾尔萨跟蒙特会在演出期间交换票据。但蒙特没有出现。于是她依照应急程序，把票据寄到预先安排好的地址，所以她早早地离开剧院，去赶韦布里奇的最后一趟发件。之后她开车回家，被蒙特碰见，那时候蒙特已经杀了芬南，这很可能是遵照了戴尔特的命令。蒙特在门厅一见到他便进行了近距离射杀。据我对戴尔特的了解，我怀疑他很早之前就已经做好了预防措施，在伦敦备好几张签过名字的白纸，不论是伪造的还是真实的，反正是萨姆·芬南的签名，以防日后有必要要挟或者敲诈芬南。假定推测正确，蒙特带去了一张纸，是为了用芬南自己的打字机，就着签名来打一封自杀遗书。艾尔萨回来后肯定见到了骇人的一幕，蒙特意识到戴尔特误解了芬南与史迈利的相见，但还是要通过艾尔萨来保护她已故丈夫的名声——不去提及她自己是个同谋。这样蒙特就安全了。蒙特让艾尔萨来打那封遗书，可能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英文水平不够自信。（注：但第一封告密信是哪个混蛋打的？） “蒙特当时大概索要过自己未能取到的乐谱袋，而艾尔萨告诉他，她已经按照预定指令，把存包处的票据寄到了汉普斯特德，乐谱袋仍然留在剧院。蒙特反应激烈：他迫使她给剧院打电话，好让他能在当晚返回伦敦的路上取回乐谱袋。这样说来，要么是接收票据的地址已经弃用，要么是蒙特在这种情况下务必要在次日清晨赶回去，没有时间，因而没法拿到票据或乐谱袋，这都不好说了。 “1月4日，星期三，史迈利一大早便前往威利斯顿，在第一次谈话期间接了传呼中心八点半打过来的电话，那是芬南前一天晚上七点五十五分预约的（出于合理的怀疑）。为什么呢？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史迈利再次去找艾尔萨·芬南，问她八点半那个电话的事宜——她知道（她自己就是这样说的）那会‘困扰史迈利’（蒙特描绘我的能力时的奉承已经奏效了）。跟史迈利扯完记忆不好这档子事之后，她恐慌地给蒙特拨了电话。 “估计蒙特事先收到过戴尔特给他的照片或者说明，他决定清除史迈利。（得到了戴尔特的批准？）那天几乎就要成功了。（注：蒙特直到4号晚上才把车子还到斯卡尔的汽车修理厂。这并不能证明蒙特当天没打算早点坐飞机离开。要是他一开始便决定赶早班机，那他可能就会在更早的时间把车子停到斯卡尔那里，然后坐公交去机场。） “蒙特看来不太可能会在接过艾尔萨的电话之后变更计划。没有确凿证据说他改变计划就是因为她的电话。” 蒙特会不会真被艾尔萨吓到了？吓到留下来，吓到把亚当·斯卡尔给杀了，他想弄个明白。 门厅里的电话响了…… “乔治，我是彼得。地址跟那个电话号码都没有什么料。拐入死胡同了。” “你什么意思？” “电话号码和地址指向的是同一个地方——海格特村一个有家具的公寓。” “然后呢？” “租房的是欧洲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他在1月5日付了两个月的房租，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可恶。” “房东对蒙特记忆很深。他是那飞行员的朋友。作为德国人，他算是一位和善有礼的绅士，非常大方。他经常就睡在沙发上。” “噢，天呐。” “我仔细检查了那间房。角落里有张书桌。所有的抽屉都清空了，除了那个放着存包处票据的。我琢磨着这是从哪儿来的……好吧，要是你想笑的话，顺道去拜访圆场吧。整座奥林匹斯山的家伙都在精力充沛地闹哄着呢。对了，顺便提一句——” “什么事？” “我到戴尔特的公寓四处搜查过了。白折腾。他1月4日就走了。都没有跟送牛奶的人说。” “他的信件呢？” “除了账单，其他一概没有。我也去看了下蒙特同志的小窝，有几间房是给钢铁代表团用的。家具跟其他东西一并不见了。很遗憾。” “我明白了。” “我跟你说件古怪的事儿，乔治。你记得吗，我之前想过，说不定能拿到芬南的个人物品——钱包、笔记本之类的？从警方那边。” “记得。” “嗯，我拿到了。他的日记上有戴尔特的全名，就在地址栏那边，对应的还有代表团的电话号码。真够冒失的。” “何止啊，那简直就是精神失常。天啊。” “1月4日的条目写的是‘史迈利C.A.八点半电话’。而3日那个条目正好印证了，上面写着‘预约周三早上打电话’。这就是你念兹在兹的那个神秘电话了。” “还是没解释通。”随后他们停顿了会儿。 “乔治，我让菲利克斯·塔芬纳到外交部去打听消息。从某个角度看，这比我们担心的情况还要糟糕；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似乎又要好些。” “怎么说？” “塔芬纳找到了最近两年的登记表。他可以查出哪些文件是从芬南那里调出的。哪个文件明确调到哪里，他们都还留着申请表。” “我听着呢。” “菲利克斯发现有三四个文件经常会在星期五下午以芬南的名义登记取出，然后在星期一上午登记入档；由此推断，他在周末把东西带回家。” “噢，老天呐！” “但奇怪的是，乔治，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事实上自从他换岗位后，他经常会把一些无需保密的东西带回家，那可都是没人感兴趣的。” “但也正好是在过去这几个月里他才开始主管秘密文件，”史迈利说，“只要他想，什么东西都可以带回去。” “我知道，但他没有这么做。其实，基本上你可以说那是故意的。他带回家的都是些等级很低的东西，几乎跟他的日常工作毫不相干。他的同事现在想起来还是没办法理解——他甚至会带走一些在他管辖范围以外的文件。” “而且是无需保密的。” “对——看不出有什么情报价值。” “那再早些呢，在他换岗位之前？那时候他带哪一类东西回家？” “就是你能想得到的那些——他白天所用到的文档，政策什么的。” “是机密的吗？” “有些是，有些不是。该是怎样的就是怎样。” “但没有什么是意料之外的——不怎么机密但又不在他管辖范围内的东西。” “没。没有。坦白说，他有很多机会，却没有去用。我猜他是在瞎搞。” “他既然连幕后主子的名字都给写出来了，那这样也不奇怪了。” “关于下面这个，你怎么想都行：他在外交部里请了4号的假——就在他死之后的第二天。很显然这件事挺不寻常的——他们说他是个工作狂。” “对这些事麦斯顿怎么处理？”史迈利停了会儿再问道。 “当时他在查看这些文件，然后匆匆忙忙地跑来找我，每两分钟就问一个烦人的问题。我觉得他面对这些铁一样的事实时，感到孤独了。” “哦，他会熬过去的，彼得，不用担心。” “他已经在说，芬南的整个案子就要看那个神经过敏的女人的证据了。” “谢谢你给我打电话，彼得。” “再见了，小子。行事低调点。” 史迈利放好听筒，寻思着曼德尔在哪里。门厅的桌子上放了张晚报，他淡然瞄了一眼大标题“私刑——全球犹太人的抗议”，下面则描述了杜塞尔多夫54一名犹太店主所受的私刑。他打开会客厅的门——曼德尔不在。他透过窗子看到曼德尔正戴着园丁帽，在前面花园里粗野地用鹤嘴锄砍着树桩。史迈利观望了片刻，然后又要上楼休息了。正当他爬到楼梯最上层的时候，电话又响了。 “乔治——不好意思又打扰你了。有蒙特的消息了。” “怎么了？” “他昨晚坐BEA55的飞机飞往柏林了。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但空姐轻而易举就验出来了。看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了。运气不好啊，伙计。” 史迈利用手压住听筒架好一会儿，然后拨了威利斯顿2944这个号码。他听着电话那一头的拨号音。突然，拨号音停止了，艾尔萨·芬南的声音传了过来： “你好……你好……你好？” 他缓缓地把听筒放下。她还活着。 究竟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蒙特会现在回去，就在杀了芬南过后的第五个星期，在杀了斯卡尔过后的第三个星期；为什么他灭掉了较小的威胁——斯卡尔——却让艾尔萨·芬南安然无恙？她可是神经兮兮而且怀恨在心的，随时可能罔顾自己的安危而把所有事情都给抖出来。要是那个可怕的夜晚没有降临到她身上，又会有怎样的后果？戴尔特怎么能够信得过一个几乎不受他控制的女人呢？