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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从春秋到战国
作者：易中天
内容简介
春秋战国时代，大国争霸，小国争胜；大国吞并，小国图存。强者存，弱者亡。这个血与火相涤荡的历史时期，保持着原始的野性和活力。周桓王与郑庄公的长葛之战，标志着旧的制度和秩序都已经难以维持，终将土崩瓦解，王权时代结束，霸权时代的帷幕拉开。公子小白与管仲狭路相逢，被射中衣带勾，却没曾想到未来的自己将在管仲霸术的辅佐下，成为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声色犬马的楚庄王，三年之间，不理朝政，不出军令，一味骄奢淫逸，然而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他以静制动蓄势而发，收心之后的头一年，他就联合秦国和巴国灭了庸。三年后，又联合郑国侵陈侵宋，后来更命令郑国痛打背楚降晋的宋国。夫差亡国，勾践灭吴，在诸侯争霸兼并的刀光剑影中，五侯争霸，诸子峰起，异彩纷呈。

第一章 祸起萧墙 窝里斗开始
郑庄公跟他亲妈、亲弟弟都翻脸了。[1]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即春秋的第一年。也就在这年，立国二百年的以色列被亚述灭亡，只剩下犹太王国苟延残喘。但，亚述灭以色列是见怪不怪的外族入侵，郑国却是地地道道的祸起萧墙。春秋史以母子兄弟的窝里斗来开篇，虽然要算碰巧，却也意味深长。
先看人物关系。
本案的男一号，当然是郑庄公。庄公是郑国第三任国君，郑武公的嫡长子，名叫寤生。武公的正妻是申国的公主，史称武姜。武，是丈夫的谥号；姜，则是娘家的姓。申国据说是伯夷之后，姓姜；郑国则是厉王之后，姓姬。武公娶武姜，不过姬姜两族长期通婚之一例。
武姜给武公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叫寤生，老二叫段，都是嫡子。刀兵相见的，就是这哥俩；翻脸不认人的，则是寤生和武姜母子。
奇怪！亲妈亲兄弟，血浓于水，怎么就水火不容呢？
正史的说法是因为武姜不喜欢老大。不喜欢的原因也很怪异，据说是因为老大出生时两条腿先出来，着实把武姜吓了一大跳，因此管他叫“寤生”，也就是“倒着生”。
倒着出生的寤生，从小就不受疼爱。后来有了弟弟，老妈的一片爱心便全部给了段，甚至多次在床上吹耳边风，要武公立段为太子。只不过，未遂。后来武公去世，寤生接班，武姜又为段讨封地。这时武姜已是老夫人，相当于后世的太后，自然得逞。叔段如愿得到了京邑，从此人称“京城大叔”。大，就是太，也读太。京城大叔，就是“住在京邑的郑君之头号弟弟”。
叔段得到京邑之后，便开始扩军备战，图谋不轨，《左传》称之为“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完，就是高筑墙；聚，就是广积粮；甲是甲胄，兵是兵器；卒是步兵，乘是车兵。总之，叔段建立了“反政府武装力量”，武姜则在郑都充当卧底和线人，两人合谋要夺取庄公的君位。
鲁隐公元年，叔段自认为羽翼丰满，计划偷袭郑都，武姜也做好了开门接应的准备。庄公得到消息，派大夫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伐京。京人闻讯，立即宣布与叔段划清界限。叔段无力抵抗，只好狼狈逃窜到鄢。庄公当然不会让他在鄢安家落户，便挥戈东进。五月二十三日，叔段再次逃亡。只不过这回他逃到了卫国的共（读如恭），从此叫共叔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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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公族墓地内，包括18座春秋时期郑国贵族陪葬车马坑，坑中车辆大小各异，装饰豪华，做工甚为考究，足见郑当时车马军备实力之强盛。
叔段逃到共以后，郑庄公把武姜迁到了城颍（今河南临颍县西北），宣布母子二人恩断情绝，不到黄泉不再相见。
春秋编号第一大案，大体如此。
但，此案可疑。
郑国的受封之地，原本在今陕西省华县，后来迁到今河南省郑州市和新郑市之间，靠近现在的新郑市。因为是新的郑都，所以叫新郑。郑庄公的郑，就在这里。那么，它跟叔段受封的京、避难的鄢，又是什么关系？
二者之间。
请看地图。
京，在今河南省荥阳市，位于新郑西北；鄢，在今河南省鄢陵县，位于新郑东南。京、郑、鄢，刚好连成一条直线。也就是说，叔段从京逃到鄢，要路过新郑。这种逃亡路线，岂不怪异？难道段的本意，是要去投案自首？或者庄公的战车开过来时，段是像贼一样夜行昼伏一路狂奔的？
何况鄢与京相距甚远，中间还隔着新郑，不大可能是段的地盘，也没听说他在那里有什么盟友。他的势力范围主要在郑国的西北部，最远到廪延。廪延在今河南省淇县和滑县南，延津北，跟鄢可谓南辕北辙，跟共反倒近。共，在今河南省辉县，而且当时是卫国的地盘。事实上叔段到了共就平安无事，庄公也没派人去捉拿或暗杀，反倒自我检讨说“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2]
因此，段的逃亡应该是由京而廪延，再到共。甚至逃到廪延说不定就安全了，为什么要往鄢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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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线箭头为段的逃亡路线：京→鄢（路过新郑）→共（卫国势力范围）。虚线箭头为合理的逃亡路线：京→廪延（郑国势力范围）→共（卫国势力范围）。
这就只有叔段自己知道了，历史上没有任何解释。
更难解的，是郑庄公。
我们知道，郑庄公是春秋最早的雄主，之后才轮到齐桓和晋文。他即位时，作为西周最后一个封国，郑立国不过半个世纪。然而在他掌权的四十三年间，郑却崛起为中原第一大国。这样一位雄霸天下的政治家，为什么会让叔段肆意妄为长达二十二年之久？难道他对段的狼子野心，事先竟毫无察觉，也没有任何人提醒和劝阻？[3]
当然有。
[总注]本卷所据史实及部分观点，请参看《左传》、《国语》、《史记》、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先秦史》、童书业《春秋史》。
[1]本节与下节事见《左传·隐公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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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见《左传·隐公十一年》。
[3]郑立国，是在公元前806年（周宣王二十二年）。庄公即位，是在公元前743年（周平王二十八年）；克段，是在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鲁隐公元年）；去世，是在公元前701年（周桓王十九年）。

第一章 祸起萧墙 姑息原本为养奸
劝阻郑庄公的，是祭仲和子封。
祭仲又叫祭足或仲足，原本是一个小官，官职是封人。封人的任务，是负责边境线的植树和封土。祭仲管理的地方叫祭，位于郑州市东北。后来郑庄公把他调到朝廷为卿，把现在河南省中牟县的祭亭封给他做采邑，所以仲足以祭为氏，叫祭仲或祭足。终庄公一朝，祭仲都是朝廷重臣。庄公去世后，他甚至有了废立国君的势力。
叔段在京邑大兴土木时，祭仲是提醒过庄公的。祭仲说，先王规定，一个国家的其他城市，最大也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否则将会成为祸患。现在京邑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法定的尺度，将来君上恐怕会不堪承受。
庄公说，老夫人要这样，没办法嘛！
祭仲说，我们这位老夫人，哪里会有满足？不如早做安排，免得变生不测。一旦成了气候，事情就不好办了。疯狂生长的野草尚且难以尽除，何况国君的宠弟？
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先等等看吧！
等等看的结果，是叔段开始膨胀，居然命令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听命于自己。
这时，子封说话了。
子封说，一个国家，实在无法忍受一国两君、政出多门。请问君上到底想要怎么样？如果打算让位，请允许下臣现在就去效忠；如果无意禅让，请现在就去除掉他。总不能让民众三心二意，不知所从，产生其他想法。
庄公又说，别担心，慢慢来。
慢慢来的结果，是叔段恶性膨胀，不但把郑国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都变成自己的采邑，而且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廪延。
子封说，可以下手了，否则尾大不掉。
庄公却说，不怕。不义之人得不到人心，膨胀得越快就垮得越快。别看他现在实力雄厚，到时候一定土崩瓦解。
于是任由叔段折腾，不闻不问。
表面上看，庄公糊涂，实际上却是老辣。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老夫人要什么就给什么。武姜为叔段讨要的封地，原本不是京，而是制。制，在今河南省荥阳市境内，又名虎牢关。看看地图就知道，制邑比京邑离新郑要远。叔段如果在那里搞分裂，庄公未免鞭长莫及。京，则在控制范围之内。可见庄公对于未来，其实心里有数，只不过要等。
等什么？
时机。
的确，叔段虽为心腹之患，彻底根除却需要时机。毕竟，此人是自己的亲弟弟，老妈的亲儿子。仅仅因为他违规违纪就大动干戈绳之以法，情理和情面上都说不过去。有这层关系在，下手就不能太狠，顶多只能把他叫来训一顿，再挪个地方。不过，此人既然有武姜这个大后台，治理整顿的结果便可想而知。就连教训和移封，都未必能够实现。
因此，不能治标，只能治本。
治本的办法，是一次性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将叔段和武姜都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再也别想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但，这需要一个罪名。
这个罪名就是谋反。
谋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有此大罪，无论如何处分，都不会有舆论压力。只不过，谋反并不容易，一要有心，二要有胆，三要有力。心和胆，叔段和武姜都有，缺的是力。有力，才能壮胆，也才会铁心。庄公一直按兵不动，对祭仲和子封的劝阻不予采纳，对叔段也一忍再忍，就是为了让那母子二人王八吃秤砣，铤而走险，以便治罪。
为此，庄公隐忍了二十二年。
他真是很有耐心。
郑庄公也很有胆魄，他其实是在押宝。第一，赌叔段和武姜必反；第二，赌他们谋反必败。这才决心姑息，以便养奸。养奸其实是有大风险的。事实上，如果叔段和武姜不反，他就满盘皆输；如果谋反成功，他就必死无疑。
这是一场豪赌。
现在看，庄公是赢家。
赢家让史家左右为难。我们知道，周人的执政理念和政治主张，是“以礼治国”，即“礼治”。依礼，郑庄公可是一点儿错误都没有。他是嫡长子，武姜反对他继位，是武姜不对。他是国君，也是兄长，叔段跟他叫板，是叔段不对。叔段分庭已是非礼，更何况犯上作乱？当然灭他没商量。
然而谁都知道，叔段的贼心和反叛，是郑庄公姑息养奸养出来的。可惜，又谁都无法指责。因为庄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解释为对武姜的“孝心”。他如果后来没跟武姜翻脸，谁都奈何不了他，只能听之任之。
庄公城府之深，毋庸置疑。
礼治之尴尬，则可见一斑。
尴尬的史家只好用“郑伯克段于鄢”这几个字来记录历史，表明态度。据《左传》的解释，这种表述方式既指责了叔段不像弟弟，也指责了庄公不像哥哥，还暗示了叔段之罪实为庄公养成。此即所谓“春秋笔法”。据孔子说，这对违背礼法之人是有震慑作用的。
可惜这种作用似乎收效甚微。相反，站在郑庄公的立场，却不能不承认他是正当防卫，而且未雨绸缪。因为春秋已非西周。君位被人觊觎甚至夺取，并非没有可能。事实上就在三年后，便有一位国君被他强悍的弟弟谋杀了。
这个强悍的弟弟，叫州吁（读如需）。

第一章 祸起萧墙 弑君第一案
州吁是叔段的同类，甚至同伙。司马迁就说，叔段刚逃到共，州吁便主动提出跟他做朋友。实际上他俩当时都流亡在外，只不过叔段是因战败而逃亡，州吁则是被罢官而出走。但想灭了哥哥自己上台，则一模一样。因此，州吁在外招降纳叛，结成团伙。鲁隐公四年（前719）三月十六日，蓄谋已久的州吁带领这伙人偷袭国都，杀死同父异母的兄长，自己当了国君。[4]
这是春秋的弑君第一案。
以后，还有其他国君接二连三被干掉。有的被杀，有的逃亡，不是身败，便是名裂。弑君而自立的，也为数不少，比如第四卷提到的夏姬之子夏徵舒。但始作俑者，则是州吁。
那么，州吁是什么人？
州吁是卫桓公的弟弟。
卫，是周代最早的封国之一，姬姓，始封之君是周公的弟弟康叔封。到第八任国君顷侯，由伯爵晋升为侯爵。到第十一任国君武公，晋升为公爵。武公的儿子，是庄公。庄公的正妻，是齐国的公主。齐国是姜太公之后，姓姜；卫国是周文王之后，姓姬。这又是姬姜两族长期通婚之一例。
所以，齐国这位公主后来就被叫作庄姜。庄，是卫庄公的谥号；姜，是她自己娘家的姓。这跟郑庄公他妈叫武姜是同样的命名方式。
庄姜是一位美女。《诗经》中的《硕人》，就是她的赞美诗。但是庄姜没有生育能力，便领养了庄公一个侧妃的儿子，视如己出。这个儿子名叫完，也就是后来的卫桓公。至于州吁，则是卫庄公另一个宠妾的儿子，年纪也比桓公小。
这也就是州吁一案与叔段的不同。叔段和庄公同父同母，都是嫡子。州吁和桓公同父异母，都是庶子。只不过桓公被庄姜认领，在名分上是嫡长子。
更重要的不同，是后台老板。叔段的靠山是老妈，州吁的却是老爹。州吁其人，从小就调皮捣蛋，胡作非为，还喜欢舞刀弄枪，琢磨兵法。这其实很危险。但，尽管庄姜厌恶，大臣劝谏，庄公都听之任之，地地道道的教子无方。
由是之故，庄公去世、桓公即位后，州吁更加骄横跋扈，全然不把当国君的哥哥放在眼里。桓公无奈，只好罢了他的官。州吁则逃出国都，在外拉帮结派，并与叔段不清不楚。这样，经过十四年的经营，州吁的反政府武装力量便推翻了桓公的合法政权，自己也成为卫国的僭主。
然而不过半年，州吁也身首异处。
这又是为什么？
主要因为他自己作孽。
州吁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打郑国。这其实并不奇怪。第一，卫和郑，是世仇。伐郑，可以标榜自己继承先君遗志，政治正确。第二，可以帮他哥们叔段出口气，运气好的话没准还能翻盘。第三，可以讨好某些诸侯。由于当时郑国发展迅速，羡慕嫉妒恨的很是不少。如果伐郑成功，在国际上是很能收买一些人心的。
不过更重要的，是州吁得位不正，人心不服。对外发动战争，可以转移视线，缓和国内矛盾。这也是历代统治者的惯用伎俩。所以《左传》说州吁此举，是“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
凑巧的是，这时宋国正好有一个君位的争夺者在郑国避难。于是州吁便联合宋国，再加上陈国和蔡国，组成联军伐郑，把郑都围了五天。这是鲁隐公四年春天的事。秋天，这帮人又去了一趟，抢光了郑国田野里的庄稼。
这下子，州吁坐稳屁股了吗？
没有。
州吁虽然发动了两次战争，还小有收获，卫国却依然人心浮动。对此，他自己不安，他的一个死党也着急。这个死党叫石厚，是石碏（读如却）的儿子。石碏是前朝元老，此刻告老还乡，赋闲在家，退休已经十六年。
石厚就去见他爹，问州吁怎样才能稳住君位。
石碏说，朝见天子即可。
这是有道理的。这时的周天子，虽然已经过气，却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王如果接见了州吁，其他诸侯就得认账，州吁的君位也就稳当了。
于是石厚又问：怎样才能见到天子？
石碏说，通过陈国。陈君是天子的宠臣，又是我国的盟友。请陈国出面，天子一定赏脸。
州吁和石厚都以为然，决定照办。
俗话说，天作孽，犹可说；自作孽，不可活。州吁和石厚都忘记了，石碏原本十分厌恶州吁。庄公在世时，他就曾力劝君上对州吁严加管教。石厚跟州吁鬼混，他也强烈反对，只不过屡禁不止。州吁和石厚找他拿主意，岂非有病？
当然，谁都没有想到，石碏为了国家竟会大义灭亲。事实上，就在州吁和石厚兴冲冲奔赴陈国时，石碏的密函已先期到达。石碏的信上说，卫国弱小，而老夫朽矣，无能为力。这两个人，是大逆不道的弑君者。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请贵国匡扶正义，将其拿下！
结果，州吁和石厚在陈国境内被就地正法。
当然，人是陈国抓的，却是卫国杀的。按照当时的国际法，对这样的罪犯，卫国不必引渡回国，但要派员行刑。为此，卫方派出了两位监斩官。监斩州吁的是卫国的右宰，监斩石厚的是石碏的管家。
此后，卫人另立公子晋为君，是为卫宣公。
持续半年的卫国内乱，到此结束。
[4]本节事见《左传·隐公四年》、《史记·卫康叔世家》。

第一章 祸起萧墙 又杀了两个
卫国内乱后不久，又有两位国君死于非命。[5]
第一个是鲁隐公。
鲁，也是周代最早的封国之一，姬姓，始封之君是周公的长子伯禽，国都曲阜。从伯禽到隐公，共十三君。春秋，就是从隐公元年开始的。
隐公是惠公的儿子。据《左传》，惠公至少应该有两个儿子，两位夫人。两位夫人都是宋国的公主，一位叫孟子，一位叫仲子。子，是她们娘家的姓；孟和仲，是排行。孟就是老大，仲就是老二。孟子是没有儿子的。她去世后，惠公又娶了仲子。仲子的儿子，就是后来的鲁桓公。
但，惠公另外还有一个女人，叫声子。声子的儿子，就是隐公。隐公的年纪比桓公大很多，却不被看作嫡长子。由此推论，声子应该是陪嫁，而且是孟子的陪嫁。[6]
陪嫁女的地位，当然很低。隐公自己，也很谦卑。惠公去世后，由于桓公年纪太小，就由隐公摄政。隐公自己，也清楚只是代理国君。这跟叔段或州吁，是相反的。看来鲁国毕竟是周公之后，礼教的作用不小。
然而恰恰是这种谦恭有礼的态度，让隐公招致杀身之祸，这又是为什么？
原因在鲁国大夫羽父。
羽父是一个野心家，也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家伙。公元前719年，州吁联合宋国、陈国、蔡国伐郑。宋国因为跟鲁国有婚姻关系，便拉鲁国加盟。鲁隐公不想去蹚这浑水，婉言谢绝，羽父居然硬是带了队伍去凑热闹。后来，羽父的权势越来越大，很干了些举足轻重的事，野心也就膨胀起来。
于是羽父提出，他可以去暗杀隐公的弟弟，交换条件是让他成为卿相。
羽父有这想法，并不奇怪。野心家总是会以为别人跟他一样有野心的。事实上，按照宗法制度，担任鲁国国君的，原本确实应该是隐公的弟弟，因为他是嫡子。嫡子年幼，庶兄摄政，是可以的，但嫡子成年后要把政权还给他，除非他已不在人世。因此，如果隐公贪恋君位，他就会同意羽父的阴谋，或者暗许。
可惜隐公并无此意。
鲁隐公说，我代理君位，只因为弟弟年幼。现在他长大了，我正要还政于他。我连养老的地方都安排好了。
这当然让羽父大出意料，也胆战心惊。他一方面在隐公的弟弟、后来的桓公那里倒打一耙，诬陷隐公，另一方面则找机会下手，要置隐公于死地。碰巧，隐公是个迷信巫术的人。他为了祭祀巫神，进行斋戒，住在一位大夫家里。于是，羽父便趁机派刺客谋杀了隐公，然后栽赃于这位大夫，杀了他们家几个人了事。
鲁隐公和这位大夫的家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桓公甚至没有按照国君的规格，为隐公举行葬礼。
所谓“善有善报”，现在看来也未必。
鲁隐公被弑，是在卫桓公被杀后七年，即鲁隐公十一年（前712）十一月。一年多后，宋国国君也被谋杀了。
宋，同样是周代最早的封国，子姓，始封之君是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都商丘。从微子到武公，共十二君。武公的女儿是仲子，即鲁桓公的母亲。武公的儿子，载入史册的有两个，一个叫力，一个叫和。武公去世，力继位，这就是宋宣公。宣公去世，却不传位给太子与夷，要传给弟弟和。宣公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是天下的通义。于是，和三让而继位，是为宋穆公。
其实，周的规矩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则是商的。所以，宣公只是在继承殷商的传统。但同时，穆公也欠了哥哥一个人情。因此宋穆公临终前，便不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冯，要将君位还给哥哥宣公的儿子与夷。
宋穆公请孔父嘉做顾命大臣，也就是新君的辅佐，自己政治遗嘱的执行人。
孔父嘉，是孔子的先祖。
宋穆公说，先君舍弃了与夷，让位于寡人，寡人一天也不敢忘记。如果托大夫之福，寡人能寿终正寝，在天上见到先君，那时，先君问起与夷来，寡人该怎么回答？因此恳请先生拥立与夷为君，寡人虽死无憾，永垂不朽。
孔父嘉说，群臣都主张立冯。
宋穆公说，不可以呀不可以！先君让国于寡人，是认为寡人贤惠。如果不能让国，那就辜负了先君的厚望，怎么能说是贤？我尊敬而亲爱的先生，请务必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
孔父嘉只好让公子冯出国，住到郑，然后拥立与夷继位，是为宋殇公。
可惜宋殇公不争气。他在位十年，倒打了十一次仗，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宋国的太宰华父督（华读如化）便在民众中散布流言蜚语，煽风点火，说战事频仍的罪魁祸首，就是管军事的孔父嘉。造足舆论后，华父督发动兵变，杀了孔父嘉。宋殇公闻讯震怒，华父督干脆连殇公也一起杀了，把公子冯从郑国迎回宋国，立为国君，是为宋庄公。
华父督为什么要攻击孔父嘉呢？
据说，是因为有一次路遇孔父嘉之妻，立即神魂颠倒垂涎三尺，必欲夺之而后快。这事当然真假难辨。可以肯定的是，孔氏从此家道中落，最后不得不移民鲁国。孔子算是鲁国人，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第三起弑君的血案。
接二连三的弑君案，揭开了春秋的序幕；而鲁国和宋国的内讧和内乱，则便宜了郑国。鲁桓公即位后，立即与郑国成为合作伙伴，史称“修好于郑”。华父督迎回流亡在郑国的公子冯，当然也是向郑国表示友好。宋国原本是郑国的死敌，常常与卫国联手对付郑国。鲁虽然要算中立国，但羽父是带兵参加了宋卫联军伐郑的。现在宋和鲁都转变立场，郑国就财大气粗起来。志得意满的郑庄公，也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
这只猫，就是周桓王。
[5]本节事见《左传》之隐公元年至桓公二年，《史记》之《鲁周公世家》、《宋微子世家》。
[6]以上复杂关系，系根据《左传》及杨伯峻的注所推定。

第一章 祸起萧墙 天子挨打
周桓王是自己送上门去挨打的。[7]
这件事照理说原本不该发生，因为周与郑关系非同一般。郑，是西周最后一个封国，始封之君是周厉王的小儿子，被周宣王封为诸侯，是为桓公。
桓公是郑国的国君，也是周王的大臣，在幽王的时代曾经担任周的司徒。当时西周王室已经衰落，西方的戎狄却很强大。桓公要勤劳王事，又不想国破家亡断子绝孙，把老本都赔进去，便听从王室史官史伯的建议，从原来的受封之地迁到新郑，国土疆域大约是今天河南省北边半省的中部。
这就是春秋时期的郑国。
从这段历史看，郑应该效忠周。
同样，周也应该善待郑。因为东周王室能够存活，主要靠的是两个大国，这就是晋和郑。晋在黄河北岸，郑在南岸。晋国护卫着周的北面，郑国护卫着周的东面。西边的屏障，是虞和虢（虞在今山西平陆县，虢在今河南陕县）。南边，则是申和吕（均在今河南南阳市境内）。
这就是东周初年的形势。后来晋国分裂，自顾不暇；楚国兴起，南方不保。周王室的藩篱，就只剩下郑和虢。
矛盾，由此而生。
虢，是周文王弟弟虢仲的封国，也叫西虢。另外还有东虢，是周文王弟弟虢叔的封国，后来被郑国所灭，所以西虢就叫虢。东周初年，虢君似乎已经晋升为公爵，郑君则是伯爵。但郑国的综合国力，显然超过虢国。始封之君桓公，则在西周灭亡时殉难。所以郑的第二任国君武公，第三任国君庄公，都一直担任平王的卿士，作为王室重臣而大权在握。
这时，是周与郑的蜜月期。
然而不知何时，郑庄公发现周平王对自己并不那么信任，很可能会把一半的权力分给虢公。这当然让庄公十分不快，平王则信誓旦旦地表示绝无此事。为此，周和郑交换了质子。周的王子狐被送到了郑国，郑的公子忽则到周。
此事荒唐。因为从法理上说，周王与郑伯，是君臣关系。交换人质，则只能发生在诸侯之间。周平王这么做，实际上是把自己降为诸侯，则王室的尊严和体面何存？
鲁隐公三年（前720）三月十二日，平王驾崩。继位的桓王是平王的孙子，年轻气盛，当真把一半的权力分给了虢公。这时的郑庄公，论辈分是周桓王的叔爷爷，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便决定给那小子一点颜色看看。四月，郑国大夫祭仲带兵割取了周王国地里的麦子。秋天，又割走了周王国的谷子。前一次是在温（今河南温县），算是侵略了周的属国。后一次则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市境内），就骚扰到周天子眼皮底下了。于是周郑结怨。
不过，结怨归结怨，面子还得维持。三年后，郑庄公朝见了周桓王，王室也保留了郑庄公的职位，又过了两年才正式任命虢公为卿士。实际上，这时虢公和郑伯，同为周的卿士。具体地说，虢公为右卿士，郑伯为左卿士。
但这绝不意味着周郑和好如初，只不过双方都有政治需要。周王室固然离不开郑国的护卫，郑庄公也想利用周王室。身为王室重臣，至少打起仗来可以借用王命，甚至动用王师，这是郑庄公很想要的。[8]
不过，既然是相互利用，那就要相互配合。然而桓王似乎不懂。他先是在郑庄公朝见时不讲礼貌，后来又侵犯了郑国的实际利益，最后彻底剥夺了郑庄公的所有权力。接替郑庄公担任左卿士的，是周公黑肩。
郑庄公毫不客气，拒绝再见周王。
周桓王也毫不客气，率领联军伐郑。
这是整个春秋时期天子御驾亲征的唯一一例，时间是在公元前707年（鲁桓公五年）秋天，地点是在长葛（今河南长葛县）。周军这边，桓王亲自统率中军。右军统帅是虢公林父，后面跟着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左军统帅是周公黑肩，后面跟着陈国的军队。郑公子突说，陈国国内动乱不安，他们的军队也没有战斗意志。如果先进攻陈军，对方一定乱作一团。
郑庄公采纳了公子突的建议，命令各部只要看见大旗一挥，就击鼓进军。结果岂止陈军，就连蔡军和卫军也一起奔逃，周军则一片混乱。郑军两面夹击，周军大败，桓王自己也被一箭射中了肩膀。
活捉桓王，只需举手之劳。
然而郑庄公却表现出君子风度。他拒绝了下属乘胜追击的建议，不但任由桓王逃之夭夭，还派祭仲去劳军，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郑庄公说，君子不为已甚，何况是欺凌天子？能保住江山社稷，就可以了。
郑庄公很明智，他知道适可而止。
周王室却威风扫地，体面不存。是啊，如果所谓“共主”竟然不过是战败之国，还有什么资本和资格号令天下？
庄公手下这一箭，拉开了新时代的帷幕。
[7]本节事见《左传》之隐公三年、六年、八年、十一年，桓公五年。
[8]鲁隐公九年，郑庄公伐宋，便借用了王命；隐公元年，郑庄公伐卫，便动用了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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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郑国大夫向庄公指出：以往两军交战，讲究三军对垒，中军先出，左右随之。但此次战役，中军是周王亲率精锐部队，战斗力强，而左右陈、蔡、卫皆乌合之众，战斗力低。他建议，此战郑军中军应稳而不发，由左右军向敌方左右军发起冲锋，对方左右军如若溃败，必将影响中军士气，此时郑军中军再发起冲击，周军必败。

