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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秦并天下
作者:易中天
内容简介
商鞅变法,秦愤而崛起,秦始皇灭六国,并天下,建立君主专制大一统国家。 他勤政。每天看完一百二十斤竹简奏章才去休息。 他谨慎。殿上绝不允许有人携带武器,以至于荆轲来刺杀他,所有人只能干瞪眼 他狐疑。每天变换住处,谁要是暴露行踪就是死罪。 他残忍。对李斯的批评传出宫外,因查不出是谁泄密,便将在场的人都杀掉。 设防如此,该坐稳江山了吧? 然而,秦的苛政却亲手把自己送上断头台,大秦巨轮仅仅十五年就沉没了。 楚汉相争,刘邦称帝,沿用秦朝制度。 大秦没死,秦始皇首创的帝国制主宰中华历史两千一百三十二年。
第一章 始皇革命 兴亡只在顷刻间
大秦帝国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了,迅速异常,没有商量,就像他们当年的横空出世。
请看时间表——
前230年,秦灭韩。
前228年,秦灭赵。
前225年,秦灭魏。
前223年,秦灭楚。
前222年,秦灭燕。
前221年,秦灭齐,嬴政称帝。
前210年,秦始皇卒,秦二世立。
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
前207年,秦去帝号,改称秦王。
前206年,秦亡。
这就是说,从王国变成帝国,秦只用了九年工夫;从称帝到灭亡,也不到十五年。
如此结局,恐怕是秦始皇没有想到的。
事实上,嬴政对自己的帝国信心满满。他的自信,在称帝之后的第一份诏书中表现得不容置疑。
诏书的内容,是要废除谥号制度。
所谓谥号,就是中国古代君主、贵族和名人死后,被授予的一个盖棺论定的称号,比如平王的平,文公的文,襄子的襄。有了谥号,此人就有了一个历史的评价。最好的是文和武,叫“灵”的则不灵。春秋时期的晋灵公、郑灵公、陈灵公、楚灵王,都是死于非命。
历史总是会有价值判断的,哪怕委婉隐晦。
然而秦始皇却不以为然。因为君主的谥号并不能由自己在生前商定,只能在死后由他人议决。所以嬴政认为这是“子议父,臣议君”,很不可取。
问题是谥号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区别不同世代的君主。比如周,文王之后是武王,武王之后是成王,成王之后是康王。如果都叫周王,就不知谁是谁了。
同样,没有了谥号,秦的皇帝难道都叫秦皇?后人读史的时候,怎么弄得清呢?
秦始皇却自有办法。他说——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1]
好一个“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看来,他根本就没想到大秦帝国会有死掉的那一天。
然而怎么样呢?
二世而亡。
实际上,秦二世继位的第二年,陈胜吴广就反了。义军大旗一举,天下云集响应,星火顷刻燎原。两年后,秦相赵高谋杀了二世皇帝,立子婴为秦君,去帝号,称秦王。也就是说,仅仅风光了十四年,大秦就一落千丈,由帝国重新变成了王国。更可悲的是,降格为王国的秦并没能苟延残喘,子婴也很快就向刘邦投降。这位可怜兮兮的亡国之君,其实只当了四十六天秦王。
子婴投降一个月后,项羽率诸侯联军入秦。他像一头野猪一样地闯了进去,掠财宝,掳美女,焚宫室,屠咸阳,杀子婴,尽灭秦宗族。然后分封天下,自号霸王,都于彭城,史称“西楚”。原来的秦王国则分裂成三个封区,封给了秦的三个降将,号称“三秦”。[2]
一个庞然大帝国,就这样土崩瓦解。就连被秦始皇废除的谥号制度,也在汉代恢复,并延续到清末。汉武帝的武,汉献帝的献,就是谥号。
这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想当初,秦是何等的不可一世!公元前241年,楚国牵头,与赵、魏、韩、卫组成五国联军,以考烈王为总司令,春申君为参谋长,合纵攻秦。联军兵临函谷(在今河南省灵宝市),气势汹汹地准备破门而入。秦人处变不惊,坦然开关迎敌,五国联军竟魂飞魄散,不战而走。秦人不费吹灰之力,各国就成了待宰的羔羊。[3]
现如今,秦又是何等的不堪一击!屠城的项羽,本不过一介武夫;首义的陈胜,本不过一名戍卒;受降的刘邦,则不过帝国一个小小的亭长。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亭长,是比乡长还低的“股级干部”,却取秦皇而代之,成为新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这里面,难道没有历史的玄机?
如果有,那又是什么?
[1]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本章所引凡未注明者,均同此。
[2]彭城即今江苏省徐州市。古人以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为南楚,吴(今江苏省苏州市)为东楚,彭城为西楚。“三秦”的三个王国分别是雍、塞、翟。
[3]见《资治通鉴·卷六》。
第一章 始皇革命 太阳又西升
跟周一样,秦也是“西边升起的太阳”。
秦人大约一直是生活在西方的,来历却不甚了然。据说,他们的先祖叫大费,也就是跟随大禹一起治水的伯益。伯益的父亲是舜的司法部长皋陶,也叫大业。皋陶的母亲是颛顼的孙女,叫女脩(读如修),因为无意中吃了一只玄鸟蛋,便怀孕生下了皋陶。[4]
这故事跟商族的传说如出一辙,不免让人怀疑是“山寨版”。但伯益被舜“赐姓嬴氏”,却值得注意。
秦族当然姓嬴,却未必是舜之所赐。嬴字从女,很显然不是父系的氏,而是母系的姓,就像炎帝的姜,黄帝的姬。姜即牧羊女,姬是美女族,那么,嬴是什么?[5]
请看金文的嬴字——
图版及出处据《古文字诂林》。
如此复杂多变的字形,实在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文字学家的解释则有两种,多数学者认为嬴就是蜾蠃(读如果裸,细腰蜂),但也有人认为是龙。不管怎么说,都证明秦族起源很早,而且是由母系氏族变成部落的。
变成部落的这个族群,也像炎帝族和黄帝族一样,有了自己的图腾。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图腾是蜾蠃,还是龙。也许,就像楚人的图腾是熊,秦人的图腾是龙。这个说法如果成立,那么,秦族竟是“龙的传人”。他们当中出了个“祖龙”(秦始皇),倒像是天意了。[6]
不过在尧舜禹的时代,秦还只是“潜龙”。在后来的战国七雄中,他们的起点甚至比楚还低。楚在西周初年可是受封了的,虽然只是个子爵,或者因为被视为蛮夷而称楚子。秦却直到周孝王的时候才受封,号称秦嬴,爵位最多是大夫,封邑则叫秦。其地,在今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也有人说是今甘肃省天水市陇西县秦亭。[7]
秦君被正式封为诸侯,是在公元前770年。这时,平王已经东迁洛阳,周人的老根据地也被西戎占领。于是周平王对护驾有功的秦襄公说:秦国如果能从那些野蛮人手里收回失地,那么岐山以西就都归你们了。
哈!秦人得到的封地,其实是沦陷区。
已经无法确知周平王当时的想法。也许在他看来,被西戎占领的岐山和丰水一带,自己反正是无力收回了,不如当作一张空头支票开出去。秦人有能力变现固然好,变不了现自己也没亏。至少,人情总是做了的,而且分文不花,是顺水人情。
秦的先君却非常争气,他们还真把周的失地收了回来,然后如约将岐山以东的土地献给周天子,自己则把领地扩展到岐山脚下。这时的秦,才算正式成为周天下最西边的一个邦国,不但有爵位,而且有地盘。
这是秦文公十六年(前750)的事。后来的秦,便不断向东发展。公元前714年,秦宁公迁都平阳(今陕西省宝鸡市阳平镇)。前677年,秦德公迁都雍(今陕西省凤翔县南)。等到他们迁都咸阳时,秦已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孝公也被周显王封为西伯(西方霸主)了。
与此同时,他们也成了周的掘墓人。
这当然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因为就算周王室在劫难逃,也未必就一定该死在秦的手上。齐、楚、赵、魏、燕、韩,哪一个没有狼子野心,哪一个不是虎视眈眈,又哪一个实力不雄厚?既然号称“七雄”,就不会是省油的灯。
事实上,当时疆域最广的,是楚。其次,才是秦,还有赵。再次是齐、魏、燕。但即便是齐,也兼并了宋,拥有七十二座城池。地盘最小的韩,也灭了郑。楚之灭国更多,老牌的邦国陈、蔡、鲁,还有兼并了吴国的越,都被他们收入囊中。这难道是弱者?
再说兵力。据统计,七国之中,兵最多的是楚,一百万。其次齐、魏,七十万。再次是秦,六十万。然后是赵,四五十万;韩和燕,三十万。因此,即便最弱的燕和韩联手,兵力也与秦相当。如果六国合纵,总兵力可达三百四五十万众,比秦的五倍还多,怎么就抵挡不住呢?[8]
显然,这需要一个解释。
[4]见《史记·秦本纪》及注,下同。
[5]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一卷《祖先》。
[6]请参看《古文字诂林》第九册第747-749页。
[7]请参看《史记·秦本纪》及注,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8]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第199页。
第一章 始皇革命 蛮族刷新历史
秦能够成功,也许因为他们是“野蛮人”。
的确,蛮族是有可能改写历史的,尽管并不一定都改得好。但可以肯定,一个蛮族如果善于学习,又能保持蛮野的精神,那么,他们就会战胜和超越自己的老师,并在老师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先进的文化来。古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后来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都如此。
同样的剧本也在中华大地上演。夏代,东边的商人是蛮族;商代,西边的周人是蛮族。结果,却是商文明优于夏文明,周文明又优于商文明。看来,文明的延续、发展和创造需要新鲜的血液,哪怕它来自所谓“夷狄”。
秦成为邦国的东周,便正处于这个当口。
请看地图——
图中虚线圈出的部分即传统上的“中国地区”,此区域诸国在早期等级较高、实力较盛,进入东周后已分为一二三等,实力最强的晋国后来也一分为三。齐、秦、楚则都不在“中国”圈内。据范文澜《中国通史》制作。
这张地图显示的,是东周和春秋的天下大势。不难看出,这时生活在所谓“中国地区”的诸夏和诸华,差不多都已日薄西山。其中境况最差的如陈、蔡、曹,早就沦为三等国。好一点的如周、郑、宋、卫、鲁,也只是二等国。一等国是谁呢?晋、楚、齐、秦、越。
这五个一等国,大都在“中国”周边,甚至不是“华夏正宗”。楚是南蛮,而且北边有卢戎,南边有百濮。越是东夷,而且北边有淮夷,南边有百越。齐也是东夷。他们的开国之君虽然是姜太公,但一到封区就把自己东夷化。吞并了胶东半岛的莱夷之后,便更是夷夏不分。
此外还有燕,虽然号称西周开国元勋召公奭(读如绍公是)之后,却其实生活在山戎地区,与“中国”之间也有北戎、白狄和赤狄隔绝,根本就是“化外之地”。整个春秋时期,几乎听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然而一到战国便勃然崛起,成为七雄之一,这里面难道没有原因?