她丈夫的好名声很可能再也无法保住，她会不会在谁也不清楚的复仇或悔改心态下脱口说出全部真相呢？很显然，在谋杀芬南与谋杀他妻子之间该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但什么事件、什么信息、什么危险会让蒙特决定在昨晚折返呢？事到如今，一个掩藏芬南通敌谋反、残酷无情且煞费苦心的计划明显已经被搁置一旁，无法完成。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能让蒙特收到风声？或者说他的离开只不过是一个巧合？史迈利并不相信这种可能。要是蒙特在两起谋杀以及对史迈利的袭击之后还留在英国，那他肯定不是自愿的，他只会等待时机让自己得以脱身。若非必要，他肯定一秒钟也不会多待。此外，斯卡尔死后他又做了些什么？躲在某个偏僻的小房间里，同阳光和消息隔绝。那他这会儿飞回去怎么会如此匆忙？ 而芬南——什么样的情报员明明对重要资讯触手可及，却净是给上头搜集些无关痛痒的情报？也许是改变心意了？或者是意志动摇了？为什么他不跟自己的妻子说呢？他这些罪行已经成了她长久以来的梦魇，她肯定会为他的态度转变而高兴的。现在看来，似乎芬南并没有表现出对秘密文件的偏好——他几乎就是把最近在忙的文件带回家而已。但意志的动摇肯定能解释马洛聚餐的奇怪邀约，以及戴尔特确信芬南有二心。那又是谁写了那封匿名信呢？ 什么都没道理可言，什么都是。芬南他自己——聪明绝顶，谈吐流畅，魅力无边——能够如此自然而巧妙地行骗。史迈利真是挺欣赏他的。为什么那时候这个老练的骗子会犯下如此难以置信的大错，把戴尔特的名字写进日记里——而且对情报的选择没有流露出多少判断力或是兴趣呢？ 史迈利上了楼，收拾好曼德尔帮他从傍水街取过来的一些行李。一切都结束了。 14 德累斯顿群塑 他站在门口台阶上，放下手提箱，摸索着钥匙。把门打开时，他回想起蒙特是如何站在那里盯着自己的，那两只颜色极淡的蓝眼睛审慎而笃定。想到蒙特是戴尔特的学生，就感觉古怪。蒙特延续着训练有素的佣兵那种稳定性——有效率，有目标，有局限。他的技法没有什么是原创的：无论在哪方面他都对导师亦步亦趋。这就好比说，戴尔特极具才情与富于想像的招数已被压缩成一本手册，蒙特用心去学习，能添加的只有他自己那些暴行的成色。 史迈利谨慎地不留转寄地址，于是门垫上摞了一堆信件。他把它们拾起来，放到门厅的桌子上，把房里的门全都打开，然后他眯着眼睛在镜子里打量自己，看到自己脸上挂着一副疑惑、迷失的神情。房子对他而言变陌生了，又冷又臭。他慢慢地从一个房间挪到另一个房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变得何等虚空。 他寻找火柴去点煤气取暖炉，但一根也找不到。他坐在会客厅的扶手椅上，眼光流连于书架以及自己在旅途中收集回来的零星物件上。从安恩离开他的时候开始，他努力地将她所有的痕迹清除掉。他甚至把她的书给扔了。但渐渐地，他允许自己为一些连接二人生活的遗留象征寻找托词，比如密友所送的结婚礼物意义非凡，不好拿掉。其中有一样是彼得·吉勒姆送的华多56式素描，还有一样是斯蒂德-阿斯普雷送的德累斯顿群塑。 他从椅子上起身，往角落那个放着群塑的小橱走去。他喜欢欣赏这些塑像的美感，一个小小的洛可可式妓女穿着牧羊女的衣服，手伸向那个可爱的情人，小脸却把目光投射在另一人身上。他在这尊精巧完美的工艺品前感觉相形见绌，就如同当年他第一次震惊众人地抱得美人归时站在安恩面前的触动一样。不知怎地，这些小塑像能够使他得到宽慰：指望安恩忠贞不二就跟把这小牧羊女保存在玻璃盒子里一样枉费心机。斯蒂德-阿斯普雷战前在德累斯顿买了这组塑像，那可是他收藏品中的珍品，但他却拱手割爱。也许他猜测终有一天，史迈利或许能用得上它们传递出来的简单哲学。 德累斯顿，在德国众多城市当中，史迈利最爱它。他钟爱那里的建筑，那些古怪杂乱的中世纪古典楼房，有时候能让人联想到牛津，那些穹顶楼、堡垒、尖塔，那些在烈日下闪耀的铜绿色屋顶。德累斯顿意为“森林居民的城镇”，正是在那儿，波西米亚的瓦茨拉夫国王把礼物和优待赠予游吟诗人。史迈利记得最后一次在那里的场景，他是去拜访一位大学时的故人，他在英国认识的一名语言学教授。正是在这趟拜访中，他见到戴尔特·弗雷在监狱院子里艰难行走。他看到戴尔特依然身形高大，表情愤怒，剃干净的头使他变得面目狰狞，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他这号大人物，这小监狱显得促狭了。他记得德累斯顿是艾尔萨的出生地。他记得在部门里浏览过她的详细介绍：艾尔萨娘家姓57弗雷曼，她1917年生于德国德累斯顿，父母为德国人；在德累斯顿受过教育；1938至1945年入狱。他试图把她置放到她家乡的背景中，这个显贵的犹太家庭曾有一段时间生活在屈辱与迫害当中。“我梦想有一头金发，他们就把我的头发给剃了。”他以惊人的准确度理解了为什么她会染发。她本可能有机会跟这个牧羊女一样，胸部丰满，姿色秀美。但这副身躯业已被饥饿摧残，因此脆弱而丑陋，如同小鸟尸骸一般。 他能够想像她在那个可怕的夜晚，发现谋杀自己丈夫的凶手就站在尸体边上的场景；听见她呼吸困难，哭着解释为什么芬南会跟史迈利出现在公园里。而蒙特无动于衷，只是辩解、劝说、威逼，到头来再一次违背她的意愿，让她合谋参与到这起极其吓人而又毫无必要的犯罪中去，把她拖到电话旁，迫使她给剧院打电话，然后离开，最后让她独自一人受尽折磨、心力交瘁地应付随之而来的调查，甚至还要她在签有芬南名字的纸上打出伪造的自杀遗书。这惨无人道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又给自己补充了一条，对蒙特而言，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冒险。 她头脑冷静，当然，在之前她就已经证明自己作为同谋是相当可靠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间谍技术方面，她比芬南还要技高一筹。而且，上天才晓得作为一个女人，经历过这样的一夜之后，她怎样才能在他们第一次碰面时表现得如此令人慨叹。 当他站在那里端详小牧羊女不停地平衡着她那两名仰慕者时，他冷静地意识到对于塞缪尔·芬南这个案件，还有另一个颇为与众不同的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吻合事情的每一个细节，可以理顺芬南性格表面令人难以参透的矛盾性。这番领悟作为一种纯粹的学术性实践而展开，与人的个性无关；史迈利像拼图一样调动角色，踌躇不决地编派他们，以便契合已有事实的复杂框架——其后，就在那么一瞬间，图案忽地重新组合出来，让人确信这不再是一场游戏。 史迈利心跳加速，越来越感到震惊，他不断向自己复述整个故事，根据自己的探索发现，重现着情景与事件。现在他弄明白了为什么蒙特那天要离开英国，为什么芬南只选取那么点儿有价值的情报给戴尔特，为什么会要求八点半打电话过来，还有为什么他妻子能够躲过蒙特早有预谋的暴行。到最后，他知道是谁写了那封匿名信。他看清楚自己是怎么被情感愚弄，怎么被思想的力量牵着而误入歧途。 他走到电话那边，拨了曼德尔的号码。一跟他说完，他就立马给彼得·吉勒姆打过去。随后他戴上帽子，穿好外套，转过街角走到斯隆广场。在彼得·琼斯商店附近的一个小报刊店，他买了一张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明信片。他去了地铁站，一路向北，在海格特出站。他在邮政总局买了一枚邮票，用西文大写字母生硬地写好艾尔萨·芬南的地址。在内容栏他用尖利的普通字体写下：“真希望你在这儿。”他把明信片寄出去，记下时间，然后返回斯隆广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是他能做的了。 那天晚上，他睡得非常沉实。第二天是星期六，他起了个大早，到街角买了羊角面包和咖啡豆。他煮了很多咖啡，然后坐在厨房里，一边阅读《泰晤士报》，一边吃早餐。他感觉出奇平静，当电话铃终于响起的时候，他仔细地叠好报纸，然后才上楼接听。 “乔治，我是彼得”——声音很急迫，几乎是洋洋得意的，“乔治，她上钩了，我发誓她上钩了。” “发生什么事儿了？” “明信片八点三十五分准时到。九点半她就迅速下来，穿好靴子，匆匆出发。她直接去了火车站，赶上九点五十二分的车去维多利亚。我让曼德尔先上火车，我随后开车赶过去，但最后我没赶上这趟火车。” “你到时怎么再跟曼德尔取得联系？” “我把格罗夫纳酒店的号码给他了，我现在就住那儿。他一有机会就会给我电话的，到时我就到他那儿去会合。” “彼得，这事儿你得悠着点啊。” “悠得跟风一样，小子。我觉得她正在失去理智，就跟格雷伊猎犬一样跑着。” 史迈利挂断电话。他拿起《泰晤士报》，开始研究剧院专栏。他肯定是对的……他肯定是。 在此之后，上午的时间过得如此缓慢，让人抓狂。有时候他就站在窗边，双手插在裤兜里，看着肯辛顿的长腿姑娘和身穿淡蓝套衫的俊秀青年去购物，或者看人们在屋前艰辛但欢快地洗车，接着慢慢走开去谈论汽车店，再过一段时间，大家便自觉地出发，去喝周末的第一品脱酒。 最后，经过漫长的等候，大门的门铃终于响了，曼德尔和吉勒姆进了屋，开心地咧着嘴笑，尽管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 “鱼钩，钓线，还有铅锤，”吉勒姆说，“还是让曼德尔跟你说吧——大部分苦活都是他做的。我只是上去补一刀而已。” 曼德尔严密、精确地详细叙述了他的经历，同时一直盯着身前几呎处的地面看着，他那精瘦的头轻微地侧向一边。 “她赶上九点五十二分的车去维多利亚。我在火车上一直把她看得死死的，当她通过出口时追上了她。然后她打车去了哈默史密斯。” “打车？”史迈利插了一句。“她脑子肯定进水了。” “她慌了。总之，作为一个女人，她走得已经够快了，但她几乎还是跑着下了月台。出到公路上，往谢里登剧院走。想要推门找售票处，但他们已经关门了。她犹豫了下，往回走到离这条路仅有一百码的咖啡馆。要了咖啡，第一时间付了钱。四十分钟过后，她又回到谢里登。售票处开了，我躲在她身后排队。她买了两张下周四的正厅后排票，T排27和28号。出了剧院，她把一张票放进信封，封好口，然后寄了出去。我看不到地址，但信封上贴的是6便士的邮票。” 史迈利坐得非常镇定。“我想知道，”他说，“我想知道他会不会来。” “我在谢里登追上曼德尔，”吉勒姆说，“他看到她进咖啡馆就给我打了电话。然后他就一路跟着她。” “当时我想去喝杯咖啡，”曼德尔接着说，“吉勒姆先生也去了。我让他留在那里，然后我去排队买票，过了会儿他才从咖啡馆闪出来。这事情做得很妥当，不用担心。她慌了神，我肯定。但没有起疑心。” “那之后她做了些什么？”史迈利问。 “直接回维多利亚了。我们就由她了。” 有一小会儿大家都没有说话，后来是曼德尔打破僵局的： “现在我们要怎么做？” 史迈利眨着眼睛，热切地凝视着曼德尔灰暗的脸。 “订下周四谢里登演出的票。” 他们离开后，他又是孤身一人了。他仍未开始处理不在家时积攒起来的大批信件。布莱克威尔商店的传单和商品目录，肥皂商的账单及常规募捐，冷冻青豆优惠券，橄榄球比赛下注单，还有一些仍旧躺在门厅桌子上未被拆封的私人信函。他把它们带进会客厅，在扶手椅上坐好，然后优先拆阅私人信件。有一封是麦斯顿寄过来的，他带着一种近乎窘迫的心态阅读着。 我亲爱的乔治： 从吉勒姆口中得知你的遭遇，我感到非常难过，希望此时此刻你已经完全康复了。 你应该记得在不幸发生之前，你在一时冲动之下给我写了一封辞职信，而我只想让你知道，我是肯定不会当真的。有时候事情一并压过来，我们看问题的准确度就会下降。但像我们这些资历丰富的老手，乔治，是不会轻易把旧交抛弃的。等你彻底康复后，我希望你能够立刻重新归队，而同时，我们会继续把你视为部门当中的老资格忠诚员工。 史迈利把它放到一边，继而查看下一封。有那么一会儿，他没有认出笔迹；有那么一会儿，他用一种冷淡的眼光扫过瑞士邮票与奢华的酒店信纸。突然，他感到一阵轻微的不适，他的视线模糊了，手指没有足够的力气去拆开信封。她想干什么？要钱的话，他拥有的她全都可以拿走。钱是他的，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要是耗费在安恩身上能让他高兴，他会那样做的。他已经没有别的东西能给她了——能给的她早已拿走。拿走他的勇气、他的爱情、他的怜悯，快活地用她那小珠宝盒装走；当时间过得缓慢，令人感觉无聊的时候，便间或沐浴着古巴的阳光，抚弄着它们，以度过剩余的午后时光；当在新欢眼前时，或许会炫耀它们；甚至当其他人前前后后给她捎来类似的玩意儿时，会拿来作一番比较。 我亲爱的乔治： 我想给你一个提议，尽管任何绅士似乎都不太可能接受。我想回到你身边。 一直到月底，我都会在苏黎世的巴尔拉克酒店。让我知道你的决定。 安恩 史迈利拿起信封，查看背面：“胡安·艾维达夫人58”。不，没有任何一个绅士会接受这种请求。在安恩跟着她那甜蜜的拉丁情人和他那甜橙般的笑靥离开的那个白天，没有任何梦想还能残存。史迈利曾在一则新闻片段里看到艾维达在蒙特卡洛赢了场比赛。他记得自己最反感的就是艾维达胳膊上的毛。戴着护目镜，沾着机车油，顶着那个滑稽可笑的桂冠，他看起来活生生就是一只从树上摔下来的类人猿。他身上那件白色的短袖网球衫经过比赛之后竟然还能保持一尘不染，与那两只黑乎乎的猿臂形成强烈反差。 这就是安恩。让我知道。补救你的生命，看它是否能够再度复原，然后让我知道。我厌倦了我的情人，我的情人也厌倦了我，让我再次侵扰你的世界，我的已经了无生趣了。我想回到你身边……我想，我想…… 史迈利站了起来，那封信还捏在手上，他又站到那群瓷制塑像面前。他停驻了数分钟，一个劲儿地盯着牧羊女。她真是漂亮。 15 最后一幕 三幕剧《爱德华二世》正在谢里登剧院上演，座无虚席。吉勒姆和曼德尔挨着坐在楼座的最后一排，整个观众席面对舞台形成一个宽广的U型。楼座左边尽头提供了一个瞭望正厅后排的视野，而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与吉勒姆仅一座之隔的是一群年轻学生，估计会叽叽喳喳吵个不停。 他们若有所思地盯着下面不断骚动的人头与挥动着的节目单，偶尔被迟来者就位而引发的临时混乱侵扰心神。这个场景让吉勒姆想起一种东方舞蹈，手脚的细微动作都能赋予静止的身体勃勃生机。偶尔他会瞥一眼正厅后排，但那里仍然没有艾尔萨·芬南和她的客人的行迹。 当事先录好的前奏终止时，他急促地扫了一眼正厅后排两个空位，而当他看到艾尔萨·芬南单薄的身影时，心跳立马加速了。她坐得直直的，一动不动，定定地盯着观众席，就像小孩学习文明礼仪一样。她右侧靠近座间过道的位置仍是空着的。 外面的大街上，出租车疾速聚集在剧院入口，不管是否已事先谈妥价钱，乘客们都还是会匆匆忙忙地多给司机小费，再花上五分钟寻找他们的戏票。史迈利的出租车载着他经过剧院，然后把他放在克拉伦登酒店，他径直往底层走，来到餐厅和酒吧。 “我在等电话，随时会打过来。”他说。“我叫萨维奇。电话来了跟我说声，好吧？” 酒保转向他身后的电话，跟接待员交代情况。 “请来一小杯威士忌加苏打，要不要给你也来一份？” “谢谢了，先生，我从来不喝酒。” 幕布在灯光朦胧的舞台上升起，吉勒姆窥视着观众席后排，目光试图穿透突如其来的黑暗，但一开始时未能如愿。渐渐地他的眼睛适应了紧急照明灯发出的微弱光亮，直至他能在暗光中识别出艾尔萨；她身边的座位仍旧是空着的。 正厅后排与后面的席间过道之间只有低矮的隔离板，在此之后便是几扇门，通向大厅、酒吧和存包处。在短暂的一瞬间，其中一扇门打开了，一道光射了进来，仿佛有意地斜打在艾尔萨·芬南身上，这条细线照亮了她的半边脸，衬得她脸颊的凹陷处极为黑暗。她稍微歪了歪头，似乎在听身后的声音，身子在座位上站起了一半，然后又重新坐下，伪装着，重新摆出之前的姿势。 吉勒姆感觉到曼德尔的手在碰他的手臂，于是他转过身，看到那消瘦的脸正往前送，极力越过他望向另一边。追随着曼德尔的目光，他朝下看到了剧院的通风井，一个高个子正慢慢朝正厅后排走去；他令人过目难忘，身材笔挺，相貌英俊，一缕黑发垂落在额头上。曼德尔正入迷地观望着他，这优雅的大个子一拐一拐地走上席间过道。他身上有些不一样的东西，引人注目而又令人不安的东西。透过眼镜，吉勒姆观看着他迟缓而从容地前进，赞赏着他蹒跚前行时的优雅分寸。