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罗马史 作者：特奥多尔·蒙森 内容简介 本书详尽叙述了自远古至共和国末期将近1000多年的罗马历史，阐述了罗马从偏于一隅的弹丸小国如何一步步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国家的过程及其原因，并指出了罗马在日渐强盛中已经蕴含衰亡的种子。本书视野开阔，论证严密，在涉及这一古代时期的各个领域都达到了百科全书式的广度。作品文笔洗练，叙事生动，富于戏剧性，人物形象鲜明，达到了历史性和文学性的完美结合。 作者蒙森1902年因这部专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迄今为止第一位获得这一殊荣的历史学家，本书也成为研究罗马史的权威之作。瑞典学院在颁奖词中评价道：今世最伟大的纂史巨匠，此点于其巨著《罗马史》中表露无疑。 第一章 导 论 古代史 分叉多支、岛屿与半岛星罗棋布的地中海深入大陆，成为最大的海湾，将旧世界区分为三，而又将此三部分连接为一。在古代，沿岸各地由不同民族栖息；此诸民族从血缘与语言观之虽然各异，从历史观之却构成一个整体。这个历史整体常被称作古代世界史——尽管这个名称并不十分恰当。事实上，这部分历史乃地中海诸民族的文明史，而由于相续出现，概分为四大发展阶段——居于南岸的科普特人或埃及人的先民史，居于东岸而延伸至亚洲之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阿拉姆或叙利亚民族史，以及孪生民族希腊人与意大利人的历史——此二者以欧洲河岸为其原始边界。此四部发展史，在其早期各与其他地区及其他历史阶段相关相续，然不久即各有其轨迹。其周遭各民族——非洲之柏柏尔人、尼格罗人，亚洲之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欧洲之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无论敌对或友善，均与地中海沿岸诸族有复杂的接触，但互相均未造成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若文化圈可以分界，则我们可将地中海文化圈视为一整体，而其顶峰则可由四个名称表示，即底比斯、迦太基、雅典与罗马。这四个名称所代表的四个民族，在走上各自独特而高贵的文明途径以后，又交互影响，丰富地展示了人性的一切元素，而完成其文化圈。此前如波浪一般冲击沿岸诸国领域的新民族，终于淹没南北两岸，将两岸历史切断，将文明中心从地中海移至大西洋。因之，古代史与近代史之划分并非仅系偶然事件，亦非仅为编年史上的方便设计。我们所称的近代史，实系一个新文化圈的形成，在各个不同时期跟地中海诸国文明相关，正如后者曾与印欧民族原始文明的关系，也像后者一样注定要转入其本身之轨道。其未来也或将注定要经历种种盛衰荣枯、茁壮活泼，在宗教、政治与艺术方面展现创造的光彩，享受物质与智性成就，也或许，有一天，也将在餍足中衰老颓败。但餍足也将是暂时现象，而文明的庄严宏伟体系自有其本身的轨道，或可完成其历程；但人类本身却又不同，因为人类即使在似将达到目标之际，旧任务仍会重新出现，而领域将会更广，意义将会更深。 意大利 我们现在的目标则是要演示这出伟大历史剧的最后一幕，叙说由北方大陆伸入地中海的这个中央半岛之古代史。这个半岛，乃由西阿尔卑斯山南伸的支脉，亚平宁山系形成。亚平宁山于东西两海湾之间向东南延伸，西部海湾较宽，东部较窄；山峰于东部海湾附近之阿布鲁奇达于最高点，然而甚少到达终年积雪线之处。从阿布鲁奇起，高山连绵南走，然后下倾，形成丘陵村野，分支为二，向东西，为略近平坦之连绵高地，向南则为凹凸不平凌乱断续小丘，而两者均以狭窄之半岛止于地中海。 北方，阿尔卑斯与亚平宁之间，平野浩坦，直至阿布鲁奇；然而此处并非早期罗马史演示之地。意大利古代北方边界并非阿尔卑斯，而系亚平宁。亚平宁山系宽广缓铺，山谷与台地甚多，山谷台地之间又有易行之隘口相接。附近之缓坡及东南西三方海岸更宜安家立业。东海岸的阿普利亚平原，北方被阿布鲁奇山系封锁，只有加尔干诺突陡的山脊将之突破；这片平原平缓舒伸，海岸少有曲折与河口。南岸，于两半岛之间，为广阔低地，缺乏港口，但多水而肥沃，与内陆丘陵旷野相接。西岸则幅员广大，有溪流间隔，以台伯河为主流。海浪与火山形成的山谷、港口与海岛，在伊特鲁里亚、拉丁姆和坎帕尼亚诸区形成意大利本土的精华。坎帕尼亚南方山势渐低，至第勒尼安海，陆地几乎与海面等高。复次，西西里岛与意大利相接，其关系如伯罗奔尼撒与希腊；此西西里乃地中海最大最美之岛屿，内陆为山岳及部分沙漠，岛屿之四周，则为宽阔而肥美之海岸，尤以东方与南方为最，乃火山所造。从地理观点言之，西西里诸山实乃亚平宁山之续脉，几乎未为狭窄之海峡所中断；就历史观点言之，则西西里自早期即是意大利之部分，亦如伯罗奔尼撒为希腊之部分——而也为相同民族之竞技场，高等文明之所在地。 意大利半岛山丘平缓，空气新鲜，与希腊半岛亦复相似。但其海岸发展则不及希腊，缺乏岛屿与港口，因而航海术次于希腊人。然意大利有肥沃之冲积平原与多水草之山坡地，宜于农牧。此地亦如希腊，为高贵土地，能激发人之精力，并予以报答，为远征铺路，亦为家居奠定基础。 希腊半岛倾向东方，意大利半岛则倾向西方。在希腊，伊庇鲁斯与阿卡尔纳尼亚海岸仅属次要，在意大利，阿普利亚与梅萨比海岸亦然；在希腊，历史发展主区——阿提卡与马其顿面向东方，而意大利历史发展之主区——伊特鲁里亚、拉丁姆和坎帕尼亚——则面向西方。因此，这两个几为姐妹的邻邦，竟似背道而驰。尽管肉眼足以从奥特朗托察见阿克罗塞劳尼亚群山，然而意大利与希腊两邦最早之接触却非经由两半岛间之亚德里亚海，而系由其他路途。历史中各民族之倾向常为其地理环境所影响，意大利与希腊亦不例外。此二大族乃古代文明之所由出，而其光辉与种子则一者投向东方，一者投向西方。 意大利历史 本书所欲叙述者为意大利全史，而非罗马城之局部史。然从历史发展观之，罗马社团首先取得意大利之主权，次而征服世界，则罗马与意大利历史实为难分。就历史意义而言，罗马征服意大利，实为意大利全民族之联邦奠定基础——因意大利各族实为一整体民族，罗马人虽为最强大一支，然终为其一支而已。 意大利史分为二主要部分：一，内部史，从最早期至拉丁民族取得领导地位；二，罗马人君临世界之历史。本书前二卷叙述第一部分，其时意大利各族落居于意大利半岛，民族与政治方面均遭其他各族与古老文明——即希腊与伊特鲁里亚人——之侵扰；意大利人对彼等之反击、消灭或征服，最后则为意大利二主要民族——即拉丁人与撒姆尼人——半岛之争霸战，以及纪元前四世纪——或罗马城第五世纪——拉丁人之胜利。第三卷以后为第二部分，演述迦太基之战，罗马领土的迅速扩充，冗长的帝国时期，以及大帝国的崩溃。 第四章 罗马的肇始 罗慕奈斯 距台伯河出海口约十四英里处，平缓的山丘自两岸升起，右岸者较高，左岸者较低。较低的群山，至少两千五百余年来即与“罗马人”（Romans）一词密切相关。当然我们无法确定此名究系何时及如何产生；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一区域的栖息者最早的称谓不是Romans，而是“罗慕奈斯人”。Ramnians（Ramnes）这个名称表示了它从不可记忆的古代即已留传，其字源及演变吾人知之不详；Ramnes可能意谓“森林人”或“丛林人”。 梯提埃斯，卢凯列斯 但台伯河岸的栖居者并不止这一种人。罗马自由市民最早的区分即显示出这个整体是由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可能原先是各自独立的，即罗慕奈斯（拉丁人）、梯提埃斯（萨宾人）与卢凯列斯（伊特鲁里亚人）。这种三部分共组的团体之久远性，最佳的证据或许是罗马人在法律事务上的一种用语，即是当他们提到“分”和“部分”的时候，总是一成不变的用tribuere（“分为三份”）和tribus（“三分之一”）。 很可能，在台伯河沿岸有城市形成之前，这些罗慕奈斯人、梯提埃斯人与卢凯列斯人早已在罗马山丘有了据点，构成村落，耕田种植，起先各自独立，后来则结为一体。昆克提氏族在巴拉丁山举行的“牧神节”，可能即是这些原始岁月的传统之一——这是村民与牧羊人的节日；他们比别人更稳固地保存了族长时代的单纯消遣方式，尤其特殊的是在罗马基督教化以后，异教的其他节庆均已消失，而牧神节却仍旧留传下来。 罗马栖息地之特征 后来的罗马就是由这些栖息地兴起的。传说中那种从无中创建的城市，当然是不可能的，因“罗马非一日所建”。然而史学家却必然会追问，为什么会在一个物质环境如此不宜于建城的地方建城，而此城竟又在这么早的时期就在拉丁据有如此重要的政治地位？罗马的城址比之于拉丁大部分其他老镇都既不健康又不肥沃。在其近郊，葡萄与无花果均不富饶，而泉水亦不充沛，另一项缺陷便是台伯河涨水次数频繁，往往淹没两岸。此河落差极小，雨季大量雨水从山区下灌，往往将谷间低地变为沼泽。这个地方绝不是适于久居之处。即使在古代，就有人认为最早的移民很不可能以这片不健康而又不富饶的地方为适合的居所，因而，在此建城，必然是有其必要性，或有某种特殊动机。就连传说亦曾透露此事：罗马是由从阿尔巴逃亡出来的两个人所建，他们是阿尔巴王子的儿子罗慕路斯和雷慕斯。这个传说唯一的目的就是企图说明何以在这样一个不相宜的地方建城，同时又想把罗马的起源跟拉丁的一般城市拉上关系。这些传说，当然是史学家不予采信的，但他在衡量过地理位置之后，便有义务做一个积极的猜测，以解释何以此城兴起如此之快，又何以能在拉丁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罗马领土最早的边界 让我们首先看看罗马领土最早的边界。向东不远，是安登奈、费德内、凯尼纳和伽比，其中有些距塞维安城墙不及五英里；因此，其边界必在城门附近。向南，在十四英里之处，我们发现了强有力的图斯库姆和阿尔巴社团；而罗马的领土在此方向似乎未超过离罗马五英里远的克勒利亚壕沟（Fossa Cluilia）。同样，向西南，罗马与拉维尼乌姆之间的界线在六英里的里程碑上即已存在。陆地方面罗马固然处处受限，沿台伯河两岸伸向海洋的方向它却未有任何阻碍。罗马与海岸之间未曾见过任何古代地区中心，也无任何古代边界之痕迹。 台伯河及其交通 台伯河是拉丁姆的自然大通衢；它的出海口，在那港口极少的海岸间，成为航海者必要的栖泊处。再者，从古代开始，台伯河就成为拉丁居民的天然屏障，防范北方邻族。没有一个地方比罗马更适于做拉丁河海商业的中心，更适于做拉丁地区的海防堡垒。它既易于防守，又邻近河边；它掌握台伯河的两岸，直至出海口。它既适于沿台伯河或安尼奥河而下的内河航运，又宜于当时的小海船进港，再者，它比海边的城镇更能防范海盗的侵袭。罗马即使并非因此等商业与战略优点而建，也必因之而兴盛。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与卡厄瑞自古以来就有密切关系，两者不仅为近邻，而且为商业联盟。因之，台伯河上的桥梁就具有了极大的重要性，而一般言之，罗马共和国的桥梁建筑乃是极重要的事实。也由此，在城市战备中产生了长船；在奥斯提亚港产生了缴纳进出口货物税的规定，这种税从最初就只加于买卖的货物上，而不加于船员自用的物品上，因之是一种通商税。也因此在不久以后罗马出现了硬币，以及跟海外国家的通商条约。从这种意义而言，罗马并非不可能如传说所谓，是一种创造物，而非逐渐成长的城市，它是拉丁诸城中最年轻城市，而非最古老的。无疑，当拉丁的中心市镇在台伯河岸崛起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文明与农耕，而阿尔巴山峦以及坎帕尼亚的其他高地上也已有了许多要塞。至于罗马城之产生是出于拉丁联盟的决定，或起于某个创建者远大的眼光，或由于交通的自然发展而成，则已无法考证。 罗马早期的城市面貌 但关于罗马在拉丁的中心地位方面，还有另一件事可做参考：在历史开始向我们透露曙光的时期，罗马已呈现出联合城市的面貌，这跟拉丁社区的联盟结构并不一致。拉丁人民习惯于住在空旷的村庄，只有在庆典或集会或特殊需要的情况下才运用公有的要塞，这个习惯久远以来就已成形，而或许在罗马地区比拉丁其他地区都要更早。罗马人并不疏于亲自耕种，也把这个地方当做他们的家园；但坎帕尼亚不利于健康的空气使罗马人不得不尽量住到山上，因为山上的空气清新干爽；在农耕者的周围自然还有许多其他行业的人，有些是外国人，有些是本土人，可能从极早的时期就在此处定居。这个事实，就某种程度，可以说明旧罗马领域人口何以密集！面积至多为一百一十五平方英里，其中有些部分是沼泽与沙土，而人口即使在建城早期，自由民即有三千三百名，因此自由居民至少有一万人。但进一步说，凡熟悉罗马人及其历史者，都知道他们的公私生活中，有不同于其他拉丁民族和意大利人之处，这便是他们的城市性和商业性。确实，罗马和科林斯或迦太基不同，不是商业城，因为拉丁姆基本上是农业区，而罗马从最初就主要是一座拉丁城。但罗马和许多其他拉丁城镇的区别，必须追溯到它的商业地位，以及因为这个地位而造成的市民性格。若说罗马是拉丁各区的商业中心，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何以在农业之外，其城市生活会如此有力而迅速地发展，因此为其前程奠定了基础。 追踪罗马城在商业与战略方面的发展，要比分析原始时期的社区情况更为重要。这种发展的过程可以从罗马的护城河与堡垒的相继扩充看出，因为它们必然跟罗马共和国的成长亦步亦趋。 巴拉丁之城 这个城镇在许多世纪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为罗马，但据可靠的证据，其原始形式却只包括巴拉丁，或者说是“四方罗马”（Roma quadrata），这是因为巴拉丁山系的不规则四方形。包围着这座原始城市的城墙与城门，直至帝国时代仍有遗迹可见。维拉布洛圣乔治圣殿附近的罗马门和提图斯凯旋门的穆基昂尼斯门，直至现在仍为人所知，而巴拉丁的环墙曾由塔西陀亲自观察之后留下描写，至少是面向阿芬丁与西莲的部分。许多资料显示这是该城的原始城址与中心。在巴拉丁山，曾发现该城址的神圣象征，即所谓“工具窖”，这是最早的移民者贮存家庭一切所需物品之处，并于此安放一块由家中带来的宝贵泥土。另外还有移民做宗教崇拜与其他目的之用的建筑，各建于其炉边（Curia Veteres）。还有“战神”（Curia Suliorum）的聚会堂，是保存战神盾牌之处，“牧羊神”的祭坛和朱庇特祭师的居所。根据传说，此山及其附近，乃是该城重要遗迹的汇聚之处：罗慕路斯的草顶屋，他的养父浮士德勒的牧羊小屋，他们孪生兄弟二人的摇篮所漂至的无花果树，该城的创建者从阿芬丁越过色卡斯山谷掷入此处的标枪头所长出的红樱树，以及其他的神圣遗迹。正式的神殿，在这个时期尚未出现。公众聚会之处常有变迁，因此最早的地址已不可考；不过我们可以猜测，在“工具窖”周围——后来此处被称为“阿波罗区”（Area Apollinis）——可能是自由民和元老最初的集会所，而在“工具窖”上方所建的高台则是罗马社团原始的法庭所在之处。 七山 “七山节”（Septimontium）也保留了早期殖民的遗迹，而这些遗迹显示出他们逐渐向巴拉丁周围扩充。郊区一重重出现，每一区都由虽弱却断然有分的护城河保护，并跟巴拉丁的原始墙相连，正如沼泽区的外沟同主沟相连。“七环”乃是巴拉丁本身；凯马路斯，是巴拉丁向沼泽方向的下倾斜坡，在最早的时代，这沼泽存在于巴拉丁与维拉布洛；维利亚，系巴拉丁与埃斯奎林之间的山脊，后来则几乎全被帝国的建筑所淹没；法古塔尔、奥庇乌斯和契斯庇乌斯，乃是埃斯奎林的三座山峰；最后，还有苏古沙或苏布拉，乃是保护卡里纳山上的新城之堡垒，其位置在埃斯奎林和圣彼得镣铐教堂下方奎利纳尔之间的低地。这些主要是逐渐成长的结果，我们可以由其中看出巴拉丁罗马成长的早期历史，尤其是跟塞维安的分区相比，更为明显；塞维安分区是在这早期的发展上扩延而成。 巴拉丁和城区的最早殖民区 巴拉丁是罗马社团的原始地址，是最早的，也是最初唯一的环墙。然而城市的殖民区，在罗马也像在别处一样，并不是始于堡垒内部，而是在堡垒的保护下，在巴拉丁周围形成。这样的区域有凯马路斯斜坡（包括“托斯卡纳街”——这个名称可能是为纪念凯瑞提人与罗马人的通商而起）和维利亚殖民区（这一区跟凯马路斯与堡垒山日后形成塞维安城）。此外，还有西莲的郊区，此区可能只包括罗马斗兽场上方的尖端；还有卡里纳的郊区，那是标枪从埃斯奎林投向巴拉丁的地方；最后还有苏布拉的山谷与外堡，该区后来的名称就是由此演变而出。这两区合在一起构成早期的城市；苏布拉区，从堡垒下方的山谷延伸，地势略高，或许比巴拉丁区更为古老。这两区的分别在后来罗马的最古老习惯中保留下来，这就是每年十月在战神园（Lampus Martius）举行的马祭；后来这种祭祀演变为竞争，苏布拉的人和圣道街的人争夺马头，若前者胜利，马头则钉在马米连塔（地址已佚），后者胜利，则钉在巴拉丁山下的王宫。古城的这两部分平等竞争。在那个时期，伊斯奎利雅（Esquiliae，严格说，这个名称只指凯瑞纳）事实上乃是他们所谓的“外缘建筑”（exquiliae，这个字，像inquilinus一样，是由colere而来）或“郊区”；这郊区后来演变成该城的第三区，跟苏布拉和巴拉丁区相比，则地位较次。其他邻近的高地，如卡比托和阿芬丁，可能也被七山的社团所占据；尤其是横跨台伯河岛屿的“列柱桥”（Pons Sublicius），必然在那时即已存在，而伊特鲁里亚的据点贾尼科洛高地也不会无人问津；但这些地方还都没有被列入他们的保护之下。当时有一个规定一直沿传到很久以后，即桥梁必须全用木造，不着铁架；这表示它的基本性质是浮桥，可以随时拆除或焚毁；从这一点我们看出，罗马社团长期间如何缺少安全感。 逐渐形成的这个城市殖民区跟其外围的三个社团之关系已不可考。就以三种人——罗慕奈斯人，梯提埃斯人和卢凯列斯人——的社团起先互相独立而观，他们的殖民区亦必互有区别。但若说他们居住在七山上不同的护城河内，则必属虚构，为智者所不取。此三种人必然在旧城的苏布拉与巴拉丁两区中散布，在郊区亦然；跟这个推论一致的是，此后扩充的城区，都共有三对爱琴小教堂。七山的巴拉丁城或许有其独自的历史；但我们除却它确实存在过之外，已毫无其他传说留传下来。但正如树叶向新春让位，七山之城也让位给了罗马历史，只是未能为吾人所见而已。 但被后来的塞维安城墙环绕起来的古城，并不只巴拉丁一个；在它的对面，紧接着就是奎利纳尔山上的城。“旧堡”（Capitolium Vetus）连同祭祀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的祭坛，奉祀忠实之神的神殿（此处存放国内条约）表示了奎利纳尔也曾一度是一个独立联邦的中心；而后来与之对称的卡比托，连同其祭祀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的神殿，以及“罗马忠实之神”（Fides Romana）的神殿（国际法储存于此）亦可做同样证明。巴拉丁与奎利纳尔两地同祭马尔斯也可作为证明，因马尔斯乃是战神，系意大利诸社团中最古老的神祇。马尔斯的教士们也同样可为证明，因为稍后在罗马，“战神祭司”和“牧羊神祭司”的原始僧团共同存在：巴拉丁的“战神祭司团”旁边，即是奎利纳尔的“战神祭司团”；巴拉丁的昆克提族牧羊神祭司团旁边，就有法比安族的牧羊神祭司团，后者很可能在奎利纳尔有其祭坛。 如果我们把另一个事实补充上去，则前述几项就更显出其意义；这即是，七山的巴拉丁城并不包括奎利纳尔，而后来在塞维安罗马——其最早的三区等于以前的巴拉丁城——则将奎利纳尔及其邻近的维米纳尔规划为第四区。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苏布拉的外堡为什么构筑在城墙之外，位于埃斯奎林和奎利纳尔之间；事实上，两区的接触点是在这个地方，而巴拉丁的罗马人在取得低地以后，必须构筑堡垒，以对抗奎利纳尔的。 最后的一个证据是，连名称方面，巴拉丁人与奎利纳尔人都有区别。由于巴拉丁城自名为“七山”，其市民就自称为“山人”（montani），而奎利纳尔和维米纳尔的山虽然比巴拉丁犹高，却只称为“丘”（collis）。事实上，在仪式的记录中，奎利纳尔往往只被称为“丘”，而未附加其他任何字义。同样，从这个高地通往外方的门常被称为“丘门”（porta collina），那里的教士被称为“丘教士”（salii collini），以别于“巴拉丁的教士”（salii palatini），而由这一区形成的第四塞维安区则称为“丘区”（tribus collina）。“罗马人”一词本来跟地理位置相关，后来则可能由“山人”和“丘人”共同采用，丘人因之自称为“丘罗马人”（Romani collini）。这两个相邻的城市居民在种族上也或有分别，然至目前我们找不到任何这方面的证据。 如此，到这时为止，罗马联邦的地区仍由巴拉丁的“山罗马人”和奎利纳尔的“丘罗马人”分据，他们互相对比，有时也一定免不了互相对立、仇视，在某种程度上和近代罗马的莫蒂詹尼人和特拉斯提夫列人[1]之间的情况类似。七山社团比奎利纳尔甚占优势，这可从两方面看出：一者，七山社团的新社区及郊区范围大得多；二者，在后来的塞维安分区中，丘罗马人有许多勉强同意之处。我们早已说过，苏布拉和巴拉丁人如何每年一度争夺马首；不仅各山分立，甚至各聚落也是如此（那时城中还没有共同的炉子，各聚落各有其自己的炉子，但在同一地点并列）；整个说来，罗马宁是各个殖民区的聚合，而不是一个整体的城市。从很多迹象显示，古老而有力量的家族都建有堡垒，可以防守——这种警备不能说是不必要的。把巴拉丁和奎利纳尔以及阿芬丁和卡比托两高地共筑于一环城墙之内，因而缔造了新的罗马——历史上的罗马——乃是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的大业。但在这巨大的工程得以实行之前，罗马与周遭地区的关系无疑经历了彻底的变革。正如农夫在罗马七山及拉丁姆其他山丘的耕耘象征了永久居留，也正如后来巴拉丁的繁荣与“七环”象征了罗马社团将占领台伯河口，预示了自由来往、尤其是罗马的城市文明之兴起、甚至更稳固的政治基础，塞维安城墙则预示了罗马城将可争夺拉丁联邦之君主权，而最后亦则终达目的。
[1]　编注：特拉斯提夫列是罗马的第13区，位于台伯河西岸，得名于拉丁文transTiberim，意为“台伯河外”。这里的居民相信自己是唯一正宗的罗马人。 第五章 罗马的原始体制 父亲和母亲，儿子和女儿，家和房产，仆人和动产，这是任何生活情况下——包括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制度，只要这种制度未曾泯灭母亲明显的地位——构成家庭的自然成分。但各民族在文化兴起之后，对于这些成分的观念与对待办法，往往产生极大差别。有些对这些成分做了深刻的了解，有些则相当肤浅，而对待的办法也因之不同：有些用道德观念来涵盖，有些则用法律观念，但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罗马人那样用单纯而严厉的法律来体现的。 家与一家之主 家庭形成单元。分子包括自由民（此人在他父亲死后自立为主人），他的新娘（是由教士用圣盐饼的仪式庄严地婚配给他的，跟他分享水与火），儿子与儿子的儿子，以及彼等的合法妻子，还有他们未婚的女儿，儿子的女儿，以及所有这些分子的一切财产。然而，女儿的孩子则不在此范围之内，因为，如果为婚生，彼等则属于其夫家，若非婚生，则在家庭中没有任何地位。在罗马公民心目中，属于自己的房子以及天赐的子女，乃是其一生之目的与本质。个体的死亡不是恶事，因为那是必然；但一个家族的消失则是大恶。因此，在最早的时期，社团会为无子女者安排养子女，以避免此种祸患。 罗马家庭从最初就寓含着其各分子之间的道德关系。只有男人可以做一家之主。女人在财产的获得上其地位并不低于男人；女儿跟儿子有平等的继承权，母亲跟孩子也是一样。但女人一向而且必须隶属于家庭，而非社会；在家庭中她则必须处于从属地位——女儿从属父亲；妻子从属丈夫；失去父亲而尚未结婚的女儿则从属于最近的男性亲属；在必需的情况下，女人如果受审，是由这样的男人来审判，而不是由国王。然而在一家之内，女人不是仆人，而是女主人，照罗马观念，碾谷和烹饪是属于仆役的工作，罗马主妇可以免做，因此罗马主妇主要时间用来督导女仆以及家务事，对女人来说，这些事情类如男人的耕种。同样，关于父母对子女的义务，罗马人也充分而深切地体察到：如果父亲忽视孩子或教坏了他，甚至以对子女不利的方式浪费了财产，都被认为是恶行。 然而，从法律的观点言之，家庭却受着“一家之父”（pater familias）绝对的指导与管理。在他面前，家中的任何成员都被剥尽一切合法权利——妻子儿女并不比奴隶或牲口权利更多。由于处女是在他的自由意志下成为他的法妻，因此，要不要养她为他所生的孩子要由他的自由意志决定。这个公理并非由漠视家庭而生；正好相反，在罗马人的观念中，成家与养育子女乃是公民的义务。在罗马，唯一由社团向父亲提供帮助的情况，或许是一胎三婴。弃婴是宗教所禁的，所有的儿子都不可弃馁——残废除外——女儿中则至少长女亦然。就公共福利而言，弃婴虽属不当，但为父者并未被剥夺此权，因为他毕竟是绝对的、彻底的一家之主，而罗马人也意在让他保留此种地位。父亲不仅对家中分子有最严厉的管理之权，而且有司法之权，可以惩罚他们，在必要时可以取其生命或肢体。成年的儿子可以另立家室，或如罗马人所说，喂养他“自己的牲口”——但这些牲口是他父亲分给他的；从法律上言之，儿子所有的一切，不论由他自己的劳力所得或由外人所赠，不论在他父亲家中或他自己家中，都一概属他父亲所有。因此，父亲在世之际，凡属于他的分子都不能拥有他们自己的财产；除非由他授权，便不能让渡或遗赠。在这方面，妻子儿女和奴隶的地位完全一样，因为后者也往往获准自己成家，在主人同意之下也可以让渡财产。确实，父亲可以把奴隶或儿子转让第三者，若购买者为外国人，则儿子成为他的奴隶，若为罗马人，则儿子只能代替奴隶，因为罗马人不能成为罗马人的奴隶。 事实上，父权与夫权是没有限制的。当然，如果做极度的滥用，宗教会加以诅咒。例如，除弃婴以外，卖妻或卖已婚之子者，也在诅咒之列。在同一种精神下，父亲，尤其是丈夫，在以家法处置子女或妻子之先，应跟他妻子和他自己最近的血亲商量。但即使这个步骤也不是为了减低他法定的权力，因为诅咒是属于天上神明之事，而非世人所有权者，血亲之在场不是为了评断他，而只是对他的一家之主的权力尽其忠言而已。 不仅一家之主的权力没有限制，不向世上任何人负责，而且，只要他活着，这权力就是不变的，不可毁坏的。照希腊与日耳曼法，成年的儿子，不仅在实际上已脱离父亲而独立，在法律上亦然。但罗马人为父的权力却终生不能解除，不能因年老而解除，不能因疯狂而解除，甚至亦不能因其自己之自由意志而解除，唯一可以解除的是女儿出嫁。这时，她由父亲之手转入丈夫之手，离开其自己家族，进入她丈夫的家族，脱离其自己诸神之保护，而走入她丈夫诸神的保护下，因之，成为她丈夫的属从，正如以前为她父亲的属从一样。按照罗马法，奴隶从主人手中得释易，儿子从父亲手中得释难。奴隶获释，在早期即可，手续亦较简便；儿子获得自由，却到很后期才得以实现，而且手续极为繁复。确实，主人卖奴隶，而买者若将之释放，则此人即得自由，然父亲卖儿子，买者若将其释放，则儿子仍归父亲所有。因此，罗马人的为夫为父之权实已成为对财产的权利。 一家之主对妻子儿女的权利虽然近于主人对奴隶与牲口的权利，家属跟财业却仍旧有甚大的区别，不仅事实如此，法律上亦然。家长之权不仅只限于家庭，而且是暂时的，就某种程度说，是代表性的。妻子儿女并非为了家长而存在；这跟产业只为业主而存在或专制王国只为国王而存在不同；妻子儿女确实是家长合法权利所施展的对象，但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潜存权利；他们不是物，而是人。他们的权利现在是潜存的，未加施展，这只是为了家庭的团结，必须只由一个代表来统治；但在家长死后，儿子立即成为家长，具有了父亲原先对女人、小孩与财产的权利。但主人死，奴隶的法律地位却无任何改变。 家与族 家庭的一体性是如此紧密，以致在家长死后仍不解散。家长之死虽然使其后裔独立，他们却仍在许多方面属于一体；许多事情的安排上都运用这个原理，譬如继承人及其他关系的安排、寡妇与未婚女儿地位的安排等。由于依照早期的罗马观念，女人无能具有管理自己或他人之权，因此，管理她的权力——或说得温和些，对她的“监护权”（tutela）——在一家之主去世后，就由家中全体男性近亲来运用；因而，就是儿子监管母亲，兄弟监管姐妹。以这种意义言之，家庭一旦成立，除非其中男性成员死光，便不会改变。当然，家庭分子之间的关系会一代一代松弛，直至原始的一体性已无法辨认。只有这个因素使家与族有所分别；照罗马人说法，两者各为Agnati和Gentiles，两者所指均为男性分子。“家”只包括可以由共同的祖先代代传递下来，有清楚谱系者；“族”（gens）则统包由共同祖先传下却不能清楚确定其衍传阶梯者，因而亦不能确定辈分关系者。在罗马人的名字中，这种情况表现得甚为清楚：当他们说“马库斯、马库斯之子、马库斯之孙等等，马库斯之后代也”时，他们是就其所知族谱一个个追溯，到不能追溯时，则以族谱补充之，谓是从同一祖先衍传下来，而这个祖先，使他所有的后代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即“马库斯之后代”是也。 家与族的依从者 在这样的家和族之外，还有他们的依附者或“依从者”（clientes，其字源为cluere）。这并不是指相同的生活圈中偶然离开自己家庭而到别的家庭暂住的人，而是指那些并非任何社区中的自由民，却在某一社区中生活，而其自由受到保护的人；这一类人包括避难者和主人暂时放弃统治权而赋予实际自由的奴隶。这种关系没有正式的法律性，不像主人同客人或同奴隶一样；“依从者”也是“非自由”的，尽管实际生活上已由于习惯与互相诚实的态度把他的不自由状态减轻。因此，一家中的“依从者”跟真正的奴隶，乃构成“仆役”（familia）阶级，依靠“自由民”的意志而行为。因此，依照最原始的法律，自由民有部分的或完全的权利在紧急状况下把“依从者”重新置于奴隶状态，甚至对他处以死刑；因此，家长对“依从者”之不像对奴隶一样运用主人的权利，仅是由于“事实上”的区别，而也由于同样的理由，家长对“依从者”的保护责任更大于奴隶。经过数代之后，“依从者”“事实上”的自由必定已接近于“法律上”的自由；在解放者与被解放者都已去世后，设若前者之后裔对后者之后裔仍要求“统治权”，就变成大不敬；因此，在一个家室之中便形成了一类虽依从却有自由的人，他们与奴隶和“家族”分子都不相同。 罗马社团 罗马人的国家即以这样的罗马家族为基础而建立，在构成分子与形式上皆是。罗马社团起于罗米利（Romilii）、伏尔丁尼（Voltinii）、法比（Fabii）等家族，罗马的领域则为此等诸族的土地之联合。凡此诸家族之分子，皆为罗马自由民。在此范围内，以常规形式缔结之婚姻即被视为真正的罗马婚姻，由此而生之子女乃被授予自由民之权利。凡由非合法之婚姻所生者，或非婚生者，都被排除到罗马社团之外。由于这个原因，罗马自由民乃采用了“父亲”（paters）或“父亲之子”（patricii）为名，因为他们，而且也只有他们，每个人在法律的眼光中都是父亲，或可以是父亲，而且也只有他们，在法律的服光中，是有父亲的。各家族以及它们所涵括的各家庭，都按照原样跟国家合并。在国家之内，各家各族仍依其原来范围而继续；但家庭与家族中各男人所据的地位并不影响他们在国家中的关系。在家中，儿子从属于父亲，但在政治义务中，两者站于平等地位。被保护的“依从者”之地位自然经过了改变，以致各保护人之下的被解放者与“依从者”在大社团中得到宽容；确实，他们仍然直接受他们原属家庭的保护，他们没有自由民的正式权利与义务，但在社团的崇拜仪式与节庆中，他们并不全被排除。社团本身也有依附者，这些人的情况和家庭的依附者一样。因此，国家包括家庭，家庭分子及依附者，“自由民”，及“留居者”。 王 由于以家庭为基础的家族乃是国家之构成单位，因此政体不论在整体上言还是在细节上言均以家庭为模式。家庭由自然供给其首领，即是父亲，家庭随父亲而生，随父亲而消失。但在众人所形成的社团中，并无自然的主人，而这社团又意在永不消失。在罗马，由于是由自由与平等的大丈夫所组成的国家，因此不可能有天意的贵族。因之，他们要从他们自己的阶级中指定一个“首领”（rex）、“司令”（dictator，独裁，狄克推多）和“人民的主人”（magister populi），使他在罗马人的社团中做一家之主。他的地位确实是如此，因为，在稍后时期，他的住处里或住处旁边，有一个永不熄火的灶，还有社团的储藏室，罗马的女灶神和罗马之家庭守护神；由这些表示出全罗马为一个大家庭，而他乃是其家长。国王的职位系由选举而得；但社团的人并没有对他忠心与服从之义务；后来，他召集能拿武器的自由民集会，要求他们效忠。于是，他获得了家长的权力，以此权力来君临整个社团，并也像家长一般，终身统治。他跟社团的众神相通，求问他们的意见，平息他们的愤怒，而男女教士也由他指派。他以社团之名跟外国人缔结的合约，对全人民均有约束力；尽管，在其他情况下，社团中的分子不受其跟非社团分子所订的合约之约束。不论平时战时，他的“命令”（imperium）都是全能的，因此，无论何时，当他公开露面，“使者”（lictores，字源为licere，意为“召”）都执斧与棍在他前方开路。只有他有权在自由民面前做公开演说，而公共金库的钥匙也由他保管。他像一家之主一样有纪律权与法律权。不遵从法律者，他下令惩罚，尤其是触犯军法者，由他下令鞭笞。一切罪犯的审讯，都由他做裁判，是生、是死或释放，他都有绝对处断权；他可以把一个自由民交与另一个，充任其奴隶；他甚至可以下令将自由民卖作奴隶，或者，换言之，把他流放。当他宣布某人死刑后，他有权让被判者向人民请求赦免，但他并非非运用此权不可。战时他召人民服役，并统领指挥军队；但由于身负重任，在火警焚起之际，他也必须亲临火场。 正如一家之主并非仅系家庭中权力最大者，而系唯一有权者，国王亦不仅是国家中第一有权者，也是唯一有权者。确实，他可以召集对圣事或法律事务有专长的人，成立一个团体，向他们求教，为了便于执行权力，他也可以把某些权力交托给别人，诸如跟自由民的沟通，战争的指挥，最不重要之事行事的决定权，犯罪的审讯；尤其重要者，是当他不得不出城时，他可以留下一个“城守”（praefectus urbi），作为他的“另一个自己”（alter ego）而秉具充分权力；但国王身边的一切治理权皆得自国王，而各行政官的职位均由他指定，任期则视其欢喜而定。最早时期，城守以及那些可能定期指派的“邪恶杀人犯之追踪者”（quaestores paricidii）和步兵与骑兵的“区队长”（tribuni，字源为tribus，意为“部分”）都只是国王的委任官，而非后期意义上的“长官”（magistrates）。法律上，对国王的权力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外加的限制；社团之主人在社团之内不能有任何裁判者，犹如一家之内不能有对一家之主之裁判者。他的权力只有死亡才可以告终。如果他没有指定继承人（这不仅是他的特权，而且可能也是他的义务），则自由民自动聚集，指定一个“暂时王”（interrex），此王只能留任五日，并且不得要求人民效忠。此王因系由无专长之人所指定，因此仅为非正式者，因而他不能指派新王；但他可指定第二个暂时王，而由后者来指定新王。当然，第二暂时王在做决定之前，可以跟自由民或元老议会商议，确定他所指派者能得彼等同意；但在选举新王之际，元老院并无正式合作之权，而自由民也只有在指定之后同意之。在法律观点上，新王永远而且绝对系由其前驱所指定者[1]。 因此，“新罗马以之为基础的众神之庄严祝福”，便从第一个王传下来；当权者虽然换人，国家的一体性却保持不变。在宗教上，罗马人的一体性由罗马的Diovis代表，在法律上则由君王，因此，他的服饰跟至高的神一样；即使在人人步行的城市中，国王战车均可奔行，而有鹰和象牙权杖，涂得粉红的脸，黄金的橡叶头圈，是罗马神和罗马王同样的。然而，把罗马政体认作是神权政体就错了，因为意大利人从来未把神与国王的观念混为一谈，这和埃及与东方是不同的。国王不是人民的神，说他是国家的拥有者倒比较正确。同样，罗马人并不认为神宠会特别赐予某个家庭，国王也无任何神秘之术以使其自己与他人资质不同；高贵的家族和跟往日的统治者的亲属关系，可以作为新统治者的优秀条件之一，但非必要条件；凡是身心健康而成年的罗马人，在法律上都有资格为王。国王只是一般自由民，由于他的优点与幸运，以及由于一国必须有主人，像一家必须有一样，乃把他置于一般主人之上，使他高于与他平等的人——这乃是置一丈夫于其他丈夫之上，置一战士于其他战士之上之举。儿子绝对遵从父亲而又不自认不如，自由民对统治者之态度亦然。这构成了对王权的道德约束与实际约束。不过，国王可以做出跟平等观念很不一致之事，而并不破坏该地之法律；他可以减少战士同胞的战利品之分量，他可以加重自由民的任务，他可以无理侵占自由民的财产；但设若他这样做，他便是忘了他的王权并非自神而来，而只是在神的同意下来自人民，他只是人民的代表；而设若人民也忘记向他的效忠之誓，则又还有谁支持他呢？法律上对国王也有限制，即国王只有权执行法律，而无权改变。事实上，每一项偏离法律的行动都得事先经人民集会同意，若无此同意，则成为暴政行为，无法律效力。因此，无论从精神或法律而言，罗马国王都跟现代的君主甚为不同。在近代生活中，找不到与罗马家庭和罗马国家中相当的例子。 元老院 由传统与习惯从外面向绝对权力所加的最强烈限制，表现在这样一个原则中：不论家长或国王，在决定重要事情时，都不当不征询他人的意见。由此，为夫和为父的权力便受到家庭议会的限制；而行政者，不论任何时代，都有明显的定规，就是在任何重要事件做决定之前，必须听取朋友们的意见。国王的朋友们的集会——既在重要国事上（而不只是纯军事和纯法律事件上）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在法律上又不致破坏国王的权力的绝对性——称之为“元老院”（“元老议会”，the Council of the Elders, Senatus）。这并不是由国王的亲信所组成，让他乐于征询的；而是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从最早时期即带有某些代表性。不错，就我们所知，罗马的“氏族”并没有成形的首领；一氏族的人都是——或自信是——某一个共同的祖先之后裔，但并无人受召代表此氏族。但下面这种情况倒有可能：当国家由各氏族聚集而成，数族的年长者组成原始的元老院，而因之，到了稍晚时期，各元老仍可能被视为各族——也就是国家组成之基本单位——的代表。从这个观点亦可解释何以元老一旦被指定，一般而言——当然不是“法律上的”，而是“事实上的”——会维持终生。这也解释了何以元老院的席位有限，而跟组成国家的族数相等；因此，原始三个社团——每一个均系由数族组成——的混合必须在法律的建制上伴随着元老院席位的增加。然而，元老之代表氏族，这宁是建制上的典型设计，而并非法律上的事实，因为在元老的选派上，国王是完全不受限制的；即使要不要把元老院的席位给予非自由民，都完全由国王决定。然而，这样说并不表示我们肯定或否定帝王时代真有此事。在氏族的个体性仍明确为人承认的时候，则随元老之死，国王很可能循例从同一氏族选取另一位年长而练达者接替其位；但随着三社团的混合以及各社团内部的融合，元老之选取在实际上就完全成为国王自由判断之事了，而只有在他不将空缺补足时才会遭到滥权之议。 元老席位的终身性以及其跟罗马国的基本结构之密切关系，使元老院绝不止于国王的亲信之集会。正式说，元老的权利只限于国王征询时向国王提供意见。国王于愿意召集元老时始召集之，并提出其欲提出之问题；未经国王请教，元老不宜表示意见；而未经召集，尤不可聚会。元老所提意见并非命令；国王可以不予采纳，而元老院则无任何对策以实际有效的行动确定其“权威”。“吾选汝等，”国王对众元老说，“非为为吾之导引，而为令汝等从吾所请。”然而在重大事情上国王若不征询元老院之意见，则被视为严重滥权，此已殆无可疑。因此，元老可能参与工作之分派、征服所得领土之处置，诸如此类事项；尤其是必须征询社团之意见者，更须有元老参预，如准许非自由民为公民、宣布侵略战争等。如罗马社团为邻族所伤害，而再处理之议又遭拒绝，则司战争与和平之仪式教士即求众神证明所受之亏待，并以此语为结束：“但关于这样的事，我们当请教家中元老，教我们如何得回权益”；然后，国王在向元老院请教之后，把事情向社团报告：只有在元老院与社团同意之后，战争才为得当，并可望众神之福佑。然而，在军队的处理与法律的执行上，则无迹象显示曾向元老院整体做过征询。当国王亲做审判，并召请陪审员时，或在法律过程中向发过誓的代理人表达其决定时，他所选的陪审员或代理人似乎系出自元老院；但他之选取此等人员，似乎全凭己意，并未向元老院全体做征询，由于这个原因，在元老自由之际，未曾有过司法权存在。 社团 自由民社团的区分系以原始的典型原则为基础，即十户为一族（gens），十族或百户为一保（wardship、curia，后者可能跟curare、coerare有关）；十保或百族或千户为一社团；复次，每一户出步兵一员（因之名为mil-es，跟equ-es相似，意为“千步者”），每一族出骑兵、元老各一。当各社团结合为一时，当然便各为全社团之一部分。各保有其土地，各族亦有其土地，而在最早的联合时期，族的土地当是最小单位。 后来从罗马的影响中产生的拉丁社团或自由民社团，呈现出这种体制的最单纯形式：这些社团一律有一百名执行参议员（centumviri），每一个都被称之为“十户之首”（decurio）。由三社团所组成的罗马，在最早时期的传统中也具有相同的典型数目，即，各社团有三十保、三百族、三千户、三千步兵。 最确定不过的是，最早期的这种体制并非起于罗马：那是所有拉丁人共有的原始体制，或许一直可以追溯到各族尚未分化之前。只有保的制度是起于罗马城，从最近的发现看来，拉丁人城市体系中，保也是基本部分。保有保长和教士，无疑，也有征税和估税的行为，在保长做审判和表决时，自由民也集会参加。 自由民的平等 自由民与非自由民固然界线分明，自由民与自由民之间权利的平等也极为明显。在这两方面，或许没有其他民族做得更为彻底。荣誉市民制度——这个制度的产生本在作为自由民与非自由民之间的间介——把自由民与非自由民的分别更明显地表现出来。当外方人经过社团的决议化入自由民的圈子内，如果他要全然进入这新的社团，就需放弃他以前的市民资格；但他也可以把以前的资格跟新取的资格相混。古代的习惯就是如此，而希腊人则一直保留，在后来，常可以见到一个人同时在数团中持有自由。但拉丁姆的居民对于社团概念极为强烈，无法允许一个人同时是两个社团的自由民；因此当一个新近获准的自由民不肯放弃他以前的资格时，则他所得到的荣誉市民资格便只有有限的意义，即是，把他当做客人，予以友善对待，并予保护——而这个态度是一般对待外国人的态度。 对社团之外的人固然有此断然界线，但在罗马自由民社团分子之内，则几乎一切权利区分尽行扫除。我们已经提过，家庭中存在着明显区别，但这些区别在社团中却可以忽视；在家庭中，儿子是父亲的财产，但就以自由民的身分而言，他可以成为父亲的司令。自由民之间没有阶级特权：梯提埃斯人优于罗慕奈斯人，而两者又优于卢凯列斯人，但这在法律权利上毫不影响他们的平等。在那个时期，自由市民的骑兵，系用于前线在马背上甚至徒步单独作战，他们是精英分子，是最富裕、武装最好、训练最精良的人，因此自然比自由民步兵得到更高的评价；但这只是“事实上”的分别，而无疑，任何罗马贵族都得以加入罗马骑兵。从法律立场言之，自由民之间若有分别，只是由于体制上的次要分别使然。即使在外观上，诸分子的法律平等亦显然表明。社团的首领与社团分子，元老与非元老院之自由民，有服兵役之义务的成年人与未达此年龄者，固均有服装之别，但在公共场所，无论贵贱贫富均一律着简单白色羊毛宽外袍（toga）。自由民之间权利的完全平等，无疑源自印欧法制，但在意义的领会与体现之严格上则形成了此拉丁民族最特殊、最有影响力的特点之一。有一件事倒该在此一提，即拉丁移民并未发现该地有文化低落的早期居民，须臣服于他们足下。这和印度种姓之产生的环境不同，也和色萨利、斯巴达及希腊的贵族之产生的环境不同，甚至与日耳曼的阶级之分亦有其不同之背景。 自由民之负担 国家经济当然由自由民负担。自由民最重要的功能是服军役，因为只有自由民有权利与义务参军。自由民亦同时是“战士团”（“战士”populus，与populari“破坏”和popa“屠夫”有字源关系）。在古老的连祷书中，祈求战神马尔斯给予降福的，是“荷矛之战士”；国王在对他们致词时，则称他们为“矛士”。我们已经说过军“团”（legio）如何形成。在三分罗马社团中，一军团包括三百骑兵，由三名骑兵分队长分别率领；三千步兵，由三名步兵分队长分别率领。除此之外，可能还有若干轻装备者，尤其是弓箭手。一般言之，将军即国王本人；由于骑兵有特别指定之队长，因而国王可能只率领步兵，而步兵亦可能从最早即是武装主力。除军役外，自由民还可能有其他负担，如平时与战时执行国王委派的任务、耕种国王田地、建筑公共工程。城墙的建筑之艰辛在环墙的名称上留下了证据，名之为“重任”（maenia）。固定的直接税收是没有的，因为国家没有直接固定的支出。为社团服务不需支付报酬，因为军役、派定之工作和公众服务，一般言之皆无报酬；若为地区服务，或为个人服务，则该地区或该个人可提供酬佣。公共祭神所用之牲畜由法定税捐购买；公共比赛之负方，以比赛项目之价值而向国家缴付“牛金”（以牛只为罚金而缴纳之）。文献中未曾见到自由民向国王缴纳之任何固定贡品，但居住于罗马的非自由民则显然要为所得之保护而向国王缴付金钱。此外，尚有其他几项流入王库者，即港口税、领地收益——尤其是草地贡和产物配额；前者来自公共草地的放牧，后者来自承租国有土地者。此外还有“牛金”所出产之物，充公之物，以及战争所得。在必要之际，有税物之征收，但此乃强迫税，时局改善后，需得偿还。此税究系加于全部居民——无论自由民与否——或只加于自由民，则无法确定；但后者之可能性较大。 金融由国王处断。不过，国产与国王私产（从有关罗马最后王室之广大土地所有权报告看来，国王私产必定可观）并非相同。由武力取得之土地，特别被视为国有财产。在处理公有财产时，国王实际受到多大限制，已无可考证。不过可以确定，这一方面从未征询自由民之意见；而在分摊税捐与分配战利之土地时，则可能惯于征询元老院之意见。 自由民之权利 然而，国王并非在需要税捐和服役时才想到自由民；在公共治理上，他们也参与其分。为此目的，社团中所有分子（妇女与未能持兵器之男童除外），也就是所有的“矛士”，都聚集在法庭中，举行“沟通”。国王为此目的，指定正式集会日期，每年两次，一为三月二十四日，一为五月二十四日；此外，国王若认为必需，可随时召集，次数不拘。然而，自由民之受召，并非为发言，而系为谛听；非为发问，而系为回答。除国王之外，集会中无人说话，有之，则为国王准予发言之自由者；而自由民之发言则只在单纯回答国王之问题，不讨论，不推理，不加条件，甚至亦不将问题分为部分。然则，罗马自由民社团，也依日耳曼或原始印欧社团，构成了政治主权观念的真正最后基础。但在一般情况下，这主权是潜伏的，或说，只表现在自由民对国王的自动效忠上。为了获得自由民的效忠之誓，国王在从教士手上接得其就任礼的同时，向集会的族人询问，他们愿不愿做他真诚忠实的子民，愿不愿意照惯例承认他和他的仆人——即调查官（quaestores）和使者（lictores）——这个问题得到否定回答的可能性几等于无，正如世袭的帝王遭到拒绝效忠一样稀少。 正由于自由民系主权拥有者，因此他们在日常事务上不必插手；这两者在精神上是完全相合的。只要公共行为走在现行法制之内，则一国之内的主权便不能干预；治理政事的是法律，而非立法者。但若现在法制有所改变，或者，即使在某个特例上有所偏离，则主权必须出而干预。罗马体制中凡有此类事件出现，则自由民必定展示其权力。如果国王于死前未指定继承人，则此孤儿共和国之指挥权与神圣保护权即落于自由民肩上，直至新主人选出为止；在这种状况下，自由民社团自动指定第一暂时王。然而，这种状况只是例外，非在必要情况之下，自由民是不会自动指定的；而由未受召即自动集合的自由民指定的暂时王因而亦被认作是并非完全有效者。通常，国家之主权则系由自由民与国王或暂时王合作代行之。由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像合约一样，由口头的问与答来批准，因此，社团的一切主权行使均由国王——必须由国王亲身，而不能由他的替身（另一自己，alter ego）——向自由民提出问题，并由大多数自由民做肯定之回答来完成。因此，罗马法和我们一般以为的不一样，基本上它不是由君主向全社团分子所发的命令，而是由发言与回言[2]在国家的基本力量之间达成的合约。从法律观点言之，凡有偏离通常法制体系之一致性的情况，都必须经过这样的立法性合约。就法律常轨而言，任何人均可以把他的财产给予他所愿给的人，但必须立即转让；这个允许不仅在自由民集会的时候可以应允，而且在列队参战时亦可。这是遗嘱之源起。就法律常轨而言，自由民不能丧失或放弃其不可让渡之自由，因此，凡无家长者不得以儿子之身份受制于人——除非社团给予许可。这乃是the adrogatio。就法律常轨而言，自由民之权利只能由生身得之，并永不能丧失——除非社团允许给予之，或允许其放弃；无疑，此等行为在最早期，设无族人之判定，便不可能有效发生。就法律常轨而言，罪当死刑的犯人，一旦由国王或其代理者宣判，则必杀之无赦；因为国王只能审判，却不能原谅——除非被判的自由民恳求社团的悲悯，而法官又给予他求取原谅的机会。这乃是the provocatio之始。这种原谅不是给予拒绝认错而被证实有罪的犯人的，而是坦认罪行而恳求减轻者的。就法律的常轨而言，跟邻国所订之长期条约不可废除——除非自由民因该条约遭受伤害而同意将之废除。因之，在攻击战欲发动之际，当商询自由民之意见，但当其他国家破坏条约而本国发动防御战时，以及缔结和平条约时，均不须商询自由民。不过，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是向族人之集会提出，而系向军队。总之，当国王欲做任何创新之举，对现行公共法有任何改变之时，都必须商询自由民。因此，自古代开始，立法权即属社团，而非属国王。在这类事例中，若无社团之合作，国王的行为便无法律效力；一个人，若只有国王宣布其为自由民，则他仍像以前一样为非自由民，此无效之行为只能产生“事实上”的结果，而不能产生“法律上”的结果。由此可见，自由民的集会初看之下虽然受到限制与阻碍，却自古以来即是罗马联邦之基本构成元素。自由民集会的特权与行为跟元老院的不同，并非以国王之随意意志为其最终之依据。 罗马的原始法制 让我做一总结。在罗马人观念中，主权寓存于自由民之中；但只有在必需情况下始有权施用之，当偏离现行法规时，始有权会同国王施用之。王权如萨鲁斯特所说，既系绝对，又系受法律限制（imperium legitimum）：绝对，因国王之命令无论对错，初发之际必须服从；受限制，因命令若与已定之常规不合，又未为真正的主权所有者——即人民——所许可，则无长期合法效力。因此，罗马的最早宪法，就某种意义而言，正好是君主立宪政体的倒转。因为在后者的政府形式中，国王被认为国家全权之拥有者与荷载者，因之，譬如说宽赦只能由他发出，而国家的治理权则属于人民代表及向人民负责之行政单位。在罗马的体制中，人民所行使之功能颇为类似于英格兰王：宽赦权——在英格兰，此为国王之特权——在罗马则为社团之特权；而政府的一般功能则完全落在国王身上。 如果我们追问国家与个体分子之间的关系，则我们会发现，罗马国既非仅止于疏松的防卫集合体，又非现代观念中的绝对权力国。确实，外在的限制对于国家权力的限制力仍小于对国王的限制力；但由于“合法权利”的观念本身即寓含着对权利的限制，因之国家的权力绝非无限。无疑，社团对自由民个体有权，例如分配其负担公务，惩罚触犯法律者；但任何法律，若惩罚或意欲惩罚个人，而此个人所做之行为并未为人共认为可罚者，则即使在形式上无瑕可寻，罗马人仍认其为肆意而不公正之程序。在财产权与家庭权益方面，受到的限制更为严格。在罗马并不像莱克格斯[3]的警察组织一样，家庭可以绝对消失，并因而使社团扩大。罗马原始宪法最无可否认又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国家可以监禁或吊死自由民，但不可夺取他的儿子或田地，甚至不能向他课税。没有任何社团像罗马社团一样在其自己的范围内有如此的全权；但也没有任何社团像罗马社团，使清白的自由民可以过着近乎绝对安全的生活，免于其他自由民和国家的侵犯。 罗马社团就是以这些原则来治理自己；他们是自由的民族，了解服从之义务，摆脱了一切神秘观念，在法律上绝对平等，相互之间亦绝对平等，而同时也慷慨地将门户向其他民族开放。这种体制既非创造，亦非借取，而系伴随罗马人自然形成。当然，它是以早期法制为基础——意大利的、“希腊—意大利”的和印欧的；但荷马的诗及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志》所描述的状况与罗马最早的社团组织之间，必然有连续的政治发展阶段。在希腊集会的欢呼和日耳曼集会的敲击盾牌中，有着社团主权的表现；但这跟罗马族人集会中有组织的裁判和有规章的意见宣布法还有很大的距离。再者，由于罗马国王的紫袍与象牙权杖必定是从希腊借取而来——而非从伊特鲁里亚人——则十二个开道小吏以及种种其他外在安排，很可能也系从外国取得。但罗马宪法的发展却断系属于罗马，至少也是属于拉丁姆，其中借取的元素，小而无关紧要；这一点，可以从一个事实看出，即其所有的观念均一律由拉丁新创的字来表达。 罗马联邦自此以后赖以为基础的诸基本概念，实际上即由此宪法而出；因为，只要有罗马社团之处，其外形无论如何改变，必有如下之固定原则：行政官有绝对指挥权；元老议会乃一国之最高权威；一切例外之决定均须主权人——换言之，即人民社团——之认可。
[1]　在法律手续上直接选举国王，我们在罗马尚找不到证据。“司令”（dictator，独裁者，狄克推多）的指定是依此处所述的方式进行的，而执政官（consul）的推定也是由此演变而来，唯一不同处在于向社团做了让步，即社团有提议权；这个让步无疑是后期的发展。执政官的指定，没有例外的是由在任者行之，或由暂时王行之；由于执政官和独裁者的职位实系王位的延伸，我们前面所做的假定必然成立。由各族来选举，是可以的，但并非必须，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的故事便可作例证。也许公开指定，并经公众喝彩，被后来的作家认作即是选举了。 [2]　Lex，本意为“说出来的句子”，意指“合约”（contract），同时又含有“提议者指示而接受者或单纯采用或拒绝”的合约，例如与政府的合约便是。在lexpublica populi Romani一语中，提议者为国王，接受者为人民；其语意的本身即指示了人民的合作之有限性。 [3]　编注：Lycurgus，相传公元前九世纪斯巴达法典制定者。 第六章 非自由民与体制之改革 巴拉丁与奎利纳尔诸城之混合 任何民族的历史——尤其是意大利的——都是一种大规模的Synoi kismos（混合）。就以我们的知识所及，罗马在最早的形式中已是三合一的，而类似的合并一直在进行，直至罗马的精神活力完全熄灭为止。罗慕奈斯、梯提埃斯与卢凯列斯人的原始混合过程已不为吾人所知，所知者仅混合之事实而已；此外，此类合并最早者即“丘自由民”的融入巴拉丁罗马人。两种人在混合之际，其社团组织，本质上可能相似，而在解决结合的问题方面，他们有两种情况可以选择：其一是保留双重的构成要素，另一是消除一组，而将另一组扩充至结合后的全体社团。在圣殿与教士制度上，他们采取前者。自此以后，罗马社团有两个Salli（战神教士）组织和两个Luperci（牧羊神教士）组织；由于它有两种形式的战神，因此也有两种战神的教士；即是巴拉丁教士与科林（“丘”的）教士，前者常以马尔斯教士名之，后者则以奎里纳斯教士。很可能——尽管已无法证明——罗马所有的古老拉丁教士、占卜者、高僧、女灶神祭司与战神祭司，都是由巴拉丁和奎利纳尔社团的教士团混合而成。在区域划分时，除原有的三部分，巴拉丁城、苏布拉和修布巴（即埃斯奎林）之外，把奎利纳尔加上去，为第四区。在“融合”中，合并过来的社团在结合以后，至少被认作是新自由民体的一部分（三分一），因此，以某种意义言，其政治实体有继续性；但在“丘罗马人”的合并时已无此种过程，此后其他的合并也是一样。在融合以后，罗马社团仍像以前一样，分为三族，每族包括十保，而丘罗马人（不论原先自己有无分为各族）则必须插入现存的各族与各保中。这种插入法可能是有意安排，以使各族各保一方面固然接受新的自由民，另方面新旧两者又不全然合而为一；因此，各族自此以后即展示了两种阶级：梯提埃斯、罗慕奈斯与卢凯列斯人各自区分为两种，即“先”与“后”。后来我们在社团组织中到处见到成对的结构，很可能即是起源于此。三对“神圣童贞女”即是三族的代表，有其先后级之分别；四个城区中每一个都有六个爱琴小教堂，每条街上又都有一对家神。这些，都可能起于同源。这种成对的例子在军队中特别多：在合并后，三分社团的每个“半族”提供一百匹马，因此罗马自由民骑兵便增至六百，而马队长也从三个增为六个。步兵方面未闻有类似增加。但我们知道后来的步兵团，一般是两团两团征集的，由此观之，步兵团的领导人可能不像以前一样是三个，而可能是六个。在元老院的席位上则可以确定没有相应的增加：原始的典型三百名，一直维持到第七世纪。不过，我们可以假定，合并过来的社团中若干杰出的人物会被巴拉丁城元老院接受。行政官也有点类似的情况：联合的社团只有一个王，城中只有一个马队长、一个城守，此二人为国王的主要代理者。由此看来，“丘城”的仪式建制仍然保存，而加倍了的自由民体则需供应加倍了的军队；但在其他方面，奎利纳尔城之归入巴拉丁，实是次属于后者。所有其他事迹都证实此议。“小族”（minores gentes）之称显然是指后来并入原始自由民的各族；但有理由假定，这种新旧自由民的区别，最早跟梯提埃斯、罗慕奈斯与卢凯列斯人的先后级之分是同一回事，因而奎利纳尔城中的各“族”是“新”族。这种分别，当然主要是名誉上的，并非在法律上有何优先顺序；但有一件事则殊有意义，即在元老院中表决时，大族的元老总是在小族的元老之先受到询问。同样，科林区的阶级甚至比巴拉丁城的修布巴区（埃斯奎林区）还低；而奎利纳尔的战神祭司则低于巴拉丁的战神祭司；奎利纳尔的牧神祭司也低于巴拉丁的。由此看来，巴拉丁社团这次吸收奎利纳尔社团的“融合”，形成了一个中间阶级，介于最早的融合——梯提埃斯、罗慕奈斯与卢凯列斯人的融合——与后来所有的融合之间。在这个中间阶段，被合并的社团不可以在新的整体中形成独立的部族，但在各族中却可能可以形成单独的部分，其宗教仪式则不仅准以保留——在攫获阿尔巴之后，也准以保留，但仅止于此——而且提升至全社团的建制之一部分，这情况是以后未曾再有的。 依从者与客人 两个在本质上相似的社团之融合，所产生的量变大于质变，然而，有一个更重要、更渐进而影响深远得多的过程，却可能已在这个时期开其端始，这即是自由民与“留居者”的融合。从最早期开始，罗马社团中自由民即与“受约束之人”（bondman）比肩并存，后者被称为“依从者”（clientes）和“平民”（plebes，字源为pleo、plenus）；称为“依从者”，是由于他们依从于数个自由民家庭，称为“平民”，是从消极的意义上指他们没有政治权利。我们已经说过，在罗马家庭中早就存在着这种介于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人；这一类人在事实与法律上必定会日渐获得更重要的地位，其原因有二。一，社团中可能既有半自由的依从者又有奴隶；尤其在征服一座城市，破除其联邦之后，征服者最好的办法不是把该地自由民正式卖为奴隶，而是在“事实上”任他们保持自由，因此他们能够以被解放的人之身份跟征服国的依从者相交往，换句话说，就是以此身份跟国王相关。二，这样的社团，就其本质以及其对个体自由民之权威而言，就寓含了一种对依从者的保护力，使“法律上”对他们仍存在的主宰权不致滥用。从无法记忆的早期，罗马法中即导入了这样一个原则，而留居者的整个法律地位即以此为基础；此原则为：主人在公开法律行为中——如立证言或遗嘱，诉讼或人口调查时——公开表示或默然放弃其主宰权时，则他自己及其合法继承人都永不当随便重提放弃之事，或重拾其已给予自由之人及其后裔之主宰权。依从者及其后代不因他们的地位而具有自由民或客人之权利；因为要变为自由民，需得社团赋予正式特权，而客人的地位则意味其跟罗马有条约存在之社团中原具有自由民之权利。他们所得到的是由规章加以保障的自由，而在“法律上”，则仍旧是不自由的。因此，有长远的一段时期，他们一切跟财产的关系，在法律上均被视为他们的保护人与财产的关系，而在法律程序中似乎也必须由他们的保护人来做他们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保护人享有两重特权，即于需要时向他们课征贡物，而在犯罪后却可以把罪责加在他们身上。然而，留居者却渐渐摆脱了他们的枷锁；他们开始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取得或让渡财产，从罗马裁判所做权利之声明，取得合法补偿，而并无需保护人的正式插手。 在婚姻与继承方面，外国人比非自由民和不属于任何社团之人更早获得跟自由民的平等权。但非自由民及不属于任何社团的人在其本有生活圈中缔结婚约，以及形成自由婚约而产生之关系，则不受限制；此等关系包括夫权与父权，族人关系，继承权与保护及教育权——均以自由民的此类关系为模式。 就某种意义来说，jus hospitii（待客法）的运用也产生了类似的后果；此法适用于以之为基础而在罗马永久定居的外国人，他们在此建立家庭，甚至取得不动产。就此而言，从原始时期开始，罗马必已盛行最开放的原则。在继承的平等权上，罗马法是不允许区别的，而且没有封锁地产之举；每个人在世时想可以对其财产有无限制的处理权；再者，就我们所知，凡有权跟罗马自由民交易者，甚至外国人与依从者，都有在罗马取得动产与不动产之权（后者是从不动产可以为私产时期起）。罗马事实上是商业城，其国际重要性系由国际贸易开始，随以一种高贵的开放态度，赋予每一个不平等婚姻的后代以居住权，而解放的奴隶与外地人——只要他放弃他原住地的权利，迁往罗马——事实上，甚至连外国人，都被赋予此种权利。 社团中之留居者 因此，一开始，自由民事实上是主人与保护者，非自由民则是被保护者；然而，在罗马也像在任何其他社团一样，既不开放公民权，则“法律上”的这种关系和事务的实际状态之间的调和不久就显得困难。由于贸易的繁荣，由于拉丁同盟保障所有拉丁人均有居住首都的权利，由于繁荣而越来越多解放的奴隶，即使在平时都必然造成留居者不成比例地增加。由武力征服或并入罗马的邻镇，其居民或迁入罗马，或留在现在降为邻村的保留区；但通常他们都以其本地的自由民权利换取罗马联邦的自由民权。再者，战争的负担完全落在原有的自由民身上，使他们的后代在比例上越来越小，但留居者却分享胜利的成果，而不为之流血。 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令人奇异的是罗马贵族竟然没有急速锐减。这个事实不能从罗马自由民权赋予其他数种杰出外国“部族”来解释——这些人在迁往罗马或其本城被征服之后，接受罗马自由民权——因为这种权利，随着其价值日益增高，赠赋的越来越少。我们敢于假定，“公民婚姻”（civil marriage，由政府官员证婚者，而非由祭司祝圣者）的导入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父母二人若皆为贵族并共同生活，即使无宗教之祝圣，其所生之子女亦为贵族，像祝圣的婚姻所生子女一样，有充分的自由民权。在《十二铜表法》之前即已存在的这种“公民婚姻”，并非原始制度，而其所以导入，可能就是为了防止贵族的消失。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其他措施是为了维持若干家族中的人口而设置的；后来，贵族妇女在不平等婚姻中所生子女或非婚生子女亦均可获得加入自由民社团，其原因可能相同。 然而留居者的数目还是不断上升，而自由民则至多未曾减少而已；结果是留居者必然于不知不觉间获得另一种地位，比以前更为自由。非自由民已不再是需要保护的解放奴隶或外地人；他们这阶段包括以前在战争中消失的其他拉丁社团中的自由民，更有拉丁殖民者，他们之迁居罗马，并非国王或任何自由民的恩惠，而是由联邦权利。在法律上，他们可以无限制地获得财产，因而他们在他们的新居住地成家立业，并像自由民一样，将产业传之于子子孙孙。原先令人沮丧的依从地位亦渐渐松弛。若说解放过的奴隶与外地移民仍处于孤立状态，则其子女便已不再如此，孙辈更其不然，这状况使他们与保护者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早期，依从者的权益需完全由保护人之插手始得以保全，而随着国家的结合与族人和家庭的重要性之减低，依从者便日益不须保护人之插手而可从国王处获得公正之待遇与补偿。数目庞大的非自由民，尤其是解散了的拉丁社团分子，一开始可能都是依从者，但非依从于任何私人，而系暂时依从于国王，而由此，跟自由民所遵从者为同一对象。国王，由于其对自由民之主权最终须依赖臣民之善意，因而必然欢迎一批依从于他的分子，跟他形成更为密切的关系，他们的贡物与放弃继承之财产得以充实他们府库（甚至留居者向国王缴纳之保护金亦与此有关），而国王又可由自己名义令彼等做沉重工作，且随时会发现彼等源源涌到。 如此，在罗马的自由民旁边有另一社团在日渐增长：从依从者中产生了“平民”（plebs）。这名称的改变具有重要性。在法律立场上，依从者与平民没有区别；但在实际上，却有重要不同，因为前者寓含对有政治特权阶级之依赖，而后者则只意谓缺少政治权利。随着依赖意识的减少，政治劣势之感便在自由留居者之间自然形成；而有特权与无特权者之间的政治冲突之所以能够避免，已完全系于国王对两者的平等统治。 塞维安宪法 两者的对立预示革命之兆，然而其融合的第一步却非革命性质。此次宪法之变革，标以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王之名，然其历史渊源亦如此期其他某些事件，吾人仅能从其后期诸元素推测，却无当时史料可寻。然就其性质而言，此次变革必非由平民所请，因新法仅指定彼等之义务，却未赋予任何权益。此次变法或出于某王之智慧，或出于自由民之急切愿望，使平民不再免于军役与税捐。依塞维安宪法，服役之义务及与之相关的责任，不再仅落于原先所谓自由民身上，而系落于土地之拥有者，“定居者”，或“财产之保有者”，或“富有者”身上——而不论其为自由民或留居者；军役由个人性之负担转为财产性之负担。细节如下： 凡财产保有者以及其子，从十七岁到六十，均有服役之义务，而无生身之区别；如此，即使被解放之奴隶，若成为地产之拥有者，亦须服役。外国人于罗马有地产者受何种待遇吾人无从知晓，但可能有一规定存在，即外国人必须定居于罗马者，列入留居者，也就是于战争中须服役者，始可获准在罗马拥有土地。有服役之义务者按土地之多寡分为五种“召集”。其中只有第一种召集，或说，拥有一足量“海德”[1]者，于受召时须全副武装，因此系为“召赴战役者”之主力；其他四类为地产略少者，各为正式农场之四分之三、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及八分之一者，此等人需服军役，但不需自备全副武装。由于那时土地系按分配，几乎半数农场均为全海德，而拥有四分之三、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各不及八分之一，拥有八分之一海德者则占八分之一。因此规定步兵之征集，按如下之比例：据有全海德者，八十员，其次三类各为二十员，拥有八分之一海德者则出二十八员。 步兵的召集固不为政治区分所影响，骑兵则不然。现在之自由民骑兵照常保持，此外更补增两倍兵力，而增补者全部或绝大部分为非自由民。 由此，在正式自由民之外，拥有地产之依从者，日后被称为“无表决权之自由民”（cives sine suffragio），他们分担公务、缴税、服军役、进贡、服重役；但他们不再付保护金，因此，付保护金者唯有族人范围之外的留居者，他们是“非有产者”。 因此，原先本为二类构成分子——自由民与依从者——的社团，现在分为三类，各为积极、消极与被保护之角色；这种区分对罗马宪法有主宰性的影响达许多世纪之久。