第一章 祸起萧墙 霸主就要来了
长葛之战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旧的制度和秩序全都难以维持。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将在激烈的动荡中重新洗牌，并诞生出新的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春秋一直持续到战国。
第一阶段，是至强替代至尊。
什么是至强？什么是至尊？
还得从制度说起。
从西周到东周，我们民族实行的是“邦国制度”。邦国来自封建，即天子“封邦建国”，诸侯“封土立家”。具体地说，就是天子把天下分成若干块，分封给诸侯，由此建立起邦国，简称国；诸侯又进行再分配，把国分成若干块，分封给大夫，由此建立起采邑，简称家。
这就叫封建。
封建的结果，是产生了天下、国、家。家国合为一体即邦国，邦国联为一体即天下。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天下是天子的，三级所有，层层转包。
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必须交代清楚。
第一，天子只在名义上和权属上是天下共主，邦国的主权和治权则由诸侯行使。天子自己也有一个邦国，只不过地盘最大级别也最高，号称王国。其余，则分别是公国、侯国、伯国、子国和男国。公侯伯子男，都是自治君主国。他们的国家事务，天子是不能过问和干预的。
第二，国以下的家，有治权无主权。主权在国，产权在天子，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当然，严格地说，春秋和春秋以前的邦国只有“半独立主权”，拥有“完全独立主权”要到战国。那时，他们已经都是“独立王国”了。
可见，真正的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只能是邦国。
因此，这种制度就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中的周天子，是共主也是国君。只不过，他的邦国级别最高，王爵；本人地位也最高，共主。周王是人上人，周国是国上国，这就叫“至尊”。同时，他的实力也最雄厚。或者说，正因为实力雄厚，才成为天下共主，这就叫“至强”。也就是说，在西周，至尊和至强是合一的。
至尊和至强之下，是次尊和次强，这就是诸侯。再下是次次尊和次次强，这就是大夫。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地位和实力都递减。因此，大夫臣于诸侯，诸侯臣于天子。当然，大夫也有臣。大夫之臣就是士，叫家臣。
家臣往往是大夫的家人，大夫则是他们的家君。家臣拥戴家君，就像星星围绕月亮。于是大夫的家或采邑，就形成一个众星拱月的结构。推而广之，大夫拥戴诸侯，诸侯拥戴天子，也如此。或者说，天子是大月亮，诸侯是大星星；诸侯是中月亮，大夫是中星星；大夫是小月亮，家臣和家人是小星星。这样一种三重模式的众星拱月，就叫“封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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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封建秩序”表现为三重模式的众星拱月：家臣们（士）围绕着家君（大夫），大夫们效忠于各自的国君（诸侯），诸侯则拥戴那至尊至强的天子（共主），秩序井然。
由此可见，封建秩序要想维持，前提条件是尊卑强弱永远不变。周王国永远最强，大夫的采邑永远最弱，诸侯国则从头到尾都只有那么一点规模，还大家都差不多。就算要发展，也得齐步走，比例不能失调。
这当然并不可能。
不可能的原因，在于所有的邦国，包括周王国在内，都是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几百年光阴过去，难免参差不齐。有的欣欣向荣，发展壮大；有的每下愈况，日薄西山，甚至资不抵债，面临破产。
这时，按照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程序就会自行启动。方式是兼并，手段则是战争。春秋时期的战争至少有二百多次， 发动战争的也不仅是大国。比如莒（读如举），虽然小得可怜，却也兼并了向国，而且是在春秋一开始。[9]
哈，大鱼还没开口，小鱼就吃了虾米。
实际上大国的兼并更是不胜枚举。春秋头半个世纪，郑国就兼并了戴（读如再，在今河南民权县），齐国也兼并了谭（在今山东济南市境内）、遂（在今山东宁阳县西北），楚国则兼并了息（今河南息县），还霸占了息夫人。[10]
国与国之间，不再势均力敌。
平衡打破了，社会开始动荡。
动荡的社会需要有人摆平江湖，而维持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原本是周王的义务。可惜此时，周天子也由活菩萨变成了泥菩萨。长葛之战，就证明他是纸老虎。根本原因，当然是周王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减少，导致经济实力不断下降。长袖者善舞，多财者善贾，财大者气粗。王室如果处处捉襟见肘，甚至要靠诸侯接济，又怎么硬得起来？至尊不再是至强。能保全最后一点脸面，就不容易。
当然，周王的脸面，在春秋早期还是维护得很好。因为这脸面是旗帜，也是旗号，可以做虎皮，也可以当枪使。公元前714年（鲁隐公九年）和第二年，郑庄公伐宋，给出的理由便是“宋公不王”（宋殇公不朝见天子）。此即所谓“以王命讨不庭”，被当时的舆论认为很正当。[11]
其实，宋殇公固然傲慢无礼，郑庄公又何尝真正尊王？六年前，他不是派兵割走了周王的麦子和谷子吗？
用不着揣着明白装糊涂。谁都知道，再好的脸面，也不过自欺欺人。真正管用的是实力，说了算数的则是大国。于是大国崛起，小国站队。小国需要的是保护伞，大国想要的是领导权。大国和小国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周天子风光不再。
重组江湖，势在必行。
拥有号令天下的实际指挥权，成为国际社会的江湖老大和带头大哥，这就是“霸业”。成就了霸业的诸侯，是“霸主”。霸主之道，是“霸道”。霸道不是王道，霸主也不是共主，所以还得周天子在那里支撑门面。所有的霸主，也都要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但谁都心里清楚，他们真正寻求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王室的脸面，不过是遮羞布。
遮羞布并没有权威，哪怕再好看。一言九鼎的，将是相继崛起虎视眈眈的超级大国。
霸主即将诞生。
王权时代结束，霸权时代开始。华夏大地上，又将演出怎样的戏码？
[9]本段请参看翦伯赞《先秦史》、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翦伯赞《先秦史》称，《左传》一书中与战争有关之名词的出现次数，共计侵60次，伐212次，围40次，入27次。
[10]郑国兼并戴国，是在鲁隐公十年（前713）。齐国兼并谭国，是在鲁庄公十年（前684）。从此，《春秋》开始使用“灭”的概念。
[11]请参看《左传》之隐公九年和十年。

第二章 五侯争霸 管仲相齐
管仲一箭射出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对面这人，将会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
那人自己，当然也没想到。
还好，射中的是衣带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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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带钩相当于今天的皮带扣，常出土于墓主腰部。不同的质地、纹饰代表不同的等级和身份。
被射中衣带钩的人叫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当时是齐国的公子，齐襄公的弟弟。齐，跟鲁、卫一样，也是周代最早的封国，姜姓，始封之君是姜太公。从姜太公传到齐襄公，便已经是春秋。
襄公是个荒唐的家伙，跟妹妹很早就有了性关系。后来妹妹嫁到鲁国，史称文姜，丈夫是鲁桓公。十五年后，桓公携文姜访齐，兄妹二人居然再次上床。[2]忍无可忍的桓公痛骂了文姜，文姜则一状告到哥哥兼情人齐襄公那里。襄公则竟然罔顾伦理道德和国际关系，派人谋杀了既是妹夫又是友邦元首的桓公，然后杀掉犯罪嫌疑人了事。[3]
这件事情的荒唐，不言而喻。齐国的霸道，鲁国的尴尬，也不言而喻。事实上，桓公被杀后，鲁国向齐国提出的外交诉求，也只是惩办凶手，并不敢追究齐襄公的责任。相反，没有了鲁桓公这个障碍，齐襄公跟鲁文姜的乱伦，更加肆无忌惮。他们的幽会，载入史册的就有六次。甚至桓公尸骨未寒，庄公即位不久，文姜就跑回齐国去跟情郎哥哥做爱，根本不顾鲁国的体面。可见当时的齐国已相当强势。鲁国除了忍气吞声，并不能有什么主张。[4]
只不过，鲁人没有想到，原本就在黄河下游称霸一方的齐，竟会在襄公之后成为称霸天下的超级大国。
这得归功于管仲。
后来担任齐相的管仲，原本是齐襄公弟弟公子纠的师傅。子纠的师傅还有召忽，小白的师傅则是鲍叔牙。子纠和小白是兄弟，管仲和鲍叔牙是朋友。鲍叔牙早就看出襄公做事荒唐，齐国必有内乱，便提前护送小白去了莒国，纠则在内乱后逃到了鲁国。
鲁庄公八年（前686）十一月七日，齐襄公被堂弟公孙无知谋杀。第二年春，篡位的公孙无知也被国人杀死，齐国出现权力真空。于是，鲍叔牙陪着小白，召忽和管仲护着子纠，回国争夺君位。管仲那一箭，就是他和小白狭路相逢时射出的。
君位之争的结果，是子纠失败被杀，召忽殉主自杀，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小白胜出，回国即位，后来被称为齐桓公。齐国进入了新的时代。
齐桓公可不像他的妹夫鲁桓公。鲁桓公窝囊，齐桓公雄霸。他不但不记管仲那一箭之仇，反倒委以重任。管仲也不负厚望，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四个方面厉行改革，终于让齐大国崛起，一举成就了桓公的霸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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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楚了本图所示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就知道当时已是怎样地君不君、臣不臣、兄不兄、妻不妻，有多少人死于非命（见灰色部分）。
那么，管仲的霸术是什么？
军政一体。
管仲的政治策略，是先安内后攘外，先定国后称霸。治国方略，则是全国一盘棋，先区分士农工商，再区分国都郊野。国都住士和工商，郊野住农。但无论是士，还是农工商，都必须严格按照行业和身份居住，不能杂居，也不能迁徙和变更职业。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户籍制度，还是最严厉和最不讲理的。
住在郊野的农民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有司。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帅。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帅。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帅。十县为一属，每属一位大夫，一位属正。属的下级是县，县的下级是乡，乡的下级是卒，卒的下级是邑。邑，是最基层的政权。邑由有司管理，向卒帅负责；卒由卒帅管理，向乡帅负责；乡由乡帅管理，向县帅负责；县由县帅管理，向属大夫负责。属由大夫管理，属正监理，直接向国君负责。全国五属，五位属正，五位属大夫，是国君的问责对象。属管县，县管乡，乡管卒，卒管邑，一个中央集权层层问责的金字塔管理体系，便建立起来了。
国都则分成二十一个乡。其中六个安置工人和商人，叫“工商之乡”。另外十五个住士人，叫“士乡”。士乡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这十五个士乡，国君和两位上卿（国子、高子）各管五乡。他们的问责对象，是乡大夫。每乡一个，共十五个。
国君和国子、高子管理的十五个乡，都是士人之乡，所以每家要出一个人当兵。当兵在春秋，是士人的义务，也是士人的权利，甚至是他们的特权，堪称责无旁贷。因此士乡的行政建制，很容易就能变成军事编制：五家为轨，五个战士，这就是伍，伍长即轨长。十轨为一里，五十个战士，这就是小戎（战斗队），戎长（队长）即里有司。四里为一连，二百个战士，这就是卒，卒长即连长。十连为一乡，两千个战士，这就是旅，旅长即乡大夫。五乡一万个战士，这就是军。十五个乡三万战士，这就是三军。三军军长，就是国君、国子、高子。国君将中军，国子将上军，高子将下军。国君和两位上卿，既是十五个士乡的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来自这十五个乡之三军将士的最高军事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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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明白这张图，对军国一体和军政一体，应当会有更深刻和更直观的理解。中央集权的思想，在这里萌芽了。
这就叫“作内政而寄军令”，是管仲最重要的政策。按照这个军政一体的制度，卒伍一级的小部队在居民区内便可训练，军旅一级的大部队在城郊之外便可集结。何况管仲还规定，士人一旦划定居住范围，就不准迁徙。邻里之间，更必须守护相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管仲认为，由此人与人相伴，家与家相依，打起仗来，就不但不会行伍错乱，而且能保证同仇敌忾。难怪管仲不无得意地对桓公说：君上以此精兵三万横行天下，请问哪个能够阻拦？[6]
显然，这是一种保甲制度，也是一种军国主义，是不折不扣的霸道。尤其是不准人民自由迁徙和变更职业，很明显是在侵犯人权。但桓公既然要成就霸业，当然只能讲霸道。人道也好，王道也罢，都只能束之高阁。至于如何发展经济，充实战备，开展外交，便都不过技术问题。
[1]事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2]文姜嫁到鲁国，是在鲁桓公三年（前709）。当时做父亲的齐僖公曾一路相送而至于讙（读如欢，鲁国地名，约在今山东省宁阳县），似乎对文姜不太放心。实际上此前他曾想把这个女儿嫁到郑国，却被婉拒。鲁桓公携文姜访齐，则是在公元前694年。此间襄公与文姜兄妹，应有十五年不曾见面。这次重逢，自然如干柴烈火，不可自制。
[3]事见《左传·桓公十八年》。
[4]鲁桓公死后，鲁文姜与齐襄公的偷情，《春秋》的记载有：鲁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逊，私奔）于齐；二年十二月，会齐侯于禚（读如酌）；四年二月，享齐侯于祝丘；五年夏，如齐师；七年春，会齐侯于防；七年冬，会齐侯于榖。齐襄公被杀后，文姜曾于鲁庄公十五年如齐。此行是否意在与齐桓公偷情，不详。但此年系齐桓公始霸之年。此后，文姜又于庄公十九年和二十年，两年之间两次到了莒国。去干什么，不清楚。一年后，即鲁庄公二十一年，文姜去世。
[5]鲁桓公是鲁惠公的嫡子，鲁隐公的弟弟。公元前712年，鲁国大夫羽父谋杀了隐公，立桓公为君。桓公在位十八年，无大政绩亦无大过错。他的窝囊，当是鲁国的窝囊。
[6]以上管仲的治国方略请参看《国语·齐语》。

第二章 五侯争霸 尊王与攘夷
解决技术性问题，管仲有的是办法。
没错，管仲确实是管理天才和治国高手。他的方案，差不多都是统筹兼顾的。比如春秋两季的狩猎，就既补充了给养，又训练了军队，岂非一举两得？
刑法的改革也如此。为了解决兵甲不足的问题，管仲制定了“兵器赎罪”的法律条款，价码是：重罪，一副犀牛皮盔甲，一柄戟；轻罪，一副普通牛皮盔甲，一柄戟；小罪，罚款；打官司，诉讼费为一束箭。[7]
这可真是官民两利。以前，重罪要判死刑，轻罪要砍手脚，小罪要挨鞭子。现在，只要购买或打造兵器就可以赎罪，国家则充实了兵备，节省了军费。更何况，尽可能地减少杀人和动刑，还能博得仁慈和王道的美誉，岂非名利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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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的要点，也在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措施，是由国家统治经济。比方说，改革税制，免除关税，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盐铁管理，实行盐铁专营，增加国库收入；铸造统一钱币，对市场和物价进行宏观调控。当然，管仲也毫不客气地宣布国家对矿山、森林、湖泊、海洋的垄断。但，他并不主张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他的政策是国有民营。生产和销售是民间的事，国家的权力和职能是垄断资源，控制价格，甚至为了控制价格而控制产量。[8]
也许，唯独一个行业有“国企”，这就是色情业。有学者认为，管仲很可能是“国营妓院”的创始人。齐国的妓院叫“女闾”，分为七个门市部，每个门市部妓女百人。开设的时间，据说比古希腊的梭伦还早了五十年。不过，梭伦的目的，主要是解决性需求和减少性犯罪；管仲的目的，则可能是增加国库收入，笼络天下人才，甚至招待各国使节。总之，此例一开，诸侯纷纷仿效。难怪燕太子丹能“美女恣荆轲所欲”了，没准他自己就是“妈妈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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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齐大刀
②燕刀
③秦圜钱
④楚铜贝
⑤韩布币
⑥赵布币
⑦魏布币
当然，国际关系并不能靠妓女来摆平。管仲的策略，是“以恩惠换拥戴，以土地换和平”。具体地说，就是将过去齐国侵占的城邑归还各国，再加上频繁的请客送礼。据说，这样做的效果是“四邻大亲”。[10]
管仲认为，有了经济、军事和外交的条件，齐国就可以出兵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出威望。做江湖老大，当国际警察，不出兵是不行的。不教训几个调皮捣蛋的家伙，也是不行的。攻打的对象，当然首先是弱国。如果那邦国既弱小又不听话，更好。但公开的说法，则是“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这样的罪名，当然并不难找。[11]
师出必须有名。要想成就霸业，比霸术更重要的，是霸道，是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
那么，管仲打出的旗号又是什么？
尊王攘夷。
实际上，尊王和攘夷，原本是同一件事。因为王室不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夷狄太强。起先最强悍的是犬戎，他们在商代叫鬼方。西周灭亡，就因为犬戎攻陷镐京，追杀幽王于骊山之下。定都洛阳的平王无力收回失地，便把沦陷区封给他的一位西垂大夫。这位大夫也不辱使命，果然收回王畿的西半，并把那里变成了秦国。他自己，则成为秦国的第一任国君，是为秦襄公。
这件事情对中原各国的刺激，是相当大的。这些国家大都是夏商周之后，自称夏、诸夏，也称华、华夏。华，就是光，也是美；夏，就是大，也是雅。华夏，就意味着文明；夷狄，则意味着野蛮。文明人，是羞与野蛮人为伍的，更不要说甘拜下风。攘夷，应是华夏诸国的共同愿望。
何况进入东周后，夷狄屡屡进犯，诸夏不堪其扰，只不过入侵者不是戎，是狄。据统计，公元前662年至公元前595年间，受狄人之侵略者，齐七次，卫六次，晋五次，鲁两次，邢、宋、温、郑、周各一次。受害最甚的是卫，被迫两次迁都。次为邢，迁都一次。周也惨，成周沦陷，天子出逃。后来卫和邢，都靠齐桓公出手相救，才幸免于亡国。周襄王则靠晋文公出手相救，才得以复国。[12]
霸主的意义，这样一说就很清楚。
事实上齐桓和晋文这两代霸主，最受后世肯定的就是攘夷。比如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子贡，都曾问过同一个问题：齐桓公逼鲁国杀了公子纠，纠的一位师傅召忽殉主自杀，同为师傅的管仲不但不死，还转变立场去辅佐桓公，这个人不仁吧？孔子却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仁！当然仁！如果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头散发，衣襟往左边开，变成野蛮人了！[13]
孔夫子说得并不错。没有齐桓和晋文，我们民族的历史确实可能会重写，尽管重写也未必就一定不好。但在孔子看来，维护华夏文明比忠于某个君主重要，则可以肯定。
总之，攘夷在当时，是华夏各国的政治需要，也是文化需要。因此，霸主的横空出世，是顺应潮流的。就连秦穆公，之所以成为“春秋五霸”的候选人之一，恐怕就因为他最终完成了对犬戎的征服。
攘夷就要尊王。只有把周天王的旗帜高高举起，诸夏内部才能团结。内部团结，才能一致对外。因此，华夏各国虽然心怀鬼胎互不相让，但没有一个人胆敢反对尊王。齐桓公称霸的葵丘之会，晋文公称霸的践土之盟，先后两位霸主对天子也都极尽恭敬之礼。结果，霸权时代的周王原本实力尽丧，表面上反倒威风八面，人五人六，出尽风头。
这真是太具戏剧性了。
但更戏剧性的，则还是一个蛮夷之邦在南方悄然崛起，并加入到争霸中原的行列里来。
这个蛮夷之邦，就是楚。
[7]请参看《国语·齐语》。
[8]请参看吴晓波《浩荡两千年》。
[9]齐桓公设女闾一事，见《战国策·东周策》，亦请参看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
[10]请参看《国语·齐语》。
[11]见《国语·齐语》。
[12]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13]见《论语·宪问》。

第二章 五侯争霸 蛮夷之邦：楚
楚人是蛮夷吗？
好像是。
蛮夷，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中国，就是中央之国，或中原之国。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说过，当时人们的世界观，是天圆地方。半球形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叫“普天之下”，简称“天下”。正方形的上下左右，是四个海，东西南北各一个，叫“四海”。人类居住的地，在四个海的当中，叫“四海之内”，简称“海内”。海内或天下的正当中，叫“中国”，即天下或四海之中的邦国。住在中国的，是诸夏或诸华，即华夏。东西南北的“非华夏民族”，细分则东曰夷，南曰蛮，西曰戎，北曰狄；统称则叫夷，或蛮夷，或夷狄。所谓“攘夷”，便包括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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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之内叫天下，方形之内叫海内，方形之中也叫中国。
华夏与蛮夷或夷狄，差别主要在生活方式。按照《礼记·王制》的说法，东夷和南蛮“不火食”，即不吃熟食，生吞活剥；西戎和北狄“不粒食”，即不吃粮食，只吃肉类。至于服饰，东夷“被发文身”（被读如披，意思也是披），即披头散发，身上刺青；南蛮“雕题交趾”，即额头刺青，光着脚丫；西戎“被发衣皮”，即披头散发，不穿丝绸或麻布，披兽皮；北狄“衣羽毛穴居”，也是不穿丝绸或麻布，还住在洞穴里。其实还有吴和越，是“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即剪断头发，身上刺青，不穿衣服。[14]
显然，华夏与非华夏民族的差异，是文化的。但在当时“中国人”眼里，却等于开化和不开化，文明和野蛮。
这并非没有道理。
事实上，用火、农耕、养蚕业和纺织业，都意味着生产力的进步。用火则熟食，农耕则粒食，养蚕则衣帛，纺织则衣布。因此，茹毛饮血，不吃粮食，不穿衣服，身披兽皮，不会盖房子，都是落后的表现。至于文身和刺青，则是原始时代的风气。所谓“被发文身，以像麟虫”，正说明这些民族还停留在生殖崇拜或图腾崇拜阶段，没有跨入文明的门槛。[15]
文明是对野蛮的镇压，而这种进步是要有标志的。对于华夏民族来说，这个标志就是束发。因为对头发的约束，即意味着对自己的约束，而且是道德的约束。因此，断发和披发，都是不文明的，甚至不道德。赤身裸体和刺青文身，也如此。因为要显露刺青和文身，就不能穿衣服；而如果一丝不挂，暴露无遗，则体面何在，体统何存？
蛮夷，岂非不开化的野蛮人？
于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便在华夏民族心中油然而生。正是这种文化优越感，让中原诸夏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周边民族，包括蔑视楚。
楚人的来历，现在已经说不清了。所谓“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是靠不住的。司马迁自己，也说他们“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比较靠得住的，是楚人的先君熊绎带兵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被封在“楚蛮”，号称“楚子”。子，未必就是子爵，反倒可能是“蛮夷之君”的意思。事实上《春秋》一书中，蛮夷或夷狄的酋长或国君，可是一律都称为“子”的。
由此可见，楚人虽然在西周初年就与中国发生关系，却并不被看作诸夏。楚人自己，也以蛮夷自居。楚的国君熊渠和熊通，就公开说“我蛮夷也”。他们这样说，目的是要称王。因为华夏各国的国君，只能称公称侯。能称王的，只有周天子。于是熊渠便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意思也很清楚：我们楚人既然是蛮夷，凭什么要按照你们中国的规矩来？熊通则更不客气，干脆自称武王，公然与周人的祖宗平起平坐，完全不把天下共主放在眼里。[16]
这样看，尊王攘夷，楚也是重点打击对象。他们来争霸，岂非天大的笑话？
可惜这是事实。
我们知道，所谓“春秋五霸”，历来就有各种说法。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有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可见楚为春秋时期的霸主国，并无争议。实际上春秋刚刚开始，中原诸夏就已经感到了楚国的威胁。为此，郑国和蔡国在邓（疑在今河南漯河市境内）举行了盟会。这时的郑君是庄公。以郑庄公之强，尚且惧楚如此，其他诸夏可想而知。[17]
郑庄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时的楚君，正是自称武王的熊通。这时的楚国，则正蒸蒸日上。他们早已控制了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视周边小国和蛮族部落为盘中餐、囊中物，对中原沃土也垂涎三尺，觊觎已久。武王在世时，汉水沿岸姬姓诸国便被楚人吞并已尽。他的儿子文王继位后定都郢城（今湖北荆州市），又先后灭掉申国（姜姓，在今河南南阳市）、邓国（曼姓，在今湖北襄阳市）、息国（姬姓，在今河南息县），征服蔡国（姬姓，此时在今河南上蔡县），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郑国的家门口。
楚人似乎也不放过郑国，因为郑国是中原的枢纽和门户。于是，从文王到成王，楚人五次伐郑，非逼得他们跟自己亲善不可。最后一次，郑文公几乎就要扛不住了，打算向楚国投降。想当年，郑庄公与蔡国结盟，就是为了对付楚国。现在蔡国成了楚人的马前卒，他们还能依靠谁？
齐桓公。
[14]见《左传·哀公七年》。
[15]《淮南子·原道训》称：“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象麟虫。”
[16]请参看《史记·楚世家》。
[17]事在鲁桓公二年，《左传》称“始惧楚也”。

