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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夏到中国
作者：刘仲敬
内容简介
 继《民国纪事本末》后，刘仲敬又一本刷新理解、重构解释体系的力作。 本书是一系列历史快门的镜头，讲述了从殷周到清末民初的历史演变脉络，并兼及考察欧洲诸国的重要历史节点，将中国文明的演化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探讨历史上具有独特意义的人物、事件、思想，以此呈现出从华夏到中国的历史脉络华夏各邦的塑造、从封建多国体系到官僚帝国、衰亡与重建、西欧秩序如何产生世界秩序、近代中国建构的若干关键路径。 如果将这些快照联接起来，就会产生文明秩序之流的万古江河。其中，华夏川流、世界秩序、形态与背景、激荡的百年（包括正在发生的历史），这四种元素相互衬托，构成彼此的解释和整体的意义。如果拆散，解释和意义就会丧失其完整性。只有这些元素的配置恰到好处，我们才能理解自己在意义世界当中的位置，理解产生我们的生命川流，理解我们所在的世界秩序。 如果说，是《民国纪事本末》使我们初识刘仲敬；那么，《从华夏到中国》将告诉我们：为什么刘仲敬殚精竭力的知识谱系，出版界只了解极小一部分；为什么在高度同质化的中国社会，刘仲敬会异于大多数学人。 《从华夏到中国》成一家之言，冷静而敏锐，精到犀利评点俯拾皆是，浸透作者大才大识，透过流俗之见和文宣辞令，呈现出从华夏到中国的历史脉络华夏各邦的塑造、从封建多国体系到官僚帝国、衰亡与重建、西欧秩序如何产生世界秩序、近代中国建构的若干关键路径。 《从华夏到中国》从事的是播种的工作，通过刷新理解，重构解释体系，使前因后果活起来，以理解产生我们的生命川流，理解我们所在的世界秩序。 

秩序之流，混沌之海
文明何物？秩序出于混沌也。混沌大而秩序小，混沌久而秩序短。故文明者，选择、刊落也。譬如认知图景，非出于眼而出于脑。感官之所入，纷繁迷离而不能成像。灵明之所择，仅在先定之若干认知框架。框架之外视若无睹，犹紫外线、超声波之属。然其异者在于：非五官所不能，实心智所不欲。文明亦然。有形态意义出于无形态质料，犹巨匠之凿石留像。意义有异、宗风各别，然石多像少，一也。石固可无像，像不可无石。混沌固可无秩序，秩序不可无混沌。文明秩序生于混沌，亡于混沌。文明在世之日，亦须时刻自“混沌汪洋”抽取“秩序之流”以维持自身。
历史何物？伏脉隐于苍莽也。“秩序之流”在，则意义在；意义在，则历史在。循流溯源谓之史。意义世界之前、之后、之外，有事件而无历史。天下无不死之人，亦无不亡之史。有大河，而后有星宿、积石。河竭，星宿、积石无异于邻村池塘、土堆。黑斯廷斯、兰尼米德尚有意义，以其后裔未绝、江河浩荡之故。否则，事件丧失意义，后人只知其为权力与财富之争。帝国早期史家尚知恺撒、庞培龙争虎斗，乃共和、城邦之生死抉择；拜占庭晚期史家则视同列朝诸帝争位。历史丧失意义与文明衰亡过程同步，昭然若揭。权力与财富之争无所不在，邻村村长子侄早已充分表演，在吾耳目，何需远求？故不知秩序脉络而辑录事件，非史也，博古集邮学也。
文明何益？赋予生存以意义也。历史何益？发掘维持意义世界也。原人栖栖遑遑为野味，史前之人也。孔子栖栖遑遑为礼乐，历史之人也。范进栖栖遑遑为科第，史后之人也。史前之人不知意义世界。史后之人有先人所遗之意义世界，然而无法理解。愚夫愚妇皆知克伦威尔篡位不同于亨利四世篡位，证明史家已尽其维护文明责任。愚夫愚妇皆知刘邦、项羽争位等于朱元璋、张士诚争位，证明史家已尽其消耗文明责任。文明将衰而未亡，则史家相率抛弃意义维持而逃于材料编列，甚至以理性客观中立专业自诩。文明将兴或复兴，以史家能就同样材料创造或重建意义体系为先兆。观诸轴心时代及近世欧洲，可见风会所至、百无一失。王船山所谓“六经责我开生面”，垂老文明渴望以刷新意义世界而自救也。苟能明此，纵然知其不可为，亦当有所必为，以待来者。
是为序，填词志之。
水龙吟·岐下
铜蠡何处斜阳，鸾韶久闭行云度。
紫陌题镌，风遊雨嬉，空阶数处。
过眼苍莽，蓼落秋姿，曾堪一顾。
甚梅枝解舞，披芳弄烨，霜天老，鹭影孤。
一笑依约解语，忆三生，迢递青芜。
结庐人杳，残英遗瑟，家山无据。
陇坂西风，长杨蒺藜，碧鸡难度。
任驿庭新月，宵深犹过，当年骏骨。
T.S.艾略特的意见大致是：著作的意义与作者关系不大，而主要取决于著作依托的传统。人类依靠意义生活，甚于依靠眼睛和面包。在意义世界中，没有比传统的建立和延续更重要的事情。现世的失败和肉体的毁灭都是琐屑而非决定性的泡沫，只有传统的颠覆才是终极而不可逆的裁决。普希金曾经扬言，他要让刽子手的子孙为他诅咒自己的祖先；但东正教-神圣俄罗斯-家长君主制的三位一体传统虽然没有阿克萨科夫和舍维廖夫期待的那样强大，倒也并不像普希金和拉吉舍夫想象的那样脆弱。今天，普希金的精神子孙和舍维廖夫的精神子孙仍然在索布恰克和普京身边播种。俄罗斯的辽阔原野和亿兆子民无异于诸神的竞技场和原料库。普希金所预见的那种可怕裁决只发生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例如，希特勒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子孙用他们继承的遗产杀害自己的祖先，将诅咒传扬到万国和后世。有些人之所以对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原因就在于他们看到：日本的种子没有死亡，人为的严冬早晚会过去；一个骄傲的民族终将卷土重来，将地方性战争的是非成败投入资料杂物室。
在华夏世界的天空下，诸神的战争围绕“正闰之辩”展开。“正统”和“闰统”之于儒家文明的习惯法体系，犹如“宪制”和“僭政”之于日耳曼习惯法。习惯法的力量总是大于任何成文法，却不会有明确的边界。因此，儒生的“正闰之辩”就发挥了相当于英格兰王国上议院和普通法法官的作用。他们要通过“众议佥同”裁决：什么是权利（right），什么是权宜（necessary），什么是僭越（self-assumed）。前两者属于“正统”，后者属于“闰统”。在“正统”边界内，还存在“经权之辩”。“经”类似权利（right），要求目的和手段的绝对合宪性。“权”类似权宜（necessary），允许——但仅仅为合宪的目的而允许——行使紧急状态权力。研究和鉴定“正、闰、经、权”的学问，就叫“经学”。从材料和内容上看，经学似乎就是史学的一种。其实不然，两者的差别像爱德华·科克与戈登·伍德、施米特与兰克一样大。当然，许多重量级人物身兼二任。克拉林敦、休谟和麦考莱的所谓史学，其实主要是经学。他们的著作与其说与世无争地考证历史，不如说积极主动地加入了作者同时代的宪法斗争。我们必须对顾炎武和王夫之的著作给予同样的评价，但钱大昕的著作就只能视为真正的史学。
在华夏传统中，经学的极端派称为“公羊学”。王莽和康有为就是这一派的知名人士。他们勇敢地主张：如果有利于教育君主和国民，肆无忌惮地捏造历史并非不正当。他们如果了解西学，大概会从来库古和努马的先例中找到不少安慰。然而，这不是经学的主流。正统派通常坚持：在毫无目的的考证和毫无依据的政论之间，审慎地寻找最佳平衡点。审慎是政治德性当中难度最大的一种，因此经学就是所有学问当中危险最大的一种。看上去似乎毫无技术含量，但这正是经学最危险的地方。汉景帝之所以叫停关于汤武的争论，理由就在这里。“为什么承认秦始皇的正统性，必定危害基本文明准则？”“为什么否定唐太宗的权宜必要性，可能损害君主维护良治的积极性？”这样的问题确实关系到共同体的生死存亡。比较轻浮的杂文家大概会嘲笑这些无事生非的折腾，但这种表现仅仅是缺乏深思或身在局外的产物。英格兰王国的牧师和律师难道真会认为，王位继承人是否信仰天主教对他们都一样？法利赛人难道真会认为，犹太人用什么方式遵守安息日对他们都一样？如果负有维护正统责任的特殊阶级（他们的特权完全有赖于此）如此缺乏远见和责任感，那么共同体和他们自己的毁灭就会比最悲观的预言还要迅速。
笔者如果不是在《民国纪事本末（1911—1949）》，就是在其他的地方提到过王国维和周作人对叶德辉之死的不同反应。周作人其实和王国维一样身在局中，无由置身事外，但他没有运用智力反而更好，从而便不会为自己营造出身在局外的幻觉。他不愿面对事实：党军是否打算害谁并不重要，因为党军出现的事实本身就是如同老鼠跳上甲板不再怕人的征兆。他以为，如果他能科学地证明老鼠并不咬人，怕老鼠的懦夫都是傻瓜，他就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淹死。然而，自欺欺人只会将他引向更少尊严的死亡。人类没有能力理解主宰世界的神秘法则，却逃脱不了违背法则的代价。精明的赌徒过高估计个人的智慧，通常会比愚夫愚妇死得更惨。司马迁为此发明了一种十足经学的辞令：“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撇开一神教传统和世俗人文主义传统的差异，这话的意义就相当于犹太人所谓“敬畏神明是一切智慧的开端”。如果你首先看到老鼠跳上餐桌，然后看到智者教育儿童不用害怕，最后看到救生艇莫名其妙地少了许多，你会不会急于研究老鼠的生物学特征，或是急于联络爱猫人士捉老鼠？实际上，你最应该做一件事：将最宝贵的信息装进漂流瓶，投入大海。接下来的事情，不再与你有关。“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种子也许落入石田，也许落入沃土。”如是而已。
什么是民国？它不是一些事件，甚至不是一条道路，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也许有许多条路，也许一条路也没有，也许有高速列车接送，也许必须自己开路。地图是重要的，但不会比方向更为重要。道路决定命运，但方向决定了道路的命运。方向是价值决断的产物，超乎实证知识的层面。价值源于产生你的传统和你选择的传统，是一切论证的起点而非结论。如果你决定去更加温暖的地方，你就要选择去广州的马车，而拒绝去北京的飞机。如果有人说他的飞机比你的马车先进，他的飞行员比你的马车夫高明，以及多少人在路上淹死，多少人在终点喂了鲨鱼，这时，你没有必要费心争论，要像水手对待飓风一样承受必要的代价。如果你想欺骗自己的同伴，用道路的优劣偷换方向的选择，你将在为时太晚的时候发现，你的聪明不足以代替法则保护你。
什么是法统？它不是宪法的形式和权力的分配，而是一种必须建立和巩固的神秘信任，以及一种鉴定“正、闰、经、权”的价值选择。只要后两者存在，任何形式的宪法和权力都能稳固。反之亦然。如果华夏可能变形为民国，正统就必须变形为法统。法统失败，就是民国失败。权力斗争以法统为借口进行，就是法统胜利的最佳证明；而权力斗争不再以法统为借口进行，就是法统失败的最佳证明。朱元璋与张士诚的斗争必须以儒家道义为借口，甚至必须为此牺牲和掩饰原有的白莲教信仰，这就是儒家正统的胜利。如果朱元璋敢于理直气壮地宣布白莲教的胜利，或是宣称朝廷理应依靠不受任何限制的暴力统治，那就证意味着无论儒家正统是否应该灭亡，事实上已经灭亡。如果詹姆斯国王和科克爵士都自称英格兰古老法律的化身，那么法统和英格兰王国就已经胜利了，而君主和国会谁胜谁负已经不再重要。如果段祺瑞执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都自称废除法统的革命政府，那么法统和民国就已经失败了，而南北双方谁胜谁负已经不再重要。政治借口与权力斗争的关系无异于婚姻神圣和肉欲享受的关系。以肉体欲望否定婚姻誓言和社会基石的神圣性，在经学和史学的意义上都是极其幼稚的。不宁唯是，这种论证是价值虚无主义入侵存在之家的明确征兆。价值虚无主义的源头并非难以判断，我们非常熟悉赤裸暴力的需要。后者特别希望证明：一切男女关系本质上都是肉体关系，因此婚姻、通奸和强奸没有本质区别；一切统治本质上都是暴力关系，因此法统、僭政和无政府没有本质区别。这种论证的下一步就是：强奸犯是诚实的，因为他愿意为自己的享乐付出牺牲；丈夫是卑鄙的，因为他借助虚伪的形式骗取免费的福利。这些论证是超乎正确或错误之外的，因为这就是老鼠爬上餐桌的明确征兆。只要走到这一步，任何论证都已经丧失意义。
埃德蒙·柏克曾经说过，法国革命的可怕在于国王和王后变成了可以砍头的男男女女，因为君统的神圣性乃君主国存亡的关键。法律是共和国的母亲，因为法统的神圣性乃共和国存亡的关键。所谓神圣性，就是信任出于敬畏而非理性。共同体受制于群众想象力的弱点，甚于智者理性的巅峰。纯粹理性没有敬畏法则的背景约束，几乎不可避免地解构自身。从现代到后现代、从人本主义到价值虚无主义的路途并不遥远。如果君主只是可以杀死的人，法律只是强者的命令，君统和法统都是统治者的虚伪和臣民的幻想，那么人类也只是牛羊的捕食者和虎豹的食物。捕食就是捕食者资格的唯一证明，被捕食就是食物罪行的唯一证明。这种生活只能是悲惨和屈辱的，任何个体的智慧和力量只能加重整体的恶性循环。这种社会只能产生一种哲学，就是我们俗称的后现代主义或庄禅之道。“末人”智者夸耀自己的解构能力，从而满足不知为何尚未解构的残余虚荣心。
法统的灭亡和动物化生存，乃同一客体的两种不同修辞形式。如果你的智慧以虚荣而非敬畏为出发点，就不可能勇敢地承认你对自己做了些什么。相反，你将同时提出两种不大可能全都正确的论证：南方其实比北方更冷；南方和北方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一种法律形式不难转变为另一种，但前提是法统仍然存在。法统灭亡以后，社会不是改变了某种法律形式，而是重新瓦解为无形态战争。社会性超限战的习惯（略同于时下所谓的潜规则）需要长时期的积累，才能凝固为习惯法。习惯法积累的过程如果遭到干扰和破坏，任何共同体都无法形成。在此之前，谈论任何有形态的统治都没有多大意义。
任何医生都会告诉我们：在感染结束以前，伤口不会愈合。用不用生肌药、用什么生肌药，影响几近于零。即使我们充分了解熬汤的所有步骤，也不可能将汤变成鱼。漂流瓶虽然投入大海，足以使作者感到满意，船员的命运却不大可能因此而改变。命运遵循人类不大理解的奇特法则，在表面的不公之下维持着神秘的公正。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审判正在进行。我们经常没有意识到：草拟判决，其中有我们一份；承受判决，其中也有我们一份。

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
自我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通常是同一过程的两种不同表述，边界塑造就是一切。光绪三十一年（1905），梁任公启动了发现中国的进程。此后的事态发展之快，超出了他当时所能预料。不久，“中国”或“中华民族”的幽灵就走遍大地，寻找自己的肉身和角色。19世纪德高望重的诸位老神在喧嚣声中醒来，惊愕地打量这位来路不明、意图难测的新客，不知道该在哪里安排座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诸神错愕之际，人间几度沧桑。幽灵修炼百年，道行已深，吸取了华夏万千未践的遗嘱，历览五行三界、悲欢离合，渐渐觉得自己有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语言自有魔力，像雕刻家手中的凿子一样，劈开世界，塑造自身。每一个字都会给雕像留下一条不可逆的线条，丝毫侥幸不得。
华夏的古老经常使我们忘记，中国其实多么年轻。用梁任公的术语说，“少年中国”仍然是“新民”。她步入这个拥挤的世界，已经不能再指望海阔天空的处女地。青春往往是痛苦而危险的，因为世界的表象和世界的律法形成了一对险恶的漩涡。她在最需要智慧的时刻，通常没有她所需要的语言。世界没有任何现成的语言，能够适应她的需要。她只能一面发现世界，一面发明自己的语言。换言之：世界是一面镜子，反射出她的希望与恐惧。如果镜中的形象变得陌生，她就需要重新塑造自己的语言。语言是道行的体现，成熟的语言会赋予她更大的力量。当她找到适当的语言，就会发现自己适当的位置。这时，诸神的天空不再变幻莫测。在此之前，世界仍然不会给她家园的感觉。
一、条约体系与集体安全
不对称联盟与安全差序格局
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有其特殊传统，始于华盛顿的孤立主义，经过威尔逊的集体安全，发展到新保守主义的民主世界国际协调，直到最后一个阶段，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才真正形成。这三个阶段有一条贯穿不变的脉络：美国特殊论或美国优越论。这种理论是清教徒“山巅之城”[1]理论的世俗版，以美国和世界的对照取代了天国和世界的对照。
美国和世界的对照从来不是摩尼教模式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假定善恶是对等的力量，善恶本身又是绝对的元素。“山巅之城”理论则是奥古斯丁-加尔文传统的下游。在这种对照中，善恶是层次的差异。二者既不对等，也不绝然对立。善是完整和高级的概念，恶是残缺和低级的概念。善包容了恶，恶低于善。撒旦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不是上帝的对手。天国是完美，世界是残缺，地狱是虚无。弃恶从善意味着从不完整走向完整，从远离上帝的位置走向接近上帝的位置。弃善从恶意味着丧失上帝的恩宠，地狱就是上帝恩宠所不及的地方。
美国人的祖先以“美洲的以色列人”自居，“山巅之城”构成他们认知图景的基本框架。这种（本质属于基督教的）框架体现于世俗政治，就产生了美国例外论。美国例外论体现于具体的安全政策，自然产生了安全差序格局。孤立主义意味着：势单力薄、道德高尚的新生合众国不能跟腐败的旧世界同流合污。门罗主义是孤立主义与地缘形势结合的自然结果。禁止旧欧洲污染新世界，意味着美洲的道德优越性可以落实为安全优越性。孤立主义-门罗主义在技术层面虽然表现为守势，在价值层面的自信或自大却已经超过了旧世界的任何强权。仅仅由于美国的弱小和欧洲对海外的习惯性轻视，19世纪的外交俱乐部才没有从中看出帝国的种子。
欧洲实力均衡外交的破产促成了威尔逊主义，创造了美国塑造世界秩序的第一次机会。国际联盟的原始构想明显准备以美洲共和国联盟为模板（正如美洲共和国联盟以合众国为模板），实现世界和谐。威尔逊本着“山巅之城”的前提，相信世界大战归根结底源于欧洲人的世故和猜忌。世故和猜忌达成的平衡有其内在弱点，破裂是应有之义。换句话说：美国各州的和平和繁荣是美国人道德高尚的奖品，欧洲的战争和残破是欧洲人玩世不恭的惩罚。国际联盟取代实力均衡，关键不在技术和组织（美国人在这方面其实不如旧欧洲外交官擅长），而在道德更新，并且国际协调体系必须以共同价值和相互信任为基础。如果老奸巨猾的欧洲人目光短浅，不肯舍弃权术，即使美国的成功经验也挽救不了他们。
从美国孤立主义者的角度讲，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由于软件（堕落价值观）的影响，在成立以前就已经失败了。不能真心悔悟夙罪的人只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不值得拯救也无法拯救。道德落差事先决定了安全落差。从丘吉尔这样的欧洲政治家角度讲，美国人空洞而伪善的理念缺乏可操作性，只给他们带来了随时安抚美国人良心的额外负担。高标准的国际协调和相互信任一方面解除了条约破坏者的枷锁，一方面增加了条约维护者的合作成本。如果他们仍然坚持实力均衡，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至于如此悲惨。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天真的国际协调主义者将战后的中欧完全留给了苏联的善意。当苏联人不出所料地践踏盟国的一厢情愿时，道德主义者的义愤只能发泄在国内政治中。
不过，冷战终究是威尔逊世界的真正接生婆。欧洲的虚弱和苏联的威胁简化了外交格局，使共同价值和相互信任的国际协调体系在小范围内得以实现。《北大西洋公约》的宗旨和内容都酷似《国际联盟盟约》，没有包括以往任何同盟或协约的条款。集体安全体系部分成功地取代传统的大国结盟，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种体系天然具有道德优越性，高于现实政治-势力均衡体系。由于“山巅之城”与“腐败旧世界”的道德落差，自愿协调在旧世界只能部分展开，落实为不对称联盟；集体安全在现实政治中不能充分体现，只能表现为安全差序格局。
《国际联盟盟约》规定：
各缔约国拟定国际联盟盟约，目的在于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承担非战义务；维护各国间基于正义与荣誉的公开邦交；严守国际公法，以此作为今后各国政府的行为规范；在有组织的国民之间奠定正义基础，遵守条约所产生的一切义务。
第一条：
国际联盟创始会员国为本条约附件所列的签字国，以及附件内所列愿意无保留加盟的各国应在盟约生效两个月内将声明书送交秘书厅，并通知其他联盟成员。
附件未曾列入的所有国家、自治领、殖民地若经大会三分之二同意，得加入为国际联盟会员国，唯须确切保证有诚意遵守国际义务并接受联盟规定的海陆空军实力及武装的规则。
任何联盟成员只要提前两年通知，即可退出联盟；但退出前应完成所有国际义务和盟约义务。
第二条：
联盟根据本盟约行动，由大会和理事会执行，常设秘书厅襄赞一切庶务。
第三条：
大会由联盟成员代表组成。
大会应根据规定时间或事务亟需，在联盟所在地或其他指定地点开会。
大会开会时，须处置联盟行动范围内或关系世界和平的任何事件。
大会开会时，所有成员国至多派三名代表出席，只能投一票。
第四条：
理事会由协约国及参战国代表与其他四个联盟成员组成，后者由大会随时酌情决定。
理事会经大会多数核准，得指定联盟其他成员国代表为理事会常任委员。理事会经同样的核准，并得增加大会准备选举为理事会成员的名额。
大会经三分之二多数同意，应规定理事会非常任委员选举法，如任期和连任的规定。
理事会应随时根据事务亟需，并至少每年一次，在联盟所在地或其他选定地点开会。
理事会开会时，得处置联盟行动范围内或关系世界和平的任何事件。
没有列席理事会的联盟成员如果跟讨论的事件有特殊关系，得请派其代表以理事会委员名义列席。
理事会开会时，所有出席会议的联盟成员只能派一位代表、投一票。
第五条：
除盟约或条约另有明文规定的，大会或理事会决议必须经出席成员全体同意。
…………
第十条：
联盟成员有义务尊重并维护各成员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便抵御外来入侵。如遇这种侵凌或任何威胁，理事会应筹划履行此项义务的方法。
第十一条：
联盟特此声明：任何战争或战争威胁，无论直接间接涉及任何联盟成员，皆为关系联盟全体之事。联盟应采取措施，以便保持各国之间的和平。如遇任何联盟成员的请求，秘书长应立即召集理事会会议。
同时声明：只要事态涉及扰乱国际和平及其所赖的良好谅解，任何联盟成员都有权以友谊名义提请大会或理事会注意。
第十二条：
联盟成员约定：如果成员彼此发生纠纷，势将决裂，应将此事提交仲裁，或法律解决，或交理事会审查。成员国同时约定：只有在仲裁、判决或理事会报告完成三个月后，才能开战。
…………
《北大西洋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规定：
本约重申：缔约各国忠于《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和原则，希望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和平相处。他们决心保卫各国国民的自由、共同遗产与文明，奠定民主原则、个人自由和法治。他们谋求改善北大西洋地区的稳定和幸福。他们决心联合行动，实现集体防御，维护和平和安全。因此，他们一致同意签署《北大西洋公约》。
第一条：
缔约各国奉行《联合国宪章》，以和平方式解决任何国际争端，只要其方式不致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和公正。缔约各国在国际关系中尽量克制，避免以任何不符合联合国宗旨的方式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
第二条：
缔约各国致力进一步发展国际和平与友谊，手段如下：加强各国的自由宪制，更好地理解自由宪制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改善稳定与幸福。缔约各国谋求在其国际经济政策中消除冲突，鼓励全体或任何成员国的经济合作。
第三条：
缔约各国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公约》的目标，分别与联合行动，通过持续而有效的自助和互助，维持和发展各自和集体抵抗武力攻击的能力。
第四条：
缔约任何一方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遭到威胁时，缔约各国共议之。
第五条：
缔约各国一致同意：缔约任何一方或各方在欧洲或北美遭到攻击，缔约各国就会视为针对全体的攻击。如果这样的攻击发生，所有缔约国都要行使《联合国宪章》五十一条承认的个别或集体自卫权，援助遭到攻击的一方或各方，采取必不可少的行动，包括使用武力，恢复和维护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这样的武力攻击和由此导致的所有措施应该立刻报告安全理事会。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措施，恢复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然后，这些措施应该终止。
第六条：
第五条所指的武力攻击缔约一方或各方，包括以下情况：
武力攻击欧洲或北美任何缔约国领土、法兰西阿尔及利亚部分、任何缔约国在回归线以北的北大西洋领地或岛屿。
《公约》生效后，在任何缔约国占有的欧洲任何领土，或地中海，或回归线以北的北大西洋区域境内或上空，武力攻击任何缔约国的军队、舰队或飞机。
第七条：
《公约》不会影响，或不应解释为以任何方式影响缔约国作为联合国成员在《宪章》下的权利和义务、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责任。
第八条：
所有缔约国宣布：本国与任何其他缔约国或任何第三国签订的国际条约只要与《公约》条款相抵触，从现在起不再生效。
第九条：
缔约各国据此建立理事会，将任何涉及履行《公约》的事务提交理事会。理事会的组织应该能够在任何时间迅速应对。理事会应该设立可能必需的附属机构，尤其要立刻建立防御委员会。防御委员会应该提出建议，以便履行第三条和第五条。
第十条：
缔约各国全体一致同意，就可以邀请任何其他有意进一步促进《公约》原则、致力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的欧洲国家加入公约。这样邀请加入的国家可以向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保存登记，从而成为缔约国。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将会告知所有缔约国每一次这样的保存登记。
第十一条：
缔约各国应该依据各自的宪法程序批准《公约》及其条款。批准应该尽快向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保存登记，美利坚合众国将会告知所有其他签约国每一次保存登记。一旦大多数签约国批准，包括比利时、加拿大、法兰西、卢森堡、荷兰、联合王国与合众国批准，《公约》就在批准的各方之间生效。其他各国的批准保存登记后，在其他各国方面保存和生效。
第十二条：
《公约》生效十年后，或此后任何时间，如果任何缔约国要求，缔约各国应该共议《公约》的评估，考虑那时影响北大西洋地区和平和安全的因素，包括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普遍性和地区性安排的进展。
第十三条：
《公约》生效二十年后，任何缔约国可以在提前一年告知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后终止缔约。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将会告知其他缔约国每一次退出通知。
第十四条：
《公约》的英法文本享有同等权威，应该保存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档案馆内。合众国政府应该适当地向其他签约国政府发放副本。
由于国联和联合国都在共同价值和相互信任的根本问题上失败了，北约就变成了集体安全体系的唯一成功实践。在洪水滔天的霍布斯世界和达尔文世界包围下，威尔逊世界形成一个高度安全的孤岛，北约构成了威尔逊世界的保护外壳或政治边界。只有在这个小范围内，威尔逊的理想才能付诸实施。权利政治取代现实政治和机会政治，仿佛边界外的霍布斯式博弈和达尔文式选择已经不复存在，文明社会的根基已经永远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不言而喻：威尔逊世界的公民权本身就构成了某种罗马式的特权。
威尔逊世界的产生原本是为了世界安全问题，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安全差序格局的凝固。北约在内部和外部都是不对等的联盟。在《公约》内部，与其说它是盟国的平等契约，不如说是以美国为一方，盟国为另一方的保护性契约。这种关系更接近于古老的雅典海上同盟和罗马-意大利同盟，而不像奥兰治亲王的大联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在外部，它面对的是霍布斯的丛林，甚至达尔文的丛林。威斯特伐利亚到凡尔赛的文明俱乐部规则丧失了用武之地，外交变成了丧失其本义的仪式性表演。除非默认内外有别的原则，否则威尔逊世界就无法稳定地存在。
行为主体的层次结构
“民主伙伴”或威尔逊主体构成高信任度的集体安全体系，该体系吸收并扬弃了实力均衡体系，使国民取代国家成为行为主体，消弭了战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是威尔逊主义（或者不如说美国特殊论）的重大胜利，为罗马灭亡以来所仅见。在集体安全体系内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差异趋向消失，安全体系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超国家的宪制体系，与各缔约国的国内宪制融合为一。
从《公约》和安全理事会的程序就可以看出：集体安全以宪制的一致性和基本价值观的一致性为前提，只要任何一个缔约国具有异质性，就足以使北约的全部程序瘫痪，一如国联和联合国。这一点最清楚地表明了集体安全体系与国家联盟的本质区别。联盟及协约是国际行为主体基于利益的临时性结合，盟国义务是相互、具体和强制的，对其他国家和国际和平不负任何责任；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利益的一致和宪制的一致不相干。联盟不依赖缔约国的宪法程序，也不需要自身的宪法程序，因为它只针对已经明文规定的少数具体情况；相反，集体安全体系维护抽象和普遍的安全。这使它承担了无限的义务，却没有事先明确规定的强制性举措。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完全清楚：如果勒阿弗尔遭到攻击，那是皇家海军的责任；土伦和阿尔及尔的航道安全，那是它自己的责任。然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并不清楚：如果勒阿弗尔或土伦遭到攻击，美利坚合众国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它只知道：安全理事会不会容忍欧洲安全遭到破坏，会依据《公约》原则采取某些措施。措施的有效性取决于宪制的完善性和缔约国的责任心，不能体现于《公约》的文本。因此，《公约》与理事会的关系，类似《瑞士联邦宪法》与联邦委员会的关系，理事会必须承担永久性责任，依据基本法行使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国家联盟并不需要永久性机构，也不需要自由裁量权；缔约国的义务已经明文规定，此外别无义务。联盟没有抽象原则和决策程序，不需要宪制与价值观的一致性，而集体安全体系的价值却完全取决于此：如果没有像神圣罗马帝国和波兰共和国一样瓦解，其原则和政治习惯早晚会像罗马-意大利联盟一样形成世界宪制的雏形。
威尔逊主义从来不曾掩饰自身，它就是世界宪制的见习，正如《邦联条例》就是《联邦宪法》的见习；联合国从来不曾掩饰自身，它就是合众国的模拟和放大；北约也从来不曾掩饰自身，它就是联合国的解释者和代理人。北约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是英法协约或英日联盟的同侪，后者是具体而有限的传统国家联盟，北约却是抽象而普遍的国际安全警察。美国之于北约，一如罗马之于意大利同盟；北约之于联合国，一如意大利同盟之于古典世界。从凡尔赛会议到反恐战争，从皮洛士战争到庞培海盗战争，安全体系日益流露出世界宪制的底色。
威尔逊主义的初衷就是以文明的权利政治取代野蛮的现实政治，结果却以自身的存在凸显了世界体系的层级差序。威尔逊主义没有实现普遍的集体安全体系，反而将集体安全体系变成了少数有资格国家的排他性俱乐部。无疑，世界秩序从来不曾平等，但在威尔逊世界诞生前，国际关系并不直接体现层级差序。大英帝国的结盟战略无需考虑普鲁士或日本的宪法结构，但北约不可能接纳弗朗哥西班牙或民主德国而不冒自身国联化的危险。在威尔逊主义的世界体系内，安全政策就这样具备了宪制解释的意义。
实力均衡体系在集体安全体系的外围继续存在，构成内层缔约国实践威尔逊主义的必要条件。在这个中间层，现实政治和大国外交继续构成主导规则。在低信任度的行为主体之间，定期的外交洗牌和安全重组类似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国家利益仍然构成主要的外交语言，结盟仍然是具体和有限的，不会培养缔约国的宪制锁定。中间地带的强国（俄罗斯、中国、印度之类）迅速掌握了17世纪欧洲的游戏规则，在自己的地缘范围内建立了相应的势力失衡体系。只有一点区别：威尔逊世界构成了它们无法逾越的天花板。冲突的升级一旦接近天花板，或是势力失衡可能产生危险的独霸国家，就会招致来自内层的预防性干预。威尔逊世界对霍布斯世界的单方面规训从双重意义上塑造了世界体系：在内层维护安全，在中间层维护均衡。从外交模式的角度讲，这种干预类似奥兰治亲王以后的英格兰干预欧洲列强，区别在于：内层体系和中间层体系的落差太大，即使名义上的军事干预也仅仅是某种警察行动。因此，规训在宪制方面的考虑多于军事方面的考虑。
中间层的国际政治体系天然不稳定，定期破裂可能殃及内层的集体安全体系。必要时，集体安全体系必须发动仲裁性战争（大刑用甲兵）。仲裁性战争的目标不是安全或利益，而是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和仲裁权。仲裁性战争的胜利将使低信任度的霍布斯主体升级为威尔逊主体，扩大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础。从这个角度讲，仲裁性战争就是权利政治对现实政治的教学活动。毕业生获得进入内圈的资格，每次战争程序都会积累构成世界秩序的宪法性先例。波斯尼亚战争是冷战后仲裁性战争的典范，但冷战后所有战争迟早都会招致威尔逊世界的仲裁。世界日益具备罗马帝国或英印帝国的色彩：各地区依据仲裁性战争的不同特点，积累各不相同的习惯法体系，但所有习惯法体系无不通向帝国，而帝国的正义自有其普遍性语言。
霍布斯世界没有普遍性语言，次生型列强各自伸张自己的正义。次生型列强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欧洲列强，它们大多是独立或建国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或边缘国家，继承了一战前国际体系的政治资源和政治逻辑；更重要的是：它们将一战前的政治逻辑内化于自身。新列强的建国过程通常就是一种内向殖民主义或深化殖民主义，更广泛、更彻底地展开欧洲国家仅仅在沿海塑造的“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模式，例如列宁主义建国运动曾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亚非新兴国家盛极一时。主要原因其实在于，当地精英认为：这种模式能以最快的速度，将统一的“现代化”模式空投到五色斑斓的各种“传统多元社会”。基于同样的理由，新列强的毗邻外交比原先的欧洲国家更具霸权色彩，只有威尔逊世界的干预才能阻止它们酿成更大的灾难，这种干预有时被称为“新殖民主义”。新兴列强往往厌恶“新殖民主义”，主要原因类似路易十四厌恶奥兰治亲王的“大联盟”；但在宪制和安全意义上，它们都很难脱离这种体系而不严重损害自身。
实力均衡体系在“新殖民主义”的规训下，大体上能够约束次生型列强的冒险行动。没有这种约束，伊拉克原本有机会成长为另一个昭和帝国，孟加拉也早已成为另一个“满洲国”。在东亚，奥兰治式外交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将东亚分为两大阵营：一方是中国-大陆核心，另一方是太平洋-近岸群岛。自《旧金山条约》签署以来，实力均衡大体能够自行维持，新兴列强的冒险行动寥寥无几，每一次都在美国果断而节制的干涉下迅速复原。前三十年的东亚奇迹和后三十年的中国奇迹都是这一体系的产物。20世纪前半叶和20世纪后半叶的东亚安全形势形成了尖刻的对照，后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和发展设置了坚固的安全防护栏。然而，保护和约束是同一件事。错误的历史认识和错误的自我定位很容易将新兴列强引入歧途，致其忽视世界体系的层级差序，将威尔逊世界的警察行动仅仅视为霍布斯世界的另一个列强的争霸行动，低估脱离世界秩序的危险性。一个假设的东亚国际体系如果丧失了威尔逊世界的宪制性约束和仲裁性战争，保留了霍布斯世界的国家理由和政治逻辑，势必出现以下的景观：日本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得到充分保障，同时不能容忍大陆形成可能威胁自身的霸国。
“没有不属于领主的土地”是8世纪到11世纪封建君侯竞争产生的法律虚拟，在此之前，无形态的准政治团体占据了欧洲大部分土地；“没有不属于主权国家的土地”则是17世纪到19世纪列强竞争产生的法律虚拟，而在此之前，无形态的准政治团体占据了全世界大部分土地。在这些地区，殖民主义通常意味着国家建构的开始，反殖民主义通常意味着国家建构的深化。反殖民主义不是殖民主义的对立面，而是殖民主义的继续。本地精英继承了欧洲老师的衣钵，将白人的事业发扬光大，但经常没有继承欧洲的政治习惯和政治伦理。虚拟往往比现实走得更远，许多在法律上有主的土地和人口实际上仍然停留在国家建构前的状态，例如英印帝国的西北边境地区（今天的塔利班家园）；或是一度存在的脆弱建构已经瓦解，例如索马里。这里只存在达尔文意义上的赤裸斗争，不承认也不履行霍布斯世界的任何游戏规则。
蛮族或“没有律法的下等人”位于实力均衡体系的外围，经常遭到实力均衡体系的侵蚀。在失败国家和国家建构之前的达尔文世界，众多的准行为主体争夺成长为行为主体的极少数机会。永久性无形态战争构成达尔文世界的正常状态，国际体系止步于达尔文世界和霍布斯世界的边陲。霍布斯主体的自发生成和实力均衡体系的外来入侵都可能在达尔文世界内部创造秩序生成的机会：牺牲众多准行为主体为原材料，从而造就少数新行为主体。从达尔文世界的角度看，战争不是资源的争夺，而是组织的涌现；入侵不是资源的输出，而是组织的输入。组织和规则才是达尔文世界的真正稀缺品，只有这两者才能为准行为主体提供升级的机会。19世纪以后，霍布斯世界的竞技已经深入地球每一个角落，秩序自发生成的造法作用急剧降低，外来入侵催化的分量急剧上升。几千年来，阿富汗山民不断向波斯和印度输送帝国建设者，然而，真正的阿富汗近代国家产生于英印帝国的防御性远征和“守在四夷”政策。
近代意义的政治与霍布斯主体同时诞生，个人与国家、权利与规则都是这一过程建构的产物。在此之前，在此之外，生物人及其群体只能遵循达尔文主义的原理。集体安全体系无法向无规则世界输出规则，无法向无主体世界发动战争，只能仲裁中间层（霍布斯世界）对外围（达尔文世界）的不当干预，或推动自我保护的单边“公共卫生措施”。霍布斯世界从达尔文世界汲取资源，向达尔文世界输出秩序，却是顺理成章的流程。达尔文世界的无形态战争一旦获得形态，自然就会凝聚为霍布斯主体和现实政治。大多数次生型国家都产生于这样的进程。从世界秩序的整体看，霍布斯世界既是威尔逊世界的挑战者，又是它的守护者。权利政治在威尔逊世界的外围反对现实政治，对自己有利；在霍布斯世界的外围反对现实政治，却对自己有害。美国历史上大多数外交成就属于前者，包括推翻纳粹；大多数外交失误属于后者，包括解散大英帝国和家长君主制政权。如果只从国家利益和霸权稳定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这样的现象都是无法解释的。即使在二者构成某些列强直接反应模式的情况下，行为主体的互动和国际演化的后继结果也总是符合世界差序格局的规范。
仲裁者与赐予者，实力与恩典
机遇是达尔文世界的法则，实力是霍布斯世界的法则，权利是威尔逊世界的法则。法则不能跨越边界，集体安全体系必须在霍布斯世界实施实力仲裁，在达尔文世界实施恩典赐予。扩大权利政治的先决条件是扩大威尔逊世界的边界：为威尔逊世界牺牲霍布斯世界，为霍布斯世界牺牲达尔文世界。集体安全体系如果不能扩大威尔逊世界的疆域，却错误地在霍布斯世界和达尔文世界实施权利政治，将导致世界安全体系甚至文明体系本身的退化乃至灭亡。集体安全体系如果错误地混淆“实力对抗权利”和“实力对抗机遇”，宽容前者或打击后者，都将导致灾难。前者将导致威尔逊世界的衰败，文明向17世纪的现实政治退化；后者将破坏霍布斯主体的生成和扩张，导致无形态战争的蔓延。只有霍布斯主体才能在达尔文世界生成安全规则，威尔逊世界只有在安全规则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实施仲裁权。
区别对待或所谓的“双重标准”其实是世界差序格局在外交政策上的自然流露。威尔逊世界的基本问题不在于实施“多重标准”，而在于错误地放弃“多重标准”或颠倒了“多重标准”的适用对象。集体安全体系使威尔逊世界的内部冲突变成了积累司法惯例的步骤，使小国无须害怕大国。美国宪法使赖债者罗德岛不必惧怕弗吉尼亚，而同样赖债的墨西哥却必须面对讨债的大军；北约则使侵占者冰岛不必惧怕英国，而同样侵占的阿根廷却必须面对报复的大军。但威尔逊世界作为整体，自身就位于霍布斯世界的现实政治之中，在霍布斯实体的眼中，它只是同类实体当中的最强者。权利的语言只对法律实体有效，对政治实体无效。在中间层的实力均衡体系中，候补霸国向统治霸国的挑战注定会周而复始。威尔逊世界如果决定维持自身的安全和内部的权利政治，就只有一种选择——它必须继承帝国的课业：根据权利政治的理由，持之以恒地训练合格的优等生；根据现实政治的理由，周期性地摧毁挑战者。如果霍布斯实体不再指望更加强大，而是指望更加正确，那么它就已经具备了优等生的资格，不会在霍布斯世界内长期停留了。当塞尔维亚人和日本人认同他们的教师，对鞭挞的训练心怀感激时，它们就处在这样的位置。俄罗斯和伊朗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体系，预示它们的未来仍然在中间层。
实力的语言只对政治实体有效，对生物实体无效。达尔文实体在它能够利用机遇升级为政治实体之前，没有任何训练能使它掌握权利政治的游戏规则。干预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意义：提供组织和秩序的凝结核，培养具备责任能力的政治实体。在爪牙浴血的外圈，公义是个毫无意义的词，这里属于恩典。恩典的降临与恩典接受者的自身特点或作为没有确定关系，既不是奖赏也不是交换，仅仅取决于赐予者单方面的需要。接受者的世界没有任何语言或逻辑能够解释恩典，它只有在接受恩典以后才有可能理解赐予者的世界。达尔文实体不能指望依靠更加正确或更加强大而超过自己的同类，增加赢得恩典的机遇。恩典在1848年突然降临到克罗地亚人头上，在1991年突然降临到库尔德人头上，此后的百年，霍布斯世界就增添了新的玩家。这里就是神性历史的边界所在，任何人都不得向奇点[2] 询问“为什么”，原因仅仅在于：犹太人不能问，为什么上帝不把应许之地放在乌干达；生物学家不能问，为什么造就你的受精卵没有留在输卵管内。
自我对世界的认知就是一面镜子，照亮了世界体系和自身的真实位置。1998年，欧洲的舆论领袖抱怨说：“至少在欧洲不能这样做。”（在非洲似乎可以勉强容忍。）他们无意中暴露了三件事：其一，他们不允许威尔逊世界的边界后退，也不允许威尔逊世界倒退回集体安全体系建立前的状况；其二，塞尔维亚位于威尔逊世界与霍布斯世界的边疆，它仅仅需要适当的课业就能加入优等生的行列；其三，卢旺达位于霍布斯世界与达尔文世界的边疆，权利政治的语言在这里丧失了意义。2004年，俄罗斯政治家谈论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新“协约国”，他们无意中暴露了三件事：其一，他们用霍布斯世界的实力均衡外交反制他们假想的单边主义，暴露了自己身在霍布斯世界的地位；其二，法德的抗议基于多边决策程序原则，在威尔逊世界的权利政治中属于宪制争议而非实力较量；其三，伊拉克战争的胜利实施了世界秩序的宪法仲裁，再次证明集体安全体系就是合众国政治习惯的外延。
较之俄罗斯，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更为边缘。它如此爱慕现实政治的假想模式，为赢得霍布斯实体的资格无比自豪：位于霍布斯世界与达尔文世界的动荡边疆，以自身的存在为主要的资本。在旧金山诸条约（关于《旧金山和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未与会答约，因此从来是全面否定《旧金山和约》，也包括《旧金山和约》架构下所规范衍生的《中日和约》）构建的东亚势力均衡体系内，中国的处境最为孤立；但只有一项因素比中国的客观形势更危险，那就是它的主观判断。除地缘形势更加危险外，它的认知地图酷似1930年代的日本。昭和帝国身处多国体系的较低层次，左右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和旁观者，头顶有压倒优势的仲裁者，任何破坏博弈平衡的胜利都会将更多的旁观者驱入对手一方，仅仅仲裁者的存在就足以取消对手放弃的可能。昭和帝国若对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以来的欧洲外交史稍有认识，就应该明白：势力均衡体系不欢迎地方性强国的局部胜利，更不用说推倒重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了。然而，错误的自我定位使昭和日本作出了荒谬的判断：将态度和利益差异甚大的对手、旁观者和仲裁者视为沆瀣一气的阴谋集团。其实这样的集团只有在它自己企图全面推翻体系时才有形成的可能，从它坚持列强对等原则那天开始，昭和帝国就已经是一具依靠惯性走动的尸体。它拒绝承认绝境的倔强努力增加了死亡的痛苦和东亚的混乱，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关闭了实现列强平等的可能性。
较之昭和日本，更不用说较之德国和俄罗斯，中国更是列强俱乐部的后来者，更难确定适当的位置。在霍布斯世界积累游戏规则的三百年间，我们是局外人；在威尔逊世界修正游戏规则的数十年间，我们是挑战者；现在，我们尚需明确自己的国际定位。游戏规则总是创始者宪制的延伸，总会将后来者的宪制变成自己的延伸，后来者为了争取融入国际体系的更高层次，通常需要对自己实施痛苦的改造。奥斯曼帝国在入口处，土耳其共和国在出口处。中国自觉和不自觉地依据自己在中间层的地位，能够理解来自内圈的实力干预，但它尚未赢得塑造、修改和解释游戏规则的核心资格，因此始终对规范世界的结构性力量缺乏良好感觉——内政和外交的政治习惯存在天然和本能的配合默契，犹如骑手和他一起长大的马儿。罗马人和英国人总是挥洒自如，因为他们自身就是国内和国际习惯法成长的连接枢纽。新兴列强的外交传统与自身的历史习惯割裂，依靠《万国公法》和国际关系学派的抽象理论，在蛮横与笨拙之间来回跳跃，因迟钝和误判付出的代价多于因实力不足，因结构性冲突付出的代价多于因迟钝和误判。如果经验不能形成完整的认知图，失败就不是成功之母，只是更大失败的上游。1937年的日本犹如落入蛛网的飞虫，用更大的努力换取了更深的绝境。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飞虫的眼中，蛛网是透明的，它能够有效利用的经验没有超出达尔文世界和霍布斯世界的范围，对它看不到，却能感受到后果的内圈只能形成错误的解释：敌对的实体比自己更强大，但仍然同是霍布斯实体；运用霍布斯世界的规则和武器，并不是不能胜利。在日本自己的经验世界内，这种结论并非不合逻辑。
最近三十年来，几乎没有哪个政治实体的成长比中国更依赖世界秩序和东亚体系的稳定性，然而，同时也没有哪个政治实体比中国更独立于世界体系。在数量级和地位相近的新兴列强当中，中国的另类特征最为突出：政治习惯最不可能融入日益扩大的威尔逊世界及其权利政治游戏；安全和战略框架在霍布斯世界内具有最大的挑战性；太少、太晚、太多保留地加入了某些涉及经济和社会的国际组织，却没有在安全事务上赢得更多发言权。对我们而言，叙利亚危机并不比伊拉克危机更为有利，钓鱼岛危机则比台湾危机更为被动。中国日益逼近世界体系的天花板，早晚必须作出至关紧要的决断：接受或改造世界秩序的哪些规则或结构？保存或改造自身的哪些习惯或特性？这样的决断对东亚未来路径的影响之大，将会超过朝鲜战争以后的任何决断。当然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对自身和世界有所认识。
霍布斯路径对中国宪制和战略锁定之深，为其他新兴列强所未有。印度有自己的现实政治，对南亚各邦行使大英帝国继承人的权力，但它的国家体制与合法性基础并不依赖于其国际地位。在最近五百年的新旧列强当中，只有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帝国、明治帝国和近代中国将“富国强兵、争雄世界”列为宪制变革的仲裁标准。这项既成事实的危险性相当于《威尼斯商人》的赌注：其他的玩家可以用钱下注，而安东尼奥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下注。近代中国是霍布斯世界强力之下的产物，存在的使命之一就是借助霍布斯世界的游戏规则，返回霍布斯世界。因此，我们既不能承认错误，也不能承认失败，二者都将取消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如果威尔逊世界的仲裁权渐渐剥夺了霍布斯世界，它的一切牺牲都将毫无意义。如果霍布斯世界仍然存在，却因为它自己的软弱和愚蠢而失败，那么就会亲手毁灭自己产生和存在的理由和条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愿意接受一种解释：霍布斯世界仍将延续；威尔逊世界只是伪装格外巧妙、实力格外强大的霍布斯实体联盟。这样的解释就会得出衷心希望的结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霍布斯策略不会触及天花板。在这样的框架中，固定东亚格局的旧金山体系只是毫无效力的私相授受。朝鲜战争及此后的一切冲突都不具备体系和层次的意义，仅仅是中美两个霍布斯实体的较量。
只有在这样的路径依赖下，冷战后的中国才会采取矛盾的战略。一方面，它的军事增长，总是被解释为颠覆东亚势力均衡的行动，不可能不引起相应的反制、包围和干预，其结果酷似1905年以后的德国、1931年以后的日本，以巨大的代价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却反倒因此恶化了自己的安全环境。另一方面，它将自己的未来发展押在世界秩序的稳定上，但如果世界秩序果真稳定，却可能会妨碍它的国家主义和东亚外交。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暗示：我们尚对世界秩序的性质和整合深度估计不清。有些人可能认为可以将短期行为和长期战略分割开来：在短期内维护世界体系，以便保存自己发展壮大的机会；在长期内改造世界体系，在内圈运用霍布斯实体的语言。然而，这样的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存在路径上的错位。如果不肯牺牲长期计划，短期计划马上就会面临天花板上的实力较量；如果不肯改变短期计划，路径依赖会将它引向越来越远离长期目标的方向。
公正地说，安全战略与发展战略彼此冲突是东亚各国的共同特征，不独中国为然。仅从东亚的经济贸易和发展阶段考虑，美国仲裁的势力均衡体系不如美国协调的集体安全体系合理。日本有高端产业和技术优势，中国有超大规模粗放产业和市场潜力，老挝、缅甸等国有原材料出口和基础建设需要，三者没有实质性冲突，互补提携的利益极大。中国位于技术输出者与原料输出者之间，兼有最大的市场需要和基建能力，完全可以同时启动两方面的贸易交流，形成左右逢源的经济体系。然而，我们不要忘记：1930年代的日本位于亚洲大陆和欧美列强之间，同样左右逢源；1905年的德国站在高技术和低技术两大贸易圈的枢纽上，处境远比我们有利。如果贸易始终具备主宰安全政策的力量，1899年的欧洲原本应该顺第一次全球化之势，抛弃势力均衡体系，至少在欧洲内部实现集体安全体系。然而，他们必须首先付出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代价。1999年的北约东扩实际上恢复了1899年的自然趋势，但仍然需要美国行使罗马式特权才能维系。而东亚势力均衡体系如果摈弃美国的仲裁之手，演化趋势就会酷似一战前的欧洲。今天的中国同样酷似德国：从体系稳定中获益最大，在体系瓦解时受损最大；然而仍然最有可能扮演秩序挑战者，而非维护者的角色。安全结构与经济结构不相匹配，通常对双方都是不祥之兆。
无论假设的东亚集体安全体系多么可欲而有利，现实的东亚仍然处于典型的霍布斯秩序支配下。定期的破裂和冲突构成势力均衡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只有干涉者（奥兰治亲王以后的英格兰）处置得宜才能够维护平衡。所谓处置得宜，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居高临下的仲裁者不对任何一方作出无条件的承诺，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行动自由；其二，仲裁者要果断而坚决地围堵挑战者，但绝不对丧失挑战能力的失败者延长打击。没有任何乞援者能对仲裁者的支持保有绝对的信心，也没有任何挑战者能对仲裁者的惩罚抱有丝毫的侥幸。艾森豪威尔的金门外交堪称奥兰治式干涉的经典成就，没有辜负杜勒斯的原则：“没有承诺，但所做多于所言。”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政府事前不允许蒋政府抱有美国协防金门的指望，杜绝美国利益为乞援者绑架的可能性；事后不允许中国抱有美国放弃金门的指望，杜绝美国利益为挑战者绑架的可能性。二者之间的模糊空间增加了仲裁者的力量。
英格兰曾经用同样的模糊空间保护了南部尼德兰的安全和联省共和国的臣服，使法兰西不敢排除英格兰干涉的可能性、荷兰不敢确保英格兰干涉的可能性。这种平衡技术从属于英格兰主导的势力均衡体系，南部尼德兰主权在法兰西、西班牙、奥地利和比利时之间的转移都必须以维持体系为前提。体系的破坏总是以战争的爆发为结局，和平的恢复总是以体系的重建为前提。所有各方在战争中交替失败，只有仲裁者英格兰永远胜利。我们毫不惊讶地发现，1996年危机和钓鱼岛危机重复了金门危机的模式。美国让日本人明白，它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固定立场；让中国人明白，它在安全问题上坚决维护日本。只有极其幼稚的人才会相信，这是美国政策矛盾或混乱的体现。只要东亚体系尚未破裂，涉及体系的问题就不可能仅仅通过当事者协商解决。体系的破裂和重建肯定意味着长期和残酷的动荡，使得从中日战争到朝鲜战争的混乱像小夜曲一样无害。只有在这样的历史间歇期，达尔文世界才会在霍布斯世界的废墟上重现，兴灭继绝、逐鹿问鼎的伟大戏剧才有上演的机会。当然，在这种假设的约束条件下，甚至中国的定义都不会等同于历史和现实的中国。
二、战争造法，法造和平
正义规则与安全规则
正义规则是安全规则的升级，它以安全规则对无形态战争的胜利为前提。最初的安全规则源于达尔文世界的自发演化升级，次生的安全规则大多源于既存霍布斯主体对达尔文世界的规训。原生霍布斯主体以达尔文世界为原材料，不断复制或改建次生霍布斯主体。随着这一进程的展开，达尔文世界自发产生新一代霍布斯主体的机会日益缩窄。在世界史意义上，这一进程对应于西方对世界的征服的不断展开（殖民主义运动）和内化（殖民地建国运动）。随着孤立体系的日益减少，另类文明规则自发产生的可能性持续降低。
霍布斯世界的展开导致中间层内部行为主体的博弈升级和秩序演进，最终产生了正义规则和威尔逊世界。在世界史意义上，这一进程对应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经实力均衡体系向集体安全体系的演化。不言而喻，正义规则只有在安全规则存在的前提下才有意义。“明智的希腊人发现，强健的罗马人执行。”威尔逊世界的规训能力构成冷战后世界秩序的根本保障，美国的战争能力构成威尔逊世界的根本保障。只有依靠北约的执行力，联合国的框架才能落实；只有依靠美国的战争能力，北约的执行力才能落实。美国战争能力的核心不仅是它的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而且是它对秩序、规则与合法性的垄断性生产。在这种垄断建立以前，它的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尚不足以奠定世界秩序。“天命”之所以落到美国头上，在于它的宪制最完整地保全了秩序、规则与合法性的传统。美国宪制本身的特殊性和美国地缘形势的特殊性互为表里，三百年来一直为它守护“天命”；相反，旧大陆的霍布斯实体不断销蚀其产生秩序的能力。
宪制体系与国际体系无不源于封建。封建为据乱之世，篡逆相寻、干戈相继，但休谟仍然称之为“自由宪制（The Free Constitutions）、法统政府和有限政府（A Limited and Legal Government）”，原因就在于法律只能发现、不能创造的中世纪宪法理论。这种理论隐含了高级法观念（A Theory of a Higher Law）和司法宪制主义（Judicial Constitutional Doctrine）的萌芽。中世纪是宪制传统的序曲、立宪自由的见习期，而宪制的意义就是基本原则只能述而不作，必须依靠赤裸权力对无形原则的敬畏，保守是其中应有之义。一个完全信奉实证主义的民族不可能具备行宪资格，除赤裸权力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统治形式。在中世纪，邦国内部的各等级共治和各邦法统政府的共存起到了相互支持的作用，而多国体系维护了各邦内部的自由与秩序，反之亦然。
封建欧洲对宪制的另一个特殊贡献在于正统主义或合法君主理论，成熟的希腊罗马文明对此已经不能理解。休谟表示：“天赋高贵和生而自由的古人总是将一人统治视为暴政和僭政的一种形式，难以理解合法循例的君主制概念，因此他们对嫡系君统与长子合法继承权完全无知。而二者对于保持王位继承顺序，避免内乱和篡夺的邪恶，保证在位君主的安全感，从而产生温和节制的政府。这些都是封建法带来的新事物。”
这种政治资源只有未经启蒙的新生民族才能享受。为希腊罗马文明装殓的僭主政治（the Tyrant Politics）和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君主的暴政不是源于（缺乏理性的）蒙昧和迷信，而是源于（解构理性的）赤裸权力固有的不安全感。僭政正是由于对自己的处境具备非常理性的认识，才不得不依靠赤裸权力自卫，将法律降低为实证主义意义上的政治工具，从而将民族历史上残余的政治资源消耗殆尽。这样的僭政不可能自发产生“法律下的自由” （The Liberty Under the Rule of Law），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建构和敬畏任何无形原则。它早已完成了理性的启蒙和对理性的解构，提前进入文明的暮年或后现代的动物化生存，准备充当其余民族的原材料。
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没有经过启蒙，更不用说解构，它的一切暴力都是某种无形原则的仆人，还不知道自己为自己服务的赤裸权力的意义。中世纪观念将法律视为神意和习俗确定的永恒自然秩序，僭越成例的意义和亵渎神明相去不远，具有绝对负面的色彩，因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封建君主依据习俗和成例而统治，他的权力如此微弱，只限于他和少数教俗领主的私人契约，几乎不足以称为政府或国家，以至于用现代国家观念来理解显得非常不伦不类。封建君主无论如何残暴、不义、不得人心，他的权力只能接触到极少数以政治为终身事业的人，而“法律和习俗之下的自由”是先于任何政治活动而存在的背景，而不是政治斗争的对象或内容。
这种自由极不规范、极不安全，不能保证任何人的物质利益或福利，但法理基础却比近代各国以成文宪法保证的自由更为稳固：
如果可以用一个单独的措辞去描述所有这些不同的法律秩序所共同具有的东西，那么这个措辞就是习惯的神圣性。习惯是神圣的，它的规范是神圣的……在这种类型的法律秩序中，法律不是某种由中央政府自觉制定和重新制定的东西。虽然可能偶尔也有立法，但绝大多数法律是某种产生于社会共同体的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产生于它的社会习俗和社会惯例的东西。另外，在这种类型的法律秩序中，习惯并不受法学家有意识的、系统的和持续不断的理性检查。习惯是那么神圣，以至于它还可以不仅是神圣的；它简直受到了绝对的和不容置疑的尊重。[3]
因为习俗和自然秩序不能人为制定和修改，而宪法本身就是人为制定和修改的产物：
法律给予专制的中世纪国王和为政者的限制, 在理论上要比近代国家的限制大得多, 甚至要比受限制的宪政君主或总统所须服从的约束大得多。
王从属于法是中古王权的主要特征。在客观法律秩序中, 王只有履行遵守法律的责任, 才能确保和行使他的主观统治权利；若违背法律,就意味着侵犯了他人的权利, 就会将自己置于法律秩序之外, 丧失了自己的主观统治权利，成为被臣民抵抗的暴君……按法律建立的王权只是一种“私人权利”……“王的权利与任何其他人的个人权利并非有何不同”。[4]
事实上，创制立法权（the Constituenal Power）的意义就是通过立法来规制社会和人民生活。普通法从一开始就认为创制立法权的无限性质就是专制权力的一种，即使将权力的来源由君主改为人民，也不能改变其专制性质。权力的来源和权力的边界孰轻孰重，就是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孰轻孰重、普遍理性与有限理性孰真孰伪的问题。苏格兰启蒙学派对创制立法权的坚决反对，也就是对普遍理性的不信任，对包括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在内的一切绝对主权的恐惧；而大陆启蒙学派对创制立法权的迷恋，就是对普遍理性的信任，对绝对主权的乐观态度。
在美国制宪时代，绝对主权的抽象概念开始落实到现实政治层面。斯图亚特君主国效法大陆的企图刚刚失败，威斯敏斯特就着手将帝国内外的至高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这种做法直接违背了中世纪多国体系的惯例。多国体系不仅意味着不同邦国的共存，而且意味着不同层次合法统治者的共治。多个邦国可以由同一个合法君主统治而不会损害各自的独立，例如英格兰-苏格兰。同一邦国也可以由多个合法君主统治而不会损害各自的权威，例如勃兰登堡或霍尔斯泰因。古代威尼斯这样的部分主权实体（Partsovereign State）占据文明世界的大部分空间，主权完整、边界明确、互不重叠的近代型国家反而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主权（排他性的唯一至高权力）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肯定会践踏某些历史成例。大多数实体之间的纠纷同时具备国际争端和宪法危机的性质，美国独立战争和普奥战争都是这种性质的争议。
在威斯敏斯特统一或者不如说建构不列颠完整主权的路上，许多古老、合法的政治实体必须牺牲自己的存在。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立法会议根据先王的特许状行使自治权力，跟国王及其代表分享治权，整个体系中没有绝对主权的位置。他们和威斯敏斯特、国王大臣的关系是平行而互不隶属的，正如霍尔斯泰因公国及其宗主丹麦国王，并非普鲁士王国及其宗主神圣罗马皇帝的下属。但若不列颠帝国或德意志帝国必须建构统一的最高主权，不完全独立的实体除了兼并或独立，就没有其他选择。不言而喻，大多数这样的实体都以兼并为结局。北美殖民地形成了罕见的例外，以中古的多元共治击败了近代的绝对主权。除了宪制习惯与社会生态的优越性，地缘形势对北美各邦的保守传统也发挥了极大的保护作用。如果马萨诸塞像洛林一样位居欧洲心脏，必须承受霍布斯实体的全部重压，它大概也会像古以色列各部族急欲立王一样，将绝对主权的保护视为莫大的福利。
在欧洲和全世界，三百年的霍布斯博弈都发挥了熔炉作用。千姿百态的各种前近代实体经过熔炉，全都变成面目雷同的单一主权国家。多层次权力主体的整合导致国际体系和国内宪制简单化、扁平化，意味着世界从“春秋”和“希腊”向“战国”和“罗马”转型。体系刚性日益突出，缓冲余地日益缩小，国家理由日益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单一主权国家以牺牲多种古老习惯为代价，实现了战争规则的空前形态化。由此，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了一个篮子。一旦无所不能的国家突然落入僭主之手，国内宪制和国际准则就同时土崩瓦解。无形态战争在史无前例的形态化顶峰卷土重来，人类文明，甚至人类生存本身岌岌可危。人们这时突然发现，霍布斯世界已经开发和利用了所有现存的组织资源和法统资源；只有遥远的美洲最完整地保存了政治基因多样性，只有它的秩序输出才能阻止复辟达尔文世界的滔天洪水。于是，世界秩序的天命像熟透的果实一样落入合众国懵懵懂懂的乡土政治家手中，诸神已经将所罗门和君士坦丁的权杖交到他们手中，他们却经常觉得这根棍子很适合掏鸟窝。
现在，新大陆要用自己的宪制资源对摇摇欲坠的世界重新实施格式化。国联、联合国和北约，今天的威尔逊世界、二战和冷战，冷战后的仲裁性战争都是美国格式化部分成功的产物；威尔逊世界-霍布斯世界-达尔文世界的同心圆体系和安全差序格局则是美国格式化不能完全成功的结果。美国秩序的完全成功只能意味着威尔逊世界与人类世界在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合一，而且美国的特殊地位和战争能力都不再有必要。我们可以说：柏拉图意义上的美国秩序本应是没有明确圆心的民主网络，现实投影却只能是野蛮海洋中的文明孤岛、文明大陆中的民主庄园、民主庄园中的美国大厅。如前所述，美洲殖民地其实是中古以来基督教欧洲政治资源的种子银行。因此，美国秩序也就是古老自由和古老权利的浴火重生。
安全困境与仲裁者
威尔逊世界在文明核心区的产生导致次生霍布斯世界在中间层的产生。从地理上讲，次生霍布斯世界大体相当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达尔文世界。原生霍布斯世界居于文明核心区，除自身外没有更高的仲裁者；次生霍布斯世界居于文明中间层，仲裁者的分量重于内部博弈。在前者，安全困境导致了自发正义规则对自发安全规则的自我克服；在后者，安全困境导致了仲裁性战争。外在正义规则对次生安全规则的再征服，意味着（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原生霍布斯世界对原生达尔文世界最初征服的继续展开。
正如肯尼斯·沃尔兹所说：势力均衡体系既是安全困境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在安全困境中，行为主体总是陷入循环猜疑和相互敌视之中。在霍布斯世界的层次内部，这种封闭机制无法打破，恶性循环导致周期性冲突和洗牌，演化结果不外乎两者：其一，霸权国家的细微优势不断放大，在足够多次的循环后积累为压倒性优势，最后，帝国结构取代多国体系，征服传统凝固为超大规模僭主政治，截断了当地源远流长的多种政治习惯。传统中国和大多数东方帝国体现这种演化模式，从而恢复了无形态战争的主宰地位，返回达尔文世界。其二，霸权国家激起大多数邻邦的围剿，付出的代价超过收益，在足够多次的循环后不得不让位给其他行为主体，多国体系不断强化自身。近代西欧体现这种演化模式，从而保存了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多元性与规范性。
西欧多国体系没有像其他多国体系一样，陷入大一统的亚稳态，关键在于英格兰海上帝国的存在和干涉。关于西欧相对于世界的特殊性、英格兰相对于西欧的特殊性，我们的强调不可能太过分，因为只有例外才需要解释，常态本来就无须解释。英格兰既属于又高于西欧势力均衡体系，它总是果断、及时、有效地干涉大陆事务，阻止任何强国取得压倒性优势，自身却居于欧洲列强无法干涉的优越位置，最大限度地利用大陆的低度安全来维护自己的高度安全。它的宪制自由直接依赖它刻意经营的国际体系。我们甚至可以说：大陆的绝对主义是英格兰自由排泄到海外的必要成本。在已知历史的轨迹内，后者本来就没有普遍适用的可能性。关于暴力、安全与自由的密切关系，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作了如下的解释：
民兵是法律承认的唯一军队，根据复辟后不久通过的两项国会法案重新改组。任何人只要每年土地收入超过五百镑，或是动产超过六千镑，就有义务自费供应和装备一名骑兵。任何人只要每年土地收入超过五十镑，或是动产超过六百镑，就有义务以类似方法装备一名长矛兵或火枪手。较小的地主组成团体，我们的语言没有提供专门名称，但雅典人称之为完全社。根据他们的规矩，每个团体必须装备一名骑兵和一名步兵。由此，全国步骑兵总数通常为十三万人。
依据王国古老宪法和国会两院最近的庄严承认，国王是这支大军的唯一统帅。尉官及其副官辅弼国王，奉命点兵练兵，视察风纪，然而，每年练兵时间不会超过十四天。太平绅士受命严惩违纪行径。王室不付日常费用，但民团奉召抗敌时，费用从国家正常收入中支付，奉行最严格的军法。
有些人对民兵的态度并不友好。他们经常在欧洲大陆旅行，对沃邦元帅的要塞惊叹不已。沃邦的哨所一语一动，无不军容严整。他们看到强大的军队从德国所有的道路长驱直入，将土耳其人从威尼斯的门口赶走；他们看到路易的禁卫军刁斗森严，不禁眼花缭乱。他们瞧不起德文郡和约克郡的农夫，后者肩扛火枪和草叉，步行或乘车进军。英格兰自由和宗教的敌人对民兵怀有敌意，从不放过丑化乡巴佬士兵的机会。他们若欲利用民兵反对英格兰的自由和宗教，不可能不冒极大的风险。开明的爱国者将这些粗鲁的民兵和正规军的军团比较，后者能在开战几小时开赴肯特或苏赛克斯海岸。他们不得不承认：保持永久性常备军可能是危险的；让太平绅士统率的农夫抗击法兰西元帅麾下的百战精兵，对国家的荣誉和独立可能更加危险。然而，在国会中表述这样的观点必须相当慎重。因为民兵制度深得人心，每一次反思都会激起两大党派的愤怒。托利党对君主制和国教会格外热忱，态度尤其激烈。各郡民兵的指挥权几乎完全由托利党贵族和绅士独占。他们为自己的军阶感到自豪，视交出禁脔的建议为侮辱。他们还非常清楚：无论什么说辞，只要不利于民兵，就会有利于常备军。他们对常备军的名字深恶痛绝。这样的军队一旦主宰英格兰，就要谋害国王、压制贵族、掠夺地主士绅、迫害教会。（《詹姆斯二世继位以降的英格兰史》第一卷第三章，刘仲敬译，未刊）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80多年历史证明，势力均衡体系的稳定离不开既属于又高于体系的海外仲裁者。仲裁者的横暴和不公并没有妨碍霍布斯世界的运作，而仲裁者的退缩和缺席却立刻引起了两次大战和危险性不逊于大战的冷战，最终，美国不得不尝试以集体安全体系取代势力均衡体系。然而，威尔逊世界仍然不得不接受霍布斯世界在自身外围的存在。威尔逊世界内部的安全与自由都必须仰仗世界差序格局的稳定性。威尔逊世界作为整体，必须利用它既属于又高于霍布斯世界势力均衡体系的地位。这种格局非常类似不列颠帝国和欧洲大陆的关系，只有一点重大的不同：威尔逊主义的外交传统在起源上有异于奥兰治主义，缺乏贵族性格，浸淫浓厚的基督教普世主义情怀。因此，美国特殊主义从来不像英格兰特殊主义那样心安理得。在美国200多年的外交思想史中，21世纪初的新保守主义沾染欧陆色彩最重，但即使是他们，也不能理直气壮地宣称：美国或北约成员国理应享有高人一等的安全，尽管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而当年的小庇特和帕麦斯顿干脆将不列颠帝国的安全和霸权视为英国人祖传遗产的一部分，像上帝创造的自然法则一样没有讨论的必要。这种内疚感对美国外交和世界秩序都没有好处，因为它增加了挑战者的侥幸心理，却没有减少差序格局的必要性和清理现场的残酷性。
如前所述，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日益陷入经典意义的安全困境。并不出人意料的是：最初的猜疑迹象来自毗邻亚洲大陆的太平洋群岛，二者在东亚均势当中的相对地位酷似法兰西与荷兰。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首先将中国视为均势的潜在破坏者。这时，中国重振军备的宏大计划才刚刚开始。六年后，金门危机奠定的亚太战略稳定期就结束了。2004年11月，日本防卫厅提交的研究报告断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可能为钓鱼岛和东海边界问题付诸武力或武力威胁。八年后，考验均势的实力较量就在这些地方开始了。
无论在西欧的势力均衡体系还是次生的东亚势力均衡体系当中，国内宪制与国际规范的演化路径都是相互锁定的。18世纪法兰西的绝对主义和英格兰的自由主义都是维持均势的必要因素，重要性不亚于它们的地缘形势、财政体制和海陆军力量。法兰西的制度和地缘劣势抵消了它的人口和疆域的优势，对欧洲的分裂或欧洲的自由贡献甚大。这种格局对法兰西自身并非完全不利，所以孟德斯鸠才会断言：“天佑大法，王师无功……与其为全欧之共主，不如为大法之强王。”旧金山体系下，日本的部分解除武装也有类似的作用。没有美国仲裁者与和平宪法的遏制，日本势必渐次展开与其财富和地缘优势相适应的国家强制力。国际均势的演变一旦超出国内宪制的承受能力，宪制就会随之演变。英荷战争对斯图亚特王朝、美国独立战争对波旁王朝、第一次中日战争对大清帝国和明治帝国、第二次中日战争对中华民国和昭和帝国，都发挥了类似的作用。霍布斯世界的法则告诉我们：在获得解放的亚洲，英格兰不大可能容忍大陆出现大一统的军事权力中心，确保亚洲大陆内部的分裂和均势最能保障它的海洋自由与本土安全。这种可能性在1945年以后消失了，主要归功于昭和帝国的自我定位错误和美国的仲裁者权力，而非中国的国家实力。从理论上讲，理想的东亚集体安全体系可以取代现实的势力均衡体系，但在世界差序格局固化的现状下，局部的集体安全体系不可能在美国缺席或犹豫的情况下实现，更不可能违背美国的意志或利益而存在。
今天的中国正在联络亚太各小邦，建立多层次合作关系，试图部分地模拟集体安全体系。1990年1月，中国加入“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研讨会”。1993年10月，中国加入“东北亚合作对话”。1993年12月，中国加入“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1999年，中国和东盟各邦成立“10+1”机制。2002年，中国加入“香格里拉对话”。2005年12月，中国加入“东亚峰会”。这些组织有的寿命短促，有的流于形式，有的兼而有之，无一足以替代旧金山体系，甚至补充。每次会议都能达成大量辞令模糊的共识，但很少落实为安全政策的内容。除禽流感预防和海啸救灾外，各方未能协调行动。“建立信任阶段”总是无限期延长，“预防性外交阶段”总是遥遥无期，至于“冲突管理阶段”，连象征性的表示都不曾出现。如果会议坚持维护所有成员的和谐，就不会产生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如果任何一方企图引入具体目标，就会冒犯其他各方的感情。只要有人威胁要退出讨论，会议就会迅速回到和谐、舒适、韬光养晦、无所作为的状态。国联和联合国如果真能摆脱强权政治的影响，大概就会达到这种境界。从真实历史上看，这些交涉酷似神圣同盟的某些会议：大多数参加者根本没有任何目标，只想讨好俄罗斯皇帝的感情。如果我们指望这些会议多少能制约美国，那就像俄罗斯指望神圣同盟反对英国一样不切实际。2001年，这样的情况确实出现了。中国在南海撞机事件中强烈谴责美国，赢得了东南亚国家非正式的广泛同情，但各国毫无例外地拒绝出具任何哪怕是纯属形式的外交文件，而这种文件原本是这些会议的例行公事。事后，大多数国家反而加强了对美国的防务与安全合作。迄今为止，我们仍然只能寄希望于经济和贸易的发展，然而，经济和贸易的利益交织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安全默契。否则，1920年代的中欧和东亚小邦就不会反对德国和日本了。小邦的机会主义外交负有一定责任，但中国自身的特征起了更大的作用。新来者总是更像坏人。如果中国坚持对自己的国家身份和发展路径保持暧昧，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足以破坏任何东亚集体安全体系的成功机会。
美国对东亚势力均衡体系的规训主要通过层次约束和路径约束，在大多数时间内不具备霍布斯斗争的性质。尽管冷战只在欧洲结束，但克林顿政府还是迅速裁减了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大部分驻军。美国对自己控制霍布斯世界整体天花板的能力极有信心，即使在1996年危机以后的数年，它都拒绝以霍布斯实体的方式介入东亚。在此期间和在此之后，中国始终以相同层次列强博弈的逻辑推演中美关系。但这绝不意味着中美共治或多极世界的可能性，而是表明美国正在通过世界体系设置中国博弈能力的上限。中国最为敏感的武器禁运和技术输出问题永无解决之日，美国大为抱怨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其实就是这样造成的。在联邦法律规定的十二项军事限制下，中国无法突破维持军备竞赛的刚性约束条件。美国实际上已经迫使和诱使东亚接受国际金融体系，使得东亚积累的大部分经济资源在平时和战时都能服务于美国的战略目标，即使战争遭到东亚以及中国的名义上的反对。历史上与此最接近的现象，莫过于18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债券市场。法国大部分流动资本不可避免地注入阿姆斯特丹，而法兰西债券的正常竞争力永远达不到不列颠债券的层次。国债奠定了不列颠近代国家和海外帝国的规模，法国资本家的积累和意大利、西班牙的剩余资本一起流动，将法兰西赶出了美洲和印度并锁定在旧欧洲的天地内。绝对主义体制使法兰西财政署国际信誉低落，甚至不能有效利用本国的游资，只能将税负集中到中北部几个财政直辖省。如果三级会议[5] 注定没有机会变成第二个威斯敏斯特，法兰西贵族之花的头颅注定会插在巴黎暴民的长矛上，原因就在于地区列强的路径和世界霸主的路径并不重合，初始条件差异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放大。
2012年，美国发布军事战略报告《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确定了世界体系和东亚体系的层次差异，明确禁止任何霍布斯实体越过自己的天花板。如果我们缺乏承受刚性冲突和恶性军备竞赛的能力和意志，又不能忍受既成事实或接受某种实质上等同于体面失败的斡旋，就只能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割处理，一面整军经武，一面发展经济，采取默许但不让步、拖延但不放弃的外交路线，将残酷的决断留给未来，并希望依靠国内的励精图治和国际形势的自然演变，有朝一日会出现比今日更为有利的局势。如果未来并非如此，其实也无计可施：能够反对美国的地区仲裁权，却无法反对美国的世界体系。世界体系限制了路径和层次，但若没有世界体系的保护和支持，其处境就不会比1930年代更安全。政治外交的失败和经济外交的成功能够争取最长久的缓冲时间，但不一定能达到需要或希望的程度。无论经济外交是否成功，政治外交的成功都会引起重铸东亚体系和中国自身结构的大风暴，但单独改造世界体系本身的可能性甚微，对自身也并不有利。
战争权力的管制与世界体系的演化
战争规则居于一切规则的最原始、最核心部分。文明体系的每一次诞生、演化和升级都围绕着战争权力的管制展开。在世界史的意义上，战争规则经历了以下几次主要升级：日耳曼习惯法的辑录造就了封建西欧的多主体亚稳态平衡；邦国各等级通过内外战争的规范与实验，发现了主权边界、国内法统和国际体系；西欧霍布斯体系的内部博弈和世界征服发现了实力均衡和世界体系；威廉和希特勒的无形态战争将达尔文世界重新引入霍布斯体系；美国的新罗马权力创造和保障了威尔逊世界的秩序，利用威尔逊世界规训霍布斯世界，重新将无形态战争推回达尔文世界；反恐战争意味着威尔逊世界与达尔文世界的越位接触，同时遭到二者挤压的中间层霍布斯主体有机会重新自我定位和改造世界秩序。
习惯法是共同体记忆的积累与一切规则的源泉。在中世纪的观念中，习惯法是神意秩序的体现，两者都是客观、先在的规范，不是人力所能制定或修改的。法律的权威性、正当性、真实性意义相同，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区别并不存在，私人团体和公共机构的区别并不存在，私法取代了公法，私权取代了公权。多元实体共治的原则既体现于王国、共和国和帝国的宪法，也体现于基督教世界所有实体的交涉。事实上，宪法就是各相关政治实体正式签署或通过习惯默认的跨实体条约。如果这些实体在19世纪以后纳入同一个民族国家的疆界内，它们达成的条约规范就会被追认为国家宪法。如果并非如此，它们达成的宪法协议就会被追认为国际条约。当然，这种区别纯粹是人为的，只能说明后博丹时代学者的认知结构，并不代表中世纪多元实体各种政治关系的现实。例如，中世纪早期的疆界概念不一定是地理的，一般不是排他的，而是经常用于非有体物。现代人分割“公域”与“私域”、“国内”和“国外”的先入之见太根深蒂固，很容易不自觉地用演变后期的理解替代早期的理解。我们在此只能简单粗暴地概括：宪制关系与国际关系至今仍然在同一条演化路径上相互纠缠，而早期更加难解难分。
封建早期的欧洲去部落时代未远，各处的习惯法普遍依靠英国普通法所谓的“从无法追忆的远古时代起，列祖列宗的习惯就是如此这般”。英国普通法其实就是全欧洲共有习惯法的活化石，因为受罗马法和绝对主义的干扰较少而幸存。贤哲故老在记忆中发现古法古风，没有人为（positive）的干扰和扭曲，就是真实的、符合良心的、体现神意秩序的法律权威，无须依赖成文的形式。宪章（charter）、法令（statute）、条例（provision）、卷轴（roll）、条约（convention）、成例（precedent）和其他成文记录都是故老记忆的补充、辅助和参考，不是权威的正式来源。正如格兰维尔所说：“对于许多人大有用处，在帮助记忆上是很必需的。”口传的习惯法最初辑录为成文法，往往是国际冲突的终点和宪法习惯的起点，前者对后者起决定性作用。《忏悔者爱德华法典》就是威廉一世对撒克逊习惯法的辑录，“寻访故老、观风问俗”乃“法律只能发现、不能制定”的实际体现。辑录之所以有必要，在于撒克逊共同体和诺曼共同体都奉行自己的习惯法。唯其如此，双方（当然还有更加古老的其他共同体，例如威尔士人和丹麦人）才能在同一片土地之上、同一位国王之下相安无事。由于不列颠南部各共同体及其法律在此后数百年内融合程度甚高，这段演化的记录就纳入了英格兰宪法史。由于《托伦条约》没有形成一个普鲁士-波兰混合国家的基础，最初背景类似的《埃尔宾法典》（Elbinger Rechtsbuch）就不能享有《撒克逊法鉴》（Sachsenspiegel）的庄严地位。
不同层次和区域的共同体通过契约交换方式，建立保护和效忠的封建关系，封建关系不是垂直和单一的，而是兼有纵横和跨越的网络状结构。由于神圣帝国和普世教会的存在，基督教世界几乎找不出任何两个不存在某种契约关系的共同体。即使在辽远的格陵兰岛和奥尼克群岛，区区数千欧裔居民仍然同时跟天主教会、挪威国王、丹麦国王、苏格兰国王、汉萨诸市镇、五港联盟保存着错综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今天我们认为奥尼克人（尽管他们更接近丹麦人）与苏格兰国王、五港联盟的契约属于不列颠宪制的一部分，他们对丹麦、挪威的义务属于国际关系史的一部分；而认为格陵兰人（尽管他们更接近挪威人）与丹麦国王的契约属于宪制，他们对挪威的义务属于外交。然而，12世纪的欧洲人大概不会觉得这些关系存在任何本质的区别。任何无法追忆其源的古老惯例都是上帝意志和智慧的自我展现，其权威高于所有层次和区域的行为主体的人为法（Positive Law）。贤哲肯定会鄙视妄图自作主张修改神意秩序的狂人，正如科学家肯定会鄙视自作主张修改能量守恒定理的永动机发明家。神意和习惯对武断（arbitrary）行径的规范构成宪制观念的重要起源，其中包含了人君制裁乱臣贼子、臣民制裁暴君、同侪制裁离经叛道的三重含义，最终以恢复合乎神意的世界秩序（包括王国国内和国际秩序）为结局。著名的《大宪章》事件就兼具这三种护法战争的性质：教皇和朗格顿大主教制裁约翰侵犯教会司法管辖权之罪，公正的菲利普国王制裁约翰篡国弑亲之罪，英格兰王国贵族和国民制裁约翰横征暴敛之罪。现代人习惯将前两者视为英国的外交活动，但若没有菲利普和朗格顿的坚定行动，诸位男爵的成功机会实在微乎其微。
《大宪章》事件体现了西欧多元共治体系的亚稳态结构。当时，各王国、公国、自治市镇及其联盟、帝国、教会和其他各种政治实体分别行使既不绝对，也不排他的权力。一切权力都有司法的性质，司法仲裁和战争仲裁没有明显的区别。自由和宪政的古老传统主要依靠暴力平衡维持，多层次的平衡比单层次的平衡更加稳定。经过数百年的演化，王国层次的单元渐渐成为主流，兼并了诸公国和诸市镇的亚邦国权力，瓦解了皇帝和教皇的超邦国权力。邦国实体是否具备政治动力学意义上的普遍优势，抑或仅仅是一系列偶然事件锁定的历史路径依赖？对此，我们没有充分的依据下结论，我们只能看到经验事实。民族-君主国不断尝试行使更多的权力，攫取更大的岁入。大部分尝试都是偶然的机会主义行径：成功则不断重复，失败则迅速放弃。攫取的逻辑和轨迹像阿米巴运动一样简单和短视，设计的完善和发展的意义毫无例外地出自事后诸葛亮的想象。当时决策者只有非常具体而渺小的目标，而且大多数事与愿违。然而，就是在这种尝试—错误—改道—成功—重复—强化的盲目进程中，近代国家的权力边界和地理边界得以慢慢固定下来。在这两条边界内，残余的习惯法整合为国内法统；在这两条边界外，残余的习惯法整合为国际体系。
17世纪的理论家看到了这种现象，开始发明绝对、至上和排他性主权国家的概念。18世纪和19世纪的政治家开始主动利用这种理论，进一步改造国内宪制和国际体系，霍布斯实体就此诞生，将国内政治均衡和国际政治均衡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区域。霍布斯主体是国家暴力的垄断者，不允许国内和国际的护法战争，却允许国内和国际的利益战争，只要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坚持理性自利的原则。霍布斯主体否定基督教或任何普世宗教的神意秩序，以价值的最高仲裁者自居，建构了以自己为偶像的亚文化，强制垄断臣民的效忠，积极鼓励政治圣徒和政治殉道者的荣耀。霍布斯实体否定法律和规则的客观性，在国内和国际鼓励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而且这些实体永远相互猜忌，只能将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其他同类的不安全上，因此势力均衡只能是短暂均衡，霸权稳定只能是短暂稳定。霍布斯世界的政治动力学是否注定以国际权力的垄断为结局，抑或定期洗牌的游戏至少在原则上可以无限期持续？如果结局取决于偶然事件和路径依赖，这些事件和路径需要什么边界条件？对此，我们仍然没有充分的依据下结论。然而，在既存历史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霍布斯实体的自我复制和霍布斯体系的外围扩张有相互促进的倾向，西欧对世界的征服有其动力学系统的根源。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地图上的空白点已经濒临消失，世界体系的完成、欧洲均势的破裂都已经如箭在弦。
规则的简化是霍布斯体系的重要特征，经典的霍布斯实体是整齐划一、近乎绝缘的刚性结构。从奥兰治亲王的时代到梅特涅亲王的时代，从梅特涅亲王的时代到俾斯麦亲王的时代，国际交涉和盟约义务的层次复杂性大大降低。威廉二世的外交部表示，他们没有能力继续俾斯麦的“杂技”。其实，俾斯麦不过在三帝同盟和德俄《再保险条约》的基础上，扮演了几次国际俱乐部主持人的角色而已。在整个过程中，他没有作出任何有悖于同盟和条约的承诺，甚至没有作出任何需要承担掮客以外义务的承诺。他最险诈的冒险活动不过是：恶意唆使法兰西跟英国抵抗，善意劝诱俄罗斯不要跟英国对抗。这两件事情的成功都会长期缓解德国的压力，即使失败也只会引起短暂的不快。如果这些举措代表了俾斯麦玩弄权术的最高水准，那么他的能力恐怕还不够在奥兰治时代的英法宫廷内胜任两年大使职务。查理二世在《三国盟约》《英荷协约》《多佛密约》和《尼麦根和约》中承担了一系列相互矛盾和力不能及的义务，包括：向法兰西宣战；协助法兰西征服联省的至少五省；不准英军在大陆支援法兰西王室；在战争结束前暂不执行限制英军的条款（问题在于，结束以后就没有任何限制军队的必要）；召集法兰西援军保卫英格兰王室；在王室信仰问题解决前暂不执行法军援助条款（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公开解决王室信仰问题；在荷兰战争问题解决前暂不公开解决王室信仰问题。他和半数阁员签署《多佛密约》，故意瞒过其他阁员；和驻法大使策划君子协定，故意瞒过驻荷兰大使。查理的对手或朋友——路易和威廉表现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跟这些人相比，即使是霍尔斯坦都像主日学校的女教师一样纯洁。这种差异不应完全归因于当事人的性格和能力，实在是两百多年的宪制演化有以致之。在路易和查理的时代，还没有人将国家想象成坚硬、光滑、绝缘的原子式实体。在他们的语言中，甚至“宫廷”和“国家”都是彼此敌对的实体。交涉不在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而在伦敦、巴黎、海牙的几十个亲疏不等的实体之间进行。这种错综复杂的体系没有壁垒分明的敌友关系，存在广阔而模糊的缓冲余地，而数百年的整合渐渐削弱了缓冲体系，固化了敌我矛盾，从而大大增加了大战的危险。战争引起了革命，新型革命粉碎了霍布斯实体的想象和霍布斯体系的规范，召回了达尔文世界的无形态战争。唯其如此，斯大林这样冷酷而精明的战略家才能推行“非国家化”“去形态化”的多层次外交。
无论偶然还是必然，绝对、至上和排他性主权国家的潮流至少留下了一处例外。如前所述，美洲殖民地拒绝了威斯敏斯特的主权垄断要求，美国宪法保存了多元共治的古老传统，然而，威尔逊主义复活了国内宪制和国际规范相互维系的古老传统。从威尔逊世界诞生那天起，有两件事已经注定会发生：其一，绝对主权将会遭到超邦国权力和亚邦国权力的侵蚀和分割；其二，国内和国际双向护法战争的传统将会死灰复燃。复古和维新经常是一回事，因为政治动力学可能存在的模式数量有限。二战和冷战的胜利为世界体系排除了主要障碍；卢旺达战争和波斯尼亚战争确立了限制国家主权的前例和条件；阿富汗战争和利比亚战争将北约强制执行集体安全的义务扩大到全世界；基地组织和反恐战争重现了亚邦国实体、邦国实体、超邦国实体同时参加的多层次战争。在伦巴底同盟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时代，多层次主体的战争司空见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200年，许多人曾经以为这种战争即将或注定退出历史舞台。
仅仅从动力学系统的角度考虑，多层次复杂体系的稳定性高于单层次规范体系。这样的体系容易耐受局部的灭绝或恶变，容易产生小范围的创新和漂变，鲁棒性更强而可预测性更差。如果政治模式在软件意义上与基因模式有可比性，这两种系统的差异就像千姿百态的巴西热带雨林和整齐划一的爱尔兰土豆田。在地理面积和时间长度相等的前提下，前者的基因多样性远远超过后者，前者容易频繁发生低层次的局部灾难，后者容易间断发生高层次的全面灾难。中世纪欧洲的制度多样性超过一战前夜的民族国家体系，正如后者的制度多样性超过高度同质化的东方大一统官僚帝国。人类历史上大多数制度创新和目前世界上大多数有效制度都发源于中世纪欧洲，一点都不是偶然。1999年以后的世界已经大大背离了1914年的刚性绝缘国家观，世界宪制、多层次行为主体和部分主权实体的概念重建已经呼之欲出。在这样的灵活体系中，民族国家-势力均衡-现实政治无法解决的许多致命冲突根本不成问题。这种框架转换曾经拯救香港免遭福克兰战争的威胁，将来也是拯救中国免遭科索沃战争或昭和战争的重要希望。中国只要顺应自身的多层次化和多角色化，修改历史认同和世界认知，并非没有希望以较小代价局部融入世界秩序。而不识时务的霍布斯主义只会将它投入不必要和无利益的斗争，进而推向世界差序格局的边缘，甚至战争边缘。
三、宪法秩序与世界体系
法统与僭政，安全落差与秩序输送
文明意味着秩序的生成和暴力的形态化。秩序意味着“可预见性”对“偶然机遇”的排斥；形态意味着赤裸暴力的边缘化和污名化。达尔文世界的居民坦然接受偶然机遇和赤裸暴力的统治，视之为人类生存的自然状态；而合法暴力、滥用权力、拨乱反正的观念对他们非常陌生，就像文明人类对“出生地的正当性”“海拔的正常化”“经纬坐标的合理调节限度”一样莫名其妙。“合乎形式的统治”凝聚于法统，法统是一切形式的综合和升华。法统的完善性和延续性是文明人类所能指望的最高世俗成就。文明居民在理想的法统下，能够忘记自然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区别，不再将机遇和暴力视为理性预期的必要组成部分，就像大都市居民无须将砍柴御寒列为圣诞节购物计划的必要组成部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就是各种法统生成、展开和灭亡的历史。来自过去的信息如果完全不具备法统意义，就只能纳入考古学、人类学或自然科学范围。法统或形式将意义赋予历史，在法统的边界之外，只有事件，没有意义。僭政是秩序的逆转和暴力的无形态化，是机遇和暴力对形式的反扑。
只要不同行为主体在同一时间存在完善程度不同的法统，或法统与僭政并存，秩序“可预见性”的差异就会转化为国际体系中的安全落差。安全落差构成重要的外交资源，通常有利于法统最完善或最持久的一方。菲利普·奥古斯都对约翰王的优势主要源于约翰的弑亲罪、英格兰王国的宪法危机、英格兰王国与诺曼底公国的财政与司法管辖权冲突。在这些危机暴露前，约翰的父亲亨利曾经依靠同样的资源长期凌驾于法兰西王室之上。路易十四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单方面影响力主要建立在两国宫廷的合法性差距之上，甚至不列颠岛国的地缘优势都不足以抵偿。只要绝对君主制构成18世纪国际社会的标准形态，凡尔赛的模范宫廷就可以坐享外交红利。只有既正统又新教的君统才能解决英格兰-苏格兰王国的宪法危机，这正是奥兰治亲王和1688年革命的历史使命。《天主教排斥法案》《王位继承法案》和《1707年联合法案》奠定了全世界最稳固、最古老的法统，极大地增加了不列颠君主国面对欧洲大陆和全世界的安全落差。只有在安全落差的保护下，它才能居高临下地仲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立宪君主制构成了19世纪国际社会的标准形态，相应的外交红利也就转移到威斯敏斯特。
1680年，《塞特尔请愿书》充分体现了国内宪制和国际秩序如何联结于正统性：
在英格兰当前的紧急形势下，天主教继承人若能自愿逊位；其功在社稷，不亚于库尔提乌斯之于罗马。这两种情况的差别，不外乎当今环境较为缓和而已。吾国虽危，仍然无须流血牺牲。逐鹿问鼎，殊非易事；何如归卧林泉，苏我黎民？若是，则国本危而复定，兆民乱而复安。殿下高风亮节，炳勋千古；纵然万乘之尊，亦将相形见绌。
殿下一劳永逸地结束阴谋，让达摩克利斯之剑入鞘，解君国累卵之危，给国民费厄泼赖（fairplay）。何况，国王与御弟年龄相若。逊位就人事种种不测风云而言，尚非剑走偏锋、计出孤注。二圣的安全与荣耀、王国的和平与繁荣，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安宁，无不有赖于此。唯其如此，国王和国会才能精诚团结。君民一心，才能巩固盟国。联盟巩固，才能遏制法兰西势力的致命扩张。（The Character of a Popish Successour, and What England May Expect from Such a One Humbly Offer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Appointed to Meet at Oxford, on the One and Twentieth of March, 1680/1.）
大革命导致法兰西的正统性和延续性断裂，短命的僭政一再出现，结盟战略和外交导向随着宪制一起翻覆不定，严重损害了国家信用和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大革命导致制宪会议和国民公会单方面撕毁法兰西君主制承担的条约义务，在和平时期吞并小国，兼并邻国领地，对外邦臣民行使司法管辖权。1848年革命重演了武断权力的一幕，每一次法统中断都导致过去数十年积累的外交资源流失，大革命毁灭了处心积虑的波旁家族盟约和稳定全欧洲局势的法奥联盟。1830年革命毁灭了大有希望的法俄联盟，这个联盟本来可以预先阻止俾斯麦和第二帝国的出现。1848年革命毁灭了英法自由主义联盟和已经颇有成效的海外协调。1871年革命的共和主义与沙文主义为俾斯麦的东方三帝同盟提供了最佳的意识形态土壤，造成了数十年的英法海外竞争和欧洲孤立。“英国不介意交涉对手的宪制改变”，“英国只有永恒的利益”实际上表明了心照不宣的事实：英国对自身宪制的稳定性和承诺的可信度抱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同时非常清楚它的交涉对象没有同样的把握。英国政府只用它的海外利益下注，而欧洲各国政府必须用自己的生死存亡下注。维也纳会议和柏林会议的外交官完全清楚，这种不对等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势力均衡只是大陆各国的相互节制，仲裁者的权力却不是它们任何一方所能节制的。19世纪初叶，俄罗斯帝国享有类似的优越地位，它的君统和宪制似乎同样安如磐石，因此能够对中欧行使超过其实力允许的权力：拯救者——沙皇的仲裁权并不是不像路易十四对查理二世、帕麦斯顿勋爵对全世界行使的权力。亚历山大二世和他的自由主义大臣结束了俄罗斯宪制的稳定期，此后造成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只有厘清这一系列连锁反应的背景，才能理解俄罗斯保守派对改革的痛恨。
大战和冷战将旧世界的古老法统一扫而空，国内和国际的政治习惯同时断裂。20世纪的僭主政治发挥了19世纪拿破仑政权的历史使命，通过组织资源的毁灭、自我毁灭和相互毁灭，制造了一片秩序真空和安全低气压区域。二战后的宪制争议日益低落，国内民主宪政和国际威尔逊主义几乎变成了理想政治模式的唯一候选者。即使彰明昭著的僭政也丧失了“为自己伸张正义”的勇气，只能毫无自信地冒充“更彻底和完美的民主宪政和国际协调”。相反，法国大革命以前，甚至一战以前，各种版本的君主制、贵族制、混合政体无不深信自己的正统性高于任何其他模式，各大国无不相信理想的国际秩序应该承认自己的优越地位。这种变化充分证明了旧世界政治基因多样性的枯竭和新世界的种子银行地位。大自然厌恶真空，安全落差肯定会导致秩序输出和输入，输出秩序的一方肯定会对输入秩序的一方行使帝国仲裁权。威尔逊主义就是美国秩序银行向欧洲秩序破产者推出的政治马歇尔计划，美洲国家组织、国联与联合国、北约的成立与扩张都是美国宪法和联邦的DNA复制，表现型差异甚大，主要因为所处生态环境不同，而非基因不同。
威尔逊主义之所以能够推行到美洲以外的地方，主要是因为美国相对于旧世界的安全优势；但正因为安全落差的存在，威尔逊主义最珍爱的集体安全体系不可能完美落实。安全落差的断层线将文明人类分为威尔逊世界与霍布斯世界。任何模式只能在形式差异不大的部分行为主体之间大致实现，在法统与僭政、集体安全与现实政治之间，安全落差构成秩序输送的动力源，秩序输送构成世界体系运作和演化的动力源。正如美国宪法秩序是美国世界秩序的灵魂，二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模范宪制的复制扩张迟早会直接或间接地巩固和强化世界秩序，世界秩序不断将边缘地带的外交红利输入模范宪制的中心。我们已经看到：奥兰治亲王的胜利不仅暂时破坏了路易十四左右逢源的外交顺境，而且永远阻断了“以绝对君主制为中心，建构未来世界体系”的道路。1789年革命意味着：绝对君主制的“修道院长”甘愿抛弃自己的门徒，加入立宪君主制的“见习修道士”行列。19世纪的法兰西和21世纪的俄罗斯一样，不再具备生成潜在秩序中心的资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美国新保守主义“输出民主”的热忱。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目标不单是霍布斯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也是巩固世界体系的护法战争。伊拉克战争尤其是一次麦克阿瑟式的路径锁定，其阻断地区霸国，以及挑战世界秩序的预防性效果远远超过了目光短浅的现实主义外交，正如麦克阿瑟的日本堵塞了亚洲大陆出现霸权中心的可能性。一个包括库尔德实体的伊拉克联邦出现在中东心脏，其效果等于一个独立的波兰出现在东方三帝国之间。不到十年时间，颠覆伊拉克的地下超限战就使叙利亚和伊朗民穷财尽、干戈内起；也唯其如此，联合国才能对这些国家发号施令。在萨达姆存在的年代，美国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不可能造成这样有利的局面。丘吉尔对波兰的看法完全可以适用于未来的远东和中东：人们将会看到，伟大的戏剧不过刚刚开始。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认知图景浸透了罗马式的天命观，完全不同于霍布斯世界此起彼伏的地方性霸权主义。在国际体系存在（近代欧洲的历史范式往往使人误以为它是永恒的）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内，外交、联盟和对抗产生于实力相近的大国或政治联盟之间，实力不在同一数量级的弱小国家只能作为联盟的一部分实施有效干预，或者根本不能实施有效干预。在迦太基灭亡到埃及灭亡以及柏林墙倒塌至今这两段时间内，国际体系呈现极为独特的现象：国际体系仍然存在，尚未被帝国结构取代；罗马之外的旧日列强完全解体，任何其他实体或新兴实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能达到实力相近的数量级；罗马有能力仅仅依据国内和盟国的需要实施单边行动；加强国内力量或努力缔结反罗马联盟，会增加而非减少失败的危险，远不如游说和争取罗马政治家、选民政治集团更现实而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争取“罗马人民的朋友”资格变成了最大的国家利益：获得元老院的安全承诺，跟已经获胜没有实质性区别；争取罗马人民的不干涉承诺失败，跟已经失败没有实质性区别。如果元老院宣布帕加马为罗马的敌人，该国就会被邻国和国内敌对政治势力瓜分，因为这是唯一能增加权力而又不冒毁灭性风险的途径。于是，罗马世界的国际纠纷逐渐从属于罗马各党派的斗争。政治习惯长期化则逐渐形成路径依赖，最后，这个利益攸关者组成的多国共同体被公认为“罗马帝国”——尽管从法律上讲，“罗马人民的朋友”有自己的元老院和民众会议，甚至还有连罗马的行省臣民都不是的其他某些部分。
后冷战世界体系的表象是多极世界，实质是罗马世界。反对单边主义的呼声和冲突实际上不断强化了罗马秩序，因为这些反对只有两种来源。其一，罗马盟友或利益攸关者有不同意见。无论这种意见是否能改变罗马政策，都会开启或强化盟友或利益攸关者对罗马政治结构的依赖程度。如果诉求针对罗马，主要会增加罗马的权威，其次才会增加诉求胜利者的权威，最不可能增加诉求失败者的权威。科索沃外交、利比亚外交属于这种模式。其二，不对称政治集团发动的非常规战争。这种战争不可避免会损害罗马秩序，从而损害盟友或利益攸关者。后两者的自卫和反击能力远不及罗马，因此势必形成维持秩序的国际协调行动。这种协调主要有利于罗马，在较小的程度上有利于后两者；但后两者不能采取其他行动，因为它们无法承受即使是较小的损失。反恐外交属于这种模式。
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并没有造就这样的路径，但他们承认这种现状。他们选择运用罗马式仲裁权扩大威尔逊世界及支配霍布斯世界，维护权利政治对现实政治的霸权。这种选择证明他们仍然是威尔逊主义者，美国宪制的优越性仍然是他们的力量之源。如前所述，地方性强国仅仅涉及国家利益的斗争不能动摇世界差序格局。任何可能存在的“非美”世界秩序必须具备某种宪制自信，至少必须像18世纪的绝对君主制一样，构成某种可能存在的替代性路径。而重商主义和国家主义并不具备这样的可能，在东亚势力均衡结构趋于固化和紧张的时代，复辟超民族帝国的理念只能酿成外交灾难，即使德国索取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权利、土耳其共和国索取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后果都不会这样可怕。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真正弱点在于：他们对中间层以外的达尔文世界无能为力。事实上，达尔文实体对任何政治手段都不敏感，在政治建构完成之前，达尔文世界只能是机遇和恩典的领地。雕刻家只能同时产生雕像和碎石，或者什么都产生不了，而建构罗马的世界秩序一定会建构自己的蛮族，这两者都是天命的一部分。
我们考察朝鲜战争以后的东亚格局，以下的结论是无从回避的：其一，在共同价值观和稳定联盟体系不可能存在的情况下，马基雅维利主义总会笑到最后。其二，中国总是一再发现自己的弱势，然后根据这种弱势调整战略（内政外交在战略中明确区别）。其三，儒家古老的“经权之变”仍然在发挥作用。中国的“经”虽然并非一成不变，但始终是西方的异质体，不在西方外交手段的接触范围内。中国外交始终属于“权”的范围，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服从一时一地的力量对比。如果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权宜之计不但必然改变，而且理应改变。如果美国以“保持现状”为外交目的，保持力量对比的现状就是它唯一的选择，换句话说，美国的目的就是维持美国的优势和中国的弱势。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的“经”呢？没有几个人能清楚地界定“中国”，更不用说达成命运共识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中国自我定位为社会主义、第三世界或是正在复兴的儒家古老文明，它的“经”都会具有“改变西方游戏规则”的涵义。中国最终战略的结果（无论成败）只能意味着当代国际体系和中国自身宪制的结构性演变。当代国际体系和中国宪制都是近代西方征服和训规世界的产物，中国宪制又是近代国际体系演变的被动产物。中国的崛起或发展意味着扭转这种（有损帝国尊严的）路径依赖，恢复（西方训规前的）正常状态。相形之下，巴西、墨西哥、泰国甚至印度的崛起仅仅意味着改善自身地位和国民生活水平，并不会影响世界体系本身，因为它们的“经”都已经从属于西方价值观，它们的“权”已经纳入国际体系。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国际冲突的原因不在于利益冲突，而在于利益冲突能否纳入当时的国际体系。明太祖和清世宗对朝鲜和越南的领土让步范围远远超过东海和南海的无人岛屿，但不会引起任何严重后果，因为在天下的体系中，帝国向藩属割地无异于内地省份对边远省份的照顾。英法两国的殖民地纠纷是可以协调的，因为双方的要求具体而有限，可以在现存国际体系中通过利益交换解决。而英德冲突最终导致国际体系瓦解，是因为德国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摩洛哥或刚果，而是改造国际旧秩序。当今之世，只有中国存在这种德国式的处境。如果它突然改弦易辙，把“融入西方”视为自己的最终命运，就无异于宣布拿破仑战争（反帝革命）以来的一切牺牲都是谬误和徒劳。在一个以世俗历史为合法性源泉的国度，修改国家命运（无论是革命还是复兴）就是宪法危机。中国革命和复兴针对的目标都是西方霸权（西方秩序），在国际上融入现存秩序意味着在国内瓦解现存秩序。欧盟的超国家和后国家秩序必须以德国原有宪制和历史解释的毁灭为代价，因为只有政治上极其幼稚的人才会相信：种植果树可以不种树根，只种结实的树枝，越过残酷的暑热，直接进入温馨的收获季节。
秩序与战略
安全落差与世界秩序动力源的关系类似重力落差与水电网络动力源的关系。世界体系必须可持续地开发和利用动力源，包括既存和潜在的动力源。世界安全体系的完美程度取决于两大因素：体系对行为主体的吸纳程度，体系对动力源的开发程度。在前一方面，美国超过了罗马-意大利同盟；在后一方面，美国超过了大英帝国。由于国内宪制和缺乏刺激的缘故，它迄今尚未充分运用自己的潜力和体系的动员能力。
罗马秩序瓦解后，西方秩序沿着自发生成—崩溃—扩大—深化—重建的螺旋轨迹发展：在七年战争前夜，开启了世界体系；在一战前夜，完成了世界体系；在冷战结束时，开启了帝国体系。如果罗马式天命遵循自身的逻辑展开，穷尽其内在可能性，“9·11”以后的世界秩序就会走过以下的轨迹，回归罗马秩序——反恐（海盗）战争将帝国使命强加给不情愿的庞培，恺撒却通过平蛮（高卢）战争劫持了帝国使命。最后，埃及顺民国家（东方官僚国家）及其汲取机器为奥古斯都完成了帝国体系。罗马法统通过被动地征服，以自身秩序维系世界秩序；东方僭政通过主动地被征服，为自身输入秩序。当前业已存在的世界差序格局会不会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罗马化，主要取决于秩序生产者-罗马-美国的有意和无意选择。
美国外交摆动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前者以伍德罗·威尔逊和罗纳德·里根为代表，有黑白分明的世界观，对美国的道德优越性非常自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将自己的好运当成了自己的美德。后者以西奥多·罗斯福和理查德·尼克松为代表，能清醒地认识多色调的世界，有分寸地维护多元国际体系。吊诡的是，美国却在威尔逊传统之下取得了最大的外交成就。历史背景早已说明了原因：威尔逊主义和现实主义不是平起平坐的两种外交学派。前者正是清教徒民情与合众国宪制的自然体现，像安泰一样吸取了西方世界最年轻民族的原始力量，这种力量足以弥补数不尽数的技术性失误；后者只是一系列断断续续的插曲。西奥多·罗斯福和马汉的呼声像施洗约翰的雷霆一样曲高和寡，消失在旷野中。观众赞赏他们的男子汉气概，却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理解他们的意思，更不用说接受他们的观念了。尼克松-基辛格的权力外交也好，他们刻意模仿的样板（俾斯麦权力外交）也好，都需要极其老练的手段，将本国宪制的空隙利用到极致。然而二者平庸的继承者都承受不起智者才能胜任的重担，迅速退回更简单僵硬的路线，况且本国政治阶层的排异反应也迫使他们只能这样做。基辛格的欧洲式权力外交必须依赖尼克松的宫廷式内政支持，二者虽然还没有直接违背宪法条文，但已经弥散出浓厚的“非美”气味，足以刺激美国政治阶层的嗅觉。元首通过（宪法地位低微，甚至不存在的）“内廷”系统推行马基雅维利式个人外交，架空（宪法地位甚高的）正式官署。这种做法是东方各帝国的政治常规（和官制演变的主要动力），在波拿巴-戴高乐式拉丁元首身上也颇为常见，但日耳曼系各邦极少容忍这种僭越。尼克松政府的凄惨下场跟美国政治阶层的长期猜疑颇有关系，基辛格的外交风格对培育国民的信任感至少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欧洲式外交是一种经验性的小步舞，依靠所有参与者的习惯性协调才能维持。这种协调运动本质上属于艺术，不应该成为科学的适当对象，因为它不可复制。即使在初始条件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本身完全相同的反应只要节奏稍快或稍慢，就会在一两代内产生戏剧性的差异。有目的、有计划的外交总是失败的，外交成功的意义其实是：通过外交对本国国民（政治阶层）进行政治训练，使其长期保持“竞技状态良好”的运动姿势。从历史进程看，与其说欧洲各邦建立了欧洲外交网络，不如说欧洲外交网络塑造了欧洲各邦——包括其宪制和民情。如果一个邦国在其宪制形成的关键时期未曾经受外交舞会的熏陶，它就永远无法弥补“青春期笨手笨脚”的痕迹，就像成年以后才学外语的人，格外依赖语法分析，并不是因为语法比语感重要，而是它的能力只能掌握语法。英国的外交传统最蔑视理论，而它最近的亲戚——美国，最喜欢引进欧洲外交理论（尤其是德国外交理论），原因就在这里；欧洲式外交在美国始终不脱“客卿”性质，经常受到国内地方性政治的约束，原因也在这里。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际体系是秩序中心宪制的延伸。世界秩序一旦遭遇缺乏适当定位的异质体，价值观冲突就会隐含价值观战争的可能。甚至早在1978年的华盛顿-北京蜜月期，威尔逊继承人和孙子继承人的价值观战争就已经隐约可见。老牌马基雅维利战略家基辛格（这无疑是他在美国的公众形象）在中国遇见了更彻底的战略家，在敬畏和忌惮之余，记下了东方工具理性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重心不在正当性，而在达尔文世界的法则。任何秩序只能是权力的短暂分泌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因此舍本求末的威尔逊主义理论只能是愚蠢、软弱或虚伪的体现，只能唤起紫禁城的蔑视。
邓小平嘲笑美国对苏联在第三世界开拓势力范围的回应，并责备美国试图“取悦”苏联：“你们的发言人总是为苏联的行动辩护。有时他们说没有迹象证明苏联和古巴插手扎伊尔和安哥拉。你们这么说没有用。说实话，你们每次要和苏联缔结协议，都是美方让步来取悦苏联。”
做得实在漂亮。这个国家身为苏联的首要目标，却把它所建议的联合行动说成是理性的义务，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易，更不是对美国的求助。中国处境危险——有它自己的分析为证——但它表现得像是教授战略的老师，而不像美国的欧洲盟友那样，经常是被动地听从美国的指示。
美国辩论中经常涉及的问题——国际法、多边解决、民众的同意——在中国的战略分析中常告阙如，除非是作为达到既定目标的工具。而这个目标，邓小平告诉布热津斯基，就是“‘对付北极熊’，没有别的”。
但是，对美国人来说，美国社会根本价值观中所谓的现实主义是有限度的。让杀人不眨眼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权就超过了这样一个限度。没有哪个美国总统能把红色高棉简单地看做围棋战略中的又一颗棋子。它把金边的居民赶进丛林，大规模屠杀某类的平民，这些种族灭绝的行为美国不能视若无睹（虽然我们下面会看到有时也为了需要而牺牲原则）。[6]
对此，美国工会主席乔治·米尼用一句草根群众的粗话打乱了肯尼迪、尼克松两届政府的缓和战略：“总统先生，别想把我们美国工人拐卖到伏尔加河去！”基辛格谙熟的现实主义外交必须在多元利益斗争的前提下才会游刃有余，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和冷战这种“汉贼不两立”的形势下很容易适得其反。他同样清楚：美国政策和力量的根源都在于鄙视“腐败旧世界”的清教徒道德直觉，“山巅之城”“自由卫士”“跨海平魔”的正邪斗争DNA永远遗存在它的外交传统中。基辛格精巧的俾斯麦式战略为尼克松赢得了“狡猾的迪克”绰号，而里根粗糙的“邪恶帝国”论却深得民心。
坚持原则不一定总是最好的政策，却经常是美国最好的政策。在英国贵族和罗马元老手中，权力政治的技巧可以增加巧实力、弥补硬实力，但在美国草根群众当中，马基雅维利主义会造成宪法危机、社会分裂和国民士气低落，由此导致的硬实力损害会远远超过巧实力的益处。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在接近零成本的情况下发动外交革命，使苏联陷入更恶劣的战略包围圈，完全解除了美国人在印度支那伤亡的危险，却仍然能通过武装南越军队保持跟美军直接干涉相同的战果。然而，总统秘密外交造成了国会的不信任。尼克松本人、总统的战争权力、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战争、南越军队的武装都沦为宪法危机的牺牲品，西贡陷落的悲情只有依靠里根重振威尔逊主义和牛仔精神才得以治愈；出兵格林纳达和轰炸利比亚的外交利益微不足道，但对恢复美国国民的斗志和团结却是功不可没。里根作为知识分子和外交家是完全不称职的，但他体会美国民情的敏锐本能和理解人性的健全常识却是杰克逊总统以后的第一人，冷战在此人手中大功告成，一点也不偶然。
中美战略关系一开始就是针对共同威胁的马基雅维利政治，从不具备共同原则的基础。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不是建议成立正式联盟，而是各自根据自己的立场行事，协调行动，采取必要措施。”这种战略关系不具备互信，也不需要互信：Actor存在于赤裸权力的寒风中，对自己和伙伴都不抱幻想；这种关系的唯一基础就是“坦率地求同存异”。也就是说：针对具体问题的临时性合作，随时准备化友为敌，应对分歧；既不指望双方根本价值观的冲突可以永久性调和，也不指望根本目标的冲突能够永久性推迟。随着共同威胁（苏联）的瓦解，权利政治早晚会露出本来面目。
中国与西方外交战略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自我脆弱时的反应。美国和西方外交官认为他们应该小心地避免挑衅，而中国的反应更倾向于放大藐视。西方外交官从不利的力量平衡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必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他们呼吁外交举措，把对手放置在“错误”的一面，在道义上孤立他，但停止使用武力——在越南入侵并占领了柬埔寨以后，这基本上是美国给邓的意见。中国的战略家们更可能会增大他们的承诺以鼓起勇气和心理压力，反对对手的物质优势。他们相信先发制人是威慑力的形式。当中国的规划者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的对手获得了不能接受的优势和战略趋势转向对己不利时，他们的反应是企图破坏敌人的信心，并让中国，如果不能在物质上，但在心理上重占上风。（《论中国》第十三章《“摸老虎屁股”：对越作战》，刘仲敬译。）
如果将上文的印度支那问题修改为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或东海问题，这种行为模式的差异仍然存在。这时，西方世界和中国再次由合作者变为对手。如果基辛格的模式没错，我们就会推导出这样的结论：西方的克制态度实际上会增加战争或冲突的危险，因为这必然会暴露自身的软弱，刺激中国根据权力政治原则更进一步。而中国的强硬或敌视态度反而是外交成功的证明，因为这说明中国已经发现自身的弱势，需要以此掩饰保守退缩的实际举措。这种外交合乎逻辑的典范只能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金门危机的处置，1996年危机重演了这一范式。
表面上，中国有一种德国式的外交选择，似乎可以再度启动陆权对海权的挑战。然而，这种相似性仅仅存在于地缘形势方面。21世纪初的中国跟20世纪初的德国一样，较为孤立，易受包围，但德国的产业、技术和军事跟英国处在同一数量级，在某些当时的尖端科技上领先英国，这一点清楚地体现于20世纪初的诺贝尔奖名单。事实上，中国外交之所以尚有可为，就是因为中国在数量级意义上不能构成美国的竞争对手。如果我们有德国的弱点，却没有德国的优点，就不能合理地指望在德国失败的地方获得胜利。更重要的是：德国的失败挑战、苏联的失败挑战、旧欧洲权力政治的末路、威尔逊世界的整合、美国的秩序输出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体系的结构和性质，罗马秩序不会重返雅典时代。迦太基曾经有胜利的机会，安条克曾经有挑战的机会，托勒密则两者都没有。吹笛手托勒密和克里奥佩特拉在罗马世界弘扬软实力的资源，只要十分之一就能挽救汉尼拔、重创弗拉米尼乌斯以及买通斯巴达和雅典的全体公民。然而一切为时太晚，他们的成就仅限于稍稍延缓罗马秩序展开的速度。人谋不如地缘，地缘不如天命，无论技术多么高明，春天收割、秋天播种都会事与愿违。
假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能够拥有更大数量级的硬实力，那么能否启用上述的德国式外交选择呢？《克劳备忘录》已经对此作出了答复。[7]
如果有必要规划和接受一种理论，能切合德国外交政策所有确定的事实，就只能在下面两种假设中选择其一：
要么德国明确以霸权和海上优势为目的，但会威胁邻邦的独立，最终威胁英格兰的存在。
要么德国没有这样清晰的野心，认为目前只是运用它身为国际议事会列强之一的正当地位和影响力，谋求提升海外贸易、传播德国文化、扩大国民活动范围、随时随地利用和平机会在全世界创造德国的新利益，留下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世界是否有朝一日发生剧变，使德国获得指导跨地区政治行动的更大份额，不像现在这样局限境内。在现存政治条件下，无须涉及任何侵犯其他国家既存权利的行动。
世界秩序的主人不需要掩饰自己的底线：世界足够广阔，完全容许英德共存共荣，但是任何跟英国平起平坐的海权都跟大英帝国的生存不能相容。英国只能以两倍的速度建造舰队，直到德国自愿放弃。如果德国不能自愿放弃，历史已经作出答复：英国将用它的海外资产为赌注，德国将以本国居民和现存宪制为赌注。英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它自身，而且在于它的宪制和世界体系同构。挑战者不能欺骗自己，以为他们只需要应付两国之间的对抗。而世界体系允许英国动员全世界的沉默资源，包括挑战者自身的沉默资源。七年战争后，挑战者的每一次尝试都以本国的宪法危机和认同分裂为结局。我们不能指望：在美国秩序整合的基本盘远远超过“大英帝国和平”的情况下，残局挑战者的机会能超过开局挑战者。先发国家用它们的宪制塑造世界体系，后发国家只能依据世界体系塑造它们的宪制，这是它们存在的先在条件，超乎公正和不公正之外——时间与路径是世界历史的主人，智慧和能力只是主人的化妆师而已。
挑战者与援助者：局外人寻找角色
世界体系由多层次行为主体构成，但形成的网络具有自己的生命力，大于所有行为主体的总和。体系的扩展不断吸纳原有体系外的行为主体，在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窗口中，局外人有机会选择和改变自己的角色——挑战者或援助者，无论它是否明确意识到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都将超过其他任何因素的影响而决定它的命运。体系的分量重于任何行为主体，行为主体扮演的角色重于它自身的素质。
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外交史，其性质非常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以后欧洲各邦之间的外交史。中国外交史甚至不能仅仅用殖民—独立、依附—冲突这样的框架来概括，因为这种框架已经预先假设了国与国对等—双向交涉的前提。然而，在我们关注的这段历史时期，“中国”仍然是一个含义模糊、不断变化的行为主体，而且交涉对象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欧洲游戏规则征服世界的长期运动。殖民和独立都是欧洲游戏规则的非欧洲世界的内化过程。如果说二者有什么区别，那就是：独立意味着比殖民更彻底的内化。殖民暗示（至少部分的）非西方性质，正如英印帝国宪制所证明的那样；而独立必须是一场针对自我的宪法革命，发明某种欧洲式的想象共同体。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即使在欧洲也是新生事物。
外交首先创造了中国的概念，世界体系要求中国必须存在，且世界体系的剧变一再促成中国的宪制演变。
大清原先并不是中国。它没有一条明确的边界，只有从畿辅到荒服的统治能力的递减坡度。属地在何处结束，属国在何处开始，可能没有多少人清楚，也没有多少人在意。最后，浩罕和廓尔喀证明为属国，新疆和西藏证明为属地，则源于曾纪泽和薛福成的交涉需要。正是在这种交涉中，大清和中国变成可以相互替换的同义词。随后，荣禄和翁同龢这样的满汉高官开始在国内政治斗争中运用中国这个词。最后，梁启超这样的知识分子推动了中国概念的通俗化和普及化。
在这个过程中，中西交涉扮演了通过他者塑造自我的关键角色，而且中西交涉的几个主要阶段与中国的国家塑造同步。其中，世界体系的演变都是关键性的背景因素。
（1）第一阶段：天下与蛮夷，总理衙门成立以前的地方性交涉与西夷叛乱
1820年两广当局与英国海军的冲突、鸦片战争、1860年庚申之役，以及美、法等国在同一时期的交涉中双方产生了各不相同的解释。
在中国方面（或者准确地说，产生中国的政治前体），这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涉和战争，而是地方当局对大规模群体事件的治安措施。而后，帝国政府对地方当局（主要是两广和两江）实施行政赏罚。外国和外交的概念没有进入帝国政府的考虑范围，帝国也不允许任何大规模骚乱影响帝国宪制和天下秩序，所以它继续遵循廓尔喀叛乱、浩罕叛乱的处理先例。
大清处理群体性骚乱和武装上访，有大量的历史资源可供运用，经验丰富，举措审慎，善于将一切不稳定因素纳入帝国秩序。
根据帝制中国的传统，政府兵刑不分、剿抚兼施，变民与顺民同样不难相互转化。理想的地方官员必须善于“化贼为民” （《宋史·列传第五十二》），而且叛匪、变民和叛酋一向是官军的重要补充来源，李克用-李定国的模式源远流长，在大传统（《资治通鉴》）和小传统（《水浒传》《荡寇志》）当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帝国对待叛酋的底线不在于利益诉求是否合法或逾分，更不是当时根本不存在的国家主权观念，而在于是否僭号称尊，威胁本朝的正统性和唯一性。在朝廷眼中，英、美、法的诉求不外乎一系列保证人身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特殊政策，从性质上讲，这就不是非镇压不可的原则性错误。叛酋跟地方官员冲突，企图武装上访、向朝廷告御状，从而争取更有利的善后措施，这种行径不足为奇，有众多先例可供参考。最近的类似事件就是嘉庆一朝的浩罕叛乱。浩罕人入侵六城地区（天山南路），报复地方当局取消浩罕商人的税收特权（他们原先的税收负担比当地商人更轻）。朝廷剿抚兼施：一面驱逐浩罕叛军；一面罢免制定苛政的那彦成，恢复浩罕人的特权。道光一朝的广州贸易冲突恶化后，朝廷将浩罕战争的主要将领杨芳调往广州，显然并非偶然。《剑桥中国晚清史》对这种策略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但多少带有恶意嘲弄的态度。
朝廷的处置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出于软弱。根据天下秩序的理论，皇帝是一切文明人类的最高统治者，不是一个地方性邦国的统治者，其力量主要源于正统性和道德号召力，而不是赤裸暴力。叛酋只要没有另立朝廷，就是误入歧途的臣民，而非敌国。如果地方官员的暴政构成叛乱的原因，叛乱者的诉求在于请求皇帝申冤，皇帝就负有不偏不倚的道德义务，不可以利用武断权力偏袒在任官员。历史经验显示：帝国毁灭的根本原因在于道德号召力的衰落。裁判不公、滥用暴力构成苛政的主要因素；公开否定伏阙申冤的权利，无异于否定帝国自身的合法性。
叛酋和变民的区别在于：前者所受文明教化更少，更缺乏完全责任能力，因此，怀柔远人、宽待蛮夷符合帝国的政治习惯，也是教化蛮夷的必要组成部分。穆彰阿和伊里布的折奏把怀柔远人与保护江南和平百姓免遭战乱之苦视为《江宁条约》的正当性依据，或许出于文饰，但即使文饰也必须符合当时当地的主流政治伦理，才能发挥作用。“百年国耻”和“不平等条约”的历史叙事需要以下的基本前提：将至高无上的华夏文明世界降格为西方国际体系内的一个地方性邦国。毋庸置疑，这种叙事本身就是大逆不道，而英国人或其他人的贪财图利反而不是。
地方当局的责任是：化大事为小事，降低潜在危险的级别。在这个前提下，他们享有自由裁量权，可以违背成文法，可以将圣旨视为原则性建议，遵守其精神而非字面意义。然而，如果他们举措失宜，导致地方性事件升级为全国性事件，直接威胁到中央政府的稳定，则无论其居心是忠是奸、举措合法还是违法，都一定会受到惩罚。林则徐和琦善都是在这个意义上倒台的。他们的真正罪恶在于不能大事化小，反而小事化大；而同样的行动如果能使大事化小，本来可以受到奖励。
在西洋方面，这也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交涉，而是西方国际体系对东亚世界的训规。英、美、法为整个西方世界争取特殊权益，而不是仅仅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利益；更准确地说，它们确立了一种世界体系。也因此，普鲁士、丹麦和比利时可以毫无困难地利益均沾，尽管交涉各方都清楚：它们没有可以在远东开战的海军力量。
这些特殊权益后来被解释为侵犯国家主权，但这不是19世纪末叶以前的流行观念。国家主权的概念是17世纪的发明，法国大革命以后才在西欧落实，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在东欧落实，1960年代才在全世界落实。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是中世纪欧洲的习惯，汉萨同盟在英国、犹太人社区在阿尔萨斯都享有这样的特权，而且几乎所有君主国和共和国境内都有主权不及的政治实体。法兰西可以说是国家主权理论和绝对主义的模范，但也在其境内保留了内维尔公爵、洛林家族、阿尔萨斯贵族、阿维尼翁教会领地等众多主权不及的政治实体。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东欧更加严重，直至凡尔赛会议，特兰西瓦尼亚萨克森人和波兰犹太人继承的中世纪特权仍然是争论的焦点。
唯有（欧美）利益均沾意义重大，象征一种世界体系的生成。至此，中国（或中国前体）已经被动地加入了这个体系，此后的命运主要将在亚洲以外决定。
（2）第二阶段：大清与列强，总理衙门的文化国家与万国公法的世界
庚申之役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开启了一个内外有别的妥协时期：朝廷继续坚持天下秩序和文化国家的理念，但只限于内部；对外，则采取了顺应西方游戏规则的自我保护策略。
就当时的政治伦理而言，战争破坏、条约特权和割地赔款都不是最大的刺激。朝廷最大的欣慰是：联军没有在京师另立朝廷，信守撤军的约定，没有拥立亲王建立张邦昌式傀儡政权。这些现象充分证明他们没有不轨之心，而且遵守信义，因此今后可以视为合理的交涉对象。朝廷最大的失败是：列强坚持在京师设立使馆，外国使臣拒绝对皇帝行臣民之礼。这样彰明昭著地否定皇帝的唯一性和至上性，势必严重损害帝国的合法性，而合法性的削弱势必导致文治体系的破产和统治成本的上升。这都是朝廷至关紧要的核心利益，而不是理论上的虚拟。
总理衙门的意义在于：设置一道防火墙，延缓天下秩序遭到侵蚀的速度，为朝廷争取更多的自强时间。然而，根本的前提已经确定：要么天下秩序证明自己仍然具备教化蛮夷的能力，华夏文明世界将再度通过和平同化而扩大边界；要么西方秩序证明自己的文明优越性，将华夏世界降格为半文明的见习生。在马嘉理案件的交涉中，威妥玛就公然以文明教师自居，训导见习生如何学习《万国公法》。
总理衙门利用《万国公法》，确实能在不利条件下维护具体的利益，薛福成和曾纪泽的交涉都能证明这一点。然而，这种成就本身就强化了大清在国际体系中的见习生地位，损害了大清赖以统治的天下秩序。天下秩序的力量在于：它必须被公认为一种类似自然法则的至上存在；通过道德榜样和模仿-奖励，可以实现较低成本的文治。如果大清自身接受了西方的榜样和奖励，它就只有两种选择：放弃有效统治，或者更多地依靠实力实施有效统治。后者意味着更重的税收，更庞大、更专业的行政机构，更昂贵的军队，在这条道路的终点，大清变成了中国。
（3）第三阶段：中国与文明世界，庚子以后条约体系的确定与中国的蛮夷化
庚子之乱是天下秩序对《万国公法》的最后一次反击。在国际体系中，理性的行为主体不可能同时对所有其他行为主体宣战。然而，理性有其边界条件，合理和不合理只有在特定的边界条件下才能定义。通过《万国公法》建构中国，本身就是对天下秩序的谋杀，正如通过《万国公法》划定边界，本身就是对大清的肢解。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列强最终决定：通过条约体系监护中国；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梁启超发明中华民族的概念。
割地赔款和条约特权是欧洲国际关系史中常见的现象，并不格外特殊或不平等。《辛丑条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试图训规战败国，而且试图重新解释“万国公法”，建立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永久性内政监护权。从列强的角度看，庚子之乱是一次不及格的考试，证明中国不能适应游戏规则，从国际俱乐部见习生降格为候补殖民地；从中国政治精英的角度看，天下秩序从此不再是现实的选项了。于此，中国不是自我建构为地方性邦国，就是等待殖民化，而二者都是欧洲体系业已升格为世界体系的证明，除此之外不再有其他体系。
在当时的政治习惯中，条约体系的监护无异于殖民化的观察磨合期。埃及和朝鲜都曾经接受过类似的监护。因此，赫德预感到：自己这一代人即将让位，新一代人将会把中国当作非洲部落的同侪。
条约体系的主要作用，在于确定了外重内轻的基本约束条件，从此，中国宪制演变和社会演化的基本动力来自世界体系的演变。中国的政治精英依据对世界体系的不同理解，开始逆向改造中国——颠倒西欧历史演进的正常秩序，根据世界历史塑造中国宪制，根据中国宪制塑造中国社会。
[1]参《马太福音》5：14-16：“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2] 在经典广义相对论的框架里，霍金和彭罗斯证明了，在很一般的条件下，空间—时间一定存在奇点，最著名的奇点即黑洞里的奇点以及宇宙大爆炸处的奇点。在奇点处，所有定律以及可预见性都失效。奇点可以看成空间-时间的边缘或边界。
[3]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82页。
[4]F.科恩（F.Kern）：《中世纪的王权与法律》（Kingship and Law in the Middle Ages），牛津大学出版社，1939年，第182页。
[5]法国中世纪的等级代表会议。参加者有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和市民（第三等级）三个等级的代表。三个等级不论代表多少，各有一票表决权。通常是国家遇到困难时，国王为寻求援助而召集会议，因此会议是不定期的。
[6]译文见基辛格《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349—350页。
[7]参见本书附录《克劳备忘录》。