[1]　hide，此处采用古代英国耕地面积名，一海德约为八十到一二〇英亩不等，足以维持一家家计者。 第七章 罗马在拉丁姆之霸权 罗马领土之扩张 勇武而热情的拉丁民族无疑一向就不缺乏相互间和与邻族间的敌对机会；随着这个国家的兴盛，敌对必然逐渐升为战争，掠夺升为正规的征服战，政治上的强权也必然逐渐成形。然而，意大利没有荷马为我们留下这类掠夺征战的画面，使我们无从得由这类行为测知其民族性。而历史的传说也未能使我们精确地观察到拉丁姆诸行政区权力的外在发展与资源。不过，罗马的权势与领土的扩张我们却可做某种程度的追踪。罗马联合社团最早可证实的疆界吾人前已述及；向陆地方向，约距此行政区之首府五英里；只有向海的方向，他们一直扩充到台伯河河口（奥斯提亚），距罗马约十四英里。斯特拉波在古代罗马之描述中曾云：“环绕此新城者，有大小诸族，有些住于独立村庄，并不属于任何国家之联邦。”罗马最早的领土扩张似乎是以这类血亲邻人为代价。 落居于台伯河上流的拉丁社团，以及在台伯河与安尼奥－安登奈、克鲁斯图美伦、菲考尼阿、梅杜里亚、凯尼纳、考尼库隆、卡美里亚、科拉提亚之间的拉丁社团首当其冲，最早遭受罗马的压力，而显然是最早向罗马武力投降的部分。此后在该区唯一保持独立的只有诺门图姆，而它之所以能够如此，可能也是由于跟罗马联盟；伊特鲁里亚人在台伯河左岸的桥头堡费德内，成了拉丁人与伊特鲁里亚人——换句话说，也就是罗马人与维安提人——屡次争夺之地，而结果不一。持有安尼奥与阿尔巴丘陵之间的平原的伽比人，有很长一段时期与罗马人不分胜负；直至很久以后，伽比人的衣服还被罗马人视为战争的同义词，而伽比人的土地则是敌土的原型。在征服这些地方之后，罗马的领土大约扩张到一百九十平方英亩。罗马军人另一项甚早的成就——主要由传说得知——是拉丁姆圣城阿尔巴的征服与毁灭，冲突如何引起，战争如何决定，传说未曾说明；它只告诉我们同一胎的三个罗马兄弟和三个阿尔巴兄弟发生战争，而这个传说显然是寓言，表示这两个强大而相争的地区是关系密切的，至少罗马确实由三部分组成。除了阿尔巴被罗马征服并予毁灭以外，我们没有任何资料。 阿尔巴 我们固缺乏此等社团征服战的记录，但尤感缺乏的是它们的法律性格与法律效力。概略言之，这些社团是以罗马原始三社团融合为一时的原则融合之，不同处在于后来合并的这些社团不再能保留相对的独立性，而完全被融为一个整体，其社团之区分已无踪迹可寻。在最早期，拉丁区无论如何扩张，除了原来的罗马以外，都不准许其他政治中心的存在，更不准建立如腓尼基和希腊人所建立的独立殖民地，以免日后成为本城的对立者。以此而言，奥斯提亚所经历的待遇堪足留意：罗马人不可能也不愿阻止在该地点兴起一个“事实上”的城镇，但他们不允许那地方有政治独立权，因之不给予那里的居民以当地自由民的权利，但如果他们已经拥有罗马的一般自由民权利，则任其保留之。这个原则也决定了被征服或自动降服的较弱区域的命运；它们的要塞被夷平了，它们的领土并入了征服者的领土，在征服者的首都中，它们的人民与神祇有了新家。但这并不意谓他们统统迁移到新首都来。那时期拉丁姆的各城镇，仅不过是要塞和每周举行一次的市集之处，因此，把市集和法庭迁入新都即已完成。阿尔巴和凯尼纳二镇在被毁以后就是例子。但即使一地的兵力被毁以后，居民有迁移之必要，为了耕种土地，他们也往往住在旧领域的空旷村野中。不过，被征服者往往还是被迫迁至新都，这可以由罗马国家法的准则看出，该准则谓：只有扩充了疆域之人，始有权进入城墙。当然，被征服者不论是否迁往新都，都一律被迫接受依从者的法律地位；但杰出的个人或氏族，也可能会具有自由民的权利，换言之，就是被赋予贵族地位。在本城被攻克以后迁往罗马而成为自由民的几个阿尔巴氏族，直至帝国时期仍受到承认，其中有朱利、塞维利、昆克提利、克罗利、吉甘尼、克利亚提、麦提利等族；他们可以保留他们阿尔巴的宗祠，而在帝国时期，波维莱的朱利氏族的宗庙又大为光耀起来。 这种将小社团吸收到大社团的过程当然并非罗马人所特有，希腊诸族的发展也是一样。拉丁姆的罗马人和雅典的雅典人都是因许多地区融为一国而兴起；智慧的泰勒斯曾建议，爱奥尼亚诸城若要保存其民族性，唯一之途便是融合为一。但在意大利，联合原则把持得最热切而又最成功的却是罗马人；也正如雅典在希腊之杰出地位系出于早期的中央集中化，罗马亦复如是。 罗马在拉丁姆的霸权 罗马在拉丁姆的征服行为固可视之为领土的直接扩张，而被征服之人民亦与之有共同特征，然阿尔巴之征服则有其特殊意义。古代传说将阿尔巴的征服赋予显要地位，原因并不在其富饶及广袤。阿尔巴被视为拉丁联盟的首府，属下有三十个社团。当然，阿尔巴的毁灭使其联盟解体的程度不若底比斯之毁灭使皮奥夏联盟解散的程度之甚；不仅如此，罗马且严格遵循拉丁战争法则中特有的jusprivatum（私有产权法），以合法继承人的身份，继阿尔巴为该联盟的首领。这个继承的声明是否引起危机则为我们全然不知。概言之，罗马在拉丁姆的霸权扩张迅速，也得到广泛的认可，只有少数几个社团暂时例外，如拉比西和伽比，而尤以后者为最。即使在那个时期，与拉丁的“内陆”相比，罗马可能都已是一个海权国；与拉丁村落相比，是城市；与拉丁联盟相比，是单一国家；即使在那个时期，拉丁各社团都唯有与罗马相合才能在海岸方面防御迦太基人、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在内陆前线防御萨贝利人的不安侵扰。罗马人因征服阿尔巴而得取的富源是否比征服安登奈或科拉提亚多，已无可确定；但罗马之成为拉丁姆最强大的社团极可能并非因征服阿尔巴，而可能是很久以前即已如此；但阿尔巴的征服却使它获得了拉丁节庆的主持权，而这却是日后拉丁联盟之霸权的基础。这个基础的重要性是必须切记的，因为它发生的影响极大。 罗马在拉丁姆的霸权，一般言之，其性质是罗马社团与拉丁联邦的平等联盟，此联盟在全领域中维持了长久的和平，在攻击与防卫上维持长久的联邦。“罗马人与拉丁一切社团将维持和平，如天之长，地之久；彼等将不互相争战，不引狼入室，亦不给敌人以借径；凡有社团遭受攻击，所有社团共同赴援，而联合战斗所得之一切战利，皆共同平分。”罗马联盟的一个条款在各社团相互通商与关系上造成了类如今日吾人撤销海关限制的效果，这条款是，交易、通商贷款与继承法方面各社团应有平等权。在形式上，各社团当然还保有其自己的法律；直至联盟战争时期，拉丁法都未必必然与罗马法相同；例如，由法律强迫执行婚约，在早期的罗马即已废除，但在拉丁社团却仍维持。但拉丁法单纯而纯粹民族风格的发展，以及权利的一致化，到后来使得私人关系法不论在实质或形式上，拉丁姆各社团均归于一致。个体自由民自由的丧失与恢复之原则，就可以清楚显示出各社团权利的一致性。依照古老而可敬的法律准则，拉丁社团中的自由民不能在他曾经自由过的国家成为奴隶，也就是当他还留在该国之内，不能失去自由民之权利，如果他遭受取消自由和自由民权利（两者实为同一事）之惩罚，则必须先把他驱逐到该国之外，以奴隶的身份进入他国。现在，这个法律准则已扩延到联盟的全幅领土，联盟各邦之分子在联邦范围之内不得为奴隶。此原则在《十二铜表法》中有所表现，例如无偿还能力之欠债者，债主如欲将其出售，必须售于台伯河边界之外，换言之，即联盟领土之外；罗马与迦太基第二次条约中亦载明，罗马之战友若被迦太基人所俘，在进入罗马人的港口时，须立即重予自由。我们已经说过，由盟约所保证的权利一致，亦包括互婚，拉丁社团任何有充分权利之自由民可以跟地位平等之任何拉丁妇女缔结合法婚姻。当然，各拉丁人只能在他注册为自由民之地行使政治权利；然而在私人权利之平等中却寓含拉丁人得在拉丁领域之内任何地区居住；用现代的语言说，即联邦领域之内凡有自由民权利者，即有迁徙定居之权利。很容易了解，这使首都得到极大利益，因为在拉丁姆，只有罗马可以提供城市的生活，有城市的交往、城市的收获和城市的享受，而在拉丁各社团与罗马长期相处之后，大量的留居者就在罗马快速聚集。 若干社团，除却其当负的联邦义务之外，在宪法与行政上仍保持其独立性与自主权，但更重要的是三十社团联邦仍然保持其自治权。当我们说，阿尔巴对联邦各社团的地位高于罗马对各社团的地位，而在阿尔巴失陷之后此诸社团各获得自治，与事实并不相左，因为阿尔巴基本上是联邦的一分子，而罗马从开始就处于分离立场，不包括在联邦之内；但正如莱茵联邦在形式上系自主，而日耳曼帝国则有主人，阿尔巴的君主权事实上可能是名誉上的，如日耳曼皇帝一般，而罗马的保护者之地位却可能自始就是最高权力，如拿破仑的权力一般。事实上，阿尔巴似乎在联邦议会中有领导权，而罗马则听任拉丁诸代理人持有商决权——诸代表之中举出一位主席，以为首领，罗马自身则只在联邦庆典中持有荣誉主席地位。罗马人由于对联邦各族的利益有平等的尊重，因之在同拉丁姆的条约中限定自己不得跟任何拉丁社团订立单独盟约——这一条款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联邦各社团有一种恐惧，即惧怕他们头顶上的强大社团。在军事体系中最能看出罗马与联邦诸社团的关系地位。联邦军队系由罗马与拉丁各社团等量兵力组成，最高指挥权轮流由罗马与拉丁姆执掌，当罗马被指定为最高指挥的年份，拉丁各社团的支队则列队于罗马各城门，向被推举出来的司令喝彩，以示敬意，当拉丁联邦议会委任的罗马主办宗教庆典而证实得到众神之赞许时亦然。战争所得之土地财产也由罗马与拉丁姆平分。罗马—拉丁联邦既在内部关系中保持这般严明的平等，外在关系上也几乎不会仅由罗马来做代表。联盟条约并未禁止罗马或拉丁姆独自以自己之名义发动侵略战；若战争由联邦发动，则不论是为追求某种目的或因遭受敌意攻击而起，拉丁联邦议会均必须有参与之权，以决定战争之行为及终止之法。实际言之，即使有此种平等立场，罗马仍极可能具有霸权，因为无论何时，当一个单一的国家跟一个联邦缔结长期关系后，优势常落于前者手上。 阿尔巴陷落后罗马领土之扩张 阿尔巴陷落后，罗马已有相当广阔的领土，甚至可说是拉丁联邦的领导国，领土则随后做间接与直接之扩张，然其扩张之脉络则已不可循。罗马人与伊特鲁里亚人和维安提人有过争执，主要是为费德内之占有权；但罗马人似乎并未能长久占领这个伊特鲁里亚人的前哨站——此处在台伯河靠拉丁的一边，离罗马约五英里——也未能把维安提人从这个可以发动攻势的基地驱除。另一方面，罗马人却无可争议地占有了贾尼科洛和台伯河口的两岸。至于萨宾与埃奎，罗马则显居有利地位；后来罗马人与更远的赫尔尼西人之密切关系则至少在君主政体时期即已奠定基础；拉丁人与赫尔尼西人的联合在两边形成包围，摒住东方邻族。然而在南方，卢杜里的领土却成为长久征战之地（沃尔西的领土更甚）。在这个方向拉丁土地做了最早的扩张，也是在这里，罗马与拉丁姆在敌人的土地上建立了最早的社团，使之成为拉丁联邦的自治领——他们称之为殖民地的，其中最早者，可追溯至帝王时代。但领土的扩张究竟多广则无以确定。关于罗马人与邻近的拉丁人和沃尔西人社团的争执，帝王时期的罗马年表上有充分的记载；但其中只有少数足以构成历史事件的核心，如在庞普廷平原夺得苏萨。无可置疑的是，帝王时期不仅奠定了罗马的政治基础，也奠定了它对外权势的基础。在共和国初期，罗马城的地位与其说是拉丁联邦的一部分，不如说高高在上，因而使我们可以确定罗马在帝王时期必已奠定了强大的对外权势。许多重大的成就必定早已湮失；但其光华则延留于帝王时期的罗马，尤其是照耀在塔尔昆的王室上，如遥远的落日余辉。当拉丁人在罗马的领导下如此联合为一体，并向南方与东方扩张领土之际，罗马本身则由于幸运及公民之积极行为，从商业与农业镇变为繁荣的省份之强有力的首都。军事体制的变革以及政治的变革——前者已寓含了后者的种子，而后者我们所知之名则为“塞维安宪法”——跟罗马社团的性格之内在变化有密切关系。但该诚外在的性格也随着资源的日丰和其地位的日隆以及政治领域的扩张而有改变。当塞维安改革发生之时，在奎利纳尔与巴拉丁的社团融和必已发生；当这项变法把整个社团的军事力量结合为一，自由民便无法再满足于各山丘的分离，因为这些山丘一个接着一个盖满建筑，而台伯河河洲与对面之高地也已被他们占领，以便掌握台伯河的控制权。拉丁姆的首都需要一个更完整的防卫体系，因此他们着手建筑塞维安城墙。连绵不断的新城墙在阿芬丁山脚下的河边开始，将此山包围在内。不久以前（一八五五年）才在此处发现两座城基，一座在面对河流的西坡，另一座在东坡，可以看出那原始的堡垒非常庞大。此外所发现的部分城墙高如阿拉特里与费伦蒂诺城墙，由切成方形的大凝灰岩块叠成，高出地表，如同从坟墓中升起，以证明那民族精神像此石城一般坚毅不拔，永垂不朽。环墙也将西莲、埃斯奎林、维米纳尔、奎利纳尔包括在内；在奎利纳尔另建土堤，以补充自然斜坡之不足，直至现在仍令人感喟其工程之浩大。从此处城墙走向卡比托，其陡坡成为城墙之一部分，然后再与台伯河相接，位置在河洲之上方。台伯河河洲连同其柱桥与贾尼科洛，严格说来并不属于罗马城，然贾尼科洛高地可能是其外堡。在此以前，巴拉丁系该城碉堡，但此时该山已开放为逐渐成长的城市之建筑区；另一方面，塔碧亚山由于四面独立而范围不广，易于防守，因此在该山建筑新堡垒，包括堡垒泉、细心环绕的“井房”、仓库、监狱以及最古老的自由民集会所，许久以后月亮的圆缺仍旧在此处宣布。不过在早期该堡垒山不准有长期居民；该山两峰之间的空地及恶神的祭坛，遍生树木，也或许在洪水或战争胁迫农民之际，可以让他们与家畜退居此处。卡比托在名分与实际上均为罗马之卫城，此处为一独立城堡，即在本城失陷之后亦可独立作战；其城门可能在后来的“广场”（Forum）。阿芬丁山也有同样防御工事——但不如前者巩固——并允许长期居民，与此相关的是，由于城市的生活条件——例如水的分配——罗马居民分为两类，一种是正式市民，另一种是卡比托和阿芬丁区的基尔特。如此，新城墙除了原先的巴拉丁和奎利纳尔城之外还包括卡比托和阿芬丁两座城堡；最古老的城巴拉丁由其他高地环绕，而城墙即沿着此诸高地建筑，有若花环，而两座城堡则在巴拉丁与城墙之间。 第一章 迦太基 腓尼基人 闪米特人地理位置在古代古典世界各国之间，而又与各国相距不远。闪米特人真正的中心在东方，古典世界各国的中心则在地中海区；战争与移民固然使各民族的界线常有变迁，各民族之间也经常互相交织，但一种深沉的分别感一直存在于印欧民族和叙利亚、以色列与阿拉伯诸民族之间。这种区别在闪米特人而言亦断然明显。这里所说是腓尼基人；他们主要扩展的方向是西方。他们的本土是一条狭窄的海岸区，由小亚细亚、叙利亚高地和埃及环绕，这块地称之为“迦南”，意思是“平原”。这是这个民族对他们本地的唯一称呼；即使到了基督教时期，非洲的农夫仍旧自称为迦南人。但希腊人却给迦南另取了一个名称，叫“腓尼基”（phoenike），意思是“紫色的土地”，或者“红人的土地”，而往日的意大利人也惯于用这个名称称呼迦南人，即使现在，我们也仍然有此习惯。 其商业 这片土地非常适于农耕；其优良港口与丰富的木材和金属，又极有利于商业成长，而或许就是由于东边广阔的地中海有富饶的岛屿，使最早的商业全面发展起来。腓尼基人将所有的勇气与精明和热情都投入商业的发展上，并因之推进了航海术、制造业和殖民区的建立，因之沟通了东方与西方。在早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期，我们就已发现他们到达过塞浦路斯、埃及、希腊、西西里、非洲和西班牙，甚至远达大西洋与北海。他们通商的范围，西起塞拉利昂和康沃尔[1]，东至马拉巴尔海岸。从他们手上经过的有东方的黄金与珍珠，提尔的紫色染料，有非洲内陆的奴隶、象牙、虎皮与豹皮，阿拉伯的乳香，埃及的亚麻布，希腊的陶器与美酒，塞浦路斯的铜，西班牙的银，英格兰的锡，厄尔巴岛[2]的铁。腓尼基航海家供应各国所需要的或可能会购买的任何东西，他们到处巡航，但永远都抱着重返狭窄家园的希望，因为那是他们情感之所寄。 其心智秉赋 腓尼基人有权在历史上与希腊人和拉丁民族并列，但他们的例子却提供了一个证据——或许是最强的证据——证明古代民族的精力倾向于单方面发展。那些从阿拉姆民族源出的心智创造活动，跟腓尼基人似乎无关。信仰与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似乎属阿拉姆诸族所专有，然后从东方传至印欧，可是就我们所见，腓尼基人不论在宗教、科学或艺术上都没有独特的成就。腓尼基人的宗教概念是粗鄙的，他们的崇拜犹似只在培育欲望与残忍，而非降服。至少就有史迹可查的范围来看，找不出迹象证明他们的宗教曾对任何民族产生影响。同时，我们也没有见到任何证据证明腓尼基人在建筑与雕塑艺术上有跟意大利相比之处，更不用说那些艺术的本乡。科学观察和其实际应用最早的根据地是巴比伦，或者说是幼发拉底河流域。可能是在这里人类首次研究星辰的轨迹；是在这里人类将语言化为文字并有杰出的成就；是在这里人类开始注意时间与空间以及大自然力量的运作；星相学、年代学、字母和度量衡方面最早的遗迹都可以作为这方面的证明。腓尼基人无疑取得了巴比伦高度的工艺成就，用于他们的工业和星相观察，以利航海，取得文字与度量衡方面的调整，以利通商，在经过的地方传布了许多重要的文明种子；但我们无法证明文字或人类心灵任何巧妙的产品是由他们所创造，而他们传播给希腊人的宗教与科学观念等等，是像鸟类从空中掉落的谷粒，而不像农夫耕耘的种子。希腊人，甚至意大利人，所拥有的那种把邻近有文化的民族同化的力量，是腓尼基人全然缺乏的。在罗马人征服的领域内，伊比利亚和凯尔特语言消失，只有罗马语言留传；但非洲的柏柏尔人却直到目前仍旧说着汉诺（Hannos）和巴尔卡（Barcides）时代同样的语言。 其政治本能 最重要的是，腓尼基人像阿拉姆其他各族一样，跟印欧人相比缺乏政治生活的本能——自治（self-governed）的高贵观念。在西顿和提尔全盛时期，腓尼基人一直是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强权之间争夺的苹果，有时臣服于亚述人，有时臣服于埃及人。希腊诸城只有一半的国力，却能得到独立；但精明的西顿人却认为，封锁东方的通商道路或埃及的港口，对他们的损失比最重的贡奉还要严重，因此他们准时进贡，或给尼尼微，或给孟斐斯，甚至在无可避免的时候，把他们的船缴给其他的国王，让他们去互相争战。在本乡，他们忍受主人的压迫；在国外，他们也宁可过着和平的商人生活，而不愿从事征服战。他们的殖民地是工厂。在他们看来，跟其他国家做买卖，远比在遥远的地方征服领土、缓慢而艰困地从事殖民工作更为重要。即使跟竞争的对手他们都避免战争：埃及人、希腊人、意大利人和西西里东部的人排挤他们，他们几乎毫无反抗地忍受；早期在阿拉利亚（公元前537年）和库迈（公元前474年）发生的西地中海争霸战，跟希腊人争战的是伊特鲁里亚人而非腓尼基人。如果对立无可避免，他们就尽可能寻求妥协；腓尼基人从没有要征服卡厄瑞和马西利亚的企图。当然他们更不会发动侵略战争。在早期只有一次他们加入了侵略战，也就是非洲的腓尼基人向西西里的大远征，而结果在希迈拉被叙拉古的基罗战败（公元前480年）；但这一次只由于他们是大帝的属民，为了避免跟东部的希腊人为敌，因此才参加了侵略西部的希腊人之役；这正像同一年他们的叙利亚同族参加波斯之战，而在萨拉米斯跟波斯人同遭败绩一样。 但这并不是由于懦弱。在未知的海洋以武装的船只航行，需要勇敢的心，而这种心是可以在腓尼基人身上找到的；也不是由于缺乏民族感，事实上阿拉姆人不仅以精神武装并且以血肉之躯来保卫其民族特性、防范希腊文明的诱惑以及东西方专制帝王的强横办法，而他们的顽强是任何印欧民族所不能比拟的，在我们西方人看来有时又似乎不甚合人性。腓尼基人这种政治本能的缺乏，再加上族人之间的密切感，以及对其祖先之城的真挚情感，构成他们明显的特征之一。他们不向往自由，也不追求统治权；如《士师记》说，“他们像西顿人一样安静生活，自在安全而富裕。” 迦太基 在腓尼基人所建立的殖民地中，最安全而繁荣得最快的，无过于提尔人与西顿人在西班牙南岸和非洲北岸所建立的区域——这些地方在“大王”（the Great King）的武力所不能够及之处，也可以免于希腊航海家的危险对立，而当地土人对外来者的关系就如美洲印第安人对欧洲人一样。沿这些海岸所建立的繁荣的腓尼基城中最突出的就是“新城”迦太达（Karthada），或如西方人所说，“迦奇顿”（Karchedon）或“迦太基”（Carthago）。此城虽然并非腓尼基人在此带海岸最早的殖民地，而可能是利比亚腓尼基城中最古老的乌提卡城之依附者，却由于其天然优良地位与居民之勤奋而迅速突出于邻近城镇之上。迦太基坐落之处距巴格拉达斯（迈杰尔达）河出海口（以前的）不远之处，而巴格拉达斯则流经北非最富饶的农作区。城址坐落于肥沃的高地，高地有村舍，有橄榄树林，而以斜坡缓缓伸向平原，在北方终止于海岬。其地理位置在北非大港突尼斯湾之中心，美丽的盆地可提供大船最佳的碇泊处，海岸近处有甘美泉水，因之成为最宜于农业、商业与交易之处——其地势如此之得天独厚，以致此提尔殖民地不仅是腓尼基人于此区最早的商业城，甚至在罗马时期，重建之后不久就成为帝国的第三大城，而且在很不利的条件下，在城址选择不智之下，仍然构成了居民十万的繁华城市。一个城市在农、商、工上的这般繁荣不需解释；但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这个城市取得了所有其他腓尼基城所没有的政治权势，这是如何发生的？ 迦太基向西发展　腓尼基人与希腊人的对立 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即使在迦太基，腓尼基人也没有放弃他们的消极政策。一直到迦太基繁荣之后，迦太基人仍向土著柏柏尔人缴纳该城地租；尽管沙漠与海洋足以保障该城免受东方列强侵扰，迦太基依旧承认大王的权威（虽然只是名分上），偶然也向他进贡，以便确保其与提尔和东方的通商。 然而，尽管他们倾向于屈从与畏缩，环境却逼得他们非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不可。希腊移民不断向西方倾泻；希腊本土与意大利已将迦太基人驱除，西西里、西班牙甚至利比亚亦准备效尤。如果腓尼基人不打算被完全压碎，就必须起而对应。而他们所对付的并非大王，而是希腊商人，因此，仅只屈从并不能让他们保持往日的工商状况，这不是只缴税和进贡就可解决的。马西利亚与昔兰尼业已建起，西西里东部已全部落入希腊人手中；是腓尼基人认真抵抗的时候了。迦太基人采取行动；经过了长久而顽强的战争后，他们为昔兰尼人设下了界限，而希腊主义无法在的黎波里沙漠以西立足，复次，由迦太基人之助，在西西里西端殖民之腓尼基人也抗住了希腊人的侵犯，并心甘情愿地接受其强大的同族城市之保护。这些发生于罗马纪元二世纪的重要成功，为腓尼基人保住了地中海西南部的区域，使迦太基城奠定霸业的基础，也改变了它的政治地位。迦太基不再只是商业城；它的目标在君临利比亚以及地中海的一部分，因为事在必须。这些成功很可能与佣兵制有关。佣兵制约在罗马纪元四世纪中叶风行于希腊，但在东方，尤其是卡里亚人间，则更早，而开其端者则可能是腓尼基人。由于雇佣外族人作战，战争变成了大笔的金钱投机生意，而这跟腓尼基人的性格与习惯是颇为相合的。 腓尼基人在非洲取得统治权 或许是由于海外成功的反射影响，迦太基人改变了他们在非洲居留地的性质：从租用到占有，从容忍到征服。大约在罗马纪元三百年，迦太基商人摆脱了土地的租用状态，不再向当地人缴税。这改变使他们得以大规模农垦。腓尼基人一直就想以地主的身份运用他们的资本，像以商人的身份一样；他们要用奴隶与佣工来大量农耕；由是，大批的犹太人就为提尔的商人—王子做起活来，以收短工的工资。迦太基人现在可以在利比亚的沃土上不受限制地耕种，其方式有若近代的大农场。用锁链连锁的奴隶垦殖田地——我们发现一个公民竟能拥有两万奴隶。不仅如此，周围的农村（农业似乎很早就导入利比亚，也许在腓尼基殖民之前，很可能来自埃及）被武力征服，利比亚的自由农民变为劳工，要以田产四分之一进贡，并受规定之召集，以组成迦太基防卫部队。边界地区常跟游牧民族发生冲突；但连锁式的要塞将领土防护起来，使连锁之内的部分不受骚扰，游牧民族乃逐渐被驱回沙漠或山区，或被迫承认迦太基的宗主权，进贡，并提供部队。约在第一次迦太基之战时期，游牧民族的大镇瑟维斯特（泰贝萨，在迈杰尔达河的发源地）被迦太基人征服。在迦太基“国家条约”中，这些便构成“臣服者之乡镇及部落”；乡镇指利比亚村庄，部落指游牧民族。 利比—腓尼基人 除此之外，在非洲的腓尼基人，或所谓的利比—腓尼基人，也臣服于迦太基。这些人的区域一方面是由迦太基派遣出去，在非洲整个北岸和部分西北岸殖民的小殖民地——这一定并非不重要的，因为只在大西洋沿岸就同时有三万此类殖民者——另一方面，则是旧有的腓尼基殖民区，尤其是在现在的君士坦丁省与突尼斯的贝利克，如希波（即后来所称为的里吉乌斯）、哈德卢密塔姆（苏萨）、小雷普帝斯（在苏萨南方）——腓尼基人在非洲的第二大城——塔普苏斯（在同一区）和大雷普帝斯（的黎波里以西之拉布达）。这些城镇究竟是因寻求保护，以防昔兰尼人和努米底亚人的侵扰，或被迫臣服，现在已无法确知；可以确定的是，即使在官方文件上，他们也被称作迦太基的属民；他们都把城墙拉倒了，都要向迦太基进贡，向迦太基提供部队。不过他们可能不参加兵役的征集，也不缴纳地租，只是供应定量的人员与金钱。例如小雷普帝斯就每年缴三百六十五塔兰特的巨款（合89843英镑）；再者，在属民与迦太基人之间有法律上的平等，可以以平等条件互通婚姻。只有乌提卡逃脱此种命运，仍保留城墙及独立；或许这并非由于其本身武力，而是由于迦太基人对他们古代的保护者的敬意；事实上，迦太基人对这种关系保有深厚的情感，跟希腊人的冷漠形成明显的对比。即使在跟外国人的交涉上，“迦太基与乌提卡”也经常并列，做联名承诺；当然，这并不排除“新城”对乌提卡的霸权。如此，提尔人的工厂就变作了北非帝国的首都；此帝国从的黎波里沙漠伸向大西洋，在西方（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采取占领方式，而止于沿岸带状地区，在东方（目前君士坦丁与突尼斯各地区）则伸向内陆，并不断向南拓展其边界。迦太基人，如一位古代作者所说，由提尔人变作利比亚人了；腓尼基文明盛行于利比亚，正如亚历山大之役以后希腊文明盛行于小亚细亚与叙利亚，只是浓度不同。游牧民族的酋长宫廷中，采用腓尼基的语言与文字，其他较为文明的土著也采用腓尼基字母供本身语文之用；但腓尼基人并不想把他们完全腓尼基化，因为这踉腓尼基的民族性格与政策不合。 在迦太基变为利比亚首府的时代，不允许断然的改变，因此其变化无疑是逐渐的。在改革者中我们只提一提汉诺；他只能说是完成了新体制，此体制的实施大约在罗马纪元四世纪和五世纪。 与迦太基的兴起并行的是腓尼基人祖国——西顿，尤其是提尔——诸大城的衰落；这一方面是由内在的骚乱，另一方面是因外来的灾祸，尤其是罗马纪元一、二、五世纪分别为亚述王、尼布甲尼撒和亚历山大所围攻。提尔的高贵家族及古老工厂大部分都迁到安全而繁荣的新城，带去了他们的智慧、资本与传统。在迦太基人跟罗马人接触之际，迦太基已断然成为迦南人的第一大城，正如罗马已是拉丁姆诸社团中的第一社团。 迦太基的海军力量 但利比亚帝国只是迦太基国力的一半；在同一时期，它的海域与殖民势力已经获得了同等成就。 西班牙 在西班牙，腓尼基人的主要据点是提尔人在加迪兹的早期殖民地。此外，在此地东西两方，他们有一连串的工厂，内陆则有银矿，因此他们几乎据有现今安达卢西亚与格拉纳达之地，或至少是这些省份的滨海地区。他们并不想同好战的当地人争夺内陆区域，能够拥有矿脉和运销商品、贝壳与其他渔产的根据地，他们已感满足；何况即使这些滨海据点，他们要抵抗邻族的排挤已有困难。这些据点的保有权可能并不在迦太基人手上，而在提尔人手上，而加迪兹进贡的对象也不是迦太基；然而在实际上，加迪兹人也像所有的西部腓尼基人一样，受着迦太基霸权的保护，这可以从迦太基派遣的援军及在加迪兹西边设立的迦太基人商业殖民地看出。再者，即使在很早的时期，伊维萨岛和巴利阿里也已被迦太基人占据；其目的有二，一为渔业，一为对抗马塞利亚人的前进据点，在这些据点，跟彼等常有猛烈冲突。 萨丁尼亚 相同的方式，在罗马纪元二世纪末，迦太基人在萨丁尼亚立足，而此处所遭受的待遇也正跟利比亚相同。本地人向内陆山区撤退，以逃避做农奴的命运，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则在卡拉里斯（卡利亚里）及其他据点建立，而海岸的沃土则在由利比亚迁入的农民手中结实累累。 西西里 在西西里，墨西拿海峡和该岛东半部，早期即落入希腊人之手；但腓尼基人在迦太基人的协助下，一方面保住了邻近的一些小岛，如埃加迪、梅利塔、高罗斯、科西拉（马耳他的殖民区则特别富裕繁荣）；另一方面则保住了西西里西岸和西北岸，从这里，他们早期经由莫提亚跟非洲联系，后来则经由利利俾，跟萨丁尼亚的联系则经由巴勒莫和索伦图姆。该岛内陆，则仍留在伊利米、西坎和西塞尔人之手。在希腊人的进一步推进受到遏止之后，该岛就保持住相对的和平，甚至后来波斯人唆使迦太基人反对岛上的希腊邻居（公元前480），都未能将此和平长期破坏。这和平，整个说来，一直延续到希腊对西西里的远征（公元前415—前413）。两个竞争的民族下定决心互相容忍，大致说来各自以已有的土地为足。 战时的优势　与叙拉古的竞争 这些殖民区与占有的富源本身已有足够的重要性了，但从它能成为迦太基海上霸权的支柱而言，则更显重要。由于据有了西班牙南部、巴利阿里、萨丁尼亚、西西里西部和梅利塔，由于在西班牙、科西嘉沿岸、在赛耳底区域挡住了希腊殖民，北非海岸的主人乃可以使他们的海域成为合抱式，并把持了西方海峡。只有在第勒尼安海和高卢海，腓尼基人才允许其他民族分享。只要伊特鲁里亚人与希腊人在这些水域中互相牵制，这种状态就可以维持下去；而由于前者危险性较小，腓尼基人甚至与之缔结同盟以对抗希腊人。但是，在伊特鲁里亚人势力衰落（伊特鲁里亚人的失败，像任何这类牵强的联盟一样，迦太基人并未全力相助），而亚西比德的伟大计划失败之后，叙拉古无可争议地成为希腊海军的首要势力，不仅叙拉古的统治者们自然开始要想统治西西里、下意大利、第勒尼安海和亚德里亚海，迦太基人也被迫采取更强的政策。他们跟势均力敌而恶名昭彰的叙拉古之狄奥尼修斯（公元前406—前365）之间长期而顽强的斗争的直接结果，是夹于两者之间西西里诸国的毁灭或削弱——这个结果于他们两边都正中下怀——以及叙拉古人与迦太基人的分占西西里。该岛最繁华的城市，塞林努斯、希迈拉、阿格里根图姆、吉拉和墨西拿被迦太基人在其不快乐的冲突中夷为平地；狄奥尼修斯这方而，看到希腊主义被摧残或压抑，也不会不快乐；他仰仗的兵力是由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来的外国佣兵，因此断瓦残垣或由军事殖民占领的省份对他来说较易统治。公元前383年，迦太基将军马戈在科尼安战胜后缔结和约，将希腊的色尔密（古代的希迈拉）、塞杰斯塔、小赫拉克里亚、塞林努斯诸城和阿格里根图姆的一部分让于迦太基人，然而双方都认为这只是暂时妥协；双方都在重新备战，以摧残对方。有四个时机——公元前394年，在老狄奥尼修斯时代；公元前344年，在蒂莫莱翁时代；公元前309年，在阿加索克利斯时代；公元前278年，在皮拉斯时代——迦太基人得以主宰西西里直至叙拉古，在叙拉古，才被坚固的城墙挡住；而叙拉古人也几乎有同样的次数——在老狄奥尼修斯、阿加索克利斯和皮拉斯时代——差点把迦太基人赶出西西里。但优势越来越倾向迦太基一边，因为，他们总是侵略者，尽管不像罗马人那样锲而不舍，他们的攻击却比希腊人的防守更有计策，更有热力。腓尼基人预料不会总是有天灾或外国佣兵把牺牲品从他们手上夺去；就以短时期而言，至少在海域方面，战事已决：皮拉斯重振叙拉古舰队的努力是最后一次。这次失败后，迦太基舰队宰制西地中海，已所向无敌；而它欲占领叙拉古、利基翁和塔伦图姆的企图则显示出其国力之雄厚及目标之所在。与此等陆上企图并行的是此区域海上贸易权的彻底控制，而不惜以外国人及其本身之属民的牺牲为代价；迦太基人，只要有利于其目标的达成，并不因须采用暴力而心软。迦太基之战的一个同代人，地理学之父埃拉托色尼（公元前275—前194）曾确言，外国航海者航向萨丁尼亚或加迪兹海蛱，若落在迦太基人之手，一律抛入海洋；公元前348年迦太基所订条约，宣称西班牙、萨丁尼亚和利比亚港口向罗马商船开放，然公元前306年的条约却完全关闭，只剩迦太基港例外。 迦太基的政体　国会　行政官 于第一次迦太基战争开始之前五十年去世的亚里士多德，曾描述迦太基政体，谓其由君主政体变为贵族政体，或倾向于寡头政治的民主政体。国事的行止立即交到元老议会手上；此议会类如斯巴达的长老院（gerusia），由公民每年选出的两个王和二十八个元老组成。国事——例如战争的准备，税务与兵役的规定，指派将军，并向他派定若干名元老（副司令通常由其中选出）——均由元老院议定，而将军之报告则向元老院呈交。在这小议会之外是否另有大议会，无法确定，但即使有，也不占重要地位。国王似乎无特殊影响力；他们主要充作最高裁判，往往也以此为名。将军的权力较大。跟亚里士多德同代而年龄略长的伊索克拉底曾说，迦太基人在家为寡头政体，在战场则为君主政体；因此，罗马作家说迦太基将军是独裁者，可能是对的，尽管，跟随他的元老定然会限制他的权力，并在其卸职后对其弹劾——这是罗马人从不曾想到的一种制度。将军任期并无限定，而由此，他无疑与每年一选的王不同，亚里士多德亦曾表示两者有别。迦太基人数职共集一身并非少见，因此一人兼任将军与裁判并不意外。 百人裁判 但元老和行政官隶属于百零四人团（采其整数，曰百人团），或百人裁判，这乃是迦太基人寡头政治的堡垒。在迦太基的原始体制中并无此种结构，它像斯巴达的民选五长官一样，是起于贵族对政府中的专制分子所做的反抗。由于行政人员的贪污腐败，以及少数分子形成最高单位，迦太基单独一个家庭——马戈家族的，在财富与军事声望上均凌驾其他家族——在平时与战时均意图将迦太基举国大权独揽。大约在罗马十人执政团的时期，迦太基人乃改变政体，指定百人团。就我们所知，有检察员之职位者，有资格列为裁判，但候选人得经五人会（Pentarchies）之甄选；裁判虽年年改选，长期甚至终身连任却为常事；为此，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之为“元老”。其行事细节虽为吾人不知，但吾人知之甚确者则为裁判庭为寡头组织，由原任之贵族会员选举之；这件事可由一个孤立而能呈现其性质的实例证明之，即迦太基的裁判浴池系在公民的公共浴池之上方。这些人原先可能是政治仲裁人，在情况需要时，召询“总裁判”和元老，而主要是在将军卸任时召询将军，令其述职，甚至随意处以死刑，而其手法则殊为残忍。当然，在这种例子中，也和其他行政官员隶属于其他单位的控制一样，权力由被控制者手上转移到控制者手上；我们不难了解，后者如何干预一切行政（例如元老先把重要消息告知总裁判，然后再告知人民），另一方面，内部的控制又何等令人生畏，因为它执行赏罚，因而阻碍了迦太基的政治家与将军的行动。 平民 迦太基的人民，尽管不像斯巴达的一样，对国事全然限于消极态度，但影响力也非常轻微。在元老的选举上，公开的腐败已成为定规；将军的提名会征询人民意见，但那只是在由元老会议任命之后才做的样子；其他的问题也是在元老会议认为合宜或不合宜之后才告知人民。发挥司法功能的“国民会议”是迦太基人从没有想到过的。公民的无能可能主要是由政治结构造成；在迦太基的组织法中曾提到“群众协会”，这类似于斯巴达的Pheiditia，可能是寡头政治下的基尔特（guilds，行会、协会）。另外甚至还提到“自由民”与“劳工”的区别，使我们可以推论后者必然地位甚低，或许近于奴隶。 政府特征 从数种元素综观，迦太基的政府显然是资本家的政府；这也是迦太基这样的社会中自然会产生的结果，因为这个社会没有富裕的中间阶级，只有无产而勉强维生的众民和大商人、大农场主与贵族统治者。求财致富的政体败坏了贵族，却以属民为其牺牲，派遣贵族为附属社团的税务员与总督——腐败的寡头政治不变的特征——在迦太基是屡见不鲜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迦太基政体得以持久的主因。直到这时，不论从上方或下方，都尚未发生可值一提的革命。群众一直没有领袖，因为执行统治的寡头能够将一切有野心或有能力的贵族收买，以选举的贿赂或其他方式，让他们吃到桌子上掉下来的剩渣。确实，在这样的政府下必然会产生倾向民主的反对力量；但在第一次迦太基之战时，这种倾向尚十分无力。此后一段时期，部分由于战败所致，其政治影响力开始扩大，比同一时期罗马的民主势力成长得更为迅速；人民集会开始对政治问题做最后的决定，打破了迦太基的寡头政治的全能态势。在第二次迦太基之战结束之际，由汉尼拔建议，百人议会的议员任期不得超过连续两年，由此才导入了完全的民主，而这个，在迦太基当时现存的环境下，乃是唯一可以获救的办法——设若仍有时间可以获救。这个办法受到强烈的爱国心与改革的热情支持，但无可否认，其社会根基却早已腐烂。在见闻广博的希腊人看来，此时的迦太基人有如亚历山大时期的人民，完全是乌合之众，也因此无能为力；那么，我们可以问，迦太基的革命又能产生什么好处呢？因为迦太基人自己就是革命之所由起的原因。 迦太基的力量与资本 就金融方面而言，不论从任何角度观察，迦太基都在古代国家位居第一。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由希腊最早的史学家们证言，迦太基的财力优于希腊所有国家，其国家之岁入可以比之于“大王”的岁入；波利比乌斯称它为世间最富之城。迦太基人经营农业之得宜（也和后来的罗马一样，将军与政治家均参与实施与教育）可以证之于迦太基人马戈的农业论文，此论文后来被希腊与罗马农人视之为合理耕植之基本法典，不但译为希腊文，也由罗马元老院下令编为拉丁本，由官方向意大利地主推荐。腓尼基人的务农与处理资本，有密切关系；腓尼基人务农的首要格言便是“永不可取得超乎能够彻底耕种之地”。利比亚由于游牧农耕，在马、牛、绵羊与山羊的繁殖上可能超过当时任何国家——这是波利比乌斯做过证言的——这使迦太基人得到极大的利益。在土地的耕作上，迦太基人固为罗马人之师，在属民的利用上可能也是。由于这方面的技巧，迦太基人间接地收到“欧洲最佳部分”和北非最富省份的税收。迦太基视之为光荣事业的商务，以及船运与制造业，则一年一度为那里的定居者带来黄金的丰收。此外，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迦太基人不但日渐独占了西地中海的国际商务，而且连内陆的也加以操纵；东方与西方的运输业越来越集中于迦太基这一个港口。 迦太基也和后来的罗马人一样，在科学与艺术方面似乎主要依赖希腊的影响，但它对这两方面均不忽视。腓尼基有可敬的文献；在该城被征服后，发现了丰富的艺术品珍藏（确实，并非在迦太基创造，而是从西西里诸神殿运来）和相当多的图书馆。但迦太基人的智力也用于为资本服务；其文献以农业与地理论文占最显要地位，如前面提及的马戈农业论，以及舰队司令汉诺沿西非海岸航行的记录；后者原公开置于迦太基一神庙中，现在仍有译本存在。即使当时普及的某些成绩，尤其是外国语的知识——这方面，此时期的迦太基人几乎跟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可以相提并论——也证明了迦太基人把希腊文化做了彻底务实的运用。要想对这古代伦敦所累积的财富有明确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从几件事可以略窥其大概：迦太基人用在战争上的钱极多，因系佣兵制；在处理国家的财产上既不当心又无信用，然而，其属民的贡奉与关税岁入却可以完全支付所出，因此不需向公民课征直接税；再者，即使在第二次迦太基之战以后，岁出及每年分期摊还罗马的48900镑赔偿费仍可不需抽税即足以付清，只在金融的处理上略紧一些而已，缔约后十四年，迦太基则欲将剩余的三十六期赔偿费直接付清。但证明迦太基经济处理之杰出的尚不止岁入的总额。在古代有相当国势的国家中，我们发现只有迦太基具有后来的、更进步的时期的经济原则。他们向国外贷款；在钱币制度上，除了金条与银条之外（另有金币与银币，原为西西里商业所制），还有代用货币，是钱币本身不具实际价值的——这是古代任何其他地方所无的货币。事实上，如果政治只单纯化作商业，则可说没有任何国家比迦太基把问题解决得更精彩。 迦太基与罗马之比较·经济 现在，让我们将迦太基与罗马的资源做一比较。两者皆为农业与商业城，也止于此而已；两者的艺术与科学基本上都位居次要，也都是实用性的，唯一不同处是迦太基在这两方面都比罗马进步。但在迦太基，钱币的利益高于土地的，在那时候的罗马，土地的利益则高于钱币的；迦太基的农人普遍都是大地主和奴隶主，那时期的罗马，大量的自由民则仍亲自耕种自由的土地。罗马的大多数人民都拥有财产，因此是保守的；迦太基的大多数人民则没有财产，因此既渴望富人的黄金又渴望民主人士的改革呼声。在迦太基，早已遍行着大商业城的富裕生活，而罗马人的态度，至少在外表上，仍遵循往日的严谨与节俭。当迦太基的使者从罗马回来时，曾告诉同事，罗马元老之间的关系之密切超乎一切想象，一套银器就足够整个元老院的元老用，不论使者受邀到哪一位元老家中，出现的都是那同一套银器。这个笑话足以表示两者的经济状况是何等不同。 迦太基与罗马之比较·政体 两者都是贵族政体；裁判控制迦太基，元老则控制罗马，两者又都采取相同的警察控制制度。迦太基统治局对行政官员严加限制，使他们处于依赖状态，又绝对禁止公民学习希腊语；凡与希腊人交谈，必须由公定翻译人员的传译，这些，都源于罗马政府所采制度的同一精神；但迦太基人的这种残酷而绝对的保护政策已濒于愚蠢，与之相比，罗马的罚款与检察就温和而合理得多。罗马的元老院是向有杰出能力者开放的，真正代表人民，因此能够信任人民，也无需担心官员。迦太基的元老院，却是以对行政单位的猜疑控制为基础，只代表显赫的世家；它的制度之本质就是对上对下的不信任，因此，它既不能相信人民会跟着它的领导前进，又恐惧行政人员的阴谋。因此也就产生了罗马政策的稳定性，从不会在不幸的时候退却一步，也从不因疏忽或冷漠而抛弃良好的机会；迦太基人却不一样，在最后的努力可能会挽救一切的时候，往往厌弃奋斗，倦烦或忘却了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伟大义务，任完成一半的大厦倾倒为碎片，只为的是在几年以后重新开始。也因此，一般来说，罗马有能力的官吏跟政府都有良好的谅解；在迦太基，他却往往跟他家中的主子们站在不共戴天的仇视之下；被迫用不合法制的方法来抗拒他们，也常常站在改革派的一边。 迦太基与罗马之比较·对属民的待遇 迦太基与罗马均统治若干同血缘的社团和许多异族社团。但罗马却向一个接一个的地区开放其公民权，使拉丁诸社团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可获得公民地位；迦太基却从最初就保持排外性，甚至不允许依附地区抱着将有一天处于平等立场的希望。罗马让有血缘关系的社团分享胜利成果，尤其是获得的领土以及国家所追求的其他利益上，它分给富人与贵族实质的利益，以此至少争取到于它有益的党派。迦太基则不但把胜利成果完全据为己有，甚至把最有特权的城市都剥夺了通商自由。即使对最低的臣属社团，罗马都不完全剥除其独立性，对任何社团都不课以固定贡金；迦太基则派遣监督者至一切处所，就连腓尼基人的古城也课以重税，而它的臣属部族则实际上已沦为奴隶国。因此，在迦太基—非洲联盟中，除了乌提卡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社团是不因迦太基的陷落而在政治上与实质上受益的；而在罗马—意大利联盟中，却没有任何一个社团会因背叛罗马而利多于弊的，因为罗马总小心地避免损害到它们的物质利益，而又从不曾用任何极端手腕挑拨政治反对势力以起冲突。如果迦太基政治家们以利比亚人的叛变为更恐怖之事，来说服腓尼基民族的属民，让他们站在迦太基的利益一边，并用代用货币来安抚所有的地主，则他们就错估了人心，因为商场上的计算并不能完全适合于政治。从经验得知，罗马的联邦政体，表面上看来虽似疏松，在抗御皮拉斯时却固若金汤，而迦太基联邦，在敌军登上非洲土地时，却像蛛网一样断为游丝。阿加索克利斯和雷古卢斯登陆时是如此，在佣兵战争中亦是如此；当佣兵发起反迦太基之战时，利比亚的妇人自动把首饰献给佣兵，由这一点可以看出非洲的一般态势。迦太基的统治唯一显得略为温和的地方是西西里，而在这里他们也得到了比较好的结果。他们允许西西里的属民有更多的商业自由，让他们照希腊的办法在岛内商务上用金属货币，而不是用迦太基的那种徒具其名的货币；他们行动的自由也比萨丁尼亚人和利比亚人多得多。如果叙拉古落入迦太基人手中；他们的政策就会立即改变。然而，叙拉古并没有；因此，由于迦太基政府小心经营的温和政策，在西西里就确实有一个对腓尼基人友善的党派；例如，即使在该岛已转入罗马人之手以后，阿格里根图姆的菲力努斯仍写了一部完全腓尼基精神的大战史。不过，整体言之，既为属民又系希腊人的西西里人，对他们腓尼基主子的厌恶必不亚于撒姆尼和塔伦丁人对罗马人的。 迦太基与罗马之比较·金融 从金融观点言之，迦太基国家岁入无疑远超过罗马；但这个优势却被另一些事实抵消了一部分，即迦太基岁入的来源——贡金及关税——枯竭得比罗马快得多（而且正是在最需要的时候），而迦太基人的作战方式又比罗马人贵得多。 迦太基与罗马之比较·军事 罗马与迦太基的军力来源是非常不同的，但在许多方面都相当势均力敌。在迦太基被征服时，该城仍有公民七十万，包括女人与小孩[3]，可能至少和第五世纪末的人口一样多；在那个世纪，当情况需要时，他们可以发动一支包括四万“自由民”的重甲步兵。在五世纪初，罗马在同样的情况下也可以派遣同样强大的自由民军队到战场；在这世纪的罗马联邦大量扩充之后，能荷兵器者必然至少增加两倍。但比兵员数目更重要的是，罗马的自由民军人有效力得多。迦太基政府虽然急于诱导公民参军，却无法让手艺人与制造业者产生农夫的精气，也无法克服腓尼基人厌战的心理。第五世纪，在西西里军中，仍有两千五百名迦太基人的“神圣队伍”做总督的卫戍部队；但到第六世纪，在迦太基军队中——例如驻于西班牙的——除了军官之外，连一个迦太基人也没有。再者，罗马农夫不仅是列入官兵名册而已，而且亲自上阵。两国的同血缘依附社团也是一样；拉丁诸社团所提供的军队不亚于罗马本身的自由民部队，但利比—腓尼基人却像迦太基人一样不娴于战争；很容易料见，他们比迦太基人也更不愿意战争，因此，他们也从军队里消失了；凡被课定派遣部队的城镇，可能都以金钱来代替。如前面所提的西班牙部队，约有一万五千人，只有一团四百五十人的骑兵中有利比—腓尼基人，而且也只占其中一部分。迦太基军队的精英是利比亚人，在干练的军官训练下，利比亚新兵可以成为精良的步兵，而由他们组成的轻骑兵则剽悍无敌。除此之外，多少还可加上利比亚与西班牙的依附部落，以及巴利阿里著名的投石手，他们似乎介于联邦所派的部队和雇佣兵之间；情况必须之际，迦太基还可以从国外雇佣军队。因此，就以人数来说，你几乎可以想要多少就可以找到多少；而军官的能力，对武器的熟悉与勇气方面，亦足以匹敌罗马。然而，佣兵却需很长的时间才能召集成可以作战的部队，这段时间十分危险，而罗马的民兵却随时可以上阵，更危险的是——这是关键所在——除了军人的荣誉和自私的利益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把迦太基军队结合在一起，而罗马人却因共同的祖国而有着最紧密的团结。一般的迦太基军官估计他们的佣兵，甚至利比亚农夫，都很像现代人在战场上估计炮弹一样；因此乃有公元前396年希米尔克将军出卖他的利比亚军队的可耻事件，随之发生了危险的利比亚人叛变，以致留下了“迦太基的信用”（Punic faith，背信）的话柄；这件事对迦太基造成不少的伤害。迦太基经验到奴工兵与雇佣兵的一切恶果，不止一次，它发现花钱雇来的奴隶比它的敌人更为危险。 迦太基政府不可能看不出他们军事体系的缺点，也无疑想尽办法以求补救。他们坚持金库与兵库的充盈，使他们得以在任何时候装备佣兵。他们对古代相当于近代之炮兵的事物付以极大心血——如机器的制造，这方面我们发现迦太基人一向比西塞利奥特人（西西里的希腊移民）优越；如象的运用，以此取代战车（迦太基的城防中有三百头大象的厩房）。他们不敢为依附的城市建堡垒，因之使非洲的村镇冒着只要有敌军登陆就遭占领的危险——这跟意大利成彻底的对比，因为大部分向罗马投降的城镇都保留着城墙，因此一连串的罗马堡垒制宰着整个意大利半岛。但在首都的防务上，迦太基人却用尽一切财源与艺术，有若干次，该城之所以能够保全，完全是城墙之功。而罗马城的政治与军事地位却如此安全，以致从未遭到过正式的围城。迦太基的主要国家堡垒则是他们的海军，这是他们最大心血投注之处。在船只的建造与处理上，迦太基人均超过希腊；有三层桨以上的船是迦太基最先建造的，而在那个时候，迦太基的战船大部分是五层桨的大划船，挂帆行驶通常也优于希腊船；桨手都是公有奴隶，训练精良，船长则为海战能手，勇敢无畏。在这方面来说，罗马远逊于迦太基，因为罗马的希腊人联邦船只固然不多，罗马本身更少，在无敌于西地中海的迦太基舰队面前根本不敢露面。 当我们把这两个强权的资源互比之后，明智而无偏的希腊判断或许已经出现：当两者开始发生战争时，将势均力敌。但我们不可忽略一点，即迦太基固把一切智慧与财力都用于攻与守的技巧上，它却无法弥补一个基本缺陷，即缺乏它自己的陆军，缺乏基础稳固的联盟。要想真正攻击罗马，必须在意大利行之，要想真正攻击迦太基，则必须在利比亚，这是谁都可看得出的；而迦太基最后难逃此种攻击，也系任何人均可察见。在那个航海业仍处于婴儿期的时代，舰队并不是可以独自长久作战的东西，必须在有树木、铁和水的地方装备。在非洲本身就不止一次证验过，即使海军强国也无法阻止较弱的国家从陆地进攻。阿加索克利斯既指明了通往迦太基的道路，罗马将军便亦自可遵循；在意大利，入侵者登陆只不过是战争的开始，然在利比亚，却可以变成围城，而到了这一步，除非发生特别的意外，再顽强再英勇的城民到最后也只有投降一途。
[1]　编注：康沃尔，英格兰西南部的郡。 [2]　编注：厄尔巴岛，意大利西部岛屿，拿破仑的第一次放逐地。 [3]　学者们对这个数字曾表示怀疑，据推测，依可用的空间而言，至多为二十五万人。然而这种算法是否可靠却成问题，何况该城为商城，房子有许多为六楼；再者，我们当记得，这个数字是政治上的，而非城市的定居居民，这和罗马的人员调查一样；因此，很可能把所有的迦太基人也包括在内，住在城里的、邻区的以及属地及其他地方的。当然，以迦太基而言，身在外地的人一定不少。 第二章 罗马与迦太基的西西里之战 西西里的状况 约有一个世纪以上，迦太基人与叙拉古的统治者之间的仇恨已将美丽的西西里岛摧残得满目疮痍。两方面所采用的武器都是政治变节，因为迦太基固然跟叙拉古互相对立的贵族——共和势力沟通，叙拉古的统治者却也跟业已附庸于迦太基的希腊人城镇中的民族派维持关系。两方都用佣兵作战——蒂莫莱翁和阿加索克利斯是如此，迦太基的将军们也是。而由于两方皆运用相同的手法，因此其间的争战便背信而不顾荣誉到西方历史中绝无仅有的程度。叙拉古是较弱的一方。公元前314年的和约，迦太基仍自限于小赫拉克里亚和希迈拉以西全岛三分之一的领土，公开承认叙拉古对以东各城的霸权。公元前275年，皮拉斯被逐出西西里与意大利，把大半西西里岛，尤其是大城阿格里根图姆置于迦太基人之手；除了陶罗美纳和该岛东南部以外，叙拉古人则什么也没得到。 坎帕尼亚的佣兵 东岸的第二大城墨西拿，则被一帮军人占领，既不投靠叙拉古，又不投靠迦太基。墨西拿的这批新统治者乃是坎帕尼亚佣兵。在卡普亚及其周围定居的萨贝利人的不道德习惯，已使坎帕尼亚在四五世纪时成为王侯与城国招募新兵的主要地区——埃托利亚、克里特和拉科尼亚则步其后尘。坎帕尼亚的希腊人所导入的半生不熟的文明，卡普亚及坎帕尼亚其他城镇所过的淫靡生活，罗马霸权在该地所造成的政治无能（然而此霸权在此处施展得又不够严厉，未将其自主权完全剥夺）——这种种因素都驱使符合体位标准的坎帕尼亚的青年投入新兵的行列。他们卖身非常轻忽，而其原因是他们跟自己祖国的土地有了隔阂，是由于军队的无法无天，是由于他们已毫不在乎毁约背信。这些坎帕尼亚人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雇佣兵不可以把交托在他们手上的城镇据为己有，只要能够守得住便好——撒姆尼人在卡普亚本地建立的统治权就是由此得来，卢卡尼亚人攫取数座希腊城池，手法也并不光荣。 马默泰因兹人 而招引人做这类投资的则莫过于西西里，因为那里的政治关系太复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来到西西里的坎帕尼亚队长们即已以这种方式潜入了恩特拉与埃特纳。约在公元前284年，一伙原服役于阿加索克利斯军中的坎帕尼亚人，在阿氏死后（公元前289年）干起了海盗的行业，攫取了墨西拿——此为当时希腊人在西西里的领域中的第二大城，是希腊人反叙拉古的首要基地。男人被杀被逐，女人与小孩则分配给士兵，而该城的新主人——如他们所称，“马默泰因兹人”，意即“战神马尔斯的人”——不久就成为该岛第三大强权；在阿加索克利斯死后的乱局中，他们相继征服了西西里的东北部。迦太基人乐于袖手旁观，因为这些事情后这个近邻叙拉古的城市变成了它强有力的敌人。由于迦太基人的协助，马默泰因兹人得以支撑皮拉斯的压力，而后者不适时的撤退则使马默泰因兹人得以恢复其全部势力。 叙拉古的希罗　叙拉古人与马默泰因兹人之战 马默泰因兹人以之攫取权势的背信行为，史学家固然应当口诛笔伐，但若以为历史之神必然会将父亲的罪恶惩罚到第四代的子孙身上，则又不符合史实。凡以论断他人之罪恶为天职的人，可以谴责人的作为；但就西西里而言，这样一个好战的强权开始在其中形成可能是一件幸事——这个强权，业已有八千战士，在适当的时机，以其自己的人力与资源，可望逐渐站稳脚跟，抵抗外侵者；因为希腊人固然连年不断在争战，却已日益不习于武备，已不足以与马默泰因兹人相提并论了，因此叫他们维持西西里的统一局面已属不可能。 然而，一开始的时候事实却有另一个转向。叙拉古的一个青年军官，由于出身基罗家族，由于与皮拉斯王有近亲关系，又由于在皮拉斯军中的英勇战绩，吸引了公民与叙拉古军界的注意——这便是希罗克洛斯之子希罗；军事参议会推举他为司令，而公民的意见则与他不合（公元前275—274年）。但他精明的领导、高贵的性格与观点的中肯，使他迅即赢得叙拉古公民（这些人已惯见暴君至为无法无天的行径）以及大部分西西里希腊人的心。他除去了不服从的佣兵（不错，手法也是背信的），重整民兵，先以将军之名，后以国王之名致力于重建深深沉沦的希腊国力——方法则为以公民组成军队，并招募易于统率的新兵。此时他们跟迦太基人——后者曾与希腊人联合驱除皮拉斯——则暂时保持和平；他们当前的敌人是马默泰因兹人。后者是希罗所恨恶、所铲除的佣兵的同族人，他们是谋杀叙拉古的希腊主人的人；他们剥夺了叙拉古的领土；他们压迫并劫掠了许多希腊人的小镇。希罗与罗马联盟，发兵攻打墨西拿——而罗马人则正在这时派兵进攻利基翁的坎帕尼亚人，亦即马默泰因兹人的盟邦、族人与共犯。希罗被奉为西塞利奥特人的王（公元前270年）之后的一次大胜，得以把马默泰因兹人封锁于城墙之内，如此坚持数年，马默泰因兹人乃确认凭他们自己的力量已绝不足以突围。以有利的条件投降断不可能，而在罗马刽子手落到利基翁人颈上的斧头必定会在叙拉古落到墨西拿这些人的头上。他们唯一逃避厄运的办法便是把该城送给迦太基人或罗马人，这两者对于取得如此重要大城的机会绝不会无动于衷。至于交在何者手中为佳，则深足考虑；在大多数坎帕尼亚人经过长时间考虑之后，决心给予罗马。 马默泰因兹人被纳入意大利联邦 当马默泰因兹人的使者出现在罗马元老院之际，乃是世界史中至为重要的一刻。确实，没有人能预料因渡过这狭窄的海峡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但无论元老院做何决定，其决定之后果必比以往任何决定所带来者远为重大，此已殆无可疑。公正不阿者固可质疑：作为希罗之盟友的、不久前才对利基翁的坎帕尼亚人做过其罪有应得之惩罚的罗马人，可以将同样罪恶的坎帕尼亚人收为盟友并背信于希罗吗？这种罔顾信义的土地必将成为群敌申责的把柄，也必将触怒一切人的道德情感。然而，罗马人既非裁判，又非为某一方的复仇者。如果问题只是叙拉古人或墨西拿人统治西西里，则罗马都可默允。罗马求取拥有意大利，迦太基求取拥有西西里；两国的国策很少有越乎此者。但正因如此，两者均切望两国之间保持一中间势力（例如迦太基人支持塔伦图姆，罗马人则支持叙拉古与墨西拿）；也正因如此，设若中间势力无法保持，则两者均宁可将边区据为己有。当罗马人将占领利基翁和塔伦图姆之际，迦太基曾图登陆意大利，意在将此二城镇据为己有，之所以未成，只因偶然事件受阻；而现在，良机向罗马拱手，要将墨西拿纳入其联邦之内；设若罗马拒绝，则墨西拿并非保持独立，或为叙拉古人所有；他们必将投入腓尼基人怀抱。凭此永不可再的机会，罗马人可以成为意大利与西西里之间的天然桥头堡的主人，以自己可以配备的勇敢卫戍部队防守之——罗马人岂可任此良机一去不返？放弃墨西拿就等于放弃扼制东西海洋最后一条自由航道的特权，因而必定牺牲意大利商业的自由——这岂是应该？不错，除却情感的犹豫和政策的荣誉性以外，尚有其他理由反对出兵：出兵会导致跟迦太基的战争，这还是反对理由中最小的；此种战争固然必定严重，罗马人却可以无所畏惧。但更重要的是，渡越海峡便变更了罗马人一向纯粹意大利的、纯粹大陆的政策；他们将放弃列祖列宗创建伟大罗马的体系，将进入另一体系，而其后果却无从预料。这乃是命运之手从黑暗中伸出、人的计较失效、而唯有以人对自己及对国家的信念与之相握，并追随之的时刻。执政官建议出兵，元老院深思熟虑，然决议无法达成。最后诉之于罗马自由民，而自由民被伟大的权势感激发，而此种感觉正是罗马人民的精力所孕育出来。意大利的征服鼓舞了罗马人，正如希腊鼓舞了马其顿人，西里西亚鼓舞了波斯人，使他们进入新的政治阶段。援助马默泰因兹人找到了正式借口，就是保护所有的意大利人，而这是罗马有权行施的。海外意大利人也被纳入意大利联邦之内[1]，而由执政官的建议，公民乃决意派兵驰援（公元前265年）。 迦太基人在墨西拿　罗马人攫取墨西拿　罗马人与迦太基及叙拉古人之战 这两个在名分上都与罗马有联盟关系的城国如何反应罗马的干预，有重大影响。罗马诏令希罗不要对它的新盟邦墨西拿再采敌对态度；但希罗有充分的理由不从，正如在卡普亚与图里的占领之际，撒姆尼人与卢卡尼亚人不顾诏令，而以宣战答复罗马人一样。然而，如果他没有支持，这种战争将是愚妄之行；如果迦太基人宁取和平，则从他精明而稳健的态度观之，他将对无可避免之事默允。迦太基不愿战争，并非不可能之事。罗马的使者派往迦太基了——而这时离腓尼基舰队意图取得塔伦图姆已七年之久——要求对此事提出解释。并非没有根据的旧怨现在在已半忘之后重新提起；为了给战争找寻借口，除了其他准备之外，补充外交的军械库似乎并非多余，为的是在宣言上使罗马人站在受害者的立场——而这是罗马人一向的惯例。有一件事至少是可以确断的，即迦太基人之图谋塔伦图姆与罗马人之图谋墨西拿，其构想与借口如出一辙，只不过成功与否造成了不同。迦太基人避免公开决裂。使者带回迦太基舰队司令对塔伦图姆企图的否认，并附带了罗马所需的假誓；而迦太基人所提的相对怨言（这当然随便都可找到）也极为温和，并尽量不把罗马对西西里的干预视为战争理由。然而，事实却非如此；因为迦太基对西西里的事就如罗马人对意大利的事，认为是内政，任何独立国都无法忍受外来干预，因而乃采取相应行动。只不过迦太基选择的是比较温和的途径，而非公然宣战。当罗马军援墨西拿的舰队由那不勒斯、塔伦图姆、维利亚和洛克里的战舰组成了，罗马陆军前锋在军事执政官盖乌斯·克劳狄乌斯的指挥下出现于利基翁时（公元前264年春），出乎意料的消息却从墨西拿传出：迦太基人已同那里的反罗马党派达成谅解，以中立国身份在希罗与马默泰因兹人之间安排了和约；城已解围；迦太基舰队停于墨西拿港，城寨中则驻有迦太基军，共由舰队司令汉诺指挥。马默泰因兹人，现在在迦太基人的势力下，向罗马司令致谢其迅速援助，并欣然呈报，彼等已不需罗马劳师动众。但那精于战术而勇武的罗马前锋指挥官却继续航行。然而，迦太基人已做过警告，甚至捕获了几艘罗马兵舰；但迦太基舰队司令牢记严格的命令，不可制造任何敌对的借口，便把船只送还对岸的好友了。看来罗马人只好像以前迦太基在塔伦图姆一样承认自己无用了。但克劳狄乌斯不肯就此遭受吓阻，第二次渡海终于成功。甫登陆，他立即召集公民大会；照他的愿望，迦太基舰队司令也莅临了，仍然抱着可以避免公开决裂的幻想。但罗马人捉住了他，于是，汉诺和要塞里的腓尼基人，一者软弱，一者群龙无首，被擒的司令乃下令军队撤退，军队从命，而将军本人也随同一起撤出该城。如此，未动干戈，“桥头堡”已落罗马人之手。迦太基当局，愤怒于将军的懦弱与愚蠢，处以死刑，并向罗马宣战。将失地收复，乃是至为紧要之事。一支强大的迦太基舰队，由汉尼拔之子汉诺[2]率领，兵临墨西拿；舰队横阻海峡之际，迦太基陆军则从北方围城。那只待迦太基人发兵的希罗，这时也立即开始从南方攻击墨西拿了，因为他几乎没有撤兵。 与希罗缔和 同时，罗马执政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考德克斯则率领其陆军主力到达利基翁，乘黑夜偷渡海峡，竟未为迦太基舰队察觉。罗马人既大胆又幸运；迦太基盟军，未料被罗马主力攻击，在未能联合之下被从城中出击的罗马军团打得片甲不留；墨西拿城于是解围。是年夏季，罗马掌握战场，并曾图攻叙拉古而为后者所败，围攻依克特拉（位于叙拉古及迦太基边界），损失颇重，乃回兵墨西拿，在此处留下强大的驻防军后，其他部队乃班师回意大利。罗马人这第一度离开意大利的战争，结果或许不尽符合国内原先的预计，因为执政官并未得胜；然则罗马人在西西里所展示的精力，必在西西里的希腊人心中留下强烈印象。次年，两位执政官率领两倍的军力直入西西里，未遭阻挡；执政官之一，马库斯·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穆斯——后来因此役而被称为“墨西拿的英雄”——大战迦太基与叙拉古联军，获辉煌胜利。此役之后，迦太基人再不敢与罗马人对阵；哈莱萨、森杜瑞帕与其他较小的希腊城镇均加入胜利者阵营，而希罗也放弃迦太基，与罗马缔结和约与盟约（公元前263年）。在他看出罗马人对西西里的干预远较迦太基人热衷，而他尚有时间可以不做牺牲与让步即缔合约时，他便做下明智选择。西西里的中间城邦，即叙拉古与墨西拿，既无法遵循其自身之政治路线，便只有在罗马与迦太基二霸权之间做一选择，而选罗马乃是必然之事，因罗马可能尚未构成征服西西里之计划，它的政策仅在阻止迦太基人，并很可能会有比较公正的待遇对待西西里城镇，给予它们比较自由的贸易条件，以替代迦太基人所追求的专制与独占体制。自此以后，希罗即一直是罗马人在西西里岛上最重要、最坚定而又最受罗马人尊重的同盟。 占取阿格里根图姆 如此，罗马人达到了他们当前的目标。由于跟叙拉古与墨西拿的双重联盟，由于他们稳定地据于整个东岸，乃能保持登陆该岛并供应军队后援之途径（这在以前一直极感困难）；而原先显得可疑与鲁莽的战争，于今已获肯定之答复。除却撒姆尼和伊特鲁里亚之战以外，所投入之国力未有如此巨大者。次年（公元前262年）派往该岛的两个军团，在与西西里之希腊人联合下，即已足够把各处的迦太基人驱入堡垒之内。迦太基总司令，吉斯戈之子汉尼拔，将其部队之精华投入阿格里根图姆，以保卫此迦太基最后最重要之内陆城市。罗马人无法攻入如此巩固之城池，乃掘壕沟围困之，壕沟之外，双重扎营；被围者约五万人，不久即陷于匮乏。迦太基舰队司令汉诺乃登陆赫拉克里亚，切断围困阿格里根图姆罗马军之援路。于是双重被围者均陷于极度匮乏。最后，为突破困境，乃举行决战。努米底亚骑兵显然优于罗马骑兵，而罗马步兵则优于腓尼基步兵；罗马以步兵赢得此战，然损失极重。兵困马乏的战胜者在混乱与困顿之下，疏于防范，竟使城内被久困者得以出城，逃抵舰队。然则，胜利所导致之后果仍极重要。阿格里根图姆落入罗马之手，因之西西里全岛均为其掌握，迦太基人所剩者唯有海上堡垒，而迦太基将军哈米尔卡——汉诺的继任者——公然驻守，誓死不退。岛上战事平息。唯一残留者为西西里之堡垒中所发出之袭击，骚扰意大利沿岸，使罗马人防不胜防，严重受损而极感困恼。 海战开始　罗马人建造舰队 事实上，这是罗马人首次感觉到这场战争的真正艰困。我们已经说过，迦太基人曾警告罗马人，不要把事情逼到决裂的程度，因为如果迦太基人不允，罗马人没有在海水中洗手的自由，这个威胁并非空言。迦太基舰队统治海洋，所向无敌，不仅使西西里沿岸诸城臣服纳贡，并对意大利本土可以发动袭击；为此，公元前262年不得不于此设置领事军。大规模入侵未曾发生，但迦太基分遣队则常登陆意大利沿岸，向罗马之联盟城镇收税，最严重者则是罗马及其同盟之商运完全瘫痪。这种情况不需很久即足以完全毁灭卡厄瑞、奥斯提亚、那不勒斯、塔伦图姆与叙拉古诸城，而迦太基虽然失去西西里之贡金，却可以从其他地方所征收及掠夺者弥补。现在，罗马人了解到了狄奥尼修斯、阿加索克利斯与皮拉斯曾经了解过的事实：在陆上击败迦太基易，要征服它却难。他们看出，一切有赖于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因此决意建造，包括三行划桨战船二十艘，五行划桨战船一百艘。然而，这重大决议案的实行却非等闲。演说家们所谓罗马于此时始落桨于水域，当然系幼稚之言；意大利的商业航运范围必然已十分广阔，甚至当时已不乏战船。但这只是小艇或三行划桨的战船，如早期所通用者；晚近由迦太基始创之五行划浆战船则全属用于前线，到此时为止，意大利尚未曾建造；因此，罗马人此时所采取之步骤，略等于近代建造装有大炮之快速帆船与小汽艇之国家决意兴建洋轮；也如后者必需外国洋轮做模板，罗马人亦要求造船师以迦太基之penteres（五行划桨战船）为模范。当然，如果罗马愿意，可以取得叙拉古与马塞利亚人之协助，迅即达成防卫目的；然罗马人再明智不过，深知防卫意大利者必须意大利舰队。不过，许多海军军官与水手均系由盟邦吸取而来；其后，又取用国有奴隶及富裕家庭的奴隶；不久，更取用贫穷公民。在这种积极筹备之下，罗马在一年之内解决了由陆权国到海权国的问题——此问题曾困阻拿破仑——并非不可信，因为一者当时战船的建造尚较简单，二者罗马人全力以赴；于是公元前260年下水战船一百二十艘，其数固尚不足为迦太基之对手，但，当时的海军战术贵在机动。那时海战，重甲步兵与弓箭无疑也在甲板上作战，抛掷器也系从甲板抛掷。但常用而实际有决定性的战法则是对敌船拦腰直撞，为此原因，船首均装以沉重之铁嘴；参战船只互相绕航，直至一方得以直冲另一方，而往往导致受创者沉没。一般三行划桨的希腊战船约有二百人，然只有十人左右为士兵，划手则为一百七十人左右，每行划桨有五十到六十人；五行划桨战船则约三百人，士兵按比例增加。 罗马的军官与水兵均尚未习于海战，机动性必然不及迦太基，为弥补此等缺陷，罗马乃指派士兵背负新的任务。每艘战船船首，置以吊桥，可以向前方或两舷放下；两舷各备栏杆，前端可容两人。当敌船直冲而来或在回避之后两船并行之际，甲板上之吊桥骤然落下，以铁爪勾住敌船，由此不仅可使敌船不得逃脱，且使罗马士兵可以沿桥冲上敌方甲板，进行类似陆地之肉搏战。罗马并未训练特别海军，而以陆军步兵充任。在大战期间，一艘战船上曾有军团士兵一百二十人之众；不过这是包括登陆部队在内。罗马人以这种方法缔造了足以匹敌迦太基的舰队。有些人误以为这是童话。然而舰队之建造在罗马人是举国共赴的高贵工作——凭着这个工作，由于他们关于何者为必然、何者为可能有清楚观念，由于巧妙的创造发明，由于决心与毅力，他们将罗马从毁亡的危险中挽救过来。 米莱海战胜利 然而，接战之始对罗马人并不有利。罗马舰队司令，执政官格奈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率领十七艘先头战舰赴墨西拿之际（公元前260年），于航程中曾幻想奇袭掳获利帕拉。但在罗马先头舰队抛锚于港口之际，一支迦太基分遣舰队却封锁港口，不战而捕获罗马全中队与执政官。然而罗马主力舰队并未因此而受吓阻，战备完成之后立即开向墨西拿。在沿意大利海岸航行之际，与迦太基侦察舰队遭遇而重创之，足以平衡罗马中队所受损失而有余。主力舰队以胜利姿态想驶入墨西拿港，由执政官盖乌斯·杜伊利乌斯接替其被捕同事之缺，在汉尼拔指挥下自巴勒莫驶出的迦太基舰队，于墨西拿西北方的米莱岬角与罗马舰队遭遇，展开第一次殊死决战。迦太基人见罗马战舰外形拙笨，航术不佳，掉以轻心，以乱阵相扑；但新发明之吊桥却发挥极大作用。罗马战舰一旦钩住迦太基战舰即予以毁灭性之重击；后者无论从船首或两舷接近前者，均有被吊桥搭住之危险。战争过后，五十艘——约为迦太基舰队之半数——战船为罗马人或毁或俘；被俘者包括汉尼拔旗舰——原属皮拉斯王之舰。战果丰盈，而影响更巨者则为士气。罗马一日之间成为海上强权，拥有优良武器足以终止长期困扰国境、并有毁灭意大利商业可能的战争。 西西里与萨丁尼亚沿岸之战争 展开在罗马人面前的有两份计划。其一，他们可以攻击意大利沿岸诸岛的迦太基人，把西西里与萨丁尼亚沿岸要塞一一攻克——海陆密切配合，这可能是实际可行的一途；成功之后，可以以迦太基退让诸岛为条件谈和，设若不接受此等条件，或使罗马人不满意，则第二步即将战争带至非洲。其二，不顾诸岛，立即以全副力量投入非洲，但所采取的不是阿加索克利斯焚船而背水一战的绝然手法，而是在非洲入侵军与意大利之间维持强大支援舰队；如此，在初步成功之后，敌人由于惊恐，有望缔结一条温和的和约，而如果罗马人想把事情推至极端，也可以逼迫敌人无条件投降。 他们先选择第一个行动计划。在米莱之战（公元前259年）后一年，执政官鲁西乌斯·西庇阿夺取了阿尔及利亚在科西嘉的港口——西庇阿的墓碑保留到现在，载有此事——使科西嘉成为反萨丁尼亚的海军基地。在该岛北岸的乌尔比亚，罗马人意图建立根据地，但因缺少登陆部队而失败。次年（公元前258年），战果较佳，沿岸无城墙防卫的村落遭受劫掠，但罗马人仍未能建立永久基地。西西里进展亦不大。哈米尔卡指挥迦太基军，英勇而精于战略，不仅海陆军善战，且运用政治变节得法。每年均有许多小镇叛离罗马，要从腓尼基掌握中重新争取，倍感艰困；在岸边堡垒中的迦太基人则坚不可破，尤其以巴勒莫的司令部及德瑞帕纳的新要塞为最。后者由于海防较易，哈米尔卡乃将埃利克居民迁至该处。公元前257年，在丁达里斯岬角第二度大规模海战，两方均宣布得胜，对形势未有任何扭转。如此，罗马战事未能进展，其原因或许系因司令屡加更换，命令不一，使连串小规模战争极不易全力以赴，也或由于战略关系使然，因为当时战争科学尚在初步阶段，一般言之，不利于攻击者，尤其不利于罗马人，因为他们刚刚进入科学战争的门槛。意大利沿岸所遭受的劫掠虽已停止，但意大利商业并未比舰队建造之前好转。 直攻非洲　海军于埃克诺穆斯的胜利 倦于前述战事的毫无成果，急于使战争结束，元老院乃决定改变计划，直攻非洲。公元前256年春，三百三十艘战船的舰队驶向利比亚；在西西里南岸，希迈拉河口，四个军团的登陆部队上船，由干练的执政官马库斯·阿蒂利乌斯·雷古卢斯与鲁西乌斯·曼利乌斯·渥尔索担任将军；迦太基舰队司令任敌人陆军登船；但在罗马舰队航向非洲时，却发现迦太基舰队在埃克诺穆斯岸外排成战阵，保卫祖国，阻挡入侵。海军人数超出此次者历史少见。罗马舰队三百三十艘，至少包括十万水手，四万登陆部队；迦太基舰队三百五十艘，人员至少同等；因此加入海战者总数接近三十万。腓尼基战舰排成一线，左翼支于西西里海岸。罗马舰队则列为三角形，两位执政官舰队司令的旗舰位于三角顶点，第一、二中队分别向左右两方排成斜阵，第三中队，配以运骑兵之拖船，则形成底线。因此，罗马人的队形为密集阵线。第四中队为预备队，随后一段距离。楔形船队毫不费力即突破迦太基阵线中央，因后者故意闪让，因之缠战为三组。两舰队司令与左右两翼与迦太基中央阵线接战，迦太基沿岸之左翼船队则包围罗马第三中队，后者因所拖之骑兵队，无法追及左右两翼，而被迦太基优势战船沿岸逐击；同时，罗马预备队则已出海，从后方袭击迦太基之右翼。三组缠战中第一组随见分晓：迦太基船阵中央显然弱于罗马左右两翼，铩羽而逃；但罗马其他二支船队则遭遇重创；但近战之际，罗马吊桥发挥可怕攻击能力，因而得以支撑，以待旗舰舰队。后者赶至，救得预备船队，迦太基右翼在优势敌军下撤退。现在，战争于罗马有利，凡能航行者，均扑向迦太基左翼，而后者因战果丰盈，不知退却，被罗马大量船队所围，几尽被俘。但从其他方面看来，两方损失略近平等，罗马战船沉没二十四艘；迦太基沉没二十四，被俘六十四。 雷古卢斯登陆非洲 迦太基虽受相当重大损失，却立即回航迦太基湾，以保卫本土。因其预料罗马军必于此湾登陆。但罗马人却不选形成迦太基湾之半岛的西岸，而选东岸，此处的克鲁佩亚湾，港面宽阔，几足以阻挡各方风险，而港镇则坐落于沿岸突起平原之盾形高地上，为港口形成极佳之防卫。罗马大军登陆，未受任何阻挠，于小山上建立根据地，未久即环以壕沟，进出自由。罗马军横扫该地，课征贡物，运往罗马之奴隶竟达两万之众。罗马人以稀有的幸运，旗开得胜，牺牲甚微；目的似乎已达。