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你会记住的人，一个能与你的经历产生共鸣的人，一个有着广为人知的天赋的人。对吉勒姆来说，他就是我们所有传奇梦境的现实存在，他与康拉德59一并站在桅杆下，与拜伦一同寻觅逝去的希腊，与歌德一起拜访古典的与中世纪的地狱阴魂。 他走路时会先迈出好腿，这动作中含有一种抗争与控制力，让人无法忽视。吉勒姆注意到观众席上的人们是如何扭过头来，让目光顺从地追随着他。 从曼德尔身边挤过去，吉勒姆快步穿过紧急出口，来到后面的走廊。他下了台阶，最后来到大厅。售票处已经关门了，但那女孩仍在无望地钻研着一页艰涩的统计数据，上面满是修改涂擦的痕迹。 “打扰了，”吉勒姆说，“但我得用一下你的电话——紧急情况，行吗？” “嘘！”她冲他不耐烦地晃着铅笔，头都没抬。她的头发是灰褐色的，皮肤油亮，神态疲惫，那是睡得过晚，又以薯条为主食的缘故。吉勒姆等了片刻，想着需要多久她才能找到办法解决那些密如蛛网的数字，好让它们与那些密密麻麻的批注以及她旁边敞开口的现金盒里的钱币数相配。 “听着，”他催促道，“我是个警官——楼上有两个家伙正盯着你的钱。现在你能不能让我先用一下电话？” “噢，天呐。”她疲倦地说着，第一次抬眼看了看他。她戴着眼镜，长相平庸。她既没有警惕起来，也没有受到触动。“我希望他们把钱都拿走。它们实在让我崩溃。”把账目推到一边后，她把小亭子的侧门打开，让吉勒姆挤进去。 “很不像样吧？”女孩咧开嘴笑了。她的声音挺有教养——吉勒姆想，可能是一名挣外快的伦敦大学生。他给克拉伦登酒店打了个电话，要找萨维奇先生。几乎同时，他便听到了史迈利的声音。 “他在这儿，”吉勒姆说，“一直都在这儿。肯定是多买了一张票，他就坐在正厅前排。曼德尔突然发现他一歪一扭地走在过道上。” “一歪一扭？” “没错，那不是蒙特。是另一个人，戴尔特。” 史迈利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吉勒姆说：“乔治——你还在吧？” “我恐怕没辙了，彼得。我们没有掌握指控弗雷的证据。让大家撤吧，他们今晚是找不到蒙特的了。现在第一幕结束了没有？” “应该快到幕间休息了。” “我二十分钟就到。牢牢看好艾尔萨——如果他们要走，让曼德尔去追踪戴尔特。你留守大厅，等到最后一幕演完，以防他们提前离场。” 吉勒姆放好听筒，转向那个女孩。“谢谢。”他边说边往她桌上放了4便士。她连忙将钱币拢在一块儿，使劲地按回他的掌心。 “行行好吧，”她说，“别给我添麻烦了。” 他走到外面的大街上，跟一名正在人行道上闲逛的便衣警察说话，然后飞身赶回，在第一幕落幕时与曼德尔会合。 艾尔萨与戴尔特并排坐着。他俩谈笑风生，戴尔特笑意盎然，艾尔萨容光焕发、与他一拍即合，就像是木偶被她的主人带来了生命。曼德尔入神地望着他们。她被戴尔特说的话逗得发笑，身子前倾，把手搭在他的臂上。他侧着头，跟她咬着耳朵，继而她又笑了起来。正当曼德尔观望的时候，剧院的灯光暗了，嘈杂的讲话声渐渐平息，观众们迅速地为第二幕调整好状态。 史迈利离开克拉伦登酒店，缓慢地沿着人行道走向剧院。现在想想，他意识到戴尔特的到来是合乎逻辑的，要是把蒙特派过来才是犯傻。他想知道究竟要多久艾尔萨和戴尔特才会发现，把她召唤过来的并非戴尔特，明信片也并非通过心腹信使寄送。他觉得，那一刻还是会挺有意思的。现在他企求的便是能跟艾尔萨·芬南再谈一次。 几分钟过后，他静悄悄地溜到了吉勒姆身旁的空位上。距离上次见戴尔特，已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没有变。他带着江湖骗子的魅力，仍旧一副荒谬的浪漫相；依然是那具令人难忘的身板，这身板已经拖着走过了德国的废墟，毫不妥协，在穷凶极恶中获取满足，如同北方的神灵一样阴郁与敏捷。在俱乐部那晚，史迈利对他们撒了个谎；戴尔特确实是个不均衡的人，他的狡猾，他的自负，他的力量，他的理想——都比他的生命要强大，不因其亲身经历的缓和作用而衰减。他是一个所想所做都达到极致的人，没有耐性，不会让步。 当史迈利坐在漆黑的剧院，越过一拨拨毫无表情的面孔眺望戴尔特时，那晚的记忆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关于共担风险的记忆，关于掌控另一方生命时相互信任的记忆……有那么一瞬间，史迈利怀疑戴尔特已经看到了他，他能感觉戴尔特的目光停驻在自己身上，在昏暗的光线中注视着他。 第二幕快演完一半的时候，史迈利起来了；当幕布降下，他迅疾地来到旁侧的出口，在走廊里谨慎地等着最后一幕响铃。曼德尔很快便在席间休息行将结束时来到他身边，吉勒姆则经过他们，到大厅把风。 “有麻烦了，”曼德尔说，“他们吵起来了。她看起来挺害怕的，不断地说些什么，而他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我觉得，她慌得很，而戴尔特看起来很担心。他开始在剧院四处查看，好像已经陷入困局，正想摸清状况，制定计划。他抬眼扫了一下你刚才坐的位置。” “他不会让她一个人走掉的，”史迈利说，“他会先等着，然后随大流一起出去。没到剧终他们都不会走。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经被包围了，到时他会在人群里突然跟她分开——把她甩掉，指望我们会慌了阵脚。” “那我们怎么做？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到下面把他们抓了算了？” “我们还是得等，我也说不上为什么。我们没有证据。没有谋杀和间谍活动的证据，除非麦斯顿决定有所作为。但要记住这点：戴尔特不知道这个。要是艾尔萨紧张兮兮、戴尔特忧心忡忡，他们会有所行动的——这是肯定的。只要他们觉得这游戏结束了，我们就有机会。让他们惊慌好了。只要他们行动了……” 剧院又暗了下来，但在角落里，史迈利的余光瞥到戴尔特倾着身子跟艾尔萨窃窃私语。他的左手抓着她的手臂，从他的姿势看，是在催逼对方应允与保证。 演出还在沉闷无味地继续，士兵的呼喊与癫狂国王的惊叫充斥整个剧院，一直演到他难看地死去这个令人不悦的高潮，此时可以听到楼下的正厅前座响起了一阵叹息声。戴尔特的手臂现在环着艾尔萨的肩膀，就像是对待一个睡着的小孩那样保护着她。他们保持着这种姿势，直至最后谢幕。他们没有鼓掌，戴尔特四处寻找着艾尔萨的手提包，说一些让她安心的话，然后把包放在她腿上。她十分轻微地点点头。一阵鼓点提醒观众跟上国歌的节拍——史迈利本能地站了起来，惊讶地发现曼德尔不见了。戴尔特慢慢起身的时候，史迈利感觉似乎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艾尔萨仍旧坐着，尽管戴尔特温柔地劝说她起来，她却没有作出任何回应。有些地方不对劲，她坐着的姿势有点错位，而且头部侧向肩膀上的方式也不同寻常…… 国歌奏到最后一句时，史迈利冲到了门边，跑下走廊和石梯，来到大厅。他迟了一步——他已经撞上了第一批急着上街拦出租车的戏迷。他往人潮中四处扫视，寻找戴尔特的身影，但是徒劳无功——戴尔特已经做了他会做的事情，选择了十二个紧急出口中的一个，直接安全走到街上。他拖动自己笨重的身躯，慢慢地在人群中穿行，径直走向正厅前排的出口。正当置身迎面而来的人群中，曲折艰难地前行时，他瞥见吉勒姆正在人群的边缘绝望地寻找着戴尔特和艾尔萨。他冲他喊着，吉勒姆迅速地回头。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史迈利总算来到前排，可以看到，身边的男人们都站了起来，女士们摸索着外套与手袋的时候，艾尔萨·芬南还一直静静地坐着。接下去他听到了一声尖叫。这声音突兀而短促，表现出强烈的恐惧和恶心。一个小女孩就站在席间过道上看着艾尔萨。她年纪很小，模样俏丽，右手手指捂在唇上，脸色死一般的苍白。她的父亲，一个脸色灰白的高个子男人，就站在她身后。当他看到眼前骇人的一幕，便立马抓着她的肩膀，把她往后拖。 艾尔萨的披肩已经从肩膀上滑了下来，而她的头正耷拉在胸前。 史迈利是对的。“让他们惊慌什么的……只要他们有所行动……”而这就是他们所做的，这具不幸的残损尸体见证了他们的惊慌失措。 “你给警局打个电话吧，彼得。我现在回家去。可以的话，让我置身事外。你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得到我。”他点点头，仿佛是对自己说：“我现在回家去。” 起雾了，毛毛细雨也从天而降了，曼德尔此时正疾速穿过富勒姆路，追踪戴尔特。他前方二十码处有汽车突然打开前灯，光线刺穿了潮湿的雾气；车辆都在路上摸索前行，交通的噪声尖利嘈杂。 他别无选择，只能紧紧跟在戴尔特后方，保持十几步的距离。酒吧与影院都已打烊，但咖啡馆和舞厅仍在吸引聒噪的人们聚集在人行道上。戴尔特踉跄地走在前面，曼德尔则借助路灯的光亮跟随其后，每当前面的人走进下一个投射在道路上的光锥，身影便突然清晰起来。 尽管身患残疾，戴尔特的步伐却颇为敏捷。他大步流星，延长了残腿迈出的距离，这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因此他看起来就像是通过宽阔的肩膀突然发力，把左腿向前甩出去。 曼德尔的脸上有种古怪的神情，不是着急，或者铁下心肠，而是赤裸裸的厌恶。对曼德尔而言，戴尔特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装腔作势，不值一哂。他觉得自己的猎物就是一个道德败坏的罪犯，一个买凶杀人的懦夫。当戴尔特蹑手蹑脚地离开观众席，走向侧边出口时，曼德尔看到了自己翘首以盼的一幕：一名普通罪犯的鬼鬼祟祟。这行为是他能预料的，也是他能理解的。从曼德尔的角度看，犯罪的级别只有一种；从扒手到盗贼，到无视公司法规的幕后黑手，他们都是法外之徒，把他们绳之以法则是他讨厌但又必要的天职。而眼下这个，只是碰巧是个德国人。 雾气越来越浓，越来越黄。他们二人都没有穿外套。曼德尔想芬南太太此刻会怎么做。吉勒姆会看着她的。戴尔特溜走的时候，她都不瞅他一眼。她生性古怪，瘦骨嶙峋，从样子上看，倒是周正的，平日像是以干面包与牛肉汁为生。 戴尔特突然向右拐入一条小巷，然后朝左转入另一条。他们已经持续走了一个小时之久，而他没有表现出一丁点慢下去的迹象。大街看起来空荡荡的，曼德尔确信除了他们自己清脆急促的脚步声，没有别的声音，而回声亦被雾水侵蚀。他们就在满是维多利亚式房屋的狭窄街道上，那里充斥着人造的摄政时代景观，有着厚重的门廊以及可上下拉动的窗框。曼德尔猜测他们正在富勒姆百老汇附近，也许还要再远一点，靠近英皇道。刺入大雾中的仍旧是那歪歪斜斜的身影，戴尔特的步速仍然没有减缓，对前路确信无疑，对目标穷追不舍。 当他们接近主干道时，曼德尔又一次听到车辆的呜鸣，交通几乎要因为大雾而陷入停滞了。他们头顶上的黄色街灯发散出黯淡的光芒，它的轮廓被清晰地勾勒出来，就像冬日光环一般。戴尔特在路边上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迎着可怕的交通，穿过那些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车子，走过马路，果断地闯进无数街边岔路中的一条，曼德尔确信，那是通向河流的。 曼德尔的衣服已经湿透了，而细雨仍扑打在他脸上。他们现在肯定是挨近河流了；他感觉自己闻到了沥青与焦炭的味道，还能感到黑色河水隐伏着的寒意。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戴尔特已经消失了。他快速地向前走，差点被路沿绊一跤，再继续前行，便能看到前方是堤坝的栏杆。拾级而上，在栏杆间有扇铁门，微微敞开着。他站在门边，往里张望，向下看到河面。那里有一条结实的木质通道，当戴尔特沿着不寻常的路线走到水边的时候，曼德尔听到了他那藏匿于雾气中的不规则步伐的回响。于是曼德尔走到通道上，机警地静观其变。两边设有厚重松木扶手的通道稳固地架设在那里。曼德尔估测它已有一定年岁。通道较低的那头连接着用狭道板与油桶做成的长筏。三条荒废的游艇在雾中若隐若现，在停泊区轻轻地摇晃着。 曼德尔静悄悄爬上筏子，挨条检视游艇。当中两条靠得很近，中间连着一块厚木板。第三条则停在十五呎以外，前面的船舱正透着光。曼德尔回到堤坝，仔细地合上身后的铁门。 他慢慢地沿路往下走，仍然无法确定自己的方位。约莫十五分钟后，人行道忽地把他带至右边，路面渐渐高起来。他估摸自己正在桥上。他点着打火机，长长的火焰在右侧的石墙上投下一片光。他来回移动打火机，终于在一块潮湿而肮脏的金属牌上看到了“贝特西桥”这几个字。他返回铁门，站了会儿，凭借自身常识来辨别方位。 在他的右上方，富勒姆发电厂四个巨大的烟囱正耸立在雾中。而在左侧，夏纳步道那边有一排漂亮的小船驶向贝特西桥。此时他脚下正是优雅洁净与卑劣污秽的分界线，这正是夏纳步道与伦敦最丑陋的洛兹路的交汇处。这条路的南面是巨大的仓库、码头以及工厂，北面则是连绵不断的一排肮脏房子，具有富勒姆小巷的典型特征。 正是在这四个烟囱的阴影中，大概与夏纳步道停泊区相隔六十呎的地方，戴尔特·弗雷找到了一个避难所。没错，曼德尔对那个地方了如指掌。那地方沿着河流往上走两三百呎即可抵达，那正是从泰晤士河的强硬臂弯中打捞起亚当·斯卡尔先生尸身之处。 16 雾中回音 深夜时分，史迈利的电话响了。他从煤气取暖器前的扶手椅上起来，用右手紧紧地抓着楼梯扶栏，沉重缓慢地走到楼上卧室去。是彼得打来的，毫无疑问，或者是警察，而他则需要做一份声明。或许甚至是报社打来的。谋杀的发生恰好赶上了今天的日报出版，但还算幸运的是，对昨天的晚间新闻来说就太迟了。那标题会是什么呢？“剧院里的疯狂杀手”？“锁定目标的凶手——遇害女性身份曝光”？他讨厌报社，就跟他讨厌广告与电视一样，他讨厌大众媒体，讨厌二十世纪无休无止的说教。一切他欣赏与喜爱的东西都沦为极端个人主义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厌憎戴尔特，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厌憎对方代表的东西：他对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报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傲慢无礼。大众哲学何曾产生过效益或者智慧？戴尔特对人的生命毫不在意，只会向往由面目不清的人组成的军队，他们都受制于他们的最低共同标准；他想给世界塑形，仿佛那是一棵树，只消砍掉与形象不符的枝节便可；对此，他喜欢一片空白、没有灵魂的机器，就像蒙特。蒙特是面目不清的，就跟戴尔特的军队一样，是一名天生具有纯粹杀手血脉的职业杀手。 他拎起话筒，自报了家门。那是曼德尔打来的。 “你在哪儿？” “切尔西堤坝附近。一家叫气球的酒馆，在洛兹路，老板是我哥们儿。我敲门把他叫醒了……你听着，艾尔萨的男朋友就倒在切尔西面粉厂旁边的游艇里。这么大雾，这家伙神了。肯定是通过布莱叶点字法60找路的……” “谁呀？” “她男朋友，剧院里陪她的那个。醒醒吧，史迈利先生；想什么呢？” “你跟踪戴尔特去了？” “那当然。你就是这样跟吉勒姆先生说的，对吧？当时他要盯着那女的，那男的就归我了……吉勒姆先生那边进展如何，顺便问一句？艾尔萨到哪儿去了？” “她哪儿都没去。戴尔特走的时候她就死了。曼德尔，你还在吗？听着，天呐，我怎么找你啊？那地方在哪儿，警察知道吗？” “他们知道的。跟他们说，他就在一艘叫作日落港湾的改装码头船上。那船对着森能码头东侧停着，就在面粉厂跟富勒姆发电厂中间。他们知道这地儿……但雾气还是很重，注意，是非常重。” “我到哪儿见你？” “直接来河边。我就在贝特西桥跟北岸交汇那里等你。” “我马上来，等我先给吉勒姆打个电话。” 他在某个地方放了把枪，有那么一小会儿，他寻思着得找出来。但之后不知怎地，又觉得没什么意义。他冷静地考虑后，感觉真要用了的话，那就要引起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骚动了。他在房间里给吉勒姆打了电话，转达了曼德尔的意思：“还有，彼得，他们肯定要包抄所有港口跟机场，还要派特警去看着河运以及海运。