第二章 五侯争霸 不战而霸
郑国遭楚攻击两三个月后，齐桓公出手了。
楚成王伐郑，是在鲁僖公三年（前657）冬。第二年正月，齐桓公便联合鲁、宋、陈、卫、郑、许、曹组成八国联军，浩浩荡荡杀了过来。他们的做法，仍然是“吃柿子拣软的捏”，先拿投降了楚人的蔡国开刀。可怜那蔡，原本就是小国，当然不堪一击。打败了蔡国的联军乘胜前进，准备攻打楚国。
楚成王闻讯，便派了一个大使去交涉。
成王的照会很有名，是这么说的──
<blockquote>
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
</blockquote>
这话说得很客气，很委婉，很文雅，也很强硬。所谓“风”，就是雌雄相诱。动物发情时，雌性会散发特殊的气味，像风一样，雄性闻到就跑过去了。所以楚国的照会，翻译过来就是：君上您住在老北边，寡人我住在老南边。贵我两国相距千里，哪怕是牛和马谈恋爱，也跑不了那么远啊！没有想到君上您却大驾光临，来到敝国，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显然，这是在谴责齐国师出无名。齐国这边，管仲却代桓公回答说，我们出兵，是得到了授权的。你们该进贡的茅草没有到位，影响了王室的祭祀，所以寡人要来征讨。昭王南巡到了汉水就没有回去，所以寡人要来问问。
管仲的回答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得到授权？请问谁授的？管仲说是召公奭（召读如绍，奭读如是）。授权给谁？管仲说是太公望，也就是姜太公。他们是什么时候的人？周初。此刻是什么时候？春秋。这个授权，是不是也太久了一点？更何况，有当今天子的授权吗？没有。
攻打楚国的两条理由，也站不住脚。没错，当时诸侯各国，名义上都对周天子有义务。楚国的义务，是进贡一种茅草，以便祭祀的时候用来滤酒。这种茅草很久没有进贡，大约是可能的。但在春秋时期，许多诸侯都不怎么把天子当回事，这种事情也多了去，凭什么专拿楚国开刀？至于周昭王，是西周第四任天子。他南巡来到汉水时，汉水的人很讨厌他，就在过河的时候给了他一只漏船。这事早已过去三百多年，齐国现在来算什么账？
显然，什么“尔贡包茅不入”以及“昭王南征而不复”等等，都是借口。但在外交场合，不能把话说穿。于是楚使就说：过滤纸忘了送去，这是敝国寡德之君的罪过，今后岂敢不送？至于昭王为什么没有回去，请问问汉水之滨好了。
这就谈不拢。只能各自回去，准备打。
战争的准备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齐国的联军继续前进，楚军的统帅也来到阵前，并前去拜见齐桓公。桓公为了表示礼让，下令联军从楚国的北塞陉（读如刑，其地不详），后退到召陵（其地亦不详），并建议先搞一次阅兵式。
于是两人同坐一辆战车检阅部队。
退兵和阅兵，都是姿态。桓公的意思很清楚：只要承认齐国是老大，事情都好商量。因此，他就先唱高调，说这次起兵不过为了两国永远友好。楚帅也放低身段，说那正是寡君的愿望。但，当桓公耀武扬威，声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时，楚帅就寸步不让了。
楚帅的回答不卑不亢：君上如果以德服人，请问谁敢不服？如果一定要用武力，那么本帅也可以禀告君上，我们楚国可是以方城山为城墙，以汉水为护城河的。贵军虽然人多势众，怕是没有用武之地。
话说到这个份上，就只能各自算账。
齐国很清楚，楚国并不好惹。硬要开战，至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说不定还两败俱伤。楚国也很清楚，齐国要称霸，是挡不住的，自己也没资格争，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最后，两国签订盟约，各自收兵。
盟约的内容并未载入史册，已不可考。但楚人承认对周天子负有义务，承认“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供）给”，尊王的目的就达到了。楚人同意暂时不再对郑国死缠烂打，放慢进犯中原的步伐，攘夷的目的也算达到。方方面面都交代得过去，齐桓公当然见好就收。[18]
然而桓公的霸业之基，却由此奠定。
五年后，齐桓公在葵丘（其地当在今河南兰考县）与宋、鲁、卫、郑、许、曹六国结盟，周襄王派人祝贺，史称“葵丘之会”，是齐国称霸的标志。[19]
很清楚，没有前面的召陵之盟，就没有后来的葵丘之会，因此前者历来被看作桓公的得意之作，也被看作称霸中原的经典案例。一百一十八年后，楚灵王征得晋国同意，召开诸侯大会意欲称霸，仍表示要以召陵之盟为榜样。[20]
可惜，这榜样十分经不起推敲。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盟会，秦晋两国都没参加。这两个超级大国缺席，霸主的地位和盟约的价值，便要大打折扣。说白了，齐桓公不过半壁江山的霸主，他的成功也有太多的机缘巧合。事实上，当时王室衰微，晋国内乱，秦穆公敬而远之，楚成王又让了一步，齐桓公才如愿以偿。[21]
所以齐桓的争霸，其实是“不争之霸”。真正的争霸，是后来的晋楚两国。那才是一部春秋史的主旋律。其间，包括宋襄公的图霸业，秦穆公的霸西戎，都不过小插曲。
那就来看晋楚之争。
[18]事见《左传·僖公四年》。
[19]事见《左传·僖公九年》。
[20]事见《左传·昭公四年》。
[21]请参看《史记·齐太公世家》。

第二章 五侯争霸 真霸主晋文
开创晋国霸业的，是文公。[22]
晋文公重耳是在齐桓公之后称霸的。如果说齐桓是“不战而霸”，那么，晋文便是“一战而霸”。这场战争，就是城濮之战。这在春秋时期，当然不是第一次战争，却是第一次大战。但开战和结局，则似乎在计划外。[23]
战争的起因在宋国。
宋，也是一度想称霸的。城濮之战十一年前，齐桓公去世，五个儿子为争夺君位打成一团，齐国和诸夏同时失去重心。宋襄公想吃天鹅肉，便自说自话地摆出霸主的谱来。结果却是在盟会中被楚军俘虏，后来又因泓之战受伤而死，只在历史上留下了可能是五霸之一的虚名。
图霸不成的宋，也只好归顺了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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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据《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集》公元前632年初，晋文公进攻附楚的曹、卫，诱楚来援以解宋围。正月占卫五鹿，二月进至敛盂会盟齐昭公。三月攻占曹都陶丘。楚军不受调动，加紧围攻商丘。宋向晋告急。四月初楚军进至城濮，双方对阵。晋下军向楚右军猛攻，陈、蔡军一触即溃。晋上军佯装后退，待楚军追击突出，晋中军向其暴露翼侧攻击，断其退路，晋上军回头夹击。楚左军大部被歼，两翼均败退。
然而就在宋成公到楚国朝见楚成王的同时，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叛乱，雇佣狄军伐周。东周京城被狄军和叛军攻破，避难郑国的周襄王向秦晋两国求援。这时的晋文公虽然才刚刚即位一年多，却立即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他辞谢了驻扎在黄河边的秦国军队，带兵顺流而下，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一举打败狄军，消灭叛军，把周襄王送回了王城。
如此尊王、攘夷、平叛，当然是只有霸主才能做到的事情，不能不让宋人刮目相看。于是宋国仅仅依附了楚王两三年，就变卦反水，成为晋国的同盟。气焰正旺的楚人，当然不能容忍这等叛徒。成王立即命令他的令尹和司马出兵，并在第二年亲自出马，联合陈、蔡、郑、许四国军队围宋。
宋国告急。
接到求援信的晋文公拍案而起。事实上，宋国挨打，原本因为他们“叛楚即晋”，这是理；当年文公身为落难公子流亡国外，一路走来，卫文公无礼，曹共公无礼，郑文公也无礼，宋襄公却送给他车马二十乘（读如剩）， 这是情。所以宋国大难临头，晋文公重耳于情于理都不能坐视不管。[24]
当年追随文公四处流浪的一班文武老臣也很以为然。他们甚至认为，扬名立万，成就霸业，正在此一举。因为报恩和救难，是得人心的。至于策略，则是讨伐曹国和卫国。曹国刚刚依附楚国，卫国则方与楚人结为婚姻。这两个小弟挨打，做大哥的楚人一定会来救援，宋国也就解围。何况曹和卫都曾无礼，不打他们，打谁？
文公然其计。为此，他将父亲晋献公当年建立的上下二军，扩充为上中下三军。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春，晋文公侵曹伐卫。心惊胆战的卫成公请求结盟，晋国不同意；想去讨好楚人，本国不同意。卫国人的办法，是干脆驱逐了他们的这位国君，来取悦晋国。
曹共公就更惨。这个当年趁重耳洗浴之机偷窥其裸体的家伙，被攻入曹都的晋军活捉。就连鲁僖公也吓破了胆，竟然杀了派去保卫卫国的大夫，以此向晋国献媚。
楚军却并没有从宋国撤离。
宋国再次告急。
晋文公审时度势，设法让齐国和秦国加入了战争。楚成王也审时度势，决定退出战场。他对令尹子玉说，晋侯这个人，在外流浪十九年，什么苦没吃过，什么事没见过？老天爷给了他年寿，又给了他晋国。上天所赐，拿得掉吗？算了吧！离开宋国，也不要去追逐晋军。
可惜子玉是一个“刚而无礼”的家伙。他一再请战，定要与晋人决一雌雄，扬言以此堵住小人的嘴巴。愤怒的成王给了他少量军队，子玉便带着一百八十辆战车发动挑战。
晋军却撤退了。
撤退是有原因的，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晋文公重耳流亡时，不但受过宋襄公的恩典，也受过楚成王的款待。当时成王曾问：公子如果回国为君，准备拿什么来报答寡人？
重耳说，奴仆、姬妾、牺牲、玉帛，君上有的是；翡翠、牦牛、象牙、犀皮，贵国之所产。重耳能够报答的，大约也就是将来两军相遇时，退避三舍，以示礼让。如果退兵九十里后，君上仍然不肯宽恕重耳，也只好左手提着马鞭弯弓，右边挎着弓袋箭袋，与君上周旋。[25]
此刻，晋文公就是在履行诺言。
言而有信，就理直气壮；后退一步，则海阔天空。两军还没开战，晋人就已经占了上风。然而子玉却不懂这个道理。他不顾众人反对，一路追到了城濮（卫地，在今河南范县），与晋、齐、秦、宋联军对阵。
四月二日，城濮之战爆发。时间是一天，结果是楚军一败涂地。楚成王闻讯，派人捎信给子玉说：大夫您如果回国，不知如何向父老乡亲交代？
于是子玉自杀。
大获全胜的晋文公来到郑地践土（今河南原阳县与武涉县之间），与齐、宋、鲁、蔡、郑、卫、陈七国之君举行盟会，史称“践土之盟”。想当年，齐桓称霸的葵丘之会，周襄王只是派人赐以胙肉（胙读如做，祭祀祖宗的肉）。践土之盟，则不但襄王亲自到场，还册封晋文公为“侯伯”，即诸侯之长。这可是既有文献记载，又有文物为证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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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白玉出廓璧两侧出廓各附有一夔龙作回首卷尾状，现藏于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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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玉龙曲身回首龙形，以角、鳍等装饰。龙身两面纹饰相同，器边起沿，器体布凸起谷纹，应为祭祀礼玉，现藏于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
众星拱月，有证上岗，晋文堪称“真霸主”。
然而历史却仍在这里留下了伏笔，那就是秦国没有与盟。我们知道，城濮之战，秦国可是同盟军。为什么一个半月后的践土之盟， 同为战胜国的秦却不参加呢？难道秦穆公也是要争霸的？难道秦晋两国迟早要反目？[27]
正是。
[22]本节所述，均见《左传》之僖公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
[23]一战而霸，语见《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4]古人以一车四马为一乘，二十乘即二十辆车，八十匹马。
[25]事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国语·晋语四》，《史记·楚世家》。
[26]此事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和出土文物子犯钟。该文物部分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部分由台北收藏家陈鸿荣先生收藏。
[27]《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记践土之盟事，无秦；《左传·定公四年》言践土之盟盟书，也无秦。城濮之战，是在鲁僖公二十八年四月二日；践土之盟，则在同年五月十六日。

第二章 五侯争霸 准霸主秦穆
秦穆公也是春秋五霸的候选人。
为什么说是候选人？因为对于所谓“五霸”，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见于《荀子·王霸》；另一种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见于《风俗通·五伯》。
可惜这两种说法，都不靠谱。
事实上，所谓“五霸”，原本就是凑数。凑成五霸，则因为前有所谓“三王”（夏禹、商汤、周文）。有三王，就得有五霸，以表示今不如昔。而且，正因为有了三王五霸，才又编造出三皇五帝来（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一卷《祖先》）。
可惜，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三五成群，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比如宋襄公，身败名裂，怎么算得上一霸？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既在春秋晚期，又都偏于一隅，岂能与齐桓、晋文相比？
倒是秦穆公，可以一说。
秦穆公的身影，早已在本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中频频出现。把公子夷吾送回晋国为君的，就是他和齐桓公。时间，则在葵丘之会的同一年。可见那时的霸主虽是齐桓，但秦穆也可以算作“副霸主”的。等到晋惠公夷吾驾崩，齐桓公也已去世，立公子重耳为晋君的，就只有秦穆公了。
因此，秦穆公是晋文公的恩人，而且是大恩人。也因此，晋文公终其一生，都不肯与秦穆公发生冲突。尽管鲁僖公二十九年秦晋联手伐郑时，秦穆公曾单方面撕毁协议，由助晋而改为助郑。这个故事，《青春志》也讲过。
但，文公之后，就两样。[28]
鲁僖公三十二年（前628），晋文公重耳去世。秦穆公趁着晋人国内有丧无暇旁顾，派出百里孟明视（百里是氏，孟明是字，视是名）、西乞术、白乙丙三员大将东征，准备偷袭郑国，以便开始建立秦国的霸权。
不过这个局，却被郑国商人弦高给搅黄了。弦高贩货到周，路遇秦军，一眼看破他们的用心，便一面冒充郑国使节到秦营劳师，一面派人回国报信。郑穆公闻讯，又派人到宾馆对秦国的卧底说，诸位在敝国住得很久了，要不要到园子里打些麋鹿带回去？孟明视见郑国已有防备，只好改变计划，灭了滑国（姬姓，在今河南偃师县境内），班师回朝。
这件事引起了晋人的同仇敌忾。他们痛恨秦国“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晋和郑、滑都是姬姓），决定在秦军的归途进行伏击。继位的晋襄公披麻戴孝，把白色的丧服染成戎服的黑色，亲自率部痛击来犯之敌，直到全歼秦军，俘获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这才回国安葬文公。
据说，晋国的丧服从此变成黑色。
三员大将，则很可能会血溅军鼓。
救了他们一命的是文嬴。文嬴是秦国的公主、文公的夫人、襄公的嫡母、当朝老夫人。于是她便以这四重身份对晋襄公说：那三个家伙离间了秦晋两国关系，敝国寡德之君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君上何不满足一下寡君的愿望？
于是晋襄公放那三员大将回国。
事情完全如文嬴所料，秦穆公显示出霸主的气度。他身穿表示军败国辱的凶服来到国都之外，郊迎孟明视等人。秦穆公哭着说：委屈诸位了！这一次，都是寡人的罪过，诸位有什么错，有什么错呢？
于是孟明视任职如故。
没有证据表明，文嬴跟穆公通过信息，但就连晋国的大夫也料定结果会是这样。晋襄公后来也反悔，派兵去追。但追兵赶到黄河边时，那三员大将已在河中。孟明视在船上恭行大礼说：如果敝国寡德之君成全君上的仁爱，不以下臣军前衅鼓，那么，三年之后再来拜谢君上的大恩！
可惜两年后的秦晋彭衙之战，孟明视再次一败涂地。晋人甚至讽刺说：将军扬言三年之后要来拜谢寡君的不杀之恩，可真是说话算数呀！那就把贵军称为“拜赐之师”吧！
遭此奇耻大辱的秦穆公却没有气馁，孟明视也仍被重用。秦国君臣同心同德奋发图强，扩军备战厉兵秣马，终于在一年后就报仇雪恨。
鲁文公三年（前624），秦师伐晋，穆公亲征。渡过黄河时，他下令烧毁所有的船只，以示必死的决心。晋国君臣也知道秦师哀兵必胜，便采取“不抵抗政策”，皆守城不出。于是秦军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扫荡晋土，夺取晋地，祭奠了阵亡将士，这才回国。
一年后，秦穆公再接再厉，征服西戎。司马迁说，这时的秦“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29]
那么，秦穆公可以名列五霸吗？
也行也不行。论能力和水平，他不在宋襄之下；论功德和影响，则应在阖闾和勾践之上。但他和宋襄公一样，都犯了严重错误。宋襄的错误，是杀活人做牺牲品；秦穆的错误，则是杀活人做殉葬品。鲁文公六年（前621），秦穆公驾崩，殉葬者竟多达一百七十七人，其中还包括三位秦国最优秀的人才。对此，当时的时事评论员甚至发表了长篇大论，认为秦穆公没能成为霸主是理所当然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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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一号大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掘的最大古墓，墓内186具人殉，是中国自西周以来发现殉人最多的墓葬。依推断墓主人为秦景公。
以人为本，毕竟是周文明的精髓。
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的秦穆公只能与霸主无缘。不过平心而论，却不妨这样为他盖棺定论：比“真霸主”差，比“非霸主”强，介乎二者之间，接近于霸主。
那就算他“准霸主”好了。
穆公，是孝公之前秦国最重要的君主。穆公之后，终春秋一世，秦在国际舞台上都没有太精彩的表演。这跟桓公之后的齐差不太多。要听他们唱大戏，恐怕还得稍等片刻。现在占据舞台中心的，是另外两个超级大国。
这两个大国，就是晋和楚。
[28]以下所述事见《左传》之僖公三十二年至文公六年。
[29]见《史记·秦本纪》。
[30]请参看《史记·秦本纪》、《左传·文公六年》。

第三章 南方崛起 九头鸟
秦穆公去世前五年，楚成王也死了。
楚成王死不瞑目。
成王是楚国的第三个王。之前，有他的祖父武王，以及父亲文王。楚国的基业，就是他们祖孙三代创下的。至于成王本人，在位四十六年，亲眼看着齐桓和晋文相继称霸，宋襄和秦穆跃跃欲试，自己也当仁不让地积极参与。召陵之盟，与齐桓公分庭抗礼的是他；城濮之战，与晋文公一决雌雄的也是他；绑架宋襄公，又在第二年把宋军打得满地找牙的，还是他。春秋前期的争霸，处处都有他的痕迹和影子。
然而英雄一世的楚成王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竟会死在自己的亲儿子手上。
成王的儿子叫商臣。
商臣本是成王的太子。可惜成王跟许多有为或无为的君主一样，好色。妻妾成群又爱屋及乌的结果，往往是废嫡立庶，废长立幼，立储以喜。何况楚国原本就有传统，喜欢立年轻力壮的公子为君。这跟他们一贯好战好斗，专一与诸夏作对有关。年老力衰的君主，是领导不了这个尚武霸蛮之邦的。
于是，鲁文公元年（前626），楚成王决定废掉商臣，另立姬妾之子为储。这个消息后来得到了证实，商臣便去求教于自己的师傅潘崇。
潘崇问：让位服软，做得到吗？
商臣说：做不到。
潘崇又问：流亡国外，做得到吗？
商臣又说：做不到。
潘崇再问：那么，干一件大事，做得到吗？
商臣说：做得到。
这就是只有蛮夷才说得出的话了。宫廷政变，抢班夺权，诸夏的公子们也会做，但不会这么讲。只有楚人毫无顾忌。他们的身上流着蛮夷的血，根本就不把君臣父子那一套放在眼里，也不认为大逆不道是多么严重的罪名。
十月，主意已定的商臣带兵包围了王宫，逼楚成王自杀。成王提出吃了熊掌再死，也不被批准。成王无奈，只好自缢。但他吊死以后却不肯闭眼睛，因为拿不准这些不肖子孙会给自己上一个什么样的谥号。
谥号是最后的面子，死了也得要。
这事在葬礼之前就讨论了，最先定的是“灵”。这是“恶谥”。比如后来的晋灵公、郑灵公、陈灵公，便都是既为君不道，又死于非命。因此成王听了，便不肯闭眼睛。商臣等人无奈，只好改谥为“成”，成王这才满意地升天。
商臣即位，是为穆王。[1]
穆王虽然弑君弑父，要算乱臣贼子，但列祖列宗的基业却在他手上得以拓展。穆王在位十二年间，灭江（在今河南息县），灭六（读如陆，在今安徽六安县），灭蓼（在今河南固始县），伐郑，侵陈，伐麇（读如君，在今湖北郧县），围巢（在今安徽巢县），干得有声有色。可以说，穆王去世时，是把一个即将成功的霸业，交到了儿子手上。[2]
他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楚庄王。
楚庄王声色犬马。
没人告诉我们，庄王即位之初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只知道，三年之间，此君不理朝政，不出军令，一味地骄奢淫逸。大夫伍举忍无可忍入宫进谏，庄王却左手抱着郑姬，右手搂着越女，嬉皮笑脸坐在乐队中，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这可真如伍举所说，有只鸟待在高高的山上，三年不飞，三年不鸣。
请问这是什么鸟？
九头鸟。
是啊！按照庄王的说法，这只鸟“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如此以静制动蓄势而发，岂非生命力、创造力和破坏力都极强的九头神鸟？[3]
实际上庄王心里很清楚，楚人的精神是“霸蛮”，楚人的心气是“不服周”，楚人的传统是“我蛮夷也”，而楚君的使命则是开疆辟土，抗衡华夏，图谋中原。这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必须付出毕生的精力。看来，他是想在大干一场之前先玩个够，然后收心。
收心之后的庄王果然一鸣惊人。头一年，他就联合秦国和巴国灭了庸（在今湖北竹山县）。三年后，又联合郑国侵陈侵宋，后来更命令郑国痛打背楚降晋的宋国。可见这时郑国已经变成楚的小弟，晋国则由于灵公被杀国内动乱，几乎无暇多顾。于是庄王一路凯歌，把队伍开到了周王室的眼皮底下，声称要在王畿之内搞军事演习。
楚庄王耀武扬威。
此时的天子已不是襄王，也没有齐桓和晋文这样的华夏霸主来护驾。外强中干的周定王摆不起架子，只好放下身段派王孙满去劳军。楚庄王则志得意满，竟向天子的代表王孙满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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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时期青铜器，山西太原许坦村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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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时期青铜器，湖南宁乡县黄村寨子山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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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青铜器，河南洛阳出土。
鼎是所有青铜器中最能代表至高无上权力的器物。夏朝时青铜鼎的种类增多，商朝是我国青铜文化灿烂时期，西周青铜鼎种类更加丰富。鼎的制作和赠与也与商周时代贵族间婚媾、宴享、朝拜、会盟和铭功颂德等礼制活动紧密相关。
这实在是一件严重的事情。
我们知道，九鼎传为夏禹所铸，使用的青铜则来自天下九州，象征着夏对各部落国家和部落联盟的领导权。后来夏桀失德，九鼎迁商；殷纣失德，九鼎迁周。鼎之所在，即权力中心所在。楚庄问鼎，什么意思？
王孙满不能不义正词严。
决心捍卫王室尊严的王孙满告诉楚庄王：政权的合法性在德不在鼎，上天是视德授权的。现在周德虽衰，却天命未改。鼎的大小轻重，还是不问为好。
楚庄王听了，一言不发，收兵回国。[4]
其实庄王心知肚明。什么“在德不在鼎”云云，全是扯淡。权力的获得，霸业的完成，不在鼎，也不在德，在力。他现在，不过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旦兵强马壮战无不胜，称霸就是迟早的事，没准还会夺了天下。
[1]事见《左传·文公元年》。
[2]楚穆王灭江，在鲁文公四年（前623）；灭六，灭蓼，在鲁文公五年（前622）；伐郑，侵陈，在鲁文公九年（前618）；伐麇，在鲁文公十一年（前616）；围巢，在鲁文公十二年（前615）。
[3]请参看《史记·楚世家》。
[4]事见《左传·宣公三年》。

第三章 南方崛起 血染的霸业
楚庄的称霸，很艰难。
的确，如果说齐桓公是“不战而霸”，晋文公是“一战而霸”，宋襄公是“战而未霸”，秦穆公是“战而半霸”，那么楚庄王则是屡战而霸，血战而霸，苦战而霸。其中最惨烈也最悲壮的，是成就了庄王霸业的围宋之役。
说起来这场战争的祸端，其实在楚庄王。起因是有一次庄王同时派出两个使节，分别出使晋国和齐国。出使晋国的，要路过郑国；出使齐国的，要路过宋国。庄王却吩咐二人直接过境，不得向郑宋两国借道。
这就是蛮不讲理了。因为即便是周王的天使，哪怕路过蕞尔小邦，也要借道，以示对该国领土和主权的尊重。楚庄王不准自己的使节借道，岂非霸道？
没人知道庄王当时怎么想。只不过郑国在此刻，早已被打得服服帖帖，多半会忍气吞声。宋国则不同。他们在两年前，跟晋、卫、曹三国建立了攻守同盟。盟约规定，如果有谁被人欺负，当共救之，叫“恤病”；如果有谁背叛同盟，则共讨之，叫“讨贰”。这个条约，宋国执行得很到位，而且也只有宋国执行到位。以宋人之刻板叫真，岂能容忍楚国的此等行径？何况那位过路的使节申舟，以前还得罪过宋。
于是申舟叫苦不迭：郑国聪明，宋国糊涂，路过郑国的肯定没事，我死定了！
庄王却说：敢？他要杀了你，我就灭了他！
楚庄说这话，实在是太小看宋国了。一个士人，尚且可杀不可辱，何况是一个邦国？面对楚人的蛮横无理，宋国的执政华元说：途经我国而不借道，这是把我国看作他们的边陲小镇，等于是亡国。得罪楚人，引来兵祸，也要亡国。如果同样是亡国，那就宁肯死得体面而有尊严。
结果申舟被杀。
楚庄王闻讯，一甩袖子就往外冲，随从们追到前院才送上鞋子，追到宫门才送上佩剑，追到街上才扶他上车。气得发抖的楚庄王，下令立即发兵围宋。而九头鸟冲冠一怒，宋人是抵挡不住的。鲁国甚至赶紧表态，站在楚国一边。
被围的宋人依约向晋国告急。
然而让华元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晋国这回做了缩头乌龟。晋景公倒是打算救宋，却被一位大夫拦住。这位大夫说：虽鞭之长，不及马腹，这事我们管不了。上天正眷顾楚国，我们岂能争锋？是河流湖泊，就要容纳污泥浊水；是山林草野，就要藏匿毒蛇猛兽；是美玉，就一定隐含瑕疵；是国君，就必须忍受屈辱。这是天道，君上还是等等吧！
于是晋国按兵不动一箭不发，只派了一个名叫解扬的使节去安抚忽悠宋国。
可惜解扬路过郑国时，却被郑人抓获送进楚营。楚人用重金贿赂解扬，要他去送假情报。解扬三拒不成，只好答应。然而当解扬登上楼车向宋城喊话时，喊出的却是：宋国弟兄们顶住！我军全部集结完毕，马上就到！
上当受骗的楚庄王勃然大怒，下令要杀解扬。庄王对解扬说，出尔反尔，什么意思？非我无情，是你无信。上刑场吧！
解扬从容应对。
面不改色的解扬说，君能发布命令，叫义；臣能完成使命，叫信；以诚信实现道义，叫利。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哪有同时完成两种不同使命的？一个使臣受命而出，使命就是生命，又岂能被人收买？先前应付君上，只不过为了把寡君的话带到宋国。那才叫作守信！
于是庄王放解扬回国。
其实解扬喊不喊话都无所谓。事实上，到鲁宣公十五年（前594）的五月，楚人军粮已尽，也熬不住了，庄王只好下令收兵。
申舟的儿子却跪在了庄王的马前。
前面说过，申舟是明知必死无疑，也硬着头皮前往宋国的。他这样做，一方面固然因为王命难违臣道有责，另一方面也因为庄王夸下海口许下诺言。现在，申舟已慷慨赴死，庄王却言而无信，此话怎讲？
楚庄王无言以对，也无颜以对。
这时，楚国的另一位大夫出了一个主意：在宋国的郊野盖房子，修水利，开荒种地，而且说干就干。传递给宋人的信息也很明确：申舟之仇，非报不可。你们一天不投降，我们一天不走；一年不投降，一年不走；一辈子不投降，一辈子不走。反正我就跟你们杠上了，看谁扛得过谁！
宋人闻讯，举国震惊，欲哭无泪。因为从去年九月至今，宋都被围已八九个月，城中早已粒米无存。国人只能交换孩子杀了吃掉，拆解尸骨作为燃料，哪里还能再坚守？
此刻，请问谁能救宋？
也只有他们自己。宋国执政华元挺身而出，半夜三更潜入楚营，把楚军统帅子反从床上叫起来。华元说，寡君派元来实言相告：敝国弹尽粮绝，只能易子而食，析骸以炊。但即便如此，要我们签订城下之盟，则无异于亡国，断然不能。如果贵军能够后退三十里，惟命是从。
现在轮到楚人震惊了。他们退军三十里，与宋国签订了条约，相约“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并以华元为人质。至此，鲁、宋、郑、陈皆从楚，楚霸业成。[5]
但，这是怎样的霸业！
[5]以上事见《左传》之宣公十四年、十五年。