自信心之强可从一事见出：元老院决心召回舰队之大部分及半数部队；马库斯·雷古卢斯单独率领四十艘战舰、一万五千步兵、五百骑兵留守非洲。初看之下，信心似乎并不为过。迦太基军灰心丧志，不敢进犯平原，却在多丛林的峡谷中屡遭挫败，因为在这种地形中，骑兵与象队无法施展威力。城镇大量降伏；努米底亚人叛变，窜犯一无屏障之乡野。雷古卢斯本可寄望不久围攻首府，并依此计划在突尼斯近郊扎营过冬。 媾和失效 迦太基人士气已溃，请求谈和。但执政官所开条件却令他们无法接受：不但需割让西西里与萨丁尼亚，而且迦太基人需放弃其海军，将战船交予罗马——这是将迦太基置于那不勒斯、塔伦图姆同一地位；迦太基在陆军仍得守住战场、海军仍得守住海洋、首都屹立不摇之际，绝不肯接受此等屈辱条件。 迦太基之准备 巨大的热情点燃了东方各族——即使至为卑下者——的高贵火焰，逼使迦太基人展现店老板民族前所未有的努力。那在西西里与罗马人从事如此辉煌游击战的哈米尔卡，带着西西里军队的精英回到利比亚，构成新征军的核心。迦太基人的关系与黄金，使他们一队接着一队取得努米底亚的骑兵，此外并有大量希腊佣兵；其中有著名的队长，斯巴达之赞提帕斯，其统御天才及战略技巧对新主人贡献极大[3]。是年冬季，当迦太基人做如此积极准备之际，罗马将军却于突尼斯按兵不动。究竟是他未曾料及大祸临头，还是他的军人荣誉心阻止他采取应对的对策，则无人得知。总之，他并不宣布放弃围城（这也实是他当时完全无能为力的），却幽闭在克鲁佩亚的碉堡中，跟他的一小撮人员处于敌对的首都城墙之外，甚至既不防守撤往海上营地的退路，也不设法获取一支优良的轻骑兵——而后者他非常需要，又容易从努米底亚叛军那里取得。这样，他任性地把自己及部卒置于以前阿加索克利斯同样绝望的境地。 雷古卢斯败北 春天（公元前255年）一到，情势已如此改变，以致迦太基人首先发难，向罗马宣战。这在他们自然不过，因为迦太基必须在罗马援军到达之前，把雷古卢斯的部队逐出非洲，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也正是这个原因，罗马人希望留下来。罗马人自恃在开阔的战场上所向无敌，便不顾军力的悬殊（两方步兵大约人数相当，但迦太基的四千骑兵和一百头大象却占据决定性的优势），也不顾地形的不利——可能在突尼斯不远处的大平原——而接受挑战。当天指挥迦太基军的赞提帕斯首先率骑兵冲向敌方骑兵——像平常一样，罗马骑兵布阵在两翼；在迦太基庞大马阵之前，罗马寥寥几个中队的骑兵迅即化为烟尘，而步兵则被两翼包抄。但罗马军团不畏危险，进攻敌阵；尽管象队如墙挡住右翼与中锋，罗马左翼却得以闪过，缠斗象阵右侧雇佣步兵，彻底歼灭之。但这一翼的成功也正破坏了罗马的阵式。主力部队在前方遭受象队攻击、两侧及后方遭骑兵包抄的情况下，形成方阵，英勇卫战，最后终至被攻破而悉行扫灭。胜利的罗马左翼步兵，又跟仍然未受损伤的迦太基中锋相遇。由于地理环境及敌人骑兵的绝对优势，罗马左翼战士尽数被砍倒或俘虏，得以逃至克鲁佩亚的人数顶多只有两千——主要是轻装部队与骑兵，在接战开始时被冲至外围的人员。被俘者之中包括执政官本人，后来他死于迦太基；他的家人，以为迦太基人对他未依照战争惯例对待，对两个迦太基贵族俘虏施以极残酷的报复，甚至连奴隶都于心不忍，报告护民官，由护民官下令，始终止此无耻的残酷行为[4]。 撤出非洲 当这可怕的消息传抵罗马之际，罗马人的第一个反应当然是立即抢救被封锁在克鲁佩亚的残余。一支三百五十艘战船的舰队当即出发。在赫米安岬角大胜迦太基舰队，折敌舰一百一十四艘。罗马舰队到达克鲁佩亚时，在此处掘壕沟防护的残军已难以支撑，正面临绝境。设若这支舰队及早派出，很可能转败为胜，将迦太基之战提早结束。然而现在，罗马人已因惨痛教训而失去判断能力，在克鲁佩亚救出残军之后，立即返航，自动放弃这个可以让他们登陆非洲的据点，并抛弃众多的非洲联盟，任他们遭受迦太基报复的命运。迦太基不放弃这可以填满他们空虚府库的机会，课征一千银塔兰特（244000镑）与两万头牛，反叛社团的首脑一律钉十字架——据说有三千人，而迦太基当局这次可恶的残暴行为实为几年以后非洲爆发的革命埋下种子。罗马人这边，则像以前成功时若有天助一般，现在也祸不单行，于归航中遭遇暴风，战船与水手四分之三葬身海底；同到港口者仅八十艘（公元前251年7月）。船长们曾预言有大风暴，但那急就章的罗马舰队司令们却下令照样航行。 西西里战争重启 迦太基人在大胜之后又足以采取蛰伏已久的攻势。汉诺之子哈斯德鲁巴率强大兵力登陆利利俾，扼制罗马军。哈斯德鲁巴的兵力中尤以大象军（有一百四十头之巨）最为无敌；上次战争已经证明，步兵的不足可由象军与骑兵弥补。罗马人也挥军入西西里；他们入侵非洲的失败，使元老院中反对进攻非洲而主张逐渐征服诸岛的一派抬头。然而即使只征服诸岛，舰队仍在必需，而由于征服米莱、埃克诺穆斯与赫米安的舰队已近于荡然无存，他们便开始建造新的一支。二百二十艘战船的龙骨同时安装下来，这在他们是史无前例的——并在令人不可置信的三个月后完成出海准备。公元前254年春，三百艘战船——大部分为新造——的罗马舰队出现在西西里北岸了；迦太基在西西里最重要的城市巴勒莫，在经过海岸战斗之后被攻克，其他一些小镇，如索伦图姆、塞法罗伊丁和丁达里斯也相继落入罗马人手，因此北岸除色尔密之外，迦太基已无据点。自此以后，巴勒莫成为罗马在西西里主要根据地之一。不过，陆上战争并无若何进展；两军在利利俾对峙，而由于罗马司令官对大象阵势束手无策，虽然剑拔弩张，却未采取实际行动。 次年春（公元前253年）执政官们却宁舍西西里的战利，而远征非洲。目的不在登陆，而在劫掠沿岸诸城镇。他们未遭抵抗即达目的；但在水手无知的情况下，搁浅于小赛耳底水域，艰苦脱出后，又在西西里与意大利之间遭遇风暴，折船一百五十艘。这一次，水手们也曾恳求沿岸航行，无知的执政官们却强令他们从巴勒莫直接越海往奥斯提亚。 战争的悬置　罗马人在巴勒莫的胜利 罗马城的祖先们现在又沮丧难支了，决心把舰队缩减至六十艘，把海战局限于海岸的防守与运输的保护上。所幸这时拖延在西西里的战争发生转机。公元前252年，迦太基在北岸唯一的据点色尔密，以及重要岛屿利帕拉落入罗马人之手，次年（公元前251年夏），执政官鲁西乌斯·凯基利乌斯·梅特鲁斯获得辉煌胜利，在巴勒莫城墙外大败迦太基象队。罗马兵诱象队追击，至护城河边，被埋伏在河中的轻甲步兵所伤；有些落入河中，其他则回扑迦太基军，而后者乃向海边狂奔，以便腓尼基船可以将他们救起。一百二十头大象被捕，而以大象为支柱的迦太基军则再度被迫自囚于堡垒中。不久埃利克也为罗马人攫取（公元前249年），除了德瑞帕纳和利利俾之外，迦太基也尽失西西里。迦太基第二度求和；但梅特鲁斯的胜利和敌军的疲惫使罗马元老院中的主攻派再度抬头。 围攻利利俾 求和被拒；罗马决意围攻西西里剩余二城，为此目的，再度派两百艘战船的舰队出海。利利俾遭受罗马首次正式大规模的围攻，这是历史上最顽强的围攻之一。一开始，攻方获得重要的胜利，因为他们得以把舰队开入城港，在面对海洋的方向，将该城封锁。然而，围城者却无法完全封锁。罗马人虽然在港口沉船，加设栅栏，又以极度的警觉来防守，迦太基熟稔的水手却精确地清楚何处是沼泽、何处是海沟，利用快速帆船来维持被围城市与德瑞帕纳港之间的正常交通。事实上，在一段时间以后，迦太基一支五十艘船的中队竟开入港口，投下大量补给品与一万人，得以回航而未受攻击。而围城的陆军情况比被围者好不了多少。开始时，他们采用正规攻城法，架起攻城机，不久即折毁六座城塔，因此破城似乎指日可待。但迦太基的精明司令希米尔克却下令在破城的后面加筑一层，因而挡住攻势。罗马人想买通城中卫戍人员，也被及时发觉。在罗马军挡回迦太基人第一次突围之后，后者乘夜黑风高之际，焚毁罗马攻城机。罗马人于是放弃攻城企图，只水陆封锁。这种方式的成功希望却非常渺茫，因为无法完全阻挡敌船的出入，而围攻者比被围者情况并不见好，因为他们的补给常被迦太基勇敢的轻骑兵所切断，而当地的时疫又令人员锐减。然而利利俾的攻取至关重要，罗马人坚忍以待，志在必得。 罗马军于德瑞帕纳之败北　罗马运输舰队的毁灭 但新上任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克劳狄乌斯却认为在利利俾继续投资过于不值，他想再一次变更行动计划，以乘载着封锁部队的船队突击德瑞帕纳海港，奇袭附近的迦太基舰队。他于午夜起航，鱼贯而行，于破晓时安全到达德瑞帕纳港。当时的腓尼基舰队司令阿塔巴斯虽觉出乎意料，却镇定如常，决不允许自己的舰队被封锁于港中。这时罗马舰队成镰刀队形开进港口，刀口向南，迦太基舰队乃从仍然自由的另一端出口撤出，在港外一字排开。当然，罗马舰队司令除了把最前端的船只尽快召回，并在港外迦太基战阵前排成战阵外，别无他法；但由于这回身的动作，他便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机会，不得不接受一字排开的阵形，然而他的一边被敌船翼侧包围，以一对五（因为他们还来不及完全出港），另一边却在岸边挤成一团，既不能退，又不能驶往阵后互相支援。不仅未战而败，而且几乎完全被俘。执政官倒是逃了出去，因为他逃得最快；然而九十三艘罗马船，几近全舰队的四分之三，连同罗马军团的精英，尽落敌手。这是迦太基人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大胜罗马。利利俾靠海的一边实际解围了，因为罗马剩余的舰队虽然返回原先的位置，却已太弱，不足封锁这从未能完全封锁的港口，只能靠陆军的协助，抵抗迦太基舰队的攻击。一个既无经验又不知用心的军官的一个鲁莽行动，即将堡垒四周如此长久又如此苦痛的战争所取得的一切利益付诸东流；而他的狂妄所未能完全出卖的舰队，不久以后也完全毁在他愚蠢的同事手里。 第二个执政官，鲁西乌斯·尤尼乌斯·普卢斯受命于叙拉古装载军援，前往利利俾，以一百二十艘战船的第二舰队沿该岛南岸航行，然而他却将运输船分为两组，让第一组先行，第二组随后。当时迦太基舰队副司令加泰罗正以一百艘精选战船封锁利利俾港的罗马舰队，得到情报后立即驶往该岛南岸，插入罗马船队的两组之间，将两组切断，逼使他们一组求庇护于吉拉海岸，一组于卡马里纳，而两者对罗马均不友善。由于若干时期以前，罗马就在沿岸各地建起兵器站，罗马人由此之助也确实勇敢抵抗迦太基人的进攻，然而，由于罗马船队无法衔接，加泰罗乃任地水火风完成其任务。结果，一场暴风把罗马的两支舰队毁于半途，腓尼基人则用轻船快艇轻易收拾残局。不过，罗马人倒是把大部分水手及货物救了起来（公元前249年）。 罗马的困惑 罗马元老院倍感困惑。于今战争已经延续六年，却并不比第一年更接近目标。在这场战争中，四支大舰队已遭毁灭，其中三支载有罗马军队；第四支登陆部队则被敌人毁于利比亚；还不提小海战、游击战与西西里岛上的瘟疫所造成的损失。 战争中丧失的人数可从自由民统计表上约略看出：从公元前252到前247年，就减少四万，系自由民全部的六分之一；这还不包括盟军的损失，后者在海战中首当其冲，而陆战折损人数至少与罗马相当。经济上的损失根本无从估计，但船只与物质的直接损失与由商业瘫痪所造成的间接损失必然重大。比这一切影响都更大的，可能是罗马人已感黔驴技穷，再也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终止战争。他们曾经以新鲜的军力登陆非洲，大胜而回，然而不久后全盘失败。他们曾经把西西里的城镇一个个征服；比较次要的统统得手了，但利利俾和德瑞帕纳两座最重要的海军碉堡却越来越不可征服。他们还能怎么样呢？事实上，确实有令人灰心丧气之处。罗马城的祖先们沮丧了；他们放了手，让事情爱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吧，因为他们知道没有目标的战争比人亡财尽更有害于意大利，因为他们已经再没有对国家与运命的信心了，再没有勇气了；他们遣散了舰队；顶多鼓励鼓励劫掠；并以此原则把国家的战船任随自愿发动海盗式攻击的船长们摆布。陆上战争名义上仍在进行，因此罢休不得；但他们只要能巡察西西里的堡垒就好，必要的时候守一守已经拥有的部分——而在没有舰队的情况下，这却是极需人员与物质的繁重工作。 设若迦太基曾有机会屈降它的大敌，那就是现在了。当然，它也已经疲惫难当了；但在这时的情况下，迦太基的经济不可能让他们无法继续战斗下去。然而，迦太基政府却不再有斗志，它软弱而怠倦，除非事非得已或必定而容易成功，他们便不想再有行动。甩开了罗马舰队，他们庆幸不已，也愚蠢地任自己的舰队朽烂，同时追随敌人的楷模，只将行动局限于西西里内外的小战。 西西里的小战　哈米尔卡·巴尔卡 因此，有六年战而无功的时期（公元前248—前243年），这是在这一世纪罗马历史中最不光荣的年代，也是迦太基最不光荣的年代。然而，唯有一人，思想与行为跟他的国家不同。此人便是哈米尔卡——人称之为“巴拉克”或“巴尔卡”，意为“闪电”——他是秉赋特异而前途不可限量的青年军官，在公元前247年的战争中，被任命为西西里的最高指挥官。他的军队也像迦太基所有的军队一样，缺少可靠与久经沙场的步兵；迦太基政府，虽然应该提供这样一支步兵，却只是坐观其败，顶多把失败的将军钉十字架作为搪塞的手法。哈米尔卡决心自己处理这个问题。他十分清楚，他的佣兵对迦太基的命运正像对罗马的一样漠然，也十分清楚他不可能期望政府给他腓尼基或利比亚的兵源，顶多会允许他以自力更生的方式，运用他自己的军队来报效国家。但他也了解他自己，而且也了解人。他的佣兵并不在乎迦太基的成败；但一个真正的将军乃是能将其部属对国家之爱转为对将军本人之爱的人；这年轻的将军正是这样的人。在德瑞帕纳和利利俾的前哨战中，他使他的部队习于面对罗马军团之后，便将他的兵力安置在艾尔克特山上（在巴勒莫附近的比勒格林诺山），这个地方像城堡一样可以控制附近的乡野；他让士兵将妻子迁至营区，向平原区征收粮税，而腓尼基海盗则劫掠意大利沿岸，远至库迈。如此，他不需向迦太基要求金钱，即可供应部属充分的粮饷，并由海路与德瑞帕纳保持联系，同时常袭击邻近的巴勒莫。罗马人不但不能把他逐出，而且在艾尔克特经过一段战斗之后，他在埃利克另建了一个类似的基地。这埃利克山，在半山上有一座埃利克城，山顶上则有爱神庙；在此之先，此山为罗马人所占据，成为骚扰德瑞帕纳的基地。哈米尔卡把城区攻下，并围困爱神殿，而罗马人则反过来阻挡哈米尔卡与平原的通路。此时守殿者为迦太基军中的凯尔特逃兵，由罗马人部署在此，这些逃兵死守岩顶；但哈米尔卡不允许自己再被逐出城去，他由舰队从海路与德瑞帕纳联系。西西里的战争看似于罗马越来越不利。在这种战争中，罗马人损命折财，罗马将军则荣誉尽失。显然罗马没有一个将军可与哈米尔卡相比，而哈米尔卡的军队可与罗马军团较量的时期将指日可待。哈米尔卡的劫掠船在意大利沿岸越来越横行无忌，为了抵抗，罗马业已指定一军事执政官专司其事。只要再过几年，哈米尔卡就可能由西西里出发，完成他儿子日后由西班牙出发所完成的壮举。 罗马人所建的一支舰队　卡图鲁斯在艾古萨战胜 然而，罗马元老院仍处于消极状态，那沮丧的一派又占了上风。最后，一批明智而奋发图强的人民决心即使政府不管，他们也不能坐视了，必须把那具有毁灭性的西西里战争结束。海盗式的远征成功了，即使未能提起国家的勇气，也鼓舞了部分人民的希望，复苏了他们的热力。这些人团结一致，业已组成了一个海军中队，在非洲海岸烧毁了希波镇，在巴勒莫港外，也维持了相当成功的战果。由于私人的捐献（也曾在雅典募捐，但为数不大），富有与爱国的罗马人装备了一支战斗舰队，其核心为原先为私掠而建的船只及其精练的水手，这些船的配备要远胜于前此政府所造的船只。在严酷的战争的第二十三年，公民自动向政府呈献一支包括两百艘战船、六万水手的舰队，这在编年史上恐怕是没有一年可比的。执政官盖乌斯·卢泰修斯·卡图鲁斯受托任舰队司令；当他驶往西西里海域的时候，几乎未遭遇任何反抗；哈米尔卡用以私掠的几艘海盗船，望风而逃。也几乎未遭任何阻力，罗马即占领利利俾与德瑞帕纳南港；现在，水陆两面都开始积极围城了。迦太基人始料未及，即使两座要塞，在支援短缺之下都极为危殆。迦太基城在配备舰队，然倾其全力，终未能在年底驶往西西里海域；公元前241年春天当他们来到德瑞帕纳海外时，与其说是准备就绪的战舰，不如说是运输船队。腓尼基人一厢情愿地希望不受骚扰而能登陆，将物资卸下，再乘载海战所需军旅；但罗马战船予以拦截，在他们从希拉岛（现在的玛理提马）驶向德瑞帕纳时，逼他们在小岛艾古萨（法维格纳纳）作战（公元前241年，3月10日）。结果自不待言：建构优良、兵源充沛的罗马舰队在精明干练的军事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瓦勒里乌斯·法尔托（执政官卡图鲁斯在德瑞帕纳负伤，仍在床休养）指挥下，当即把负载过重而兵员缺少的敌舰击败；沉五十艘、俘七十艘，胜利者乃驶入利利俾港。罗马爱国者最后一次的大努力终于获得成果，给他们带来胜利，随胜利而来的是和平。 缔结和约 迦太基首先把那不幸的舰队司令钉十字架——实际上是无补于事的行径——然后授西西里将军以无限权威，缔结和约。哈米尔卡，眼见自己七年的艰苦成果被他人的错误断送，他虽然还有太多的精神，不容他牺牲自己的军誉、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计划，但知道西西里已无可图，因为现在罗马已控制了海域；而迦太基政府，在向埃及贷款以充实空虚的国库遭拒以后，不可能对他提供任何支持，也不可能再做击败罗马舰队的企图。因此他放弃西西里。然而，迦太基政府与国土的独立与完整，则得到常见的承认。罗马不得与迦太基联邦之任何社团单独缔结同盟，迦太基亦不得与罗马联邦的任何社团单独缔盟——包括两方的属民、依附社团；两方都不得在对方领域内作战，或行施主权，或招募新兵。次要条款当然包括无偿遣回罗马战俘，并付战费；但卡图鲁斯所提出另两个条件却遭哈米尔卡拒绝：即放弃哈米尔卡自己的军队，交还罗马逃兵。他的拒绝成功了。卡图鲁斯准许腓尼基人自由离开，每人只付象征性的赎金十八迪纳里厄斯（十一先令六便士）。 如果迦太基不愿再继续战争，则这些条件已经可以让他们满足了。罗马方面，种种原因也使将军们做了他们现在的让步，略言之，有下列几项：罗马人渴望和平与胜利，现在都得到了；雷古卢斯的惨败记忆犹新，此外还有许多的胜负，令人不堪回首；使罗马这一次获胜的爱国者之努力不可能再度出现；最后，还可能有对哈米尔卡个人人格的赞佩。当然，罗马不满意这些条约，在促成这支舰队的爱国者之影响下，人民大会拒绝批准。我们不知道这拒绝究竟出于什么观点，因此也无法确知究竟是为了要敌方做更多的让步，还是想起雷古卢斯曾要迦太基放弃政治独立的往事，因而决心将战争继续，不达目的决不干休——因而不再是和平的问题，而是征服的问题。如果罗马人民的拒绝是由于前者，则他们便可能错了；与获得西西里相比，其他一切让步都是不重要的，以哈米尔卡的决心与创造的天才而言，罗马人若把主要成果做赌注，以求取次要者，实为冒险。设若人民的拒绝是为后者，认为罗马社团唯一的目标是迦太基的彻底毁灭，则就预见了未来的发展。然而罗马人是否有足够的资源以击破腓尼基人的士气与城墙，则现在尚无人可做任何断言。 最后，这重大的问题终于交托给一个委员会，在西西里就地决定。委员会基本上还是认可了原先的条约，只是把赔偿费提高到三千二百塔兰特（七十九万镑），其中三分之一当即缴付，其余分十年摊还。最后正式的条约中并载明，除却退出西西里外，迦太基亦需将西西里与意大利之间的岛屿让予罗马；但这只是细节的修订而已，因为迦太基既已退让西西里，便不可能仍想占领早已为罗马舰队占领的利帕拉，而猜疑条约中有故意不明之处，乃是多余。 如此，两方终于达成合约。失败国那位无可征服的将军从他防卫了如此之久的山岭下来，交出腓尼基人占据了至少四百年的堡垒——这些堡垒，希腊人曾屡攻不克。西方和平了（公元前241年）。 对罗马战争行为的评语 让我们先把两方的冲突放下，说几句关于迦太基之战的看法。这是罗马人所曾发动过的最长又最重大的战争之一；许多在决战的战场中效命的战士，在战争开始时还未降生。战争的过程中极度高贵的表现虽然层出不穷，但整个说来，不论就军事方面还是就政治方面，罗马人从没有比这次战争处理得更坏、更犹豫不决的。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冲突发生于罗马政治体系的转型期——从意大利政治形态（这已不敷应用了）转向大国的政治形态，而这大国的政治形态又尚未成熟。就纯粹的意大利政策来说，罗马的元老院和军事体制都非常杰出。这样的政策所激起的战争，纯粹是大陆战，以半岛中央的首府为作战计划的主要根据地，以罗马的连锁堡垒为第二根据地。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战术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进军与行动计划占据的不过是次要地位，战争才是主要。围城战尚在初步阶段，而海战则连想都还未想过。我们可以很容易了解（尤其，那时的战争是以面面相对的血刃战做决定的），思考性的集会如何指挥这种作战准备，而行政官员又如何号令军队。所有这一切，都顷刻改变了。战场伸至无以计算的距离以外，到另一大洲的未知领域去了，在浩瀚的海洋的彼端；每一个波涛都可能是敌人舰队航道，每一个港口都可能送出敌人的战船。顽强据点的围攻，尤其是海军堡垒的，希腊的战术家们就曾失败过；现在则轮到罗马人了。陆军与民兵制度不再够用了。必须建造舰队，而比建造更难的是运用；攻击与防御都必须准备得当，组合群众与指挥群众，长时期与长距离的远征都必须有不同于以往的调整；如果这些方面处理不善，即使兵力甚弱的敌军都足以将你击败。那么，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缰绳从审议会和发号施令的自由民手中松脱，不是意料中事吗？ 显然，罗马人于战争开始时不知如何着手；在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制度的不适宜才一件件暴露出来，迫使他们注意——他们缺少海军力量，缺少固定的军事领袖，将军能力的不足，舰队司令的全然无用。罗马人旺盛的士气与好运弥补了缺陷的一部分；在舰队的建造上就是如此。然而，这巨大的造物，却只是一种庞大的权宜物品，而且一直是如此。罗马舰队形成了，但只在名分上是国家性的，国家对它的情感却始终是后母的情感。罗马人对服务于陆军军团有极高的荣誉感，但对服务于海军，心里的地位却相差甚远。这跟船上的分子有关。船由桨手划动，而桨手不可能是高贵的人；但罗马人至少可以组织有别于陆军的海军兵团，采取步骤培养一批海军军官。他们本可以利用国民的热情逐渐建立起一支海军，使它不仅在人数上众多，而且在航行力与实际战争中杰出；因为他们有长期战争中所发展出来的海盗力量作为核心。然而，政府在这方面却一事不做。虽然如此，罗马舰队的大笨船却是这次战争中的天才之作，而在战争之始以及战争之末，都是由这种舰队为罗马扭转了战局。 然而，还有另外的缺陷更难克服，因为务必先更改法制。元老院由于相争派别的势力时有消长，会将战争从这一种方式突如其来地跃向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会下达令人不可置信的错误命令，如从克鲁佩亚撤军，如好几次缩减舰队；某一年将军会围攻西西里的城镇，下一年他的继任者却不但不促使这些城镇投降，却去劫掠非洲海岸，或冒险发动一次海战；而最高指挥权由于法制的规定，须年年易手——这些怪现象若想消除，就必须变更国宪，而这却比建造舰队更难，然而法制的保存却无从与这类战争相配合。更明显的是，不论元老院还是诸将军，都无法立即适应这新的战争。雷古卢斯之役是个例子，说明他们何等固执于一个观念，即战术的优越足以决定一切。命运把胜利投入怀中的将军并不多；公元前256年，他站的位置正是五十年以后西庇阿站的，只不过西庇阿没有汉尼拔和精兵为敌。然而元老院却在证明了罗马人战术上的优越以后，撤退了他半数的人马；那将军本身，也在盲信自己的优越之下，留在原处，在战略上已处于败地，而在敌军挑战的时候也不择而战，在战术上又遭惨败。这是极令人瞩目的例子，因为雷古卢斯是能干而有经验的将军。他们曾用这乡巴佬的方式打赢了伊特鲁里亚和撒姆尼，然而在突尼斯平原，让他们失败的也正是这种方式。“每个公民都适于做将军”，这个原则在其本来的范限之内本是不错的，但现在不实用了；新的战争形态需要具有军事训练、具有军事眼光的将军充任，而一般的自由民却不是个个都有这些专长的。人员的安排更糟：他们只把舰队的主要指挥权作为陆军指挥权的附属品，而凡是碰巧当罗马行政首长的人，则不但当了陆军的将军，而且当了舰队司令。罗马人在这场大战中所遭受的最大灾难不是出于风暴，更不是出于迦太基人，而是出于它自己的公民——舰队司令的愚妄恣肆。 罗马终于获胜了。然而，它默允了原先本不拟默允的许多条件；罗马的公民大会又极力反对初拟的条款；这些在在说明这次胜利与和平是何等的暂时性，又何等的表面性；若说罗马是胜利者，则它的胜利有许多方面的负欠，无疑，一部分负欠于诸神的恩宠，一部分负欠于公民的爱国热情，但负欠更大的，则是敌人战争行为的错误——其错误之惊人程度，甚至大于罗马本身。
[1]　马默泰因兹人获允加入罗马联邦，其地位完全比同于意大利诸社团，有供应船只之义务，而从硬币上显示，他们无制造银币之特权。 [2]　汉诺、汉尼拔等名字为迦太基人常用者。 [3]　有人说迦太基的得救主要得力于赞提帕斯，这恐系言过其实。迦太基军官理当知道非洲轻骑兵适于平原作战，而不适于山丘与森林，不待外国人教导。又有言赞提帕斯于战争胜利后为迦太基人处死，此亦虚构；他自动告辞，或许至埃及服务。 [4]　雷古卢斯最后的遭遇究竟如何，我们无从得知；甚至他派往罗马的使节团——有的说是罗马纪元503年，有的说是513年——都无法证实。后来的罗马人把他说成英雄，作为学校教育的资料，乃是对史实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三章 意大利领土扩充至自然边界 意大利的自然边界 从第五世纪的危机中崛起的意大利盟邦——或用另一个名词，意大利国——将各民族和地区社团结合在罗马霸权之下，其边界由亚平宁上至爱奥尼亚海。但在此一世纪后期，边界在山海两面都已越出此限。在北方，共和国为了报古代与近代之仇，已于公元前283年消灭了凯尔特的塞农人；在南方，经过公元前264—前241年的大战，罗马人将腓尼基人逐出西西里。在北方，有以罗马为首的拉丁城镇亚里米伦（自由民殖民地塞纳除外）；在南方，有墨西拿的马默泰因兹人社团，而由于两者在血缘上都属于意大利，所以都具有意大利联盟的共同权利与义务。但罗马联盟权利的扩充，恐怕不是由于长远的政治考虑使然，而是由于形势所逼；然而在迦太基之战取得胜利以后，新而广大的政治观点却是罗马政治不得不考虑的了——实际上半岛的特征也早已显示出政治观念变化的必要性。不论就政治观点而言还是军事观点而言，罗马都理当将边界从低矮而易于越过的亚平宁山脉推至那将北欧与南欧阻断的大山阿尔卑斯，并当将意大利的主宰权跟半岛东西两边的海域主宰权结合为一；而现在，将腓尼基人逐出西西里之后，这任务中最艰困的部分业已达成，而种种情况的组合使罗马政府更易于完成大业。 西西里成为意大利附庸 意大利对其西边的海域远比对东边的亚德里亚海更为注意，其中多港而丰饶的大岛已因腓尼基和约，大部分转入罗马人手中。叙拉古的希罗王在二十三年的迦太基之战中，坚定地站在罗马一边，现在自然有权要求领土的扩充；但罗马人在战争初起之际，即下决心只能允许该岛有次属国，则在战后必然要把西西里攫为己有，希罗可以因他的领土——即除却叙拉古本身的区域外，还包括埃洛罗斯、诺托、阿克里、莱翁蒂尼、迈加拉和陶罗美纳——与主权仍像以前未遭削减而满意（因为罗马找不到借口），他也可以因为两大强权并未有一方彻底毁灭而满意，因为这使西西里岛仍有中间势力继续存在的可能性。西西里的大部分土地，如潘诺瑞斯、利里阿姆、阿格里根图姆、墨西拿，罗马人则永久占据下来。 萨丁尼亚转入罗马人之手　利比亚人叛变科西嘉 而唯一遗憾的是未能将西方水域变为罗马的内海，因为萨丁尼亚仍在迦太基人手中。然而，缔和不久，却有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机会使罗马人可从迦太基手中攫取这地中海第二大岛。在非洲，和约缔结不久，佣兵与腓尼基属国即联合叛变。原因主要当归罪于迦太基政府。在迦太基之战的最后几年，哈米尔卡无法像以前一样由他自己的来源支付他西西里佣兵的薪饷，他向国内申请，却归徒然；国内通知他，他可以把军队送回非洲，以便给薪。他服从了；但由于他深知人心，便把军队分成小队，使政府当局可以分队给薪，或者，至少可以隔离他们；然后，他把指挥权放下。但他的一切小心仍旧白费，倒不是因为国库着实空虚，而是由于政府的官僚颟顸。他们等，等到所有的军队都已回到利比亚，却又要克扣已经答应好的薪饷。军队当然叛变，而政府当局的犹豫畏缩又正让叛军明白他们可以狂妄到什么程度。叛军大部分是迦太基统治区域或属国的土著；他们了解在雷古卢斯远征军后迦太基政府的大屠杀所造成的心理仇恨，也知道苛税给人民的压力以及迦太基政府的性格——从不守信又从不宽谅；他们很清楚，如果他们带着由叛变要来的薪俸遣散回家，会有什么命运在等待他们。迦太基人久来已在挖坑自陷，现在则把坑中填满了人，非得爆炸不成了。革命像野火一样从一个卫戍区烧到另一个卫戍区，从这一个村落烧到另一个村落；利比亚的女人将她们的首饰捐献出来，作为佣兵的薪饷；许多迦太基公民，其中包括西西里军中一些最杰出的军官，都成为这怒火的牺牲者；迦太基业已两面被围，而从城中派出的迦太基军由于领导者无能，立即全军溃灭。 当罗马人看到他们既恨又惧的敌人陷于比罗马战争更大的危险之际，开始越来越悔恨公元前241年的和约（这和约，即使实际上并非太草率，现在也人人觉得草率了），而忘记那时他们自己已如何疲惫，而迦太基又曾如何强大。确实，为了顾及面子，他们不便跟叛军公然沟通；事实上，他们答应迦太基为这次战争在意大利招募新兵，并禁止意大利航海者与利比亚人交往。但在这些友善的行为中，罗马政府究竟是否热衷，则殊属可疑；因为虽然有表面上的这些表示，非洲叛军仍继续与罗马海员交易，因为临危受命统领军队的哈米尔卡曾捉住好几个与叛军交易的意大利船长，罗马元老院为此与迦太基政府交涉释放。叛军则将罗马视为他们自然的盟友。萨丁尼亚的卫戍部队也像其他部队宣布赞成叛军了，当他们眼见无法抵挡内陆无敌的山军时（约公元前239年），便要把萨丁尼亚让予罗马人；甚至连乌提卡社团——他们也叛离迦太基，而现在遭受哈米尔卡军的严重压力——也向罗马提出同样的建议。但后者被拒绝了，只因为接受这个城市超出了意大利的天然边界，因此超出了罗马政府的计划；但他们却反复思考了萨丁尼亚叛军的提议，并接受了原先在迦太基人手中的萨丁尼亚部分（公元前238年）。这件事，像接受马默泰因兹人的转赠一样，罗马人难逃谴责，因为这样一个胜利的大国竟然肯为不义之地，而屈身与叛变的佣兵结为一气。这时迦太基正面临最大难关，乃对这不可原谅的暴行保持沉默；但在哈米尔卡的天才出乎罗马意料又违背罗马愿望的情况下将迦太基叛军敉平之后（公元前237年），迦太基的使者立即出现在罗马，要求交还萨丁尼亚。但罗马人已不愿归还掠夺之地，用了轻浮而不相干的理由搪塞，说迦太基人对罗马商人造成多少伤害等等，并仓促宣战[1]。在政治上力量即是权利，这个原则在此以赤裸的无耻暴露无遗。迦太基人义愤填膺，理应接受宣战；设若卡图鲁斯于五年前坚持萨丁尼亚的割让，战争可能会继续。然而现在，在两个大岛俱失，利比亚处于沸腾，二十四年的大战再加上将近五年的内战，国力已不堪任何冲击的情况下，迦太基只得屈服。只有在反复的请求，在迦太基答应赔偿战争准备金一千两百塔兰特（二十九万二千镑）之后，罗马才不甘愿地撤回战争之宣告。如此，罗马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取得萨丁尼亚；此外，又加上伊特鲁里亚人古代占据的科西嘉岛（或许从罗马与伊特鲁里亚人最后一次战争中，罗马驻军就一直留守在该岛）。不过，在萨丁尼亚，尤其是崎岖的科西嘉，罗马人也和腓尼基人一样，只占据海岸一带。他们同内陆的土著一直处于战斗状态，或毋宁说，把他们当野兽来猎取；他们用狗作饵来诱捕土著，捕捉之后运往奴隶市场；但他们并未从事真正的征服战。他们并非为萨丁尼亚本身而要萨丁尼亚，而是为了意大利的安全。现在，罗马联邦已拥有三个大岛，可以称第勒尼安海为内海了。 海外占领地的治理　行省的司法行政官 意大利西海岛屿的获得使罗马的治理方法产生了分别，这分别虽然根本上是出于方便，也几乎是偶然的，却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即是大陆治理方式与海外治理方式，或用后来流行的名称，是意大利的与诸行省的治理方式。在此以前，罗马社团的两个主要行政官——即“执政官”（Consul）——在行动权的地区范围上是没有法定限制的；罗马政治的疆界有多大，他们的行动权疆界就有多大。当然，在实际上，他们权力有区分，例如，在法律事务上，审理罗马公民的任务就完全交予Praetor“军事或司法行政官”，而在拉丁或其他自治社团中，现存的条款必须受到尊重。从公元前267年起在全意大利设置的四个会计官（quaestor），至少在形式上并未削减行政官的权威，因为不论在罗马还是在意大利，他们的职位只是助理行政官，需向执政官负责。这种治理方式一开始也似乎用于从迦太基取得的领土，若干年间西西里与萨丁尼亚由执政官监督下的会计官所治理；但罗马人必定不久就已发现，海外地区派遣特别授命的行政官乃是不可避免之事。由于领土的扩张，罗马的法律事务无法再集于“司法行政官”一人身上，他们乃派遣代理法官至遥远地区；同样，政治与军事的治理权现在（公元前227年）也不能集于一身了。每一个新的海外地区——即西西里、萨丁尼亚及与之有连带关系的科西嘉——现在都指派了一个特别的助理执政官，在阶级与职称上都低于执政官，而和“司法行政官”相等，但是，和司法行政官未曾设置以前的执政官一样，在他自己的行政区域内，集司令、行政主管与最高法官于一身。只有经济权未交在这些新行政官手里，这也像最早时期未交在执政官手里一样；每一位地方行政官，由政府派遣一至数名会计员做助理，他们与行政官的关系如同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但他们专司经济事务，向元老院负责。 行省之组织　财产　自治权 在大陆和海洋领地上最高行政权的不同，是两者在法律上的唯一分别。罗马用以组织其意大利范围内各依从社团的其他原则，也转用到意大利以外诸区。这些社团，一无例外的，在对外关系上，都失去独立性。至于内部关系上，则地区人民在其地区之外，此前都无权获得产业，甚至可能无婚姻权。可是另一方面——至少在西西里是如此——罗马却任许各城有联邦性组织（这含有些许危险），甚至任许西西里的一般议会及其无害的请愿权与控告权存在。在金融方面，若立即宣布各岛只能运用罗马货币，将是不合实际的办法；但似乎一开始罗马货币就取得了合法流通权，而贵重金属的造币权似乎也从西西里撤消[2]。另一方面，不仅西西里所有的地产原封未动（在这一世纪，由战争而据有意大利之外的土地权，仍是罗马还未想到的一个原则），而且西西里与萨丁尼亚的各社团均保留其内部行政权和一部分的自治权。所有各社团的民主制度无疑被搁置，而转入代表着贵族的议会之手；各社团——至少西西里的——则须应和罗马的调查，每五年做一次总调查。但这两种措施都是隶属于罗马元老院之统治的必然结果，“后者事实上不可能用希腊的ecclesiae（全民议会）”来统治，也不可能没有各依附社团的经济与军事资料来统治；在意大利各区域，也有同样的措施。 什一税与关税　免税的社团 然而，海外诸社团跟意大利诸社团在权利上固然有此基本的平等，另一面却又有一个明显的分别——不错，这分别只是“事实上的”，然而，其后果却非常重要。海外社团不对罗马的陆军或舰队提供固定的兵源[3]；他们失去了武装权——只有在罗马军事行政官召令之下，要他们为防卫他们自己的家乡时，始可从军，而罗马政府则有派遣意大利军至各岛的自由。西西里以税捐代替兵役：田产的十分之一，西西里港口一切进出口货物总值的百分之五，归罗马所有。两种税捐都并非新创。波斯王和迦太基共和国所征收的税捐，实质上也是十分之一；希腊援东方先例，久来就与暴政或霸权并行，征收同值税捐。特别是西西里人，久来就向叙拉古或迦太基缴纳什一税，也久来就缴关税。西塞罗说，“我们接受西西里诸社团加入我们的被保护者之行列，其立场为，他们继续生活在他们以前生活的法规之下，以他们以前服从他们的统治者的态度服从罗马社团。”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但让不公道之事继续存在，即是行不公道。我们姑不从属民立场来说——因为他们只不过换了新的统治者——而从新的统治者立场来说，这是有重大影响的；因为罗马放弃了它原先明智与大度的政治原则，这就是，罗马只当接受属民的军事援助，而永不以金钱的补偿来替代；跟这个原则的放弃相比，所有其他一切减税或纳税方法的改变，都变得无关紧要了。无疑，减免确实是有的。墨西拿就获准直接加入togati[4]联邦，如意大利境内的希腊城市一般，向罗马舰队提供兵源。其他一些城镇也受到特别的待遇，虽不能加入意大利的军事联盟，却不但免除贡奉与什一税，而且有其他优厚条件。这样的城镇有塞杰斯塔与哈利塞，它们是迦太基的西西里城镇中最早加入罗马联盟的；有森杜瑞帕，这是该岛东部的内陆镇，受命监视其邻界的叙拉古领土[5]；有北岸的哈莱萨，这是第一个加入罗马人行列的自由希腊镇；最重要的还有巴勒莫，以前是迦太基人在西西里的首府，此后则注定要成为罗马人的了。如此，罗马人将他们古老的政治规则用于西西里，即将依附社团小心地分为等级，各有不同权利；但萨丁尼亚与西西里的社团，就整体看来，所处的不是依附的盟邦地位，而是缴纳贡奉的属民地位。 意大利与行省 如此，社团概可分为三类：一、提供军队的，二、纳贡缴税的，三、既不提供军队又不纳贡缴税的；然而这种分类并不必然和意大利本土及行省的地理位置相吻合。海外的社团也有可以属于意大利联邦的；例如墨西拿本质上就跟意大利本土内的萨贝利人站在同一地位；甚至于在西西里与萨丁尼亚，若要建立具有拉丁人之权利的新社团，并不比在亚平宁山以外更有法律上的障碍。本土上的社团也可能会被剥夺参军的权利，而成为进贡纳税者；波河流域的某些凯尔特人，便是如此，而这个方案此后沿用的范围相当广。但事实上，提供军队的仍旧断然以本土社团为主，纳税的则以外岛；罗马人虽然并不打算在希腊文明化的西西里岛发展意大利人的殖民地，也不在萨丁尼亚，罗马政府却无疑早已决定不仅要征服亚平宁与阿尔卑斯之间的诸蛮族，也随着他们的征服战之进展，而意图在此区域建立意大利血缘与意大利权利的新殖民区。因之，海外的占有地不仅被贬为附属状态，而且注定要永远如此；而由法律置于执政官权下的官方领土——也就是罗马人的大陆领土——则将成为新的、疆域更广的意大利，这领域将从阿尔卑斯山至爱奥尼亚海。不错，最初这地理概念性的意大利并不全和政治概念上的意大利联邦完全相合；有些地方宽了，有些地方则不及。但即在这时，罗马人都已把阿尔卑斯界域之内的地方视为“意大利的”了，也就是说，目前已是togati的领土，或将来必是；这情况有如北美，其边界先以地理的意义形成，然后再随着殖民地的推展，在政治意义上占领。 亚德里亚海岸的事件 在亚德里亚海入口处，罗马长久以来即想在布林迪西建立殖民地，而在迦太基战争结束之前（公元前244年），这个愿望终于达成；从此，罗马在此海域的宗主权即注定将要成立。在西海，罗马不得不把对立者驱除；在东海，则希腊诸邦的互争使他们没有一个得以在希腊半岛获得或保有统御权。希腊诸邦中最可观的一个是马其顿，但借助埃及的势力，埃托利亚人把马其顿人从上亚德里亚地区驱逐了，亚加亚人则把马其顿从伯罗奔尼撒驱除，甚至连北方蛮族的侵袭，马其顿人亦再无力抵挡。罗马人渴望马其顿和其自然联盟叙利亚王受到扼制，这一点可以从一个事实看出：由于贝伦尼斯被杀，埃及王托勒密三世向叙利亚的塞琉古二世宣战（马其顿可能与后者共谋），这时，刚结束迦太基之战的罗马则向埃及提供显然的帮助。一般说来，罗马与希腊诸邦关系较近；元老院甚至业已跟叙利亚谈判，并为罗马人认为有血缘关系的伊利昂人而调停前面提及的塞琉古之战。 但目前，在东海岸的事务上，罗马人不做直接干涉，只因它自己本身并不需要。亚加亚同盟（这个同盟本可强盛，但因阿拉托斯王的排外政策而受阻）、军事冒险者的埃托利亚共和国和腐败了的马其顿帝国互相牵制，用不着罗马插手；而那个时期的罗马对海外的权益宁是避免，而非求取。当阿卡尔纳尼亚人匍匐在地恳求伊尼亚斯人帮助抵抗埃托利亚人时（因他们说他们并没有参与毁灭伊利昂之役），元老院确实有做外交调停之意；然而，尚古的罗马元老院并未激使他们发动战争，而这项战争若真发动，本可能为罗马除去世仇马其顿人（约公元前239年）。 伊利里亚的海盗　远征斯库台 在那种诸国纷争而互相牵制的情况下，亚德里亚海唯一繁荣的行业当然就是海盗；意大利的商业为此损失极重，然而，即使对海盗，罗马人也过分地容忍——这当然跟他们厌恶海战而海军力量又薄弱有密切关系。但到最后，终于忍无可忍了。马其顿人此时已因跟希腊其他各邦为敌，不再执行保护各邦免受海盗侵掠的任务，斯库台的统治者们就诱使伊利里亚各部族——约包括相当于现代的达尔马提亚人、门的内哥罗人和北部的阿尔巴尼亚人——联合做大规模的海盗远征。 于是，伊利里亚人乘着他们著名两行划桨的“利伯尼亚”快船，在海中与沿岸各地，向所有的邦国挑战。当然，这些区域的希腊殖民地，岛镇维斯和赫瓦尔，要港埃庇丹努斯和阿波罗尼亚（位于奥乌斯河，在发罗拉之北）受害最重，屡遭侵袭。更南方，海盗们在伊庇鲁斯最繁荣的镇腓尼基建立了基地；伊庇鲁斯人与阿卡尔纳尼亚人，半自动半被迫地也加入了这些外来劫掠者的集团；沿海地区远至厄利斯与麦西尼都不安全。埃托利亚人与亚加亚人聚集一批船只，意图制止海盗，却归徒然；在大海上，他们跟海盗和其希腊联盟大战一场，结果败北；以是，海盗舰队竟连富裕而地位重要的科西拉（科孚）岛都攫获在手。意大利的航海者怨声载道，古代的同盟阿波罗尼亚一再恳求，而被围的维斯人十万火急的求援终于促使元老院至少派使者前往斯库台了。盖乌斯与鲁西乌斯·科伦卡纽斯兄弟衔命前往，要求阿格隆王制止骚扰。但该王回答，照伊利里亚人的法律，海盗私掠为合法买卖，政府无权制止；鲁西乌斯于是回答，既然如此，则罗马便有职责为伊利里亚人带一部较佳的法律来。这个话，当然很不婉转，于是——照罗马人的说法——两兄弟在回家的路上，同遭国王下令杀害。罗马要求交出凶手，结果被拒。现在，元老院无可选择了。公元前229年春，一支两百艘载着登陆部队的舰队出现在阿波罗尼亚之前；海盗船望风逃窜，罗马舰队则摧毁海盗各堡垒；其时阿格隆王已死，儿子未达法定年龄，由王后托伊塔摄政；托伊塔退至最后据点，复被围攻，不得不接受罗马指令的条件。于是斯库台的统治者们重又以原先的狭窄地区为疆界，不但交还摄取的希腊城镇，而且也交还达尔马提亚的阿狄伊、埃庇丹努斯外围的帕提尼、伊庇鲁斯北部的阿亭坦；伊利里亚人不可有武装船只，而未加武装的船只亦不可在利苏斯以南两艘以上结伴而行。由于迅速而有效地压制海盗的恶行，罗马在亚德里亚海的海上霸权确定了，不但获得最高的赞美，而且得到长期的承认。 伊利里亚领土之攫取 但罗马更进一步，牢固地在东岸打下基础。斯库台的伊利里亚人成为向罗马纳贡的属民；本来忠于托伊塔的赫瓦尔之德米特里厄斯，现在投向罗马，被立为诸岛与达尔马提亚沿岸地区的附庸君主，又是罗马同盟；希腊城镇科西拉、埃庇丹努斯、阿波罗尼亚和社团阿亭坦与帕提尼在温和的臣属形式下与罗马缔结。亚德里亚海东岸这些地区的取得，在广袤上不足以派遣特任的助理执政官；科西拉和其他地方似乎派遣了次级行政官，而其监督权似乎也由意大利的行政首脑负责。如此，亚德里亚海最重要的重镇，像西西里和萨丁尼亚一样，也隶于罗马权威之下了。还有什么其他可以期盼的呢？在上亚德里亚海，罗马缺少一个海军根据地，而这个缺陷不能因意大利海岸的拥有而得以弥补。罗马的新盟邦们，尤其是希腊的商镇，将罗马人视为救命恩人，无疑会用尽办法维系住这样一个有力的保护者；在希腊，没有一个人反对这种动向。不过，当现在进入希腊港口的不是亚加亚联盟的十艘战舰（这是希腊最大的兵力了），而是蛮邦那一举击败海盗的两百艘战船的大舰队时，希腊人的欢欣与羞耻之感究竟孰重，恐怕倒是问题了。击败海盗，本来或许应当是希腊人的任务，但他们未能达成，而且失败得很惨。但是，若说希腊人因需外国人来解救同胞而感到耻辱，则他们对这种解救也总是以庄敬的态度来接受的。他们请罗马人参加科林斯地峡运动会，请他们参加伊洛西斯的谷神祭典。 马其顿未做任何表示；它没有武力执行保护希腊人的任务，那么，话也不必讲了。罗马人没有遭到抗拒。然而，罗马人由于拿到了进入马其顿的钥匙，因而使马其顿变成了敌人，设若它一旦得势，必然要打破沉默。设若那精明强干的安提柯三世还活着，则他可能把罗马人掷下的手套捡起来；因为，几年以后，当赫瓦尔的德米特里厄斯撤出罗马的管辖，而大事劫掠，攻克了罗马人宣布其独立的阿亭坦时，安提柯三世曾与之结盟，而在塞拉西亚之战（公元前222年）时，德米特里厄斯的部队也曾为安提柯三世助阵。但安提柯三世已经死了（公元前221—前220年之冬），他的继承人菲利普还是个小孩；这小孩允许了执政官鲁西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去攻打马其顿的盟友，毁了他的首都，把他逐出王国（公元前219年）。 意大利北部 意大利本土，亚平宁山脉以南，在塔伦图姆得手以后享受着深沉的和平；与法莱里的六日之战（公元前241年）只不过算是一个插曲。但在北方，介于联邦的领土与意大利的自然边界（阿尔卑斯山山脉）之间却有广阔的区域是并未绝对臣服于罗马的。在亚平宁以北，罗马人只拥有一片狭窄的地区。波河南方，强悍的凯尔特族的波伊人，仍旧据地自雄（从帕尔马至博洛尼亚）；两河之间，东边的林贡斯人和西边的阿纳利（现在的帕尔马大公国）——可能是附属于波伊的两个小族——则占据了平原。在平原的西端，利古里亚人进入，跟孤立的凯尔特部落混合之后，定居阿雷佐与比萨之间的亚平宁山区，占据了波河的发源地。波河北方的平原之东部，约从维罗纳至海岸，由维尼蒂人所占，这一族跟凯尔特人不同，可能属于伊利里亚血统。在这些地区和西部山脉之间，是塞诺马尼人（在布雷西亚和克雷莫纳一带），这些人很少跟凯尔特人一致行动，很可能大部分跟维尼蒂人及因苏布雷人（在米兰附近）相混。后者是意大利的凯尔特人区域中至为可观的；他们不但跟阿尔卑斯山谷中半凯尔特半非凯尔特的各小社团保持不断联系，而且跟阿尔卑斯以外的凯尔特人也是如此。阿尔卑斯的门户，那有二百三十英里可以航行的大河，那时文明化的欧洲最大最肥沃的平原，仍在意大利的世仇之手，这些部族，虽然已经衰弱了，却仍旧连名分上都不附属于意大利，仍旧骚扰邻族，保持着他们蛮族的习尚，散居广阔的平原各处，继续他们放牧与剽掠的生活。罗马人及早占取这些地带乃是意料中事，尤其因为凯尔特人似乎逐渐忘记了公元前283—前282年之役的败北，而又重新开始骚动，更危险的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凯尔特人又在阿尔卑斯以南出现。 凯尔特战争 事实上，公元前240年，波伊人已重启战端，而他们的首领，阿提斯与加拉塔斯也在未经大会的授权下，召阿尔卑斯北边的高卢人与他们联合作战。后者响应众多，而于公元前238年，意大利久已未见的大军扎营到亚里米伦。罗马，其时还国力太弱，不敢冒战争之险，乃结停战之议，而为了争取时间，允许凯尔特的使者前往罗马；使者到达元老院，竟要求割让亚里米伦——这简直是布伦努斯的时代重新来临了。但战争在未开始之前，却因一件意外而结束了。波伊人，由于不满意不请自来的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高卢人，可能是惧怕自己的领域被侵占，跟他们冲突起来。这两个凯尔特部族发生公开战争；在波伊的首领被本族的人杀掉以后，高卢人返回阿尔卑斯山以北。如此，波伊人被交到罗马人手里了，后者则把他们像塞农人一样驱赶，至少一直推进到波河；但由于波伊人割让了某些地区，罗马人乃停止对他们的战争（公元前236年）。可能这是由于那时罗马人预料会跟迦太基人重启战端；但因萨丁尼亚的占取而战争避免之后，罗马政策便意在尽快把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地区全部纳入版图了，因之凯尔特人感到的恐惧也并非空穴来风。然而，罗马人并不急于动手，因而凯尔特人乃抢先发起。原因可能有三：一，罗马人在东岸的土地分配（公元前232年），此事虽未必针对凯尔特人，但他们却感到迫在眉睫的危险；二，或许他们觉得为了占有伦巴第而与罗马一战，是无可避免之事；三，急躁的凯尔特人可能已经不耐久蛰，而选择了远征，最后这一项的可能性最大。除了塞诺马尼人之外——他们和维尼蒂人一样，宣布站在罗马人一边——所有的意大利凯尔特人都赞同战争，罗纳河上流河谷的凯尔特人也加入——后者毋宁说是此带的大批冒险分子，为首者为康科里塔努斯与阿纳罗埃斯图斯。凯尔特的首领带着五万步兵、两万骑兵及战车兵向亚平宁进发（公元前225年）。罗马人未料到攻击会从这一方面来，没料到凯尔特人不顾他们在东海岸的堡垒，竟直攻首都。蜂拥的凯尔特人曾在不很久以前这般蹂躏希腊。危机严重，而严重性看起来比实际尤甚。所有的人都相信这次罗马的毁灭已经注定，罗马要变成高卢人的土地了，而谣传如此之甚，以致罗马政府竟屈就那荒谬的迷信，在罗马广场中将一个高卢男人和一个高卢女人活活烧死，以实现命运的宣判。但同时他们却积极准备。原先，有两名执政官各统率步兵约两万五千、骑兵一千一百，分驻于萨丁尼亚及亚里米伦，前者，执政官为盖乌斯·阿蒂利乌斯·雷古卢斯，后者，执政官为鲁西乌斯·埃米利乌斯·帕普斯。两者皆接到命令，立即赶赴最急迫地区伊特鲁里亚。由于塞诺马尼人与维尼蒂人系罗马盟邦，凯尔特人在出征时不得不留下一批卫戍部队在家乡，而现在，受罗马召集的翁布里亚人则从山区肆攻波伊平原，对敌人的本土造成无以估计的蹂躏。伊特鲁里亚人与萨宾人则受召占领亚平宁山区，尽可能阻挡通路，以待正规军开到。在罗马，组成了五万人的后备军。全意大利现在都共认是罗马的战友了，凡能从军的一律征集，战争所需物资尽行储备。 特拉蒙之战 然而，这些并非一蹴可几。因为既然罗马允许自己有被突袭之可能，事情一旦发生，至少伊特鲁里亚已无法可保。凯尔特人发现亚平宁山区防线薄弱，未遭抵抗即将久未见敌人的丰饶托斯卡纳区剽掠净尽。当执政官帕普斯所率领的亚里米伦驻军驰抵凯尔特人侧翼时，后者已到达仅距罗马三日行程的克鲁修姆，而伊特鲁里亚民兵则在凯尔特人通过亚平宁山脉之后集合，于后追来。有一天晚上，当两军业已扎营而篝火已燃，凯尔特步兵突又拔营，往费苏里（菲耶索莱）路上撤退：该夜骑兵已占领前进据点，而主力则于凌晨跟进。托斯卡纳的民兵原先扎营距凯尔特颇近，这时察觉他们离去，以为溃散，便匆忙追击。高卢人所料正着，步兵早在精选之地严阵以待，待罗马民兵疲困散乱赶至，血战之下，民兵六千被歼，其他被迫退至山头，如非执政官部队及时出现，定遭同样命运。高卢人见敌军大量涌到，乃转回本土方向。他们已巧妙阻断罗马两军的会合，而先将弱者击败，但这个战术仍只是部分成功；现在，他们似乎应该先把相当多的战利品安置于安全地点。为了行军便利，他们从当时的所在地丘西向平阔的海岸推进，然后沿岸而行，却不意遭遇大敌；这乃是在比萨登陆的萨丁尼亚部队；他们本意阻断亚平宁山脉，但来时已迟，便立即沿岸前进，而方向正与高卢人相同。两军在特拉蒙（翁布隆河河口）相遇。罗马步兵沿大路以密集阵线推进，执政官盖乌斯·阿蒂利乌斯·雷古卢斯则亲率骑兵接近高卢侧翼，同时尽快通知帕普斯他们已到。一场鬼哭神嚎的骑兵战发生，雷古卢斯阵亡；但他的牺牲并非徒然，他的目标达到了。帕普斯得知战事发生，并猜测出结果，迅即整备军团，因之使凯尔特人两面受敌。阿尔卑斯山北的高卢人与因苏布雷人迎战帕普斯部，阿尔卑斯的陶里斯克人与波伊人则迎战萨丁尼亚部；骑兵于侧翼奋战，各皆英勇骠骁。在人数上，两方相近，而高卢人死而后生的处境亦令他们倾尽全力。但阿尔卑斯山北的高卢人惯于近战，在罗马散兵的箭矢下败下阵来；在血刃战上，罗马的武器又锻炼较佳，使高卢人处于不利立场；最后，胜利的罗马骑兵的侧翼攻击决定大势。凯尔特骑兵溃逃，步兵则在海岸与三面罗马大军的封围下无路可走。一万凯尔特人，包括其王康科里塔努斯被俘，其余四万尽死于刀兵之下；阿纳罗埃斯图斯及其随员则依凯尔特规矩，自裁以死。 凯尔特人本土被攻 全胜之后，罗马人决心斩断遭受袭击之可能，乃彻底将阿尔卑斯山南的凯尔特人征服。次年（公元前224年），波伊与林贡斯人未加抵抗而降服；再一年（公元前223年）为阿纳利人；如此，波河以南的平原区完全落入罗马人手。波河以北的征服则需更为严厉的战斗。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于公元前223年重新获得的阿纳利领土上（皮亚琴察附近）渡河。然而在渡河及在彼岸登陆之际，遭受极大损失，在背水无援的状况下，被迫与因苏布雷人缔休战之约，自由撤退，而后者竟愚昧同意。弗拉米尼乌斯脱身之后，立即出现于塞诺马尼，与后者结合，再度从北方进入因苏布雷人区。高卢人现在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迟：他们从女神殿中取下名之为“不可动者”的金象征，以五万强兵向罗马人挑战。罗马人河水在后（可能是奥廖河），后退之路为敌人领土所挡，战争援助及后退路线只能靠塞诺马尼人，而后者又不可靠。处境极危，但无可选择。罗马军中的高卢部队被置于河左岸；右方，与因苏布雷人相峙之处，罗马步兵聚结；桥梁悉行破坏，以免万一背后受不可靠的盟邦所袭。 凯尔特人被罗马征服 如此，河流切断了罗马人的退路，若欲回返家园，必须穿过敌阵。但罗马武器的优越及军律的严格使他们获得了胜利；军队直从敌阵切过；罗马人的战术再度补救了将军的错误。胜利归于士卒与军官，而非归于将军；将军的胜利之誉只出于民众的欢呼，而非出于元老院公正的判决。因苏布雷人求和；但罗马人要求无条件投降，而情势却尚未发展到如此地步。因苏布雷人向北方同族求援。次年（公元前222年），罗马人从塞诺马尼领土入侵，因苏布雷人以本族征集与同族佣兵共三万迎战。顽战数场；因苏布雷人在围攻波河右岸罗马要塞克拉斯蒂迪乌姆（卡斯特吉奥，在帕维亚之南）时，高卢王维杜马拉斯为执政官马库斯·马塞卢斯手刃。战争互有胜败；但执政官格奈乌斯·西庇阿突袭因苏布雷人首府梅迪奥拉努姆（米兰）得手，此镇与科莫镇的攫取终于终止了因苏布雷人的抵抗。如此，意大利的凯尔特人完全消失，而罗马人这次也像在与海盗之战一样，向希腊人显示了他们不但在海洋的主权上跟希腊人不同，而且在陆地上也和马其顿不一样；意大利尽管有内部的争执，但面对共同的敌人时却团结一致，而希腊人却四分五裂。 意大利全境的罗马化 北方的边界到达了阿尔卑斯，因为波河的整片平原不是落入罗马人之手，便由附属的盟邦所占领，如塞诺马尼和维尼蒂。但要收胜利的成果和将土地罗马化却需要时间。在这方面，罗马人采取数种分别的手段。意大利西北部山区和阿尔卑斯与波河之间的偏远地区，大致来讲，他们容忍原有的居民存在；他们所做的许多次战争（尤以跟利古里亚人为主，第一次于公元前238年），实际上都是猎取奴隶而已；那些地区与山谷虽然臣服于罗马，罗马的主权却徒具空名。伊斯特里亚的远征（公元前221年），目的也似在消除亚德里亚海海盗的最后潜伏据点，并在意大利的征服区与其他海岸的攫获区之间建立沿海陆路交通。可是对波河南方的凯尔特人，罗马人却予以彻底摧毁；因为此处的凯尔特人在失去其与北方凯尔特人的民族联系之后，除为金钱以外，北方凯尔特人已不再帮助他们，而罗马人则不仅把他们视为民族敌人，而且是自然遗产的篡夺者。公元前232年广大土地的分配已将安科纳至亚里米伦整片的土地驻遍了罗马殖民者；更进一步的类似措施也在执行，而要迁移和消除凯尔特人并不困难，因为他们虽是半蛮族，却已部分务农，所住的乡镇已无城墙。约在八十年前始建的北方大道从奥特里科利到纳尔尼，不久前又延至新建要塞斯波莱提乌姆（公元前240年），现在（公元前220年），则以“弗拉米尼”大道之名，经由新建的市集村“弗拉米尼广场”（在福利尼奥附近），通过弗尔洛隘道，到达海岸，再沿海岸从法努姆（法诺）至亚里米伦；这是第一条规划建筑的大道，从亚平宁山区穿过，将意大利的两海岸接通。罗马人热切地将他们的市镇安置在新获得的肥沃土地上。在波河边，业已建起强固的要塞普拉森舍（皮亚琴察），以保护通航；左岸业已为克雷莫纳奠基，而右岸从波伊人手上得取的穆蒂纳（摩德纳）的城墙建筑已在积极进行；土地的更进一步分配与大道的延长也在准备；但罗马人收获成果的工作却为突发的事件所打断。
[1]　公元前241年的合约中，载明迦太基将西西里与意大利之间的岛屿让予罗马，但这不包括萨丁尼亚；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但有言罗马人在和约三年后，以此和约为占领该岛的借口，此言殊无凭证；设若他们真以此为借口，则只是在政治的厚颜之外再加外交的愚蠢。 [2]　在金币与银币的铸造上，罗马的控制不像在意大利境内那么严格，其原因无疑是因为不按罗马标准而铸造的金币和银币比较不重要。但照例，各行省的铸币厂只准铸小额铜币，顶多是银币；即使受特别待遇的西西里诸社团——如马默泰因兹、森杜瑞帕、哈莱萨、塞杰斯坦与潘诺穆斯——亦不例外。 [3]　希罗（Hiero）的话中即寓含此意：他知道罗马人只运用罗马和拉丁的步兵与骑兵，他们顶多在轻武装部队中才用“外国人”。 [4]　toga为罗马人所穿的宽袍。 [5]　从地图上可以明显看出这种情势，另外也可从一个特殊条款看出，即森杜瑞帕人可以在西西里任何地方居住。由于身为罗马人的探子，他们需有彻底的行动自由。再者，此城似乎也是最先投向罗马的城镇之一。 第四章 哈米尔卡与汉尼拔 合约后迦太基的情势 公元前241年跟罗马签订的条约给迦太基人带来和平，但他们付的代价却极为沉重。萨丁尼亚的贡税绝大部分都流入罗马人的国库，而不是迦太基人的，这还算是损失中最小的。更让他们恼恨的是东西地中海的交通正在完全要落入他们全部控制之际，却被迫放弃这久来的希望。现在他们看到，整个的商业政策破坏了；自从西西里陷落后，原先在他们掌握中的地中海西南水域已经变成各国各民族自由通航的大道，而意大利的商业已全然独立于腓尼基人的势力之外。然而好和平的西顿人可能愿意默认这种结果。他们早已遭受过类似的打击；他们早先曾经独占的东西，曾不得不跟马塞利亚人、伊特鲁里亚人和西西里的希腊人共享；其实，现在他们保有的地方——非洲、西班牙和通往大西洋的门户——也足以带给他们权势与财富了。但说真的，谁又能保证这些可以一直留在他们手中？ 雷古卢斯几乎得手的条件，只有愿意遗忘的人才能遗忘；如果罗马现在从利利俾发动它原先从意大利所发动的攻势，迦太基必将灭亡。无疑目前他们拥有和平；但这和平却悬于游丝，而他们也知道罗马人民对这个条约所抱的不满态度。罗马现在可能尚未思及征服非洲，尚以意大利领土之扩充为足；但迦太基若以罗马人的这种暂时满足为依靠，则前途未可乐观。罗马人即使只为其意大利政策，也可能认为降伏非洲邻国不若将之消灭为便利——谁能保证不会有此发展？ 迦太基的主战与主和派 简言之，迦太基人只认为公元前241年的条约是停战协约，只能用以准备即将来临而不可避免的战争。这并不是为了要复仇，甚至也不只是为了重新收复所失的土地与权利，而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不致依赖敌人的善意。但是，在一场毁灭战——尽管其来临的时间未定——悬于弱国头上，智慧、坚毅而忠于国族的人——他们会立刻为此不可避免的战争而准备，在有利的时刻接受它，因此以攻击政策来替代防御政策——总是发现自己受到另一群人的阻挠，这是慵懒而懦弱的金钱崇拜大众，是老弱残疾之人，是那些无心于家国之事，只想得过且过，生于安乐死于安乐的人；他们不计一切代价以推迟最后的斗争。如此，在迦太基，也有主和的一派和备战的一派，而两派也自然和业已存在的政治保守派与改革派相结合。前者的支持者是政府机构，是元老议会和百人议会——以被人称为的“伟大汉诺”为首；后者的支持者则有群众的领袖们——尤其是备受敬仰的哈斯德鲁巴——以及西西里军的军官们；西西里部队在哈米尔卡的领导下，虽然最后终无成果而回，却向爱国者显示了一种行动的途径，使他们相信依此而行能够脱出亡国之运。这两派间的宿仇可能由来已久，只是利比亚之战使他们不得不暂停相互的斗争，以救燃眉之急。关于这场战争，我们前已述及。西西里军官尽管做了预先的安排，但执政党的昏庸无能却激起了叛乱，并由政府的颟顸而使叛乱爆发为革命，再由军事的无能而陷于灭国的边缘（尤其是由于军事领袖汉诺的无能，此人足可称为军队的毁灭者）。到了这时，艾尔克特的英雄，哈米尔卡·巴尔卡（闪电），临危受命，要他将政府从自作自受的危亡中救援出来。他接下这个重任，甚至在他们指定汉诺跟他共掌指挥权时，仍有那气度不弃之不顾。真的，当愤怒的军队将后者送回家去，而当政府又紧急要求容许汉诺跟他共任指挥的时候，他仍能有足够的自制，第二度容忍他；虽然有那么多掣肘的敌人，虽然有这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同事，他却仍能以他对叛军的影响力，以他对努米底亚酋长们的巧妙对待，以及他无匹的组织与统御天才，在极短的时期内把叛变完全安抚下来，使叛逆的非洲重又成为效忠于他的盟友（公元前237年末）。 在这场战争期中，爱国派保持沉默；现在，他们的声音响亮了。这次的灾难显示出掌握统治权的寡头彻底腐败，其性质的有害于国家，他们的排外政策的不当，他们倾向罗马的不当。另一方面，罗马攫取萨丁尼亚，以及在这次危机中罗马人所表现的态度也使迦太基人——即使最卑微的分子——明了，罗马随时会再度向迦太基宣战，而如果迦太基以目前的国力迎战，则只有毁灭一途。或许，在迦太基有一批绝望的人，眼见自己国家未来不保，打算移民其他岛屿。而谁又能责备他们？但心灵高贵的人却不屑只求自救而不顾国家，伟大的人则更因群众为之绝望的环境而奋起。他们接受了罗马所订定的条约；除了屈从外，别无他法，在旧恨中加上新仇，小心地培养同仇敌忾之气——这受伤的民族最后的力源。于是，他们采取改革步骤[1]。他们已再确定不过，当权派的政治腐败已不可救药；就是这次战争，也未能让他们忘记他们的恶意，也没有学到更多的智慧；这可以从一件事看出，就是，现在他们厚颜无耻得几近白痴地在想办法归罪哈米尔卡，说他是佣兵的肇始者，因为他未得政府同意，即答应给西西里士兵薪饷。设若军官与民众领袖要推翻这腐败的政府，迦太基人几乎是不会反对的；但令人顾忌的阻力却会来自罗马，因为政府的主脑们跟罗马几乎已经维持了近乎卖国的关系。要想拯救自己的国家，除了种种困难之外，还得不让罗马人得知，也不能让倾向于罗马的政府看出。 哈米尔卡任总司令 因此，他们不碰政府的体制，任政府首长们去尽量享受特权与公有财产。他们唯一建议而得以实行的是，利比亚战争中的两位总司令——战后是军队的首领——汉诺与哈米尔卡，前者撤销，后者任命为全非洲总司令，任期不限定。在他们的安排下，使哈米尔卡的位置独立于政府机关——这使反对者们称之为违宪的君主力量，加图则称之为独裁——只有人民大会才可撤销他的职位和给予审判[2]。即连继承人的选定权，亦不交托首都当局，而交于迦太基军官——这些军官在缔结条约时，跟将军同时列名，认可权当然保留给人民大会。至于这算不算篡夺政权，只从一事就可看出，即主战派只把军队视为他们行权的范围。 在形式上，哈米尔卡的任务是相当谦冲的。在边界上，跟努米底亚人的战争始终未停；位于内地的“百门之城”瑟维斯特（泰贝萨）只曾被迦太基人短期占领过。边界战争交予新的非洲总司令了，但这战争的本身并不那么重要，它只是一个办法，让人民大会通过的命令不致受到迦太基政府的干预；至于政府本身，要如何腐败，都听他去了。罗马人却似乎完全未能察觉到此举的意义。 哈米尔卡的战争计划　军队　公民 如此，这个在西西里与利比亚战争中已证明命运注定唯有他可以拯救国家（设若国家还可拯救）的人，现在成为迦太基军队之首了。或许从未有一人在对命运的高贵奋斗中比他更为高贵了。军队意在拯救国家，但这又是什么样的军队呢？利比亚之战中，迦太基民兵在哈米尔卡的领导下，打得不差；但是他知道，在临危之际领导城市的商人和工匠以救亡是一回事，要把他们组成正式的军队又是另一回事。迦太基的爱国派供给他优秀的军官，但那几乎是清一色有教义的阶级。他没有民兵，充其量有几队利比亚—腓尼基的骑兵。艰巨的任务在于须由利比亚人与佣兵组成一支军队；在像哈米尔卡这样的将军手中，这个任务并非不能达成，但即使是他，也必须准备发给他们优厚的军饷。但是，从西西里的经验中他已知道，迦太基的岁入花在比军饷更急迫的事情上去了——尽管军饷是给那些与敌人作战以救国的人的。因此，他所发动的战争必须由他自己支付，而这一次，却不像比勒格林诺山的小数目，而是大得多。然而反过来看，哈米尔卡并不仅是军事领袖，而且是党派领袖。当权派已是跟他誓不两立了，又焦急又有耐心地等着推翻他；他只有向公民求取支持；然而公民的领袖们尽管可能再高贵、再纯洁，群众却已连根腐烂了，已经惯于那不幸的腐败习俗，没有立即见效的报偿，他们是什么也不肯拿出来的。不错，在特殊的危急情况下，由于情势所逼或由热情的突现，他们会有所行动，这是任何再腐败的社团都会有的；但是，设若哈米尔卡想要迦太基的社团长久支持他的计划——这计划需连续好些年才能完成——则他必须按时给他家中的朋友们送上财物，以使那乌合之众情绪良好。要这样，他才能求得或买通那些温吞水，让他们答应他去拯救国家；他不得不从那些他厌恨又不断征服的人的高傲里求取缓刑，以便完成他的目的；这些，他都委屈而沉默地接受下来；他不得不向那些卖国者——而那些人却自称是他本城的主人——隐藏他的计划与轻视；这高贵的英雄在国内国外两面受敌之下，只有少数几个见解与情怀相同的朋友；他只能依靠国内与国外数人的犹豫不决来进行他的计划，他蒙骗两者，又抗拒两者；只要他弄到钱，弄到人，他就可以执行他伟大的计划。要去跟远处那片土地抗衡，他的军队即使做好了攻击准备，也似乎难以到达，要想征服，更是渺茫了。他还仍是个年轻人，三十刚刚出头，但是，当他准备出发的时候，似乎预感到他将无法达成他的愿望，或者只能远远看到允诺之地。当他离开迦太基时，他带着儿子，九岁的汉尼拔，在至高的神的殿堂中发誓永以罗马为仇，并把他和他的小儿子哈斯德鲁巴与马戈——他称他们为“狮子的血脉”——培养成他计划的继承人，并继承他的天才与国恨。 哈米尔卡向西班牙进军　巴尔卡家族在西班牙建立的王国 在佣兵之战结束后，这位利比亚的新统帅立即离开迦太基（或许在公元前236年春）。看来他是想向西方远征自由的利比亚人。他的陆军——象队特别强大——沿海岸前进；他的旁边则是由他忠诚的同志哈斯德鲁巴所率领的舰队。突然消息传来，说他已在海格力斯之柱[3]渡海，登陆西班牙，在那里跟当地人作起战来——照迦太基政府人员的指控，那里的人本来对他无害，而政府又没有命令他这么做。不过，他们总没有抱怨他疏忽非洲就是了；当努米底亚人再度叛乱，他的助手哈斯德鲁巴如此有效地将之击溃，以致此后许久的时间前线得以保持平静，而原先好几个独立的部落都同意进贡。他个人在西班牙所做的事，详情已无从考证。他死后一个世代，老加图在西班牙见到他仍然新鲜的工作成果；尽管这老加图是那般怀恨迦太基人，却仍然叹道，在哈米尔卡·巴尔卡的旁边，没有任何帝王值得一提。他以军人与政治家在最后的九年（公元前236—前228年）所完成的成果，至少我们现在仍可概略见到；可叹的是他正当盛年，眼见他的计划开始成熟的时候，却在一场英勇的战争中，如沙恩霍斯特[4]一般，以身殉国。此后八年（公元前227—前220年），他职位与计划的继承人，他的女婿哈斯德鲁巴，以主人原有的精神来继承他的未竟之志。迦太基在西班牙海岸所拥有的，原先只是一个小商港，另加一个加迪兹人保护国，这些，迦太基人只当做是利比亚的附庸，可是现在，由于哈米尔卡的统御和哈斯德鲁巴巧妙的政治家手法，却已成为一个迦太基人的王国。西班牙最好的地区，南方与东方海岸，已经变成了腓尼基人的行省。城镇建立起来了；最重要的是，“西班牙的迦太基”（卡塔赫纳）在南岸唯一的良港由哈斯德鲁巴建立起来了，其中包括辉煌的“皇家城堡”。农业兴起，而由于幸运，在卡塔赫纳发现了银矿，此银矿在一世纪后，年产价值超出三十六万英镑（三千六百万塞斯特斯）。大部分社团，远至埃布罗，都依附迦太基，向它进贡。哈斯德鲁巴用一切办法，甚至联婚的方式，来笼络各酋长，使他们倾向迦太基。如此，迦太基又在西班牙获得了工商市场；岁入不但足以供养军队，而且有盈余可送回迦太基，并储存以备来日。在这个省份他们组织并训练军队，凡向迦太基臣服的社团都按规定征缴税收，战俘被编入迦太基部队。由各依附社团所提供的部队和佣兵要多少就有多少。士兵在长期征战的生涯中以军做家，以对伟大领袖的忠诚替代爱国热情。由于不断跟英勇的伊比利亚和凯尔特人作战，这支步兵，加上努米底亚优秀的骑兵配合，已成为可用之兵。 迦太基政府与巴尔卡家族 就以迦太基而言，巴尔卡一家人的作为是可以继续下去的。公民不但未被征收固定税捐，有时还分享所得；在西西里与萨丁尼亚的商业损失因西班牙而得到弥补；而西班牙的战争与胜利，不久就变得如此家喻户晓，以致在特殊紧急的情况下——如哈米尔卡阵亡时——竟还可以使得迦太基派遣相当的兵力去非洲增援，而当权派，不论高兴不高兴，都不得不保持缄默，顶多也是私下抱怨一番，或跟他们罗马的朋友通通信，责备一下那些煽动的军官和乌合之众。 罗马政府与巴尔卡家族 在罗马这方面，也并未有任何认真的计划要干涉西班牙的事情。罗马的这种消极态度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他们对那遥远的西班牙半岛缺乏认识——而一定也正是这个原因，哈米尔卡才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执行他计划的可行地点。罗马派使者到西班牙，收取该地的资料，并向迦太基将军们询问发展的原因，后者答称为了向罗马缴纳巨额的战争赔偿费；但元老院不可能相信这种说词。可是元老们可能只看出哈米尔卡计划的近期目标，即用西班牙来弥补迦太基人在贡税与商业上的损失；在他们觉得，由迦太基人发动侵略战，尤其是从西班牙来攻击意大利（从言词与事实判断上）乃属绝不可能。在迦太基，主和派中当然有不少人看到更远的发展，但不论他们做何想法，恐怕都很不可能去告知他们的罗马朋友即将来临的风暴；而迦太基当局则已不再能阻止此事的发生了——因为这会加速危机；而即使他们这样做，这种由党派之争而产生的告发，恐怕也未必得到罗马的信任。当然，迦太基势力在西班牙超乎想象的迅速扩充，迟早会激起罗马的觉醒与恐惧。事实上，在战争爆发前几年，他们曾试图为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发展立下界限。约在公元前226年，由于察觉到希腊主义的复活，他们同西班牙东岸的两个希腊或半希腊城镇缔结联盟，即是萨贡托（莫维德罗，距瓦伦西亚不远）和依波利亚（安普里亚斯）。他们通知迦太基将军哈斯德鲁巴，并警告他不得将征讨范围越过埃布罗，哈斯德鲁巴表示听从。