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 他披上旧胶布雨衣，戴上厚皮手套，一头扎进雾中。 曼德尔就在桥边等候他。他们相互点头示意后，曼德尔引领他迅疾地顺着堤坝贴近河岸走，避开长在道上的树木。突然，曼德尔止住了脚步，抓住史迈利的手臂以示警告。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聆听。接下来，史迈利也听到了踩在木地板上的脚步声那空洞的回响，参差不齐，就像瘸子走路发出的声音。他们听见铁门打开时的嘎吱声，关闭时的铿锵声，然后又是脚步声，此时踏在人行道上，颇为强劲，而且声音越来越大，直冲他们而来。谁也没有移步。更大声了，更接近了，然后发颤，停了下来。史迈利屏住呼吸，同时拼命想要在雾中多往远处看清一码，好瞥上一眼他等待已久、近在咫尺的身影。 忽然间，他冲过来了，像一头巨大的野兽般冲撞着，从他们之间闯过去，像对付小孩子似的把他们冲散，然后继续跑，再一次把他们甩开，高低不平的脚步声在远处渐渐减弱。他们转过身追赶他，曼德尔在前，史迈利尽力跟上，戴尔特的形象在他脑海中鲜活生动，一枪在手，猛然穿过夜雾，直冲他们而来。前方曼德尔的身影突然转到右边，史迈利只能盲目追随。突然，节拍又转变为混战的扭打。史迈利向前跑去，听到一件重型武器击打头骨的确凿无疑的声响，接下来他赶到面前，看见曼德尔倒地，戴尔特正弯腰伏在他身上，再次举起手臂，用自动手枪的枪托打他。 史迈利喘不过气来。他的胸口因苦涩的浓雾而难受，嘴巴灼热而干燥，充斥着一股血的滋味。一等到他的呼吸又莫名其妙地恢复，他就不顾一切地大吼起来： “戴尔特！” 弗雷看着他，点点头说：“你好61，乔治。”说完又用手枪沉重而粗暴地敲了曼德尔一记。他慢慢地起身，枪口朝下握着，继而用双手扣下扳机。 史迈利奋不顾身地奔向他，忘却当年学过的小技巧，只是挥着他那短小的手臂，张开双手就打。他的头对着戴尔特的胸膛顶过去，拳头照着戴尔特的后背与身侧猛击。他发了疯，身上狂怒的能量喷薄而出，戴尔特失去平衡，虚弱的腿成为阻碍，想要退让，却给逼得越来越接近大桥扶栏。史迈利知道戴尔特正在打他，但致命一击始终没有发生。他冲戴尔特大喊：“畜生，畜生！”戴尔特不断地往后退去，史迈利发现自己的双手空了，便再次笨拙而孩子气地打他的脸。戴尔特向后仰着，史迈利看到了他喉咙与下巴的曲线，他用尽所有力气，把张开的手猛地往上一甩。他的手指扣住戴尔特的下巴和嘴，使的劲越来越大。戴尔特的双手原本抵在史迈利的喉咙上，现在突然转而紧拽他的领子自救，因为自己正慢慢向后滑落。史迈利狂暴地捶着他的手臂，挣脱开去，而戴尔特掉了下去，掉落进桥下打旋的雾气中，静寂无声。没有高声呼喊，没有水花飞溅。他已然离去；就像是人祭，献给了伦敦大雾以及脚下脏污的黑河。 史迈利伏在桥上，头痛欲裂，鼻血直流，右手手指感觉已经断裂，使不上劲。他的手套不见了。他朝下看那一团雾气，什么也看不见。 “戴尔特！”他极度痛苦地喊叫。“戴尔特！” 他又叫了一遍，但喉头已经哽塞，泪水已经决堤。“噢，天呐，我做了些什么，哦，天呐，戴尔特，你为什么不阻止我，你为什么不用枪打我，你为什么不开枪啊？”他把紧握的双手按在脸上，尝到掌中混有泪水盐分的咸涩血液。他靠着扶手，哭得跟小孩似的。在他身下的某个地方，一个跛子缓慢地穿越肮脏的水域，方向迷失，筋疲力尽，最后屈服于腐臭的黑水，直至自己被拖曳沉坠。 他醒转过来，发现彼得·吉勒姆正在床尾倒茶。 “啊，乔治。欢迎回家。现在是下午两点。” “那今天早晨——” “今天早晨，小子，你正跟曼德尔同志在贝特西桥上唱着赞歌。” “他怎样了……我是说曼德尔。” “对自己有那么点儿惭愧。正在快速康复。” “那戴尔特——” “死了。” 吉勒姆递给他一杯茶，以及几片福特纳姆杏仁味甜饼干。 “你到这儿多久了，彼得？” “我们是经过一系列战略任务才来到这儿的，姑且这么说吧。最先去了切尔西医院，让他们给你清理伤口，打相当大剂量的镇静剂。然后我们回到这里，我把你弄上床。这就比较倒胃口了。再然后我打了几个电话，拿着一根尖头棍到处走，收拾烂摊子。现在我再来看望一下你。搞得跟丘比特和普绪喀62一样。你不是跟炸雷一样打鼾就是在背诵韦伯斯特词典。” “天呐。” “《马尔菲公爵夫人》，我想就是这个了。‘我命令你，当我为我的智慧心烦意乱时，去杀了我最亲爱的朋友，这样你便铸成大错！’胡说八道得吓死人，乔治。” “警察是怎么找到我们的——曼德尔跟我？” “乔治，你可能不知道，但你当时对戴尔特吼得可狠了，就像是——” “是，当然。你听到了。” “我们听到了。” “那麦斯顿呢？麦斯顿对这件事有什么说法？” “我觉得他想见你。他叫我捎个话，让你康复得差不多了就去走访走访。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应该没什么看法，这我能够想像得到。” “你意思是？” 吉勒姆再倒了些茶。 “动动脑筋吧，乔治。童话故事那三个主要人物现在都被熊给吃了。在过去六个月里，没有什么秘密情报是有关联的。你真的觉得麦斯顿会惦记这些细节吗？你真的觉得他会突然在紧要关头把这些事全都告诉外交部——然后承认只有被间谍尸体绊倒了，我们才抓得到他们吗？” 大门门铃响了，吉勒姆下楼去应答。可以听见他让来访者先去门厅，然后是压低的话音以及上楼的脚步声，史迈利有些警觉。敲了门之后，麦斯顿进来了。他捧着荒唐滑稽的一大束花，看起来就像刚去完游园会一样。史迈利记得那是星期五，无疑，他这个周末是要去亨利镇的。他正龇牙咧嘴地笑。在上楼梯的过程中他肯定也一直这样笑着。 “哇，乔治，又参战了！” “是啊，恐怕是这样。又一个意外。” 他坐在床沿上，下半身斜跨着，一条胳膊支在史迈利腿上。 沉默一小会儿后他说：“你收到我的信了吗，乔治？” “收到了。” 又是一阵沉默。 “军情局说是要成立一个新部门，乔治。我们（其实是你们局）觉得应该把更多力气放到技术研究上，特定应用在卫星侦察上。内政部也是这么看的，对此我也很高兴。吉勒姆同意就权责范围来提意见。我想知道你会不会为我们接下这份工作。让它运转起来，提拔肯定是必然的，而且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后，你还可以选择继续干下去。我们人事部门集体赞成这个决定。” “谢谢……可能我还是得考虑考虑，可以吗？”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麦斯顿看起来有一点点不高兴。“你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应该要再招一些新人，这样空间方面也会有问题……这周末好好想想吧，周一跟我说一声。内政大臣还是挺希望你能——” “好，我会跟你说的。实在很感谢你。” “没事儿。再说，我也只不过是个顾问，你也知道，乔治。这个真的是内部决策。我只是转达这个好消息而已，乔治；通常来说，我就是个听差跑腿的。” 麦斯顿凝视了史迈利一会儿，吞吞吐吐地说：“我把底细告诉各个部长了……只说了有必要说的那部分。我们讨论过要采取什么措施。内政大臣也在场。”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上午。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都被提出来了。我们考虑要对东德提出抗议，还要把那个叫蒙特的家伙遣送回国。” “但我们并没有承认东德啊。” “对。这就是困难所在。不管怎样，通过第三方来提出抗议还是可以的。” “比如说俄国？” “比如说俄国。在这个事件里面，无论如何，一些不利影响已经产生。感觉上那些宣传，不管是用哪种形式，最后都会殃及国家利益。我们国家对西德重整军备，民众已经有很多反对意见。要是有任何德国对英国使阴谋的证据——不管是不是俄国促成的——都有可能助长民怨。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弗雷是为俄国人效命的。给公众展示的很可能是，这些勾当是他自己一个人干的，或者是代表德国做的。” “我明白了。” “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事情真相。