海岱武装殖民
西周封建立制，自始即有武装殖民性质，标准程序大略如下：王命某公、某臣，率殷民某族，封于某地。师出，筑城立国。城内（国人）为殷（文化核心）周（政治核心），城外土著为野人（野业即农）。军事义务（亦特权）仅限国人，封建权力关系建立于殖民体系基础之上。
封建全盛时期，文化种族与阶级身份严重重叠，西周诸侯并无天主教、佛教一类跨族群信仰弥缝其间，社会分裂必定极具危险性。《诗经》“小东大东，杼柚其空”，意即东人怨恨西人剥削。鲁君、国人、野人盟誓，所祭之社各不相同，透露鲁人血统、种族、文化分野三百年尚未尽灭。[1] 《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太公望封于齐，莱夷欲夺其地，显系诬词。海岱本非殷商故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周天子殆如罗马教皇，封他人国土酬吾功臣，莱夷无非自卫本乡而已。齐之武装冲突至景公[2] 未止。齐鲁会盟，齐人令莱夷献艺，孔子责彼无礼。献莱似有夸示土著绥服之意，说明齐人自认收获甚大。土著绥服，而后封建可废，否则，野人入仕将无异于蛮族入侵。此间嬗变之迹，鲜有孑遗。

高克逍遥河上
西周军事殖民，颇似今日所谓“大战略”[3] ，卫镇盘庚[4] 旧都[5]，寄以腹心，卫公世世为镐京重臣。狄人伐卫，无异周公营洛以降东土统治秩序瓦解，事关种族文化政治，恐非懿公[6]个人荒怠所能解释。沈曾植“散民怯公战，矫以鹤轩拒”[7]，似疑卫有内部矛盾。此事已无可考。唯以情理推之，卫居东诸侯之首。朝歌物力殷盛，远胜齐、晋拓边者。临漳屡成伯（霸）业，世为王都，非如陈留之绝地不可守。若有内部矛盾，不外乎殷周旧恨、国野之别。后之桓文[8]数唱诸夏一体共御夷狄，其心似以纯言周政已难维系人望。夏为商周共主，诸夏之称，便于统战。其时，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卫破，狄人临河。此即“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9]之真义。齐迁卫于河南，“国联”[10]以防河为急。《诗经·清人》所载高克之部队，即今所谓“多国部队郑国支队”。以汉儒解经之意，高克为郑伯（郑文公）欲去之臣，出师大有借刀杀人之心；高克亦逍遥河上，全无斗志，未战而溃，弃郑出亡，绝不信任本国正义。[11]于是，河防洞开。齐、郑皆置若罔闻。桓公没而齐乱，宋襄定齐乱继伯业，随即兴师伐楚。
由此可见，当时诸夏寄望于盟主者究为何物。宋楚之争，实质延续攘夷；战争结局，早已由高克之溃预兆。

秦为野兽
诸子之空间关系甚少见重于后世史家，此大一统观念所误。彼时中土即一国际体系，政治哲学不离水土，亦如英之自由、法之共和、德之社会主义。名法为战国显学，实为三晋产物。秦无学术，全仗三晋客卿。李克（李悝）、商君、韩非一脉相传，伴生者为绝对理性主义之“竹书纪年”式史观：“尧幽囚，舜野死”未必实有其事，而颇可折射三晋史官之政治功利主义，“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弃礼义尚首功，以军国为宗，以富强速成为词。赵王胡服，商君焚书，二者精神相通，能战亦唯此二国。秦人攻赵，百战艰难，长平之役，十五以上六十以下丁男悉赴前敌。赵破，取齐楚大国如摧朽木，足证名法之速效，商君非欺人者。
荀卿（荀子）见临武君，言“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荀子·议兵》）；廉颇入楚思赵卒，如施拉普纳无奈中国球员。儒学出邹鲁，盛东土，其民富好礼文而不战，技击之经济理性（人头计赏）同于宋太祖之“契丹精兵十万，积绢可以买尽”，其效亦同。于是，东土之文明抵抗，体现于儒法斗争。
秦无游士，博士亦非秦产。咸阳所坑者，大抵为稷下大夫之流（“包起来”“控制使用”人员）。坑儒恐非一时意气，毋宁视为“新民主业已实现”“革命向纵深发展”之自然步骤。鲁仲连义不帝秦，儒生是古非今，鲁人义不降汉，鲁两生责叔孙通，辕固生责公孙弘，皆提示东方被征服者蔑视西土军国主义，不断以“运动之战”反攻倒算。独尊儒术而阳儒阴法，有两党体面妥协意味。自此，列国文化战争转为帝国内部儒吏之争。

县而未封
词源可谓社会考古学，粉饰滥用不易，故如地下材料，可信度往往高于地上文献。
先释郡、县二字。
郡从军，当有战区之义，其初置于边鄙冲要、四战之地。国君以临敌急需故，垂直管理，故军政总揽民政，不以成例妨碍亟须，极其自然。相形之下，封邑各有主君、附庸，分层节制，政出多门，自然威令难施，行事迂缓。
县、悬互训，其义为“悬而未封”。本当分封之邑，以他故悬置，合法领主未现，暂由邦君代管，委派文臣为令（令即行政名词）。“悬而未封”，主要原因在于领主年幼或继承权有纠纷。
郡、县皆为代理监护人重大财源，国君有明显动机渴望增加监护权。西欧监护权未能发展为行政区，关键在于国会体现贵族利益，一再以监护权为苛政，形成持续压力。西欧殖民者大多为中古或新生法人团体，二者皆循成例，以特许状为宪制依据。于是，殖民地—母邦关系复制自治市镇—领主关系，距离辽远，反而更加不利于行政直辖。唯有俄罗斯开拓高加索、中亚，以幕府为治，政治效果类似战国殖民。
当封有主之邑多属旧土、内地，名物繁盛，县令自属美差。郡则多为新开边荒、蛮夷所居，郡守（守即军事名词）自然由前线指挥官担任。故赵简子伐范、中行二氏，许有功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县肥、郡瘦，意态明了。不幸内县疆界早定，无可扩张；边郡开荒拓殖，来民生聚，地大人众，终胜旧邦，犹如加州、德州疆界自然大于新英格兰旧州。郡大、县小，渐成定局。
人君之私，以直属文（县）武（郡）唯从上命，远胜世袭公侯桀骜不驯，尽废封建而郡县之，召游士、客卿为守、令。彼辈白衣仕进，纯以君恩，全无根基，商君、李相（李斯）万人之上，作法自毙而一夫戮之。若周天子以此待封君，国人势必哗变。周秦之变，要害即此。始皇一统，各国边郡多化为内地、非复战区，自当删繁就简。郡县合一，小不能克大，县令只能屈居郡下。天下既定，百代皆行秦政制矣。

项王耻渡乌江
项王负家国众望，必欲为楚人之戴高乐，绝难容忍诸夏（诸欧）一统、荣耀古国沦为寻常行省。西楚霸王肢解暴秦，主持多国体系，无异于盟军肢解德国，重建“各民族的欧洲”。新联盟用于监视霸国复起，并无取秦而自为秦政之意。有原则政治家唯愿复兴祖国，所争不在权位，故而政纲一败，绝不恋饯、偷生。“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楚国贵族）”证明项王只知有楚，以为华夏不过文明概念，并非国家。后人责其何不西都关中，愚蠢程度等于责问戴高乐何不定都柏林。显而易见，此类计划唯有无根游士-游民集团始能奉行。就当时形势推断：八千子弟必系楚国本土贵族精华，断非沛公“为天下者不顾家”之个人冒险家集团。项王之所以不能广纳各方人才，亦在于贵族集团原不能容许外邦人、卑贱游民出人头地。后人以为楚军等于后世“五湖四海”（打天下）流民集团，想象首领完全依赖个人手段、随意行使武断权力，纯属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田横之心全同鲁公[12]，所异仅在为齐而非楚，复国不成，岂爱大者王、小者侯？ 汉高流氓，无历史重负，正所谓无产者无祖国，本无荣誉可争，舍功利无所计，故不忌机会主义、实用主义。汉制郡、国并立，即以秦皇之制治关西、项王之制治关东，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也。

韩侯甘居胯下
封建之制，文武同流，礼制军制，初不能分。[13]贵族传统及其“荣誉、责任、信仰”，互为表里。礼崩乐坏，自军制始，次第牵动全民。
管子变法，“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以告，其罪五”（《国语·齐语》）。
缪公伐晋，“野人之尝食马肉于岐山之阳者三百有余人，毕力为缪公疾斗于车下”（《吕氏春秋·爱士》）。
赵简子伐范氏、中行氏，“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平民得为士。
此皆封建将崩而未坏、世运将转、平民将兴、新旧杂陈、鼓荡相激之兆。伯里克利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皆有贵族解体背景在，文明青春黄金期幻觉之一，即在自信精力无穷、盛世秘诀已在掌中，不知己身有赖于若干历史既成前提，非可久存，无从复制，人智难及。
此刻戎务，尚守礼制，竞技为先，仁义是尚，不以成败为核心价值。是以宋襄微弱，仍居五霸，褒其义重于生，究系礼乐干城。秦缪功德巍巍，以殉三良故，干“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大忌，受极恶之“缪”谥号，彰其遗恶甚于淫昏之灵、隐。此儒道之万古江河，当时之“普世”“底线”论。楚庄复蔡社稷，不爱千乘之国而重一言，已得礼乐之精——怀百工、来远人、兴灭国、继绝世。[14]故列强不复夷狄视之，庄王由此始能与诸夏之君并列，否则其功业岂足比肩成王、缪王。
戎以求荣，守《司马法》，不禽二毛、不重伤。[15]千乘之国为大。大役“三军尽没”，不过数千。三鼓成列，及暮胜负已分。尚有嫌其迁延，乃欲“灭此朝食”者。《左传》时代之戎务，大略类此。故而当时社会视从戎为贵族特权及荣誉，平民有贤者得入戎行，皆以为荣，不以为累。
名法之士大用，李克入卫、吴起在楚、商君相秦，“理性建构主义”洪水滔天。廉洁可辱，爱民可烦，不容礼义厕足其间。上古以德，中世用贤，今世争力，“专制平等主义”进入历史，以“军功面前授爵平等”为突破口，历史怒马狂奔，“千乘之国”未尝于“万乘之国”稍息片刻，直入长平式“举国总体战”，所赌者非一将一军，而系一国丁男之全。军役之荣耀一变为血贡之恐怖，是以“卒之母”闻大将与卒同甘苦即知卒必死。“任贤”“无类”之“启蒙主义平等”理想落实为“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孟子·梁惠王上》）、“杀人盈野”、“率兽食人”。“现实政治”之于“普遍价值”，已有不能两立之势。儒者以“螳臂当车”自况、“宁蹈东海”自任，已开“节烈论”之渐，实有壮怀，非如后世末流“仅责幼弱”。
六王毕，四海一，始皇“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径以文法吏治黔首，没路王孙满市曹，贵族平民界线化为乌有。
于是有“百姓初带剑”，新新人类诞生。
韩信带剑，受“王孙”之称而居之不疑，不受决斗挑战，不守贵族荣誉法典、效子路结缨而死，竟至甘居胯下，一时沦为当时之“韩跑跑”。以旧贵族心理自属荒谬绝伦，然以平民“成功学”心理，个人（“为天下者不顾家”）发迹变泰（混迹于政治阶级）为根本目的，余者不过手段而已，谋大者不计小，目的岂为手段设？
此类思路，稍进半步，即入流氓无产者马基雅维利主义，“分我一杯羹”。汉家赖此而得鹿。
韩侯一流人物能以正面形象进入民间俗文化，列国鲜见，折射平民化、同质化早熟，寒门心态主流化之“中国特色”。
旧贵族项氏、田氏身即政治阶级，与国同戚，无所谋于“发迹变泰”“成功学”，起兵为楚、齐历史光荣，岂在大者王、小者侯？以彼心理，目的、手段原为一物，举义原为锄秦政，复齐桓、晋文之世，若必以秦政为法、“弃礼义而上首功”始得求胜，真所谓“帝秦何必又亡秦”也。成安君自居儒者，拒兵家诡谋，亦同此心。于己“求仁得仁”，于敌“授柄与人”。
以义帝继周天子，复列国之局，非项氏私志，实关东举义共同纲领最大公约数，所争者仅在“谁有资格继承桓文”。“西楚霸王”之霸，即“五霸”之霸。汉王即位垓下，亦出诸侯推戴。就法理而言，同于五霸、霸王。
“天下一人”（秦政），抑或“诸侯之首”（周政），即楚汉间宪法问题之首。
汉高权谋政客，富于现实感，但求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绝不为抽象理论以现实利益为赌注。“垓下纲领”乃众霸君相互承认既得利益，为喘息、固位之急，位固而后由近及远，徐图进取。
秦政周政下一回合，乃在贯高之谋。汉王辱赵，非张王有罪[16]，殆欲发动葛兰西“文化革命”“阵地之战”，确立“天下一人，诸侯不过顺民之受宠者”意识，粉碎“诸侯有国，天子乃国际联盟荣誉主席”旧观念。张王吾家贤婿，自当配合表演，否则以韩侯勒兵求王且能忍，何至不容恭谨事汉之赵？无奈赵王知趣，赵国公卿偏泥于故事，以为汉之待赵，当如齐桓礼鲁、晋文存蔡。于是，大狱生焉。
汉家全胜于近畿，渐及于远邦，乃有吴楚七国之乱、淮南衡山之狱，衡其地望，皆楚地也。秦楚世仇、三户亡秦、楚汉鸿沟之余烬复燃。吴王诏“孤王六十许、幼孙十四皆从军，少于余、壮于孙者当从”，即秦昭襄王长平总动员令（丁男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悉赴军前）翻版，“全民总体战”[17]告别演出。前此之封建战争不与野人，后此之帝位战争不与顺民。舍法国大革命至两次世界大战二百年外，人类无此倾国之战。[18]
历史终结后，“末人”甚少能维持历史理解力。清圣祖不信有长平事，清儒尤有“早摧函谷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之自作聪明，皆视周秦之变为后世寻常改朝换代，争位固位之技术高低而已。设若有朝一日，西欧文人高论“丘翁戴帅不知劫盟军，据柏林总理府，自为全欧领袖，划英法为行省，执着于衣锦还乡何为”，吾辈即知“历史终结”业已实现于全球。
历史之人视史后之人，如人视群蚁，轻蔑掺杂羡慕。生于游戏规则既定之世，舍个人时运穷通外，不知有他，腹未必实而心常虚，颇有混沌之福，毕生不解自由、抉择、责任之无限痛苦、无限孤独，其命运于出生之先，已由历史之人预断，虽有贤圣深谋，不过修正历史细节而已，远不及历史之人纵属无心过客，亦可以其“初始条件敏感性”“路径依赖”尽翻全棋。
吴楚拒汉，兵车之外，亦有思想之战。法出三晋，儒出邹鲁，道出南国，墨出殷宋，乡风宗风，百年不易。长安朝廷意识形态，以名法为内核，至武宣不改，相继以黄老、儒术、阴阳为缘饰。《淮南王书》则以道家为主，稍取儒墨为补缀，流衍之余，乃有末流拔宅升仙之说。
“清君侧”实质含义，即长安朝廷周天子化，复诸侯战国式自由，其时关东诸侯召游士、养游侠，原系小战国残余。“大决战”、“中国之命运”后卫战尘埃落定，此后虽有亲藩之乱，皆个人或集团争位，无涉“体制问题”，历史步入终结。[19]
秦政或“专制平等主义”可以废贵族，而不能无权贵。贵族者，以历史资源先于绝对君主制而存者，君主依赖性低于文人士大夫，可以杀专制之势。权贵者，宫廷恩幸，舍君恩无所恃，君主依赖性高于文人士大夫，天然倾向于以“君权原教旨主义”破坏文人士大夫“可持续君权节制主义”，国破家亡出此辈者十居七八。前现代国家，历史贵族早衰者，无不流于东方专制主义陷阱。华夏距此，通常不过半步之遥，而此半步端赖“无恒产者”儒生一再以“精神贵族”自任。
秦政夷有原则有形态之贵族反对者，实有利于无原则无形态流氓无产者。顺民免于列国诸侯征伐之苦，必受率土王臣“无所逃也”之苦。历史似有能量守恒定理，不容免费午餐存乎其间。
封建已废，以顺民专制主义为国本，流氓无产者与士大夫争国运，即“历史的选择”“历史必然性”化身。直至全球大春秋时代挟外力降临，始有重新选择机会。“我们通过选择我们的神明，来选择我们的命运。”
骰子尚未落地。