与燕相似的是秦。只不过燕人是北迁的诸夏,秦人则恐怕原本就是西戎。他们最早生活的地区(今甘肃省礼县东北)像“犬戎”一样被叫做“犬丘”,后来又因为善于养马而被册封在秦,无非说明秦人原本是游牧民族,他们的封区则不过周的牧区。
秦,是由牧民变农民,牧区变邦国的。
变化很可能是双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处于戎狄包围之中的姬周,很希望通过“和平演变”化敌为友;另一方面,西戎当中最有头脑的嬴秦,也很愿意向先进的华夏文明学习。你有情,我有意,双方一拍即合。
于是,平王东迁前后,周秦两族度过了一个不短的蜜月期。秦的“华夏化”,应该就是在这时完成的。只不过,作为被犬戎和骊戎包围,而且与戎狄杂居的游牧民族,他们与姬周的同化不可能那么彻底。周的残余最后被秦收拾得一干二净,也并非偶然。
这就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华文明圈。处于中心地带的“传统中国”(周、郑、宋、卫、鲁)衰朽,败落,萎缩。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则是华夏化的东夷(齐、越)、南蛮(楚)、西戎(秦)、北狄(燕)。
例外的是晋。
晋是五大国中唯一的姬姓国,也一直以华夏正宗自居。然而晋国却是与白狄和赤狄接壤的,在长期的战争中也难免“戎狄化”,甚至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因地制宜,夷夏不分。晋,其实也是“混血儿”。[9]
何况即便是高举“尊王攘夷”大旗的晋,到春秋末年也面临崩溃。分裂后的三晋(魏、赵、韩)则最先被秦所灭。夷狄化的华夏,还是斗不过华夏化的夷狄。
如此说来,文化越是落后,就越有希望?
也不见得。
事实上春秋五大国中,文化最落后的不是秦,而是越。所以,越的兴起非常迅速。从闪亮登场到灭亡吴国,只用了二十一年。然而勾践死后直到灭亡,越都停滞不前,乏善可陈。他们的崛起和辉煌,跟另一个华夏化的蛮夷吴一样,都只在顷刻之间,可谓昙花一现。
持续辉煌的是楚,最后胜出的是秦。秦灭了楚,楚灭了越。楚灭亡越,是在商鞅变法之后没多久。这是一个临界点,也是一个分水岭。此后,楚便开始走下坡路,秦却如奔驰的骏马、飞驶的列车,风驰电掣,一往无前,几乎没有谁能够阻挡他们的步伐。
秘密莫非就在于此?
正是。
[9]《左传·定公四年》称,晋国始祖唐叔虞的政策是“疆以戎索”,也就是按照游牧路线规划道路,或者按照戎狄习俗分配牧地,而非按照周法分配耕地。
第一章 始皇革命 愤而崛起
秦的崛起确实始于变法,而变法是被逼出来的。
这一点,秦孝公在他的“求贤令”中说得很清楚。他的说法,叫“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因此,如果有谁能“出奇计强秦”,孝公愿意“与之分土”。[10]
秦,真被诸侯看不起吗?
是的。比如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秦既是参战国,也是战胜国。然而一个半月后的践土之盟,与会的不但有霸主国晋,有同盟国齐、宋,还有中立国和战败国鲁、蔡、郑、卫、陈,却没有秦。[11]
没有也不奇怪。事实上,秦君虽然已被周天子正式册封为诸侯,诸侯却并不把他们看作诸侯,也不愿意跟他们平起平坐。结果,是秦人没资格参加“中国”的盟会,哪怕这时的秦君是穆公。后来被追认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在当时恐怕是被看作暴发户的。老牌的、正宗的华人华族,哪里看得起这样的“半吊子”。[12]
这当然是一种歧视。
幸运的是,面对歧视,秦人没有垂头丧气,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自甘堕落,他们的选择是奋发图强。
图强的第一步,是找出受人歧视的原因。
原因也有两个。
第一是文化落后。比方说,商鞅变法之前,秦人的生活方式,还是公公婆婆、儿子媳妇、兄弟妯娌都住在同一间屋里。这当然多半是游牧时代住帐篷的习俗,但在“设男女之大防”的华族眼里就不文明。[13]
第二是政治混乱。从公元前425年(也就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晋国大夫赵襄子去世那一年)起,秦国四十年间不得安宁。一个国君(怀公)被迫自杀,一个太子(献公)不能继位,还有一个国君(出公)和他的母后一起被杀,并沉尸深渊。结果,是魏武侯趁秦国内乱之机,夺回了被秦穆公抢走的一大块地盘。[14]
文化落后,当然因为他们原本是蛮族;政治混乱,则因为贵族专政擅权,国君大权旁落。因此,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
变法的具体内容,我们在《从春秋到战国》一书中已经说过。简单地说,就是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废领主制,原先隶属于贵族的臣民直属中央,人民就是国君的。废封建制,卿大夫的采邑变成郡县,土地就是国君的。废世袭制,所有的官员都由中央任命,权力就是国君的。土地、人民和权力都集中到国君手里,当然是集权。
集权以后的国君,手里就有了指挥棒。这根挥洒自如的指挥棒,就叫“军功”。有军功,农民也能封侯;无军功,贵族也没面子。于是秦人个个“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15]
杀人机器呀?
正是。秦国的军功是按人头计算的,杀敌一人晋爵一级。只要拎着敌人的脑袋来,就可以邀功请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虎狼之国”,哪里还有对手?[16]
六国之败,也就理所当然。
显然,没有商鞅的变法,就没有秦国的崛起。问题是郡县制度非自秦始,楚、晋、齐,都比秦早。变法的也不是只有秦一家。魏的李悝(读如亏),楚的吴起,也都比商鞅早。那么,最后胜出的,为什么是秦呢?
也许,这里面有文化的原因。
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影响,是很奇怪的。大体上说,是太少了固然不行,太多了也有麻烦。越,就吃亏在文化太少;楚、宋、鲁,则吃亏在太多。宋是殷商故国,鲁是周公之后,楚则是捡了便宜。春秋时期,周的王子朝叛乱。兵败之后,他携带王室的大量典籍、器物、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前来避难。结果,原本是“蛮夷之邦”的楚,成为华夏文明的第三个重镇。
于是,儒家生于鲁,墨家生于宋,道家生于楚。
秦有什么呢?
一片空白。
有空白,就会有人来填补。填补秦国文化空白的,就是法家。法家是没有地域性的。谁肯出大价钱,他们就为谁出谋,为谁划策,为谁卖命。李悝为魏相,申不害为韩相,吴起奔楚,商鞅奔秦,都不足为奇。
然而最适合法家的还是秦。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比较异类的。儒家、墨家、道家,都是理想主义者和复古主义者。道家向往太古,墨家向往禹世,儒家向往东周。法家却是实用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他们的主张,是面对现实,规划未来。因此,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
法家讲霸道,秦国要图强,自然一拍即合。
何况秦的民风原本彪悍质朴。直到战国,他们的艺术也不过是敲瓦罐儿再加吼唱。这说明秦人并没有被华夏文明雅化。没有雅化,也就没有软化,正好训练为生产工具和杀人武器。甚至就连秦的人才匮乏也成了优势,因为可以招聘四方,广纳天下;而重用客卿的结果,则是进一步打击了贵族,加强了君权,可谓一箭双雕。
秦被称作“虎狼之国”盛行于战国时代,山东六国与秦在文化上的隔膜使得“虎狼之秦”成为固有印象。参见何晋《秦称“虎狼”考》。兵器据《博物》2005年第2期绘制,皮甲将军俑形象据陈大威《画说中国历代甲胄》。
于是法家大显身手,大展宏图。其实他们的王牌,无非君权至上;手段,则无非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商鞅和孝公有此霸王条款和软硬两手,便不难把秦国变成一家农场和一座军营。举国上下,步调一致,纪律严明,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只要国王一声令下,便猛兽般地扑向敌人。
这样一种蛮不讲理的横行霸道,也是没人挡得住的。
历来就被华夏诸侯看不起的秦,最终咸鱼翻身。而且这条小小的咸鱼,还吃掉了所有的大鱼。现在他们要做的,已不是为华夏文明输血,而是换血。
秦始皇革命了。
[10]见《史记·秦本纪》。
[11]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五卷《从春秋到战国》。
[12]《史记·秦本纪》在叙述商鞅变法时称:“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
[13]请参看《史记·商君列传》、张荫麟《中国史纲》。
[14]请参看《史记·秦本纪》、张荫麟《中国史纲》。
[15]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五卷《从春秋到战国》。
[16]商鞅规定秦的爵位为二十级,其中最低的一到五级用于奖励士卒。所谓杀敌一人晋爵一级,应该在这五级之内,不可能杀二十人晋级到彻侯。
第一章 始皇革命 一号文件
革命是在灭齐以后。
齐,是最后被灭的王国。此前,韩、赵、魏、楚、燕,都已经变成了秦的郡县。齐国并入秦的版图后,“中国”就不再是多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这可是从来就不曾有过的事,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样一个时候颁发的命令,便堪称“一号文件”了。
一号文件的内容,是嬴政的名号。
名号确实是重要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嬴政要求更改自己的名号,也有道理。因为他的成功,确实“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仍然叫王,则何以“称成功,传后世”?
于是朝野上下,一致同意更名。
但怎么改,却有不同意见。
群臣和博士们的建议是叫“泰皇”,这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此前人主的最高称号,一是王,二是帝,三是后(本字为“后”,不是繁体字“前後”之“後”的简写)。夏代称后,商代称帝,周代称王。现在,夏商周都已是明日黄花,后也好,帝也好,王也好,岂能再用?
那么,有更高级的称号吗?
有,皇就是。三皇之后是五帝,五帝之后是三王,三王之后是五霸。五霸低于三王,三王低于五帝,五帝低于三皇。由此可见,皇最高级。三皇中,泰皇又最尊贵。以此为号,嬴政应该满意。
可惜,嬴政并不满意。
不满意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对一切旧东西都嗤之以鼻。在嬴政看来,他的事业是开天辟地,前无古人的。制定名号,岂能一点想象力和创造性都没有?
必须发明创造,还得嬴政自己来。
结果,是叫“皇帝”。
这是一个复合词。其中,皇是形容词,是定语;帝是名词,是主语。所以,皇帝也可以简称为“帝”。皇帝之国叫帝国,皇帝制度叫帝制,原因就在这里。
但,帝不是商代的称号吗?怎么还可以用?
因为帝的本义是“缔造者”,这当然很对嬴政的心思和胃口。何况在商代,帝既指人主,又指天神。天神是上帝,人主是下帝。人神共用的称号,嬴政当然喜欢。
于是,他一笔圈中了“帝”字。
其实殷商的元首,是称帝也称王的。比如被周武王灭了的那位,就既叫帝辛,又叫纣王。周天子则只称王,不称帝。帝者天号,王者人称。周人敬天,岂敢僭越?