这并非为了阻止迦太基军从陆路入侵意大利——因为如果一个将军要这样做，任何条约都是约束不了他的——而只是使已经可怕了的西班牙迦太基人的资源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则为在埃布罗河与比利牛斯山（这是罗马列入保护地区的）之间预置一个作战据点，在必要之际可以登陆，于西班牙作战。罗马元老院当然看出终必一战，但从西班牙所发生的事情看，他们所料想的至多是派兵至西班牙，而迦太基的部队，由于有西班牙的兵源与物资，可能会强得多；不过，他们毕竟毅然决定——这可以从公元前218年的战争看出——下次的战争只能在非洲始，在非洲终——而这样的战争当然也同时决定了西班牙的命运。罗马人的拖延还有其他原因，即开始几年迦太基年年分期摊还战费，罗马若宣战，迦太基自然拒付；接下来是哈米尔卡的阵亡，使他的朋友与敌人都认为他的计划必与他同埋黄沙。最后，当元老院已确信拖延决非上策时，他们却又必须考虑到波河河谷的高卢人；如果罗马发动大规模战争，阿尔卑斯山北部的部落必然会跟仍在滋事的凯尔特人联攻罗马背后。当然，不论是迦太基的主和派或任何条约，都不足以约束罗马人的行动；再说，如果他们欲发动战争，西班牙的敌意行动可以在任何时刻作为借口。在这种情况之下，罗马的行为非不可解；然而，无可否认，罗马元老院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表现了短视与迟缓——以同一时期他们对高卢人的处理言之，这错误显得更为不可原谅。罗马人的政策，向来就以坚定、狡猾与一致著称，但在组织之构想及速度上，则显然不及——而罗马的敌人，从皮拉斯到米特拉达悌，在这方面往往都超过它。 汉尼拔 如此，命运向哈米尔卡的计划微笑了。战争的资源——习于战争与征服而数量庞大的兵源，不断增加的库存——已经取得了；但为了发现正确的战斗时机、正确的战斗方向，必须有一个领袖。但那在绝望的危急中，为绝望的人民铺出拯救之路的人，当计划得以实行的时候，却已为国捐躯。他的继任者哈斯德鲁巴一直未采攻势，是由于他认为时机尚未到来，或由于他根本上是政治家而非将军，因而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做这番事业，我们已无从考证。公元前220年年初，当他死于暗杀者之手，西班牙的迦太基军官乃推举哈米尔卡的长子汉尼拔来接替他的职位。此时，汉尼拔仍是年轻人——生于公元前249年，因之，现在只有二十九岁；但他的生命却已由种种经验而千锤百炼。他最早的记忆乃是他父亲在远地征战，征服艾尔克特；他跟父亲共有那不可征服生命，有同样的情感，共同经历过卡图鲁斯的和平、苦痛的返国以及恐怖的利比亚战争；年纪尚幼，他就随父亲至军营，不久就表现出类拔萃。他轻灵而强韧的躯体使他成为杰出的赛跑家和拳击家，无畏的骑马者；缺少睡眠对他不生影响，而他又像真正的军人一样懂得如何享受食物或忍受匮乏。他的青年期虽然在军中度过，他所受的却是那时高贵的腓尼基人的教养；在希腊文方面，显然在他成为将军以后，在好友斯巴达的索西卢斯的指导之下，进步神速，以致可以用这种文字写国书。长大后，他加入父亲的部队，在父亲的注视下骁勇作战，而他的父亲也在他的身边倒下。自此以后，他在姐夫哈斯德鲁巴麾下指挥骑兵，以个人的勇武与领袖的天才而使天人共赞。现在，他的同志们在呼唤他了——这年轻而历经考验的将军——请来做我们的总司令——现在他可以执行他父亲与姐夫九泉之下未酬的壮志。他接受了那职位，而毫无愧对。他当代的人想用种种借口来污蔑他的性格；罗马人说他残忍，迦太基人说他贪婪；不错，他心中怀着只有东方的心灵才懂得的愤恨，而一个从不匮乏的将军几乎不可能不贪婪。尽管在他的历史上写着愤恨、嫉妒与小气，这些却绝不能污损他高贵的形象。除了那些恶意的虚构之外，除却他的助手——尤其是汉尼拔·莫诺马库斯和撒姆尼人马戈——以他的名义所犯的罪行之外，他所做的每件事都可以由当时的环境来证明其正确，并合乎当时的国际法则；所有的人都共认他以稀有完美将谨慎与热切、小心与精强融合为一。腓尼基人所特有的机巧，在他尤为彰著；他最善奇兵制胜；他熟稔一切埋伏与诡诈之法，他史无前例地精研敌人的性格。由无匹的间谍活动——即在罗马，他都有正式的间谍——他得悉敌人的计划；他本人则常微服假发出行，以便探取数据。那个时代的每一页历史都在在证明了他做将军的天才；而他政治家的秉赋亦正不弱——这可在与罗马媾和后见于他对迦太基体制的改革，以及他被放逐以后，以异乡人的身份对东方国家政治的影响。至于他对人的统御，则可以见之于他对他军队的无比控制——这军队系由语言不同的各种族所组成，然而，即使在最艰困的时刻，他们也从没有一次想要背叛他。他是个伟人；不论他走到何处，皆众望所归。 罗马与迦太基的破裂 在任命（公元前220年春）之后，汉尼拔立即开始战争。凯尔特人的地区仍如鼎沸，而罗马与马其顿之间的战争似一触即发；现在，他有很好的理由把面具抛却，在罗马人方便派兵至非洲作战之前，任意选择他自己发动战争的处所。他的军队不久就完成备战，而他的府库加上掠夺而来的财物强可敷用；但迦太基政府却绝不想向罗马宣战。哈斯德鲁巴的将军职位，在西班牙由他继承不难，但他作为全国爱国者之领袖的地位，继承起来就难得多了；主和派在家乡现在占据上风，用政治控诉来迫害主战派领袖们。那业已把哈米尔卡的计划切割损坏的当政者们，是不肯让那原先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他现在已身为西班牙总司令了——以国家为赌注来施展他的爱国抱负的；而汉尼拔也有所犹豫，因为他不愿公然反对合法政府，而自行宣战。他试图激使萨贡托人破坏和平，但他们却只向罗马诉苦一番了事。当罗马人接到诉怨后，指派一个委员会前来时，他想以粗鲁的对待来激使他们宣战，但委员们却明白情势所在：他们在西班牙保持沉默，却到迦太基告状，并通知罗马汉尼拔已准备攻击，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如此，时机拖延下去，安提柯三世的死讯——他约在哈斯德鲁巴遭暗杀时突然寿终——业已传抵；在阿尔卑斯山南面的高卢人所在地，罗马人在用双倍的热力建立堡垒；罗马已准备次年春季将伊利里亚的叛乱加速敉平。拖延一天就损失一天的成功机会。汉尼拔下定决心。他派人通知迦太基，萨贡托人在侵略迦太基的属民陶波勒特人，因此他必须采取攻势；不待回答，他便于公元前219年春围攻与罗马同盟的萨贡托，换句话说，也就是跟罗马宣战。从迦太基投降派的意见中，我们略可窥见当时迦太基对此事的流行看法。据说，所有“有声望的人”，都不赞成这种“未得命令”即行发动的攻势；他们说，这种行动须被否定，而那妄胆的军官则当逮捕。但不论话怎么说，迦太基议会对军队和家乡附近的群众之恐惧却超乎对罗马的；也许，他们察觉到要想收回这已迈出的步子是不可能了；或许只是因为他们的惰性使他们不愿采取任何决定性的步骤。总之，到最后他们决定什么都不做，任那战争进行，而又不准备批准它。萨贡托以唯有西班牙的城镇才能做到的顽强来防守；设若罗马肯花一根小拇指的力量，并在萨贡托八个月的围攻中不以伊利里亚之战的琐屑理由置之不顾，他们这海上霸主将不致在有港口可以登陆的状况下，自食保护者之言，更或许可以使战局有不同的转向。但他们拖延，而萨贡托最后终被突破；当汉尼拔将战利品送回迦太基的时候，爱国主义与好战冲动因以抬头，使许多原先不闻不问的人都因之沸腾；而战利品的分配遂切断一切跟罗马和好的可能。萨贡托被毁后，罗马使者来到迦太基，要求递解将军及当时在军中的军官；迦太基人提出辩解，但罗马发言人将之打断，卷起其长袍谓：此袍中有战争有和平，端视迦太基军官选择之；诸军官乃鼓勇而言曰，选择权交与罗马；罗马发言人选择战争，迦太基人乃接受之（公元前218年春）。 攻意大利之准备 由于萨贡托的顽抗又损失一年的汉尼拔，在公元前219—前218年冬季照例隐退到卡塔赫纳，做一切部署工作——一方面准备进攻意大利，一方面准备防卫西班牙与非洲；因为他也像他父亲与姐夫一样，既是这两个国家的最高统帅，则防卫其祖国的一切措施也都落在肩上。他的兵力总计步兵十二万，骑兵一万六；另有象五十八只，五行桨的大划船有人员的三十二艘，无人员的十八艘，留守在首都的大象与船只尚不计算在内。在他的迦太基军队中，除却轻装部队里少许利古里亚人以外，没有佣兵；他的部队以迦太基属民——利比亚人与西班牙人——征召入伍的为主，另有少数几个腓尼基中队。这个深知其部属心理的将军，为了保证他对他们的信心，整个一冬放他们总假；再者，他有别于腓尼基人爱国主义的褊狭排外观念，他以将军之誓向利比亚人保证，设若胜利而归，每一个都可以成为迦太基的公民。然而，军队并非全数远征意大利。两万人派往非洲，其中小部分前往首都和腓尼基人的本土，大部分则往非洲西角。为保卫西班牙，留下步兵一万二、骑兵二千五、近半数象队，此外还有驻守的舰队。西班牙的军事与政治统帅权交由汉尼拔的弟弟哈斯德鲁巴。迦太基的直属领土卫戍军较少，因为在情势紧迫之下，首都本身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同样，西班牙目前所留兵力亦不甚大，因为易于征召新兵，相较之下，留驻于非洲的军力——包括骑兵与象队——就较多。非洲与西班牙之间的联系顾虑周详：为此，舰队驻守于西班牙，而西非则由极强大之部队防卫。部队的忠诚不但由收留于萨贡托要塞中的西班牙各社团之人质保证，而且士兵皆从征集地调往远处：东非民兵主要调至西班牙，西班牙调至西非，西非调至迦太基。如此，防卫做好妥善部署。攻击方面，一支二十艘五行桨战船的海军中队，载战士一千人，从迦太基驶往意大利西岸，劫掠之，另一支二十五艘五行桨战船的海军中队，则在可能的状况下，试图收复利利俾。汉尼拔相信政府至少可以做这种微量的支援。主力军，他则决定亲自带领入侵意大利本土；这毫无疑问是哈米尔卡的原本计划。要想对罗马做决定性的攻击，唯有在意大利，就如对迦太基的决定性攻击唯有在利比亚；罗马必然要在其下次战争中直攻迦太基本土，故迦太基也不当将其战争局限于次要目标，如西西里等地，或仅限于防卫——因为防卫战如果失败，固然与攻击战的失败同样是毁灭，但若胜利，则永不能与攻击战的胜利产生一样的成果。 攻击之法 但如何能得以攻击意大利本土？由陆路或海路，他都可能到达意大利半岛；但这计划若不仅于孤注一掷，而是具有战略目标的军事远征，则务须有比西班牙或非洲更接近意大利的基地。汉尼拔不能信赖舰队或设防过的港口，因为罗马现在是海上霸主。意大利联盟的领土也不大可能会提供可靠的据点。在非常不同的时期，在没有希腊的同情下，罗马曾抵挡住皮拉斯的震撼；因此，现在在迦太基将军出现之际，它也不可能粉碎；入侵军在罗马堡垒与巩固的联邦网之下必然退无死所。汉尼拔唯一可能找到的同盟是利古里亚人与凯尔特人，这正像拿破仑在进攻俄罗斯时唯有波兰可与之同盟一样。这些为求独立而争战未了的部落仍在创痛之中，他们既与意大利人在种族上有别，又感到罗马的连锁堡垒与大道——这两者目前就已将近将他们包围——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自然会把腓尼基军视为他们的拯救者（腓尼基军中凯尔特人为数不少），因之可以作为腓尼基军的支持者，可以供应物资与兵源。跟波伊人与因苏布雷人的正式协约已签订，后者负责派向导接应迦太基军，并在同血缘的各部族间为他们求取良好的接待与沿途的供应，一旦登上意大利本土，立即合攻罗马。总之，罗马与东方诸国的关系使得迦太基人踏入了同一地区。以塞拉西亚之役的胜利而重拾其伯罗奔尼撒半岛主权的马其顿，处于与罗马不合的状态；赫瓦尔的德米特里厄斯，本与罗马同盟，而后改投马其顿；因而被罗马夺去王位，现在以流亡者身份住在马其顿的宫廷，罗马欲索取其人，马其顿则予以拒绝。如果从瓜达尔基维尔河至卡拉苏河有一个地方可以结成联军以对抗共同的敌人，那个地方便是波河区域。因此，样样条件都将汉尼拔引向意大利北部；而他父亲显然早就选中此地，因为公元前230年，当罗马人到这一带的时候，曾大为吃惊地发现过迦太基的勘察队。 汉尼拔宁选陆路而不选水路，原因就不那么明显；因为罗马的海上霸权和其与马西利亚的同盟，都不足以阻止他们由热那亚登陆，这一点不但显然，而且由继后的事实可以证明。史学权威们未能为我们提出充分资料或解释，而只凭猜测又嫌不足。汉尼拔必须要在两个危途之间做一选择。或许他认为海路有自然的风险与难以预料的海战，不若陆路确定，因为波伊人与因苏布雷人的担保是毫无可疑的；更且，即使他登陆热那亚，仍须翻山越岭；但他可能并不知道翻越亚平宁山比阿尔卑斯山容易得太多。不管怎么说，他打算采取的路途是凯尔特人的老路，凭着这条路，更多更多的人马都曾越过阿尔卑斯：凯尔特人的同盟与解救者可能不需冒鲁莽之险即能越过。 汉尼拔出发 于是，在适当的季节，汉尼拔召集他伟大远征的部队；步兵九万、骑兵一万二，其中三分之二为非洲人，三分之一为西班牙人。同去的三十七只大象，与其说是为了战争，不如说是为了让高卢人振奋。汉尼拔的步兵已不像赞提帕斯的那样，需要以象群为屏障，而汉尼拔本人也太明智，不可能随便运用这两刃刀，因为象群固可能用以攻击敌人，但也可能同样成为本军致败之因。将军以此部众，于公元前218年春，从卡塔赫纳向埃布罗河进军。将军将他的计划告知各个战士，尤其是他同凯尔特人的联系，以及此次远征的人力物力资源及目的。因此，即使普通的士兵——长期的争战已使他们的军事本能更为发达——都可以有清楚的观念，并感觉到他们的领袖那坚强稳定的手，以坚定的信心追随他去遥远未知之地；那令人激荡的演说更点燃了所有战士的心：在这次演说中，他把国家的处境与罗马的要求坦诚地置于他们面前，此次远征如果失败，他们亲爱的祖国必将沦为奴隶之地，而他们所厚爱的将军也将背负历史的罪名。 罗马的形势　罗马战争计划的犹豫不决 罗马政府，即使稳如泰山而又明智，也易于陷入贵族政府所常陷入的逆境。罗马人或许很知道他们所希望完成的是什么，也采取了种种步骤；但没有一步做得对，或做得是时候。他们本可早就主宰阿尔卑斯山的门户，击溃凯尔特人；然而，凯尔特人仍然有可畏的力量，而阿尔卑斯的门户仍然开放。他们本可严正地遵守公元前241年的和约，跟迦太基建立友谊，而如果他们不要和平，本也可以很久以前就把迦太基征服；但他们却因攫取萨丁尼亚而破坏和约，又任迦太基养精蓄锐二十年不受干扰。跟马其顿维持和平不难，但他们却为了一点小惠而背弃了友谊。在那个时候，必然缺乏一位有远大眼光可统观全局的政治领袖；因之做得不是太过，就是不及。现在，战争由敌人选择的时间与地点发生了，而尽管他们深信军力的优越，在行动的初期，他们还是在战争的目标与过程上感到惶惑。他们可以调动的战士多达五十余万，罗马只有骑兵略为逊色，在比例上不及迦太基骑兵那么多，因为他们的占十分之一，而迦太基的则占八分之一。任何经受战乱的国家都没有过相当于罗马的舰队，因为他们刚从亚德里亚海返航的舰队有二百二十艘五行桨的大划船。运用这种绝对的优势乃是不证自明之事。罗马人早已决定战争应始于登陆非洲。后来事情的发展则迫使罗马人计划同时登陆西班牙，以免西班牙军驰援迦太基。依照这个计划，当汉尼拔于公元前219年年初围攻萨贡托，因而两方已实际开战之际，罗马必须在该镇陷落之前于西班牙投下一支陆军；但他们却不但疏忽了荣誉，也疏忽了利益。萨贡托苦撑八个月，终归徒然；当该镇落入敌人之手，罗马竟然仍未配备起登陆西班牙的兵力。然而，在埃布罗河与比利牛斯山之间的村野仍是自由的，而其间的部落不仅是罗马的自然盟友，而且也像萨贡托人一样，接受过罗马使者的诺言，遭遇战争将火速驰援。从意大利循海路前往加泰罗尼亚不会比从卡塔赫纳循陆路更远；设若罗马人像腓尼基人一样，在萨贡托陷落并正式宣战后，于四月份派兵，则汉尼拔将会在埃布罗河的战场上与罗马人遭遇。 汉尼拔至埃布罗 不错，大部分军队与舰队最后终于备妥远征非洲了，而第二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受命率兵至埃布罗河；但他不慌不忙，而当波河一带叛乱，他又把准备登船的军队转用到此处，西班牙远征军则重新整备。因此，汉尼拔在埃布罗虽然遭遇顽抗，却仅系出自当地人，而由于在那时，对汉尼拔而言，时间比将士的生命更为珍贵，在经过数月的奋战，损失了他四分之一的人员后，他乃越过这个位置，到达比利牛斯山。罗马在西班牙的同盟会遭受这第二度牺牲，是易于料见的，正如罗马的拖延本可易于避免；不仅如此，如果罗马军能够及时登陆西班牙，汉尼拔的意大利远征可能都要因之改变，而在公元前218年春，罗马必已看出汉尼拔远征意大利的企图。汉尼拔无意牺牲他西班牙的“王国”，到意大利做亡命之徒。他用在攻取萨贡托与制伏加泰罗尼亚的时间，他为了占领埃布罗与比利牛斯山之间新得的领土所留下的兵数，足可证明，设若罗马派兵与他争夺西班牙，他绝不会放弃；而罗马人即使能够把他的出发时间拖住几个星期（这是重点），冬寒就会在汉尼拔到达阿尔卑斯之前将隘口封锁，而非洲的远征军则只能自退。 汉尼拔至高卢　西庇阿在马西利亚　强渡隆河 到达比利牛斯，汉尼拔将部分军队遣回家乡；这是他最初的计划之一，以便让士兵相信将军对成功的信心，并反驳士兵心中的预感，谓此次远征得以回归者少。汉尼拔带着五万步兵、九千骑兵——都是能征善战的精选之士——越过比利牛斯山，未遭遇困难，然后沿纳博讷与尼姆的海岸通过凯尔特人区；这个区域之所以向汉尼拔开放，部分是由原先的协议，部分是由迦太基人的黄金，部分则由武力。一直到七月底，他们到了阿维尼翁对面的隆河时，才遭遇到显然在等待他们的顽强抵抗。原来，执政官西庇阿在远征西班牙途中，登陆马西利亚（约六月底）后，得知发兵太迟，汉尼拔不仅已越过埃布罗，而且也越过了比利牛斯。在了解这个情势之后——或许这是罗马人第一次明白汉尼拔的动向与目的——执政官当即放下西班牙远征，而决意跟那边受马西利亚影响——因之也受罗马人影响——的凯尔特人取得联系，于隆河迎战腓尼基人，阻止他们过河入侵意大利。幸运的是，汉尼拔打算渡河的地段，那时对岸的凯尔特部队不多，而西庇阿统率的两万两千步兵、两千骑兵则仍滞留在马西利亚，尚在四日顺河而下的路程之外。高卢部队的传令兵立即通知他，汉尼拔的目的是在此地敌军众目睽睽之下，西庇阿抵达之前，将他的千万人马与大象运过急流；但他一条船都没有。他当即下令，将附近隆河所有航运业者的船只一律买下，不计代价，不足者，伐木为筏，以便大军得在一日之内渡河完毕。准备期间，由波米尔卡之子汉诺率一支强大分遣队，以急行军向隆河上流抢进，寻得适合地点渡河；在阿维尼翁上流两日行程的距离，他们找到了这样的地方，竟无防御。他们于此急速造筏过河，以便至对岸袭击高卢背部，因为高卢人已倾巢而动，以阻止汉尼拔主力军渡河。汉尼拔抵达隆河的第五日，汉诺出发的第三日，清晨，约定的、而汉尼拔焦急等待着的信号烟火从对岸上升了。当高卢人看到敌人的船队开始行动，因而急忙占领河岸时，却发现他们的营房突然大火冲天，惊慌之下，既不能抵挡攻击，又不能阻止渡河，乃溃散而去。 同时，西庇阿在马西利亚仍在召开军事会议，以商讨占领隆河津渡的适当计策，而即使凯尔特领袖的急讯传到，亦竟不为所动。他不相信他们的情报，只派了一支弱势骑兵至隆河左岸勘察。后者发现汉尼拔大军已全部渡至该岸，并将此岸占领，以保护唯一仍在右岸的象队渡河；罗马骑兵为了完成勘察任务，在阿维尼翁附近跟迦太基人的几个中队略战几回合——此次战争中罗马与迦太基军的第一次遭遇战——之后，即急返司令部报告。现在，西庇阿于急乱之下全军赶向阿维尼翁；但当他到达，连掩护象队过河的迦太基骑兵都已离去三日；这位罗马将军，别无他法，只得带着疲惫的大军与不大好的信誉返回马西利亚，一边辱骂迦太基军的“闻风丧胆”。这样，罗马人第三度纯由掉以轻心而背弃了他们的盟友，又失去重要的防卫阵线；尤有甚者，他们从错误的怠慢突然转变为错误的急乱，把几天前若做会有把握得多的事拿到几天后去做，却根本不顾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因而失去了弥补错误的机会。当汉尼拔已经到达隆河的凯尔特人这一边，便再也无法阻止他到达阿尔卑斯了；但如果西庇阿在接到最初的情报后当即整军前往意大利——经由热那亚前去，只需七天——同波河河谷军力较弱的部队会合，则至少可以让敌人遭到可畏的接待。但他不仅在阿维尼翁之行浪费了宝贵时间，而且——尽管在别的方面他相当能干——他既缺乏政治勇气，又缺少军事眼光，不能随形势的改变而变换其进军目标。他要他的兄弟格奈乌斯率领主力前往西班牙，自己则带少数部队前往比萨。 汉尼拔强越阿尔卑斯 汉尼拔在渡过隆河以后，召集部队说明他远征的目标，从波河区域到达的凯尔特领袖马基拉斯，也透过翻译向部队演讲，同时，在未受阻碍的情况下，继续通过阿尔卑斯重重的隘口。要选择那些隘口通过，并非易事；他没有时间在此缠战，也没有时间走迂回道路，他必须选择快捷，又要顾及当地居民的倾向。他选择的途径必须可以通过他的装备，他大量的骑兵，他的大象，他的大军又需可以征得维生用品——友善的供给也罢、武力的抢夺也罢；因为汉尼拔虽然用驮兽带出必备用品，却只够几日之用，而他的大军虽曾遭受严重损失，却仍将近五万。他没有选择沿海途径，倒不是因为会遇到罗马人的阻挡，而是因为那会偏离他的目标；但舍沿岸途径之外，古代从高卢人之地越阿尔卑斯山至意大利却只有两条知名的路途[5]；即科蒂安阿尔卑斯通道（热内夫尔山）与格雷晏阿尔卑斯通道（小圣柏纳德）；前者通往陶里尼人的领土，后者通往萨拉西人的领土（至奥斯塔和伊夫雷亚）；前者较短，但在通过隆河河谷之后，它进入实际上不可行而又荒瘠的德拉克、罗曼彻与上迪朗斯诸山谷，再经崎岖而贫穷的山野，至少需要七至八天的行程。最初把它扩建为军道的是庞培，使它成阿尔卑斯山南北两边的高卢人的一条较近的通道。 经由小圣伯纳德山的山道较长；但在越过隆河河谷东界的阿尔卑斯峭壁之后，就沿上伊泽尔山谷而行，这段谷地由格勒诺布尔经尚贝里直到小圣伯纳德山脚，换言之，即到较高的阿尔卑斯山峦的山脚，这是阿尔卑斯的山谷中最宽阔最肥沃的，也是人口最多的。再者，通过小圣伯纳德山的山道，虽然不是阿尔卑斯自然山道中最低的，却是最易行的；1815年，虽然尚无人为的道路开辟，奥地利炮兵却得以由此通过。总之，这条只行经两个山峦的山道自古以来即是凯尔特人进入意大利的军事大道。因此，事实上迦太基军别无选择。幸运的巧合是，汉尼拔选的这条途径，正好可以跟他同盟的凯尔特人接上——但这并不是他选此路的动机——因为这些部族住在小圣伯纳德山；而若走热内夫尔山山道，则会把他带至陶里尼人的领域，后者自古以来即是因苏布雷人的世仇。 于是迦太基军首先溯隆河方向，向上伊泽尔河谷而行，而非如人所料，取下伊泽尔河谷左岸最近之路，由瓦朗斯至格勒诺布尔，却是通过阿洛布罗吉人的“岛”——这个地方位置低，西北两边环隆河，南面为伊泽尔河，东面则为阿尔卑斯山；土壤肥沃，即在当时已人口稠密。汉尼拔之采取这个路径，是因为最短的那条会把他们带至实际上不可通行而又贫瘠的山区，而“岛”是平缓而肥沃的，跟伊泽尔河上流只有一面山壁之隔。沿隆河上行，横“岛”而过，至阿尔卑斯石壁山脚的这段，用了十六天，困难不大；而在“岛”上，汉尼拔巧妙地利用阿洛布罗吉人两个酋长之间的宿仇，而站在势力最大的一个一边，因之后者不但供应大军的日用品，而且还提供武器、衣服与鞋子。但在大军横越第一座阿尔卑斯山系时就差点毁灭；在这一带，只有一小山径可行（在小村契维鲁附近，越过猫山）。阿洛布罗吉人顽据隘口。汉尼拔早已取得情报，因此得以及早避免袭击。他在山脚扎营，待日落之后，凯尔特人均散至附近山镇，他乃于夜间占据隘口。如此，顶峰已被掌握，但那从顶峰至布尔热湖的极陡小径却使许多骡马溜下山谷。再者，凡有可栖之据点，均有凯尔特人攻击，十分恼人；基本上倒不是所造成的伤亡，而是军心的混乱；汉尼拔亲率轻装部队从高处向下攻打阿洛布罗吉人，轻易将之逐下山坡，造成彼等重大伤亡，然而迦太基军，尤其是辎重部队，因战斗之声更为骚乱。因此，在损失颇大之后到达平原，汉尼拔立即攻取最近的一个城镇，令蛮族惊恐奔逃，同时，尽可能补充他所损失驮兽与马匹。在悦人的尚贝里山谷休息一天之后，部队沿伊泽尔河上行，由于山谷宽阔，土地肥沃，既不缺供应，又未受袭击。直至第四天情况始变。这一天，他们来到休特隆内人的区域（现代的塔兰泰兹），山谷逐渐收缩，这是他们必得留神之地了。休特隆内人以花圈树枝欢迎他们（约在孔夫兰一带），供应他们物品与屠宰用的牛，为他们做向导；迦太基军从他们境内通过，就像经由友善之地。然而当军队到达阿尔卑斯山脚，当山径转离伊泽尔河，沿着黎克拉斯溪边的狭窄崎岖峡道攀登圣伯纳德峰时，休特隆内的民兵立即出现了，有些在迦太基军之前，有些在后，有些在包围着峡道左右两边的绝壁上，意图切断辎重部队。但精明的汉尼拔早已料到休特隆内人的礼貌是一种伪装，意在使他们的领土免被侵袭，而又可劫取丰富的战利品，因此把辎重部队和骑兵放在大军的前端，并由步兵全面掩护。由此他挫败了敌人的计划，却无法防止他们沿途随在山坡上端，滚石下山，造成相当重大的伤亡。在“白石”（直至现在仍叫la roche blanche[6]）——这是圣伯纳德山脚下一座白色孤峰——控制攀登此山的山径，汉尼拔跟他的步兵在山脚扎营，以掩护彻夜艰辛攀登峭壁的马匹与驮兽；在不断的浴血奋战中，第二天终于到达山道的顶点；在这里，环绕着一片小湖——多利亚河的源头——有两英里半的隐蔽平原，他让部队休息。沮丧之情开始袭击军心。那险困无尽的山道，供应品的匮乏，不断地遭受无法接近的敌人的攻击，那人马渐稀的部队，那受伤者与迷途者的无望处境，除了那热忱的领袖及其亲身随员以外，所有人都感到空幻的长征目标——这一切都开始在非洲与西班牙军的心中产生沉郁的压力，即使身经百战的老兵亦无法免除。但将军的信念却始终如一；迷途者回来了；友善的高卢人近了；分水岭已达，使登山者那般欢喜的下坡行程已经在望；在短暂的歇息后，他们鼓足勇气做最后而又最困难的奋斗——下山。军队受到敌人的骚扰不多；但时节已寒——已是九月初了——下坡维艰，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上坡时因蛮族的攻击所造成者。沿着多利亚河的陡坡下行时，由于雪封山道人畜常致迷路，而滑下绝壁。在第一日之末，他们遇到约两百步长的一段地方，克拉蒙山的绝壁不断落下崩雪，而此处即在夏日，亦终年冰雪不化。步兵得以通过，但由于冰上只积薄雪，而冰面险滑，因而马与象无法渡过；将军率辎重部队、骑兵与象队在此艰困地点扎营。 第二日，骑兵战士奋力掘沟，为马匹及驮兽准备行道；但一直到三天三夜不断的轮班工作之后，那冻饿得半死的象队才得以战兢通过。如此，在四天的搁延后，迦太基军重新会合；此后三天，在蜿蜒而日益肥沃的多利亚河谷进发，沿途受到萨拉西人（这个部落受因苏布雷人的保护）的欢呼，奉之为他们的盟军与解放者。九月中，迦太基军到达伊夫雷亚平原，人困马乏的部队得以在乡村休息两个星期，获得良好的照顾与看护，并补充那无比的艰困所带来的损失。设若此时罗马派遣为数三万的精兵——这个数目是他们毫无问题的——在都灵附近叫战，则汉尼拔的伟大计划便很可能折于半途；于他而言，幸运的是这一次罗马人又没有到达该到之处，使迦太基人平安地获得他们那么亟需的休养[7]。 结果 目标达成，但损失重大。五万精练的步兵与九千骑兵中——这是越过比利牛斯山时的统计——因冲突、行军与渡河而牺牲者过半。依照汉尼拔自己的陈述，现在他步兵不超过两万——五分之三为利比亚人、五分之一为西班牙人——骑兵不超过六千，其中有些已经失去坐骑；骑兵损失的比例较少，一方面是由于努米底亚骑兵的杰出，另一方面是由于将军对这支精选部队的谨慎使用。五二六英里的路程，三十三日的行军——其行程之得以继续并终到目的，全靠未曾预料的种种事件，及更为未曾预料的敌方怠忽；然而，这个行程却不仅牺牲了超过半数的人马，而且士气大伤，必须长期休养始得再度行动——这样的一次军事行动，究竟汉尼拔本人是否认为成功，确实值得怀疑。然而，在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务不可对将军施以绝对的责备；他所拟定的行动计划，我们确实看出许多缺点，然而我们无法确定他当时能够预见——因为他的途径所经过的是蛮族所据的未知地区——我们也无法确定其他的计划是否会使他遭遇的危险更少，例如，沿海岸进军，或从卡塔赫纳登船。就以计划的细心与优越的执行而言，绝对配得吾人赞叹。不论是什么原因使得行军产生如是结果——无论主要是由幸运或由将军优秀指挥——哈米尔卡的伟大观念，即在意大利与罗马的一决生死，现在终可实现了。筹思出这样的远征计划，是他的天才；正如斯坦因与沙恩霍斯特的任务比约克与布鲁克[8]的更为艰巨与高贵，因之，历史传统的智慧也总是着眼于那伟大的准备步骤中最后的环节，即阿尔卑斯山的攀越，而对它的赞美又总超过特拉西梅诺湖与坎尼平原之战。
[1]　关于这些事情，我们所得到的资料不仅不完整，而且是片面的，因为罗马编年史家所采用的迦太基文献，当然是迦太基主和派的。然而，即使从这些切割而错乱了的资料，两派的关系也可了然。至于主和派意图污蔑“革命分子”的低卑谣言，恐怕是历史中少见的了。 [2]　巴尔卡家族缔结了最重要的一些国家条约，政府机关的认可只是形式。罗马曾对此家族及元老院提出抗议。在很多方面，这个家族跟迦太基的关系类似于奥兰治王族（the Princes of Orange）对“大会”（the States-General，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由僧侣、贵族和第三阶级代表组成之议会）的关系。 [3]　the pillars of Hercules，非洲与西班牙南部之间的海峡。 [4]　Gerhard Johann Davidvon Scharnhorst，1755-1813，普鲁士将军。 [5]　由塞尼山的通道到中世纪才成为军事道路。东部的山道，如越过本宁阿尔卑斯或大圣伯纳德山（何况这也是由恺撒和奥古斯都辟为军事通道的），则当然是超出考虑之外的。 [6]　［法］白石。 [7]　关于这次著名的远征，其地理志上一些备受讨论的问题，由于魏克汉与克拉马二先生权威性的考察，可认为已经解决。至于也同样难以确定的日期问题，可以权作以下说明。当汉尼拔到圣伯纳德山的顶峰时，“群峰业已开始为厚雪所封”；雪铺山道，或许大部分并非新降，而系由雪崩所致。在圣伯纳德山，冬季约始于米迦勒节（Michaelmas，9月29日），雪则于九月始降；当前述二位英格兰人于八月底越过该山时，几乎未见路上有雪，但两侧山坡则为雪铺。因此，汉尼拔当在九月初到达隘口；这跟他“到达时冬季已近”的记载相符。如果汉尼拔九日后到达意大利，也就是九月中到达，则从此时到十二月底的特雷比亚之战中间的一些事件，尤其是把原先拟定运回非洲的利利俾军运往普拉森舍一事，就可以有余地安插。再者，这个假设也符合大军出发时——也就是在三月底——向集合的部队所宣布的预定进度，即行军当五个月。设若汉尼拔于九月初攀登圣伯纳德，则必然在八月初已抵隆河——因为他从隆河到圣伯纳德用了三十天——而设若如此，则在夏初登船的西庇阿（因此也就是至迟于六月初登船），必然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在航程上，不然就是在马西利亚任事不做，留了相当长的时间。 [8]　斯坦因，Stein，1757-1831，普鲁士政治家；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1755-1813，普鲁士元帅；约克，York，不详；布鲁克，Blucher，1742—1819，普鲁士元帅。 第五章 汉尼拔指挥下的战争从开始至坎尼之战 汉尼拔与意大利的凯尔特人 迦太基军出现在阿尔卑斯山靠罗马的这一边，立即使全盘态势发生转变，也破坏了罗马的作战计划。罗马的两支主力军，一支已经登陆西班牙，在那里卷入战争，要想召回已不可能。第二支，则在执政官提比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的指挥下受命前往非洲，所幸仍在西西里，这一次罗马人的拖延却有了正面的作用。迦太基派往意大利与西西里的两支海军中队，第一支为暴风所驱散，有些船只在墨西拿附近被叙拉古人所俘；第二中队意图袭击利利俾，不成，在该港外海于海战中败北，但由于迦太基海军一直在意大利水域存在十分不便，执政官乃决意在前往非洲之前，把西西里周围的小岛全部占领，驱逐迦太基舰队。夏天就这样过去：征服梅利塔，驱逐敌人舰队——后者袭击维伯（蒙特利昂）附近地区，劫掠布鲁提伊海岸，而他则以为会在利帕拉群岛找到他们——又等待情报，以决定非洲海岸何处适于登陆；因此，当元老院的命令下达，要他们尽速返航，以捍卫家园的时候，他们仍在利利俾。 如此，两支罗马大军——每支军力皆与汉尼拔军相等——均在离波河河谷遥远之地，而罗马人全未料及敌人会从这个角度进攻。不错，那一带并非没有罗马军，因为在迦太基军到达之前，凯尔特人就在那一带叛乱。在普拉森舍与克雷莫纳建构的两个要塞（各容六千殖民），尤其是在波伊人的领域中构筑穆蒂纳要塞的准备行动，于公元前218年春即逼使波伊人叛变（此时他们尚未与汉尼拔联盟），因苏布雷人则立即加入。业已落居在穆蒂纳的殖民人员遭受袭击，避入城镇中。驻守亚里米伦的总司令，军事执政官鲁西乌斯·曼利乌斯急忙率领他单独的一个军团解救被封锁的殖民；但他在树林中遭受袭击，伤亡重大。于是他退往山上，复被波伊人所困，直至另一个军团在军事执政官鲁西乌斯·阿蒂利乌斯的率领下由罗马赶至，解救了军队与城镇，才暂时平定了高卢人的叛乱。波伊人早发的叛变一方面因为延迟了西庇阿前往西班牙的时间，因而有助于汉尼拔的计划，但另一方面，却又不利于汉尼拔，因为如果没有这次叛变，除了几处要塞之外，他可能发现整片波河河谷都空无守备。不过遭受严重伤亡的这支罗马部队，总计不及两万，为压制凯尔特人已分身乏术，根本想不到要去占领阿尔卑斯的山道了。只有到了八月份，执政官普布利乌斯·西庇阿带少许部队从马西利亚返回意大利时，罗马才得知山道已遭威胁，然而即在此时，他们或许仍旧不以为意，因为他们以为阿尔卑斯山本身就足以挫败敌人的愚行。因此，在这决定性的时刻，在这决定性的地点，甚至连一个罗马的前哨站都没有。汉尼拔有充足的时间休养生息，用三天的时间攻克向他关闭城门的陶里尼人首府，在西庇阿奉命率军赶至波河河谷之前，威迫利诱波河上游河谷所有的利古里亚与凯尔特社团加入联盟。 西庇阿在波河河谷　提契诺遭遇战　驻军普拉森舍 西庇阿所率陆军比迦太基军薄弱不少，而骑兵更差；但他的任务却非常艰巨：阻止优势敌军前进，压制到处窜动、势如燎原的凯尔特人的叛变。汉尼拔在攻取陶里尼之后，逆波河而下，意图解救因苏布雷人与波伊人，而西庇阿则可能在普拉森舍渡过波河，逆波河而上，与之接近。在提契诺与塞西亚之间的平原，距离其地不远处，与轻骑兵相混合而做侦察工作的罗马骑兵与做同样工作的迦太基骑兵相遇，而两军均由统帅带领。迦太基人叫战，西庇阿接受之，而不顾敌人的优势；他置于骑兵前方的轻装步兵在敌人的重骑兵之下溃散；迦太基重骑兵与罗马骑兵在前面缠战时，努米底亚的轻骑兵则放下溃散的罗马步兵，攻击罗马骑兵侧翼与背后。战事因以决定。罗马人的损失非常惨重。那做将军不足而做战士有余的执政官，伤及要害，性命之得以保全，全靠他十七岁勇武的儿子，率先冲入敌阵，因而也迫使他的中队追随其后，将乃父抢救出来。这次的遭遇战使西庇阿眼睛为之一亮，看出敌人的强劲，而自己在弱势的兵力下背水一战实非上策，于是决定在敌军众目睽睽之下，渡波河返回右岸。由于军事行动转入比较狭窄的空间，罗马军的所向无敌的幻象也烟消云散，他那原先被年轻的敌将暂时瘫痪了的可观军事天才又开始发生作用。当汉尼拔在准备一场对阵战的时候，西庇阿却由迅速计划又坚决执行的行军，到达他在险恶的时候曾经离弃的波河右岸，并于过河之后将桥梁拆除；不过，六百名掩护拆桥工作的罗马分遣队却被拦截逮捕。汉尼拔这边，由于波河上流仍在手中，他渡河之举并未因西庇阿的拆桥而受阻，他由船桥渡河，几天之内就在右岸与罗马军对峙了。罗马军布阵于普拉森舍前方的平原，但军中一支凯尔特族部队兵变，加上高卢人的叛变四面蜂起，迫使执政官退出平原，而布阵于特雷比亚后面的群丘。这项撤退工作损失并不严重，因为奉命追击的努米底亚骑兵把时间浪费在劫掠与纵火焚烧敌营。西庇阿的这个位置相当巩固，因为左翼依亚平宁山，右翼依波河与普拉森舍要塞，前方由特雷比亚河（在那个季节，河水颇为可观）防卫；然而他从这个位置却无法救取他在克拉斯蒂迪乌姆（卡斯特吉奥）丰富的库藏，因为道路被敌军切断；再者，除塞诺马尼以外，几乎所有的高卢地区都兴起叛乱，他无力平息；然而他却完全制止了汉尼拔的前进，迫使后者在罗马军对面扎营。再者，西庇阿所选的这个位置以及塞诺马尼人的立场，使高卢叛军的主力无法与迦太基军直接结合，并使从利利俾到达亚里米伦的另一支罗马军有机会通过叛变地区，到达普拉森舍，沿途未受严重阻挡，而与波河的军队会师。 特雷比亚之战 西庇阿漂亮而完全地解决了他的难题。现在，罗马军将达四万之众，虽然在骑兵方面不及敌人，步兵少说也可相匹，只要稳定地布阵在目前的位置即可使敌军难以对应；因为敌军不是被迫于冬季渡河，就是进入冬营；渡河固然艰困，入冬营也颇为危险，因为高卢人浮躁，难安于静蛰不动。这种情势再清楚不过，然而同样清楚的是，现在已是十二月，如果采用前述的计划，胜利固将属于罗马，却不属于现任的执政官提比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因为他的指挥权仅因西庇阿受伤才暂得委任，西庇阿的任期却又仅余数月。汉尼拔通晓人性，不会忽视诱他作战的机会。忠于罗马的凯尔特村落被迦太基夷平，结果导致罗马与迦太基两万骑兵开战；这时，汉尼拔则让敌军略尝胜利滋味。不久以后，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迦太基全面进攻，大出罗马军意料之外。从凌晨开始，罗马轻装步兵就与敌人轻骑兵处于散兵战的状态；后者逐渐后退，罗马人则渴切追逐，直至河水暴涨的特雷比亚河中，以便求取已得的战功。突然，敌人骑兵勒马不退；罗马前锋发现汉尼拔军已在彼等选择的战场布阵以待；除非主力军全速赶至支援，前锋必然全军覆没。罗马军赶至，饥饿、疲困而全身冷湿，匆促布阵，即骑兵置于两翼，步兵位于中央。形成两翼之前锋的轻装步兵已开始接战；但罗马人对抗骑兵的箭矢用罄，随即败阵。同样，两翼骑兵亦开始溃散，因迦太基象队势不可当，而其骑兵声势浩大。但罗马步兵终名不虚传：初战之际，与迦太基步兵相较即显绝对优势，即使在罗马骑兵溃败，而导致敌军骑兵与轻装部队转攻罗马步兵之际，后者固然未再制胜，却仍能顽守阵地。这时，一支精选的迦太基部队，约两千人，半为步兵，半为骑兵，在汉尼拔的弟弟马戈率领下，突然从罗马军背后埋伏之地杀出，直扑密接战阵。罗马军两翼及中央的背后因而被冲破，然第一师，计一万人，以密集队形从迦太基军中斜向强行通过，造成迦太基军重大伤亡，而高卢叛军受创犹重。这一支勇武的部队在只有弱势兵力的追击下，抵达普拉森舍。其他罗马军企图渡河时，大部分为敌人象队与轻装部队所杀；只有一部分骑兵与若干支队，得以涉水而过，到达营地，并因迦太基军罢追，也得以抵达普拉森舍。极少有比特雷比亚之役更能赋罗马士兵以荣誉的，但也极少有比此役更有损司令之誉者；确实，任期即满的总司令不可统军作战，荆棘上不可望生无花果。然而，即使胜利者所得的胜利亦付出惨重代价。倒于战场的虽然主要为凯尔特叛军，但汉尼拔的精兵却因此役的冷雨，死于疾病者颇众，大象悉数毁灭，仅余一只。 汉尼拔君临意大利北部 入侵军首度的胜利结果，使部族叛变蜂起，燎遍凯尔特地区。波河一带的罗马军撤入普拉森舍与克雷莫纳要塞，因之退路全断，只靠水路维持供给。得以逃离者，唯执政官提比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他为赶往罗马选举，带少数骑兵护卫，竟得奇迹般免于被捕。汉尼拔为了部卒健康，不得再冒寒湿作战之险，乃就地扎营度冬；大要塞难攻，因之只对普拉森舍河港及其他罗马小据点侵袭。这个冬季，他主要用心于组织高卢叛族：据说，凯尔特人加入迦太基军者，达步兵六万、骑兵四千之巨。 汉尼拔的军事与政治处境 公元前217年之役，罗马城并未做特殊的应战准备。元老院认为——实则也并非没有理由——虽然这次战争失败，他们的处境并不十分危险。除了派往萨丁尼亚、西西里和塔伦图姆的卫戍部队，西班牙的增援军之外，新任的两位执政官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和格奈乌斯·塞尔维利乌斯所得到的兵源只足以补齐四个军团的编制人数；只有骑兵比原先加强了。两个执政官必须保持住北方前线，因之须驻守从罗马通往北方的两条公路，其中靠西的一条止于阿瑞底姆，靠东的一条止于亚里米伦；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驻守前者，格奈乌斯·塞尔维利乌斯驻守后者。他们命令波河一带要塞中的部队到此与他们会合——可能是由水路——等待季节转好，然后守住亚平宁山道，再然后，采取攻势，进入波河河谷，于普拉森舍附近会师。但汉尼拔却无意防卫波河河谷。他或许比罗马人更了解罗马人，而且也明白，尽管特雷比亚之战赢得漂亮，他却绝对处于弱势，而且将一直如此下去；他也知道，他最后的目标——屈服罗马——既不能用恐怖手段达成，也不能用袭击达成，而只能完全征服那高傲的城市。意大利联邦，在政治的团结与军事的力量上，要远超乎他这样的敌人，因为他从本国所得的援助不但不规则，而且随时会断绝；而目前他则唯有意大利境内善变而浮躁的凯尔特人的资助；再者，腓尼基的步兵，尽管汉尼拔费了极大的苦心，从战术观点言之，却远不及罗马步团，这已从西庇阿的防御阵势与特雷比亚败军漂亮的撤退证实。由这两个认识，产生了两个基本原则，决定了汉尼拔在意大利整个行动的方法——即是，战争的行动地点与计划要不断地改变；这个战争的重要是求取政治上的成果，而不是军事上的成功——也就是逐渐松懈意大利联邦，最后瓦解之。这种战争方式是必要的，因为汉尼拔有许多处于劣势之处，而他唯一胜于敌人的一点——也就是他的军事天才——若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就必须时时以变化莫测的态势使敌人疲于奔命。如果战事一旦以固定的阵势相对，他就完了。这个目标是他正确的政治头脑告诉他的，因为，在战场上他虽是个了不起的征服者，他却清楚看出，他每次所击败的都只是将军，而不是罗马城，而每次战后，罗马人都重又凌驾迦太基人之上，正如汉尼拔本人凌驾在罗马各将军之上一样。汉尼拔即使在较幸运的时候仍能如此明确，确实是比他最奇妙的战争还更为奇妙的。 汉尼拔穿越亚平宁 由于这样的动机——而不是由于高卢人恳求他不要以他们的乡土为战场（这种恳求是不会对他产生影响力的）——汉尼拔乃把新近取得的行动据点放弃，战场移至意大利本土。在出发之先，他下令将所有俘虏均带到他的面前。他下令将罗马人挑出，戴上锁链——有的记载说，凡能执兵器的罗马人，落入他手中者，一律处以死刑，至少是夸张的——而凡是意大利联邦的被俘者，则不需赎金即予释放，但要他们回家传达此意：汉尼拔来攻打的是罗马，而非意大利；他许下诺言，让意大利的每一个社团都恢复其祖先原有的独立与边界；这位解救者即将随他解放的人而到，诸族欲得解放或得报复，随各族自行选择。这样，在冬季结束，他便从波河河谷出发，在亚平宁山区中探寻路径。此时，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带着伊特鲁里亚军，仍驻守于阿雷佐，以待气候一旦许可，即班师鲁卡，以保卫阿尔诺山谷。但汉尼拔已经料定他的计划。亚平宁山脉的山道，尽量采用西边的，也就是尽量远离敌军的方向，行军并不困难；但在赛丘与阿尔诺之间的沼泽地，则由于融雪及春雨而水漫四野，全军有四天四夜浸于寒水中，夜间除却堆积起之行李及倒下的驮兽之外，无任何可歇息之处。部队经受无可说明的痛苦，尤以高卢步兵为甚，因为他们走在迦太基军已轻践踏得无法通行的路径上，怨声载道，若不是迦太基骑兵在马戈的率领下殿后，使逃无退路，高卢军必不剩一人。马匹由于蹄部遭犬瘟热袭击，死尸成堆；士兵亦遭各种疾病侵袭；汉尼拔因眼疾而一目失明。 弗拉米尼乌斯 但目的却终于达成。汉尼拔于菲耶索莱扎营，而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仍在阿雷佐等待道路可通之际，即当阻挡汉尼拔军。然而现在情势却完全改观；那执政官在山口本足以抵挡迦太基军，而现在在开阔的战场上则已绝非敌手了，他应当等待那现在在亚里米伦已全无用处的第二支部队到达。但他自己却不是这样想。他本身是一个政党领袖，由于致力限制元老院的权力而获得特殊的地位；在执政官任期中，贵族阴谋抵制他，他因之愤愤于怀；由于他反对贵族党派之争的旧路——反对得或许有道理——因而对传统与习俗都抱着蔑视的抗逆；一般人对他盲目崇拜，他则陶醉其中，同时也陶醉于对贵族派的深仇大恨中；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坚不可摧的信念，认为自己是军事天才。公元前223年他率军剿除因苏布雷人之役，在无偏见的人看来，只证明士兵的优秀往往可以弥补将军们的错误，他和他的附和者们却认为这是无可驳斥的证据，证明罗马人若想令汉尼拔速亡，唯一的办法就是将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置于众军之首。一时议论蜂起，致使他第二度被选为执政官，而战胜的希望如此弥漫，以致未曾武装而渴望乘机分取胜利的群众随之而来，依照公正的史学家的记载，人数竟比军团士兵犹多。汉尼拔的计划正以此种情势为基础。他不攻执政官，却从他的军团旁边擦过，所过之处均遭他的骑兵与凯尔特人劫掠——后者对劫掠之术特为精通。执政官原先答应让他们分享战利品的社团，现在因在执政官眼睁睁的情况下遭劫掠而怨声四起，敌方则传话过来，他们不相信这个执政官在他同事的部队到达之前有能力与决心跨出一步；于是执政官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乃决心施展其军事天才，给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一个严厉教训。 特拉西梅诺湖之役 没有任何计划比这次更成功的了。迦太基军切过阿雷佐，慢条斯理地通过肥沃的其亚纳山谷，开向佩鲁贾；执政官率军急起直追，在科尔托纳地区追及；而汉尼拔，对敌军动向了如指掌，此时已从容部署于他选择的战场——一条在陡峭山壁之间的峡道，其出口由高山所封，其入口由特拉西梅诺湖所阻。汉尼拔以精锐部队挡于出口，轻装部队与骑兵则埋伏于峡道两侧。罗马大军毫不犹豫地进入空寂无人的山道，浓密的晨雾使他们昧于四周动静。当罗马前头部队接近山顶时，汉尼拔下达战令；从高地绕行的迦太基骑兵此时封住山道入口，正在此际，晨雾渐散，现出左右悬崖敌军林立。根本没有战争，仅溃败而已。尚未进入山道者被骑兵驱入特拉西梅诺湖。主力军几乎在无力还击的情况下，被歼灭于山道，其中大部分，包括执政官本人，在行进中被砍倒。罗马军的前头部队，由六千步兵形成，直从敌人步兵中穿过，再度证明了罗马军团的无敌；但由于与其他部分切断，在不知其本身命运究系如何之下，茫然前进，而于第二天，在他们所占领的小山上被迦太基骑兵包围；他们要求容他们自由撤退，但被汉尼拔拒绝，因之全为所俘。罗马军倒于战场者凡一万五，被俘者亦一万五，换言之，全军覆没。迦太基军损失轻微，仅折兵一千五，而仍是大多为高卢人[1]。接下来，就像这样还不够似的，在特拉西梅诺湖之役以后不久，格奈乌斯·塞尔维利乌斯从亚里米伦派来驰援的四千骑兵（由盖乌斯·森特尼乌斯率领，而格奈乌斯·塞尔维利乌斯本人则率主力缓进）也同遭迦太基部队包围，部分被歼，部分被俘。伊特鲁里亚全地尽失，汉尼拔可以长驱直攻罗马了。罗马人做了最坏的准备：他们拆除台伯河上的桥梁，派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慕斯为独裁者，修复城墙，指挥防御部署，并组织预备部队。同时，两支新的军团编成，用以弥补被歼的两支，在围城战中可负重要任务的舰队也进入备战状态。 汉尼拔在东岸　迦太基陆军重新整编 然而汉尼拔比皮拉斯有远见。他不进军罗马；他也不找能干的将军格奈乌斯·塞尔维利乌斯对阵——后者在北部的公路上，以要塞为助，全军仍未受创，因之可能使他陷于苦战。汉尼拔再度奇兵制胜。他越过斯波莱提乌姆（此处他偷袭未成），穿过翁布里亚，将遍地罗马农舍的皮塞努姆地区夷为平地，然后驻军于亚德里亚海岸，他的人马由春季之战而来的伤患疲惫仍未痊愈；他在此地休息了相当长的时期，使他的部队得以在这悦人的地点与季节养精蓄锐，以大批的战利品来供应他的利比亚步兵，按罗马编制整编。再者，从这个地点他重拾跟他祖国久断的联系，由水路快传捷报。最后，当他的部队元气已充分恢复，并对新武器学得适当运用之后，他拔营沿海岸向意大利南部缓缓移动。 法比乌斯 选这个时间重编他的步兵，是正确的判断。在敌人领土的心脏地带休养生息，实行史无前例的彻底整编，意图以相形较弱的非洲军团来挑战那所向无敌的罗马军团，实属大胆之举；但由于罗马处于惊慌状态，急于准备敌人攻城，因而迦太基军至少有四个星期未受骚扰，而得以完成其整编任务。然而汉尼拔的另一个希望——罗马联邦将从此时开始崩溃——却未能如愿。就这一方面而言，伊特鲁里亚人（他们上次的独立战争主要是靠高卢佣兵）是最无足轻重的，联邦的精英，尤其从军事观点言，主要由萨贝利人诸社团（仅次于拉丁诸社团）组成，而现在，汉尼拔则已来到他们附近，因为他对此诸社团的重要性有所了解。但城门一个连着一个向他关闭，意大利人的社团中没有一个跟腓尼基结盟。这是罗马重大的、事实上是成败关键之所系的成功。然而，罗马却觉得让这些盟邦未有罗马一兵一卒的监视而遭受这种考验非常不智。独裁者昆图斯·法比乌斯将两支在罗马新编的补充军跟亚里米伦的部队会合，当汉尼拔越罗马要塞卢克利亚，前往亚壁的时候，罗马军旗已在他的右翼艾卡出现。然而罗马的军事领袖却已不再追随他前任的覆辙。昆图斯·法比乌斯是个年事已高、深思熟虑而坚毅的人，但不少人认为他这个特点只是做事拖延而顽固。他尊重古代的优良传统，尊重元老院政治的万能，尊重城守的指挥权；他认为，除了祭献与祈祷之外，拯救国家的唯一途径就是有条有理的作战。在政治上，他是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的敌人，于今，由于罗马人对弗拉米尼乌斯没头没脑的好战主义深恶痛绝，乃召命他为国事的最高裁决者；于是，他出发扎营了，同时下定决心，不论代价如何，绝不做对阵战——正像他的前任下定决心不论代价如何，绝对要拼个你死我活一样。他坚定不移的信心是，敌军的生存必须依靠征收粮草，他们这种征收的行动可由零星的接触战削弱，因此不难使他们逐渐冻馁；因而，战略的第一要则乃是不以正面接触而达成阻止汉尼拔前进的任务。 进军卡普亚，回师阿普利亚 汉尼拔，由于他在罗马城与罗马军中的间谍，立即得知事情的动向，因之也立即依照罗马将军个人的性格而调整其作战计划。他越过罗马军，翻越亚平宁山脉，进入意大利心脏区，挥军贝内文托，在撒姆尼与坎帕尼亚交界处，取得开门求降的特里西亚镇，然后转向卡普亚；此城在附属于罗马的意大利城镇中地位最为重要，也正因这个原因，比任何社团都更遭罗马政府的压榨与欺凌。汉尼拔曾与该城取得联系，因之使他以为坎帕尼亚人会背离罗马同盟，但这一方面他却失望了。因此，他撤回脚步，转向阿普利亚。迦太基人的行军，罗马独裁者始终都在高地跟随，而迫令他的士兵手握武器，却眼睁睁看着努米底亚骑兵到处劫掠罗马忠实的盟邦；村落到处一片火海；士卒大愤。最后，他终于向气急败坏的罗马军开放了攻击敌人的希望。当汉尼拔开始撤退，法比乌斯在卡西利努截断他的退路（现代的卡普亚），于沃尔图诺河左岸部署劲旅，右岸高地由主力军占领，沿河而行的路口则由四千人驻守。但汉尼拔却令其轻装部队攀上悬临道路上端的高地，赶着若干角上点了柴捆的牛前进，因之夜间看来，迦太基军似乎在持火炬前进。负责挡路的罗马部队以为自己已被围困，再阻道路已是多余，便由侧向行动，也爬上了相同的高地。因此，汉尼拔乃率其主力自由由道路撤退，未见任何敌人；第二天早晨，他的轻装部队未遭严重困难即返回主部，而罗马军却受严重损失。如此，汉尼拔在未受阻挠的状态下，继续其东北向的进军。他迂回绕道，经过赫彼奈、坎帕尼亚、撒姆尼、帕埃利尼和弗兰坦尼亚各族地区，所到之处，尽征粮税，而未遭抵抗；如此，他带着丰富的战利品和充实的财库又来到卢克利亚，而适值该地开始秋收。他行军所至之地，没有一处遭遇积极抵抗，但也无一处取得同盟。他已明白，除了在开阔之地进入冬营之外，别无他法，因此他开始在敌国中征收大军所需的冬令补给。为了这个目的，他选择阿普利亚北部开阔而大部分平坦之地，有充足的谷类与草类，也可由他的优秀骑兵完全控制。在卢克利亚以北二十三英里的格鲁尼翁筑起了壕沟营。全军的三分之二，每日派遣出去征集用品，汉尼拔带同其余则进入备战位置，以保卫营区及派出的队伍。 法比乌斯与米努修斯 罗马营因独裁者暂返罗马，由骑兵队长马库斯·米努修斯代理指挥；后者认为这是一个适当的机会，可更为接近敌人，因之在拉林纳提人的地区构筑一个营区。仅由他的出现，迦太基的征粮部队就受到阻碍，而另一方面，由一连串的遭遇战，他不但孤立了腓尼基的分遣队，甚至孤立了汉尼拔本人，把敌军从前进据点逐回，因而迫使他们集中于格鲁尼翁。消息添油加醋地传抵罗马后，群情大哗，昆图斯·法比乌斯遭猛烈攻击。这也并非无风起浪。罗马这一边以守势为主，以断绝敌人供给为迫使敌人投降之计固然不错，但想饿死敌人的这种防卫体系仍然殊有怪异之处，因为现在敌人正在数目相等的罗马大军众目睽睽之下大肆劫掠意大利中央地区而未遭任何阻碍，目前则已由劫掠所得，不虞匮乏地进入冬营。格奈乌斯·西庇阿镇守波河的时候，采用并不是这种守势，他的继任者却企图在卡西利努不明就里地依样葫芦，结果大败，为罗马城中冷嘲热讽的分子提供了丰富的话题。当汉尼拔向意大利各社团那么明白地显示了迦太基军的优越以及罗马支援的全无时，各社团竟仍坚不动摇，实是令人惊叹；然而，他们究竟能够忍受多久这双重战争的苦难，任自己的百姓在罗马军两眼睁睁的注视下生灵涂炭？何况，罗马将军之采取这令人费解的态度，绝不是罗马军人使然。不错，罗马军有一部分是由紧急召集的民兵组成，但部队的精英——包括原先驻守亚里米伦的部分——则是能征善战的；这支军队不但未因上次战败而气馁，而旦极端愤恨于他们的将军——“汉尼拔的跟班”，他们这样叫他——使他们所处的耻辱地位，因此大声疾呼要求抗敌。在人民集会上，最猛烈的斥责指向了那顽固的老人。他的政治敌人——以卸任的军事执政官马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为首——紧抓这个机会不放（我们必须了解，独裁者是由元老院指派，而其职位被人认为是保守派的守护者）。这些人，结合了不满的士兵与被劫掠的庄主的呼声，达成了一个不合法制的、荒谬的决议，使昆图斯·法比乌斯的副官马库斯·米努修斯和法比乌斯共为独裁者，而忘记所谓独裁者之设置，其本意是在国家危急之际，独自裁决，以免指挥权的分立所产生的恶果。因此，那不久前才由贸然分为二部的情况共置于统一指挥下的罗马军，现在又分割为二了；不仅如此，两部的统帅所遵循的战争计划根本南辕北辙。昆图斯·法比乌斯当然比以前更紧紧把持守势战略不放，马库斯·米努修斯则急于要在战场上证明他配得上独裁者的称号，于是以不相称的兵力发动了匆促的战争，而若不是他的同事率领新编的部队介入，他可能片甲无回。这一战，又证明了消极守势的正确性。然而事实上，汉尼拔在这次战役中已经得到了军事行动所能得到的一切：他的主要目标既未被他急躁的敌人所挫，亦未被那不慌不忙的敌人所阻；他征收粮秣的行动虽然并非没有困难，但整体说来是如此成功，以致大军在格鲁尼翁度冬，未有任何怨言。拯救了罗马的，并不是“拖延者”[2]，而是意大利联邦的紧密结构，以及西方人对那迦太基英雄的恨恶。 罗马新的作战准备　保卢斯和瓦罗 罗马尽管连遭不幸，自尊心却屹立不摇。叙拉古的希罗王和意大利的希腊城镇提供援助（这次战争，在意大利各地的罗马联盟中，受害最小的是希腊人的城镇，因为他们没有派遣部队），都被罗马推谢了。伊利里亚人的各部族首领都收到通知，不许疏忽贡税；甚至马其顿王也受命将赫瓦尔的德米特里厄斯递解。最近的战事虽然证明了法比乌斯的拖延法有其效用，元老院的大部分人却仍旧毅然抛弃这样一种缓慢而必然断送国家命运的战法；那受人赞扬的独裁者之所以奋战失败，其过不在奋战（这可以说是有其正确性的），而在于罗马人只打了片面战争，而且交给他的兵力过少。现在，他们决心更正这个错误，配备一支罗马人从没有送出去过的大军——八个军团，每个比正常编制多出五分之一，此外，由联邦提供数目相同之兵力——足以粉碎那数目不及一半的敌人。再者，军事执政官鲁西乌斯·波斯图米乌斯率一个军团前往波河河谷，设若可能，将汉尼拔军中的凯尔特人抽出，劝返回乡。这些决心都是明智的，唯一需要他们做同样明智决定的是最高指挥权的问题。昆图斯·法比乌斯的僵硬马车以及由此引起的煽动者之攻击，使独裁制与元老院的声望空前低落：百姓之间——无疑有人民领袖的纵容——到处传言，元老院故意延长战争。再指派独裁者已不可能，因之元老院乃试图选举得当的执政官；但这项意图却只激起彻底的猜疑与顽抗。元老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推出了它的候选人之一，鲁西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因为此人曾于公元前219年指挥伊利里亚之战，而颇有表现；公民的绝大部分则共推马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为共同独裁者；瓦罗乃是受人民拥戴的党派之候选人，但他除了激烈攻击元老院以外别无所长，他最杰出的表现是建议选马库斯·米努修斯为共同独裁者，而他自己之所以推荐于群众者，则只由于出身的卑微与厚颜莽撞。 坎尼之战 当罗马城中在准备下次战事的时候，阿普利亚的战火业已重燃。汉尼拔，在时节允许他离开冬营时，立即决定了战争路线。他采取攻势，从格鲁尼翁出发，向南，经过卢克利亚，越过奥菲杜斯，取得坎尼城寨（在卡诺萨与巴列塔之间）；这个城寨控制卡流苏门平原，因之是罗马的主要兵库之一。罗马这方面，由于法比乌斯已在中秋依法辞却独裁之职，现在军队便由格奈乌斯·塞尔维利乌斯和马库斯·雷古卢斯率领；此二人，原为执政官，现在则成为次执政官，衷心不悦，却又无法改变事实。不论从政治或军事立场而言，现在都比任何时期更须制止汉尼拔前进，其方法即是对阵战。元老院下达了具有这种含意的命令，而两位新的总司令，保卢斯与瓦罗，于是于公元前216年夏初抵达阿普利亚。罗马军有四个新军团，再加同数的联盟军，共达步兵八万（半数为自由民，半数为盟军）、骑兵六千（三分之一为自由民，三分之二为盟军）；汉尼拔则骑兵一万，而步兵仅只四万。这样一场对阵战是汉尼拔再切望不过了，不仅是由于前已述及的原因，而且特别因为宽广的阿普利亚平原可以任他尽量发挥他骑兵的优越性；再者，虽然他有优秀的骑兵，但罗马兵力两倍于他的大军扎营于附近，又有连串的堡垒做依托，使他日用品的征集倍感困难。罗马这方面，如前所说，也已决心一战；但其中较明智的一个，却看出汉尼拔的有利态势，因此认为暂时应当先按兵不发，只扎营于敌军附近，迫其后退，而在其较为不利地点一战。持此观点的便是保卢斯；因此，对着迦太基军于坎尼的军营——在奥菲杜斯河右岸——他建了两个罗马军营，均在该河更为上流之地，其中较大的，也在该河右岸，较小的，则在左岸，距河一英里，距敌营亦一英里；他这样做是为了在两岸均阻止敌人的征集部队。但这种“迂腐的”军事布置是他的民主派同僚所不能赞成的——到战场上来是为挥刀的，而不是放哨的，这个话已经说得太多了——因之下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见敌人就打。由于军事会议一向就遵循一个愚蠢的惯例——两个总司令，今天你当家，明天我做霸——那么，除了让这人行道上的英雄霸道之外，又还有什么办法？是以，在罗马主营中只留了一万人，以便在两军酣战之际，夺取迦太基军营塞，因之截断敌军渡河的退路。于是，照未更正的历书，在八月二日，照更正过的历书，或当在六月，罗马大军渡河——此时节，河水浅，不碍行军——在罗马较小的军营附近布阵——这罗马的小军营距敌营最近，介于罗马大军营与迦太基营之间，业已在进行散兵战——布阵之地本身，则是河左岸从坎尼向西延伸的广大平原。迦太基军也随之渡河，其左翼依于河边，而罗马军则右翼依于河边。罗马大军营置于两翼者照旧为骑兵，弱部——由自由民组成，保卢斯率领——在右方，靠近河边；强部——由盟军组成，瓦罗率领——在左方，向平原。中央置纵深异乎寻常的步兵，由次执政官格奈乌斯·塞尔维利乌斯指挥。正对这中央战队，汉尼拔布置的是新月阵形的步兵，突出的图形部分为佩戴本土甲胄的凯尔特与伊比利亚战士，而配备了罗马武装的利比亚部队则构成后收的月尖两翼。在河边，布置的全部是重骑兵，由哈斯德鲁巴指挥；平原一边，则为努米底亚轻骑兵。在骑装部队短暂的散兵战后，立即全线交战。迦太基的轻骑兵力战瓦罗率下的重骑兵，努米底亚人不断进攻，而无决定性战果。中央，罗马军团则将首先遭遇的西班牙部与高卢部悉数剿灭；胜利者乘势逼进，急求战果；但右翼之罗马军则已处于不利。汉尼拔仅求先缠住敌军左翼骑兵，然后率同哈斯德鲁巴全体正规骑兵横压罗马军较弱的右翼，首先击溃之。罗马骑兵在勇敢抵抗之后，终于弃手，未遭落马者，均被逐赶过河，溃散于平原；保卢斯负伤，奔至中央战阵，意图扭转步兵军团阵势，或与之共生死。而罗马步兵此时则由于敌军步兵的前涌，为乘胜一举而破之，乃改变其前方部署，使成攻击纵队，以楔形阵势穿入敌人中央。在这种阵势下，他们遭到从左右两方轮转而来的利比亚步兵的猛烈攻击，其中一部分被迫停止前进，以便抵抗侧翼来的攻击。于是，罗马步兵的前进遭到遏止，然其主部已太拥挤，此时已经不再有施展空间。同时，哈斯德鲁巴在彻底击败保卢斯翼以后，重新召集整编其骑兵，率奔敌军中央部队之后背，攻击瓦罗部。瓦罗的意大利骑兵，与努米底亚人缠战业已穷于应付，在双重攻击之下，迅即溃散；哈斯德鲁巴，将追击逃军的任务交与努米底亚人，第三度集合其部队，奔攻罗马步兵背后。这一击成为决定性的行动。逃无退路。如罗马人在坎尼之役如此庞大的军队之彻底毁灭，而敌人的代价又如此之少的，可能史无前例。汉尼拔损失人员不及六千，其中三分之二为凯尔特人，因为他们首先遭到罗马步兵军团的攻击；但罗马七万六千上战场的人，倒于地者七万人，其中包括执政官鲁西乌斯·保卢斯，次执政官格奈乌斯·塞尔维利乌斯，军官中的三分之二，还有八十名元老级的人物。执政官瓦罗逃得一命，只是由于他眼尖马快，奔到了维努西亚，不以众死独生为耻。罗马营中留守的一万军马大部分被俘；只有数千人——部分为留守者，部分为战阵溃退者——逃至卡流苏门。然而，这一年，罗马还似乎厄运未满，年底派往高卢的军团遭遇埋伏，连同其将军鲁西乌斯·波斯图米乌斯——本已指派为次年的执政官——全军毁灭于高卢人之手。 坎尼之战的结果　由西班牙的增援部队受阻 这史无前例的成功似乎终于催熟了那远大的政治目标——而汉尼拔远征意大利的目的就是为此。不错，他的计划主要是以他的军队为基础；但由于他精确了解敌人的力量，因之在他的设计中，军队只是前锋，而东西两方的各国势力要逐渐联合支持它，以准备摧毁那高傲的城市。然而，本似乎最确实的支持，也就是由西班牙派遣的增援部队，却由罗马派去的将军格奈乌斯·西庇阿的勇武与坚毅所挫。在汉尼拔渡过隆河以后，西庇阿就航至依波利亚，首先控制比利牛斯山与埃布罗之间的海岸，然后，在征服汉诺之后，也控制了内陆（公元前218年）。次年（公元前217年），在埃布罗河口，他将迦太基舰队完全摧毁，当他的弟弟、保卫波河河谷的勇将普布利乌斯率八千人增援后，他甚至越过埃布罗，远至萨贡托。哈斯德鲁巴已确定于次年（公元前216年）在获得非洲增援后，受其兄之命，率兵企图通过比利牛斯山；但西庇阿部则布阵于埃布罗，把他完全击溃，时间几乎与汉尼拔在坎尼战胜同时。强大的凯尔特—伊比利亚部族和许多其他西班牙部族都加入西庇阿一边；他们控制了海域、比利牛斯山的通道，并由忠诚的马塞利亚人之助，也控制了高卢的海岸。因此，由西班牙来增援汉尼拔比以前更是渺茫了。 非洲的增援 至于迦太基方面，对于远征意大利的将军已经尽了预料中它一切能尽的支持了。腓尼基的各中队时时威胁意大利海岸和罗马的岛屿，防范罗马登陆非洲，止此而已。更实际的援助是没有的，主要原因倒不是由于汉尼拔行踪不定，登陆港口难寻，而是由于许多年来西班牙军已经惯于自立更生，最重要的则是主和派的怨言。这种不可原谅的消极态度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是汉尼拔痛切察觉的；虽然他把带出来的钱与士兵尽量节省运用，他的库府却渐渐空竭，薪饷日渐拖欠，而精兵日薄。然而现在，当坎尼之战大胜，家乡党争性的反对之言终于沉默下来。迦太基的元长院决议将相当多的金钱与人员——一部分来自非洲，一部分来自西班牙——置于将军运用之下，其中包括四千努米底亚战马、四十头大象；并积极从事西班牙与意大利战争。 迦太基与马其顿联盟 迦太基与马其顿之间筹组攻击同盟，讨论已久，其所以一再拖延，系因安提柯三世猝死，而其继承人菲利普又犹豫不决，接下来，他又跟他的希腊盟邦发动了不是时候的战争，攻击埃托利亚人（公元前220—前217年）。只有到了现在，在坎尼之战以后，赫瓦尔的德米特里厄斯才发现菲利普有意听取他的建议，把他伊利里亚的土地让与马其顿——而若要让，则必须先从罗马人手中夺回——也只有到了现在，佩拉（马其顿首都）的宫廷才跟迦太基结成同盟。马其顿着手派遣入侵军登陆意大利东岸，为了回报，迦太基答应将把罗马占领的伊庇鲁斯之地归还马其顿。 迦太基与叙拉古结盟 在西西里，当罗马与迦太基保持和平的时期，希罗王在安全范围内，维持一种中立政策，而当迦太基与罗马缔和之后，陷于危亡的时期，他则显出支助迦太基的倾向，赠送谷物。迦太基与罗马再度决裂，他无疑感到悔恨，但他又无力可以扭转局势，于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仍忠于罗马。但不久（公元前216年秋），死亡将这位统治了五十四年的老人从王位移走了。这精明的老兵的孙子，也就是他的继承人，那年轻而无能的西耶罗尼姆斯，立刻跟迦太基外交人员谈判起来；迦太基外交人员一口答应将由条约保证将来恢复迦太基与西西里的旧有国界；然后，西耶罗尼姆斯又提高条件，要西西里全岛，这个，迦太基也答应了，同时，迦太基的舰队却已兵临城下；于是，西耶罗尼姆斯下令叙拉古舰队加入迦太基舰队。此时，由于迦太基派出的第二支海军中队驻守于埃加迪附近，而罗马备妥要登陆西西里的部队又因坎尼之败必须转做更紧急部署，因而在利利俾的原有罗马舰队的处境就变得非常艰险。 卡普亚及下意大利大部分社团倒向汉尼拔 情势最险恶的转变却还是罗马联邦的组织在忍受了两年严酷的战争蹂躏后，终于开始解体了。倒向汉尼拔的，包括阿普利亚的亚壁、梅萨皮亚的阿赞腾（这是两个老镇，受罗马人在卢克利亚和布林迪西的殖民者伤害最大）；布鲁提伊所有的城镇——它们是主动投降的——只有佩特里尼和科森蒂尼例外，是先围攻而后投降的；卢卡尼亚人城镇的大部分；被迁徙到萨勒诺地区的皮塞努姆人；赫彼奈人；撒姆尼人（只彭特里人除外）；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意大利的第二大城，卡普亚，此城能派赴战场的军力为三万步兵、四千骑兵；而由于它的倒向，邻镇阿特拉与卡亚佐也步其后尘。不过，在许多方面都与罗马的利益攸关的贵族们，尤其是卡普亚的贵族，是极力反对这种政治倒向的，而因之产生的内部冲突使汉尼拔所得取的利益减低不少。例如，卡普亚城的贵族派领袖之一，德西乌斯·马基乌斯，在迦太基人进城以后，仍顽固为罗马同盟争辩，汉尼拔不得不把他逮捕，送往迦太基，但这样做，变成一个非常不利于汉尼拔的例子，使得他以那么庄严的态度向坎帕尼亚人所保证的自由与自主权贬值。同时，在南意大利，希腊人则坚守与罗马同盟的立场——考其原因，罗马驻军固然产生了影响力，但主要则由于希腊人非常厌恶腓尼基人，以及他们新缔结的卢卡尼亚和布鲁提伊同盟；再者，由于罗马热切地利用所有机会表示希腊主义，对意大利的希腊人表现了罕有的怀柔政策，因之赢得了希腊人的忠贞不二。是以坎帕尼亚的希腊人，尤其是那不勒斯的，勇敢地抵抗汉尼拔的攻击；利基翁、图里、麦塔庞顿和塔伦图姆等地的希腊人也不顾危险誓死不降。但克罗顿和洛克里则在腓尼基人和布鲁提伊人的合攻下被迫投降了；克罗顿的公民被徙往洛克里，让布鲁提伊人占据这重要的海军港口。南意大利的拉丁人殖民区，如布林迪西、维努西亚、帕埃斯图姆、科撒和卡勒斯，当然是坚贞不二的。这些地方是拉丁人在外地的堡垒，是在四周的本地人之间建起的殖民区，跟后者处于对立的状态；如果汉尼拔真的保证每个社团将来都恢复其祖先边界，则这些殖民者必首遭其害。意大利中部各社团也是如此；这是罗马统治的最初区域，拉丁的生活习惯与语言已经占据优势，那里的人不觉得是统治者的属民，而觉得是同志了。迦太基元老院中反对汉尼拔的人当然不会失去这个攻击他的机会，他们说，没有一个罗马公民，也没有一个拉丁社团投向迦太基的怀抱。罗马的基础唯有像独眼巨人的墙一样，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拆除。 罗马人的态度 坎尼之日的结果是如此，在那一天，意大利联邦中士兵与军官的精英，意大利人能持兵器者的七分之一，倒于战场。这是一个残酷的惩罚，但也是正当的，因为罗马人犯严重的政治错误，此错误不仅是某些愚蠢而不幸的个人所犯，罗马人民全体也难辞其咎。一个原先只适用于一个乡城的体制，用之于大国，已不再适合；一国的军事领袖，年年由投票箱这潘多拉的盒子来决定，根本是匪夷所思的。但在目前的战乱之下，彻底变更国体乃是不可能的，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战争的实际监督责任委托目前唯一可以执行的机关，也就是元老院，尤其是关于指挥权的赋予与延长，而罗马的公众议事集会则只做形式上的认可。西庇阿兄弟在艰难的西班牙战场所完成的业绩指出了专任的军事将领的优点。但那业已在啃噬罗马体制中贵族基础的煽动派，这时却抓住意大利战争的把柄。他们说，贵族跟敌人阴谋私通，这种指控尽管荒诞，却打动了“人民”。那政治迷信所以为会拯救国家的人，就是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与马库斯·瓦罗，这两个最纯洁的人民的朋友，这两个“新人”，业已在群众的许可之下，在广场发表过他们的战争计划，业已去执行过，而一败涂地；他们导致的结果乃是特拉西梅诺湖与坎尼两仗的惨败。元老院现在终于比从非洲召回雷古卢斯半数军队的时期更明了自己的任务了，它觉得它必须终止那愚行的进行，把国事交到自己手里；但当头两场败仗把这烫手的铁球交到它手里时，它还是未能完全免除派系利益之争的影响。昆图斯·法比乌斯绝不是政治煽动者之流，然而指挥作战时却不仅是以军事领袖的身份，却也是以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的特等政治敌人的身份；因之在亟需团结的时刻，他却益促分裂。结果是，其一，罗马先人的智慧留传下来的最重要工具——独裁者——在他手上破灭了；其二（至少间接的），坎尼之战的惨败。但罗马急转直下的失败不能归咎于昆图斯·法比乌斯或马库斯·瓦罗，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与被统治者之间，也就是元老院与公民间的不信任。设若国仍可救，仍有复兴之机会，则必须从家中的团结与信任开始。察觉到此事，最重要的是去改正，去实行，而排除任何理由所可造成的任何派系之争，乃是罗马元老院不可磨灭的伟大光辉成就。当瓦罗——在指挥战争的诸将领间独自一人——返回罗马时，罗马元老们在城门恭迎，感谢他未对国家之拯救抱持绝望的态度，这绝不是用以掩饰彼等之焦急的表面赞词，也不是对那可怜的败军之将的苛嘲；而是在政府与被统治者之间缔结下的和盟。在时机这样的危急，元老们的心境这样沉重的情况下，一切的煽动都沉默下来。因之，罗马人现在所唯一关切的乃是如何团结一致共救危亡。昆图斯·法比乌斯的顽强勇气在此决定性的时刻比在战场上更有功于家国；其他有名望的元老们也竭尽所能，领导一切行动，使公民恢复他们对自己与对前途的信心。四面八方战争失利与同盟反戈的紧急传报纷纷抵达，兵库被劫，据点已失，波河河谷要求增援，西西里难以支撑，不仅如此，连意大利都整个失守了，罗马已几无屏障——但元老院仍坚持不挠。群众不许在城门集会；张望者与妇女遣送回家；阵亡者之祭吊限于三十日，以便欢乐之神的祭拜不致拖延太久；因为阵亡者如此之众，以致少有家庭不在哀哭的，然而着丧服者不得出现于欢乐之神的祭场。同时，战败的残余由两名精明干练的将军，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和小普布利乌斯·西庇阿在卡流苏门集合。这小西庇阿，由他个人的英才以及忠诚同志们雪亮的宝剑改变了那些想逃之夭夭的年轻贵族们的态度——他们认为救国无望，想渡海他去了。执政官马库斯·瓦罗带着一小撮人前往参加；在那里，慢慢召集成了两个军团；元老院下令，彼处的军队须加整编，以戴罪立功的身份，无酬服役。那无能的将军在得宜的借口下被召回罗马；在高卢之战历经考验的军事执政官马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塞卢斯（本受命率领舰队从奥斯提亚驰援西西里），则奉派为总司令。为筹组一支可战之兵，罗马倾全力以赴了。拉丁各社团受命支援，以共救危难。罗马本身以身作则，凡成年男子一律入伍，并将犯人和因负债而成为奴隶的人加以武装，甚至由国家购买了八千名奴隶，也武装起来。由于缺少兵器，乃把神殿中存放之战利品取出，而各地之工厂与工匠全部动员，打造兵器。元老院的名额补足了——不是像那些胆小的爱国者所急急催促的，从所有拉丁各社团选择，而是从最有名望的罗马公民中选取。汉尼拔提议释俘，但以罗马库府为交换条件；罗马予以拒绝；当迦太基的使者带着战俘代表到达罗马城外时，不准入城：元老院没有任何求取和平之意。不但各同盟无由相信罗马有谈和之想，甚至最卑鄙的公民也已了解，罗马与迦太基断无和平可言，想找寻和平是不可能的，而唯有在胜利中才有安全。