汝颍之士利如锥
汉氏汝南、颍川，间陈留、定陶，故郑卫之地，地狭民稠为天下冠。卫镇朝歌，继殷民最众，世为镐京公卿之首。狄乱，桓公迁卫于河南。及孔子，有庶哉之叹。《诗经》十五国风，郑卫居首，“淇园绿竹”，水网沃土，宛然后世江东（此刻江左尚属草莱），提示文化经济中心所在。
水网之利，赖于经营，非尽由天。封建之利，斯人斯土，天然利益共生。一统之弊，流官根于外郡，皇朝以地方为天然牺牲品。且夫封建战争自有轨辙[20]，政争扰及社会者少；帝位战争伴随饥民战争，所过皆白地，社会完全解体。故汝颍之盛，蕴于衰周，极于汉氏，后则渐衰。江东之盛，十国耕耘，宋明坐享，其后亦衰。大一统者，燃前人膏脂，取片刻之盛大光昌，终于自焚之术。爱之而欲求富强者，当验可有卫侯钱王金泉[21]在先，否则不免废然而反。
清流、党锢之汝颍，当封建之末、帝国之初，炎炎烈烈，风华绝顶，宜其有精彩表演。
圣公、萧王起家南阳，本根在此。洛阳朝廷生而有诸生气质、绅士血缘，有异于西京布衣君相，其自然偏好：政治倾向寡头，舆论倾向开明。寡头，则民怨重；开明，则士论嚣。缓冲地带难存其间，于是，党狱兴焉。
南阳已居权贵巢穴，汝颍当作清流老营。名士者，文化熟极将弊之花，非数百年膏火不足滋养，况乎欲与权力中心抗衡者，必有经济文化中心为后劲始能久存。南阳-汝颍两极震荡，类似京师—苏松、阉党—东林格局。
清流有论政、鉴人二道，前者陈蕃、窦武，以干政而锢；后者许靖兄弟，以八卦而存。然则士大夫究有天然阶级感情，所异者“反攻大陆”“和平演变”手段之异耳。中平五年（188），陈逸（蕃之子）说冀州刺史王芬劫灵帝，尽翻党狱，事泄，王芬自尽。越明年，灵帝崩，洛京政变大作，阉党俱尽，清流名士与武夫争国本，汝南“月旦评”主人入主枢要。
董卓任吏部尚书周毖，毖以许靖为谋主，“除尚书郎，典选举”，“进用颍川荀爽、韩融、陈纪等为公、卿、郡守”，“尚书（颍川）韩馥为冀州牧”，“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馥等到官，各举兵还向京都，欲以诛卓”，卓怒毖曰：“卓从君计，不欲违天下人心。而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还来相图，卓何用相负？”，“靖惧诛，奔伷”。[22]
东京末届选举所出者，尚有荆州刺史刘表（列清流八顾或八及），陈留太守张邈（列清流八厨），济北相鲍信（曹公之赏拔者）。关东要津，尽归清流，和平演变，小功告成，乃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23]，“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24] 。
此后之事，人尽皆知。许靖兄弟避乱奔蜀，逾墙走归刘先主，以致为彼所轻。还顾汝南“月旦评”，舆论领袖傲视曹公一流人物，犹胡藏晖（胡适）、李守常目无图书管理员“二十八画生”，不知人间何世。亡命清流之魁张俭海外归来，锐气皆尽，从魏篡汉，晚节难保。诸君子以热血慷慨而卫之社稷苍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25]。

儒化家族五百年
家国并立，素为吾国政社史重心。周制平民有氏无姓，暗示贵族-宗法联结于族姓。战国礼制崩坏，平民初带剑。[26]以氏乱姓，流风所及，后人视姓、氏为一物，不复体现其宗族地望。顾亭林（炎武）以此系诸夏一劫，言之伤怀。姓即族号，据此则万众可集。项王、田横皆举族起，诸项、诸田即彼基本武力。无姓即无族，如高祖即标准核心家庭，长嫂为小家计，不容小叔坐食。贵人聚族则有势，原子化小家庭势分力微，昭然可见。
贾生怨秦氏小家庭薄情，非独有爱大家族恂恂有礼，实系儒门眷眷于封建基本价值观之自然结局。商君奉行社会政策，破析大族，奖励小家，乃至于男二十不分家有罪，其间亦有强君弱族之心，盖贵族势大多赖其族大。秦亡六国，徙其大族入关；山东豪俊亡秦，亦以贵族为凝结核。诸将出身平民者，多立六国后人以自蔽。例外者极少且速亡，足证商君所畏不虚。
后人以促进移民垦荒、增殖人口诸经济因素解读商君家庭政策，实则内地平民亦行小家，边地贵族率皆大族。唯小家有节制生育动机，大族繁衍最便。此事唯置于儒法及封建-郡县斗争背景始能理解。法家基本立场在于：荡平中间社团，以申主威。贵族及其所赖之大族即为中间社团主力。故高祖徙豪民、文景锄游侠、武帝用酷吏皆秦政反贵族主义之延伸。汲黯责孝武“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以儒术缘饰吏治”，正中要害。
儒生和平演变秦政，以天变挟君，以古道诱君，尤欲刷新大家族以重建中间社团。唱孝道、尊祖灵乃化平民核心家庭为新式大家族之不二法门。新式大家族不含旧封建尚武尚荣意义，而以柔弱好文之儒术纲维其间，以免受时君之忌。儒化家族播种于元平之际，收获于明章盛世。故司马温公（司马光）、梁任公皆颂东汉风俗之美。核心家庭退出国史一千八百年，至民国末年零星再现，恢复主流地位亦赖新秦之力。
儒生秦政之体面妥协（独尊儒术）奠定传统社会基本规模。郡县武断之治不可废，而文臣皆用剧秦颂周之儒徒。儒教失之于政治者，收之于社会。大家族终得普及，唯儒道必尽去封建之刚烈以媚时君。后之大族最盛者无过六朝王、谢，皆以文墨书香显，非如此不能谐于百代秦法。
忠孝为先，折射家国并立，然忠伪而孝真，至乱世则难欺。华人大家族情结素为保全残民于季世之首要救生筏。无此，以周期性屠民之惨，华夏早为罗马之继。儒生行柔道，虽于节制独夫无用，而于苟全民族种子，不为无功。今之华夏皆此柔术所苟全者。

无恒产者：始于宾师，止于私属
衰周游士之盛，以“客”为载体。“理想主义者”系列，以颜、孟徒子徒孙居首，唱“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甚至虚拟“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战国策·燕一》）之“儒家辉格史学”，借以支持“道尊于势”；而以“现实主义者”苏、张纵横之流立场，游士之尊原本无甚高义，端在列强恶性竞争一事。“客”阶级利益有赖于“劳工阵线集体行动”维持，“道统”“恒心”于我何有哉！孟尝君之“主客劳资最低待遇标准纠纷”[27]，平原君之“主客劳资最低荣誉标准纠纷”，苏、张牺牲东道主之“共济会互助阴谋论”[28]，虽非史实，但皆有所本。游士之名誉，已不甚佳。“士”原有高尚之义，“儒”本有博古之义，其后乃有“君子儒”“小人儒”“通儒”“陋儒”之说，可见“无恒产者”毕竟多无恒心，理想主义标准不为多数人设。[29]
于是“法西斯主义者”踵“现实主义者”之弊而兴，视游士为蠹首：非但不能肩负道统，复三代之盛，反而自成特殊利益集团，卖君于上，病农于下，大为治道之忧。明王不能除灭而廓清之，不足以为道。名法之盛，即徵舆论气候将转，“理想主义者”泥足已现，祸将及身。
儒生虽能合纵关东豪杰，诛灭狂秦，所得不过“皮洛士胜利”[30]。亲儒者败，反儒者兴，风会难移。孔门抱先王之礼器，与陈王同尽。陈余以儒者之身，步武襄公仁义之师而亡全赵。项氏以仁柔好名而自毙，鲁儒独以弦歌拒汉。田横徒有义士，关河终属无赖。萧相以文法吏师秦制，汉家宅咸阳以临关东，意态显然。
醇儒所恃者，仅存先王之礼乐（即“一切正人君子联合起来消极抵抗，不承认一切非周政，不予暴力政权合法性”）。儒生非有殉道之诚，不能常守。不幸此术亦为区区叔孙通廉价卖与汉家，以博微官。鲁二生之心，亦犹田横岛三千死士初闻“拒我纳匪”，无奈“道义扫尽”，唯有高歌《龙的传人》以泄恨。
道统系于游士，游士系于宾客，宾客系于列国，形势如此。大一统之局难破，“和平演变帝室”“剧秦美周舆论战”不足以复三代之盛。汉儒主要业务终不过好梦一场。惠帝仁柔，不驰游士、结社之禁。文景清静，偏急游侠、妖言之诛。孝武尊儒，而用酷吏兴大狱锄豪强，皆以破“战国社会形态”，批量生产“秦政散沙社会”，可谓成始皇未了之愿。窦相淮王诛死、推恩令行，即“彻底扫荡关东游士”总动员令。一时“列侯豪杰死者数万”，公卿不敢养客。卫青自庆宾客乏人，不致蹈田窦故辙。陇西李氏好接死士，功高不赏，阖门俱尽。太史公亦故老旧家，天然同情历史残余，不能正确认识历史大方向，怨望主上遇以倡优，平阳歌姬之徒早知其不得善终。
“制度决定论”，汉儒早知之矣。东方朔作赋、扬子云答难，皆以天汉之“混一六合”为士难之源，零丁反复，教导后辈接受现实：“夹起尾巴做人”“谨慎是勇敢的第一元素”“贫贱者理应为砍头灭族机会减少而庆贺”。
然则游士显然并未因此而绝。唯一变化在于：自许负道统、行王道之“理想主义型”游士渐灭，谋青紫、思坐食之“现实主义型”游士暴增。儒生为相始于公孙弘（“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史记·儒林列传》），其谨慎避祸之心不下于卫大将军。然求啖饭所之恶客蚁附蝇趋，虽以公孙子之长于厚颜，亦无如之何。何况政治专制化、社会平民化双轨并进，虽脱粟布被亦甘之如饴者势必有增无减。东京常规，“经济型”宾客取代“政治型”宾客，马援、窦宪皆以客垦荒、经商，生利自给，不类西京门客皆政客、剑侠不事治生。
此类变形，于西汉歌、谣，已有先声，其副作用在于门客地位渐次，由“劳心者”沦为“劳力者”，由“士大夫”沦为“依附者”，由“黔首之上”沦为“良民之下”。汉魏“客”“奴”并称，已成风会而官法犹视“客”为“民之无籍者”，以奴待之者治罪。此时间差甚合“官法永远慢社会变迁半拍”之理。曹公屯许，以“客”为“强人依附型”农-兵，真乃“继承历史而创造传统”者，六代王室、公卿、豪强无不以此为师。史册斑斓，一望皆“赐部曲……”“投为部曲……”“没为部曲……”“遣发部曲……”，终至黄籍空而白籍满，正兵老弱而部曲充选锋。
迄于晋宋，“部曲”“私属”入法。“奴”“客”之别不显，皆佃农而兼私兵者。五朝门第，赖此支持。唐人犹有余风。门第之外，佳子弟率以佛门为出路，玄奘即显例。周孔奄奄，左道烈烈。“南朝四百八十寺”，亦政治社会“驱贤良入方外”之功业。中古西欧、近世蒙藏、武家日本同坐此道。古典华夏-原始儒家-纯血统士人历史循环，道尽于此：始于封建，终于依附；始于贵族，终于门第。“自由的心智，不过如一蓬焰火，凌虚绝顶，刹那澌灭。”至于再创第二中国-新儒家-“宋明型”寒门士大夫维系国脉，已属旧邦新族之命，犹如诸欧之奉希腊。

“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31]
周政儒道愚君政策，于元平之间，和平演变不战而胜。《改革与新思维》[32]型罪己诏大累竹木，或许颇能酬报殉道醇儒百年呐喊。然则天不佑德，周公不出，“张少帅投奔革命、马‘总统’皈依民主”，其显效乃在平庸化、猥琐化，小人儒之惟富贵是尚，莫盛于今。反觉《盐铁论》时代之壁垒分明、各从其道磊落可爱，“与佛朗哥斗争时代生活多愉快”[33]。
大道既定，所争仅在君子儒小人儒、真周公伪周公而已，未免乏味。独夫虽去，贤人未必能出，所出者乃在善用文宣而以贤人自任者。自眭孟以大儒成仁，唱“任贤”“让国”者数，而天位终属外戚。虽然，巨公究系王道干城，身负董子、诸生救民行仁之望，其败之速竟如暴秦，所殉者何止渐台死党数千。儒学“天真时代”，一去不返。
“周政原教旨主义”与“秦政原教旨主义”同归于尽，于是南阳绅士之政权、汝颍（汉魏之苏杭）名士之清议，相率弃“制度决定论”之“致命的自负”，归于抱残求庸之“人事决定论”。儒学自孔子“贵族立宪主义”、孟子“民主启蒙主义”、秦汉“人民反法西斯统战教会”，流于其逻辑终点——狄更斯式温情主义“在人不在法”“争舆论不争制度”。温公羡艳者，即伊拉斯谟、胡适及一切文人最珍贵梦想——“教育改进社会”“舆论领导政治”。
东京政治合法性建构，具体而微，成于叔皮、孟坚父子《王命论》《两都赋》。“天命之有定”“知王者之无外”针锋所向，恰在秦汉新三朝之“奋私智”“识函谷之可关”。东京君臣跨叔季而径续成周洛邑之大，不藉形胜，不以兵车，然而，“舆论共识政治”竟落实为朋党、派系、清流之祸。
虚脱之弊，不下暴戾。东京名士绝望之心，尚远过于先儒，以其“丧失天真”之故，不复深信吾子吾道足恃。楚汉之祸烈于衰周，新莽之难烈于暴秦，今日之祸烈于新莽，不知后圣当以何术以救危亡。
且夫汉季之乱，确有异于前代之新生事物，今人习见之“饥民战争”“群众政治”即是。平民化原系儒家及一切“爱民主义者”正面价值，然则其效未尽可欲。贵族封建制非无国难，唯其社会组织坚实，前方—后方、政治阶级—非政治阶级界限清晰。解放平民之自然后果，即在“总体战”取代“竞技战” [34]、“动物性斗争”取代“费厄泼赖 ” [35]。全民皆攻击对象，并非偶然：劫质及于妇孺，始于汉氏。赵太守长于谈判、桥太尉不悯人质（小布什主义“不与恐怖分子妥协”），皆以此负一时物望。回顾周秦，劫质尚以政治阶级为敌，不乏任侠之气，此间历史形态学含义，类似老革命者恩格斯初闻爱尔兰共和军以敌国平民而非政府为敌。
贵族亡，未尝消弭祸乱，仅能去民变之组织性、理想性。项王、田横、留侯之流“有纲领有目的”者出局，代之者为赤眉、黄巾之流，延及闯献、拳民，模式不改。群众散沙天然乏组织力，能代凝结核者非邪教即梁山，无论理想或行为，取径必不能高，大有助于政治残虐化、流氓化及社会功利化、短视化。
华夏之早熟先衰，种因于此。

“孔融鲁国男子”
六朝门第源于汉末儒学世家。
袁太傅（袁隗）天下宗师，四世三公；刘景升党锢之遗，传薪郑马；司马公河内名族，顾雍、陆抗百年卿相。此辈勾画士族政治抛物线上升段。
独曹公以刑余遗孽，“忽然爱国”[36]，厉行名法，竟移汉鼎。此事非同寻常，易代易君不易政。“求贤三诏”侮弄儒道，意在开寒人仕途，杀名士气焰，以致恶名流于身后（可谓掌话语权士人阶级报复）。献帝朝，政事颇具双轨性质。曹公虽有班底（以黄巾遗孽青州兵为主力，亦属政治负资产），未能操控朝局；杨彪领袖文臣、孔融自命清流，皆一时士大夫之望。曹公初行党狱，孔融声言“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竟消巨案[37]，足见彼隐然以旧臣士族代言人自居，而曹公亦默认维持汉室正统门面，非彼辈不可。唯其如此，天下初定，孔融、杨修竟无死所。世子丕继位，青州兵擂鼓而东。世子至欲尽逐朝士，专用沛谯。形势之紧张，似乎并未随时日消弭。
公达（荀攸）薄萧曹（萧何和曹参）不为而殉汉，暗示士大夫敌视曹氏名法逆流之深。典午（司马）得国，侥幸殊甚，其势孤危，王统易绝，理故宜然。彼不直儒学世家垄断政柄，而不能于荐举（门阀种子）之外另开新路。逆流难久，自在意料之中。终曹公之生，阉宦-党人旧恨未消。景升名列清流八及、本初（袁绍）兄弟承袁安遗德，原系儒士天然领袖。陈孔璋（陈琳）[38]辱曹公阉奴义儿，非仅文人恶口，实欲唤醒清流党人阶级意志，动摇许都文臣效忠意志。曹公所谓“纵余失德何预先人”[39]，实为强词。彼何尝不知汉室中衰起于党锢案，政争家世息息相关。
士族抛物线下降段起于隋行科举，余波及于残唐。此类“长时段历史运动”固非二三奇才力能回天。
印刷术与科举同龄，亦非偶然。学统由来关政统。秦火之余，人亡学废。张霸割裂《尚书》之《百两篇》[40]足立官学，“遗子一经”[41]之说、白虎通义、洛邑石经，无不暗示薪传艰困，故家传一经（袁氏、六朝王氏青箱学之属）足以创造政治豪门。印刷术若不普及，任何选官之法必不出世家范围，故唐兴科第，终不能夺门第之余焰。寒门大兴，尚待冯瀛王印五经。宋明士人皆出寒人（范曾二文正[42]模式），其势孤弱。时君日尊，儒臣益卑。社会之进步恰为政治退化主因，历史之复杂性远非社会进化论所能概括。西欧绝对主义削除贵族而自亡，为民主所驱除；而东土三角斗争[43]永远以君民合作，不断削弱中间阶级为结局。同因异果，历史之有机化学尚在蒙昧时代，愿史家毋轻言“历史进步必然性”。
当涂（曹魏）有大德于天下，创业维艰；典午无寸功于大朝，篡国甚易。无他。曹公逆势而孤危，不容分寸参差；仲达（司马懿）平流而安固，何妨侥幸智取。唯时移世易，彼时之顺流，恰成后世之逆流。
“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赵家庄里蔡中郎。

儒生右倾翻案风
今论国史，特重儒法斗争，亦有一得之识，盖以儒生复辟奴隶主专政贼心不死，但恨未能身入远古，助秦皇明祖半臂之力。奴隶主之专政固在梦中，列代儒生之为复辟家，则有不可诬者。唯其破家丧君而不悯者，实曰封建，曰周政，曰五等，曰井田耳。
汉后复辟最烈者，莫过河内司马氏。典午兴作，几如官渡败者隔代复仇。本初、景升之政纲大略，即东京清流手制。司马氏败迹惨淡，后世史家多不乐论及司马氏、曹氏二者之亲密关系，实则封建列王（对照当涂之禁制亲藩，子建父子死有余哀）、罢州郡兵（削郡即为封建列王开道）、以名教为专政工具（叔夜之广陵散，庾公之“天下凶凶由尔一人”）、选举以族第（对照曹公求贤三诏），无一非汉儒政论。唯井田不敢用，斯亦莽政败迹昭彰之故。汉儒据道统受膜拜，新莽司马懿反以乱臣贼子著称，其怪诞无异于热爱列宁而诅咒斯大林。
典午人才衰败，岂足比肩前代。其能篡当涂血汗功高之遗业，实以顺流之故。汉末六朝士族政治抛物线正在上升段，时势强于个人，其核心遗产不在政制政事，而在社会规范（参见秦政之好肉刑、汉家之废肉刑、曹公之复肉刑、儒臣之争肉刑、典午之永废肉刑）。儒化大族兴于汉季，成于晋氏。微此，永嘉列代之劫，华种无噍类矣。儒化法典循同一节奏。汉氏矫秦十失，其一尚存，法吏也。两汉视法吏-儒生为天然敌对阶级，较其是非优劣素为政论常谈，观王符、王充、仲长统可知。晋人终摧此（秦政）最后壁垒，成千年不易之局。齐、隋、唐皆因之。后史则唯知利一己之贪吏、奸吏、酷吏，堪为特殊社会政治阶级之法吏，殆如罗马军团永绝于史。
此局既定，儒道之败于政治、成于社会，竟不可易。政事以阳儒阴法为常，司法乃有阳法阴儒之实。苟非干政夺权之事，虽有酷例而多悬置，有吞舟是漏之实。易代易族，心法不改。清阿克敦训阿桂，十分法裁可用五六分，微罪尚可举乎？盖疲软为治，能敷衍不碍前程。酷法激变则长吏必诛，不问合例否。由此，政治酷烈，社会宽简，求治甚难而元气不伤。华人民族性格塑造于是，公伪而私忠，以政海为怒涛，以家族为桃源，其效今尚存焉。
此亦“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因果。

清谈，清流之余绪
选举之义，以乡议风评选贤，以践孔门“无类”之心。就其出发点而言，品鉴人伦（清谈之祖），即儒士核心价值观之社会化；臧否时政（清流之要），即儒教核心价值观之政治化。二者实为一物之内外层，绝非对立二物。故尔，成说“清流惧党狱而绝，儒士逃于清谈，相率弃社会责任于不顾，以谈空说玄为逃避现实之术，自蹈于永嘉之祸。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皆根于此”[44]颇有似是而非之处。陈寅恪“吾国学术近于罗马”即缺乏无涉政治、伦理之纯粹学术，魏晋清谈之所谓“中国哲学史或玄学史”，稍究其伏脉，即知其“党性高于一切”。[45]
许靖、许劭兄弟之“月旦评”，即当时之显学“人伦臧否”公认大师。东京儒学不承认公域私域自有界别，故而良治必出贤人，舆论高于政治。许氏之“亡我之心不死”，开关东牧守举兵内向之渐，前已论及；然则尤为重要者，月旦之学，未尝与许氏兄弟相始终，为官府、民间公认为选举社会气运所系。就个案而言，选举或有不当；就通国而言，拔人别无他术。当涂之九品中正，内容无非临摹月旦，实清议臧否之国有化、系统化、制度化。鲁肃之“付乡党”、谯秀之“辞辟命”是也，宋武帝之“清议所弃咸与维新”是也。而士人之清议亦不因官家品第而息，“江左尚人物，关中尚冠冕，代北尚贵戚”余风延及中唐。殷浩之“如苍生何”、谢安之“东山养望”，显系东京李黄陈郭（李膺、黄宪、陈蕃、郭泰）诸名士之“养望术”发扬光大，历史连续性不以易代弑君、异族阑入而中断。
回顾当涂、典午之际，所谓清谈玄学问题，首在《四本论》，即才性离合问题。钟会之才性论，欲翻曹公求贤三诏所定之“选举标准答案”，即篡魏之先声，大小中正视才性论，如宋代考官视《三经新义》问题，乃“考验党性”生死关头。及于东渡，王导之清谈，所以调和南北士类、共拒元帝父子君臣名法之士。殷浩、谢安、袁宏、晋简文帝之清谈，所以一君臣之德以拒上游。袁宏、桓温之“运有兴废”辩，即布拉格“他们知不知道”之历史责任问题 [46]；谢安石“秦任商鞅亦清谈之过”论，即“中国向何处去”论；刘毅之“正始出风流”，即江东名士存心晋室之最后挣扎；宋武帝之“清议所弃咸与维新”，即反击刘毅、司马休之复辟，重申曹公、李丰、夏侯玄、王广才性论之马棰[47]宣言。是以易代百年，沈隐侯仍致不满。
渡江名士致命之伤，在于从娘胎里带来的军事软弱性，门第异于封建者亦于此。王马[48]所共之天下，军事基础远不及孙吴，建邺君臣悬命于藩镇平衡术之手，百年不易。前后列朝视为营养保健品之政治太极，于彼竟为五谷不可一日无。清谈者，修心养智静气精意之要，相业之基也。顾荣之逆陈敏，不发一矢，轻摇白羽扇（此物乃风流名士必备行头，非诸葛武侯个人创意），以诸卿乃从老佣一语直拨敌营“朴素的阶级感情”，贼众自散，陈敏兄弟走死江干。[49]王导之为元臣，手无寸铁，所赖之流民帅皆“阶级敌人”，所恃亦唯清谈。祖豫州（祖逖）纵兵白下，耀赃席前，即楚子观九鼎之意。导之智急气静亦不下王孙满，以空城计令流民帅莫测虚实，贴然北渡，去京师肘腋之患，树北门金城之固。谢安之弈棋淝水，漫言“小儿辈大破贼”，以柔克刚，挫桓温九锡之请。无往而非清谈之政治运用，孰云燕谭即逃避之遁词哉！此术玄妙，“五分钟作画，须赖五十年练笔”者，知其形不解其神，仅效“五分钟作画”者，必至篑事。元规（庾亮）之待苏峻，袭用王-祖旧本，而天子蒙尘矣。
玄辩所以析理，析理所以习智，佛学名理之精远胜东土旧学，故而借清谈而起。士人佞佛者往往基于爱智习辩，非以信仰，亦无非儒之心，非独六朝，后世亦然。义理派（抽象派）儒生多好辩好智，多习二氏（佛、道两家），荆公（王安石）、坡公（苏轼）皆是；保守派（经验派）儒生多称许木讷，多疾异端，信史轻经，傅奕、温公（司马光）皆是。此义史家迄今尚未拈出。
南朝历史轴线，存乎清流士大夫-流民寒人武装集团之阶级斗争。《世说新语》之阶级对话如下：
“老贼何事急急？”
“我不急急，卿辈哪得坐谈？”[50]
无武装集团欲凌驾于武装集团之上，太极内交学、舆论导向学[51]何可稍钝？二者皆附清谈而立，故清谈衰而门第尽，门第尽而金陵王气终于三百年矣。
王谢门阀之流民政策，以江表为绝对国防圈，为文人士大夫及其私属宅地专用。非我类而已自成指挥体系者，以柔道驱之上流、驱之河淮，为王障虏，无论成败，皆建邺君臣之利。王羲之奏折即此义，实则乃祖久已“做得说不得”，孽孙偏取“说得做不得”，显系技巧衰退，琅琊门第乏才，宜陈郡谢氏太极学代兴。
流民诸帅不过无文，岂皆白痴？蔡豹、郭默，前车共鉴。抱血诚而万里归义、怀怨毒而反戈内向者，前后相继。祖约之淮西集团、苏峻之海岱集团、姚襄之秦凉集团，皆侯景之先驱。桓氏之雍荆集团、宋武之北府（徐州）集团、齐高之青齐淮北集团、梁武之樊邓集团，终置马棰于拂尾之上。
名士之太极、舆论二学，亦与时俱退。谢晦之易君蹈死，较清谈伴友谢傅（谢安）、简文（司马昱）之从容默契，相去万万。谢朏[52]之举烛默耳，唯求自保耳。迄于梁陈，名士化为膏粱，久矣不知“五十年练笔”为何物，目“五分钟作画”为作秀现场，是以洋相百出，为武夫所嗤。子山（庾信）受梁武帝特达之知，守朱雀桥，据皇城要津。以“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定理，因应政变，乃名士基本功、相业之根芽。卫主破贼，名垂竹帛固无不可；顺天应人，以儒门看家本领“愚君政策”，令彼入我范围，其功亦属不细。而子山乃坐床食蔗，摆足顾荣、谢艾羽扇纶巾，王氏兄弟临白刃而不动之造型，不意羯胡一矢及蔗，修心功底尽露，主帅弃桥狂奔，三军解体，武帝饿死台城。王褒侍元帝，临危以速降为奇策，署家奴以自免。王克迎湘东王师，北来降人（身即夷狄之畔臣）王僧辩有“甚苦，事夷狄之君”之讥，乃不知所答。百年卿相智不及武人，“重人物”之江左人物衰弊，时也数也。梁亡则南朝气尽，陈家与蛮夷共治；一统则关陇与河北争，江东不与。华夏之余烬名存实亡，文中子志建邺平毁[53]，哀礼乐也。
舆论政治开辟门阀政治，舆论领袖由学阀而政阀，唯华夏有之。六朝门第非如钱穆所云“弃儒入道法”，实则门第自身及其命脉——家风家学家教皆儒学“贤人主义”“道德舆论主义”“礼乐价值观”“政治伦理家族化”逻辑终点。“王氏青箱学”集儒化家族五百年之大成，“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唐式家族”“差序格局”“多子偏好传宗接代主义”皆凝固于魏晋，大异秦汉原子化小家庭及其节育主义，唐人掠其美（或恶？）。[54]废秦刑典，用周变秦，亦于魏晋之间。王郎之拒曹公，儒化刑政之最后胜利也。唐人通盘继之，无所创益，面目迥异汉狱纯用秦政、文法吏自成阶级与儒生齐，列朝于唐仅补缀耳。
儒学和平演变，唯有自政治表层深入社会家庭日常生活，始能牢不可破。貌似抛弃政治者，实为民间设想转为既成体制，已失争议价值。无此日常儒学及其家族传承主义，华夏未必不效罗马，沦为地理名词，奉山河于用通古斯语、信佛教，以普六茹、树洛干为习用姓名之新邦。成败臧否，殊亦难言。
附注：
六朝门第有“社稷之忠”理论，大意敷陈“晏子不死君难”说，以为君主有二身：死社稷者，社稷之臣从之；死私怨者，私属腻友从之。为士人者，自署于私属之列，不知廉耻也。南朝之多“好臣”于“岁一易主”之日，不断运用上述理论。
六朝及初唐君主于此论不甚惬意，拔寒人、用蕃将为其抵制手段。貌似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者忠诚度高，杀身殉君（秦缪所以为“缪”者）、事君以私，为太子所不甘为、儒臣所不能为，宋齐二明帝、梁武元二帝、唐太宗玄宗皆有切身体会和无限感慨。藩镇多以蕃兵成，“我胡人也，忠一人耳，不知有他”台词反复现身，无论勤王拒畔，还是从主谋叛，皆以“忠一人耳”为理论依据。
延及后世，乃有金世宗、元世祖之“南人（汉儿）多智，毕竟自家骨头根底”学说。北洋诸将之“北人诚朴忠信，是以得国，教部诸公新文化乃南人欲以机诈覆我民德”学说，现今之“知识分子就是心眼多（或上海人就是小聪明），还是工农干部（或北人）靠得住”言论，可相发明。

唐承北朝方兴之气
“六镇之乱”[55]之于元魏，袭用“永嘉丧乱”[56]之于典午脚本，而成败相反。洛邑公卿门第养六镇，即汉魏之加恩南单于、乌丸，以降虏熟蕃为备边主力，捍御其生番阶级兄弟，驯犬驱狼之政治版也。降虏，阿拉里克辈也，甚合汤因比之“外部无产者”定义，其心常异，一朝“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无产者联合起来”，则“压迫者必将发抖”“青衣衔璧何年返”“红粉哭随回鹘马”矣。自然士大夫并非白痴，儒家保守派尤重历史经验主义，驯犬之术与时俱进，甚合生态学“红色皇后”竞赛之义，而官僚化、集权化于此拉锯战中日益深密，酷似肝肾硬化于免疫、外菌拉锯中进展。蛮族阑入，于他国有反官僚、反集权功能，于中土无不为官僚化加速剂。作因于此，来者尚多，其中关键，皆在士大夫以“历史制造者”自任，以历史路径为实验原材料，且乎经验技巧日益老练。
六镇社会政治组织为“种落制”，即征服、殖民前之贵族封建，与先周、前辽、前金、塔西佗心爱之醇德蛮夷有若印刻。此辈一旦得国，自然反应即化家为国，循部落贵族家长旧制，论爵封土，自有成周规模、荷马英雄时代、西欧领主社会自然沉淀产生。文士（候补）-官僚（转正）阶级乃晚期成熟衰老文明千锤百炼之产物，非鸿蒙童稚所能胜任愉快。然则有士大夫阶级在，历史进程骤然加速，试管婴儿越子宫而呱呱坠地。华夏二期文明[57]以此得免千年黑暗之苦，汉土山河得免沦为地理名词，然则亦失却别开生面之难得易失机运。麦考莱云：“西欧以封建黑暗为代价幸免于戴克里先中国式路径。”
永嘉士人以附方伯，诸王争开府，招夷酋充选锋为急，其意态犹天下原不出吾辈手心，纵犬互噬，意在其主。虽江统先见[58]亦不过忧后汉羌乱重演，绝不信“动物农庄”真有现实可能性，及至天荒地变，居然被迫于“动物农庄”苟延残喘长养子孙，其创深痛巨有难言者。北朝士人无所依恃、无地可避，政治敏感性不能不内化入骨髓。
晋匈奴属国、魏六镇弓马称兵内向，原系早晚之事。彼以封建之习，敬骑士之花马上身先士卒、帐下敕勒悲歌，视文士官僚为无勇无德临阵而怯之妇人孺子、弄笔墨恃轻险用权诈夺沙场健儿血汗之劳者。洛京官僚则爱豪奢、慕风雅，以近日为尊、巧言为智，州县且不入法眼，边镇者，匹夫无品者、戴罪失路者收容所也。直“汝，家奴耳！”一国有两核心价值观，未有不决裂溃败者。
尔朱氏河阴屠杀[59]，重演匈奴屠各入洛之举，无非外部无产者“要扫除一切寄生虫”阶级感情之自然体现；而山东豪俊反应与之大相径庭。前者幸中央溃灭，庆地方解放，喜蕃兵之劲悍可为吾吞邻郡用，争相招纳，竟如“那时谁会信他们能有效治理一星期呢”？[60]后者乃于不足二年内，行齐鲁赵魏士族总动员。高封崔李诸大姓自前燕入邺、南燕据齐以来，以经学周旋南北列国，今则全体跨马控弦，号召勤王。天下汹汹，洛京其地如掌。
自关东诸名士联兵讨董卓以来，未有类此者。灵太后母子童昏乌足致此耿耿之诚，实北朝门第“不吃二茬苦”之最后底线凝固为阶级意志也。元氏懿戚列在州郡，欲效八王开府者众，招引外兵亦非所嫌；而山东豪俊互无统属，竟无应者，反拥首鼠奴贼高欢。其步调之一致，足见本非有爱于元氏。
所勤之王，乃在洛京所系之官僚集权制及其文治主义。“吴儿老翁”（萧衍）已据江东正统，北朝士族无路可退，铭记永嘉反面教材，“不计一切成本”即为诸公心术。“择明主”，病急乱投医，以高家父子之淫昏无志，得天下之易有若是者，曹公、寄奴真当妒杀。然自大族根本利益计，“殷州妥协”共同纲领业已诚实奉行，他非所计。
高齐一代二元体制，“主昏于上，政清于下”，即晋阳胡化宫廷（不容废帝，“汉儿不类我”）惩其匹夫之怒，委政于邺都儒学世族。文宣一朝，“制度建设”斓然可观。隋唐虽出武川，官制刑政反以东齐为轴干，有其不得不耳。立制最能体现阶级意志，北朝儒门之集体定策，自太和至于天保，百年一贯，端在夺州郡强中央，以诠叙理清议。魏晋万众瞩目之中正渐沦闲职，吏部权倾天下，部曲退居后备，军府尽入考功，文法吏退出历史，儒化先于行政列为定论。隋唐之“老吏抱牍死”，始于魏世祖，成于齐文宣。魏齐隋唐四百年立国规模，实乃北朝士族政治遗产。
若“二度封建”“领主论”为实，山东豪俊当以皇室集权为假想敌，各据州郡，推动地方军事化、世袭化。勤王之日，此事无难。然察其所欲：自信有能力掌握一切文治；不畏集权，反以官僚机器为儒化汉化工具为我所用；视武化为必要邪恶；视握州郡而称兵内向之寒人军功集团、蛮族封建种落私军为主敌；为剥夺二者生存空间，不惜去一切私军，复归文治。此道确有实效，隋唐盛运之宪法缔造者，首在封隆之、李德林诸公，苏绰、苏戚父子尚居次位，隋帝唐宗不过摘果园工而已。
关陇门第身即政权，且系晚近历史人为制造，不足承载历史传统，能有文化遗痕尚在盛唐夺柄之后。山东士族承东京之旧，居人篱下，处境维艰。政治乃其生死存亡之急，而非习智求名之术，故所取皆在经术、法学、“罗马式”实用之术。其意态保守，重经验轻学理，留恋东京章句记诵之学，心疑魏晋新学；然智术不足驳之，仅得以就“学理一钱不值”之“社会效益论”自说自话。非但为南士所轻，后人亦不重其保守粗浅平庸常识之学。当时海内无限崇拜，人主呼为“天上人”，但求今生得见一面之名儒，于今不过乏味常识家，路人不知，六朝史外寻常史家亦不知，然此学最能为中等人沉默大多数说法，最适于庸德谨慎保守稳健之行政官而养国家元气。国事，庸浅芜杂同义语，为庸人设不为才子设，古今同理。
江东士类承魏晋主流，宽裕优越，以智术相尚。才人天然为极端个人主义者，非入文辞，即析玄理，不如是，不得尽其智，而阶级团结力、社会动员力有退无进。一入北土，皆有麟凤之望；身居南朝，居安相倾相忌，御外则丑态百出。玄晖（谢朓）、隐侯（沈约）、子山（庾信）、王褒、江总之流，于君国皆有惭德，其所为皆尚小智利己而不悯阶级利益。天醉之日，江左勤王者之险诈相倾，恰与山东大族之忠信不二成尖刻对比。南风不竞，亦由自取，然则弃实就虚，六朝或中古文学史，即等于江表文学史。北人若有若无，几同点缀。阴、何、庾、徐（阴铿、何逊、庾信、徐陵）所启者，即炀帝、太宗煽其焰，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广其流，武后、沈（沈佺期）、宋（宋之问）、玄宗总其成之近体诗。千秋万代，黄口孺子，谁人不诵“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杜甫《春日忆李白》），谁复知其为一代之顾秉谦、洪承畴、冯铨、张缙彦哉？
力不虚掷、功不唐捐，求仁得仁、种瓜得瓜，天道不常之变终无所移不变之常。

行仁义而国亡[61]，天何为而此醉[62]
先圣之道，百家祖述，迄于魏晋，其脉渐穷。后王负救时之誉者，曹公武侯以降，无不意态萧瑟，有抱残守缺之态。政令猥杂，唯求速效粗安。新莽、清流执着国本、澄清天下之志，不可复得。自仲长统泣百王之弊，至符氏（前秦）、宇文氏尊经复古、用夷存夏，寂寂如长夜。究其细故，衰周诸子定策，犹如摩西遥指迦南，有志未遂，实天之所惠。西京政本，黄老、杂霸、醇儒，次第登场，信用相继破产。吾子吾道之不足恃，在所难掩，殊非“世无明王，途穷而后见吾子”自解。怎奈兵农钱谷之俗务不可一日稍歇，不能不以乡愿之“中道最大公约数主义”[63]填之。人类绵衍景长，端赖礼乐典章尚在，足以憩有生未生之愿景。文明之衰，无不自士人之道穷始，犹日之淹，犹根之枯，寒霜虽远，枝叶尚翠，而宿命已定，待绝而已。魏晋六朝，其太阳澌灭、阴影淹没大地所需之八分钟欤。
江左绍绪，大略言之，不外乎一旷日持久之道统政统退化史。上承东京胜流之文治政权，下启建邺陈家之战斗政权，其间则为坐食遗德、日渐萎弱之清流政权。清流之下，寒人武夫时时暴起，以霸术行兴奋剂政略，再四沦入清流名士柔性规训之手。曹魏、刘宋为其显例。每经一度霸术，必有片刻师武臣力之壮，而后继之以长久之虚脱，终至颓势甚于前朝。文治愈浅，则政统愈弱；霸术愈甚，则建邺政权愈有朝不保夕之叹。梁陈之变，陈武借洞、獠之力僭大位，径以无名编户之家姓为国号，破亘古易君，封号须据历史资源之成例[64]，汤因比所谓“内部无产者”之反攻倒算，至此功德圆满。陈亡，禅代政统所籍之汉魏故事亦亡。汉玺历新莽汉魏晋宋齐梁自若，独亡于侯景之乱[65]，为法统丧败添一注脚。或曰宝物存废，出于偶然，此不思之论也。设若继统政权仰仗文治合法性甚夥，必有或真或伪之玺复出，一如董卓孙坚故事，信之则真，谁复泥其所自？吴儿无玺而帝，不以为憾。政治社会不以为怪，亦无以玺为据自命正统者出，其间透露信息已颇可观。若非强人政治、赤裸暴力已入晚期，乌得至此？
萧梁励精图治，江左文物之盛，造极于是，史有定评。叔达（萧衍）肇基，已居末代士族政权之地，且集古典华夏之末路、浮屠新邦之流产于一身。其史传五色迷离、芜杂诡异，颇有时空穿越之慨，近乎畸胎学标本之纽结数亿年进化淘汰史遗痕器官。论其史者各据其一二，振振有词，无不有理有据而不足驳人，端在乎此。“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大似桀纣之君行其“死后洪水滔天”主义。然梁武刻己爱人，雅量足多，亦在所难诬。天水之前，万口同声，莫不颂其贤德而惜其凶终。魏玄成谥为“恭俭庄敬，艺能博学”（《梁书·武帝下》），颇征时代精神。[66]贺琛、傅奕之异词，曲高和寡，乏人问津。可留意者，贺、傅皆积世宿儒，明经起家，琛之致力《三礼》、奕之疏义《五经》，亦皆有《白虎通》时代活化石之慨，破碎支离不在普通法之下，置诸晋唐学术前沿，性理精微，因明简括，相去云壤。[67]时人目之为冬烘钝才、迂滞偏激，虽有直声，不足回人主之心、塞史臣之口。自温公（司马光）着意，尽翻成局，偏锋一变为主流。萧公佞佛纵戚之罪，始成铁案。此事关系萧梁者浅，印证时风世变者深。盖佞佛、纵戚二事（二者亦有伏脉暗通，容后论），就六朝民间文化、政治社会而言，非罪实功，士民视为仁义功德，籍说部变文流传千余年者，端在乎此。故而陈武收拾离乱，亦必效此。温公叹为愚不可及，自由思想家必将心有戚戚，然中古诸欧、日本史家之视虔诚者爱德华、天智天皇一流人物，正与六朝人士之视梁武同。可敬者比德[68]“醇德无瑕，斯亦不宜苟存浊世”之赞，恰系简之（姚思廉）、子山“行仁义而国亡”“天何为而此醉”盎格鲁版。贺琛、傅奕孤明先发，生不逢时，殆旧儒家辉格史观之以身殉情者，宜乎大受新儒史家青睐。
以后儒之见，“如露亦如电”“天国不在此岸”之政治失败主义，足以反证大一统帝国、士大夫理性主义、儒学保守主义真有济世救民之功，舍此不足为治。此论真伪可不论，然“政治低能足以唤醒古学复兴”之前题，衡诸欧、日史乘，难信而无征。伊拉斯谟之贤何尝逊于文中子，然则泛拉丁士大夫大一统主义终为春冰虎尾。此中要害，在于北朝诸胡何以一变而为颇有战斗狂热之原教旨尊经复古论者，以秕糠魏晋、宪章虞夏为志，士人、夏人、南人反而流连二氏。其间诡异，略同维金诺曼人自居罗马哲人元老，轻贱拉丁基督教徒为左道蛮夷。
钱宾四（穆）云：“五胡不如东晋，北朝胜于南朝。”五胡北朝之新邦，循前历史自然顺序，自部落入贵族封建制，贵族封建制入官僚集权制，其文明层次原与西周宗法甫健之际相若，故而亲周复古，顺流而下，毫不勉强。北朝诸儒，不过起催化剂作用，五胡君长实居主动地位。苻坚，尊经复古之政治理想主义先驱者；宇文邕，尊经复古主义之水到渠成者。魏孝文（拓跋宏），华夏正统主义之浪漫派播种者；隋文（杨坚），华夏正统主义之犬儒派收割者。东京六朝之晚期文明，循后历史衰变顺序，自清流激进主义入士人寡头政体，士人寡头政体入强人赤裸暴力。苟无外患，待其门第尽而政统亡，继之者不外乎马穆鲁克式军事平等主义僭主政体。梁陈之际，此类政体竟有雨后蘑菇之盛况，横行江左，乍生乍灭。
南朝社会的鲜明特点，在于神职、武夫物望之盛，有凌驾文人政府之势，为古典华夏、近世东亚所罕睹；然则衡以中古诸文明，实属正常，反衬现华夏文明之特殊性。二者皆与士族寡头主义有关，大凡政治社会封闭、士庶分明之际，寒人有才有志者，文则为僧，武则为卒，可望以其智力勇武博出身，不拟于文人政府浪费精力。故而神职、军职，一变而为中古平等主义堡垒。大凡高级宗教，无不轻视俗世贵贱，神职之社会平等化功能，中外略同。中西之别，仅在于士人寡头为后历史假贵族，有垄断之实而不能发挥前历史贵族骑士之军事职能，因而终须仰仗官僚制而非封建制为其特殊势力张本。中古历史之三岔口[69]在此，路径依赖既成，其行愈远，愈有积重难返之慨。
唯其如此，六代思辨之盛，远迈先秦，其后莫能超越乃至接近，皆佛徒及佛化士人之心血结晶。余风播于初唐，其后则衰，恰与社会平等化曲线相对。胡适之“宋以后和尚皆不读书”，实肇于是。无奈藏晖室主人拘泥自由思想家立场，必欲视浮屠为病魔，竟至自蔽其视野。科举平等主义既兴，即成政治通货膨胀之源。文化基因多样性，每经易代，必有一度扩张。千军万马，独木桥上；用智之地，唯权术耳，余才注于文艺辞章、随笔小品、短小平快、急智灵才可办者。凡用宏取精，非逻辑严密、体系完备不可者，大抵皆衰。民族文化之黑屋、矮檐退化效应，顺流而下。明王扶之且不能起，无须霸君施暴。神职、军职于列国皆为文武精英所聚之地，独于吾华沦为社会游民养济所，元帝“文武之道，今日尽矣”之叹，虽别有寄托，衡诸世变，仍不啻为卡珊德拉预言。
“功利短视”“酷爱和平”二庸德，忝为晚期文明顺民与生俱来之胎记。其实贵族集团往往压制自由，然以其自身性质，断不能灭绝自由。平等与专制结合，反而最有破坏社会文化基因多样性之功。平民化另一天然弱点，在于所计者短，仅及其身家，无所爱于法统，故而于无形态僭主政体，最乏自然免疫力。未若贵族特殊利益纯系人为，维护法统敏感性极高，虐民虽实有之，反而易于抵御无形态权力。吾国文宣家所云“封建罪恶”，十之七八实为僭主之恶，而专制平等化为其远因，医之以变本加厉之专制平等化，何怪乎不起？
梁武与齐同祖，入宋已镇淮阴，昭明、简文、湘东（萧绎）皆文坛健者。辞章体例，能自我作古者，萧公以降，次第无人。任君才堪记室，萧公难任骑兵。江左文化烂熟之兆，历历可见。流民渠帅武运将衰，不足以保障江淮，故而武、元难父难子皆不得不以北来降人为军事支柱。行之善者，犹贺拔胜恩及南兽、王僧辩忠存帝子；行之不善者，则社稷为墟。此间背景，在于永嘉之乱余波渐落，社会性武装集团迁移渐成绝响，北朝郡县化结穴收功。自此，南朝军事资源枯竭，吴兵轻锐、伧楚剽悍，亦成历史名词。而南士自组织能力（就六朝而言，组织能力=宗族自治能力=礼学水准）衰靡，较之僧院再组织能力，不免相形见绌。江陵陷没，梁陈各战斗政权不复有组织士人文治政府之意，舍军需征发外，不知有治，甘弃养民教民之政于浮屠。陈武（陈霸先）开基君臣名讳小号几同异种，映射民间小传统已成断线风筝，而以战利品再分配为国家正供，历武、文、宣三朝不改，竟能安之若素，亦陈国独有之事。侯景之乱，原不过苏峻、祖约之翻版，而王纲解纽、文武道尽，一至于斯！若非南朝社会基层久已异质化，殊难有此诡异。
梁武施治，以释化儒，用内典慈悲之义、外教好生之德，潜移刑宪。自河内司马氏以礼学入法，除当涂肉刑复古苛政以外，存心于刑法人道化者，莫过于此君。治道常为政制探路先锋，其易帜多在政制更化数百年前；司法常为政制保守内核，其景从多在政制更化数百年后。就儒化而论，贾生、董子即其治道先锋，而政制尚用杂霸。待新莽复周政、光武行柔道，政制儒化始定，而狱政犹出文法吏。儒吏短长，纷纭汉魏。典午以礼入法、移孝作忠，司法始与秦政诀别。儒学和平渗透，先于思想（兼并百家），次于政典（退法用礼），终于社会（儒化家族），固非易易。其间且有曹魏之反复。浮屠阑入，则先于社会（汉魏祈福之教），次于思想（六代因明之学）。梁陈之际，甫入政典，乃不旋踵而败。舍释氏自身弱点外，未能于五胡云扰之初，掌握贵族封建制嬗变关键期，以胡僧-胡骑封建共同体阻止官僚-郡县制重现北国（有此重现，则为收兵源税源计，灭法固早晚之事），最为紧要。似此，则北疆列国封建体系将为定局，南朝释化将有数百年余裕渗透成熟，异质文明亦可不致流产。弱国家强社会之下，兼并一统甚难。通古斯系、氐羌系、僚瑶系渐行渐远。东亚将有复数之二期诸文明，而非单数之新儒化官僚国家-三教混融体系 [70]，后者固无不以扑杀歧异为偿者。自然，欲取青春文化炎炎之气，必不能安享天下国家太平之福。末人俗民早习晚期文明之庸福，亦必不能受自由之苦。其虽大而必小、虽强而必弱，自食善因之恶报，尽在不言中。
附注：
朝代更迭是中国历史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历史的特殊性，但朝代的更迭和隐藏在朝代背后的政治-社会变迁并不一定同步。有时，朝代并未更迭，社会已经发生剧变，唐朝中叶就是这样。有时，朝代一再更迭，政治-社会结构却始终维持原状，甚至前后几个政治上相互竞争的王朝，在社会意义上其实是同一个集团。南北朝时期，这种现象尤为突出。西魏-北周-隋-唐的统治集团全体出自北魏戍边六镇的武川镇，以至于赵翼惊叹此地为“王气所钟”。
东晋-南朝前期（宋、齐、梁）的偏安政权，也就是诗人庾信（子山）在《哀江南赋》中提到的“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也属于这一类型。建康诸帝的政府，在社会意义上是北来侨姓士族对吴姓和寒门的统治，在种族意义上是侨、吴新旧移民对江南土著的统治。客强主弱是江东社会-种族结构的主要特点。从秦汉征服到永嘉东渡，军事殖民呈波浪式推进，每一次都增加和强化了原来的分层结构。
江东从来不是华夏民族的核心区，秦汉在这里设置的郡县具有明显的军事殖民性质。秦人置诸暨，戍卫贡道（山阴道）的安全。岭表（天台山外的浙东）地形、种族复杂，置之度外。东冶、东瓯孤悬化外，被土著彻底消灭。取代秦郡县的闽越、东瓯王国是纯粹的百越土著政权，而不是南越那样由华夏统治者和百越被统治者组成的军事殖民政权。汉武帝用“迁其民而墟其地”的残酷政策对付这些热爱叛乱的土著。地方制度比文字记载更加说明问题：西部都尉镇抚钱塘、东部都尉镇抚鄞县、南部都尉镇抚回浦，秩同太守，制同属国，这是汉家对待西域、西羌的军事监护制。
到东汉时期，荆州在长江南岸的四郡集中在湘、沅二水口岸，内地，更不用说山区，布满了洞、蛮、溪[71]、楯[72]之类名目繁多的族群。扬州刺史坐镇淮南（寿春），称他的大部分辖地为江表（江外），而不是江南，车驾时时入洛，极少过江（刺史本来是巡视监察官员），无意中流露了华夏本位主义者对化外之地的真实想法。晋安（今福州）唯一的作用是供南下交州的海船停靠、补给。东汉大儒王朗（的确被孙策赶出江东，但并不曾被诸葛亮骂死）就走过这条路线，他和其他汉代学者一直对两个问题深感困惑：第一，福建是海岛还是大陆？第二，福建土著是人还是蛇？
华夏核心地区的儒化和文治日益成熟，汉光武罢郡兵、晋武帝罢州兵，都是这一进程的折射。但边区不在这些诏令所指范围中，仍然沿袭战国、秦汉旧制，守、尉敌体，方伯例兼虎臣。一般人不大注意：江表居然是这些边区中最大的一个。孙吴政权就是地方武吏和土豪的结合，绥靖山越是它的主要政绩，军事殖民性质往往凌驾于割据性质之上。自建安五年（200）至嘉禾六年（237），吴人卑词事魏，干戈内向，几于无日不战。诸葛恪开新都郡，获得十余万壮丁。鉴于东吴全国军队不过二十余万，动员五万以上军队的战役极少，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
永嘉东渡使江表社会结构更加复杂。侨姓移民构成建康诸帝的政权基础，孙吴政权贵族世家的后裔顾荣、陆玩等人虽然采取了妥协态度，但还是渐渐被排挤到边缘。中原士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后来居上，垄断了中央政权和州郡要职。中原流民渠帅郭默、蔡豹、苏峻构成建康政权的军事骨干。京口北府（徐、豫流民的据点）“酒可饮，兵可用”，在谢玄手中拯救了东晋，又在刘裕手中毁灭了东晋。淮右军事集团（来自宋明帝一朝北魏攻占的广固、彭城的流民）在萧道成手中毁灭了刘宋，雍梁军事集团（关陇流民的据点）在萧衍手中毁灭了萧齐。
东晋末年以后，门户之见日深，吴姓只能担任地方低级官吏，南人最后一次（陆玩）拜相甚至被南朝君臣视为反面教材。但他们仍然各拥部曲、私军，在洞主、蛮酋这些非华夏的精英阶级面前以征服者自居。据陶侃称，洞、蛮、溪、楯受到的勒索是他们不断叛乱的原因。平蛮战争与六朝相始终，（宋明帝一朝内战时）浔阳政府的最高军事统帅刘胡和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都是在平蛮战争中积功起家的。
吴姓往往对侨姓政权充满了嫉妒和仇恨。周札（周处的第三子）诅咒顾荣不该将这些北方蛮子（伧楚）放进江南，但顾荣能够看到他看不到的东西：五胡暴起，华夏政权已经无力维持武力优势，因而强调正统性和历史继承权是它仅有的生存机会。然而吴姓无论文武，在六朝之始（孙吴）之末（陈朝），都表现出边区军事殖民社会精英的先天不足，几乎无力组织一个像样的文官政府，更不要说维系全国物望的正统政府了。
孙吴早期就是一个没有法统的军政府，甚至连军队都无法与诸将（几乎全是土豪）的部曲私军相区别。它后期的丞相和中央政府也仅仅是门面，顾雍等人的政府和他们派出的刺史从来不能对地方政府实施有效治理，地方政府始终掌握在都督（吕蒙、陆逊）或土豪（士夔）之手。都督和土豪区别不大，都依靠自己的部曲，前者只是得到朝廷名分、与君主的私人关系较好而已。相比之下，诸葛亮和蒋琬能随意任免蜀国全境文武，王朗和高堂隆能维持汉朝相权与监察权相互平衡的法统。不难理解，为什么正统性之争发生在魏蜀之间，而孙吴政权甚至从来没有要求过统治全国（野心最大的时候也只要求瓜分东方各州）。可以说：土豪联盟政权不能想象，也不欢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这跟它的边区军事殖民性质大有关系，西周封建与周人封建（军事殖民）殷商东土、欧洲封建与日耳曼人封建（军事殖民）罗马南国也有同样的关系，类似进程在世界历史上发生过多次。
东晋南朝之所以能维持“汉魏衣冠”的正统性和历史延续性，比五胡十六国和北朝更具备中央政府的合法组织和声望，的确必须归功于侨姓士族（王谢芝兰玉树）的政治经验和文化传统。这些人在血统、学统和政统上都是东汉清流士大夫阶级的直接延续，汉魏晋宋齐梁一脉相承的正统性就体现在这批士大夫阶级的历史延续性上。“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而百年一主”实际上是在说：南朝以士大夫为统，以君为辅；北朝以君为统，以臣为辅，政治上相互敌对的各王朝都必须主动接受侨姓士族确定的法统才能实施有效统治（表现为“王谢百年卿相”）。魏孝文帝明知南朝法统对绝对君主个人并不有利，仍然只能把南朝作为他汉化改革的样板，因为这是北朝争取正统性的唯一途径。
“士大夫非天子所命”是侨姓士族特有的自信，其现实基础依赖于两者：继承汉魏文化政统和保持侨人军事优势。如果比较一下统治英格兰的诺曼贵族如何精心保持法语对撒克逊语的统治和贵族对撒克逊人的统治，以此为资本控制国王，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南朝的特殊性——在大一统官僚帝国主导的中国，这些特点出现的时间不多。陈寅恪先生提到疑似鼻炎患者谢安因为擅长“洛生咏”（东汉洛阳太学生口音）而受到士大夫的追捧，就是“正统性焦虑”的投影。与东晋同病相怜的南宋也同样热衷于保护汴京口音和面食，而占据中原的明朝却丝毫不在乎汴京口音，北宋也同样不在乎长安口音。
运用社会阶级分析法，“金陵王气”其实就是侨姓士族政治共同体的文学表述，他们的衰亡就是南朝的穷途末路，但也只有他们的衰亡才能给受他们压制的寒门浪人、吴姓土豪和蛮夷酋领创造一个（南朝灭亡时）回光返照的机会。结束南朝的陈霸先军政府就是以上三者的联盟，其表现酷似开启南朝的孙权军政府。
侯景之乱是南朝灭亡的契机，但不是根本原因。建康政权以前经历过类似的苏峻之乱、姚襄之乱而能够恢复，但现在不能，主要原因在于侨姓士族的政治组织能力和军事资源已经枯竭。
儒家的政治组织资源凝聚于经学和礼学，前者维系国家，后者维系家族。汉代学术重心集中于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袁绍、刘表都是经生），魏晋则转入礼学（琅琊王氏以礼学传家）。与此同时，帝国衰微、宗族勃兴，绝非偶然。经学和礼学就哲学和宗教而言粗陋不足道（陈寅恪先生说，中国像罗马，只重实用政治哲学，缺乏精深远大之思，就是这个意思），远不能与精妙的印度哲学和宗教竞争。南朝士大夫醉心于佛理，君主和人民沉迷于佛教。儒家保守派在理论上根本不是佛法的对手，却能正确地指出佛教泛滥在财政上和军事上的灾难性后果。不过，从萧衍、陈霸先舍身同泰寺的壮举或愚行看，南朝社会印度化的程度已经超出儒家的控制能力。
北朝士大夫受印度化的影响远不如南朝，主要是享有“落后优势”。很明显，天下大乱时能够及时逃跑的人肯定是政治上或文化上地位较高的人，留下来等待宰割的只能是落伍者。北朝士大夫就是落伍者，因此他们理解不了精微的佛法所包含的先进文化，只能保守东汉经学的陈词滥调。苏绰父子和武川军事集团的政治同盟就以儒家经学的“周政复古主义”为基础，所以这个新王朝才会名叫“北周”，而且复辟了《周礼》制度和《尚书》文体。历史学家公认：隋唐制度就是西魏-北周的直接延伸，考虑到经学、礼学本来就是汉儒为大一统官僚帝国设计的程序，这一点丝毫不令人奇怪。佛法在哲学意义上的高深至今还没有被超越，但它肯定会造成一个遍布寺院、世俗政权极为软弱的政治社会，与中古欧洲、近代西藏、武家日本颇为神似。这样的社会势必分割其财政和人力资源，因而在技术上无法维持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只能渐次瓦解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封建贵族政权，罗马帝国和平安时代的日本律令国家就是这样走向封建和分裂的。这条历史路径比官僚帝国更有利于近代化，但顺民必须放弃他们热爱的大一统太平之福。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这也是一个例证。
南朝的军事资源，如前所述，依靠北方流民南逃，宋、齐、梁三代都依靠这些军事集团起家。这些人的军事素质明显优于吴姓土豪，原因就是五胡掀起的大战远比讨伐山越、洞主的零星游击战更为酷烈。不妨想象一下：将卡斯特将军打败印第安人的部队送到俾斯麦和毛奇面前，把法国的印度支那殖民军送到希特勒和古德里安面前，会引起怎样的军事灾难。侨人武装对吴人、吴人对土著的优势，主要原因不在于中原霸权主义的剥削压迫歧视（尽管这些现象的确存在），而在于人类的永恒法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随着北方恢复和平，南朝军事资源日益枯竭。陈寅恪先生指出，梁武帝完全明白正在来临的危机，采取了重用北来降人的政策，但颓势已经无法挽回。东魏的高洋政府正确地预见到：侯景虽然在北朝是败将，在南朝却足以造成极大的破坏。从萧梁各镇勤王大军面对侯景孤军的可悲战绩，以及梁元帝的江陵复辟政权面对西魏干涉者的外强中干就可以判断，南朝军事集团已经衰败到什么程度。梁元帝的遗言“文武之道，今夜尽矣”虽然有个人负气的成分，却颇为精要地概括了侨姓士族政权（汉、魏、晋、宋、齐、梁一脉相承的正统性）在政治（文）和军事（武）上的破产。
陈寅恪先生指出，萧梁的失败不同于晋、宋、齐的朝代更迭，而是南朝整体的失败。当时的士大夫完全清楚其中意义。诗人庾信喊出了“天何为而此醉”的绝望，史家姚察记下了“行仁义而国亡”的悲情。不可能，上帝错了、历史错了、圣人错了，事情不应该这样！他们都是南朝入北的遗民-士大夫，然而生而为北朝臣民的文中子同样没有忘记：礼乐在东晋，随南朝俱亡。他们知道，以“汉魏衣冠”为象征的第一个中国——纯粹的华夏文明——已经“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他们生活在“北代神君、阴山贵种”统治的第二个中国——冒牌的隋唐文明，注定是永远的异乡人，流亡永远不会结束。
在侨姓士族政权的废墟上，寒门浪人、吴姓土豪和蛮夷酋领可以扬眉吐气了。然而，这些缺乏法统和内在纽带的力量只能维持一个勉强的“战斗政权”，而且战斗力还不如侨姓萧梁政权。它的幸存不是因为自身的强大，而是因为北朝的统一尚未完成。只有两种“假设历史”能够拯救南朝：佛教像基督教瓦解神圣罗马帝国一样，破坏北朝大一统官僚帝国的生成；或是外部干涉者像英格兰一样，精明地运用其力量，保护“欧洲的自由”或欧洲的分裂。但是，如你所知：东亚世界没有得到，也很可能无力承受这样的机会。
在南朝的残余爝火上，浪人冒险家陈霸先粉墨登场。

畀无疆之孑遗，阖秦望之川薮
秦一六国，置诸暨守山阴道，岭表皆同化外。东冶、东瓯孤悬敌后，不旋踵而亡。南越君臣起家晋卫，以区夏冠冕临百越，尚有诺曼王英格兰之势。闽越、东瓯土著径行其马加比主义[73]，夷灭安条克戍卒，竟无遗类。汉氏经略东夷，出其民而墟其地，置上虞、余姚通汞道，西部都尉镇抚钱塘、东部都尉镇抚鄞县、南部都尉镇抚回浦，秩同太守，制同属国，视秦望川涂若西羌、乌丸之匹敌。《越绝书》所载，近乎《美丽新世界》之童话，殊难采信。然犹《周官》之制诚伪，作伪者必有托古改制之意，始得费此心机。《越绝书》虽同说部，然汉家之有瓯、越，如亚述之据犹太，英格兰之绥康沃尔、威尔士，鸡肋黑子之地、顽民鬼蜮之乡，化之不得，绥之不靖，实有夷其种落之心，亦非难解。
初，秦汉郡制，守、尉敌体，原系七雄军事殖民之遗，故而郡字从军，见诸《说文》。郡者，临戎开边之置也。诸夏腹心之地，封建犬牙相制，诸公子礼乐雍容，本非锐士用武之地。至若吴起、秦开、李牧之属，知将令不知君命，始能粪土封建，大行其军政合理化，故守、尉皆自军职始。封建、郡县之别，非仅分权、集权，贵族、官僚之别，且有诸夏亲昵、夷狄豺狼之异。郡县者，武健酷烈之政，以猛为能，蛮夷不知礼义，借以寒其胆而安诸夏也。诸夏宴安，有耻且格，焉用边区豪杰。故而关东礼乐未尽（或曰“改革不彻底”），封建、郡县并用。
唯暴秦以军政效率为国家唯一目的，独行其全面郡县化。[74]秦人是以独享其“大炮先于黄油”主义，威加四海，混一六合。然孔门嫡裔抱礼器而奔楚，关东贵胄起三户而族秦，封建虽不能复，义当与秦政偕亡。
汉家虽宅崤函以自重，其胆已破，知天道难欺，私智难恃，是以杂霸王道。于是，先汉有循吏、酷吏之辩，后汉有儒生、法吏之争。王仲任（充）儒长吏短之论，即谓儒生军政效率万不如法吏，然人伦之普遍价值、礼乐之千秋胜业，岂为国家效率设？儒生据道统以干政统，着着进逼，东京不复闻酷吏之用，当涂不复知法吏之能。汉魏以降，刺史、长吏皆司教化，视同文职，春秋决狱，诗礼化俗，以萧曹律法为耻，非孔门正途断不得清要。光武罢郡武职、典午废州军役，至此周政主义文治理想行将实现。
内地儒化烂熟之区，文治匪难。东京刺史起家监察，犹明科道，原无置尉之理。然江表寥廓，夷、獠[75]、溪、楯杂居，郡县军事殖民之意犹存。至于孙吴，守、尉无北顾之望，土豪有割据之心，非经略山越，不能开兵源、饷源。大帝君臣即地方武吏、土豪之盟，至暮年始有文职，问鼎中原力有未逮，绥靖土著本色当行。自建安五年（200）至嘉禾六年（237），吴人卑辞事魏，干戈内向，几于无日不战，开新都郡，胜兵二十余万，土著居半。
永嘉五胡暴起，夷獠乘之，荆梁益宁，无复完土，方伯非皆虎臣，不足以自存。是以五朝乱制，长吏例兼尉职，所拥武力，非部曲私军，即伧楚流民。闽越东瓯之地，崇山险阻为亡国之薮，垂五百年矣。夷、越、吴、侨种落层叠而聚，后来者居下。中州侨户与土豪吴姓争雄长，土豪吴姓复与洞主夷酋争雄长。永嘉胜流竞会稽、诸暨膏腴之壤，伧楚健儿据浔阳、吕梁形胜之邦。临川地狭而多溪涧，晋安道阻而少羁縻，王灵不及，豪酋屯聚。
湘东罹难，文、武道尽；霸先承制，夷、獠开府。建邺战斗政权，君臣倒置，魈騃同蓬，浪人、降虏居半，固无待乎贞阳之统。司农因粮于土豪、洞主，斗将买醉于敌酋、虏奴。横海之师不作，吴儿俨然有公孙子阳（述）跃马之志。留异与周迪、周敷兄弟，顺逆出处各异，然皆为秦望边区社会回光返照，殆无可疑。
陈人以出身、政统论，皆不足以绍东京之绪。江左紫盖黄旗，王谢芝兰玉树，实已从江陵君臣同尽。兴国（陈文帝）、子华（陈武帝）叔侄内外交困，奔走于涂，亡命未暇，云胡立制。永明翼翼，朱张门第固非寒族敢犯；天嘉草草，宗室郡主亦为土豪和亲。魏晋二度封建，至此登峰造极。自春秋以降，种族社会形态最近于11世纪欧洲者，莫过于此时此地。辅以印度文化之瓜熟蒂落，融会楚、越、华、夷，若能杜绝王室身兼实证主义革命家之故伎，稍假时日、从容展布，华夏二世文明，或不至于如今之单调贫乏。
然而为时已晚。武川优孟衣冠，赖秦云耕战之地，重启官僚帝国程序，已不能容闽越封建自由次第成熟。东亚社会之不幸，内无罗马教会可以维系民间，外无英格兰可以平衡列强，终难逃其历史-地理宿命，徒留胚芽之不育者，狼藉满道。

南蛮校尉诸问题
五朝成例，方伯出镇，例兼武职。西夏以分陕之重[76]，兼南蛮校尉；益州刺史兼平西将军、西夷校尉，号曰“三府”；扬州刺史据腹心之地，仍兼征南将军之任；秦、梁二州各置平戎校尉；雍州刺史兼宁蛮校尉；交广置平越中郎将；宁州置镇蛮校尉。考其所司，皆在山越、洞蛮。
江左归并，其来久矣。秦汉晏然，至孙吴立国，山越暴起，几成肘腋之患。诸葛恪以平蛮功拜相，西陵蛮知陆氏不知建邺朝廷，是以数招疑忌，终不得易。永嘉东渡，势同燎原，南郡百里之外，即为“印第安游击区”。陶侃惧洞蛮据乱，不敢渡江守险。刘胡征蛮，嗜食小儿，荆、江二州以“刘胡来”止儿夜啼，卒以此功拜浓湖大营主将。陈兴国（霸先）、侯伯玉（瑱）、杜弘照（僧明）、淳于思明（量）、徐兴宗（世普）一时开国君臣皆以伐洞蛮起家。卡斯特将军云乎哉！
究其故，秦汉版图虽能令地图制作家心满意足，大笔涂抹颜色，实则从未超出干流干道。及汉末，名士避难交趾，尚不知闽地为岛为陆，舍闽江口海道外，绝无行径。荆襄九郡，舍南阳熟沃外，皆在江汉湘沅水道码头，稍出滨江低地，即入蛮区。江州治浔阳（今九江），豫章南康筑障，以卫交州贡道，他非所急，英霍诸山[77]，各洞主时时索赏。唯其如此，诸蛮视汉家守令如“洋货贸易站长”，官书正史呼为“纳贡-领赏者”，土人不过视为易货贸易，唯恐盐铁不至、土产滞销，岂有逐客之心？司马相如之征抚西南，明清之经营关东，亦此道耳，遗碑三江干道，可塞“帝国主义”之口，论统治不过巡阅、纳贡而已。蛮夷有爱于天使者，皇家圣德耶民族团结耶？兜售吾家皮毛耶？
迄于建安，渡江者非索贡敕赏之命官，而系占地开荒之流民，失地之害大于易货之利，正如“慷慨地欢迎并援助白人船民（犹太难民）”一变为“驱逐白人殖民主义者（以色列复国主义者）的壮烈斗争”，乃至“忠于英王（限制西进垦殖）镇压殖民者独立战争”。华版印第安人战争自“溪狗”陶渊明至“苗子”沈从文，绵延千载，自水滨至山巅，渐次推进，结穴于军镇武装移民。
至此，东方和西方之帝国主义事业尚非永不能相遇，此后则不得不呈现希腊城邦主义与东方专制主义之路线斗争难以调和。
城邦意识基于部落种族之界，爱国主义基于他者歧视，公民权所以可贵，亦在区别人我。顾准于“歌德”希腊之余，不忘慨叹其小邦狭隘、互斗（实则外攘仅互斗之余事，诸欧亦然，其乃东方帝国不中用何）。然则无此小邦个性、高强度免疫排异反应，各邦早效埃及，享受行省顺民之帝国和平、轻徭薄赋，乌得受列国之永恒“血贡”、征敛无厌？希腊罗马公民权之珍贵郑重（孟德斯鸠：公民权+公民权=国家主权），东方顺民极难理解，即令稍开门户，无不引发政潮，内战亦多出于此。非待城邦尽灭，元首政治亦坏，东方神皇政治征服罗马，而后暴君卡拉卡拉始得普及公民权，此刻公民权已成“平等的奴役”。
希腊世界当然传人，英语列国居首，诸欧次之，其弊亦同。于异邦人，可逐之杀之，务必保留邦国个性，万难混融而灭度之。美国之待印第安人，视为自治邦，交战立约，反复颠连，其效略同培植新邦国族意识。故而，希腊式征服逻辑终点在于城邦体系分裂复制繁殖，“独立斗争、民族解放”并非宗邦政治失败，实为模式扩张。混血人或留学生（文化混血儿）通常了解宗主最深，歧视敏感度最高，天然为西化运动兼独立运动之领袖。
帝国模式以毁灭特殊性为前提，以一视同仁顺民化替代小集团相互歧视，以超民族天下主义之普遍淡漠替代小邦认同。混血人或留学生理解天下主义、文化差序阶级体系最深，为儒化同化急先锋。前述之长沙门第，即以“溪狗”而负平蛮大任者；后来之欧阳氏门第，即以洞主负平羯勤王之任者。此非华夏特有包容性，东方专制主义皆有之：帝俄以鞑靼吉尔吉斯正教徒（归化者）征南，以波罗的海日耳曼人垄断西欧外交；奥斯曼以基督教少年为军团骨干，以范纳尔为外事骨干；穆斯林以柏柏尔新门徒略西班牙，以中亚新门徒略印度，狂热远甚于阿拉伯各邦旧贵族勉强从教。以小邦观念，能令子孙以伐父母为乐，洗脑之可怖犹胜于谋杀。
“拉丁模式”介于东西之间，是以官僚、集权之病重而种族之病轻。
帝国超民族实为“非民族”，而非“大民族”。必欲呼为“大民族”者，乃帝国被迫生于城邦世界、用城邦政治逻辑（“原本是一种文明体系，却要冒认为一个民族国家”）之“假结晶现象”，大抵不利于超民族结构。哈布斯堡子民替代日耳曼、苏维埃民族替代俄罗斯之类超民族结构实为东施效颦，冒认民族，跻身于小邦之列，无异启动内崩溃程序。
理科生介入历史，有称南人父华母越者，有称台人父汉母越者[78]。半华半夷种以帝国定理，当效大理段氏自称武威；以城邦定理，当效马尔科姆·艾克斯光大黑权。前清辜氏（辜鸿铭）之冒宗[79]，合于帝国定理；近世廖氏（廖文毅）之倡独，合于城邦定理。华人以为吾家独有、战无不胜、起死回生之祖传魔法，于今始受考验，足以触发超理性恐惧，否则割地、乞降之类，吾辈驾轻就熟，何足嚣嚣若是。
自治、他治有“红色皇后”竞赛[80]关系，以民德消长为枢轴。凡公共精神、组织资源落后于管理技术增长，经济进步与社会退化吻合，集权将兴。集权既成，势必主动破坏民间组织资源以利己，直至其管理优势、技术优势不足以抵消顺民散沙、无公共责任感劣势，举国沦为民德醇厚而管理混乱之新兴民族，各民族各文明之生平大纲在此。其间，集权方兴而民德未坏之日，兼得两利，而祸机已伏，秦汉、罗马共和末叶、波旁法兰西是也。英语民族最能抵制“仁慈高效行政主导”诱惑，是以长享青春。立宪政体即以保存自治之植物性生命于民情衰竭期为目的，否则始终保持积极姿态为任何人、任何民族所不能及，信赖起搏器一流之“行政官自外理性调节”替代“植物性神经前理性自动调节”，皆为一时之利、长久之祸。