嬴政却不管那一套,因为他实在不能再称王。王,并非至尊之号。起先,大一点的酋长都可以称王,是为部落王。后来,大一点的国君也可以称王,是为诸侯王。就算曾经独自称王的周天子,也无法跟现在的嬴政相比。周王是“共主”,嬴政是“独主”,一样吗?
也只能称帝。但不能称下帝,得叫皇帝。皇的本义是灿烂辉煌,皇帝即“皇皇大帝”,当然比下帝好。
实际上皇帝一词,古已有之。炎黄二帝中的黄帝,本来就叫皇帝,即“伟大的缔造者”。后来“皇帝”多了,只好把他的名称改成“黄帝”,意思是“天下之中体现了黄土之德的伟大缔造者”,或“中央大帝”。
黄帝成了中央大帝后,其余那些伟大缔造者,便被安排到东西南北四方,分别为赤帝(火)、青帝(木)、黑帝(水)、白帝(金),与黄帝合为“五帝”。
问题是,物以稀为贵。伟大缔造者多到五个,便未免掉价。为了再设一个等级,只好把“皇”这个形容词当名词用。“三皇五帝”的说法,就这样被发明出来。[17]
没有证据表明,嬴政对这段历史有过研究。也许当时的他,只不过自认为“功高五帝”,又不好意思“比于三皇”,这才发明出介于二者之间的“皇帝”来。
皇帝,即皇和帝,是皇也是帝。
不过这样一来,皇,也就永远地由形容词变成了名词,甚至皇帝的代名词。它的使用比“帝”还频繁,比如皇家、皇族、皇室、皇宫、皇朝、皇位、皇袍、皇权。
这大约是嬴政没想到的。
嬴政当然也想不到,他这个“始皇帝”只传到第二代,他的帝国就一命呜呼。同样意味深长的是,秦虽二世而亡,皇帝这个名词却延续了下来,没有一个人主张更改。
如此看来,嬴政的“一号文件”,岂非意义重大?
当然。
表面上看,嬴政由秦王改称皇帝,不过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他需要有一个足以“称成功,传后世”的称号,就像古罗马的胜利者需要一座凯旋门。但如果事情就这么简单,则后世的开国之君,岂非也可以见样学样,把皇帝换成别的什么头衔?为什么没人改呢?
因为没有必要。
那么,嬴政的变更名号,就有必要吗?
很有必要。
事实上,当秦王嬴政将韩、赵、魏、楚、燕、齐都收入囊中时,天下和秦便都变了。此前是邦国林立,现在是独此一家。那么,秦在“之一”的时候叫王国,“唯一”的时候难道还叫王国?显然不能。
那叫什么?
帝国。
这当然是大变革。性质变了,称号也得变。伯国的元首是伯,侯国的元首是侯,公国的元首是公,王国的元首是王。帝国的元首呢?当然得叫皇帝。
因此,元首叫不叫皇帝,就看你要不要帝国。后来的汉、晋、隋、唐、宋、元、明、清,都坚持帝国制度,所以他们的元首都叫皇帝,谁都不会更改。
皇帝与帝国,俱为一体。
但,这样一个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在始皇称帝之初甚至之后,却备受争议。
[17]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一卷《祖先》。
第一章 始皇革命 反封建
争议是一批守旧派挑起的。
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是丞相王绾(读如晚)。王绾他们倒不反对嬴政称帝,却反对将王国变成帝国。大约在他们看来,名号事小,国体事大。嬴政要管自己叫皇帝,随他高兴好了。但要把王国变成帝国,却不能不争。
那么,什么是王国?什么是帝国?帝国和王国又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有两种王国。一种是战国式的,一种是西周式的。战国式的王国(韩、赵、魏、楚、燕、齐、秦),是各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样的王国制度,王绾他们也不会要。他们要的,其实是西周的国家制度,即“周制”。
什么是周制?
一个王国,许多侯国。
侯国跟王国是什么关系?
王国是侯国的宗主国,侯国是王国的分封国。也就是说,天下名义上是王国的,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在实际上,王国又把天下分封出去,分封给各个侯国,叫“裂土田而瓜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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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划出一片领地,然后在边境线上挖沟。挖出来的土堆在两边,然后在土堆上种树。这个动作就叫封,也叫封疆、封土、封邦。
那么,为什么不叫封国?
因为邦和国不一样。国是国都,即城市,邦则还要加上周边农村。有邦有国,所以叫邦国,也叫邦。后来为了避汉高祖的名讳,改邦为国,才有了“国家”一词。
邦国也有两种。如果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就是“城市国家”。如果是中心城市加其他城市再加周边农村,就是“领土国家”。人类最早的国家都是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就说明他们已经发展壮大,今非昔比。
实际上在西周初年,除周王国外,其他邦国都是城市国家。到春秋时期,许多小国也还是。但像晋、齐、楚这样的大国,则都是领土国家。他们的疆域,也不是周天子当年之所封,当然这是后话。
封邦之后,是建国。
建国倒不是建立国都,而是指定国君。国君都是世袭的,始封之君则多半是周王的兄弟(如武王之弟为卫君)和子侄(如周公之子为鲁君),然后是姻亲(如齐国的姜太公)和功臣(如燕国的召公奭),以及同盟国、战败国和附庸国的首领(如楚、宋、陈、杞)。
邦国的国君分为公侯伯子男。但这种爵位制度恐怕是后来才建立的,而且统称皆为侯(蛮夷之君叫子),所以叫诸侯(诸多的侯)。他们的邦国,则叫侯国。
王国与侯国,是君臣关系。但这种君臣关系,是名义上的。周天子只要诸侯承认自己是“天下共主”,并象征性地承担一定的义务(比如楚国的义务是进贡过滤用的茅草),对侯国的事务基本不闻不问。各国诸侯都是“独立法人”,他们的邦国也“自负盈亏”。
显然,这其实是国家联盟,或邦联。但,邦联各成员国是平等的,邦国各成员国则不平等。周君和周国至高无上,只有他们能称天子,能叫王国。
这就是周制,也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的核心,是“封邦建国”,简称“封建”。
这是一个动词。王国与帝国,或邦国制度与帝国制度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要有这样一个动作。
王绾他们认为要。
一号文件的问题解决后,王绾等人就向皇帝上书,请求封邦建国,立诸皇子为王。秦始皇将此提案交由群臣讨论,上上下下竟是一片赞同。
赞同也不奇怪。正如王绾他们所说,天下初定,人心不服。六国的残余势力人还在,心不死,中央政府又“天高皇帝远”,谁能保证不会动乱?靠得住的办法,是仿效西周封建亲戚,为新政权镇住地头蛇,筑起防火墙。
这是有道理的。故此议一出,“群臣皆以为便”。
不过这样一来,秦就到了十字街头。因为一旦采纳王绾等人的建议,就意味着回到西周,回到邦国制度。然而从商鞅变法开始,秦的所有努力,都是在改革甚至反叛那个制度。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如果重演西周故事,岂非“一夜回到旧社会”?
那么,是延续周人建立的旧制度,还是坚持自己的新制度,甚至创建一个更新的制度?这对于刚刚称帝的秦始皇来说,真可谓“生死抉择”。
好在有人反对。
反对的人叫李斯。反对的理由及其得失,则成为后世争论不休的大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重要的是,李斯的反对成功,因为秦始皇投了他赞成票。
这是关键的一票。
从此,封建的命被革掉了。以后的历代王朝,虽然也封王封侯,却是“封而不建”,王侯变成了荣誉称号。新的王侯们对自己的封邑和封国没有治权,更没有主权,甚至连产权都没有。中国社会,再也回不到封建时代。
回不到封建社会和封建时代,究竟是好是坏,是福是祸,也许要到本中华史的第三十六卷才能回答。现在的问题是,不要封建,要什么?
郡县。
在否决了王绾等人封建诸侯的建议后,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为郡守,县的长官为县令,都有副职和属员。这,就是郡县制。
郡县和封建,又有什么不同?
秦的郡县制和周的封建制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三级。周,是天下、国、家;秦,是天下、郡、县。实际上秦的郡和县,就是由周的国和家演变而来的,甚至是灭国为郡,灭家为县。然而郡县与国家,却有天壤之别。
周的国和家,是封建的结果。天子封建诸侯,是为国;诸侯封建大夫,是为家。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诸侯和大夫,是国和家的主人。他们不但有产权,而且有治权,因此是君主——诸侯是国君,大夫是家君。
郡守和县令,则不是主,而是仆。春秋战国,他们是国君之仆;秦汉以后,他们是皇帝之仆。郡和县,都不是他们家的,而是国君或皇帝的。他们之于郡县,当然没有产权,甚至没有治权,只有代理权。换句话说,他们是由国君或皇帝任命和派遣,代表元首管理郡县的。
因此,郡守和县令没有爵位,只有职位。他们的职位也不像诸侯和大夫的爵位那样可以世袭,反倒可以罢免和调动。也就是说,诸侯和大夫是国和家的当家人,郡守和县令则只是君权的代理人。
这,就叫“官员代理”。
官员代理,是因为“中央集权”。官在四方,权在中央。集权,就不能再封建,因为封建是分权制。因此,一旦全国为郡县,邦国就必然变成帝国。至于那元首是叫国王还是皇帝,其实并不要紧。只不过碰巧的是,嬴政的称皇帝和定郡县,竟刚好是同时进行的。
秦,理所当然地成为帝国。
变成了帝国的秦,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踌躇满志的秦始皇,便开始了他的统一大业。
第一章 始皇革命 一统天下
统一是在始皇称帝之后开始的。
这话奇怪。此前,他不是已经把韩、赵、魏、楚、燕、齐跟秦并在了一起?这难道不是“统一中国”?
当然不是。
什么是“统一”?统一是相对分裂而言的。比如晋变成了赵、魏、韩,就是分裂。如果重新变成晋,则是统一。东汉以后的西晋,也是。因为之前的东汉,是一个整体。变成魏、蜀、吴三国,是分裂。西晋,当然是统一。
秦做的事情则不同。因为此前的周并不是统一国家(周帝国),而是国家联盟(周天下)。邦联各国,西周时期有独立治权,春秋时期有半独立主权,战国时期有完全独立主权。他们本来就是独立的,怎么能说是分裂?
没有分裂,就不存在统一。
比如美国。最早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十三个States(现译为州,其实应译为邦),当初就是独立的。他们在1776年宣布由Colonies(殖民地)变成States时,便都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以及民选的“主权、自由和独立”的政府,State之间也完全平等。请问,这能叫“分裂状态”吗?
所以,他们最后成为一个国家,便只能叫“联合”,不能叫“统一”。他们的国名United States,也被准确地翻译为“合众国”,即“合众邦而为国”。[18]
因此,没人会说“华盛顿统一了美国”。
同样,也不能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那该怎么说?
兼并。
秦兼天下,秦并天下,秦灭六国,都对。
这其实也是古人的说法。中国人的古书在提到这段历史时,都或者称“并”,或者称“兼”,或者称“并兼”,没有称之为“统一”的。[19]
不过兼并之后,原先邦国林立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国家”,而且是中央集权的。这时,统一的工作就不但合情合理合法,而且是可行的了。
没错,天下一统,是帝国的需求。
邦国不需要统一吗?不需要。邦国的特点,是“三级所有,层层分权,各自为政,多元共存”。大家都是“之一”,没有谁是“唯一”。如果要求统一,请问谁来统?