[1]　依照未曾校订的日历，此役发生于6月23日；依照校订的日历，则发生于四月，因为昆图斯·法比乌斯于六个月后，即秋季中辞去独裁职，因此必然就职于五月初。罗马历即使到了这段时期仍常出大错。 [2]　译注：Cunctator是罗马人给昆图斯·法比乌斯的绰号。 第六章 汉尼拔指挥下的战争从坎尼至扎马之战 危机 汉尼拔远征意大利的目的是打破意大利联邦；而在三次战役之后，他能够达成的部分都已达成了。很显然，那在坎尼之战胜利后，仍旧保持着他们跟罗马同盟关系的社团——即意大利的希腊社团和拉丁或拉丁化了的社团，是不可能再因恐吓而投降的了，只能凭诸武力；既然连意大利的南方那些孤立小乡镇，如布鲁提伊人的皮特里亚，也将生死置之度外地抵抗腓尼基人，则马西人和拉丁人会用如何的态度在等待他们，便不卜而知了。设若汉尼拔曾希望沿此方向获取更大的成果，甚至曾想让拉丁起而反对罗马，则他就失望了。甚至在其他方面意大利联邦也未产生汉尼拔所期望的结果。卡普亚立即向汉尼拔声明，汉尼拔不当有权强令坎帕尼亚人入伍；他们没有忘记皮拉斯在塔伦图姆所做的事，他们愚妄地以为他们既可以摆脱罗马的统治，同时又可摆脱腓尼基的。撒姆尼与卢克利亚已经和以前不同了；以前，皮拉斯王曾认为可以让他们的萨贝利青年打头阵，向罗马进军。 不仅罗马的连锁堡垒切断了各地的神经与组织，而且多年来的罗马统治已使各地的居民不惯于武装——他们向罗马提供的兵源是相当有限的，也已平息了他们古老的仇恨，而且处处都有人站在罗马的立场着想了，当罗马似乎无望，他们便加入了罗马敌人的行列，但他们所感到的已不是自由与否的问题，而只是用腓太基的君王替换了意大利的；萨贝利人之投入胜利者的怀抱，不是出于热情，而是出于绝望。在这种情况之下，意大利的战争疲弱下来。汉尼拔现在已占领了意大利半岛南部，直至沃尔图诺河与加尔干诺河之地，而这些地方他已不再可能像放弃凯尔特人之地那样一丢了之，因此，他便有了需要保卫的边界；罗马人处处有堡垒，他必须处处守备，同时北方亦有罗马军队开来，再加上他要重燃攻击性的战火，攻打意大利中央区，他的军队——除却意大利各社团所派的分遣队以外，只有四万人——便非常的不够用了。 马塞卢斯 最重要的是，他发现其他的敌人来向他挑战了。罗马人由可怕的经验取得教训，已经采取了一个更为明智的应战办法，军事首领只以有经验的将军担任之，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其任期。这些将军既不是在山岭上看着敌人行动的观望者，也不是见到敌人便没头没脑地乱打一通；他们既非束手不动，也不鲁莽行事，他们以堡垒的城墙为保护，外加壕沟，只有胜利而可获致成果、失败而不致覆没的战争，他们才肯投入。这种战争的灵魂人物乃是马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塞卢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在坎尼之难之后，本能地把眼光转向这勇敢而有经验的军官，立即将实际的最高统帅权交托给他。这个人，在西西里对哈米尔卡的艰困战争中曾受过磨练，在前几次对凯尔特人的战争中不但表现了其个人的英武，而且深具统帅之才。虽然已经五十多岁，却仍旧焕发着最年轻的军人的勇武之气，只不过在几年之前，才亲手把一个敌将砍下马来——这是罗马执政官中唯一有此战功的。他的一生奉献于两个神明，即荣誉与英勇：为此，他在卡佩纳门建造了辉煌的双神殿。拯救罗马于危亡固然绝非任何个人之责，而属于罗马公民整体，尤其属于元老院，但对众人共建的这个国家，却没有任何人的贡献比马库斯·马塞卢斯更大。 汉尼拔向坎帕尼亚进发 汉尼拔将脚步从战场转向坎帕尼亚。古代与现代都有一些呆子，以为他可以向敌人首都进攻，以终止这场战争，但汉尼拔比所有这些呆子都更懂得罗马。不错，现代战争往往决定于战场之战，但古代的情况却不一样。那时候，攻打堡垒的系统，在发展上要远逊于防卫系统，因此，有无以数计的例子证明，战场上最彻底的成功，都被大都城的城墙抵消了。迦太基的议会与人民都绝不足以跟罗马的元老院与人民相比；雷古卢斯的第一度进兵非洲，迦太基的处境比罗马在坎尼之战以后危险得多，然而迦太基却仍能屹立，最后并能大胜。现在，凭什么可以期望罗马人会开城投降，或甚至肯接受公平的和约呢？因此，他不摆这种空洞的姿态，以免丧失他业已获得的实际成功，也不把时间浪费于去围攻卡流苏门城墙中两千名罗马败部，而在罗马人尚未及派遣防护部队之前，立即向卡普亚前进，而由于他的前进，诱使这意大利的第二大城，在长久的犹豫之后，加入了他的行列。或许他曾希望，在占领卡普亚以后，他可以攫取坎帕尼亚人手中的某一港口，使他因大胜而争取到的祖国支援得以登陆。 坎帕尼亚战火重燃　阿普利亚之战 当罗马人探知了汉尼拔的行踪，便也从阿普利亚拔营，仅留下一支单薄的分队，同时，召集沃尔图诺河右岸罗马军，共同行动。马库斯·马塞卢斯率领坎尼之战的残部整编而成的两个军团开往戴努姆·希底契努姆，在此处，由当时罗马城和奥斯提亚两地能够动用的部队加入阵营，一方面由仓促编成的主力部队在独裁者马库斯·尤尼乌斯率领下随之在后，马塞卢斯则向前进发，直至沃尔图诺河边的卡西利努，其目的是在可能的状况下挽救卡普亚。但他发现该城已在敌人掌握中；而另一方面，那不勒斯却因市民的勇敢抵抗而使腓尼基军受挫，罗马仍有时间在这个重要的港口中投下卫戍部队。另两个海岸大镇，库迈与努凯里亚也未尝背弃罗马。在诺拉，则人民与元老院派之间发生争执，一方要投向迦太基，另一方要坚守罗马阵营，而相持不下。马塞卢斯得到消息前者已占上风，便在卡亚佐渡江，沿苏维苏拉高地前进，以避免与敌人遭遇，及时赶至诺拉，挡住了城里城外的敌人，并在一场突击战中击败汉尼拔亲率的部队，使之受相当损失。这是汉尼拔的第一次败仗，其士气方面的重要性远超乎实质的胜负。不错，在坎帕尼亚，努凯里亚、阿克莱被攻克了，而卡西利努在顽强的围城战——一直延续到次年（公元前215年）——之后，也被汉尼拔攻克了，这些城镇中坚持罗马立场的议员们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但若想使人改变立场，恐怖却是很坏的手段；罗马人已经度过了他们初度的脆弱与危急时期，损失并不算很大。坎帕尼亚的战争没有进展了；然后，冬季来临，汉尼拔在卡普亚扎营度冬，而该城的种种奢华对他三年来未曾进过居室的部队并未带来好处。次年（公元前214年），战争面貌已变。身经百战的将军马库斯·马塞卢斯，去年战争中任独裁者之骑兵官而有优异表现的提比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还有老将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慕斯——马塞卢斯为次执政官，另两位为执政官——各率一支罗马军企图包围卡普亚与汉尼拔；马塞卢斯扎营于诺拉与苏维苏拉，马克西慕斯在卡勒斯附近的沃尔图诺河边部署，格拉古则据守利特隆附近的海岸，以掩护那不勒斯与库迈。向库迈三英里之外的汉迈进军，意图偷袭库迈的坎帕尼亚军，被格拉古大败；汉尼拔在库迈城前出现，以便雪耻，但他本人也被缠住了，他于是要求对阵战，但遭拒绝，因而郁郁返回卡普亚。如此，罗马人在坎帕尼亚不但守住了他们原有的地盘，而且收复了康普特里亚等小镇，于是汉尼拔的东边盟邦怨言迭起。一支罗马部队，在军事执政官马库斯·瓦勒里乌斯的率领下，进驻卢克利亚，一方面意在与罗马舰队联合，以监视东岸与马其顿的动向，另一方面意在结合诺拉的部队，劫掠叛变的撒姆尼人、卢卡尼亚人和赫彼奈人。为了突破这些压力，汉尼拔先攻他最活跃的敌人，马库斯·马塞卢斯；但后者在诺拉的城墙保护下取得不算小的胜利，因此，腓尼基军在未能雪耻之下，不得不从坎帕尼亚撤退，转赴亚壁，以便遏制阿普利亚的敌军成长。提比利乌斯·格拉古率军尾随，而在坎帕尼亚的另外两支罗马军则准备次年春攻打卡普亚。 汉尼拔退为防御战　他对增援的期望 汉尼拔并没有因一连串的胜利而目眩。他越来越清楚，他不可能以他现有的力量达到目的。他历次的成功，主要是来自他的变幻莫测、几乎浪漫的快速行军，辗转不定；但这个方法现在已经无效了，敌人比以前聪明了；而他业已据有的地盘必须固守，更进一步的攻击行动实已无力；攻不可行，守备维艰，一年比一年更受威胁。他无法不看清一个事实，以他现有的兵力和意大利联盟的一些，他那大任的第二部分，也就是征服拉丁各区与罗马，是办不到的。它的完成必须依赖迦太基的议会，依赖迦太基的司令部，依赖佩拉与叙拉古的宫廷。如果非洲、西班牙、西西里与马其顿的兵源现在都积极用之于敌人，如果下意大利能够变成东、西、南三方源源不断的军队与舰队的大仓库，则他便有望继续完成他的前锋行动所开创的辉煌成果。最自然、最容易的途径便是由本国供给他适当的支持；那几乎未受战争骚扰的迦太基，由于它那么一小批果决的爱国者的冒险行动已临近彻底胜利的边缘，理当觉醒，而给予全力支援。在洛克里或克罗顿，腓尼基的舰队要登陆多大的部队都可以，尤其是当叙拉古仍在迦太基人掌握中、而在布林迪西的罗马舰队则受到马其顿钳制的时候。这一点，可以由两件事实来证明：一，约在这个时期，波米尔卡从迦太基带领四千非洲人在洛克里登陆，交给汉尼拔，未受阻挠；二，当一切几乎尽失，汉尼拔由此上船也未受干扰。然而，在坎尼之胜所带来的热潮过去之后，那一向就以国家利益为牺牲而只图打击其政治敌人的迦太基主和派，获得短视而怠忽的公民之忠心支持，乃拒绝汉尼拔的恳求，不肯做决定性的增援，既无知而又恶意地搪塞道，既然他是真正的胜利者，则就不需要援助；因此他们对罗马的拯救，实在比罗马元老院更大。这个从军营里长大的汉尼拔，对于文人之间的派系斗争完全是外行，他未能像他父亲找到哈斯德鲁巴一样找到一个人民领袖来支持他；为了拯救他的祖国，他只得向外国去求援了——而这种援助本是他的祖国足有余力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可以更为寄望的是西班牙爱国军的领袖，是他与叙拉古缔结的关系，是菲利普的干预。一切的希望都依西班牙、叙拉古或马其顿所能派至意大利的军力而定了；而一方为了得以派兵，另一方为了阻止派兵，已在西班牙、西西里与希腊进行战争了。所有这些战争都仅是手段，但史学家们却往往本末倒置，对它们赋予了更大的重要性。就罗马人的立场来说，这些战争本质上都是防御战，其目的是在控制比利牛斯山的山道，将马其顿的军队拖在希腊，保卫墨西拿，阻止意大利与西班牙的交通。当然，这些防御性的战争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是以攻击性的方式出之的；而由于情况有利于此等战争的扩充，后来终导致腓尼基人被迫退出西班牙，而汉尼拔与叙拉古和菲利普的联盟则崩解。意大利战争本身却暂时变得不显目，变成堡垒之间的冲突战与劫掠战，对主旨不发生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只要腓尼基人仍然维持攻击态势，意大利就一直是军事行动的中心目标；而两方的一切努力都旨在突破汉尼拔在意大利南部的孤立状态，或继续将他孤立。 援军的派遣暂时受挫 在坎尼之战后，汉尼拔所预期的援助如果都能及时到达，则他几乎可以确定能够完成他的大任。然而，坎尼之战在迦太基所激起的人力与财力的援助，却用在西班牙了，因为埃布罗之战后，哈斯德鲁巴在西班牙的处境如此困危，非得驰援不可，但驰援并未改变那里的情势。西庇阿兄弟在随后的一场战争中（公元前215年），将战争的舞台从埃布罗移至瓜达尔基维尔河；在安达卢西亚，这迦太基领域的中心地带，罗马人于安杜哈尔和茵提比利打了两场漂亮的胜仗。在萨丁尼亚，迦太基人跟当地人取得联系，因之他们以为可以控制该岛，而这一点是甚具重要性的，因为可以成为西班牙与意大利的中间站。但在提图斯·曼利乌斯·托尔卡图斯率领下派往萨丁尼亚的一支罗马军却把迦太基的登陆部队彻底摧毁，因之重新确定了罗马人在该岛无可争议的占有权（公元前215年）。从坎尼派往西西里的罗马军团也坚守该岛的东北地盘，抗拒迦太基军与西耶罗尼姆斯有成；而在公元前215年年末，后者遭刺杀而死。即使在马其顿，联盟条款的批准也拖延下来，因为马其顿派往汉尼拔营的使者回程时被罗马战船所劫。因此，罗马人所惧怕的东岸入侵，暂时得以延搁；而他们也获得了时间守住布林迪西的重要基地——守卫者先是舰队，然后是陆军；而这批陆军在格拉古到达之前，曾用来保护阿普利亚，甚至曾准备，如果宣战，即用之于入侵马其顿。在意大利的战争固然这般陷于停顿状态，迦太基却任事不做，固执不肯派遣陆军或舰队至战场。然而罗马人却处处竭尽全力以进行防御战，而在这种防御战的态度下，凡汉尼拔的天才所未至之处，大部分均由罗马人获得优良战果。如此，由坎尼之战在迦太基激起的短命爱国热潮烟消云散了；在迦太基组成的可观兵力，由于派系的对立，或由于徒然意图调和议会中不同的意见，而彻底被浪费掉，以致没有发生任何效用，仅有极少部分到达了最有用的场所。公元前215年年底，罗马的政治家已可以感到危险的压力已过，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在各方面坚持下去，以便英雄式的抵抗得以大功告成。 西西里的战争　叙拉古之围 西西里的战争最先告终。在西西里岛激起战争并非汉尼拔的原始计划；但由于偶然，也由于西耶罗尼姆斯孩子式的虚荣莽撞，岛上竟燃起了陆地战，而无疑，由于这不在汉尼拔的预计之内，因此迦太基议会就特别热衷起来。在西耶罗尼姆斯于公元前215年年底被刺殒命后，公民是否会坚持他所追求的政策似已不止可疑。如果有任何城市有理由依附罗马，那便是叙拉古了；因为如果迦太基人战胜罗马，则少说也会把全岛的主权交在迦太基人之手，至于迦太基向叙拉古人所做的允诺，则没有人敢信其必守。由于这种考虑，也由于怖于罗马人的准备——罗马人尽一切努力要把该岛再度置于完全控制之下，占据意大利与非洲之间的桥梁；而为了公元前214年之战，他们派遣了他们最优秀的将领——马库斯·马塞卢斯，至西西里——叙拉古的市民显然有将功赎罪之意，想及时重返罗马联盟，以弥补前愆。但在该城的混乱状态中（西耶罗尼姆斯死后，许多市民意欲恢复古代的自由状态，而为数颇多的谋篡者则想攫取王位，外国佣兵的部队长们则成了当地的真正主人），汉尼拔精明的使者希波克拉底与伊庇赛德到达，发现这是一个使和平计划受挫的时机。他们以自由之名挑动群众，发明了极其过火的谎言，来形容刚刚被罗马人重新征服的莱翁蒂尼人所遭受的恐怖惩罚，以致连叙拉古的市民中比较明智的部分都怀疑起现在重拾与罗马的关系是否已为时太迟；再者，佣兵中有不少罗马逃兵，大部分是舰队中的划桨手，这些人很容易相信，叙拉古公民与罗马议和，他们便必死无疑。因之，叙拉古的主要行政官都被处死了，和议破除。罗马执政官别无选择，只有围城；但该城巧妙的防卫措施——尤其是在博学的数学家阿基米德任工程师之下，使罗马人围城八个月不下，只能将战策由围攻改为切断海陆交通。 迦太基军被毁　叙拉古陷落 这时，原先除舰队以外对叙拉古未做任何其他支持的迦太基，在得到消息谓叙拉古人打算增兵以抗罗马之后，派遣了一支强大陆军，由希米尔克率领至西西里，未受阻挠即于小赫拉克里亚登陆，大胆而能干的希波克拉底为了与希米尔克会师，率军从叙拉古而出，马塞卢斯的处境因之立感危殆；因城中有卫戍部队，城外则有两支敌军。不过，由意大利新到达的一些支援部队之助，它维持住西西里的阵脚，并继续封锁叙拉古。另一方面，该岛大部分小镇则都被迫投入迦太基阵营，这并非由于兵力，而系由于惧怕罗马人在该岛所进行的残酷报复，尤其是对恩纳市民所采取的手段——罗马在该城的卫戍部队怀疑市民计划叛变，因而大肆屠杀。公元前212年，叙拉古城节庆，围城者从外城一处卫戍部队疏于防范的地方攀入，潜入“岛”与海边的本城（阿齐拉迪纳）向内陆延伸的郊区。坐落于郊区西端以保护郊区和从叙拉古城内出来的主要道路的尤里亚勒斯堡垒因之被孤立，不久陷落。围城的情势转向于罗马有利的一面。希米尔克与希波克拉底所率的两支军队赶来解救，试图与迦太基舰队的登陆部队、叙拉古城中的卫戍部队合攻罗马军营，但合攻的部队却各方面均遭挫败，两支援军只能扎营于城前的阿纳普斯河边的沼泽低地，然而夏秋的郁热却令军队瘟疫蔓延。往日，这类疫病往往比市民的勇武抵抗更有功于拯救该城，狄奥尼修斯一世之际，两支迦太基军在围攻该城时，就在城墙之下毁于疫病。然而现在这疫病却转而成为该城的毁亡之因。马塞卢斯驻于郊区的部队死亡甚少，但热病却毁灭了腓尼基与叙拉古人的营地。希波克拉底死了；希米尔克与大部分非洲人也死了；残存者大部分为西西里本地人，散入了邻近的城镇。迦太基人仍想从海路解救该城；当罗马舰队向迦太基舰队司令波米尔卡叫战时，他却撤兵而去。现在，连在城中指挥作战的伊庇赛德也认为无望了，弃城逃往阿格里根图姆。叙拉古宁愿向罗马人投降，谈判开始。但罗马逃兵二度扭转局势：兵变再起，将重要的官员及若干有名望的市民屠杀，将政府与防卫之权由外国军队交予他们的部队长。现在，马塞卢斯与部队长之一取得联系，后者将仍然自由的两个城区之一，“岛”，交在马塞卢斯手上；而市民于是亦自动将阿齐拉迪纳的城门为他打开（公元前212年秋）。罗马公法中对于不忠的社团之对待条例本已令人不敢恭维，然而，即使依照这样的条例，也不该对一个显然被挟持的城市采取如此蛮横的报复，因为罗马人显然知道叙拉古人之抗拒他们并非出自自由。然而，马塞卢斯仍然任其士卒对这个富庶的商业城大肆劫掠，在这种行为中将阿基米德与许多市民置之死地，因而使他的军人荣誉蒙耻；不但如此，事后当叙拉古人向罗马元老院控告这个名将时，元老院不但置若罔闻，而且既不发回个人财产，亦不恢复城市自由。叙拉古以及原先依附该城的城镇一律贬为罗马的纳贡社团——只有陶罗美纳和诺托获得墨西拿往日所获得的特权，而莱翁蒂尼的领土则成为罗马的领土，其原先的土地所有者则成为向罗马承租的人——自此以后，一个叙拉古人都不准住在“岛”上——也就是该城可以制御港口的地区。 西西里岛的游击战　罗马人战领阿格里根图姆　西西里恢复平静 如此，迦太基人似乎巳经失去了西西里；但汉尼拔的天才甚至可以从远地发挥其影响。在阿格里根图姆，仍有一支迦太基军，但在汉诺与伊庇赛德的统率下裹足不前；汉尼拔派穆亭前去，接掌了努米底亚骑兵的指挥权，以他的飞奔骑兵在西西里各处煽起对罗马暴虐统治的怒火，燃起烧遍全岛的游击战，成果极丰；当迦太基军与罗马军在希迈拉河相遇，穆亭竟然使马塞卢斯受到相当挫折。然而，在汉尼拔与迦太基议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又具体而微地呈现出来。由议会指派的将军对汉尼拔的军官又妒又羡，坚持要把战事交予次执政官执行，而不用穆亭与努米底亚人插手。汉诺的这个愿望达成了，结果是惨败。穆亭却不肯就此受阻，他深入内陆，占领数个小镇，而从迦太基渐渐前来加入的人员不在少数，由此他得以扩充其军事行动。他的成功是如此耀眼，以致那总司令再也无法忍受，褫夺他的轻骑兵指挥权——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扼制穆亭——将指挥权交予自己的儿子。这让为了腓尼基的主子们在岛上业已奋战了两年的努米底亚人终于忍无可忍了。他带着拒绝服从小汉诺的骑兵跟罗马将军马库斯·瓦勒里乌斯·莱维努斯谈和，将阿格里根图姆交予他。汉诺乘船逃走，至迦太基向他的上司们投诉汉尼拔的军官无耻的叛国大罪；阿格里根图姆的腓尼基守军被罗马人处死，而市民则卖为奴隶（公元前210年）。为了防止公元前214年的偷袭再度发生，该城接受罗马移民；于是那古老而光辉的阿克拉伽斯变成了罗马的要塞阿格里根图姆。在西西里降服之后，罗马人开始致力于恢复该岛某种程度的和平与秩序。在内陆作祟的匪盗群被集体移至意大利，使他们得以从利基翁的总部对汉尼拔的盟邦进行烧杀。政府则尽其全力恢复西西里彻底荒芜的农业。迦太基议会不止一次地说要派遣舰队去西西里，重起战火，然而也只是说说而已。 马其顿的菲利普之拖延 马其顿对战事的影响本可比叙拉古更有决定性。在当时，东方诸国既无援助亦无抗拒。菲利普的自然联盟安条克大帝，在公元前217年于埃及拉法赫大胜之后，那马马虎虎的托勒密四世竟以“现状”为基础跟他订立和约，实在使他感到万幸。他一方面有拉吉代与之对立，生怕战火重燃，另一方面又顾及内陆的谋篡者之叛变，另有小亚细亚、巴克特里亚和东方各地方势力与之作对，因此他分身乏术，无法参与汉尼拔所计划的反罗马大联盟。埃及朝廷则断然站在罗马一边，并于公元前210年重新结盟。但托勒密四世除了供应谷物以外，是不可能给罗马其他支援的。因之，希腊与马其顿之间，除了它们本身的不合之外，并没有其他因素阻挠它们以决定性的步骤投入伟大的意大利之战；如果它们但能几年自我克制，以对付共同敌人，就足以挽救希腊之名，这种看法在希腊相当流行。诺帕克特斯的阿格劳斯曾预言道，他怕希腊人的内争即将成为过去；他热切敦促彼等将目光投向西方，不要让一个强大的国家把现在相争的各方共同置于奴隶状态——这话终使菲利普跟埃托利亚人缔结了和约（公元前217年），而埃托利亚联盟立即委派阿格劳斯为其统帅——由此可以看出此和约的用意。 在希腊，也像在迦太基一样，爱国的热情在沸腾了；一时看来，希腊民族对罗马的战争似乎有点燃的可能。但这样的战争必须由马其顿的菲利普任将军；然而他却缺少热忱与对民族的信念，而要发动这样一场战争，这种热忱与信念却是必须的；他曾是希腊人的压迫者，现在，他不知道如何才能把自己变成为希腊人而战的勇士。与汉尼拔结盟的拖延，已经把希腊最初最好的爱国热情浇熄了；而当他跟罗马人交手之后，他那种作战的态度更是唤不起共鸣与信任。在坎尼之战（公元前216年）的那一年，他开始了首次行动，意在攫取阿波罗尼亚城，却以近乎可笑的行径收场：他听说罗马舰队在开向亚德里亚海；这个风传是毫无根据的，但他不加探究，就夹尾而逃。这件事发生于他尚未与罗马正式决裂之前；待决裂终无可免，他的盟友和自己的马其顿人则因战争的结果而遭受极大痛苦；尤其在卑鄙的阿萨玛尼斯人首领被菲利普收买以后，埃托利亚内陆置于马其顿入侵之下。许多埃托利亚人甚至也渐渐看穿了罗马联盟所派给他们的卑鄙角色；当埃托利亚人跟罗马人共谋，将希腊公民——如安提库拉、俄瑞乌斯、德米与爱琴娜诸城——集体卖为奴隶时，惊恐的嚎叫传遍了希腊全族。但埃托利亚人已不再自由了，如果他们自顾自的要跟菲利普缔和，会冒极大危险；而罗马，尤其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战事好转之后，并无意于谈和，而战争的进行却完全落在埃托利亚人身上，罗马人只派少数几艘军舰，埃托利亚人因之遭受极大损失。最后，埃托利亚人终于决心听从各城市的调和，不顾罗马的努力，而于公元前206—前205年的冬季，与希腊诸国缔和。因此，埃托利亚把一个强权国变作它危险的敌人了；但罗马元老院正在聚其全力以备决定性的非洲远征，认为此时不适于表示对盟友背信的愤怒。而在埃托利亚人撤出之后，若要罗马人独力与菲利普作战，则在目前的情况下也会相当艰巨；因之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也是缔和，而和平的条件则是罗马保有伊庇鲁斯沿海所有的地区，留给菲利普的只有阿亭坦人的无用之地。在当时的情况下，菲利普可能以为这已是万幸了；然而，再也无法掩饰的事实是，十年极端非人道的战争使希腊人所遭受的无以说明的痛苦，却变成了徒然的牺牲，谁都不知这些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汉尼拔所计划的、所有希腊人也为之一时结合的高贵联盟也粉碎得永无修复之可能了。 西班牙的战况 在西班牙，由于哈米尔卡和汉尼拔的精神具有重大的支持力，战争就更为激烈。而此处的战况之进展则将受当地自然条件与人民习性的影响。那住在埃布罗的美丽河谷的，肥沃的安达卢西亚的，以及山脊纵横而森林茂密的高地的农夫与牧羊人，要召集起来举行“接见会”是容易的，但要带着他们去跟敌人作战，或甚至只是让他们聚集不散，却甚为困难。城里的人，在城墙的保护下，抵抗入侵的敌人是极为顽强的，但要他们团结在一起，一致行动，却同样困难。罗马人或迦太基人，他们很少觉得有什么不同；至于这些闹事的外地人，究竟是在埃布罗河建立基地的，或占瓜达尔基维尔河建立基地的，是在西班牙半岛上占领的地方较大的，或战领的地方较小的，对他们来讲都无关紧要；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西班牙人特别明显的派别性在这次战争中竟不明显，唯一的例外是萨贡托站在罗马一边，而阿斯塔帕站在迦太基一边。而由于罗马和迦太基所带来的兵源都不足，因此两边都在竭力争取当地人；当地人与两者的关系，极少有深厚的情感基础，而主要是由恐惧、金钱或偶然因素造成。两边的军队像海边的沙子一样不稳定，昨日有沙丘之处的，今日痕迹全无。一般说来，罗马人较占优势，其原因有二：一是罗马人以拯救者的身份出现于西班牙，表示要将当地人从腓尼基的暴政下解救出来；二是罗马选择的军事领袖得当，而由这些军事领袖所带来的可信核心部队又比较强大。然而，由于传下来的史料十分混乱，又极不完备——尤其是时间方面——我们对这次战争难以做清楚的说明。 西庇阿兄弟的成功　西法克斯与迦太基对立 罗马在西班牙的两位副总督，格奈乌斯·西庇阿和普布利乌斯·西庇阿——尤其是前者——是杰出的将领与行政官，任务执行得非常漂亮。不仅比利牛斯山的山道牢牢守住，而敌人的总司令及其司令部之间的联系亦被彻底打断；不仅依照西班牙的新迦太基为模式建立了西班牙的新罗马，而且在公元前215年罗马军即已在安达卢西亚打了胜仗。次年，他们在该地的远征成果更佳。罗马人几乎进军到海格力斯之柱，将保护网扩延到南部，最后，重建萨贡托，在埃布罗到卡塔赫纳的战线之间，取得了一处重要据点，同时尽可能地偿还了欠负这个城邦的旧债。西庇阿兄弟一方面几乎把迦太基人赶出了西班牙，另一方面在西非又培养起一个迦太基的危险敌人，就是强有力的西非王子西法克斯；此人所统治的地区相当于现代的奥兰与阿尔及尔，而于公元前213年跟罗马人缔交。设若那时能供给他一支罗马军队，必将产生重大的成果；但当时意大利却连一个人也抽身不出，而西班牙军又太单薄，无法分遣。但即使仅就西法克斯本人的部队，在罗马军官的领导下，已在迦太基的利比亚属民间激起如此严重的叛火，以致西班牙与非洲的副总司令，哈斯德鲁巴·巴尔卡本人，率领其西班牙部队的精华赶至。关于这次的利比亚之战，我们所知极少。只知西法克斯的敌人伽拉王（在现代的君士坦丁省）倒向迦太基，而由他骁勇的儿子马欣尼撒击败西法克斯，迫使他缔和，而迦太基，则一仍惯例，大肆进行残忍的报复。 西庇阿兄弟败北阵亡　罗马人尽失埃布罗以南之地　尼禄派至西班牙 非洲的战事对西班牙有重大影响。哈斯德鲁巴将部队开返西班牙（公元前211年），不久，相当强大的增援部队和马欣尼撒本人亦随之而来。在敌将离开西班牙的期间（公元前213—前212年）西庇阿兄弟继续劫掠迦太基区域，并争取支持者，此时则出乎意料地遭到极优势敌军攻击，必须撤至埃布罗河之后，或召募西班牙人入伍。他们选择了后者，雇佣两万凯尔特伊比利亚人；而为了分头应付敌人的三支军队——哈斯德鲁巴·巴尔卡的，吉斯戈之子哈斯德鲁巴的和马戈的——他们也将部队分为三支，甚至罗马军也为之分散。如此，他们为自己铺下了毁灭之路。格奈乌斯率军——三分之一为罗马军，另包括全部西班牙人部队——与哈斯德鲁巴·巴尔卡的部队对阵扎营，而后者则未经多大困难，即用金钱疏通罗马军中的西班牙人，使彼等不战而退——而这件事，在他们的自由佣兵观念中甚至算不得不忠，因为他们并没有投入对方的军旗下。罗马将军除了匆促撤退外别无他法，但敌军却急追在后。同时，在普布利乌斯指挥下的罗马军则遭马戈与吉斯戈之子哈斯德鲁巴两军猛攻，而马欣尼撒的骑兵则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罗马军团几乎被围。如果已经在路上的西班牙辅助部队赶到，则罗马军将遭完全封锁。于是，这位次执政官做下大胆决定，率其精英迎击路上的西班牙军，但战事失利。不错，开始时罗马人占先，但随后赶至的努米底亚骑兵却不但打断了他们的战果，而且阻挡了退路，及至迦太基步兵赶至，普布利乌斯阵亡，全军随之覆没。在普布利乌斯阵亡后，那艰困缓退的格奈乌斯发现自己突然三面受攻，而一切退路均遭努米底亚骑兵切断。被封锁于一座荒山之上，扎营无处，全军悉数被歼或俘虏。至于将军本人，则未有任何确定消息传递下来。格奈乌斯系的优秀军官盖乌斯·马西乌斯率领的一小支分遣队安全到达了埃布罗河彼岸；而副将提图斯·冯特伊乌斯也带着普布利乌斯营中的留守部队安全抵达；甚至散布在西班牙南方各地的罗马守卫部队也得以逃至此处。现在，在埃布罗河以南的西班牙，已全由腓尼基人统辖；当时看来，渡过该河，越过比利牛斯山，恢复与意大利的腓尼基军的联系已为期不远。但罗马军的紧急态势却促使他们提出正确的将军人选。士兵们越过了比较年长而又并非无能的一些军官，召请盖乌斯·马西乌斯为军事领袖；而由于他精明的处理，也或许由于迦太基三个将军之间互相的嫉妒，竟使迦太基如此重要的战果失于肘腋。迦太基军凡已渡过埃布罗河的均被驱回，埃布罗河阵线得以守住，直至罗马得以派遣新军与新将领。所幸意大利的战事——在卡普亚刚刚陷落之后——允许罗马有这个余力。一支强大的军团——一万二千人——由军事执政官盖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率领，到达埃布罗河，恢复了军力的平衡。次年（公元前210年）的安达卢西亚远征极为成功；哈斯德鲁巴被围，只因不高贵的欺骗手法与公然的背信才免于被俘。但尼禄不是西班牙战争的适当人选。他是个干练的军官，但为人粗厉，易怒，不得人缘。在维系原有的和开创新的关系方面没有技巧，而在西庇阿兄弟死后，迦太基人对西班牙人的不公与骄横对待所引起的怨愤，尼禄亦未能妥善利用，因之所有部属同感激愤。 普布利乌斯·西庇阿 罗马元老院，由于对西班牙战争的特性与重要性达成正确的判断，又从罗马舰队掳获的尤提森人得知迦太基正在积极准备派哈斯德鲁巴与马欣尼撒率大军越比利牛斯山，乃决计派遣新的增援部队及高级杰出将领至西班牙，而该将领的指派，元老院则认为当由人民决定。然则（故事是这么说的）久久无人自动做这危险而艰困职位的候选人。最后，终有一个普布利乌斯·西庇阿挺身而出；此人，年方二十七岁，乃是西班牙为国捐躯的将军普布利乌斯·西庇阿之子，与乃父同名；目前任军事护民官与公共设施管理官；他出来，向人民求取这个职位。罗马元老院竟然让人民集会来决定这个重要的将领人选乃属不可信之极，而罗马人的雄心与爱国志气竟颓落到如此程度，竟无干练的军官肯出任这般重要的职位，也属极不可信。然而，设若元老院早已看中这名年轻军官——这个人有才能，有经验，在特雷比亚与坎尼之战中曾有杰出的表现——只因他的军阶尚低，不足以接任军事执政官与执政官之职，因而采取了这个迂回办法，使他成为唯一的候选人，由人民自己赞成，并使他与西班牙的远征（这个任务当然是很不受人欢迎的）成为人民热衷的对象，则元老院的设计是完全成功了。这个年轻人，曾在特雷比亚之战中抢救乃父的性命；现在，他要为父报仇了；他年轻而具英雄之美，卷发垂肩；由于无人愿意充任这危险的职位，他乃自荐于人民，而略带赧颜；本只是小小的护民官，但由于人民投票的结果，现在已升至最高行政官的地位——所有这些情况，都在罗马公民与农夫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而事实上，普布利乌斯·西庇阿也是那种自身有热情又足以唤起他人热情的人。他不是那种以其精力与钢铁意志，约束世界于数世纪中均采取其新途径的人，也不是那掌握命运之缰绳，终致命运的巨轮从其身上辗过的人。普布利乌斯·西庇阿在元老院的指导下从事战争，由于其获得的军事桂冠，他也以政治家的身份在罗马占据重要地位；但在他与亚历山大或恺撒之间，却有广阔的鸿沟。以军事而言，他对罗马的贡献，充其量可与马库斯·马塞卢斯相比；但以政治而言，尽管他可能未曾意识到他的政策中个人性的、不爱国的成分，他对国家所造成的损害却至少和他的军事贡献相等。然而这优美的英雄却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的身上似乎罩着一层令人目眩的晕光，沉静而自信，轻信而娴熟。他的热情足以温暖人心，精明足以使他步步遵循理智的指引；他不致天真到把群众对他的神圣灵感之说当真，却又不够直爽把它一抛了之；私下里仍旧自认为是诸神的特别宠儿——总之，是个不折不扣的先知性的人物；被提举到人民之上，而自己也就高高站在他们上方；言出必信，仪表如帝王；自认可以屈身俯就俗庸的帝王之名，但又不能了解何以共和国的体制竟然能对此事发生约束力量；对自己的伟大如此自信，以致从不知嫉恨为何物，对于他人的长处彬彬有礼地承认，对他人的错误可以同情地原谅；杰出的军官，优秀的外交家；而两者令人厌恶的特色均隐而不显，将希腊文化与最充分的罗马民族情感结合为一——这普布利乌斯赢得了士兵与女人的心，赢得了本国人与西班牙人的心，赢得了元老院中与其对立者的心，也赢得了大部分迦太基人的心。不久，他的名字就妇孺皆知，而他的星运似乎是注定要为他的国家带来胜利与和平的星运。 至西班牙　新迦太基之陷落 普布利乌斯·西庇阿于公元前210—前209年，由卸任次执政官[1]马库斯·希拉努斯（继尼禄职位）任助手与顾问，好友盖乌斯·莱伊利乌斯任舰队司令，率同一支实力超常的军团，备丰富库府，前往西班牙。他在舞台上的出现立即以历史上最大胆最幸运的奇袭之一引起世人的注意。在迦太基的三位将军之中，哈斯德鲁巴·巴尔卡驻守于塔古斯河发源地，吉斯戈之子哈斯德鲁巴驻守于塔古斯河河口，马戈则驻守于海格力斯之柱；这三支军队离腓尼基人的都城——新迦太基——最近的，也在十天行军的路程以上。公元前209年春，突然间，在敌军尚未行动之前，西庇阿以将近三万的大军与舰队，发赴该城；从埃布罗河口沿海岸线，他数日内即已抵达，而对该城实行海陆奇袭，而其时该城守军竟不及一千。这座坐落在河口伸向港湾的冲积平原的城市，立即发现三面被罗马舰队、一面被罗马军团所围，一切援助均在远处。但城守马戈仍毅然抵达，由于士兵不足，乃武装市民。迦太基人意图突围，但随即被罗马军摒回。罗马人没有时间作正规围城战，乃开始从陆地方向猛攻。攻者沿通向该城的狭窄陆地一波接一波进犯，前一波疲惫立即由后一波接替；守军筋疲力尽，但罗马人并未得逞。而事实上这全在西庇阿意料之中，陆军攻城完全意在将港口附近守军引诱过来，因为他由情报得知，退潮时港口附近无水，因此欲在彼处进行第二度攻城。当陆地方面继续猛战之际，西庇阿派遣一支分遣队，携带梯子，越过浅滩，“而彼处，海神本身为他们指路”，他们幸运地发现那个地带正是没有守备部队的。如此，该城在第一天即遭攻陷；而城寨中的马戈则投降被俘。随着这迦太基人首府而一同落入罗马人手中的有拆卸的战船十八艘，运输船六十三艘，全部的军库，相当多的谷物，金库六百塔兰特（十四万余镑），迦太基的西班牙各盟邦的所有人质，一万战俘，其中包括十八名迦太基元老（或裁判）。西庇阿向人质许诺，在他们各自的社团跟罗马结盟以后，立即释放回家；同时，他以该城的资源来加强与改善他部队的现况。他命令新迦太基的手艺人——共两千——为罗马军工作，答应在战争结束后给予他们自由，又在群众中选择体格强健者任舰队的划桨手。但该城的自由民则得宽免，允许他们保留原有自由与地位。西庇阿了解迦太基人，知道他们会从命；而在一个拥东岸唯一良港及丰富银矿的城市，竟单单只有一支卫戍部队防守，确实是失策之至。 胜利为这次鲁莽的行动加了冠冕——鲁莽，因为西庇阿并不知道哈斯德鲁巴·巴尔卡已接到他政府的命令向高卢人之地前进，并正在准备执行，也因为如果他回军的时间受延搁，他留在埃布罗的薄弱分遣队抵不住哈斯德鲁巴·巴尔卡的大军。但在哈斯德鲁巴出现在埃布罗之前，他又返回塔拉克了。这个年轻的将军为了表演一场奇袭而疏忽其主要职责的莽撞行动被“海神与西庇阿”联合作战的神话式胜利所掩盖了。攻占敌人首府的惊人成功过于丰富地满足了国内对这位青年将军的一切期望，以致没有一个人敢于表示任何相反的意见。西庇阿的统帅权无限期地延长了，他自己则决心不再将职责局限于防守比利牛斯山山脉。由于新迦太基的攻陷，不仅埃布罗北边的西班牙人全然投降，甚至南边最有势力的王公都从迦太基保护国转变为罗马保护国了。 向安达卢西亚进军　哈斯德鲁巴越过比利牛斯山 公元前209—前208年冬，西庇阿忙于将舰队拆散，以舰队人员扩充其陆军，以便同时可守北方而又比以前更为积极地进攻南方，并于公元前208年向安达卢西亚进军。在此处，他与向北方进军的哈斯德鲁巴·巴尔卡遭遇，后者正拟执行他久来的计划，驰援他的哥哥。在贝库拉发生一场战争，罗马人自称胜利，掳敌一万名；但哈斯德鲁巴虽然牺牲了部分军队，却达到了主要目的。他带着财库、大象和军队的精华突破，向西班牙北海岸进行；沿着海岸，他到达比利牛斯西侧山道，而这一带显然是无人防守的，在恶劣的季节来临之前已至高卢，在那里扎营度冬。西庇阿受命保持防御阵线，他自己则决定将攻势与守势结合为一，而显然这个决定是有欠考虑、不智的。罗马交付给他的当前任务，以前他的父亲跟叔叔，甚至盖乌斯·马西乌斯与盖乌斯·尼禄在军队甚少的情况下都曾完成。然而，现在这位胜利大军统帅显然觉得这个任务太卑微了；因之，公元前207年夏季，当汉尼拔合攻罗马的计划终于实现时，罗马所处的极端危急状态实以西庇阿为祸首。然而众神却以桂冠掩饰其宠儿的错误。在意大利，危机所幸过去了；罗马人乐于听到贝库拉之战的模糊胜利，而当继之而来的新捷报从西班牙传至，他们已不再去想他们曾因西庇阿的错误而不得不跟最能干的将军和西班牙—腓尼基的精华部队奋战一事了。 征服西班牙　马戈退往意大利　加迪兹归于罗马 在哈斯德鲁巴·巴尔卡离开之后，留下的两名将领决定暂时撤退：吉斯戈之子哈斯德鲁巴撤至卢西塔尼亚，马戈甚至撤至巴利阿里；在非洲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前，他们只留马欣尼撒的轻骑在西班牙从事游击战，追随穆亭在西西里的成功前例。于是，整个东岸落入罗马人手。次年（公元前207年）确曾有第三支部队从非洲到达，而马戈与哈斯德鲁巴亦返回安达卢西亚。但马库斯·希拉努斯打败了马戈与汉诺的联军，生擒后者。哈斯德鲁巴于是放弃开阔的战场，把军队分驻于安达卢西亚各城，而那一年，西庇阿所攻克的仅只一城，即奥伦吉斯。腓尼基人似乎消失了；但次年（公元前206年）他们却有能力派遣一支强大的军队，包括三十二只象、四千匹马和七万步兵；不错，其中大部分系由西班牙民兵仓促成军。战争再度发生于贝库拉。罗马军只比迦太基军的二分之一略多，而其中相当多的部分也是由西班牙人组成。但西庇阿像威灵顿在相同的情势所采的措施一样，把西班牙人另做安排，使他们不能参加战斗——这是唯一可以使他们溃散的方法——同时将他的罗马军首先扑向迦太基的西班牙军。然而那一天却仍旧遭到顽强的抵抗；但罗马军终于胜利，而结果也不出所料，这种军队的失败就是它的消失——哈斯德鲁巴与马戈仅得以逃至加迪兹。现在，罗马人在西班牙半岛终于无敌了；少数几座不肯投降的城镇在猛攻之下陷落，其中几座遭受残酷处分。西庇阿甚至还有闲到非洲海岸去拜会西法克斯，跟他缔交，也跟马欣尼撒缔交，以备非洲远征——这个莽撞行为固然在消息传抵首都的时候大大满足了市民的好奇心，实际上却没有任何收益。只有马戈守卫的加迪兹仍旧是腓尼基人的。在罗马人继承了迦太基的遗产后，西班牙人大失所望，因为他们原以为在腓尼基人的统治结束后，他们也可以摆脱罗马人，而还其往日的自由，现在却发现完全不然；于是在西班牙掀起了反抗罗马的变乱，而由罗马原先的盟邦为首。西庇阿卧病，他自己的一支部队又因久不发薪而兵变，使叛火益燃。然而西庇阿比预料的早愈，又巧妙地平复了士兵骚动；因此，西班牙的叛乱未及燎原之前，即被扑灭。迦太基政府见叛乱未逞，而加迪兹也终不可久守，便命令马戈将船只、军队、金钱等，凡能携带者，均收拾带出，以备在可能的情况下，转用于意大利战场。西庇阿无法阻止，因为他把舰队拆卸了，现在尝到了后果；是以他第二度将保卫祖国免于入侵——这是他受命的任务——的责任交托在他的众神手上。哈米尔卡的最后一个儿子在未受阻挠的情况下离开了西班牙半岛。在他离开之后，腓尼基人这座在西班牙最早又最后的根据地在优惠的条件下向新主人投降了。西班牙，在十三年的争战后，从迦太基行省变为罗马行省，然而继后几个世纪叛变却此起彼落，始终在镇压，而始终又未能敉平；不过在我们述及的这段时间，西班牙是无罗马的敌人了。西庇阿利用这第一段明显的和平时期辞职（公元前206年年底），亲自至罗马报告其胜利以及其获得的行省。 意大利战争　军队的态势 如此，在西西里，战争由马塞卢斯结束；在希腊，由普布利乌斯·苏尔比基乌斯结束；在西班牙，则由西庇阿结束。然而意大利半岛的伟大战争却接续不断，坎尼之后的后果逐渐呈现出来。公元前214年——战争的第五年——之初，罗马人与腓尼基人的情势如下：意大利北部，在汉尼拔离开之后，重由罗马人占领，有三个军团防守，其中两个驻于凯尔特领土，第三个留守于安科纳；意大利南部，直至加尔干诺河与沃尔图诺河，除数座堡垒和大部分港口以外，尽在汉尼拔手中。他率同主力军驻于亚壁，而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则率四支罗马军团，以卢克利亚与贝内文托的堡垒为依托，与之对峙于阿普利亚。在布鲁提伊人的土地上——此地的居民全部投向汉尼拔的怀抱，甚至各港口（利基翁除外，罗马军从墨西拿保护此港）也由腓尼基人占领——还有另一支迦太基军，由汉诺指挥，此军并无罗马人与之对峙。罗马的四支主力军团，在昆图斯·法比乌斯和马库斯·马塞卢斯的指挥下，意图收复卡普亚。除此之外，首都还有两个军团的留守部队，所有各海港的卫戍部队（在塔伦图姆与布林迪西的罗马驻军，为了防范马其顿部队登陆，另由一个军团加强），此外还有无敌的海洋舰队。如果我们把西西里、萨丁尼亚和西班牙的罗马军也加上去，即使除却南意大利堡垒中的卫戍部队——因为是由殖民者出任——则罗马军总计至少有二十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是该年新入伍者，一半是罗马公民。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从十七岁到四十六岁，凡能服军役者，全部入伍；而田地的耕种——在战争的情势下可以允许耕耘者——则全由奴隶与老弱妇孺担任。当然，在这种状况下，经济极端艰困；岁入的主要来源土地税，非常不规则。但罗马在人力与财源上虽然如此艰困，却终能虽慢却稳定地收复他们急速失去的土地；腓尼基军队年年减少，罗马军队却年年增加；一年一年将汉尼拔的意大利盟邦争夺回来——因为它们自己的力量固不足以自卫，汉尼拔的军队又太薄弱；更何况马库斯·马塞卢斯发明了新战术，尽量让他手下的军官各自发挥其个人的才分，因之使罗马步兵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如此，坎帕尼亚人、阿普利亚人、撒姆尼人和布鲁提伊人的城镇便一个个转入罗马人之手。汉尼拔仍可望胜利，但再也不是特拉西梅诺湖和奥菲杜斯那样的胜利了；公民将军的时代已经过去，除了等待之外，他已无计可施——等待菲利普实现他答应已久的合攻，或他的弟弟自西班牙带兵增援，而同时，又尽可能使他自己、他的部队和他的依从者免受伤害，并心境顺畅。从现在他的顽强守势中，我们几乎看不出那曾经如此妄胆，如此纵横天下的善攻的将军来了；不论从军事上还是从心理上，他能如此完善地完成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重任，实是奇迹。 意大利南部的战斗 一开始，战争的焦点主要在坎帕尼亚。汉尼拔及时赶到，使这个区域的首府免受围攻；但他无法再从强大的罗马卫戍部队所防守的城镇夺取任何坎帕尼亚城镇，也无法阻止两个罗马执政官率领的大军将卡西利努（以及若干较不重要的村镇）重新取回；自此以后，他通过沃尔图诺河的通路受阻。汉尼拔企图夺取塔伦图姆——其主要目的是为马其顿军队登陆做准备——但未能成功。同时，布鲁提伊有一支迦太基军在汉诺指挥下，跟阿普利亚的罗马军在卢卡尼亚有过数度接战；在这几次战争中，提比利乌斯·格拉古获得优胜战果；在贝内文托的一次胜战中，由奴隶组成的几个军团表现优异，格拉古乃以人民之名赋予他的奴隶士兵以自由与自由民权利。 罗马人收复亚壁 次年（公元前213年），罗马人收复了富饶而地位重要的亚壁；此城的公民，在罗马士兵潜入城墙以后，与他们联合对付迦太基守军。整个说来，由汉尼拔所组成的联盟已在松懈中；若干卡普亚的重要城镇和几座布鲁提伊的城镇转入罗马人之手；甚至腓尼基军中的一支西班牙部队在从西班牙来的使者得知西班牙的战况后，也从迦太基阵营转入罗马阵营。 汉尼拔收复塔伦图姆 公元前212年，情势对罗马人较为不利，这是由于政治上与军事上新的错误使然，而汉尼拔则不失良机。汉尼拔跟大希腊诸城所维系的关系并没有带来多少收获；但塔伦图姆与图里留在罗马的人质却由汉尼拔密使的怂恿而潜逃，然迅即为罗马哨兵所捕获。罗马人无知的报复心比汉尼拔的阴谋还更有助于汉尼拔；罗马人把所有逃跑的人质统统处决了，因而自行剥除了有价值的抵押，而愤怒的希腊人于是便开始密谋如何向汉尼拔开城。由于跟塔伦图姆的公民取得了解，也由于守备的疏忽，该城真的转入迦太基人之手；罗马卫戍部队极为艰困地退守在城寨之中。随塔伦图姆的例子而行的，有赫拉克里亚、图里和麦塔庞顿；罗马军则不得不从麦塔庞顿撤退，以便挽救塔伦图姆的卫城。汉尼拔的这些成就大大地增加了马其顿登陆的危险，以致罗马不得不重新注意几乎已经全然疏忽的希腊战争，并做新的努力；幸亏叙拉古的收复和西班牙战况的好转使他们有余力投入这个方向。 卡普亚周围的战事 在战争的主要争夺区坎帕尼亚，战事的进行胜负不定。驻守于卡普亚附近的各罗马军团，并未能完全包围该城，但对于该城的耕种与收获却造成了极大的阻碍，以致这人口众多的城池亟需城外的补给。汉尼拔因之收集了相当多的谷物，待坎帕尼亚人在贝内文托来接取；但后者的迟到却让罗马执政官昆图斯·弗拉库斯和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及时赶至，将负责护送的汉诺大败，把谷类悉数劫取。于是，两位执政官转而围城，而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则驻守于亚壁古道上，以阻挠汉尼拔的援军。但这位英勇的将军却死于一个不忠的卢卡尼亚人无耻的狡计之手；而他的死，等于全军覆没，因为那主要由他解放过的奴隶组成的军队，在他们所敬爱的领袖倒下以后，立即奔散。如此，汉尼拔通往卡普亚的路是开敞的，而由于他出乎意料的出现，两位罗马执政官被迫把刚刚开始的围城阵势解除。事实上，在汉尼拔到达之前，他们的骑兵就已被汉诺和波斯塔率下而在卡普亚任卫戍部队的腓尼基骑兵和同样优秀的坎帕尼亚骑兵彻底击溃。马库斯·森特尼乌斯（一个由不智的选择而从副官迁升为将军的人）驻守于卢卡尼亚的正规军和解放的奴隶军彻底的溃败以及怠忽傲慢的军事执政官格奈乌斯·弗尔维乌斯·弗拉库斯同样彻底的溃散则结束了那凄惨的一年。但罗马人的顽强坚毅仍然抵消了汉尼拔快速的成功，至少在最重要的关键之处是如此。汉尼拔刚刚离开卡普亚前往阿普利亚后，罗马军便再度集结在卡普亚周围，一支在普特奥利与沃尔图诺河，由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率领，另一支在卡西利努，由昆图斯·弗尔维乌斯率领，第三支在诺兰公路上，由军事执政官盖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率领。这三支驻军各自挖下深广的战壕，由加强的部队连接，阻断了一切接近卡普亚的可能，而那濒于绝粮的大城，若无援军抵达，被迫投降乃是指日可待之事了。公元前212—前211年的冬季将近结束之际，粮食已将告罄，急使在历尽艰辛后，潜过防守严密的罗马阵线，赶到正在围攻塔伦图姆城寨的汉尼拔帐下求紧急援助。汉尼拔三十三头大象及部队精华，从塔伦图姆向坎帕尼亚强行军，在卡亚佐俘虏罗马卫兵，占领他们在卡普亚附近蒂法塔山的营地，自信罗马将军们会像去年一样解围。但那已挖好了战壕并由部队将各营区连接得像堡垒一样的罗马军却纹风不动，从他们的营地向外观望，而任腓尼基与坎帕尼亚骑兵在营地的内外冲来冲去。汉尼拔不计划正式进攻，因为他看出，他所在的那块土地已在有计划的劫掠后没有多少供应品了，如果他发动正式攻击，即使匮乏尚未把他逼退，也会把其他的罗马部队引到坎帕尼亚。因此，在这一带已无计可施。 汉尼拔向罗马进军 汉尼拔于是试用他创造天才的最后一招棋，以挽救这重要的城市。他将意图告知坎帕尼亚人，勉励他们支撑，同时率同他的救围部队从卡普亚取道罗马。他以初临意大利时的勇敢巧慧，率领单弱的部队投在敌人的陆军与堡垒之间，通过撒姆尼，沿瓦莱里安路前进，越过台布尔，经过安尼奥河的桥梁，扎营于对岸，距罗马城仅五英里之遥。日后罗马人子孙的子孙在听到“汉尼拔来到城下”的故事时仍旧惊恐颤栗；然而真正的危险却是没有的。城市附近的村舍与田地被敌军毁坏殆尽；城中的两个军团出而应战，挡住了敌人，使他们未能围城；再者，汉尼拔实际并不想奇袭罗马——这跟不久以后西庇阿奇袭新迦太基不同——他更不想积极围城；他唯一的希望是在警报之下，围攻卡普亚的罗马军会有一部分向罗马驰援，因而让他有机会突破该城的封锁。因此，不久他就拔营离去。而罗马人则认为他的撤退是诸神的插手，当罗马军团不足以驱逐他们的时候，用恶兆与幻想逼他们撤退。因此，在卡佩纳门的门外，亚壁古道上第二个里程碑处，也就是汉尼拔距城最近之处，罗马人以谦卑恳切之情建立了一个祭坛，纪念那“扭转并保护”（Rediculus Tutanus）的神。事实上，汉尼拔是撤退了——因为这是他的本意——而转回卡普亚。但罗马将军们并没有犯下他们的敌人所计划的错误；各军团在卡普亚周围未动，在汉尼拔驶往罗马的消息传到之后，仅派出一支单弱的部队前往。当汉尼拔了解这种状况之后，他突然猛袭执政官普布利乌斯·伽尔巴的部队——后者在他离去之后，不智地跟随在后，而他则一直避免交战——消灭了他，力取其营地。 卡普亚投降 但这只是卡普亚必定失守的可怜补偿。该城的公民，尤其是阶层较高的，久来已悲愁地料到必将来临的命运；元老院和城中的治理责任几乎已完全由敌对罗马的民众派执掌了。现在，绝望笼罩了坎帕尼亚和腓尼基的贵族与平民。二十八位元老选择了自动就死；其他的人则把该城交给了已怒不可遏的敌人。当然，血腥的报复乃成不可避免之事；唯一列入讨论的是过程之久暂；要不要追办到卡普亚城的范围之外，要不要迅速执行，迅速结束。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与元老院主张前者；但后面这种办法——或许是不那么不人道的——则占了上风。卡普亚的五十三名军官与行政官受命在卡勒斯与戴努姆的市场鞭打后斩首，由次执政官昆图斯·弗拉库斯监刑；其他的元老则下狱，许多公民被卖为奴隶，而富有者的田产被充公。阿特拉与卡亚佐也遭到类似的惩罚。这些惩罚是严厉的；但就以卡普亚的叛变对罗马的威胁而言，就以那个时代的惯例而言，这也不是太过分的。而当卡普亚在叛变的时候，立即把该城所有的罗马公民处死，他们不是已为自己挖下了坟墓？然而罗马乘这个时机把跟它并驾齐驱的这个大城的政治结构完全摧毁，使它永不能再与它竞争，则是令人难平的。 罗马取得优势　塔伦图姆投降 卡普亚的陷落在人心中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尤其由于这次的陷落并非出于奇袭，而是经过两年的围城与汉尼拔穷尽了力量解围而不成之后。罗马人收复卡普亚，很明显的可以视作罗马人在意大利的势力上升，正像数年前当它投向汉尼拔的时候表示了罗马人在意大利势力的下降。汉尼拔意图攫取塔伦图姆的城寨和利基翁，以此挽回他在意大利各联邦的印象，却归徒然。他强行军奇袭利基翁，而未获成果。塔伦图姆的城寨在塔伦图姆与迦太基的中队封锁了港口以后，遭遇极大的苦难，但由于罗马的强大舰队将汉尼拔所指挥的中队的补给线切断，因此在城寨与海岸之间的围城者所遭受的苦难与城寨中的罗马人亦不相上下，而最后，他们不得不离开港口。现在，没有一个行动是成功的了；幸运之神似乎已遗弃了迦太基人。卡普亚陷落的后果——汉尼拔前此在意大利联盟中所享有的威望与信赖受到深切的震撼，而凡能脱身的社团都在尚可忍受的条件下意图重回罗马联盟——对汉尼拔的影响比卡普亚陷落的本身还大。他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把他本已单薄的部队分散，派入摇摆的城镇中做卫戍部队；但这样做会把他可以信靠的部队被人小队小队地消灭或出卖——公元前210年，由于萨拉比亚城的叛离，他的五百名精选努米底亚骑兵就被处死；二，将不可靠的城镇都拉倒烧毁，以免落入敌人之手——而这样做并不能振作他的意大利依从者的士气。随着卡普亚的收复，罗马人再度产生了自信心，相信意大利的战争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他们；于是他们派遣了相当大的部队至西班牙，因为在那个战场，由于西庇阿兄弟的死，罗马军陷于困境；也由于卡普亚的收复，罗马人大胆地裁减了一部分军队——这是汉尼拔进入意大利后罗马人的第一次裁军；原先尽管征兵年年都更困难，他们还是年年增兵，直至增加到二十三个军团。也因此次年（公元前210年），虽然由结束了西西里之战的马库斯·马塞卢斯重掌主要军权，罗马人对战争的推进却已松懈；马库斯·马塞卢斯将兵力用于围攻内陆的堡垒，而胜负不一。在阿普利亚的赫尔多尼亚，汉尼拔打败次执政官格奈乌斯·弗尔维乌斯·森图马卢斯。次年（公元前209年），罗马人采取步骤收复倒向汉尼拔的第二大城塔伦图姆。其时，马库斯·马塞卢斯以其惯有的顽强亲率部众与汉尼拔力战（首日败，次日浴血得胜），而执政官昆图斯·弗尔维乌斯诱使业已摇摆的卢卡尼亚人与赫彼奈人倒向，将腓尼基的卫戍部队交到罗马人手中；其时，罗马人对利基翁有计划的袭击逼使汉尼拔不得不驰援这些境况危急的布鲁提伊人——当此之际，老将昆图斯·法比乌斯五度受任为执政官，同时受命攻取塔伦图姆，于是牢牢地扎营于附近梅萨比人的地区，而卫戍部队中的布鲁提伊人则以阴谋手法将该城交到了他的手上。愤怒填膺的胜利者展开了恐怖的、过分的屠杀。所有的卫戍部队，所有能够见到的公民都惨遭毒手，住宅遭劫。据说塔伦图姆人有三万被卖做奴隶，劫掠的财富则有三千塔兰特（合七十三万镑）被送缴罗马库府。这是这位八十岁的老将最后的成就；汉尼拔驰援而来，但一切均已过去，于是退往麦塔庞顿。 汉尼拔被逐退　马塞卢斯之死 当汉尼拔最重要的城镇失守之后，他发现自己已逐渐被封在意大利半岛的西南端。次年（公元前208年）被选为执政官的马库斯·马塞卢斯则寄望由他能干的同事提图斯·昆克蒂乌斯·克里斯皮努斯之助，可以以一场决战来结束这场战争。这老兵并未因他六十年的岁月而感沉重；不论是醒着睡着，他心中都被一个念头缠绕，就是如何击败汉尼拔，解放意大利。但命运却要将胜利的花环留给更年轻的头颅。当他跟克里斯皮努斯在维努西亚区从事一项并不重要的勘查时，突然遭到一支非洲骑兵的攻击。马塞卢斯像四十年前奋战哈米尔卡，十四年前奋战于克拉斯蒂迪乌姆一样——力拼此悬殊之战，直至垂死落马；克里斯皮努斯逃走，但因伤而死（公元前208年）。 战争带来的压力 现在已是战争的第十一年了。几年前威胁罗马之存在的危急似已不存；但更因如此，罗马才感到这无尽的战争的负荷——一年沉似一年的负荷。国家的经济苦不堪言。在坎尼之战（公元前216年）以后，指定了一个特别的银行委员会（Tres viyi mensarii），由最杰出的人士组成，以永久监督国难期间的公共金融状况。这个委员会可能已经尽了力；但不管在金融上采取何等明智措施，情势却不饶人。战争初期，罗马人将银硬币与铜硬币贬值，把银的通货的法定价值提高三分之一以上，发行了一种金质硬币，使其价值超乎该硬币黄金的实际价值以上。而这种措施不久就证明不足以应付局势；他们不得不从承办人那里赊取供应品，而因之就只得默许他们不法的行为，因为政府需要这批人，终致于营私舞弊的事发展到无法掩藏的程度。为了平息民怨，公产管理官找了一桩最坏的舞弊行为，在人民面前加以指控。富有者——他们是遭受战争之祸乱最严重者——常受呼吁，要他们秉爱国之情慷慨解囊，这种呼吁并未白费。出身较好的士兵、次级军官和所有的骑兵都自动或出于团结精神而不得不拒绝薪俸。由政府武装的奴隶部队，在贝内文托之役之后获得解放，当银行委员会要发给这些奴隶的主人赎金时，他们回答道，到战争结束再发（公元前214年）。当府库中无钱再举行国家的节庆和修缮公共建筑时，原先承包这些事务的公司则表示他们准备继续服务一段时间而不求报酬（公元前214年）。和第一次迦太基之战中一样，由富有者自动捐献而建造了一支舰队并配备了人员（公元前210年）。他们用尽了属于后代的金钱；最后，在征服塔伦图姆的一年，他们又使用了长久积存的预备金（十六万四千镑）。然而罗马还是无法应付它最必须的支付；士兵的薪饷拖延得越来越危险了，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但物质上的不景气并非政府的困境中最为严重的部分。所有的农田都荒芜了，即使是战争的蹂躏较少的部分，也缺少人手除草或收割。一“麦斗”（medimnus，合一个半浦式耳）的谷物涨价到十五个迪纳里厄斯（合九先令七便士），都城的价格至少是平均价格的三倍；许多人都几乎死于匮乏，幸亏埃及的供应品得以到达，而最重要的是西西里农业的恢复使不景气不致沉沦到最低点。事情的这种状态，必然毁灭了小农，耗尽了辛苦的积蓄，把繁荣的乡村变为乞丐与盗匪的巢穴；迦太基之战留下的史料虽没有这般详尽，但从其他类似的战争所保留下来的史料则可以推知。 各联邦 比物质上的艰困更危险的是各联邦对罗马战争日益强烈的厌恨，因为这场战争耗尽了他们的资源与血肉。非拉丁社团，则没有遭到这般惨重的后果。这场战争的本身让他们明白只要拉丁民族站在罗马一边，他们就什么也不能做；因此他们厌恨与否或程度多少，并不重要。不过，拉丁姆现在却也开始动摇起来了。伊特鲁里亚、拉丁姆、马西人的地区和北坎帕尼亚（也就是那些直接遭受战祸最少的区域）的大部分拉丁社团，于公元前209年都通知罗马元老院，自此以后，他们将不再供给军队与物资的支援，而任由罗马人自己去应付这场为他们自己的利害而起的战争。罗马的惊恐是极大的；但目前却没有任何办法强迫这些脱缰的社团依顺。幸亏并非所有的拉丁社团都步其后尘。高卢人地区、皮塞努姆和北意大利的殖民地，由有力而爱国的福莱杰雷领导，宣布比以往更忠于罗马；事实上，这些殖民区的人再明白不过，在这一次战争中，他们的生存比首都更为危险，而这次战争所针对的并不仅是罗马，而是拉丁人在意大利的霸权，是意大利民族的独立。片面地不履行义务当然算不得叛国，而是短视与疲惫不堪的结果；无疑这些城镇也战战兢兢，不肯与迦太基人联盟。但在罗马人与拉丁人之间仍旧有不和，而这不和自然会对这些地区的人发生有害的影响。阿瑞底姆不久就酝酿起危险的变故；伊特鲁里亚人在阴谋倒向汉尼拔，情势危险，以致罗马军队受命进军。军队与警察未经多大困难就将此运动压制下来；但这却是一个足值警惕的征兆，表示这些地区的拉丁堡垒一旦失去吓阻力，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哈斯德鲁巴进军 在种种艰困与不和之间，消息突然传来，公元前208年秋季，哈斯德鲁巴已越过比利牛斯山，明年罗马人必须跟哈米尔卡的两个儿子同时在意大利作战。汉尼拔长年累月的焦虑坚持并没有白费；他的祖国由于派系之见，菲利普由于短视，虽然都拒绝提供援助，但援助终于来了，是从他的弟弟而来，而这个弟弟，也像他自己一样，秉承了哈米尔卡的精神。八千名利古里亚人业已由腓尼基的黄金征集起来，准备与哈斯德鲁巴联合；如果他能打赢第一仗，则他可望像他哥哥一样将高卢人或许还有伊特鲁里亚人组成军队以抗罗马。何况意大利已经不是十一年前的样子，国家与人民都已疲惫不堪，拉丁联盟已摇摇欲坠，而它最好的将领刚刚倒于战场，汉尼拔却仍未屈服。事实上，西庇阿应当好好恳求和感谢他的保护神，使他自己和他的国家免除了他不可原谅的错误所招致的可怕后果。 新的军备　哈斯德鲁巴和汉尼拔进军 在这至为危急的时刻，罗马再度召集成二十三个军团。志愿兵加入军役，而法律上可免兵役的人也列入征召范围之内。在敌友均未意料的时候，哈斯德鲁巴就已经到达了阿尔卑斯山靠意大利的这一边；现在已经习惯了这种处境的高卢人，只要有贿赂就准备把山道开放了，而且军队需要之物一律供应。如果罗马人曾经有意占领阿尔卑斯山山道的出口，现在又已为时太晚了；猝不及防的他们听到哈斯德鲁巴已经到达波河，他已经像他哥哥一样成功地召集高卢人成军，而普拉森舍已被侵入了。执政官马库斯·李维乌斯急忙赶至北部军中。他到得正是时候。伊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正在蠢蠢欲动，他们的志愿兵加入了迦太基军。他的同事盖乌斯·尼禄召军事执政官盖乌斯·霍斯蒂利乌斯·图布卢斯从维努西亚来与他会师，并匆忙率领四万陆军以拦截汉尼拔向北的进军。后者则聚集他在布鲁提伊所有的兵力，沿公路从利基翁向阿普利亚进军，而在格鲁门图姆与执政官相遇。两方顽战一场，尼禄宣布胜利，但汉尼拔——虽然有所损失——却仍旧以其惯有的巧妙改道而到达了阿普利亚。在那里，他停下来，先扎营于维努西亚，再扎营于卡流苏门；那亦步亦趋的尼禄则在两个地方都跟他对阵扎营。汉尼拔系自动而非被迫于此停步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他把军队扎营在此处，必定是由于他跟哈斯德鲁巴的协议，或料到后者所行经的路线（但关于这个路线我们则无史料可寻）。当两军按兵不动地对峙，而汉尼拔焦急等待哈斯德鲁巴的消息之际，尼禄的哨兵抓住了后者的传令兵。信上说，哈斯德鲁巴欲走弗拉米尼大道，换句话说，先沿海岸到达法努姆，然后转向，越过亚平宁山，向纳尼亚前进，希望在此地与汉尼拔会师。尼禄立刻下令首都的预备军开往纳尼亚，而驻守于卡普亚的部队则赶至首都，在那里形成新的预备部队。由于他相信汉尼拔不知他弟弟的动向，会继续留在阿普利亚，乃大胆决定派一支七千人的精选部队以急行军赶向北方，意在跟他的同事联合，设若可能，迫使哈斯德鲁巴一战。他能够这样做，因为他留下来的部队仍足以对抗汉尼拔，而设若后者北行，也可以跟他同时到达行动地点。 塞纳之战　哈斯德鲁巴之死 尼禄发现马库斯·李维乌斯在塞纳·伽利卡等待敌军；两个执政官乃立即向哈斯德鲁巴前进，而发现他正在横渡梅托汝斯河。哈斯德鲁巴希望避免战争，绕道闪过罗马军，但他的向导却离弃了他；他迷途于异地，最后被罗马骑兵所攻而致延误，终致罗马步兵到达，而战争成为不可避免。哈斯德鲁巴将西班牙军布于右翼，将他的十只大象置于此军前方，高卢军布于左翼，他则于左翼后方支撑。右翼久战不决，互有胜负，直至尼禄采取巧计，任正面敌军维持现状，而以他自己的部队转向攻击西班牙人侧面。当天的战争因以决定。代价极大的浴血战争完全胜利，无路可退的敌军被消灭了，营寨被攻取。当哈斯德鲁巴看到他指挥妥善的战争已失，乃像他父亲一样寻求军人的荣誉之死。他找到了。作为一个军官，作为一个人，他不愧为汉尼拔的弟弟。 汉尼拔退至布鲁提伊地区 战争的第二日，尼禄动身，在仅仅十四天的时间中，他去而复回，又在阿普利亚与汉尼拔对阵了，而后者未接到任何音讯，因此按兵不动。执政官给他带来了音讯——他弟弟的首级，抛入他的岗哨，以回报这伟大的敌人——这敌人不屑与死者为敌，并曾给予保卢斯、格拉古和马塞卢斯光荣葬礼。 汉尼拔看出他的一切希望均已消逝，一切均已过去。他放弃了阿普利亚和卢卡尼亚，甚至也放弃了麦塔庞顿，而将军队撤到布鲁提伊人的地区，而这一带的港口是他从意大利撤退的唯一出路。由于罗马将军们的努力，也更由于幸运之神的保护，罗马避开了这个大难——这个危难之大，正证明了汉尼拔在意大利坚持如此之久是正确的，其危险性堪比坎尼之战。罗马的欢欣是无限的；一切都又重拾升平的步调了；人人都觉得现在战争的危险已过。 意大利境内战争的滞留 然而罗马人并不急于结束战争。罗马政府与公民都已耗尽了精神与物力；大家都巴不得过一过闲在的日子。 陆军与舰队裁减了；罗马与拉丁农夫重新回到荒废的家园；国库因卖掉一部分坎帕尼亚土地而得以充实。国家以新政治理，原先盛行的滥权腐败之事设法弥补；自愿战争贷款开始偿还，那些退缩的拉丁社团被迫履行其疏忽的义务，并附以沉重的利息。 在意大利的战争没有进展。自此以后，汉尼拔仍得四年守住他的战场，尽管敌人占绝对优势，却不能迫使他退入堡垒，又不能迫使他登船离去，这证明了汉尼拔的战略之优秀，也证明了罗马将军们的无能。不错，他不得不日益后退，但那不是由罗马人跟他接触的结果，而是布鲁提伊联邦越来越刁难了；最后，他只能以他卫戍的一些城镇来维持。如此，他自动放弃了图里；而洛克里，则在普布利乌斯·西庇阿的建议下，从利基翁进军夺取下来（公元前205年）。就好像当初阻断他计划的迦太基当局终于承认了他的计划之确当，由于惧怕罗马人将登陆非洲，自动派了部队与资源至意大利给汉尼拔，至西班牙给马戈（公元前206—前205年），要他重燃战火，以便那拥有利比亚乡村别墅和迦太基店铺的恐慌财主们再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他们还派了使节团前往马其顿，想诱使菲利普重缔盟约，派兵登陆意大利（公元前205年）。但这也为时太晚。菲利普在几个月以前跟罗马订立了和约：菲利普绝不愿迫在眉睫的迦太基毁灭之战成为事实，但他不采取任何步骤——至少是公开的步骤来反对罗马。少量的马其顿军队派往了非洲，据罗马人说，经费由菲利普支付；可能如此，但至少罗马人抓不到任何证据。马其顿登陆意大利之事则免议。 马戈在意大利 哈米尔卡的幼子马戈则行动比较积极，带着西班牙的剩余部队，他先至米诺卡，于公元前205年登陆热那亚，摧毁该城，召利古里亚和高卢人参军。现在，黄金与新奇像任何时候一样，使他们投入军旅；他甚至在政治指控从未终止的伊特鲁里亚全境缔结了关系。但他所带的军队究竟太少，不足以对意大利本部发动重大的攻击；而汉尼拔又已太弱，他在南意大利的影响力也已大幅下降，不可能有任何北进成功之希望。当救国有可能之际，迦太基的统治者们不愿救国，而现在当他们愿意了，却已不再可能。 西庇阿的非洲远征 罗马元老院中或许没有一个人怀疑现在迦太基人对罗马发动的战争已将结束，而罗马对迦太基人的战争却必须开始了；然而非洲远征虽在所不急，他们却不愿面对备战的工作。为了这样的战争，他们最迫切地需要一个干练而受人敬爱的领袖，但他们没有了。他们最好的将领不是已经阵亡沙场，就是年纪太大——如昆图斯·法比乌斯和昆图斯·弗尔维乌斯——已不足以担负起这件全新的，也或许将要经年累月的战争。塞纳之战的胜利者盖乌斯·尼禄和马库斯·李维乌斯或许可以胜任，但他们都是极不得人心的贵族；他们能不能获得人民的许可，得到指挥权都有问题——因为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刻，人民的选择才不以好恶为准，而以才能为据——而更可疑的是，这样的人能不能激起业已困顿的人民新的热情与努力。终于，普布利乌斯·西庇阿从西班牙回来了，这是大众的宠儿，他曾把交托于他的任务这般辉煌地完成——或似乎完成——立刻就当选为次年的执政官了。当他上任（公元前205年）之际，便下定决心要实现他在西班牙计划的非洲远征。然而在元老院中，不仅老成持重的一派不赞成在汉尼拔尚未退出意大利之际远征非洲，而且大多数元老并不怎么喜欢这年轻的将军。他那文绉绉的希腊教养，他的摩登文化，他的思想调调，不对那些严厉而说不定有点乡巴佬的元老们的胃口了；而他指挥西班牙战争是否得当，他的军律是否严明，都使他们深有顾虑。他对他的军官之放任，不久就由盖乌斯·普莱米尼乌斯在洛克里丢脸的行为做了证明，当然，西庇阿监督不严只能受到间接指责。在元老院关于组织非洲远征军及指派将军的议事过程中，只要惯例与法制跟这位新执政官意见相左，他便轻易把这些障碍推到一边，非常明显地表示，在情况必须时，他要以他的名望与人民的支持跟统治机关相对立。这些事情使元老们不能不感到恼愤，而且使他们严重地忧虑在即将来临的决定性战争中，在迦太基可能提出的乞和中，这样一个将军可能会不遵守他所受到的指示——他对西班牙远征的任性处理手法无法使元老们释怀。然而，两方面却都表现足够的智慧，不把事情推向极端。