复汉魏衣冠，用东齐之法
门第起于东京清流，光大于魏晋。典午荒纵，移孝代忠；永嘉板荡，实家弱国。视为二度封建、变相封建者，前后不绝。然终不能易秦政规模者：一曰郡县尚在，门户难离铨叙[81]；二曰文武既分，士流无复典兵。领主社会须于官僚系统外别有盘踞，贵族制度无不文武同途，此皆门第士大夫就其历史出身决定论所不能为者。日人川胜义雄以乡议清议为制衡领主化之术，适得真相之反。乡议选举原系清流看家本领、阶级苗圃，以其垄断文化、独霸话语权之利，弥缝其武化不力之天然弱点，勒逼诱导马上天子奉送官吏任命权之术耳。弱君简文（司马昱）、道子（司马昱次子），一意迎合士论以自固，至于视身后皇权为倘来之物。强王宋武（刘裕）、齐明（萧鸾），无不忤逆清议，放免污点士人，拔寒人佞臣主要津。典签之流即当时之书记——位卑权重者，无根于社会，独赖君恩。外人论国史尽多体系导向而隔靴搔痒者，大抵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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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兼备之封建贵族自身即有立国，无假外求。瘸脚门第胜流不可一日无搭档，时论术语曰：“择明主”，于南朝为寒人武夫，桓刘（桓温和刘裕）之属；于北朝为蕃将胡酋，长孙、宇文之属。二者皆门第之保护者兼凌略者，王谢—刘萧、苏绰—宇文、封氏—高氏各有千秋。
江左衣冠声华鼎盛，强人俯首，非如梁武之起家诸生，风雅有素[82]，断难附骥。寒人武夫绝望于“作家门”，乞灵于阶级报复之“不是请客吃饭”者，苏峻、侯景是也。汉儒梦寐以求之“宽简之政”“网漏吞舟之鱼”终能大行，国家之低效化、刑法之人道化，晋、梁二氏居功至伟。[83]“实曰轻平，称为简易”（《隋书·刑法志》），魏玄成不磨之定论也。然则奉京洛于降奴、弃建邺于羯胡，亦二氏之力。宣武心系曹公、葛侯志存申韩，岂曰无故。
关陇集团有异于东、南，其阶级构成全系六镇武人，且真能以柱国制、军府制深植关中。大体以胡族（含胡化）军事移民构建劫后农村秩序中心，以放地代军饷，以薄赋易重役，府兵根砥在此，领主化唯此地有实。究其所自，亦关西贫弱，无力供饷；黑濑所部乌合，须有术固其志；本土士大夫荒陋散漫，殊乏团结力及阶级意志，阻碍圈地放地。观邺都洛邑移民圈地，高家（高欢父子）所付“面包与竞技”大为国累；渡江名士从王导之议，未敢犯三吴会稽吴绅，桓刘虽土断[84]亦难，何敢动地籍一根草？宇文氏受益于关西“新大陆效应”及“士大夫发育不全”，负轻而权重，威令易行。所用士人，非本土之无大凭借者，即东国亡命江汉之降虏，几不能自成阶级。固关陇集团（胡化武夫圈地封建化）不得与河北（无力东渡之二流士大夫）、江东（东渡之一流士大夫）并列，盖前者即政权本身，后二者乃政权之合作兼制衡力量。政权非但不以附庸风雅讨好名士，反欲以拟古模周、半通不通之“宪章虞夏体”整齐文坛，唯此地有之。昭明父子真当绝倒，而苏公作《五教》[85]，江东再反已伏于是。
河朔胜流之于鲜卑酋帅，地丑德齐，张力最甚。神武（高欢）以出身论，原与破六韩、尔朱辈同气，初无勤王（实为河阴报复之反报复）锄其同辈、恩主之心，迟疑不举。高、封辈（皆关东世家名族）先破殷州，送大礼兼逼，其不得不反也，历代创业之主鲜有受臣下驱迫若是者。盖名士忠于孝文正统及其政治继承人河阴公卿，唯其手中乡勇郡兵绝难与六镇胡骑抗，不得不分化拉拢阶级敌人之旁系以诛其嫡系也。此后邺都圈地，晋阳—邺都二元制，敖曹兄弟[86]之高标特立，杜弼之谏词，神武之叹惋——不少宽假，武夫尽归关西、名士尽归江左，人物流散，何以为国？透露信息，皆示关东政权“内分裂”最为严重，是以户口兵饷大于关陇、江左之和而先亡。
隋一天下，赖关陇集团威令有素，江左名流之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亦宇文氏伪周制之覆车。隋文之得国宣言 “复汉魏衣冠”[87]，治国纲要“用东齐之法”[88]，即礼乐江表、行政河北之义。前者系正始以降合流二氏之文化创新，北朝一向以南士为师；后者系北朝儒学大族之保守主义，一心以东京《白虎通》清流黄金时代为模范，视魏晋新学为覆基乱政之源。关陇核心之秘传心法——于前者重其学而轻其人，于后者轻其学而信其人——炀帝、太宗皆无异词，所异仅在一浪漫一保守而已。大开进士，广纳浮薄文学之士，尚待武后、玄宗之革命更化。

赵魏多名儒，河朔尽夷狄
《隋书·儒林传》以赵魏齐鲁为儒林重心：江东多文苑，儒则逊矣；关西则次第无人，有之皆客卿。六代王官几废，学在民间，门第以学统干政统，兴邦易统，视同分内。隋唐以关陇武人与山东士流共天下，不意运交叔季，竟有“河朔蛮猈”“齐鲁犷悍”“淮右风俗过于蛮夷”，纵云藩镇无德兵争祸民，何至于能五胡六镇所不能为？且乎残唐五季“雇佣兵战争”合于通例，自重其死，扰动尚轻，未若永嘉之甚。此事干系后史者大，当自汉魏以降蛮夷政策及中下政治社会连锁牵动机制觅之。
汉魏边政，行属国监护制，即一君两社会，贵族种落制面对士族官僚制。蛮夷君长身兼中夏士大夫之任，进则辟入州郡，身即公卿，退则返归部落，自治其种，甚合汉氏选举社会之义。蛮夷种落拟于儒学宗族，乃两社会纶合点。典午之初，慕容氏儒冠辽左，为此制之具体而微，河北门第之诞育，五燕关系极深。
君长—族长—士人连类，则周礼乃有不得不用者。中世佛道号曰极盛，然考诸社会，自成平行社会未有如西欧、东瀛之甚者。夏人之信徒，道流崔浩、佛徒萧偊辈，皆职业儒士兼业佛道，犹李慎之职业党人兼业自由主义，乌得与格莱斯顿并坐？儒者，礼学所以“做家门”（魏徵语），经学所以正世道，春秋所以树君国。佛道修心习智，几于无“公域”概念，方其鼎盛之日，亦有所不能争者。中世家—国、孝—忠、社会—政治自成平衡木，此消彼长。君威尽而族望盛，秦式原子化小家庭于乱世有自然淘汰之趋势，唯大族能有砥柱中流之望。
大族，立郡望，修族谱，扎根于地理历史，自别于原子化散沙流氓之术也。儒者，部勒[89]宗族，而后以宗族为单元建构社会之必要公共品也。故而胡汉无别，胡人阑入，亦非原子化浪人求荣利，而系种落集体做地理迁移，社会组织依旧，贵族君长化为儒学士大夫，部民种落化为乡里宗族，此皆自然之势。北朝隋唐政权，成于胡人（胡化）贵族骑士武人与华夏（华化）文人官僚士大夫之阶级斗争及阶级合作，儒学为双方组织接合点，文武双方个人利益从属于本阶级乃当然之事。
赵魏、齐鲁稍有异者，在于后者为前者支脉。高封名族于前燕已据要津，而后世所谓齐鲁大族者，皆南燕君臣赵魏名族联翩东渡之遗。山东团结力强，或与出身有关，亦犹江左政治软弱出于主客水火。至于“初期华夏”之齐鲁豫徐，史公之泱泱者大，詹事之才利如锥，于河淮鼎沸之际，玉石俱焚。典午“胜兵三十万”之青州，残民三百户而已。东京旧业，须待慕容氏保护之河北大族延续。
唐兴，边政有二戏剧性变革。一为太宗之“一华戎策”[90]，次为玄宗之“用蕃将策”[91]。二者亦有连锁关系，伏念、温傅之乱[92]居其枢轴。
太宗乘定襄之捷，设安北、单于二府，置各都督府、州（二者内地亦有），汉胡杂用，（长安朝廷）胡人与朝士相半，实欲变“一国两制”为“一国一制”，以华官外任、胡官内任为定制，抹杀天然界限，野心无疑较属国制为大。
伏念之乱、裴行检之定乱，原不足奇，而枭首长安之处置，以五服制理论，即已视二府五十州为郡县、内臣，沐皇恩而受教化，有完全责任能力，故而叛者当斩。若系外臣、生番，则当视为“蛮夷不知礼义”，本无完全责任能力，夺其柄、政协之可也。突厥既明此义，再叛而不归。
以儒生立场，王者不务远略，不以无用害有用，故魏徵谏伐高昌，狄仁杰务安河北，姚崇、宋璟不赏边功。“一华戎策”之汉官外任，徒资靡费；蛮夷内属，恐蹈永嘉旧辙。然以皇室立场，不以黩武开边为不是，仍信蕃兵胡马之可用；吸取教训，不在目的而在手段。玄宗之蕃兵政策，变太宗之招揽蛮族种落，为招揽蛮族浪人战士。就长期历史而言，太宗之“招各部种落为营伍”，恰系汉魏“招全体蛮族为属国”与玄宗“招蛮族浪人为健儿”之中间环节，其基本精神为：破坏其原有社会纽带及组织力、团结性，保留其原子化个人或小集团军事技能。前者或为国患，后者可为吾用。“用蕃将策”实为将秦政散沙化精神推广于草原。
太宗朝蕃将，阿史那社尔之属，以酋长将本部种落为唐室战，酋长受唐封爵，然于朝廷之外自有独立地位，效忠有个人性质，其种落尚非唐卒，从君长耳。玄宗朝蕃将，安史之属，以浪人（通六蕃语为互市牙郎，已孤立于部族组织外）求禄受唐职官，其上官、下属无不为唐臣，谋叛亦须沿用唐家军政体系，无自身部落组织可为凭借，败则无沙漠可窜，死入《逆臣传》，不入《四夷传》。个人贤愚成败不论，此系政治集权化、社会散沙化之扩大、深化无疑。
于是，太宗朝之六胡州，仍近于南单于、北朝，蛮族贵族组织与夏人宗族集团仅为地理重叠。玄宗朝之河北藩镇，蛮族浪人雇佣兵散沙与华人流氓无产者散沙合流，排挤门第士大夫。当武周革命，寒人抬头之势、河北习武胡化、江南诗赋进士，皆足以破经学、门第垄断学统政统之局。进士（李卫公所谓浮薄）贵而明经贱，诗赋盛而经义衰，即河北门第士大夫丧失其文治势力，江南平民士大夫（赵宋新儒家之阶级前世）代兴。胡汉雇佣兵集团（受唐室政令唆使）进据地方利源培养军事化社会（五代藩镇之阶级前世），即河北门第士大夫丧失其地方势力，抛弃根本，依附二京官僚系统（日益为科举侵夺之）残余位置，终与二京同归于尽。
蕃将出身为浪人而利益在官职，绝不同于属国君长以部落封建贵族兼任帝国士人官僚。自身无宗族，无所爱于门第；无成国之制，无需社会合作者；发迹依据个人才艺、勇力，天然为军功平等主义者。昭义[93]之治，即科举文才平等主义之军事版，以定期定则之全民武勇考试为镇本。不合格，为民供饷；合格，为军食饷；有功者，为长官。耕战之外，不容其余社会阶级存在，经学乃何物哉？儒士若有残存者，当如葛鸦儿诗之可怜。经学旧族仅有选择，不外二者：迁洛者接受进士科文才平等主义，自身亦丧失地方根基及组织资源，渐次沦于寒人本无郡望或假冒郡望者之列；留乡者武化、胡化而弃其儒学出身。两害相权，门第多取迁洛，卫公（李靖）即是。虽然苟存阶级个性于本朝，终不能逃易代之劫，此无根失根阶级之宿命。
天保改制之先，河北世族各拥部曲私军，军事质量远不及六镇胡骑，然保持“集体谈判能力”，确有余裕。苟无东齐士大夫之“还军于国、还政于文”，兵戈不止，大一统难期。彼辈既以政治联姻分享隋唐盛大光昌于先，自不得不分享佣兵凌辱文治之衰运于后，同受蚕食，同归于尽。
中世系于经学，北国系于门第。门第尽，则世运衰。近世开于天水，新儒出自寒人，官家仰命东南。北土完全丧失一切社会组织及中间阶级，小农散沙直面君威，社会经济文化有赖于自组织者，如郑卫陈蔡之水网、滑相殷海之实业、齐鲁赵魏之私学，次第残破。北国垂亡，渐成化外，王船山视为礼义扫尽、蛮夷不若、流毒天下之流寇乐园。晚期华夏之余命，递于两浙绅粮之手，以待末劫。
附注一：
唐家明经、进士二科，兼阶级、地理意义，非仅题型有异，明经填空而已。太原明经狄仁杰岂幼儿园哉？实则此道为追认山东经学世家既有之地位设。彼辈之学因袭东京之旧，无所发明，然其免费提供地方、朝廷及社会之服务，尚无可以替代者。此类服务皆公益性，无需学术能力或文学才华，高度仰仗历史经验、门风家教，不能见于纸上。人类历史最近于此者，即罗马卸任哲人行政官或英国太平绅士。李卫公以为科举于此辈不公，且乎有文无质、有虚无实、长浮薄而退长厚，不利于国，即此义。至于进士，纯系个人主义灵才测验，寒人南士舍此无出路，所培养者乃有才无根之高度个人主义者，尤利于平等化、散沙化。进士终为主流，即专制平等主义夷平最后障碍，乃有呼之为“封建护法者”。西欧去封建未远，阶级团体主义受个人主义侵蚀较轻，社会组织资源较厚，团结力较强，是以能用阶级社会之组织力优势凌专制平等主义之无阶级散沙社会。浅人不察，张冠李戴，乃有呼之为“个人主义压迫集体主义者”。
附注二：
用蕃兵，即侵夺府兵（关陇门第政治基地）；开进士，即侵夺经学世族（山东门第政治基地），皆破坏中世社会基础以扩充君主个人权力之革命行动，特文武有别而已。皇室身兼首要革命家及最大平等主义者，素为国史一大特色，不限于唐。
附注三：
蕃将佣兵有私属性质，同于后妃、宦官，非如儒臣、府兵社稷之臣，故“我胡人也，忠一人耳”。以内廷私属排斥正途重臣，元首政治行政集权固有之病，无药可治，唐家特殊之处仅在其开边黩武主义突出，蕃将乃成军事主流。不尚开边列朝，外戚宦官夺外朝为行政主流亦无二致。元老院败，则元首家奴权重。总统集权，则有国安顾问基辛格凌国务卿罗杰斯。水门事件实为守卫国会政治，抵制罗马化之后卫战。开边黩武于外—元首政治行政集权—破坏国内宪政，如影随形。“不赏边功防黩武”，儒者社稷之忠也。
附注四：
东京士大夫变“政治型”为“经济型”，大兴田园经营之风，魏晋六朝因之。虽有均田之名，实大乱之后，以无主荒地优惠招民垦熟而已，能垦者即可割其半为私田以代佣直，子孙永保，非均也。魏复古视为东方专制根基之水利，大抵非朝廷所为，而系地方大姓组织经理。大姓亡，小农无财无力无组织保持，流官无爱于任地，短任亦无力筹划“可持续发展”，是以一退千里。北国原系诸夏之膏腴奥区 [94]；宋卫儒墨纵横，郁郁乎文；齐鲁衣被天下，泱泱者大。汉魏名士谋臣之乡，北朝隋唐儒林之桢干，竟化为梁山刀会粗豪不文之所、流寇拳民之温床、通国之祸源。唯以平等—阶级论，红日之下散沙高度平等确已实现。
附注五：
唐室有公主不售问题，太宗至于宣宗，满纸呻吟，无六朝胡汉南北帝室同病，后无来者。士大夫有闺门礼法问题，言及悍妇，痛心疾首。细究其故，皇室以冒牌暴发户身份，欲以联姻挤入正牌士大夫之列，然魏徵、白敏中之流，薄天家贵戚而崇拜一介白丁之山东崔氏诗礼旧家。太宗、宣宗饱受歧视之余，发愤为词。士大夫联姻，旗鼓相当，各有党羽，有冲突自无单方屈服之理，各行其宗族动员，互控罪名，载在典策，流于后世，貌似妇解先声，隋文独孤后即此类。此皆阶级社会固有之事，与中世同尽。
此后宋明皇家选妃择婿，皆取平民，明人尤甚，必取贩夫走卒菜佣酒保。其心殆防平民秀才亦可望百里之侯，至不济可为师爷讼棍，或不能耐强制性终生政协待遇。此道其效如神，公主问题永久解决，不忧万恶资本主义之生产过剩。至于统购统销之“只有大白菜可吃”，鉴于吃菜者背景孤寒、无强宗大姓为后盾，极易和谐，不留痕迹，貌似妇德突飞猛进。此平等社会之优越性也。

地虽中州，风俗过于蛮夷
东京以降，虚漠北以宁中夏，素为边政家之白日梦。汉唐之践行者，皆以利蛮族佣兵为实。窦宪之绝漠，倚南匈奴为主力，夏人仅护军耳。袁绍定策，阻大河招夷狄。曹公破乌丸，获天下名骑。蜀魏争秦川之源，迁氐羌实本国。符姚二秦之祖兴于是。唐之藩镇种因于太宗“空漠北，实赵魏”之庙算，河朔中州诸镇无不以蕃兵为核心。陈寅恪之忠武黄头军绝非孤例。即使浙西李琦作乱，所恃亦在吐蕃流犯数百。安史、淮蔡唯惧回纥，庞勋、黄巢唯惧沙陀。
平卢“人俗顽钝不知礼教”，淮西“风俗过于蛮夷”。《全唐诗》有葛鸦儿之：“握笔题诗易，荷戈征戍难”“胡麻好种无人种”。据云，本事系葛氏为儒生夫婿争免役事。其诗或伪，其情事则必有。观昭义步卒所以威震天下，可知蕃将耕战体系本不为儒生留余地。五胡构乱，北朝门第自若，学统附之而存。崔卢[95]之望，可令房魏（房玄龄、魏徵）薄天家之富。自是竟无孑遗。陈寅恪所论李栖筠举族南迁，即一时风会。同根而绝者，华严、北宗之盛。禅宗之兴，即南胜北、无产胜世族之兆。
不出百年，天下民力竭矣
贞元料民，户口流散，至于两户养一卒，间接税已有箭在弦上之势。其妙在于，中央若能掌握汴扬运道及二三要埠，科盐茶之税，即能量出为入，轻重随心，以既成事实取通国之赋，无论地方顺逆。田赋之丰歉，系于户口，户口系于有效统治，于残唐未免强人所难。此道首先利于中央及近运道之大藩，其次利于经济作物产区，纯农区粮户无不困弊。唐亡，宣武淮南分南北之势，十国各兴经济作物，关陇河朔贫乏不能自给，遑论维持帝系、儒林。及宋兴，无半唐之户，国用十倍不止，尚未计熙宁、大观之丰亨裕大。
太祖初有西都之意，以六师百万之口，系于汴漕，本根不可拔，止。职业佣兵所负社会责任既多且杂，自路政河工至于海外贸易，波及现代型大政府一切职能，或尚过之，多数为六朝隋唐绝不以为当以官家任责、司农任费者。[96]起宫室兴戎务，不令民自办弓马器物报到服役始于宋。所谓“重敛伤民”“养兵百万未得一兵之用”皆非平恕，等于要求皇室制造免费午餐。
佣兵非仅替代府兵，科举文官亦非仅限于替代门第士族，后者无论人数、薪饷、经营范围皆有暴增，且有每况愈下之势。唐世君臣妒慕乡里士大夫特殊势力，重于皇家威福，梦想官吏万能社会，人人别无依恃，社会地位永远与官场品级平行，而今成为现实。“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书中自有黄金屋”皆出宋世，寒人社会“天子面前人人平等”新精神淋漓尽致。其鄙俗功利，亦全应东西一切贵族社会加诸平民社会之恶评。
宋政之“经济理性”“通货膨胀（不限经济）救国策”贯穿全代，遗祸金元。闲置于东汉六朝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学再度启动。王、蔡、秦、贾（王安石、蔡京、秦桧、贾似道）相继主其事，“言利之臣”近乎与朝代相始终，遵行国史特有之“政治决定经济学”定理：大政府-积极财政必然兴于专制平等主义革命之后，填补贵族阶级或其余介乎君民之间之社会中坚阶级溃灭所遗真空。
荆公（王安石）之法，十之九皆强干弱枝、剥民益上，独保马、保甲诸法有地方主义倾向，与免役诸法正面冲突，“一家人给二家事也”。均田—府兵—租庸调为一整体，即皇室以官地代军饷，以重役交换轻赋；免役法—官商经济间接税亦一整体，即细民以私地出饷，以重赋交换轻役。两种“法的精神”正面相对，不可兼容。保马诸法脚踏两船，自然民怨最重，优先落水。
然则新法原为“备边府库”出。仰慕军功，不得不临摹若干唐制。唐人出塞，无须先敛财养佣兵，将士自备弓马，赴前敌效死，伤病还家而已，无所望于官备军械、终身食禄，其费省而其兵劲。饷重而士怨者不能不慕。
惜乎乡勇箭社，不能复府兵既有之社会地位。府兵，即八柱国十六卫百六折冲府神经末梢，魏周隋唐统治核心武川胡骑—关陇门第之母细胞，天然构成所在地精英及保护人，其为候补之勋臣如秀才为候补之宰辅，其临（无府兵资格之）寻常农户如后世旗丁待左近汉民，直至太宗东征高丽，混取府兵资格，尚需金帛贿成。及承平日久，汉胡（等于文武）界泯，亦失其战斗力，有待于新归化蕃将胡兵代劳。宋人安能倒转历史时间表，强全社会退归较粗朴原始状态？
能行唐制者，反在辽金。其以种落临汉民，近乎五胡北朝压缩速成版，政治方面自蛮夷种落经贵族封建阶级社会入于官僚专制平等社会，军事方面则自纯部族军经猛安谋克兵农合一（酷似北周府兵、顺康旗兵圈地居乡、兼营耕战）入于招梁山为军。一入最后阶段，其对宋军事优势即荡然无存。
“孤秦陋宋”，秦政所以锄古典封建贵族，宋政则为消极收拾中世门第瓦解所遗之残局，故有陋而无暴，所谓“宋踵五代已坏之局”[97]。就组织力、社会凝聚力而言，门第不及贵族，观关东田项复辟反秦、关东清流翻案驱董、关东门第勤王拥高，真有一蟹不如一蟹之感，然较之近世绅粮，则门第居优。神武圈地邺都以养洛京诸坊，须顾赵魏名族颜色；洪武圈地苏松，吴绅鼓栗而已。北朝隋唐于政务与士大夫共治，于社会受士大夫歧视；明清则纯然“东风压倒西风”矣；两宋则为二者过渡阶段。
“合高度平等与行政集权于一者，临敌易降。”（托克维尔）
文明生于原始同质社会，有分化而后有文明。归于同质，即文明末路，斯宾格勒所谓“费拉状态”[98]，物理学所谓“热寂”。专制国家常为社会自组织功能丧失殆尽之日，止暴乱而维持社会之最后武器，无异发出求援信号：急需外界公共品生产者“输入低熵”[99]。
蛮族在等待。

武后之智，仁宗之仁
武周革命，非如寻常外戚，取宫廷家族利益最大化。（武）则天雄桀，概欲起山东寒素，拔关陇门第。唐室核心（犹清室满蒙核心）本系六镇弓马，太宗论关内关东优劣者数，谏臣累止之，足见其意态。武后之“拾遗平斗量”，钱宾四呼为“政权无限制解放”，大用山东文学浮薄。六朝隋唐出将入相之士族政治，经此巨创，永未复原。玄宗复辟，姚宋之属，皆武周拔汲之文士，政权结构成分，实宗武朝，无易代之名而有其实。与士族相因之府兵诸制，无所依附，科举文人势难典兵。佣兵代兴—平民政治—专制深化，实所谓“唐宋之变”三位一体，皆起于武后，光大于玄宗。
及宋仁之扩招生员，社会平等翼护政治专制之残局凝固，千年无改。佣兵军政、梁山社会系此制必然结果。盖中间社团不起，贵族世家已尽，孤君上悬，孱民下散，构成社会中坚之儒生、小农，有守不能有为，平铺散满，无组织力量可以维系国家。天位之设，全为晚村[100]所谓“世路上英雄”（流氓无产者）而设。无怪乎尧舜文武周孔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
欧风浸淫，仅于口岸士夫；茫茫六合，不外梁山社会。凡忠实输入西洋主义者必败，立宪派、自由派、左派概莫能外，任公、适之无论。江亢虎社会党不异泡沫，真能立足之工会无异争山头帮会，汪寿华死于杜（月笙）门固其宜也。

宋祖之军事济贫院
项王死荣誉，为吾国封建中世纪末路，后之帝王以流氓无产者为渊蔽。江湖流民皆呼好汉，犹美游手皆号艺术家；好汉未能“杀上东京坐那鸟位”，亦犹范进难为范仲淹，时也命也，非无志也。故太平天子之要务，正在去好汉之时运，而历代巧妙不同，最富经济理性者无过赵宋。太祖郭威皆五代游民发迹变泰，深知其隐，每年荒必遣使诸路，“拘（此字最要）无业于军”，张方平赞祖制之远谋即此。赵宋养兵之多、兵饷国赋之重，为传统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军人之贱（狄青黥面，宋仁恻然。充军待罪人，良民不与），前古无伦。好男不当兵之实践起于此，较之北朝隋唐充府兵必为富农有身家者，无产业者不与，贵贱天壤。
顺民已除兵事之苦，必受兵费之繁。宋岁入过唐百倍，八成皆军费，后勤物资充实，武技先进[101]，教育发达[102]，老兵终身福利，竟以贫弱闻。唐初之府兵，皆自备财物马匹，战罢归田，国无分毫之费而威加四海。唯一可恃者，兵为良民精华，为贫户羡艳而不可得，非如武装难民罪犯，稍有一业糊口者不屑为。元世祖不以仁道闻，废黥面苛政，恐出贵族封建心理，以王公贵族当为天然军官，军事荣誉美于平民财利，不解南朝竟以劳教犯待之。严又陵（复）之“驱奴虏以斗贵人”应验，兵多器利者百战百败。
宋祖之经济理性贯穿全局，非仅雇游民为军。封桩库积银，为赎燕蓟，北朝利兵十万，拟以帛买之，此皆开国帝王少见。神宗变法，以“备边府库不可不丰”，澶渊、绍兴以金帛买和。内寇好招安，郑广、宋江皆是。“要升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即宋之实，汪信之[103]画虎成犬亦由此。此数事基本思路一致。宋室竟可视为厌战顺民代理人，取顺民财帛献于内外好斗无产者，买流氓蛮夷不生事端，保吾和气生财。如一切敲诈，初贿有效，而需索与时俱进，终至颠仆。王船山之“孤秦陋宋”，确为国史两大要害路径选择。木竟成舟，逆行极难，此佛家数言“慎勿造因”之由。

岳家军之商道
孝宗朝，岳珂[104]步武乃祖，屯兵当涂，为政贪酷，以军卖茶酒，坐收巨利，商民怨嗟，彼固自若。盖以商养军系建炎以来基本国策，张、韩、刘、岳（张俊、韩世忠、刘锜、岳飞）概莫能外。诸军瓜分经济产品不平而起衅，颇似民初诸将争鸦片盐课、后之军警自办公司争善地。中央财政破产，实系绍兴和议主因。韩王（世忠）告老西湖，不忘纠集旧部，以海外贸易公司生利；岳公拥众京湖，包卖通国酒酿。晚风熏得游人醉，尽是王师北定钱。岳虽取商无艺，究系“培养自己人”之小德出入，何可轻议？
辛稼轩（弃疾）、陆务观（游）皆以北伐爱国诗文名动千古，亦不忘假子侄组织地产开发，以厚养老之资。失地农人京控胜诉，挟史相批示还乡，竟为县府公人殴毙，存者噤声，多流为都市游手（宋代“都市革命”“经济起飞”“资本主义萌芽”主力）。天水一朝（宋）[105]结合市场经济与国家社会主义之思想解放，可谓入人深矣；而生前之利、身后之名两得其便，尤可为爱国豪族千秋宝训，堪与念佛食肉不碍修真之居士同列，见证华人心术之巧。
赵宋优容文臣，厚给祠禄，不以求田问舍为耻；赎买武夫，封赏无艺，岳公若非以“立王者”自居，争及储位，富厚何难。朝廷之重商倾向，实系财政无底洞之自然结局。

贾少师打土豪分田地
赵宋国家社会主义，起于神宗“备边府库不可不丰”一语。儒生能言，民困不能足太仓，军兴必用聚敛之臣。秦会之（桧）、贾师宪（似道）皆行此术。贾身为民唱，献私田万顷（两浙良田五分之一），阳唱孟子仲舒井田闵贫之学，阴实供佣兵。田主固怨，佃农亦以军需劳重罚严，不如私田宽舒，好逃佃、偷税。官法如炉，敲扑四起。论者以军需急，如国民政府末路之拉壮丁，明知其重负待农人不公，而无他术代之。鞑虏临江，贾傅亲征，师次鲁港（安庆），诸军反戈，为敌前驱，一如弘光四镇。
至此，积怨皆发。似道木棉庵罹难，劫财害命之官匪郑虎臣一变为话本救国英雄，足见吾民无公义是非也。贾非直臣，亦非祸首，临必败之局，充代罪之羊耳。国家社会主义加强专制，系赵氏长期国策，彼照方吃菜耳。此道驯民于顺以便敛财，目的以达，江东残壁岁入百倍贞观金瓯、两倍大观全盛，厚财养佣兵，鲁港溃后犹曰江南余卒百万众远过北虏，较汉武常备不过万军、寄奴北府在籍五万，似可投鞭断流，竟有如此惨淡收场，足见民弱国必不强，小智防民疑臣信私军，功成自害。似道唯一长久遗产，即苏松官田肥肉，朱重八变本加厉、顾炎武耿耿于怀、李鸿章冯桂芬减负宽民之对象，李氏临终尚怨吴人忘彼大德即此事。
半闲堂主人绝顶聪明，鄂州之围，谋勇皆备，非同外戚幸进，幕中文才极盛，己亦能诗，一联似为“人生有酒须当醉，青冢儿孙几个悲”，可见彼久知生当末世，冰山富贵无非替罪羊工资，子孙不免披发左衽。违众独行，殒身不顾，逆百川而西之，非聪明人乐为。有酒当醉、且乐片刻为享乐最大化理性选择。临危服毒求安乐死，亦尼采“末人”求乐避苦基本价值观之体现。彼之爱友文杰廖莹中亦作同一选择。此聪明人太多，民族易奴之插图也。

此地可称鬼国
恭宗责贾傅（贾似道）“变田制、伤国本”，全属替罪羊无赖政术。浙西官田重赋、纸币通货膨胀，取利皆归王室供军需，元明不改。似道“老臣无罪，何众议之不容”“四十年劳悴，悔不效留侯之保身”实无虚词。彼制置淮扬、苦守鄂州，战绩已优于先之韩、史、赵、吴（韩侂冑、史弥远、赵葵、吴潜）四相，半闲堂奢靡未必胜寇莱公（寇准）。民族偶像文天祥、史可法、黄道周皆军事白痴，守城不能三日，唯精丹东[106]式“演好最后一幕，退场身段优美”，满足文学民族之偏好。少师误国非有过于前后权奸，恶名出自经量制[107]，得罪掌话语权文人之故。整理地籍，意即求财。宽严握于小吏，必然创造寻租机会。文人自命清高、不肯媚事官府者，必然受祸最重。且官田流恶四朝，不断唤醒吴士“杀父易忘、劫遗产永志”之心，故难赦贾魏公于幸运遗忘。以吾文人双重性格，耻言私仇，自必夸张贾相之恶，实则贾氏尚不脱赵宋宽弛之风，根红苗正革命家朱重八始真为苏松大劫。
明祖籍没官田，不屑宋室低价官买之布尔乔亚虚伪性，满怀流氓无产者仇恨有产者之阶级本能，没收十九之田（顾亭林语，必非精确，然多于贾氏五一征买可无疑）而奠定明清税收基础，田主家族后人亦入富户籍上呈御览代为贱民，悔不早为花花公子者当不在少数。沈万三故事年代不合显系捏造，然亦唯此背景始能如此捏造。倪云林事则无虚：彼以艺术家浪漫本色，荡产云游饮酒，革鼎已为寒士，竟由话本传为明版杜子春，遇仙知未来者。以明祖之心，似欲以专政工具令张王（士诚）死党永不翻身[108]。不幸吴人智巧海内无双，笔杆屈于枪杆终为暂局，粉碎孟子进攻之局部胜利，全为洪熙宣德科场推翻。吴士满朝，专政难行，吴人乃以偷税为基本人权，欺税吏如北美殖民地买海盗私茶私酒，宛如爱国行动。丘相哀叹：本朝负重敛恶名而未有富厚之实。张江陵（张居正）政术，即贾傅经量制，十年方成，怨声盈野，祸及身后，为前后贪员所未有，亦有公报私仇因素如贾案。张氏怒吴人欠粮无赖，指为“鬼国”，终以家殉群鬼。[109]
张相既没，终明之世苏松田赋未能清理，州县人员有限，绝难遍追债户。税吏如今之计生，常受鬼子进村待遇：强制执法易起民变，危及纱帽，未可轻用；可行者为示范性惩戒首恶，竟催生明版“三T公司”[110]，出租臀部之第三产业（非色情）。于是重打二十枷号示众之警示教育，化为游手就业机会，入清不改。中山王（徐达）后人徐青君明亡失禄，亦就此业，官府见怪不怪。此亦“资本主义萌芽”“私性社会”“西门庆主义”脚注。[111]
顺康（顺治、康熙）理赋，迅速转为文字狱，欠赋则有增无减。雍正长于理财，用田文镜督豫鲁，两年府库丰盈；亲主苏松欠赋，七年不成，己先西归，赍志不获如蒙哥钓鱼台[112]。乾隆朝以免赋收民望，实即体面投降。及洪杨乱定，李鸿章效冯援除旧欠减赋额，实为接受既成事实。同治财绌，海关赫德唱整地税，闻者失色，终于纸上谈兵。民国仰食关、盐，未受田赋之利，是以根基不固，而来者兴焉，割农养军工，涸泽之甚，已无适当比较标准。
附注：
史公（史可法）守扬州未及三日而受十日之屠，黄道周督闽师入皖，逆战不足三辰，全师尽溃，以拒降书绝命诗优美出任英雄，可见文学国家价值观重剧场效果轻责任伦理，汪兆铭之可恨亦与伤害吾人审美感情有关。

盐、钞之弊，极于斯矣
钞者，出于民间票据，其“非国家化”原系自然。私币维持信用，严于刻己，有命长于皇室者，不赘述。可留意者，钞法甫入官府，即财政扩张主义—官商经济学—黩武主义—恶性通货膨胀固结不解，横亘宋、金、元、明四朝，遗一超早熟之自我毁灭纪录于国史。为行文便利计，泛称“宝钞体制”(下同)。
四朝度支，盐、钞联用，以其皆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便于中枢以意为轻重，较之田赋正供零星散碎，定额难增，非与地方利益做复杂迂曲妥协，汲取不易，未可同日而语。盐引、宝钞，操之在我，乃经济中央集权、经济政治化关键步骤，并非“萌芽论”“东方中心论”幻想中之近代化，而系秦政—政治中央集权之越界扩张。行此道者，当时及后世皆视为商君、弘羊传人，明史臣春秋笔法所定之“言利之臣”。
皇室之欲食免费午餐者，代不乏人，然于实物或金属货币时代，其道易穷。沈郎（沈充）之青钱、马氏（马殷）之铅铁钱、蔡相（蔡京）之当十大钱，枉负骂名，技止此耳。真能廓清历史绊脚石，预演金元劵救国策，仍有待于异族王朝。
言利之臣在宋，不过两党之一，王、蔡、秦、贾（王安石、蔡京、秦桧、贾似道）皆困于儒家保守主义及农村—地方利益集团，不得畅行其志。金元改制，以削台谏为急，以为宋制错乱，监察行政犬牙交制，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大损行政效能。“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亡国之由也。台谏失柄，即儒学“舆论指导政治”核心价值观惨遭痛击，亦农业利益集团边缘化。楚材之主中书，品阶始终次于马合木、镇海。元人立制出此，言利之臣凌驾儒臣，两党形势声价，恰与宋代相反。
金、元初入中原，杂封建、郡县用之，分种人于基层，构筑农村秩序中心，思路无异北朝府兵。然外环境已变，军人乐于受薪逸乐，不乐受田世代劳碌。皇室以饷制军吏，远较以授田制府兵更为如意。代价在于，以钞法养兵，可以实质增税至于无穷，大异租调实物有天然上限，无形中保护小农。宣宗（完颜珣）徙汴，尽召两河种人从驾，军户集而民户散，三司妙计，仅余钞法，乃有通货膨胀千倍之说。
就政治代价而论，魏周几无货币概念，国用不出谷帛，除彻底皈依农政，已无选择，北朝君臣模古称周，自居正统儒者，不能与此无关。种人扎根于地方，世代仰仗农业收入，无论出身夷夏，必有自居地方—农业代言人，抗拒中央集权—官商剥夺之倾向。北朝隋唐之门第、豪杰若是，乐天（白居易）“平地无铜山”论为主流，敌视盐铁官商间接税；爱尔兰新教托利党地主亦如此，斯威夫特《布商的书信》抵制汉诺威辉格党君臣之通货膨胀计划，保护天主教农村利益；拉美天主教—印第安—农村联盟尤为如此。
然则残金以盐（间接税）、钞（通货膨胀）养游手军户，军户非但不能为农业利益代言人，反为农户直接寄生者、掠夺者，几于千夫所指，故而国亡之际，至于“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妇孺不免。而府兵渐废，五胡异种，无非混同汉民。种族出身宗教文化，远不及阶级形势为要。
元据两河，王公采邑、朝廷郡县两制并存，是以忽必烈有不臣之心，能以封邑为据点，积累实力。及其谋叛，有王文统辈精于盐法钞法者为“经济独裁者”，诸邑宗王在华者无不受金钞巨万而倒戈。阿里不哥、海都走避，草原骑士、封建土俗败于汉土金帛、官商经济动员体系，等于成就夹谷清臣未尽之业。
宗王自此夺实邑，行省一统长城内外，名义封邑以朝廷金钞赎买，即大都朝廷以经济利益换取政治集权。《元史·世祖本纪》几为发宝钞若干赐宗王、诸军、降将、新附民、灾民之流水账簿，所涉金额之巨，于宋世百倍不止。不取江南税源，宝钞体制必有内溃之虞，无异残金。虽取江南，亦必与阿合马、桑哥辈“国家垄断经济学家”共治，用之而后杀之以平民愤。开国之君窘困若此，为历代所鲜见。即令权变至此，不过补缀二纪而已。成宗即位，公私困弊，危重难言，计无所出。
武宗二年（1309），三宝奴[113]奏：“尚书省立，更新庶政,变易钞法。”后“制可。诏天下，敢有沮挠尚书省事者，罪之”。颁行“至大银钞”，诏曰：“昔我世祖皇帝既登大宝，始造中统交钞，以便民用，岁久法，亦即更张，印造至元宝钞。逮今又复二十三年，物重钞轻，不能无弊。乃循旧典，改造至大银钞，颁行天下。”（《元史·武宗本纪》）
熟于金哀宗贾少师财政学、金元劵银元劵沿革、戒烟丸戒鸦片故实者，不难推知结局。纸质宝钞、盐引与无限皇权结合，有元一代，盐价永远上扬，钞值永远跌落。及其亡，民变之有组织者，唯有教派及盐枭。
至正垂亡之际，两浙士论久已切齿于“言利之臣”。刘诚意[114]集中，念念不忘烹弘羊、继周道二事，亦一时舆论气候反应，未必皆独得之见。彼从石抹宜孙父子，志在勤王，无奈顺帝君臣不能为文宗、恭王，自然不得为曾左[115]，竟以“长毛状元”、红巾军师了此一生。牧斋（钱谦益）诧其未遇时心气发扬，仕明为公卿反而郁郁悲回，实于反动阶级敌视流氓无产者之本能心理估计不清。
明祖父子于重农反本、灭绝言利之臣，与诸儒立场一致；然而稍有“国家理由”，立刻不能自制。《洪武实录》用宝钞如用沈家聚宝盆，免费午餐之乐，跃然纸上。成祖数绝大漠，六出西洋，望其能护财政保守主义，实难惬情。据“反郑派”刘大夏高见：留都匠户、军户有幸办皇差，为郑和下西洋出力者，等于卖炭翁“半尺红绡（宝钞）”加古拉格式“政治任务提前献礼”，注定家破人亡。郑太监雄风所欠良民血债，不下万户。洪、宣主弱臣强，儒生用事，大兴“右倾翻案风”，四朝言利之臣，一概打入历史编纂学地狱，郑公公忝陪末座，无人称冤。至于后人妒视西洋航海家，以移情作用翻案，固非明人所能料。
右倾翻案，即行仁政之义。仁、宣二宗既废乃祖乃父恐怖政策，自然无术强使商民接受信用破产之宝钞，于是有马尼拉白银船填补真空，“晚明贸易中心论”实为（人类最早）纸币受（人类最早）恶性通胀连累而破产之间接后果。
附注一：
周秦之儒，以周政贵族主义反对秦政平等主义。六朝之儒，以门第文治主义反对寒、人蛮族（内外无产者）军事统治。宋明之儒，以农本—地方视角反对官商—集权视角。谓其永远慢历史半拍，永远保守反动，毫无过当。然观其所保所守者，有二恒德在焉：其一，以民间视角，坚持于政统之外必须保留某种社会组织核心，其为贵族、门第、绅士等等，尚属次要；其二，坚持民族共同体有代际契约性质，维系契约之民德民俗不在政争范围内，不得以政统革易而动摇之。二者皆有至意在焉。
附注二：
政制所计，多在横向博弈；实则人类生存蕃茂，多系于纵向游戏规则。后者多赖宗教、传统、民风维系，多出无文默喻，不在典册。革新一事，多有实为破产赖债术者、异化少数派文人政客施专政于无文大多数。细民牺牲最重，反而偏于保守。革新之成果，往有赖于消费民族共同体拟为子孙代代相传之公产，遗忧患于未来者。最能计远者，多为农业贵族，工商精英已有流沙性质，群众政治古今皆以愚蠢近视闻，流氓无产者政治则永为上帝之蛆，所以结束文明而召唤“上帝之鞭”。故而政制平民化而文化宗教缺乏保守核心者，多有民族自杀倾向。

“别了，马可波罗”之后
沃勒斯坦、弗兰克之“亚洲中心论”，泰半依据明清史料，以白银输入为发达，适得真相之反。[116]明之用银实乃金、元、洪武三朝官家纸币信用破产之无奈双输。初，宋之铜币信用极佳，岁岁阑出，以致铜料短缺，奸民私毁铜器铜钱出口皆为重罪，终至官府管制一切铜器作坊，而宋钱出土东非者[117]巨万。此货币输出（非输入）方能证实经济中心，与后之全球好藏美元同义。
唯于此种背景下，民间纸币始能产生。此时官方通胀法仍不出汉武、戴里克先之劣币、大钱二术，限于金属铸币技术问题，贬值自有限度。蔡京行新法，造当十大钱，已尽所能，而造纸、印刷两大发明结合为纸币，官方且无须如私商顾信用，国人不免于享受历史最早之恶性通胀。马可·波罗盛赞大汗纸币之便，满载东土软实力西归，不及见元末钱法之滥。洪武得国，一切反动，厉行小农本位主义，痛斥宋、元计臣为奸邪，独于宝钞爱不释手，给赏支俸皆用此，视同沈万三聚宝盆。未几，宝钞市值不抵面值百二，工商失业，贫民饿毙。
明祖父子皆有布尔什维克性格，好大喜功而拒付代价，于是计臣苦矣。奥尔忠尼启则[118]行五年计划之妙术，端在以左轮指总工程师头颅数一二三。明初之计臣多诬死，存者如夏原吉亦系铁练办公，为成祖渡漠、郑和西行筹款。明此，方能理解洪、宣后儒士翻身，恨郑和入骨，必毁记录以绝其根。小民之实力尚不如儒生，翻身非彼敢望，唯行消极逃避术，见官纸币而远之，创造最先行纸币之奇迹不及三百年，再创最先废纸币之更大奇迹。碎银一切不便，唯一优点在剪切易，官方无从控制。

明祖之新三权分立
明祖惩宋政宽弛，官吏玩主欺民，乃有分解式政治改革之独创，开明清五百年治平之基，其道曰：执行权、议决权、监察权等三权分立。
官僚分权于下，正便人主集权于上，不复有唐、宋笼罩全局之相权抗衡时君，监察权由“抗衡君上”一变为“君上耳目”“抗衡执行权”。
议决权先民主（廷议）而后集中（圣断），群臣之势自分，不复有结党蔽主之局，亦无天然共戴之领袖足以犯上。
执行权位高而势危，监察权职轻而权重，其必然之势：国无重臣，政令瘫痪。虽至亡国之夕，君臣尚以互卸责任为智，敢负责者皆不得其死。监察权重而无责，以廉价清议高调惑主干政，以社稷为孤注，事成直声震天下，事败则何与我邪？御史虎视百僚，鹰眈万民，未必反腐，而加强“向上分肥”确有实效。政治阶级“内部民主”与“对非政治阶级专政”完美结合，绅权独重，公职愈贵，苍生鱼烂。

挑动运河鲁西荒[119]
鲁西，周汉名邦、曹公旧宅，人文荟萃，本非鄙野，其衰起于元人逆势开高地运河，尽取川泉济运，自是水网大乱，盐泽日生。朝廷强干弱支，方伯自以荒农田、浮粮船为上计。漕事为重，名臣频驻，诸军云集，无异飞蝗定居。[120]良民不堪，群盗跃跃如也。武风日盛，好酒轻生，折射民生逼仄。
野业既废，游手仰食济，临行商。海运行，商贾稀，而水网难复，盐沼难去。人无固志，幸天步多艰以求一逞。义和、红枪迭起，终不免于革命老区。孟子以为天下当定于一，似此苏松膏脂、徐鲁血泪皆系必要成本。草泽檎莽，白骨纵横，何尝少于城濮、鄢陵？设若列国尚在，各悯其宅；漳水清流，淇园绿竹，何至殉汉？齐鲁旧邦，断不为蓟都做此牺牲。诸夏雍容，玉帛交俜；各美其美，各兴其文，车书势难同轨，焚坑无用，病梅未囚，智者周游，骑士慷慨。东土遗黎，当不若今之怯懦权诈。大一统究何益于吾民?

两淮官盐流毒天下
两淮盐利化为政治问题，以中唐为枢纽。安史军兴，河朔隐为敌国。六师百万，仰命东南。[121]租庸调财政无以为继。两税之兴，其要在间接税取代直接税。基层管制权力衰退，间接税乃其迂道。朝廷垄断重要消费品之转运、销售，凡消费区无不事实纳税于长安，即令该地政治叛逆，无碍岁入。故朝廷必争之地，仅限于重要贸易点及运道。
此道短期后果，即在乐天讽喻诗“盐商妇，多金帛”“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吴元济梗淮西要路而受“独柳之祸”[122]，若居边鄙原可世传，不劳官军大动干戈。淮南节度使以使相之尊，度支天下。高骈跋扈，天子乞食。黄巢以武装私盐贩而倾社稷。长期后果见于间接税之天生弱点——政商融合，劫贫济富，牺牲独立生产者。宋、明庶富日增而民气惨郁不苏，外益柔而内益厉。华夏微弱王统垂绝，与此不无干系。
法愈久则弊益增。黄巢、钱王（吴越王钱镠）以私盐起家，自是盐贩与流民黑帮结不解缘。海盐重于井盐，两淮尤为重中之重。光棍、游手嗜利云集，民风大变，旷悍好武。多事之际，豪杰兴焉，以盐养军，以军护盐，颇似今之缅北毒枭革命军。汪信之以此亡身，张士诚借此得国。
明祖嗜暴，必效蒙古世袭制，军户、盐户、匠户、富户、惰民之属，各立名册，兵法部勒，大行酷虐。郑和西行，金陵匠户折损过四成，兵丁类此，虽斯大林亦愧弗如。明此，当解儒臣毁郑图记以绝其根，实有儒术民胞物与之心。洪宣以降，军户、富户、匠户逃散逾九成，独盐户、惰民尚存，不齿齐民，不与科举，独当重负，远过小农。彼之社会生态近于黑帮，仇视社会，不重廉耻，好勇轻生，皆属当然之事。
官商淫靡，民德劲悍，维系中流社会之勤俭小农、谨愿儒生渐成绝响。两淮隐为檎莽，无复范詹事（《后汉书》作者范晔，曾任太子詹事）所述徐陈（徐州和陈州）景象。夫子郁郁乎文，史公泱泱者大，皆富厚宽舒之征。明清盐枭、捻匪横行，即两极分化、官商游手双向排斥良民之效。
李、曹（李煦、曹寅）织造江南，受圣祖密谕观风俗，颇欲有为，请革盐弊。圣祖不许，因官盐利益共生体制历经列朝，牢不可拔，江督苏抚、满汉朝官、诗文名士无不仰食盐商。江左初定，易动难安，故以不生事为上。三织造[123]任事渐久，亦以分利为得计，无复改良之心。《长生殿》《全唐诗》由是而生。陶文毅（澍）减价敌私，刘忠诚（坤一）招安盐枭，皆收一时之效，长远后果等于为新分利集团清道。
辛亥军兴，盐枭徐宝山以私军据扬州称都督。癸丑之役（二次革命），徐氏首鼠于民、袁两党，以致遇刺，真相不明，两党及私敌皆有嫌疑。
盐枭列传及身而终，而举国皆化两淮流民矣。

琦善、林则徐之治河策
元、明、清三朝盛运，系于河、漕二事，其兴必于粮船盛、运道通，其亡必于河决、漕废，有如京剧程式，所异者不过演员姓名。每及中叶，亦必有名臣整顿河、漕，北廷之中兴或夭亡，系于此事。元以脱脱、贾鲁之治河，行善政而邀天下之怨，“挑动黄河天下反”，委社稷于盐枭、流民。明则江陵救时相业，成于潘督（水利专家潘季驯）之河务。清人之中兴大业，受命运拨弄，降于琦、林二督之身。
琦善督江，内定于道光五年（1826）京察，宣宗亲点“明干有为，任劳任怨”“赏加总督衔”，琦善谢曰：“粮艘阻滞，湖潴未充，黄流日高，民力困瘁，圣主宵旰焦劳，正臣下所应竭忠尽智。”六月初一复旨：“所以用卿者，正为此四节耳……同德同心，不言而喻，勉之。”《清实录·道光朝实录》时年琦善三十九岁，以嘉道间官场血管硬化症（同列六督皆过花甲）衡之，真异数也。微漕事之窘（道光五年河决、运粮河阻绝），虽亲贵亦难至此。
琦善六月就职，即赴黄、运，十八日上奏，请用南北接运策，裁可。九月十九，粮船全数出境，京师得解燃眉之困。
次年（道光六年，1826）正月，琦善修苏鲁运河，理高家堰，固河堤，开王家营减坝。至秋汛，黄、运安澜。十一月，琦善上奏诸坝合龙。
治河不过治标，琦善于就任之先（道光五年四月鲁抚任内）已主海运。道光五年九月二日，穆彰阿、琦善、陶澍请试办海运，裁可。道光六年六月，自上海以沙船（海船）运浙粮入津门。琦善以“海运一事，并无成例”“非公正明干大员”“必至贻误”，力保江苏按察使林则徐“细密精详”可当此任。果如其言。
此刻琦善得君最专，林、陶二公皆其辅弼，本无异议，穆彰阿提携于内，亦三臣勇于任事之由，清运胜元，河务为一大关口。
粤乱，昔日同心诸臣，一变为“忠君爱国道德剧”正反主角。白脸奸臣不可有功，于是河、漕、海运之业，皆夺归陶、林，抹平主官及首议者琦善痕迹，为三朝两岸史家唯一共识，通俗作家推波助澜，无复曲直。
太平洋战起，倭人以东洋领袖、被压迫民族先锋自任，大力发掘反英反帝英雄，林公名列榜首，“满洲国”、南京汪兆铭国府文化事业，以此为主旋，积累甚厚，皆为本朝所用，所须不过修正二三名词而已，得来全不费工夫，酷似重庆天兰、成渝诸大工，皆为人营政绩耳。自吴藩（吴三桂）乞师平闯（李自成）、“墨勒根亲王（多尔衮）抢北京”以下，得天下之巧、受机运之厚者，未有如本朝者。

西蜀巉岩云迷鸟道，东粤碧海日警狼烟
林文忠（林则徐）御夷自信满满，以茶叶、大黄吾之利器，绝之，逆夷[124]必便秘而死。读史至此，未有不捧腹狂笑者，“不意天壤之间，尚有福建子”。林公固饱读史传经世有术者，并非食书不化之腐儒。明清运用中亚茶黄贸易为外交筹码，实同林公。此由天候使然，中亚少植物性食品，需茶之殷远过南国，有其生物学必要性。大黄则为前抗生素时代之抗生素[125]，亦以中土为最大出口商。明室以绝茶黄胁制俺答、吐鲁番，得心应手。清人继之，以待浩罕伯克。主其事者为那彦成，彼与林公同属官场少壮，耻于政风疲软，欲重振久成具文之法，得罪走私利益集团，触发伯克叛乱。清室前厉后恭，以鬼混主义者长龄代之（绝似琦善代林），一切照旧。鸦片战争除地点外，全抄安西茶黄战争脚本。[126]以清室言之，皆夷人不乐苛政，武装京控（即今之上访）于天子，以本朝处理访民之丰富经验，无非经济补偿、惩办酷吏二事。宣宗、琦善自问已经做到，因而无法理解白种访民何以仍不满意。

汉传佛教无产化
金人入汉，永平证果，佛门学术莫盛于六朝。康乐（谢灵运）译经，二帝舍身。入唐稍衰，玄奘、武后之辑录颇类不韦春秋，钩辑百道，意存调和，无复新锐悼厉之气。禅宗盛而佛学荒，自天水（赵宋一朝）伪作楞严，后继无人，宗风惨淡。梁任公首发：唐以后和尚不做学问。后学众议佥同，胡适归罪于禅宗简化论。
此间头绪纷繁，可补者二。
其一，弘法时代恰与门阀政治重合。此间寒门俊秀上达之路，非假军功如刘寄奴，必入禅林同陈玄奘。西欧封建、日本武家亦有同类现象。政重门第，教法平等，福泽谕吉幼欲为僧正，亦以此故，幸明治变法为彼开道。教会力量来源之一，即为充当贫民守护人。废封建，则教门乏才。社会平等与政治立宪同进，即日欧社会同构性之证；华则类绝对主义“专制乃平等最大友人”[127]。封建贵族亡于秦汉，儒学门阀衰于隋唐，皆以强君尊主为果。天水儒盛释衰，非仅理学揉合佛理之功，亦有门第废、科举兴、印刷术普及、寒人仕路大开（书中自有黄金屋）、佛门受竞争性抑制之背景。禅宗学术求简，自耕求食，反证智士不入淄流[128]，平民供养乏力，且夫无取于精微玄理（对观六朝帝王名臣以谈空说玄竞名）。舍以剃度为政治避难外，僧团社会构成日益劣质化，多为才弱难入科举、贫极不足自养者啖饭处。明例以游卒、游僧、游民并列，视同隐患；清人因之。寺僧有术者无过赋诗求名，充士夫清客，不复精进学理；庸常者以民家红白求饱；野僧无依者的确无异流氓无产者。
其二，以政制论。入关前及未入关之蒙、藏、满各部皆未逸出贵族政治范围，健斗无文，僧人即社会唯一文人团体，以佛法平等吸取全社会智力资源，其道甚便，且地位之尊、团体之密，汉土儒生从未企及，唯中世纪初元略近之。有清一代，满蒙王公、儒臣帝师无不跪拜称臣，诸帝唯于达赖呼上师、称弟子、受摩顶，达赖仅合掌受之，诵经祈福而已。黄教持戒之严、论辩之精亦远在同代汉僧之上，著译数量虽不及六朝隋唐，实足以羞杀宋明禅僧。宗风各异，不便论质，鉴于黄教僧俗人口之少，有此纪录实堪叹服。教门—民族—社会—政制错杂殊甚，颇与文化时间表相因。
光绪末，北廷化失败为力量，渐有化宗藩体系为主权领土（以此必削旧藩之权，蒙藏首当其冲）、化天下国家为民族国家（触发满蒙统治核心政治自杀）之意。太后遣罗西木桑[129]喻达赖十三世叩见大皇帝，为彰大清国主权张本。达赖十三世峻拒之，由是政教失和，转恩为仇。达赖通英拒北，孝钦（慈禧）令川军入藏。达赖走印度。辛亥军兴，川军假道还乡，达赖复位。蒙藏以“宗藩系于帝室，帝逊则无藩”之封建法统，否认民国。边事自此坏矣。

李翰林守护国体
忠王（李秀成）供词，言“李非宿将”，但“据海关、钱多、招鬼兵”，言下颇不尊重前翰林编修之业余战斗素质。李（鸿章）克苏州，借戈登[130]力，事成杀降，戈登盛怒，辱李系背信小人，要求决斗。以西欧贵族-绅士传统，受辱者纵令违法，亦当入决斗场，以血洗辱，否则懦夫不直于舆论。华士大夫动口不动手，不以避事为羞，故鸿章避入公共场所，以安抚访民惯伎，请赐戈登功牌、赏银，戈登竟不受银。天朝体面，汲汲乎危哉！若以雍正爷之道，敬酒不吃，宁古塔[131]侍候可也。不幸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如今行不得也。
海外敌对势力得此大好机会，势必占据道德制高点，令东土君臣扮演公共道德剧反角。果如是，李抚后半生事业夭折于是，近代史必将改写。退缩、蛮干皆足败事，李氏不愧翰林才子，捏造报告竟能同时满足东西方面子、荣誉，其意略云：戈登谦退，不乐夸示功高，受勋以谢君恩，辞赏以劝骄兵。两造明知其伪，皆有大悦之心。
戈登如多数自命君子、心轻利禄者，从不厌倦他人以微妙得体方式恭维己之人格，拒赏受勋自此化为“戈登传奇”之王冠宝石。彼若真效杰克逊总统，毙敌于决斗场内，恐亦非基督徒绅士之良心、荣誉所能善了。朝廷非但保全体面，且已发现柔道驾驭洋人之唯一人才：天朝硬实力一日不振，“朝廷万万少不得此公”。
霍光有云，三公非通经鸿儒莫办。信然。鲍超、陈国瑞之流安能如李翰林保全国体?

陈国瑞捍卫主权
树敌可以观人。江东小华夏主义不忘宋明国耻，自拟陈丞相（陈宜中）、郑所南（郑思肖）、史阁部（史可法）、王船山（王夫之）后身，视西欧为师友，东瀛为隋唐之遗，唯于中亚牧马焚书屠城，念兹在兹。日人传统亦倾向南朝，神武宗奉齐梁，镰仓白衣吊宋，舜水衣被水户，呼洪杨（洪秀全、杨秀清）为明人而祝胜，羽翼康梁民党，可谓逆迹昭彰。辛亥功臣、国府内核，率皆刘同志文彩之阶级兄弟，不脱士人习气。
扶清灭洋大中华爱国主义则反是，以满蒙姻亲集团为凝结核，常怀南人不相之心，其政理类似法兰西白色雅各宾主义，期望未受文人、商贾污染之纯朴乡农勤王、翼教。蒙古理学经倭艮峰（仁）汇梁巨川[132]，终成乡建派与北国军人之社会保守主义联合阵线。僧王（僧格林沁）系此派政治核心，以痛恨南士洋人为忠君之始，庚申之难为彼一手造成；拒换约而兴大沽之捷；败盟劫英法使臣，拷死黑狱，招圆明之一炬。郭筠仙（嵩焘）责彼“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然北狩君臣绝无害至亲、快南人之意。僧王纵横中州，视州县如刍狗，优给官费犒军，累败皆责供奉不丰，较湘淮将帅自费勤王，判若云泥。
王忌汉人，陈国瑞竟独得其厚，实以基本价值观相合故。僧王败死，冰山已倒，媚上取宠已无必要，而国瑞不改初衷，足见其诚。“陈矛”敢缴“洋枪刘”（铭传）械，可谓义和拳攻聂士成之预演。国术神勇不敌“二毛子”洋枪，陈军死士俱尽，国瑞生俘，幸“二毛子”法制观念高于爱国者，未敢自专，移案枢庭。军机以天下方乱不宜诛宿将，赦之。国瑞虽闲废，不忘王爷身教，发挥余热，弘扬大义，贬斥汉奸，复兴国术，联络帮会，将有以报国。[133]天不负人，津门义民以基督徒收养孤儿、引入外科医院、修建西式地下室故，疑其拐卖人口、开设黑店、挖心破腹，国瑞从而煽之，屠教民及法领事丰大业。
兵舰云集大沽，朝野属望之曾侯唯以“十八挺经”[134]自慰，且欲立于海口当洋兵首炮以阻其锋。此术实与李少荃（鸿章）“痞子腔”相伯仲，全忘己身教人 “立意以诚，蛮雒可行” 之高调。天佑清室，普法开衅，法人无力兼顾远东。
苦主既退，列强易与，庚子之勉可延展三十年。平心而论，三十年宽限并未虚掷，南士亦颇能顾全大局，效曾左搁置少年偶像王船山，接受大清基本原则，推动纯粹经济技术现代化。曾总设计师遗志，李相恭行不贰，终其在位之时，“江东小华夏主义”“扶清灭洋主义”皆难抬头。
甲午丧师，改革已死。倭中堂、僧王、陈矛转世于徐军机（徐世昌）、端王（载漪）、大师兄（义和团领袖称大师兄，如张德成），南国士大夫寄命于康党、民党。道术既裂，方州无主，全应曾（国藩）赵（烈文）前言“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

汉恩自浅胡自深
蛮夷猾夏，中国不绝如缕者数，影响及于华夏世界宪制及路径，至深至大，非徒历史之半，实与历史相始终，牵涉之广，远远超出事实范围，深入元历史或道德价值复合体境界。迄今一切专业史家，于此重负无不心胆俱裂，故而本文只知观照，不作考订。读者必须具备文化形态学前理解，同时信任作者记忆力犹如信任罗马教皇。
日暮途穷，倒行逆施，请自满蒙始。
满蒙拓殖，属于“内亚次级殖民主义”[135]问题，依托东清铁路，以“满洲国”时代为拓殖高峰。满蒙日益窘困，求庇于日本，乃造成日中战争之直接原因，一如国府求庇于美国，乃造成日美战争之直接原因。“满洲国”立制，以复辟民初“五族共和”（国民革命斗争对象）为辞，以平衡汉民优势为国本，然不能阻止直鲁流民用脚投票及其沙丁鱼淹没战术。拓殖退潮，始于太平洋战争-关东经济管制及经济衰退。
明之华夷秩序，以蒙古为敌体，以女直朝鲜为属国，故而蒙古构成明国政治犯主要避难所。武宗以疆，臣民几于无岁不叛，跨边墙出亡、为蒙军引路者相继于道。仅世宗一朝，白莲教徒出亡者以百万计。若非要人，大抵老死胡中，子孙夷狄。由此观之，汉文化之无限同化能力纯属神话。女直朝鲜之于辽民，血统无大差别。安北府外韩人，大半皆儒化女直后裔。建州酋长不杂汉家血统者鲜，满洲为后出之神话。
元之上都辽阳河套，农业人口繁盛，见于西方及伊斯兰记载，其中必有大量汉民。明兴，亚述式大流放横扫全国。[136]凤阳花鼓、洪洞槐树之对应物有二：迁口外居民以实内地；强制内地胡人改汉名，联姻汉民。顾炎武痛心疾首，哀名族汉姓之杂糅。明初武臣为胡人改汉名者畸多，不逊于唐。无限同化能力倘若存在，此时已不足以安天子心。
五代辽金口外居民有延续性，中原内战不断驱民出塞。辽亡，郡县北界已逾民国以前任何时代。此类居民后裔若非为蒙古所杀，势必为明人所徙。
隋末唐初，避内乱出塞者亦以百万计，似乎并未贻北狄重大政治问题，而番将胡兵与唐五代相始终，余波及于杨家将-河东吐谷浑集团。开边问题=雇佣番兵问题；藩镇问题=番兵不能汉化问题；废藩释兵=无胡化即无战斗力问题。[137]
五胡北朝，胡人贵族集团与东京儒化世族共治，演为隋唐政治及战斗力基础。同时，内战不断驱逐失败者出塞，而后无声无息，唯有解为胡化泯灭。
汉魏徙戎保塞，实质在于驯犬御狼，终至狼犬合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然内地生育率下降（意义体系崩溃之确凿证据），光武以来积极解除地方武装、推行内地非军事化，依赖雇佣兵乃迟早之事，而胡兵永远构成雇佣兵之最忠诚、淳朴、善战部分。此际，中原人口衰退，未有可靠出塞记录。
战国秦汉期，塞内外文化断层尚不存在。匈奴体制不同于鲜卑突厥，显系战国之余，酷似鲜虞、中山、楼、代[138]之属。相邦（即汉之相国，避高祖讳而改战国旧称）领袖百僚，王室多行儒道。当时儒道犹有宪制意义，并非君主个人偏好，实为贵族封建制投影，证明法家—官僚集权制—军国主义发育迟滞。鲜虞、中山于列强竞相废封建、立郡县之际大行儒道，启赵主父（赵武灵王）觊觎之心，即为显例。此时夷夏犬牙交错，尚未一线隔绝。赵王历代联姻代人[139]，其大臣尤多异族。汉家刻薄寡恩、单于宽待降臣，本身即有封建、专制之别。匈奴若能于景武之际问鼎咸阳，其效力犹近于封建宪制-多国体系复辟，迨周之薄海、楚之临河、秦之叩关[140]顺流而扩大，非后世胡汉文明战争可比。然武宣杂霸王道、阳儒阴法，历史步入终结；鲜卑代匈奴，即无责任阿米巴组织取代负责任复杂组织，此后不再有路径选择机会。
汉匈战争实质后果，在于塞外政治组织日益退化，过渡文化区一变为断裂带，简陋部落因耐破坏力强，日益取代复杂制度；塞内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学与官僚化国家结合，春秋民兵、战国义务兵日益为雇佣兵取代，胡兵乃雇佣兵逻辑终点。此间没番汉民有记录者，皆联姻胡女而后胡化消失；降人有记录者，皆化为汉家雇佣兵，为五胡先声。属国制实质在于避免汉化，保持其战斗力。
[1] 根据《论语》、《春秋》三传的记载，春秋末年鲁国的政治社会形势如下。鲁君为周公嫡系，周礼尽在鲁。国人是西周贵族和殷民降人的混合物，以统治阶级身份君临土著，祭诸侯宗社。野人（乡下人和土著）没有统治阶级资格，保存其原有信仰，祭于亳社（殷商-环渤海文化圈的传统祭祀）。国人内部的融合已经相当彻底，殷周后裔对鲁国的认同相去不远，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国君和执政贵族的党派纠纷。野人对鲁国缺乏认同，但鲁国日益需要争取他们的支持。国君（含宗室世族）、国人（孔子一类的普通士大夫）、野人（没有政治权利的土著）形成相持不下的三角斗争。鲁定公时代的政变中，执政的党派感到有必要争取各阶级的正式盟约。这种形势非常接近约翰王时代的西欧封建：各等级的势力均衡产生了某种混合政体的萌芽。
[2] 齐景公。尽管司马迁将齐国和莱夷的战争追溯到太公望时代，但主流历史学家认为齐国的决定性胜利发生在齐景公时代。在这场战争中，齐国有效统治的疆土增加了一倍以上。当然，这是以牺牲土著为代价的。齐景公的大臣命令莱夷向鲁国君臣献礼，孔子认为这是极其无礼的举动。齐国人的动机显然是把俘虏或归附的莱夷当作战利品，向邻国炫耀胜利。
[3]利特尔·哈特在《战略论》当中提出的概念，涵盖了军事以外的经济、人口和地缘布局，强调“势”强于“力”，良好的战略布局能够收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4] 盘庚，祖丁子，阳甲弟。阳甲驾崩之后，盘庚作为其弟继承王位。盘庚即位之初，国都位于奄（今山东曲阜）。盘庚力排众议，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史称“盘庚迁殷”。盘庚迁殷后，“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故后世又称商为“殷商”。
[5]朝歌。卫国接管了武庚的封地，也就是纣王的大邑商——殷商正统和首都。
[6] 卫懿公，姬姓，卫氏，名赤，卫国第18代国君，前668—前660年在位。好鹤成瘾，人称“鹤将军”，不理朝政，漠视民疾，民怨沸腾，国势衰弱。前660年北狄入侵卫国，兵败被杀。卫国经此变故，由大国变为小国。
[7] 清人沈曾植《还家杂诗》。
[8]春秋五霸中齐桓公与晋文公的并称。
[9]《公羊传·僖公四年》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因此，从“救中国”足见此时的“中国”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诸夏”的国家。
[10] 齐桓晋文的“会盟”发挥了国际联盟的作用。华夏系各邦（夏商周三代的后裔）通过会盟将自己和非华夏邦国、部族（包括日益强大的楚国）区别开来，视后者为野蛮人。会盟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周室衰微后，借助诸侯联盟的力量挽救华夏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利益。
[11] 《左传·闵公二年》云：“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诗经·清人》：“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驷介镳镳。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清人在轴，驷介陶陶。左旋右抽，中军作好。”
[12] 项羽封鲁，号鲁公。战国末期鲁亡于楚。
 