所以,邦国只求“同一”,不求“统一”。所谓“同一”,也只是“认同”。比方说,都认同周天子是天下共主,华夏文明是先进文化,如此而已。
求同就得存异。齐东“野语”,楚人“鴃舌”(鴃读如决),吴人“断发文身”,越人“徒跣不履”,并没有人要求他们都改弦更张,改头换面,统一起来。
这是春秋。到战国,共主都没了,大家都是独立王国,更是谁都不买谁的账。于是“田畴异晦,车涂异轨,律文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甚至出现了所谓“鸟书”和“蝌蚪文”—— [20]
货币也五花八门。简略地说,大体上是周、赵、魏、韩通行布币,燕和齐通行刀币,楚通行铜贝和金币,秦通行圜钱。而且,即便同为刀币或布币,形制和重量也不一样,折算起来极为麻烦。[21]
这当然让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不能容忍。因为帝国不但要求“海内为郡县”,而且要求“法令由一统”。如果不把文字和货币之类都统一起来,那么,难道皇帝的诏书要写成不同文本,国库里面又是布币又是刀币?
于是秦始皇勒令全国统一,包括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亩制(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统一车轨(车宽六尺)。据说这是孔子也曾向往的,比如《礼记·中庸》就主张“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但意义最为重大的,还是统一文字。
统一的办法,是废除异体字,推行简化字。为此,他们不惜先革自己的命。秦本西周故地,通行的是籀文(籀读如宙),也叫大篆。大篆笔画繁重,始皇就让李斯简化为小篆,也叫秦篆。后来,程邈更简化为秦隶。这就连低级官吏和底层人民也可以认识了,所以叫“隶书”。
这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它不但普及了文化,也延续了文明。事实上,我们民族的文明三千年不中断,文字的作用功不可没。从甲骨到金文,从周篆到秦篆,从篆书到隶书,陈陈相因,一脉相承。于是商文化延续为周文化,周文化延续为秦文化,秦文化延续为汉文化。承上启下的,正是秦始皇的“书同文”。
书同文的结果,是一个更大民族的诞生。这个民族就是汉。汉族,是华夏民族的升级版。她的形成,却其实开始于秦。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秦帝国二世而亡,两汉又长达四百多年之久,那么,汉语、汉字、汉族、汉人,是应该叫作秦语、秦字、秦族、秦人的。
这就是秦始皇的三大革命:称皇帝,反封建,大一统。革命的结果,是帝国制度取代了邦国制度,并延续了两千多年,影响极其深远。其政治意义和历史地位,只有西周封建和辛亥革命可以相比。
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任何革命都是有代价的。在古代社会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甚至必须有人献祭,有人以身试法做牺牲品。这是无法避免的悲剧。
历史又选择了秦。
秦始皇革命十二年后,反秦运动席卷天下,大秦帝国迅速灭亡。这当然是秦始皇万万想不到的。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首先举起义旗的,并非他处心积虑要防范的六国贵族和遗老,而是一个小人物。
这个小人物,就是陈胜。
[18]请参看拙著《费城风云: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
[19]《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说法是“秦初并天下”,《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说法是“秦兼天下”,出土文物“秦始皇铜方升铭文”的说法是“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邱隆、丘光明等《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
[20]许慎《说文解字》。
[21]请参看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
第二章 陈胜造反 铁网帝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城千里的大秦王朝,是被陈胜和吴广推翻的。尽管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很快被章邯的政府军镇压,他们的“张楚国”也只存在了六个月,但,没有前面的陈胜、吴广,就没有后面的项羽、刘邦,也就没有大秦帝国的二世而亡。
这一点,毋庸置疑。
可疑的是,雄才大略的秦始皇,难道当真认为他的王朝是“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对于帝国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危机,他难道事先一点警觉都没有?
有的。
一统天下之后,秦始皇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相反,他对自己的革命成果能否巩固,可谓费尽心机。
为此,秦始皇做了好几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当然是废封建,设郡县。实际上当时的封建与郡县之争,双方着眼的都是国家的安全和政权的稳固。分歧仅仅在于,王绾他们认为分封诸侯才能保家卫国,秦始皇和李斯则意见相反。
不过,秦始皇的认识,又比李斯更胜一筹。
李斯的看法,是封建并不保险。李斯说,周王分封的诸侯到处都是,何其之多。保卫了天子吗?没有。他们自己反倒视如寇仇,打得不可开交,周天子连和事佬都做不成。封建诸侯,是维稳呢,还是添乱?
秦始皇的看法则更深刻。他干脆认为诸侯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安定因素”。秦始皇说,天下征战不已,就因为有诸侯。有诸侯,天下就成了江湖。大家都争当老大,还有不大打出手的?恢复封建制,岂非制造战争?[1]
结论是:实行郡县制,帝国才能长治久安。
历史证明,秦始皇是对的。
事实上,大秦帝国刚刚灭亡,封建制度就在项羽手中复辟。此公称霸天下后,一口气封了十八个诸侯王。结果怎么样呢?重开战端的忧虑不幸被秦始皇言中。而且最后灭了项羽的,正是被他封在汉中的刘邦。
接下来,刘邦又差一点重蹈覆辙。
刘邦称帝之后,同样面临着“要封建还是要郡县”的纠结。最后迫于压力,不得不折中调和,搞“一朝两制”,在天子直辖的畿辅设郡县,畿辅之外封王侯。这就是郡县与封国并行的“郡国制”。
显然,这是讨价还价和政治妥协的产物。其结果,不是异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乱。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反。汉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焦头烂额,史称“困平城”。公元前195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呜呼,史称“病流矢”。刘邦的皇帝生涯,竟是在平叛中度过的,而且按下葫芦起来瓢。
此后的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连续三代不得安宁,前有诸吕封王,后有七国之乱。朝廷不得不殚精竭虑,软硬兼施,直到汉武帝元封五年才算摆平(详见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
封建,岂非“战争的策源地”?
相反,郡县制却很快就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柳宗元曾这样总结说:秦末天下大乱,有叛人而无叛吏(有叛逆的民众,没有叛逆的官员)。汉初天下大乱,有叛国而无叛郡(有叛逆的封国,没有叛逆的郡县)。中唐天下大乱,有叛将而无叛州(有叛逆的将领,没有叛逆的州府)。柳宗元认为,这就是郡县制的好处。
由此他得出结论:封建制不可恢复,郡县制不可废除——“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2]
也许吧,也许。
事实上,封建与郡县孰优孰劣,是一个可以展开讨论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而且,立场不同,结论也不会相同。但可以肯定,秦的灭亡绝非因为实行了郡县制。相反,这种制度是有利于秦帝国的。
那就来看看秦的郡县制。
按照郡县制,帝国不再分封诸侯,而是分为中央和地方。中央有国家元首,这就是皇帝;有政府首脑,这就是宰相。宰相包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号称“三公”。三公之下有“九卿”,相当于政府部长。
地方则分为郡和县。县隶属于郡,郡隶属于中央。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大县叫县令,小县叫县长。他们的副职,郡有郡丞、郡尉,县有县丞、县尉。
县以下,是乡。乡的负责人,是三老。乡以下,是亭。亭的负责人,是亭长。亭以下,是里。里的负责人,是里魁。里以下,则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
显然,秦的郡县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系统。中央政府管郡,郡管县,县管乡,乡管亭,亭管里,里下还有什和伍。至高无上的是皇帝,最底层的是小民。
秦帝国严密的垂直管理系统使统一国家进入前所未有的严密管控时代,在多级管理重压之下的是处于帝国最底层的广大小民。
这是一张铁网,既不疏,更不漏。
它也是一架机器,一架像电脑一样设定了程序,可以自动运转的统治机器。这架机器是由皇帝操控的。皇帝只要掌握了总开关,帝国就会像巨轮一样驶向前方。
秦,就是这样一艘“泰坦尼克号”。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这架机器的安装和运行情况。但可以肯定,它的设计复杂而缜密。整个系统以县为关键,为节点。县及县以上三级:中央、郡、县,设官;县以下也是三级:乡、亭、里,设吏。官是“流官”,由中央派遣和任命;吏则“乡绅”,由本地有产业或有德行的人充任。郡县长官是外地人,而且可以调任,就不怕他们变成一方诸侯;乡亭小吏是本地人,则足以摆平江湖,搞掂子民。
这可真是煞费了苦心。
在这样严密的控制下,被称为“黔首”的民众,包括代理皇权的官员,又哪有反叛的可能呢?
几乎没有。
那么,秦始皇放心了吗?
也没有。
[1]据《史记·秦始皇本纪》。
[2]请参看柳宗元《封建论》。
第二章 陈胜造反 焚书坑儒
确立了郡县制以后,秦始皇又连出数招。
第一招是“修驰道”,也就是修建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高速公路网”。第二是“去险阻”,也就是拆毁六国在险要之处修建的长城巨堑和城郭要塞。第三是“决川防”,也就是决通六国所筑阻塞水道的堤防,疏浚鸿沟,开凿灵渠。第四是“销兵器”,也就是没收全国各地民间的武器,集中运到咸阳,铸成大钟和铜人。第五是“大移民”,也就是将天下豪富迁徙到咸阳,据说多达十二万户。
秦帝国的驰道相当于当时的“高速公路”,在“车同轨”的改革背景下,全国各地间的交通往来方便程度较以往获得飞速提升,帝国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借此得到保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驰道仍只遍布于中原及周边的传统发达地区,边境蛮荒疆土尚待开发。
这些举措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实际上,帝国的危险无非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草民造反,二是六国复辟,三是蛮族入侵。但无论造反还是复辟,都要钱,要武器,要据点。现在,要塞毁掉了,武器没收了,富豪变成了穷光蛋,他们还造什么反,复什么辟?何况就算变生不测,有了驰道,通了水路,皇帝随时都能调兵遣将,不怕他们翻了天。
蛮夷戎狄也不难对付,因为秦始皇有的是铁骑,有的是劲旅。他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并将征战所得之地设为郡县。北方设九原郡,南方设南海、桂林、象郡。于是“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正所谓“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3]
即便如此,秦始皇仍不敢掉以轻心。
他勤政。每天不看完一百二十斤的章奏(竹简),绝不休息。他谨慎。他的殿上,绝不允许有人携带武器,卫士不得命令则不能上殿,以至于荆轲来谋杀他时,所有人都只能干瞪眼。他狐疑。他的住处每天都不一样,谁要是暴露了他的行踪,谁就是死罪。他残忍。有一次,他对李斯的批评被传出宫外。由于查不出泄密的人,便将当时在身边的宫女、宦官和卫士全部杀掉。
设防如此,秦始皇该坐稳江山了吧?