这是最走运的。内政大臣代表警方，暂时同意，他们会做好本职工作，尽可能把事情低调处理好，把这件事的影响降到最低……现在这个叫曼德尔的，他怎么样？可靠吗？” 史迈利就恨麦斯顿这点。 “可靠。”他答道。 麦斯顿起身。“好，”他说，“好。我得走了。你这边有什么需要的，我能帮点什么忙吗？” “不用了，谢谢。吉勒姆正好好照顾着我呢。” 麦斯顿走到门边。“好吧，祝你好运，乔治。可以的话就接了这份工作吧。”他压低声音快速说道，还挂着一个嘴巴咧向两边的漂亮笑容，似乎这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谢谢你的花。”史迈利应道。 戴尔特死了，是他亲手杀的。他右手的断指，身体的僵硬，令人厌恶的头痛，还有因内疚而犯的恶心，全都证明了这一点。而戴尔特任由他这样做，没有开枪，顾及二人的友情，但他没有。他们打斗起来，在云雾里，在河道上升的水汽中，在永恒森林的空地上；他们相遇，两个朋友重逢，然后像野兽一样厮打起来。戴尔特还念旧，但史迈利没有。他们来自昼夜不同的国家，来自思想与品行不同的世界。戴尔特雄辩机智，独裁专断，为建立一种文明而奋斗。史迈利理性至上，防备心重，拼命要阻止他。“哦，天呐，”史迈利大声叫道，“这样谁才是君子啊……？” 他费劲地从床上下来，开始穿衣服。他觉得，还是站起来比较好受。 17 亲爱的顾问 亲爱的顾问： 对于人事部让我在局里担任更高职位的提议，我终于能作出回复。拖延许久，颇感抱歉，但如你所知，我最近状态欠佳，而且不得不应付局外的诸多私人问题。 微恙尚未痊愈，走马上任并不明智。此项决定还望向人事部通传。 我相信你能理解。 你的， 乔治·史迈利 亲爱的彼得： 我附上芬南案件的报告。这是惟一的副本。等你看完后，请给麦斯顿。我觉得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是有价值的——尽管它们可能有所偏差。 永远的， 乔治

芬南一案

1月2日，星期一，我与外交部高级员工塞缪尔·亚瑟·芬南面谈，以便澄清匿名信对他的断然指控。面谈程序与平常一致，即已经过外交部同意。对芬南的不利讯息，我们只获悉1930年代他在牛津时对共产主义抱有同情。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面谈只是例行公事。 芬南在外交部的办公室并不适宜面谈，而外面天气正好，于是我们同意到圣詹姆斯公园继续交谈。 后来，我们被东德情报局的一名特工认出并监视，该特工在战时正好与我有过合作。无法确定究竟他本来就是在监视芬南，亦或只是凑巧出现在公园。 1月3日夜里，萨里警方通报芬南自杀的消息。由打字机打出并有芬南亲笔签名的自杀遗书上宣称，迫使他走上绝路的是安全部当局。 在调查中发现的以下事实，证明此中有诸多可疑： 1.芬南死去当晚7：55，让威利斯顿传呼中心于次日早晨8：30给他打电话。 2.死前不久，芬南给自己冲了杯可可，一口未喝。 3.照推测，他在门厅楼梯底下枪杀自己。遗书在尸体旁。 4.矛盾之处为，他是用打字机完成遗书的，但平时很少使用，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要下楼到了门厅才朝自己开枪。 5.他死的那天给我寄了封信，火急火燎邀我次日到马洛共进午餐。 6.在此之后调查显示，芬南请了1月4日星期三的全天假。他显然未对妻子透露此事。 7.同样要注意到，自杀遗书是用芬南自己的打字机打出来的——这与匿名信的打印文字有诸多相同特质。实验室报告推断这两封信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但均由同一台打字机打出。 芬南太太在丈夫死亡当晚去了剧院，当被请求对传呼中心8：30的电话作出解释时，谎称是自己预约的。传呼中心确定这个说法并不属实。芬南太太宣称自从安全局面谈后，丈夫一直处于紧张与沮丧的状态，他的遗书便是明证。 1月4日下午，在告别芬南太太后，我驱车前往位于肯辛顿的家中。隐约瞥见有人在屋内窗后，我摁下大门门铃。一个男人开了门，此人后被认出是东德情报局成员。他邀我进屋，我谢绝后回到自己车上，同时记下停在附近的车辆牌号。 当晚我前往贝特西的一个小型汽车修理厂，调查其中一辆登记在该厂业主名下的汽车来源。我被一个不知名的人袭击，打至不省人事。三周后业主亚当·斯卡尔被发现死在贝特西桥附近的泰晤士河里，溺水时酩酊大醉，无暴力痕迹。众所周知其人乃一名酒鬼。 至关重要的是，在过去四年里，斯卡尔为一个隐姓埋名的外国人提供专用车辆，并借此获取丰厚报酬。二人商定隐藏租用者身份，直接利用斯卡尔名义，而他仅知道客户代号为“金发妞”，且只能通过一个电话号码与其取得联系。该电话号码非常重要：此为东德钢铁代表团的号码。 与此同时，经过调查芬南太太在谋杀当晚的不在场证据，重要信息浮出水面： 1.芬南太太每个月都会去韦布里奇剧院两次，分别在每月第一与第三个星期二。（N.B.亚当·斯卡尔的客户在每个月第一与第三个星期二取车。） 2.她总会带上一个乐谱袋，并将其留在存包处。 3.每次去剧院，都会有一个男人找她，对此人的外貌描述能同袭击我的人和斯卡尔的客户对应起来。剧院的一名员工曾错误推断他为芬南太太的丈夫。他也带了乐谱袋，并留在存包处。 4.谋杀当晚，朋友未能出现，芬南太太提前离开剧院，忘记取回乐谱袋。那天晚上迟些时候，她给剧院打了电话，询问存包处票据遗失后是否能够立刻取回物件。乐谱袋被取走——由芬南太太常见的那位朋友。 此时，那名陌生人已被确认为东德钢铁代表团成员，名叫蒙特。代表团负责人是赫尔·戴尔特·弗雷，我们局战时的合作伙伴，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战后，他加入德国苏占区的政府组织。我该说明，在战争时期，弗雷曾与我在敌军领地并肩作战，他的作为证明他是个技艺高超、足智多谋的情报员。 当下我决定第三度与芬南太太约谈。她精神崩溃，供认自己一直为丈夫担当情报员，而她丈夫五年前在假期滑雪时被弗雷收归旗下。她自己勉为其难地掺和其中，既是出于对丈夫的忠诚，又是为了避免他在从事情报工作过程中掉以轻心。弗雷在公园已见过芬南与我交谈。他臆断我仍在从事情报工作，并由此推测芬南若非被人怀疑，即在充当双面间谍。他指使蒙特了断芬南，迫使其妻串通作假，并不许走漏风声。她甚至要就着丈夫的签名样本，在其打字机上打出自杀遗书。 她把丈夫取得的情报传给蒙特的方式十分重要。她将笔记与文件副本放在乐谱袋内，带到剧院。蒙特捎上一个相似的袋子，内藏钞票与指令，就跟芬南太太一样，放在存包处。他们只需要交换存包处票据即可。蒙特未能在适才提及的那天晚上现身剧院，芬南太太便依照老规矩，把票据寄到海格特的指定地点。她为了赶上从韦布里奇发出的最后一趟派件，离开了剧院。当天晚上稍后，蒙特要拿乐谱袋，她便告知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蒙特坚持当晚取走乐谱袋，因为他不想再跑一趟韦布里奇。 当我次日早晨询问芬南太太之时，其中一个问题（关于8：30的电话）让她十分警觉，于是给蒙特打了电话。这导致当天稍后我遭到袭击。 芬南太太给了我地址与电话号码，这是她用以联系蒙特的——对此人，她只知道假名是弗雷提格。这两个讯息都指向一名欧洲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公寓，这个人经常款待蒙特，当他有需要时，还会给他提供膳宿。这个飞行员（可假定为东德情报组织的一名信使）自1月5日后，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国家。 这便是芬南太太揭露出的全部内幕，但在某种意义上，推论不出任何结果。间谍死了，他的凶手也消失了。能做的只有评估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开通了一个官方渠道，并指派菲利克斯·塔芬纳先生对外交部那些涉嫌泄密的文件进行估算。这包括芬南自被弗雷招募后接触过的所有文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机密文件并非系统性地被获取。