[13]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此外，宗族兼任军事单位是殷商末年的传统。一族就是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叛变或归附都是以全族为单位的。周公收编殷民，并不改变族内结构。祭祀同时兼任军事训练或演习。年轻贵族只有在祭祀时表现优异的射箭或驾车技术，成年后才有飞黄腾达的机会。
[14]这是孔子提倡的政治理想。百工是独立的政治单位，承担相当于手工业者的任务（包括极其重要和崇高的武器制造业），他们的叛变或归附具备重要的政治意义。王子带事件证明，他们的敌意足以颠覆正统君主。因此，怀柔这个阶级是政绩的体现。招徕外邦移民，证明本国政治清明，同时增加了本国的人口、技术和战斗力。盟主不仅要强大，而且需要有道义力量。如果小邦遭到侵略，应该出兵保护或帮助残民复国。齐桓公对卫国、燕国就是这样做的。亡国就是宗社香烟断绝，复国就是断绝的宗社后继有人。
[15] 这是宋襄公在泓之战当中提出的骑士原则，源出《司马法》（西周贵族战争的荣誉法典），意思是：战争的目的在于追求荣誉（相当于足球队球风好比成绩好重要），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年纪大的敌人即使俘虏了也要立即释放，敌人受了一次伤就不能打第二次。这样的打法才体面，不择手段追求胜利是体面人所不齿的。然而，宋襄公的敌人采取了只顾利益不顾荣誉的战法。《司马法》最终失传，只剩下其他文献间接保存的片段。只讲利益的《孙子兵法》取而代之，战国取代了春秋。
[16] 当时的赵王是张敖。他是前任赵王张耳的儿子，汉高祖刘邦的女婿。刘邦访问赵国，对赵王无礼。赵国宰相贯高及其班底认为这是侮辱赵国，要求国王为国家荣誉而报复。张敖拒绝，他们就自己动手。
[17] “全民总体战”就是全体男性从军的毁灭性战争，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国时期才出现。春秋时代和欧洲中世纪的战争只由少数贵族负责，与平民无关。
[18] 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战争是贵族和专业人员的战争，大多数国民不参战。法国大革命第一次采取全民动员。两次世界大战是全民战争的最高峰。
[19] 封建、多元的中国（周政）和专制、统一的中国（秦政）不能两立，其间多次反复。虽然秦始皇的胜利使后者占了上风，但周政派并没有彻底灭亡。汉初的儒家仍然激烈反秦复周。东方诸侯出于自身利益，也一再企图复辟列国并立的局面。他们并不像汉代以后的儒生和藩王那样，反对朝廷只是为了自己做大官和当皇帝：不改变体制，只想改变当权者。
[20] 轨辙，就是轨道、车辙的意思。古代的马车轮子相当于现代的火车轮子，如果轮子和轨辙不合就不能走，所以秦始皇才要统一车轮。
[21] 卫国是殷商的故国（朝歌），卫侯是周朝初年分封的最高级亲王。春秋时代的卫国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把丰富的遗产留给了秦汉大一统帝国。钱氏吴越政权在杭、越大兴水利，促进贸易，奠定了两浙繁荣的基石，把遗产留给了宋朝。
[22] 参见《三国志·蜀书·许麋孙简伊秦传第八》。
[23]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24] 曹操：《蒿里行》。
[25] 曹操：《蒿里行》。
[26] 韩侯少无赖，以带剑受胯下之辱。盖俗见以带剑尚荣皆贵族事，带剑而畏死者可耻之尤。
[27] 冯谖对孟尝君的主要不满是：主人给的待遇太低，不足以让他在社会上维持体面身份。如果待遇好，他就愿意给主人作出重大贡献。
[28] 苏秦在齐国，答应让齐国的外交政策配合张仪在秦国和魏国的外交政策。这段故事可能是《战国策》作者的虚构和夸张，但足以说明当时游士并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忠于他们的东道主。从秦国对待游士的法律来看，他们的东道主对游士也不是完全信任的。正如共济会被认为是倾向共和派的秘密跨国团体，19世纪欧洲有许多真假难辨的流言指控他们打入政府高阶层，从事国际性颠覆活动，主要是密谋反对各国的君主制政权。杰斐逊和罗斯福都曾遭到这种攻击。
[29] 战国晚期诸子从开明自信转向悲观怀疑，从孟子和荀子的对比就能清楚地看出。孟子相信人性本善，民本和仁政最终会胜利。荀子则相信人性本恶，集权和吏治不可避免，其学说再进一步，就会变成残酷的韩非子学说。这些理论不是抽象的哲学人性论（古代中国没有脱离政治的抽象哲学），而是诸子在当时现实政治中的切身体会。在战国晚期的军国主义竞争中，齐宣王、魏文侯这样的开明君主销声匿迹了。，吕不韦和黄歇这样冷酷功利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取而代之。韩非子冷静而无情地宣布：竞争道德和贤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未来属于赤裸裸的暴力斗争。
[30] “皮洛士式胜利”是指得不偿失的胜利。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在南意大利打败了罗马人，但军队损失太大，得不偿失，因此表示再也经不起一次这样的胜利。
[31]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
[32] 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谴责苏联体制、鼓吹苏联改革必要性的著作。
[33] 这是西班牙知识分子的段子。他们在卡洛斯国王实行民主后，失去了攻击对象（佛朗哥将军）和同仇敌忾的感觉，反倒有失落感。
[34] 宋襄公式的竞技式战争，以追求荣誉而非胜利为目的。
[35] 白起的长平之战取代了宋襄公的仁义大旗。春秋的贵族战争强调风度和礼仪，目标在于争取最大声望和外交利益，不能将对手（自己的表兄弟和姻亲）斩尽杀绝，因此孔子赞美的齐桓公、晋文公愿意以骑士风度保护弱小国家。战国的群众性战争只讲实力，胜利者会消灭失败者的全部青年男性。白起严重破坏了秦国的声誉，但舆论谴责丝毫阻止不了秦国的铁蹄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儒家“仁政得天下”理论变成尖刻的讽刺。
[36] 香港报刊对自由党及其同路人（香港的亲企业家势力）的嘲笑。这些人在殖民时代是积极的亲英派，反对老左派和泛民主派；1997年以后突然变成积极的建制派，同样反对泛民主派。这种说法暗示他们不过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不像老左派始终亲北京、泛民主派对伦敦和北京同样要求扩大民主。
[37] 《后汉书·杨彪传》载“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孔融闻之，据理力争，后曹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38] 陈琳，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扬州东北）人，“建安七子”之一。
[39] 《太平御览》引《魏书》：“太祖平邺，谓陈琳曰：‘君昔为本初作檄书，但罪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乎？’”
[40] 《汉书·儒林传》：“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
[41] 《汉书·韦贤传》：“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
[42] 范文正公（仲淹）和曾文正公（国藩）。
[43] 指王权、贵族与国民之间的三角斗争。
[44] 《世说新语·轻诋》：“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45] 表面上是哲学问题，骨子里是政治问题，详见下文。
[46] 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争论焦点是，现在的执政者能不能自称“不知道”而逃避历史的责任？揭露真相，应该导致和解还是清算？
[47] 马棰是南朝名士对北府军人的蔑视性代称。刘裕政权象征着流民军人集团对士大夫门第的胜利，后者既不满又无可奈何。他们不肯像陶渊明一样索性归隐田园，只能自嘲马棰下富贵（侍候大老粗）。参见萧华荣《簪缨世家》。
[48] 琅琊王氏和司马氏。《晋书·王敦传》：“［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49] 《晋书·顾荣传》载，陈敏“阻兵据州，分置子弟为列郡”，“假荣右将军、丹杨内史”，后“周玘与荣及甘卓、纪瞻潜谋起兵攻敏。荣废桥敛舟于南岸，敏率万余人出，不获济，荣麾以羽扇，其众溃散。事平，还吴”。
[50]参见《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许。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
[51] 王导的特长就是在官场内部和侨、吴士大夫之间打圆场。反对他的人认为他毫无原则。赞成他的人则认为：如果没有他不断调解，矛盾重重的东晋政权很可能从内部崩溃。侨人士大夫没有武装，但有文化。他们能通过乡里清议（士大夫主持的地方舆论）剥夺反对者的任官资格，因此清议绝不是空洞的道德谴责，而是有极大的政治分量。只有极少数军事强人（包括刘裕）才敢冒犯士大夫精英集团，宣布准许乡里清议排斥的人士咸与维新。
[52] 谢朏（441-506年），字敬冲，陈郡谢氏子弟，拒绝卷入萧道成的篡位计划。
[53] 玉通，号文中子，隋朝初年的大儒。他认为陈朝的灭亡和建邺的平毁（隋文帝为防止南朝复活而采取的破坏性措施）是礼乐正统的中断。
[54] 贤人政治以教育代替出身，作为贤能的标准。儒家几乎做到这一点，但教育又产生了学阀世家，使家教变成另一种阶级分化的源头。清议监督政治是汉儒的梦想，但必须依靠掌握文化资本的士大夫家族才能执行。礼乐价值是儒学家族干政的道义依据，只有他们能充当礼乐的裁断者。因此，文治理想（教育和舆论的政治）只有依赖家教家学来传承。琅琊王氏称礼学为“青箱学”，视为传家之宝。礼学是大家族维持秩序的规范，在小家庭中没有存在的必要。六朝礼学的兴盛源于门第的投入，在此期间朝廷对学术的支持急剧减少。大家族又称“唐式家族”，这是相对于秦汉小家庭而言的，但唐代门第其实是魏晋的产物，只是魏晋六朝的自然延续。通常所谓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就是宗法制大家族社会，在秦汉时期尚不存在，产生于东汉以后儒家的长期培养。“差序格局”意味着个人只对家族共同体有义务，对外人没有或只有很少的义务。大家族不同于小家庭的特点就是高生育率和抗风险能力。东汉和罗马晚期都以生育率的下降和蛮族阑入为特征，都以蛮族入侵为结局。大家族主义和绝后恐惧文化是对这种危险的回答，有效地挽救了人口危机。
[55]北魏置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正光五年（524）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起兵叛乱。
[56] 永嘉五年（311），匈奴攻陷洛阳，“五胡乱华”的时代开始。
[57] 永嘉蛮族入侵类似日耳曼蛮族入侵，开启了隋唐以后的近世。
[58] 江统，著《徒戎论》建议朝廷将散居中原的外旗人迁徒出境，以防微杜渐，阻止叛乱。但这一建议并没有实行，不久“五胡乱华”，后人评之有“先见之明”。
[59] 北魏武泰元年（528）尔朱氏之乱，屠杀王公百官两千多人。
[60]这是白俄流亡者的口头禅。
[61] 参见《韩非子·五蠹》：“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
[62]庾信《哀江南赋》：“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
[63] 台湾报刊常用的术语：尽可能求同存异，争取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中间路线。
[64] 宋武起家京口（南徐州），即徐州（彭城）流民桥聚之地，民风劲悍，故曰“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谢玄因之置北府而有淝水之捷。宋武用之收关洛，置大本营于彭城（战果宋地、北朝徐州），受宋封，复制曹公父子邺城（魏国）-许都（汉朝）模式，卒篡晋室。至今刘氏仍以彭城为郡望。宋武之宋，彭城北府集团也。
齐高起家淮右，以青齐流民为骨干。初，宋武破南燕，置青齐二州于广固历阳，尽诛鲜卑王族，起青齐大姓为长吏。明帝朝，建邺、寻阳争立，北朝入寇，虏青齐二州刺史沈文秀。青齐流民奔淮北，宋人用之守淮。萧氏以其渠帅健者为选锋，卒成王业。流民帅=边防军，此东晋用郭默、蔡豹以来之成例。三吴财赋之区，其民柔懦不堪战，素畏流民之轻剽敢死。故而祖（豫州）苏（青州）以来，称兵内向者相望于道。齐高之齐，淮右青齐集团也。
永嘉板荡，中原流民次第奔江淮，故豫州侨寿阳、徐州侨京口；关右流民大抵奔荆襄，故雍（关中）梁（汉中）二州皆置襄阳，移荆州于江陵。荆州士民之畏雍梁，不逊三吴之畏淮西，其故亦同。梁武作牧西夏、举义襄樊，荆州守、牧畏而从之，故而长驱下流、席卷江东（梁武自拟为武王伐纣：“朕长驱樊邓，直指商郊”）。梁武之梁，襄樊雍梁集团也。
[65] 侯景之乱，南朝军事核心“南北战争边防军集团”扫地并尽，不复有王者兴。陈武勤王，所用乃“印第安战争国民警备队”，已呈残破之状。陈武之陈，除与陈氏个人相关外，与任何历史陈国（其地早于宋文帝一朝入北）或其所倚之僚瑶土豪军事集团毫不相干。陈武家谱亦错漏百出，其血统极可能与陶渊明、沈从文相类，“直溪狗耳”。 陈朝开基之草草，非但不合素重以“正统文饰虚弱”之南朝传统，且不及北朝赝品之一丝不苟——隋公封守汉东，唐公实治河汾。
[66] 魏玄成（徵）总编《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对历史评价问题把关定性。修史是结束国本斗争的手段，意思是我们同时给敌对各派以不偏不倚的评价，新朝从此摆脱了过去的仇恨和纠葛。
[67] 支道林（支遁）“南学简约，北学芜杂”之说，非仅地域，且关新旧。北学旧学，“章句小儒”之汉学也，只知有家法，不知有义理。南学新学，“正始出风流”之魏晋新学，以清谈为载体，张扬二氏。其于哲学推陈出新、于政治临虚解纽，颇有后现代气质。汉季刘景升衣被荆襄，江汉冠盖云集，以化繁就约为己任，实二者之转戾。南新北旧，亦以士人位高而学新者据资源优势，便于捷足东渡；位卑而学陈者别无选择，唯有听天由命、周旋五胡之故。贺琛，南人北学之遗老也。
[68] 比德，享有“可尊敬的”称号，被尊为英国史学之父。
[69] 日耳曼蛮族入侵后，欧洲封建贵族的权力不再依赖罗马官僚机构的遗留和重建。五胡乱华以后，六朝门第的权力仍然依赖汉魏机构的遗留和重建。
[70] 天无二日的大一统帝国重新建立儒家官僚体制，在文化上兼容儒佛道三家。
[71] 溪是湘、沅流域的土著。
[72]楯是雍州、荆州、梁州、益州边界地区的山民。
[73] 犹太人土著在马加比家族的领导下，发动了反对安条克帝国的起义，将马其顿征服者驱逐出境，杀死了境内的希腊化移民。
[74] 固鲁仲连曰：秦者，弃礼义而尚首功之国。宁蹈东海，义不帝秦。
[75]夷是徐、淮、江、汉非华夏族群的统称。獠是荆州、宁州、交州、闽粤的山民。
[76] 分陕之重，指朝廷委任守土重臣。
[77]指英山、霍山、六安一带。
[78]参见英国《自然》杂志2004年9月刊登的复旦大学金力文章，沈建德《台湾血统》，淡水马偕医院医学研究科研究员林妈利医师2001年的血液分析报告。
[79] 他的家族自称妫姓（舜帝）后裔。
[80] 《爱丽丝镜中奇遇记》当中，红色皇后对爱丽丝说：在我们这里，你要拼命跑才能留在原地。爱丽丝说：在我们那里，跑了以后总会到别的地方。进化生物学借用这个比喻，指生物之间的竞赛性持续演化造成了相互平衡的效果。
[81] 铨叙，古代按资历、功绩进行考核选拔雇员。
[82] 王船山（夫之）：诗骚千载之下，能自我作古者，萧家二老公耳。
[83] 晋朝和梁朝对减轻刑罚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对中央集权国家造成了重大伤害。大一统（秦汉魏晋）帝国的统治在司马氏手中毁灭，南朝流亡（晋宋齐梁）帝国的统治在萧衍父子手中毁灭。
[84] 东晋哀帝时，桓温推行土断法，即以现居地为准，将人户著之于籍，从而加强王朝统治，扩大赋役和兵源。
[85] 隋朝的苏威（《开皇律》制定者）作《五教》，强迫陈朝降人学习北朝规范，导致江南再度叛乱。
[86] 高敖曹和高乾兄弟是河北大族，北齐名将。他们的部队由汉人组成，在鲜卑六镇为主的北齐军队中非常孤立。高欢企图改组高氏家族部队，但遭到拒绝。
[87] 实为南朝后魏衣冠。
[88] 实为勃海封氏、齐文宣（高洋）之法。
[89] 部勒就是用军法统治号令的意思。
[90] 唐太宗灭东突厥，拒绝魏徵的意见，任命突厥人为官，“与朝士相半”，以示待华戎一视同仁。
[91]唐玄宗与李林甫将大部分节度使换成了番将，传统史学家认为这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但唐、李都不是庸人，尤其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
[92] 阿史那伏念是东突厥末代可汗颉利的侄子，与阿史德温傅率领残余部众叛唐独立。唐室派裴行检镇压，开耀元年（681）斩于长安。
[93] 唐设昭义镇，辖泽、潞等州。
[94] 奥区就是宝藏的意思。
[95] 清河崔氏、范阳卢氏，河北门第之首。
[96] 宋代雇佣常备军承担了许多社会建设功能，由国家财政（司农）出钱，政府（官家）承担责任。以前的政府不管这些事情，通常由寺庙或宗族自费负责。
[97] 钱穆：“就王室而论，虽若唐不如宋，唐承北朝方兴之气，宋踵五代已坏之局。”
[98]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用语，指一盘散沙、纽带解体的没落文明残余居民。
[99] 热力学第二定律规定：封闭体系的熵值只会升高（混乱增加、秩序减少）。逆转熵增，只能依靠外界输入低熵。例如：地球依靠太阳光的低熵输入，但太阳的熵值就因此增加。
[100] 清儒吕留良，号晚村先生。
[101] 神臂弓、火器、轮船皆宋创，且有严密技术保密法。
[102]开武举，编《武经七书》，军官皆受兵法教育，为列朝仅见。而明季大帅封侯者多不识字，满人读《三国演义》当兵法。
[103] 汪信之是身兼黑白两道的盐枭，故事流传于清末扬州盐枭集团，但没有进入正史。
[104] 岳珂，岳飞之孙。《宋史·徐鹿卿传》：“珂守当涂，制置茶盐，自诡兴利，横敛百出，商旅不行，国计反屈于初。……辟置贪刻吏，开告讦，以罔民，没其财，民李士贤有稻二千石，囚之半岁。”又《宋史·袁甫传》：“甫奏珂，总饷二十年，焚林竭泽。”
[105] 陈寅恪在其类似临终遗嘱的《赠蒋秉南序》中认为：“（欧阳修）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陈先生在另一处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宋史·志第十八》卷六十五：“天水，国之姓望也。”所谓“天水一朝”，其实就是“赵宋一朝”的另一说法而已。这类指代称呼，在从前乃常识。
[106]丹东是杰出的演说家，在断头台上仍然慷慨陈词。
[107] 经量制，指贾似道以“经界推排法”重新丈量土地。
[108]土木之变起，京师尚有吴人不入户部例，此必为太祖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锦囊秘计。
[109] 张系洪武军户世家，明版“红五类”之纯正者，乐道太祖原教旨主义尊君抑臣之美，力祸台谏，汲州县银实太仓，皆传家风，与江东文士儒道限君、台谏清贵论绝然两途。
[110]王朔小说有“三T公司”，专门负责替人挨骂受气。
[111] 参见林毓生《“创造性转化”的再思与再认》。“私性社会”是传统中国的民间组织，如宗族、商会之类，没有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德性。西门庆所用乃“私性社会”的最佳投资策略，投资官府（腐败）的收益大于投资生产和技术。这样的投资模式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
[112] 蒙哥汗于1259年2月，率全军猛攻钓鱼台，因宋将王坚悖险坚守，至死仍未攻克。
[113] 三宝奴，为元武宗宠臣，脱脱次子。
[114] 刘基，字伯温，出生于南田武阳村，当时属青田管辖，时人称刘青田。明洪武初年（1368）封诚意伯，又称刘诚意。
[115] 曾国藩、左宗棠，朝野惯于“曾左”合誉之。
[116]爱东方专制=反西方=纯正左派，亦非19世纪老社会主义者能忍，此无关国史，且不论。
 
[117] 东部非洲，今肯尼亚、坦桑尼亚海岸。
 
[118] 格里高利·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1886—1937），苏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政治活动家。
[119] “挑动黄河天下反”是元末红巾军起事的信号。黄河泛滥是元末动乱的直接原因，然而，山东高地运河对沿岸地区的长期伤害有甚于此。
[120] 中央重视猛于虎，天高帝远最为得计。朱皇帝欲荣乡邦，画钟离号中都，集百官、举子，圈地兴宫室。乡人负重，恨乡皇帝切骨，是以有凤阳花鼓。
[121] 河朔叛变后，朝廷的开支完全依靠尚能控制的江南地区。如果东南的粮食和税款不能及时运到长安，朝廷所依靠的禁军和朔方军就有叛乱的危险。唐德宗一朝，这样的叛乱果然发生了。
[122] “独柳之祸”是指逆臣被诛。较早提到在独柳树下处斩逆臣的是唐肃宗时，唐代诛逆臣于独柳树或许就是从至德二载（757）那一次开始的。从“独柳树下”看，大约这地方真有一棵柳树。其地点《旧唐书·王涯传》记得最具体：“乃腰斩于子城西南隅独柳树下。”参见董莲枝《“独柳之祸”》（《读书》1994年第2期）及朱新华《“独柳之祸”补说》（《读书》1995年第7期）。
[123] 苏州、江宁、杭州织造署并称“江南三织造”。
[124] 洋人在中国名号有二：其一为“鬼子”，属民间称号；其二为官方的“逆袭”，鲜为人知。
[125] 中医所谓：“人参杀人无罪，大黄救人无功。”
[126]清军主将杨芳亦万里东来布防广州，用彼浩罕经验也。
[127]隋文帝开科举，清世宗除惰民。
[128] 淄流，即僧徒，因为僧人多穿黑衣故有此称呼。
[129]罗西木桑，理藩部负责照料达赖的一个司官，蒙古人，在西藏多年。
[130] 查理·乔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英法联军统帅，曾进攻北京烧杀掳掠，烧毁圆明园。
[131] 宁古塔是清代著名的流放地。
[132] 梁济，字巨川，梁漱溟父，类王静庵殉清者。
[133] 陈国瑞本系帮会游民，与程学启、张国梁全同，符合流氓无产者理论。
[134]曾国藩教育僚属和弟子，强调愚拙战胜机智，戏称“十八挺经”。后来吴樵子将曾氏文集的相关内容编为《挺经》。
[135] 欧文·拉铁摩尔的概念，泛指清帝国对满蒙和中亚地区的统治。
[136] 亚述人征服中东各国，将各国居民强行迁移到其他国家。这样他们割断了本土联系，就不再有复国的危险了。
[137]唐人用番将雇佣兵开边黩武，因为自费出征的府兵因长期作战而破产。最后，职业番兵集团通过安史之乱形成割据。残唐和五代统治者大多数是这些胡兵集团的成员。宋朝成功地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但内地社会游民组成的雇佣军远不如边区胡人部落雇佣兵有战斗力。
[138]鲜虞是春秋时期北狄的一支。中山是战国时期非华夏族在太行山地区建立的国家。楼人是战国时期的边区居民，活动范围在今天雁门关外到河套一带。代人是战国时期的非华夏邦国，活动范围在今山西、河北的北部。
[139]赵国王后多娶代人，最终通过联姻合并代国。参见《史记·赵世家》。
[140] 周公追击飞廉、恶来，消灭殷商残余势力，一度进抵黄海海岸，周人从此加入华夏圈。楚庄王战胜晋国以后，进抵黄河南岸，楚人从此加入华夏圈。秦孝公取陕城，临函谷关，秦人从此加入华夏圈。

神 社
原始神社无非祖先崇拜及地方知名人士崇拜，与中国、罗马初史家庙、家祭相去不远，甚至可能与春秋神社、殷人亳社之类同源，本无固定系统，更无所谓国家化。因此，系统化冲动不早于德川国学家，国家化不可能早于明治复辟。
其实天智革新[1]、藤原秉政[2]，古倭国粹保存最为完整者莫过于神社，苏我[3]亡于渡来文化[4]、藤原起家神社祭司。唐风宋韵犹存京都，周汉古礼恐非神社莫属；宗邦久己片羽无存。日本万世一系，神社、珈蓝地位尊严，中原改朝换代之扫地并尽者鲜。非但皇室，世卿绵延不绝，其为东亚古文化共同宝库，不亦宜乎？就史论史，亦封建之遗泽也。
宗族主义为周、汉、罗马古法，以虚拟宗族为国本；乱祀则无异灭族、绝祀、亡国。孔子作《春秋》，书亡国，非真亡也，诸公子乱祀而祭其非亲，故曰亡，如犹太人改信外教，亲属则举祀目之为死者。可见其事之重。后人乱祀，就宗法而言等于本族断子绝孙。所有日本人之于天皇，无异于周诸侯公子后裔之于文武二王，虽疏而久仍系同宗。
故而天皇万世一系、神社香火不绝，非仅虚文，实有至理，后果之重大，超乎功利主义者所能想象。意大利自废萨伏依王室，通国以法统为儿戏，黑手党与赤军中分天下，幸而内有教会、外有美军，尚能勉强维持残局。政治依赖人性弱点而非优点，理性推论永远失败。天皇凝聚淳朴美善，维系国民元气忠诚，完全依赖其正统性。宪政之奧秘完全在于君统或法统与治权分离，因而正统性可以免遭现实污染。有正统不一定有宪制，无正统肯定无宪制。僭主立宪等于同性恋婚姻，不可能由此享有合法性之利，徒存话语游戏与心理安慰而已。麦帅（麦克阿瑟将军）所见之大，岂小儒所能窥。

乌克兰及顿河哥萨克极简史
1. 蒙古灭基辅罗斯各邦，东正教遗民不堪奴役者逃于顿河，自称自由人[5]，蔑之者呼为逃奴。
2. 蒙古势衰，天主教立陶宛、东正教莫斯科二大公国争相拓地。顿河哥萨克为立陶宛大公国马前卒，取乌克兰所向有功，大公许以内部自治，此系顿河哥萨克传奇中之黄金时代。
3. 立陶宛与波兰联邦，奉乌克兰于波兰，波兰承认顿河哥萨克历史权利，然渐次推进天主教同化主义，降乌克兰农户为穑夫，人心思乱。
4. 顿河哥萨克奉赫米尔尼茨基为首，迎俄逐波，引虎吞狼，兵戈百年，开波兰亡国之渐。
5. 俄罗斯厉行穑夫制，消解内部自治，黑特曼[6]奥列克故伎重施，迎瑞逐俄，波尔塔瓦之败适足以成俄霸业。
6. 叶卡捷琳娜分波兰，废东乌克兰为小俄罗斯各行省，顿河哥萨克以全民军役仍享阶级特权，然内部自治一切建制尽废，无复有黑特曼。波属西乌克兰归奥地利，由波兰贵族自治，乌克兰农人无权，称加利西亚。
7. 19世纪末，加利西亚乌克兰人以奥地利文网[7]宽，得发展民族语文。东乌克兰多俄化。
8. 帝俄解体，乌克兰左派各党组织拉达[8]，自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都基辅。
9. 布尔什维克逐克伦斯基，顿河哥萨克奉卡列金为首独立，志愿军（邓尼金白军、士官生）走归之。
10. 布尔什维克立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于哈尔科夫（东部），攻取基辅，拉达乞援于德，卡列金自尽，志愿军走库班。
11. 德军尽取乌克兰，拉达还都基辅，立《布列斯特和约》，许乌克兰、顿河哥萨克独立。
12. 德军支持乌克兰右翼军人政变，解散拉达，复黑特曼制度。顿河哥萨克立克拉斯诺夫继卡列金。
13. 德国投降，两政府失外援。乌克兰左派各党奉彼得留拉为首，以民军围基辅，黑特曼出亡。志愿军攻取顿河。
14. 志愿军宣布恢复统一不可分割之俄罗斯国家，攻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取基辅。彼得留拉走加利西亚。
15. 奥地利投降，波兰复国。加利西亚乌克兰人自立西乌克兰共和国，与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合师东进。
16. 两乌克兰共和国与布尔什维克建立左派统一战线，合攻志愿军，邓尼金走克里米亚。
17. 布尔什维克攻乌克兰，取基辅。彼得留拉乞援于波兰。
18. 波兰取基辅，宣布乌克兰自古为波兰领土。
19. 波军败绩，红军取基辅，攻华沙，败绩，以《里加条约》分乌克兰，西乌克兰归波，东乌克兰归苏。彼得留拉走死巴黎。布尔什维克承认乌克兰为民族，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不承认顿河哥萨克为民族，定为（一贯镇压革命的敌对）阶级，消灭其历史名号、历史特权及一切居留区。
20. 斯大林、希特勒分波兰，合东西乌克兰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
21. 斯大林割罗马尼亚河外比、北二郡[9]，中部为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南北并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
22. 斯大林割捷克斯洛伐克喀尔巴阡区，并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
23. 赫鲁晓夫割克里米亚，并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
24. 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
25. 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未遂。

两个日耳曼
歌德、洪堡的日耳曼，理性、启蒙、世界主义；费希特、施密特的德意志，浪漫、民族、国家主义。两者都必须牺牲对方，而后方可生存。歌德及其晚辈一向相互鄙视，不过前者世故圆滑、后者鲁莽率真而已。
歌德、洪堡的日耳曼，随弗里德里希[10]皇太子与英国公主同归没落，非待另一个德意志自我毁灭不能复兴。另一个德意志需要国际新秩序，即革命外交或理想主义外交，然而其不能如法国、美国理想主义外交那样赢得海外支持者，现实主义不过失败中权宜之计，属于政策而非价值。
因而德国从不能确定其核心利益究在何处：摩洛哥、中非、太平洋？她不谋求具体利益，只知处处破坏国际秩序。若能效法法国，有具体利益，英德早已实现局部妥协。就此而言，现实主义外交不过表象，革命外交决定根本。德国之所欲，不在于具体利益，而在于世界新秩序。
伤害女王陛下威望或宪法神秘性，必然危及其臣民自由及世界和平。然而，不伤害日耳曼民族威望或国家神秘性，同样必然危及其国民自由及世界和平。国家自由与国民自由不能两立，内置于灵魂分裂的国家政治逻辑，懦弱文人不敢面对，何怪乎为老辣政客所轻。

灵魂分裂的国家
“灵魂分裂的国家”或“没有灵魂的国家”不可能有战略，只能等其发现灵魂或退出历史。
英格兰在反对天主教和绝对主义[11]的斗争中，发现了新教徒身份认同和英格兰古老自由。
俄罗斯有两个灵魂：俄罗斯的巴黎时时谋杀俄罗斯的莫斯科，同时也被后者谋杀。俄罗斯与世界的斗争在俄罗斯内部展开，俄罗斯战略是俄罗斯内战的一部分，主要针对另一个俄罗斯。

文明的秋天
迄今为止，除盎格鲁-撒克逊以外，一切已知文明无不自“部落野蛮—封建自由—文明启蒙—平等专制—福利帝国—费拉[12]顺民”路线走过，进度快慢有异而已。
文明（其标志为成文法取代习惯法，相当于西塞罗时代）改变游戏规则，使传统民德在文明体系内丧失进化优势，供寄生虫吞噬，流氓无产者-寄生掠夺者转而取得体系内进化优势，最终毁灭文明而后自取灭亡。
部落勇士往往世传，因为勇气为争取高生育之主要条件。封建贵族直接源于部落勇士，因而遗德可以延续若干代。
封建贵族保护农民，代替农民牺牲，代替农民支付高额战争费用；若无重大回报，贵族血统势必灭亡。部落及封建时代，选择直接作用于生命本身，效果肯定大于间接通过财产及其他社会优势因素。
士大夫官僚取代贵族，即消除勇气选择因素，构成第一次退化。社会主义取消财产-勤劳选择因素，构成第二轮退化。末期民族特征非常相似：极端诡诈、残忍、怯懦、犬儒，从嘲笑道德、天真、同情心中获得最后满足，视无耻为机智、灵活、足羡。最终，愚昧、勇敢、正直征服者席卷而来，感到脚下并非人类，善者不过家畜，恶者纯属虫豸。
宗教、刑罚体系取消报复因素，完全付诸官僚化，肯定谬误，效果犹如取消个人劳动与收成直接关系，改由上级领导统一计算打分。
耶和华之所以能守卫文明价值，即在于祂不仅是爱的上帝，而且是忌邪之神、复仇之神。希腊罗马多神教一旦抽取以上因素，沦为单纯说教友爱伦理，即入衰亡之涂。
中世纪之所以厚养民德土壤，培植参天大树，无疑由于部落简陋之习，决斗、习惯法长期保存。然而，集权政府与功利主义证明秋天已经来临。秋季摘果开宴，最受羨慕；然而果实原本来自春天培土季节。
相反，费拉社会只能培养苔藓，因为先人遗传记忆不断提醒：不可创造过多供人掠夺，应该及时消费避免为人作嫁，虚名、勇气只会增加危险，懒惰型享乐、逃避型思想最有价值。

殖民主义
鉴于资本主义拒绝及时崩溃，列宁续集解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鉴于帝国主义仍然拒绝及时崩溃，恩克鲁玛续集解释：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最高阶段……
殖民主义一般属于财政倒贴工程，存在理由类似登月：满足战略竞争及大国体面需求。故而一旦竞争压力消失，例如德国或俄国倒台，新旧殖民主义即与航天飞机同为灰烬。
殖民主义理论之所以存在，归根结蒂在于必须解释资本主义新源泉。若能假定殖民地剩余价值维持宗主国资产阶级，可以不必认错。此道类似托勒密体系[13]增加本轮、均轮。其实《资本论》当年久拖不完，原因同样在于补丁摞补丁，足以压死作者本人。相形之下，《新莱茵报》（相当于今日公知博客）更容易。
自帝国主义论诞生，新左派即不再依靠古典政治经济学，转而依靠文学、心理学及政治寓言。列宁之超经济剥削、恩克鲁玛之殖民主义、阿明之依附、沃勒斯坦之第三世界农民工同属新增本轮、均轮。设想托勒密学家依靠补丁解释天狼星天文学，也即可理解后现代左派之苦难。
殖民主义之所以中断，主要原因在于宗主国不乐于继续倒贴。殖民地一旦丧失列强竞争利用价值，处境立刻急剧恶化。通常，新独立殖民地落入欧洲左派学院博士生、研究生手中，此辈有列宁之野心而无列宁之组织能力与纪律性，其治绩有效证明殖民主义时代构成前蛮荒地区之最文明、最富裕时代。
欧左大佬之所以一味袒护非洲列宁主义者，卸责于前殖民地官员，原因不难理解：非洲列宁主义者即欧左学院之毕业研究生，非洲即欧左实验室。导师有义务为学生遮丑，鉴于欧左学院知识分子一向敌视本国地主、资产阶级，殖民主义问题可以视为欧洲阶级斗争海外版。

德奥和平统一及其敬酒罚酒
德奥初败，颇欲引威尔逊之民族自决。奥国民议会决议入德，但泽、苏台德之德民不欲归波、捷，国联自食其言而拒之。1932年奥德议关税同盟，法人忌1867年之关税同盟实导第二帝国，并此而亦坏之。[14]越明年，希特勒兴焉，径以兵劫奥，奥人杯酒箪食迎之。德人乃信忍辱守法之魏玛政客不足取，唯兵威足雪国耻，益奉希氏为英雄矣。于是南胁捷而捷降，东凌波而波拒，巨祸生焉。
夫恶人之得众，亦有激之者。国联奖恶凌善，祸由己招，而中欧诸国力拒公投，其愚亦不可及。向使公投计行，诸国德人未必不如瑞士之德人宁享联邦之自由不为母国之奴虏。纵归德，亦胜于两败俱伤，而斯大林收其利。东普鲁士、苏台德之德民逐矣，乌克兰之波民流矣，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夷为亡虏，卡累利阿[15]之芬民逃，摩尔多瓦之罗民破，柏林、布达佩斯之民践于铁马之下。
今俄之罚亦重矣，五百年拓土洪业一朝尽之。如是，则历史如神明不可欺，获罪于天，安可逃也；亦可知专制国遇民族主义犹硫酸遇水，不酿巨祸者几希，尚不如不唱民族高调之老家长式君主能苟存。后之当道慎哉。勿笑瓦文萨之落魄，彼罪如街痞，小罚即归，更有罪重于天者，海牙红屋、巴格达黑室为彼等末路。后之蚁民慎哉。己辈生于专制国遇民族狂之世，勿以急盗他蚁之米粮聚于己之片叶为得计，夫沧海横流，片叶将安归乎？此即小智适以杀身者。

格莱斯顿之人权外交、价值观外交
外交二道，首曰马基雅维利现实利益外交，巴麦尊之“盟友无永久，利益有永久”，尼克松、基辛格之拥抱军政府皆是也，此道古今万国皆从；次曰人权外交、价值观外交，舍基督教民主立宪国外无存，流氓列国恨之入骨。其源亦近，弥尔顿斥皮埃蒙特屠新教，拜伦、雪莱、拉马丁助希腊，竟改国策，此威尔逊、卡特、默克尔之星宿海，而巨川汇成，乃在神学家格莱斯顿。
彼之首争，即以基督大义斥巴麦尊鸦片之师，以为吾英子孙百世之羞，几倒巴阁，以致提前大选。巴以四点四之多数免黜，胜陈水扁未几。而吾四千年声教，毁于人权外交之功败垂成。人权外交必严己宽人，自弃强权，格氏四受大命，当英全盛，其业绩为内助“爱[16]独分子”得国而自裂金瓯，外扶土耳其拒俄南下之百年大计。爱国派迪士累利、张伯伦痛心疾首，而神学大师格氏自若也。彼曰爱尔兰巴尔干素受压迫，以基督天眼观之，彼民与鸦片鬼之灵魂与吾同价，安可以不义加之？帝国大业安能与基督天国较？
无独有偶，今西方人权外交，多由不谙政治功利而虔信基督道义之草根民众推动，德高智薄若卡特之信徒政客执行。奸商及尼克松辈有才无行者，皆被草根疑为无德不忠者。

西耶斯、贡斯当拉美转世记
法兰西输出立宪理论，为时甚短，大抵不出大革命后三十年，九成短命，仅于法国、意大利、瑞士、莱茵等各造共和国樱花一度，不脱历史集邮者珍玩性质。真能有国际声望者，唯有西耶斯行政专制共和国、贡斯当自由主义立宪君主国二者。拉美独立，于法兰西思想特有选择亲和力，可见路易·波拿巴生造拉丁世界、拉丁美洲二词，奉法兰西为天然领袖，自有前因。解放者玻利瓦尔及其部将所据诸国，循西耶斯主义，玻利瓦尔自为终身护国公，指定继承人、参议员、监察院议员、法官，众议院仅有咨询地位。拿破仑不称帝，大执政官权限正与护国公等。此制唯有革命、政变或外敌入侵方能打破。解放者虽如戴克里先预定传人、推位让国，减少潜在危险于最低限度，仍不免身后之乱。彼虽不受考迪罗之名，西班牙美洲考迪罗传统由彼部将门生开创，亦有难掩者。
较之共和国独夫革命中分历史，巴西帝国反而接近自由主义原型，佩德罗父子及其制宪会议有意临摹贡斯当理论，设中立积极君主于三权之上，其产生程序类同北美联邦最高法院之国务委员会为君权咨询者（必要时为摄政者），内阁、两院分权于上，各州联邦分权于下，内戴葡萄牙亲王，外联英国，和平独立，两党政治几与独立同建。其初，保守党亲海岸葡人，自由党亲内地巴西人。及佩德罗一世逊位，幼主虚君，保守党改宗中央集权论，主统一军权、法官任命权于首都；自由党主北美式联邦，法兰西式选举产生国民自卫军，法官任命权归地方。两党循议会政治，互有胜负。19世纪30年代自由党高峰期，几全废正规军，法官、自卫军归地方。其后激进主义渐兴，数据各州立共和，以种族社会结构复杂，进步分子不出绅士阶级极少数文人，所赖者唯外国雇佣兵，如意大利流人加里波第，内地、土著、教徒均消极公民，皆不旋踵而败，反致保守党复兴，30年代改革尽付东流。保守党复辟最大败笔在于毁国民自卫军，大建新军。
新军初尚卫首都压制联邦主义，继而以军事现代化必赖有学军官，一变为雅各宾派老营。以人民愚昧不解自身利益，自由党选战累败，纵侥幸亦不能于议会清谈馆行彻底改革，唯有先进军人堪为共和之母、贫民庇护者，废黑奴、开民智、锄寡头，巴西一统，国家进步，免落伍于世界潮流，乃毅然行共和政变，号称以公民投票定国体，实未践诺。盖军人共和派知愚民之众，不可冒1851年法国大选“共和派爱普选，普选不爱共和派”尴尬局面之险，不若以进步人士训政为宜。此后进步集权派（有别保守党集权派）掌握中枢，旧保守党反沦为联邦论者，累战累败。进步主义囊中妙药一一启用，后劲似有不足，尤可恨者，内地印第安贫民虔信基督，反而视其解放者为敌基督，大兴宗教战争。军事雅各宾党丧师陨将者三，乃以宣传战术，称太平军[17]为英帝国主义资助破坏巴西一统进步之阴谋[18]，举国动员，购置德械，以种族灭绝战解放之。
此后各党旧有区别消失，皆以运动军队为当政法门，任何政府均不利于联邦，然集权之深度从不能达出海口及交通线外广大内地，二元结构凝固，终与西班牙美洲殊途同归。
民情大而国体小，立法者手眼高低，远不似自家设想中重要。

上下秘鲁印第安贡赋问题
西班牙亡印加，因其村社旧制，收其贡赋，独立不改。十九世纪自由派不义之，数言全废，各种族一律化为秘鲁、玻利维亚（上下秘鲁）原子化公民。保守派曰否，以印第安人素质低下，视天主教会、村社为保护神，离此全无生存能力。贡赋在，政府为自身利源计，势必保护村社不受自由市场侵蚀。若恭行自由主义，必将听之任之，村社土地割为小农私产，势必渐次变卖，失地农人入城为贫民，大乱将生。此后解放者卡斯蒂利亚将军政变，断然废贡赋。后来者以国用不足，以特费之名复征，如法国督政府复盐税。虽有此，保守派预见仍将兑现。
盖政府虽征农户，主要利源已在鸟粪、矿石出口，无所利村社，反教权与反村社几成一事，印第安人成为天主教会忠仆、最佳保守党人，以致自由党人恐惧普选超过天主教保守派，乃至急于引入移民，改变种族结构。欧人不可得，日人、华人亦可，于是秘鲁亚裔特多。不幸两秘鲁为印加核心区，非如智利、阿根廷可望形成移民国家，印第安多数派无法动摇，保守党一切悲观预言实现，宗教-种族-城乡矛盾结为死结，“戴十九世纪枷锁入二十一世纪”。
海地革命、小农结构、共和不立宪极简史
海地（法属圣多明各）以垄断贸易、强迫劳动富甲西半球。法兰西海外收益三分之二出此弹丸黑子，布尔乔亚成长受此滋养不少。大革命兴，大白人、小白人、穆拉托混血人竞兴党派，国会特派员反复无常，祸起意外，同归于灭，不详述。杜桑黑人革命军初犹欲调和各族，保存经济作物及其重利为金蛋母鸡，乃创四马分肥体制：革命军取其半充军饷、政费，白人园主、黑人劳工各取四分之一，高悬人权宣言、拿破仑法典称自治。拿破仑以军费窘，卖路易斯安那荒地不足用，必欲复西印度利源，妥协无路，杜桑囚死，革命军乃夷灭一切白种，籍没一切公私财产。
战罢，革命军内讧，佩蒂翁据南国，继杜桑遗志，共和不立宪，自为无限任期总统，大分国有土地产业于全民，军人稍优，万众大悦。得地者自然形成小自耕农，自产粮、酒，自供其家，无所用钱币、洋货，经济产品出口中绝，公库如洗。幸而小农爱地卫地，从总统即所以自卫其家，无饷亦可成军，军队即国家，立宪分权皆不必有。克里斯多夫据北国称王，守战时共产主义，强制劳动，国家自为唯一庄园主，大西洋贸易巨利皆入王廷，税入大于美洲其余各邦总和，宫廷豪奢在凡尔赛、维也纳之上，封幸臣爵位，有柠檬水公爵、注射器伯爵[19]之属，腾笑国际。以其军器军实，原可席卷南国，而以人和难恃，反居守势，遍筑宫堡、要塞。军民劳而思叛，独夫自裁宫城，遗数千万金法郎，大哥伦比亚、北美联邦不敢望其富厚。诸军迎南府，佩蒂翁行南制，大分官地略尽，其效亦同。民多粮、酒，国无隔宿之蓄。后有议复经济作物谋外汇者，欲强农人为国种植，以军人监工，而军人皆小农子弟，拒不用命，事败。
此后阶级-经济-政治结构全盘凝固，广大赤贫小农散沙于下，极少数军政人员横暴于上，除天主教士，无中间阶级或知识分子。军政领袖必系独夫，无外寇时必为全民公敌，往往称帝传子，终不免死于非命。革命领袖一经得国，必循故辙，忘其抗暴旧业自行暴政。革命理论不出天主教义，即出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者大抵出于清寒教士家庭，秉其正义，抗拒强权，终于自行暴政，阿里斯蒂德神父-父亲即其显例。美国、联合国军数欲扶持中间自由派，于监督选举中大开绿灯，几致暴乱，从未使中间派取得二成选票。普选能行，得国者必民粹党，必行暴政，如阿里斯蒂德橡胶轮火烧反对派，娱乐广大群众，能去之者唯军人政变。唯有美军或联合国军挟制加援助，始能避免民粹-政变循环。二军自不能永驻，海地产业不过甜酒，增长不过艾滋病，希望不过天国、革命、船民偷渡，其殆天之所废耶。

罗 斯
怀念基辅罗斯，斯堪的纳维亚贵族统治罗斯，罗斯公主母仪法兰西，此时圣罗斯仍属欧洲。
啊，万恶的拔都汗！
莫斯科大公毁灭诺夫哥罗德共和国，莱蒙托夫痛哭：罗斯的鞑靼毁灭了罗斯的汉萨同盟！
巴托雷为波兰东征，恐怖伊凡向波罗的海诀别，克里米亚牧人在圣莫斯科燃起烽火。
大彼得屠姊杀子，苏菲亚公主、阿列克谢太子与旧贵族同归于尽，疯僧口口相传：启示录金言，彼得就是敌基督，为圣阿列克谢祈祷吧，诅咒彼得堡，用你的全副心灵热爱圣莫斯科。
叶卡捷琳娜的法兰西启蒙文化与官僚国家。
不会写俄文的塔吉亚娜小姐，拿破仑兵临城下，发誓不讲法语，仓皇争夺俄文家教的莫斯科贵人。
哥萨克在巴黎，十二月党人在彼得堡，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赴西伯利亚度蜜月。
斯别兰斯基的百日维新。
亚历山大的全方位变法，土改，陪审制，废死刑，文官制，地方自治局，首届议会召开前夜，民意党人的枪声，没有卫队编制，在彼得堡经常独自散步的沙皇倒下。
啊，万恶的暴君！
大停滞。
维特的国家杜马，米留科夫医师的立宪民主党，斯托雷平的“猫论”。
“我们要面包！”罗高津议长的最后通牒，克伦斯基主席的最高苏维埃，解散警察，废止死刑，政委监军，军事民主。米留科夫：不要背弃俄罗斯！列宁：现在就和平，逃兵是革命的先锋！
冬宫末日，被妇人和儿童保护（丘吉尔语，即妇营与士官生）的临时政府，加契奇：“军队已经厌倦”，解散立宪会议！广泛取得人质！士兵下乡征粮！切尔诺夫（社会革命党主席）：农民不会给你！列宁：我们会抢！
唐波夫，黑土地，图哈切夫斯基的马刀，燃烧的农舍。“捷列克河为奥尔忠尼启则流干了血。”

华沙陷没，俄折我先锋!
波兰九三立宪[20]，恰与法第一共和同步。三帝西行之锐，蚁聚华沙。法得暂安。哥修司科走北美佐华盛顿，垂死犹呼波兰不亡。波事稍定，共和军已破莱茵，横行诸欧。马克思：“波人以家国免法于覆。” 拿翁东渡涅曼，波残军佐之。诸将竞渡争先死，军歌《波兰未亡》即今国歌。密茨凯维奇诗云：“1812，我唯一的春天。” 七月革命，尼古拉招公卿备马伐巴黎。华沙应法，俄屯波境。于是，查理·波旁走死奥国。海涅时客巴黎，亲闻街垒汹汹之音：“华沙陷没，俄折我先锋！高奏马赛！横渡莱茵！”1863年波兰独立战争，路易·波拿巴调停无功，波兰精英尽覆。康拉德、显克维支、肖邦、居里夫人皆走英法，入客籍，视乡邦若亡父，不复望其更生；而草民虔信尚在。依雅娜·歌拉圣母（位于光明山修道院）长明灯一日不灭，救主基督教会一日不亡，则波兰之魂固永在焉。奇迹无负信徒，三帝同归，灭国再继。列宁灭乌克兰，令图哈切夫斯基尽锐西行。时德师解体、英法血竭，红军颇有饮马莱茵、赤化全欧之心。法将魏刚佐毕苏斯基，以田猎乡绅乌合之众破之。1944年秋，国家军逐德据华沙。俄临东岸之师掉首南下，待德波两弊，轻入华沙，尽锄国军残部。汤因比载波电台最后哀词：“吾国当诸欧长城，暴白骨蔽诸君，唱首义拒德师。列国无通敌者唯波兰。死难众多以吾为最。今则敌友夹迫，所遇弗如轴心仆从。吾力尽矣，长城坏矣。天道大义实利鉴之！”丘翁执笔：“此剧尚未终场。吾老矣，后生必有所见。”1989年夏，科尔会密特朗，密氏为波争奥德河东地。科尔叹曰：“法人终不忘旧盟。”卒定议。

恺撒及其幸运
西贝留斯，卡帕多西亚行省议员，包税未足，弃官逃责。罗马古史本无逃官怪事，故无成法可用，不得已竟用缉逃奴格式充数。此系戴克里先国家社会主义之切面，论史者皆以税重，以国言之，此论不易。以议员个人言之，赔税尚不至倾家负债，且税后顺民全无军事责任，一切付佣兵可也，远轻于共和之人财两献。而彼已不能堪，终至共和阑尾之掏钱官员全废，帝国任命之领薪官员代兴（开支再加一笔，税负自然更重）。此中要害，恐不在议员赔钱，而在议员已无实权，不值作此牺牲，否则恺撒、卡提林辈倾家负债，竞选无功，岂非至愚？罗马民政官员临战必任统帅，兵败十不存一，战胜而将帅不反亦过三成。恺撒名言“开船，载恺撒及其幸运”，实言从政卫国（当时二者为一事）即舍命赌幸运。竞选已败，舍内乱外患已无出路；卡死内乱，凯则开边大胜，得战利品为巨富，始得再起。
二人皆以民主派俊秀起家，结局大异，舍幸运外，确无其他解释。共和罗马官员以舍身破财为本分多类此，绝少盘剥本国之可能，政治腐败系政客贿买选民，与东方专制之腐败方向相反。罗马之好开边与此大有关系，唯取敌战利品大掠行省顺民始能翻本发财。瓜分征服地战利品不公易为两党斗争导火线，格拉古革命即由分帕加马财库、迦太基农地起。而同时之东方专制，以剥本国顺民财帛买和于外为常道，一消一长，其效可知。元首夺权，阑尾政客失权力毒汁美味，自不乐为虚职破财补税，否则戴朝议员之奉献极少，足令横死之卡提林地下翻身。罗马末季，文人好谈共和之德正，今世之德衰，即出此背景。彼未及者，即今世之国，已属蛮人佣兵，一同东方专制，与“元老院及罗马人民”何有？

面包不在内么？
伊丽莎白提拔贵戚，好树垄断公司，如埃塞克斯获葡萄酒包卖权。英人素好麦酒，葡萄甜酒系意大利高科技，半带奢侈品性质，不难官定高价渔利而不甚扰动传统社会，以此适于安插贵幸。王室无分毫之费，宠臣有无穷之利，有间接税之实而无税号，无特权私商（此辈渐成“不从国教者”起源，“不从国教者”构词法及真义皆同后之“不同政见者”）困弊。伊朝末届国会已在剑拔弩张空气中，诸议员传阅包卖清单，窃窃私语中一声破空：“面包不在内么？”历史按动快门录此壮语。垂老君王勉起病躯，泣告下院：“人君之荣，无非巧智医师和药蜜汁，诱君茹苦尽责。一纪风雨，红颜不再，来生已近，予智已竭，余力将枯，诸君所苦，愿徐罢之。后王才或胜余，爱诸君之心，必不能胜余。”下院感其诚，竟置不问。越明年，王崩。詹姆斯自苏格兰入承大统，引苏素慕之法兰西新学，唱绝对君主，人力自此穷矣。

路易十一长驻图尔
十四世纪前法兰西政史如托克维尔言：几同裁剪英史，以贵族市民合抗王权为常。自治市[21]始于法土盛于法土，三级会议代表各阶级尚优于英国国会排撒克逊土著。百年战毕，查理八世仰勃艮弟之力（而非贞德）勉能复国。王威清海岱有赖路易十一阴柔险诈，彼之行迹可谓马基雅维利主义绝代标本，全无中世纪宗教荣誉束缚，颇似文艺复兴期意大利反复公侯乘时间机器百年回首，彼时封建贵族之宋襄公思想（勃公大胆查理为贵族任侠不顾利害之切片）足为路易提供猫鼠游戏乐趣。于是拔寒人、休穑夫，废置三级会议（重开已在大革命断头台），人君单方面征税无需被征者画诺。此事于东方专制无足道，于封建典章（人君自食其邑，额外须索乞于国会）无异天崩地坼，绝对主义国家摩洛克[22]诞生于是。能与此事并列者，唯布尔什维克单方面籍产耳！后人习于国家摩洛克横行无忌，已难领会勃艮弟史家所下断语：“未经国民代表片面征税，法兰西鲜血必将长流。”王威既定，强干弱支，公社尸居余气至路易十四全亡。列王威行中欧意大利，实以废封建之功。[23]煌煌天威四百年，止于断头台前。

人君自食其邑
封建以私法代公法，罗马式非人格国家概念失传，代以主君附庸个人义务（是以无绝对主权，第三方仲裁独立司法为常）。货币窖藏，以邑代禄，王后即户部，巡行诸邑为食储厨，故王公既已受邑，不当复取货币税，否则将如司马温公“既纳农人免役钱复籍其身（讲武），是一家人给二家事也”。然公益渐多，费用日繁，王灵不及封地卖尽，以公事关涉各阶级，不当王室独任其难，乃召代议士凑份子钱，若吾辈春游然，本属份外捐纳，下不为例，自需纳税者画诺，代议制之始即若是，故财权至今为国会绝对权力，克林顿不免于自费点灯。王室正供之采邑，久为都铎先王卖尽，[24]国会众口难调、份子难凑，政务废弛，查理自然羡艳马德里绝对君主天主教服从教义，以为议员有私无公，非新制不能救国。无国会统治等于无岁入统治，典卖强劫勉撑门面，终不免于再开长期国会，百代君威扫地并尽，查理不过如戈巴契夫，父债子还耳（革命多如此）。
查理君臣多厚德长者糠慨志士（风派未肯此时求禄），生逢末运力难回天，金锦原荒宴报于马斯顿血野，足见圣经“报应于三四代子孙”不诬。文人无识小民无知，今尚以都铎名王败家精开创峥嵘岁月，伊丽莎白之绝嗣颇有象征意味。无国会之瘫痪期，王室典卖，税吏抢劫，百官失禄，水陆解体，陆国若是必亡（大陆会议等待制宪会议十二年亦如此），大海终古为自由之友。原始记录之伊丽莎白，遇强则低首忍辱，遇弱则横暴恶毒，反复怯懦争风撒泼，临危瑟瑟，幸胜则吝财不赏功臣，克扣伤兵抚费，绝无骑士精神。余每念“英伦浩劫”名片及历代说部之神话创造，真有满街说唱蔡中郎之叹。

十七世纪常备军民兵问题
封建无国军，无公法。人君有事，召封臣私军。封臣召附庸，附庸召民兵。以邑为酬，本系合同关系。纠纷多起，以第三方法院裁定。法院亦出多门，偏私袒上则无顾客。似此，必无绝对效忠之余地。绝对主义之兴，先以战争升级故。骑士自喜轻上、不受部勒，唯以王命常备军堪用。其时奥法诸臣皆以奥斯曼奴军为先进经验，数言诸欧必亡于集权不足。是以常备军-民兵之争，即绝对主义-封建自由之争。常备军皆佣兵，军费锐升-财政革命-重商主义-官僚行政四部曲次第登场。新君主以罗马法家-行政官僚-常备佣兵-片面征税四大寇自卫，羽翼既丰，横绝四海，不复以贵族长自居，灭裂法统莫之谁何。唯英人以地偏得免。同期之王权议会之争，于法兰西为绝对主义全胜，于英则投石党大胜，要在查理无常备军可用。詹姆斯谋建常备军而失国。不受“龙骑兵暴政”为“英格兰古老自由”核心内容，莫敢犯之。美洲开战、三岛无兵，必赖德人外兵，未战先败。北美既以捍卫传统自由抗拒新兴集权为词，卫国唯赖民兵、立宪宗奉都铎。复辟前绝对主义旧制之心，路人皆知。民兵私枪宣告没落于欧之古老自由复兴于美，事关国本，绝非琐屑。美国例外论之基石，立于此地。后人昧于历史源流，殆欲以技术功利权衡，亦犹视礼制国家之大礼议、立储、选后为无聊家务，不解举国嚣嚣，干卿底事。

《大宪章》沉没中欧
《大宪章》号为自由之祖，受儿童世界史崇拜，本非英伦独创。以贵族骑士为领袖，各阶级联手节制王权素为封建政争之常，以宪章为名者数见于日耳曼、波兰、匈牙利，他国读者极少知情，中欧民族主义史家引为憾事，以其阻碍绝对主义国家成长故。当法兰西、普鲁士、俄罗斯用绝对主义强君图霸之日，封建自由破坏中央集权军事动员能力，日耳曼瓦解，波匈覆亡，为绝对主义霸术佐餐。威尔斯论波兰为“四塞环敌而非环海之英格兰”，可谓有识。儿童史颇多势利，绝对主义新君主国在中欧冒充进步好孩子，在西欧沦落反动坏孩子，其意万难承认大海拱卫自由、战争培育专制之理，有心灌输善恶必报，而收强权胜者必为公理之效。悲夫!

自由协合党宋襄之仁
土俄世仇，而西化路线全抄彼得，无意养成新军干政之习。青年土耳其党行军事雅各宾主义，以昏君愚民不可共国是，唯以西化精英训政可速强。青党历次政变及凯末尔共和皆以此道，结果如雨果论1852年大选：“共和派爱普选，普选不爱共和派。”军人以共和为婴儿、以训政拒普选，欲西反东矣。唯一能拒此道者，为大战前之自由协合党。彼以本国族教之杂，民族主义无异自杀，素丹为维系各邦唯一纽带、废君则国分；唯以虚君行渐进立宪，以奥斯曼主义维系人心，以亲英维持现状，不可轻挑强邻。此意颇近晚清立宪派；而素丹不乐为虚君，伊教传统非强君即废君，绝无虚君，反与军事雅各宾主义契合。自党军内无根，见逐于君，一蹶不振。而亲政之哈米德素丹复为新君所逐。自是大突厥民族主义与军事雅各宾主义奠定国基，短期后果为地方反向民族主义肢解帝国。阿拉伯劳伦斯之功业，黎巴嫩、亚美尼亚、库尔德、塞浦路斯之族杀皆出此。长期后果为国民历史断层凝固，近于斯宾格勒伪晶现象。草民土教之地火时有冲决之虞，训政军人如本国占领军。自由协合党虽败如宋襄公、严又陵，仍可夸其洞烛机先远见如神。

罗萨斯、迪亚斯之反帝新权威主义
拉美多乱政，外资执国命。文人多有唱强人反帝救国之策者，真能贯彻此道，首推罗萨斯；成就最伟者，莫过迪亚斯。罗之民族复兴党以高乔牧民[25]为骨干，迫害城市精英，以大刀砍细白颈为艺术性享乐；然镇阿根廷二十年，竟创十九世纪空前之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期。较之阳号立宪实为寡头政变国之传统，颇有认罗党为实心救国而手段未周[26]而崇拜者，英侨作家赫德森即在其中。罗屠人久，难胞若李柱铭[27]泣秦廷于诸欧。英法动于清议，乃兴基督教文明价值观外交之封锁制裁。罗军内变，独夫走死潘帕斯。而流党归，寡头政变粉墨依然梨园旧人。20世纪庀隆正义党步罗公后尘，终局亦同。
迪亚斯从反教总统胡亚雷斯起家，虽以兵劫国，实有救国纲领，内容与李光耀亚洲价值观全同。经济奇迹近四十年，诸欧皆服，拉美多羡，虽康南海（有为）亦崇拜不已。墨为大国，树绩之难李氏尚难比肩。罗、迪皆以爱国自强反英美为词，诋流亡者为民族败类、帝国走狗。“墨西哥离天主太远，离美国太近”之名言出迪氏口，今之左派爱不释口。而流亡者以美为庇所，朝夕望迪之亡，亦为事实。迪终以假选举惑民而不能控陈水扁式意外，召乱自亡。然独夫之祸，亦非立宪之幸。革命制度党擅政七十年，今虽释权，民粹全能领袖之风固欣欣然也。唯一可持者，反迪革命之“不许连任”尚能践言，危而未倾乱而未焚。

贵族决斗法家，普通法决斗罗马法
杜普雷曰：“中世纪殆法家与贵族之决斗场。”法家皆文士，本非独立势力，实为王权利用以削藩者。彼所引之罗马法即《查士丁尼法典》，以一君专制为当然，此封建王公之“固所愿也不敢请也”。此联盟之最大障碍，于政为贵族之力限君权，于法则为普通法之守旧习，以法出自然，君主可发现不可制定。此项斗争，革新派征服大陆，保守党得志英伦。大宪章者贵族之后卫战胜利，大法官培根入狱者罗马法先锋阵亡。彼哀恳詹姆斯王之“攻师相者必毁王杖”应于太子查理。王室星法院废后，无敢言废普通法者。绝对主义（吾史之所谓进步者）未能灭尽立宪种子，保守反动者为之也。

北一辉反帝理想主义
大正昭和间，日本热血志士，绝望于议会清谈馆之无用、官僚财阀之祸民、白种殖民之凶焰，思出其位以救世者，多奉北一辉为宗师。彼之大纲如下：阶级斗争为人世基本动力，唯不限于国内，英美即世界之大地主大资本家，有色人种劳民也，唯日本觉醒最早，足为工会斗争委员长。中华民国阿附英美，为有色人种之工贼内奸；日本本国元老重臣，与财阀利益共生，多受中国贿买，使日农家子弟鲜血购得之满洲青岛，拱手送还搭便车之中国。此二者为阶级斗争之近敌，必当先锄。斗争主力，唯在牺牲最多斗志最盛之日本农家子，下级军官及士兵为彼大本营，救国救世之大命，已降彼肩。财阀选举不利寒士，“下克上”流血必为历史助产士。“二·二六”之难，为此论实习，西园寺公望、冈田首相废置，自是政要无敢逆青年军人者。北一辉不蓄私财，而若槻、犬养二相以下受贿欲撤兵满洲亦有此事，桃李无言，百舌莫辩。于是，敢死农家子流尽各国血，今尚有辩其有功于殖民地解放者。

英帝海盗八十年
人类诸文明能不用奴者唯西北欧，近世唱废奴亦以英帝始。维也纳和会卡色瑞争废奴，列强皆拒。歌德以此为超级大国伪善霸道之证，其理论除人名地名外，与嫁扬基之北大反美生全同。而英之教会社团导于先，政府从于后，于1820年代先废本国属邦奴制，不以为足，耗国币行霸政，令皇家海军巡行非洲，见贩奴船以海盗绞之。然以公法论，南欧美洲中近东皆以蓄奴贩奴合法，奴船者正当商人和平时期行于公海或本国属地领水，竟遭友邦捉拿问吊，犯海盗者实为皇家海军无疑也。而各国畏超级大国之威，竟不能较。美洲奴制自废于1882年，英殖非洲一地即废本地奴制。及大战，存奴制者仅土耳其属邦汉志内志及阿比尼西亚[28]，此二邦民族独立之一效也。英霸权主义海上废奴凡八十年。严又陵时在英，叹曰：见英吉利除黑奴，知其公理日伸富强未艾，忆吾刑法亭狱之无人理，明以降教坊象奴诸无道，造物有大仁，此种固不宜兴。而严又陵所谓无道，以今观之，真小巫耳！

欧拉、康德之乡邦，普鲁士之耶路撒冷
哥尼斯堡中古名城，普鲁士公—勃兰登堡选帝侯—普鲁士王国—德意志第二帝国之故都，学术文章冠一时，波罗的海列国犹受其赐。维堡（芬兰故都，冬战为斯大林窃取，今尚未归）、塔林、里加诸镇，皆德人先建。各国宗教皆从路德新教，与内地斯拉夫异途。各国语文，亦十九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民族学家创造，否则必与万千口传方言同归于灭。无宗教语文，则民族、国家能否存在颇可怀疑。胡适老友钢和泰男爵即波罗的海德人，彼之同类世为当地文化中坚。帝俄重通欧情之客卿，日耳曼人大用。斯大林欲绝民于欧，必反其道。本国德裔流中亚，东普鲁士德民铲平，老弱恋土者枪决，妇人多辱。历古相传之故都割入俄境。纳博科夫叹曰：普鲁士妇人！汝安知当产斜眼鞑靼子？汤因比强解曰：红军精锐已尽，此皆亚洲蛮子不知礼义所致。英大臣麦克米伦见巴尔干德侨掳送俄矿强劳，子孙送斯拉夫家庭教养，绝其文化种子，惊为惨绝，未知以俄本国标准，尚属宽厚也。吾民知此方解日侨何以感戴蒋公。今之学数学者，无不知欧拉有“哥尼斯堡七桥问题”，遍览地图，唯见俄城“加里宁格勒”。

“洛丽塔”家族
俄自开国，多用客卿，人文以巴黎为北斗，塔吉亚娜情书难用国语，拿翁逼城，贵族炫爱国始用俄文家教。工程科技多用德人，一战前德语犹为大学官方语言。纳博科夫家族即德俄混种。老纳[29]事亚历山大二世，为立宪先锋，司法独立陪审制度出彼手，列宁亦赞曰：反动俄国之司法竟为诸欧先进。此业与同期之废农奴立地方自治局皆足为宪政根本，首届议会选举前夜，民意党刺君，新主反动，宪政顿挫三十年，老纳仕途亦废。然已成三新政自若也。社革、社民[30]皆身受陪审团宽仁之惠，故列宁得国必欲废之，以免纵敌。生员刺内相，陪审团无罪开释，京师花贵、长街民满，苏沃洛夫百战归来无此殊荣。此即纳氏司法之杰作。大纳[31]友立宪民主党魁米留科夫，首届议会立党大胜，二人皆为议会党团领袖，作“维堡宣言”、责尼古拉卸权，帝怒而捕之，竟不敢起诉。实则彼时之陪审团已如保民官，绝难定自由派罪，即社会党武力恐怖活动，无罪者亦十之六七，获刑者绝少过十年，逃者又居半，托洛茨基即在其中。斯托雷平拜相用军法，受刑不过数千，通国皆哗，斯以身殉。民气如此，众皆知王室必不免矣。
二月废王室，米氏、大纳联翩入阁，米主外部，纳任国务秘书，与社革健者克伦斯基争。克主法部，全赦流党，尽废警吏，列宁战友皆受彼赐。克意社会各党终为一家，先逐自由派为要，力效法兰西革命伟人，最畏波拿巴式政变。科尔尼洛夫叛，总理更信法眼无差。克乃亲任总司令，重用政委、士兵委员会监视军官。诸君切记：政委制创自克总司令，非如流俗以为列宁作品。十一月前夜，克已尽逐自由派阁员，身兼首相、军部、总司令。众论皆以能效拿翁者，唯彼自身。不意祸起萧墙，竟为列宁所乘。列宁逐立宪会议，社会各党尚不信兄弟党欺吾。及契卡大用、人质广捕、刀锯及身，欲逃无路矣。大纳、米氏见机尚早，举家皆免。小纳求学于英，后入美籍作《洛丽塔》。于保皇党刺米氏，大纳以身代友。今《洛丽塔》流入伊朗，伊生员视为极权黑屋喻言，传抄如内部读物。有心栽花，无心插柳。岂非胡适“力不虚掷、功不唐捐”之脚注哉？

司法独立之封建渊源
封建法出多门，教团、行会、城市海商皆自为法庭。法官多属购买，不奉上命。法例多出成习，可发现不可制定。此数者皆司法独立之保障，雄主霸才恨之刺骨者，最不便于强干弱枝，亦最能养自由立宪婴儿。以吾国政论，买官必贪贿，实则此为行政等级向上分肥所致。上诉人既有选择多元法院之权，法官又为买者私产，必有扬清誉吸引上诉人之动机，而垄断任命之法官方唯知媚上不爱名。故革命前法之高法[32]累拒王命，直声远播；而今之宪委会尸位坐食，唯瞻总统马首，全无制衡可言。真能制衡者，唯在封建习惯法未废之英语诸国。霸君所爱之罗马法随大法官培根、国王查理败亡，自由之旗帜随大状师科克之习惯法同奏凯歌，此人类立宪史最急关口也。三权论之父孟德斯鸠即买法官者，以己经验发言，非书生空论理想也。
[1] 天智天皇推行大化改新，颁布《近江令》，使日本开始走向法制化道路。
 
[2] 藤原家族在平安时代操作朝政，长达三百年。
 
[3]苏我，姓氏名。
 
[4]所谓“渡来”，即从海上而来。日本人历来将早期从中国大陆去日本列岛的中国人称为“渡来人”。（见胡孟圣《“渡来人”和日本文化》）
[5] 突厥语中“自由人”即“哥萨克”。
[6] 黑特曼（Hetman），指哥萨克人的军事与行政首领。
[7] 文网，亦作“文罔”，法网、法禁之意，也指文化禁令。
[8]拉达（Rada），原为哥萨克人自己召开的大会。
[9]比、北二郡，指比萨拉比亚、北科布维纳。
[10] 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Wilhelm Nikolaus Karl），威廉一世的皇太子。他是霍亨索伦王朝体制内自由派的领袖，俾斯麦的主要政敌，长期住在英国，娶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爱德华七世的姐姐维多利亚公主为妻。国内开明人士希望：顽固的老王威廉一世去世后，他会将国家和平地引向英国式君主立宪的道路。然而，他当政不足百日就死于喉癌。威廉二世继位，将德国引向军国主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11] 绝对主义（absolutism），又译“专制主义”。
[12] 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等民族划分为原始民族、文化民族与费拉民族（Fellan type，即“后文化”民族）。
[13] 托勒密体系(Ptolemaic system) ：公元2世纪，托勒密（约90-168年）在其巨著《天文学大成》中，总结前人成就，提出了地心体系宇宙图景。
[14] 国联甚至连关税同盟都不允许建立。
 
[15] 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于1940年3月31日，撤消于1956年7月16日，即改为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6] 爱指爱尔兰。
[17]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太平军余部约一万人连同其亲属被运至南美秘鲁，从事挖矿苦役。后智利和秘鲁、玻利维亚发生硝石战争，太平军遂起义，加入智利军队，助其夺下太平洋沿岸的硝石产地。
[18] 英人偏爱立宪，实多讥评，谓其资助天主教末世论共产主义，破坏自身贸易，颇难置信。
 
[19]Derek Walcott, Henri Christophe和The Haytran Earth描述了加勒比混血人对这位怪杰的集体记忆。
[20] 1793年，波兰国会通过新宪法。今天，波兰仍有宪法节。
 
[21] 自治市，即巴黎公社之“公社”（commune），共产主义之词根“共同体”，1870公社为巴黎历代诸公社之殿军，马克思望其承前启后，发扬直接民主于残灰绝业，不幸未能如愿。
[22] 摩洛克（moloch），又译“迈拉克”，是古代闪族的火神，因为与其有关的迦南和巴比伦信仰中，有将孩童烧死献祭的习俗，故被后人称为邪恶的魔鬼。
[23]各邦敬畏法王无限征税能力而愧己不能，言“国王”必指虔信基督法兰西王，他王莫与。
 
[24] 蓝胡子亨利抢地卖地富厚远迈先王，余润成伊丽莎白霸业，伊朝好耀兵施惠，以富始而债终，威加海外细民归心有赖财政败家主义，遗艰巨累后人。
[25] 高乔人（Gauchos），分布于潘帕斯草原和乌拉圭草原，由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混血而来。
[26] 威廉·亨利·赫德逊的父亲（英国移民）就是这种看法，参见《赫德逊散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
[27]李柱铭，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委员。
[28] 沙特和埃塞俄比亚的奴隶制是二战以后才废除的。奴隶制是英国反对阿比尼西亚（埃塞俄比亚旧称）加入国联，意大利入侵该国的主要口实。
[29] 老纳，指《洛丽塔》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祖父。
[30] 社革、社民，指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
[31] 大纳，指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父亲。
[32] 高法，高等法院之简称。

奋其私智而不师古
晋唐士流品鉴人伦，例以婚宦为先，即后世所谓“两榜正途”“明媒正娶”之滥觞。个人之才与美，非其所必重。衡诸理性，实有未恰；证于经验，十得七八。无他，正途者先天有安全感，非大过恶不足以撼动根基，易于培植坦荡宽弛、和易惠人之德。坦荡者得众，惠人者受惠，自然之势。个人才美，可有可无。纵令愚庸，亦不过屡战屡败、红利无归。本金自若、元气无亏，不碍其善终。歧途者多有奇才异稟、真爱痴情，然其出身侥幸，即足以放大其不安全感，扭曲其性格，令其好行诡道、多生疑忌。诡道戕人而自戕、疑忌绝人而自绝，亦自然之势。虽有大才丽质，亦不过百战百胜，无非守成，一败涂地，根基荡然，不为凶终者鲜。此道施诸异日，亦无大谬。盖个人理性出于历史经验，有文谋略出于无文传统，小不能测大，偏不能概全。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即休谟哲学之反面教程。
立国立人，皆自有其本末。经验为本、理性为末，亦无大异。法统者，本也；政制者，末也；至于政策美恶、人物黜涉，尤末节之末节。国运之隆，不在长吏之廉能，而在民情之固结。能“两榜正途”“明媒正娶”（“循例继承”“公认当选”）者，亦无须才美，无大过恶即可。托克维尔所谓“北美长吏不以贤能而当选，而以当选而贤能”，即祖述此意。以民主为法统者，民主为善，其善不在民主，而在法统；不在“当选”， 而在“循例”“公认”。 法统者，有例之治，置一般性规则于机会主义之上之意。法统可以有民主，然并非必须，无民主之法统并非不能设想。法统之对语不在民主，亦不在不民主，而在武断无例之治。武断之极致，在于革命或僭主之治。
民主虽不足以为法统，然无民主之僭政决不能以无民主之故而优于有例之治。纵令民主至于民粹，以福利重税为祸；若法统尚在、司法审查有实，犹愈于虽有名义轻税，而财产不能抗拒武断征收、人身不能抗拒武断监禁。资本主义之为法权体系，出于有例之治。重税之害，害其红利；武断之害，害其根基，非轻税所能抵偿。以民主为神主者，私智也。知民主之不可恃，自命大智，转而以无民主之僭政可恃，亦私智也。私智之为私，在于过信一己智术，轻视历史经验，以巧辩虚荣为至足，不悟立国立人，系于一己智术者皆甚微末。
有道之邦以例不以智，亡国之民师智不师古。以文胜质，召乱取侮之道也。
语云：捷才不如大智，大智不如庸德。
法统，国之庸德也。