第三章 南方崛起 两笔账
围宋之役，有两个邦国的态度值得玩味。
这两个邦国，就是晋和郑。
照理说，晋国是应该救宋的。这不但因为晋宋之间有盟约，也因为晋楚两国有如冷战时期的苏美，既是霸权的代表，又是争霸的劲敌。实际上楚庄王称霸之难，就在于有晋。我们知道，春秋时期有条件、有资格、有能力争霸的邦国，不是五个，而是四个，即齐、楚、秦、晋。其中，晋国又最霸道。从文公创霸，襄公继霸，到厉公复霸，悼公定霸，霸权二字始终不离晋国，伴随他们走完春秋。
晋，是楚的死对头。
不过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晋国维持霸权之难，就在于有楚。楚，是从华夏诞生霸主之日起，就强行掺和进来的。跟齐桓公争霸的是他们，跟晋文公争霸的也是他们。所以，无论于情于理，于义于利，晋都应该抗楚援宋。
那么，晋国为什么作壁上观？
因为邲之战。
邲之战，是城濮之战后晋楚两国的第二次大战。它的故事，我们在《青春志》中已经讲过，这里要说的是背景。背景，就是春秋的争霸跟战国的兼并不同。战国，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灭掉一国是一国，吞并一家是一家。春秋却像黑社会掰手腕抢地盘，谁的小弟多，谁就是老大。小弟的想法也很简单，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大哥。郑国大夫子良就说，反正晋楚两个大国都是不讲道德只讲武力的，那就谁打过来我们跟谁吧！大国都不讲信用，我们守什么信？[6]
可惜中小邦国做墙头草的结果，是挨打的次数更多。因为没有哪个大哥会纵容小弟叛变，也没有哪个小弟会连巴掌都没挨过，世面都没见过，就乖乖地跟了某个大哥。何况跟了以后也不消停，得在大哥身边鞍前马后。结果是什么呢？不服软，要挨打；服了以后转变立场，也要挨打；服了以后不转变立场，则要跟着去打别人。如果是中等邦国，则还可能仗势欺人，欺负一下小国，顺便捞点油水。
因此，中小邦国卷入战争的次数，不会少于大国。比如春秋时期，郑国参战的次数是七十二，宋国是四十六。这些战争，有的是自卫，有的是侵略，有的是因为要服从霸主的命令，还有的是因为左右摇摆。
摇摆也不奇怪，因为没有谁永远强势，永远胜利，永远是老大。比如城濮之战晋胜，邲之战就是楚胜。一方胜利后，另一方的小弟，就会自动或被动地臣服和依附于胜利者。失败的大国当然不干，就要教训这些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小弟。小弟扛不住，又归顺原来的老大。新的老大当然也不干，就要来找他们算账。这个账当然总也算不清，最后只好两个大国再打一仗，算总账。
这就是所谓“晋楚争霸模式”。夹在当中两边挨打的，只能是中小邦国。[7]
郑国就是如此。
说起来郑在春秋早期，也是一条汉子。但到楚庄王时代，却已是没毛的凤凰不如鸡。鲁文公十七年（前610），郑国虽然追随晋国、伙同卫国和陈国伐宋，但晋国仍然怀疑他们与楚国私通。郑国无奈，只好写信向晋国再三解释，那语气简直就是哀鸣。信的最后说，“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难道是我们的罪过？大国如果总是不能体谅，那我们小国真是走投无路了。[8]
可惜大国从来就不体谅，而中小邦国也不能不替自己打算。两年后（前608），宋国由于被晋国痛打，从了晋。郑国跟宋国是世仇。宋国从晋，郑国就从了楚。陈国和蔡国历来是宋国的跟班，于是陈国也从了晋。楚庄王见陈国和宋国叛变，就起兵侵陈侵宋。晋国为了救陈救宋，则起兵伐郑。楚国为了救郑，在北林（今河南新郑市）跟晋军打了一场遭遇战，俘虏了晋国大夫解扬（后被释放）。郑国则在第二年（前607）奉楚国之命伐宋，大获全胜，还俘虏了宋国执政华元（后来逃走）。
这下子晋国火冒三丈，一连几次伐郑，一直打得郑国投降。郑国与晋国结了盟，楚国当然要教训他。于是从鲁宣公三年（前606）起，楚国接二连三伐郑，也一直打得他投降。不过这回郑国服楚以后又叛楚。楚庄王岂能容他，便在鲁宣公十二年（前597）春天将郑都团团围定。
于是被围的郑人进行了占卜，然后在太庙里和城墙上放声大哭。三个月后，郑都沦陷。郑襄公光着膀子牵着羊，递交了投降书。前来救援的晋国三军咽不下这口气，与楚军开战，也被打得一败涂地。而这场战争，就是邲之战。
有邲之战，才有宋之围。实际上，楚庄王围宋之前，晋景公已在同一年伐过郑了。只不过没有真打，而是陈列部队，耀武扬威。晋人公开的说法，是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实际情况，多半是被楚人打怕了。所以，围宋之役，晋国袖手旁观，郑国则甘当楚国的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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邲之战开战前，楚军三名士兵驾一辆战车冲向晋军方阵，杀一人取其左耳，生俘一人而还。途中战车上的弓箭手射杀一头鹿，献给身后追赶的晋国将领，最后全身而退。楚国士兵高超的车战技巧令人叹为观止，而表现出的翩翩风度，则宣告着楚国开始按周礼行事，不再是蛮夷国家
邲之战是一个转折点。一方面，楚国成就了霸业。今后的历史，将是晋楚继续争霸。这是一笔账。另一方面，则是晋国开始联吴，楚国开始联越。这是另一笔账。晋与楚是对手，吴与越是世仇。他们的背后，又有齐与秦。齐国常常帮助晋国，秦国则往往帮助楚国。齐助晋，秦助楚，结果是培养出两个大霸国。晋联吴，楚联越，结果是培养出两个小霸主。有了他们，争霸战争的戏码将变得更加惊心动魄；而华夏文化的雨露，也将滋润到长江下游。[9]
这两个小霸主，就是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
[6]语见《左传·宣公十一年》。
[7]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8]请参看《左传·文公十七年》。
[9]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第三章 南方崛起 阖闾伐楚
阖闾称霸，是在楚庄之后八十八年。
这当然是楚庄王想不到的。他想不到，他的儿子共王也想不到。否则，庄王没准就会成全了巫臣和夏姬，共王也不会听任子重和子反杀光巫臣的族人，瓜分巫臣的财产，逼得巫臣成为死对头（故事详见《青春志》）。
总之，叛逃到晋又家破人亡的楚国大夫巫臣为了报仇雪恨，不但鼓动晋国联吴，而且亲自带着兵车到吴国，担任吴军的教官，教他们车战，教他们布阵，教他们反楚。[10]
吴国勃然兴起。
巫臣的叛楚助吴，有那么重要吗？有。事实上，吴国虽然号称周文王两位伯父之后，其实却是蛮夷，与中原诸夏并无交往，文化相当落后，在国际社会中也没有地位。他们作为长江下游的水乡之国，以舟船逆流而战，亦非上游楚国之对手。然而巫臣使吴之后，吴人不但有了靠山，而且有了陆军，便对楚国不再客气。他们舍舟登陆，由淮南江北俯楚之背，楚国的东北部从此再无宁日。[11]
吴国崛起的同时，楚国却开始内乱。
楚之乱，是从公元前546年的弭兵大会之后开始的。这次大会，楚人虽然争得了歃血的优先权，却也由此盛极而衰。最早，是康王的弟弟王子围谋杀了当时的楚君郏敖，自立为君，这就是楚灵王。此君的骄奢淫逸和专横跋扈，我们在《青春志》中已经领教过了。结果是，当灵王在州来（今安徽凤台县）阅兵围徐威胁吴国时，国内发生动乱。乱党杀死了灵王的太子，灵王的部队则在闻警回国的路上撇下君王一哄而散，逼得灵王只好孤零零地自己吊死。
灵王死了以后，楚国继续动乱。统治集团自相残杀的结果，是公子弃疾夺取了王位，改名熊居，这就是楚平王。正是这位平王，给吴国送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帮手，也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劲的敌人，最后弄得楚国一败涂地。
这个劲敌，就是伍子胥。
伍子胥名员（读如云），字子胥。他的祖父，就是辅佐楚庄王称霸、支持楚灵王上台的伍举。伍举的儿子是伍奢，伍奢的儿子是伍尚和伍员（子胥）。但伍奢的运气显然不如伍举。伍举辅佐的楚君，庄王是霸主，灵王是枭雄。伍奢事奉的平王，却是混蛋。这个混蛋先是受人怂恿，霸占了原本为太子迎娶的女人；然后又听信这奸人的谗言，要杀太子，以及太子的师傅伍奢全家。为此，平王抓住伍奢做人质，声称只要伍尚和伍员回来，就免伍奢一死。
伍尚和伍员，回还是不回？
很难抉择。不回，等于见死不救；回，则肯定同归于尽。这一点，就连傻子都看得明白。于是哥哥伍尚对弟弟伍员说：你快走，我去死。父亲危在旦夕，总要有人尽孝；我家惨遭不幸，总要有人报仇。依你我的能力，我能送死，你能复仇。兄弟你好自为之，你我各尽其责。
结果，伍尚和伍奢被杀，伍员则逃往吴国。[12]
这时的吴王，是僚。但伍子胥很快就看出，王僚其实帮不了自己。反倒是蛰伏已久的公子光，必将取僚而代之。为此，伍子胥替光找到了一位杀手，自己则暂时隐居起来。鲁昭公二十七年（前515）四月，也就是伍子胥逃到吴国的第七年，公子光趁吴国出兵伐楚，国内空虚，发动了宫廷政变。吴王僚在宴席上被伍子胥收买的杀手刺死，公子光自立为君，是为吴王阖闾。[13]
阖闾决定与伍子胥联手倒楚。
子胥为阖闾定下的战略，是先打运动战，再打歼灭战。伍子胥说，楚国的执政，人多嘴杂，离心离德，还都不负责任。请君上组建三支军队，分别在不同的时候从不同的地方进行突然袭击。第一支部队出击时，楚军必定倾巢而出。敌军一出动，我军就撤退。敌军撤退，我军第二支部队就从另一个地方出击。敌军又会倾巢而出，我军再撤退，然后在第三个地方出击。总之，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打疲劳战和消耗战，永远摸不清我军的意图和动向。这样用不了几年，楚军就会被我们拖垮。那时，吴国三军齐发，便可一举成功。
阖闾采纳了伍子胥的建议，楚军也果然疲于奔命。仅鲁昭公三十一年（前511）一年间，他们就至少奔走于六（今安徽六安县）、潜（今安徽霍山县）、弦（今河南息县）等地，伍子胥的策略成功了。[14]
与此同时，楚人也在自取灭亡。
我们知道，阖闾即位时，楚平王已经去世。继位的昭王是个孩子，哪里会治国？也根本听不进良言。楚国的执政令尹子常，则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蔡昭侯朝楚，子常向他索要玉佩。蔡侯不给，子常就把他扣留软禁了三年。唐成公朝楚，子常向他索要好马。唐侯不给，子常也把他扣留软禁了三年。蔡人和唐人无奈，只好交出玉佩和好马。但虎口脱险后，蔡侯就一状告到了晋国那里。晋国不肯受理，便又求教于吴。原因很简单：“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15]
自作孽不可活，伐楚的时候到了。
鲁定公四年（前506）冬，吴王阖闾联合蔡国和唐国大举进攻，步步为营深入楚境，从淮河打到汉水，从小别山打到大别山，再打到柏举（今湖北麻城县）、清发（今湖北安陆县）、雍澨（澨读如士，今湖北京山县）。
楚军节节败退，吴军则锐不可当，直逼郢都。子常一败再败逃往郑国。昭王闻风丧胆逃往云梦。吴军将领大模大样地住进了楚国王宫。如果不是后来秦国出兵，越人袭吴，吴国又发生了内乱，楚人差一点就会亡国。[16]
伍子胥总算报了仇。[17]
当然，阖闾也称了霸。可惜他这个霸主，堪称昙花一现。因为十年之后他就兵败身亡，吴国也很快被灭。从称霸到亡国，他们只风光了三十三年。
这又是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10]请参看《左传·成公七年》。
[11]《左传·昭公三十年》称：“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
[12]以上事见《左传》之昭公十九年和二十年。
[13]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14]伍子胥之谋，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阖闾扰楚，事见《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15]以上事见《左传》之定公三年、四年。
[16]事见《左传·定公四年》。
[17]《史记·伍子胥列传》称伍子胥求楚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

第三章 南方崛起 夫差亡国
吴亡，是在鲁哀公二十二年（前473）。
灭吴之人，是越王勾践。
亡国之君，是吴王夫差（读如拆）。
这是一个霸权大国的瞬间陨落和彻底灭亡。从此，历史的舞台上再也不会出现他们的身影。实际上这时春秋已经结束，只剩下余音袅袅。而另一个超级大国晋，则即将被赵魏韩三家瓜分。吴国之亡，可谓时当末世之秋，乱世之始。历史传递给我们的，又会是怎样的感觉？[18]
悲壮，还有凄凉。
凄凉之情笼罩着吴国国都姑苏城。事实上从鲁哀公二十年（前475）起，吴都就被越军团团围定。如果说当年楚庄王的围宋之役，还只是扬言要在宋都郊外盖房子，那么，越王勾践的伐吴，却是当真筑起了城墙。[19]
这下子，几乎谁都知道吴国要亡了。晋国的执政赵无恤（亦即赵襄子），甚至把自己的饮食规格降到比死去父亲还低，以表示对一个邦国即将灭亡的哀悼。
无恤的家臣楚隆，则专程前往吴国送达慰问。
楚隆说：敝国寡德之君的老臣无恤，谨派卑微的陪臣楚隆，前来为他的不恭赔礼道歉。贵我两国先前确实有过盟约，誓言“好恶同之”。现在贵国蒙难，无恤并不敢推卸责任，只不过今日之事，实在不是敝国力所能及的。
夫差跪下来磕头说：寡人无能，没有事奉好越国，让贵大夫操心，愧不敢当！然后站起来送上礼物说：勾践是要让寡人生不如死，要让寡人不得好死啊！
说完这些需要使节传达的外交辞令，夫差又苦笑着对楚隆说了一句私房话：
快淹死的人，肯定会笑吧？[20]
这笑，凄厉瘆人。
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的确，夫差原本不会败，吴国也原本不会亡，因为越国根本就不是对手。没错，在鲁定公十四年（前496）的槜李之战（槜读如醉，在今浙江嘉兴市）中，越王勾践不但大败吴军，还让阖闾受伤身亡，可谓第一次亮相就出手不凡。但是战败的吴人并没有气馁。接过阖闾战剑的夫差甚至命令部下站在院子里，只要自己进出，就大喝一声：夫差，你忘了杀父之仇吗？
夫差则一定肃然回答：不敢！
这时的夫差，是刚毅的，果敢的，奋发图强和天天向上的，他又怎么会亡国？
骄狂放纵，刚愎自用，好大喜功。
实际上夫差曾经兑现了自己的诺言。鲁哀公元年（前494），吴王夫差大败越军于夫椒（当在今浙江绍兴市境内），兵临越国国都会稽城下，越王勾践带着甲士五千人退守会稽山，几乎连招架之功都没有。这个时候，只要夫差再接再厉，亡国的就是越，不会是吴。
然而夫差却选择了放手。他牛皮哄哄地对伍子胥说，如果灭了越国，将来寡人搞军事演习，谁当观众？[21]
这就是骄狂了。
骄狂的结果必定是自我膨胀。在夫差看来，先王打败了楚国，自己打败了越国，吴国当然“老子天下第一”。要称霸，就得经营北方，让中原诸夏服服帖帖。蕞尔小邦越，不过大年三十的一盘凉菜，有没有它都过年。
于是，夫差不惜穷兵黩武大动干戈，北上伐陈，伐鲁，伐齐；又不惜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在邗江边筑城挖沟，连通了长江与淮河。 伐齐之后两年，他甚至不肯等到庄稼成熟就迫不及待地带领三军北上，与诸侯会盟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县）。为此，他在宋鲁之间开通河道，连接起沂水和济水。[22]
夫差踌躇满志。
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此时的越国，早已完成了自己的复兴计划，单等夫差犯大错误。
这一点，其实早就有人看出。夫差与越媾和时，伍子胥就说越国一定会“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伐齐时，伍子胥又告诫夫差“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可惜夫差听不进去，还赐给伍子胥一柄宝剑让他去死。[23]
如此忘乎所以一意孤行，当然只有死路一条。蓄谋已久的越王勾践，也当然不会放过乘虚而入的大好机会。事实上，当夫差趾高气扬前往黄池，与晋定公争当盟主时，吴国国内只留下了守国的太子和老弱病残。于是勾践便在他背后狠狠地插了一刀。当年六月十一日，越军兵分两路，大举伐吴。二十一日，越人大败吴军，俘虏了吴国太子。二十二日，越军攻入吴都。[24]
这时的夫差，却仍在做他的霸主梦。他甚至一连亲手杀了七个国内前来报信的人，以防吴国兵败的信息泄露。然而在七月六日的盟会上，晋国大夫还是从他的脸色上看出了问题，坚持不肯让步。夫差的霸主梦，成了一枕黄粱。[25]
称霸不成的夫差匆匆回国与越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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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践放过了他。夫差也以为越人既已捞回面子，就应该心满意足。于是黄池之会以后，夫差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又做起和平梦来。这在夫差，也许是因为忏悔自己的好大喜功，要与民休息；或者是心灰意懒，要安享晚年。可惜越国君臣并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夫差的放弃战备，更是灭吴的大好机会。越国大夫文种甚至对勾践说，臣不用占卜，就知时机已到。[26]
越王勾践笑了，他的心里当然也很清楚。而且这一回，他绝不会像夫差那样贪图虚名心慈手软，一定要置吴国于死地。
因为勾践不是夫差。
[18]春秋止于何时，学术界有争议。但《春秋》经文止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最后一行是“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传文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最后一行是“智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三家分晋，则在鲁悼公二十八年（前440），距离吴国灭亡三十三年。
[19]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苏州市西南胥门外越城，即越军围吴时所筑。
[20]事见《左传·哀公二十年》。
[21]事见《国语·吴语》。
[22]夫差伐陈，在鲁哀公六年；伐鲁，在鲁哀公八年；城邗，在鲁哀公九年；伐齐，在鲁哀公十年和十一年；宋鲁之间开河道，事在鲁哀公十三年，事见《国语·吴语》。
[23]事见《左传》之哀公元年和十一年。
[24]事见《左传·哀公十三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25]此事《国语》有不同说法。
[26]事见《国语·吴语》。

第三章 南方崛起 勾践灭吴
勾践与夫差，有什么不同？
夫差天真，勾践残忍。
越王勾践的名字，在华人圈内可谓耳熟能详，尽人皆知。他那“卧薪尝胆”的故事，常常被当作励志的案例口口相传。然而这是可疑的。不但《左传》和《国语》均无记载，就连司马迁也只说了尝胆，没说卧薪。[27]
事实上关于勾践的可靠史料并不多。《左传》中只有寥寥几笔，《国语》的记载便已多疑团，《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书，《吴越春秋》更不靠谱。《左传》、《国语》之后坊间流传的种种故事，包括大名鼎鼎的色情间谍西施，更是民间传说和文学想象，姑妄听之可也，信以为真不行。
但可以肯定，勾践非同凡响。
勾践是第一位越王，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越王。因为勾践之前，越君并未称王；勾践之后，诸王毫无业绩。从这个意义上讲，越国的历史，就是勾践的历史；越国的故事，就是勾践的故事。
实际上勾践之前的越国，其历史几乎一片空白；勾践之前的越军，在世人眼里也只算小股土匪。所谓“允常之时，与吴王阖闾战而相怨伐”， 不过相互摩擦。就连越军趁吴人伐楚之机袭吴，估计也就是骚扰了一把，所以《春秋》和《左传》都只一笔带过，没留下翔实的记载。[28]
然而允常去世后，勾践的亮相就让天下刮目了。
亮相是在槜李之战。
这是勾践即位后的第一战，也是越国对吴的第一次胜仗。正是由于这一仗，越国君主的名字也才得以第一次出现在正史，开始引起中原诸夏的注意。其实这时的越国，根本就不是吴国的对手。刚刚战胜了霸权大国楚的吴王阖闾，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之所以趁越国新丧之机伐越，大约是想把这些捣乱分子一举剿灭，从此落个清静吧！
可惜阖闾看错了人。
是的，勾践根本就不按牌理出牌。前面说过，春秋的战争，是两军对垒，列阵而战。像宋襄公那样的，还要遵守规则，讲究礼仪。这种打法，越军当然不行。勾践的第一招，是先发制人，组织敢死队冲锋陷阵，一再挑战，结果训练有素的吴军阵营严整，纹丝不动。勾践便使出第二招，让罪人们在阵前排成三行，每个人都把剑架在脖子上，一齐向吴军喊话说：两国君王交战，我等触犯军令，不敢逃避刑罚，谨此自裁谢罪！说完，齐刷刷地集体自杀于吴军阵前。
吴军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当时就看呆看傻了。越军趁着吴军发愣，呼呼啦啦冲了过去。吴军猝不及防，当场溃败，稀里糊涂就输了战争。[29]
如此狠招，也就勾践使得出吧？
也许，作为弱国和小国，勾践只能打“超限战”。但作为礼仪之邦的华夏邦国，再小再弱，恐怕想都不敢想。这是只有心狠手辣之人才做得出的。
实际上勾践的所谓“罪人三行”，很可能就像二战后期日本军国主义的神风队员，是真正的敢死队。墨子就说，勾践训练军队时，为了考验他们的勇猛，故意放火烧船，同时擂鼓命令前进。结果，越军将士前赴后继赴汤蹈火，死在火里水里的不计其数。墨子距离勾践时间并不久，他的话应该多少有些根据。[30]
勾践也很懂得恩威并用。在灭吴战争中，他是这样带兵的：第一天，三军将士列队完毕，勾践在军鼓声中走到阵前，先将犯罪分子斩首示众，然后宣布父母年迈又没有兄弟的，回家赡养父母。第二天，又杀一批罪犯，然后宣布兄弟数人都在军中的，自己挑选一人回家。第三天，又杀一批罪犯，然后宣布眼睛不好的回家养病。第四天，又杀一批罪犯，然后宣布体力不支智力不高的统统回家，不必报告。第五天，再杀一批罪犯，然后宣布：所有自愿留在军中的，如果上了战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本人杀无赦，妻子为妾为奴。于是全军将士，人人都有必死的决心。[31]
越国的虎狼之师，就是这样炼成的。
这样看，勾践在报仇雪恨之前一直对夫差卑躬屈膝，并不奇怪。他把吴都整整围了三年，也不奇怪。拒绝吴国投降，毫不留情地灭国，就更不奇怪。据说，吴王夫差曾派人向勾践求和。夫差说，当年寡人听从君上您的命令，没敢断了越国的祭祀，现在能不能也不要毁了敝国的宗庙和社稷呢？勾践却冷笑一声回答说，当年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吴国不肯接受，如今寡人又岂敢对抗天命？君上如果需要养老，寡人倒是把地方准备好了。[32]
心高气傲的夫差只好自杀。
夫差死了，吴国亡了。勾践要杀的，就只有自己人。这一点，他的得力助手范蠡（读如李）比谁都清楚。于是范蠡大夫逃离了越国。临走前，范蠡写信给同事文种大夫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先生快走。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最早的出处就在这里。
可是文种没有走。
果然，做人没有底线的勾践送去了自己的佩剑，并一脸无耻地对文种大夫说，先生教给寡人伐吴之术一共七种，寡人只用了三种就灭亡了吴国，还有四种在先生手里，要不要到先王那里在自己身上试试？
文种也只好自杀。[33]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句名言，用在勾践身上或勾践的时代，难道果真是应验的？[34]
是。因为礼坏乐崩。
[27]语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28]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29]事见《左传·定公十四年》。
[30]请参看《墨子·兼爱下》。
[31]请参看《国语·吴语》。
[32]请参看《国语·吴语》、《左传·哀公二十二年》。勾践为夫差安排的养老处是甬东，即今浙江省定海翁山。
[33]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34]见北岛《回答》。