元老院当然看得出，非洲远征是必须的，把它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是不智之举；它也看得出西庇阿是非常有才能的军官，由于十分适于做这样一场战争的将领，人民会允许他的任期随情势的必要而延长下去，而设若还有人可以鼓起人民最后的精神，此人便非他莫属。在西庇阿表示了对最高统治局应有的尊敬并服从元老院的命令——至少在形式上做了这种表示——之后，元老院的大多数便做下决定，不拒绝他所渴望的任命。当年，西庇阿便前往西西里，督造舰队，准备围城器材，组织远征军，准备次年登陆非洲。为了这个目的，西西里军——仍旧是由坎尼之战剩下的残余部队组成的两个军团——置于他的指挥之下，因为少量的卫戍部队和一支舰队足以保卫西西里；此外，还许可他在意大利召募志愿军。显然元老院并未着手组织远征军，而只是任许；西庇阿获得的资源不及当年雷古卢斯的一半，但他仍旧召集了同等的兵力——而这为数庞大的兵力却是元老院多年来有意抑止的。在元老院大多数人的眼光看来，非洲远征军是无聊的老兵与志愿军姑且一试的希望，因此如果失去了他们，国家也不致有太大的悔恨。 或许除了西庇阿之外任何人都会坚持非洲远征军必不能以这种方式成行，否则宁可不要派遣。但西庇阿的信心使他接受现有的条件，只因他志在必得这司令的职务。他尽可能小心地避免直接加重人民的负担，以免损及人民心中对非洲远征的赞赏倾向。它的费用，尤其是建造舰队的，相当庞大，其中一部分由所谓伊特鲁里亚诸城镇乐捐——也就是说，由于阿瑞底姆人和其他社团于战争期间倾向腓尼基人，而缴纳的罚金——另一部分则落在西西里各城镇。四十天之内，舰队已备妥下水。水手由志愿者加强了，其中有七千人是意大利各处响应他们所爱的将军而来的。于是，公元前204年春天，西庇阿扬帆非洲，率领两个身经百战的老战士组成的军团（约三万人）、四十艘战船、四百艘运输舰，在乌提卡附近的“好岬”顺利登陆，未遭任何抵抗。 非洲的战备 那最近几年常遭罗马战舰劫掠其非洲海岸的迦太基人，早就料到会随之以更庞大的入侵，因之他们不但想重新挑起意大利与马其顿的战争，而且自己做了准备以迎战罗马的入侵。在柏柏尔族两个对立的王——马西利人的统治者锡尔塔（君士坦丁）的马欣尼撒，马赛西利人的统治者西伽（位于奥兰西方的塔夫纳河口）的西法克斯——之间，他们赢取了势力较大，而原先倾向罗马的西法克斯，却把原先他们的盟友、西法克斯的宿仇马欣尼撒抛弃。马欣尼撒在拼命抵抗之后，败于迦太基与西法克斯联军，不得不把他的领土留给后者；他自己则带着少数马兵在沙漠流浪。除了西法克斯可能支持的部队以外，迦太基军有两万步兵、六千骑兵、一百四十头大象——汉诺曾为此目标专门出发猎象——以保卫首都，指挥则为在西班牙获有战争经验的吉斯戈之子哈斯德鲁巴；港口中留有一支强大舰队。由所巴特率领的一支马其顿军和由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组成的佣兵也指日可到。 西庇阿被逐回海岸　偷袭迦太基营 据报西庇阿登陆，马欣尼撒——这不久以前在西班牙战场上仍为西庇阿顽敌的人——迅即赶到将军营中；但这无疆域的王子目前除却其个人才干之外并不能对罗马人提供其他援助，而利比亚人虽然彻底厌倦了沉重的税捐，却因上次罗马撤退后遭受过太惨痛的经验，不敢立刻宣布站在入侵者一边。于是，西庇阿就以他带来的兵力开始战争了。由于迦太基的军队到这时为止一直都处于弱势，也由于几次骑兵的散兵战西庇阿获得成功，因此得以包围乌提卡；但不久西法克斯赶至，据记载，有五万步兵、一万骑兵，因此围城阵势只得撤除，而在一个岬角上筑起海军冬营；此岬角位于乌提卡与迦太基之间，易于掘沟。这位罗马将军在此度过公元前204—前203年的冬季。春季，他的处境相当不好，但他以幸运的奇袭而脱身出来。西庇阿提议和谈，非洲人以为可以获得安定了，但这却只是缓兵之计，而非荣誉的诺言。有一天夜里，努米底亚的芦苇营房起了大火，当迦太基人赶去教火的时候，他们自己的营房也遭到同样的命运；逃难者在不及抵抗之下遭罗马分遣队残杀。这一次的夜袭比正规战更具摧毁性，但迦太基人的志气并不因此低落；胆怯者或明智者提议召回马戈和汉尼拔，这一点甚至也遭勇敢者拒绝。正在这时，盼望中的凯尔特伊比利亚和马其顿援军到达；迦太基人决议在乌提卡之外五日行程的“大平原”进行对阵战。西庇阿急急赶去应战；他身经百战的老兵与志愿军们未遭多大困难就把那仓促成军的迦太基人和努米底亚人击溃了，至于凯尔特伊比利亚人[2]，他们知道西庇阿绝不会对他们手下留情，便顽强抵抗，最后仍被砍杀殆尽。在这双重败绩之后，非洲人无法守住战场了。迦太基舰队攻击罗马海军营，不算不成功，但离决定性的影响尚差太远，而西法克斯的被俘则大大盖过了这方面的成功——西法克斯的被俘，犹似幸运之神把他送到西庇阿手上，而由此，马欣尼撒势力强大起来，其与罗马的关系犹如原先西法克斯跟迦太基的关系。 谈和　迦太基爱国者的活动 在这些败绩之后，业已沉默了十六年的迦太基主和派又一次抬起头来，公开反叛巴尔卡家族和爱国主义者的统治。吉斯戈之子马戈被政府缺席判决死刑，并开始与西庇阿谈和。西庇阿要求迦太基割让其在西班牙与地中海诸岛屿之主权，将西法克斯王国让与马欣尼撒，战船除二十艘外，悉数交予罗马，并付战费四千塔兰特（约十万镑）——这些条件却让迦太基觉得过于优惠，怀疑究系西庇阿为己身利益所提，还是出自罗马元老院之指令。迦太基全权代表接受下来，同时借口须待当局批准而予以保留，立即派遣一个使节团至罗马一探究竟。但迦太基的爱国派不肯就此干休，由于深信他们的立场之高贵，深信他们的伟大领袖的能力，甚至被罗马本身的例子所激发，他们要坚持下去，何况，如果谈和成功，主和派占上风，他们自己这一派也就等于消灭。爱国派获得公民支持，决议让主和派谈和，而同时又准备做最后一战。马戈与汉尼拔，由人传令火速返非。其时，马戈在意大利北部致力于组织联军，对抗罗马已经三年（公元前205—前203），这时他正在因苏布雷人的地区跟两倍优势的罗马军作战，罗马骑兵败退，而步兵则阵式已乱，然而在迦太基人将胜之际，罗马一支部队勇袭迦太基象队，最糟的是他们受敬爱而又能干的将军受了重伤，使战事急转直下。腓尼基军只得退往利古里亚海岸，于此接到返非命令上船，但马戈却伤重死于途中。 汉尼拔返非 如果不是跟菲利普最后一次联盟谈判使汉尼拔又抱着可在意大利为祖国效命的希望，他可能在命令未到之前就已返非了。命令到达之际他在克罗顿（这是最近他司令部的所在地），立即从令。马匹与不愿随同至非洲的意大利士兵被他下令处死，迅即登上在克罗顿港外锚地准备已久的船只。罗马公民大大松一口气，因为这利比亚之狮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敢强迫他离开，现在终于自动向意大利土地转背了。在这个时机，元老院与自由民将一顶草环加在昆图斯·法比乌斯头上——他是罗马有功于家国的将军中目前仍在世的唯一一人，年近九十岁了。这个草环由全社团之手颁予，乃是罗马公民所能得到的至高荣誉，也是这位老将最后的荣光；他在当年去世（公元前203年）。汉尼拔，这“狮子血统”的最后一支，于去国三十六年之后，顺利地重新昂首阔步于祖国的土地上——他到达雷普帝斯，而之所以未遭拦截，不是由于停战协议，而是由于幸运。当他离开祖国的时候，几乎还是幼童，从那时以后，就投身于高贵的英雄事业，而那事业却又如此彻底地没有成果，他向西而去，从东而来，绕着迦太基海画下了一个大胜利圈；而现在，当他本想防止，而设若允许他大刀阔斧去做，又本可防止的事情已成事实之际，他受命回国挽救——设若可能的话；他接受了命令，既无怨言，也无责难。 恢复对立 随着他的到达，爱国派公开地站出来；那丧权辱国的、对哈斯德鲁巴的死刑宣判取消了；由汉尼拔巧妙的安排，跟努米底亚的酋长们又取得了联系；而且，不仅人民会议拒绝承认实际上业已缔结的和约，迦太基人还把罗马运输舰队驱至海岸加以劫掠，又俘虏了有罗马使节团在上的一艘战舰；这样，停战协议也被破坏了。西庇阿怒不可遏，从突尼斯的营地发兵（公元前202年），横过巴格拉达斯河（迈杰尔达河）的富饶河谷，不再允许镇民投降，而捕捉集体出售。他已深入内陆，当他在纳拉伽拉（西卡往西，现在的卡夫）的时候，由哈德卢密塔姆出发的汉尼拔与他相遇。迦太基将军想要以亲自会谈的方式从罗马人手上取得较佳的和约条件；但已经让步到不能再让的西庇阿则在停战被破坏以后不可能更做让步，而很可能，汉尼拔的目的也只是让人民知道，爱国派并非绝对反对和平。会谈无任何结果。 扎马之战 因之两军于扎马（或许距西卡不远[3]）举行决战。汉尼拔将其步兵排为三线：第一线为迦太基雇佣兵，第二线为非洲民兵与迦太基本城兵力和马其顿的军队，第三线为从意大利跟他同来的老兵。阵前布八十只大象，骑兵则在两翼。西庇阿按罗马惯例也把步兵分三组，但排列的方式则可让大象穿过而不致打破阵式。这个阵式不但成功，而且使得大象穿过之后跑向两边，乱了两翼的迦太基骑兵，以致西庇阿的骑兵（再者，由于马欣尼撒部队的抵达，数量大大超过了迦太基军）未久即将之击溃，全力追击。步兵的战斗则更为惨烈。双方第一线均缠战良久；最后，两方血刃战混为一团，必须第二线支持。罗马人找到了支持；但迦太基民兵却显出犹豫摇摆之势，以致佣兵认为遭彼等出卖，同刃相向，自相残杀。汉尼拔急将该两线撤至两翼，用他的意大利精兵遍布全线。西庇阿则把第一线部队仍足以战斗者集中于中央，而以第二、第三部集中于左右两侧。在同一地点再度展开更残酷的战斗；汉尼拔的老兵在优势的敌军之下毫不动摇，但罗马与马欣尼撒的骑兵追击溃败的迦太基骑兵回来以后，便把迦太基的步兵四面包围了。如此，不仅结束了这场战争，而且毁灭了迦太基的军队；十四年前于坎尼的败军，现在在扎马向他们的征服者复了仇。汉尼拔带着一小撮人逃至哈德卢密塔姆。 缔和 在这一天之后，在迦太基这一边只有痴人才会主张继续战争。汉尼拔曾希望行之于罗马的事，现在罗马将军立即可以行之于迦太基——围攻首部；而迦太基这个首都却已既无防卫又无供应。但西庇阿没有这样做；他答应缔和（公元前201年）——但条件已经更新。除却原先给予罗马与马欣尼撒的权益之外，每年迦太基人要缴战费两百塔兰特（四万八千八百镑），为期五十年；迦太基人不得与罗马或罗马之盟邦宣战，事实上，不得在非洲之外作战，而在非洲，于本国领土以外，未得罗马允许亦不得作战——这个条约的实际效力是将迦太基变为属国，剥除其政治独立。在某些情况下，迦太基甚至似乎还得向罗马部队供应战船。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有人指控西庇阿给予迦太基的条件过于优厚，为的是免得结束这场罗马最大的战争之荣誉以及指挥权交到继任者手上。这种指控若其所指为结束战争之荣耀，则容或有部分根据；但若指递交兵权而言，则似乎难为吾人相信。他这人民的宠儿在扎马之战大胜以后，不大可能会有被召回之虞——胜利之后，元老院曾有意替换，向人民征询意见，被断然拒绝；再者，当时的情况也跟这种指控不合。迦太基城，在双手这样被缚以后，在这样的强邻虎视眈眈之下，已经连想脱离其统治的企图都没有了，更无需说与之对立。再者，凡愿意了解的都可了解，这次的战争是由汉尼拔发动，而非由迦太基，因之随着它的失败，爱国派的救国大计再也不可能复活了。在满腔仇恨的意大利人看来，付之一炬的仅是迦太基投降的五百艘战船而非迦太基本身，似乎意有未尽。暗含恨意者和迂腐的官僚或许会大声疾呼，敌人唯有毁灭才算消失，而或许会苛责那不肯严惩曾令罗马人颤栗的国家之将军。但这将军却有不同的想法；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假定这位本性中含有高贵与慷慨冲动的罗马人，认为他这次的行为不是受高贵与慷慨的冲动影响，而系受卑下动机的左右。这位直至目前无往不利、充满自信的英雄，此时此刻就可以立即把这不幸的迦太基夷为平地——正如五十年后他的继孙受命所为——但他没有这样做，原因不是他惧怕被召回，也不是惧怕命运的变迁，也不是惧怕不久以后必定爆发的马其顿之战。真正的原因可能是这两位伟大的将军——政治问题现在也交在他俩手上处理——在谈和的条件上做着共同的努力，使胜利者的复仇有合理的界限，使失败者的顽固与不智也适可而止。两个伟大的敌人之高贵心灵与政治家风范在西庇阿不过分利用胜利以逞暴行上固然表现无遗，在汉尼拔大度地接受无可避免之事上也同样令人赞佩。当迦太基城的政治力量已彻底摧毁之后，再把这古老的农业与商业的基地连根拔除，把那时的主要文明巨柱之一恶意推倒，这对他的祖国究竟有什么好处？——如西庇阿这样一个慷慨、公正而明智的人，必然会这样自问。摧毁邻国文明，洒几滴无聊泪水，以为就可以洗净其国家民族所犯的永恒耻辱的罗马人，这时尚未诞生。 战争的后果 如此，第二次的迦太基之战——或如罗马人所谓的“汉尼拔战争”在十七年间横扫过赫勒斯庞特（达达尼尔海峡的古希腊名）到海格力斯之柱（直布罗陀海峡的代称）以后，结束了。在这场战争以前，罗马人只想求得意大利半岛自然边界之内的统治权和意大利海域与海岛的统治权，这一点从他们在缔和之后对待非洲的态度可以明了；他们的这种态度使人觉得他们不是奠下网罗地中海诸国的帝国基础，而只是制服了一个危险的对手，使意大利得到和睦的邻国。不错，战争的结果，尤其是西班牙的征服，跟这样一个观念很不相符；但这是罗马人的成功使他们越出了原有的计划，我们很可以确定，西班牙的取得完全是偶然的结果。罗马人获得了意大利的主宰权，因为他们奋力以争；但地中海各地的霸主地位（以及由此而得的主权），在某种程度上说却是由情势所致，而非有意在先。 意大利之外 在意大利之外，战争的直接结果是将西班牙变为罗马的两个行省——不过，却是叛变永未终止的行省；是将原先依附的叙拉古王国跟罗马的西西里省合并为一；是将许多最重要的努米底亚部族由迦太基的保护国变为罗马的保护国；是将迦太基从强大的商业国变作不设防的商镇。换句话说，是使罗马成为地中海西部地区无敌的霸主。再者，这第二次的迦太基之战使东西两方的政体发生了决定性的接触——第一次迦太基之战则只隐约预示到这种接触——因而使罗马对希腊诸君主国之间的争执发生决定性的干预。 意大利之内 在意大利之内，凯尔特人首当其冲要遭受毁灭的命运——设若这个命运以前尚未决定的话，这命运的执行只是早晚之事。在罗马联邦之内，战争的结果是使执掌统治权的拉丁民族地位更高——这个民族的内在团结在这次危机中受到考验，虽然不乏摇动的例子，但整体说来仍是忠诚的；至于非拉丁或非拉丁化的意大利人，尤其是伊特鲁里亚人和下意大利的萨贝利人，地位比往日更为低落。汉尼拔最大的联邦卡普亚，他最先的又是最后联邦布鲁提伊人，都遭到最严重的惩罚，或宁说是报复。卡普亚的政府被消灭了，卡普亚由意大利的第二大城变为第一大村；甚至有人建议把它夷为平地。所有的土地，除少数由外国人或一向倾向于罗马的坎帕尼亚人所拥有的之外，全被元老院定为公有地，自此以后，分成小块，租给暂时的租户。希拉汝斯的皮塞努姆人也遭到同样的待遇：他们的首府被夷平，人民分散到四周的乡村。布鲁提伊人的命运更为凄惨：他们集体变成罗马人的奴隶，永无执兵器之权。汉尼拔的其他盟邦也付了沉重的代价。希腊人的城镇，除了少数几座始终倾向罗马的——如坎帕尼亚希腊人和利基翁人——灾情惨重。阿帕尼亚人、其他阿普利亚人、卢卡尼亚人和撒姆尼人的社团，也惩罚非浅，大都丧失了部分领土。罗马人在如此获得的土地上安置了新的殖民区。如此，公元前194年，自由民殖民者陆续派至下意大利最佳的地区，其中有些地方不久就变成了显要公民们的别墅区，也变成了亚洲与非洲奢侈品的转手处。图里成了拉丁人的堡垒，易名为科比亚（公元前194年），布鲁提伊的富庶城镇维伯则易名为瓦伦西亚（公元前192年）。非洲远征军的老兵各在撒姆尼或阿普利亚获得土地定居；土地剩余的部分成为公地，罗马贵族们的牧场则取代了原先农夫的耕地与菜园。更且，半岛各处，凡有地位而与罗马不善的人士，在能够运用政治程序和产业充公的范围内，都被铲除了。意大利遍地，凡不是拉丁联盟的人，都觉得他们的名字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将自此永为罗马属民了；征服了汉尼拔，等于第二度征服了意大利；胜利者的愤恨与傲慢特别发向那些不是拉丁人而曾做过汉尼拔同盟的社团。即使当时受过细心检查、没有政治偏见的罗马喜剧都带有这类的痕迹。降城卡普亚与阿特拉成了罗马笑剧放肆讥嘲的对象——以致阿特拉变成了这种笑剧的大本营；其他喜剧作家们则嘲笑坎帕尼亚的奴隶们业已在极不人道的环境下习得了生活之道（而这种环境连最耐苦的奴隶——叙利亚人——都忍受不了而消瘦下去）。这些无情的嘲讽反映了胜利者的不屑，也反过来反映了被踩于脚下的民族们不幸的沉冤。这种情况在随后的马其顿战争中由元老院的焦急反应表现出来：他们警戒地守备意大利，从罗马向各个重要殖民区增派援军，如公元前200年到维努西亚，公元前199年至纳尼亚，公元前197年至科撒。 意大利人口与经济的损失 由于战争与饥荒，意大利人口的损失可以以罗马自由民为例说明，该城在战争期间的人口几乎减少四分之一。因此，有记载说，在汉尼拔战争中倒下的意大利人有三十万，这样看来不算夸张。当然倒下的人主要是自由民的精英，因为他们不但是战斗人员的核心，也是战斗人员的主要分子。元老人数之锐减极为可怕，在坎尼之战后，降至一百二十三人，历经困难才补充人数，而新增者竟达一百七十七人！再者，连绵十七年在国境四方处处都在进行的战争必然从根本动摇了国家的经济。不错，由于充公，政府获得不少财物，而坎帕尼亚的领土自此也变成了国家岁入的无尽财源；但这次领土的扩充对于国家的繁荣也造成不利影响，正如以前国土的分裂所造成者然。许多的市镇——据统计，有四百——倾毁了；辛苦积存的资本耗尽了；大量人口集中在军营中，使世风低下；自由民良好的古老生活习惯从根被摧毁，大城如此，连最小的村庄也是如此。奴隶与亡命之徒结为盗匪，其危险的程度可以由一件事看出：在阿普利亚，单单一年（公元前185年），就有七千人因盗匪罪被判决；放牧领土的扩充，加上半野蛮的奴隶牧工，使盗匪益得猖獗。而由于罗马人在这次战争中发现他们竟可不耕种就能由西西里的收益与埃及的援助度日，意大利的农业便面临了存亡的危机。 尽管有种种堪忧之处，在众神的护佑下得以渡过难关的罗马人却可以回首过去觉得自傲，瞻望前来则充满信心。他们曾犯过许多错误，但他们也曾坚忍过许多痛苦；这个民族中凡能执兵器的年轻人几乎十年未曾放下过盾与剑——这样的民族是可以原谅许多错误的。近代的各民族似乎追求虽对立但又和平共存的状态，这在古代是没有的态度。在古代，不为锤则为砧；而在两个胜利者的斗争中，最后的胜利为罗马人所有。至于他们是否具有正确的判断力以善用艰辛得来的胜利——使拉丁诸部族跟罗马的关系更为密切，逐步使意大利拉丁化，以属民来对待各省人民，而不把他们当做奴隶来妄用，改革宪政，使濒临破碎的中间阶级重新恢复生机，并予强化——则须待日后始可证验。如果他们能巧妙地完成以上的结果，则意大利可望前途光明，每个有才华的分子都可在良好的环境下，在文明世界的最强大政权中展现其特有能力，由而导致罗马的繁荣。然而如果他们不能善用胜利，则其后果究会如何则殊为堪忧。但在胜利初临的此时，一切疑虑与担忧都尽行沉默；战士与胜利者从四面八方返回家园；当令的乃是感恩祭与欢宴，战士与自由民的酬偿；战俘从高卢、非洲与希腊得释返家；而最后，那年轻的征服者以极尽荣华的行列在万人空巷的罗马街道受着热烈的欢迎了——桂冠献于神前，因为，像虔信的大众耳语相传的，他的计划与行动完全由神直接指引。
[1]　Propraetor，曾在罗马任次执政官，然后派驻外省，而仍有次执政官权力者。 [2]　即西班牙人。 [3]　此战的地点与时间无正确史料可资确定。地点可能即是著名的扎马地区；时间则可能是公元前202年春。以日蚀而推论其为十月十九日，不可靠。 第七章 从汉尼拔和约到第三时期结束的西方世界 波河流域之征服　凯尔特战争 汉尼拔发动的战争打断了罗马向阿尔卑斯或向意大利的自然边界扩张的行动，也无暇组织和殖民化凯尔特的领土。现在，在迦太基战争胜利以后，显然要从被打断的地方重新开始了，而凯尔特人也很明白这一点。缔结和约的当年（公元前201年），首当其冲的波伊人便与罗马对立；一开始，由于罗马仓促成军，遭波伊人击败，再加上一个迦太基军官——此人名为哈米尔卡，原在马戈部队中，马戈远征军撤退，他却继续留在意大利北部——的鼓动，使得两个最受罗马人威胁的部族波伊人和因苏布雷人群起叛变。利古里亚人也由于燃眉之急而武装起来，即连塞诺马尼族的年轻人这一次也不肯听从酋长们的小心劝告，而奔赴他们血缘同胞的共同命运了。罗马人为阻挡高卢人而在普拉森舍和克雷莫纳构筑的两座堡垒，前者被攻陷——活命者不及两千人——后者被围；罗马军匆忙赶至，在克雷莫纳城前发生一场大战。迦太基军官的指挥虽然老练，也终不能弥补其部属的缺点；高卢人无法抵挡罗马军团攻击，尸横战阵，而其中之一便是那迦太基军官。不过凯尔特人仍继续奋战：这一年在克雷莫纳得胜的罗马军，次年（公元前199年）却几乎被因苏布雷人尽行击溃，考其原因，则又是以军事领袖的愚妄为主。直至公元前198年，普拉森舍才得以部分重建。但为求生而联合奋斗的诸部族却一直存在内部的不合：波伊人与因苏布雷人争执起来，而塞诺马尼人不仅从他们的民族同盟中撤退，而且无耻地出卖了他们的同胞，以此来买取罗马人的原谅；当因苏布雷人在明修斯河与罗马人作战时，塞诺马尼人攻其背部，帮助罗马人毁灭了他们的同胞与同志（公元前197年）。因苏布雷人遭此屈辱与背叛，又失去科莫，乃单独与罗马人缔和（公元前196年）。当然，罗马人向塞诺马尼人与因苏布雷人所提的条件，远低于其给予意大利同盟者；最用心的一点是他们在法律上为意大利人和凯尔特人立下界线，使凯尔特人永无可能取得罗马公民权。但他们允许这些波河以北的凯尔特部族生存下去，并维持他们的民族体制——如此使他们不致形成“市区”，而是他们原先“区域”——再者，罗马人似乎并没有要他们缴纳贡税。罗马人意在让他们成为波河南方的罗马殖民区之堡垒，抵挡阿尔卑斯山民游荡劫掠。再者，这些区域的拉丁化相当迅速，凯尔特的民性与文化当然无法抵挡它的影响，这跟文化较高的萨贝利人和伊特鲁里亚人不同。公元前168年去世的著名拉丁喜剧家斯泰提乌斯·凯基利乌斯便是解放过的因苏布雷人；亲临这些区域的波利比乌斯说，只有阿尔卑斯山中的少数几个村落边残留着凯尔特的语言与文化；这种说法容或有些夸张，却有其相当的可信性。维尼蒂人的民族特色则保持得较久一些。 为防止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高卢人之迁徙所采取的措施 在这些区域，罗马人的主要努力自然在制止阿尔卑斯山北的凯尔特族的南迁，并使分隔意大利本岛与欧洲内陆的自然壁垒成为政治界线。实则罗马人已经令附近的凯尔特部族闻风丧胆；阿尔卑斯山北的凯尔特人不仅眼见山南的同胞遭受毁亡的命运而趔趄不前，而且当罗马使者指责某些个别的凯尔特单位在山南企图和平定居时，他们不但立即提出官方否认，而且表示对那些凯尔特单位的责备之意。而这些移民单位本身，则不仅先到罗马元老院恳求土地配给，而且在遭受拒绝之后，一言不发即返回阿尔卑斯以北（公元前186—前179年），任凭他们在阿奎莱亚不远处所建的城镇被毁。罗马元老院下定决心，阿尔卑斯的门户此后永对凯尔特人关闭，不许例外，而意大利境内的罗马属民若意图协助此类移民计划，必严惩不贷。在意大利东北角，亚德里亚海的顶端，有一个最北方的意大利殖民地（公元前183—前181年）；罗马人为了防止外族入侵，为了确保亚德里亚海的航运，也为了制止那时在此海域仍未全然消灭的海盗，又为了阻断马其顿的菲利普的西进——他想从东方入侵意大利，如汉尼拔从西方入侵者然——意大利人在此建立堡垒，结果，导致同伊斯特里亚人的战争（公元前178—前177年），但由于几处要塞的攻取及伊斯特里亚王艾普罗的阵亡，战争随即结束。这场战争中唯一引起注意的是一小撮蛮人偷袭罗马军营，消息传出，使罗马舰队与全意大利扫过一阵寒颤。 波河南方流域之殖民化 波河南岸区域，罗马元老院则决心并入意大利，对这个区域自又采取了不同的措施。首当其冲的波伊人绝命抵抗；他们甚至渡过波河，意图激起因苏布雷人共同反抗（公元前194年）；他们将一个罗马执政官困在军营中，使后者几近投降；在土著的绝死攻击下，普拉森舍处境危殆；最后，在穆蒂纳发生决战；这场战争打得疲困经久而血肉模糊。但罗马人终于胜利了（公元前193年）；自此以后，两方的战争不再是战争，而是猎取奴隶。不久，罗马军营就成了波伊地区唯一一个难民营，当地残存的人大部分都逃至军营避难；而战胜者也可不夸张地向罗马报告：除却老弱以外，波伊人已经绝灭了。这个民族于是不得不接受派定给它的命运。罗马人要求割让其土地的一半（公元前191年）；这个要求波伊人无力拒绝，而即使在剩下的一半领土中，波伊人也不久就消失了，被他们的征服者所同化。 罗马人这样清扫地面以后，乃重新组织与规划普拉森舍与克雷莫纳二堡，派入新的殖民者；因为最后几年的战乱已使此二处的殖民者被扫光。新的根据地，在以前的塞农人区域内及其附近，为波坦蒂亚（在雷卡纳蒂附近，距安科纳不远，公元前184年）和皮萨隆（佩萨罗，建于公元前184年）；在新得的波伊区，则为博洛尼亚（公元前189年）、穆蒂纳（公元前183年）和帕尔马（公元前183年）。穆蒂纳殖民地在汉尼拔之战以前就已始建，但战争将殖民工作打断。照例，堡垒的构筑与军事道路的构筑并行。弗拉米尼大道从北方终点亚里米伦再向北延，名为“艾米利亚道”（Aemilian way），至普拉森舍（公元前187年）；此外，从罗马至阿瑞底姆的道路——名叫“卡西亚道”（Cassian way）——大约在公元前187年，也由罗马社团负责重新修筑；从阿瑞底姆越过亚平宁至博洛尼亚并通向新艾米利亚道的小径，也于公元前171年完成，为罗马与波河堡垒之间提供了比较便捷的途径。由于这些广泛的措施，凯尔特人与意大利人之间的界线就由亚平宁山移至波河。波河以南，主要是意大利人的文明区，波河以北则主要是凯尔特人的地区；若说亚平宁山与波河之间的区域仍旧标名为凯尔特区，则也不过是空名了。 利古里亚 意大利西北部的山区主要由利古里亚人散布其间，对这一带，罗马人也采取类似的策略。这个命运主要落在栖居于亚平宁山与阿尔诺之间的阿普亚尼人身上（他们原先不断劫掠比萨和博洛尼亚与穆蒂纳），能从罗马剑下逃命的，都被遣送意大利南方的贝内文托地区（公元前180年）；利古里亚族曾攫取穆蒂纳，罗马人于公元前176年夺回；其后，经极力奋战，将该族彻底摧毁于波河与阿尔诺河之间的山谷。公元前177年建构的卢纳堡垒（距拉斯佩齐亚不远）可以阻挡利古里亚人，正如阿奎莱亚可以阻挡阿尔卑斯山北的人。同时，使罗马人获得一个良港，成为通往马西利亚或西班牙航道上的要站。从罗马至卢纳的沿海道路——名为奥勒良道（Aurelian road）——在奥勒良道和卡西亚道之间，由鲁卡到佛罗伦萨的道路之构筑，或许也在这段时期。 更为西边的利古里亚人，盘踞了热那亚一带的亚平宁山区和阿尔卑斯的沿海区，罗马人同他们的斗争则是持续不断的。他们对邻族常进行陆上和海上的袭击劫掠。但罗马人跟他们的持续冲突并未产生长久性的战果，罗马人在此地区甚至也并无意追求长久性的战果。罗马人在此地区明显想达到的目的是在海路之外另辟一条陆路，跟阿尔卑斯山北的高卢人和西班牙相通；因之，罗马人致力于疏通卢纳经马西利亚到依波利亚的沿海路，使之至少到达阿尔卑斯山；阿尔卑斯山以外，海路与海岸陆路则由马西利亚人负责为罗马人保持畅通。内陆这些岩石的天险山谷及其贫困但机敏善战山民，则主要成了罗马人的战争训练所，训练罗马官兵的战术，并使他们的心变得冷硬。 科西嘉，萨丁尼亚 对科西嘉人和萨丁尼亚内陆居民，罗马人也进行着他们所谓类似的“战争”。罗马人常向这两个岛屿沿岸袭击，劫掠人口。提比利乌斯·格拉古于公元前177年的萨丁尼亚远征之所以特别值得一书，并不是因为他给该岛带来“和平”，而是如他所说，他屠杀和捕获了八万之众，自此以后拖往罗马的奴隶如此之多，以致“便宜得像萨丁尼亚人”（cheap as a Sardinian）一语变成了成语。 意大利的自然边界 罗马对非洲的政策则可以由一个短视而胸襟狭小的观念以概括之，即阻止迦太基的复兴，而因之就要对这个不幸的城市不断施以压迫，并使它随时恐惧罗马人会对之宣战。和约的条款之一是迦太基当保持其领土之完整，但其邻人马欣尼撒却可获有其本人及其先人在迦太基境内所取得之一切；这个条款的加入看似在为阻止争执，而实则益发激起争执。同一个条约又约束迦太基人，禁止他们与罗马的盟邦作战；因此，即使努米底亚人在迦太基人无可争议的领土之内，迦太基人均不得驱逐之。在这样的条约约束之下，再加上非洲的国界常处于未定状态，而邻邦又强大好战，则迦太基的处境可谓痛苦之极了；但事实却比预料更坏得多。早在公元前193年，迦太基人就发现自己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受了攻击，眼见其最富裕的领土，在小赛耳底的依波利亚省，被努米底亚人劫掠，有些部分甚至被强占。这类行为日益肆无忌惮，平原地区沦入努米底亚人之手，迦太基人备尝艰辛才保住了较大的城镇。只不过两年以后，公元前172年，迦太基人就声明他们的七十个村庄在违背和约的情况下被夺取。使节团一批接一批地派往罗马元老院，请求让他们武装自卫，不然就指定一个仲裁法庭，由权力让努米底亚人归还掠夺之地，再不然就重新鉴定边界，至少可以让他们知道他们究竟还有多少领土需要丧失；再不然，就宁可让他们成为罗马的属国，这样至少胜于把他们逐渐交到利比亚人手中。但罗马政府实则在公元前200年就已允许他们的受保护人领土的扩张，而此扩充当然是以迦太基为牺牲；罗马人似乎不甚反对他们的受保护人用其自己的力量去求取战利品；利比亚人则利用这个机会尽情报复他们往日的折磨者，太过火的时候，偶尔也受到罗马人制止；但罗马人之所以委派马欣尼撒为迦太基的邻人，就是为了折磨迦太基。迦太基的一切恳求与投诉均无任何结果，罗马只派了一个委员会到非洲做调查，却未做成任何结果，另外，当谈判在罗马举行的时候，马欣尼撒的使者装作没有得到指令，因之谈判不了了之。只有腓尼基人才有这样的耐心忍受这样屈辱的地位，甚至对全权大使百般奉承。他们还特别赠送谷物给罗马人，以讨欢心。 然而，在战败的一方，其韧性并非仅表示于这种忍让委屈。在迦太基仍有一个爱国党派存在，而在这个党派之首，仍屹立着那个无论命运把他置于何处罗马人均感惧怕的人。这个党派清楚预见罗马与东方诸国难以避免争战，而它则始终未曾放弃利用这个机会以图救国灭敌的意念；哈米尔卡与他的儿子们的雄图壮志之所以失败，主要就是失败在迦太基的寡头政治手里；因此，其当前主要内在目标便是重振国力以备下一次决战。两派的对立，汉尼拔清明、高贵与令人心服的心灵导致了政治与经济的改革。那寡头政治，竟在其种种祸国殃民的愚行之外，恬不知耻地想陷那伟大的将军于罪，指控他故意不攻罗马城，私用意大利战利品——这样腐败的寡头政府，终于在人民忍无可忍之下，由汉尼拔建议，而被推翻了，成立了民主政府（公元前195年之前）。由于将利息和被贪污的钱收回，经济迅得改善，再加较好的控制，以致摊还罗马的战费无需向公民另加任何特别的税捐就可缴纳。那正要跟亚细亚的大王开始决定性战争的罗马政府，自然对迦太基的这种情势发展深为戒惧；当罗马军团在亚洲作战之际，迦太基舰队登陆意大利，在汉尼拔指挥下第二次发动入侵战，并非只是幻想的危险而已。因此，罗马人乃派出使节团至非洲（公元前195年），很可能是要迦太基交出汉尼拔；鉴于罗马人的担忧，他们这样做自有其道理。那被推翻了的迦太基寡头政府首脑们满怀恶意，一封一封的信送往罗马，向他们国家的公敌告发他们的爱国英雄，说他跟某些与罗马不友善的国家相通；这些密告者的行为固为人不齿，但他们的情报却可能正确；承认迦太基的一个英雄竟然使那般强大的一个国家感到恐惧，确实是件屈辱的事，而扎马之役的战胜者竟需在元老院破例采取这样有失国格的一步，只不过说明了一个单纯的事实：汉尼拔是如此特异的英雄，以致罗马的政治家中，除了情胜于理的之外，都已再无法忍受让他位居迦太基政府的领导者。罗马政府对他的重视几乎没有让他感到意外。由于执行上次战争的是汉尼拔而非迦太基，因此背负战败者之命运的也必须是他。迦太基人除了屈从之外别无选择，而他们感谢汉尼拔的是他迅速而明智地逃往东方，免去了让他们把他亲手交给敌人的耻辱；他的本城迦太基是以只执行了屈辱较小的措施，就是把它最伟大的公民永远放逐于本土之外，没收他的财产，拉平了他的房子。自古就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即众神要降给他们的宠儿无限的喜悦与无限的悲愁：这句话在汉尼拔身上得到全副的印证。 罗马对迦太基余怒未息 在汉尼拔离开迦太基之后，罗马却仍然心神不宁，这就是罗马人的过分之处。对立的党派确实仍像以前一样存在，但在爱国派失去了那几乎改变世界的人物之后，它已经不再有多少作用，不会比埃托利亚或亚加亚的爱国派更有影响了。当时那不幸的城市中翻腾着的种种观念中，最合理的无过于干脆附庸于马欣尼撒，使他由迦太基人的迫害者变为保护者。但爱国派既未占据上风，倾利比亚派也未能获得多数附和；而政府则又落入对罗马友善的寡头政客之手，这些人，固然未曾完全放弃对未来的筹划，但他们所筹划的却只是保持物质繁荣，与乎在罗马的保护下维持通商自由。既然如此，罗马实已可放心了。但罗马的民众与一般的元老却无法忘却汉尼拔战争所带给他们的惊恐；而罗马的商人则眼红于迦太基的繁荣，因为这个城市在政治力量消失之后，仍有广大的经济依附区，拥有无可动摇的财富。早在公元前187年，迦太基政府即要求把公元前201年和约所订的战费之摊还一次付清；罗马政府自然拒绝，因为他们要迦太基摊还战费的用意不在金钱，而在使迦太基处于受制的地位。然而罗马人从迦太基的这个请求上却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迦太基城尽管经受着这么多的忧困，却并没有被灭掉，而且也是毁不掉的。罗马城到处流传着诡诈无信的腓尼基人在进行何种阴谋的风言风语。据说，提尔的亚利斯托出现在迦太基了，身为汉尼拔的使者，为一支亚洲舰队召募人员；另有一次，据说国会于夜间在康复之神的神殿集会，听取柏修斯的使者报告（公元前173年）；公元前171年又有传言，谓迦太基已为马其顿之战配备了一支强大的舰队。这些传言可能都是空穴来风。但它们却是一种讯号，表示罗马方面在外交上将有新的失误，也表示马欣尼撒将有新的侵略，而罗马人则越来越无法放下一个念头：迦太基问题必须第三次迦太基之战始得以完全解决。 努米底亚人 久远以前，腓尼基人在他们的本土曾日渐衰弱，现在，他们在他们移居的土地上又再度倾颓，但在他们身边却有一个新国日渐强盛。非洲北岸，自不可记忆的古代就由一个民族定居，他们自称为“西拉”或“塔马齐格特”，而希腊与罗马人则称他们为“游牧者”或“努米底亚人”，意即“草原人”，又称他们为阿拉伯“夏威”，意即“牧人”，而我们则为他们取名为“柏柏尔人”或“卡比尔人”。以目前对该族语言的研究所知，该族跟已知的任何种族都没有关系。在迦太基的时代，这一族的人除了迦太基城周围和海岸的部分之外，概言之均保持着独立，基本上也仍旧过着草原的放牧生活。这和目前阿特拉斯的居民情况相似，一般说来，他们对腓尼基的字母和文明并不陌生，有时柏柏尔的酋长也会把他们的儿子送往迦太基求学，并跟迦太基的贵族通婚。罗马人的政策并不求在非洲拥有土地，只想培植一个国家，使其国力不致强到不需受罗马保护，而又强得足以使现在被限制于非洲的迦太基穷于应付，使它的一切自由行动均变得不可能。在非洲本土的王间，他们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人物。约在汉尼拔战争期间，北非的本地人分属于三个王，每个王，按照当地的习惯都有许多王子投于麾下；这三个王是：毛利王波卡，其统御范围自大西洋沿岸至摩洛卡斯（现在的摩尔维亚，在摩洛哥与法属领土之间）；马赛西利王西法克斯，其统御之地自毛利王以东至所谓的“孔眼岬角”（塞巴·鲁斯，在德基德基里与朋纳之间），相当于目前的奥兰省与阿尔及尔省；马西利王马欣尼撒，其统御范围西起特利腾岬角，东至迦太基边界，相当于目前的君士坦丁省。三者之中最强大的是西法克斯，但在上次的罗马与迦太基之战中他被俘至罗马，并死于俘囚。他广大的国土主要交给了马欣尼撒；西法克斯之子维明纳尽管由谦卑的请求从罗马人手中要回了父亲领土的一部分（公元前200年），却无法与马欣尼撒这罗马原来的盟友竞争，扮演不了迦太基之压迫者的角色。 马欣尼撒 马欣尼撒成为努米底亚王国的开国者，而历史上像他这般适于做开国者的人少之又少。在身体方面，一直到很老很老还健壮润泽；正像阿拉伯人那样善于自制而头脑清楚；可以忍受一切疲劳，可以在同一个地点从早晨站到晚上，或二十四小时骑在马背；在他年轻的时候，以及西班牙的战场上，他以战士与将军的身份经过一切的历练，不但把许多的家室个个安抚得好，把人民也治理得服服帖帖；在强大的保护者面前，他可以理所当然地跪下，而对较弱的邻人他又可以理所当然地踩在头上；此外，他对迦太基的处境与环境又十分熟悉——因为他在此接受教育，跟该城的贵族家庭相当熟识——而对他本人和其民族的压迫者又切恨不忘——如此种种条件汇集一身的这个马欣尼撒成了他濒于灭亡的民族复兴的灵魂，而他本人又是他那民族的优点与缺点活生生的化身。命运处处惠顾他，特别的是许他以时间，让他得以成就他的愿望。他九十岁才去世（公元前238—前149年），最小的儿子却才一岁；他在位六十年，享尽了肉体的欢乐，展尽了心智的力量，以当代最强的人，最好的、又最幸运的王著称。 如此，罗马人在处理非洲事务上对马欣尼撒尽其偏袒，马欣尼撒在罗马默允下则尽量以迦太基的牺牲为代价，扩张其领土。整个内陆，直至沙漠边缘，似乎都自动归入了他的版图，甚至巴格拉达斯河（迈杰尔达河）上游，包括富镇瓦伽，都变成了他的属地；在沿岸，迦太基以东，直至西顿人旧城大雷普帝斯，以及其他地区，也落入其手，因之其王国西起毛里塔尼亚，东至昔兰尼人之地，在陆上三面包围迦太基，而也处处压迫腓尼基人。无疑，他把迦太基视作他未来的首都；迦太基的倾利比亚派在这一点上是具有其作用的。但迦太基所遭受的尚不止领土的缩减。流动的牧人由于他们国王的努力，已经变成另一种民族了。马欣尼撒将大片土地农耕，让他的每个儿子都得到相当多的农田；他的臣民是以也学取他的榜样，开始定居与农耕了。他不仅将他的放牧民族变为农夫，也将他习于掠夺的乌合之众变为军人，而令罗马人觉得足堪与他们的军团并肩作战。马欣尼撒留给他的继承者丰富的府库，训练精良的部队，甚至还有一支舰队。他的宫室所在地锡尔塔（君士坦丁）成为强国的繁荣首都，也成了腓尼基文明的主要据点之一，因为他努力培植腓尼基文明，或许，这跟他将来建立“迦太基—努米底亚”王国的构想有关。如此，向来就受人轻视的利比亚风俗现在地位上升了，本土的礼仪与语文甚至在腓尼基人的故城——例如大雷普帝斯——据有了地位。在罗马的鼓舞下，柏柏尔人开始觉得跟迦太基人平等了，甚至还优于迦太基人；迦太基的使节在罗马甚至无言以对地被告以他们在非洲只是外地人，非洲系利比亚人之地。北非的腓尼基文明虽然在帝国已趋衰颓时仍然盛行，但那却是马欣尼撒之功，而非迦太基人之功。 西班牙的文化状态 在西班牙，沿海的希腊人与迦太基人城镇，如依波利亚、萨贡托、新迦太基、马拉加和加迪兹，较早接受罗马人的统治，因此如果没有保护，也就更难于抵挡土著的攻击；马西利亚（马赛）的情况亦复如此，但此城地位较前者尤为重要，而对罗马也有其特别的贡献，因为它使罗马人在意大利与西班牙之间获得了一个中间站。西班牙的本地人却给了罗马人无尽的麻烦。伊比利亚人并非本身没有文化，但由于散乱多歧，我们很难获致一个清楚的概念。伊比利亚人的文字很不统一，大致分为两类，即埃布罗河谷区的和安达卢西亚的（两类可能又分为数支）；其文字的起源甚早，在字源上接近古代希腊的，而较不接近腓尼基的字母。图尔德泰尼（塞维利亚附近）有一部传自远古的法律书，文句有六千，此外，甚至还有历史记录。无论如何，这个部族被人认为是西班牙各本土部族中最有文化的，也是最不好战的；而当其从事战争的时候，则照例雇用佣兵。再者，波利比乌斯的一段话大概也是形容这个部族的，就是，西班牙的农牧发达，因之在没有机会输出时，谷类与肉类只需象征性的金钱就可购得；此外，他还提到他们有辉煌的皇宫，有金樽与银樽，装满“麦酒”。西班牙人至少有一部分是热衷于罗马文明的，因之西班牙的拉丁化比任何海外的地方都更迅速。譬如，在这个时期，即使土人也采用了罗马的温水浴。罗马货币在西班牙不但比意大利之外的任何地区流通得更早，而且西班牙的硬币还模仿罗马；这可能与西班牙丰富的银矿有关。公元前195年就出现了所谓的“奥斯卡银币”（奥斯卡即今阿拉贡的韦斯卡），也就是印着伊比利亚刻文的西班牙“迪纳里厄斯”；其铸造的时代之所以不会晚于这个年限，因为其图印系仿制罗马最古老的“迪纳里厄斯”。 南方与东方诸省的情况如此，但西方与北方以及内陆却部族复杂，多少有些野蛮，甚少接触文明——例如在因特卡西亚，到了公元前154年还不知运用金银——这些部族互相之间本不和平，跟罗马也无法相善。他们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骑士精神，男人如此，女子至少亦与之相若。母亲送孩子上战场时，便歌颂其祖先的英勇事迹以鼓舞其士气；而至美的少女会不待追求，即自动将手交给最英勇的男人，个人的决战系常见之事，以之决定英雄属谁，而法律争执亦以此判定；王位的继承往往亦由王储之间决斗决之。某某著名的战士往往站在一列敌人之前指名挑战，站败者将袍与剑交予对手，甚至与之成为好友。迦太基之战结束后二十年，坎卜勒伽的一个凯尔特伊比利亚小社团（在塔古斯河源流附近）派使者见罗马将军，谓，除非他赔偿他们每个阵亡者一匹马、一件袍衣和一把剑，他们就会与之为难。这些人重视军人荣誉，因此如果被缴械，往往无颜偷生；然而，凡能招募他们从军的，他们往往亦不加选择地追随，而可以为任何与其本身不相干的争斗舍命。例如图尔德泰尼人出钱雇用与罗马人作战的凯尔特伊比利亚部队，在一个熟悉当地民情的罗马将军来说，他可以派人带双倍钱去，叫这伙雇佣兵回家，或加入罗马军，不然就指定时地一战。而设若这伙部队没有军官去招募，他们也会自行跟其他部队结合，去劫掠比较和平的地区，甚至会像坎帕尼亚人那样，攻占城池，自立为统治者。内陆地区的野蛮与不安全，可以以一事证之：凡被罗马人派往卡塔赫纳以西之内陆的，都视作严厉的惩罚，在任何骚动的时期，罗马的“远西班牙”（Further Spain）指挥官出行，都要由六千人护卫。更明显的例子是，比利牛斯山东端的希腊与西班牙双城依波利亚中，希腊人与西班牙人维持着一种十分特异的关系。希腊人住在该城的半岛上，与该城的西班牙人区以一堵城墙相隔，这堵墙只有一个门，夜夜由三分之一的民兵守卫该墙，并由最高行政官之一监守该门；西班牙人一个都不许涉足希腊城，而希腊人只有在人数众多的精良护卫下始与本地人交易货物。 这不安与好战的本地人——充满席德（Cid）与堂吉诃德的精神——现在，设若可能，罗马人要将之制服与文明化。从军事观点言之，这个任务并不艰困。确实，作为战士，西班牙人是不可轻视的，不仅在汉尼拔的领导下如此，独自在战场上亦然；以他们的双刃短剑——罗马人后亦采用——和无畏的攻击阵式，他们甚至常有令罗马军团摇撼的时候。设若他们受到军事训练，能有政治团结，他们或许会摆脱外国人加之于他们的轭。但他们的士气是游击队的士气，至于政治的明智则完全缺乏。因之，在西班牙没有重大的战争，但同样也没有真正的和平；西班牙人——日后恺撒说得很正确——和平时不安静，战争时不认真。罗马将军要驱散一批叛变分子只需举手之劳，但罗马政治家要想设计一套适当的办法来平服西班牙人，使他们文明化，却难于上青天；而事实上，罗马也只能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因为唯一适当的办法就是广泛地建立拉丁殖民地，但在那个时期，这跟罗马政治的总目标不合。 罗马在西班牙维持常备军　加图　格拉古 在第二次迦太基之战中，罗马人在西班牙所获得的领土一开始就区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即原先属于迦太基人的省份，包括现代的安达卢西亚、格拉纳达、穆尔西亚和瓦伦西亚；另一个是埃布罗省，即现代的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这是在这次战争中罗马军的司令部；这两部分分别构成了罗马的两个行省，即“远西班牙”与“近西班牙”（Hither Spain）。罗马人想要把内陆的土著逐渐降服；这些土著，他们统名之为“凯尔特伊比利亚人”，而其占据的地区大约与两个卡斯蒂尔相雷同。至于西方各省，尤其是现代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之间的卢西塔尼亚人，罗马人则只想制止他们，不要侵入罗马领土而已；北方海岸的加利西亚人、阿斯图里亚斯人和坎塔布连人，他们则全未接触。然而，罗马人在西班牙因战争所得的土地，却是没有常备军便不能保待的，因为近西班牙年年为了驱逐凯尔特伊比利亚人都麻烦重重，而远西班牙为了驱逐卢西塔尼亚人亦复如是。因之，在西班牙必须年年保持住四万人的常备军，也就是四个加强军团；除此之外，罗马占领区还得进行一般性的征兵。这有两个重要原因：罗马人长期军事占领海外之地，以西班牙为第一次，至少是大幅度的第一次；因之，这里的军役也变成了长久性的。罗马的旧有习惯总是何处有紧急状况，便将部队派往何处，而除了非常危急的情况，服兵役者均不超过一年；但这种老习惯却无法适用于骚乱而遥远的西班牙；要把军队从那里撤除，是绝对不可能的，甚至大量换防都相当危险。于是，罗马人开始察觉到，要统治一个别的国家，不但是被统治者苦恼，统治者尤感严重；他们开始怨恨这种可恶的西班牙兵役。新上任的将军们很有理由不让现存的部队集体换防，但他们军变，声言如果不能获准，他们就自动返航。 罗马人在西班牙所从事的战争本身，却只是次要的。这战争从西庇阿离开之后便已开始，一直延续到汉尼拔战争结束。在同迦太基缔约（公元前201年）之后，西班牙半岛短期停战。公元前197年，远近两省均起叛乱；远西班牙省的指挥官处境急迫，近西班牙的指挥官则完全溃败，以身殉国。因此，罗马必须慎重从事；干练的军事执政官昆图斯·米努修斯暂时压住危局，元老院于公元前195年决定派执政官马库斯·加图亲赴西班牙处理。他在依波利亚登陆，发现近西班牙实已完全落在叛军手里，海港和一两处内陆要塞只在极艰困的情况下守住。叛军与执政官的军队发生了一场对阵战，在顽强的抗衡之后，罗马的军事技巧终于取胜了。整个的近西班牙都同意臣服；但其诚意显然十分单薄，因为一旦传说执政官已回罗马，叛变立起。但这传言是假造的；加图迅即将二度叛变的社团制服，把他们集体卖作奴隶；于是，下令从比利牛斯山至瓜达尔基维尔河，所有土著均须在同一天将城墙拆除。没人知道这个命令实施的范围有多远，因为谁都来不及打听清楚。大部分社团从命了，少数则顽固不从，但他们不久就发现罗马军已兵临城下，而敢于接受攻城的少之又少。 这些积极的措施当然并非没有长期的效果。然而，在“和平的行省”里，罗马人却几乎年年都要征服某个山谷或要塞，而卢西塔尼亚人对远西班牙省的不断侵袭有时则使罗马人遭到严重的挫败。譬如，在公元前191年，一支罗马部队在严重伤亡后，被迫放弃营地，以强行军的方式撤至比较和平的区域。到了公元前189年，军事执政官鲁西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打了一次胜仗；公元前185年，英勇的军事执政官盖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在塔古斯河以南战胜，平静的时间才比较长久一些。公元前181年，昆图斯·弗尔维乌斯·弗拉库斯大胜凯尔特伊比利亚人，逼使其邻近地区降服，使罗马人对远西班牙统治从徒具其名的情况下具有了实质。到了他的继任将军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公元前179，前178年），才算获得了长久性的结果；格拉古不仅以兵力降服了三百个西班牙城镇，而且在治理上有独特的方式；他将他的治理办法与这单纯而骄傲的民族的观念与习惯相融合。他使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杰出分子加入罗马部队，因之形成了一个依从的阶级；对游荡的部族，他给予土地，又把他们集中在城镇——西班牙的格拉古里斯城便是以他为名——因之十分有效地限制了他们自由抢劫的习惯；他以公正而睿智的条约调整了好几个部族跟罗马人的关系，因而尽可能防止了未来的叛变。西班牙人感谢他，自此以后，虽然凯尔特伊比利亚人仍时时想摆脱枷锁，该地却保持了和平。 西班牙的治理 西班牙两个行省的治理和西西里—萨丁尼亚省的治理类似，但并不相同。两者的督察权都交与助理执政官，也同于公元前197年指派，边界的规划与组织形态也于这一年完成。拜比亚律（Baebian law，公元前192年）——西班牙军事执政官任期当常为两年——则未能认真执行，因为对于最高行政官的争取越来越激烈，也更因为元老院对行政官员权力的防范；除非情况特殊，总督也年年更换，在西班牙这种偏远的地方，这些措施，实属不智，因为不但来去困难，到任之后熟悉民情环境尤为不易。依从的社团一般均缴纳贡税；但西班牙不像西西里或萨丁尼亚缴什一税和关税，而是由罗马人对若干城镇和部族课定金钱或其他贡物，这情况和迦太基人统治时一样；公元前171年由元老院明令禁止这种军事税收法，因为西班牙社团群起控诉。除了赔偿以外，罗马人不征谷物，而即使赔偿之用，罗马省长也不得课征二十分之一以上；再者，省长在课征谷物时，必须合于前述最高当局所发布的命令，出以公平的态度。另一方面，西班牙属民要供应罗马部队兵源，这一点是跟西西里非常不同的，并由好几个条约加以严格限制。铸造罗马银币权也常向西班牙城镇让步，在钱币的专断上，罗马政府对西班牙似乎远比对西西里宽大。罗马太需要西班牙归属，因此必须尽量小心，尽量怀柔。有些社团特别受罗马宠恩，其中包括大城萨贡托、加迪兹和塔拉科；这几座大城形成罗马统治西班牙的几个自然巨柱，因之获允加入罗马同盟。整个说来，不论从军事上还是从经济上，西班牙都宁是罗马共和国的一个负担，那么，为什么罗马又不干脆把它甩掉呢？因为在那个时期，罗马政府的政策显然还不想获取海外之地。西班牙与罗马的通商是原因之一，其丰富的铁矿，更丰富的、自古以来即远近驰名的银矿是原因之二——罗马人像迦太基人一样，接掌其矿冶工程，马库斯·加图（公元前195年）更曾加以妥善规划——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在西班牙半岛，没有类如凯尔特人地区的马塞利亚共和国或利比亚的努米底亚王国，因此，如果罗马人放下西班牙，则必会有人把它再度变成巴尔卡帝国之类的地方，成为罗马的祸源。 第十章 庞培与恺撒的联合统治 从恺撒任执政官的时期，罗马人就几乎公认几个民主派领袖在联合统治共和国，而在一般人观念中，庞培又显然位居首位。富有阶级称他为“非公开的独裁者”，西塞罗则曾在他面前匍匐而归徒然。毕布路斯最刻薄的嘲讽向他而发，在反对他的人士之私人集会中，最恶毒的言词也以他为矢的。 这是意料中事。依照众人所见的事实，庞培是那个时代无可争议第一将军；恺撒虽然是明敏的政治领袖，演说天才无可否认，却非常不好战，性情几近优柔。这类意见流行已久，不可能期望那些出身高贵的乌合之众会去费心寻找事情的真相，为了传说中恺撒在塔古斯河的英雄事迹而把已经形成的陈腐观念更改。恺撒显得只是在扮演副官的角色，去执行他的主官交下的工作——这些工作是弗拉维乌斯、阿夫拉涅乌斯等能力较差的助手所完成不了的。 即使他做了总督，也未能改变他在一般人心目中的这种地位。阿夫拉涅乌斯不久以前也曾出任类似职务，但并未因之获得任何重要地位。若干年之前，数省往往交在同一总督手上，一个总督也常掌握四个军团的兵权。由于他所执掌的任务远在阿尔卑斯山之外，而日耳曼国王阿里奥维斯图斯被罗马人认作朋友与邻居，因此在那里不可能发生有重要意义的战争。将伽宾尼欧—马维斯尼利亚法规（Gabinio-Manilian law）保护下的庞培地位和恺撒由瓦亭尼亚法规（Vatinian law）所取得的地位相较，处处可见恺撒的不利。庞培所统治的几乎是整个帝国，恺撒却只有两省。全国的军队与国库几乎都绝对听任庞培指挥与运用，恺撒所能动用的军力则只有两万四千人。庞培可以自行择定退休的时间，恺撒的指挥权虽然相当长却是有限的。总之，海陆一切最重要的任务都交托在庞培手里，而恺撒则被派往北方，为首都做守望，以确保庞培的统治可以不受干扰。 庞培和首都的无政府状态 但当庞培被联合执政团选为首都的统治者时，他所接下的实是超乎其能力的任务。庞培不懂治理，只懂下令。首都的骚动势如鼎沸，同时由过去和即将来临的变革所激扰，这个城市颇像十九世纪的巴黎——要治理这样一个城市没有兵力做后盾是极其困难的，而这个刻板而像模像样的军人要想完成这极困难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事情不久就发展到如此难以收拾的地步，以致不论他的朋友或敌人——其实这两者都让他不便——在关乎他的事情上都可以自行其是起来。在恺撒外调之后，联合执政团仍旧主宰着世界的命运，却不能主宰首都街道。 元老院也仍在维系着一个有名无实的政府，任随事情自然发展，其原因有数端：一，元老院中同情联合执政团的分子缺乏执政团的指令；二，反对联合执政团的元老则怒气填膺，采取了漠然或悲观的态度；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贵族阶级开始感觉到——即或尚未了解到——他们的根本无能为力。以当时的情势观之，罗马没有有决定力的政府，也没有任何真正的权力中心。罗马人生活在青黄不接的状况下，贵族统治已毁，军事统治尚未成熟。罗马共和国固然比古代及近代任何国家更表明了政治的种种原则，它也同样明白地展示了政治的无政府状态。 奇怪巧合的是，当恺撒在阿尔卑斯以北缔造历史业绩的时候，罗马本城却在上演着历史上最杂沓的政治闹剧。共和国的新摄政王并没有统治罗马，而只是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生闷气，在别墅里自叹，有时在元老院里合叹。凡是仍然渴望自由与秩序的公民，都对这种无政府的紊乱感到恼恨，但由于完全缺少领导者，也无人可做顾问，便只能采取消极态度；他们对政治活动不仅避免，而且尽可能与这个政治上的索多玛保持距离。 无政府主义者 暴民却再也找不到比这个更快乐的竞技场了。小号的大人物成千成万。政治煽动变成了一个大行业，有其专业性的标志——破旧的袍子，蓬乱的胡子，长发飞舞，声音低沉——而得到丰富报酬的也不在少数。为了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戏院供不应求。希腊人、犹太人、由奴隶获得解放的自由民和尚未解放的奴隶，是定规的听众，也是公共集会上叫声最大的；投票的处所却极少有有投票权的公民在场。 真正的权力握在有兵力的人手上；他们是出身高贵的冒险分子，他们召募了奴隶为斗剑士与黑卫兵。这些斗剑士与黑卫兵的主人开始时大部分属于民主派，但从恺撒——他是唯一懂得如何领导和控制民主派的人——离开之后，一切规律尽行破坏，党员都各行其是。即使现在，这些人还是在自由的旗帜下兴高采烈地奋斗，但实在说，他们既不是民主派，也不是反民主派。他们在不可少的旗帜上先写上人民之名，然后又写上元老院或某个党派首脑的。譬如说，克洛狄乌斯就轮流为执政党、元老院和克拉苏而战（或自诩为此而战）。这些武装之徒的领袖们只有在迫害他们私敌时才捍卫他们的旗帜——例如克洛狄乌斯反对西塞罗、米罗反对克洛狄乌斯时便是如此——他们的党派立场只是他们公报私仇的工具。这一段政治史上的群魔乱舞，确实可以写一段胡闹音乐来配一配。至于大量的谋杀、围攻住宅、纵火和首都内的其他暴力场面，我们也没有细说的必要了；嘘，叫，吼，啐，踩，以至于丢石头和拔剑相向更是家常便饭。 克洛狄乌斯 这个无法无天的剧场中的主要演员是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好几个摄政王已经利用过他，用他来对付加图与西塞罗。这个人具有影响力，有才分，精力充沛，确实也是个举足轻重的党人；在他任护民官而能自行其是的时候，他追寻的是过分的民主政策。他把谷物免费供应市民，限制检察官对不道德事件的指控，不准行政官用宗教规定阻止民众议会集会的进行。不久之前，为限制政治帮派的猖獗，对集会权订下了限制，他却把这些限制解除，重新设置“街头集会”，这种集会采用几乎军事性的街头清算，无异是把首都的无产阶级——不论是自由的还是奴隶的——都正式地组织起来。当然，以自由之名而行的这些行为，并不排除公民证书的买卖。像恺撒一样，这只恺撒的猿猴也用他大大小小的官职自肥，把自主权卖与属国的国王和城镇。 庞培和克洛狄乌斯的斗争 这种种事情，庞培都无动于衷地看着，若说他没有看出这如何严重损害了他自己的权利，则他的对手却看出来了。为了要求遣回一个俘虏过来的亚美尼亚王子这种芝麻小事，克洛狄乌斯竟有那个脸去跟罗马的摄政王争论，而这争论不久就变成了正式的仇恨，也正显示了庞培彻底的无助。一国元首竟要跟一个党人亲自用兵器来一较上下，可谓破败之极，而他使用武器起来又远不若克洛狄乌斯顺手。亚美尼亚王子的事他是被克洛狄乌斯愚弄了，反过来他则把克洛狄乌斯的敌人西塞罗从放逐中开释，因而使克氏成为他不共戴天的仇人。若说克洛狄乌斯的一派使街道成为危险场所，则这位胜利的将军也同样放出了奴隶与拳击家为狼犬。随之而来的街头战中，将军自然败给煽动家了，而加图则几乎不断地被克洛狄乌斯及其党徒围困在庭院中。这一出奇怪的戏还有另一场特殊的表演，就是摄政王与那流氓竟竞相争取那名存实亡的政府的青睐。庞培，一部分是为了讨好元老院，允许将西塞罗召回，克洛狄乌斯呢，则宣布朱利安法规（Julian law）为无效，并叫马库斯·毕布路斯公开作证，证明这些法规的通过是不合宪法的。 从这黑漆漆的闹剧中自然不会产生积极的成果，因为它最主要的角色根本不知自己演的是什么戏。即使像恺撒这样的天才，也得由经验才明白情绪的骚动已经完全用尽了，政治煽动已不再是通往宝座之途。在现在这共和与君主青黄不接的季节，如果还有两眼发直的人披上恺撒已经抛下的预言家法衣，拿起手杖，搬弄盖乌斯·格拉古式的伟大理想，则充其量只能算是权宜之计。民主的骚动由之而起的那个党派，实际实质已那么空泛，以致在决定性的斗争中它甚至连插脚的余地都没有。 我们甚至不能说这种混乱状态使中立的公民产生了渴望，希望有一个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强大的政府。这类中立公民主要居住在罗马城以外，因此未受首都骚乱的直接影响；而那些深受影响的人，也由于过去的经验——尤其是喀提林阴谋（Catilinarian conspiracy）——也已彻底倾向法治。那些真为首都的暴动而震惊的人，最恐惧的乃是法制被推翻后所产生的巨大危机，相形之下首都表面的无政府状态倒不那般可怕。这种无政府状态唯一明显的结果倒是庞培的痛苦处境，因为他不断遭受克洛狄乌斯党人的攻击，这在决定他未来的步骤时，则有实质的影响。 恺撒在高卢得胜及庞培的反应 庞培尽管厌恶主动，这时他却不得不想办法来改变他跟克洛狄乌斯与恺撒的关系了。克洛狄乌斯使他落入的丢脸处境，必定使天性凝滞的他都感到愤恨了。但更重要的却是恺撒与他之间关系的改变。他与恺撒这两个摄政王之中，他自己在政务的处理上是完全失败了，而恺撒则地位巩固，不再有任何顾虑与恐惧。恺撒不在乎是否可以得到允许，自行在他担任总督的南方一省——此省主要居民为罗马公民——征兵，使他的兵力增加一倍。他原先的任务是在意大利北方为罗马做看守，但他却领兵越过阿尔卑斯山，把辛布里人的一项入侵行动粉碎于伊始；两年之内（公元前58—前57年）他即将罗马部队带至莱茵河及英伦海峡。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贵族们那种惯例装作不闻不问，或仅是说说坏话，显然不发生作用。这个常被讥讽为优柔的人现在已经成为军人的偶像了，是著名的胜利英雄了，他胜利的光辉使庞培陈旧了的桂冠失色——甚至早在公元前57年，元老院就颁给恺撒庞培从没有得过的荣誉。庞培同他的副手之间的关系现在正和以前倒转了。恺撒是今日的英雄，是罗马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主人；庞培则是曾经著名的将军，但现在已经过气。 不错，在岳父与女婿之间还没有发生公开的冲突，但当两派的权力发生了实质的改变以后，政治的联盟实已从内部崩溃。同克洛狄乌斯的争执只会令人恼怒，恺撒与庞培地位的调换却对后者形成真正的危险了。恺撒及其徒众以往曾寻求军力的支持以对抗庞培，现在庞培则不得不寻求军力的支持以对抗恺撒了。即使高高在上的庞培那般不喜欢抛头露面，却仍旧得争取某种特别的行政官职，使他得以与那高卢两省的总督并驾齐驱，或甚至凌驾其上。 他的策略和他的地位，正和米特拉达悌战争（Mithradatic War）时恺撒的一样。庞培为了平衡遥远但兵力优越的敌人，也想求得类似的军事地位，于是他首先向政府机构要求。一年半以前，其实这是完全在他掌握中的。那时两个摄政王透过民众议事集会和元老院而统御全国；民众议事集会对他们绝对服从，把他们视为街头的主宰，元老院则完全慑于恺撒的威风。那时，庞培作为联合执政团的代表，也是公认的主脑，无疑可以从元老院与公民处获得任何他想要的任命——即使那任命是跟恺撒的利益相违背的。但他同克洛狄乌斯的难堪争执使他失去了统御民众的力量，在民众集会上他的提议不再可能赢得赞许。元老院对他的态度尚不至于如此不利；但即使如此，在长久而致命的静蛰以后，他是否仍然掌握着大多数元老，使他们给予他所需要的任命，仍属疑问。 共和派民众的反对 元老院——或宁说一般贵族——也同时经历了改变。正由于它已经沉沦到最低程度，它乃获得了新力量。在公元前60年的联合执政中，种种事情都已露了端倪，只是成熟的时机未至。加图与西塞罗的退出，恺撒与庞培的姻亲关系，都明显表露出君主政体性的流放和家族联盟。大部分公众，虽然对政治事件较为漠然，却察觉到君主政体的奠基工作越来越明了。 从那时开始，恺撒的目标显然已不是共和体制的修改，而是它的存亡；由于这个认识，许多有见识有地位而原先支持民主党的人，推崇恺撒为该党之首的人，现在都无可避免地倒向相反的一边。谈论“三君王”或“三头怪兽”的，已经不只是沙龙和乡村别墅里的人了。恺撒在发表其执政官演说的时候，拥挤的民众没有一丝声音，当这民主派的执政官走进戏院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鼓掌。但是当摄政王的爪牙之一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公众则发出了嘘声，当一个演员说出反君主制度或讽喻庞培的言句时，就连最持重的人都喝彩了。当西塞罗被流放，据说有两万公民，大部分为中产阶级，像元老们一样穿上丧服。当时有一封信说：“现在，没有比对民众党的厌恨更受民众欢迎了。” 摄政者尝试制衡 摄政者们传下暗示，如果这样的反对继续下去，则骑士阶级将要丧失他们在舞台上的特殊新地位，而人民则将不能再得免费谷物。因此，人民在表示不满时开始谨慎，但不满却仍然存在。金钱手段则更为奏效。恺撒的黄金源源流入。产业经营不善的富人，有影响力但经济拮据的贵妇人，无力偿债的年轻贵族，陷于困境的商人与银行家，不是越过阿尔卑斯山，亲领源头之水，就是向恺撒在首都的代理人求援；已经完全破产了的混混儿，恺撒是不予理睬的，但任何尚有体面的人，他却甚少拒绝。此外，他在首都兴建了相当多的建筑，上至执政官下至贩夫走卒，都因之得到利益，同时为了公共娱乐，他也花了大笔经费。庞培也做了类似的建树，但规模较为有限；他建筑了首都的第一座石材剧场，献礼的辉煌则前所未有。 这些措施自然会影响到相当多的反对者，尤其是首都中的，使他们对新秩序的态度趋于缓和。但这种贿赂办法却无法触及反对派的核心。现存的体制之深植人心，越来越为明显，而政治上中立的民众，尤其是乡镇中的，赞成君主政体的极少，甚至根本不愿忍受它的到来。 元老院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如果罗马有其代表性的体制，则公民的不满可以在选举中得到自然的表达。在现存的情况下，立宪派者除了投身在元老院的领导下别无选择；元老院虽然已经败坏，却仍旧是合法共和国的代表与斗士。如此，现在显露了一个事实：元老院在已被推翻之后，却突然发现手上有庞大而可信的军队，比它推翻格拉古和苏拉时都更多更为可用。 贵族们感觉到了这一点，再度开始有动向。正在这时，马库斯·西塞罗在发誓不仅参加元老院的不管派，而且要倾其全力为摄政者们效忠之后，获得了摄政者们的同意回到了罗马。在允许他返回这件事情上，庞培只不过向寡头政府做了一个偶然的让步，一者是为克洛狄乌斯找点麻烦，二者是意图把这个能言善道的前执政官变作工具！因为此人在经过足够的打击之后已经唯命是从了；出乎意料的，西塞罗的回京却被共和派当做宣传工具，正如他被放逐的时候一样。由提图斯·安尼乌斯·米罗的一帮人做保护，抵住克洛狄乌斯一帮人的反对，两个执政官在元老院的紧急命令下向公民提议，要求公民允许西塞罗回京；同时，元老院促使所有支持宪政者参与投票。投票日（公元前57年8月4日），异常多的知名之士——尤其是来自乡镇者——群集罗马。西塞罗由布林迪西到首都的行程也成为一连串公众情绪表露的时机。如此，元老院和倾向宪政的公民之新联合公布了，这对贵族业已动摇的勇气有相当的振奋作用。 庞培束手无策 对这种大胆的宣示，庞培束手无策；而他同克洛狄乌斯的斗争之近乎荒唐的处境，使他大失信誉，他跟元老院的联盟亦然。因此，他的无能使元老院中拥护摄政者的一派士气大丧，而共和—贵族派则自然占据了元老院的上风。如果共和派勇敢而巧妙，这一局派系的斗争并不就此无望。因为现在它具有一个世纪来所未曾有过的力量——人民的坚定支持。如果它能信仰人民和其自身，则它就会以最短、最光荣的途径达到目的。为什么不公开果决地攻击摄政者？为什么元老院不出现一个出众的人物攻击摄政者，并以之为首脑，把摄政者的特殊权力取消，以之为不合宪法，并召令意大利的共和派起来反抗暴君？用这种方式或许可以再度恢复元老院的统治权。这样做，共和派固然冒险，但也可能这最冒险的决心是最明智的——事情往往如此。 由于这个时期的贵族已经几乎没有能力做这种简单而冒险犯难的事情，他们便找出另一条比较确定，或者说，比较适于这些立宪派的性情的途径：他们挑拨离间两个摄政者，以便最后重新掌握国家的船舵。两个统治者的关系松弛了，改变了，而恺撒的优势力量迫使庞培寻求新的司令权位。如果他能如愿，两人的决裂就可能以某种形态发生，而两人的斗争亦将随之而起。如果庞培无人支持，他的失败殆无可疑，而立宪派将发现他们的统治者由两个变作了一个。但如贵族跟较弱的一个联合，则联合派即可能获胜，因为庞培是个干练的将才，而立宪派的兵源众多。胜利后再处置庞培则容易得多，因为在政治上他并非能手。 庞培尝试获取元老院的任命　谷物供应的管理 因此，随着事态的推移，庞培自然与共和派可以产生谅解。至于这种谅解是否可以真正达成，两个摄政者与贵族之间的混乱关系究竟呈现如何的形式，则要在公元前57年秋季予以讨论，届时庞培要建议元老院将异乎寻常的权力交托于他。他的要求之根据和十一年前一样，是首都面包的大幅涨价（这和伽宾尼欧法颁行之前一样）。涨价是否由操纵造成——克洛狄乌斯有时即如此指控庞培，有时又如此指控西塞罗，而后二者又转而指控前者——则不得而知。海盗的劫掠，公库的空虚，谷物分配的监督不当，本身即足以造成首都食物的匮乏——这个大城的粮食几乎全靠海外供应。庞培的计划是要取得全帝国粮食的监督权，而为达此目的，则一方面要握取罗马国库的无限主宰权，另一方面则须握取陆军与舰队大权，同时要取得各行省的司令权，使其权力高于各行省总督。总之，他想求取的是伽宾尼欧法的改良版，依照此法，埃及战争之处理权亦将附加上去，就如米特拉达悌战争的处理权自然要附加于海盗围捕权上。 对于新专制者们的反对不论有何等根据，当这个提议在公元前57年提出讨论时，元老院的大多数却仍受着由恺撒所激起的恐惧之约束。在马库斯·西塞罗的动议下（这是他第一次按照授意表露他从被放逐的经验所习得的奴性），元老院谄媚地接受了这个计划的原则。但在细节的决定上，却跟原先的计划有非常实质的出入。庞培不但未得自由运用国库权，未能掌握海陆军权，甚至连高于各行省总督的权柄亦未取得。元老院们只答应交托他一大笔款项，十五名副官，以及此后五年全罗马帝国有关谷物供应的充分总督权。再者，这个命令还必须经过公民认可。 这几乎是对原计划的驳斥，而导致这种改变有许多原因。在高卢行省，要将与恺撒同等的权威授给恺撒的同事，甚至要比恺撒的权威尤高，这恐怕是连最胆大的人也不敢同意的。克拉苏，这庞培的世袭敌人与不情愿的盟友，也暗地里在反对。元老院的共和派反对任何增加摄政者权威之事，哪怕只是名义上的。而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庞培本人的暧昧态度；这个人即使在不得不行动的时候，仍不能公开承认自己的动向，必要由朋友出面，自己则以他著名的谦虚表示：即使再低的授权，他也会觉得满意。无怪别人就故意把他的话当真，授予他的少些。 远征埃及 虽然如此，庞培还是因为至少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差事而高兴，最主要的是他有了适当的借口可以离开都城。再者，他为都城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粮食——尽管行省为此而感到严重不满。他有权在各省具备地方总督之名——但这却只是空名，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军队。因之，不久他就向元老院提出第二项建议，要元老院责成他协助被逐的埃及王复位，势若必须，可以武力行之。但，他越是需要元老院，元老院越不尊重他的愿望。不久，从女预言家的神谕中就发现，派罗马部队入埃及乃是不敬神之举，而虔敬的元老院则几乎一致决定避免军事干预。庞培这般低声下气，以致即使没有军队也愿受此任务。但他的装聋作哑却又已到如此无可救药的地方，以致只让他的朋友去为他求取，他自己则说当派另一位元老前往。元老院当然拒绝这个提议，因为这等于是让一个贵重的人去冒性命之险。经过无休无止的讨论后，决定根本不插手埃及事务。 贵族试图复辟　恺撒颁布的法规受攻击 庞培在元老院所遭受的一连串挫折（更糟的是他都忍气吞声地吞了下去），自然使民众认为是共和派的胜利、摄政者们的失败。因之，共和潮流越涌越凶。公元前56年的选举就业已对摄政王有部分不利，普布利乌斯·瓦提尼乌斯和盖乌斯·阿尔夫乌斯落选，而已颓的政府之热烈支持者格奈乌斯·兰图卢斯·马尔赛里努斯与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卡尔维努斯则各自当选为执政官与次执政官。公元前55年，鲁西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求任执政官，由于他在首都的影响力及其财富，要想阻止他当选甚为困难，而他对民主派的反对则明目张胆。 如此，民众议事集会反对，而元老院则与之鼓合。