同阶级陪审团
陪审制体现同阶级审判，阶级性保护乃其正义之源。
其正义并不等于华人习惯性想象之“真相大白”或“道德胜利”，更类似“不以私智、人为歪曲神裁、随机”或“保证当事人在庭相对地位等于其原有社会地位”。
同阶级陪审团，即自由民审判自由民、贵族审判贵族，诸如此类。司法程序体现宪制习惯，政治共同体不等于地理居民。无差别居民陪审团替代同阶级陪审团，极有可能导致宪制退化，陪审团丧失责任感及同阶级保护性。
陪审制优越性原本在于责任感及同阶级保护性，有利于政治自由。就司法技能而已，布朗运动式散沙业余审判者原本不可能超过专业司法官僚。去其政治特征，则陪审制亡。

继承权与文明
继承权乃高级文明基础所在，一切文化积累无不有赖于此。
消灭继承权，无异于切断多数凡庸借以联系未来之直接感受。高级文明将墮落回太平洋多布岛水准，坐耗自然，不事积累，不知远谋，直至外人登陆，如宰群鸡。
迄今一切邦国无不以继承权为星宿海。民无远利，则国无负责任政治阶级。或者民财不私传而国柄可私传，一如动物庄园；或者民财国政皆无远谋，政治组织不堪一击，祖辈孙辈形同邻国，文化认同自行瓦解。远人以二三宪兵夷其社稷、二三教士化其种落，顾指间事。世界多数土著，皆以此亡。自身有能力支持高级文化，则断非一日兵威可劫。高级文化必须以历史认同及长时段积累为依据。随聚随散，永不能自拔于土著境界。土著个人并非不及远人，然其所恃传统单薄，不在远人同一数量级。
迄今人类学并未发现真正原始共产主义，亦未发现财产权与家庭继承权可以分离。原始民族财产观念不同，不贵金珠土地；然而杀敌谋生之燧石矿、武器、符咒界限分明，无异于文明人之良田、产业、著作。
继承权乃痛苦之源，然痛苦为一切智慧之母。文明目的不在于幸福，而在于善用痛苦以塑造自身。以鸦片烟幸福主义为目的者，无不短命而亡或困居荒野。高级文明能久存者，无不教人拜痛苦为师，以保护文明积累为神圣。
财产权以及大多数权利之根据，并不在于“个人努力”。“个人努力”或其他人为因素，不能创造先在权利。
“正好出生在一个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或继承正确的文明传统，正是绝大多数人及绝大多数文明存在基石。小学生并无“个人努力”胜过阿基米德，太平洋土著“个人努力”或辛劳才智并不逊于美国农场主；后者无非“正好出生在一个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而已。
文明即传统积累，邦国即记忆积累，个性即经验积累。以“个人努力”为政治或道德哲学基础，试图扭转以上因素，势必要求定期中断历史，返回原始状态。
设若两种文明或邦国，其一定期洗牌，其二保持连续积累，则后者必将吞噬前者。
“滚石不生苔，转业不聚财。”大多数人之大多数成就，一向主要依赖遗产。非财富遗产继承一向无法脱离财产继承权，独立存在。任何人动摇继承权，不可能不损及自身并制造政治噩梦。

造 法
先有政治共同体，末有宪法契约。
投票权乃宪法契约之末节，不足为重。
确定一个或多个政治共同体边界，而后可以讨论契约细节。
社会性内战结束前，一切武装冲突或宣传冲突皆属战争造法实验。其用途有二：一，自行造法；二，破坏假想敌造法。
规则与元规则
中世纪思想有一基本前提：神意构成一切秩序本原，包括政治秩序与自然秩序。二者并无实质区别，同属客观存在，人力只能认识，不能改变；只能发现，不能发明。
由此，经验科学与权能哲学、巫术思维隔离，西欧路径与全世界隔离。科学方法产生于神学与法学，继而波及自然哲学。前者产生基本法-自然法-宪政理论，后者产生基本法-自然法-科学理论。直至十九世纪末，权能哲学以功利主义-进步主义-社会主义面貌卷土重来，浇灌技术之果、戕害基本法之根。二十世纪末，巫术思维以后现代-多元主义面貌卷土重來，同时戕害树根、果实。

封建片论
承认西欧特殊性前提之下，日本封建制明显较中国官僚制更有利于自由、立宪政体及近代化。世界其余地区，封建制对照官僚制，同样如此。就此，秋风并未失实。然而，设若否定西欧特殊论，假定世界各地一切封建制无需其余多元因素及路径偶然性，同样可以产生或保持自由，则现有历史资料不能支持其说。
先秦儒家礼治较之西欧封建契约，明显缺乏权利主体概念，不具备司法救济及可诉讼性。西欧封建契约，自始即以司法权为一切权力根本，以法统为上帝秩序，超乎人力，只能认识，无从制造。君侯战争、骑士私斗，不过决斗裁判之扩大升级。总结习惯法、复兴罗马法，仅为司法体系化野入文，法统客观主义不可易。故而法学之盛，与其政治经济之简陋极不相称。兰开斯特王朝之初，仅牛津一地法学生常在三千以上。远在文艺复兴前，贵胄子弟未有不受王国习惯法教育者。
以上特殊性，不见于日本武家之治，甚至不见于希腊。西欧封建之外，无可类比者。故而西欧特殊论绝不可废，废之则不得不尽废信史，以求自圆其说。

扩张型财政
检索史料，自周至明（清代牵涉国际、变数过多，难以简单概括），能避免奔马型[1]通货膨胀，仅有以下三者：春秋战国至汉初，北朝至唐初，五代十国之南方几国。若非分裂，即为贵族封建制，或二者皆有。大一统王朝中叶以后，纪录无不恶劣，而且恶劣程度与官僚国家扩张成正比。
罗马共和早期（多货币竞争时代），金属货币坚挺；罗马征服战争及内战期间，币值轻微动摇；元首政治时期，币值一度稳定。自戴克里先行神皇政治、废城邦立郡县、大举扩张官僚常备军以来，货币江河日下，官银币掺锡至于十六分之十五，为钱币学家厌弃。然较之元明纸币，金属货币贬值仍属小巫。
封建诸欧再启多货币竞争时代，币值坚挺，14世纪甚至升值。各铸币者理解本币必须在多国商人面前保持竞争力。爱德华一世重铸货币，即为保证货币成色，诱使外商使用英币考虑。现代中央银行考虑完全相反，势必视为天方夜谭。
就英法两国而言，绝对君主制与通货膨胀同时归来。瓦卢瓦王朝与都铎王朝皆为劣币代名词，甚至不如神圣罗马帝国贫穷落后而有中世纪坚挺货币。革命起，英法命运分道扬镳。法兰西共和国贬值纪录较列王更下一筹。英格兰立宪君主制自安妮女王至一战，英镑价格保持二百年直线。此后，金币与自由党同时灭亡，纸币与大英帝国同时威望扫地。
就已知之大多数时间段而言，货币坚挺与以下因素正相关：多国体系、各等级共治混合政体、强大贵族阶级、不干预或因无知无能而无法干预；与以下因素负相关：大一统帝国、官僚理性统治、社会原子化平等化、有能力知识分子掌握经济政策。

封建与专制
明之版图，实不如汉。清为多元-共主-君合国，关外各邦地位高于华夏，统治华夏而不为华夏统治。目前“新清史”实际涵义在此，多用曲笔而已。
帝国疆域扩大，实为光绪以后“内亚帝国主义”“印第安战争”产物。故而内亚各邦之视日本，往往如国府之视富兰克林·罗斯福。
由汉至明，不计安南朝鲜，版图基本稳定。唐辽金元清同为多元-共主-君合国，郡县汉地盈缩极其有限。真正变化在于：儒化—社会同质化—政体扁平化—集权化日益加深。
封建本为部落简陋之习，优势即在青春（野蛮）；专制本为晚期文明姑息之制，弱点即在文明（烂熟）。老少之异，并非制度之别，可以人为改变。日耳曼蛮族发展成熟为希腊罗马甚易，托勒密埃及返老还童为希腊罗马甚难。
斯宾格勒周期：原始民族—封建青春期（西周、中世纪、荷马时代）—启蒙鼎盛期（春秋、近代欧洲、伯里克利时代）—帝国衰朽期（秦汉、罗马帝国、世界大战后）—费拉民族（埃及与东方专制国家，等待征服者和文明解体）。
克隆，抑或克累得
传承之术，不外二者。以忠于原版计，自当取克隆；为抗乱耐劫计，克累得[2]居优；略外扰而计繁殖能力，二者相去无几。进化，以度劫为胜，不知优劣，是以克隆种群扫地几尽，舍若干昆虫外，仅存人造果类薯蓣之属，其品种天然退化性，育种家亦无如之何。
梵文之衍生、拉丁之破碎，语言之克累得也。华语则克隆之孤臣孽子，虽韩、日、满、蒙旧字亦不就其范围。方言蔓衍，变异无端，一统者易困，继统者多亡，自然之理。《国史大纲》断-岐、续-统别中西，不易之论。衰周齐楚不通译，百家尚在，秦汉文字一而学统定，其间若有契合。此后华以同质胜，欧以异质胜，合者弱而聩，分者强而慧，正应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列国自奋，爱其士而强其民，谋于外也；天下一统，愚其士而弱其民，谋于内也。自由不赖多国体系（政治学之克累得？）而能久存者，古今中西未有。虽罗马一统，亦亡其共和而用东方神皇。吉本叹息：“微北蛮，吾子孙其退化为侏儒乎？”麦考莱曰：“微封建黑暗，顺戴克里先专制一统之制，吾欧其将为中国乎？”所忧正与孔子相反。
近乎孔门者，前有拉丁教士，后有拉丁人文学者。想使大格列高利、伊拉斯谟斯诸贤得行其志，必废封建、破等级，有教无类，拔寒门向学者为官僚以代贵族。于是西欧当有罗马后朝之一统，以古典（基督教）经、（哲人）子典籍取士任官，寒人蛮鄙皆以诵拉丁效罗马为荣身耀乡不二法门。政治克隆术得志，近代世界胎死腹中。豆瓣诸公必为艾南英之续。
当代之克隆术，莫大于国族运动、国语运动，皆方言之天敌。然则行于欧洲，以拼音文字本色，反激小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国族国语大兴于十九世纪，芬兰、波希米亚、爱沙尼亚诸方言复活而有文艺勃兴，非偶然也。二十世纪，小族复兴、中欧破碎，皆其顺流之势。其风方劲，苏格兰、威尔士、巴斯克、加泰隆、布列塔尼方言再造文化民族主义方兴未艾。
大国语大国族运动，成效最著者反在远东效颦者。中日韩皆以同质性高、文化创造力疲软闻，然内部比较，华之领先日韩，亦无可疑。
以是观之，繁简之别，不在其美感、文野，而在其同质性。旧体有字无音，不能尽去方言也明，为克累得留一线之机，须知历代诗词文极而弊，皆赖返本以求方言民谣活水而复振，其道无异土豆苹果不取野种杂交，不数代则退化为枳。新体之身兼音字，自命普及文化，实则先否认地方文化有文化资格而后灭度之，实秦火灭度十五国风而官书隶字以吏为师之扩大深化版。问题不在字形，而在官书国语一统普及主义有大碍于华文化基因多样性，必增加其退化机会而削弱其抗病幸存能力。
政治大一统之所利，即文化繁衍力之所患。英语布于万邦、法语不出魁北克，即出此道。人工花园扶持，速其亡也。北美独立，英帝国之大患，英语之大幸。华文化之幸，亦在太宗无力亡韩成祖、未能吞越，其大不幸乃在楚齐特色文化终亡于秦汉。闽语变异，大华国族主义之不幸，华夏世界之幸；吴语垂绝，国语国族之成就，华夏文化之自戕。
物无两大，事无两全，众善不并立，唯有勇有识者择之。

威灵顿嗤曰“彼固下流人也”
反法盟结，拿破仑逐敌侨，未敢籍产，已为诸欧清议不容。威灵顿嗤为下流，夏多布里昂、华慈华斯、雨果皆以害法兰西荣誉，可知19世纪之下流人盛德非20世纪长者所及。蒋森博士不直之“为跳蚤分等级”真今史氏急务，否则满目跳蚤，夫子春秋笔意无所用，吾之审遗又弱一个，宁不哀哉。
史家霍布斯鲍姆叹曰：“20世纪文明价值急剧堕落，吾人久已习于先辈所耻之野蛮。”而史学价值正在此。人为习惯之动物，身居地狱自命天堂固常事耳。民初立宪未全废时，段执政杀数十人竟身败名裂，后则数千万刍狗耳。曹氏篡汉奉汉裔至魏亡不免贼名。后王例屠废帝，唐太宗奸嫂屠侄，人皆见怪不怪。余不免为拿翁段氏曹公悲，何不投生今世，取仁名易事耳。

混沌边缘
苏格兰学派，经验之学也；新古典，演绎之学也；奧派，先验之学也。以心论迹，循名责实，新古典原应兼容二氏，二氏理应势同水火。实则并非如此，出于现实政治、人事权宜者多而出于思想脉络、逻辑自洽者少。哈耶克兼宗二氏，与有力焉。晚年变法几于弃经济学而取宪法学，久矣非奥派藩篱中人。然则奥派苟无哈耶克，仅足以称名家。所谓别子为宗、自成门户者，秉其特殊语言，无从商榷方家、论剑华山，无异于孤芳自赏、自闭自弃。
哈氏晚年皈依休谟-达尔文式进化论理性，甚为普通法、语言、道德、自由市场之自发秩序同构性所动。百川入海、殊途同归。天道（自然法则）之于人道（发现法律），无复有贰。中古基督教正统论之习俗惯例体现神意秩序、英格兰普通法家之累积造法发现自然法，皆如是耳。其为先验耶？经验耶？纯属修辞问题。行为选择而非理性选择、经验产生理性，是之谓也。人能见乎此，已知天道之大、人智之微；未必皆宗派信徒，然敬畏之心实已无异于最纯粹意义宗教信徒。此道不可传，以其非学术、非技术、非政策故。无以名之，故曰：混沌边缘，秩序生焉。
作者祖述先圣，出诸小品文章。敷衍八卦、播扬物议，析流溯源、原非所欲；然则文笔枯涩，乃其大病。随笔论学，亦六朝文之一脉；纵无周作人、梁遇春之窈旖多姿，亦当一洗教学参考书、特约评论员之固陋板滞。东坡不擅厨艺，不足为病；东坡肉厨师不擅厨艺，则无词可解。

假设历史：国府、执行力及其他
话说奥巴马总统咨文两院，痛斥卡尔扎伊腐败专制，不堪为自由人民之友，乃中止美援，行军售禁令。卡政府以自身财力，仅足支付军公教战前薪资百分之七，建设更无论。饥卒掠劫农户，教授饿死街头。诸生哭于国门，卡总统以禁军蹂之，横尸百里。半岛电台传影五洲，物议鼎沸，各国皆撤侨撤资绝援助。卡总统益窘，骄兵益横。普京总统闻而大悦，急令以金、械援塔利班山区游击队。美援多指定用于教育民生，盖不信腐败政府不中饱也，用于购械者不及俄械五分之一，自诸生喋血，全面制裁，不予分文一弹。不数年，卡尔扎伊走死塞浦路斯岛，临终犹言：“非余敢负阿父老，实万恶美帝欺我卖我，子子孙孙，誓报此仇！”大毛拉奥马尔入京，尽毁西化学校医院，以“奥马尔语录”为课本，治愈癌症艾滋精神病人无算，鸦片干产三十万蒲式耳，百业突进皆类此。废四法全书，约法三章：犯教规者乱石击死，犯上者木桩洞腹，犯刑案者斩。万民称便，海内宴然。俄文秘书撰雄文曰：“卡尔扎伊乃帝国主义在阿最后一颗大狗牙，拔了他，肚子就不疼了，阿富汗人民从此幸福了。”巴格达东方学家访阿归来，叹曰：此皆伊教执行力过人，两河改编“毛拉建在联队上”之功也。迷信西化，乌得有济？弱势民族被压迫大众希望在此，不可不以阿为师。左派学人皆和，巴黎诸生先筑街垒，以能诵可兰经为至荣。自希志来之后，未之有也。奥马尔非民族英雄万世师表乎？
附注：
贪腐警察不敌黑帮，未必出于作恶食报，往往败于究有顾忌，不敢放手杀人毁物。黑帮之得手，在于肆无忌惮，享受超限战利益有过于贪腐警察，确有呼超限战为执行力强者。

普选制在天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天津县议会选举，行成年男性普选制一人一票制全额连计法。五月六日至八日初选，产生选举人团一百三十五人。六月十五日复选，选举人团互选，产生议员三十员。以上两轮选举制度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相同，唯一区别在于不承认积极公民、消极公民差别，以跨越式发展直接与国际最先进经验接轨。倘若雅各宾选举法可以自居激进，天津选举更为大众民主，颇难视为保守改良主义。本届选举奉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命试点，同期试点者尚有警政、司法裁判所，直隶新政常居全国第一。天津新政有八国联军天津临时市政府奠基，成事较易，袁氏不得掠美。然推动地方自治，推动责任内阁制，鼓动废军机，台谏指为神奸，寿阳相君斥为有不臣之心，几危其身，其立场之激进，已居“体制内改革派”之首，不类后来者臆断之“行政改革替代政治改革”。
政治自由、社会放纵、遥远的镜子
陈寅恪“双重道德标准”致“贤者拙者”以双重义务而亡，“巧者”以双重权利而兴，据真人实事而言，绝非泛论。
众人耳熟能详者，莫过胡适“小脚太太”，即片面放弃儒学传统男性家庭特权而承担男性家庭义务，片面奉行立宪民国积极公民义务而放弃基本公民权利。陈独秀、周树人、吴虞、邵振青则反是，行使旧男子家主之权而遗弃发妻，享受杯水主义性自由而不负责任，绝不放弃士大夫特权同时以激进革命收廉价名誉。
民初自由派与激进派往往政治同盟而私行气类难合，皆出前者仅爱政治自由，视社会责任感为神圣不可犯；后者以社会革命为重，以政治自由为皮毛。就学理而言，二者皆出西洋；然前者精而实，后者粗而伪。
“遥远的镜子”以其神秘感，最能发挥心理学“罗夏墨迹”作用。原图无意义，观者判读之异，确能反射观者隐秘内心欲望。章士钊夫妇游英，见其小民愚钝、爱乡、爱家，废然不言革命、妇解。胡适亲历北美，知其清教标准家庭保守、自制、勤俭，忌性自由过于儒者，唯公共责任感为华人万不可及，然则听者寥寥。新生代所爱之西洋，固非真西洋，实系自身欲望投射物，“挟西洋以骇腐儒”而已，其不爱政治自由（民初已有构架，然则其需索于积极公民者多而酷，非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士大夫所能堪，非自由散漫顺民散沙所乐从），宝爱[3]社会放纵，自投于社会革命，有其心理必然性（而非历史必然性）。
不幸社会之为物，不能或不乐自治者必受他治，民间社会破坏愈彻底、道德责任感愈低，愈须于霍布斯丛林与全能国家之间选择其一，二者共同之处在于弱者受虐于强者非但远过于立宪政体，甚至远过于旧式家长君主制。全能国家管制严酷程度必然与社会解体或社会革命彻底程度成正比，一切民间组织消失后，舍国家、社会二者合一外，实已别无维系动物性生存之术，而尚可望（并非必能）维系者亦仅存动物性生存而已。

不赏边功防黩武
陈寅恪钩沉旧史，见中宗朝购默啜可汗赏格，注曰：此郝灵荃所以嫌赏薄也。魏徵请立高昌故王，狄仁杰请罢安西四镇以肥中国，姚宋抑边将贪功，张九龄欲诛禄山。儒生边政，皆以守在四夷为贵。太宗之武功，开蕃将佣兵之渐；玄宗之开边，成藩镇尾大之局。史臣益觉有词。以今世史论，舍保罗·肯尼迪“霸国战略过载”“拓土即弱点延长”外，尚有文化民族主义“得其地不足耕，得其人不足治”之意。
“守在四夷”实践于宗藩体系，“因其故俗”最为要道。宗藩模范无过韩、藏。[4]韩王拒后金，“明吾父也，父可伐乎?”为倭所亡之日，犹奉崇祯年号。此儒道东渐之功。韩虽可观，无过东邦一隅。历古边患皆在北鄙，霸主雄略如抽刀断水。华夏疲弊，健妇把锄。秦隋以亡，汉唐以衰。儒生和亲岁币，终不免肉袒牵羊。直北关山能有晏眠之日，实以黄教去残胜杀故。
清室以亿兆子民万里封疆，敌丁壮数十万之准部。历时康雍乾三朝，胜败参半。且胜者多以喀尔喀蒙古力，屡救八旗勇士丧师之危局、残局。喀部为清廷伐同族，以清室供奉达赖故。准部劫达赖鲁莽灭裂，失蒙疆各部心，反令清廷以达赖保护者姿态出场，以蒙伐蒙。若准部外交手段稍高，宗奉达赖以和合诸蒙，复青吉斯故业，鼓行而南，天下事未可知。

何谓中华民族？
民族不等于居民，有待于政治建构。30年代民国可称为民族者，绝不超过百分之十人口。爱国运动左右政治不过士大夫一小撮而已，近于杯中风暴；民众真实态度近于观潮派，并非绝不可能接受二度大清。故汪兆铭声言，非尽锄傀儡无望胜利，蒋氏则云不畏鲸吞但畏蚕食，其心皆信民众乐于接受任何政府。
不幸汪蒋皆不脱布尔乔亚温情主义，能知不能行，能行者另有人在。

诸神之战
不可预设：运用某种正确举措或避免错误举措，人力足以回天。多元-专制-官僚帝国深陷地缘危机者，举措为权威主义及激进主义皆有，皆不能避免解体。例外仅有日本（单族-封建-地缘安全）及泰国（小邦-地缘有利），政策仅为国运之末节。
清国有二元性。就儒家官僚帝国而言，洪杨乱起，藩镇之祸不可避免，五代十国-军事强人兼并有内在必然性。然以地缘-列强故，五代十国呈现多种伪裝，其间存在依靠外力创造若干新路可能性。历史不确定性仅限于此。
就多元-君合帝国而言，“改朝换代-四裔背叛”“各自塑造民族国家”双重力量之下，避免解体机会几近于零。情况类似之帝国，解体程度无不大于清国，足见中央集权帝国主义者及外交家绝非庸碌之辈。然正以此故，国家主义自始至终居于主流，甚至列宁主义亦须主要依赖国家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欲求大中华版图，代价必须付出，而且仍未付尽。
湘淮崛起，代表满蒙后退；戊戌庚子，代表满蒙反击；日俄战争、光宣新政，代表朝廷貳于满蒙，转而依托十八省，推行内亚帝国主义；军制改革、税制改革，代表朝廷贰于湘淮地方集团。欲求同时满足所有地方集团，技术上不可能，至多勉强把握剃刀边缘，以机会主义手段拖延时日。然而机会主义空间必然日益缩小，非人力所及。京张库伦铁路功败垂成，朝廷同时为满蒙及十八省抛弃。20—30年代国府，同样陷于本部-内亚-列强地缘之中，顾此则失彼，兼顾则处处落空。
以上诸神之战，暗流涌动。有力者事后选择适当思想，重构历史叙事；而非思想决定历史进程。苍蝇嗡嗡，自称驱动马车，而马车夫藏头露尾，不肯以真面目示众。

海上政权
吴越或闽越海上政权存在机会，不以此始，不以此终。
秦、汉之吴、楚、东瓯，若能抗拒崤函，纵不为东帝，小战国死灰复燃，当无疑义。其间至少有二三小邦，扩张无门，不得不深耕海上。然二千年演变，其华夏或中原特性，不可能多于历史相当之日本、三韩。
残唐之闽、汉、安南，地丑德齐。闽、汉之仰仗海上贸易，尤过于静海军节度使（安南）。安南之华夏属性，自汉魏六朝而言，始终多于八闽。中原士人泛海投安南者众，乃不知八闽为岛为陆、闽人为人为虫。宋取八闽而弃安南，政治偶然而已，完全可能选择相反。闽国种族殊异，事大通海，数百年而自制文字，则又一安南也。
及至近世，方国珍、汪直、徐海、李马奔、郑延平（成功）父子，仰巨海为长城，食生利以自养，进而兼并吕宋，交聘南洋各华人小邦，变中国海为爱琴海，事在人为而已。所以事败，仍为京畿大一统帝国破坏。
丰臣秀吉父子，若能稍延数十年时日，除肘腋之患，巩固大阪关西政权延续性，假明朝溃乱而兴师，且能稍有政治头脑，利用华夏正统主义，则儒教-佛教民族与神道-儒教-佛教民族亲和力甚大，而与萨满北族、中亚牧马、金元世仇亲和力甚小。宁波政权形势如此，势必开拓南洋，弃内亚为荒土。
再及至近世，国府自身力量最宜于两广自治。引狼入室之北伐，适足以制造北国政治真空，召日俄二恶邻，卒亡社稷。若能安守本分，保存北洋为我守边，江东绝不至糜烂。乔行简谏宋伐金，曰：金元昔为吾仇，今为吾蔽。所以事败，仍为京畿大一统帝国主义作祟。
及至今日，听任南洋自然发展，假以时日，则东亚世界之欧洲化，顾指间事。德国与半日耳曼之荷兰瑞士、非日耳曼之拉丁斯拉夫各邦分立，多国体系远较郡县帝国更稳定，更有利自由。
即令欧洲，数百年间有一菲利普、路易、拿破仑得手，而欧洲热爱大一统如中国、憎恶佛兰德私通英格兰为叛卖、视英格兰干涉者破坏统一如中日战争，进而以英格兰入侵为集权大一统国家合法性理据，则不难设想，塞维利亚大帆船至今出入马尼拉港口，鸦片战争永远不会发生。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大一统主义为东亚世界之祸源，多国体系为西欧资本主义萌芽能生长发育、未曾扼死襁褓之必要条件，昭然易见。今之大一统主义，事败则有大德、大俄、大塞尔维亚肢解之祸；事成不过多一太阳王-科尔贝[5]主义官僚国家，为国家理由消除一切地方分化因素、收割私人资本主义归于国家资本主义正轨，迟早间事。何谓大一统主义经济功能？曰：“东南四十三州地，尽取膏脂是此河。”
经验之外，别无智慧；事实之外，爱憎为虚。人类迄今历史未能提供大一统官僚帝国可以产生或维持资本主义先例。

加 图
加图者，元老院及罗马人民元气国本所钟。然唯其内力充盈，帝业方兴，罗马为己必须御敌于意大利盟邦境外，为人必须纳万国供奉而守卫帝国秩序。抛弃帝国不能令希腊、东方恢复自治能力，反将令蛮族直扣国门、置万国于汤火。帝国就是和平。一战后，大英帝国弃欧洲平衡者及海外帝国责任，以为可以独善其身，终陷英格兰及万国于虞渊。前车可鉴。此刻，若干亚历山大土著埃及学者，自身尚为托勒密雇佣军奴虏，乃以毕生精力研究如何化埃及为雅典，与希腊罗马同为共和之邦、平起平坐。其珍玩价值尚在加图之下。
自由并非注定胜利。
罗马因扩张而帝国化，犹贤于雅典沦于蛮族；而雅典得以遗泽万世，亦有赖于罗马。
英格兰古老自由若非支持帝国，亦将速为荷兰、汉堡之续，徒然为非自由帝国牺牲自由帝国，究何益哉。
长保自由帝国，守先待后，所惠实多。令蛮族或东方霸政得势，则世无桃源，求为自由帝国体系之附庸国、自治领地且不可得。
罗马苟如雅典之短命，则自由典章制度无从积累、不能耐黑暗时代而保留种子，自由欧洲亦无所依傍而不能萌，全人类将如亚细亚、反复于蛮族与东方专制之间。
英格兰若放弃欧洲平衡者责任，则拿破仑式人物早已毁灭欧洲自由，英格兰古老自由其亡更速。关东若能扼杀秦政于襁褓，则东亚多国体系、封建自由、礼乐文明并非注定毁灭。
时间、地理、传统、文明为历史最重要因素。孤立、短暂之自由邦刹那澌灭于两河、印度、南洋者，可胜道哉！
华人亦非局外人，然不能积成道统、法统，究何益哉？罗马之所以重要，盖以奠定法统，非此莫属。

民初财务地域阶级问题
中山归国，坊间传闻携带巨额捐款。张季直（謇）庆曰：孙先生于列国信用素著。孙则辩称：唯有革命精神耳。临时政府罗掘俱穷，乞灵于押汉冶萍。清议哗然，以辛亥民军起于保路。川汉路未复，先弃汉冶萍，何以自圆其说？[6]
孙氏让国，实际意义即为奉送烫手山芋。袁之筹款术，亦不过以（较后之西原借款）苛刻条件求五国银行团“善后大借款”，填各省军需无底洞。民党多数派以宪政程序反对熊阁擅借外债，而自身亦无开源节流之术。实则有效者莫过裁军、文治二项。黄留守销兵、黎都督辞位，皆系配合举国各党共识、取誉媒体。此即胡适“立宪本系舆论政治”之良性反应，非项城个人权谋能致。
宋案横生，法统垂。武夫渐执国柄。然北洋老将尚守罗罗山（泽南）、曾湘阴（国藩）遗轨，文主武从、敬事士人。虽有兵争，不脱襄公竞技性质。扰动社会不深。文武决裂、国事大坏，始于五四。初，曹润田借日本怀柔外交之势筹款。其于北洋团体，不可谓无功。诸生受林长民唆，混“知日”、卖国于一谈，竟毁曹宅。徐菊人畏清议，免曹职。段氏（西原借款首要受益者）怒，以总统受北洋推戴，竟至于无是非若此。
东海（徐世昌）勉从，羁押诸生。自是直皖决绝，北洋解体。羁押一事，开军人（流氓无产者）凌驾长衫之渐，冒犯士大夫阶级尊严。宋明以降，南士独擅科场。文武之争、南北之争错杂，面子撕破，渐趋极端。三·一八、邵飘萍、林白水诸案绝难见于老袁当国期，以彼尚欲右文抑武之故。洪宪改制实为削藩，是以诸将多违命，否则区区一松坡（蔡锷）何能为。软禁章氏，已属极致。
士夫心轻武人，其来有渐。清制从明，文臣制军。血汗功高者位不过提督，而秀才为宰相根苗。军民人等过文庙，无不下马。北大负国子祭酒之望，生员纵非名门、亦必中产良民，受辱于“好男不为”之游民，自难免乾坤倒置之慨。设想今之校长雇民工、保安殴辱师生，其将奈何？今之文人地位远不如昔，恐亦难忍。名士联翩南下，北廷难以维持文官政府，媒体亲南背北，加卖国之名于北洋（不甚公正），皆自此始。
北伐功成，南北心结未解。宪法危机无药可救，怀念五色旗者何止白坚武，暗流涌动，及于“前汉”维新政府。国府从未切实统治北国政治真空，构成外战、内战直接原因。满洲独立、华北自治，皆日本暗中主持，而以恢复五族共和、联省自治为官方理由。弃国破家，前缘早定。
文人投身革命，以阶级利益论，实属士大夫集体自杀，同时化竞技式战争为社会灭绝性宗教战争，中间派、温和派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撕裂民族，清洗社会，伏脉千里，结穴于是。谓为转折，固无不可。向下沉沦，何尝非转折之一道？

革命外交前世今生
民族集体动员，以淹没战术卫国，叶督、端王先后尝试。创深痛剧，而后有同光自强二十年、立宪共和二十年，大类医学所谓“免疫保护期”。期满则旧病复发，再度寄望草根民气能为官军之所不能。国府革命外交，即以布尔什维克组织学动员民众，胁迫外人。官府可收其利而不负其责。省港大罢工、籍教会产业学校、收英租界，用于无心开衅之英美，颇获其利。国府政治神话树于民族尊严之上，实难自退而无损于合法性。北国之排日韩侨民、抵制日货，亦有实效：去敌侨四分之三，敌国企业（含从未亏损之满铁）全线亏折。围侨抵货皆以党部主持，群众出头。遇外使交涉，则曰民众自发。文明抵制，天衣无缝。倭人苟如英帝之尊重程序正义，唯打落牙和血吞、黯然自去耳。不幸东邻之喜好实质正义，不下华民。于是，兵祸数起，日方皆以停止组织反日民运为基本条件。国府虽受左派“不抵抗”之责，但却从未放弃此唯一可靠之报复方法。日方据此认为国府口是心非、“无诚意”，终至“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
革命外交之必要代价，即为党部有权控制司法、传媒、教育及多数民间社团，令其步调一致。胡适、新月诸公深恶之，“民族主义反动五四新文化”实系革命外交舆论动员必然结果；胡展堂（汉民）、居正领教之司法独立，皆系同一社会工程产物。无此组织控制，民众运动必为散沙，此起彼落，终无实效。何况民间未经操控，其反帝诚意之有无大小，原本亦不易确定。民族主义实不曾逾越新学士大夫群体范围，民众被代表而已。老舍在鲁，见证乡民甚爱日货价廉物美，唯畏官威而勉从。美南州农区爱英帝廉货而抵制北政府关税，亦此类也。

京库路功败垂成
清室立国形势，坐北凌南。满蒙乃天然大后方，江东隐为敌国。自日俄开衅，腹地后方一变为前线。圣祖手定之“因俗而治”一变为“废旗置县”、开矿劝商、抽丁练军，渐同内地新政。蒙王怨离。枢庭以京库铁路应之，一期工程即詹天佑京张铁路（张家口衔接蒙汉，如格尔木纶带藏汉），二期工程张（家口）库（伦）段拟于宣统三年修建，可谓命与时争。革命军起，蒙藏乘之。赵尔丰、三多之改土归流策功亏一篑。
新政与民争利，新军、新学皆财政无底洞，劝业路矿多由官商，国民皆困而彼独富，量出为入，赤字以间接税补齐，盐课加四成，铜圆贬七成，杂派未计，民生安得不困？清季民变蜂起，实与新政相缘，先进省（如两湖）最盛，未可笼统责为政治腐败，盖纯农业边远各省受扰反轻也。唯一确能赢利者，仍系满蒙垦荒旧术。主事之西林、东海[7]皆曰“天下大利莫如农”。以庚子后财政饥渴，绝无任何力量能阻止官民共利之垦业。关东尽齐鲁，蒙疆入三晋。盟旗有朝不保夕之心，非行孤注，关东、安西之改立行省必为蒙藏前途。

幽燕非吾宅，长啸返辽东
政闻社/保皇党一体双头，颇似民进党/台湾民主党（纽约）[8]。保皇党尊奉康梁，政闻社则以肃王为护符。肃王掌警政、消防（俄人所谓“强力部门”），用戊戌要犯王照为谋主，立宪派仰为长城，深望德宗寿过孝钦、肃王领班军机。帝后同归，立宪派之重挫也。然王之开明立场，犹足以庇各省请愿代表、免汪兆铭死刑。袁氏组阁，南北议和。肃王力斥其非，谓立宪若不成，宁归中夏于汉民、举族东归满洲，夫己氏反复狼狈，断不可信（庆袁/肃耆旧怨未消）。摄政王之心如大将军曹爽“不失为富家翁”，和议甫成，即庆“可以回家抱孩子”，肃王奔大连，临行占曰：“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金壁辉-川岛芳子-满洲国剧目帷幕升起。

谢幕中之独立评论
民国二十六年（1937）秋，北平选区国大筹备选举渐次开展。胡适以《独立评论》发声道贺，漫言天心悔祸、华土将入正轨。以30年代空气，此语尚非“不可救药的乐观”。盖黄金十年政争乱象，无不与行宪路线图相关，初非今本儿童教科书贬斥之新军阀争利所能概全。胡蒋以开国大、废训政时间表反目，致宁粤分裂。汪蒋就地方自治议合流，宁府重开。此即公开拒绝钱端升、丁文江诸名士“新型专制”之推戴，重申总理遗嘱之行宪步骤。无怪乎适之欣快非常，昌言民党法源本出议会政治论，苟不能尽背其师，终必合流于三百年来之浩荡。后人于十年经济起飞，军政统一渐入佳境，久无异词。易忽视者为党治训政并未中断制宪工作，《五五宪草》即40年代政协国大讨论之起点及蓝本，地方自治文官行政法学教育之烂然大观，为前四千年后八十年未见。自胡薨陈败，汪蒋复合，行宪路线图无复争执(旧有争斗皆属迟速左右问题，本无议修改孙文“建国大纲”所拟步骤者)，国大预备工作已在运作中。
未及旬月，卢桥事起。近卫公之“裁抑军人”“对华不扩大”一变为“不以国府为谈判对象”。衣冠西渡，偏安岷蜀。燕云无地，评论安归？所存者仅翁氏壮语：“吾国若亡，后史当知吾辈已尽最大努力。”纵高卢破罗马，元老端坐议院殉城，风义蔑以加矣。待重头无复旧关河。回纥收京，满洲荡寇。江东父老无家可别，海上孤儿附仰依人。雷儆寰（震）颂陶公拟古第九首：“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以赞民国，至矣尽矣。

佳人乎？国贼乎？
曹、章、陆三公本非一系，陆、章稍有共性，皆海归族职业外交官，清贵无伦。以民初语境，非干济之才，不得任东事。
数经交涉，清望无损。“二十一条”交涉，陆公使实驻东京，曹次长独肩部务，利权未云无损，士论何尝责以国贼？而巴黎和会，曹久任交通，实主合肥中馈，章、陆尤非定策国老，无论外交成败，责任决不能大于甲寅。国贼之谥，其故不在三士也明。
华族性质，有类骄狂妇人，遇友则任性使气、欲取予夺、恃宠恣睢、转溺为仇，遇敌则吞声忍辱、腆颜工媚、唯知利害、无复曲直。凡尔赛有“义战”“公理”之风，适足以奖骄，实已复青岛日德之役前一切利权（青岛遗于华盛顿会议，基本实现中方要求）。纵云失败，亦远胜甲寅，而士论计小损而忘大盈，反而大兴民族主义，唱反帝高调，无他，今之帝皆协约国盟友，无开战之虞，无丧师弃地之损，有制造受害形象之益。而甲寅“二十一条”交涉，日军三万已入津门奉天，而以国内党争形势，袁党有拒日之意而无力，民党仰日援以倒袁，皆无所利于反日运动（此时唱主权敢死者为冯、段二将）。
此时北洋内讧，吴子玉（佩孚）急欲除段系财政路线，必及曹润田（汝霖），全不顾其根本不任外交事，林长民以私怨煽诸生，皆居安全地带，用热血轻信为枪尖而不忌其折。徐菊人（世昌）以翰林文士尸位总统，处骄将之侧，久思唱文治以杀其势，大用蔡太史，经营新国子皆为此，即游行示威文明排外之新生事物，其初亦奉旨革命，由政府动员诸生游行庆“公理战胜”，以示威于外人，壮官府之气，今亦忌合肥之横，欲借群众锄其羽翼，明知润田无罪而罢之，段系阁员皆同进退，为民初创格。
自是北洋瓦解，同舟成仇（非仅府院争权、直皖争位），应用群众运动成为固定政术，段系亦自称“革命政府”，不复爱宪政遮羞布。段败曹废，以囊中羞涩，老死日本乡间（取其物廉），考其官居阁臣、主国家财政及王牌银行，清操若此，有足多者，后之难追其贤。

汪蒋宁府之县治
自治体试行始于戊戌。陈抚诛，公度废。成者皆付东流。宣统立宪唯资议局有规模，行政筹备无方，司法则速成备员、双规并用。民无所措其手足。远省虽速成班亦缺，多以堂喻代推事。民初法统数易，然无不以超国会制、联省共和国为宗。省议会权势之重，后史莫比。名士云集省府，县议士德望两缺，唯瞻马首耳。国会（兼总统选举团，陵跨行政立法）往往不出于选民，而出于省议会，更壮其势。
灾官满京华，欠饷数生变，唯国会职员永无欠薪。此中信息，颇可寻味。议员/士大夫素为阶级共同体，绅权重则国会重，反之亦然，故江浙二会为天下唱。以宪制论，浙省三色宪法思精体全，议会程序绵密，选举公正。各省殆无以过之。浙督为议会易者数，为民初仅见。下吏守议绅条教，事属寻常。种种表现，颇不类中华事。以经济论，苏议绅之稳健节制、经济起飞之奇迹，尚愈于蒋经国团队，苏督画诺坐食耳。吴绅之实力厚，外人之耳目近，故武夫骄狂，独难行于苏松。驱张迎冯、联孙逐杨，皆中外剥削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本家之邪恶联盟杰作。
故内地冤民难民，无不东奔。能久任者，非如李秀山（纯）、孙馨远（传芳）好名成癖乃可。张绍轩（勋）以纵兵劫财、姜超六（登选）以粗口横暴，坐失膏腴，皆以游戏规则各异故。内地议会多以贿选闻，丑声远播。虽如是，较之前车后史之贿官，买选民仍属大幸。究其大要，民初地方议会无愧于国史，而行政紊乱，势必见笑前清。科举久废，民选未行，政出多门，武夫跋扈，县主弃职遇害者累累。在位者多出荐举，其效可知矣。司法则头重脚轻，有治法无治人。京师大理院、平政院判例之公，置诸欧史，曾无愧色；徐政府诉“五四”诸生之败绩、周树人讼章总长之完胜，可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而远州之讼事，尚无大异于明末。北伐首政即为废自治省以利统一。此事于内地尚无大害，于苏浙欲不谓之倒行逆施亦不可得。民党政绩舍交通城建类门面大工，往往劣于军绅时代。司法党化，以当时标准已属丑行；唯其无法而有人，亦不可忽。法学教育之盛，远迈前代，后无继者，米洛舍维奇受审，华缺次第无人，终以孙科、吴经熊之东吴遗老八十衰翁充选。此中含意，闻者自知。三十年代唯一可谓进步者，乃自治县制。行政亦属民选。此系汪蒋二次合作，宁府重建之政绩。此制初行五权理论，候选人名单出于考试，全民普选择之。胡适忧其利于灌输党义，实非无故。然法纵不善，亦可证实汪蒋宣言拒绝“新型专制”劝进尚有诚意，终不能背其法源。自治体行之既久，党国一体必将有名无实。台澎自始即行地方多党制，伏脉于此。民治元气究在地方，中枢变法，地方多党制自动上移，两造皆有行政经验，始能大功既成、鸡犬不惊。

僭政与法统
僭主只能成功，不能有任何失败。美女何患无夫，成功者何患无民。婚姻定义即为色衰而有夫如故，法统定义即为身败而有民如故。故而，爱情证明婚姻、政绩证明法统，实乃小三、僭主自我安慰伦理。拿破仑政权必须永远胜利始能固位，然此事等于要求妇女永远美丽；而奥地利皇帝、吉米·卡特之流无论如何弱智，无须担忧其黄脸婆地位。
僭政只承认事实政权，而且自命为事实政权，否认虚伪形式主义，其政治理论公然认为赤裸暴力为政权唯一依据。
正统君主制或其他法统政权可以立宪成功，而僭主纵然立宪，其存在仍然仅仅依赖胜利而非法统。小拿破仑虽有1860年自由帝国、反对党奥利维埃组阁、1875年退位路线图，但仍然不能转正，原因无他：有赤裸暴力，以上虚文可有可无；无胜利，则自由帝国无异于阿萨德公民投票，一切终须赤裸暴力仲裁。
桀纣之民比屋可诛，僭主之邦民德败坏，必然之理，否则岂有僭政。故而，顺民仅可视为资源，无所谓民意，无差别热爱一切胜利者、辱骂失败者，除事实仲裁外不知有他，仅此而已。
[1] 医学上有所谓奔马性肺结核，意思是病情迅速恶化。
 
[2]有性生殖。
 
[3] 珍爱的意思。刘子翚《兼道携古墨来》诗：“汗青得失更谁论，尤物竞为人宝爱。”
[4]朝鲜是明代华夷秩序的典范，蒙藏是清代理藩政策的核心。
 
[5] 太阳王路易十四和他的大臣科尔贝。
 
[6] 后蒋经国见斯大林，亦曰抗战本为满蒙起，三省未复先割蒙疆，何以对国人?
[7] 有联曰：“北有徐东海，南有岑西林。”徐东海指徐世昌，岑西林为岑春煊。
[8] 蒋经国时代台湾留学生在美国建立的组织，民进党成立后归并该党。

印度之路、拜占庭之路与诸神的裁决
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民族生命中最神秘的一刻，其超验的程度仅次于个人的诞生。起点是初民的乡邦——泥土、风景和地理，终点是末人的国家——塑料、机械和统治。初民只有感性的混沌，末人只有理性的计算。两者都是孤独的浪人，在天地不仁、宇宙孤寂之中演出无意义的布朗运动。他们有无穷的“事件”，但没有“历史”；因为历史是融会贯通的“意义”和“边界”，像雕刻家对待石料一样，凿开“意义”和“无意义”的边界，于是大卫像抛弃了无意义的碎屑，从无形态的粗坯中跃然而出，好像他一直在那里。
 
初民与末人之间、生与死之间、石坯与碎屑之间，有民族、灵魂、历史。人类智性的光芒在这一瞬间照亮了宇宙的黑暗，第一次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自己注定落入的那个长夜，在恐惧和颤栗中发现了自己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短暂生命对无尽黑暗的挑战。然后，长夜来临，雕像破碎。留下的满地碎屑虽然像石坯一样无形态无意义，但是不像石坯那样孕育着潜在的生命；只有接受千年劫火的轮回后，才能充当石坯的原料。在十字架君临的库斯科[1]、宣礼塔坐镇的孟菲斯[2]，你可以看到这些碎屑在轮回中跳动。
 
英格兰古老的自由
英格兰曾经是一个地理名词，除了岛国的地理形势，在基督教世界和封建西欧的框架内没有特殊性。英国人首先是好天主教徒，然后才碰巧是英格兰国王的臣民，诺曼底人、加斯科涅人也曾经是这样。这不过是常见的采邑转移，他们之间只有地方性、风俗性的差别。鲁昂市民曾经痛恨法兰西国王，坚守他们对英格兰国王的封建义务，只是遭到昏庸的约翰王抛弃，才勉强归降法兰西。[3]封建自由的基石是保护人和被保护人之间的个人契约，它不承认有别于私人的公共事务概念，与民族的观念不能相容。封建各邦只有家族之间的临时交涉；立足于民族体质或宪制、与国本融为一体、具有使命性质的长期外交政策要到十七世纪以后才会出现。
 
十七世纪的英国内战有两条线索，一是循着宗教改革的路线，以反对教皇权力为起点，而后从教会的共和主义（长老会）推出国家的共和主义；二是逆着绝对君主制集权的路线，以保全英格兰传统的混合宪制为起点，而后从国会特权和封建自由推出国会政体和立宪自由。前者是具有高度草根性质的社会动员，越是激进化的教派，其平民化的色彩也就越重。从国教会的“我英伦教会以其睿智恪守中道”[4]，到长老会的保守共和主义，再到独立派的激进共和主义，直至掘地派、平等派的基督教共产主义，几乎可以画出一条从绅士到小市民、商贩再到浪人的阶级曲线。后者则具有显著精英性质，是社会地位高到足够充分感受王权扩张压力的贵族和布尔乔亚上层的精巧设计。
 
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把英国国教会看作早期罗马普世教会的正统继承者，除以英王取代教皇为教会正统首脑外，大体承袭教阶体制，原本无意容忍教派分立，更不用说共和主义的自治教会了，但爱德华六世、简·格雷政府的软弱无力和血腥玛丽政府明显的党派性质却使二者都不可避免。1554年，逃亡欧洲大陆的新教流亡者以他们的宗师约翰·加尔文1541年建立的日内瓦神权共和政体为模板，在大陆组织了第一个长老教会（Presbyterian Church）。其章程规定：教务管理权属于平信徒长老和牧师组成的委员会，牧师和执事都由选举产生。[5]这是斯特拉斯堡—日内瓦教规的翻版。相比之下，国教会的克兰默大主教由英王任命，国教公会议也只有咨议之权，远不能与大权独揽的加尔文宗长老会议相比。1556年新《教规》将最终权力交给全体会众。[6]此后，“反对万恶的主教制”成为新教徒最有感情号召力的动员口号，出现在反对查理一世的1638年苏格兰叛乱[7]、反对查理二世的1679年博斯威尔桥战役[8]、反对詹姆斯二世的1685年蒙茅斯叛乱[9]中。
 
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登基，流亡者获准返英，他们去国时携走（国教的）《爱德华祈祷书》，归国时带来（加尔文宗的）《教规》。但这只是一个权宜性质的政治同盟，建立在对血腥玛丽恐怖统治的痛苦记忆之上：国教会搁置对共和主义的戒心，清教徒克制对主教制的厌恶，携手应付共同敌人天主教—西班牙的威胁。清教徒否定教阶体制的自然结果就是不断产生更多的分裂教派，满足不了王室确立正统、维护教会统一的要求。国教会把罗马教廷的正统性和统一性转移到英王一身，明显更符合伊丽莎白一世的胃口。1577年，伊丽莎白重申主教制和君主的叙任权，软禁了最后一任流亡者出身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格林德尔的职务，以惩罚他坚持加尔文宗的王权不得支配教务的立场，拒绝压制不由官方主持的民间宗教会议——长老监督会——它肯定会发展为长老会的胚胎。
 
詹姆斯的基本政策是“通过语言、宗教、习俗的相似性把两王国联合起来”[10]。事实上，联合的真实意义是要使苏格兰长老会接受英格兰的主教制度。因此，“在苏格兰，他的任务要艰巨得多”[11]。查理一世继承父王的遗志，把推行主教制当作自己的主要事业，首先激起了1638年苏格兰长老会叛乱，继而使英格兰主教制和苏格兰长老会之间的国际冲突演化成英格兰国教徒和英格兰清教徒之间的国内战争，结果断送了绝对君主制在英格兰的前途。但他即使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下，都没有对自己的宗教原则作过任何妥协。[12]整个复辟时代，保王党和辉格党的分野就建立在国教徒和清教徒的边界上，同时对应（查理和詹姆斯执行的）亲法政策和（夏夫茨伯里勋爵胎死腹中的）亲荷兰政策。
 
宗教改革和宪法危机催生了英格兰民族，赋予她牢固的身份认同：新教的英格兰、自由的英格兰。反对天主教欧洲和绝对君主国是她的国本所系，背弃这条路线，国内宪制和外交利益将会同时动摇，二者已经无法分离。这条路线的逻辑终点通向1688年光荣革命，随着国内宪制的选择确定，查理二世以来犹疑反复的外交路线也告一段落：英格兰坚定地背弃法兰西和大陆，联合荷兰与海上民族。散落在欧洲西北边缘的新教民族面对天主教欧洲大陆的磐石，七海[13]是他们的安全和希望所系。他们告别了神圣的罗马，憧憬着远方。早在惠特曼和福斯特的《印度之路》面世之前，七海就是每一个英格兰儿童的梦想，融化在血液中。
 
俄罗斯神圣的火种
1453年，君士坦丁堡（新罗马）陷落，基督教的正统与罗马帝国的正统同归于尽。如果倒退六百年，欧洲会感到晴天霹雳的打击。即使倒退三百年，欧洲也会兴奋地抓住这个机会。但现在，欧洲正在创造民族的痉挛中挣扎，教会、帝国和正统性已经不再重要。只有偏远的莫斯科公国愿意接受这顶过于沉重的冠冕。1472年，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佐薇·帕拉奥洛高斯。1547年，伊凡四世宣布继承东罗马恺撒（沙皇）的皇位。于是，这位君主由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下属莫斯科大主教的教民一变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君主。1589年，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他自己是土耳其苏丹的臣仆）把莫斯科大主教提升到独立的元老地位，完成了帝国遗产的馈赠。事实上，这意味着把莫斯科公国变成一个政治实验室，俄罗斯就是这个实验室的产儿，自出生就具有弗兰肯斯坦的特征：一个晚期文明的复杂政权机器嫁接在草昧社会散漫脆弱的基础上，这个混血儿必须为预定使命而奉献牺牲。
 
俄罗斯的诞生意味着牺牲东正教世界建立多国体系的历史机缘。1478年，莫斯科兼并诺夫哥罗德共和国。1510年，莫斯科兼并普斯科夫，解散了最后一届市民大会，流放三百家当地望族。1520年，莫斯科兼并梁赞，将末代大公驱逐到立陶宛。罗斯各邦放弃了封建自由的自然进程，把自己的法统建立在罗马—拜占庭的正统性上。从理论上讲，“帝都（恺撒格勒或沙皇格勒）”永远在君士坦丁堡，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帝国—第三罗马[14]是拜占庭—第二罗马的“行在”政权，光复“帝都”是她的先在使命。这个使命超出了俄罗斯社会的支持能力，但并不违逆她的灵魂，因为东正教世界的道统同样来自神圣的南方——俄罗斯的神父总是君士坦丁堡教区的下属，俄罗斯的圣人总是阿多斯修道院的门徒，莫斯科的大公总是在临终前获得高级修士的身份。原则上，第三罗马没有外交，因为她是唯一合法的统治者，正教世界必定是她的臣民，异教世界必定是她的敌人。西欧外交的前提是：基督教世界可以同时存在众多合法（虽然不一定平起平坐）的君侯和邦国。在俄罗斯，这个前提已经不复存在（假定它原先曾经有过存在的机会）。
 
彼得大帝带来了面向西方的世俗外交，其结果却绝不是世俗的。他把系道统正统于一身的恺撒（沙皇）降格为西欧各地方性君侯的一员，用西欧绝对（absolutism）君主的富强逻辑取代东正教专制（despotism）皇帝的神圣真理，无疑是从内部和上层毁灭正教。从此，俄罗斯永远是一个灵魂分裂的国家。圣彼得堡宫廷、法语贵族和运用欧洲话语比欧洲人更熟练的知识分子生活在俄罗斯的巴黎，不由自主地把这个无穷无尽的世界当作原料来对待。游方修士、乡村神甫和养生送死不出村社的无形态群众生活在俄罗斯的拜占庭，运用他们的本能而不是逻辑，全心全意憎恶西方、热爱南方。彼得以前，俄罗斯与西方的斗争沿着俄罗斯外部地理边界展开；彼得以后，俄罗斯与西方的斗争沿着俄罗斯内部阶级边界展开。文明冲突内化为阶级战争。
 
这就是“俄罗斯神秘灵魂”的奥秘：两个灵魂争夺一个躯体。这个躯体本来无力承受其中任何一个的负担，但同时承受两者之后，却在分裂和斗争的痉挛中爆发出狂人的蛮力，足以让任何接受理性化程序训练的对手望而生畏。俄罗斯社会为俄罗斯国家燃尽膏脂，但俄罗斯国家从来无法取得与这种牺牲相应的外交成果。她不能确定国本，不知道什么是俄罗斯，当然更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俄罗斯的利益。从叶莉扎维塔女皇坚定的反普鲁士政策到彼得三世狂热的亲普鲁士政策，从保罗固执的武装中立到亚历山大戏剧性的大同盟，断裂、跳跃和不确定性一直是俄罗斯外交的主要特点，至今仍然如此。如果说英格兰外交那种“罗马式”的稳健来自国本坚固的自信心和安全感，那么俄罗斯外交那种“马加比式”的痉挛就来自灵魂分裂的紧迫感和狂热性，因为此刻占据俄罗斯的灵魂要求在刹那间伸张自己的正义，不为恺撒即为虚无。马萨里克慨叹：俄罗斯未能经历酝酿的过程，不能享受缓慢和自然的文化带来的益处。[15]但这种想法对“俄罗斯神秘灵魂”毫无意义，因为下一个俄罗斯很可能是她的敌人。
 
通向印度之路、通向拜占庭之路
“七海”——东印度航线是欧洲大陆的后门，却是英格兰的正门。印度是帝国大业的试金石。1608年，约翰·霍金斯抵达苏拉特。1612年，托马斯·贝蒂赢得了苏拉特海战。1639年，圣乔治堡建立。1690年，威廉堡建立。1757年，克莱武为英国赢得了印度。没有殖民事业，新教国家不可能从欧洲的边缘变成欧洲的主人，英格兰不可能变成英帝国。这个帝国源于一系列应对危机的临时方略，这些方略就像英国的习惯法一样芜杂而不合逻辑。它们的优越性在于：实现间接统治，极少扰动当地的惯例和习俗，能够通过时间和经验的考验而生存。不过，这种做法不是有意设计的政策，而是英国人厌恶抽象思维、信任健全常识的自然结果。英国人之所以会成为好的经验主义者和好的殖民者，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不动脑筋的习惯。否则，他们的殖民地也会像拉丁国家一样，充满统一规划的制定法和官僚制度，除非在每一个村庄安置一名宪兵，不然就无法实施有效统治。
 
只要一切可以模糊应付过去，英国人甚至不愿意设想自己已经拥有一个帝国。他们乐于想象英格兰仍然生活在亨利二世和《克拉林敦条例》的时代，即使内战也不过是拨乱反正：驱逐了外来的、晚近的、非英格兰的绝对君主制实验，返回各等级共治的古老自由。没有人能比英格兰的辉格党人和普通法（习惯法）学家更拘泥于前例和传统，从爱德华·科克爵士的时代起，这两者就通常都是一类人。[16]但拿破仑提醒他们：还有另一条通向印度之路——马耳他以东，是苏伊士；苏伊士以东，就是印度。英国即使不准备直接控制这条路，至少也不能让其他列强从中作梗。从《亚眠和约》破裂，英军永驻马耳他那一天起，英国人由误打误撞的帝国主义者变成了处心积虑的帝国主义者。
 
帝国，就其罗马原义，意味着搏击强梁，卵翼贫弱；临豪桀以厉，待降虏以宽。大英帝国是没落帝国奥斯曼的天然保护者，让垂而不死的土耳其遮蔽地中海之路、遏制欧洲大陆列强的不轨之心，而“七海”之路由英国独享。欧洲大陆需要列强势力均衡，海外需要大英帝国独大。
 
英国有了帝国，却不愿意想到帝国。俄罗斯从来没有得到“帝都”（恺撒格勒或沙皇格勒），却永远不能忘记帝都。君士坦丁堡陷落是俄罗斯帝国的起点，俄罗斯的先在使命就是：保护东正教世界免受土耳其人侵凌，进而解放伊斯兰奴役下的基督教各邦，最后收复帝都、重光正统。俄罗斯的统治者常常忘记他们是俄罗斯人，俄罗斯的人民却从来不会忘记他们是正教徒。其他的征服只是王朝之间的冲突，只有面向南方的战争才能激起全民的热狂。只有土耳其才是俄罗斯的天然敌人。到维也纳会议时，俄罗斯经过六次战争，已经占据了比萨拉比亚和南高加索的桥头堡，在俄土关系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可以预料，只要君士坦丁堡不致牵涉国际纠葛，俄罗斯消灭宿敌、光复帝都乃至拜占庭故土，不过是时间问题。
 
然而，正是从维也纳会议开始，“东方问题”不再是东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生死斗争，而是欧洲国际俱乐部的平衡游戏。
 
诸神的裁决：从维也纳会议到柏林会议
在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多国体系以集体制衡行动维持国际均势最成功的时期就是维也纳会议到柏林会议这段时间。此间列强大体尚能维护大国协调、利益补偿、以国际会议仲裁争端的机制，使欧洲本部各国间战争的数量、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大幅度缩减，这一点与以前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和以后的世界大战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过，欧洲各国间的利益补偿是以牺牲中欧各小民族和非欧洲世界为代价才得以实现的，东方问题就是这一机制的显例。
 
不言而喻，东方问题能够成为一项国际争端，本身就说明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经衰弱到无力保护自身的安全和主权的地步了。肯尼思·沃尔兹那句“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小或太大都会有风险”[17]，正好适用于这种情况。如果土耳其不是权力太小，外国无由插足近东；如果俄国和其他列强不是权力太大，也没有可能为黑海海峡起衅。除俄国外，英国是最关心黑海海峡问题的大国。只要没有威胁英国利益的强权染指东地中海，英国对利凡特地区的兴趣就只限于通商和护侨。一个已经无力扩张但仍足以自卫的土耳其帝国最符合英国的需要，使之可以不付维持正规帝国的成本就能享受非正规帝国的绝大多数利益。反之，英国必须保护通向印度之路不被切断。在伦敦的战略家心目中，东地中海正位于这条路线的咽喉，地缘政治价值急剧上升。这片新升值的冲要跟以前的佛兰德与北海一样，必须归为不容他国染指的禁脔。如果可能，通过扶持奥斯曼帝国来保护；否则，就通过瓜分奥斯曼帝国来保护。
 
至此，英俄两强都已陷入安全困境。英国的安全线以直布罗陀—马耳他（后来才增加苏伊士）东西方向横跨东地中海；而俄国的安全线以敖德萨—达达尼尔南北方向纵越东地中海。倘若俄国能充分信任列强保证黑海海峡自由通航的诚意，南下扩张就根本没有必要。如果英国能充分信任列强保证奥斯曼帝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那么劳师地中海就是庸人自扰的举动。不过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双方的不信任都有其道理。这正是沃尔兹笔下的“在此状态中，各国都无法摸透彼此的意图，为了安全，各国便将自己武装起来，而在这样做时，恶性循环便形成了。各国出于安全考虑将自己武装起来后，更感不安全，需要购买更多的武器，因为保护任何一国安全的手段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而后者又转而武装起来作为对前者的反应”[18]。这一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假定特别适合解释英国的外交政策，它只要能把别的大国撵出去，就乐于理性地自动降低统治成本；但不能充分地解释俄国的外交政策，它有非理性的为扩张而扩张的半宗教式狂热，支付的成本和争取的利益常常不成正比，不遇上坚定的抵制很少会主动收缩。
 
其他列强卷入东方问题都不如英俄两国之深。法国的渗透主要出于维持大国威望的需要和打击英国势力的嫉妒心理，虚荣多于实利，往往在没有现实利益的地方制造出问题以便重申法国的大国身份，拿破仑三世争取利凡特地区基督教徒保护人的外交活动即其显例。这些政策也不尽符合国家作为理性行为者的假定。普奥（及1871年以后的德奥）两国在柏林会议以前对东方问题一直缺乏兴趣，满足于根据本国对英法俄三国的亲疏出售其忠诚。直至柏林会议以后，两国外交政策日益积极，更多地介入土耳其和巴尔干事务，对国际体系由多极转向两极、铺平通向大战之路居功至伟。
 
维也纳会议确定了大国协调的原则，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为这一原则提供了检验的机会。英法俄三国联军的武力仲裁剪除了埃及土耳其舰队，建立了列强联合保护下的希腊王国。但是，1833年，俄国采取单边行动，以《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破坏了国际协调原则。条约规定俄土结成单方面的联盟，也就是说：俄国承担保护土耳其的义务，但土耳其不必承担保护俄国的义务。战时，联盟封闭海峡。[19]这一条约事实上把土耳其变成了俄国的附属国，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变成了俄国领土的自然延伸。尽管俄皇尼古拉一世表示《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对俄国仅仅是一个负担而不是利益，英国并不因此而放心。在帕麦斯顿政府的压力下，在1841年召开的伦敦会议上，英俄同意撤销《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代之以五强签订的《黑海海峡公约》。公约以五强共同担保比利时中立的同一方式，共同担保土耳其领土完整和黑海海峡通航自由。
 
《黑海海峡公约》奠定了19世纪英国的东方政策的基础，帕麦斯顿政府使英国承担了奥斯曼帝国海峡主权保卫者的任务，这一任务有赖于大国俱乐部的成员信守承诺、保持外交政策的延续性。然而，1848年革命打击了旧欧洲的大国协调机制和共同价值观——正统原则，国际会议所作承诺的可信度也随之大打折扣。法国革命政府宣布：“在法兰西共和国公众眼中，1815年诸条约已不复存在。”[20]拉马丁的宣言是一个划时代的行动——第一次有一个强国政府发表正式宣言，宣布国际会议所做安排没有道义上的效力。拉马丁把国际关系放在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尽管他的原意并不是要这样。[21]
 
此后的半个世纪是均势外交江河日下、强权外交崭露头角的时代。1852年，罗素勋爵警告说：“一百多年来，我们与欧洲政治体系联合在一起……国际均势如果受到严重威胁，最后就可能引起战争。”[22]然而，“1857年，已经没有任何强大的政治力量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维护现状的义务”[23]。1864年，迪士雷利在下议院辩论中说，势力均衡理论“是以一种陈旧制度的过时传统为基础的”[24]。这话无隙可击，可惜即将取代正统原则和陈旧制度的民族主义原则的确是“嘲弄条约，践踏历史权利，破坏正常的外交活动，扰乱一切局势……到明天也许要发动不义的战争”[25]。1875年7月，巴尔干的多事之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烽烟再起，俄国以保护保加利亚人免遭土耳其屠杀为词，兵临君士坦丁堡城门，以单边行动强迫土耳其签订《圣斯蒂法诺条约》。东方问题再度进入外交家的视野，验证了保守派人士对民族主义兴起所作的不祥预言。再加上英国国内体制日益向政党政治和大众民主方向倾斜，迪士雷利必须应对帕麦斯顿不必重视的两个因素：俄罗斯外交渐渐受到泛斯拉夫主义驱动；格莱斯顿的自由党鼓吹反对土耳其屠杀的人权外交。因此他的回旋余地远不如帕麦斯顿。
 
1878年柏林会议是大国协调和均势外交的回光返照，英国扮演了制衡者的角色，迫使俄国吐出已经到手的利益。此后直到大战爆发，每一次国际会议都起了恶化危机、加强对抗的作用。表面上看，迪士雷利兵不血刃地实现了他的大部分外交目的：保存土耳其帝国，逼退了俄罗斯，压制了巴尔干小邦的民族主义，拆散了大保加利亚，取得了塞浦路斯的托管权。英国在东地中海的霸权达到历史巅峰。然而这些成就都在流沙中消失了。受挫的俄国放弃幻想，由欧洲的宪兵一变为巴尔干的纵火犯；德奥由诚实的掮客一变为积极的侵略者；保存下来的土耳其帝国转向民族主义，最终变成英国的敌人；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各邦很快掀起新的战争，最终将全欧洲投入战火。
 
英格兰回到欧洲
不列颠和撒克逊的欧洲性质是颇为可疑的，是诺曼征服缔造了欧洲的英格兰，把这个岛国纳入了西欧封建体系。亚历山大二世教皇、亨利四世皇帝和法兰西各君侯之所以单方面支持威廉公爵的冒险事业，原因就在于此。[26]英格兰的欧洲性格在金雀花王朝和兰开斯特王朝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拉芒什海峡的边界作用尚且不如埃布罗河、罗纳河和马恩河。百年战争结束后，海峡再一次发挥边界作用，英格兰与欧洲之间的纽带不断受到侵蚀，宗教改革和内战后终于断裂。英格兰国运昌隆的二百年间，英国人口中的“欧洲”从加莱开始，“欧洲”的对应物不是美洲而是英国。1914年，英国无可奈何地返回欧洲，只是为了见证和参与欧洲的毁灭。
 
英国的外交黄金时代以英国—欧洲对立为前提，海外是一片模糊不清的背景。英格兰的使命就是保持欧洲的自由或欧洲的分裂，从而保持英国的安全和孤立——这二者都是英格兰古老自由的必要条件。大陆国家的哲人也许能够从理论上论证，但从来不可能从经验上体会：没有常备军和强大的职业官僚机器，对英格兰古老自由多么重要。这些国家甚至不假思索地认为：常备军和职业官僚就是国家本身，它们的对立面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主义。正因为如此，即使这些大陆国家自称共和国，英国仍然本能地认为：它们不是自由的国家，而且根本不懂得自由的涵义，把自由的刚健美德理解成“痛恨主人”或诸如此类充满卑贱气息的仆役感情。
 
保持欧洲的自由，就意味着保持欧洲各邦的实力均衡，定期举行低烈度战争，在关键时刻把英国的资源投入弱势一方。1914年德国入侵比利时，格雷勋爵遵循的正是英国外交最优秀的传统。爱好和平和贸易的自由党内阁几经犹豫和分裂才决心投入战争，在野的保守党表现出比政府更大的战争意志。[27]
 
然而，英国虽然力图保留自己的传统，但欧洲已经不再是昔日的欧洲。经过普法战争以后四十年的酝酿和恶性竞争，总体战争的恶魔已经溢出胆瓶。从老辉格党最好的传统看，这种全民动员体制体现了绝对主义和社会主义最可憎的特征，但它具有一个可悲的优势：它有效，有效到英国不再能因为海洋而感到安全的地步。不想被恶魔吞噬，你就必须自己变成恶魔。从远征军开往伊普尔那一天开始，英国背弃辉格式贵族自由主义、转向大众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铺平。
 
大战中的军事计划当局，而不是卡尔·马克思或社会民主党，为子孙创造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型。军事-工业共同体升格为国家的心脏，但各国仍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德军将领即能指派企业家又能操纵皇室与政府，鲁登道夫统制经济在学术意义上的完美和彻底，后人从未超越。唯其如此，在充分动员一切可用资源后，最后一击仍然不能攻抵海峡，接下来就不再有可供计划的人力物力残余存在了，总崩溃与总体战同样彻底。小农的法兰西又一次把独裁权交给了雅各宾式政府，国会休会，实质上冻结宪政，在从未工业化的内地推行行政指导军工建设。英国国会从不放弃最高权力，但仅仅在军备竞赛期间，皇家海军就由1884年破天荒的一千万英镑预算迅速膨胀为1904年的三千五百万英镑，冲向1914年的四千八百万英镑，此间物价基本平稳。1913年，英国本土劳动力的六分之一依靠海军承包为生。当年罗马军团主宰三大洲时，为军团服务的人口从未超出帝国劳动力的二十分之一，已经足以构成操纵国运的核心利益集团了。大战将整个国家变成前线部队的后勤团体，贵族自由主义在阿斯奎斯身上败给了平民民主主义者劳合·乔治。
 
全民战争加快了通向普选制的步伐。1922年以后，有产者纳税人将永远成为选民团中的少数派。由有产阶级纳税人选出的小众国会基于自身利益，天然恐惧国家预算膨胀及税负增加，是自由主义最好的盟友。普选型大众民主实现了托克维尔的警告：多数穷人将从国家订货增长拉动的经济繁荣、就业增加中获益，而为赋税增加而买单的少数富人螳臂无力当车。通过这扇门户，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诡异地形成合力，自由党就这样掘好了自己的坟墓。大众从来没有罗马式的敏锐和坚韧以维持精微复杂的外交艺术，由大众指导的外交政策只能趋向简化：在和平与战争、民主与独裁、文明与非文明、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划出黑白分明的界限，然后毫无策略地投入自己选择的一方。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人最引为自豪的外交传统灰飞烟灭，将大英帝国和一切仍然迷信英国的国家投入劫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外交只剩下明暗两层：在明处，英国乏味地支持正确的——也就是西方所在的——一方；在暗处，英国只想放下积极外交的负担和风险，把尽可能多的资源用于国内福利。这是大众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固有的外交政策，是其国本的自然延伸。面包与竞技——福利国家是历史步入终结前最后一站，在此之后不再有罗马，不再有英格兰，不再有任何民族，只有一盘散沙的末人，只有一种宗教——当前的幸福。
 
俄罗斯告别欧洲
俄罗斯天然是一个与全欧洲、而不是与欧洲任何邦国平行的世界。彼得大帝以后，俄罗斯精英持之以恒地说服自己相信：俄罗斯只是欧洲的一部分，只是欧洲大国俱乐部的一员，与英国或法国平行。为了使这种假定尽可能逼真，他们甘愿超越——甚至违背——俄罗斯自身的利益、消耗俄罗斯的国力去干预不可能为她带来回报的欧洲事务，亚历山大一世的西欧外交就是典型的例证。在1812年维也纳会议与1914年世界大战之间，俄罗斯濒临实现目的。大战的负荷压垮了脆弱的俄罗斯社会，正教专制（despotism）皇帝和欧洲绝对（absolutism）君主的冠冕因此同归于尽。支离破碎的俄罗斯社会在布尔什维克的紧身衣下，再度背对欧洲，营造一个平行的世界。
 
俄罗斯总是正确的。这个正确性体现于神秘真理的意义：神义论和神正论，而不是红衣主教黎塞留或俾斯麦亲王那种国家利益意义上的正确。戈尔查科夫可以自诩与梯也尔和俾斯麦相匹敌，因为他的主子是彼得（欧洲人和敌基督）的继承人；李维诺夫和莫洛托夫却没有任何交涉对手，因为他们不是外交官，而是口衔天宪的神谕传达人，对方可以接受或不接受，但不要妄想破坏神谕的完整性或是对其讨价还价。苏维埃俄罗斯的外交（如果这种行为模式还能称之为“外交”的话）可以概括为一系列冗长的自说自话纪录，而后继之以残暴的镇压（如果对方是弱者）或坚定的对抗（如果对方是强者）。这些被欧洲同行视为外交官的人，其实是“内交官”。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国家利益（从法理和教义上讲，苏联也并不自认为国家），而是为了论证神义，以便通过莫斯科祭司团体的严酷考验。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苏维埃外交似乎是为了最大限度提高统治成本而设计的荒谬举措。但不要忘记苏维埃俄罗斯不是为了自身而存在的（对比一下黎塞留的原则：国家没有不灭的灵魂，因此除了现世利益以外无所追求），她甚至不是国家（根据斯宾格勒的定义，就是有形态的权力），而是反权力（无形态的权力），只是出于权宜之计伪装成国家，以便完成其毁灭一切国家的先在使命。在英国国教徒-经验主义者或清教徒-个人主义者眼中，这种看不见的使命纯属走火入魔，而且具有权能哲学的偶像崇拜性质。但在俄罗斯正教徒的前理解中，帝都的遗嘱就是俄罗斯的存在理由。他们毫不怀疑布尔什维克是敌基督的走卒，但理解布尔什维克的逻辑却毫不困难。自然，根据任何欧洲标准，这两种敌对而同构的逻辑都属于精神分裂的范畴。
 