抱歉,还没有。因为天下偏有不怕死的人,也偏有直言不讳、喜欢唱对台戏的人。
比如淳于越。
淳于越是齐国人,职位是博士。博士就是负责议论政事和掌管礼仪的官员,始皇时期有七十个,领班则叫“仆射”(射读如夜)。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国宴,七十位博士集体上前敬酒。仆射周青臣作为领班,便歌功颂德,大唱赞歌。
周青臣说,陛下“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威德呀!
秦始皇龙颜大悦。
淳于越却忍不住了。淳于越说,周青臣这是乱拍马屁!殷、周两代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就因为他们都分封了子弟和功臣。如今陛下自己当了皇帝,凤子龙孙们却变成了平民。将来一旦国家有事,又有谁会来救难呢?
这当然大煞风景。
何况这时的大秦,成为帝国已经四年。淳于越居然还重提封建,反对郡县,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过这一回,秦始皇倒没杀人。他的处置,是让已经担任丞相的李斯提出意见。作为丞相,李斯当然要受理此案。这不仅因为君主所命和职责所在,也因为他自己就是郡县制的拥护者,反封建的急先锋。
只不过,李斯的意见也不是杀人,而是烧书。
李斯上书秦始皇说,现在的社会风气很是不好,某些人以古非今,妖言惑众。他们上朝时在心里诽谤,下朝后在街头乱讲,靠非议皇上出名,以持不同政见为誉,带头制造流言蜚语,正所谓“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长此以往,势必君王威望尽失,民间结党营私,帝国危在旦夕。
问题是,何以如此呢?
李斯认为,政令不行,议论纷纷,全因为思想不统一,学术太自由,民间思想的影响大于官方号令。因此,唯有禁绝私学,才能正本清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秦始皇认同李斯的意见。[4]
于是,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中华史上一大要案,秦始皇和李斯也因此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其实焚书和坑儒是两回事,秦始皇坑杀的也不是什么儒,更不是意见领袖,反倒无妨说是一群江湖骗子。但,不问青红皂白,就一次活埋四百六十余人,称之为暴戾总是不过分的。
关键是焚书。
焚书是事实。不过焚书的直接动机,却未必意在毁灭文化,更主要的还是钳制言论。当时的惩罚条例是:焚书令下达三十天还没烧书的,黥(读如擎)为城旦(额头或脸上刺字,白天守城,晚上筑城,刑期四年);聚谈诗书的斩首;以古非今的灭族。
惩罚最重的,是以古非今。其次,是街谈巷议。
由此可见,焚书的目的,是要一次性根除一切议论国是的可能。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文化专制主义。但在秦始皇和李斯那里,则多半自认为理直气壮。因为废封建,行郡县,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关系到大秦帝国的生死存亡,必须进行到底,当然要“镇压反革命”。
那么,如果没有淳于越,会不会焚书呢?
这恐怕要跟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联系在一起,才可能看得清楚(详见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总之,秦始皇和李斯一声令下,除官方藏书、秦国国史,以及医药、卜筮、农作之书外,私人所藏文艺哲学诸子百家之书都被付之一炬。这真是一场文化浩劫。
让人痛心的是,七年后,项羽又放了第二把火。由于他的屠咸阳,焚秦宫,就连秦帝国官方收藏,保存在博士们那里的古代典籍也化为灰烬。如果不是之前萧何抢出了一批文件,其后果真不堪设想。
秦始皇焚书行动并未毁绝全部文献,这是出土于睡虎地秦墓的竹简文书,因开篇“为吏之道”而得名,全篇叙述官员行政、处世的守则与诀窍,反映了秦帝国独特的时代风貌。图版及释文均据《睡虎地秦墓竹简》。
中华文明的许多宝贵遗产,从此再也找不回来了。中华民族的许多宝贵思想,也被遗忘和中断。当然,被中断的还有战国时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的传统。损失已无法挽回,秦始皇、李斯和项羽罪不可赦。如果另一个世界也有法庭,他们是应该送去受审的。
现在,青铜的、物质的武器被没收了,文字的、思想的武器也被没收了。枪杆子和笔杆子,都捏在了秦始皇和李斯他们手里。那么,他们的帝国安全了吗?
不,灭亡得更快。
事实上,残暴野蛮的政治从来不可能持久,历史的车轮更非由独裁者的手指来拨动。早在知识分子拿起“批判的武器”之前,暴政之下忍无可忍的人民便已实施了他们“武器的批判”。陈胜,一个农民的儿子,卑微的士兵,在走投无路之时揭竿而起,大秦帝国便万劫不复,正所谓“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那熊熊燃烧的大火,据说竟“三月不灭”。[5]
呵呵,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陈胜也一样。
[3]贾谊《过秦论》。
[4]以上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参见《史记·李斯列传》。其中“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一句,《秦始皇本纪》作“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
[5]分别见杜牧《阿房宫赋》?《史记·项羽本纪》。
第二章 陈胜造反 大泽乡
陈胜是一名戍卒。[6]
戍卒是士兵的一种。秦国的兵制,是男丁每一百人中五十人务农,五十人当兵,服役年龄为二十三岁。新兵先在郡县服役一个月,叫“更卒”;然后赴京都宿卫一年,叫“正卒”;最后到国境戍边一年,叫“戍卒”。[7]
戍卒,即边防军。
陈胜和吴广,就是被朝廷征调入伍,准备派到北方去戍边的。他们入伍前都是平民,入伍后则担任屯长。屯长相当于班长或小队长,并非军官,只能算“兵头将尾”。在帝国庞大的军事系统中,可谓微不足道。
这样两个人,怎么会撼动了天下?
他们自己,多半也想不到。
于是一个故事被编造了出来,并载入史册。这故事说,陈胜当兵之前曾在地主家帮工。有一天工间休息时,他突然对伙伴们说,将来要是富贵了,谁也不要忘记谁。
众人皆笑。
伙伴们说,你一个打工的,哪来的富贵?
陈胜则仰天长叹: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这当然是编故事。包括陈胜字涉,吴广字叔,也是编造的。像他们那样的平民,哪来的字?就算有,也是称王之后的事。之前,没准连名都没有。要知道,就连当过亭长的刘邦也无名无字,只能按照排行叫刘季。
只有项羽的名和字靠谱,因为他们家是贵族。项羽见到南巡的秦始皇,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也同样靠谱。因为他有这样的资格,也有这样的性格。
陈胜的话却靠不住。他凭什么说自己是鸿鹄,伙伴们是燕雀?所谓“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也不可靠。走到田间的高处休息一下是可能的,因失望而叹恨不已则不可能。怎么会失望呢?他原本就无望。
何况“怅恨久之”云云,是典型的“文青范儿”。文艺男青年和文艺女青年有此情绪,倒不奇怪。先为雇农后为戍卒的陈胜,怎么会如此多愁善感?
因此,这故事是编出来的。
编造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写史的人所编,甚至干脆就是司马迁编的。司马迁并非不编故事,《史记》一书中编造的痕迹时有可见。何况司马迁是敬重陈胜的。他把陈胜的传记称为世家,就是证明。
另一种可能,则是当时的人编的,甚至就是陈胜的打工伙伴所编。当然,是在他称王之后。由于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因此颇具公信力,也就被史家采信。
两种可能,都存在。
但,编造又是必需的。编造故事,是因为历史需要解释。如果一件事情几乎不可思议,就更需要解释。
陈胜创造的奇迹就是。
是啊,一个苦孩子,一个打工仔,一个像牛马一样被驱赶到边疆去当炮灰的戍卒,既没有孔子那样的学问,又没有范蠡那样的财富,凭什么一举成功,以至于“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8]
也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从小就非同寻常。
这当然很能服众,也很能励志,还似乎很能说明问题,因此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编的人乐意编,传的人也乐意传。真实不真实,管他呢!
所以,名人们的儿时故事,尤其是那些带有励志色彩的故事,多半只能姑妄听之,不可信以为真。
实际上,陈胜的起义完全事出偶然。
这是秦二世元年(前209)的七月。陈胜和吴广一行九百人,因奉命戍边渔阳,临时集结在大泽乡。我们不知道这九百人都是从哪里征调来的,只知道陈胜是阳城人,吴广是阳夏人,且都是住在闾里左侧的平民。
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就这样走在了一起,对自己的命运和前程则都很茫然。是啊,阳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市,阳夏在今河南省太康县,大泽乡在今安徽省宿州市,渔阳则在今北京市密云县。有关系吗?没有。
但,山高路远,是肯定的。
身不由己和前途莫测,也是肯定的。因为谁都不知道,作为戍卒,到了渔阳以后还能不能生还。
更糟糕的是,他们遇到了雨。
瓢泼大雨没有预告地从天而降,四野之内一片泥泞。通往渔阳的道路已被毁坏,大雨却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在无奈地等待多日之后,如期赶到渔阳已完全没有可能。不能按时到达,等待他们的便是军法。
九百人的无助和无望,不难想象。
幸运的是,他们当中有陈胜、吴广。陈胜和吴广是怎么成为朋友的,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他俩是九百戍卒中最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也是最有头脑的人。
陈胜和吴广算了一笔账。他们说——
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亡,不是死亡,是逃亡;等,不是等待,是同等。这句话的意思是:逃跑也是死,造反也是死。反正难逃一死,那就不如死得其所! 起义,已是唯一的出路。 尽管如此,陈胜和吴广仍不敢造次。他俩先是到算命先生那里去占卜凶吉,没想到卜者不但宣称大事必成,还暗示他们装神弄鬼,制造舆论,争取人心。 这就有了鱼肚子里的红字条和半夜三更的狐狸叫。字条写的是“陈胜王”,狐狸叫的是“大楚兴”,同时也叫“陈胜王”。假装狐狸叫的是吴广,在鱼肚子里塞红字条的说不定也是他。结果,陈胜立马成了人心所向。 接下来就是吴广的苦肉计。 苦肉计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激起戍卒们的同仇敌忾之心。此计由吴广实施,则因为他在军中人缘很好。因此,吴广故意趁着领兵官酒醉之时去惹事,反复扬言自己要逃跑。那领兵官也果然痛打吴广,还拔出剑来。 于是陈胜、吴广一齐杀了领兵官,宣布起义。 实际上真正打动人心的,还是陈胜算的那笔账:诸位耽误了行程,依照秦律已是死罪。就算当局法外施恩网开一面,战死或累死在疆场的可能也十有六七。相反,如果造反起义,则不但可能活下来,说不定还能富贵。一个男子汉,绝不能死得窝窝囊囊。即便死,也得扬名立万。 紧接着,陈胜掷地有声地说——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话音刚落,一片欢呼。 其实,这句话说不说都无所谓了,因为九百戍卒早已别无选择。走投无路的他们,袒右为志(露出右臂以为标志),筑坛为盟(筑起土堆歃血为盟),斩木为兵(砍下树枝作为武器),揭竿为旗(举起竹竿作为军旗)。打出的旗号是大楚,实际的领袖是陈胜。 陈胜的旗帜高高飘扬。 在大泽乡,在全天下,更在中华史。 [6]关于陈胜事迹均见《史记·陈涉世家》。 [7]请参看傅乐成《中国通史》,台湾弘扬图书公司。 [8]贾谊《过秦论》。 第二章 陈胜造反 陈胜王 没人知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大泽乡是否仍在雨中。但可以肯定,九百戍卒的心里已是雨过天晴。因为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有了希望,也有了奔头。 这一切,都出乎意料。 的确,陈胜和吴广的起义有不少偶然。比方说,碰巧他们驻扎在大泽乡,碰巧他们遇到了大雨,碰巧陈胜和吴广一拍即合,碰巧那卜者是赞成起义的,碰巧领兵官喝醉了酒,碰巧吴广人缘又好,等等。 那么,如果没有这么多碰巧,陈胜还会成功,大秦还会灭亡,历史还会改写吗? 会的。 起义充满了偶然性,成功却是必然。 后来的失败,也一样。 