伊特鲁里亚人几个以智慧见称的占卜者提供了某种意见，元老院做了严肃考虑。天启显示，由于上层阶级的不和，全国的军力与财力将转入一个独裁的统治者之手，而国家将丧失自由（众神所指的似乎主要是盖乌斯·麦西乌斯的提议）。共和派不久就从天上落到地上来。由恺撒以执政官的身份所颁布的法规——如有关卡普亚之领土的等等——被他们宣称无效，早在公元前57年，元老院就表示了一个意见，就是这些法规务须废除，因为它们不合规定。如此，公元前56年4月6日，执政官西塞罗在元老院满额元老之前提议，坎帕尼亚土地分配当于5月15日辩论。 这是正式宣战，而由于宣战者是那些稳操胜券始做表示的人士之一，这项宣战便更为重要。贵族们显然觉到斗争的时间已经到来——不是站在庞培一边跟恺撒斗争，而是反对所有的摄政者。继之而来的行动不难看出。多米提乌斯并不隐晦他要以执政官之名，建议公民，立即从高卢召回恺撒。贵族复辟正在进行，以攻击卡普亚殖民地之举，他们实乃向摄政者甩下手套。 鲁卡摄政王大会 首都的事件恺撒天天都取得详细报告，在军事情况许可时，还从近处观察，只是直至此时未做公开干预。但现在贵族已向他的同事——尤其是他宣战；他不得不采取行动，而他行动得十分迅速。那时他正巧在邻近，因为贵族们甚至认为不宜在他越过阿尔卑斯山之后才宣布破裂。公元前56年4月，克拉苏离开首都，跟这个权力更大的同事商议必要的安排。他在拉文纳找到了恺撒，两人同往鲁卡。庞培也以从萨丁尼亚和埃及取粮为借口，在克拉苏之后不久离开罗马。三人会面。摄政体制最热烈的支持者，如近西班牙地方总督梅特鲁斯·奈波斯、萨丁尼亚地方执政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等多人跟随。一百二十名侍从及两百名元老参加了这些会议，与共和派的元老院对立的一个君主派元老院于焉形成。 决定权完全操在恺撒手里。他用此权重建和巩固现存的联合统治，但其基础则为权力的平均分配。从军事观点言之，除却两个高卢行省的总督职位以外，最重要的便是两个西班牙省和叙利亚省；西班牙省总督指派庞培充任，叙利亚省的则指派克拉苏。这总督职位系以人民的命令颁予，任期五年（公元前54至前50年），各有适当的军事与经济支持。另一方面，恺撒要求延长他的统帅权（原于公元前54年届满）至公元前49年，并将他的兵力扩充至十个军团，由国库支付他自行召募的军队之薪饷。庞培与克拉苏获准于次年（公元前55年）第二度任执政官，而恺撒则保留在公元前48年他的总督任期届满后的最高行政统治权，因为这时已符合同一人任两任执政官之间须隔十年的规定。庞培与克拉苏在首都急需军力支持，恺撒的军队原为做此之用，但由于不能从阿尔卑斯山北撤回，因此，他们需要另征新的军团；名义上这些军团是为派赴西班牙与叙利亚，但他们可以在觉得方便的时候才将军队派离意大利。 如此，主要问题解决了，次要的问题——对付首都中反对派的策略、此后候选人的规划等等——已不致长期留住他们。这位协调大师以其惯有的从容协调了各个人的不同，使最为针锋相对的分子一致行动。在庞培与克拉苏之间至少获致了表面的了解。甚至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也在劝诱之下保持安静了，不再进一步跟庞培为难——这确实是恺撒这位魔术大师的惊人成就之一。 恺撒让步的意图 综合种种情况可以看出，这次的协调并不是各个独立而互相敌对的摄政者们以平等的立足点而达成的，而是出自恺撒的善意。庞培到达鲁卡时是个无权无力的难民，来祈求他的对手的帮助。恺撒可以把他挥开，宣布联合统治解散，也可以接受他，让联合统治再继续下去；然而不论哪一途径，庞培的政治前途都已结束。如果他此时不与恺撒决裂，则他就变成了恺撒的依附者。如果同恺撒决裂——这实则不大可能——而同贵族缔结新的联合统治，则这种临危的结盟对恺撒不会有多大压力，他可以不予理睬。至于克拉苏，他跟恺撒的严重对立是根本不可能。 很难说是什么动机使恺撒放下他超越的地位，自动把第二执政官与军事指挥官的职位让予他的对手——即使在公元前60年，联合统治达于巅峰的时候，他都曾拒绝这种让步，而庞培此后（显然是意在武装以对抗恺撒）也曾不用恺撒的帮助，甚至违背恺撒的意思自行求取这种权位而归徒然。不错，被置于军事力量之首的不仅是庞培，也还有庞培的宿敌与恺撒的长期盟友；而克拉苏之所以获得这举足轻重的军事地位，仅为平衡庞培的新权力。然而，当庞培从一个无权无力的人变为重要的军事指挥官时，恺撒确实还是有重大损失。 可能恺撒觉得自己对部队还没有足够的掌握力，还不足以率领他们发动一场敌对政府的战争，因此担忧会因从高卢被召回而引起内战。但在这个时期，内战是否来临，主要是依首都的贵族而定，而非庞培。由于这个原因，恺撒可能不愿与庞培公开决裂，以免贵族们的反对会因之受到鼓励，但这个原因却不可能使恺撒做出他所做的那种让步。他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个人的原因。可能恺撒回想到他也曾处在庞培如今的地位，而只因庞培退一步（不错，是优柔寡断的，而非大度的），才使他免于毁灭。也可能恺撒不忍令他的爱女心碎——他这爱女诚诚恳恳地爱着她的丈夫——因为恺撒的心胸除了政治以外还有容得下很多其他事物的余地。 但决定性的因素无疑是高卢。恺撒认为征服高卢（这一点是跟他的传记作家们的观点不同的）并不是附带性的事业，以作为他攀登宝座之用，而是为了他国家的外在安全与内在重组——总之，是为了未来。他为了能够完成对高卢的征服，为了不致在这段时期缠身于意大利内部的事，果决地放弃了他独特的优越地位，给予庞培充足的兵权，使他能够与元老院及其附和者周旋。 如果恺撒除了尽快成为罗马之王以外没有其他目标，则这样做显然是重大的政治错误。但这个稀有的人的雄心决不止于称王。他有那种胆量同时要完成两桩艰巨的大业——整顿意大利内部，又为意大利文明赢取新土地。这两种任务当然有互相干扰之处，而他高卢的征服之举与其说有助于他取得王位不如说是有所阻碍。他本可在公元前58年发动意大利革命，却将之延至公元前48年，这让他经历了甚多的苦痛。但既为政治家又为将军的恺撒却是这般大胆的玩家，既对自己充满信心又不把他的对手放在眼里，因而总是出步奇伟，有时甚至显得异常。 贵族屈服 现在，轮到贵族尽情大胆地宣战了。但最可悲的事却莫过于懦夫不幸有了机会做大胆的决定。他们根本看不到远处。他们似乎没有一个想到过恺撒会站稳脚步，甚至也未料到庞培与克拉苏会跟他有再次紧密结合的可能性。这似乎令人不可置信，但当我们看一看元老院的立宪派领袖群时，却又觉得情况可解。加图仍然缺席，因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便是马库斯·毕布路斯了，此人乃是消极抵抗的英雄，是所有曾任执政官的人中最顽固最愚蠢的。贵族拿起武器，只为了当敌人手搭刀鞘时再立即放下。 仅仅是鲁卡会议的举行就足以压制一切真正的反对念头，让那些怯懦的一堆——也就是元老院的绝大多数——乖乖回他们的臣属地位去。这个地位，在一个不巧的时刻他们曾将之抛却。朱利安法规的有效性，再也没有人要做有计划的讨论了。恺撒自行征募的军队由元老院谕令由国库支俸。要把恺撒执政官统属下的高卢行省从他手上取下的诏令，也于公元前56年5月末被元老院否决。 元老院就是这样表示了痛悔。私下里，这些老爷们由于自己竟曾这般放肆而两腿发软，前往求和，发誓无条件服从——而最快的则莫过于马库斯·西塞罗。他，自言忏悔自己的背逆之行过晚，以“体面”的称号加在自己身上，而这些称号与其说是阿谀，实不如说恰到好处。Me asinum Germanum fuisse——“我真是一头十足的驴”。摄政者们对来求和的，当然来者不拒，因为没有一个有资格被拒绝的。贵族圈的态度转变之速可以一事观之，即西塞罗在鲁卡会议之后马上发行了小册子，公开表示忏悔和善意，跟他前此不久所发行的小册子完全南辕北辙。 新君主政体的确立 如此，摄政者们比以前更能自由地处理意大利的国事。意大利和其首都等于是获得了一支卫戍部队（尽管并未武装集结）和一个卫戍司令。克拉苏与庞培为叙利亚与西班牙而征集的部队，前往东方出发了，但两个西班牙行省，庞培则令其部将统领原先驻守的部队治理，名义上为赴西班牙而征集的部队他则下令官兵休假，跟他自己留在意大利。 无疑，沉默的大众反对日甚，因为他们日益清楚摄政者在逐步结束老体制，并以尽可能温和的态度使现行政府顺从君主政体。元老们只好屈从，因为他们别无他法。举凡重要国事，尤其是军事方面与对外关系，完全不征询元老院而自行处断，有时以人民谕令之名，有时则完全以统治者的好恶。在鲁卡所达成的高卢军事指挥权协议，完全由克拉苏与庞培以人民之名批准，而关于西班牙和叙利亚的军权则由护民官盖乌斯·特雷伯纽斯核准，另有许多重要的官职往往也都以人民谕令之名委任。恺撒业已明示，摄政者们根本无需任何同意就可自行扩充部队，借调则也无任何犹豫。例如，为了高卢之战，恺撒接受庞培支持；为帕提亚战争，克拉苏则接受恺撒之助。波河以北的人在现行体制下只获有拉丁权利，但在恺撒治理期间则实际把他们完全当罗马公民对待。 形式上说，新取得的土地之组织总是由元老院的委员会处理，但高卢的广大征服地，恺撒却照其自己判断规划，他虽未曾取得更进一步的权力，却设置了类如新科莫（科摩）这样的殖民地，殖民有五千之众。皮索指挥色雷斯之战，加比尼乌斯指挥埃及之战，克拉苏指挥帕提亚之战，均未征询元老院，甚至连例常的报告都没有。同样，胜利或其他荣誉的颁发也未经元老院闻问。 显然这并非仅是对形式的忽视，因为若只为形式，摄政者大可取得，因为元老院在绝大部分事情上根本不会有反对意见。他们之所以不征求元老院意见，是有意切断元老院对军事事务与高级政策的干预，而把它局限于金融问题与内政。反对者明白察觉到这种意图，而尽可能提出抗议，有时以元老院的谕令，有时则以刑事诉讼。摄政者虽然把元老院置于一旁，有时却仍运用危险性较少的民众集会，只小心不让这些街头的老爷们妨碍了国家的老爷们的大事就好。然而，很多事情他们连这个空洞的影子也摆脱了，干脆公开独断独行。 新君主政体下的元老院　西塞罗和多数派 那抬不起头来的元老院不管愿不愿意，都只有屈从。屈从的大多教之首脑仍旧是马库斯·西塞罗。他的法律才华使他总是可以为任何事情找到理由——或毋宁说是说辞。他本来是贵族们反对摄政者的代表，而今却由恺撒把他变作了屈从者的代言人，这真可说是恺撒式的讽刺了。也正因此，虽然此人以前曾有短期想脚踢坚石，摄政者们还是原谅他，因他们确定他现在已经惟命是从了。他的弟弟格于义务参军，调至高卢担任军官，因之成为人质。庞培又迫使西塞罗本人接受他的挂名助理之职，而由此掌握了任何时候都可“请”他卸任的机会。克洛狄乌斯无疑受到指示，不要再骚扰他，但恺撒并不会为西塞罗而摒弃克洛狄乌斯，正如不会为克洛狄乌斯而摒弃西塞罗；如此，这位救国的大英雄，这位国家的解放者，就插足了内阁的内战，而其详情则惜乎无阿里斯托芬之类的史家予以披露。 不但那曾经重击过西塞罗的棍子现在仍然悬在他头上，而黄金的枷锁也落在他身上。经济陷于严重困境的他，极为欢迎恺撒的无息贷款，何况那使得货币在首都大量流通的建筑也请他做共同监工。许多不朽的演说都胎死腹中，因为他想到演说过后恺撒的代理人可能会给他递上一张要命的账单。结果，他发誓“此后不再要求权利与荣誉，只为讨好摄政者而效命”、“要柔软得像只耳朵”。因之，他们就尽其所能地利用他，为他们做辩护人。由这个角色，他往往受命来袒护他最恨之入骨的敌人，尤其是在元老院中为然；在元老院中，他往往充任联合君主的口舌，提交一些“别人可能同意，但他却不”的提议。真的，作为没有脊椎骨的一派之首，他在政治上甚至也具有了某种程度的重要性。政府中其他可以威胁利诱的分子，摄政者也用同样的手法对待；整个来说都已使他们处于驯服的地位。 加图和少数派 当然反对者中也有一部分始终不屈，至少也表现出顽强的样子来，是既不受恐吓又不能赢取的。摄政者们已经认定，采取特殊的办法——例如以前处理加图和西塞罗的——对他们自己的害处多于益处，与其把共和派的反对分子变成殉道者，不如忍受他们的反对好些。因此，在公元前56年年尾他们允许加图返回罗马，自此以后，在元老院和广场，他常冒性命之险反对摄政者；这种行为当然是可敬的，但同时也可笑。 对特雷伯纽斯的几项提议他提出争辩。在广场，他又把事情推到大打出手的地步；在元老院，他提议地方总督恺撒应该让位给乌西皮特人和滕克特里人，因为他对那些野蛮民族的措施太背信弃义了。这些，摄政者们都容忍下来。当元老院决定由国库支俸给恺撒的部队后，加图的桑丘·潘沙[1]、马库斯·法沃尼乌斯跳到元老院的门口，向街头宣布此举对国家的危害；也就是这个人，以他低俗的格调讽刺庞培的白色护腿绷带（因为他的腿痛），说是戴错了地方的王冠；而执政官兰图卢斯·马尔赛里努斯在喝彩之下向大会演说：汝等现在当尽量利用表达意见之权，因为机会难再；当克拉苏率兵出发，前往叙利亚，护民官盖乌斯·阿泰乌斯·卡皮托以当日一切呼神唤鬼的仪式，召恶鬼与克拉苏同行。这一切，摄政者们也都容忍了。 不过，这些都只是恼愤的少数派徒然的表示。但这少数派却有一点重要的作用，即暗暗地一直保持着反对情绪的酝酿，有时更会把元老院的大多数带着共同反对摄政者，因为大多数元老内心里对摄政者实在含藏着同样的不满。就连这些大多数，有时也需要发泄一下久经压制的愤怒，至少也要在次要的事情寻找发泄的出口。每当有这种机会，摄政者的爪牙就变成了替罪羔羊。加比尼乌斯要求参加感恩庆典遭受拒绝，皮索则从他任总督的行省被召回。护民官盖乌斯·加图于公元前55年的选举时，宣布只要属于立宪派的执政官在职一天，他就继续抵制选举，于是，元老院披丧。即使经常向摄政者俯首的西塞罗也发行了一本恶毒而又枯燥的小册子，攻击恺撒的岳父[2]。 但元老院的多数这种无力的反对及少数顽固而无效的反抗，只是更清楚地显示了政府现已由元老院转入摄政者之手，就如往日曾由公民转入元老院之手一样。元老院已不过是一个君主政府下的议会，只是用来吸收反对君主政体的分子而已。那已颓的政府之支持者说：“除了那三人以外，再没有任何一个人举足轻重。摄政者大权独揽，他们要所有的人对这一点都确知无疑。整个元老院实际上都变了质，对独裁者言听计从；我们这一代不会看到改变了。”事实上，他们生活的地方已不再是共和国，而是君主国。 选举中的持续反对 但国家虽可说在摄政者的绝对统治之下，政治地盘中仍有一小块地方是易于防守而难于攻占的——这就是一般的行政官选举和法庭。显然，法庭不完全受政治左右，却能部分反映时代精神，罗马的情况更是如此。行政官的选举当然是政治的一部分。但由于在那个时代国家实际是由特别的行政官——或说完全没有职称的人——统治，即使最高的行政官（如果他们属于反君主政体一派）对国事也不能发生可见的影响，则一般行政官当然也越来越接近傀儡了。那些最倾向于反对派的人坦白而正确地形容自己为无能为力的筹码，既然这样，则他们的选举当然也只不过是充充样子。然而反对固然已经败下阵来，敌意却仍可在选举过程中继续存在。 在这个领域，摄政者也倾全力求胜。在选举方面，他们在鲁卡会议上即已决定了次年的候选人名单，并用尽一切办法使候选人获得同意。他们把黄金主要用在对选举的影响上。恺撒与庞培的部队中年年都有大量士兵休假，到罗马参加投票，而恺撒本人则尽可能留在意大利以监视选举的进行。 然而目标还是很难达到。公元前55年，庞培与恺撒确实被选为执政官了，这与鲁卡会议的决定相符，而反对派唯一不屈不挠的候选人鲁西乌斯·多米提乌斯则被搁置一边。但这个结果却是在公开的暴力下才达成的，加图受伤，另外还发生了极为难听的丑事。下一次选举，则尽管摄政者们施尽全力，多米提乌斯还是当选，而加图在争取次执政官的角逐上也获胜；公元前55年的选举，此职则由恺撒的爪牙获得，但丑闻传天下。公元前53年的选举，反对派如此不容置辩地揭发了摄政团的诸候选人（及其他）至为无耻的选举阴谋，以致被这耻辱回泼到脸上的摄政者们没有他法可想，只得把那些候选人放弃。 联合执政团在选举方面这严重的挫败，原因可能有数端。老朽的政府机关难于控制，投票的意外因素难于计算，中产阶级心里潜存的反对，个人因素的复杂。但其主因却在他处。在那个时期，左右选举的力量往往操纵在贵族们所形成的小圈圈。贿赂是由他们在进行，数目大而极度谨慎。在元老院做代表的那些贵族，也正是控制选举的分子。但在元老院，这些贵族总是非常不甘愿地做着让步，而在选举上，他们便施展了他们的力量，因为他们的投票是秘密投票，可以放胆地表达他们对摄政王的反对。克拉苏于公元前55年由公民的同意订定了严格的反选举舞弊法，但贵族对选举的影响却显然未被此法击破，这可以从其后数年的选举看出。 法庭的持续反对 陪审法庭也让摄政者感到同样棘手。以其当时的组成分子而言，陪审法庭主要代表了中产阶级的态度，元老院的贵族影响力则较小。公元前55年，庞培提出的陪审员财产标准案，可以看出摄政者的反对派中心实际在中产阶级，而大资本家则照例比较依从。但共和派并未被完全排出法庭，也从未中止政治弹劾——当然不是弹劾摄政者本人，而是他们的重要爪牙。这类控告相当尖锐，因为依照惯例，控告之责交由元老院的年轻派办理，而可以想见，年轻共和派的热情、才华和攻击精神，总比老一辈的更为有力。 因此，整个说来，在选举与陪审法庭上，摄政者颇不顺利。在这两个地盘，因素难以预测，也因之难以威胁利诱。不错，反对派在选举方面的胜利只有表演价值，因为摄政者拥有取消任何行政官的权力，实际上也做了运用。不过，反对派在刑事犯方面所保留的处决权却剥夺了摄政者一项有力的工具。因之，在选举与陪审法庭上，反对派虽受限制，仍维持了相当的战果。 反对派文学 然而，摄政者还有一个更难摆布的领域，这便是文学。即使法律方面的反对也属于文学性，因为演说词也是当做政治小册子来发行的。诗的箭特别迅速锐利。贵族的青年，尤其是乡镇的中产阶级青年，热烈地发行小册子与警句，非常有效力。这些年轻人之中有乡绅元老之子盖乌斯·李锡尼·卡尔乌斯（公元前82—前48年），他的演说与小册子令人难当，而诗又写得令人喝彩；有克雷莫纳市民马库斯·弗里乌斯·毕巴库罗斯（公元前102—约前20年）；有维罗纳市民昆图斯·瓦勒里乌斯·卡图卢斯（公元前87—约前54年）；他们优美而锐利的警句像箭一样，又快又准，飞遍意大利。 这些年的意大利文学中充满这类反对言论，充满了对“伟大的恺撒”、“举世无双的将军”的愤怒讽刺；讽刺这一对亲爱的岳父与女婿毁灭了整个世界，为的是把从披头散发的凯尔特人掠来的战利品在罗马街头展示，为的是用最西方的小岛上得来的秽物大宴宾客，为的是用大笔的金钱买通年轻人的情妇，取而代之。在卡图卢斯等人的诗中，含有个人与政治的怨恨和绝望，类似于阿里斯托芬和狄摩西尼的著作。 至少那三个摄政者中最明智的一个看得出来，不把这种反对放在眼里固不可能，要用一纸命令把它禁止也同样无效。因此，恺撒尽可能以个人的关系赢取这些作家中最知名的。西塞罗之能够得到相当的礼遇——尤其是得到恺撒的——主要是由于他的文名。即使与卡图卢斯，恺撒也愿缔结特别和约——卡图卢斯的父亲在维罗纳时与恺撒相识，恺撒透过父亲而与儿子缔交。这个刚刚对大权在握的将军发过最刻毒攻击的青年，受到恺撒极尽奉承的待遇。事实上，恺撒的天分足以让他在文学本身的地盘上与文学家相遇（以此挡回许多攻击）；他的《高卢战记》就以很讲究的单纯与匀称的结构记述他的军事行动。 然而实在说，只有自由才有诗与创作；只有它，即使是最蹩脚、奄奄一息的，才能唤起热情。自古至今，一切真正的文学，必然是反专制的。若说恺撒在文学方面敢于进军而竟未失败，则原因仅在于他心中仍旧存着自由共和国的伟大梦想——尽管这个梦想在他既无法传达给他的敌人，也无法传达给他的依附者——实际的政治并未绝对被摄政者所控制，犹如文学并未绝对被共和派所控制。 非常举措的达成 文学的反对虽然无力，却越来越大胆、越扰人，因此必须采取严厉的步骤。公元前54年对加比尼乌斯的判罪，只是杀鸡儆猴。摄政者又协议推出一个独裁者——虽然是暂时性的——以对选举和陪审法庭采取新的强制措施。负罗马与意大利之主要统治责任的庞培，便接受了这个任务。结果，他性格的颟顸和犹豫，在该下令又有权下令时的吞吞吐吐，又使事情不能完成。 公元前54年年末，元老院接到暗示——但并非由庞培本人——罗马需要一个独裁者。其明言的理由是首都帮派杂乱，贿赂与暴力公行，以致对选举及陪审法庭造成有害的压力，使首都长久处于混乱状态。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说辞使摄政者们在实施非常措施的时候有所借口。但我们也可了解，未来的独裁者所不敢公开要求的东西，元老们却心里明白，因之即使那些最卑躬屈膝的也不敢给予他。为了选举公元前54年的执政官，发生了最见不得人的丑事，造成前所未有的骚动，以致选举搁置了一整年，在虚君了七个月之后，才于公元前53年7月举行；庞培认为这种状态正是他所需要的机会，乃清楚向元老院表示，快刀斩乱麻的唯一方式便是立一个独裁者。不过，即使这一次，他也没有提到“指挥”二字。如果不是事态另有发展，或许这两个字还要继续保留下去。公元前52年的执政官候选人，摄政者一派所推出的是昆图斯·梅特鲁斯·西庇阿和普布利乌斯·普劳提乌斯·海普西乌斯，而共和派最大胆的分子提图斯·安尼乌斯·米罗却也加入了竞选行列。 米罗　克洛狄乌斯之死 米罗甚具匹夫之勇，在借债与谋略上亦颇有天赋，最重要的还是他有天生的自信心，又细心地把这信心做过培养，他努力使自已成为当时的政治冒险者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在他那一行中，他仅排名在克洛狄乌斯之后，因此两人自然变成了死敌。由于克洛狄乌斯被摄政者收买，在摄政者的允许下扮演超等民主派角色，因此那米罗当然就非贵族莫属了！现在要与肆无忌惮之徒结盟的共和派，已经承认米罗为他们的合法战士，可由之参与一切暴乱。事实上，在这个战场上他们所得到的胜利都是米罗及其训练有素的斗剑士之功。因此，加图及其友人也反过来支持米罗竞选执政官。甚至西塞罗也不免推荐这一个他的敌人的敌人，他多年来的保护者；米罗本人则不惜一切，包括金钱与暴力；而选举似乎已成定局。 对摄政者来说，这一项新的失败不仅将难以承受，而且含有真正的危险，因为米罗若当选执政官，不可能像多米提乌斯等反对派那般言听计从。巧的是有那么一次，米罗与克洛狄乌斯在罗马城外不远处的亚壁大道上相遇，两者的爪牙发生了冲突，而克洛狄乌斯本人肩受剑伤，被迫退入邻屋躲避。这件事并非米罗授意，但事情既已发展到这种地步，米罗便觉得不如一不做二不休，致克洛狄乌斯于死，比令他受伤，危险性更小。因此他下令手下将躲藏的克洛狄乌斯拖出砍死于乱刀之下。 罗马陷入混乱 拥护摄政派的街头领袖——护民官提图斯·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昆图斯·庞培乌斯·鲁弗斯和盖乌斯·撒路斯提乌斯·克鲁斯普斯——看出这是大好机会以斩断米罗的竞选，并为庞培求取独裁者之名。社会的渣滓，尤其是由奴隶解放的自由人和未解放的奴隶，因克洛狄乌斯的死而失去了保护人与未来的解放者，因之很容易被煽动。于是，那血淋淋的尸体在广场的演讲台上展示，几个人发表过演说后，暴乱发生了。 那背信忘义的贵族集会之地显然被注定了要做那伟大的解放者之火葬堆，因为暴民把尸体抬到元老院，将元老院纵火烧毁，然后，群众冲向米罗住宅，将其包围，直至米罗手下用弓矢将其逐退。然后，他们又前往庞培住宅及其选定的执政官候选人住宅，齐呼庞培独裁者，候选人为执政官；再往临时执政官马库斯·雷比达处，要求其负执政官选举之责，当后者以职责所在，不允暴民所请时，暴民将其住宅围困五日不散。 庞培独揽大权 但这些暴民的煽动者却做得过火了。他们的主子当然想利用这个机会把米罗摆到一边，并获取独裁者之权。但他是想由元老院来赋予他，而非由手执大头棍的暴民。庞培率军将首都的暴乱敉平，因为这暴乱已非任何人所可忍受。同时，他坦白要求了他所要的职权，而元老院则唯有屈从。在加图与毕布路斯的提议下，庞培除保有各行省之总督职位外，元老院改授他“无同事之执政官”，而非“独裁者”；但实则一样，而元老院也只不过以此聊以自慰而已。 行政官和陪审法庭的变动 庞培在合法独揽大权之后，开始积极对付共和派——这一派在政治社团与陪审法庭中均有相当势力。他重申现行选举法，并由另一特别法来加强；另一项规定，逆自公元前70年，则加强了违法者之惩处。更重要的法规是，总督职只有在执政官和次执政官卸任五年之后始可授予。这样的安排当然必须在四年之后始行有效，而在这四年间，则总督之委派便完全由元老院的指令决定，换言之，也就是由当时主宰元老院的人来决定了。 陪审委员会仍留其存在，但抗辩权则受到限制，尤为重要者，法庭上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因为证人的数目与演说的时间都规定了最大限，除了事实的证人以外，不许再有性格上的证人以利被告。那曲意奉承的元老院并进一步在庞培的授意下发出谕令：亚壁大道上所发生的争执业已危及国家安全，因之，指定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与之有关的一切罪行，而委员则由庞培直接指定。此外，他并企图重赋监察官以重要地位，以此来清除乱民。 这种种措施都是在刀剑的威迫下实行的。随着元老院宣布国家陷于危机，庞培乃召令全意大利人兵役年限之内者全部武装，并宣誓效忠，以应任何事变。一支可靠的部队暂时驻守在首都，反对派的任何举动，庞培都以武力要挟。在克洛狄乌斯被杀案的审讯过程中，史无前例地在法庭派遣了卫护部队。 共和派的耻辱 重振监察官地位的企图失败了，因为不论元老院的大多数何等奴性，却没有一个有勇气有权威能做监察官的候选人，米罗由陪审团定了罪（公元前52年4月8日），而加图求取次年执政官候选人之举则遭挫败。文学上的反对遭受一项新法令的打击，此后永未翻身，因为在摄政者们所惧怕的合法政治辩论已遭驱除，因之文学家们感受到君主专制的压力。当然，不论在大多数国人的心里还是在公务生活中，反对并未消失；若要使反对完全消失，则公共选举、陪审法庭和文学不但须受限制，而旦必须全部消灭。实则在这情势的转变期间，庞培的拙笨与偏执对共和派颇有帮助，使他们即使在他的独裁统治下仍然取得数次胜利，而他则痛感其失败之苦。 当然，统治者们用以强化其权力的种种措施均假借公共秩序与和平之名，以法规颁行之，凡不希望陷于无政府状态的人也一律被认为即同意这些措施。但这睁眼的瞎话，庞培却做得过火；负责调查最近动乱的特别委员会，庞培不派他的死党充任委员，却选各党各派最受敬重的人士，甚至包括加图在内。同时，他又在法庭展示他的影响力，主要目的则是为了维持秩序，因而使得那种时期法庭中惯有的骚乱不得出现，不但阻遏了反对派代表的发言，也塞住他本派人员的嘴。 摄政者的这种中立立场可以在特别法庭的裁判中看出。陪审团不敢赦免米罗，但属于共和党的大部分与事者都被宽赦，而帮助克洛狄乌斯（换言之，即帮助摄政者）的分子则被无情定罪，其中包括恺撒和庞培的几个心腹友人——甚至包括庞培的执政官候选人海普西乌斯，护民官普兰库斯与鲁弗斯。因为他们为了庞培利益而指使暴乱。 为了装得公平，庞培并未阻止他们的定罪，这又是他愚蠢的例子之一。另一个例子则是他在不重要的事上，为了有益于自己的朋友而违背他自己的法规。例如，在普兰库斯的审讯上，他出任性格证人；保护几个跟他有密切关系的被告——如梅特鲁斯·西庇阿——使他们不被判罪。这是他的常态，总是做着自相矛盾的事：一方面想扮作公平无私的摄政王，另一方面又想做党魁，结果是没有一种像样。舆论称他为暴君，他的爪牙则认为他不愿或无能保护他们。 然而，共和派虽然仍时有骚动，甚至有零星的成功（主要是由庞培的错误），摄政者们获取独裁之职权的目的还是达到了，缰绳越来越紧；共和派遭受压制，新的君主政体得到加强。群众开始接受后者。当庞培病重康复之际，举国欢腾庆祝，表现出君主制度下特有的现象。摄政者们显得满意了。公元前52年8月1日，庞培辞独裁职，而与友人梅特鲁斯·西庇阿共任执政官。
[1]　编注：桑丘·潘沙，堂吉诃德的侍从。 [2]　译注：“立宪派”似应为“民主派”；“恺撒”似应为“庞培”。 第十一章 联合统治者的决裂 克拉苏到叙利亚 即使在庞培暂时僭任政治独裁者之前，联合执政团的三人也已成为二人对偶的局面，因为克拉苏在一次罗马史至为惨痛的战争中阵亡。公元前56年的鲁卡会议，使克拉苏得任叙利亚总督，并有权征集充足兵员以整顿东方。当公元前54年初他到达叙利亚时，发现帕提亚等国已对罗马采取敌对立场，部分原因是庞培未能同帕提亚缔结可行的和约。克拉苏固然有万丈雄心，意在作为伟大的征服者，这雄心却未能阻止他劫掠小亚细亚数座富裕的神庙，并执行几个敛财计划，为此使其军事行动延迟数月，至公元前53年始率军投入战场。 据报帕提亚军扎于沙漠边缘，准备逃遁，克拉苏决定率军直接越过沙漠袭击之，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这一项错误又由帕提亚的一项正确战术而变成毫无挽回的余地。帕提亚人完全不用步兵，而采用重装备骑兵。接连两场的沙漠战——一在卡雷，一在辛纳卡——罗马四万大军悉数毁灭，得以逃脱死亡与被俘命运的不及四分之一；而被杀者之中包括克拉苏本人。这证明，亚洲的军队如果有良好的领导，在适当的战场，则不仅可以匹敌战无不胜的罗马军团，而且可以将之击溃；这件事似乎撼动了罗马对东方的无上权威。但帕提亚政治分歧，加上罗马的军事领袖在沙漠以外的战场上的成功，使罗马得以摒回帕提亚对小亚细亚西方的侵略，再度稳住罗马人在该地的统治权。 卡雷惨败对罗马的影响 同时，在罗马，革命的火山又在喷发浓烟密雾，令人窒息。罗马人开始没有一个兵、没有一个钱是用来对付公敌的，没有人再想到民族的命运，最可怕的迹象之一是，卡雷和辛纳卡的国难，在当时政客的心中竟不如一个月后在亚壁大道上党魁克洛狄乌斯之死更令他们耸动；但情况之所以如此，实在易于想象，也几乎情有可原。恺撒与庞培之间的决裂固早在意料中，而现在则以惊人之势正面相对了。就如古代希腊水手的传说，罗马于今的国家之舟也发现置于两座巨岩之间，巨岩相向移动，随时可将船只压为粉碎，水手因无名的恐惧瘫痪，因为他们被漩涡卷下去，越陷越深了；所有的人眼睛都盯住漩涡，无法顾及左右。 摄政者的关系破裂 在鲁卡会议中，由于恺撒向庞培做了相当让步，三个摄政者略似站到了平等地位，因此表面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没有长期维持之可能性——只要君主权的分划长期可行的话。至于三个摄政者是否打算团结，无保留地互相承认地位平等——至少当前这段时期——则又是另一个问题。恺撒是希望团结的，也愿意对另外两个摄政者以平等地位相待，他所需要的只是征服高卢的时间与余力。但庞培却几乎从心底就不是真正的合作者。他是那种心胸狭小的人，认为慷慨寓含着危险。从他低卑的眼光看来，一有机会就褫夺恺撒的平等地位——这地位本就是他十分不甘愿承认的——乃是明智之举，而他卑鄙的灵魂渴望着报复恺撒因厚待他而让他遭受的屈辱。 固然，以庞培那迟钝怠慢的性格，他或许从未正式承认过恺撒与他地位平等，然而破除联盟的计议却无疑在他心中慢慢滋生。无论如何，当美丽的茱莉亚香消玉殒（她死于公元前54年秋，正值最丰艳的年华，未久，她唯一的孩子也随之共赴黄泉），那比庞培自己把庞培的意图看得更清楚的民众就已看出，茱莉亚的父亲与其丈夫之间的关系业已破裂。恺撒试图重建这种关系，提议将他的大外甥女——这是他现在最亲的人了——嫁给庞培，并求娶庞培的唯一女儿。但庞培却要他的女儿跟着她现在的丈夫浮士德·苏拉，他自己则娶了昆图斯·梅特鲁斯·西庇阿的女儿。 私人关系的破裂已无可置疑了，而将手撤回的则是庞培。民众预料政治的分裂也将会随之出现；但两人的谅解——至少在公共事务上——仍继续了一段时期。原因是恺撒不愿在他完成高卢之征服以前公开决裂，而庞培则也不愿政府机构及全意大利未在他的独裁之下完全低头之前公开决裂。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摄政者互相支援固然令人纳罕，但也可解。公元前54年，恺撒在阿杜亚图卡几乎败于高卢，但庞培将其休假中的意大利军团借调与他，而庞培对共和派的压制则也得到恺撒的支持。 庞培的独裁　庞培偷偷打击恺撒 到了公元前52年初，庞培取得了独自执政之权，对首都的影响力超过了恺撒，而全意大利能执兵器者均以他个人之名，宣誓效忠之后，他乃决定正式与恺撒尽快决裂。计划很快就形之于外。随亚壁大道事件而来的骚乱中，恺撒的民主派故友，有不少受到严厉处断的；防患选举舞弊的新法，追溯至公元前70年，也包含了恺撒竞选执政官时的可疑步骤；这些，看来都可能只是无意或处理不当，但恺撒这一派的人却有不少认为其中有确定的计划。 但事态的随后演变却使人民欲视而不见都不可能了。在选择下一任共同执政官时，庞培选择的不是他原先的岳父恺撒，而是他的新岳父西庇阿；但在当前的情势，处处都需要他旧岳父的合作，而他的新岳父则只是一个完全屈从的傀儡。庞培为自己取得了西班牙两省的总督继任权，为期五年（即至公元前45年），亦为他的军队取得国库支薪的协议，可是他不但未为恺撒求得高卢总督的继任权与国库支薪的协议，而且想办法要在本届任期结束之前把他召回。 这些步骤无疑在意图拆毁恺撒的根基，最后把他推翻。时机最好不过。恺撒在鲁卡之所以向庞培让步如此之多，是因为他与庞培若有决裂，克拉苏及其叙利亚部队必定会站在恺撒一边；因为自从苏拉时代，克拉苏就与庞培对立，而也几乎自那时即在私人与政治关系上与恺撒相善，而其特殊的性格则使其会甘愿任恺撒的银行家，受恺撒信任，而永不致跟恺撒的敌人联合。因此，公元前53年6月的灾难——克拉苏与其部队同毁于叙利亚——对恺撒也是严重的打击。不数月，正当高卢已临近全面征服之际，又燃起全面叛变，其爆烈情况前所未有，恺撒首次面临势均力敌的敌人阿维尔尼领袖维钦托利。 命运又一次为庞培铺路。克拉苏已死，高卢全面动乱，庞培已为罗马的实际独裁者与元老院的主人。设若现在庞培不仅是阴谋反对恺撒，而是迫使公民或元老院立即召回恺撒，则其结果当会如何！但庞培是从来不懂得运用时机的人。分裂之意他早已明白看透；早在公元前52年，他的行为就已再明白不过，而次年春天，他则公开表示了他跟恺撒分裂的意向。但他却并不立即采取行动，而任好几个月的时间过去，未加运用。 觊觎王位者 但无论庞培如何拖延，分裂却由外在情势的催逼下迫在眉梢。即使发生的战争不是共和派与君主派之间的斗争（因为这种斗争在数年前即已决定），而是庞培与恺撒争夺罗马王冠的斗争。然而，这两个觊觎者却没有一个会坦承意图，因为那只会把一切仍对共和体制的延续怀存愿望的人推到对方的阵营。格拉古与德鲁苏斯、辛纳和苏拉的老战斗口号，固然已经陈旧空洞了，在两个争夺王位的将军来说，却仍然是很好用的标语；而目前庞培与恺撒虽然都公开声明站在人民一边，日后则无可避免恺撒将以人民与民主为其标识，而庞培将以贵族与合法政府为张本。 恺撒和民主派 恺撒别无选择。他从开始就是热衷的民主派。在他想象中的君主政体，跟格拉古的人民政府实际的不同主要在外表而不在实质；再者，他又是个大度而深沉的政治家，不可能把他的标识藏在别的旗号之下。这种战斗口号给恺撒带来的近期利益是微不足道，主要是免得他直接提到王位的争取，因之也免得因这种令人反感的字句惊动他的依从者及温吞的大众。民主的旗帜从长远看来也未必能产生多少积极成果，因为格拉古的理想已经被克洛狄乌斯糟蹋了，成为荒诞可笑的闹剧。因此，还有什么重要的社团（或许只有波河以北的是例外）会因这民主的口号而参与战争呢？ 庞培和贵族派 庞培将以合法的共和政府之将军的名义从事即将来临的战争，这已是不证自明的；而即使仍非不证自明，事态的发展也必将决定他的角色。天性已决定了他是贵族的一分子，而除却偶然的事件之推移与自私的动机之外，他是不会投入民主阵营的。现在他之准备重返苏拉的传统不但是适当的，而且具有种种利益。民主的口号已经破旧了，而保守派的口号，设若由适当的人选发出，必然比民主的口号有力得多。或许大多数人民——至少是公民中最好的部分——仍属于立宪派；这一派的人数及精神力量仍可能对即将来临的王位争夺战发生重大的影响。 所缺的只是领袖人才。立宪派的当前首领马库斯·加图日日冒着性命之险在执行领袖职责（以他所了解的职责而言），也或许并非无成功的希望。他对责任的忠诚令人敬佩，但在弃守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只宜于士卒而不宜于将军。全意大利各处都自动冒出力量来准备捍卫已颓的政府派，但加图既无技巧组织这份力量，又无技巧使他们适时行动。他从未自诩为军事领袖，这可说是自知之明，然而军力却是一切最后的决定之所在。加图是既不知如何采取政治行动又不知如何采取军事行动的人。设若有一个政治与军事地位如庞培的人举起宪政的大旗，全意大利的公民必会群涌而至，即使不为庞培争取王位而战，也为反对恺撒争取王位而战。 此外至少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值得一提，庞培的特征之一是，即使做下了决定，也不知如何实行。或许他知道如何指挥战争，但他却不知如何宣战；加图一派，尽管不懂如何指挥作战，却能够为即将来临的王位争夺战提供立场，而且也极愿如此。照庞培的性情，他宁愿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用他特有的方式表示他就要出发前往西班牙，不然就是要去幼发拉底河接任军事指挥。同时，合法的政府机构，即元老院，却即将与恺撒决裂，对他宣战，将战争指挥权交托庞培。那时，他就要以众人的意思为意思，走上前来作为宪政的保护者，对抗那煽动者夺取王位的阴谋，以正义者与现行秩序之捍卫者的身份来对抗那些游民与无政府的党徒，以元老院授命的将军之身份，对抗街头的大将，再度救国于危亡。 共和派 如此，庞培由于跟保守派联盟而获取第二支兵力（除去他个人的依附者之外）和适当的战争宣言——当然，这些益处是以高昂的代价取得的，因为他必须跟原则上与他对立的人结合。这种结合的无数坏处中最当前的一个（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是庞培失去了他选择与恺撒对立之时机的权力，而必须依从贵族团体的任性决定与种种意外的左右。 如此，反对的共和派在多年唯唯诺诺之后，终又因两个摄政者之间的破裂而重回政治舞台。这主要是以加图为中心而联合起来的一批人；这些人下定决心不计代价为共和而奋斗，反对民主政治；而战斗越早开始越好，公元前56年的企图所产生的可怜后果，使他们了解到，若只靠他们自己，他们不但不能指挥战争，甚至连发动都不可能。人人都明白，元老除少数例外，都厌恶君主体制，但大多数却只有在恢复寡头政府而不具危险的情况下才肯去恢复——而若想不具危险，就可能需要长久的等待。 加图一派一方面面对着摄政者们，另一方面又面对着不计一切只求平安的大多数元老——这些人厌恶一切断然的行动，尤不愿与任何摄政者决裂——则加图一派为重掌统治权，唯有与摄政者中较不危险的一个联盟。如果庞培承认寡头政府，并为它与恺撒作战，则此寡头政府亦必然任他为将军，并与他联合而迫使胆怯的大多数宣战。当然，庞培并不热衷于共和体制，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出的。但虽然他凡事犹豫不决，却猜出了恺撒的决意，即要想完成新的君主体制，必须先把寡头政治的一切赘瘤清除。无论如何，这次战争会训练出一支真正的共和军和一批真正的共和派将军。在击败恺撒以后，将可能不仅是摆脱掉一个君主，而是摆脱掉君主制度。寡头政治派的处境如此的绝望，以致庞培与之联合乃是它所能盼望的最佳可能了。 共和派与庞培结盟 庞培与加图派的联盟缔结得相当迅速。在庞培任独裁者的时期，两方实则已有相当趋近。米罗危机中他的整个行为，他对给予他独裁者之名号的暴民的驱逐，他的明白宣称只由元老院的颁予他始受此职位，他对一切扰乱和平者的无情惩处，尤其是对极端民主派的，他对加图及持加图之意见者令人惊奇的礼让，再再表示了有意取悦于严守旧秩序之士，而刁难恺撒。在加图这一方面，显然严厉拒绝赋庞培以独裁者之名，却在做了徒具虚名的细微改变后，等于是亲自把大权交给他，使他由加图及毕布路斯之手接受了“独一执政官”之职。 加图派与庞培固然在公元前52年之初即已有心照不宣的了解，他们正式有效的联盟却是缔结于为公元前51年的执政官选举之际；当选的执政官并非加图，而是加图的一个死党马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塞卢斯（另一个是较不重要的角色，属于元老院的多数派）；马塞卢斯不是狂热分子，更不是天才，却是屹立不摇的贵族派，如果与恺撒的战争势在必行，则他正是宣战的人选。共和派既在不久之前才遭压制，则这次的执政官之选举显然是得到罗马摄政者之允许的，至少也有其默允。庞培缓慢而拙笨但又照例坚定不移地推向决裂。 恺撒的消极抵抗 就恺撒这方面而言，他并不想在这个时节与庞培对立。当然他不可能真正愿意长久与人分享统治权，尤其不愿跟第二流的人物庞培。无疑，他早已决定，在征服高卢之后他要独揽大权，如属必要，不惜一战。但恺撒基本上是个远大的政治家，将领仅是其次要身份；以他的才分，他不可能不看出，以武力来整顿政治机构，必定会深深地骚乱它，甚至会永久性地损坏它。因此，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尽力避免内战，以其他办法解决这个困难。即使内战不可避免，他也不希望在这个时刻——此时，在公元前53至52年之冬和52年至51年之冬这一段时期，高卢的维钦托利正在全力叛乱，使他原先取得的一切都濒于危亡，而庞培与立宪派则主宰着意大利。 因此，他想保持与庞培的关系，设若可能，以和平方式取得鲁卡会议已协议给他的公元前48年的执政官职位。如果在凯尔特人的问题得到决定性的解决后，他能够被举为国家元首，则以他在政治与军事方面的优越（尤以政治为最），则他必然不经多大困难即可在元老院与广场上克胜庞培。或许他可以为这个拙笨、犹豫而傲慢的对手找到一个既光荣又有影响力的职位，让他慢慢地沉入默默无闻中。恺撒曾一再想用婚姻来维系他与庞培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是为了这样一种解决办法铺路，将旧有的争执透过继承了双方血液的后代平息下来。那时，共和派将再无领导人，因之必将偃旗息鼓，而和平于是可以达成。 如果和平不能获致，必须诉诸武力（而这是确实可能的），则恺撒若能以执政官的身份作战，将可处置元老院中屈从的大多数。那时，他就可阻碍庞培派与共和派的联盟，甚至将之挫败；再者，身为执政官，他要比以高卢总督的身份挥军攻打元老院及其所派任的将军更为有利。当然他的这个计划是否成功要视庞培是否仍愿为他保留公元前48年的执政官之职而定。但即使到时庞培不再为他保留，这件事仍可证明他已一再让步，决裂责不在他——这一点对他极具重要性——他可以赢得元老院大多数的同情，商业团体的同情，甚至对他自己的将士亦可有所交代，师出有名；此外，他更须利用这段时间平服高卢。 恺撒依此观点而行动。不错，由于公元前52至前51年间的冬季所征集的新兵，再加上由庞培借调的一个军团，恺撒现在已有十一个军团的部队。但同时他却公开地赞扬独裁任内的庞培行为和首都秩序的恢复，殷勤朋友的警告则被他视作谤言而拒斥；正面的冲突延后一天，他就视之为成功一步，凡能不放在心上的皆不放在心上，凡能忍受的都予忍受。他只坚持一个决定性的要求：公元前49年年底，当他的总督任期届满时，他可以获得他第二度的执政官职位；这是在法律的规定下许可的，也是庞培允诺过的。 准备攻击恺撒 这个要求变成了现在开始的外交战的战场。如果恺撒被迫在公元前49年12月最后一日之前解去其总督职，或在首都中将他接任执政官的日期拖到1月1日之后，则在他的总督职和执政官职之间就有了间断，而这种情况却可以使他遭受刑事弹劾——而依照法律，这种弹劾是不能对在任者提出的。设若如此，大众就很可以预料他会遭到米罗的命运，因为长期以来加图就已经准备在弹劾他，而庞培当然会鼎力支持。 不让恺撒接任执政官的企图 为达到这个目的，恺撒敌人有非常简单的安排。依照选举法，执政官候选人必须亲自到现任执政官面前，在选举之前把他的名字登记到候选人名册上——也就是说，在就任以前半年。在鲁卡会议时，恺撒可以免除这项义务，因为这只是一个形式，而且经常有免除的先例。但可免除之谕令却直至现在尚未颁布，因此，庞培既然现在统治了政府机关，在这一点，恺撒就得依靠庞培的善意了。 令人不解的是庞培竟然自动放弃了这个完全于他有利的机会。在他的同意下，在他独裁者的任期中，恺撒以护民官法规而得以免除亲自返回罗马的义务。然而，不久以后，当新的选举法颁布的时候，候选人亲临的规定又在总章上重述，并没有像早期的规定一样附加例外之说明。严格地说，原先给予恺撒的特权在这条总章上被消除了。恺撒不满，他所需要的条款后来追加上去了，但并没有由人民的特别谕令来肯定，因此在法律上只能视作无效。因之，庞培可能是蓄意坚持法律立场，但又做了一个随便的让步，然后再取消它，再以最不忠不义的态度来掩饰这项取消的行径。 缩短恺撒总督任期的企图 这是一个间接的方式来缩短恺撒的总督任期，而同时，总督任期法规则意在直接达此目的。透过庞培与克拉苏共同提议的法规，恺撒所获得的总督任期，依照常规当为公元前59年3月1日到公元前49年2月最后一天。然而，依照以往的惯例，总督或副总督（propraetor）之职是在其辞去执政官或次执政官（praetor）之后立即接任的。因此，恺撒的继任者不是由公元前50年卸任的城市行政官中选任的，而是由公元前49年卸任的行政官中选任，但由于如此，他在公元前48年1月1日以前无法去接任。因此，公元前49年，还有最后的十个月恺撒可掌兵权，这不是根据庞培—利西尼亚法（Pompeio-Licinian law），而是依据老规则：有固定任期之指挥官在任期届满后，仍继续留任，直至继任者到任为止。然而公元前52年的新法规，则并非将总督职位给予本期卸任的执政官和次执政官，而是给予五年之前卸任的。这种规定使得任何总督职位都可在任期届满之际立即有人接任。因此，高卢省总督的交接时间可能不是公元前48年1月1日，而是在公元前49年3月1日立即执行。 在这些事情的安排上，庞培可怜的虚饰与拖延跟共和派的狡猾做作与复杂立法手续结为一气。这些法律武器他们已经准备了好几年，迫使恺撒在任期届满之日就必须移交他的总督职务，因为届时他的继任者已经得以到达任所；设若恺撒拒绝卸任，则可以使元老院宣布任何投给他的选票为无效。恺撒由于远在城外，无法阻止这些行动，便沉默以待，任其发展。 是否召回恺撒的争论 法律步骤慢慢展露出来了。依法，如果公元前49年的总督职由前任执政官接任，元老院须在公元前51年年初对总督职做考虑，如由前任次执政官接任，则元老院须在公元前50年之初考虑。公元前51年初的考虑使高卢两省新任总督的提名，在元老院首度有了讨论的机会，因之也使庞培所支持的立宪派和支持恺撒的元老之间有了首度冲突的机会。执政官马库斯·马塞卢斯提议在公元前49年3月1日将高卢的两省总督职交予两位备妥接任的前任执政官。 水闸一旦打开，那长期压抑的愤怒即不可遏止地爆发了，加图派所酝酿的一切反恺撒计划都公开讨论起来。在他们来说有一件事是已成定局的，即由特别法赋予恺撒“缺席”报备的执政官候选人身份，已由人民谕令所取消，插于人民谕令中的保留条款也成为无效。他们认为，现在，当高卢的征服已经完成，元老院应当谕令这个行政官，要他把服役已经逾龄的士兵立刻遣散。恺撒在意大利北部所颁予的公民权，所设立的殖民地，应当视为不合法。为确定这个观点，马塞卢斯下令，科莫殖民地（恺撒派下的）的一位受敬重的元老当受鞭笞的惩罚——而依照罗马法，这种惩罚只能施之于非公民，但这位元老，即使他所属的城市只能具有拉丁权，而无罗马公民权，他本人却是有罗马公民之权的。这当然是为表示恺撒所赋予意大利北部人民的公民权为不合法。 恺撒的支持者（其中最著名的是盖乌斯·维比乌斯·潘撒，原系恺撒属下的军官，现为护民官）则在元老院强调，不论就平等原则还是就高卢实情而言，恺撒不仅不当提前召回，而且应当兼任执政官与高卢两省总督。他们必定指出，数年以前，庞培本人就曾兼任西班牙总督与执政官，何况目前他不仅负监督首都食粮供应之责，而且也是意大利及西班牙的最高统帅；事实上，全意大利能执兵器的男子也都凭着他的名字宣誓效忠，直至现在未曾解誓。 步骤开始采取，但并不迅速。元老院的大多数，懔于破裂的即将来临，不让任何会期得以发出任何谕令，如此数月过去，而由于庞培那庄严的慢板，又有几个月过去了。最后，庞培终于忍不住了，以他又保留又犹豫然而又坦白不过的方式，站到了立宪派的一边，开始打击他往日的盟友。恺撒派要求准许恺撒兼任执政官与总督之职，被他断然拒绝。他粗率地说，他认为这种建议无异是儿子建议鞭打父亲。他原则上也赞成马塞卢斯的建议，宣布他不允许恺撒直接由总督去碰执政官的职位。 不过，他也暗示（尽管在这一点他没有做任何有约束性的诺言），他们可能允许恺撒参加公元前49年的选举，而无须他亲自报名，同时他的总督任期则至多可延至公元前49年11月13日。但同时，恺撒的代表所要求的一个条件却也被这个无药可救的拖延者所答应；这要求乃是将继任者的提名延至公元前50年2月最后一日；他们的这项要求可能是以庞培—利西尼亚法的一个条款为基础，即元老院不得在行政官任期最后一年开始之前讨论其继任者问题。 公元前51年9月29日，元老院乃为此目的而颁布谕令。高卢两省的两个总督履新日期在行事日历上订为公元前50年3月1日。但元老院实已着手在解除他的兵力（正如以前曾由人民之令而解除卢库卢斯的兵权），其法是劝导恺撒的老兵，要他们向元老院申请退役。恺撒的支持者以他们护民官的否决权尽可能地消除这些谕令。但庞培明白宣布，行政官必须无条件服从元老院，而代请与过时的官样文章不能发生影响。 如此，贵族派——其传声筒现由庞培自愿担任——暴露了意图，就是在得胜后重修宪法，扫除一切人民自由。事实上，在攻击恺撒时完全不诉诸公民议事集会，理由在此。庞培与立宪派的联盟自此正式彰明，而对恺撒的判决已然决定，只不过发布日期在拖延中而已。次年的选举对他极为不利。 恺撒的应对 在恺撒的反对派对他备战的这段时期，他却平复了高卢属地各处的叛乱，恢复了和平。早自公元前51年夏季，在保卫国境的方便借口下，他把一个军团调入北意大利，事实上是因为高卢已不再需要如许军团。如果他不曾及早发现，至少他现在已经明白，他已无法避免跟自己的同胞干戈相向。但因在刚刚和平的高卢之地，军队最好继续驻守一段时期，因此他才设法延缓内战的时间；又由于他深知元老院大多数极爱和平，他便并未完全放弃希望，仍期待元老院可以抵住庞培的压力，知所约束，以免宣战。 为了当前不与最高统治机关公开对立，他不惜做重大牺牲，公元前50年春，元老院听从庞培建议，为即将来临的帕提亚之战，庞培与恺撒各应提供一个军团；依此决定，庞培乃向恺撒索回数年前借调给他的一个军团，以便也派往叙利亚。恺撒对两个要求都做让步，因为元老院的谕令有其合宜性，庞培的要求也有理可循，无可辩驳，再就恺撒而言，守法与忠诚，远比数千部队重要。两个军团按时返回意大利，听由政府指挥。然而，他们并没有奉派至幼发拉底河流域，却留在卡普亚，留待庞培运用；公众于是又一次得到机会比较恺撒与庞培的态度：一方是为避免争执而尽量让步，另一方则背信弃义，以备一战。 库里奥 为了同元老院讨论，恺撒不但收买了该年的两个执政官之一，鲁西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更重要的是收买了护民官盖乌斯·库里奥，此人可能是那个时代的浪荡子中最特殊的一个。他优雅无双，辩辞无碍，足智多谋，才思横溢，闲散之际精力益为焕发。他的放浪也是举世无双的，借钱特有天才（他借债据估计有六千万塞斯特斯），在道德与政治上缺乏原则。他原先自求由恺撒收买，但为恺撒所拒。然而此后攻击恺撒时所表现的才华使恺撒决心收买；代价昂贵，但货品确实与代价相配。 库里奥在护民官的头几个月扮演独立的共和派角色，大肆攻击恺撒与庞培。当公元前50年3月，为了次年的高卢总督职，元老院又重起讨论之际，他便利用他由此所得的公平印象。他表示完全赞成元老院的此种谕令，但要求这项命令也当同时用于庞培及其特殊的军事指挥官职位。他论道，在一个法治国家中，一切事务的处理必不可有特例，而仅由元老院任命为总督的庞培，尤不可比恺撒更不遵守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两军之中，但除一个将军之职，只能益增宪法体制的危险。他的这些论点使那些肤浅的政客服服帖帖，更赢得了公众的赞许。库里奥更进而宣布，他要运用宪法所给予他的否决权阻止任何单独不利于恺撒的程序；这宣布不论在院里院外，都得到极大的喝彩。 恺撒立即同意库里奥的建议，只要庞培和他同样进退，他可以在任何时刻辞去总督与军事指挥官（他可以放心，因为庞培如果失去意大利与西班牙的军事指挥权就不再可畏）。而庞培也正为此，必定要拒绝。他的回答是，恺撒必须先辞，他将步随其后；但这个回答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他并未提出他退休的确定日期。决定又拖延了数月，因为庞培和加图派察觉到元老院大多数的态度难以预料，不敢将库里奥的议案付诸表决。恺撒利用这个夏季来平复他已征服的地区，在斯凯尔特河检阅他的部队，在忠于他的北意大利做凯旋行军。秋天，他已到达拉文纳——他治下省份的南界城镇。 恺撒和庞培双双被召回 库里奥的议案终不能再拖，结果庞培与加图派大败。以三百七十对二十票的绝对压倒比数，元老院决定西班牙和高卢总督当共同受召令辞职；罗马公民得知库里奥的成就，无限欢欣。如此，庞培之受命辞职并不减于恺撒，但恺撒准备从命，庞培则直接拒绝。马库斯·马塞卢斯的堂兄，首席执政官盖乌斯·马塞卢斯（也如前者，属于加图派）向奴性不改的元老院大多数做了一次严词谴责的演说；在自己的本营被击败，尤其是被一群懦夫击败，确实是恼怒何堪！然而，在这样一个领袖的领导下又何能期望取得胜利？——这个领袖不索性直截了当指挥各元老，却在近于老朽之年拜师学习雄辩之术，以便跟那才华横溢的青年一别雌雄，哪有不败之理？ 宣战 这般在元老院败北的联盟，处境极为难堪。那怂恿决裂并意图带动元老院的加图派，现在发现他们的船搁浅在怠慢的大多数之浅滩上了，倍感恼愤。这一派的头目不得不听庞培的苛词责备。他强调，而且言之有理地指出，现在表面上看起来的这种和平是何等危险；而他的盟友们虽然知道若想快刀斩乱麻，唯他是赖，他们却不能在这一点上依赖他，他们必须遵照原先的诺言，把事情推到决裂的边缘。在宪法和元老政府的斗士们已经宣布了公民和护民官的宪法权为不具意义的形式之后，现在他们又迫于情势而不得不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元老院的合法决议，而合法政府既然不允许自己以其同意的方式获得拯救，则便只有以违背其意志的方式而拯救了。这并不新奇：苏拉与卢库卢斯两人都曾不顾政府为其自身之利益而做的决议，以高压手段任行其是；加图及其友人现在所做者亦不过如此。宪法体制的功能实际已彻底作废，而元老院现在（和数世纪来公民议事集会一样）已不过是破旧了的轮子，不断出轨。 公元前50年10月谣传，恺撒已将四个军团从阿尔卑斯山北的高卢省调至山南的高卢，驻守于普拉森舍。这种范围内的军事调动是在总督权限以内的；再者，库里奥也向元老院证言这种谣传全属无稽；执政官盖乌斯·马塞卢斯提议，要元老院令庞培向恺撒进军，但遭元老院拒绝。然而，马塞卢斯却会同当选为公元前49年的两个执政官——此二人也属加图派——以他们的执政官权威要求庞培，接任卡普亚两个军团的司令，并任意召集意大利民兵入伍。以这样随便的权威来发动内战，殊难令人想象，但人民却也再顾不得这种次要的事情，而庞培也接受了任命。军事准备开始，庞培于公元前50年12月离开首都，以便亲自部署。 恺撒的最后通牒 恺撒已完全达到将发动战争之责推在对方身上的目的。他自己站在合法立场而迫使庞培宣战，而后者的宣战又不是出自合法政府的代表，而是以元老院中叛逆的少数所指令的将军之身份，只是这少数震慑了大多数。这结果的重要性不可轻视——尽管人民大众十分了解战争的起因绝不在徒具形式的法律的问题。现在，战争既已宣布，站在恺撒的立场以速战速决为上策。他的对手刚开始准备，甚至连首都还未有驻军。在十至十二天之内，罗马城内可以调集十或十二倍于意大利北部恺撒军队之数，但袭击未有卫戍部队的首都，甚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发制人，于冬季将全意大利攫于掌中未始不无可能。 明智而热忱的库里奥在辞去护民官之职后立即前往驻于拉文纳的恺撒，生动呈报此种态势，而恺撒也定然必知多拖一日便有害一日。然而，为了预防对方的指控，恺撒并未将军队带至拉文纳。因此，现在他别无他法可想，唯令全军火速南驰；他则至少必须等待他驻守于北意大利的一个军团到达拉文纳始得行动。同时，他派人携信至罗马，以极度的退让来使他的对手在众人心目中处于不利立场，甚至意图以他的犹豫使对方的备战迟疑下来。 在这封信中恺撒放弃了一切对庞培的同等要求，他愿意在元老院所规定的时期，独自辞去他的阿尔卑斯山北高卢省总督之职，并将他的十个军团解散八个。他只要求元老院给他阿尔卑斯山南高卢省和伊利里亚的总督职与一个军团，或只任阿尔卑斯山南高卢省总督，而率两个军团，任期并非到他接任执政官职之时，而是在公元前48年的执政官选举举行以后。因此，他实际是同意了元老院派在讨论之始的那些建议，而这甚至也就是庞培本人所中意的意思：恺撒愿意在执政官的选举举行之后至上任之间处于非官职地位。 恺撒这些令人吃惊的让步是否当真？他是否有信心即使在做了这样的让步之后仍旧可以制服庞培？他是否认为他的对手们早已走过了头，只会在他的这些让步中看出他业已失据，而看不出其他的信息？这些，现在都无从考证了。很可能，恺撒的牌是玩得太大胆了些，而不是他有意做虚假的承诺。如果万一他的提议被元老院接受，他是很可能遵守诺言的。 元老院的最后论辩 库里奥再度衔命至虎穴。他从拉文纳三日赶至罗马。当公元前49年1月1日，新任执政官鲁西乌斯·兰图卢斯和小盖乌斯·马塞卢斯第一次召集元老院院会的时候，库里奥把恺撒的信交予元老院全体元老。当库里奥不在罗马的时候，恺撒派在罗马的领导人转由护民官马库斯·安东尼乌斯（马可·安东尼）——此人，在茶余饭后的闲谈者口中，认为他是库里奥的朋友，他一切愚行的同谋，但也曾是埃及之战与高卢之役中精彩的骑兵军官——和庞培以前的会计官昆图斯·卡西乌斯。此二人要求立即宣读该信。恺撒的信语气沉重，用字明确，以不可抗拒的说服力谈到内战的迫临，众人对和平的希望，庞培的傲慢，与乎他自己的让辞；他拟议中的和解之谦让无疑连他自己本派的人均感吃惊；他不容置疑地宣布这是他最后一次为和平伸出手来——所有这些都造成极深的印象。 其时，庞培的部队已涌至首都，造成恐慌，然而，恺撒的信却使元老院的大多数深为感动；因之，执政官不敢让这种情绪找到出口。关于恺撒提议他与庞培均须于同时辞去司令职之事，关于他信中所做的种种和解的建议，关于马库斯·科利乌斯·鲁弗斯和马库斯·卡利狄乌斯提议当促使庞培立即启程赴西班牙之事，执政官不敢付诸表决。甚至于连马库斯·马塞卢斯的建议也不敢付诸表决——他虽然是个派性极强的人，却仍不至于盲目到像他那一派其他的人一样连军事事实都视而不见，因此他建议须等到意大利的兵员召集起来，首都得以保住时再将战争的决定宣布。庞培透过他的传声筒昆图斯·西庇阿表示，他已决定，要就此时此刻为元老院效力，否则便永不相干。执政官兰图卢斯毫不隐晦地说，即使元老院的决意已不可控制，即使元老院坚守其懦弱立场，他自己以及其强有力的友人亦将采取必需步骤。 如此，元老院在威逼之下乃发出它被指派的命令。恺撒须在不久而确定的日期将阿尔卑斯山北高卢省总督之职让予鲁西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将阿尔卑斯山南高卢省让予马库斯·塞尔维利乌斯·诺尼阿努斯，否则即以叛国论罪。当恺撒派的护民官用他们的否决权来反对这个决定时，他们不仅在元老院遭到庞培士兵刀剑的威胁（至少他们这样讲），而且为了保存性命，不得不穿上奴隶的衣服逃出城门；在威逼之下的元老院也把他们合法的干涉视作革命之图，而宣布国家进入危险状态，召令全国公民武装，而一切忠于宪法的、曾任执政官的人皆当担任部队长之职。 恺撒向意大利进军 足矣。当逃出的护民官向恺撒报告他的提议在首都所受的待遇后，他将他的第十三军团召集——此军团刚从的里雅斯特附近的兵营到达拉文纳——将事实的情况展示在他们面前。这已不只是一个深知人心的天才在其自身及世界之危机前所闪耀的辉煌辩才，这甚至也已不仅是恢宏大度的常胜将军在向他自己所召集、并以日增的热忱与信赖追随了八年的士兵所做的演说。在这里发言的乃是一个热忱而一致的政治家，他，不论安危，已有二十九年的岁月为人民的自由而战，他曾勇敢地面对过多少次暗杀，面对过贵族的迫害，日耳曼人的刀剑，茫茫大海的浪涛，而从不动摇；他，曾把苏拉体制撕碎，推翻元老院的统治，以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奋斗来保卫那手无寸铁的民主。而现在，他对之发言的不是那共和热情已成死灰的罗马公民，而是仍能清醒感受人民自由之理想的巨大影响力的北意大利乡镇青年；这些青年仍可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他们，为了他们的家国，以革命的方式从恺撒接受罗马政府不肯颁给他们的公民权；对他们来说，恺撒如果倒下去，他们就要再度生活在束棒[1]之下，而他们也已见过实际的证据，寡头政府将会如何使用束棒以对付波河以北的地区。 这样的一个演说家对之发言的乃是这样的听众；他向他们指出，贵族们准备以何种态度来报答他以及他的将士征服高卢之功；贵族如何不屑地把公民议事集会置于一旁；元老院如何慑于某些擅权者的淫威下；列祖列宗五百年前曾如何以武力向贵族取得护民官之设置，他们曾如何为子子孙孙宣誓，即使战至最后一滴血，他们也要保护护民官，而今，护民官已受严重威胁，起而保卫乃是神圣义务，祖先的神圣誓言必须维持不辍。而现在，当和解之法已经用尽，当让步已让至极端，人民派的领袖及将军要求他的将士跟随他，以投入这最后的、不可避免的、决定性的战斗，以对抗那既可恨亦复可鄙，即背信又无能，事实上荒谬得无药可救的贵族时，没有一个官兵是可以拒绝的。进军命令下达。恺撒在前锋的前端渡越那宪法禁止高卢总督越过的窄河。当九年离去之后，他再度重踏他的本土时，他同时也踏上了革命之路。“骰子已掷！”