苏维埃帝国的基础不是马克思偏爱的城市自治公社，而是逆向（对内）超经济剥夺[28]。然后，超经济剥夺支持的国家机器向外圈扩张，如是周而复始。帝国核心大俄罗斯承受最大牺牲，统治各加盟共和国，而后是各卫星国，而后是各友好国家，而后是广大的斗争地区。不可避免，核心的膏血总有耗尽之日，该发生的事情早晚会发生。唯一的意外是：卸妆后的俄罗斯没有（像她的精英设想的那样）回归欧洲，而是（更加自然地）回归拜占庭——不是查士丁尼的拜占庭，而是小安德洛尼库斯的第二个拜占庭：刚刚逃出拉丁帝国的魔掌，被欧洲遗弃、被异教徒包围。“亚历山大抱怨他的父亲没有留下可供他征服的地方；哎呀！老天！我的爷爷没有留下可供我丧失的疆域。”[29]
 
俄罗斯丧失的并不仅仅是疆域。她在布尔什维克引以为自豪的历史加速剂驱动下，在七十年间走完了欧洲各民族需要走几百年的生命历程，由一个比欧洲年轻的半野蛮民族变成一个比欧洲衰老的半瘫痪民族。末人文明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她自杀式的生育率，精确地标志衰老的不同程度，反映“生之意义”的丧失和“当前幸福”的瘟疫。成熟期文明嘲笑初民的多产，内心却怀有极大的恐惧。被奥古斯都法律强制生育的罗马公民面对日耳曼蛮族，受福利国家津贴诱惑而勉强生育的欧洲人面对中东非洲移民，都有这样的表现。但处境最为悲惨的，莫过于俄罗斯。她曾经野蛮而年轻，羡慕文明却不知道珍惜青春。现在，她还没有像欧洲一样文明，却已经比欧洲更衰老。
 
于是，俄罗斯的外交只剩下仪式性的怀旧和表演。她需要一场安全的格鲁吉亚战争，好让国内的观众幻想彼得或斯托雷平的时代。她需要戴高乐式的姿态，戴高乐主义者在西方世界的安全大后方向东方示好、在美国的保护下反美。新俄罗斯就是这样表演“大国独立外交”的。她跋鼓齐鸣的反西方鼓噪掩盖不了对南方的恐惧：在不太远的未来，俄罗斯的老人就会依靠中亚和高加索的劳动力供养，正教徒的大教堂就会依靠异教徒的士兵保卫。
 
诸神的裁决
壮健的英国大兵辞别印度之路，旁遮普的移民塞满伦敦小巷。不到一百年前，英国人还在嘲笑法国人面对官吏的奴性，现在却自嘲为欧洲最善于填表和排队的人民。普列文的金鼓付诸东流，俄罗斯人再也看不到帝都的城门，高加索的刀客却使莫斯科本地黑帮望而生畏。不到一百年前，最后一位恺撒（沙皇）还忙于跟希腊人的国王争取先入帝都的特权。然而，最重要的是：“印度”或“帝都”已经丧失了神秘性，褪色为普普通通的地理名称，儿童的眼睛不再为它们闪闪发光。
 
诸神微笑，又一轮竞技行将结束。
 
末人是幸福的。至少，在祖辈争取迈入历史的斗争结束后，后辈化作历史的原料和劫灰之前，他们将一直享受历史终结的幸福。在中国的政治术语中，这段时间称为“盛世”。乱世之民——轮回中的碎屑、末人之后的历史原料、斯宾格勒笔下的费拉民族——只会羡慕“历史终结”和“史后之人”，恐惧残酷的“历史”和“历史之人”，却不能理解其间的一饮一啄，以为一切都是人事和政策的优劣所致。因为理解“历史”的能力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不可能在“史后之人”当中长期维持。
 
“历史之人”却能够预先理解尚未诞生的“史后之人”，犹如人类理解群蚁，轻蔑掺杂羨慕。“史后之人”生于游戏规则既定之世，除个人时运穷通外，不知有他，腹未必实而心常虚，颇有混沌之福，毕生不解自由、抉择、责任的无限痛苦、无限孤独。他们的命运已由“历史之人”预断。
 
诸神微笑，人的火焰凌虚绝顶、刹那嘶灭。“意义”是宇宙的游戏，终将回到宇宙或“无意义”的劫火中。
 
[1] 库斯科（Cuzco），秘鲁古城，原为印加帝国首都，建有一座大教堂。
[2] 孟菲斯（Memphis），埃及古城，位于今开罗西南约30公里处，开罗全城遍布清真寺，号称“千塔之城”。
[3]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Inc. , 2004, pp.303-304.
[4] 见《英国国教会信纲》。1552年由国教会首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起草制订《四十二条信纲》。10年后，国教公会议将其修订为三十九条，最后于1571年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主持定稿，经公会议和国会通过，定为英格兰国教会信纲，编入《公祷书》，沿用至今。
[5] R.B.沃纳姆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卷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40页。
[6] R.B.沃纳姆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卷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41页。
[7]这场战役是由查理一世企图在苏格兰恢复主教制引起的，查理一世为筹军费与国会起衅，内战爆发。参见屈勒味林《英国史》中册第四卷《国会的自由及海外膨胀 斯图亚特时期》第二章《苏格兰的叛乱 长国会》，钱端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512-523页。
[8] 这场战役是由查理二世企图在苏格兰恢复主教制引起的，苏格兰长老派刺杀了查理派来的圣安德鲁斯大主教，进据格拉斯哥，在博斯威尔桥被王军击败。参见David Hume，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Liberty Fund，Inc. ，2004，pp1926-1974。
[9] 这场战役是由詹姆斯二世企图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引起的，参见David Hume，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Liberty Fund，Inc.，2004，pp2000-2029。
[10] Edited by Anthony Fletcher and Peter Robert,Religon,culture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Brita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82-183.
[11] Edited by Anthony Fletcher and Peter Robert,Religon,culture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Brita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185.
[12]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Liberty Fund,Inc. ,2004,pp1669-1712.
[13] 殖民时代的“七海”是指东印度航线所经过的七片海域：班达海、西里伯斯海、弗洛勒斯海、爪哇海、中国南海、苏禄海、帝汶海。
[14] 参见汤因比（A.J. Toynbee）《文明经受着考验》，沈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5-146页。
[15]参见张树华、刘显忠《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264页。
 
[16] “爱德华·科克爵士和许多国会反对党都是好古成癖的法律家。……长期国会让西蒙德·戴维斯爵士负责研究伦敦塔档案，以便为国会的所作所为提供传统依据。他什么也没研究处理，但这并没有阻止国会做自己想要做的事。”见Christopher Hill，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1603-1714 ，Thomas and Sons Ltd ，1961，p65。
[17]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序言第2页。
[18]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5页。
[19] J.P.T.伯里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卷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第344页。
[20] 拉马丁的“致各国宣言”参见：
 
Lamartine，Trois Mois au pouvoir，Paris，1848，p.68；
 
Lamartine，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de 1848，vol.II，Paris，1849，pp.28-35页。
 
[21] 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 1848-1918年》， 沈苏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5页。
[22] J.P.T.伯里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卷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第364页。
[23] J.P.T.伯里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卷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第365页。
[24] J.P.T.伯里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卷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第368页。
[25] J.P.T.伯里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卷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335页。
[26] David Hume,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Liberty Fund,Inc.,2004 pp,116-118.
[27] 尼尔·弗格森：《未曾发生的历史》，丁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6-191页。
[28]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纪涛、蔡恺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6-48页。
[29]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6卷，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192页。

诗与真：历史主义的经验与经验主义的历史
理性与经验之间：经验主义的历史
希腊哲学（或者不如说哲学）肇造于认识论。以人为万物的尺度，实质上等同于以理性为万物的尺度。形而上学通常自认为、而且被认为是以客观知识为对象的科学。“爱智”是哲学的同义词。在基督教世界的经学家笔下，理性是上帝赋予人类、而且仅仅赋予人类的恩典。亚当给万物命名，再次证明理性是万物的尺度。十七世纪以前，“理性”和“绝对理性”一直是同一个概念。这样的代价是：“爱智”在实然与应然、事实与价值之间留下了无法弥合的鸿沟，相应体现为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永恒二元对立。从这个角度讲，基督教神学是希腊哲学的内在归宿。
 
休谟（在较小的程度上，以及贝克莱）开辟了一条哲学上的新路，彻底摧毁了独断的认识论。从此，“有限理性”推倒了“绝对理性”的偶像崇拜。经验的权威（通常体现为习惯和传统）取而代之。“原因和结果的发现，不是通过理性而是通过经验”[1]，我们自以为依赖理性发现的因果关系，其实只是习惯而已。“习惯到了最深的程度，不仅掩盖了我们先天的无知，甚至掩盖了习惯本身。”[2]即使太阳一千次从东方升起，也无法保证下一次它不会从西方升起。“我们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从先验的推理获得的，而是完全产生于经验，即产生于当我们看到一切特殊的对象恒常地彼此连接在一起的那种经验”[3]，因此，有限理性是传统的一部分，不可能完全和它的母体分离。以人的理性为衡量万物的尺度，无非是人类僭妄和自大的一种常见形式。
 
休谟将理性由武断狂妄的君主降低为安分守己的顾问，然后将经验由卑微的女管家提升为尊严的大法官，“我们不能超越经验，这一点仍然是确定的；凡自命为发现人性终极的原始性质的任何假设，一下子就应该被认为狂妄和虚幻，予以摈弃”[4]。人类其实并不真正了解事物之间的关系，只是具有“对于事物间关系的一种意见和信念，但正是这些意见和信念建立起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成为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最终转化为利益与正义问题”[5]。道德原则和政治统治概莫能外，无不以公共意见为基础。[6]历史本来就是经验知识和或然性的最大宝库。[7]在理性和因果关系可以信赖的前提下，人类还可以通过笛卡尔式演绎、无需历史经验而推理出正确的答案。但是，既然理性和因果关系都不足恃，历史经验就是人类智慧的唯一宝库。历史经验所不能支持的一切理论就与想象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正义规则同样是经验（地方性习俗）[8]的产物；“虽然是人为的，但并不是任意的”[9]。 它“通过缓慢的过程，通过一再经验到破坏这个规则而产生的不便，才获得效力”[10]。因此，凯姆普·史密斯认为道德哲学是休谟所有著述的中枢，他的认识论只构成其道德理论一个必不可少的引论，而他的政治和历史研究只是把道德理论应用到人类生活中的专门领域。[11]而列文斯通更是认为：“休谟的历史思想可以被视为是休谟哲学思想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且可以被看作其哲学概念所提出来的需要的最终实现和完成。”[12]从这个意义上看，休谟的全部著作是一个整体，《人性论》就是《英格兰史》的序篇，《英格兰史》就是《人性论》的注释。
 
契约论政治哲学不需要历史，它可以从先验的原始状态推出普世的社会契约。演化论政治哲学必须建立于具体和特殊的历史路径之上，即使人类确实有共同的起点，不同的历史路径也会产生出不同的习惯和风俗，不同的习惯和风俗又会演化出不同的政治德性和正义规则。理性主义者洛克的政治哲学可以结穴于《政府论》，经验主义者休谟的政治哲学必须衍生为《英格兰史》，内在逻辑就在于此。
 
休谟将他的史学取向概括为：“我们必须制定一个简要的提纲，呈现几个世纪以来自由与压迫、秩序与混乱、稳定与革命的壮阔图景，其他时代或世界其他部分罕有其匹。”[13]这是一种以政治哲学为导向、以古典著作为文学模范而又兼具近世批判观念的全史学，在碎片化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兴起后已成绝响。
 
理性与感受之间：浪漫主义的历史
经验主义贬低理性、推重习惯，从而为保守主义打开了道路；怀疑推理、信任感受，从而为浪漫主义打开了道路。埃德蒙·柏克体现前者；赫尔德体现后者。赫尔德播下了浪漫主义的种子，在学术上衍生为历史主义，在政治上衍生为民族主义。
 
1772年，赫尔德发表了《论语言的起源》，以进化来解释语言的产生，把方言视为原始感觉语言-始祖语言这棵树茎分化式演进产生的枝桠（亚种）。[14]他论证语言-文化-共同体自发演化的方法，恰好就是休谟《英格兰史》论证英国宪制起源、达尔文《物种起源》论证生物进化的同一种方法。1773年，他发表了《莎士比亚》。就当时语境而言，这意味着另立宗师，以民族的、粗俗的、浪漫的莎士比亚取代普世的、高雅的、古典的拉辛。1774—1778年，他又出版了《民歌集》，为诸方言正名，开席卷19世纪的民俗浪漫主义的先河。这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欧洲向文化大一统主义的欧洲挑战，重历史的浪漫主义世纪向重哲学的启蒙主义世纪送别。1778年，他在《诗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中第一个提出：文人学士个人化的诗歌创作只是供少数同好玩赏的装饰品，而下层百姓口耳相传的歌谣却是民族有机共同体的文化宝库。[15]除了“因为每一个民族就是民族；他有他的民族文化，例如他的语言”[16]外，他从未对“民族”和“有机共同体”两个词下过清楚的定义，不过这并没有妨碍“民族”和“有机共同体”迅速成为文学的和政治的浪漫主义关键词，传遍了19世纪的欧洲和20世纪的世界。
 
雅各布·格林在历史主义和民族主义两方面都继承了赫尔德的衣钵。一点也不偶然，他既是《德语语法》《德语词典》的编撰者、《格林童话》的收集者和改编者，又是哥廷根历史法学派的先驱者[17]、德国民族自由主义（1849年哥达议员团）的力行者[18]。他毕生行迹就是以发掘民俗文化为重构民族神话打基础，而民族神话的建构和普及（这一点有赖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分析框架中的造就民族语言的“印刷资本主义”[19]）距费希特在《告德意志国民书》（1806）中预见到的民族国家只有半步之遥。于是，文学的想象催化政治的想象[20]，小传统养育大传统、文化史规范政治史的路径就此畅通无阻。这一模式首先出现在德国，随后就要在中欧各地、乃至全世界上演。
 
在德国，由于拿破仑扮演了启蒙主义与自由主义保护神的角色，日耳曼的大众-民族文化（文化小传统）、浪漫主义-反理性主义（文化大传统）、1813年民族解放战争-德国统一（政治）之间的关系格外密切，呈波浪式推进。
 
第一波：赫尔德和格林是小传统的保护者和复兴者。他们逆转了17世纪以来精英文化疏离大众文化的大趋势，为日渐没落的方言和民俗洗去污名，重新评价。[21]但他们的工作仍有启蒙主义的明显特征，以学术性的搜集、整理、研究为重。在哲学上，他们是前康德的理性主义者；在政治上，他们是前法国大革命的世界主义者。一言以蔽之，他们是启蒙主义世纪的遗老，用一只手推开了浪漫主义世纪的大门，两条腿仍然留在自己的房间里。
 
第二波：阿尔尼姆、布伦塔诺和施莱格尔兄弟，费希特和谢林是大传统的革新者，他们不再有资格以自然科学家自居。在文学上，他们是浪漫主义者，[22]在哲学上，他们是先验论者和神秘主义者，在政治上，他们是（没有德意志国家的）德意志人，腓特烈·威廉国王《告国民书》[23]和民族解放战争的积极响应者。[24]在他们手中，历史变成了民俗（国粹）的哲学化精炼、唤醒日耳曼民族的宣传工具、反对理性人和契约论的壁垒。
 
最后一波：萨维尼、李斯特和特赖奇克是大德意志“官方民族主义”[25]志得意满的歌手，却又像歌德笔下的魔法师学徒[26]一样，极不愉快地发现自己招来的精灵已经不利于自己。以下的图解虽然简单粗暴，对他们却远不是不公正的：德国历史主义者和克拉伦敦、休谟、柏克一样欣赏偏见、传统和特殊性，但后者反对的普世价值恰好就是前者保守的特殊价值。英国托利史家依靠经验和健全常识反对普遍理性；德国历史学派依靠先验和抽象共同体反对普遍理性。早在赫尔德提出“以精神阅读历史、诗意的逻辑、植物隐藏在种子中”的时候，先验的反理性主义和经验的反理性主义就已经分道扬镳。赫尔德虽然推崇休谟，十九世纪的英国保守党人却不会赞赏德国民族主义者的瓦格纳式催眠术。
 
理性与经验：两种启蒙
在休谟、伏尔泰和吉本的时代，有限理性和绝对理性的分歧还停留在思辨的层面。在更粗糙、更混浊、更吸引眼球的现实层面，信赖理性的契约论者和信赖传统和习惯的经验论者习惯于相互声援、泛泛支持笼统的“理性与进步”，不去追究“哪种理性？”、“如何进步”。直到法国大革命不允许他们继续含混下去，经验主义通过习俗走向保守自由主义、理性主义通过契约走向民主自由主义。
 
理性主义的政治哲学首先设定类似几何公理（不证而自明）的原始状态，再运用演绎法推出社会契约。霍布斯的原始状态意味着绝对的匮乏和危险，社会契约建立在直接而迫切的安全需求之上。洛克的原始状态比较丰裕而和睦，社会契约的目的是保持财产和防御外敌———二者都是深谋远虑的预防措施而不是迫在眉睫的危险应变。[27]理性人和契约论互为表里，情感在政治共同体中毫无地位。
 
经验主义的政治哲学恰好以情感为基础。“正义的起源说明了财产的起源，同一人为措施产生了这两者。我们的最初的、最自然的道德感既然建立在我们情感的本性上，并且使我们先照顾到自己和亲友，然后顾到生人；因此，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有固定的权利或财产权那样一回事，因为人类种种对立的感情使他们趋向种种相反的方向，而且不受任何协议或合同（契约）的约束”[28]。于是，自然状态和原始契约都成了多余的假设。
 
休谟的逻辑起点是：意动和行动是道德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能跨越认识和行动之间的界限。道德判断也是道德感情的产物，理性只知真伪、不知有恶，不能跨越认识和价值之间的界限。因此，“道德上的善恶区别并不是理性的产物，理性是完全消极的，永不能像良心和道德感一样，成为一个积极原则的源泉”[29]。如果人类能够不受想象和感情的影响，随时愿意为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政府本来没有存在的必要。通过社会契约而建构共同体，只是又一个哲学上的虚构。现实的社会共同体只能通过历史习惯、风俗和长期无意识的文化演进逐渐形成。[30]
 
经验的重要性在于：它业已涵盖了人类的无知和非理性，通过了长期历史淘汰机制，证明了自己的生存能力。[31]休谟不认为传统或宗教本身具备正面价值或体现超验真理（这是德国浪漫派的观念），[32]而是认为它们在特殊环境下的历史效用对人类的缺陷或弱点有补偿作用或能与之相互适应。[33]
 
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两种反启蒙
理性和启蒙构成现代性的基石；原子论个人主义、理性人和契约论犹如现代性城堡上的招展的军旗，吸引了各方面攻城部队的最大火力。然而各种反启蒙思想之间的分歧，往往比它们自身跟启蒙思想的分歧更大、更难调和。盎格鲁托利史学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共同之处在于重视具体和特殊、反对普遍和齐一；但他们的共同点也就到此为止。他们反对的普遍和齐一同出一源；重视的具体和特殊却南辕北辙。
 
盎格鲁保守主义的根基在经验主义；一旦走出英语世界，这种保守主义就会自动形成其他文化-政治体系中的激进自由主义（如果不是帝国主义和文化种族主义的话）、无情地腐蚀非盎格鲁的历史传统。从经验主义的立场看，理性和启蒙的根本问题是：它们高估人类极其有限的认知能力。启蒙史学家的普遍错误是：过于草率的概括化和建立因果关系的倾向。[34]只有经验保存的尝试-错误-修正经历才是最可靠的。盎格鲁保守主义的经典论断是：英格兰宪法和英格兰宪法演化史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命名，没有普世价值，只有英格兰的古老自由；原因都在于此。
 
然而，有一种东西比普遍理性的概括更缺乏尝试-错误-修正的经验主义筛选，那就是先验、神秘、超个人的民族共同体理念。赫尔德把民族生命与个体生命相提并论，[35]已经从经验的泥土飞向先验的虚空，使绝对理性的空中楼阁相形之下显得非常现实；他的继承者更进一步，直接用先验共同体取代了具体的人，把历史变成了历史哲学。感性对理性的胜利，在休谟和柏克那里，意味着丰满的具体经验优于贫乏的普遍理性；[36]在特赖奇克和李斯特那里，意味着神秘的抽象建构优于世俗的普遍理性。[37]赫尔德把民族历史的展开称为“植物隐藏在种子中”，意味着历史业已神秘预定；[38]休谟和梅特兰把英国宪制视为盲目摸索、淘汰的达尔文式进程。两者都反对法国启蒙者的机械进步论；然而思想流派与政治派系不同，敌人的敌人不是朋友，而是更为异己的敌人。
 
余论：他山之石与郢书燕悦
越过自己的语言之家，试图理解异质的思想脉络，一向是谬误的重要源泉。然而思想史却是这样一个特殊领域：误读常常比忠实的引用更有启发性。包括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内的许多思想潮流，追本溯源不外乎郢书燕悦。梅尼克对休谟史学的解读，主要证明了经验主义不大可能通过观念来理解，德国历史学派的宗师对“有限理性”极其陌生。读者通过他的论述，可以更多地理解德国历史主义，而不是英国托利史学。
 
“作为一个英国人，休谟始终是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他随时准备缓和他的观点甚至理念带来的任何后果，倘若它们看起来有危险的话，随时准备使这些后果适应于他所理解的生活。”[39]
 
这只能说是德国人眼中的英国和经验主义。如果休谟或任何人确实同时是经验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那就只能说明他既不是经验主义者，也不是功利主义者。如果功利主义的所指在边沁及其哲学同道，那么功利主义者只能是“绝对理性”的思想苗裔、英国的法国人。（边沁是英国的法国人，正如托克维尔和泰纳是法国的英国人。）功利主义者相信立法者的理性有衡量公共利益的能力，不下于列宁主义者相信国家计委的理性有判断经济形势的能力，他们推动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只有在“绝对理性”的前提下才能理解。休谟赞同功利主义的可能性，与亚当·斯密赞同计划经济的可能性不相上下。
 
无疑，从现象上讲，经验主义者确实会“随时准备缓和他的观点甚至理念带来的任何后果，倘若它们看起来有危险的话，随时准备使这些后果适应于他所理解的生活”；但不是因为他自以为能够预见“他的观点甚至理念带来的任何后果”，而是因为他更信任历史经验证实的成例，不太信任未经检验的观念。具体到现实政治层面，经验主义者很容易归于保守；功利主义者很容易归于激进。休谟和边沁两人的生平正是如此，这是有限理性和绝对理性内在理路的自然归宿。
 
德国人把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视为思想系谱上的近亲，只能从德国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历史主义的思想背景来理解。在黑暗中，所有的飞鸟仿佛同样漆黑。在神秘主义、先验主义的浸淫下，任何理性主义（无论有限理性还是绝对理性）都显得同样“市侩”。确实，“市侩”这个词是马克思和斯宾格勒、德国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对“西方”（即英国和法国、两种理性和两种启蒙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大杂烩）的共同印象。
 
德国先验主义与异质思想接触，自有其特殊敏感性。梅尼克理解休谟的宗教观，比休谟自己和苏格兰历史学派的徒子徒孙更为准确。他看到：休谟假定了一种纯粹理性的自然神论，以此为标准，称其他所有宗教为迷信和狂热。这种价值偏见使休谟回避了更深刻的问题：迷信和狂热是否包含一些对每一种宗教而言都是本质性的东西。[40]显然，德国先验论的思想系谱跟英国经验主义者感到非常隔膜的“迷信和狂热”更有亲和力。如果没有十九世纪先验论的长期思辨训练，德国历史主义能否存在，大可存疑。
 
借用歌德和洛克尔的术语，“诗”与“真”是人类宿命的两极。先验历史与经验历史是宿命的两个分身。从先验历史的角度看，经验历史只能是缺乏有机性和整体性、不能令人满意的注释汇集。[41]然而，从经验历史的角度看，先验的民族共同体及其有机性和整体性真的存在吗？休谟关于因果性和共时性的经典论证不是早就可以将它们扫进奥卡姆的炼狱吗？
 
通过理性的社会契约而建构共同体，只是哲学上的虚构。通过先验的民族宿命而预断共同体，只是另一种哲学上的虚构。现实的社会共同体只能通过历史习惯、风俗和长期无意识的文化演进逐渐形成。[42]理性不及，不等于先验能及。法国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的差异位于绝对理性与有限理性之间；德国先验论与英国经验论的差异却位于诗与真之间。无论兰克如何强调客观，他的嫡系先祖始终是新浪漫派的近亲。无论柏克如何强调偏见的智慧，他的嫡系先祖始终是老启蒙者的一支。
 
寻找启示，但不必妄想公正。对凡夫俗子而言，这已经足够了。
 
[1] 休谟：《人类理智研究》，吕大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1页。
[2] 休谟：《人类理智研究》，吕大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2页。
[3]休谟：《人类理智研究》，吕大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1页。
[4] 休谟：《人性论》上卷，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页。
[5] 高全喜：《休谟的政治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2页。
[6] David Hume: Political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6-19.
[7] David Hume: Political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xi-xxx.
[8] Anthony Quinton: The Politics of Imperfect, London and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78.
[9] 休谟：《人性论》下卷，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24页。亦载高全喜《休谟的政治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1页。
[10] 休谟：《人性论》下卷，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31页。
[11] Kemp Smith: Philosophy of David Hume, London: Macmillan & Co. 1941, esp. Part 1, ch. 1.
[12] Donald W. Livingston: Hume's Philosophy of Common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2.
[13]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 Inc., 1983, p.329.
[14] 在生物学当中，这种现象称为分化式演进。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4-6页。
[15] 参见R.T.Clark: Herder 's Life and Thought, chapter 5,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5。
[16]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6页。
[17]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第四章《艾希霍恩、萨维尼和雅各布·格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29-158页。
[18] 马丁·基钦：《剑桥插图德国史》，赵辉、徐芳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180页。
[19]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第三章《民族意识的起源》，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47页。
[20] 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 Language and Power: Exploring Political Cultures in Indonesia,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9-14.
[21]彼得·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杨豫、王海良等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7-347页。
[22] 阿尔尼姆、布伦塔诺出版了《男童的奇异号角》，施莱格尔兄弟翻译了莎剧。参见海涅《论浪漫派》，张玉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第6-7页；彼得·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杨豫、王海良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
[23]彼得·李伯赓：《欧洲文化史》（下册），赵复三译，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第185-186页。
[24] 1806年，费希特《告德意志国民书》。1810年，费希特的学生弗里森组织“剑术馆协会”。1813年，阿尔尼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任普鲁士后备军上尉，费希特发表《国家学说》。这段时间的人物和历史参见孙辉柄、邓寅达编著《德国史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第50-51页；哈勒尔：《德国史纲》，魏以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5年，第306-336页以及前述诸人著作和传记。
[2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第六章《官方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1-104页。
[26] 歌德的《魔法师学徒》，1797年作。
[27] 洛克：《政府论》下卷，叶启芳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9页。
[28] 休谟：《人性论》下卷，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32页。
[29] 休谟：《人性论》下卷，关文运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98-499页。
[30] David Hume: Of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David Hume Political Essay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6-19.
[31] Hobsbawm: Scottish Reformer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Capitalist Agriculture in his Peasants i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p. 5.
[32] Kemp Smith: Philosophy of David Hume, London: Macmillan & Co. 1941, esp. Part 1, ch. 1.
[33] Leslie Stephe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P. Smith, 1949, Vol. 2, p. 185.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 Inc., 1983, p. 21.
[34] 弗雷德里克·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75页。
[35] 弗雷德里克·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337页。
[36] 弗雷德里克·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37] 李工真：《德意志‘历史学派’传统与纳粹主义》，载《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第8-20页。
[38] 弗雷德里克·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339页。
[39] 弗雷德里克·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73页。
[40] 弗雷德里克·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80页。
[41] 弗雷德里克·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200-202页。
[42] David Hume: Of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David Hume Political Essay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6-19.

在民族与民主之间：英国混合宪制的没落与军事-工业共同体的成长
英格兰混合宪制以习惯法为根本，数百年来一直是英国人自豪感的源泉。早在玫瑰战争时代，福蒂斯丘爵士就说过：“在英格兰王国，不经三个等级的同意，王不制定法律，也不向他们的臣民强征捐税。”[1]他断言：英格兰宪制之所以优于（以罗马法为根本的）大陆绝对统治，原因就在这里。[2]无疑，这是理查二世时代宪法斗争的余音。随后，兰开斯特王朝开创了第一个国会黄金时代。在十七世纪内战前后的宪法斗争中，爱德华·科克爵士又一次重申古老混合宪制的优越性。[3]随后，光荣革命开创了第二个国会黄金时代。在立宪君主制政治习惯（The Convention of Constitution）的鼎盛时期，大卫·休谟将英格兰宪制与罗马宪制相提并论；因为二者都是各等级共治的混合政体，而且都以习俗成例的自然生长、而非人为立法为基础。[4]
 
直到十八世纪末，维护混合宪制、普通法（习惯法）、国民自由与特权（Liberties and Privileges）几乎就是一回事。这些宪法理论都以封建欧洲既存的政治资源为默示前提，然而这种资源既非普世存在，也非永存不灭：
 
“天赋高贵和生而自由的古人总是将一人统治视为暴政和僭政的一种形式，难以理解合法循例的君主制概念，因此他们对嫡系君统与长子合法继承权完全无知。而二者对于保持王位继承顺序，避免内乱和篡夺的邪恶，保证在位君主的安全感、从而产生温和节制的政府十分重要。这些都是封建法带来的新事物。”[5]
 
这种政治资源只有未经启蒙的新生民族才能享受。为希腊罗马文明装殓的僭主政治（the tyrant politics）和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君主的暴政不是源于（缺乏理性的）蒙昧和迷信，而是源于（解构理性的）赤裸权力固有的不安全感。僭政正是由于对自己的处境具备非常理性的认识，才不得不依靠赤裸权力自卫，将法律降低为实证主义意义上的政治工具，从而将民族历史上残余的政治资源消耗殆尽。这样的僭政不可能自发产生“法律下的自由” （the liberty under the rule of law），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建构和敬畏任何无形原则。它早已完成了理性的启蒙和对理性的解构，提前进入文明的暮年或后现代的动物化生存状态，准备充当其余民族的原材料。
 
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没有经过启蒙，更不用说解构。它的一切暴力都是某种无形原则的仆人，还不知道自己为自己服务的赤裸权力的意义。中世纪观念将法律视为神意和习俗确定的永恒自然秩序，僭越成例的意义和亵渎神明相去不远，具有绝对负面的色彩，因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封建君主依据习俗和成例而统治，他的权力如此微弱，只限于他和少数教俗领主的私人契约，[6]几乎不足以称为政府或国家，以至于用现代国家观念来理解显得非常不伦不类。封建君主无论如何残暴、不义、不得人心，他的权力只能接触到极少数以政治为终身事业的人；而“法律和习俗之下的自由”是先于任何政治活动而存在的背景，而不是政治斗争的对象或内容。[7]这种自由极不规范、极不安全，不能保证任何人的物质利益或福利，但法理基础却比近代各国以成文宪法保证的自由更为稳固，因为习俗和自然秩序不能人为制定和修改，而宪法本身就是人为制定和修改的产物。[8]
 
事实上，创制立法权（the constituenal power）的意义就是通过立法来规制社会和人民生活。普通法家一开始就认为创制立法权的无限性质就是专制权力的一种，即使将权力的来源由君主改为人民，也不能改变其专制性质。[9]法国大革命以后，随着政治参与范围日益扩大、政府的管制范围日益扩大，尤其是公共事务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日益扩大，距离“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那种封建骑士的理想越来越远，两种理性、两种启蒙最后必然分道扬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由主义者从创制立法权不断压缩私人空间的趋势看出人民权力危害个人权利不亚于君主，转而与保守主义者合流；民主主义者从个人自由妨碍社会工程、私人产权妨碍社会福利、司法形式主义妨碍人民绝对主权的现实看出：混合政体和个人自由的古旧理想[10]正在成为人民主权和社会进步的绊脚石，转而为社会主义者开路。
 
十六世纪，英国宪制屈服于绝对君主制理论新潮远比欧洲大陆更迟缓、更不彻底。十九世纪，英国宪制屈服于单一人民主权理论的情况也是这样。不过，较之十四世纪和十八世纪，历史潮流显然已经转向相反的方向，时代趋势仍然向侵蚀混合宪制的方向移动。这一次，民主与民族取代王权或教权，成为主要的侵蚀力量。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国民（people）一词才开始集中了民主与民族的概念。在此之前，这个词几乎就是纳税有产阶级的代名词。[11]这个阶级的人数约为八十万，接近于英格兰成年男性人口的六分之一。从爱德华·科克爵士时代的1621年国会到1832年改革，英格兰选民团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变化不大。从布拉克顿到阿克顿勋爵，宪法理论家谈论的混合宪制就是国王、贵族（含教会长老）和上述纳税阶级的共治。真正的穷人既不能像贵族一样作战，又不能像国民一样纳税；虽然身在王国地理范围内，但不在王国政治共同体之内。
 
法国大革命猝然改变了欧洲的政治逻辑：邦国存亡从此系于全民组成的群众性大军。封建宪制建立在贵族骑士对政治共同体的保护义务之上，有产者分享权力的合法性系于他们的筹款能力。一旦雅典式群众大军卷土重来，无产者血税的分量压倒了有产者的金钱税，雅典式普选制和人民主权也就不可避免。从1789年到1918年，欧洲所有邦国都走完了从等级分权到人民主权的路程。国民（people）的定义变成了民族共同体的全体成员。其实，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就是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如果政治共同体仍然只包括居民的一小部分，欧洲就会仍然只有地方主义、没有民族主义。从邦国到民族国家的道路和从等级分权到人民主权的道路是同一条。
 
法国以跳跃—倒退—再跳跃的方式走完了这条路，英国以小步慢走、持续前进的方式也走完了这条路。我们无须多谈1832年、1867年、1885年的议会改革如何在两党竞争性推动下完成，约瑟夫·张伯伦如何将俱乐部式贵族政党改造为企业式群众政党；只需要注意：普选化加强了，或者不如说创造了民族共同体的团结纽带，也就扩大了不同民族共同体之间的鸿沟。在此之前，无产者与各邦的关系近乎观众与演员；各邦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近乎不同板球队。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战争升级，直至世界大战和总体战，都要在这种背景下才能充分理解。财政保守主义（以及英镑光荣的二百年恒定币值）的灭亡、福利国家（以及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的进展、军事-工业共同体的成长都是这条道路的自然结果；或者不如说，是混合宪制蜕化的不同侧面。
 
战争是制度创新之父，广义的武器制造业与人类文明同寿。然而作为政治-社会特殊利益集团的军事-工业工同体大体上是产业革命与民族国家的产儿。吊诡的是，产业革命发源地英国于此道颇为落伍。大陆列强军-工共同体在法德斗争中成型数十年后，王牌大国才极不情愿地走上同一道路。有此差异，不能不归因于维多利亚朝自由主义者忠于其基本价值观，对军-工共同体隐含的国家机会主义性格戒心极深，视为可能侵犯盎格鲁传统自由的一大隐患。然而，军备竞赛的残酷性已经不能容许（任何不能支持巨型常备军及昂贵军械开发生产的）古老自由完好无损。军工一体化、财政社会化、政治大众化构成环环相扣的洪流，不容回舵。如何保证大众民主化无碍于传统自由，巨型常备军不危及立宪政府，军-工共同体不毁灭自由企业，这是一项整体性的任务，一项前艾森豪威尔的艾森豪威尔式任务。温斯顿·丘吉尔在1922年宣布这项比解散克伦威尔新模范军更为艰难的任务业已圆满成功时，他有理由自鸣得意。
 
色当为欧洲换了一个男主人，也就宣告了滑铁卢与维也纳体系为大英帝国提供的战略安全期已经接近尾声。最终决定因素在于：工业革命循其自然之势，已由不列颠列岛向全世界扩散。早在19世纪50年代，法兰西第二帝国结束了长期折磨国家的政治动荡，迅速回到柯尔贝尔主义以国家干预促进军事-工业发展的老路上来。巴黎战略家运用拿破仑的记忆和拉丁大家庭的发明，流露出廉价击破七海霸权的古老诱惑，唤醒了曾被纳尔逊驱散的布洛涅大军带给拉芒什海峡的恐怖。然而，真正的噩梦还要等到老家长维多利亚去世才会开始。这时，表兄弟特德和威利分别登上温莎和波茨坦的宝座，费希尔与提尔皮茨海军上将得以大显身手。不过，这一次在帝王和军人的背后，站着旭日东升的摩洛克（Moloch）巨神——普选制-大众民主-群众性民族主义。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因此悲叹：弱势政府正在受到强势民族主义驱动。斗争不再是王室、贵族之间的费厄泼赖式竞技，而是全民族与全民族之间“胜利或毁灭”的总体战。永别了，金锦原的豪侠义烈！永别了，绅士贵族的欧洲！阿尔弗雷德·克虏伯骑在世界精神的骏马上，日耳曼的组织天才通过军事-工业共同体发现自我，势将一雪洪堡与拿破仑带来的西方文化入侵之耻。强大的劳工组织应验了倍倍尔对铁血首相的预言：社会主义是军国主义的预备学校。德国自由主义在左右两线夹击下，像她的保护人弗雷德里希·威廉太子一样短命。斯宾塞与穆勒的英国站在自由主义历史抛物线的顶点；公学男子汉对“不受律法的下流人”（吉普林的诗句）满怀鄙视与厌恶，注视这头怪兽的成长。厌恶，是的；但不是逃避，英国的骄傲就是神态自若地相信最坏的事情。
 
1884年格莱斯顿改革为“不出代议士就不纳税”的有产阶级选举制钉下了第一颗棺材上的钉子，此后，有产者纳税人将永远成为选民团中的少数派。由有产阶级纳税人选出的小众国会基于自身利益，自然恐惧国家预算膨胀及税负增加，是自由主义最好的盟友。普选型大众民主实现了托克维尔的警告：多数穷人将从国家订货增长拉动的经济繁荣、就业增加中获益，而为赋税增加而买单的少数富人螳臂无力当车。军国主义的大门自此打开，任何公正的历史学家都难以否认：正是大众民主扮演了“洪太尉误走妖魔”的角色，以善心铺平了通向世界大战之路。风云人物费希尔（此刻不过海军上校，朴次茅斯海军炮术学校司令官）正是在这一年初试牛刀，为伍利芝兵工厂的设备更新大上条陈（一切开支归于以大众民主分水岭而名垂竹帛的《1884年格莱斯顿预算案》）。不过，维持伍利芝兵工厂与民间企业的公平竞争仍是他的基本初发点，法德两国的战略家大概不会受这样明确的价值偏好牵制。
 
以皇家海军为例，1884年破天荒的一千万英镑预算迅速膨胀为1904年的三千五百万镑，冲向1914年的四千八百万镑，此间物价基本平稳。1913年，英国本土劳动力的六分之一依靠海军承包为生。当年罗马军团主宰三大洲时，为军团服务的人口从未超出帝国劳动力的二十分之一，已经足以构成操纵国运的核心利益集团了。费希尔军工体制对官僚主义的不信任及对公平竞争理论（即1886年承诺：海军军械局有权向私营厂商购买任何产品，只要比皇家兵工厂交货更快或保价更廉。此时的海军军械局长正是费希尔本人）的留恋可以说为英国免疫了一切分利集团中最危险的一种。当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承诺为初始条件敏感性[12]、路径依赖理论提供了活证据，奠定了私营军火商对皇家兵工厂的长期优势。由于战舰装备代表了当时的高新科技，巨型后膛炮、炮塔及其他复杂设备无不需要巨额预付资本，大规模技术升级需要研发基金——风险投资尚不计入，以规模经济保证利润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皇家兵工厂以本国政府为唯一买家，市场天然狭窄，不能推行大规模生产，成本相应上扬，不能与那些（不爱国地）为全世界市场生产的民营企业作有效竞争。此类劣势尚有循环扩大之势，海军当局日益倾向于简捷而可靠地购买阿姆斯特朗公司或维克斯公司的现成产品，不乐于拨款等待皇家军工厂缓慢、昂贵而不可靠的开发项目。其结果，20世纪前三分之一的军事技术革命与皇家军工厂无缘。于是，1886年游戏规则为皇家海军与民间企业的长期合作模式确定了轨道，从此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国有重工业利益集团挟制国家命运的乌云又一次远离北海，飘向欧亚内陆。
 
伍利芝兵工厂与皇家海军造船厂仍然为军备升级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们很少进行重大技术革新。极少数的例外，如怀特黑德的自行鱼雷，是在发明者已经完成研制工作后，出于爱国心将发明奉献给陛下的海军部，才交由伍利芝生产的。倘若发明人援引专利法，自组公司生产，或高价售予民间企业生产，伍利芝也无可奈何。事实上，大多数发明家都作了后一种选择，如同名机关枪的发明者马克辛爵士及其公司。与常见的政府以国家利益为词接管私营企业相反，一再出现政府军火专家弃官下海自制军火或投入私人军火公司任要职的场面。如海军上校阿斯特利·库柏·基爵士成为新建的诺敦费尔德公司董事长，海军上将柏西·斯科特爵士将业余发明出售给维克斯公司，海军上校安德鲁·诺布尔投入阿姆斯特朗公司，最终升任该公司领导人。此类行为模式在某些国家必然引起叛国罪审判，尤其是上述私人企业经常将新式武器售予外国，包括那些对英国远不是友好的外国。然而在英国却成为官民良性互动的典范，使得军方获取新武器的速度比自行生产更快，在研发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特别重要角色的授意技术尤其有赖于此。
 
所谓“授意技术”，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反馈回路，军方为私营公司提供必要的保证，军方技术专家为新武器性能提出具体要求，由公司工程师自行设计，公司自行生产。因而就结局而言，发明是有计划的。战略与战术计划决定了武器发明而不是相反。高风险、零星产生的个人发明家模式显然不能因应全民战争的需要。随着开发成本锐升，发明家日益让位于集体发明流水线。速射炮的发明就是这一模式的例证。费希尔的密友瓦瑟尔对这一武器设计起了关键作用，而最终成品的改良有赖于诺敦费尔德公司与阿姆斯特朗公司的竞争。军方专家完全可能独立完成最初设计，但皇家兵工厂很难做到两家私营公司为争胜而实现的多重改版。仅在1894—1914这十年时间内，皇家海军舰只的航行时速提高了一倍以上，为费希尔体系作了极为有利的证明。
 
任何经济-技术变革都会在社会-政治层面留下痕迹，军备竞赛不但增加了财政预算的数额，而且使得财政家无法事前确定所需预算的具体数值。尤其是涉及新发明的问题，毫无弹性的预算列表将使大量极有希望的发明胎死腹中，从而使英国落伍。军方的解决办法是以向伦敦银行家借款为权宜之计，这样做的结果是架空了议会的财政控制权，使其功能局限于事后争论是否追认某些贷款支出或是否新设税目填补漏洞。在民族狂热高涨的年代，议会很难削减军事开支而不触怒选民，于是以宰割富人为原则的歧视性累进税进入历史舞台。阿斯奎斯的1906年和1909年预算案充分证明：自由党政府有将普选大多数意志置于自由主义原则之上的倾向。1911年8月18日，上议院对劳合·乔治提案的否决被推翻。此案自身就创造了一项新的成例，使得贵族的残余宪政地位彻底崩溃了，此后的英国历史可以一字不提上议院而毫无缺漏。这次预算斗争直接影响到几大公司的生死存亡以及若干关键选区的就业问题，竟使在野的保守党转而为劳工-军国主义联盟而战斗，远在工党或布尔什维主义得势之前就向哈耶克心目中的“奴役之路”狂奔而去。自由主义世纪不待外敌，自身已是油尽灯枯了。1907年遗产累进税是贵族阶级毁灭的开端；[13]同样不是工党的阶级报复，而是自由党对群众民族主义和军备竞赛的逢迎。只有温斯顿·丘吉尔满意地回忆：大家原先争论无畏舰该造四艘还是六艘，妥协的结果是决定造八艘。（《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温斯顿·丘吉尔）
 
尽管有这样喜出望外的妥协，皇家海军仍需挣扎着维护横行七海四百年的“双强标准”，这一标准（皇家海军必须超过第二位及第三位海上强国海军实力的总和）原本只有独一无二的世界工厂才能从容支持。无畏舰计划为提尔皮茨海军上将提供了等待已久的大礼，社会民主党（主张只能支持针对俄国的陆路国防经费）以外的一切政党高唱《德意志至高无上》，团结在以霍亨索伦皇室为核心的民族复兴大业中。英德造舰竞争毁灭了极有希望的1905年张伯伦英德协约，欧洲的平衡者在自己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情况下投向《致命盟约》（法俄同盟），零和游戏开始了。随着列日的巨炮轰鸣，爱德华·格雷勋爵叹道：欧洲的灯光熄灭了。然而，军部专家与他们的工业家伙伴坚信：由于他们的努力，英格兰从未如此强大、如此高效、如此严密、如此先进。他们是正确的。正是因为他们的成绩卓著，新的大战才会前所未有地残酷、前所未有地恐怖、前所未有地彻底、前所未有地痛苦。自共和罗马亡后，欧洲不知道全民总体战已经两千多年了，人们心目中的战争仍然是绅士的战争。然而，十六以上四十以下的丁男，或者说整个民族将高唱凯歌肥沃佛兰德的泥土，罂粟红花将永远伴随破灭的希望、虚掷的精华。公学绅士不再是英格兰，欧洲不再是世界，人类不再是文明人，自由主义也不再是未来。
 
大战中的军事计划当局，而不是卡尔·马克思或社会民主党，为子孙创造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型。军事-工业共同体到处升格为国家的心脏，但各国仍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德军将领既能指派企业家，又能操纵皇室与政府。鲁登道夫统制经济在技术意义上的完美和彻底，后人从未超越。唯其如此，在充分动员一切可用资源后，最后一击仍然不能攻抵海峡，接下来就不再有可供计划的人力物力残余存在了；德国的总崩溃与总体战同样彻底。小农的法兰西又一次把独裁权交给了雅各宾式政府：国会休会；实质上冻结宪政；在从未工业化的内地推行行政指导的军工建设。在英国，阿斯奎斯体现的贵族自由主义败给了劳合·乔治体现平民民主主义；但国会绝不放弃最高权力。英国的计划经济重点在金融。自拿破仑战争以来，直到美国接替她的负担，她充当盟国的银行家，都是最为胜任和愉快的。即使在军资供应最为紧张的1915年，新成立的军需部仍不乐于改变费希尔体系的军-商关系。主要的改良仅限于扩大劳动组合在军需生产中的作用（1926年罢工委员会与抵制罢工的志愿服务团都以战时协调为模板）。结果，盟国兵工厂的任务反而落在农业法兰西身上。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甘当配角的英国。贵族在棺木中，自由主义在担架上，但立宪政体依然健在，新锐的群众民主与过去的贵族和布尔乔亚一样保守，这里仍然有英格兰。
 
欧洲的灯光再也没有点亮。还乡的军人面对一个陌生的社会，这里没有他们原来的位置。他们将成为布尔什维克、弗兰格尔、卡普民族团、铁血十字架、法西斯、日耳曼民族社会主义的干柴，等待下一次的火，好用他们业已习惯的暴力文化摧毁十九世纪游戏规则。唯有英美两国，复员者平静地返回社会，温斯顿·丘吉尔有理由自豪。英国正因为战事对工业结构的干扰相对较小，战后削减军备必不可免的痛苦也就相应较轻，费希尔体系再一次证明较雅各宾动员或鲁登道夫统制更有弹性。但是，有一件事永远改变了：今天的劳工、昨天的军人已经了解自己的强大。战时高薪不可能削减，战时劳动组合不可能后退，全民兵役必须导向全民普选。在这场漩涡中，古老矜持的自由党虽有劳合·乔治的一意迎合，还是沉没了。保守党人证明自己更为机会主义，更为群众路线。然而，20世纪属于劳工；唯有他们才是大战的继承人。爱德华一朝的景气原有军备开支的拉动作用，乔治一朝的萧条也与（以裁军为中心的）复原疗法不可分离，早在凯恩斯理论成胎以前，凯恩斯式实践就已经存在了。只要劳工垄断持续上升，维多利亚自由主义就不可能恢复。乔治朝失意的自由党人首先乞灵于凯恩斯，保守党人用其实而拒其名。麦克唐纳国民政府未能完成的，艾德礼政府尽其全功。英国仍然要做人类的楷模，这一次不再是自由主义的典范，而是福利国家的典范。社会化意味着在和平时期对全民实行战时协调，为国工作的工人将像以往为国献身的军人一样，有权享受永久的国家关照——也必然承受更多的国家监控与训规。在这场和平革命中，军工工人作为技术最高、组织最良、经济最富的劳工集团，始终是赢家。
 
贵族在两次大战和战后都是最大的输家。他们不仅在一战中身先士卒，丧失了大部分精英，而且承受了最重的战争和社会福利开支。根据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标准，阿斯奎斯内阁的所得税已经无异于抢劫；战后这种（针对富人的）歧视性税收又增加了三倍。1941年，丘吉尔的保守党政府将所得税税率提高到破天荒的97.5%。[14]无须工党（他们在图解历史中独占了贵族杀手的角色）上台，混合宪制已经所剩无几。
 
众所周知，英格兰混合宪制的核心就在于各等级分享权力。贵族长期居于宪制的核心地位，一再成功地抵制了君主扩张权力的企图；这是英国历史路径有异于欧洲大陆、更不用说东方的主要原因。英格兰之所以成为“宪政之母”，秘密就在这里。美国国父们和十九世纪中叶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反对“一切权力归下议院”，原因也在这里。不过，布莱尔工党政府已经在1999年完成了针对上议院的最后打击。此后，联合王国混合宪制的成分已经所剩无几；跟女王陛下一样，主要作为象征而存在。在宪法意义上，二十一世纪的英国可以视为单一人民主权的国家。只有到这时，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差别才真正消失。
 
十九世纪的英国人最喜欢嘲笑法郎。相对于英镑的二百年坚挺，法兰西列王和共和国的通货膨胀纪录最直观地证明了英格兰宪制的优越性。英镑坚挺是纳税人——有产阶级切实行使宪法权利的证明。法郎软弱是吏治国家滥用权力（等于公共开支失控）的自然表现。无论开支理由在于战争还是福利，绝对权力来自君主还是人民，财政保守主义的失败就是宪政的失败。从这种意义上讲，一战后的西方世界已经步入宪政退化时期。二战和冷战大体上加剧了这种趋势，凯恩斯主义或其他名义的扩张型财政只是宪制退化的经济症状而已。在极端情况下，拉美共和制的工资-物价螺旋升级导致一年百分之数千的通货膨胀。英国即使在卡拉汉政府的灾难时期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但她仍然走在同一条道路上。这条路的终点是拉丁式吏治国家：日益庞大的行政官吏集团为自己的利益治理国家。国会日益退化为歌舞伎表演，只能对官吏制定的一揽子立法行使“完全批准或完全拒绝”（后者意味着提前大选）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国会与官吏的关系酷似十九世纪国王与国会的关系：前者仍然享有一切理论上的权力；但由于长期疏离于政务，已经不敢冒险否决后者（实际施政者）提出的任何计划。
 
埃及人、波斯人以及所有东方人对吏治国家都不陌生。东方帝国一贯的财政方略就是不断降低的货币成色和劳动密集型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东方各国经济倾向于退化为以物易物的前货币经济，政治易受希腊人、罗马人和欧洲人的奴役，肇因于此。罗马在帝制晚期也表现出同样的症状，最后的元老甚至将“哀叹东方专制的腐化”变成了例行公事的修辞格式。他们在议论和缅怀中迁延时日，直到蛮族破关阑入。这时，勇士产生君主，战利品产生财产，战士共同体产生政治共同体，首领、长老和战士自动变形为国王、贵族和国民，历史重新启动。
 
[1] 约翰·福蒂斯丘：《论英格兰的法律与政制》，谢利·洛克伍德编，袁瑜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3-164页。
[2] 约翰·福蒂斯丘：《论英格兰的法律与政制》，谢利·洛克伍德编，袁瑜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7-88页。
[3] 爱德华·科克：《法律总论》（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卷一81a。
[4] David Hume , Political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4-15.
 
[5] David Hume , Political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4-15.
 
[6]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 高鸿钧 张志铭 夏勇 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379-380页。
[7] 约翰·福蒂斯丘：《论英国的法律和政制》（Sir John Fortescue, On the Laws and Governmence of England, Edited by Shelly Lockwood），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影印本，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22页、第83-84页。
[8] “法律给予专制的中世纪国王和为政者的限制, 在理论上要比近代国家的情况大得多, 甚至要比受限制的宪政君主或总统所须服从的约束大得多。”见F.科恩：《中世纪的王权与法律》（F.Kern，Kingship and Law in the Middle Ag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9，P.182.）
[9] 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3-44页。
[10] Leslie Stephe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49, Vol. 2, p. 185.
[11]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Indianapolis,Liberty Fund ,Inc., 2004, pp. 1510-1511.
[12] 初始条件敏感性，又称“初始条件敏感依赖性”，属物理学概念，指初始条件的细微差异会导致最终结果的巨大差异。
[13] 阎照祥：《英国贵族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1页。
 
[14] 阎照祥：《英国贵族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3页。

假如青年有智慧，假如老人有力量
《论中国》以前的基辛格
欧洲式外交是一种经验性的小步舞，依靠所有参与者的习惯性协调才能维持。这种协调运动本质上属于艺术，不应该成为科学的适当对象；因为它不可复制。即使在初始条件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本身完全相同的反应只要节奏稍快或稍慢；就会在一两代内产生戏剧性的差异。有目的有计划的外交总是失败的，外交成功的意义其实是：通过外交对本国国民（政治阶层）进行政治训练，使其长期保持“竞技状态良好”的运动姿势。从历史进程看，与其说欧洲各邦建立了欧洲外交网络，不如说欧洲外交网络塑造了欧洲各邦——包括其宪制和民情。
 
如果一个邦国在其宪制形成的关键时期未曾经受外交舞会的熏陶，她就永远无法弥补“青春期笨手笨脚”的痕迹。她像成年以后才学外语的人，格外依赖语法分析；并不是因为语法比语感重要，而是她的能力只能掌握语法。英国的外交传统最蔑视理论，而她最近的亲戚美国最喜欢引进欧洲外交理论（尤其是德国外交理论）；原因就在这里。欧洲式外交在美国始终不脱“客卿”性质，经常受到国内地方性政治的约束；原因也在这里。
 
基辛格在美国的地位就是“客卿”的写照。他的《白宫岁月》浸透了一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气氛：假如美国政治习惯具有更多的智慧和成熟；他本来可以大显身手，不至于屡次功亏一篑。然而理解同时代美国宪制的读者也不可能看不出：基辛格的欧洲式权力外交必须依赖尼克松的宫廷式内政支持。二者虽然还没有直接违背宪法条文；但已经弥散出浓厚的“非美”气味，足以刺激美国政治阶层的嗅觉。元首通过（宪法地位低微、甚至不存在的）“内廷”系统推行马基雅维利式个人外交，架空（宪法地位甚高的）正式官署。这种做法是东方各帝国的政治常规（和官制演变的主要动力），在波拿巴-戴高乐式拉丁元首身上也颇为常见；但日耳曼系各邦极少容忍这种僭越。尼克松政府的凄惨下场跟美国政治阶层的长期猜疑颇有关系，基辛格的外交风格对培育国民的信任感至少是没有什么帮助。
 
以基辛格的聪明绝顶，他不会意识不到这一点；但他享有旧大陆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权：可以通过理论升华，象征性解决（现实中似乎不大可能解决的）的分裂。《大外交》的以下图解大概不至于违背作者的内心倾向：美国外交摆动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前者以威尔逊-里根为代表，有黑白分明的世界观，对美国的道德优越性非常自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将自己的好运当成了自己的美德。后者以西奥多·罗斯福为代表，能清醒地认识多色调的世界，有分寸地维护多元国际体系（而非山巅之城的十字军）。
 
不难看出：基辛格对哪一种传统更为赞赏。他的赞赏跟马基雅维利对恺撒·博吉亚的赞赏非常相似：钦佩公爵的智慧和精明，但并不意味着赞赏他的政治目的。这种价值中立的技术外交观本身就是成熟智慧的体现。吊诡的是：美国却在威尔逊传统之下取得了最大的外交成就。基辛格没有对此作出解释，但历史背景早已说明了原因：威尔逊主义和现实主义不是平起平坐的两种外交学派。前者正是清教徒民情与合众国宪制的自然体现，像安泰一样吸取了西方世界最年轻民族的原始力量；这种力量足以弥补数不尽数的技术性失误。后者只是一系列断断续续的插曲。基辛格权力外交也好，他钦佩的俾斯麦权力外交也好；都需要极其老练的手段，将本国宪制的空隙利用到难以为继的极致。二者平庸的继承者都承受不起智者才能胜任的重担，迅速退回更简单僵硬的路线。本国政治阶层的排异反应也迫使他们只能这样做。
 
在《大外交》中，中国只是陪衬。在西方外交史叙事中，外交技术背后的文明价值只是陪衬。在《论中国》当中，二者都将走向舞台中心。
 
《论中国》的历史叙事框架
基辛格并不以编年史作者自居：沿着时间轴前进，逐次展开叙述。相反，他以文明观察者自居：从高空拍摄点出发，不断下降。取景范围渐次缩小，由文明价值观移向政治细节。他的图景从“中国文明的传统价值取向”开始，第一步聚焦到“中西交涉的历史背景”，再聚焦到“作者参与的中美交涉”。不过，他忽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中间层次：邦国宪制形式与外交文化的互动。这种权力主义的前理解肯定会引起美国社会本能的反感，却很容易唤醒中国读者的亲密感。“非美”知识阶层的偏好一再构成中国读者的美国想象，这种现象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基辛格的行文方式似乎早已将中国人的接受偏好考虑在内，而且中国政治传统远比美国政治传统更尊崇“智者的忠告”；因此他很可能一开始就把中国人视为假想读者了。
 
基辛格的中国文明观大体是《迂回与进入》和《原始思维》的综合，但他的表述方法能给读者留下一种印象：中国式思维具有混沌性质，不能也不想精确界定内政、外交、战争与战略，用私人的权谋技术取代制度和一切硬约束；但这不是原始或腐败的特征，而是不同于（甚至优于）西方还原论、线性逻辑思维和刚性制度的另一种文明。弗朗索瓦·于连和列维—布留尔的原著实际上针对同样的对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但他们的措辞多半会触发许多中国读者的被歧视感。这种特征可能源于中国文明在轴心时代奠定的哲学取向，也可能是后来特殊历史路径的产物；二者构成中国许多重大争论的焦点，但不会影响基辛格随后的论述。
 
在弗朗索瓦·于连的框架中，混沌思维和权谋技术不是泛泛的文化偏好，而是具体的政治举措，同时体现于《诗经》时代的博雅外交和“文革”末期的人事斗争语言。在基辛格的论述中，内外不分、战争与权争不分的中国式智慧同时体现于《孙子兵法》、越南战争和恭亲王的战略。恭亲王的伟大在于，他正确地判断：平息内乱比维护边境领土重要，边境领土又比通商之利重要。（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意见相同。）狭隘的外交家肯定会认为，这是失败的外交。伟大的战略家却心里有数，外交只不过是文明大战略的一种工具。我们很清楚：外交家基辛格比学者于连更懂说法的艺术。他的表述总会稍留余地，使两种读者各得其所。第一种读者会对作者的渊博、识见和友好态度感到满意，不再有更多想法。第二种读者会领悟到基辛格留下了（于连直言不讳的）最后一段话：中国某些不可理解（甚至对自己不利）的外交举措同样如此，真正的交涉对象不是外国而是内部秩序的某些不稳定因素。
 
基辛格向核心部分“作者参与的中美交涉”推进的过程中，迅速扫过了一些没有亲自参与的历史事件。在这些地方，他证明外交家不是合格的历史实证主义者。他似乎习惯性地假定：1972年以前，中国及其邻国的主要政治家都跟他自己一样，是老谋深算的国际战略家，很少受财政、人事和各种临时突发事件影响而屈从于短期行为。然而，现有的一切可靠证据都说明：当时中国、日本、俄国所有政治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这些短期行为，目的只在于解除燃眉之急。基辛格在这方面的看法很少有第一手材料的支持，绝大部分源于某些政治家的事后宣传和他自己的郢书燕悦。总的说来，这一部分内容是相当空洞的。
 
不过，随着纪录进入基辛格亲自参与和见证的时代，《白宫岁月》那位文采飞扬的智者又回来了。这一部分占据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撇开1972年和1979年的两次外交革命（任何一次都比路易十五和玛利亚·特蕾莎女王的重新洗牌更有革命性）不提，他实际上传达了一种经验性观察：中国仍然是文明、而非邦国。她有纵深辽阔的战略，却没有范围明确的外交。伊里布和李鸿章的手段、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手段虽然成败各异，但同样建立在人事关系-施恩庇护的基础上。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代表觉得：清国大臣的信件不像外交文件，更像肉麻的情书。李鸿章在马关诉诸私人交情和关于文明远景的哲学理论，使他的日本对手既困惑又烦躁。红色中国的神秘领袖身居禁宫，把他们的光临或接见视为主要的外交让步，把双方的感情视为主要的外交收获。在他们眼中，西欧外交的实质性内容似乎只是秘书和技术员的活儿：卑微而不足道，只是感情融洽或疏远的副产品，额外恩赏或报以颜色都不在话下。
 
基辛格始终老于世故，巧于辞令。他如果直言不讳，大概就会说出类似《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言辞。中央帝国（可以用革命中心或伟大文明）是永恒的，她的战略时间表往往以许多世纪为基本单位。蛮夷各邦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的临时性外交对帝国的布局影响甚微。给予蜉蝣小邦的恩赏、亲善、褒奖、让步、牺牲都不过是贾生“五饵”的各种变形（气度狭窄的小邦很可能视之为对方的愚蠢或失败），最终仍然会像草船借箭一样回到帝国。只不过如此漫长而宏大的棋局早已超出蛮夷棋子的理解能力了。匈奴、契丹、三韩、于阗各小王、酋长对伊里布和邓小平的甜蜜、李鸿章和毛泽东的玄妙非常熟悉，不下于马尔嘎尼勋爵和基辛格博士。鲁莽强健的少年往往能伤害深沉虚弱的老人，但他从来不能理解后者。
 
当然，基辛格没有这样直截了当。在涉及中西文明和交涉的问题上，直言不讳的结果多半是：中国读者感到西方肆无忌惮的侮辱和伤害，西方读者感到中国深不可测的阴险和狡猾。基辛格像晚清的赫德一样，精通“怎样用中国人既能听懂、又喜欢听的修辞表达敏感问题”这种高深艺术。顺便说一句，这种本领也是历代中国官场的核心技术，比才学、功绩和品德都要重要得多。阿礼国和琅威理之所以在赫德和蒲安臣胜利的地方失败，原因就在于他们用错误的方式说出了实际内容完全相同的话。李鸿章对格兰特的礼遇其实就是基辛格后半生在华所受礼遇的失败原型，是一种针对候补客卿—信使的文化训练。这种训练的成功率并不高，而中西信使的需要又很急迫。中国明知道西方政坛“退役”人物不过是政治僵尸，仍然坚持授少数训练成功的客卿—信使以破格的恩赏和长期的信任；原因在此。这种待遇是“去年的雪”（弗朗索瓦·维庸名句）在本国从来不能指望的。
 
《论中国》的现实关怀
基辛格写这本书，当然不是为了“老功臣擦抹旧勋章”或是做国际关系理论智力操。关于前者，他早已在几部回忆录中做过了。关于后者，他没有必要炒学院知识分子的冷饭。老牌马基雅维利战略家（这无疑是他在美国的公众形象）在中国遇见了更彻底的马基雅维利战略家。他在敬畏和忌惮之余，并非看不清价值观冲突蕴含宗教性战争的可能。甚至早在1978年的蜜月期，这种价值观战争就已经隐约可见。“邓小平嘲笑美国对苏联在第三世界开拓势力范围的回应，并责备美国试图“取悦”苏联：‘你们的发言人总是为苏联的行动辩护。有时他们说没有迹象证明苏联和古巴插手扎伊尔和安哥拉。你们这么说没有用。说实话，你们每次要和苏联缔结协议，都是美方让步来取悦苏联。’做得实在漂亮。这个国家身为苏联的首要目标，却把它所建议的联合行动说成是理性的义务，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易，更不是对美国的求助。中国处境危险——有它自己的分析为证——但它表现得像是教授战略的老师，而不像美国的欧洲盟友那样，经常是被动地听从美国的指示。美国辩论中经常涉及的问题——国际法、多边解决、民众的同意——在中国的战略分析中常告阙如，除非是作为达到既定目标的工具。而这个目标，邓小平告诉布热津斯基，就是对付‘北极熊’，没有别的。但是，对美国人来说，美国社会根本价值观中所谓的现实主义是有限度的。让杀人不眨眼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权就超过了这样一个限度。没有哪个美国总统能把红色高棉简单地看做围棋战略中的又一颗棋子。它把金边的居民赶进丛林，大规模屠杀某类的平民，这些种族灭绝的行为美国不能视若无睹（虽然我们下面会看到有时也为了需要而牺牲原则）。”（《论中国》第十三章 “摸老虎屁股”：对越作战）
 
面对这样一个交涉对象，美国民众的本能反应只可能跟工会主席乔治·米尼相同。他用一句草根群众的粗话打乱了肯尼迪、尼克松两届政府的缓和战略。基辛格谙熟的现实主义外交必须在多元利益斗争的前提下才会游刃有余，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和冷战这种“汉贼不两立”的形势下很容易适得其反。他同样清楚：美国政策和力量的根源都在于鄙视“腐败旧世界”的清教徒道德直觉。“山巅之城”“自由卫士”“跨海平魔”的正邪斗争DNA永远遗存在她的外交传统中。基辛格精巧的俾斯麦式战略为尼克松赢得了“狡猾的迪克”绰号，里根粗糙的“邪恶帝国”论却深得民心。
 
坚持原则不一定总是最好的政策，却经常是美国最好的政策。在英国贵族和罗马元老手中，权力政治的技巧可以增加巧实力、弥补硬实力。在美国草根群众当中，马基雅维利主义会造成宪法危机、社会分裂和国民士气低落。由此导致的硬实力损害会远远超过巧实力的益处。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在接近零成本的情况下发动外交革命，使苏联陷入更恶劣的战略包围圈，完全解除了美国人在印度支那伤亡的危险；却仍然能通过武装南越军队，保持跟美军直接干涉相同的战果。然而，总统秘密外交造成了国会的不信任。尼克松本人、总统的战争权力、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战争、南越军队的武装都沦为宪法危机的牺牲品。西贡陷落的悲情只有依靠里根重振威尔逊主义和牛仔精神才得以治愈。出兵格林纳达和轰炸利比亚的外交利益微不足道，对恢复美国国民的斗志和团结却是功不可没。里根作为知识分子和外交家是完全不称职的，但他体会美国民情的敏锐本能和理解人性的健全常识却是杰克逊总统以后的第一人。冷战在此人手中大功告成，一点不是偶然。
 
中美战略关系一开始就是针对共同威胁的马基雅维利政治，从不具备共同原则的基础。（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不是建议成立正式联盟，而是各自根据自己的立场行事，协调行动，采取必要措施。”）这种战略关系不具备互信，也不需要互信。Actor存在于赤裸权力的寒风中，对自己和伙伴都不抱幻想。这种关系的唯一基础就是：坦率地求同存异。也就是说：针对具体问题的临时性合作，随时准备化友为敌、应对分歧；既不指望双方根本价值观的冲突可以永久性调和，也不指望根本目标的冲突能够永久性推迟。随着共同威胁（苏联）的瓦解，权力政治早晚会露出本来面目。“中国与西方外交战略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自我脆弱时的反应。美国和西方外交官认为他们应该小心地避免挑衅，而中国的反应更倾向于放大藐视。西方外交官从不利的力量平衡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必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他们呼吁外交举措，把对手放置在‘错误’的一面，在道义上孤立他，但停止使用武力——在越南入侵并占领了柬埔寨以后，这基本上是美国给邓的意见。中国的战略家们更可能会增大他们的承诺以鼓起勇气和心理压力，反对对手的物质优势。他们相信先发制人是威慑力的形式。当中国的规划者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的对手获得了不能接受的优势和战略趋势转向对己不利时，他们的反应是企图破坏敌人的信心，并让中国，如果不能在物质上，但在心理上重占上风。”（《论中国》第十三章 “摸老虎屁股”：对越作战）
 
如果将上文的印度支那问题修改为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或东海问题，这种行为模式的差异仍然存在。这时，西方世界和中国再次由合作者变为对手。如果基辛格的模式没错，我们就会推导出下面这样的结论：西方的克制态度实际上会增加战争或冲突的危险；因为这必然会暴露自身的软弱，刺激中国根据权力政治原则得寸进尺。中国的强硬或敌视态度反而是外交成功的证明；因为这说明中国已经发现自身的软弱，指望以虚张声势掩饰保守退缩的实际举措。这种外交合乎逻辑的典范只能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金门危机的处置，1996年危机重演了这一范式。
 
往日的帝国，未来的匈奴
我们随着基辛格的脚步，考察朝鲜战争以后的中美交涉；以下的结论是无从回避的。其一：在共同价值观和稳定联盟体系不可能存在的情况下，马基雅维利主义总会笑在最后。其二：中国总是一再发现自己的软弱，然后根据这种软弱调整战略（内政外交在战略中明确区别）；“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世界革命”和“韬光养晦”都以软弱为出发点，毛邓时代构成连续的整体。其三：儒家古老的“经权之变”仍然在发挥作用。中国的“经”虽然并非一成不变；但始终是西方的异质体，不在西方外交手段的接触范围内。中国外交始终属于“权”的范围；只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服从一时一地的力量对比。如果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权宜之计不但必然改变、而且理应改变。如果美国以“保持现状”为外交目的，保持力量对比的现状就是她唯一的选择。换句话说，必须维持美国的优势和中国的软弱。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的“经”呢？基辛格无从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的中国朋友无一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甚至可以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清楚地界定“中国”，更不用说达成命运共识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中国自我定位为社会主义、第三世界或是正在复兴的古老文明，她的“经”都会具有“改变西方游戏规则”的涵义。中国最终战略的结果（无论成败）只能意味着当代国际体系和中国自身宪制的结构性演变。当代国际体系和中国自身宪制都是近代西方征服和训规世界的产物，中国自身宪制又是近代国际体系演变的被动产物。中国的崛起或发展意味着扭转这种（有损帝国尊严的）路径依赖，恢复（西方训规前的）正常状态。相形之下，巴西、墨西哥、泰国、甚至印度的崛起仅仅意味着改善自身地位和国民生活水平，并不会影响世界体系本身；因为她们的“经”都已经从属于西方价值观，她们的“权”已经纳入国际体系。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国际冲突的原因不在于利益冲突，而在于利益冲突能否纳入当时的国际体系。明太祖和清世宗对朝鲜和越南的领土让步范围远远超过东海和南海的无人岛屿，但不会引起任何严重后果；因为在天下的体系中，帝国向藩属割地无异于内地省份对边远省份的照顾。英法两国的殖民地纠纷是可以协调的；因为双方的要求具体而有限，可以在现存国际体系中通过利益交换解决。英德冲突最终导致国际体系瓦解；因为德国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摩洛哥或刚果，而是改造国际旧秩序。当今之世，只有中国存在这种德国式的处境。如果她突然改弦易辙，把“融入西方”视为自己的最终命运；就无异于宣布拿破仑战争（反帝革命）以来的一切牺牲都是谬误和徒劳，官方的英雄将一变为坑害和欺骗同胞的恶棍。在一个以世俗历史为合法性源泉的国度，修改国家命运（无论是革命还是复兴）就是宪法危机。中国革命和复兴针对的目标都是西方霸权（西方秩序），在国际上融入现存秩序意味着在国内瓦解现存秩序。欧盟的超国家和后国家秩序必须以德国原有宪制和历史解释的毁灭为代价。只有政治上极其幼稚的人才会相信：种植果树可以不种树根，只种结实的树枝；越过残酷的暑热，直接进入温馨的收获季节。
 
基辛格从来不是清教徒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位饱经世故的欧洲人——不，中欧人。他知道最大的危险在哪里，在全书最后一章提到了1907年的《克劳备忘录》。“克劳的结论是，德国宣称追求什么目标没有关系。无论德国遵循什么路线，‘德国打造一支尽可能强大的海军显然是明智之举’。一旦德国取得海上优势，克劳评估称，不管德国的意图是什么，这本身就是对英国的客观威胁，‘与大英帝国的生存互不相容’。在这样的条件下，正式保证没有意义。无论德国政府如何表白，结果依然是‘对世界形成巨大威胁，如同通过预谋蓄意占领一块阵地’。即便德国温和的政治家想要表达诚意，德国温和的外交政策也能‘随时消失’在追求霸权的阴谋诡计中。因此，在克劳的分析中，结构性要素排斥合作甚至互信。克劳不无挖苦地说：‘一国针对邻国的野心一般不公开宣示，因此不宣示自己的野心，甚至向所有国家表示无限的政治善意，都证明不了该国是否存在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说算不上不公平。’由于事关重大，这‘英国冒不起任何风险’。伦敦必须做最坏的设想，并基于这一设想而采取行动。至少只要德国在建设一支庞大的、极具威胁的海军，英国就应该这么做。换言之，1907年已不再有任何外交空间，事态已经演变成谁会在危机中让步，而且一旦条件得不到满足，战争就几乎不可避免。7年后，世界大战爆发了。如果让克劳分析当今的局势，他可能会得出与1907年报告类似的判断。我大致介绍一下他的解读，因为他的解读很接近太平洋两岸广泛持有的观点。”
 