第四章 礼坏乐崩 南方，北方
灭吴以后，勾践也称霸了。
这是最后的霸主。据《史记》，胜利了的越王勾践带兵北渡淮河，与齐、晋诸国国君会盟于徐州（在今山东滕州市东南）。周元王也来凑热闹，派人赐以胙肉，封为侯伯。由于有周天子的认证，勾践可谓“真霸主”。相比较而言，吴王阖闾则只能算是“准霸主”。[1]
可惜此事《左传》和《国语》同样没有记载，因此勾践这个真霸主，反倒比阖闾那个准霸主还可疑。其实这一点并无所谓。因为此时不但王权时代已经过去，就连霸权时代也进入尾声。即将开始的，是强权时代。勾践之霸，乃一个时代的强弩之末。他的子孙无所作为，也不奇怪。
但，把不同版本的春秋霸主排在一起，则是有趣的：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称霸；
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图霸；
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称霸；
公元前623年，秦穆公称霸；
公元前594年，楚庄王称霸；[2]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称霸；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称霸。
这七个人，宋襄公其实不能算数。剩下的六个，前三后三。前三，齐桓、晋文、秦穆，都在北方；后三，楚庄、阖闾、勾践，都在南方。因此春秋的争霸可以分为两段，前半段是北方的时代，后半段是南方的时代。[3]
南方三霸，都是蛮夷。
不过蛮夷跟蛮夷，也有区别。楚与中原诸夏发生关系最早，西周初年就已受封，春秋之始已是南方之强，后来更成为天下霸主，便由蛮夷变成华夏。楚在南方崛起最早，与他们接受中原文化不无关系。
吴的兴起则晚得多。他们要到楚庄王称霸以后，才开始在历史舞台上露脸。而且如前所述，这还要拜楚人的错误所赐。他们若不逼反巫臣，又哪有吴人的日新月异？[4]
但即便如此，吴人直到春秋晚期也仍是蛮夷习俗，依然断发文身，更无礼乐可言，甚至还会闹出笑话来。[5]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吴王夫差联合鲁国讨伐齐人，战于艾陵（今山东泰安市）。夫差为了对鲁国司马州仇表示欣赏，竟赐给他盔甲和宝剑。州仇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应对。因为按照华夏礼仪，君赐臣剑，是要臣下自尽。最后还是孔子的学生、外交官子贡出来打圆场，代这位鲁国司马答谢，说“州仇奉甲从君”，这才应付过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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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王霸》中关于五霸说法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史记》中的说法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宋襄公。
越的文化更落后，是“断发文身”兼“徒跣不履”，也就是头发剪短，身上刺青，光脚不穿鞋，语言与诸夏更不相通。他们参与国际性角逐，是在春秋晚期，而且一开始只是楚人的跟班，名次还排在顿国、沈国和徐国的后面。[7]
范蠡的自述就更为凄凉。
灭吴之战，勾践围吴三年，吴人不战而败。吴王夫差派王孙雒（读如洛，亦同洛）前去求和，范蠡却拎着鼓槌提着战鼓去应对。王孙雒一看这架势，就知道大事不好。于是王孙雒说：尊敬的范先生范大夫啊，助天为虐不吉祥。如今吴国的稻子被螃蟹吃得连种都留不下，贵国就不怕不祥吗？
范蠡则不无悲愤地回答说：亲爱的王孙大夫啊，我们越国的先君，在周天子那里连个子爵的地位都得不到，这才躲到东海之滨，与蜥蜴、鳄鱼、虾蟹、龟鳖为伍，像青蛙一样生活。我们虽然很惭愧地长了一张人脸，其实跟禽兽没什么两样，哪里听得懂你说的那些人话呢？[8]
看来，越人不但文化落后，还因此受过歧视。
然而天意从来高难问。越、吴、楚，虽然一个比一个文化落后，一个比一个更是蛮夷，但国运的兴衰，霸权的兴替，却像老百姓堆柴火，后来者居上。先是吴胜楚，后是越灭吴。吴胜楚，是在楚灵王死后不过二十三年；越灭吴，也只在阖闾死后二十三年。无乃过速乎？无乃神奇乎？
齐、秦、晋做不到的，吴做到了；楚做不到的，越做到了。蛮夷小邦的勃然兴起，真是锐不可当。难道世事的变化真如民谚所云，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难道后起之秀吴和越，真是“秤砣虽小压千斤”？难道一个邦国或族群，文明程度越高，就越是斗不过那些蛮族？
难讲。
的确，蛮族是有可能创造或改写历史的。比如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套拼音字母的腓尼基人，创造了希腊文明的多利亚人，征服过埃及、吞并了新巴比伦王国的波斯人，创造了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人，便都曾经是蛮族。
事实上蛮族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又霸又蛮。他们血气方刚，生机勃勃，初生牛犊不怕虎，没那么多清规戒律和陈词滥调，也未必都按牌理出牌。
所以，希腊被马其顿征服，马其顿被罗马征服，罗马则被文明程度更低的日耳曼诸族所灭。也所以，夫差见了勾践，就像宋襄公遇到了楚成王，有理说不清。越能胜吴，确实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不过，吴国这颗冉冉升起又很快陨落的新星，固然堪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夜之间跳了龙门的越国同样难逃一死。最后真正强大起来的，不是越，更不是吴，甚至不是晋，而是齐、秦、楚。[9]
这实在意味深长。
[1]事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2]有学者认为，楚灵王才是真正的霸主（请参看李学勤主编《春秋史与春秋文明》），则此处亦可改为“公元前538年，楚灵王称霸”。
[3]如果在齐桓公前面加上郑庄公，在楚庄王后面加上楚灵王，结论也一样。
[4]吴国的国名始见于《春秋》，吴国君主始见于《左传》，都在鲁成公七年（前584）。
[5]据《左传·昭公三十年》，吴王阖闾灭徐，徐君“断其发”以示臣服。至春秋末，人们仍称“吴发短”，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6]事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7]越人参与国际性角逐，在公元前537年。《春秋·昭公五年》称：“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吴始用兵于越，在鲁昭公三十二年。越国国君名始见于《左传》，则在鲁定公十四年，该君即越王勾践。
[8]请参看《国语·越语下》。
[9]勾践灭吴一百三十九年后，越王无彊伐楚，兵败身亡，越国实际上不复存在。

第四章 礼坏乐崩 黄河，长江
不妨再看春秋诸霸。
春秋诸霸有三个特点。第一，除晋国外，都不姓姬。齐姓姜，宋姓子，秦姓嬴，楚姓芈（读如米）。吴号称姓姬，越号称姓姒（读如四），其实无姓。第二，除晋和宋在中国（中原）外，其余都在边缘。齐在东夷，秦在西戎，楚在南蛮，吴和越在百越。第三，称霸的顺序，是先黄河后长江。具体地说，是先在黄河下游（齐），然后黄河中游（晋和宋），然后黄河上游（秦），然后长江中游（楚），最后长江下游（吴和越）。
这可堪称“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连接起黄河长江的，是晋和楚。实际上从晋文公到楚灵王，霸主的位子基本上是由晋楚两国轮流坐庄的。这一百年间的历史，又可以分为晋国主霸、晋衰楚强、晋楚相争、晋霸复兴、晋楚共霸五个阶段。其间，由于楚人北上争霸，晋国的霸主地位只能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同样，由于晋国南下联吴，楚国也扩张受阻，野心难以实现。[10]
这才有了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的弭兵大会，中原地区暂时获得了和平。历史的舞台，则从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演出的大戏，也由齐、宋、晋、秦、楚“五侯争霸”，变成楚、吴、越“三国演义”。
所以，楚人北上争霸，晋国南下联吴，都意义重大。
意义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更是文化的。我们知道，作为春秋诸霸中唯一的姬姓大国，晋人实际上是两周文明、华夏正宗和传统文化的代表。吴国虽然自称姬周之后，却其实可疑，因为谁也拿不出证据。相反，他们“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却是事实。可见，就算吴人的先君太伯和仲雍是姬周，也早被蛮夷同化，因此“弃在海滨，不与姬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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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俑出土于广州，高4~5厘米，全身赤裸仅以布缠绕腰际，被中原视为蛮夷。
问题是几百年过去，他们都一直不与姬通，现在为什么通了？因为深知落后就会挨打，这才锐意学习中原诸夏。吴王寿梦的第四个儿子季札，甚至专程前往保存两周礼乐最完整的鲁国，在那里观摩学习，对周礼周乐顶礼膜拜，其热情一如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于是到阖闾的时代，吴国的文明程度竟然已经“比于诸华”， 跻身于华夏民族之林了。[12]
吴国的崛起，并非没有原因。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发展中的族群对先进文化的向往，也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要自称姬周胄裔。那与其说是对自己历史的远古记忆，不如说是对华夏文明的身份认同。同样，我们也能理解诸姬、诸夏、诸华为什么会认可吴人的说法，那其实是对自己文化和文明的自信和自豪。
一个秘密，也由此部分地揭晓。
我们知道，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有三个唯一。其中之一，就是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所谓“第一代文明”，就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出来的，包括苏美尔、埃及、哈拉巴、夏、克里特、奥尔梅克，号称“六大古代文明”。这六大文明，其余五个都湮灭和陨落了。唯独夏文明，发展为商，发展为周，发展为华夏，发展为汉唐，发展为中华文明。其中奥秘，竟在何处？[13]
有三个词极为关键：华、夏、中国。
中国一词的最早文物证据，在何尊；最早文献证据，在《尚书》和《诗经》。何尊是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何尊所说的“中国”，指成周（洛阳）。《尚书》和《诗经》所说的“中国”，包括商，也包括周，还包括遵守周礼的中原各国。可见那时的“中国”一词，有三层意思：一、天下之中；二、文明程度最高的邦国和族群；三、传统文化所在地。
与此相关的概念是华夏。夏指地区或邦国，叫诸夏；华指人民或族群，叫诸华，也叫华人和华族。华夏之所在，称为“中国”。中国与华夏合起来，叫“中华”。
那么，界定一个地区或邦国是不是夏，人民或族群是不是华，看什么？文明程度。文明程度高的就是，低的就不是。衡量标准，在春秋就是周礼和周乐。
因此，遵守周礼的中原诸侯自称中国，把周文明圈以外的楚、吴、越看作蛮夷（楚、吴、越则称前者为中国或上国）。甚至就连秦，虽然占有宗周旧地，也被看作戎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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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内底铸有12行、122字铭文，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记述的是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成周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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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中《梓材》篇出现“中国”一词，不过其所指仅仅局限于关中、河洛一带，而后又扩展至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然而争霸战争把这个成见打破了。在黄河与长江的交响中，华夏改造着蛮夷，蛮夷也影响着华夏。最后，秦、楚、吴、越，包括被他们吞并和改造的其他蛮夷戎狄，都加入到同一行列来。中国的范围扩大了，华夏的队伍也壮大了。百川归海的结果，是文明的扩容，更是延续和推进。
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
融合的同时，是解体。
解体也是必然的。首先受到冲击的，则是封建制或邦国制。这个制度的核心，不仅是封邦建国，也包括“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按照传统文化，这才叫“天下有道”。[15]
但这是王权时代的事。到霸权时代，则征伐皆自诸侯出。这本身就是礼坏乐崩。何况蛮夷如楚，是既不尊王，也不攘夷，只争霸。争霸，就不可能温良恭俭让。争霸，就不能墨守成规。井田、宗法、封建、礼乐这四大制度，还能继续维持吗？两周的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还能再保持吗？
实际上，楚、吴、越三个蛮族的次第称霸，本身就意味着两周的制度和文化风光不再。所有的传统都面临挑战，而且必将被刷新。因此，先是周王室日薄西山，后是晋公室土崩瓦解，各种政治力量都在春风秋雨中重新博弈。太老牌的华夏锐气不足，太新锐的蛮夷底气不足，将被一一淘汰。最后胜出的，只可能是率先华夏化的蛮夷──齐、秦、楚。
那就来看他们如何洗牌。
[10]请参看童书业《春秋史》。
[11]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
[12]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
[13]中华文明的“三个唯一”是：一、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断、延续至今的；二、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唯一没有信仰的；三、没有信仰的文明中，唯一具有世界性的。请参看本中华史之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14]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15]请参看《论语·季氏》。

第四章 礼坏乐崩 子产政改
南方崛起的同时，北方在政改。
政改第一人，是子产。
子产是郑国的政治家，名侨。因为是郑穆公的孙子，所以叫公孙侨。子产很早就表现出政治天赋。鲁襄公八年（前565），他的父亲、郑国司马子国伐蔡成功，举国欢天喜地，只有子产不以为然。子产说，一个小国，不修文德而治武功，没有比这更能招来大祸的了。蔡是楚国的附庸。我们打了蔡国，楚国肯定要来打我们。到时候，我们能不顺从楚国吗？顺从了楚国，晋国就会来报复，我们又打得过晋国吗？晋国和楚国都来伐郑，我们郑国能有安宁吗？
说这话时，子产还很年轻。因此父亲痛骂他说：你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16]
然而此事不幸被子产言中，楚国和晋国果然轮番来伐郑，郑国也只好轮番与晋楚两国结盟讲和。两年后，国难未已，家难又起。子产的父亲子国和郑国的执政，在内乱中被乱党杀死。子产闻讯，不慌不忙地安排好各项工作，然后带兵平叛。郑国国人，从此对子产刮目相看。[17]
二十年后，子产在郑国执政。
子产执政以后，就开始政改，作封洫（读如恤），作丘赋，铸刑鼎。封，就是田界；洫，就是水渠。作封洫，大约是重新规划和分配土地。作丘赋，则可能是改革兵役法，包括改革税制。因为税（出钱）和赋（出力），都与土地有关。
这当然会触犯许多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改革之初，国内骂声一片。作封洫时，有人编了歌谣来骂他：算我的家产好收费，量我的耕地好收税。谁要能够杀子产，我就跟他去站队！作丘赋时，又有人编了歌谣来骂他：老爹变成冤鬼，自己去做蝎尾！此人发号施令，邦国悔无可悔！[18]
然而子产不为所动。
子产的说法，是“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就是说，只要对邦国有利，个人的生死是可以置之度外的。[19]
因此，子产也不钳制言论。当时，郑国人喜欢在晚上到学校里去聚会，因为春秋时期的学校同时也是俱乐部。国人聚在一起，说三道四，难免议论朝政。于是有人便建议子产把学校关了。子产说，为什么要关闭呢？让他们议论好了。他们拥护的，我就大力推行；他们反对的，我就适当修改。利用公权力，当然可以不准大家说话。但那样做，有好处吗？[20]
事实上子产的改革，很快就收到了功效，老百姓也尝到了甜头。这个时候，又有人编了歌谣来夸他：我的子弟，子产教诲；我的粮产，子产加倍。子产死了，谁来接位？[21]
所谓民意，不过如此。
但子产的政改，还是触动了根本，尤其是铸刑鼎。铸刑鼎，就是把刑法的条款铸在鼎上，公之于众。这对于东西两周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其破坏都是颠覆性的。因此，晋国政治家叔向便写信给子产提出批评。
叔向说，先王以礼治国，不肯制定刑律，是怕民众有不轨之心，这才主张效法圣人以德治国。德治，才能任意使用民众而不生祸乱。相反，如果制定法律还公之于众，民众就只知道法律不知道尊长，只知道律条不知道礼仪，甚至咬文嚼字来规避惩罚。那样一来，不就乱了吗？在下听说，国之将亡，必行改革，说的就是这事吧？[22]
叔向很敏感，他感到了危险。
这危险，就是礼坏乐崩。
对此，子产的态度是不争论。他回信说：侨无能，不敢听命，也不敢不拜谢！
其实子产未必一定喜欢法治，但也不认为德治和礼治完美无缺。这是有实践可以证明的。鲁昭公元年（前541），郑国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起因，是郑国大夫徐吾犯的妹妹长得漂亮，有两位公孙都想娶她。公孙楚原本已经下了聘书，公孙黑却又强行去送彩礼。徐吾犯左右为难，请执政子产做主。子产说，这是国家没有治理好，不该让大夫您为难。她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吧！
徐吾犯照办，两位公孙也先后如约来到徐吾犯家。公孙黑盛装打扮，厚礼相送；公孙楚穿着军装进来，左右开弓射了几箭，然后一个箭步跳上战车就走。徐吾犯的妹妹便说，公孙黑确实漂亮极了，但公孙楚更像男子汉。
于是她嫁给了公孙楚。
然而公孙黑却不肯罢休，居然闯进公孙楚家，准备杀了公孙楚再抢人，结果被公孙楚用戈击伤。此案如在法治社会，一点都不难处理。公孙黑无理取闹，强入民宅，涉嫌杀人和强夺他人之妻，公孙楚则是正当防卫。然而按照礼治原则，却只能判公孙楚败诉。因为公孙黑是上大夫，且年长为兄；公孙楚是下大夫，且年轻为弟。因此子产将公孙楚驱逐出境，算是维护了礼。
想来这事一定让子产纠结。因此第二年公孙黑涉嫌谋反，子产就毫不留情判他自尽，而且把与公孙楚争妻也算作他的罪状之一。公孙黑说，我创伤复发，早晚会死，请不要助天为虐。子产说，人谁不死？恶人不得好死，这是天命。本执政不助天，难道助恶人不成？再不快死，刽子手就来了。公孙黑无奈，只好自己吊死。子产又让他暴尸街头，身上还放着陈述其罪状的木简。[23]
这事发生在铸刑鼎的三年前。但子产的政改，显然并不单纯因为此事的刺激；铸刑鼎的影响，也要深远得多。事实上，子产有可能是法家学派的创始人，郑国也有可能是法家学派的发源地；德治与法治的分歧，则将从孔子一直争论到韩非，我们将在本中华史第六卷《百家争鸣》详加论述。[24]
[16]事见《左传·襄公八年》。
[17]事见《左传·襄公十年》。
[18]子产作封洫及国人之骂，见《左传·襄公三十年》；作丘赋及国人之骂，见《左传·昭公四年》。
[19]语见《左传·昭公四年》。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从此化出。
[20]事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21]语见《左传·襄公三十年》。
[22]语见《左传·昭公六年》。关于叔向，请参看《青春志》。
[23]以上事见《左传》之昭公元年、二年。
[24]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第四章 礼坏乐崩 鲁国政变
子产政改的同时，鲁国在政变。
政变双方的交火，是在子产去世后五年发生的。其结果，政权表面上没有被颠覆，国君却实际上被赶跑。从此直到七年后新君即位，鲁国都没有国君。其实兵变失败流亡国外的鲁昭公即便回国，或没有逃跑，也只是纸糊的面子。这次动乱，不过把面子撕破了而已。
是的，鲁君早被架空，形同虚设。
这就不是一次政变可以完成的。实际上鲁君的丧失权柄，如同周王的丧失权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说这也是政变，那么，政变是缓慢进行的，甚至堪称和平演变。可惜，《春秋》和《左传》虽是鲁国史书，对自己邦国的变故却语焉不详，我们只能从只言片语中略知一二。
那么，鲁君的大权，旁落到了谁手里？
三桓。
所谓“三桓”，就是三家大夫，或三个氏族和氏室。始祖，是鲁庄公的三个弟弟：老二庆父，老三叔牙，老四季友。因为其后代都是公孙，便按照排行称为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又因为都是桓公之后，所以合称“三桓”。
三桓的强大，与体制有关。我们在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中说过，周天下类似于株式会社，各邦国也有点像公司。天下是总公司，总经理是天子，董事长是天。邦国是子公司，总经理诸侯，董事长是天子。但这种比喻，说的只是授权关系。实际上邦国的治理，诸侯更像董事长，多半听政而不执政。作为一国之君，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和任务，是祭祀、结盟、宣战、授爵，偏重于礼节性和礼仪性。具体的军国事务，则交给卿和大夫。
显然，国君是国家元首，卿大夫是政府首脑。因此，如果卿大夫的权势足够强大，可以包办一切，那么，国君的工作，便只剩下祭祀祖宗和神祇，正所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25]
卿大夫专政的卫国便是如此，后来三国时期的蜀汉也如此。刘禅的说法，便是“政由葛氏（诸葛亮），祭则寡人”。[26]
不过，卿大夫执政，又有两种惯例。
第一种，是政权交给公族。公族包括公子和公孙，即老国君的儿子和孙子。公子和公孙都是公室的人，所以叫公族。公族中一位公子继位，其他担任卿大夫，共同执政，就叫“公族制”，鲁和楚是。
另一种，是政权交给非公族，齐和晋是。齐国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世代为卿的国子和高子，就既不是公族，也不姓姜，姓姬。晋国则在献公之时，就杀光了所有的公族。文公之后，执政的均非公族。这些异姓贵族如果长期执政变成世袭，就形成卿族。卿族执政的制度，无妨叫“卿族制”。
鲁国实行的是公族制。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鲁国乃周公之后，遵守周礼，讲究“亲亲”（重视血缘关系）和“尊尊”（维护等级制度）。其实这事与华夏或蛮夷什么的没有太大关系。比如在楚国，担任令尹、司马等要职的，就历来是公子，只不过他们自己叫王子。
三桓，就是长期把持鲁国政权的公族。到这次兵变，他们执政之久长达一个半世纪，历经僖、文、宣、成、襄、昭六代。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鲁国的国有资产逐渐地转移到他们的名下，鲁国的政治权力也逐渐地掌握在他们的手上。国君不被架空，才是怪事。
那么，三桓又干了些什么？
初税亩，作丘甲，作三军，分公室。前三件在子产之前，后一件在子产之后。初税亩就是初步实现税亩制（按亩收税），作丘甲就是普遍推行丘甲制（按丘征兵）。这两项都已经动到根本，因此堪称重大改革。[27]
改革的具体内容已无从稽考，但在当时，税亩制被看作与民争利，丘甲制的制定则据说是为了防止齐国侵略。因此可以肯定，目的和结果都是富国强兵。[28]
问题在于，强盛起来的鲁国，是谁的？
三桓的。
所以，到子产执政的十九年前，鲁国作三军。鲁国原本有两军。现在变成三军，并不是增加一军，而是把原来归公室所有、由鲁君指挥的两军打散，重新组建编制。新组建的三军，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各掌一军。不足的兵乘，三桓用自己的私家军队来补充。这在表面上看来，是他们为邦国做了贡献，但这三军的编制权和指挥权，在三家手里。因此，他们其实是把鲁国的国军，变成了自己的家军，故《左传》称之为“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29]
二十五年后，也就是子产铸刑鼎的前一年，三桓再次瓜分了公室。他们把鲁国的国有资产分成四股，季孙氏得两股，叔孙氏和孟孙氏各得一股，然后每家提成给国君，其实不过蝇头小利。堂堂一国之君，几乎变成叫花子。[30]
这真可谓欺人太甚，鲁君也终于忍无可忍。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九月十一日，昭公率领亲信和亲兵进攻鲁国执政季平子的府邸。季平子猝不及防，登上府中高台向昭公喊话，请求昭公对自己开庭审判，昭公不同意；请求到自己的采邑闭门思过，昭公也不同意；请求带少量亲兵流亡国外，昭公还是不同意。三让而不果，脸就撕破了，只有刀兵相见。
问题是这时的三桓，早已俨然国中之国。叔孙氏的司马便对手下人说：我是家臣，不敢考虑什么国不国的。我只问一句话，有季孙氏和没季孙氏，哪种情况对我们家有利？众人都说，没有季孙氏，就没有叔孙氏。于是叔孙氏的亲兵立马去救季平子。孟孙氏的家臣看见叔孙氏军旗招展，没有片刻犹豫就杀了昭公派来的使者，也去救援。三家联手，昭公哪能对付？也只能落荒而逃。
一场兵变，以昭公狼狈逃窜告终。[31]
这当然是典型的礼坏乐崩，但三桓也遭到了报应。就在他们蛮横对待自己国君的同时，他们的家臣也在用同样的态度和方式对待自己的家君。鲁定公五年（前505），也就是吴王阖闾攻入楚国郢都的第二年，季平子去世。季孙氏的家臣阳虎，趁机软禁了接班人季桓子，逼他签订城下之盟，让自己执掌鲁国国政达三年之久。[32]
三年后，阳虎的野心更加膨胀，竟密谋干掉三桓的掌门人，由自己和同伙取而代之。这回，轮到季桓子变成鲁昭公，体会一下什么叫君臣易位，犯上作乱了。
阳虎的计划，是先请季桓子吃饭，然后在宴席上谋杀他。于是阳虎驱车走在前面，他的堂弟阳越殿后，季桓子夹在当中。桓子感觉情况不妙，便对自己的驾驶员林楚说：你们家祖祖辈辈都是我季氏良臣，希望你能继承传统。
林楚说，晚了。阳虎已经成了气候。
桓子说，不晚。你现在能带我去孟孙氏家吗？
林楚说，臣不敢贪生，就怕于事无补。
桓子说，那就走！
于是林楚拍马飞车前往孟孙氏家。靠着孟孙氏的救援，季桓子逃过一死，政权重新回到三桓手里。[33]
当然，三桓好歹是公族，所以鲁国国君的面子仍然用纸糊着。但即便如此，春秋最后一任鲁君哀公，也还是逃到了越国，请勾践做他的保护人。[34]
有趣的，是舆论。
鲁昭公死在国外后，晋国的史官居然发表评论说，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社稷的祭祀者并不一定就非得是某姓某族，君臣关系也不会一成不变。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嘛！[35]
好一个“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照这个逻辑，臣变君，君换人，也都是可能的了？
没错。齐和晋，即如此。
[25]语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原本是卫献公与执政宁氏的交换条件。
[26]陈寿《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27]初税亩是经济体制改革，作丘甲是军事体制改革。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学术界的说法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初税亩和作丘甲的结果，是旧体制崩溃了。尤其是税亩制的实行，意味着井田制的瓦解。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非变不可。
[28]初税亩在鲁宣公十五年，《左传》的评论是“非礼也”。作丘甲在鲁成公元年，《左传》的说法是“为齐难故”。
[29]事见《左传·襄公十一年》。
[30]事见《左传·昭公五年》。
[31]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32]事见《左传·定公五年》。
[33]事见《左传·定公八年》。
[34]事见《左传·哀公二十七年》。
[35]语见《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第四章 礼坏乐崩 田陈代齐
夺取了齐国政权的，是田陈氏。
齐国原本也是蛮夷。他们的始祖姓姜，属于羌戎，是诸羌而非诸夏。齐国的受封之地，则在东夷，而且是殷商的老窝。姜太公到了这里，也没像周公的儿子伯禽到了鲁国那样，要“变其俗，革其礼”，反倒“因其俗，简其礼”，而且“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也就是说，姜太公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把西戎、东夷、殷商（工商）、姬周（农业）这些不同的文化都结合起来，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这就是齐能够大国崛起的秘密。[36]
所以，齐鲁虽然是近邻，但两国的作风和传统，却大相径庭。鲁国实行的是公族制，齐国实行的是卿族制。后来取代齐君的，就是卿族田陈氏。
田陈氏的始祖名叫完，本是陈国公子，由于国内动乱而投奔齐桓公，从此落户在齐，称为陈氏，也叫田氏。陈和田，在当时读音相同，一回事。只不过春秋称陈，战国称田；《左传》称陈，《史记》称田，因此不妨称为田陈氏。
那么，田陈怎样取代姜齐？
和平演变。
演变其实是政变，这跟鲁国是一样的。只不过，三桓化公为私，田陈则收买人心。这件事至少在景公时代便已开始。齐景公是个贪婪的人。当时齐国民众的收入，三分之二要交给公家，留给自己的只有三分之一。结果，景公的国库里，粮食多得吃不完，生虫长蛆；衣料多得用不完，破烂腐朽。老百姓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冻馁倒毙于路途。齐国的刑律又苛严，民众动不动就会被砍腿砍脚，以至于“国之诸市，屦贱踊贵”，鞋子卖不掉，假肢买不着。
田陈的氏室，则反其道而行之。老百姓来借贷，他们用特制的大容器多给；收租、收税、收贷，则用法定的小容器少收。从山上采购木材，从海边采购鱼盐，进价是多少，卖价也是多少。如果民众家庭困难，他们还会给救济。
这就不仅是让利于民，而且是普施恩惠。难怪齐国的民众对田陈氏室，会“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田陈在齐国，简直就是“人民的大救星”。
所以，齐景公九年（前539），出使晋国的齐国政治家晏婴，才会对晋国政治家叔向说，国君既然抛弃自己的子民，他们就只能到田陈氏那里去。我不保证将来陈家会不会得到邦国。但我们齐，肯定已经是末世了。[37]
然而齐景公却似乎并没有多少警觉。反倒是田陈氏的第五代掌门人陈桓子，听从晏婴的建议，把自己从内乱中获得的资产全部交还给公家。他还召回流亡国外的公族，增加他们的俸禄，封给他们采邑。没有爵位的公子公孙，私下里分给田地；孤苦伶仃的弱势群体，私下里分给粮食。
田陈氏大得人心。[38]
齐景公终于开始觉得有问题。有一次，景公和晏婴聊天。景公说，寡人的宫室堪称美轮美奂，却不知道将来是谁的。晏婴说，恐怕是田陈氏的吧？田陈氏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功德，但民众对他们家的春风雨露，已经载歌载舞了。
景公问：有办法吗？
晏婴说，有，以礼治国。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婆母慈祥儿媳妇顺从，这就是礼。
景公说，我知道礼能治国了。[39]
其实相同的意见孔子也发表过。就在景公与晏婴对话的前一年，鲁昭公讨伐季孙氏兵败逃亡，孔子随后也到了齐国。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的回答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也很清楚，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每个人都恪守礼仪和规范，天下就太平。
可惜孔夫子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晏夫子则是“不问我不说，说了也不做”。事实上，阻挠孔子在齐国实行礼治的不是别人，正是晏婴。晏婴对景公说，王室衰微，不可救了；礼坏乐崩，好些年了。孔丘那一套，没有用了。
孔子只好打道回府。[40]
晏婴为什么要反孔，读者自可见仁见智。但他说礼乐的崩坏已积重难返，则是事实。因此，以晏婴之多智，便既不能挽救姜齐的没落，也无法阻止田陈的壮大，只能听天由命。也因此，他在齐国的政治斗争中严守中立，对所有的政变都不支持，不反对，不掺和，最后得以善终。
慢慢强大起来的田陈氏，却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齐景公去世后，他们先是干掉了齐国最大的两家卿族国子和高子，然后通过废立国君掌握了齐国的大权。悼公和平公就是他们家立的，简公则是他们杀的。立悼公的，是田陈氏的第六代掌门人僖子；杀简公立平公的，是第七代掌门人成子。
成子跟他的祖先一样具有政治天赋。他对平公说，人之常情，是喜欢受赏，憎恨受罚。所以，你我君臣不妨这样分工：赏赐的好事，君上来做；惩罚的恶名，臣下来背。平公见美誉归自己，成子做恶人，欣然同意。但他哪里知道，人之常情，固然是喜欢赏赐，却更害怕惩罚。惩罚的权柄捏在成子手里，国人畏惧的就不是平公，而是成子了。
何况可以生杀，便可以予夺。于是成子趁机消灭了所有的异己，又把齐国的大片土地收入自己的囊中。采邑面积之大，远远超过平公能够控制的国土。等到田陈氏第十代掌门人田和相齐时，田陈代齐，便只需要一道手续了。
公元前386年，周王册封田和为诸侯。七年后，只剩下一座城邑的齐康公去世，姜齐彻底灭亡。之后的齐，战国的齐，不再姓姜，姓陈或田。[41]
[36]请参看《史记》之《齐太公世家》和《鲁周公世家》。据说，当时周公便感叹说“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
[37]请参看《左传·昭公三年》。
[38]事见《左传·昭公十年》。
[39]以上语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40]以上据《史记·孔子世家》。
[41]以上请参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第四章 礼坏乐崩 三家分晋
齐国改姓前，晋国先没了。
与姜齐相反，晋国原本是正宗的姬周。他们的始封之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春秋前半段，晋人几乎代表着华夏正统，与东夷（齐）、西戎（秦）、南蛮（楚）、北狄（狄族各部落国家）抗衡，尊王攘夷，安定天下。可以说，如果没有晋，华夏文明或许早已沦亡，中华历史也要重新改写。
然而与周、鲁、郑、卫诸姬，甚至与宋相比，晋又更像戎狄。他们的封地原本就是戎狄的游牧地区，建国之初实行的土地政策也不是周制，而是狄制。后来他们长期伐狄，征服对方的同时也难免部分被同化，变成半戎狄化的华夏。晋人的作风横行霸道，也能够长期维持霸权，恐怕就因为他们身上有戎狄的血气和血性。[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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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是有霸气的。
霸气的晋国乱得很早，春秋之前就曾“一国两都”，既有翼（又名绛，今山西翼城县），又有曲沃（今山西闻喜县）。有两都就有两君，一个是穆侯的嫡子文侯，以及文侯的后代；另一个是文侯的弟弟桓叔，以及桓叔的后代，即庄伯和武公。前者显然是嫡传，是正宗，后者不是。然而桓叔受封之时，曲沃便大于国都。六十七年后，晋国的世系更被偷梁换柱，变成非嫡传的这支了。[43]
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教训，春秋以后的晋国不再信任公族。晋献公甚至杀光了桓叔和庄伯的后代，以防祸起萧墙。献公自己的儿子，则死的死，逃的逃。所以从惠公和文公起，晋国的执政者便都是异姓贵族。
这样一来，晋国安稳了吗？
没有。
事实上，异姓贵族如果权势极大，而且卿位世袭，就会形成卿族。卿族虽然是异姓，对公室的威胁却不亚于公族。晋灵公，就是赵盾的堂弟赵穿杀的；晋厉公，则是栾书和中行偃杀的。所以，接替晋厉公为君的晋悼公，便不得不在即位前与这些异姓贵族约法三章。
悼公是栾书派知罃和士鲂接回国的，当时还只有十四岁。悼公说，一个邦国之所以需要国君，就因为要有人发号施令。如果立了国君又不听他的，请问立他干什么？需不需要我，听不听我的，都在今天一言为定。于是那些平时专横跋扈的异姓贵族都说：这也是臣等的心愿，敢不唯命是从！[44]
好一个晋悼公，真是识见不凡，也气度不凡。
然而就连晋悼公，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卿族专政的趋势。实际上正是从悼公的时代开始，卿族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执政的异姓贵族也由原来的十多家，变成只剩下六个氏室，这就是赵、范、中行（读如杭）、知（读如智，亦同智）、魏、韩，号称六卿。六卿中地位最高的，是正卿，即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照例同时担任中军的军长。他在战时是全军元帅，平时是全国首相，可以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悼公后的一百年间，这个职位就由六卿轮流坐庄。
显然，卿族形成的过程，也是权力集中的过程。从十多家异姓贵族，到只剩下六卿，是他们的第一轮淘汰赛。
第一轮竞争中差一点被淘汰的，是后来成了大气候的赵氏。鲁成公八年（前583），也就是楚国大夫巫臣出使吴国的第二年，晋景公听信谗言，大开杀戒发兵围剿赵家，赵氏几乎灭族。只是由于韩厥出面说情，赵朔的儿子赵武才幸免于难，并被复封。[45]
这事后来被演绎为“赵氏孤儿”的故事。不过《史记》的说法来自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并不可靠。靠得住的是赵武不但光复了祖业，而且把赵氏发展为卿族中势力最强大的一支。因此赵武死后，被谥为“文”。
但，灾难再次降临。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也就是吴越槜李之战前一年，范氏和中行氏趁赵氏内乱之机起兵攻赵。赵氏掌门人、赵武的孙子赵鞅（赵简子）逃到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并被围困。幸好，知、韩、魏三家站在赵一边，这才反败为胜，战败的范氏和中行氏则逃到了朝歌（今河南淇县）。[46]
之后就是一场国际混战，齐国、鲁国、卫国、宋国、郑国、鲜虞都与范氏和中行氏同盟，从鲁国叛逃的阳虎则成为赵鞅的帮手。鲁哀公二年（前493），也就是吴王夫差伐越的第二年，齐国给范氏和中行氏输送军粮，让郑国派兵押运。赵鞅对手下人说，成败在此一举。但凡战胜敌人的，上大夫赏县，下大夫赏郡，士赏田地千亩，庶人、商人、工人做官，奴隶解放。[47]
此战的结果，是赵军大获全胜。于是赵鞅如释重负地说：这下行了。因为第二轮淘汰赛的结果，肯定是范氏和中行氏出局，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然而赵鞅的一位下属却说，怎么会行了呢？不是还有智伯吗？[48]
是的，还有智伯。
果然，三十年后，智伯发起了第三轮淘汰赛。智伯就是知氏氏族的掌门人，这时的智伯是知襄子荀瑶。赵、魏、韩三家的掌门人，则是赵襄子（无恤）、魏桓子和韩康子。范氏和中行氏灭亡后，四家瓜分了他们的地盘。其中知氏得地最多，却继续向三家索要。韩和魏只好割地，赵襄子却寸土不让。于是智伯联合韩魏伐赵，围困晋阳。联军掘开汾水灌城，只差六尺就会把全城淹没。晋阳城内，也像当年被楚庄王围困的宋都，易子而食，悬釜而炊。
赵氏危在旦夕。
然而天不灭赵。韩康子和魏桓子深知，智伯在灭了赵襄子后绝不会罢手，下一个被灭的就轮到自己。因此他们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与赵襄子联手灭知，智伯兵败身亡。赵襄子为了解恨，还把智伯的头盖骨做成了酒具或夜壶，惹得豫让拼死拼活要来复仇。这故事，我们在《青春志》一开始就讲了。
知氏被淘汰出局，地盘被赵、魏、韩三家瓜分，号称“三晋”。三晋的实力远远大于那可怜兮兮的晋君。他们从大夫变成诸侯，已经只需要一道手续。[49]
晋国灭亡，战国开始，也只需要一道手续。
[42]据《左传·定公四年》，西周封建之初，鲁国和卫国的政策都是“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晋国则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启，就是开启；疆，就是疆理；索，就是法则。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就是沿用殷商的政治制度，用姬周的法则区划土地。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则是沿用部落国家时代的政治制度，用戎狄的法则区划土地。
[43]晋是西周最早的封国之一，始封之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始封之地为唐（今山西省太原市），后改名晋。成侯时迁都曲沃，穆侯时迁绛（翼），景公时迁新田（今山西省侯马市），亦称绛，旧都则为故绛。
[44]事见《左传·成公十八年》、《国语·晋语七》。
[45]事见《左传·成公八年》。
[46]事见《左传·定公十三年》。
[47]春秋时，县大于郡；战国和战国以后，郡大于县。
[48]事见《左传·哀公二年》。
[49]事见《史记·赵世家》。