且看史实。 杀掉了帝国的领兵官以后,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并立马攻下驻地大泽乡。然后攻打管辖大泽乡的蕲县县城(蕲读如奇,蕲县在今安徽省宿州市),又拿下。再挥师西进,连攻五县,五县皆降。 初战告捷,所向披靡的义军便一路凯歌前进,沿途一路收兵。等到他们兵临陈县城下时,已有车兵六七百乘(读如剩),骑兵一千多骑(读如季),步兵数万人。 陈县在今河南省淮阳县。起义军到达陈县时,陈郡的郡守和陈县的县令都不在,只有一位副职与义军作战,结果战败身亡,陈胜轻轻松松就进了城。[9] 改写历史的时刻到了。 陈胜进城后,号令乡官和贤达前来议事。乡官和贤达一致说,将军身先士卒,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兴灭国,继绝世,功高盖世,理应为王。[10] 于是陈胜称王,史称“陈王”。 吴广则被称为“假王”,意思是位同王爵,可以代理王权便宜行事。这时距离他们在大泽乡起义,恐怕连一个月都不到,岂非恰好证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11] 当然。 问题是,陈胜有可能说这话吗? 有可能,因为这是时代特征。事实上,如果说春秋是贵族的时代,那么战国以后就是平民的时代。一介平民由布衣而卿相,平步青云,一夜暴富,可谓屡见不鲜。苏秦、张仪、冯驩、毛遂,都是。当朝宰相李斯,也是。 这些人发迹的故事,想必早就在民间流传。陈胜从军之后,在军中也很可能听说。只不过,大多数人都当作茶余饭后的渔樵闲话,陈胜却“下载存盘”。因此,当他的记忆被造反的念头激活时,那句话就脱口而出了。 这并没有错。 他的错误,是不该操之过急。 实际上,陈胜的称王是有人反对的。反对的人,一个叫张耳,一个叫陈馀。他们都是魏都大梁(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人。魏国灭亡后,两人隐姓埋名避难在陈。这样两个人,对于陈胜的反秦,当然大力支持。 但陈胜称王,他们却不以为然。 张耳和陈馀认为,当务之急不是自己称王,而是复兴灭国。恢复已亡六国的好处,是“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就是把秦的敌人弄得多多的,自己则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那个时候,就不是称王,而是称帝了。 可惜陈胜听不进去。 历史证明,张耳和陈馀是对的。因为成大业者,一定要沉得住气,并广结善缘。抢先称王,则不能为自己树党,反倒为自己树敌。所以,元末群雄并起,朱升为朱元璋的设计,便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结果怎么样呢? 朱元璋成功了,等待陈胜的却是失败。 张耳和陈馀,也只好另立山头。 劝说陈胜无效后,陈馀便建议出兵占领赵国旧地。这个建议倒是被陈胜采纳,于是令陈人武臣为将军,张耳和陈馀为左右校尉,率兵北上。 这时,又一个风云人物出场了。 这个人叫蒯通。 蒯通是范阳人,也是纵横家。纵横家的本事,是“三寸之舌可敌百万之师”。后来蒯通去游说韩信,就差一点把楚汉相争变成三国演义。不过,他之后虽然在韩信那里碰了钉子,这一回小试牛刀,却大获成功。 当时的形势,是武臣的军队从陈县出发,由白马(在今河南省滑县)渡过黄河,依靠各处豪绅贤达的策应,攻城略地,一口气插到了范阳(在今河北省定兴县)。 沿途抵抗义军的十几个县令,当然统统都被杀了。 蒯通闻讯,便去面见范阳县令徐公。 徐公问:先生有何见教? 蒯通说:一来吊唁,二来贺喜。 徐公说:为什么吊唁? 蒯通说:因为大人快要死了。 徐公说:那为什么又来贺喜? 蒯通说:因为大人遇到了蒯通。 徐公明白了蒯通的意思,便派他去向武臣请降;武臣则被蒯通说服,封徐公为侯。徐公能有此待遇,当然因为他是第一个投降的(先天下降),算是“首降”。首降和首义,都是第一,第一总是会占便宜的。 但义军“缴枪不杀”的政策,也从此为天下知晓,于是三十多座县城不战而降。柳宗元说秦末天下大乱,有叛人而无叛吏,看来并不完全是。 至少,降吏是有的。 这时的武臣,已是人多地广,马壮兵强。他已经有了四五十座城池,就连当年的赵都邯郸也落入手中。在张耳和陈馀的怂恿下,武臣自立为赵王。 对此,气得七窍生烟的陈胜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只能面对现实,派人向武臣道喜,同时命令他西进攻秦。已是赵王的武臣哪里还肯听陈胜的指挥?不但不攻秦,反倒北上攻燕,继续扩大自己的地盘。 之后的历史同样具有戏剧性。 被武臣派去攻燕的是韩广。韩广得到了燕地以后,也模仿武臣的做法,自立为燕王。韩广这样学习武臣,武臣也是无可奈何的。而且,战国以来,道德早已滑坡,人人唯利是图。韩广的所作所为,并不会受到谴责。[12] 有所不同的是周巿。 周巿是魏国人,因此被陈胜派去攻魏。但周巿攻下魏地后,也不交给陈胜,而是另立魏王。只不过他不是立自己,而是立原来魏国的宁陵君公子咎。当时公子咎在陈胜那里,周巿的使者往返五次,才得以迎回魏国。 于是这时的天下,除了秦二世皇帝,还至少有了五个王:楚王陈胜,赵王武臣,燕王韩广,魏王魏咎,齐王田儋(读如丹)。田儋与陈胜无关。他是在陈胜起义以后,自己在齐称王的。此外,还有两个没称王的也已经起义,他们就是项羽和刘邦。[13] 这两个,才是秦真正的掘墓人。 那么,大秦帝国的朝廷,对此又作何感想呢? [9]秦代是否有陈郡,学术界有争议。本书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10]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同时参考《陈涉世家》,下同。 [11]据《资治通鉴》卷七,大泽乡起义是在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的下属武臣自称赵王是在八月,故可推算。 [12]以上均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13]田儋事见《史记》之《陈涉世家》与《田儋列传》。 第二章 陈胜造反 活该秦要亡 就在陈胜和吴广攻城略地,各处英雄豪杰也纷纷响应之时,秦二世的咸阳宫里却是一片歌舞升平。 秦二世叫胡亥。 胡亥是秦始皇的小儿子,照理说是不该当皇帝的。秦始皇自己选中的接班人,也不是胡亥,而是公子扶苏。可惜这份已经加盖了印玺的诏书,被宦官赵高和丞相李斯掉包,胡亥成了二世皇帝,扶苏则被矫诏赐死。 这结果,秦始皇想到了吗? 想不到,也管不了。这个独裁者此刻正躺在鲍鱼堆里被运往咸阳。他是在酷热的七月份死去的,丞相李斯又秘不发丧。为了掩盖尸臭,只好在车上堆满鲍鱼。 秦始皇,岂会料到与鲍鱼为伍? 但如此下场,却是活该! 是的,活该!如果他不是那么专横,那么跋扈,那么暴戾,那么刚愎,事情也不至于坏到这个份上。至少,他可以早一点昭告天下,明确宣布立扶苏为太子;或者在病重之时召开御前会议,预为安排。 然而他不肯,别人也不敢提醒。结果,英雄一世,遗臭万年,还断送了自己的江山。 断送是肯定的,因为胡亥是个混蛋。这混蛋的最大功劳是为中国文化贡献了一个成语,叫“指鹿为马”。一个皇帝被臣下如此玩弄,还毫无警觉,不是混蛋是什么? 他后来被赵高逼杀,也是活该。 事实上,秦就该二世而亡。因为陈胜吴广刚刚起义的时候,情报是送到了朝廷的。这说明秦始皇设计制造的国家机器运转正常,效率也不低。然而谁送这样的情报胡亥就杀谁,逼得情报部门只好自欺欺人地说:地方上出了些小盗贼,都已被郡守和县令一网打尽,不足为虑。 胡亥这才喜笑颜开。 甚至直到秦快亡国时,胡亥都不肯悔改。当时丞相李斯等人提出,国难当头,请停止阿房宫的修建,以筹集军费,平息民怨。胡亥的处置竟是将诸臣下狱。理由是:你们身为朝廷大臣,治不了贼,倒有本事治朕! 结果,被责的大臣中有两位不堪受辱而自尽。[14] 大秦帝国自救的机会,就这样一次次丧失。如此混蛋的皇帝若不垮台,真是天理不容。 但,如果秦的皇帝不是胡亥,会亡吗? 恐怕也会。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陈胜和吴广之前,并没有发生过起义。相反,这样的起义说不定曾多次发生,只不过由于规模太小不成气候,没能载入史册而已。 这样说,有依据吗? 没有史料依据,但有逻辑依据。 依据就在陈胜的那句话——
天下苦秦久矣![15]我们知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此,既然“天下苦秦久矣”,就不会只有陈胜起义。 问题是,陈胜的话, 可靠吗? 可靠,因为并非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说。武臣北伐时游说各县豪绅贤达,就说“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而且这种痛苦已经几十年了。这当然不是胡亥一个人的事。[16] 那么,苦在哪里? 首先是负担重,其次是执法严。 众所周知,秦始皇是有过许多“丰功伟绩”的:修驰道,去险阻,决川防,销兵器,征百越,筑长城。这些都是他的“统一大业”,却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人工和财物天不生,地不长,皇帝自己也没有,从哪里来? 从民众的牙缝里挤出来。 勒紧裤带交交苛捐杂税也就罢了,问题是还要搭上身家性命。那些远征的、戍边的、修长城的、建陵墓的,请问有几个能够生还?那些留在原地的老弱病残,又有几个能安居乐业?不是妻离子散,就是家破人亡。 秦始皇的“统一大业”,就这样由黔首们的白骨堆就,由草民们的血泪写成。据统计,仅蒙恬北伐和屠睢(读如虽)南征,就至少摧残了二百万家。[17] 请问这是什么大业,谁的大业? 这样的大业,又有谁心甘情愿? 没有。 因此,唯一的手段就是高压。秦律之苛之严之酷,是骇人听闻的。比如律当族灭者,要先在犯人脸上刺字涂墨,叫黥(读如擎);然后割掉鼻子,叫劓(读如义);斩去脚趾,叫刖(读如月);活活打死,再砍下脑袋,最后在刑场上当众剁成肉泥,简直就是惨无人道。[18] 这,难道不是暴政? 至少,也是苛政。 这样的苛政,不要说人民无法忍受,就连扶苏都看不下去。也许,扶苏上台会好一些。也许吧!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人民也无法等待。是啊,横征暴敛,严刑峻法,滥杀无辜,难道还不够吗? 够了! 苛政统治之下生不如死的人民,实实在在是受够了!因此只要有人带头造反,便一呼百应。就连为陈胜和吴广出主意的那位卜者,也是“天下苦秦久矣”的证人。要不然,他何必多管闲事,又何必暗中使劲? 怒火一旦点燃,就会熊熊燃烧;祭坛一旦筑成,就得有人献祭。皇帝的脑袋砍不了,便只能杀官员。大泽乡的祭坛上,摆放的就是领兵官的首级。[19] 其他郡县,也如此。 这并不奇怪。事实上,商鞅变法后,秦的各级官员便都用法家的思想武装了起来,自觉成为专制的工具。帝国需要虎狼,他们就是“驯兽师”;帝国需要绵羊,他们就是“牧羊犬”。因此,这些人越是对君主忠诚,就越是对人民残酷。秦的忠臣,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酷吏。因为不是酷吏,便执行不了那些严刑峻法。 人民对他们咬牙切齿,也就理所当然。 难怪蒯通会这样对徐公说:大人做范阳令十年了,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县里的慈父孝子们之所以没把刀捅进足下肚子里,无非畏惧秦法。现在天下大乱,秦法不施,你岂不是死定了? 当然死定了。陈胜吴广起义后,各地民众便纷纷杀掉帝国政府派来的那些官员,以此作为响应。用武臣的话说,便是“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而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20] 这,就是秦始皇他们种下的恶果。 秦的灭亡,不是偶然的。 陈胜的成功,也不是偶然的。 那么,他的失败呢? [14]以上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15]见《史记·陈涉世家》。 [16]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17]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18]见《汉书·刑法志》。 [19]见《史记·陈涉世家》。 [20]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第二章 陈胜造反 为什么是楚 陈胜的造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这个“萧何”,就是楚。 楚,是陈胜曾经借用的名义。起义之初,他的旗号叫“大楚”。称王之后,他的国号叫“张楚”。所以,陈胜也是楚王。只不过,为了区别项梁所立之楚怀王,以及西楚霸王项羽,史家多称陈胜为陈王。 称为陈王并不错。陈胜姓陈,国都也在陈。 其实陈王就是楚王,因为陈一度是楚的国都。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楚国郢都,顷襄王不能抵抗,只好迁都到陈。之后,楚都又继续东迁。前253年,迁都钜阳;前241年,迁都寿春。 显然,陈之于楚,意义非凡。 意义在哪里? 看看地图就知道。郢,在今湖北省荆州市;陈,在今河南省淮阳县;钜阳,在今安徽省阜阳市;寿春,在今安徽省寿县。这说明什么呢?