表象与现实，时间与命运
如果本书就这样结束于这种斯宾格勒式的宿命前景，基辛格就没有必要再提出任何忠告了。也就是说，本书就不再有问世的必要。这样的结论无疑会进一步刺激和强化危险的权力政治，也会使基辛格本人无法继续发挥“中国之友”作用。因此，本书将不再是一部著作，而会是一种政治行动——至少在中国方面的影响会是这样。基辛格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怎样对中国人说话，他当然不会这样简单粗暴。本书最后的部分可以概括为：尽管形势如此危险，和平与合作仍然有望。他甚至引用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为结束。对于一位老牌的现实主义者，这种做法非常不寻常；因为他在毕生的实践和著述中，很少忘记嘲笑或蔑视理想主义者。照他的看法，后者眛于权力政治的性质，造成的灾难远远超过了清醒而明智的现实主义者。当然，他针对的主要目标是美国的清教徒理想主义；不过康德主义纲领显然比威尔逊主义传统更空洞、更不切实际。历来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对后者的实践是要认真对待的，对前者只承认其文献价值——因为根本不存在任何康德主义外交实践。
 
这种修辞可以理解为一位善良智者的衷心愿望，也可以理解为一位世故老人的圆滑技巧。他已经多次证明：他的双重修辞既能体贴最敏感读者的感情和自尊，又不妨碍最聪明读者理解他对敏感问题传递的信息。他在这里也不例外。读者泛泛扫过，就会以为基辛格的意思是：历史不一定重演；因为世界可能比十九世纪欧洲更进步，政治家可能比十九世纪前辈更明智。然而，你戴上双重修辞法的立体眼镜，就会从字缝里看出下面的涵义：“两个主角的内部演变与“一战”之前的形势也无法类比。预测中国的崛起时，人们认为，过去几十年它的突飞猛进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而且美国注定会相对停滞。但中国领导人最关注的莫过于维持国家团结，它渗透在经常提及的社会和谐目标中。中国的沿海地区处于发达社会水平，而内陆还有一些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因此实现社会和谐尤为困难……一个面对如此庞大国内任务的国家不太可能轻易（更别说自动）投身于战略对抗或追求世界主导地位……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翻译：中国将继续发现自己的软弱，返回原有的地位。德国有能力，因而构成国际体系的威胁。中国不会构成威胁，因为她无法克服自身的弱点。）
 
“如果两国当前经济增长、财政健康、基础设施支出和教育设施方面的趋势持续下去，中美发展步伐的差距会继续扩大，第三方也会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的相对影响力强于美国的相对影响力，尤其是在亚太地区。但美国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阻止或扭转这种趋势。美国有责任维持自己的竞争力和世界角色。美国这么做应是出于传统理念，而不是为了与中国比赛。提高竞争力主要是美国的事情，我们不应让中国代劳。”（翻译：保持有利的力量对比就是美国唯一的选择。换句话说，必须维持美国的优势和中国的软弱。）
 
不过，基辛格友好地表示：正如中国对美国的安全挑战是不明智的，美国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挑战（输出民主之类）也同样不明智。在这两方面都维持现状，才是可取的选择。显然，这位老人理解中美合作的现实，也清楚自己在这种合作中的地位。基辛格如果用国际关系学的正常语言把这些意思说出来，大概会比“中国威胁论”作者群更能刺激中国人的神经。后者实际上是在说：中国复兴是可能的，美国无法维持优势。基辛格的意思其实是：中国复兴是不大可能的，美国大概能够维持优势。保障美国的现实利益，只需要放弃她的意识形态偏好就可以做到。现实主义外交的精义就在于：巧妙地利用表象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诱使其他行为主体更多地追求表象；从而创造条件，以最低成本实现自己的现实目的。在《大外交》中，基辛格对此反复强调。他的英雄黎塞留和俾斯麦都是此道高手，他的反面人物拿破仑三世和威尔逊都是表象的牺牲品。当然，基辛格比谁都清楚：人类的智慧有其限度。后人不具备俾斯麦左右逢源的手段，使他的苦心经营付诸东流；基辛格自己的合纵连横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他在本书中想做、能做的，其实就是《中庸》所谓的“尽人事，听天命”；当然，还有《论语》的“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克劳备忘录》
不列颠与法德两国关系现状备忘录
 
刘仲敬/译
 
(8882. *)机密
 
外交部，1907年1月1日
 
1904年4月8日，英法达成协约（《英法协约》，Anglo-French Entente），两国各阶级、各党派无不慷慨推诚，以示忠信、热忱之意。两国真诚努力，消弭众多分歧，由此，这份协议才能最终诞生。若非协约告成，这些分歧可能会造成两国永久的摩擦。英格兰普遍希望改善英法关系，英国政府顺水推舟、乐见其成。和衷共济的愿景其来久矣，但协约只是在最近才初有成绩。英国政府希望利用一切机会，尽可能接近各邦亲善的理想状况。在这种理想状况下，英国和所有邻邦保持体面的和平。
 
实现理想状况，必须满足两种先决条件。首先，法兰西政府应该意识到，礼尚往来的政策有利可图。从它的观点看，这种政策或许要作出某些眼前的牺牲，但结果会消除来自强邻的一切争执。其次，法兰西政治家如果执行这种政策，必然会影响本国的公共舆论，而没有公共舆论的支持，他们就不会有执行政策的力量。近年来，激烈的政争和仇恨毒化了法兰西的心灵，它怀疑英格兰的计划和意图。这种状况理应改变，它应该信任英国政府的坦率和忠诚，英国政府不仅会履行目前的约定，还会秉着和解和睦邻的精神，处理一切未来的纠纷。自然，两国的信任不会一步到位，但可能经过缓慢演进的过程，渐渐增强。变化之快出乎意料，切中要害。无疑，这应该归功于国王持之以恒的主动和机智。对此，英吉利海峡两岸都报以热情的认可和欢呼。法兰西国民觉得，国王对他们的国家怀有个人的爱慕，他们认为：陛下的措辞和举动意在调和两国的政治分歧，为真挚而长久的友谊铺路，建立利益和期望的共同体。
 
两国确信摩擦的原因已经消除。这种信念对和平有直接的贡献，本身就有独立的价值。除此之外，两国还因此获得了整理一般外交关系的更大自由。英法两国谈判人员几乎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在国民权利或要求的问题上，其他国家的反对可能造成外部的困难。两国政府总会担心第三方对争议问题的可能看法。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期：其他列强可能会积极参与冲突，即使它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确实，根据经验，其他列强对冲突的态度主要不取决于冲突本身的性质，而是取决于各方现存关系的一般发展趋势。如果这些强国的地位使它们能够对另一方的势力均衡施加极大影响，那么它们这种牢固可靠、范围广阔的友好关系的建立，其重要性怎样高估都不会过分。如果某国得天独厚，它的外交关系正好适于保卫其正当利益，而且它总能指望最强大邻邦的同情，该国就永远（至少在本国武备维持适当水准时）无须恐惧或担心下面这种司空见惯的情况：国家由于国际间流行的猜忌和敌意，经常不得不放弃正当权益，仅仅为了防止更严重的邪恶和危险——可疑、不友好的邻邦乘机发动侵略、敌对行动或侮辱性干预。英格兰和法兰西都敏锐地意识到，它们都可能卷入其他列强的偶发冲突。英法谅解至少可以排除这种形势固有的危险。仅仅考虑到这一点，爱国的利己主义就有正当理由支持任何解决两国悬案的尝试，前提是，只要它们能够解决悬案而不危及自身的根本利益。
 
德尔卡塞先生（Théophile Delcassé）的睿智远见和公共精神值得信任，他决定握住英国政府伸出的手。究其原因，他这项决策的主要甚至唯一的考虑，在于加强法兰西对抗德意志的力量。俄罗斯在对日战争中摇摇欲坠，法兰西面临独自抵抗最大敌人的危险。有些人批评说：《英法协约》对德国抱有敌意。这种批评本身就不着边际，何况只要对照谈判时间，就可以发现其谬误。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战争真正开始以前，俄罗斯自己都不相信战争迫在眉睫。《英法协约》确实是在两个月以后签署的。然而，当时谁都没有预测到，俄罗斯居然在远东全线崩溃，战败居然在沙皇的欧洲领地引起了灾难性反应。法兰西政府肯定没有预见到这些后果。事实上，德尔卡塞先生的一般性外交政策在法兰西国内引起了两种主要批评。第一种批评是：早就有人预见到日俄终有一战，他却不相信这些人。第二种批评是：战争确实爆发后，几乎只有他一个人始终相信俄罗斯会赢得最终的胜利。而且，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是在1904年4月8日。而谈判之始，早在1903年夏初，那时，几乎没有人能预见俄罗斯会迅速败在日本手下。返本溯源，大概有助于肯定他坚持英法谈判的先见之明，却仍然不能当真断言他一开始启动英法谈判，就怀有另找支持者的目的。俄罗斯一时国力亏蚀，法兰西有丧失靠山之虞。何况，即使英法谅解主要的和公开的理由就是法俄联盟的削弱，指控英法两国蓄意挑衅和威胁德国，理由仍然并不充分。没有人曾经当真认为，法俄联盟具有好战的侵略性质。任何称职的当代史学生都不可能当真相信：热爱和平的英法俄三国联盟，或是仅仅以英法联盟取代法俄联盟，就会把公认的防御性组织变成直接针对德国的侵略性联盟。可是，德尔卡塞先生确实遭到了这种指控。1905年，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sdowne）恰好也面临这种指控。然而，就在此时，法兰西的地位大大削弱，人们以为可以不受惩罚地侮辱它。奉天战役证明了法兰西盟国的最后失败。俄罗斯的内乱开始侵蚀它赖以称雄的大国地位。英法两国人民长期不和，《英法协约》尚未在民众想象中根深蒂固。这时，谁都没有听到惊惶的声音，甚至恶意批评德尔卡塞先生的声音也没有到处传播。1904年，英法刚刚签署协约，就立刻公布消息。当时，全世界多多少少都感到惊讶，但所有外国政府都接受协约，没有明显的不安，甚至流露出宽慰和满意的迹象。柏林的帝国大臣经过认真讨论，正式宣布：德国不反对《英法协约》体现的政策。鉴于协约规定了有关摩洛哥问题的专门条款，德国没有理由担心它的利益受到忽视。
 
随后的历史事件以阿尔赫西拉斯会议（Algeciras Conference）为高峰。这次会议向全世界显示：比洛亲王（Prince Bülow）的公开表白跟德国政府的真正动机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只需要扼要回顾这些事件，因为公众对此仍然记忆犹新。
 
俾斯麦（Bismarck）有一项政略大计：维持三强之间的紧张和敌意。他首先保障，进而维持德国协调欧洲大陆的优势地位，都有赖于此项政略。现在，任何人都不可能继续否认：他曾敦促英格兰入据埃及并长期占领，因为他正确地预计到，这样就会强化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对抗。类似的情况是，他一再向俄罗斯表示：俄国应该把扩张的野心从巴尔干各国转移到中亚。他希望，英格兰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因此双方都会不遗余力而无暇旁顾。彭迪事件[1] (The Penjdeh Incident)几乎引起了一场战争，就是他施加暗示的直接后果。当时他向俄罗斯暗示，此刻就是最有利的行动时机。俾斯麦亲王在任期间，还运用各种手段，成功地阻止了法兰西和俄罗斯结合，这些手段包括著名的德俄《再保险条约》。俾斯麦倒台后不久，法俄联盟缔结。对此，德国充满了关注和焦虑，它从未停止努力——建立最亲密的德俄关系，至少促使俄罗斯中立化。从这个角度出发，俄罗斯一般地位的削弱至少有两种好处：其一，这预示德国边境在一段时间内不复有东顾之忧；其二，法兰西迄今为止在政治竞技场上能够跟德国势均力敌，主要依靠俄罗斯的有力支持，而现在它丧失了这个强援。这两种因素增加了德国的相对力量，它自然感到满意。英法谅解的消息出乎德国的意料，多少有些粗暴地抵消了这种满意之情。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正如比洛亲王所称，德皇陛下的政府远非欢迎英法亲善。德国政府一见西方两强和衷共济，就彻底惊慌失措了。他们决心乞灵于任何手段，瓦解新生的政治联盟，他们觉得，这种联盟最终总会变成德国霸权道路上的又一块绊脚石。他们现在对《英法协约》的看法无异于以前对法俄同盟的看法。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德国肯定会反对可能的英俄谅解。确实，现在已有确凿证据说明，德国正在努力预防类似事件在不久的将来重演。
 
冯·策希利斯基先生（Herr von Tschirschky）的评论最能体现德国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现在是柏林外交部秘书，当时是普鲁士驻汉堡使臣。1906年新年，他对陛下驻节该地的枢密说：
 
无论哪两个国家结成的联盟可能损害到德国的利益和威望，德国都会阻挠这种联盟。德国的政策过去是这样，将来仍然会这样。只要德国认为这样的联盟已经形成，即使尚未造成实际效果，德国都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它认为适当的行动，破坏这种联盟。
 
无论这种政策有什么优点或缺点，既然德国奉行这种政策，就会产生相应的后果。可想而知，德国会等待有利机会，采取行动。它只要有可能，就会破坏《英法协约》。而此时，俄罗斯受到日本的沉重打击和国内革命的威胁，步履蹒跚，德国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友谊刚刚萌芽，德国的目标是对此加以摧残，摩洛哥的利益角逐就能实现它这种目的。仅仅一年以前，帝国大臣还公开宣布绝无危害英法亲善之意。
 
德国人并非没有精心选择时机。此刻，法兰西尚未做好战争准备，它面对直接威胁，只能认输。英格兰接到正式的质询，承认摩洛哥问题逾越了协约范围，它有义务在外交上支持法兰西，但没有义务进一步合作，即使面对严重的挑衅，也不愿意采取极端举措。就在最近，多格滩事件（Dogger Bank Incident）已经证明了它这种态度。实际上，英格兰肯定会在军事援助法兰西的问题上畏缩不前，但它若有意援助，德国就会采取措施。德国会收买媒体，煽动法兰西的反英舆论。他们会说：英格兰为了自私的利益，企图挑起法德战争，这就证明它谋求《英法协约》，其实怀有不可告人的企图。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政策是冯·霍尔斯坦先生（Herr von Holstein）在比洛亲王支持下，对德国皇帝施加影响的产物。它预示着德尔卡塞先生下野以后的新发展——法兰西完全吓倒了，急于向德国让步，准备相信英格兰的友谊，而不是援助。而且，事实证明，英格兰的帮助可能代价惨重。如果俾斯麦的老练手腕在关键时刻引导德国，很难说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俾斯麦的德国会对决定性的胜利表示满足，愿意竭尽全力为法兰西保驾护航，在摩洛哥问题上提供友好的安排，避免伤害法兰西的民族荣誉感。或许，德国事先已经决定：只索取某些名义上的利益。后来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心怀不满的法兰西勉强作出了这些让步。德国取名、法兰西取实的安排不会损害德国真正的利，正如俾斯麦很久以前所说：法兰西在军事上和财政上深陷摩洛哥，以及英格兰深陷埃及，都对德国有利。另外，德国人作出慷慨的让步，仅仅要求它在摩洛哥的现存利益和友好待遇获得承认。这种做法将会在外交舞台上加强法国政府心中的定见：《英法协约》的全部利益不足以有效地保障法国的安全，法德友好谅解却可以使它坐收渔利。
 
在这一点上，冯·霍尔斯坦先生的政策走过头了。德国政府继续采取恐吓态度。法国的提议无人理会。德国坚持在刻意羞辱法兰西的条件下，召集欧洲会议。塔坦巴赫伯爵（Count Tattenbach）在费茨（Fez）突然袭击，玩弄权术。人们认为，特权和贷款的明确条件直接违背了巴黎勉强达成的特别协定。德尔卡塞先生的继承人意识到，他的牺牲白费了。德尔卡塞曾经一再断言：只有他原先的政策才能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最终的独立。他的观念随之死灰复燃：法兰西只有进一步靠拢英格兰，才能保障安全。法国直言不讳，大胆地提出：万一德国发动进攻，英法就结成军事同盟。或许，这是《英法协约》最关键的时刻。
 
英国政府注定要反对明确的结盟，而此刻，法兰西愿意倾听和理解英国政府的论据吗？如果它当时明白其中的理由，或许不可避免地会失望。它还能信任英格兰的忠诚吗？非常危险。如果这样，德国的目标已经差不多实现了。法兰西无论多么痛苦，都会确信只能无条件接受德国当时提出的条件，实际上等于承认法兰西的外交政策必须服从柏林的命令。这种政治屈辱肯定会使它痛恨虚伪的朋友英格兰，后者在它最需要的时刻拒绝伸出援手。
 
由此可见，在这样的困境中，国王陛下政府的态度自有道理。《英法协约》变成了英法联盟，势有所必，理由充分。同时，德国获得了明确的警告；其他主要列强认清了形势：不要指望英格兰公众舆论会无动于衷。如果法兰西奉行的政策引起争执，英格兰的荣誉有支持的义务，无论哪一届政府当权，英国公众都肯定会主张积极干预。
 
无疑，法德双方最初的考虑都有恐吓的成分。早在1905年初，甚至更早，德尔卡塞先生肯定已经洞烛先机：由于他的政策，他的国家将会面临条顿邻邦的愤怒。事实证明，他疏于军事准备，认为德国威胁不外乎虚声恫吓。而法兰西公众毫无准备，惊慌失措；法兰西政治家各怀私心，相互猜忌。德尔卡塞毫无唤起他们警觉、战胜他们恐慌的能力。在这些方面，他的估计大错特错。他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
 
德国方面并不真正期望战争，因为它确信：法兰西自知没有做好准备、不能抵抗攻击，会在威胁之下屈服。然而，它错估了英国人感情的力量和陛下大臣的性格。它没有料到针对德国的英法军事同盟，因此无法面对其中可能的危险。现在众所周知，冯·霍尔斯坦先生以其名誉担保，说服了比洛亲王。他们以自己的声誉预言：无论哪一届英国政府都不会如此举措失宜，居然支持法兰西，因为几百年来，法兰西一直是英国无所不在的对手；而且，法兰西现在仍然是俄罗斯的盟友，而俄罗斯是英格兰的“世仇夙敌”。晚至阿尔赫西拉斯国际会议召开，德国代表仍然遵循比洛亲王的指示。他们向英国代表推心置腹，痛陈英国支持法兰西的种种愚蠢和危险。他们绘声绘色地描述英德合作、颠覆法兰西的诱人前景。甚至在那时，他们仍然相信争取英格兰的可能性。柏林要害部门估计英国政府可能的对策，据此发出指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们犯下这种惊人的错误，而事实证明，当前的错误对长期政策的策划者是致命的，因为彰明昭著的失败需要替罪羊。德国当局拒绝了冯·霍尔斯坦先生的建议，最终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作出让步。由此，国际协议勉强得以达成。比洛亲王有失体面，罢免了冯·霍尔斯坦先生，而直到当时，亲王一直遵循同样的路线。德国政府将这种失败的政策推荐给皇帝，比洛亲王的责任一定跟冯·霍尔斯坦先生同样重大。
 
列强签订了《阿尔赫西拉斯决议》，于是摩洛哥事务的第一阶段暂且结束。《英法协约》获得了全新的含义，不同于最初的设想。一开始，协约的意义不外乎友好解决特定的悬案分歧，希望两个邻邦在未来和谐相处，养成彼此协调的习惯。现在，协约增加了共同抵抗外力压迫和侵略的因素，因特殊利益形成的联盟日益发展为针对第三方的积极合作。最重要的是，协约的这一新特征是德国企图破坏协约的直接后果。如果没有德国的明确威胁和敌意，协约即使一度怀有反德偏见，现在肯定已经烟消云散，未来同样不大可能继续存在。然而，此事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英德仇恨只是一次偶然事件的产物，不会产生反德的愿望或意图。第二种可能是：两国的政策和利益天然敌对，仇恨根深蒂固。英国政治家必须澄清这个问题，不容含糊。因此，这个问题必须寻根问底。
 
英格兰的地理形势决定了外交政策的一般特征，这是它无法改变的。它是一个岛国，位于欧洲的大洋一侧，拥有辽阔的殖民地和属地。大英帝国若欲保存或延续其独立的存在，就必须维持压倒性优势的海权。马汉上校的经典著作描绘了海上霸权的惊人影响，现在已经无人反驳。海权比陆权更强大，因为海权无远弗届。从字面意义上讲，海上霸主是所有濒海国家的邻邦。海权的强大由此昭然若揭，自然会引起普遍的猜忌和恐惧，因此，海上霸权总是面临全世界联合颠覆的危险。没有一个单独的国家能够长期抵抗这种联合，何况区区岛国，它的国民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粮食依赖海外贸易。实际上，危险得以避免，历史已经做出了证明，先决条件是：拥有海上优势的岛国必须将政策导向符合全人类普遍利益的愿望和理想。尤其重要的是：它能恰到好处地与大多数国家或是尽可能多的国家的基本利益和重要利益一致。现在，所有国家的首要利益是维护本国独立。因此，英格兰直接和明确的利益就在于维护各邦的独立。在这方面，它比任何非岛国更有利。如果任何国家威胁到其他国家的独立，英格兰必然是侵略者的天然敌人和弱小各邦的天然保护者。
 
各邦总是珍视在世界市场上自由交流和贸易的权利，仅次于独立的理想。相应地，英格兰就要最大限度地捍卫普遍自由贸易原则。无疑，它因此强化了自己的协调能力，可以增进与其他各邦的友好亲善，至少可以减轻他们的担忧。各邦因此认为：海上霸权掌握在自由贸易的英格兰手中，总会好过落在贸易保护的强权手中。这是自由贸易问题易受忽视的侧面。有句话说得好：每个国家只要有选择的余地，就会宁愿自己掌握海上霸权；如果没有选择的余地，它们宁愿海上霸权归英格兰掌握，也不愿意归其他国家掌握。
 
历史显示，威胁各邦独立的危险普遍源于或至少部分源于邻邦短暂的优势。邻邦如果兼具军事力量、经济效能、扩张边界或影响的野心，危险就会不断增加，与其权力、效率、野心的自发性或“不可避免性”成正比。只有同样强大的对手或几个国家形成的防御联盟，才能遏制由此产生的政治优势滥用。列强组合建立的力量平衡，在技术上称为“势力均衡”。英格兰的世界政策就是维护势力均衡，几乎是历史上的老生常谈。霸权国家或联盟的势力越大，英国支持其对手的力度就越大。
 
如果英国政策确实遵循这种理念，那么任何追求霸权的国家势必走向英国的对立面，像自然规律一样不可抗拒。一位论述英国政策的杰出作家确实已经从理论上证明，并在历史中阐明了这种规律。
 
人们将普遍规律应用于特殊案例，就可以尝试判断以下的难题：在特定的时间里，某些野心勃勃的强国是否必定会变成英格兰的敌人。或许，德国目前的处境就是现成的例证。我们有必要查明：德国的真实意图是不是以牺牲或贬低其他国家的方式，在国际政治中奠定德国的优势地位、政治霸权，实现纯粹德意志的扩张目标。
 
我们可以认为：现代德意志帝国继承了普鲁士的外交政策。或许，普鲁士历史最显著的特征首先是：雄主相承，臣民精力充沛，热爱诚实工作。而仅次于此特征的，就是它的历史发展过程：勃兰登堡王室韬光养晦，奠定了小小的基业，然后在相对并不很长的时期内，他们成就了固若金汤的欧洲霸业。系统的领地扩张主要依靠武力，而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或政治家神机妙算，谋划了最重要、最有决定性的征服。他们公开宣布的目标是：保障普鲁士的规模、凝聚力、领土和人口一致性。这样的目标势必提升普鲁士的地位和影响力，使它变成一流国家。其他各国无不致力征服，许多战争规模更大、更为血腥。本文无意衡量或讨论各邦霸业的相对优点或正当性，只想探讨普鲁士发展的独特条件。德国的特点并不是列王热衷于征服；也不是兼并土地，从地理上或种族上建立真正完整的民族领土；更不是国民或多或少的无意识的倾向：更充分地发展民族的生命与资源，扩展其影响力和欣欣向荣的生命力火种。德国的情况毋宁是，如一个弱小的藩国统治者所说，“我想要国家独立和强大。目前的边界和人口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我必须拥有更大的领地和更多的居民，为此必须组织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现代历史上，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是最伟大、最经典的实例。他蓄意策划，将小邦转变为大国。他在最和平的年代突然攫取西里西亚，并参加第一次对波兰的瓜分，将继承的领地扩大了一倍。他维持当时最高效、最强大的军队，支持英格兰维护势力均衡、反对法兰西侵夺的大业。就这样，他成功地保证了普鲁士作为欧洲列强之一的地位。他的继承人继续依据同样的原则，制定普鲁士的外交政策。除了以下的事件，我们几乎没有必要提到更多的扩张。普鲁士参加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波兰；一再跟拿破仑合谋，企图吞并汉诺威；1815年肢解萨克森，以波兰土地交换莱茵省；1864年，吞并石勒斯威格-霍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1866年，明确吞并汉诺威和黑森选侯国，私自侵占其他领地；最后，普鲁士在1871年重新从法兰西夺回阿尔萨斯-洛林。当然，兼并的基础并非完全相同。它们的一致性在于：有目的、有计划地创造大普鲁士或德意志。
 
1871年的各种事件将普鲁士的精神传递给新德国。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如此根深蒂固地依托以下条件：全民各阶级人人保卫民族权利，实现民族理想。它的民族理想完全依靠全体公民时刻准备就绪，拿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孤注一掷，维护其主张和论据。普鲁士依靠“铁与血”，锻造了它在欧洲列强议事会当中的地位。德国刚刚赢得统一，就急不可耐地从事种种民族事业。尤其是随着日益增长的海外贸易流过新帝国的港口（这些港口原先属于“独立”但政治上无足轻重的汉萨同盟各邦），年轻的帝国向欧洲以外的世界大显身手。以前，它的海外意识至多不过若有若无。现在，德国船只在大洋上航行，德国商人第一次预见天命所归，德国将会真正享有英格兰、美国、法兰西，甚至荷兰的地位，德国的政治影响力将会远及海外和各大洲。德国尤其清楚，全世界承认和羡慕英格兰的殖民地与海外领地。德国的名字即使有人提到，也不会激起特殊的兴趣。这种发现对德国人的心灵产生了奇特的影响。在海外，欧洲强国的地位并不是这个天地的有效通行证。这里，各邦的大小强弱比例惊人地扭曲了，其他各邦在本土相对弱小，在海外却能当家做主，而德国至多享有荣誉宾客的地位。海外世界存在明显的不平等，海权和殖民国家享有巨大的优势。
 
德国爱国者出于自尊，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德国即使没有在事实上高踞欧洲大陆列强之首，也至少名列欧洲大陆列强。然而，欧洲列强之外、之上仍然别有洞天，那里似乎存在“世界列强”。情况立刻变得显而易见了：德国必须成为“世界列强”之一。这种观念不断发展，变成了实际政策，普鲁士诸王力图造就普鲁士强权，同样有其思想路线，二者惊人的一致。腓特烈大帝曾说：“如果普鲁士想在欧洲议事会当中据有一席之地，就必须跻身列强。”而“德国人想在更广阔的海洋世界中享有话语权，就必须跻身‘世界列强’”——这话仿佛就是腓特烈名言的回声。普鲁士说：“我想要更多的领地。”新世界政策说：“德国必须拥有殖民地。”在那些仍然适于拓殖的地方，或是德国人有力量排挤其他国家的地方，殖民地相应地建立起来。德国人精力充沛，公开要求“阳光下的土地”：达马拉兰（Damaraland）、喀麦隆（Cameroons）、多哥（Togoland）、德属东非、新几内亚以及太平洋上的其他岛屿群。德国以身作则，列强准备就绪，如法炮制，无主领地以惊人的速度被瓜分完毕。最后算账时，即使在德国人眼里，德国的收获似乎仍然不大。它仅仅通过购买或国际协定，增加了为数不多的新领地：加罗林群岛（Carolines）、萨摩亚群岛（Samoa）、黑尔戈兰岛（Heligoland）。此外，一项旧普鲁士风格的事业保证了胶州湾的攫取。不过，总的说来，殖民地资产价值多少，有些可疑。
 
在此期间，殖民帝国的梦想在德国人的想象中扎下了根。皇帝、政治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贸易公司、航运公司以及受过教育和未受教育的公共舆论众口一词地宣称：我们一定要拥有真正的德国殖民地。德国移民可以在那里拓殖，扩展祖国的理想：我们必须有舰队和加煤站，把我们理应获得的殖民地联系起来。对于 “为什么必须？”的问题，答复是：“德国是一个健康和强大的国家，有六千万居民。这样的国家必须扩张，不能停滞不前。德国必须有领地，供过剩的人口移居而无须放弃他们的民族性。”反对意见说：现在，世界实际上已经被其他独立国家瓜分完毕，除非从合法的占有者那里掠夺，否则不可能获得殖民地。答复是：“我们不用考虑这些问题。急需没有法律可言。世界属于强者。精力充沛的强国不会让盲目地遵守现状阻碍其成长。我们对其他国家的领地并无觊觎之意，但如果有些国家太弱，不能最大限度开发其领地，有能力和意愿的国家就会占据这些领地，是之谓天命。”
 
任何人只要了解德国的政治思想，相信德国朋友公开、坦率说出的想法，就无法否认这些德国人早已肆无忌惮地公开宣布的观念。如果你并不同情这些观念，德国人就会认为，这是外国人心怀偏见而无法理解德国人真正感情的标志。在这方面，不可忽视德国人的种种口头禅，这些俗语时时凝聚了德国盛行的情绪。有些口头禅值得引用：“我们的未来在海上”；“必须手握三叉戟”；“汉萨同盟曾经统治大海，无人挑战，德国必须重振旗鼓，接过遗业”；“没有德意志帝国的同意，世界上任何政治问题都无法解决”；“大西洋帝国欢迎太平洋帝国”；诸如此类。
 
这些个人表述的重要性很容易遭到夸大。综合起来，累积效应会造成一种印象，德国的明确目标就是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更大、更重要的角色。德国根据它目前的物质力量，自诩应该获得这样的地位。政治批评用狭隘的观念判断民族的自我伸张，仿佛这只是一个道德问题，可以应用现代社会判断私人行为的同样原则来解决。历史根据国家行为的一般性后果赋予其正当性，手段是否符合伦理道德，几乎不值得考虑。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残暴的征服获得认可，因为征服，产生了全世界出类拔萃的组织，将独特性和持久性赋予古代文明，充分地补偿了征服者政治道德的欠缺。在俄罗斯人眼中，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和叶卡捷琳娜大帝（Katharine II）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在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他们肆无忌惮地运用狡诈的手段，缔造了强大和统一的俄罗斯国家。腓特烈手段高超，攫取西里西亚，依靠卑劣的诡计，第一次瓜分波兰。俾斯麦为普鲁士机关算尽，吞并石勒斯威格-霍尔斯泰因。所有这些行径都可以宽恕或原谅，因为强大的德国给这些领地和其他所有领地带来了更加开明的政府、更加广阔的民族生活构想、更大分量的国民光荣传统，胜过了任何其他可能存在的前景。毕竟，德国唯一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吸取历史教训，毫不犹豫地用于当前的政治；有意识地运用武力扩张德国利益，统治当时不情愿的国民，把辩护的重担留给子孙后代。没有任何现代德国人主张：为征服而征服的贪欲是罪恶。但模糊含混的条顿扩张计划（die Ausbreitung des deutschen Volkstums）只不过表述了德国人根深蒂固的感情——她的民族目标强大而纯洁；她的爱国主义热烈；她的宗教感情深厚；她的能力卓越；她的管理清晰诚实；她成功地探索了政治和科学的所有分支；她提升了哲学、艺术、伦理的品质；她为自己奠定了宣扬德国民族理想优越性的权利。德国人相信的政治箴言是：权利必须以实力为后盾，才能胜利。这种准则很容易转化为“善良德国人的宝剑”（good German sword）。这话经常出现在爱国主义的辞令中，德国理想改造世界的进程如果遭遇任何困难，都会以“宝剑”为解决之道。
 
上面这些疏略的概述突出描绘了德国外交政策的某些特征。人们多多少少可以公正、精确、清晰地声称：德国外交政策源于它的历史，源于德国统治者和政治家的表述和设计，源于公共舆论准确无误的表现。这些原则只剩下两种有待阐明的问题：一方面，它的原则在多大程度上主导现实政策；另一方面，它的原则是否跟英格兰和其他独立、活跃国家的重要利益相冲突，妨碍它们自由行使其民族权利，完成其自认的世界使命。
 
我们没有片刻怀疑：强大的德国只要存在并健康地活动，肯定会造福世界。在“善良公民”一词的最广泛意义上，德国体现了最高层次的素质和优点，它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光荣和胜利。如果跟德国特性、德国观念、德国方法有特殊关系的一切不再发挥力量和影响，世界将会无可估量地更加贫乏。英格兰尤其在智力和道德上都跟德国关系密切，因而它同情和欣赏德国心灵的最佳产物——其自然的倾向是：为人类进步的普遍利益，欢迎一切加强德国力量和影响的因素。只有一个前提条件：德国必须尊重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以自己的方式，同样有功于人类进步；同样有资格享有充分的空间，自由地致力提升人类文明的境界。英格兰本着健全的直觉，一向支持各国不受束缚地发挥和交流自己的力量。这种做法大体上符合自然本身的发展进程。大英帝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各民族内部组织汇聚在国王陛下的节杖下，发挥本民族的力量。英国在这方面海纳百川、持之以恒，其他各邦望尘莫及。英国人的好运和优点在于采取这种观点，解决民族生命的更高问题。或许，它只能在外交政策领域应用同样的原则，这样才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在行动中履行其理论和惯例。
 
就这样，只要德国依靠国民的优点和活力，争取智力和道德的世界领导权，英国就只能羡慕，赞赏，参加竞赛。另外，德国可能相信：物质力量更大的相对优势、更广阔的领地、坚固的边界和海上的霸权必不可少。没有追求领袖地位的愿望，初步的占有必将以失败为结局。如果是这样，英格兰必须未雨绸缪——德国肯定会图谋削弱任何对手的力量，加强自己的力量。德国的手段肯定是扩张自己的领地，阻碍其他国家的合作，最终瓦解大英帝国，取而代之。
 
现在，德国可能完全没有，而且从来不曾有意识地策划这种颠覆活动。它的政治家们义愤填膺，公开否定这种可能。他们的否认或许是完全诚实的，他们的义愤或许有充分理由。如果他们非常不愿意跟英格兰发生任何武装冲突，那是因为德国知道，两国目前没有争论的理由。因此，它难以根据假设，想象未来发生任何武装冲突。而英格兰不想争执，永远不会给德国提供正当的开衅理由。
 
然而，英格兰不能在此事上冒险。毕竟，德国政治家就《英法协约》和德国在摩洛哥利益作出的承诺不可能更真诚了。或者，他们可能真心承诺，但无力执行。图谋邻邦的野心照例不会公开宣布，这种说法并非不公。因此，德国没有扩张的宣告，甚至公开表示普遍和无限的利他主义政策，但其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它没有暗藏这样的意图。我们从德国过去的政策看，就会坚信有必要考虑以下的可能：它没有打破原有传统，继续循同样的路线进一步发展。这种可能性既然存在，人们就有理由问：英格兰牺牲友邦，至少坐视友邦牺牲，仅仅为了协助德国一步一步建立全面霸权；英格兰盲目信任德国霸权不会在世界上伤害任何人，只会促进其他所有民族的福利和幸福——这样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甚至算不算审慎？事实上，英格兰有重大理由，格外不能抱有这种信任。这些因素都必须恰如其分地考虑。
 
在此期间，重要的是：英格兰必须清楚地认识其危险的处境，不必也并不暗示对德国有任何敌意。除非投桃报李的做法可行，英格兰本身绝不指望任何盟国会纯粹为了英国利益而支持英国。虽然如此，没有一个英国人会愚蠢到认为外国没有帮助英国实现目的，就是反英情绪的征兆。英格兰的要求不外乎：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致损害第三方利益。它习惯于面对远比这种要求恶劣的情况。例如英格兰在埃及推动改革，仅仅对该国民众有利，无法无天的党派斗争不应该妨碍它。英格兰总是随时准备给予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同样，甚至更充分的行动自由。它过去欣然同意的实例为数众多，富有教益。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特别复杂的事件，颇能体现英德关系的特征，或许应该在这里略提一二。
 
以下的论调经常公开宣布，几乎变成了外交上的陈词滥调——英德两国从来没有真正的实质利益冲突，因此没有悬而未决的重大争议。然而，外交部过去二十年的档案显示：德国政府从未停止责备英国内阁缺乏友善，而且始终反对德国的政治计划。同一时期，法兰西、俄罗斯、美利坚合众国也在评论它们和英国的关系。它们的评论显示了古老和真实的冲突根源——产生于古老的条约未能弥合的几百年分歧，或是悬而未决的殖民地边界偶发事件。英格兰和这些国家保持了幸运的和平，但纠纷的因素始终相当充足。善意的，更不用说诚恳的关系，必须依靠持续的机警、体贴、节制、温厚、和解才能维系。如果某些因素导致的摩擦极其尖锐，就要做出特殊的安排，以免公开决裂，然而无论问题如何解决，都在未来会留下进一步冲突的种子。1904年4月8日的《英法协约》达成以后，双方的关系才明显理顺。
 
当代英德关系的一系列事件呈现了一幅非常不同的图景。回溯到1884年，俾斯麦亲王首次将他的国家投入殖民和海上事业，此后，两国发生了数不清的争执。这些争执有一个共同点：德国政府直截了当、明确无误地敌视英国，而且德国蔑视坦率和荣誉的基本原则，引起了英国历届外交国务秘书的深刻仇恨。然而，所有这些争执还有另一种特征。后者或许更值得注意，即英国大臣虽然由衷地愤慨自己受到的待遇，但是仍然每一次都乐于让步或妥协，他们不仅同意满足德国所有的要求，还公开表示：双方计划和筹备重建英德友好关系；如果可能，建立更坚实的敦睦基础。这些孤立的解决方案达成之后，双方每一次都恢复了表面的完全和谐，然而隔了一段时间，新的冲突又会爆发。在此期间，双方似乎真心诚意地不断重申：彼此不会再有进一步的不和。
 
德国吞并西南非洲，跟俾斯麦特殊的外交手法有关。他始终欺骗安普希尔勋爵（Lord Ampthill），将德国的殖民野心隐瞒到最后一刻。然后，他反过来责备英国人对德国“众所周知”的政策缺乏同情。他假手一位德国医生，突然吞并喀麦隆，而这位德国医生是英国正式推荐给当地人民的。当时，他手持英格兰批准当地土著要求英国保护的正式请愿信件，并出版伪造的格兰维尔勋爵信件，蓄意欺骗帝国议会和德国公众。直到今天，德国人可能仍然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俾斯麦在国会发表好战和威胁性讲话，在全德激起反英的情绪。德国人突袭圣卢西亚湾，仅仅由于罗德斯先生（Cecil John Rhodes）的机警计划才会流产；德国索取桑给巴尔苏丹的大片领地，用暧昧的手段如愿以偿；德国首先提出在新几内亚划界，友好解决争端，诱使英格兰推迟早已宣布的意图（占领部分新几内亚），然后自己马上在新几内亚的大片土地上升起国旗；德国要求驱逐从萨摩亚到斐济的英国殖民者——这些事件使英国内阁第一次领教德国人的手段：把敌意伪装成受到伤害的友谊和清白。英格兰由于最近对埃及的占领（俾斯麦刻意鼓励的举措）和俄罗斯在中亚的麻烦（德国使团煽动圣彼得堡的直接后果），处境危疑。当时，英国海军相对软弱。格莱斯顿先生的政府仅仅由于这些因素，才没有考虑坚决抵抗德国人这些做法。不过，人们感受正确的是：虽然德国人的方法有侵略性，且粗暴地实施自己的愿望，但并没有受到英国政策的坚决抵制。俾斯麦获得大部分领地，都曾经遭到英格兰的反对，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如果英格兰最近考虑占领某些地方，原因不是为了谋取新的省份，而是为了避免这些地方落入法兰西贸易保护主义者之手，后者不可避免会扼杀所有英国贸易。看来，人们几乎可以肯定：如果德国人一开始就向英格兰提出友好的建议，它表现没有敌意以后，最终也会如愿以偿（得到经常通过无端的攻击最终获得的东西），那么，两国没有什么困难就能达成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
 
英国内阁决定避免持续不断的争执，实实在在地接受了德国侵犯性行动造成的形势。因此，德国很快就确信：英格兰睦邻亲善，出于至诚。接下来几年间，类似性质的复杂新问题接踵而来。1885年，随着索尔兹伯里勋爵的上台，俾斯麦认为邀请英国加入三国同盟的时机已到。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德国再三敦促，力图实现这个目的。[2] 英国政府太审慎，不能完全抛弃维护大陆势力均衡的传统政策。英国政府最后决定：鉴于法兰西和俄罗斯当时的威胁性敌对态度，大力跟三国同盟合作，在1887年签订两个秘密的《地中海协定》（Mediterranean Agreements）。同时，索尔兹伯里勋爵暗示，他乐于默许德国吞并萨摩亚，但合作未能功德圆满，仅仅因为美利坚合众国拒绝放弃它在德国所觊觎的诸岛的条约权利。然而，这些英德亲善的证明为时未久。由于臭名昭著的卡尔·彼得斯博士（Karl Peters）和其他德国代理人在东非的活动，严重的纠纷接踵而来。彼得斯博士计划无视现存条约，在乌干达建立德国的权威，切断埃及到尼罗河源头的通道。他的这个计划失败了，原先英格兰已经抛弃桑给巴尔苏丹，以满足德国的领土野心，现在，它承认德国占领苏丹的大陆领地，并用为时已晚的宣告，将桑给巴尔其余的领地纳入英国保护下。黑尔戈兰的让步再次宣布了英德的兄弟关系。同时，德国照例保证支持英国的政策，尤其是它对埃及的政策。
 
这一次和其他几次，英格兰妥协太过，甚至牺牲了它的下级官员。这些官员只不过在环境许可的条件下，尽可能尊严地执行本国政府的政策，对于这些官员的做法，德国人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德国政府出于无情的仇恨，把撤回这些官员作为达成协议的条件。在几个事例中，德国政府承认英国官员没有错，错误仅在德国官员一方，但还是要求，为撤换后者提供便利，英国必须同时撤换它的官员，这种情况常常造成外界的误解。确实，在一次这样的安抚行动中，一位德国领事调到其他岗位获得提升，仅仅几年后，他又以更高的级别返回原先犯错误的地方。对此，英国政府没有提出任何抗议。
 
这样无辜蒙冤的英国官员人数甚多，并非无足轻重。我们观察德国政府的做法，颇获教益。德国政府所谓的“亲善”很容易效仿伟人俾斯麦最坏、最不配受人尊重的瑕疵，习惯于卑劣攻击任何外国代理人的人格和地位，经常不考虑他们卑微的地位，而他们的知识、诚实和履行职责时优秀的表现，被认为阻碍了德国实现某些特定的（而不是那么公开的）任务。在德尔卡塞先生倒台的有关事件中，这样的诡诈手段显而易见。同样的手段不仅被用来针对英国政府麾下的人员，也被用来对付西班牙、意大利和奥地利。
 
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详细叙述相关的争议——1903年到1904年，德国西非殖民地和非洲内陆势力范围的边界问题。唯一值得注意的记录是：英国政府为了安抚德国，准备牺牲确凿无疑的英国条约权利。虽然英国代理人和官员受到挑衅和侮辱，它仍然没有加入法德之间允许法国进入尼日尔的协议。德国政府冷淡地告知英国驻柏林大使，法德协议表明：如果英格兰没有更迅速地满足德国的要求，德国会怎样给英格兰制造不快。
 
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的政府和刚果自由邦谈判，准备在坦噶尼喀湖边修建一条铁路，将英国乌干达保护地和自由邦连接起来。整个计划不涉及领土的让与，而是以铁路和汽船将开罗到开普敦的英国殖民地连接起来。德国政府或许出于同样的情绪，坚决抵制。它反对这个计划，并非因为它的利益受到损害，这次，它对英国使用了最有威胁性的语调。法兰西也参加进来。它反对《英国-刚果协定》（Anglo-Congolese Agreement）的其他部分，并为此向利奥波德国王[3]施加压力。最后，英国政府宣布推迟租借铁路所需地带的条款。德国表示满意。
 
德国政府关于德兰士瓦（Transvaal）的做法更不寻常。当然，所有人都知道和理解：特别条约规定，该国外交由英国控制。虽然如此，德国肯定希望借助某些偶然事件，有朝一日会统治布尔人。这样，德国就能实现它的梦想：统治一条贯穿非洲东西的地带。德国可能以为英格兰会欣然放弃这些土地，正如它以前放弃其他土地。然而，与此同时，它实施了许多只能被称为是深怀敌意的阴谋。德国明目张胆地鼓励比勒陀利亚反对英国利益，它如此肆无忌惮，以至于英国驻柏林大使只得在1895年提出抗议。德国承诺向德兰士瓦提供财政援助，以便购买德拉瓜湾（即马普托湾）铁路。这是英国关注的项目，被葡萄牙非法没收，当时，此案正在诉诸国际仲裁。这个建议失败后，德国向里斯本内阁提出：一旦仲裁有了结果，德国和葡萄牙就签订铁路合作协定。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1895年），英国吞并阿玛通加汉德（Amatongaland），此地紧邻葡萄牙东海岸殖民地边界南部。德国认为有必要警告英国：德兰士瓦不承认这次吞并。它鼓励德国商人狂热活动，购买德拉瓜湾附近所有可以获得的土地。同年，德国随即暗示：英格兰“反对德国在德拉瓜湾的利益”。没有任何一届英国政府曾经承认过这种利益，而德国认为此事构成它对英格兰不怀好意的正当理由。因此，德国政府破格宣布：维护德兰士瓦独立，是德国国家利益所在。接下来就是詹姆森袭击事件和德皇致电克鲁格总统（“克鲁格电报”）。德皇的政府完全理解这种做法的敌对性质，因为德国舰队已经做好了防止英国突然进攻的准备。但此事最重要的效果是，英国公众首次认识到德国官方政策的敌意。在此之前，英国公众一直敦促政府尽量减少英德不断冲突的恶果，避免事态恶化。由于德国侵略性行为的不愉快细节受到最大限度的隐瞒，英国公众实际上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国家不断受到条顿表兄弟的凌辱。英国公众对德国干预南非的任何可能性持坚定的反对态度，促使德国政府（但不是德国公众）放弃了在比勒陀利亚排挤英国的计划。但德国根据它的习惯，为这种“牺牲”索取回报——列强最终瓜分葡萄牙殖民地时，需要英国默许它获得一定份额的回报。德国人如愿以偿。但索尔兹伯里勋爵对德国的做法深恶痛绝，因为德国首先恐吓葡萄牙政府，然后又迫使愤怒的英国内阁加入瓜分最古老盟友的计划。更有甚者，他无疑意识到，德国这次转瞬即逝的“亲善”不会比以前许多类似的做法更长久。仅仅12个月以后，德国皇帝鉴于最近“抛弃布尔人”，厚颜无耻地威胁：除非萨摩亚主权问题最终解决，否则德国就要重新考虑它对德兰士瓦的态度。萨摩亚问题当时正在谈判，很快就以有利于德国的方式解决。英国和德兰士瓦当时的冲突正处在战争仲裁的临界点上。不足为奇的是，英国政府开始放弃希望，不再继续通过友好让步和妥协来保障满意的英德关系。但即使在那时，英国政府都没有试图改弦易辙。德国代理人在德国政府的公开支持下，在萨摩亚群岛恣意践踏1889年《萨摩亚条约》的明确规定。这份条约是三个利益攸关的强国在柏林签署的。他们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不顾我们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抗议，签订了明确将萨摩亚割给德国的协定。南非战争爆发不久后，德国政府威胁说：除非英国政府放弃一项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海上交战权，否则德国就会最坚定地敌视英国。这项权利指的是，在处理战利品的军事法庭监督下，搜查并传讯涉嫌走私战争禁运物资的中立国商船。英国一再表示愿意在它无可争议的权利下做出友好安排，实际上等于搁置行使，这样就引起了新的英德纠纷。德国大臣随即向帝国议会自吹自擂，充分暴露了柏林缺乏和解态度。他声称：英格兰干涉中立国无可置疑的权利，德国的坚定态度迫使英国人放弃了完全不公正的要求。德皇随即呼吁他的国家加快建设一支拥有压倒优势的舰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不能更激烈地维护德国利益，仅仅因为缺少优势海军力量。
 
这里仅仅提示一下就够了：德国政府在南非战争期间，肆无忌惮地在德国全境鼓动对英军的毁谤，没有任何政府官员公开反驳过。而且，跟随英军身临战场的德国军官已经给他们提交了忠实的报告，他们仍然照样污蔑。当帝国议会继续以史无前例的风格叱责英国内阁大臣时，比洛亲王完全可以对听众公开这些严重歪曲的真实情况。我们知道，他其实了解真相。我们已经报道过他和一位著名的、有代表性的英国绅士的谈话。这次谈话发生在张伯伦先生的著名演讲后的第二个星期。而德国人宣称他的这次演讲是敌对的根源，但是，谈话的正确版本证明德国报刊广泛报道的诬蔑毫无依据。比洛亲王表示：当时，他的政府对英国大臣的态度没有任何抱怨的理由。但他几天后就自甘堕落，向帝国议会表示他同情德国人对张伯伦所谓的讲话和英军所谓的暴行的愤怒抗议，而他明知这一切纯属子虚乌有。张伯伦庄严的答复引起这位总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要求英国政府道歉，因为英国人冒犯了他不体面的煽动。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以后，他仍然向帝国议会暗示：英国政府已经作出解释，以前说过的任何话都不是有意侮辱德国人。[4]
 
德国在其他领域提出新的要求，表现出同样的敌意。不过，对方越来越不愿意像原来一样迁就。长期以来，德国在中国的举动对英国极其不友好。1895年，它试图向中国政府索取扬子江口的舟山群岛为加煤站，而没有事先告知英国政府，但众所周知，英国根据业已确立的条约权利，在该群岛享有优先权。德国攫取胶州湾，违背了任何公认的政治行为准则,无视英国或其他列强宣示尊重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条约。但德国不满足于攫取青岛港，还计划进一步吞并广大富饶的山东全省。德国之所以能够从中国政府强索让步，在不小的程度上归功于它声称获得了英格兰的支持。不用说，它根本没有告知或咨询过英国。况且，这样的协定严重违背英国的条约权利，使一个有价值的省份对英国贸易和企业关门，英国政府定将反对。
 
大约在这时，德国秘密接近俄罗斯，想要达成协议。德国渴望通过这样的协议，涉足相当令人垂涎的扬子江[5]。当时，人们认为扬子江实际上是英国保留地。这些提议遭到拒绝。德国人希望它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至少不能让英国人得到。它向英国内阁建议签订克己协议，谁都不要从中国获得领土利益，如果第三方试图这么做，两国就采取联合行动。
 
英国政府并不掩饰，他们非常不喜欢这种安排。他们正确地预见到：德国会默认自己对山东的图谋、俄罗斯对满洲的侵略为例外。与此同时，英国人却会当真放弃它在扬子江赢得的根深蒂固的地位。当然，后来发生的事情确实如此。英格兰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束缚自己的手脚，却得不到对方任何回报，甚至回报的暗示。英国人的口味受过去的经验刺激，不喜欢这种单方面的交易。然而，安抚德国以及满足其明确要求的政策再一次胜利了。协议得以签署，后果不难预见。德国大臣只关心扬子江，宣布俄罗斯对满洲的侵略完全排除在外。协议似乎只限于中国特定地区，德国至今仍然坚持图谋山东。
 
但德国并不满足于让英国放弃领土要求。他们不忠不义，两面三刀，捏造了许多英国图谋攫取中国战略要地的故事（他们同样孜孜不倦地诬陷法国政府），从而向北京宫廷索取了更多单独和秘密的保证，以便在所谓的英法德联合占领上海结束时，反对英国的图谋。兰斯多恩勋爵虽然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德国口蜜腹剑，但向国会报告事件时仍然刻意删除了几乎所有的德国不怀好意的迹象，以免毒化英德关系。我国军官的报告显示了德国军队在中国北部的活动和德国军事当局对英印分遣队的不寻常待遇。瓦德西伯爵统率下的英印军队的忠诚不下于任何其他国际部队，他们产生了最深刻的仇恨情绪，上至英国将领，下至印度部属，无一例外。[6]
 
委内瑞拉争议后不久，英国政府诚恳地跟德国合作，没有发生任何纠纷。只是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形势突然逆转，多多少少有些虎头蛇尾。英国公众渐渐意识到，无论为了什么政治目标，英德合作跟英国的利益或尊严不能相容。
 
1884年以来，纠纷和妥协接二连三。事实上，德国每一个已知的要求都获得了满足。英德关系仍然平静，不受影响。今天和那时没有两样。就这样，德国驻伦敦大使一再回答质询，始终诚恳地表示希望改善英德关系，以最模糊的概述为遁词。也就是这样，德国大臣热烈地要求保持最亲密的法德关系，且通过英国政府的斡旋实现这种愿望。
 
这里还没有提到德国新闻界的反英战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英国报纸的反应。这场战役没有影响两国政府的态度，是极其可疑的。有些人认为报章论战是英德冲突的主因，因此相信只要两国记者怀有兄弟之情，并通过多多少少杰出和无私的游客相互造访，就能消除冲突的原因。这一点尚未充分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具备充分研究的条件。实际发生的事件纪录清楚地显示：德国政府的直接指示构成了妨碍两国正常友谊的全部原因。如果说德国新闻界在这方面发挥了什么重要作用，也仅仅是因为政府新闻局的规定和影响。新闻局是柏林大臣办公室的分支机构，其神秘影响并不局限于德意志帝国版图之内，在纽约、圣彼得堡、维也纳、马德里、里斯本、罗马、开罗，甚至伦敦，这种影响都在发挥作用。德国各大使馆都跟一批受人尊重、广泛发行的报纸保持相互信任和大体不受猜疑的关系。直到最近，这种多少令人反胃的工作一直掌握在晚近使馆参赞笨拙的手中。其人现在已经转而经营开罗。不过，无论负责人是谁，人们都知道，德国人的传统是：德国政府向英国公众，甚至英国内阁发表意见，都会使用其他间接方式，而非通过卡尔顿府联排（Carlton House Terrace）外交国务秘书的公开渠道。
 
本文并不声称前面的英德关系概述完整无缺。其实，这份概述仅仅是过去20年来英德关系某些重要和典型事件的索引，更困难的任务仍然是归纳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当前研究的直接目标是确定英德对抗是否存在真实和自然的基础。由此可见，在一系列长期混乱的举措当中，这种对抗一直存在，但原因完全在于单方面的侵略。英国方面的态度最为合作，永远随时准备一个让步接着另一个让步，换取对方恢复亲善关系。
 
由此可以推断：即使英格兰长期耐心地临时迁就，维系两国的桥梁，敌对仍然深深地根植于两国关系之中。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不得不采取这种观念——德国蓄意遵循必然损害英国基本利益的政策。除非英格兰牺牲这些基本利益，从而丧失独立强国的地位，或是英格兰过于强大，使德国没有开战的机会，否则长远而言，武装冲突无法避免。了解德国整体政策趋势的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看法：德国蓄意追求霸权，首先在欧洲，最后在全世界，铁证如山。
 
在前面的段落中，最重要的是：无可置疑，这就是事实的正确解释。这似乎进一步证实了以下的情况——德国坚忍不拔地谋求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只有世界政策的设想才能为此提供始终如一的解释。海军是德国公开宣布的目标，缓慢但确定无疑地创造出的一种武器，适于威慑任何可能的敌人，无论这敌人在海上多么强大。
 
不过，论证有一处明显的缺陷。如果德国这样深谋远虑，那么，即使最平庸的德国人都会看出：计划的成功必须依靠英格兰实质上始终对此视而不见，而且保持友善的态度，直到惨遭致命打击的最后时刻。德国在发展力量期间，理应韬光养晦，竭尽能力所及的一切手段争取和保持英格兰的友谊。这样做不仅完全值得，而且非常必要。任何坦诚的批评家都会说：迄今为止，德国政策没有丝毫遵循这种基本策略的迹象。
 
在这方面，参考杰出编辑汉斯·德尔布雷克博士（Dr. Hans Delbrück）的雄文并非无益。这篇文章发表在最近的《普鲁士年鉴》（Preussische Jahrbücher）上。这份杂志管理有方，影响甚大，德尔布雷克博士就是杂志编辑。这篇文章极其坦诚、冷静地探讨——如果德国继续执行雄心勃勃的扩张政策，是否难逃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世的覆辙？文章得出结论：除非德国愿意面对那个毁灭法兰西世界霸权梦想的同样的压倒性联盟，它必须明确决定、公开否定任何进一步扩张边界的想法，用传播德国文化的更高贵雄心取代吞并领土的计划。这样，德国的理念就会传遍地球上凡是有人说德语，至少有人教德语或是能听懂德语的地方。
 
众所周知，在德国，公共舆论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微不足道。区区一篇文章，不宜附加过多的重要性。不过，由此得出的结论大概是正确的。或许，有影响力的阶级包括德国政府本身，以某种含混的方式留恋其他国家对德国曾经有过或者仍然保有的图谋，但负责任的政治家必定充分意识到，这些图谋不可能真正付诸实施。
 
那么，问题或许可以用另一种方法看待——德国的宏伟计划其实不过是模糊、含混、不切实际的政治家辞令。他们没有真正意识到，措辞的意义已经面目全非。仁慈的批评家还可以补充解释：无论善恶，德国目前统治者的精神和性情特征是众所周知的，当前德国政治生活方方面面都呈现反复无常、飞扬跋扈、经常赤裸裸的侵略精神，而不仅仅限于外交领域。（他们应该为此负责，并非不大可能。）这种精神在国内外都激起了不满和警惕，全世界对此越来越熟悉。事实上，德国并不真正明白它向何处去。它一切荒腔走板的举措、一切两面三刀的诡计都不是稳定地执行一个精心筹划、无情追随的政治体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形成任何一部分这样的体系。这种假设对德国政府并不恭维，必须承认的是，它的可靠性大概会面临相当的质疑。不过，这种假设能够解释当前形势的大部分事实，因此仍然可能属实。
 
当然，俾斯麦主政时期例外。任何假设，如果认为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不清楚自己政策的目标，必定荒谬绝伦。那么，如果要建立合理的假设，就必须为俾斯麦1884年以后对英格兰的举措提出合理的解释。1890年俾斯麦倒台后，德国持续不断地敌视英国，应该另有一种不同的解释。这种观念初看起来似乎很荒谬，实际上却可能相当合理。
 
俾斯麦患有谢夫瓦洛夫伯爵（Count Schuvaloff）所谓的“联盟恐惧症”（le cauchemar des coalitions）。无疑，他特别害怕敌视德国的法俄联盟。他要求英格兰加入三国同盟，作为对抗这种危险的特定措施；或者，至少要迫使英格兰分别跟法兰西和俄罗斯冲突。这样，英格兰不可避免会站在德国一方。他知道，英格兰厌恶卷入联盟，不愿意明确宣布坚定主张国家权利的政策，因此，法兰西和俄罗斯必定对它慎重以待。但俾斯麦同样非常不了解英国大臣抵抗坚定压力的能力，他显然相信：他能迫使英国在德国和孑然孤立之间作出选择。德国殖民地热议，给他提供了一个开端。这时，他最有可能决定，把纠纷带回英格兰，因为英国在外交事务上温顺而缺乏果断，没有形成一种政策。英国如果走上明确的路线，保障德国的亲善，应该是最明智的，至少不是最不受欢迎的。英德联盟能够避免国际纠纷，保障安全；而拒绝英德合作，可能引起不光荣的冲突，还会面临这样的前景——德国为了损害英国利益的特殊目的，跟法俄站在一起。
 
俾斯麦自己承认，1886年以前，他处理德国小邦的问题，采用了极其类似的政策。因此，这种解释相当有说服力。当时，普鲁士故意恃强凌弱，跟所有德国小邦不和，它坚定地期望：各邦为了和平和安宁，会追随普鲁士，而非奥地利的领导。1866年战争爆发时，俾斯麦意识到，除了几块实际上已经被普鲁士王国四面包围的领地，德国各小邦全都站在奥地利一边。与此类似，他在毕生事业行将结束时，必定意识到，虽然有几处捉摸不定的成功迹象，但胁迫英格兰亲善的政策已经失败。然而，到那时，胁迫和冒犯英格兰几乎成了柏林外交部和俾斯麦继承人的传统。其他的证据显示：俾斯麦的继承人几乎没有继承他的政治能力和专一目标，似乎把习惯本身当成了一种政策，而非为实现最终目标而精心计算的外交手段。这位重臣迫使英国接受的要求本身并不讨厌，只是提出要求的方式惹人生厌。俾斯麦对待英国的方式多多少少像理查德三世对待安妮夫人。[7] 俾斯麦的继承人显然认为照搬他的方式本身就是目标——咆哮威胁、纠缠不休，向英格兰勒索有价值的让步。俾斯麦的经验已经向他们证明：这种说服方式经得起考验，且没有激起长期仇恨的风险。
 
如果仅仅通过类比和图解的方式，不考虑字面意义上的确切，并允许无礼的措辞，那么1890年以来，德国对英国的做法并非不像职业勒索犯。它的手段是威胁受害者：如果拒绝，就会发生某些含混而可怕的后果；受害者如果让步，勒索者就会凭借恶意而发财。但长期一致的经验证明：受害者可以保证暂时的安宁，但为时不久，友好的克制肯定会引起更多的骚扰和更高的要求。如果一开始就坚定地拒绝勒索，果断地面对一切不愉快的风险，则通常能毁掉勒索者的生意，胜过没完没了的让步。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决断，双方的关系更有可能不断恶化。
 
如果人们可以运用这种或许不是非常恭维的方式，解释德国政府的做法，那情况就是：德国政府不断用侵略性的恶意对待英格兰，最终导致了几乎永久性的摩擦。德国和其他各邦的关系不和谐，部分由于德国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它们，部分由于德国的做法暗示它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明智的德国政治家应该认识到任何世界政策的限度，不能作茧自缚地挑起所有敌对国家形成敌对的武装联盟。他也应该认识到泛日耳曼主义的大厦，及其在荷兰、斯堪的纳维亚、瑞士、奥地利德语各省、亚得里亚海的周边堡垒只有在欧洲自由的废墟上才能建立。人们必然会认识到，德国的海上霸权和大英帝国的生存不能相容。即使大英帝国消失，最强的陆上军事力量和最大的海军力量如果集中于同一个国家，本身就会迫使全世界联合起来驱逐这个梦魇。德国在南美洲获得适宜的殖民地，跟合众国政治信仰的基本原则——门罗主义不能相容。并且，在小亚细亚建立德属印度，最终必定妨碍或破坏德国统治海洋或征服君士坦丁堡，以及位于德国目前东南边界与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的各国。每一个宏伟计划似乎都不能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实现，而德国似乎同时推行所有的计划，因此甘愿在全世界处处碰壁，引起挑战。但这有助于证明：德国的做法多么不合逻辑，多么缺乏协调规划，残酷的目标隐藏在鲁莽的冲动后面，莫名其妙的突然袭击，不顾其他民族感受的鲁莽行动。这些就是德国最近政策的显著特征。
 
如果有必要规划和接受一种理论，能切合德国外交政策所有确定的事实，就只能在下面两种假设中选择其一：
 
要么德国明确以霸权和海上优势为目的，但会威胁邻邦的独立，最终威胁英格兰的存在。
 
要么德国没有这样清晰的野心，认为目前只是运用它身为国际议事会列强之一的正当地位和影响力，谋求提升海外贸易、传播德国文化、扩大国民活动范围、随时随地利用和平机会在全世界创造德国的新利益，从而留下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世界是否有朝一日发生剧变，使德国获得指导跨地区政治行动的更大份额，不像现在这样局限境内。在现存政治条件下，无须涉及任何侵犯其他国家既存权利的行动。
 
在这两种情况下，德国都会明智地建设它能供给的尽可能强大的海军。
 
解释已知的事实，似乎不出以上两种可能。提供较窄的一种选择，也不会更容易接近确切结论。不过，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英国政府其实没有必要二选一，因为第二种计划（半独立演进，并非完全不受治国术的协助）在任何阶段都可能变得跟第一种毫无区别，或是演变成有意识的计划。而且，如果演化计划成为现实，德国由此积累的地位显然将会对世界其余部分构成可怕的威胁，任何“恶意预谋”的蓄意征服造成的形势都与之绝无二致。
 
那么，情况似乎是：在第一种条件下，危险因素一目了然；在第二种条件下，危险因素有所伪装，但仍然存在。因此，无论危险是确实的还是意外的，似乎同样必须采取一般性措施。任何有能力的人都会就此形成判断，概要介绍方略无甚困难。
 
只要英格兰继续忠于势力均衡的一般性原则，德国就不能把它削弱到弱国的境地，因为这样会导致法俄联盟掌握同样优势，跟大英帝国同样可怕，甚至更加可怕。英国无意削弱德国任何现存的权利、领地或其他利益。因此，只要德国的行动没有逾越保护现存权利的合法界限，它总是可以依靠英格兰的同情、善意，甚至道德支持。
 
而且，德国这样充满活力、不断进取的国家自然有权维护其合法领域。因此，忽视德国的要求，既不公正，也不策略。英格兰绝不会吝惜或拒绝对任何外国的这种权利给予坦然承认。回顾德意志帝国已经取得的扩张，英国的合作或和解精神，和英国式机会均等、不偏不倚的原则起了不小的作用。只要德国的发展没有直接妨碍英格兰的利益或英格兰负有严肃条约义务的其他国家利益，阻碍德国的发展进程就不是良好的政策。如果德国在这两项条件内找到和平和光荣地增加贸易和航运的途径，获得加煤站和其他港口，获得登陆权或电缆权，获得保障德国资本和工业的让步，德国绝不会发现英格兰妨碍它。
 
英国政府也不反对德国建造大舰队，只要它认为保卫国家利益有此必要或有此愿望。自行决定这些事务，不受外界干涉，这是独立国家的标志。英格兰不能依仗自己的大舰队，教训其他国家什么是它们的最高利益所在。这样不仅在道义上错误，实际上更有可能促使德国坚持造舰计划。还可以插一句：只要德国眼见为实，德国每建一艘，英国就建两艘，英国始终保持目前的相对优势，它就会认识到，耗资巨大的海军计划永无止境，实际上毫无希望。没有什么手段比这更有效。
 
英国不阻碍德国和平与合法的扩张，也不妨碍它的海军发展计划，同时尽可能权威地明确宣布：只要英国或盟国的利益受到不利影响，英国的友善态度就会立刻变成坚定的敌对。这样就会真正有益，只有这种做法才能造就长期令人满意的英德关系。
 
迄今为止，德国一再提出英德“密切谅解”，并非不可能故伎重演。英国应对这种可能性，首先就要考虑这种要求的真实意义。《英法协约》有非常具体的基础和切实的目标——换句话说，就是要调整一系列真实存在的严重分歧。英格兰现在努力跟俄罗斯在类似情况下达成谅解。然而，英德不存在如法炮制、达成谅解的余地。前面已经说明：两国现在不存在任何重要问题。因此，任何谅解的目标和范围必定完全不同于德国的希望。德国可能希望为特殊的目的达成合作：进攻还是防御；一般性政治还是经济；特定地理边界的限制；双方自我克制，不采取行动或不干预特定事件或行动。或者，德国觊觎的安排可能包括任何或所有诸如此类的原料。在最普遍的政治条件下，英国没有理由跟德国结成进攻性或防御性联盟，而且，这种可能性目前几乎不可能诚实地公开讨论。英国同意任何其他形式的合作或不干涉体系，必须绝对依赖于环境条件、问题的特殊性、任何提议本身的优点。英国随时准备从自身利益受到的影响出发，予以衡量和讨论。在这方面，德国必须满足于其他列强的同等待遇。
 
这里并非暗示英格兰在最近的事件中更不忠实或更不公正，对德国或德国的提议抱有偏见，或者在涉及英德关系的任何问题上没有严格地就事论事，或是它将来有可能这样做。诸如此类的指控已经连篇累牍。柏林新闻局直接或间接散布攻击英国政府的长篇大论已经司空见惯，但没有一个人能举出经得住核查的证据。当然，事实是贝尔福先生不得不提醒德国大使注意：在特定情况下，与英国政府之间的沟通并非那么惬意，除非情况有所改进，他将来很有可能听到不那么悦耳的回复。如果过去的经验可以提供未来的向导，这条道路不会导致国际关系，至少是德国国际关系的永久性改善。因此，这条道路必须抛弃。这条道路由英国的善意让步铺成——既没有得到公正的认可，又没有得到对等的回报。企图用这种方式“安抚”德国，使它更友好，是毫无希望的，必须明确放弃。可能有些人仍然真诚地保有这种希望，而他们是不负责任的人、愚昧无知的人，或许对过去20年的英德关系没有起码的认识。这段关系只能描述为一种系统的免费安抚让步政策，导致了两国关系几乎永久性紧张，极其令人失望。负责任人士的任务是提醒自己，看清事物的真实面目，不能在这方面陷入永无止境的幻觉。
 
在这里，设想英国对德国的弱点抱有任何歧视态度，仍然是错误的。相反，同样的规律自然发挥作用，对其他所有列强一视同仁。回顾1898年以前和以后的英法关系，确实是有益的，官方记录索引将会显示：1882年以来，英格兰面对法兰西不断增加的要求，及其权利不断受到的侵害，英国的态度同样是准备和解，跟它对待德国的态度相同。这样所导致的后果并非不自然，历届法国政府都从“挤压”英国的政策开始，直到“法绍达事件” （Fashoda Incident）那一年，当时，英国在尼罗河上游的地位遭到威胁。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像他的前任一样争辩：英格兰的态度明显是半心半意的，将会在法国不悦的持续威胁下崩溃。没有什么能说服他相信英格兰在这种情况下，将会不屈不挠地抵抗。这个错误的印象依据是，法国内阁总结应对过去200年战争边缘的英国政策实践。“法绍达事件”结束，法兰西理所当然地败北，并在一段时间内心怀不满。英格兰的敌人欢欣鼓舞，因为他们相信：两国之间的鸿沟已成定局。事实证明，“法绍达事件”是英法关系新篇章的开端。英法关系保持了若干年的拘谨，此后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干扰。法国比它以往的习惯更循规蹈矩、更少猜忌、更多体谅，没有产生新的障碍，直到1904年的《英法协约》。
 
德国并没有面临法兰西在1898年遭遇的当头棒喝，但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对德国政府也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启示。显然，英格兰表现出新的精神——一方是法国，另一方是德国，英国要规范它对双方的举措。事实充分证明，《阿尔赫西拉斯决议》在混乱中签署，给德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失望。德国官方、半官方、非官方各界竞相表示惊愕不满。无疑，此后经历的时间还短。但在这段时间内，可以看到：我们和德国的关系即使并非完全诚恳，至少已经实际上避免了一切直接冲突的迹象。一旦给德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下次他们再企图制造新的不和，就需要三思而后行。如果德国发现英国在一切事务上始终保持殷勤和体贴，但也迅速而坚定地拒绝一切单方面的交易或安排，最果断地捍卫英国在全球各地的利益，它这种态度就会受到鼓励。赢得德国政府和德国国民的尊重，没有比这更确定、更迅速的方法。
 
——E.A.C.
 
克劳先生的备忘录和我加的评语应该交给首相、雷彭勋爵、阿斯奎斯先生、莫利先生和哈尔丹先生。
 
——E.G.
 
克劳先生这份备忘录堪称无价之宝。其中包含过去数年外交事件的相关纪录。我们在目前形势下回顾这些事件，既有趣味又有启发性，对于指引我们的外交政策，帮助最大。备忘录全文包含的材料和思考值得细心研究。
 
涉及我们外交政策的部分关系到极为严重的后果，需要时刻予以关注。
 
——E.格雷 1907年1月28日
 
[1] 彭迪事件：波斯与阿富汗的边界冲突。俄罗斯支持波斯削弱阿富汗，英印帝国坚持维护阿富汗为英俄之间的缓冲国。
[2] 原注：关于索尔兹伯里勋爵两届政府，我们的官方纪录可悲地不完整。所有最重要的事务都归入“私人”通信名下，甚至不清楚这些通信是否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个有趣时期的英德关系大概永远无法系统研究了。[E. A. C.] [ED. 注：部分引自 Gooch & Temperley, I and II, p. vii.]
[3] 利奥波德国王，指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刚果自由邦由其建立。
[4]原注：本段及前段出版于Gooch & Temperley, Vol.I, pp. 276—277。
 
[5]在当时殖民者的语言里，“扬子江”就是“长江”。
[6] 原注：本段和前三段出版于Gooch & Temperley, Vol. II, pp. 152—153。
 
[7] 译注：在莎士比亚剧本中，理查德三世谋朝篡位，胁迫（比自己更合法的）敌党王子遗孀安妮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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