芬南抽取的机密文件均是他职务范围内所直接相关的。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他接触敏感文件的权限被大幅提升，却没有把任何涉密文件带回家。这段时期他带回的文件无一例外是低级的，而且涉及的一些内容已经超出他的工作范畴。这跟芬南作为一名情报员的身份不相吻合。不管怎样，很可能他已经对自己的工作失去了热忱，而他邀我共进午餐正是迈出了坦白的第一步。心中有此想法，他便可能写出匿名信，设计让自己得以接触局里。 这时候应该提及之后发生的两件事。其一，通过虚假的名号以及伪造的护照，蒙特在芬南太太说出真相那晚乘坐飞机出国。他躲过了机场管理局的注意，却被空姐凭记忆认出。其二，芬南在日记里记下戴尔特·弗雷的全名以及电话号码——这是从事谍报活动最基本的规则中最不可容忍的漏洞。 很难理解为何蒙特谋杀斯卡尔后会在伦敦等上三个星期，更难的是面对那些显然未经筹划、盲目选择的文件，如何将芬南的活动与他妻子的讲述对接起来。再度检视这些事实，只能够反复得出一个结论：芬南是情报员的惟一证据来自其妻子。若事实正如她所言，为何在蒙特与弗雷决计清除所有掌握重要内情之人时，她还能活命？ 另一方面，她是否正是一名情报员呢？ 如果是，那就能解释蒙特离开的日子了：一旦芬南太太说我已听信她精心布设的陈词，他的疑虑即被打消，继而立马离开。这也能解释芬南日记里的条目：弗雷是在滑雪中偶然认识的人，并且恰好要去威利斯顿走一趟。这样芬南对文件的选择便能说通了——假如芬南每次都是故意选取非机密文件，而他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涉密的，那么惟一的解释便是：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妻子了。因此到马洛的邀请信，自然而然地在前一天我俩碰面后送到。芬南决定向我吐露他的看法，并为此请了一天假——这件事他的妻子显然并不知情。这同样解释了为什么芬南要通过匿名信来告发自己：他希望能跟我们取得联系，以此作为揭发妻子的第一步。 继续推测下去，值得关注的是，在谍报技术方面，芬南太太自己一个人便能做到高效而细致。她和蒙特对技术的运用让人回想起战时的弗雷。制定若无法会面便将存包处票据寄出去的后备方案也正是他打算周密的风格。看来芬南太太把事情办了个滴水不漏，简直无法与她自称不情愿地成为变节丈夫的同行者之说相联系。 顺着逻辑看，即便芬南太太现在被怀疑为情报员，也没有理由相信她对芬南被杀当晚所作的解释必然不对。要是她知道蒙特有谋杀自己丈夫的意图，那她便不会带着乐谱袋去剧院，也不会把存包处票据邮寄出去。 似乎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案件她有参与，除非重新激活芬南太太及其操纵者之间的关系。在战争时期，弗雷利用快照以及风景明信片，为紧急通信设计出一套巧妙的代码。相片的实际主题包含着讯息。比如圣母玛利亚或教堂等宗教题材的图画传达的是早碰面的要求。接收者则会以风牛马不相及的信函回应，确定自己参会。这个会议会在预先安排好的时间地点举办，正好是信上日期五天之后。 弗雷的谍报技术在战后显然没有什么改变，但他也只是很可能会沿用这个方法——这在平时毕竟不怎么需要使用。因此我依照此法，给艾尔萨·芬南寄了一张描画教堂的风景明信片。明信片是从海格特寄出去的。虽然希望渺茫，但我还是祈求她会以为那是经由弗雷的信使交给她的。她反应迅速，往国外的未知地址寄了一张五天后伦敦剧院演出的门票。芬南太太的消息传至弗雷处，他认定此为紧急召唤。得知蒙特因芬南太太的“招供”而受到牵累，他决定亲自来一趟。 于是，在2月14日，星期二，他们在哈默史密斯的谢里登剧院碰面。 起初他们都以为会面邀约是对方发起的，但当弗雷了解到他们是被骗到一起的，便采用了极端手段。可能他怀疑芬南太太在请君入瓮，或者意识到自己被人监视。对此我们无从得知。不管怎样，他谋杀了她。案件审理时，法医的验尸报告将他采用的方式描述得非常清楚：“喉部被使力压制，特别是甲状软骨角，导致几乎即时的死亡。由此看来，攻击芬南太太的人并非门外汉。” 弗雷被追赶到停泊于夏纳步道附近的游艇上，后来在激烈拒捕过程中掉落河里，其尸体现已在河中找到。 18 两个世界之间 每到周日，史迈利那个不体面的俱乐部通常都是没有人影的，但斯特基恩夫人不会把门锁上，以防她那些绅士们万一想进来。她采用老一套的那种占有性较强的严肃态度去对待他们，就跟在牛津当房东时一样，当时那些幸运的寄宿生对待她要比对待所有导师和学监更为尊敬。她宽恕一切事情，但又会一逮到机会便设法表明自己的宽恕下不为例，绝对绝对不会发生第二次。她曾有一次让斯蒂德-阿斯普雷往济贫捐款箱里投放了10先令，因为他不打一声招呼便带了七个客人过来，但她随后还是奉上了客人终生难遇的大餐。 他们坐在上次那个位置。曼德尔看起来气色更差，容貌更老了。整一顿饭他几乎没怎么说话，只是在摆弄刀叉，就像处理任务时那样细致。大部分的话都是吉勒姆说的，史迈利也没有以往健谈。他们在彼此的陪伴中无拘无束，谁也不觉得非说话不可。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曼德尔突然发问。 史迈利缓缓地摇着头：“我以为我知道，但其实我们都只能猜测而已。我觉得她希望能有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井然有序，用新规则维系。我有一次惹她生气了，她便冲我大吼：‘因为我这个犹太人还活着，就在这片死亡之地上，就在你那些玩具兵的战场上。’当她看到新德国在旧的基础上重建，看到满满的骄傲重新回来，就像她表达出来的那样，我觉得对她来说太不好受了；我觉得她眼看自己的苦难没有一点意义，而迫害她的人一派兴旺，她就想反抗了。她跟我说过，五年前，他们在德国滑雪度假时遇到了戴尔特。那时候，重建的德国作为西方的一股突出势力，正在崛起。” “她是共产主义者？” “我觉得她不喜欢被贴标签。我看，她想帮忙建立一个没有争斗冲突的社会。和平现在是个不入流的词了，是吧？我觉得她想要的就是和平。” “那戴尔特呢？”吉勒姆问。 “谁知道他想要什么呢。荣耀，我想，还有一个社会主义世界。”史迈利耸耸肩。“他们想要和平与自由。而现在呢，他们却是杀人犯和间谍。” “我的天呐。”曼德尔叹道。 史迈利又不说话了，只是检视着杯子。后来他说：“我不期待你们能理解。你们只看到戴尔特的结局，我却看到了开头。他兜了个大圈，又走回原点。我觉得他还没有从战时当叛徒这件事里头走出来。他不得不解决好。他就是那些想要建设世界的人的一分子，但那些人看起来只会搞破坏，就是这样。” 吉勒姆温和地插了句话：“那八点半那个电话呢？” “我想这也很明显了。芬南想在马洛见我，而且已经请了一天假。他不能跟艾尔萨说自己今天不上班，不然她当时就会试图跟我解释，消除我的疑虑了。他预约了一个电话，好给自己一个去马洛的借口。这是我的猜测，仅此而已。” 宽敞的炉子里，火正烧得噼啪作响。 他赶了午夜的飞机去苏黎世。这是个美好的夜晚，透过身边狭小的窗户，他观望着灰色的机翼，静静地对着星光灿烂的天空，瞥见了两个世界之间的永恒。这景象让他感到宽慰，使那恐惧与怀疑的心变得冷静，令他对宇宙神秘莫测的意义产生了宿命感。一切看来都无关紧要——无论是苦苦追索爱情，还是回归孤寂之中。 很快，法国海岸的光线出现在眼前。仿佛身临其境，他开始将自己代入脚下的寂静生活中：忧郁高卢人的恶臭体味，大蒜和美食，小酒馆的高昂话音。麦斯顿离他十万八千里，被那些枯燥乏味的文件以及光鲜闪亮的政客牵绊着。 史迈利在同行的乘客眼里呈现出一副古怪的形象——一个矮胖子，神情颇为沮丧，忽地笑了起来，要了杯饮料。身边的金发年轻人透过余光近距离打量着史迈利，他对这类型的人了若指掌——疲倦的总经理出去寻点乐子罢了。年轻人觉得这实在令人生厌。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c)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