天下苦秦久矣!于是沛人杀了县令,开门迎接刘邦。 沛县起义了。 剩下的问题,是谁当领袖,谁来牵头。刘邦谦让,其他人则不敢。萧何也好,曹参也罢,都是读书人。读书人,是没几个敢造反的。樊哙倒可能敢,可惜威望不够。推来推去,刘邦成了“众望所归”。 从此,刘邦被称为沛公。 这就跟项梁的情况极为相似。项梁起义后,便率兵从江东到了江西,与陈婴的部队联盟。陈婴原本是东阳县(今江苏省盱眙县)的书吏。东阳人民起义后,陈婴像后来辛亥时的黎元洪一样,被强迫革命,当了义军领袖。 陈婴与项梁联盟后,东阳人又要陈婴称王。当时,陈婴有兵两万人,项梁只有八千,当然该陈婴做老大。但是陈婴打死也不肯干。他母亲对他说,暴得大名,不是好事。不如跟在后面,事成可以封侯,兵败也不难逃亡。 于是以项梁为领袖。 也就在这时,英布加入了项梁的队伍。 之后,刘邦因势单力薄,也来加盟。此前,项梁已经收编了陈胜的旧部,占据了陈胜的故地,拥有了下邳(今江苏省邳州市)、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胡陵(今山东省鱼台县)、薛(今山东省滕州市)、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刘邦的到来,正是如虎添翼。 有了英布又有刘邦,再加上有楚怀王为旗帜,项梁的事业风生水起,项梁的部队所向披靡。他取亢父(读如刚斧,今山东省济宁市),救东阿(今山东省阳谷县),屠城阳(今山东省菏泽市),侵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县),略雍丘(今河南省杞县),攻定陶(今山东省定陶县),数破秦军而斩李由(丞相李斯之子)。中原半部,尽入囊中。 大秦帝国的形势,却相当不好。到二世二年六月,原来的六国都已恢复。而且,除燕王韩广外,齐王田巿,赵王赵歇,魏王魏豹,韩王韩成,楚王芈心(芈读如米),都是王室旧族。秦始皇的革命成果,全部打了水漂,地盘也丧失殆尽。帝国岂非命悬一线,危在旦夕? 更可悲的,是他们自己也在加速灭亡。 [4]即位易名事请参看《史记·高祖本纪》(唐)司马贞索隐。古人的排行,曰伯仲叔季。伯是老大,仲是老二,叔是老三,季是老四,或老小。刘邦的长兄名伯,次兄名仲,并无三兄名叔,故刘季即刘小。也因此,古人避讳,易邦为国,但不避讳季。 [5]请参看《史记·高祖本纪》。下引凡同此者,不另注。 [6]请参看《史记·淮阴侯列传》。 [7]《史记·高祖本纪》(唐)张守节正义称:亭长的职责是“民有讼争,吏留平辨,得成其政”。 [8]请参看《史记·留侯世家》。 第三章 项羽争雄 秦二世找死 加速帝国死亡的是三个人:胡亥、赵高、李斯。 首先是李斯。 前面说过,胡亥那里,是只能报喜不能报忧的。但事情真闹大了,恐怕想瞒也都瞒不住,各地纷纷起义的消息终于传进了咸阳宫。但胡亥是照例不负责任的。他的办法是拉下脸来痛斥丞相无能,并让他拿出方案来。[9] 这时,李斯开始犯浑。 李斯给出的对策,是加强君主的专制,加重人民的负担,加大责罚的力度,加剧刑法的苛严。他说,如果官员和民众都自顾不暇,哪有心思和能力造反? 这真是混账逻辑,一派胡言! 胡亥却龙颜大悦。 李斯为什么这样出主意?也许是要讨好皇帝,也许是他真没办法。但不管怎样,后果都很严重:抽税重的,被视为能员;杀人多的,被视为忠臣。路上的行人,有一半是受过刑的;咸阳的街市,有一半躺着死尸。天下原本就苦秦久矣,现在岂不更加咬牙切齿?李斯之所为,岂非助纣为虐,与天下人为敌? 助纣为虐的结果,是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秦二世二年六月,项梁立芈心为楚王。是年冬,胡亥下令将李斯入狱法办。公开的罪名是“剿匪不力”,内定的罪名是“通匪谋反”,办案人则是赵高。 赵高早就想陷害李斯了。 李斯和赵高原本不是一路人。仅仅因为当年秦始皇病死在沙丘(在今河北省广宗县),他们要废扶苏而立胡亥,这才勾结在一起,因此只是共犯,不是同党。 实际上李斯和赵高,连狼狈为奸都谈不上。就在反秦浪潮此起彼伏之时,他们也在窝里斗。只不过,赵高更加心狠手辣,胡亥也更加宠信赵高。 赵高很清楚胡亥的软肋在哪里。他对胡亥说,当年的沙丘之谋,丞相也是参与者。现在陛下当了皇帝,丞相却并没有封王封侯,他会没有想法吗? 胡亥心里一动。 赵高又说,丞相李斯是哪里人?楚人。反贼陈胜是哪里人?也是楚人。丞相的长子李由在三川当郡守,从来就不肯积极剿匪,这难道不说明什么问题吗? 胡亥心里又一动。 如此再三的结果,是李斯终于下狱。但李斯问心无愧,自认为真相可以大白。于是他给胡亥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名为认罪,实为辩诬,倒是很值得一读。 然而这些都没有用。赵高把李斯的“认罪书”往地上一扔,不屑一顾地说:一个囚犯,上什么书! 于是李斯只好去死。 李斯是以五刑论罪,腰斩于咸阳的。五刑,就是除了刺字涂墨、割掉鼻子、斩去脚趾之外,再加割掉舌头,因为李斯犯了“诽谤罪”。当然,腰斩之前还要痛打,腰斩之后也仍然要在刑场上当众剁成肉泥。 据说,李斯受刑前曾对他的二儿子说:如果我想跟你一起牵着黄狗,到东门之外追逐狡兔,还能够吗? 当然不能。 一代名相李斯,就这样被诬陷而死。他为大秦所做的所有贡献,也被帝国忘得一干二净。作为被害人,他当然死不瞑目。但他应该知道,按照他们法家思想缔造的帝国,是没有人性的,也是不讲道理的。那根本就是一架绞肉机。在这架绞肉机里,谁都没有安全感。想当年,那位天才的思想家韩非,不也被诬陷而死吗?诬陷韩非的人,不正是李斯吗?诬陷的手段,不是跟赵高一模一样吗?那么,李斯临死前,还会想起他那位老同学吗? 李斯死了,下一步就轮到胡亥。 胡亥是被赵高发动宫廷政变逼死的。这时,赵高已接替李斯做了丞相,刘邦的部队也已经攻下了武关(在今陕西省商南县),胡亥则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于是赵高的同伙冲进宫中,历数胡亥的种种罪状,逼他自尽。 胡亥说:还能见丞相一面吗? 政变者说:不能。 胡亥又说:给我一个郡,做王,可以吗? 政变者说:不行。 胡亥又说:做万户侯,可以吗? 政变者说:不行。 胡亥又说:做老百姓,可以吗? 政变者说:算了吧!我等是奉丞相之命,为天下来杀足下的。足下说得再多,又有什么用? 胡亥也只好自杀。 据说,胡亥临死之前,身边只剩下一个宦官。 胡亥问: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知道吗? 宦官说:知道。 胡亥说:怎么不早告诉我? 宦官回答:臣不敢。要是早说,还能活到今天吗? 胡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是啊,一个人,如果半句真话都听不到,岂能不失败?一个政权,如果弄得人人都不敢说话,岂能不垮台? 其实胡亥原本也没那么混蛋。当年赵高怂恿他矫诏篡位,他再三不肯。胡亥说:废兄立弟,是不义;不遵父命,是不孝;弄虚作假,是无能。就算得到了皇位,天下也不服,自身也难保,国家也危险啊! 这些都是明白话,怎么后来就鬼迷心窍了呢? 同样,“后李斯时代”的大秦,也原本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没有李斯,还有章邯。 不幸的是,章邯也不被赵高所容。 更不幸的是,章邯遇到了一个比他更加英勇善战的人。这个人就是项羽。而他们俩一决雌雄的地方,则是巨鹿(今河北省平乡县)。 [9]本节述李斯、胡亥、赵高事,请交互参看《史记》之《李斯列传》和《秦始皇本纪》,下引相同者不另注。 第三章 项羽争雄 巨鹿之战 巨鹿是章邯的滑铁卢。 章邯是在帝国处于紧要关头的时候,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之前,他的官职是少府,掌管着山林湖泊的赋税。当时,陈胜的一支部队突破函谷关,进军到戏(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眼看就要攻进咸阳。情急之中,秦二世只好启用章邯为将,让他带兵前往平叛。 这一回,胡亥总算聪明。 章邯确实是军事天才,刚一上阵就连连得手,杀陈胜于下城父,灭魏咎于临济,破项梁于定陶。当时在临济(今河南省封丘县),齐王田儋和楚将项它(读如驼)都应魏王魏咎之请来救援,共战章邯。结果怎么样呢? 田儋战死,魏咎自杀。[10] 章邯,岂非也是一代名将? 然而要战胜项梁,却不容易。临济之战后,项梁率领楚军继续作战,先后破章邯军于东阿、濮阳、定陶。项羽则与刘邦并肩作战,破秦军于雍丘,还杀了李斯的儿子李由。这个时候,是没有理由认为章邯会胜的。[11] 项梁自己,也这么认为。 事实上,在节节胜利之后,项梁已不把章邯放在眼里。每次提起章邯,都是一脸的不屑。他没想到,章邯并没有气馁。他更没有想到,秦二世会大批调兵增援。结果章邯反败为胜,大破楚军于定陶,项梁也战死在沙场。 章邯战胜楚军后,便乘胜前进渡过黄河,一鼓作气攻入赵境。这时,原来的赵王武臣已死,新赵王是赵歇。张耳和陈馀,则一为相,一为将。赵军被章邯击败后,赵歇、张耳、陈馀都逃进了巨鹿城,并向楚王频频求救。 唇亡齿寒,楚怀王不能坐视。 问题是,项梁已死,谁来将兵? 怀王选择了宋义。 宋义这个人,以前是做过楚国令尹(丞相)的。他早就劝告项梁不可轻敌,也料定项梁必定失败。他甚至在出使齐国的途中,对迎面相遇的齐使说:大人慢慢走。到得晚还能幸免,早早赶到定陶只怕就没命了。 这当然是先见之明,也可谓知兵。 于是,楚怀王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范增为末将军,率兵救赵。