第五章 商鞅变法 世道变了
三家灭知，战国开始。
战国常常被看作春秋的延续，或与春秋同一时代，叫春秋战国。这其实是极大的误解。实际上，春秋与战国是两个时代，中间也隔了好几十年。只不过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对这几十年的情况知之甚少。但可以肯定，战国与春秋的差别不会小于男人和女人，尽管男女都是人。
比如战争。
战争是春秋和战国都有的，然而性质和方式却截然不同。春秋的战争更像是竞技体育，讲究外交礼仪和游戏规则，包括不斩来使、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逐北、不擒二毛等等。诸侯们宣战的目的，则主要是炫耀武力，吓唬对方，拉帮结派，争当霸主。最卑鄙的动机，也不过掠夺财富和扩张势力。这样的事情当然也不少。春秋早期，中华大地上的邦国据说有上百，到晚期只剩下二十几个，便是证明。
春秋战争中最卑鄙的勾当，是楚文王干的。事情发生在鲁庄公十年到十五年间，牵涉到的邦国有陈（今河南淮阳县）、蔡（今河南上蔡县）、息（今河南息县）。当时，陈国一位公主嫁到息国，路过蔡。碰巧蔡哀侯的夫人也是陈国公主，自然要尽地主之谊。可是这位陈国公主或者说息国夫人实在是太漂亮了。蔡哀侯一见，便完全不能控制自己，言行举止颇为轻佻。息侯闻讯大怒，一状告到楚文王那里。楚文王受理了此案，当真去讨伐蔡国，还俘虏了蔡哀侯。蔡侯为了报复，则怂恿楚文王去抢息夫人。楚文王听了蔡侯的描述，居然当真灭了息国，把息夫人据为己有。
这可真是蛮夷的行径。
成为楚文王女人的息夫人，后来被称作文夫人。她为楚文王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楚成王。然而许多年下来，这位美女从来不主动说话。楚文王问她为什么，息夫人答：我一个小女子，事奉了两位丈夫，还有什么话可说？楚文王无言以对。他出气的办法，是把蔡国又痛打了一顿。[1]
不过，抢地抢钱抢女人，往往是顺手牵羊。因此，也有把抢来的土地和人民还回去的，甚至还有用阅兵来替代实战的。比如召陵之战，就没有真打；楚庄王伐陈，陈国也没有被灭。当然，庄王原本已经把陈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但被大臣一劝，又还给了陈人。他甚至没将夏姬收入宫中，尽管夏姬之性感未必亚于息夫人。[2]
这时的楚国，已经变成华夏了。
士和大夫参战的目的，在春秋主要为荣誉，包括邦国和个人的荣誉。因此在整部《左传》中，可杀不可辱的史不绝书，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却一个没有。当然，春秋晚期也出了两个胆小鬼，一个是赵武的孙子赵罗，一个是卫国的太子蒯聩（读如愧）。当时，赵鞅发兵拦截给范氏和中行氏送粮的郑军，他俩和鲁国的阳虎都参战。赵罗单独一辆战车，蒯聩则担任赵鞅的车右。阳虎英勇奋战，那两个却吓得半死，蒯聩甚至吓得自己跳下车来。赵罗的驾驶员没有办法，只好用绳子把他绑在车上。蒯聩则被赵鞅的驾驶员拽上车去，还被斥为像个女人。
然而蒯聩重新上车后，表现却非常出色。他不但救了受伤的赵鞅，还接替赵鞅指挥战斗，缴获军粮一千车。所以战后论功行赏，蒯聩便自称是车右中功劳最大的。赵鞅的驾驶员则说，骖马的肚带快断了，我还能控制战车，我是驾驶员中功劳最大的。为了证明这一点，这位驾驶员往空车里面装了些小木材，骖马的肚带立即就断了。[3]
这就是春秋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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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战争在春秋是荣耀的事，也是体面的事，还是君子的事，因此流血而不嗜血，有血性而无血腥。即便是城濮这样的大战，时间也只有一天。一旦决出胜负，就各自收兵，绝不赶尽杀绝。像越王勾践那样把吴都一围三年，已是蛮夷作风和战国做派，为正人君子所不耻。
然而在战国，一场战争打几个月，是很正常的。杀人上万，也稀松平常。比如秦国，从献公到嬴政，大规模歼敌的战争十五次，敌方死亡总人数一百零二万八千。其中最惨绝人寰的，是秦将白起在伊阙之战斩敌首级二十四万，在长平之战活埋降卒四十万。[4]
至于屠城这样的野蛮行径，当然也是战国的发明。[5]
世道变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1]事见《左传》之庄公十年、十四年。
[2]事见《左传·宣公十一年》。
[3]事见《左传·哀公二年》。
[4]据《史记》之《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并请参看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5]请参看《荀子·议兵》。荀子是反对屠城的。但他特别提出“不屠城”，则说明屠城之事已经发生。

第五章 商鞅变法 天子没了
为新时代加盖公章的，是周威烈王。
公元前403年，威烈王签署命令，册封晋国大夫赵籍、魏斯、韩虔为诸侯。原来的晋君也保留了名位，但仅有绛和曲沃。其他地盘，尽入赵、魏、韩。[6]
春秋时期的头号霸权大国，就这样没了。
三个新的国家，则在分裂中诞生。
没人知道周威烈王当时怎么想。也许，在这样一个礼坏乐崩的末世，天子还能行使封邦建国的权力，是应该窃喜的。但他同时也应该清楚，这一回的封建跟当初之封齐封鲁，后来之封郑封秦完全两样。那时，是天子想封谁，就封谁。现在，却是让你封，就得封。一样吗？
其实，不但赵、魏、韩是崭新的，整个天下都今非昔比。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国家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叫“城市国家”；另一种则是中心城市（国都）加许多城市再加广阔农村，叫“领土国家”。西周的邦国主要是城市国家，春秋则两种国家并存。那些霸权国都是领土国家，许多被吞并的小国则是城市国家。[7]
这样的小国，战国时还有吗？
没有。战国七雄都是领土国家。当他们成为新时代的主人时，不要说那些小小的城市国家，就连许多中等规模的领土国家，也都被兼并或变相兼并。郑，不就被韩国灭了吗？卫，不是变成了附庸小国吗？
更重要的，是主权。
西周的邦国是没有独立主权的，礼乐征伐在理论上都必须自天子出。春秋的邦国则有“半独立主权”，诸侯可以自由地征税、扩军、宣战、媾和、结盟，甚至吞并小国，侵略天子，压迫中央，根本不把王室放在眼里。同样，那些强大强悍的氏室，比如鲁的三桓和晋的六卿，也公然无视公室的存在，自说自话地征税、扩军、宣战、媾和、结盟，吞并其他氏族。这哪里还是家？明明是国。
鲁、晋、齐的国君，岂非形同虚设？
这时的天子，也徒有其名。
当然，名分还是重要的。就算夫妻离婚，房产过户，也得办手续。所以三家分晋，田陈代齐，还需要周王认可。这位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就相当于民政部门和房管部门。只可惜，这与其说是法理如此，不如说是习惯使然。
习惯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改变起来也并不那么麻烦。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自己变成王。这事楚人在西周时就试运行过，到东周则正式称王。以后，又有吴和越。当然，他们都是南方蛮夷，并不算数。
进入战国后，北方诸国也纷纷见贤思齐，相继称王。就连奄奄一息的宋也不甘寂寞，秦和齐甚至还曾称帝（但很快恢复为王）。总之，大约在战国过了三分之一的时候，所有的公国都变成了王国。[8]
公国变王国，意义重大。
意义不在等级和面子。名号体现的是国家性质。从夏到秦，名号在不断变更，性质也在不断变革。大体上说，是夏方国，商伯国，西周侯国，春秋公国，战国王国，秦汉帝国。方国就是部落国家，伯国则是部落国家联盟成员国。这时，国家形态还不成熟，无所谓主权。西周建立特殊的国家联盟，成员国即侯国。但诸侯国系周王所封，所以又叫封国或邦国。侯国是没有独立主权的。变成公国，就有了半独立主权；变成王国，则有完全的独立主权。
没错，独立王国。
一个由独立王国组成的天下，是不需要什么共主的。日薄西山的周，后来也分裂为两个城市国家，分别叫东周国和西周国。他们的国君也不敢再称王，而是称君。这时，不但诸侯们都已成为国王，就连苏秦也死了。
这样看，当年威烈王册封三晋，周安王册封田和，其实是给自己签署了死刑判决书。这死刑判决，是给封建制度的，也是给邦国时代的，更是给周天子的。
是的，天子没了。
但，天子又似乎是不能没有的。大家都是王，等于没有王。因此，国王们只能频繁地发动战争，最后打出一个天子来。
这个新的天子，就是秦始皇。
秦始皇建立的，是帝国。
帝国是一定要建立的，也是一定会建立的，却未必一定由秦来建立。比如楚和齐，便都有资格。所以秦兼天下，楚最不服；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不过在我们看来，最该后悔的却不是楚，更不是齐，而是魏。
[6]赵籍是赵襄子侄孙，魏斯是魏桓子之孙，韩虔是韩康子之孙，绛即今山西省侯马市，曲沃即今山西省闻喜县。
[7]楚国令尹子西说，楚在西周封建时的国土面积只有方圆五十里，可见那时的楚也是城市国家。见《史记·孔子世家》。
[8]北方诸国的称王时间已无法确知，司马迁说最早是秦惠王（请参看《史记·周本纪》）。但秦惠之前，齐威和魏惠，还有韩和燕，似乎已都是王衔，只有赵国称王最晚。

第五章 商鞅变法 这错不该犯
魏惠王最大的错误，是看走了眼。
的确，如果不是魏惠王小看了一个人，那么，在战国激烈的竞争中，最后胜出的就可能不是秦，而是魏。事实上魏在战国初期，原本是最有活力也最有希望的。正如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魏的第一任国君魏文侯也拜在了孔子学生子夏的门下。辅佐他的，则有政治家李悝（读如亏）和军事家吴起，以及地方官西门豹。于是魏国的发展便蒸蒸日上。相反，这时的秦国还被视为戎狄，毫无起色。
这就像极了春秋。春秋，是郑国先崛起，然后让位于晋。战国，则是魏国先兴盛，然后让位于秦。战国的魏文侯，就是春秋的郑庄公。看来历史的选择并非先入为主，后来居上反倒极为可能。这实在是意味深长。
那么，秦又为什么能后发制人？
因为商鞅。[9]
至少，商鞅的作用很大。
商鞅是孟子和庄子的同时代人，但比他们俩稍微年长一点。因为后来受封于商，所以被称为商君或商鞅，其实本名叫公孙鞅，又叫卫鞅。顾名思义，可知他原本是卫国的公族。但可惜，他这个公孙是庶出，卫国又已沦为魏国的附庸。于是年轻时的商鞅、卫鞅或公孙鞅，便只能去做魏国宰相公叔痤（读如磋）的家臣。
这时的魏君，就是魏惠王。
魏惠王是很器重公叔痤的。因此公叔痤病重时，魏惠王就去探望，并询问后事。魏惠王说：先生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寡人和寡人的社稷可怎么办？
公叔痤推荐商鞅接替自己。
魏惠王听了，一言不发。
于是公叔痤就请魏惠王屏退左右，然后说：王上，如果不用公孙鞅，那就一定要把他杀了，别让他跑掉。
魏惠王说：诺。
惠王一走，公叔痤就把商鞅叫来，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他。然后抱歉地说，我这是先公后私，先君后臣。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就赶快跑路吧！
商鞅却淡然一笑说，大王既然不能听主公的话而用臣，哪里又会来杀臣？
不出商鞅所料，魏惠王果然没杀他。不但不杀，还对身边人说：公叔怕是又老又病糊涂了吧？居然要寡人用公孙鞅为相。这不是太搞笑了吗？
其实公叔痤一点都不可笑，反倒是魏惠王很快就悔之莫及。二十年后，魏国接连吃了两次败仗。第一次是败给齐国，结果是大将庞涓战死，太子申被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陵之战，是军事家孙膑的杰作。
败给齐国的第二年，魏国又败给了秦。这一仗，则是商鞅的杰作。当时，魏军的统帅是公子卬（读如昂），与商鞅可能有点交情。于是商鞅就写信给公子卬说，你我在魏国，本是好朋友。现在成为敌人，实在是下不了手。不如我们私底下讲和，然后各自回国去安定国家。
公子卬很以为然，兴冲冲毫无防备地前来赴宴。他哪里知道，这一仗原本就是商鞅挑动起来的，屏风后面也早就埋伏了甲兵。商鞅一声令下，甲士蜂拥而出，秦军也乘势出击。结果，魏军大败，公子卬被俘。
实话实说，商鞅这招多少有点不太地道，他是把交情变成了武器。但，兵以诈立，岂能考虑许多？何况商鞅与魏国也早已恩断情绝，又哪有什么信誉可言？
然而一败再败对于魏国，后果却很严重。再也无力支撑的魏惠王，只好割地求和，并把国都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所以后来他也被叫作梁惠王。直到这时，他才终于明白公叔痤并不糊涂，糊涂的是自己。魏惠王一声长叹说：寡人只恨当初没听公叔痤的！
说这话时，估计他连肠子都悔青了。
是的。这个错误，他不该犯。
商鞅是在公叔痤病故之后离开魏国的。走的时候，他没有依恋，也没有纠结。实际上从春秋晚期开始，士，即当时的知识阶层和白领阶层，便都是天下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天下比邦国重要得多。就连最有道德感如孔子，也不过是离开鲁国的时候走得慢点，离开别国的时候走得快些。
至于公孙鞅，就更不必有什么过意不去。是啊，魏惠王既然不肯用我，那我就跳槽。
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商鞅的留爷处，就是秦。
[9]本章涉及的商鞅事迹除另有注释者外，均见《史记·商君列传》。