其他各部也都归宋义统领,号称“卿子冠军”,也就是“公子上将”的意思。 项羽却看不上这公子哥儿。 宋义也似乎让人看不起。他率领部队走到安阳(今山东省曹县,并非今河南省安阳市),便按兵不动,一停就是四十六天。他的想法,是要静观其变,让赵军和秦军先打了再说。秦军败了,就趁机打落水狗。如果赵军败了,秦军也会疲惫不堪,楚军仍可乘虚而入,捞他一把。 于是,宋义不理军事,天天设宴饮酒。 项羽忍无可忍。 在项羽看来,宋义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以秦军之强大,赵军根本就不是对手,哪有什么胜利成果可以分享?秦军灭了赵国以后,也只会变得更加强大,又哪来的可乘之机?什么“我承其敝”,简直放屁! 何况赵国盼救援,望眼欲穿;怀王忧社稷,坐不安席。现在天寒地冻,大雨倾盆,战士们饥寒交迫,只能吃豆子和野菜。你宋义却觥筹交错,酒绿灯红,有心肝吗? 更糟糕的是,宋义还下了一道命令:但凡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不听指挥的,杀无赦。 这当然绝非项羽所能接受。 他的回应也很简单:一剑砍下了宋义的脑袋。 对此,无人表示异议。 楚怀王也只能硬着头皮,任命项羽为上将军。 担任了上将军的项羽,立即命令英布等人率兵两万火速救援巨鹿,然后亲率全军渡过黄河。过河的时候,项羽下令凿沉所有的渡船,砸碎煮饭的鼎锅,烧掉居住的房屋,只带三天的口粮,以示拼死一战的决心。 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成语:破釜沉舟。 破釜沉舟的楚军兼程北上,一到战场就与敌交手,破其防线,毁其壁垒,断其粮道,乱其阵脚。结果,秦将苏角被杀,王离被俘,涉闲自焚,巨鹿解围。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这首歌是项羽自己创作的。他反复唱了好几遍,虞姬也应和着一同歌唱,悲壮而苍凉。闻者被深深打动,无不潸然泪下,没有一个人能抬头看他们的王。 项羽泪流满面。 啊,虞兮虞兮奈若何! 没人知道虞最后怎么样了,只知道骓回到了江东。项羽和他的弟兄们,则永远留在了江西。[16] 当晚,项羽率领八百骑兵冲出重围。他们渡过淮河到达了阴岭(今安徽省定远县西北),却又在阴岭迷失道路。于是项羽毅然引兵东向,杀回东城(今安徽省定远县东南)。这时他的身边,只剩下二十八骑了。 他的斗志,却也昂扬到了极点。 项羽对随扈将士说,我自起兵以来,已经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战必胜,攻必克,从没败过。这一回,大概是天要亡我了!那好,我就为诸位痛痛快快再打一次,看看是我不会打仗,还是天要灭我。 说完,大呼驰下,汉军望风披靡,人头纷纷落地。 项羽笑了。 他回过头来得意地看着将士们说:怎么样?扈从将士一起拜倒在地,异口同声地说:如大王言。 这真是孩子气得可以! 很难猜出项羽此时的心理。也许,打了七十多仗,他已经累了。也许,有这七十多仗的战无不胜,他觉得已经够本了。也许,他原本就没把那天下和王位太当回事。他只想能够英武豪雄地痛快一生,也只想在退出战场和退出人生的时候,有一个精彩的谢幕。 唯其如此,他才会放弃“决战”,选择“快战”。[17] 同样,他也才不肯过江东。 实际上项羽来到乌江时,有一条船正在那里等他。而且驾船的乌江亭长告诉项羽,整个乌江之上只有这一条小船,汉军是无论如何也追不过江的。 然而项羽却谢绝了亭长的好意。他只是请亭长把他心爱的战马骓带过江去,自己却不肯上船。项羽说,天要亡我,我过江干什么!想当年,我项籍率领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如今并无一人生还,我有什么脸面去见江东父老?就算他们什么都不说,我难道就无愧于心吗? 项羽决定战死。 视死如归的人是不可抵挡的,身负重伤的项羽仍让他的敌人闻风丧胆。他们把项羽团团围定,却谁也不敢动手。项羽又笑了。他对汉将王翳说:听说贵国出大价钱,赏千金,封万户,买我的人头,我就送个人情给你吧! 说完,项羽一剑砍下了自己的头颅。 就在王翳抢得项羽人头的同时,其他汉军将士也一拥而上,争相纵马践踏,拼死争夺。最后,五个人瓜分了项羽的尸体,分摊了刘邦封赏的那块土地。 一个英雄,就这样不得善终。 这是项羽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歌一出,和声四起。刘邦离座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他拉着乡亲们的手说,游子悲故乡!我虽然不得不定都关中,但百年之后,魂魄还是要回沛中来的。[24] 看来,刘邦虽然无情,却并不冷酷;虽然现实,却也有诗意。但他代表的,却毕竟是一个冷酷无情、摧残人性的制度,是一个必然要以权欲和利欲代替英雄气质和贵族精神的制度。而且,这个制度将延续两千多年。 新时代开始了。 这个时代,是从秦开始的。 [18]韩信的说法,均见《史记·淮阴侯列传》;陈平的说法,均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19]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20]见《史记·高祖本纪》。 [21]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22]见《史记·项羽本纪》。 [23]关于刘邦和项羽的比较,亦请参看拙著《品人录》。 [24]见《史记·高祖本纪》。 第五章 大秦没死 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 刘邦称帝以后,秦就正式变成了汉。以前是秦朝、秦代、秦帝国,现在是汉朝、汉代、汉帝国。二者之间的四年半(五十四个月),无名称。 名称是项羽弄丢的。 不弄丢也不可能。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山东豪杰并起亡秦”,天下并不是哪一家的。只不过项羽仗着自己实力雄厚,霸王硬上弓,主持了他们的坐地分赃。 可惜,楚霸王并非周天子,楚怀王就更不是。所以这时的天下,便不能叫“楚”。别人不同意,项羽自己也不愿意。他不管怀王叫“楚帝”,就是证明。 大家都心怀鬼胎,也只好不伦不类。于是,一个假皇帝加一群山大王,便构成了秦亡以后的局面。 结果,天下乱作一团。 这个覆辙,岂能重蹈? 何况刘邦原本就跟项羽不同。他当然是汉帝,他的天下也当然是汉天下。但,刘邦又不同于嬴政。嬴政的天下确实是秦的,没谁能跟他分摊,他当然可以废封建,行郡县,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 刘邦也可以吗? 不能。因为天下不是他一家的,也不是他们这一个方面军单独打下来的。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齐王韩信,韩王韩信(战国时期韩襄王孙,以下称韩王信,以区别于此刻的齐王韩信),淮南王英布,衡山王吴芮,都早已称王或封王,没封的彭越正等着封,也不能爽约。 但问题是,郡县制或帝国制是大势所趋。谁要是逆历史潮流而行,就叫反动。反动是没有好下场的,事实上刘邦也更喜欢郡县制。想当年,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河南王申阳、殷王司马卬和魏王魏豹的地盘,便都被他改为郡县,现在难道要改回去? 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刘邦面临着抉择。 周制,还是秦制? 邦国,还是帝国? 封建,还是郡县? 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 然而判断的标准却也简单,那就是首先考虑如何安定天下,稳定人心,最好还能通过制度的安排,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这是每个新政权都要面对的大问题。周公姬旦想过,秦王嬴政也想过,现在轮到刘邦。 刘邦的选择余地却不大。该封的王国必须封,该设的郡县还得设,也只能先封建后郡县,半封建半郡县。 于是刘邦宣布: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淮南王英布“原封不动”;只有王衔没有地盘的韩王信仍为韩王,都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封魏相国彭越为梁王,都定陶;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省长沙市);徙齐王韩信为楚王,都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1] 这七个,全是异姓王,没有一个是刘邦的子弟。他的部下也不封王,只封侯。侯与王差别很大。王是诸侯,对王国享有治权;侯是列侯,对封区只有财权,也就是户数定额的赋税徭役。一般千户,最多上万,叫万户侯。 侯的封土也无法与王相比。王的领地至少一郡,多至数郡。侯,一般最多一县,叫县侯;其次一乡,叫乡侯;再次一亭,叫亭侯。县、乡、亭,都是郡县制的行政单位,也都由当地政府管理,侯们是不能管的。 也就是说,王国之外,一律郡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