第五章 商鞅变法 只能霸道
商鞅去见秦孝公，据说带了三套方案。
哪三套方案？
帝道，王道，霸道。
三套方案，分了三次来谈。先说帝道，孝公无动于衷；再说王道，孝公昏然欲睡；最后说霸道，孝公听得入神，膝盖移出了座席都没有感觉。
这完全不奇怪。因为这时的秦，情况相当不好。秦穆公称霸中原的梦想破灭后，霸权就一直在晋楚两国手中。东边的晋，南方的楚，把秦国挤压在狭小的戎狄地区，完全没有发展空间。而且，无论是华夏正宗晋，还是蛮夷之邦楚，都视秦人为夷狄，不邀请甚至不允许他们参加中国的盟会。[10]
如此待遇，实在让人憋屈。
秦孝公下令求贤，就是要改变现状，让秦国迅速崛起。
目的如此明确，帝道和王道便显然不合时宜。帝道即尧舜之道，王道即汤武之道。前者属于部落时代，后者属于邦国时代，都不适用于战国时代。秦孝公跟商鞅讨论兴国之路，话也说得很清楚：帝道和王道固然好，但当真实现起码也得几十上百年，寡人哪能等那么久？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得来点管用的东西。
管用的是霸道。
表面上看，霸道就是五霸之道。但在商鞅那里，却其实是强国之道，甚至是强国之术。术当然比不上道，可惜道不能当饭吃。何况兵强马壮，才能称王称霸；先成霸业，才能再成帝业。这道理，商鞅清楚，孝公明白。
于是重用商鞅，行霸道，变法度。
变法其实就是改制。改哪个？邦国制。邦国制的特点是分权。天子分权予诸侯，故封邦建国；诸侯分权予大夫，故封土立家。可见，分权、封建、邦国，是三位一体的。
然而权力一旦下放，就收不回来；下级一旦强势，上级就只好空城。结果是前有五霸，天子被架空；后有三桓，诸侯被架空。架空了诸侯的大夫如季孙氏，又被家臣架空。国君被架空，国必亡；家君被架空，家必灭。结果是，晋国分裂，齐国易主，鲁国衰落。教训啊！
痛定思痛，必须变分权为集权，改周制为秦制。
问题是怎么改？
釜底抽薪。
什么是釜？封建贵族。什么是薪？爵位世袭，采邑私有，无功受禄。春秋那些跋扈的贵族，无论鲁国的公族，晋国的卿族，三桓六卿，都如此。正因为有此特权，国君才拿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也才能拥兵自重，盘踞采邑，架空国君。显然，要想集权救国，必先干掉贵族。
当然，贵族不可能马上被消灭，商鞅只能先以新贵代旧贵。具体方案，则是不论血统论军功。新法颁布后，所有贵族都必须先从没有军功的宗室做起，然后按照军功的大小重新确定尊卑贵贱，爵位俸禄。没有军功的，取消名位，降为民户中的地主和富人。有军功的，爵位最高也不过封侯。而且，只要有军功，哪怕不是宗室，也能封侯，成为新贵。
新贵和旧贵，有什么不同？
旧贵是领主，新贵是地主。按照周制，大夫对自己的采邑（家）是有治权的，而且这治权诸侯还不能干预。采邑中的臣民，包括家臣和子民，在法理上和道德上都只忠于家君（大夫），不必也不能忠于国君（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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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按照商鞅设计的新制度（秦制），新贵（侯）对自己的封地却既无产权，又无治权，只有财权。也就是说，他们只收租税，不理民事。原先附属于领主的那些臣民，则重新编组，由地方官管理，变成直属国君的编户齐民。
这一改革的直接结果是领主没有了。领主没有了，领地自然也没有了。从此，秦国不再有采邑，只有郡县。全国设为三十一个县，置县令（县长）和县丞（副县长）治理。以后夺取他国之地，也不立封国和采邑。既没有领地，又没有领主，也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贵族。
没有了贵族，就没有了需要世袭的爵位。因此，无论卿大夫，还是地方官，所有官员都由国君任命，按能力和绩效任职，不再按爵位世袭。有能力有才干的，即便不是秦国人，也可以进入领导层和决策层。相反，即便是秦国最有来头的家族，也得靠边站。
这就是商鞅的政治体制改革，它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当然不可能由商鞅一人来完成，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然而在这里，我们却分明看到了未来帝国的影子。
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正在于此。
变法的实际意义，则是中央集权。这是秦国改革的重中之重。事实上，原先隶属于领主的臣民直属中央，人民就是国君的。采邑变成郡县，土地就是国君的。从卿大夫到地方官都由中央任命，权力就是国君的。土地、人民和权力都集中到国君手里，岂非霸道？
不过商鞅又霸道得聪明，霸道得智慧，因为他的指挥棒是军功。军功与血统，有什么不同？血统与生俱来，军功全靠争取；血统有利于贵族，军功有利于国君；血统由家族遗传，军功由政府认定。以军功定爵禄，军民人等就积极上进奋勇杀敌，谁也不能再妄自尊大坐享其成。结果必然是：风气改变了，国力增强了，国君的地位提高了，贵族的权势没有了，岂非一举多得一箭双雕？
当然是。
[10]请参看《资治通鉴·周纪二》，原文是“皆以夷翟遇秦，摒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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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商鞅变法 从此血腥
以国君集权和富国强兵为锁定目标，商鞅全面展开了他的体制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和军事改革。使用的手段也很简单：恩威并施。比如，努力生产多交公粮的，免除徭役；偷奸耍滑投机倒把的，收为奴婢。又比如，有军功的，让他们显赫荣耀；没军功的，让他们没有面子。
总之，商鞅一手拿狼牙棒，一手拿军功章，带领秦国突出重围。新法实施十年后，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孝公也从雍（今陕西凤翔县）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开始了“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准备。勃然雄起的秦让诸侯刮目相看，连周天子都送来了胙肉。
但，这很可疑。
可质疑的不是乡邑大治，而是大治的原因。事实上商鞅上台后颁布的一号法令，就是在基层组织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商鞅规定，庶民按户编组，五家为保，十户相连，一人作奸犯科，通体连带责任：不告发者腰斩，藏匿者视同降敌，告发者则按斩敌首级领赏。呵呵，难怪秦国能做到“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了，人人都是特务和警察嘛！
这样一种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告发的恐怖生活，也许只有在纳粹德国之类的地方可以体验。只不过没人知道，商鞅是否为他的元首组建了党卫队。
但可以肯定，商鞅不但使秦国变成了一座军营，也使秦国成为一座监狱。实际上他肃清盗贼，整顿治安，禁止斗殴，并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是要将社会上闲散的武力集中起来为其所用。他的所谓“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显然，商鞅培养教育出来的，不过是些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如果靠这竟能实现天下大治，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话！[11]
杀人机器是不会把他人生命放在眼里的，商鞅本人就是如此。据说，商鞅有次一天之内就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余人，以至于“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简直就是惨绝人寰！[12]
商鞅，你这样杀人如麻，就不怕报应吗？
没人知道这条史料是否可靠，正如没人证明它无中生有，或夸大其词。但毋庸置疑，商鞅是一个铁血宰相。新法初行之时，秦国上下议论纷纷，到国都投诉的数以千计。起先商鞅还跟他们讲道理，后来就干脆以霸道行霸道。而且不管是说新法不好还是说好的，都统统称之为乱民，放逐到边邑。结果当然令商鞅满意。从此以后，再没人敢说三道四。
这绝不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错，变法是要有些铁腕。决策做出以后，斩断争论也很有必要。否则，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改革就不能成功。但商鞅的情况不同于此。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专制、集权和独裁来设计和进行的，因此不能让人民有任何自由，包括言论自由。
实际上，商鞅不但不准议论他的法令，而且根本就不允许有任何议论。在他心里，人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他们不过是君王实现霸业和帝业的工具和武器。或者说，男人平时是劳动工具，战时是杀人武器，女人则是生产这些工具和武器的机器。既然如此，那你议论什么？遵命执行就是！
这就是所谓商鞅变法。从此，秦国上有独裁君主，下有芸芸众生，中有官僚机构，到处都有军队、特务和警察，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和军事独裁的准帝国。
事实上，秦能在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只能归结为他们有当时最管用的制度。或者说，他们把这个新制度建设得最彻底，也运用得最彻底。这种新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内的资源和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民众的生产潜力和战斗勇气，并保持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集体性格，从而横行霸道，一统天下。
在这里，我们闻到了专制的血腥。
是的。伴随秦军挺进中原之步伐的，是血雨腥风；提供秦国后来居上之保证的，是严刑峻法。秦政之苛，秦法之严，秦制之专横，秦风之强悍，实乃公开之秘密，不争之事实。秦，是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大本营。
这个大本营的奠基者，是商鞅。
商鞅成功了。至少，他把秦从公国变成了王国，并为这王国变成帝国搭建了舞台，铺平了道路，做好了准备。商鞅死后十四年，秦惠称王；一百零四年后，嬴政称帝。
然而商鞅自己，却死于非命。
[11]荀子比较过不同王国的军事制度，认为像齐国那样用钱奖励的雇佣军式军队是“亡国之兵”；魏国那样用免税来奖励的是“危国之兵”；用赐爵来奖励的秦军最有战斗力。正如齐军打不过魏军，魏军打不过秦军，秦军也不可能战胜齐桓和晋文，更不可能战胜商汤和周武的军队。因为齐桓、晋文靠的是纪律严明，商汤和周武的则是仁义之师。请参看《荀子·议兵》。
[12]请参看刘歆《新序》。

第五章 商鞅变法 为谁改革
商鞅是被车裂的。
车裂即通常所谓五马分尸。行刑之法，是用绳子捆住受刑者的头和四肢，另一头系在马身上，然后同时鞭策五匹马，分裂人犯的身体。 商鞅所受，就是这种酷刑，而且是当众执行，分明有杀一儆百的意思。[13]
商鞅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因为得罪了孝公的太子、后来的惠王。之前，商鞅为了推进新法，并维护法律尊严，惩罚了太子的两位师傅，公子贾脸上刺字，公子虔被割了鼻子。所以，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马上就一状告到了惠王那里，举报商鞅谋反。秦惠王原本就对商鞅恨之入骨，当然一告就准。于是下令通缉，全国搜捕，捉拿归案，处以极刑，同时灭族。
这是商鞅被害的直接原因。
根本原因呢？
儒家说是作法自毙。因为按照“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老规矩，商鞅原本可以免死，顶多赐他自尽，不至于死得这么惨。可惜，此人却偏偏不行王道行霸道，不行礼治行法治。那就请你以身试法。
是这样吗？
否。
没错，商鞅确实死于法治，也确实是作法自毙。比如举报别人，就是他鼓励的。好嘛！老百姓知情不报要腰斩，积极告发则视为奋勇杀敌，那么，有人听说你要谋反，该不该举报？呵呵，你不是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
或许有人会问：举报商鞅谋反，有证据吗？没有。他们的原话，叫“商君欲反”。什么叫“欲反”？想造反。哪里想？心里想。心里想，能证明吗？不能。需要证据吗？不要。因此，说白了就是莫须有，诬告。
或许又会有人问：诬告也能成立吗？能。因为商鞅在鼓励邻里之间相互告发的时候，就没说要有证据，更没规定诬告者要负法律责任。总之，奖励举报的政策是有的，制裁诬告的法律则是没有的。不难猜测，在商鞅的治下，被人诬告和屈打成招的，一定不会绝无仅有。
只不过，现在轮到他自己。
实际上商鞅被诬告后，也清楚自己浑身是嘴说不清，只好逃亡。但他跑到秦国边境，却住不进旅店。店老板说，商君有规定，所有的客人住店，都要出示路条、护照或者身份证。如果没有，就不能收留。如果违法收留，而客人碰巧又是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那么，这人将来判什么罪、受什么罚，旅店老板也判什么罪、受什么罚，这就叫“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简称“连坐”。店老板并不知道来人就是商鞅，商鞅自然也不敢出示什么证件，于是便长叹一声说：真没想到，我变法立法的弊病竟到了这个份上！[14]
走投无路的商鞅只好当真造反。他先是逃往魏国，却被魏人送回秦境；又逃往商邑，却被惠王派兵剿灭。作为反贼，他被秦军杀死在基地，又被拉回国当众车裂。
这一下，商鞅的叛国罪坐实了。
其实，商鞅原本还有另一条出路，那就是在开庭审判时为自己辩护。当然这很难。面对“欲反”的罪名，要想自证清白，几乎没有可能。
然而就连这最后一线希望，都不存在。因为秦国的法律里没有辩护权这一条。请大家想想，商鞅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余人时，这些人都经过了公开审判，由法庭核实了证据，请律师进行了辩护吗？没有。
显然，商鞅虽是作法自毙，酿成悲剧的根本原因却不是法治有问题，而是秦法有问题。什么问题？只有维护君王统治的手段，没有保护人民权利的条款。原因，则因为商鞅之法是王法，商鞅之道是霸道。王法，就不会有公民权利的意识；霸道，就不会有疑罪从无的思想。
因此，不要以为改革就好，还得看为谁改，改什么，怎么改。同样，也不要以为立法就好，还得看为谁立，立什么，怎么立。不弄清楚这些根本问题，仅仅只说铁面无私执法如山，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15]
可惜这些都只能留待将来。
事实上，就连商鞅式的变法，也很快就不再能满足国王和枭雄们的需要。比起严刑峻法来，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阴谋诡计，是损人利己和巧取豪夺。
于是，商鞅被杀五年后，张仪入秦，苏秦则担任了六国纵约长。以此为标志，士阶层的各色人等纷纷登场，兴风作浪，出将入相，搅得周天寒彻。
合纵连横开始了。
[13]车裂有分裂死尸和分裂活人两种，商鞅是在死后车裂，即五马分尸。
[14]关于连坐的解释，请参看王伯祥《史记选》。
[15]关于对商鞅变法及其立法和执法的评价，请参看易中天《帝国的终结》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那里面有更详尽的论述。

第六章 合纵连横 赌棍苏秦
苏秦临死前，押了最后一宝。[1]
纵横家苏秦是在齐国被暗杀的。作为利用国际关系大发横财的政客，他招来的羡慕嫉妒恨恐怕不少，因此完全无法猜出刺客是谁所派，全国性的大搜捕也一无所获。苏秦伤势严重，眼看不久于人世，破案却遥遥无期。
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遗体放在赌桌上。
弥留之际，苏秦对齐王说，臣死以后，请王上将臣五马分尸，同时公开宣布臣是燕国间谍，死有余辜，凶手必定现身。齐王照办，罪犯果然自投罗网。
苏秦此计，堪称豪赌。
的确，苏秦是战国最大的赌棍。他不赌钱，甚至也不赌命，赌国。此人是把战国七雄的国家命运，跟自己的身家性命绑在一起下注的。这一赌，风云为之变色，天地为之翻覆。直到苏秦去世后近一个世纪，他策划的合纵连横也仍是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什么是合纵连横？
合纵，就是燕、齐、赵、魏、韩、楚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西方的强秦。由于六国都在太行山以东，所以叫“山东六国”；他们的联合战线或统一战线从北到南纵向合成，所以叫“合纵”。六国与秦相比，土地大五倍，兵力多十倍。如果坚持合纵，秦的野心就无法实现，国际和平也就有了保障。
这当然是很好的主意。
问题是，苏秦想出这办法，并不是为了六国的利益，也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更不是为了天下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富贵荣华，出人头地，才真正是他要的。
为此，苏秦不辞辛苦，奔走于六国之间，先后说服了燕文侯、赵肃侯、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而且约定了合纵的具体方案。比如秦攻楚，则齐和魏出兵相救，韩断秦的粮道，赵和燕声援；秦攻齐，则楚攻秦军后路，韩守关隘，魏阻秦道，燕出救兵，赵做声援。如此等等。
方案既定，共识达成。于是苏秦佩六国相印，担任纵约长，相当于六国会议的秘书长。
苏秦合纵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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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据《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集》苏秦合纵游说六国顺序：燕赵韩魏齐楚。
可惜他这个联合战线或统一战线非常脆弱。六国不但各怀鬼胎，而且互不信任，能凑在一起不过因为有强秦的威胁。一旦警报解除，他们就会如鸟兽散，甚至会打起来，根本不管什么盟约不盟约。到那时，苏秦靠什么吃饭？
因此，苏秦既要鼓吹合纵，又要破坏合纵。只有合纵被破坏，六国因分散孤立而被痛打，才有可能重新睡到一张床上来，尽管依然还是同床异梦。
破坏合纵的办法是连横。
连横，就是秦与六国一家一家地单独结盟，从西向东连成六条横线。这是有利于秦而不利于六国的方案，显然不能由苏秦来做，得另外找人。这人必须可靠，还得跟自己一样诡计多端，厚颜无耻，唯利是图，没有道德的底线和顾虑。
苏秦想到了张仪。
张仪和苏秦是同学，曾经一起拜在鬼谷先生门下学习权术与权谋，才艺比苏秦还好，苏秦也自愧不如。但是苏秦出道早，张仪则运气不佳，甚至曾被疑为窃贼而遭到毒打，此刻正穷愁潦倒，走投无路。利用这样一个人来共同做局大赌一把，是可以放心的。
但，请将不如激将。于是苏秦偷偷派了一个人去“点拨”张仪：你的老同学在赵王那里正得势，为什么不去找他走走路子，想想办法？
张仪觉得有理，兴冲冲来到赵国，谁知却碰了一鼻子灰。苏秦不但没有盛情款待，反倒让他受尽羞辱。在冷落了张仪好几天后，苏秦大模大样傲慢无礼地接见了他，让他坐在堂下，赏赐了一点奴仆吃的残羹剩菜，又冷嘲热讽地把他奚落了一番，然后要他去自谋生路。
像乞丐一样被打发的张仪悲愤满腔。他抱着志在必得的决心前往秦国，那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地方。
张仪的运气似乎很好，他在途中遇到了一位古道热肠的大富豪。由于此人的赞助，张仪不但见到了秦惠王，而且成为秦国的客卿。直到这时，此人才告诉张仪，他是苏秦派来的。钱财、车马、礼品，也是苏秦赞助的。目的，就是要跟张仪联手，玩轮盘赌。
这当然有风险。万一张仪不解奥秘，不听招呼，或者穿帮露馅，岂非满盘皆输？
然而苏秦又赌赢了。后来成为秦相的张仪，果然对苏秦的想法心领神会，并配合默契。他甚至在苏秦立足未稳合纵未成时按兵不动，看准了时机才出手。从此，苏秦成为合纵的领袖，张仪充当连横的代表。那些利欲熏心的国王则被玩弄于股掌之间，到死都不知道上当受骗。
[1]本节与下节所述史实，请参看《史记》之《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

第六章 合纵连横 骗子张仪
苏秦敢赌，张仪会骗。
所以，苏秦设赌局，张仪设骗局。
张仪所设之最大骗局，在公元前313年。这时，虽然苏秦已经去世，合纵却仍然是秦国的心头之患。于是张仪出使楚国，实施对合纵的破坏。
要破坏其实很容易。因为六国的合纵，原本是各自的利益所使然。利，可以让他们合，就可以让他们散。张仪的办法是向楚怀王许诺，只要与齐国绝交，他便请求秦王割让土地六百里，作为答谢。
这话一听就不靠谱，楚怀王却喜出望外，觉得占了天大的便宜。有人提醒他慎重考虑，他却得意洋洋地说，闭上你的嘴巴，等着看寡人拿地！
然而张仪一回国，便称病不朝闭门谢客。楚国的使节苦苦等了三个月，却半点动静都没有。楚怀王又自作聪明，认为是秦国还不相信自己的诚意，便派人北上辱骂齐宣王。宣王无故受辱，勃然大怒，立即与楚绝交，与秦连横。消息传来，张仪的“伤病”也马上就痊愈了。
张仪对楚使说：臣有采邑六里，愿奉献给大王。
楚使说，下臣谨奉敝王上之命，前来接受贵国割让的土地六百里，没听说是六里。
张仪答，臣也没听说是六百里。
楚怀王这才发现是上当受骗了。怒不可遏的怀王再次不听劝阻出兵伐秦，结果被秦齐联军打得落花流水，只好割让两座城邑与秦国议和。
这才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不过，秦国这时最感兴趣的，是楚国的黔中，因此提出用武关之外的土地来交换。楚怀王说，我不要地，只要张仪。贵国要黔中，拿张仪来换。
秦惠王很为难。
张仪说，既然楚王一定要臣，臣去楚国就是。
惠王说，楚王对先生恨之入骨，先生此去怕是危险。
张仪说，秦强楚弱，众所周知。臣奉秦命使楚，那楚王怎敢加害于臣？就算他一定要把臣杀了，能以一人之命而换得黔中，也正是臣下最大的愿望。
于是张仪呵呵一笑，满不在乎地去了楚国。这一回接待他的，就不是上次的豪华宾馆，而是监狱。
张仪还是不在乎，因为反正有人救他。
救张仪的，是楚国大夫靳尚。这是张仪早就安排在楚国的线人。办法，则是通过怀王的宠妃郑袖做工作。
靳尚对郑袖说，你快要失宠了，知道吗？
郑袖问：为什么？
靳尚说，因为秦王要用很多美女来换回张仪。
于是郑袖天天在怀王那里哭哭啼啼：人臣各为其主而已，张仪有什么罪？我们该给的地还没给，人家就把人送来了，对大王还不够尊重吗？张仪一死，秦王必怒，请让臣妾母子避难江南，以免成为秦军砧板上的鱼肉。
结果是，张仪从监狱搬回了宾馆。
看来，张仪能骗，也敢赌。
搬回宾馆的张仪说服了楚怀王连横，然后又出使山东各国，先后搞掂韩襄王、齐宣王、赵武灵王、燕昭王，这时秦惠王却去世了。接班的秦武王原本就讨厌张仪，朝中大臣更群起而攻之。五国见张仪失宠，又纷纷由连横变成合纵。张仪不但功亏一篑，还生死未卜。
这一回，张仪只能自救。
张仪对秦武王说，齐王最痛恨的人就是臣。臣在哪个国家，齐就要攻打哪个国家。因此臣请求去魏国。
秦武王就把张仪送到魏国，齐军也果然伐魏。张仪却派自己的家臣冒充楚人出使齐国，对齐王说：王上不是痛恨张仪吗？为什么要这样保护他呢？
齐王莫名其妙：寡人怎么保护张仪了？
冒充楚使的张仪家臣说，因为张仪到魏国，是去做诱饵的。贵国与魏国鹬蚌相争，秦国就能渔翁得利啊！
结果齐王撤军。
张仪逃过一劫，楚国却万劫不复。张仪死后十年，楚怀王被秦昭襄王骗到武关，又被劫持到咸阳，最后客死在秦国。楚怀王死后七十三年，秦灭楚。
事后有人问孟子：张仪可以算是大丈夫吧？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息。孟子说，这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居于仁，立于礼，行于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才叫大丈夫！[2]
没错，张仪确实不能叫大丈夫，只能叫大骗子。
但，张仪是骗子，并不等于别人也是；张仪不是大丈夫，也不等于别人就不是。
比如冯驩（读如欢）。[3]
[2]请参看《孟子·滕文公下》。
[3]冯驩的驩，是欢的异体字。《战国策》作冯谖（读如宣）。

第六章 合纵连横 食客冯驩
冯驩是穿着一双草鞋去见孟尝君的。[4]
孟尝君名田文，是战国四公子之首，其余三位是赵国平原君赵胜，楚国春申君黄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四公子的共同爱好，是把社会上闲散的士人，包括各国的逃犯都包养起来，叫养士。开养士风气之先的就是孟尝君，被养的士人则叫食客，冯驩就是其中之一。
冯驩来时，孟尝君照例亲自接待。
孟尝君问：先生远道而来，有什么要教导田文的吗？
意思很清楚，是问冯驩有什么本事。
冯驩却回答：君上好客，在下又穷，因此前来投靠。
这意思也很清楚：本人什么能耐都没有，就是来混饭吃的。于是孟尝君安排他住在传舍（下等宿舍）。
十天后，孟尝君向管事的问冯驩的状况。
管事的回答说，冯先生确实太穷了，穷得只剩下一柄剑。每天，他都弹着那剑唱：长铗（读如夹，剑或剑把）归来乎，食无鱼！孟尝君就让冯驩搬到幸舍（中等宿舍），有鱼吃。冯驩还是不满意，又弹着那剑唱：长铗归来乎，出无舆！孟尝君又让他住代舍（上等宿舍），出入有车。谁知冯驩并不领情，又弹着那剑唱：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
这就未免有些过分，所以孟尝君心里很不高兴。不过，不高兴归不高兴，对冯驩还是款待如故。
冯驩却继续让孟尝君不高兴。
一年后，孟尝君因为财政困难，需要有人到封地薛邑去处理债务。薛邑的人大多很穷，这事并不好做。下等宿舍管事的就说，住在上等宿舍的那位冯先生，样子看上去能言善辩，年纪又比较大，派他去很合适。
孟尝君便把冯驩请来，问他能不能走一趟。
冯驩说：诺。
可是冯驩到了薛邑，却把收上来的十万利息拿去买酒买肉请欠债的人吃饭，还自作主张免除了部分人的债务。
孟尝君闻讯，把冯驩召回，追问有无此事。
冯驩说，有。如果不摆宴席，他们就来不齐，臣也就不可能掌握他们的经济状况。至于哪些人的债券应该一把火烧掉，臣是核对过的。有还贷能力的，臣已约定了时间。
孟尝君说，田文由于自不量力，门下食客三千，结果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这才请先生去收债，以应急需。先生这样做，田文的钱还收得回来吗？
冯驩说：还不起钱的，再给他十年也还不起，反倒要欠更多的利息。他们最后的选择，只能是逃亡。那样，君上的钱还是收不回来，却要背逼债的恶名。大家都没好处的事情，为什么要做？现在，我们烧掉的只是永远都收不回的虚账，换来的却是君上仁厚爱民的美誉，不好吗？再说了，臣下临行前，君上吩咐买些家里缺的东西回来。君上家财万贯，富可敌国，缺的不就是义吗？
孟尝君很无语。
事实证明，冯驩是对的。没过多久，孟尝君因为名气大，能力强，功高盖主，被齐王罢免。免去了国相职务的孟尝君只好离开国都，回到自己的封地薛邑。但是，当他走到离薛邑还有一百里地的时候，薛邑的民众已经扶老携幼，恭候在路旁了。孟尝君感慨万分。他对冯驩说：先生为田文买的义，田文现在看见了。
冯驩却说，狡兔有三窟，也只能做到免死。请让臣为君上再筑两窟。于是他向孟尝君要了车子和经费，先跑到秦国对秦王说：现在天下最强的，是秦和齐。秦国强，齐国就弱；齐国强，秦国就弱。这叫雄雌之国不两立，岂能并存？
秦王一听，马上坐直了身子：那该怎样？
冯驩回答：把孟尝君请来就行。齐国重于天下，全在孟尝君。现在他被罢免，肯定心怀怨恨。他对齐国的情况又了如指掌。如果把他请来，齐国不就是王上的吗？不过这事时不我待。一旦齐王醒悟，为之晚矣。
秦王听冯驩说得在理，就派出十辆车子带一大笔钱去请孟尝君。冯驩又抢先一步回到齐国对齐王说：臣下听说秦王要重金礼聘孟尝君了！齐与秦，一方强，另一方就弱。王上何不趁秦使未到之时，赶快把孟尝君稳住？
齐王听了，立即下令恢复孟尝君的相位，还同意在他的封邑建立先王的宗庙。宗庙所在地，谁也不敢侵犯。民众拥护，官复原职，宗庙在薛，孟尝君三窟齐全。
如此冯驩，难道只是食客？
也是生意人啊！
[4]本节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和《战国策·齐策四》。两书所载多有不同，本书取材以《史记》为主，参考《战国策》。

第六章 合纵连横 商人吕不韦
生意做得最大的，是吕不韦。[5]
吕不韦很有商业天赋，他其实是用商业头脑来玩政治的。“奇货可居”这个成语，就是他的发明。
那么，谁是吕不韦眼中的奇货？
秦国的公孙异人。
异人是秦昭襄王的孙子，安国君的儿子。他在自己二十多个兄弟中，排行不前不后，还是庶出，生母也不招父亲待见，因此被打发到赵国做人质。这样的人，明明是没人稀罕的滞销品，怎么会是潜力股呢？
吕不韦却慧眼独具。在他看来，奇货可居这四个字，关键在可居。不可居，再值钱也没意义。异人如果是太子，或嫡子，或长子，或生母得宠，固然价值连城前途无量，却炙手可热高不可攀。相反，正因为他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发配在赵国闲着也是闲着，吕不韦才有了进货的可能。
于是吕不韦问他老爹：种田的利润有多少？
老爹说：十倍。
吕不韦又问：珠宝生意呢？
老爹说：百倍。
吕不韦再问：扶植一个国王呢？
老爹说：无法估算。
如此巨额利润，当然值得干他一票。
问题是，把呆账变成奇货，可能吗？
可能。
前面说过，异人是安国君的儿子。此时的安国君，已被立为太子，迟早成为秦王。但安国君的二十多个儿子当中，没有一个是嫡长子。换一个角度来看，即安国君的任何儿子，都可能立为太子。
吕不韦打的就是这个算盘。换句话说，如果他能让异人成为安国君的接班人，就等于扶植了未来的秦王。这可是一本万利的期货生意。
关键在于，立嫡立储，谁说了算？
从法理上讲，当然是安国君自己。但能够左右安国君的，却是华阳夫人。华阳本是安国君的宠姬，此刻又被立为夫人，安国君对她宠爱有加，言听计从。因此，只要她一句话，异人立马就能咸鱼翻身，身价百倍。
那么，怎样才能让华阳夫人想起并接受异人呢？
算账。
这笔账其实很好算，因为华阳夫人自己没儿子。也就是说，安国君百年之后，接班做秦王的，反正只能是别人的儿子。不过，如果这位公子被自己认领，华阳夫人不就等于有儿子了吗？在“自己的儿子”和“别人的儿子”之间选储君，夫人还用得着犹豫吗？
但，既然是领养，华阳又为什么一定要选异人？因为吕不韦让她明白，只有异人，只有那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异人，才可能像孝顺亲娘一样孝顺她。孝顺也不是有德，是因为有利。没有华阳，异人无法上位；有了异人，华阳后顾无忧。一方需要靠山，另一方需要保险，互利双赢，生意成交。安国君也与华阳夫人盟誓，决定立异人为嫡。
赵国却不肯放人。
吕不韦只好又去帮赵国算账。吕不韦说，秦国如果定要屠赵，是不会在乎一两个公子的。这时，你们把异人扣在手里，等于拿了张空头支票，甚至是烫手的山芋。相反，如果现在高抬贵手，异人将来当然会以德报德，你们也等于拿了有价证券。有价证券和空头支票，要哪个？
赵王立即礼送异人回国。
终于回到秦国的落难公子异人，被吕不韦这个称职的中介包装上市。他甚至安排异人穿着楚国的服装去见华阳夫人，结果华阳喜出望外，高兴地对异人说：为娘我就是楚人。儿啊，以后你就叫“楚”吧！
从此，异人更名为楚。
公子楚的运气很好。公元前251年，昭襄王去世，安国君继位，是为孝文王。孝文王仅仅在位一年，就告别人世，子楚顺利接班，是为庄襄王。
吕不韦的运气更好。三年后，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庄襄王也撒手而去，继位的是王后赵姬的儿子。赵姬原本是吕不韦的女人，被异人看中要去，后来成为庄襄王后。但赵姬从吕不韦屋里转手到异人床上时，据说已有身孕。因此也有人说她的这个儿子，其实是吕不韦的。
这事恐怕只能存疑。但可以肯定，赵姬这儿子继位时还是少年，秦国的大权便落到了吕不韦的手里。吕不韦本已封侯拜相，此刻又尊为相国，号称仲父，权倾朝野，名重一时。他甚至仿效孟尝、平原、信陵、春申这“战国四大公子”的做法，大养其士，并让这些士人为他编写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号称《吕氏春秋》。
吕不韦成功了吧？
当然。他早期的投资，已经获得巨额回报，而且名利双收。据说，《吕氏春秋》完成后，吕不韦曾经下令将书稿和奖金一并悬挂在秦都咸阳的城门之上，扬言只要有人能增删改动一个字，就奖赏千金。
为中华文化贡献了“奇货可居”和“一字千金”两个成语的吕不韦，这时达到了他事业的巅峰。这个巅峰是不可企及的。此后，尽管仍然会有商人参与政治，或借助政治从事商业，却没有任何人超越吕不韦。
与此同时，吕不韦自己也从风光无限迅速坠入万丈深渊。新秦王即位后十年，吕不韦被免去相国职务。又过了两年，他被迫在自己的封地服毒自杀。
他真是白赚了那么多钱。
把吕不韦逼到绝境的，就是赵姬的儿子，那个生父可能是庄襄王异人，也可能是文信侯吕不韦的男孩子。这个男孩的名字叫嬴政，是秦王国最后一任国王，也是秦帝国第一任皇帝。正是他，终结了战国，也终结了先秦，并开始了新的时代──帝国和王朝的时代。
没错，他就是秦始皇。
但，这将是另一个故事。
[5]本节事见《史记·吕不韦列传》和《战国策·秦策五》。

第六章 合纵连横 这是什么时代
赌棍、骗子、食客、商人，各色人等次第亮相，粉墨登场，演绎出五光十色轰轰烈烈的悲剧和喜剧。参与演出的人，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自荐的毛遂，刺秦的荆轲，救赵的信陵君，都为读者耳熟能详。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战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赌徒的时代。
没错，时代跟人一样，也是有个性的。因此，如果把春秋和战国比作人，那么，春秋是贵族，战国是平民；春秋是君子，战国是小人；春秋是英雄，战国是赌棍。只不过，战国的赌棍往往也有血气和血性，甚至同时也是豪侠。豪侠之赌，即为豪赌。那一份豪情和侠义，依然令人神往，让人心仪。
比如冯驩。
冯驩当然不好说是赌徒，却也是个敢押宝的。他为孟尝君收买人心，就是做期货，也是赌。实际上他的延长贷期和焚烧债券，并未得到孟尝君的授权。而且，如果后来孟尝君没被免职，这笔投资也体现不出回报。因此，当冯驩豪情万丈大烧其薛邑债券时，他不是在赌吗？
但，冯驩又是仗义的。
孟尝君罢相后，他门下那三千食客都如鸟兽散，跑得一干二净，留下的只有一个冯驩，帮助他东山再起的也只有冯驩。因此，复位后的孟尝君便对冯驩说：那帮小人要是还敢回来，我一定把口水吐到他们脸上。
冯驩立即俯身下拜。
孟尝君大惊失色：先生难道要替那些家伙谢罪吗？
冯驩说，不！臣是要替君上的不当言论谢罪。君上应该知道，有生有死，是天之常道；嫌贫爱富，是人之常情。那些赶集逛商场的，早上蜂拥而入，晚上不屑一顾，难道因为喜欢早晨厌恶夜晚？不，是因为他们要的东西到晚上就没有了。因此，请不要责怪那些人的离去。[6]
这可能是冯驩所做最仗义的一件事，然而他讲的道理却是利，他对孟尝君的忠诚也表现为利。这就跟春秋大不相同。春秋开口闭口是礼，战国开口闭口是利。这一点，只要比较《国语》和《战国策》，就一目了然。[7]
战国的时代特征也昭然若揭，那就是唯利是图。
对此，苏秦应该深有体会。当初，他外出谋生一无所获回到家乡时，所有人都看不起他，父母亲甚至连话都不跟他说。后来，他佩六国相印衣锦还乡，家里人都不敢抬头看他，嫂子更是像仆妇一样伺候他吃饭。苏秦笑着问嫂子：你们前倨后恭，是什么原因？嫂子匍匐上前，把脸贴在地面上说：因为您现在又有权势又有钱啊！
这真是赤裸裸的势利。难怪苏秦会感叹说：一个人如果贫穷，父母都不拿他当儿子；如果富贵，亲戚都会来拍马屁。人生在世，难道可以不在乎金钱地位吗？[8]
切肤之痛，经验之谈呀！
的确，战国是一个“真小人”的时代。在这二百多年中，社会也为各色人等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比如虞卿，原本是个连真名实姓都无人知晓的穷光蛋。但他穿着草鞋扛着雨伞去游说赵孝成王，一见即获赏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即拜为上卿，可谓青云直上一步登天。如此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对士人岂能没有诱惑？[9]
何况门槛极低，只要一张嘴；成本也极低，只要一席话。所以，张仪当年被人疑为窃贼遭到毒打，回家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婆，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
老婆笑着说：舌头倒是还在。
张仪便说：足矣！[10]
甚至没有三寸不烂之舌也不要紧。比如孟尝君的食客中，就什么人都有。结果，会学狗叫的帮他窃得狐白裘，买通了秦王宠姬；会学鸡叫的帮他哄开函谷关，顺利地逃出秦国。鸡鸣狗盗，不也能换来富贵荣华？[11]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个人，如果原本一无所有，只要敢作敢为就可能大富大贵，谁不想赌他一把？能像冯驩那样仗义，便是意外之喜。能像吕不韦那样通过利人来利己，则要算聪明。吕不韦在邯郸拜见异人时，话就说得非常清楚直白：在下当然要光大自己的门楣，但在下的门楣却要靠公子的门楣才能光大，所以我们必须合作。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412a07.jpg"/>
战国，是趋利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是没什么道德感可言的。苏秦甚至公开对燕易王说，臣下我不讲诚信，正是王上您的福分。那些讲诚信的都死守道德，谁会为王上的利益而奔走呢？
苏秦这样说，还真不是强词夺理，反倒应该看作透彻通晓。事实上战国的王侯，不少就是赌棍出身，他们在国际关系中的作为，都难免赌徒心态，正所谓“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这其实是时代所使然。[12]
于是上流社会，弃仁义而重权谋；诸侯各国，废礼让而重战争。结果，应运而生的是谋臣策士，平步青云的是地痞流氓。因为战国就是这样：只讲功利不讲道义，只要目的不择手段，成者王侯败者寇，谁有权势谁就是大爷。
战国，是无德的时代。
没错，如果说春秋还只是礼乐崩坏，那么战国便已是道德沦丧。这对于华夏文明，无疑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因为华夏文明的制度支持，是井田、宗法、封建、礼乐；全民共识，则是以德治国，以礼维序，以乐致和。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就体现在这一整套系统中。
然而这一整套系统，都在战国分崩离析，而且也不可能不崩溃。是啊，楚是南蛮，秦是西戎，燕是北狄，田齐和赵、魏、韩是盗篡，哪一个是姬周嫡传、纯种王族？
何况就算华夏正宗，也无法抗拒三大变革：第一，土地国有，按户籍授予小农并征收赋税；第二，诸侯兼并，国土和子民不再分封；第三，中央集权，卿大夫和地方官由国王任命。也就是说，井田制废，授田制立；封建制废，郡县制立；世卿制废，官僚制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切都变了。社会生活、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岂能不变？[13]
基础动摇，支柱倒塌，中国向何处去？
[6]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7]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亦称：“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
[8]事见《史记·苏秦列传》、《战国策·秦策一》。
[9]事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10]事见《史记·张仪列传》。
[11]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12]请参看刘向《战国策序》。
[13]请参看沈长云、杨善群《战国史与战国文明》。

第六章 合纵连横 谁来回答中国
能回答历史之问的，是士，也只有士。
士，是战国舞台的主角，正如之前的时代主人，西周是王，东周是侯，春秋中后期是大夫。于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风流人物，前有武王、周公，中有齐桓、晋文，后有子产、赵鞅，他们是那些时代的代表。
战国的历史，却是由士来谱写的。
什么是士？
士在春秋，是最低一等的贵族。前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在秦汉和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的平民。后三级，是农、工、商。
那么，战国的士，是什么？
精神贵族。
所谓精神贵族，就是仅仅在精神上或精神领域是贵族。根本原因，是士没有不动产，也没有统治权。没有物质，便只有精神。成为精神贵族，是迟早的事。
不过既然是贵族，就该有贵族的权利和义务，也要有标识，比如体现参政权的缁冠，体现参军权的皮冠，体现祭祀权的爵冠（爵读如雀）等等。这是权利的象征，也是身份的认同。因此，子路宁愿去死，也不肯免冠。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4129A3.jpg"/>
这就是贵族精神了。
有贵族精神，就有君子风度。所以，春秋虽然礼坏乐崩，却还不至于道德沦丧。
然而进入战国，士的权利和义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柄剑。这是他们在举行冠礼时获得的，也是贵族的身份认同和象征。所以，司马迁在记录秦始皇的成年礼时，特地写了“带剑”二字。同样，冯驩和韩信尽管一文不名，却剑不离身。剑，是贵族之器，君子之器，王者之器。大侠多半用剑，道理也在这里。[14]
剑，意味着身份，也意味着教养。一般地说，士都能接受比较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教育条件不一定最好，学习积极性却可能最高。因为他们有身份无地位，有义务无职务，有事业无产业。唯一的出路，是为更高级的贵族服务，换取俸禄或食田（可以分得粮食和赋税的田地）。
这就非有本事不可。
因此，士人的第一要务是“修身”。身修好了，就可以出来工作。其中，帮助大夫打理采邑，叫“齐家”；协助诸侯治理邦国，叫“治国”；辅助天子安定四海，叫“平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合起来就叫修、齐、治、平。
但，无论齐家还是治国，士人都是帮佣，诸侯和大夫则是老板。不过，春秋的老板和帮佣是有血缘关系的，士人也一般都有世袭职务和固定工作，或像管仲时代的齐国那样由国家包养。战国之士，则必须自己找工作。他们与诸侯和大夫，是雇佣关系。既然如此，士们是去帮忙，还是帮凶、帮腔、帮闲，便由不得自己，或不能完全由自己。
相反，为了保证有口饭吃，甚至能够飞黄腾达，他们很可能放弃原则而投其所好，不顾长远而只顾眼前。战国之人急功近利，社会风气急剧败坏，这是重要原因之一。[15]
好在事情还有另一面。
另一面就是士在国际事务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那些重量级士人，服务某国该国就兴旺发达，离开某国该国就内外交困，正所谓“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 简直就是核武器。[16]
这就迫使各国的王侯和卿相，不得不卑躬屈节，礼贤下士，以至于普天之下，尊贤成风。他们甚至不惜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供养士人。齐国执政田成子每年的收入，大部分用于养士。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每天都跟主人吃同样的饭菜，不敢稍有怠慢。权贵们对士人的谦恭，于斯为最。[17]
相反，士人却完全不必看权贵的脸色，甚至可以傲然视之。有一次，魏国士人田子方与太子击狭路相逢。太子连忙让车回避，自己下车行礼，田子方却昂然不答。他说：诸侯看不起人则失其国，大夫看不起人则失其家。我们士人，如果主张不被接受，言论不被采纳，换个国家就是。抛弃不识好歹的权贵，就像扔掉一只草鞋，有什么了不起！
魏太子击听了，也只能唯唯诺诺。[18]
毫无疑问，王侯卿相们的这种态度，是被残酷的国际竞争和权力斗争逼出来的，却在无意中解放了精神文明的生产力。我们知道，知识阶层最希望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一是衣食无忧，二是言论自由。有此两条，思想的源泉就会充分涌流，文明的成果就会遍地开花。
战国，就做到了这两点。
事实上，战国的知识阶层虽然不少被国君或大夫供着养着，却其实不必承担责任，也不受任何制约。他们想著书立说就著书立说，想高谈阔论就高谈阔论，想出谋划策就出谋划策，想坐而论道就坐而论道，甚至想拂袖而去就一走了之。没人失去自由，也没人因言获罪。
不被供养的，更如此。
于是战国二百年，就成了充满矛盾的时代：民众水深火热，士人备受尊崇；社会动荡不安，学术空前繁荣；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中华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动乱年代，变成了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
当然，这个时代要从春秋晚期的孔子算起。
奇怪吗？不奇怪。事实上，正因为社会剧变，天下大乱，道德沦丧，共识阙如，中国向何处去才成了问题。同样，正因为一个跨国界、超宗族的精英阶层勃然兴起，又没有一统天下的强权能够钳制舆论，问题的回答才有了可能。
于是，儒家代表着文士，墨家代表着武士，道家代表着隐士，法家代表着谋士，纷纷亮出自己的主张，力图影响历史的进程。这是当时最自由也最活跃的力量。因为自由，所以是百家；因为活跃，所以要争鸣。
世纪大辩论开始了。
那就看他们如何亮剑！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百家争鸣》
[14]请参看《史记·秦始皇本纪》。
[15]刘向的《战国策序》就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此说甚为有理。
[16]见王充《论衡·效力》。
[17]据说，田成子是“杀一牛，取一豆肉，余以食士；终岁，布帛取二制焉，余以衣士”。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孟尝君与三千食客吃同样的饭菜，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18]请参看《史记·魏世家》。

后记 这格子不好走
	本中华史第一卷《祖先》和第二卷《国家》在北京首发时，我跟媒体有一次对话。记者问：你用一己之力，在五到八年的时间内撰写三十六卷本中华史，不难吗？
	我答：难，当然难。
	记者又问：不累吗？
	我答：累，当然累。
	记者再问：有办法吗？
	我答：有，当然有。
	我的办法，是临睡前读侦探小说。
	新星出版社的谢刚和褚盟听说，便把他们的“午夜文库”陆续寄来，结果让我在无意中又学了一招。
	这一招是迪弗的，叫“走格子”。
	走格子是一种刑侦手段。具体方法，是在头脑中将犯罪现场画上若干格子，然后一格一格地收集证据。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漏掉任何线索，而且效率很高。这种高效率的手段，完全可以用于写作。《祖先》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夏娃、女娲、伏羲、炎帝、黄帝、尧舜禹，六格。《青春志》也是这样写出来的。刺客、情人、战士、人臣、使节、鬼神，也是六格。
	只不过，迪弗是“走格子”，我是“填格子”。
	但到第五卷，难了。
	最大的困难，是这段历史时间长，头绪多，人物关系复杂。从公元前722年春秋开始，到公元前221年战国结束，整整五百年。平均下来，一万多字之内就得说清百年。这当然并非做不到。但如果既要讲清楚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又要有血有肉有声有色，那就太难了。
	然而必须做到。
	在我看来，一部好的史书，史观是不能没有的，那是灵魂；史识是不能没有的，那是骨骼；史料是不能没有的，那是血肉；史感也是不能没有的，那是神采。没有神采就没有魅力，历史也就仍然是手术台上的木乃伊。
	那不是我要的东西。
	史感的获得当然要靠同理心，但同时还需要一项技术支持，这就是还原现场。还原现场才能身临其境，身临其境才能感同身受。这就决定了本书不能是剧情梗概，而应该声情并茂，栩栩如生。
	也就是说，只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问题是如何取舍。
	首先看是否不可或缺。比如齐桓称霸和商鞅变法，分别是春秋和战国的两件大事；田陈代齐和三家灭知，则是春秋与战国的分水岭。至于开春秋之篇的郑庄公，终战国之世的吕不韦，也不便缺席。由此及彼，宋襄、晋文、秦穆、楚庄、阖闾、夫差、勾践、子产、三桓、苏秦、张仪等等，都非说不可。再加上其他相关人物和事件，已是满满当当，济济一堂。剩下的，便只好割爱。
	割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秦王嬴政，还可以留待将来；也好在申包胥哭秦、信陵君救赵、蔺相如会渑池等等，读者已多有耳闻，不妨舍去。至于同为食客，为什么选冯驩而非毛遂，则因为冯驩更具有代表性，故事也更有看点。因此，尽管后者为我们贡献了“毛遂自荐”和“脱颖而出”两个成语，我仍然选择冯驩。
	代表性、典型性和故事性，这是第二条原则。
	第三是可读，尤其是要为读者排除阅读障碍。先秦毕竟古远，让读者记住那么多名字就不容易。办法之一，是尽可能让同一人物反复出现。实际上，只要文章做足，是可以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
	效果如何，请君检验。

本卷大事年表
<h3>
	上 春秋</h3>
	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郑庄公灭共叔段，春秋开始。
	公元前718年（鲁隐公五年），曲沃庄伯联合郑、邢伐翼，周桓王令虢公伐曲沃，立哀侯于翼。晋国事始见于《左传》。
	公元前709年（鲁桓公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韩氏始祖韩万驾驭戎车。
	公元前706年（鲁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随。
	公元前705年（鲁桓公七年），曲沃武公诱杀晋君小子侯，次年春灭翼，周桓王另立哀侯庄弟于晋（今山西省太原市）。
	公元前701年（鲁桓公十一年），郑庄公卒。
	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十八年），鲁桓公被杀。
	公元前685年（鲁庄公九年），齐桓公立。
	公元前679年（鲁庄公十五年），齐桓公始霸。
	公元前678年（鲁庄公十六年），王令曲沃武公以一军为晋侯。
	公元前676年（鲁庄公十八年），晋献公即位。
	公元前672年（鲁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完奔齐，是为田陈氏始祖。
	公元前669年（鲁庄公二十五年），晋献公尽杀桓叔、庄伯之后。
	公元前662年（鲁庄公三十二年），鲁庆父杀公子般，立公子启，是为鲁闵公。
	公元前660年（鲁闵公二年），鲁庆父杀闵公，季友立公子申，是为鲁僖公。晋献公命太子申生伐狄。
	公元前657年（鲁僖公三年），楚成王伐郑。
	公元前656年（鲁僖公四年），齐楚召陵之盟。骊姬逼死晋太子申生。
	公元前651年（鲁僖公九年），葵丘之会，齐桓公称霸；晋献公去世，晋惠公即位，宋襄公即位。
	公元前643年（鲁僖公十七年），齐桓公去世。
	公元前639年（鲁僖公二十一年），宋襄公被楚军俘虏，图霸失败。
	公元前638年（鲁僖公二十二年），楚宋泓之战，宋襄公战败受伤。
	公元前637年（鲁僖公二十三年），宋襄公去世，晋惠公去世，晋怀公即位。
	公元前636年（鲁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送晋文公回国即位，杀晋怀公。宋成公到楚国朝见楚成王。王子带叛乱，东周京城被狄人攻破，周襄王避难郑国。
	公元前635年（鲁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出兵勤王，杀王子带，送周襄王复国。
	公元前634年（鲁僖公二十六年），宋国“叛楚即晋”。
	公元前633年（鲁僖公二十七年），楚成王联合陈、蔡、郑、许四国军队围宋。
	公元前632年（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晋文践土之盟，晋文公称霸。
	公元前630年（鲁僖公三十年），晋文公联合秦国伐郑，叔詹和烛之武救郑，秦撤军，秦晋开始有裂痕。
	公元前628年（鲁僖公三十二年），晋文公去世。
	公元前627年（鲁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欲袭郑，弦高救之。秦军灭滑。晋军联合姜戎击秦，虏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葬晋文公。
	公元前626年（鲁文公元年），楚商臣弑其君父成王，自立为君，是为楚穆王。
	公元前625年（鲁文公二年），秦晋彭衙之战，秦败。
	公元前624年（鲁文公三年），秦穆公伐晋，胜。
	公元前623年（鲁文公四年），秦穆公征服西戎，遂霸西戎。
	公元前621年（鲁文公六年），秦穆公去世，秦康公即位。晋襄公去世，晋灵公即位。
	公元前613年（鲁文公十四年），楚庄王立。
	公元前607年（鲁宣公二年），晋灵公被杀。
	公元前605年（鲁宣公四年），郑灵公被杀。
	公元前599年（鲁宣公十年），陈灵公因夏姬故，被杀。
	公元前598年（鲁宣公十一年），楚庄王伐陈，掳夏姬。
	公元前597年（鲁宣公十二年），春，楚庄王伐郑，郑国投降。夏，晋楚邲之战。
	公元前595－前594年（鲁宣公十四至十五年），楚庄王围宋。宋死战后降。鲁、宋、郑、陈诸国皆从楚，楚霸业成。
	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初税亩。
	公元前590年（鲁成公元年），鲁国作丘甲。
	公元前584年（鲁成公七年），巫臣使吴，教吴以车战及外交，并联晋伐楚。吴国崛起，其国名始见于《春秋》，其君主始见于《左传》。
	公元前583年（鲁成公八年），晋灭赵氏，后复封赵武。
	公元前575年（鲁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
	公元前565年（鲁襄公八年），郑伐蔡。
	公元前562年（鲁襄公十一年），鲁国作三军，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公元前546年（鲁襄公二十七年），弭兵大会，晋楚争当盟主，楚人先歃血。
	公元前543年（鲁襄公三十年），郑国上卿授权子产执政。
	公元前541年（鲁昭公元年），楚国令尹子围弑君即位，是为楚灵王。
	公元前538年（鲁昭公四年），楚灵王称霸，郑子产作丘赋。
	公元前537年（鲁昭公五年），鲁舍中军，卑公室，公室再次为三桓瓜分。楚伐吴，越随楚，此为越人第一次出现在史册。
	公元前536年（鲁昭公六年），郑子产铸刑鼎。
	公元前534年（鲁昭公八年），楚灵王灭陈。
	公元前531年（鲁昭公十一年），楚灵王杀蔡灵公，灭蔡，杀蔡国太子祭祀社神。
	公元前529年（鲁昭公十三年），楚国内乱，灵王自杀，陈、蔡复国。晋昭公与齐、鲁、刘、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盟会于平丘。晋合诸侯止于此。
	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子产卒，孔子称其为“古之遗爱”。
	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二十五年），鲁昭公伐季孙氏，败，流亡国外。
	公元前516年（鲁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楚昭王立。
	公元前515年（鲁昭公二十七年），吴公子光杀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闾。
	公元前513年（鲁昭公二十九年），晋国铸刑鼎，孔子称“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公元前510年（鲁昭公三十二年），吴始用兵于越。
	公元前506年（鲁定公四年），吴王阖闾伐楚，五战五胜，入郢都，楚昭王逃亡，阖闾称霸。
	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鲁国阳虎政变。
	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范、中行攻赵，知、韩、魏救之。
	公元前496年（鲁定公十四年），吴越槜李之战。吴王阖闾受伤身亡，吴王夫差继位。越国国君名始见于《左传》。
	公元前494年（鲁哀公元年），吴越夫椒之战，吴王夫差差一点灭亡越国。
	公元前493年（鲁哀公二年），赵鞅大败救援范氏和中行氏的郑军，范氏和中行氏败局已定。
	公元前482年（鲁哀公十三年），越军攻入吴都。
	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田恒杀齐简公，立齐平公，田陈氏实际上代齐。
	公元前480年（鲁哀公十五年），子路战死。
	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去世。《春秋》止于此年。
	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十七年），楚惠王灭陈。
	公元前476年（鲁哀公十九年），《史记·六国年表》开始。
	公元前475年（鲁哀公二十年），越王勾践围吴。
	公元前473年（鲁哀公二十二年），吴王夫差自尽，吴亡，勾践称霸。
	公元前468年（鲁哀公二十七年），鲁哀公奔越，投靠勾践。《左传》止于此年。
	公元前458年（鲁悼公十年），赵、知、韩、魏四家尽分范氏和中行氏之地，知氏得地最多。
<h3>
	下 战国</h3>
	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灭知。
	公元前447年，楚惠王灭蔡。
	公元前445年，楚惠王灭杞。
	公元前440年，周考王封其弟于河南，称西周桓公。
	公元前431年，楚简王灭莒。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册封赵襄子侄孙赵籍、魏桓子之孙魏斯、韩康子之孙韩虔为诸侯，赵、魏、韩建国。《资治通鉴》开始。
	公元前391年，齐国大夫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食一城。
	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册封为诸侯。
	公元前379年，齐康公卒，姜齐彻底灭亡。齐威王立。
	公元前376年，晋靖公被废，晋亡。
	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
	公元前369年，魏惠王立。
	公元前367年，周威公少子争立，即位于巩，称东周惠公。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招贤，商鞅入秦，次年变法。
	公元前346年，卫自贬为侯，臣服于三晋。
	公元前341年，齐韩马陵之战，孙膑大败庞涓。
	公元前340年，商鞅大败魏公子卬。魏惠王悔不用商鞅。商鞅受封为商君。
	公元前338年，秦惠王杀商鞅。
	公元前336年，孟子见魏惠王。
	公元前334年，越王无彊伐楚兵败身亡，越国臣服于楚。
	公元前333年，张仪入秦，苏秦任纵约长，合纵连横开始。
	公元前332年，秦联合齐、魏伐赵，纵约解除。
	公元前328年，张仪相秦。
	公元前325年，秦惠王称王。
	公元前321年，齐郭靖君田婴卒，子田文继位为孟尝君，开养士风气之先。
	公元前320年，卫更贬号为君。
	公元前318年，宋称王。
	公元前316年，苏秦卒。
	公元前314年，周赧王立，周王室分裂为东西周。齐宣王向孟子问政。
	公元前313年，张仪用欺骗手段让楚怀王与齐绝交。
	公元前309年，张仪卒。
	公元前299年，楚怀王被骗入秦，遭软禁。
	公元前298年，赵王封其弟为平原君。
	公元前296年，赵武灵王灭中山。楚怀王病逝于秦。
	公元前288年，秦昭襄王称西帝，尊齐王为东帝，不久又取消帝号，仍称王。
	公元前286年，齐闵王灭宋。
	公元前279年，秦赵渑池之会，蔺相如相赵王。
	公元前276年，魏王封其弟为信陵君。
	公元前262年，楚王封黄歇为春申君。
	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灭西周国，楚考烈王灭鲁。
	公元前254年，卫沦为魏国附庸。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卒，孝文王继位。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卒，庄襄王继位。
	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灭东周国，周亡。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卒，嬴政继位，吕不韦被尊为相国，号称仲父。
	公元前241年，卫沦为秦国附庸。
	公元前237年，吕不韦罢相，秦下逐客令，后因李斯而收回成命。
	公元前235年，吕不韦被秦王嬴政逼迫自杀。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
	公元前228年，秦灭赵。
	公元前225年，秦灭魏。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
	公元前222年，秦灭燕。
	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天下一统，始皇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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