[1]　fasces，古罗马高级执法官的标志，棒束中捆有一柄突出斧头。 第十二章 内战：布林迪西，莱里达与底耳哈琴 双方资源对比 那联合统治罗马的二人今日必须以干戈决定谁是其最早的单独统治者了。让我们看看恺撒与庞培各自的实力。 恺撒在其派系中的绝对权力 恺撒的力量主要在于他在他的派系中无限的权威。若说民主的观念与君主的观念在这权威中合而为一，则那也不是偶然形成的结合，因之亦不可以偶然的事件解释。事实上，当时的民主观念尚无代表性的体制，因之，由其本性使然，就需要使民主与君主在恺撒这样一个人身上寻见其最高以及最终的表现。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最初的与最终的决定都在恺撒。不论他如何推崇有效力的“工具”人物，他们都仍只是“工具”而已。恺撒在其派系中，周围所环绕的不是同伙，而是军事与政治助手；这些人照例是军人出身，由于他们是军人，所受的训练一向是不问理由，只做无条件服从。就由这个原因，在内战爆发之初，恺撒的官兵中除一个之外，没有拒绝服从的；而这一个却是他的官兵中阶级最高的；从这件事证明了恺撒与其从众之间的关系如何牢固。 拉比努斯 提图斯·拉比努斯在喀提林最艰困的时期和高卢之战最辉煌的时期都与恺撒并肩作战。通常他都是独立指挥，往往率领全军之半。由于他是恺撒的助手中最早、最能干也最忠实的，因此，也无疑是地位与荣誉最高的。直至公元前50年，恺撒仍将阿尔卑斯山南高卢的最高指挥权交在他手。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将此心腹位置交可靠者之手，一部分也是为拉比努斯将来竞选执政官铺路。但他却正由这个位置与敌对派发生接触。公元前49年，对立开始之际，他便转至庞培麾下，此后在整个战争过程中都成为他的老友与老主人最无情的敌人。 拉比努斯的性格和其改变立场的背景，我们都没有充分的资料。然而，他的例子却更进一步说明了一件事，即军事领袖最可信赖的不是他的将帅，而是他的下级军官。由各方面统观，拉比努斯是那种有军事才能却根本无能为政的人之一。结果，如果不巧他们选择或被迫从事政治，则就会现出拿破仑手下的将军们所显露的那种特殊的眩晕。也许他觉得他有权与恺撒站在平等地位，成为民主派的第二个首领，而由于被拒，便投向敌人阵营。他的例子首次表露了恺撒对其部属之态度的严重缺陷，即他始终把他手下的军官视为助手，不允许适于独立统御者晋升，但同时在即将展开的战斗中他又极需这种人才；然而，这个做法的优点却仍大于其缺点：因为这样做使指挥权得以统一，而指挥权的统一乃是胜利的第一要因，而这却必须付出前述那种情况的代价。 恺撒的军团 这种指挥权的统一，由于其工具——最主要的军队——的效能而获得充足力量。恺撒还有九个步兵军团，人数至多约为五万人。不过，这些士兵个个都曾参加过战争，其中三分之二参加过对凯尔特人的所有战役。骑兵系由日耳曼与东阿尔卑斯山佣兵组成，在与维钦托利的战争中证明了其可靠性。八年与凯尔特族的种种战争（凯尔特人在军事方面虽逊于意大利人，却十分勇武），使恺撒得以依照唯有他才知道当如何的方法来组织他的军队。 军队若要有效，士兵的体力是先决条件。恺撒对他的兵员，最注意的是他们的体力与活动力，他们的财力与德性还在其次。军队若想有效，也像其他机器一样，最重要的是其运动的轻易与快速；而恺撒的部队在出发与前进之迅速上，达到了稀有的程度。当然，勇气高于一切。恺撒以无匹的艺术来激发士气，因之连活力较弱的分子都渴望达到最高的英勇标准。他常用一个方法铲除士兵的恐惧：士兵往往并不知道战斗即将来临，他让他们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应战。 但勇武与服从必须合而为一。他要求士兵遵从他的命令行动，而不问原因。有很多毫无目的的磨练，只为训练士兵盲目服从。军法严明而不复杂。当面对敌人时，军法如山；但在其他时期，尤其在胜利之后，缰绳放松；一个能征善战的战士，只要不耽搁其军事任务，则如果想沉醉于香水之中，或用漂亮的武器为装饰，甚至做下了颇有问题的不规矩之事，都可以任其过去，而若百姓向将军告状，将军可以听而不闻。但若兵变，则不仅煽动者绝不宽赦，甚至参与者亦全遭诛灭。 真正的战士必须善战，勇敢而又心甘情愿地服从；只有军事天才才能发动那活的机器，给他们楷模，给他们希望，最重要的是使他们感到知遇之恩，使他们觉得得到适当的运用，因之他们甘愿效命至死。一个军官若要要求士兵勇敢，他必须自己勇于面对危险；而恺撒即使身为将军，亦能找到机会抽剑，挥舞得像最优秀的战士一般。再者，在行动与耐劳方面，他对自己的要求远高于他对士兵。 胜利的成果固然主要归于将军，但恺撒知道必须使他的士兵也抱着希望，胜利可以使他们获得个人的利益。我们已经说过，他知道如何唤起热情，使士兵为民主而战，而波河以北之地（他的大部分士兵的本乡）跟意大利本土的政治平等，乃是此次斗争的目的之一。当然，物质的犒赏是不可缺的，凡团体或个人有优异战功者，均得特别报酬。军官各得其份，士兵亦各得其份，而战胜的赏酬极为丰富。 总之，恺撒乃是真正的统帅，他懂得如何使这部大机器中的每个构成分子——不论大小——都感到各展其才。一般的人是注定服务于能者的，只要他能感到有主人在引导他，他就会心甘情愿效命。无时无地那将军的鹰眼不是落在全军之上的，赏罚严明，指导每个士兵，使他们均为全体的利益行动。即使是最卑微的士卒，也绝不让他们空流一滴血一滴汗，但正因如此，在必需的情况下，须无条件的效忠，甚至牺牲性命。 恺撒并不允许他的士兵看到全盘的行动计划，但他允许他们对政治与军事的基本关系有所了解，使他们信服他们的将军既是军事家亦是政治家。他并不把他的士兵视作与他平等，但他把他们当做有权要求明白实相，并有能力忍受实相的人，使他们信靠他们将军的话，而不必担心自己会被将军所骗，也不必去听信谣言；他把他们视为同志，多少年并肩作战，出生入死，几乎没有一个他叫不出名字的，而在那么多次的战役中，每一个士兵都或多或少跟将军有过亲近的关系；他把他们视为同伴，他跟他们谈话，用他那特有的活力跟他们每个真诚相处；他把他们视为追随者，要求他们效忠，而如果他们受错待或为他而死，他把复仇视为神圣的义务。 或许从没有一支部队是像恺撒的部队那样合乎部队之完美条件的——这是一部既有能力又心甘情愿为其目的而行动的机器，它掌握在主人手中，而主人将他自己的活力传给了这支部队。恺撒的士兵可以以一当十，而他们也深有这种自觉；在这件事上有一点我们需特别考虑在内，即罗马战术旨在血刃战，因此一个有实际训练的罗马士兵比新兵的优越程度要远胜于现在的老兵与新兵。 但恺撒的士兵最重要的还不是这战阵之勇，而是他们对将军不动摇的忠诚；这才是恺撒的敌人最为惧怕的。当将军号召他的官兵追随他投入内战时，除拉比努斯之外竟无一人背离，恐怕史无他例。他的对手们寄望他的官兵背离，结果完全失望，其彻底程度犹如早先想拆散他的部队一样。拉比努斯到达庞培营中，带的是一队凯尔特与日耳曼人骑兵，军团步兵则一个皆无。实则士兵就似乎要表示这次战争不仅是他们将军的事，也同样是他们自己的事，乃私下决定，在战争期间放弃薪饷——而在内战开始时，恺撒却允诺加倍给俸的——并以共有财产来支持较穷的同志。此外，每个下级军官均自费装备给养一个士兵。 恺撒的势力范围　北意大利省 如此，恺撒确实具有某些基本优势——无限的政治与军事权威，一支随时可战的可靠部队——然而他的兵力所覆盖的空间却十分有限，其基地主要是北意大利省。但这个地区不仅是意大利人口最多的地区，也是忠于民主立场的。由一件事例可以看出该地区的一般精神：战争在伊利里亚流域爆发之后，从奥德尔佐招集的一批新兵在一只破旧的船上被敌舰所围，他们终日遭受箭射而不肯投降，至夜全体自杀。这样的人民而有这样的事是易于料想的。由于他们答应恺撒，要供给他两倍于现有军队的补给，因此战争爆发后即有大量兵员应征而来。 意大利本部 然而在意大利本部，恺撒的影响力则与他的对手不能相比。尽管他有技巧使加图派处于不利，又能为元老院愿意保持中立的人——也就是其中的大多数——提供借口，或令一部分人——如波河以北人民及他的士兵——倒向他这一边，但大部分公民却无疑不愿被误导。当高卢的司令挥军攻击罗马之际，他们把加图与庞培视为合法共和政府的保卫者，把恺撒视为篡谋的民主派——而不论恺撒有何等合法的解释。再者，人民大都以为这个马略的侄子、辛纳女婿、喀提林的同盟会重施马略与喀提林的恐怖政策，实现喀提林无政府的狂乱社会。不错，这些料想自然也使某些分子投向恺撒阵营，因为政治难民立即整体向他投效，而前途已毁者则将他视为救赎，当他进军消息传出，最底层的乌合之众也沸腾起来。但这类的朋友比敌人尤为危险。 行省 在行省与属国，恺撒的影响力比意大利本部尤少。阿尔卑斯山北高卢，远至莱茵河与英吉利海峡，均从命于他，纳波的殖民以及高卢地区的罗马殖民也效忠于他。但在纳波省，立宪派有甚多拥护者，甚至新征服的诸地区，在即将发生的内战中，对恺撒的害处也多于益处。事实上，在这次战争中，他完全未用凯尔特步兵，只用了少数的凯尔特骑兵。在其他的行省，在完全依附或部分依附的邻国，恺撒也曾试图获取支持，曾对其王卿大赠礼物，在许多城镇建筑屋宇，许诺经济及军事援助。但他的收获不多，而同莱茵河与多瑙河沿岸的日耳曼与凯尔特诸王的关系——尤其是东阿尔卑斯王渥克西奥的关系——这是招募骑兵的重要地区——可能是唯一有重要性的。 庞培的阵营 如此，在恺撒投入战争之际，他的地位只是高卢总督，所具备的力量仅只一支可信的部队、得力的助手和一个效忠的行省，而庞培却是罗马共和国事实上的首领，大罗马帝国合法政府的一切资源均握于掌上。然而，他的政治与军事地位虽高于恺撒甚多，其巩固与确定性却又远逊于恺撒。统御权的单一性是跟恺撒的地位自动合一的，但联盟的性质则跟统帅权的单一性不合；庞培身为老兵，这一点的重要性不可能以自欺的手法视而不见，因之迫使元老院任命他为海陆唯一而绝对的总司令。虽然如此，元老院在政治上却不能被置于一边，而军事上的偶然干涉也无法全免，因此在军事指挥上便造成严重的不利。再者，庞培与立宪派之间以恶毒的武器所进行的二十年战争记忆犹新；双方都难以掩饰地感觉到，胜利的结果必随之以两方的决裂；他们彼此事出有因的轻视；贵族阶级中可敬而有影响力的人太少，而参与此次斗争的大部分人则几乎皆有智性与德性的不足——这些因素相加，使与恺撒对立的一派本身行动迟疑而互相摩擦，与恺撒阵营的和谐与合作相差甚巨。 庞培的势力范围 恺撒的对立派虽然有种种不利，但这个联合体却仍有可怕的力量。它独自制御海洋，所有的港口与战船全在掌中，一切配装舰队的资源亦全为所据。两个西班牙行省——这是庞培力量的根源，正如高卢两省为恺撒力量的根源——是忠于其主人的，有可靠与能干的代理人治理。其他各行省，除高卢两省之外，均由最近指派的总督治理，而此诸人均受庞培及元老院少数派所影响。所有的保护国均坚决站在庞培一边，反对恺撒。重要的君主与城市均因庞培的种种活动而与之有密切私交。 至于意大利本部，前已述及，公民的绝大多数是反对恺撒的——尤其是全体贵族及其为数颇众的追随者；大资本家均亦反对恺撒，因为共和国的彻底改革不可能让他们再掌握陪审法庭和民脂民膏的搜刮。小资本家亦同样反对恺撒，地主与任何惧怕损失者亦然；但这一群人最关怀的当然还是下一期的税捐、耕种与收获。 庞培的军团 庞培的军队主要由西班牙部队组成，有七个惯于征战而完全可靠的军团，此外，叙利亚、亚细亚、马其顿、非洲、西西里等地亦有较弱而零星的部队可用。在意大利，战争开始之际，庞培仅有两个军团，系由恺撒手中最近转移过来，实力不超过七千人。其可靠性更成问题，因为这些兵员征自阿尔卑斯山南高卢，又是恺撒的老同志，庞培的阴谋诡计将他们改变阵营，令他们深感愤恨。他们怀念他们的将军，当他们离开之际，他们的将军曾依照诺言丰富犒赏每一个官兵。庞培的西班牙部队将于次年春，经海运或经高卢陆路而抵达意大利；此外，公元前55年所召集的三个军团仍未解甲，公元前52年宣誓效忠的部队则可取消休假，受命成军。是以庞培在意大利可用的部队——不包括西班牙的七个军团和其他各省的零散部队——总计有十个军团，约六万人。 因此，当庞培说，只要他跺跺脚，就可以让意大利布满战士时，并不算夸张。不错，整备这些兵源，使之成为可用之师，需得一段时间，但在元老院的命令下，各处均已起步。公元前49年1月7日，元老院发出决定性的命令，随之，在冬季结束之后，贵族中最出众的分子便从罗马赶往外地，征兵备战。最感缺乏的是骑兵，因为罗马惯于在行省征召骑兵，尤其是凯尔特人。为了先开端始，卡普亚剑术学校原隶属于恺撒的三百名斗剑士被召收，配以马匹。但此举遭受严厉抨击，以致庞培把这批斗剑士解散，另从阿普利亚的奴隶骑兵中选取三百名以替代之。 国库照例此时处于低潮，因此由地方库府补充，甚至征用地方庙库。 恺撒取攻势 在这种情况下，于公元前49年1月初，战争开始。得以进军之部队，恺撒方面在拉文纳不超过一个军团——五千步兵，三百骑兵——由公路前进，距罗马为二百四十英里。庞培现有的兵力为两个弱军团——七千步兵与一小队骑兵——驻扎于卢克利亚，由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率领，与罗马的公路距离约跟恺撒军去罗马距离相等。恺撒其他的部队，不算正在召集者，半数驻于索恩和卢瓦尔，半数驻于比利时，而庞培的预备部队则已从全国各处到达了兵营。在恺撒的阿尔卑斯山北的第一支部队尚未能抵达意大利之前，庞培就已可以组成庞大得多的部队迎击它。 恺撒目前所率领的兵力和喀提林昔日所拥有的那一小撮相当，而当前又无任何有效的预备部队，就对业已占据优势而又日日增加的、由能征善战的将军所统率的敌人发动攻势，看似愚行，但这却是汉尼拔式的愚行。如果战争拖到春季开始，庞培的西班牙部队会在阿尔卑斯山北采取攻势，他的意大利部队会在阿尔卑斯山南采取；而战术上与恺撒相匹，经验犹多于恺撒的庞培，在这样阵式森然的战斗中，将是非常可畏的。在目前，由于庞培惯性的迟缓，由于他自信他一定能在大军召集之后发动战争，若给他全然不备的突袭，必然令他有措手不及之感。冬季战的突发性与艰苦，对在高卢受过严厉考验的恺撒十三军团，当不致造成重大挫折，但由恺撒的老兵与未经训练的新兵所组成的庞培部队却可能因之解体。 恺撒向意大利进军 于是，恺撒进军意大利。从罗马涅向南，有两条公路：艾米利奥—卡西亚道（Aemilio-Cassian），这条路从博洛尼亚越过亚平宁山，至阿瑞底姆与罗马；波比利欧—弗拉米尼道（Popillio-Flaminian），这条路从拉文纳沿亚德里亚海边至法努姆，再从法努姆分岔为二，一向西，经弗尔洛至罗马，一向南，至安科纳，再由此至阿普利亚。马库斯·安东尼乌斯率军沿前路前进，直抵阿瑞底姆，恺撒则率军沿后路前进。抵抗根本不存在；贵族招兵官完全没有军事技巧，他们刚刚召集的新兵也根本还不是士兵；乡镇的居民唯一的希望则是不受围城之苦。当库里奥带着一千五百名战士接近伊古维乌姆的时候，翁布里亚的两千新兵闻风而逃；规模略小的溃逃事件处处皆是。 罗马城疏散 当恺撒的骑兵到达阿瑞底姆时，仅距罗马一百三十英里了；恺撒必须决定究竟是攻取罗马，还是卢克利亚的敌军。他选择后者，而令敌人大为惊恐。庞培接到消息说，恺撒正进军罗马；他一开始似乎打算防卫首都，但当他据报恺撒已进入安科纳地区，初战成功时，他下令罗马疏散。贵族社会于是大起恐慌，尤其是误传恺撒骑兵已兵临城下。元老们下令，凡留于首都者，一律以恺撒同谋论罪；于是争先恐后夺城门而出。执政官方寸完全大乱竟至国库未带。庞培要他们回取，因为时间尚绰绰有余，但他们说，如果庞培占领安科纳，国库当无问题。 一切均陷入混乱。结果，在戴努姆·希底契努姆举行大会，参与者有庞培、拉比努斯和两个执政官等。恺撒的议和再度提出。恺撒到了此时仍旧宣布准备遣散他的军队，把高卢两省交给继任者，按照正常规则成为执政官候选人，但意大利须解除军备，庞培须至西班牙赴任。恺撒得到的回答是，他必须立即返回他的总督省，若此，则他们可以设法在首都促使元老院通过一项命令，使意大利解除兵备，庞培赴任。 这个回答或许并非明目张胆的欺骗，而实含接受之意；然而，在事实上表现出来的却完全相反。恺撒要求与庞培亲自会谈，但庞培却务须否决，因为他怕元老院对他的不信任更由此次晤谈而加深，因为元老院深恐两个军事将领有再度联合的可能。至于战事的安排，则戴努姆会议同意要庞培执掌卢克利亚驻军的兵权；卢克利亚的部队虽然不可信靠，但现在他们却只有这一支部队可以用，会议决定由庞培将此部队率至皮塞努姆——庞培与拉比努斯的本乡；会议决定，他当在此处以个人名义招兵（如三十五年前他曾做过的），率领皮塞努姆可靠的同志与原在恺撒属下的老兵来抵挡恺撒的前进。 皮塞努姆首次交战 因此，一切都视庞培抵达皮塞努姆之前，该地能否防守。但恺撒重新会合的部队却已经安科纳沿海岸路进入该区。这一区，准备亦全然未妥。安科纳最北方的城镇奥克西姆，在普布利乌斯·阿提乌斯·瓦鲁斯的指挥下，已经征集了人数相当多的新兵。然而，在市民的要求下，瓦鲁斯在恺撒到达之前，就撤守该城；在奥克西姆城前不远的防军，也仅由恺撒的一小撮部队即予驱散——这是此次内战中的第一次接触战。不久，盖乌斯·鲁基里乌斯·希鲁斯也带着三千人撤出卡梅里努姆，而普布利乌斯·兰图卢斯·斯宾瑟带领五千人撤出阿斯库伦。这些人，忠于庞培，宁可抛家离舍，追随领导者越过边界。但当庞培派至该区的军官鲁西乌斯·维布利乌斯·鲁弗斯——这不是绅士般的元老，而是有战争经验的军人——到达，以整备初步抵抗时，该地已经失陷。他只能从无能的招兵官手上接取六七千新兵，撤至最近的集合地。 科菲尼乌姆受围陷落 阿尔班西亚、马西与帕埃利尼诸地区的指定集合地为科菲尼乌姆，而此处汇集的新兵已至一万五千人，系从意大利最好战最可靠的地区征集所得者，乃是可征之兵中立宪派部队的精英。维布利乌斯比恺撒早数日抵达科菲尼乌姆，因之他可以立即遵照庞培的命令就皮塞努姆救出的新兵连同集合在科菲尼乌姆的新兵共同加入在阿普利亚的主力。但科菲尼乌姆的司令为鲁西乌斯·多米提乌斯，此人为元老院派定的阿尔卑斯山北高卢恺撒之继任人，是罗马贵族中最心胸狭小而顽固的分子之一。他不仅不肯遵从庞培的命令，而且禁止维布利乌斯带走皮塞努姆的新兵。他是如此坚信庞培的迟来是由于顽固，而终则必定驰援，以致他不做认真备战，甚至不将周围各城镇召集的新兵聚集于科菲尼乌姆。 然而，庞培并没有露面。他固然可用两个不可靠的军团做新兵的预备队，却无法单独用它们来对抗恺撒。几天以后，于2月24日，恺撒到达，其时，他已在皮塞努姆会合他的第十二军团，在科菲尼乌姆附近会合第八；两团均来自阿尔卑斯以北。此外，又有三个军团业已组成，其组成分子部分系庞培部队之被俘者或自愿投入者，部分为随处召集的新兵。如此，恺撒抵达科菲尼乌姆之前，已有一支四万人的部队，其中半数有过战斗经验。 在多米提乌斯仍认为庞培会来驰援时，他还做一些备战工作。但当庞培的信件终于骗了他时，他便决定再也不要死守在这孤立的岗位了（实则如果他守住这个据点，对他那一派有极大的利益），也不投降，却采取另一种方式：他通知士兵，援军即将到达，而自己带同贵族军官于次夜逃亡。然而就连这个小小的如意算盘他竟也无法如愿，因为他的慌张露了马脚。有一部分人开始兵变，马西人的新兵意图对抗这批叛军，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将军会做出这种丢脸的事。但终于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事实，于是，全体部队将指挥部逮捕，连同该城于2月20日亲自交在恺撒手上。阿尔巴的三千人，集合于特拉契纳的一千五百新兵，在见到恺撒的巡逻骑兵时，迅即放下武器；而驻守于苏尔莫的三千五百人的第三分遣队前此业已被迫投降。 庞培撤至布林迪西　逃亡希腊 在恺撒占领皮塞努姆之际，庞培就已非放弃意大利不可了。他想尽可能延缓上船时间，以救起他剩余的部队。因之他向布林迪西——最近的港口——出发得相当迟缓。集合到这里来的有卢克利亚的两个军团，庞培在弃守的阿普利亚匆忙召集的新兵，以及执政官和其他特任官在坎帕尼亚所召集的部队。此外还有若干政治难民，包括最德高望重的一些元老及其家属。船运开始，但船只不足一次运完全部撒退人员——总计约二万五千人。唯一的办法是把部队分为两批，大部分于3月4日起航，小部分（约一万）与庞培则留在布林迪西，待舰队回返；因为这个港口不论如何适于登陆反攻，却无法久抗恺撒。 同时，恺撒抵达，围攻开始。恺撒起先企图用堤道与浮桥阻挡回航的舰队，但庞培武装商船，设法阻止了堤道与浮桥的合口，直待舰队抵达。于是，在围攻者的勇骁、居民的敌意下，庞培仍极为巧妙地完成了登船的工作，不留一个士兵，未受任何损伤，驶向希腊。恺撒的追逐也像其围攻一样，因缺乏船只而一无所成。 如此，经过两个月，连一次重大的战事都未发生之下，恺撒已将十个军团的敌人击溃，其中落荒渡海而逃者不及半数。全意大利，包括首都及其国库均落入胜利者之手。败者有理哀号那“怪物”的迅速、明智与勇猛。 征服意大利的军事和财政后果 但恺撒的征服意大利，究竟是得是失，却很成问题。从军事上言，有很多的战争资源都为他所有，使他的敌人无法取得。早在公元前49年春，由于到处征集的兵员，除了他原先的九个军团之外，他就已另有几个新军团了。然而，他现在却不但必须组织大量的卫戍部分，而且要对抗敌人封锁海运的战略；敌人封锁海运，首都庞大的人口就有饥荒之危。因此，恺撒原已复杂的军事任务变得益为复杂。 经济方面，恺撒取得国库当然十分幸运。但税收的主要来源，尤其是东部地区的，仍在敌人手中；军需品的日增，首都濒于饥荒的大量人口的供应，很快即将国库耗光。恺撒不久就不得不借助私人贷款，但这是一种无法持久的办法，因之大量的充公乃是一般预料的步骤。 政治后果　无政府状态的恐慌 意大利的征服所带来的政治难题更为艰巨。有产阶级普遍惧怕无政府性质的革命。不论朋友或敌人，都把恺撒视为喀提林第二，而庞培则相信——或装作相信——恺撒发动内战是因无力还债。这话固然纯属荒诞，但恺撒的先驱者们却事实如此，更令人不放心的是他的高级随员。名誉最成问题的，如昆图斯·霍腾修斯、盖乌斯·库里奥与马库斯·安东尼乌斯（后者为喀提林·兰图卢斯的继子，此人又系由西塞罗下令处死者），均身为最重要随员。若干久已不能还债的人，不仅养舞女，而且带着舞女公开露面的人，都被恺撒赐予高位。因此，就连政治上最持重、最无偏见的人都免不了预料流犯将得大赦，债权将被取消，肆行充公，剥夺公权，屠杀——不，甚至高卢士兵将劫掠罗马！ 恺撒安定人心 但在这一方面，那“怪物”却出乎他朋友与敌人的意料。当恺撒占领第一座意大利城镇亚里米伦时，他禁止普通士兵携武器出现于城墙之内，而乡镇则不论敌友，都受到保护，免于任何伤害。当叛变的卫戍部队于夜晚包围科菲尼乌姆时，恺撒放下一切军事上的考虑，延至次日清晨进城，以免居民受到他愤怒的士兵的侵扰。俘虏之中凡不与政治有关的，均被纳入恺撒本军之中；军官不仅得到赦免，而且自由开释，不收押金，凡彼等认为系其自有财产者，亦不加严格审查即行交还。鲁西乌斯·多米提乌斯本人就受到此种待遇，甚至拉比努斯留下的金钱行李也着人送至敌阵。 恺撒虽然经济极为困难，但他的对手们的巨大田庄均丝毫未动，恺撒宁可向朋友借贷，也不征收形式上可行、实际上亦早已有之的田赋。这个胜利者认为他的胜利只为他解决了少一半的问题，他认为只有无条件地原谅被征服者，他的胜利才得巩固。因之，从拉文纳到布林迪西的路上，他不断重做努力，要跟庞培亲自会谈，以达成尚可忍受的妥协。 沉默的大多数接纳了恺撒 贵族们原先拒绝听取任何谈和之议，而现在，他们的败北则使他们原先的愤怒变作了疯狂；胜利者的谦和与失败者的气焰构成奇异的对比。这些败北者给全意大利各处的友人书信中，充满了充公、剥夺公民权、清除元老院与全国等等可怕的预料，与之相比，苏拉的复辟只算得游戏；这些话，连他们派系中较为温和的分子听了都不寒而栗。 无能者的狂乱和有力者的温和之间的对比，产生了结果。把物质看得比政治重要的分子，整个投入恺撒的怀抱。乡镇将胜利者的“公正、温和与明智”偶像化；甚至他的敌人也承认人民的这种敬意是出自诚心。大资本家、包税商与陪审员，在立宪派于意大利沉船后，不再急于希望把他们的命运重新交在相同的船员之手。资本又从隐藏之处出现了，“有钱的爷儿们又重拾他们的日常的工作，写账”。 即使元老院的大多数——至少从数字上言之，因为较高贵而有影响力的甚少包括在内——都没有理会庞培与执政官的命令，而留在意大利；他们默允了恺撒的统治。恺撒的温和态度即使在表面上看来过分，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种温和态度平息了有产阶级的焦虑，因而有助于达成其本意。无疑这对未来的安定与巩固，对无政府状态的防止，有重大的贡献，更有助于共和国的重新组织。 无政府主义者对恺撒的怨恨　意大利的共和派 但以短程而言，这种温和却比辛纳与喀提林的愤怒更有害于恺撒；有时它不仅未将敌人变为朋友，而且将朋友变作了敌人。那些喀提林式的依附者，由于恺撒禁止他们掠夺杀人而愤懑于怀，而那些大胆的亡命之徒——有些颇具才华——则希望一展其离经叛道的长才。共和派分子则既没有被恺撒的宽大所改变，亦没有因之受到禁止。依照加图派的命令，对他们所谓的祖国的义务超过任何其他考虑；即使那些生命与自由均受恺撒再生之恩的人，都有义务拿起武器来反抗他，至少也要设计反对他。那些温吞水的立宪派无疑愿意接受新君主的和平与保护。然而，他们在心里仍并未停止对君主及君主制度的诅咒。 政体的改变越趋明显，大部分公民——首都与乡镇者皆然——对共和的意识就越为强烈。立宪派在罗马的友人向流亡海外的弟兄们报告，家乡中所有的阶级，所有的人，都称赞庞培。这并非言过其实。贵族们对卑微与温吞的大众所造成的影响也益使这批人不满。高贵者会因自己留在意大利而自责，半贵族则会因自己未流亡海外而觉得置身于平民之间，即使自己坐在恺撒那批小人物组成的元老院中也仍觉自怜。恺撒极端的宽厚益发使这种沉默的反对有日增的政治重要性。由于恺撒一直不肯使用恐怖政策，他秘密的敌人便能够表示他们的不满，而不致冒险。 元老院对恺撒的消极抵抗 如此，不久恺撒就在元老院手中受到颇为可观的待遇。他内战开始是为了解放这噤若寒蝉的元老院。现在，在做到之后，他希望元老院赞同他的这种解放运动，并赋予他全权继续作战。为了这个原因，站在他一边的护民官于4月1日召开元老院会。与会者甚多，但仍在意大利的元老中最著名的一些，包括马库斯·西塞罗——那奴性的大多数之原先的领袖——却缺席，恺撒的岳父鲁西乌斯·皮索竟也在缺席之列。 更糟的是，出席者对恺撒的提议也十分冷淡。当恺撒要求继续从事战争的全权时，出席的两个执政官级的人物之一，塞尔维乌斯·苏尔比基乌斯·鲁弗斯——这是个脑小如鼠的人，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平平安安死在床上——说，恺撒如果放弃把战争扩延到希腊与西班牙的念头，则功莫大焉！恺撒于是提议，至少把他的议和之意转达庞培；这个提议未遭反对，但离城者对中立派的威胁如此严重，以致没有一个人敢于承当送达橄榄枝之任务。 由于元老院惯有的惰性，不久以前，庞培想求得内战司令之任命而不成；现在，恺撒自己也在同样的要求上受挫。其他障碍也随之而来。恺撒希望被任命为独裁者，以便使他的地位合法。但这个希望未能如愿，因为依照宪法，这样的行政官只能由执政官指派；恺撒想收买执政官兰图卢斯（他的经济状况极乱，因之甚有可能），却未能成功。 更有甚者，护民官鲁西乌斯·梅特鲁斯反抗恺撒的一切提案，威胁道，如果恺撒的人想耗尽公库，他个人将起而卫护。恺撒不得不将这不可侵犯的人尽可能温和地置于一旁。不过，他总尽可能避免采取暴烈的手段。他向元老院宣布（正如立宪派不久前所做的），他希望借助最高机关做合法统治，但由于这个帮助遭受拒绝，他可以不用。 首都事务的临时安排　行省 于是他不再顾及元老院及合法形式，而指令次执政官马库斯·埃米利乌斯·雷比达为首都的城守，对服从他的各行省做了治理上的安排。即使在这巨人之战的混乱中，即使恺撒做了种种宽大的诺言，当首都的众民看到专制君主在他们自由的罗马挥舞着君主的权柄，看到他率同他的士兵打开国库的大门时，也内心有所凄凄。但人民的情感决定国事的时代已属过去。决定权在军团，受伤的情感已经并不算重要了。 庞培占领下的西班牙 恺撒急于重启战端，因为他不想放弃令他成功的先发制人的攻势。他的对手处境十分不利。庞培原想从意大利与西班牙夹攻，因恺撒的速战而遭挫折之后，庞培想前往西班牙。在那里，他的地位非常巩固。步兵达七个军团之众，其中有许多庞培的老战士，而卢西塔尼亚山区的长年争战则对官兵均有所历练。其军官之中的马库斯·瓦罗是著名学者，忠诚的党员；鲁西乌斯·阿夫拉涅乌斯则不论在东方或阿尔卑斯山，均有过优越战功；而马库斯·佩特列乌斯则是喀提林的征服者，强干而无畏。在远西班牙省，由于恺撒曾任总督，固然尚有拥护者，但地位更为重要的埃布罗省，则因对庞培的尊敬与感谢而与之有密切关系。二十年前，在塞多留之战中，庞培曾任司令，战后又曾将该省予以重组。 在意大利的大败以后，庞培最好的办法便是带领他剩余的部队前往西班牙，再率领整个西班牙大军回攻恺撒。但不巧为了挽救科菲尼乌姆，他在阿普利亚滞留过久，以致无法按原定计划在坎帕尼亚的港口登船，却改在阿普利亚附近的布林迪西。这个海洋与西西里的主人为什么不重拾其原本计划，现在已无从考证。也许是那些短视而狐疑的贵族不敢把自己交在西班牙军民手中；姑不论原因如何，庞培事实上是一直留在东方，而恺撒则有两条进攻的途径可取；他可以攻取在希腊组成而由庞培亲自指挥的军队，也可以攻由庞培的副官所率领的西班牙军。恺撒决攻后者。在意大利战结束后，他即召集隆河下河他最好的九个军团、六千骑兵——一部分是恺撒在凯尔特区域亲自挑选的，一部分是日耳曼佣兵——和相当多的伊比利亚与利古里亚弓箭手。 马西利亚反对恺撒 但他的对手也积极备战。鲁西乌斯·多米提乌斯在获恺撒释放之后，立即带同随员及鲁西乌斯·维布利乌斯·鲁弗斯至马西利亚（马赛），导使该城宣布站在庞培一边，并拒绝恺撒部队通过。在西班牙军方面，最不可信靠的两个军团由瓦罗率领，驻于远西班牙省，而阿夫拉涅乌斯与佩特列乌斯则率领最精锐的五个军团，由四万西班牙步兵、五千西班牙骑兵加强，向北进发。依照维布利乌斯所传达的庞培命令，他们的目标是要封锁比利牛斯山，以防敌人。 恺撒占领比利牛斯　莱里达的形势 同时，恺撒已到高卢，由于马西利亚之围对他产生阻碍，他立刻命令他在隆河的大部分部队——六个军团，另有骑兵——沿大道经纳波（纳博讷）去罗德，以便抢先抵达比利牛斯。行动成功。当阿夫拉涅乌斯与佩特列乌斯到达隘口时，发现均由恺撒部队所占。于是他们在莱里达（勒利达）布阵，此镇位于比利牛斯山与埃布罗河之间，距埃布罗河二十英里，在其支流锡科里斯河右岸，只在莱里达附近有一座桥梁可通。莱里达之南，山峦自埃布罗河右岸延伸至镇郊；北方则在锡科里斯两岸均系平原，平原之上则为小山，而莱里达镇便建于此山。 对于一支要被围攻的军队，这是一个优良的位置。但一旦比利牛斯山失守，西班牙的防卫战却必须退到埃布罗河的后方始可积极从事；由于莱里达与埃布罗之间尚未建立起安全的路线，而埃布罗河又未有桥梁，因之从这暂时的防御位置至真正的防御位置便没有安全的退路。恺撒的部队扎营于莱里达的上游，锡科里斯河与辛伽河之间的三角洲上，而此二河于下游莱里达之处会合。但攻势在恺撒到达以后，于6月23日才积极展开。在莱里达的城墙之下，两军数度决战，而各有胜负。然而，恺撒军的目标——攻入敌军与该镇之间，因而攫取石桥——却终未达成。因之他们同高卢之间的联系便只能依赖于锡科里斯河上游十八或二十英里处匆忙搭起的两座桥；因为在莱里达城边水势太大，无法架桥。 恺撒军被隔离 山区融雪造成的洪水将此二桥冲毁。由于水势高涨，无法行舟，而桥梁的修复暂不可能，恺撒军乃受困于辛伽与锡科里斯之间的狭地；这支部队及其与高卢和意大利的陆地道路也几乎亳无屏障地暴露于庞培军的攻击之下，后者渡河靠镇桥，或用卢西塔尼亚人之法，在浮皮上游泳而过。此时正值秋收前期，旧谷用罄，新谷未集，在两河之间的狭地上，迅即缺粮。军营中则实际已闹饥荒（小麦一罗马斗[1]价钱五十迪纳里厄斯），而危险的疾病也传染开来。左岸则累积了丰富的供应品与兵源——由高卢增援而来的骑兵与弓箭，休假归队的官兵，征粮回来的部队——总共六千人。庞培的优势兵力驱逐左岸的这支部队入山，造成重大损失，而右岸主力则只能愤愤地看着这场兵力悬殊的战斗。 如是，军队的通衢握在庞培部队掌中。在意大利，西班牙的报告突然中断，谣言蠡起，而离事实并不甚远。如果庞培部队拿握有利时机，必可将左岸恺撒部完全击溃，至少可以将其骗回高卢，而完全制御此岸，使彼岸的恺撒部绝无偷渡机会。但两者均未达成。那孤立的部分既未遭击溃，也未完全被迫回，而渡河的防止工作则完全交给河流本身去执行。 恺撒军重新会合 于是恺撒拟定他的计划。他下令在军营中用轻木框、柳条与皮带编成木筏，如早先布立吞人、其后撒克逊人在英伦海峡所用者；造好，用车辆运至原先的临时桥梁所在之地。就靠这些脆弱的浮木，部分人员未遭抵抗而达到对岸；未经多大困难将桥重新建起，与之相连的道路迅即肃清，亟需的供应品运至军营。恺撒巧妙的念头如是将全军换救于毁灭边缘。接着，战力远优于敌人的恺撒骑兵开始穿逡于锡科里斯河左岸之村野。比利牛斯山与埃布罗河之间，最重要的一些西班牙社团，甚至埃布罗河以南的数个，均转入恺撒一边。 庞培从莱里达撤退 庞培部队的军需源，由于邻近社团的背离与恺撒部队的征粮而大量锐减。他们决定退至埃布罗河之后，于是，急急在锡科里斯河河口下方搭建横越埃布罗河的船桥。恺撒意图切断敌军在埃布罗河的退路，将他们留困于莱里达；但由于敌军据有莱里达桥，因之他既不能派兵至该河两岸，也无法进犯莱里达。于是他的部队日夜赶工，挖掘水渠，以疏浅河水，使步兵得过。但庞培军的准备工作较恺撒军的提早完成。当前者已沿锡科里斯左岸向埃布罗前进时，水渠工程的进度似尚不足允许步兵涉过。因此只有下令骑兵过河追击敌后。 恺撒追击 但当恺撒的士兵在灰白的晨光中眼见自半夜即开始撤退的敌人队伍时，他们老兵的本能立即见出其战略上的重要性，因为这样的撤退必将迫使恺撒军深入远方敌阵。在士兵自动的要求下，恺撒乃身先士卒，率步兵涉水过河，尽管水深及肩，而幸无意外。时间正好。如果莱里达镇与合抱埃布罗河山岭之间的狭窄平原被庞培军越过，则其移军埃布罗河之举即再无法阻止。恺撒骑兵连连骚扰，庞培军却已到达山区五英里之内，而不幸，在从半夜启程行军后，在此已疲惫不堪，乃决定放弃其最初计划，不于一日之内抵达目的地，却半途扎营。至夜，恺撒步兵追及，亦在其对方扎营。庞培部本拟夜行军，因恐敌军骑兵袭击而放弃。第二天，两军均按兵不动，仅勘察附近村野而已。 庞培到埃布罗河的退路被切断 第三天清早，恺撒步兵开始穿越路边山区，以阻断敌军至埃布罗的退路。这次行军路线迂回，看似重返莱里达前的军营。因之未为庞培部队军官立即察觉。当他们看出敌人意图时，乃牺牲军营与行李，沿公路强行军，想在恺撒军之前到达山脊，然已为时太晚：当他们到达时，敌军已在公路上布阵以待。庞培部复图由陡峭山径翻至埃布罗，但为恺撒骑兵所挫，负此任务的卢西塔尼亚人部队溃散无余。 设若恺撒部与庞培部此时发生战斗，则结果必至庞培部全军溃灭——在前有步兵后有骑兵的态势下，庞培部已士气瓦解——而战斗的机会也有数次自行呈现，但恺撒不加利用，而尽量安抚其摩拳擦掌急于一战的士兵。无论如何，庞培部在战略上已败，恺撒不拟再损失自己的兵员，徒增两军仇恨。在他切断庞培部至埃布罗河退路的次日，两军的士兵即开始友善联系，谈判投阵事宜。事实上，庞培军的要求，尤其是军官的免罪，已得恺撒应允，而正在这时，佩特列乌斯却带着由奴隶与西班牙人组成的卫队至谈判处，将能够捉到的恺撒部下一律处死。然而来到恺撒营中的庞培军仍旧不予任何伤害而送回本营；恺撒仍然坚持和平解决。 庞培部在莱里达仍留有卫戍部队和相当数量的供应品；现在，他们想回返该处；但前有敌军，而锡科里斯河又横阻于后，因之无法接近目的地。他们的骑兵变得如此恐慌，以致步兵不得不把他们置于中央，自任后卫。水与食粮的征集越来越为艰困，只得把无粮草喂养的驮兽屠杀。最后，这支无所适从的部队正正式式地被围于锡科里斯河与敌人之间，敌人更在其外围筑起土堤掘出壕沟。他们想渡河，但恺撒的日耳曼骑兵与轻步兵抢先过河，占据对岸。 庞培军投降 不论何等的忠诚与勇敢，也再无法拖延投降的时刻了——于是，公元前49年8月2日，乃正式投降。恺撒不但给予官兵生命、自由与仍旧存留的财产，并把从他们那里所得的战利品均悉数归还，而对本军官兵则应允将来以个人财产赔偿。在意大利俘获的新兵，他强迫他们加入本军，但对庞培的老兵，他却不强迫任何一个违背其个人愿望服务于恺撒。他只要求他们放下武器回家。据此，三分之一的庞培部队——西班牙本地人——立即解散，意大利人则于阿尔卑斯山南与山北高卢之间遣散。 远西班牙相继屈服 在庞培的军队解散之后，近西班牙落入恺撒之手。远西班牙，庞培的部队则由马库斯·瓦罗统领；当他听到莱里达的惨况之后，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退入岛城加迪兹，把从神庙与富有的恺撒派家庭充公的财产运至该城，并率领他征集的充实舰队，以及交托予他的两个军团。但在恺撒已到的风声初传之际，该省最重要的一些城镇——早先就倾向于恺撒的，如科杜巴、卡莫与加迪兹——就把庞培卫戍部队赶走，或唆使他们叛变。瓦罗的两个军团之一早已自行前往伊斯帕利斯（塞维利亚），连同该镇一起投向恺撒。最后，当意大利加也对瓦罗关闭城门的时候，他才决定投降。马西利亚也约在同时投降。 公元前49年，恺撒另得两次胜利，一次重大的失败。昆图斯·瓦勒里乌斯取下萨丁尼亚，盖乌斯·库里奥取下西西里，打破了庞培以海军封锁饥困意大利的计划。但库里奥进一步的远征非洲却只初步成功，不久即为庞培的盟友努米底亚的朱巴王包围，库里奥与其部队全遭歼灭。 庞培的作战计划 公元前49年的这些事件，对庞培的总作战计划有多大的影响；在意大利尽失之后，他对西班牙部队又交付了何等重要任务，我们现在都只能凭猜测。庞培意欲由非洲及毛里塔尼亚前往西班牙，驰援他在该处的部队，纯属妄想，无疑也是莱里达军营中流传的谣言而已。可能性比较大的是，他仍抱原先的计划，即使在意大利尽失以后，他也可以从阿尔卑斯山南北高卢夹攻恺撒，并意图由西班牙与马其顿合攻意大利。他本意可能要西班牙军驻守比利牛斯山待马其顿的部队整备完成。于是，两军同时出发，于隆河或波河会师，而舰队则可能负责攻取意大利本部。 恺撒就以这种推测而预料意大利的战事。在这个本土上，他最干练的军官之一，马库斯·安东尼乌斯以预备部队备战。东南港口西帕斯、布林迪西与塔伦图姆预料可能有敌军登陆，因之派遣三个军团备战。此外，昆图斯·霍腾修斯——此人放荡不羁，其父为著名演说家——征集一支舰队，驻守于第勒尼安海；普布利乌斯·多拉贝拉率第二支舰队驻守于亚德里亚海，其目的一为支持意大利守备，一为将来运输远征军至希腊。如果庞培部队进攻意大利，则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其父为恺撒的老同事——则负阿尔卑斯山南高卢防御之责，马库斯·安东尼乌斯的弟弟则负责伊利里库姆的防卫。 恺撒的舰队和军队在伊利里库姆被毁 但预料中的进攻却迟迟未到。至公元前49年仲夏，战斗才开始于伊利里亚。恺撒副将盖乌斯·安东尼乌斯率两个军团守卫克尔克岛（夸内罗湾的贝格利亚），恺撒的舰队司令普布利乌斯·多拉贝拉则率战船四十艘逡巡于此岛与大陆之间的狭长海域。庞培在亚德里亚海的两名舰队司令，马库斯·屋大维率希腊舰队，鲁西乌斯·斯克利波尼乌斯·利波率伊利里亚舰队，攻击多拉贝拉的中队，悉数毁之，因而将安东尼乌斯困阻于克尔克岛。为了解救他，巴西鲁斯与撒路斯提乌斯的部队从意大利驰援，霍腾修斯的战船中队也从第勒尼安海前往。但两者在敌方的优势海军面前均不能发挥任何救援之功。 安东尼乌斯的两个军团只得听天由命。供应品已经告罄，部队开始怨恨而有叛变倾向。除却几个小队用木筏浮至大陆外，其他部队——仍有十五个步兵队[2]——放下武器，被运往马其顿，编入庞培队伍；屋大维则留下，完成再无防卫力的伊利里亚海岸的降服工作。这一带最强大的部族达尔马提亚人、岛城维斯及一些其他城镇投向庞培。但恺撒的拥护者却在萨洛内（斯帕拉托）与利苏斯坚守下去；前者不但在至极艰困的情况下于围城中奋战，甚至发动了一次十分猛烈的突围，以致屋大维撤兵而去，扬帆至底耳哈琴度冬。 伊利里库姆之战的后果 庞培舰队在伊利里库姆的战果相当可观，但对内陆局势却影响不大。再者，以庞培整个海陆军力的庞大观之，则更觉战果不丰。整整这多事的公元前49年，他的战功竟然只有这一点点，而东方，那统帅与元老院的所在地，那拥有第二支强大陆军，拥有主力舰队，有庞大兵源，又有丰富的经济资源的地方，对于西方的决定性战争竟未曾插手，岂非令人难以置信！东方帝国兵力的分散，庞培的除非优势兵力决不出击的原则，他行动的迂缓迟重，他与元老院的联盟所造成的不合，很可能是其陆军静蛰不动的部分原因。然而，那地中海所向无敌的舰队却在整个战事中几乎没做任何有影响力的行动——没有为西班牙尽力，也几乎没为马西利亚尽力，没有防卫萨丁尼亚、西西里与非洲，不但没有收复意大利本土，而且连阻碍其供应都未曾做到——这可以使我们窥见庞培阵营几乎无法想象的混乱与别扭。 这次战争的最后结果也是相应的。恺撒对西班牙的攻击完全成功，西西里与非洲则部分成功。庞培的意大利饥饿政策因恺撒取得西西里而失效，而他们的整体作战计划则因西班牙军的溃败而完全受挫；恺撒的意大利防卫部署则只有一小部分受到考验。恺撒虽然在非洲与伊利里亚遭到惨痛失败，他第一年的成果却是决定性的胜利的。 庞培在马其顿休整　政治难民 然而，恺撒在西方的征服战虽未受到庞培在东方任何实质的阻挠，在这可耻的间歇期，庞培派至少在走向政治与军事方面的巩固工作。他们的大本营是马其顿，在那里，当头的是庞培元帅本人以及从布林迪西搭船过去的元老移民。此外还有来自西方的难民——马库斯·加图来自西西里，鲁西乌斯·多米提乌斯来自马西利亚，为数尤众的是溃散之后的西班牙官兵，由阿夫拉涅乌斯与瓦罗二将率领投奔。 在意大利，贵族间的移民不但已成为荣誉问题，而且已形成风尚，尤其是在恺撒于伊利里亚战况不利的风声传出之后。不少温吞的政治墙头草都渐渐渡过去了，甚至于马库斯·西塞罗最后也终于让他自己相信，他只写写呼吁和谐的论文是未尽公民责任的。官方罗马在帖撒罗尼迦的暂时落脚地所聚集的元老移民几近两百人，包括许多德高望重的老人，而曾任执行官的阶层几乎全在。 但他们也确确实实是移民。这罗马的科布伦茨确实是极其装模作样而一事无成的可怜混混儿，带着不合时宜的元老回忆，不合时宜的政治固执及经济尴尬。在这陈旧的建筑行将倾圮的时候，他们艰辛地守卫着每一片墙饰，每一点锈渣；但这毕竟不生作用。当这些遗老们称自己的审议会为“元老院”时，并小心地称它为“三百人团”时，或冗长地审查着在罗马城墙之外他们颁布的“元老院”法规究竟是否合法时，实是荒唐。 温吞派 更糟的是温吞派的冷漠与极端派的褊狭。前者既不肯行动又不肯沉默。如果要求他们为公益而执行某种义务，他们就认为这是要陷害他们的恶意企图。对于命令不予理睬，迫不得已行动时，则心不甘情不愿。然而等事情已经迟了，他们却满口责备，说他们老早就知道；事情进行时，则又做种种阻挠，说那是明摆着不成的。他们的日常工作便是批评，嘲笑，事无大小唉声叹气，没有一件满意。这些人表现的是弱者的无能。 极端派 另一方面，极端派又表现出过火的行动。他们毫不隐晦地表示，和谈的唯一条件就是恺撒的首级。恺撒不断提出的和谈试探都被抛到一旁，否则便用来取恺撒使者的性命。公然表示站在恺撒一边的人，固然失去生命与财产，中立派也好不到哪里去。科菲尼乌姆的逃将鲁西乌斯·多米提乌斯在会议上严严正正地提议，在庞培军中作战的元老们应当做成决定，那些保持中立的，或虽移民过来却未参军的究竟是该免罪，还是该罚款，或丧失其生命与财产。另一个极端分子则正式指控鲁西乌斯·阿夫拉涅乌斯腐败与叛国，原因是他在西班牙的防卫战中失败。 这些病入膏肓的共和派，几乎把政治理论当做宗教一样奉为神圣。因之，他们厌恶庞培，厌恶他个人的拥护者，厌恶他们自己本阵的温吞派，其程度比对公开的敌人犹有过之——设若这是可能的话；他们展示着正教神学家所特有的沉闷、顽梗恨意。在移民军队和元老院之间无数的激烈冲突都是肇因于他们。更糟的是，他们不止说说就算。马库斯·毕布路斯、提图斯·拉比努斯与这派的一些其他分子把俘获的恺撒官兵集体处死，以实现其理论——而这种行为，却对恺撒部队的士气毫无影响，战斗同样猛烈。若说恺撒不在意大利时，意大利并没有发起反革命，则这一派的人之解释乃是说，他们怕共和派复辟，因为共和派复辟将大肆报复。 庞培阵营中比较有理性的分子，对这类狂暴的行为深恶痛绝。身为勇敢战士的庞培，尽其可能来饶赦被俘者的性命。但他却太优柔寡断，处境又太左右为难，以致不能以总司令的身份惩处这些暴行犯者，甚至连阻止这些暴行都未能做到。唯一一个把道德的一致性嵌入这次战争中的马库斯·加图，则更为热心于制止这类暴行。他促使移民元老院发布命令，禁止劫掠属镇，除非在战争进行时，禁止杀害公民。干练的马库斯·马塞卢斯也持相同态度。没有一个人比加图和马塞卢斯更明白，极端派会把他们恐怖的威胁付诸实行——必要时甚至会不顾元老院的命令。如果现在在种种精明考虑下仍不能将极端派制服，则战胜之后他们的恐怖政策必将使往日的恐怖统治者——马略与苏拉——都毛骨悚然。于是我们可以了解何以加图会公言，本派的胜利比失败更令他担忧。 战事的准备 马其顿阵营的军事准备握于总司令庞培手上。他的处境一向就怪异，在公元前49年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后，就更怪异了。在他的派系中，大家都认为他应负主要责任。这种归罪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公平的。许多的失败都该归罪于他的副将的顽梗与不从，尤其是鲁西乌斯·多米提乌斯与执政官兰图卢斯。庞培从接掌军权开始，就巧妙而勇敢地率领他们，挽救大量的兵力于溃散。恺撒的优越天才他无法匹敌，这是人人知道的，因之在这方面苛责便属不公。但人的判断力却只有以结果为验证。立宪派因信托庞培而跟恺撒决裂，而现在岌岌可危的后果则唯庞培是怨了。由于庞培以外的军头都以无能著称，因之最高司令之职并无意换人，但大家对他的信心却已瘫痪。 移民的有害影响更助长了战败的苦果。难民中能征善战的官兵并不乏人，尤其来自原先西班牙军者。但来加入战斗的却为数不多，那些自称为总督、大将甚至名位与庞培相捋的贵人却多得惊人。这些人是不情愿服军役的，却把首都的生活模式搬到了军中。他们的帐篷是优美的精舍，地上铺着漂亮的新草皮，壁上装饰着常春藤；桌上摆的是银器，即使在白天，酒杯都在巡行。这些时髦的战士跟恺撒的蛮子们正好形成强烈的对比，他们吃粗面包，如果连粗面包也没有，就啃树根，发誓宁吃树皮也不临阵逃脱。 更有甚者，庞培凡有行动都须跟元老院商议，而元老们私下里又对他有敌意；等到元老移民把他们的住处迁至庞培指挥部的隔壁去时，这种处境就更为尴尬了；移民的怨毒就近悉数发泄到他身上。最后，没有任何一个举足轻重的人能够扭转这些害群之马的行径了。庞培本人智力太二流，性情太犹豫，太拙笨，太保守。马库斯·加图本是有道德权威及善意可助庞培的人，但庞培却不求他的帮助，却嫉妒他，把他放在幕后；譬如，那极为重要的舰队司令之职不求他担任，却用那完全无能的马库斯·毕布路斯。 庞培的军团 在处理自己的政治地位上，庞培是这般用着他本性的固执，竭尽能力把本来已经很坏的处境弄得更坏，但在军事方面他的热忱却是可嘉的；他用尽心血把为数可观而又分散的军队加以编组。他军力的精英是由从意大利带过来的部队组成。以此为中心，再加上伊利里亚的战俘，定居于希腊的罗马人，形成了五个军团。另有三个则来自东方——由克拉苏的残余部队整编而成的两个，由驻守于西里西亚两个弱军团汇编而成的一个。 将这些占领军撤回，并没发生困难。原因有二：一、庞培跟帕提亚人达成了解，甚至接近联盟的边缘，只是帕提亚人要求的条件——将庞培原先划归帝国的叙利亚行省让与帕提亚——遭庞培愤怒拒绝，始行作罢；二、恺撒计划派遣两个军团至叙利亚，诱使犹太人再度叛变，因为阿里斯托布鲁斯王子被俘，囚于罗马。这个计划受挫，一方面因为阿里斯托布鲁斯未久去世，二方面由于其他原因。庞培的新军团也召集起来，一个由原驻克里特与马其顿的老兵组成，两个由小亚细亚的罗马人组成。此外还有二千志愿军部分出自原西班牙的精选部队，部分出自附庸国。骑兵则全由罗马行省与保护国所提供，共约七千人（一支贵族卫队除外，这一支骑兵主要是为体面，无甚军事价值，组成分子为罗马的贵族青年和庞培亲自配备的阿普利亚奴隶）。 最后，庞培还有非常可观的舰队；有原从布林迪西撤出的，有后来建造的，有埃及王的战船，有科尔奇斯诸王的，有西里西亚王塔康狄莫特的，有提尔、罗德、雅典、科西拉诸城的，更有亚细亚及希腊各海洋国的。总数接近五百艘，罗马船占五分之一。在底耳哈琴，庞培有极多的食物及军备供应品。军械库十分充足，因为庞培派掌握了主要的税源，而卫星国、著名的元老、包税商以及他们力量所及的罗马人与非罗马人均成为他们财力的来源。凡是合法政府的名誉影响所及的范围，凡属庞培对非洲、埃及、马其顿、希腊、西亚与叙利亚的保护地，能为罗马共和国之续绝存亡而效力的，一律动员。在庞培的军营中，庞培被称作“万王之王”，而意大利传说庞培正在装备盖塔人、科尔奇斯人和亚美尼亚人以抗罗马，都几乎不能说是夸张。 总计，庞培所统率者，骑兵七千，陆军十一个兵团（不错，其中可称为精兵者最多五个军团），战船五百艘。庞培对军需品的供应、薪饷的发放都十分用心，又加上丰厚的胜利犒赏承诺，士气可说不错，几支最有战力的部队甚至士气如虹。然而他的军队中有许多是新兵，训练虽然一再加强，但终需时日。整个说来他的军队虽够壮观，却有些混杂。 庞培军在伊庇鲁斯海岸会合 总司令的计划是，在公元前49年与前48年之间的这个冬季，陆军与舰队都须在海岸与伊庇鲁斯水域完成动员。舰队司令毕布路斯已率领一百一十艘抵达新指挥部科西拉。陆军行动却较迟缓；夏季指挥部在哈利亚克蒙的贝雷亚，现在则缓缓沿海岸公路从帖撒罗尼迦移向西海岸，至未来的总部底耳哈琴。梅特鲁斯·西庇阿由叙利亚带领回来的两个军团，于亚细亚的帕加马过冬，春天才可抵达欧洲。事实上，他们的行动一律是慢条斯理的，因之伊庇鲁斯的各港口除了舰队之外，目前虽然有人防守，却只有当地的民兵及附近地区的征员。 恺撒应对庞培 因此，尽管恺撒在进行西班牙之战，他仍有可能对马其顿采取攻势，因为他毕竟不是慢条斯理的人。很久以前他就下令收集战船与运输船至布林迪西，并在西班牙与马西利亚得胜后，将他的大部分精锐部队调至该地。恺撒对其部队的极度要求，使他的兵员折损得比战时犹多，以致他最早的四个军团之一，第九军团，在普拉森舍行军时兵变，由此可以看出士气的危险。但恺撒的临危不乱及其个人的权威却终得制衡全局，这一带的登船并未受阻。 然而公元前49年3月使恺撒无法追击庞培的同一个原因——缺少船只——也同样对这次远征形成威胁。恺撒下令在高卢、西西里与意大利各港建造的船只尚未完工，即使完工也尚未能马上动用。他的亚德里亚海中队则已在头一年毁于克尔克，此时布林迪西的战船不超过十二艘，运输舰一次则只能把拟议运往希腊的兵力——十二个军团，一万骑兵——运去三分之一。敌人相当强大的海军则制御亚德里亚海，尤其是大陆及东边岸外岛屿上所有的港口。 在这种情况之下，恺撒何以竟不采取陆路进军，通过伊利里亚，便成为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这条途径显然可以避免敌舰的威胁，对他的部队来说，也比从布林迪西出发较为便捷，因为他的部队大部分来自高卢。当然，伊利里亚地瘠民贫，但此后不久也有其他部队穿过，证明并无问题，何况不利的条件也不可能令高卢的征服者却步。可能他担心在他艰困地穿越伊利里亚之际，庞培会把他的整个兵力运过亚德里亚海至意大利，因而对换了两者的位置——尽管这样的快速行动是他那迟缓的对手很不可能达到的。也许由于恺撒原预计他的舰队会相当可观，而当他从西班牙回来，了解到亚德里亚海的真实情况时，改变计划已为时太迟。也或许——就恺撒快速而果决的性情看来，这个可能性甚大——他认为伊庇鲁斯海岸目前尚未设防，而敌军却可在数日之内聚集，因之意图再度先发制人，以破坏敌军的全盘计划。 恺撒抵达伊庇鲁斯初尝胜绩 不论原因为何吧，总之恺撒于公元前48年1月4日登船；他率领的有六个军团及六百骑兵，但军团人数却因苦劳及疾病而大为减少。这跟他愚勇的不列颠远征可以相提并论；但至少第一回合还算幸运。他们在人迹稀少的阿克罗塞劳尼亚（奇玛拉）悬崖的中部帕雷撒锚地抵达了伊庇鲁斯。其行动从奥里库姆港可以看到，该处有十八艘庞培军舰，从敌军舰队指挥部科西拉也可看到，但前者不敢阻止，后者则准备不及，因此便只得眼睁睁见恺撒率军登陆。其船只立刻回航以便运送第二批，恺撒则于当晚登上阿克罗塞劳尼亚群山。他的初步行动之成功跟他敌人的惊讶成正比。伊庇鲁斯民兵未做任何抵抗，要港奥里库姆与阿波罗尼亚及若干小镇遂入恺撒之手，而庞培的补给库底耳哈琴因守军极弱，危在旦夕。 恺撒军被拦截 这次战役的其余部分就不若开始时辉煌了。毕布路斯为求弥补疏忽而加倍努力起来。他不仅把回航的恺撒运输舰连烧带掳将近三十艘，而且也对其占领的全部海岸做最密切的监视，而不顾气候的险恶，也不顾从科西拉运送补给品——甚至木头与水——的艰困。事实上，他的继任者利波（因为他不习惯于这样的劳顿，很快就倒下了）甚至将布林迪西封锁了一段时期，直至他由于缺水不得不退出他为此事而占领的一个小岛。结果，恺撒的第二批部队无法运至恺撒处，而恺撒也未能占领底耳哈琴。庞培从恺撒的一个和平使者那里获知他侵犯伊庇鲁斯海岸的计划，以强行军及时赶至他的重要军库守卫。 恺撒的处境极险。虽然他把伊庇鲁斯的占领线尽量拉长，但他的兵力毕竟过于薄弱，而维系则极感困难；敌方则制衡海洋，又有底耳哈琴充足的供应。恺撒的部队顶多两万，而庞培则至少四万；以这般弱势兵力，他不敢向庞培挑战。幸运的是庞培当下竟未逼他对阵，却四平八稳地在阿普沙斯河右岸（恺撒则在其左岸），底耳哈琴与阿波罗尼亚之间进入冬营，以便春季他的东方军团到达，可以以绝对优势粉碎恺撒部队。 这般，数月度过。设若天候好转之后，恺撒仍旧带着他弱势的部队嵌于伊庇鲁斯的岩石缝里，西有庞大舰队，东有绝对优势陆军，则他必至惨败。他唯一的希望仍是他的运输船队。运输船若想突破封锁或与封锁舰队对抗，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第一梯次的愚勇行动已经迈出之后，第二梯次便势在必行了。恺撒的自忖处境之危急可以由一事看出：当运输舰队仍未抵达时，他计划独自乘渔船渡亚德里亚海，率运输舰队过来。这个计划之所以放弃，只因为找不到水手敢担任这般冒险的工作。 安东尼乌斯前往伊庇鲁斯救主 但他在意大利忠诚的副将并不需他亲自出现才肯效命。马库斯·安东尼乌斯为了拯救他的主人，再度率运输舰队从布林迪西出航，载运四个军团与八百骑兵。幸运的是一股强大南风把他带过利波舰队。然而，这股风虽然救了他们，却也把他们挟持过恺撒与庞培的兵营，带向底耳哈琴的北方，至利苏斯，又幸巧这座城镇还站在恺撒一边。当他们被吹过底耳哈琴的时候，庞培的舰队开始追逐了，而安东尼乌斯的船队刚刚抵达利苏斯，敌人的战舰就已出现；然而正在这时，风向回转，把敌人舰队一部分吹向大海，一部分吹向岩岸。于是，由于至为惊人的幸运，这第二梯次的运输竟也成功了。 恺撒军会合 安东尼乌斯与恺撒之间仍有四天的行程，中间阻隔着底耳哈琴与整个庞大的敌军。但安东尼乌斯幸运地采取了危险的行军路程，绕过底耳哈琴，而与迎上来的恺撒在阿普沙斯河右岸相遇。庞培本想阻断两军的会合，而逼迫安东尼乌斯单独作战，既不成，乃在吉纽沙斯河边布阵（此河在阿普沙斯河与底耳哈琴之间，与前者并行），又静蛰不动起来。现在恺撒觉得足以一战了，却遭庞培拒绝。恺撒乃以步兵强行军，像在莱里达一样，骗过敌人，到达庞培军营与其基地底耳哈琴之间。 巴尔干山系由东向西延伸，止于亚德里亚海的狭长地岬底耳哈琴，同时向东南伸出侧支，约与底耳哈琴有十四英里距离。这侧支然后以新月形形状转向海边而与主山系合围着一片小平原，小平原靠海边又包围着一块陡岩。现在，庞培将军营移扎于此，而尽管恺撒的陆军阻断了他与底耳哈琴的陆上通路，他的舰队却不断在他的军营与底耳哈琴之间往返，使他的供应无缺。在恺撒这一边，尽管强大的支队常向后方乡镇索粮，尽管恺撒致力于组织运输系统，以便定时供应必需品，小麦却经常缺乏，而代以肉类、大麦，甚至树根。 恺撒包围庞培军营 由于那慢郎中庞培仍旧按兵不动，恺撒乃计划占领庞培军营周围的高地；此举至少可以阻止庞培的优势骑兵，对底耳哈琴的制衡亦更可自由，而若可能，则迫使庞培作战，或逼他登船撤退。恺撒的部队将近半数遣入内地，以其余的部分来包围几近两倍的敌军，可说是唐吉诃德式的举动，何况敌军密集于一处，有海洋与舰队为依托。然而恺撒的部队仍以极大的艰辛完成了连绵十六英里的连锁包围据点。这是内线；其后，在外围又加一线，以防底耳哈琴的敌人进攻，因为底耳哈琴有舰队为助，很容易派兵将恺撒的包围圈包围在内，而形成逆转。 庞培不止一次攻击壕沟的某些部分，意图打断敌人阵线，但他并不想发动正规战来阻止敌方的包围。反过来他却在敌人的壕沟与自己的军营之间又挖了一些壕沟，互相连接。两方都尽可能把壕沟向前推，而挖掘工作在不断的冲突战中进行缓慢。同时，在恺撒阵营的另一边则与底耳哈琴的守军发生小规模战斗。恺撒意图由某些守军之助攫取该要寨，但为敌方舰队所阻。各据点不停发生战斗，有一天甚至六个据点同时；而恺撒身经百战的士兵总是占据上风。譬如说，有一次，单独一个步兵队在其壕沟中独当四个军团数小时之久，直至援军抵达。两方均无可观的胜负，但包围态势对庞培军却压力渐大。高地流下的小溪被恺撒军切断，迫使庞培军以稀少而品质不良的井水解渴。更严重的是马匹缺少饲料，而舰队亦无法做适当供应。死亡甚众，即使海运至底耳哈琴亦无作用，因为彼处也同样缺少饲料。 恺撒包围线被破　恺撒再败 庞培必须立即摆脱这不适的处境了。凯尔特逃兵向他密报，恺撒军沿海滩的两条壕沟有六百英尺的距离，这段距离恺撒军未筑围墙。庞培乃据此拟定计划。恺撒的内线遭庞培营军攻击，外线则遭海岸登陆的轻装部队攻击，第三支部队开入两线之间，夹攻交战中的内线。接近海边的濠沟被庞培部攻下，守军溃逃。下一段壕沟的指挥为马库斯·安东尼乌斯，坚守力战，始挡住庞培军的前进；但除却相当多的人员伤亡之外，沿海的壕沟已落敌手，包围线已破。 此后不久，有一支庞培军不小心落单，恺撒乃率其所部猛力取攻，但遭勇抗，而战场又处处土墩壕沟，以致恺撒右翼与骑兵迷路。这一部分兵力本拟支援左翼，攻击庞培军团，却走入一条从旧营房通往河流的狭窄壕沟。匆匆率领五个军团驰援的庞培，发现敌军两翼分散，其中之一处于被弃位置。恺撒军见庞培前进，大为惊恐，悉数溃逃。结果恺撒之所以只损失一千名最干练的士兵，只是由于破碎的地面同样不容庞培军尽量施展，也由于庞培惧怕中计，率先收兵。 即使如此，这几天恺撒的战况也非常凄惨了。他不仅一下子失去了四个月极尽辛劳完成的濠沟，而且使他重又处于开始时同样的位置。在这次战争中，庞培的长子格奈乌斯勇袭奥里库姆港中恺撒为数不多的船只，部分焚毁，部分俘虏，不久又将留在利苏斯的运输舰队焚毁。因之，从布林迪西增援的一切可能性均化为灰烬。原先被封锁住的庞培骑兵现在则四野奔驰，使恺撒军本已极其困难的征粮工作已近不再可能。恺撒无船而对具有制御海洋之舰队的敌人所发起的大胆攻击至是证明完全失败。在目前的战争舞台上，他发现自己面对牢不可破的守势，对底耳哈琴与敌军均无法做有效攻击。现在能选择有利攻击时机的只有庞培了，而敌人则已为供应问题极度困扰。
[1]　Modius，干谷量，合九配克（peck）。 [2]　一个步兵队有三百至六百人。 第十三章 内战：法萨罗与塔普苏斯 恺撒战败的后果 战争到达转折点。在此以前，庞培下赌而并未有任何特定的计划，受攻击处他便防守而已；这也并无可责备之处，因为战争的延长可以使他严加征兵，动用后备部队，并充分运用他优势的亚德里亚舰队。恺撒在战术与战略上已双重失败。不错，这项失败并未产生庞培所意料的后果：恺撒的老兵们的士气抵挡住了饥饿与兵变的压力，使他的军队未形溃散。但庞培能否收获其胜利的充分成果，似乎仍旧完全操在他自己手上。 庞培的作战前景　西庇阿和卡尔维努斯 这要靠庞培来采取攻势，而他也决心这样做。他有三种方式可以取得胜利的成果。一、最简单的一条，攻击败军，后者若已撤退，追击之。二、庞培可以让恺撒与其最精锐部队留于希腊，自己亲率主力军至意大利（他早有如此之准备）；意大利无疑是普遍倾向共和的，而恺撒的军队在精锐与统帅俱往希腊以后，已无足轻重。三、他可以转向内陆，跟梅特鲁斯·西庇阿的各军团会师，将恺撒留驻于内地的军队一网打尽。恺撒的这批内陆部队，在从意大利来的第二支护航部队到达之后，立即派遣了强大的分遣队，前往埃托利亚与色萨利征集军援，并命令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卡尔维努斯属下的两个军团沿艾格拉提亚大道向马其顿前进，拦截从帖撒罗尼迦沿同一道路前进的西庇阿部，如可能，并击溃之。 卡尔维努斯与西庇阿在相距仅数英里之际，西庇阿部突然转向南方。然后，快速渡过哈利亚克蒙，把他的包袱交给马库斯·法沃尼乌斯，自己率精兵穿入色萨利，攻击鲁西乌斯·卡西乌斯·隆吉努斯所率的恺撒新兵部队，意在征服此乡野地区。然隆吉努斯越过山区退入安布拉基亚方向，与恺撒派往埃托利亚的格奈乌斯·卡尔维西乌斯·撒比努斯部队会合；于是西庇阿只得派其色雷斯骑兵追击，因为他留在哈利亚克蒙的预备部队也遭到卡尔维努斯吞噬的危险。因此，卡尔维努斯与西庇阿便在哈利亚克蒙扎营对峙，颇有一段时间。 恺撒从底耳哈琴撤至色萨利 庞培可以在这些计划之间做一选择，而恺撒则无选择可言。在底耳哈琴失利之后，他退往阿波罗尼亚，而庞培随之。从底耳哈琴到阿波罗尼亚道路险阻，被数条河流切断，在败军而言，撤退极为艰困，何况后有追兵。但将军的善于统率及士气的不泄，使庞培在四天追逐之后不得不予放弃。现在，他必须在远征与深入内陆之间做一选择。前者看似有利，而赞成者亦众，但庞培却不愿放弃西庇阿的部队，尤其因为他希望这次将卡尔维努斯的部队一举歼灭。 此时，卡尔维努斯部队在艾格拉提亚路上，位置在庞培与西庇阿之间的赫拉克里亚·林塞斯蒂斯，距恺撒较远，距庞培大军较近。再者，他可能并不知道底耳哈琴的败仗和他自己的危险处境，因为自从恺撒败后，整个乡野之地尽数倒向庞培，恺撒的使者可能到处遭受逮捕。直至敌军主力已到达几小时之内的距离，卡尔维努斯才由敌军的前哨得知实况。他急向南转，开向色萨利，才免除了迫在眉睫的毁灭，而庞培也只得以解救西庇阿的危急为足。 同时，恺撒则未受损伤地抵达阿波罗尼亚。在底耳哈琴的惨败之后，他下决心从海边移师内陆，以脱离敌人舰队的势力，因为他原先的失败最终的原因便是舰队；前往阿波罗尼亚，只是为了把受伤战士置于安全处所，并发军饷，因为他的补给站在此。之后，他向色萨利进军，在阿波罗尼亚、奥里库姆与利苏斯留下卫戍部队。卡尔维努斯部则也启程前往色萨利，此处恺撒也比较易于同来自意大利由昆图斯·科尼菲西乌斯所率领的两个增援军团会合。这一次，科尼菲西乌斯的部队是从伊利里亚越陆路而来。 恺撒艰困通过阿乌斯山谷，越过横隔伊庇鲁斯与色萨利的山脉，到达佩涅奥斯。卡尔维努斯也赶往此地，因之两军由最短、最不暴露的路线会师于佩涅奥斯河源头不远的埃吉尼乌姆。两军会师后抵达的第一座色萨利城镇将城门关起，但猛攻之下不久陷落，惨遭劫掠，其他色萨利城镇望风而降。经过如此数度进军及争战，再加上该地区军需品的供应——虽然不甚充分——过去的惨败才逐渐淡忘。 如此，庞培在底耳哈琴的胜利并未得到多大成果。他指挥不灵的陆军与为数颇多的骑兵竟未能追歼遁入山区的薄弱敌军，恺撒与卡尔维努斯两部均脱险而会师于色萨利。如果庞培现在直驱意大利或许更佳，因为此处的成功几乎无可置疑。然派往西西里与意大利的却只有一支分遣舰队。在联盟营地中，已将底耳哈琴的战役视为完全胜利，以致认为只需搜捕败军即可。他们原先的过分谨慎现在随之以不当的骄忽。他们忘记，严格说来，在追击上他们是失败的。在色萨利他们将必须与重新整备的敌军遭遇；离开海岸，放弃舰队的支持，追踪敌人至后者所选择的战场，乃是大险。但庞培不计一切要与恺撒一战，以尽快、尽方便的途径将他俘虏。加图指挥底耳哈琴的十八队步兵队及科西拉之战的三百艘战船。庞培与西庇阿则由不同路线至佩涅奥斯河下游，于拉里萨相会。 双方在法萨罗的军队 拉里萨之南是一片平原，平原上有佩涅奥斯河的支流厄尼普斯河横切；恺撒的部队扎营在此支流左岸，接近法萨罗镇的地方，庞培则在右岸的缓坡上。庞培的部队已悉数会聚，而恺撒则尚有将近四个军团未曾抵达，即在希腊由昆图斯·孚菲乌斯·卡列努斯率领的将近两个军团和在科尼菲西乌斯统率下正从意大利经伊利里亚赶来的两个军团。庞培部队有十一个军团（计四万七千人），骑兵七千；是恺撒步兵的两倍，骑兵的七倍。恺撒在人困马乏的情况下，八个军团的总数，可以执兵器作战者不超过两万两千人——仅及正常人数的一半。庞培的胜利军，有无以数计的马匹，充足的供应，恺撒的则维生困难，唯一的期望是收成季节的来临。庞培的军队，在上次战役中尝过了胜利的滋味，对他们的领袖又具有信心，乃处于最佳心境下。 各方面的情势都有利于庞培尽速发动决战，因为他们现在已在色萨利与恺撒对峙；绅士军官等人久居国外的不耐无疑在战事会议中使速战之议占绝对优势。这些大人物已认为他们的胜利是不争之事。他们业已在辩论恺撒的任期之事了，业已发信回罗马，在广场附近租房屋以备下次的选举。当庞培犹豫不渡那介于两军之间，而恺撒因兵弱不敢渡过的溪流时，群情为之鼎沸。传言谓，庞培之所以拖延，只是为了把阿伽门农的角色扮得更久一些，以享受统领那么多执政官级人物的乐趣。 庞培让步，本以为没有战况的恺撒，正计划攻击敌人侧翼，并为此要向斯柯屠沙前进。但当他看出庞培要准备发动之际，他也布阵以待了。 法萨罗之战 如此，法萨罗之战发生于公元前48年8月9日，战场几乎就在一百五十年前击败马其顿的菲利普之处，而那一次战争奠定了罗马对东方的统治权。庞培将右翼置于厄尼普斯河边，恺撒则将其左冀置于河前的起伏地。其他两翼则置于平野，一方以骑兵掩护，另一方则以轻武装部队。庞培的计划是以步兵做防卫攻势，而以骑兵击溃敌军弱势骑兵与轻甲步兵之混编，再于背后攻取恺撒左冀。庞培的步兵交兵之下甚为勇猛，撑起初局。拉比努斯的骑兵虽遭勇猛抵抗，但甚短暂，即驱散恺撒骑兵，将兵力转向左方，准备攻击步兵。 但恺撒预料到骑兵的败退，在后部以两千最精锐步兵支撑。当敌人骑兵追赶恺撒骑兵之际，突遭精锐步兵勇猛无畏的攻击，阵势大乱，全速逃离战场。恺撒步兵乘胜粉碎敌军现已无防卫之箭手，然后冲向庞培左翼，开始攻击。这时，恺撒的预备部队全线进攻。庞培精英部队的败北不但使敌方士气大振，也使本军士气崩溃，将军尤甚。一向不信任自己步兵的庞培，现见自己骑兵奔散，不待恺撒全面攻势之结果，即骑返营地。他的军团也随之动摇，未久即渡河回营，而撤退之际遭受严重损失。 庞培溃逃 如此，该日之战大败，许多强兵勇将伤亡，但庞培的军旅本质上并未受损，他的处境比底耳哈琴之役败退的恺撒还安全得多多。但恺撒与庞培不同。恺撒知道运气喜欢在某些时刻撤退，为的是要你以坚持的努力再把它重新召回，但庞培却认为运气是有恒的女神，而一旦女神撤退，他就陷于绝望。在逆境下，恺撒的恢宏天性只会变得更为强大；而庞培的卑小灵魂则在相同的压力下沉入沮丧的深渊。塞多留之役，庞培就曾在优势敌军之下意欲弃职而逃，这一次，当他看到自己的军团渡河而退时亦复如是，他把将军的绶带一抛，寻捷径骑奔海岸。 他挫败而失去领袖的部队——因为庞培虽承认西庇阿跟他一样有最高指挥权，却只徒有总司令之名而已——冀望在营区的墙后寻得庇护，但恺撒不予喘息机会。罗马与色雷斯军营的抵抗固然顽强，不久即遭击溃，敌军被迫撤至营地背后高地。他们意图沿此等小山至拉里萨，但恺撒部队既不顾战利品又不顾疲乏，由更佳途径抢至平原，切断逃军退路。事实上，当晚在庞培部已停止前进后，追击者竟仍有余力布下壕沟防线，将他们与附近唯一的水域切断。 法萨罗这一日的战役于此告终。敌军不仅败退，而且被消灭了；伤亡于战场上的敌军约一万五千人，而恺撒却只折兵两百。仍聚在一起的庞培部，总计仍近两万，于第二天早晨投降。只有孤立的几单位（不错，包括一些最著名的军官）逃往山区，十一支敌军鹰旗中有九支交到恺撒手中。当日仍告诚本军要切记敌军为同胞兄弟的恺撒，当然未像毕布路斯与拉比努斯那样对待俘虏；然则他现在认为必须采取某些严厉措施。一般士兵编入军旅，阶级略高者处以罚款或充公其物品，而被俘的元老和著名军官，则除少数外，处以死刑。宽厚态度的时期已过，内战越久，越翻脸无情了。 法萨罗之战的政治后果 公元前48年8月9日的战果需得时日始可充分辨识。原先那些只因庞培军力强而在法萨罗之役中支持庞培的人，现在一概倒向恺撒了；庞培的失败如此彻底，以致凡不愿为已失败的立场而战或被迫参战的人，一律加入胜利者行列。各城镇，各王，各民族，原先为庞培附庸的，现在均召回其海陆军分遣队，并拒绝庇护败部。几乎唯一的例外是小镇墨伽拉——此镇任自己被恺撒军围城攻击，而那曾经战胜过库里奥的国王、努米底亚的朱巴，越来越相信他的国土会被恺撒并吞，因之决与败部共生死。 法萨罗之战后的贵族 受保护国固然都倒向法萨罗的胜利者，立宪派的尾巴分子——那些以敷衍的态度加入该派的，或像马库斯·西塞罗之流，只像巫师围着布罗肯山那样围着贵族政体舞蹈的分子——也急忙向新的君主妥协了，而后者，则以不屑的宽大，立即有礼地惠允了他们的恳求。但败军的精英却不肯屈降。贵族政体瓦解了，但贵族们却永不可能变为君主政体的拥护者。人类的最高启示是可以散之如烟云的：曾经真实的宗教可以变为谎言，曾经至福的政治体系可以变成诅咒之源。但即使垂死的福音亦可找到虔信者。如果这样的信仰不能移山，则它也会有其始终，必至将其最后的教士与教友拖下黄土始退场而去，而新的一代，在摆脱了已死的往日之阴影后，乃君临一个富于新春的世界。 罗马便是如此。贵族统治现在不论沉沦到何等深渊，它都曾是伟大的政治体制。那曾经征服意大利、曾经消灭汉尼拔的圣火，现在急需在罗马的贵族心中燃烧，而只要贵族存在一天，这圣火就继续燃烧一天；因之也使旧朝的人无法与新朝的人产生至诚的了解。立宪派很多人外表上屈服了，承认了君主政体，为的是获得恺撒的原谅，以便尽可能隐退——当然，照例也是抱着希望，准备有朝一日再重新得势。比较不著名的党员们采取这条途径的特别多，但那干练的，曾与恺撒决裂的马库斯·马塞卢斯，却明智而自动地放逐于莱斯博斯岛。然而，泛言之，在真正贵族之间，激动之情要大于冷静的反省——无疑，其中自我蒙骗的心态有很大的作用，因为他们不敢面对自己前途的晦暗，又惧怕胜利者的报复。 加图 对于这情势的判断，恐怕没有人比马库斯·加图更苦痛而清明了，他既免于希望，又免于恐惧。在莱里达与法萨罗之役以后，君主政体已成不可避免之事，加图乃有足够的勇气以接受这痛苦事实，并起而对应。立宪派是否仍应继续作战，他都有所犹豫，因为这场已经失据的战争必定还要牺牲许多不知何以作战的人。他决心继续反对君主政体，但并不是为了可以胜利，而是求光荣的速亡；为此，凡不愿与共和政体共碎，而愿接受君主政体诞生的人，他一律不拖入战争。他相信，如果共和政体只是受到威胁，那便有权利与义务去强迫那些温吞分子加入争战。但现在，他觉得强迫他人与共和派共毁是无理而残酷之事。凡愿意返回意大利的，他一律遣返；不仅如此，当该派最狂热的分子小格奈乌斯·庞培要把这些人——尤其是西塞罗——处死时，加图独力以自己的道德权威阻止之。 庞培 庞培也无意和平。设若他配得上他所占据的地位，他可能会明了，一个期望为王的人是不可能返回寻常旧路的，而一个人既怀抱了这个希望，便退无死所。庞培若求恺撒手下留情，恺撒可能有足够的胸襟惠允，但庞培没有；这与其说是心灵过于高贵，恐怕不如说是过于卑屑。也许是他不敢信赖恺撒，也许是他在法萨罗的惨败以后，又以他模模糊糊的头脑抱起或可得胜的新希望来，他决定把战争延后，寻求另一战场。 法萨罗之战的军事后果　庞培的将领分裂 如此，恺撒虽努力平复反对者的怒气，并减少愤怒者的人数，战争却继续下去。所有的重要人物均参加了法萨罗之战，虽除鲁西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之外无人被杀，却已四分五裂，无法参加战斗会议。这些人大部分寻路来到马库斯·加图率领预备部队的科西拉；有些是越过马其顿与伊利里亚的荒山，有些则由舰队之助。 在科西拉，由加图主持下，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参加者有梅特鲁斯·西庇阿，提图斯·拉比努斯，鲁西乌斯·阿夫拉涅乌斯，小格奈乌斯·庞培，及其他等人。但在主帅缺席，而其遭遇不明的情况下，加上党内意见分歧，任何共同的协议均未达成；最后各人自行其是，各选其以为最有益于共同宗旨的方式。既然有许多稻草可以让人抓取，则就难说究竟哪一片浮在水上最久了。 马其顿和希腊　意大利　东方　埃及　西班牙　非洲 马其顿与希腊因法萨罗之战而失。不错，加图（在得知法萨罗战败以后，立刻撤出底耳哈琴）仍保有科西拉，鲁提利乌斯·鲁帕斯仍保有伯罗奔尼撒。暂时看来，庞培部仍可在伯罗奔尼撒的佩特雷站住脚跟，但卡列努斯进军的消息足以使他们从这一区域畏退。科西拉亦无久守之意。在底耳哈琴战胜后派往意大利与西西里沿岸的庞培部队完成了不小的任务，他们攻克了布林迪西、墨西拿和维伯，在墨西拿烧毁为恺撒造就的整支舰队。然而原先各国加入庞培部的战船——大部分来自小亚细亚与叙利亚——却在法萨罗之战以后被各国召回，因此远征军的成果全被抵消。 此时，在小亚细亚与叙利亚尚无两方军队。只有法纳西斯的博斯普鲁斯部，以恺撒之名占取了其敌人的许多地区。在埃及，由加比尼乌斯留下的部队所组成的罗马军还为数颇多，因为他们又招了意大利的流浪汉与叙利亚或西里西亚的盗匪从军；但埃及舰队不久召回，因而亚历山大的宫廷无意站在败方一边，甚至不肯将其部队任败部使用之意亦昭然若揭。 西方的远景略佳。在西班牙，人民对庞培的同情心非常强烈，以致恺撒只得放弃进攻非洲的计划，而只要西班牙半岛上出现知名的领导人物，变乱几乎无可避免。在非洲，庞培的同盟——其实只有努米底亚的朱巴王，他是该地真正摄政王——则自从公元前49年就备战完成而未受骚扰。 因此，整个东方虽因法萨罗之战而全盘尽失，在西班牙则仍可能继续像样的战争，而在非洲则几乎必可有辉煌战果；因为，努米底亚王既为罗马属民，要他反抗叛乱的罗马人不能算是叛国罪。但做此要求，无疑终属极大屈辱。那些在这次的绝望战争中放弃了权利与荣誉的人，已经可以不再顾及法律了，他们可以像盗匪一样随意转变态度。他们可以跟独立的邻邦联盟，也可以诱使公敌加入内战。最后，他们可以口上赞成君主政体，却用暗杀的短剑来企图恢复合法的共和国。 陆盗海盗的敌意 战败者撤退并谴责新的君主政体，至少是在他们那绝望的处境下自然的表现。山与海自古以来就是避难所，不但所有罪犯，就是一切不幸遭遇者，一切受压迫者，也都在那些地方找寻栖身之所。庞培及共和派从山与海向恺撒君主权发动抵抗乃是自然之事，更自然的是他们以庞大的组织，有确定的目标而行大规模的海盗行为。即使在东方各国船队被召回以后，他们仍旧拥有相当庞大的舰队，而恺撒则实际上仍旧等于没有战船。他们跟达尔马提亚人的联合——后者为其自己的利益而反对恺撒——加上他们对大部分海域与海港的制御，使他们站在极有力的立场，得以发动一次小型海战。苏拉为了搜寻民主派，曾导致塞多留之战，这个战争先由海盗发动，次由陆盗，结果变成一场相当严重的战争，因此，如果加图的贵族派或庞培的拥护者表现出马利亚民主派（Marian democracy）的精神与火烈，如果在他们之中真能找到一个海上之王，则一个独立于恺撒君主国的共和国并非不可能在无可征服的大海上建立。 帕提亚联盟 更可能的是为了达成反革命而意图把独立的邻国拖入罗马内战的念头。法律与良心对叛离者的责罚都甚于对盗匪的；一帮战胜的盗匪要返回本国易被接受，但跟公敌一同回国的移民更难为人民接受。再者，若想以此途径复辟几乎是不可能的。共和派唯一能求得支持的国家是帕提亚，然而该国是否会赞助共和主义本身就成问题，而它是否会为此主义而与恺撒作战更成问题。 共和派夺权的时机尚未到来。 恺撒将庞培赶至埃及 当战败的一派这样被命运所驱赶、而即使那些决心继续奋战的人也不知何从下手之际，一向果决的恺撒已决定放下一切来追捕庞培了——因为庞培是他的对手，他唯一看作是将才的人物，追捕到他，就可能令他一半的对手（或许是最危险的一半）瘫痪。他带着少数人越过赫勒斯庞特[1]，在那里遇到一支前往黑海的敌人舰队，舰队的人因法萨罗的消息大惊失色，悉数缴械。在他把必要的准备工作备妥之后，便赶往东方追捕庞培。 庞培则从法萨罗战场前往莱斯博斯，从那里携同他的太太与次子塞克斯图斯，乘船绕过小亚细亚至西里西亚，再至塞浦路斯。他本可在科西拉或非洲与他的本派会合；但他厌拒他那些贵族同盟，而在他的法萨罗惨败与他不光荣的逃走之后，想到在那些地方所可能受到的接待，他便宁可去见帕提亚王而不愿见加图。当他在塞浦路斯向罗马裔的农商收钱并装备一支两千名的奴隶部队时，得悉安条克已公言倒向恺撒，因而阻断了他前往帕提亚的去路。于是他转航埃及，在那里，有他若干老战士服务于军中，那里的情势与丰富的兵源也可以允许他有时间有机会重拾战争。 在埃及，托勒密十二世去世后，他的两个孩子，十六岁的克娄巴特拉和十岁的狄奥尼索斯，依照父亲的遗嘱联合登基。但不久弟弟——或宁说他的监护人波提纽斯——把姐姐赶出埃及，逼得她在叙利亚寻求庇护，并在此处做返国的准备。当庞培在卡西亚岬角抛锚，要求登陆许可的时候，托勒密和波提纽斯正率埃及全军驻守于佩卢西翁，保卫东方前线以防克娄巴特拉。埃及朝廷早已获悉庞培在法萨罗的惨败，此时本拟拒绝，但国王的教师狄奥多图斯则指出，若此，庞培可能运用他在埃及军中的关系唆动叛乱，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把庞培除掉，比较安全，对恺撒也易于拉好政治关系。在希腊世界的政治家中，这一类的政治推论是相当有力的。 庞培之死 皇军将领阿基拉斯，几个庞培往日的老战士乘一只小船到他舰上，邀请他去与国王会晤，由于水浅，请他乘用他们的驳船。当他踏上岸的时候，军事护民官鲁西乌斯·塞普提米乌斯从背后将他砍死，而他的太太和儿子则在他们的船上眼睁睁看着这场谋杀，无由拯救或报复。如此，公元前48年9月28日，他的一生告终，而十年前的这一天，正是他战胜米特拉达悌，光芒万丈进入首都的日子；这个人，整个有一世代被人称为“伟大”，统治罗马有年，却在不好客的卡西亚海边死于他的老战士之手。 一个好军官，但智力与心胸均属有限，三十年的时间，命运以超人的一致性允许他因解决一连串易于解决的问题而光辉夺目。所有由别人培植的桂叶，命运都任他摘取，并给他一切机会，使他取得至高的权柄——只为给人一个例子，说明伟大可以是虚假的。在一切的可叹事物中，最可叹的莫过于人家所认为的你比实际的你要好得多，因为真正有资格称得上王的，一千年超不出一个。设若不是庞培的外观与实质这般的不相符，则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他乃是罗马一连串的君主中的第一个。 恺撒到埃及 当恺撒追踪庞培到达亚历山大港的锚地，一切都已过去。当谋杀者将他往日女婿、多年同事的首级带到他的船上时，他激动得把头转开；他来埃及是为活捉他的。那莽撞的暗杀者之剑消除了恺撒如何对待被俘的庞培之问题。在恺撒的大灵魂中，除却雄心之外，尚有同情心的余地，这同情心可以使他饶赦他以前的朋友的性命；此外，就他个人的利害而言，他也不会采用处死庞培的方式，而会用其他办法来消除他的力量。二十年的时间，庞培被公认为罗马的统治者，他的统治权已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不能随着他的死而消失了。庞培的死并未使庞培派解体，只是用他儿子来取代了那年老而无能的领袖；他的两个儿子都年轻而有活力，次子塞克斯图斯更是断然有能力的人。因此，那刚刚成立的君主世袭政体立刻就由谋位世袭政体寄生了，如条虫一般；因而庞培的死对恺撒而言究竟是得是失很难断定。 恺撒整顿埃及 现在，恺撒在埃及无事可做了，罗马人与埃及人都料想他立刻会着手征服非洲，处理胜利后的整顿重任。但恺撒忠于他就地解决一切事务的习惯。由于他确信罗马卫戍部队与埃及朝廷都不会对他有所抵抗，又由于深陷经济困境，他乃调两个混合军团（三千二百人，八百名凯尔特与日耳曼骑兵），以埃及皇宫为司令部，开始收集必需的基金，安排埃及王位继承问题——而不顾波提纽斯莽撞的言词——“恺撒不当为了这种琐事而疏忽了他自己的要事”。 亚历山大暴动 但一场风暴却在秘密酝酿。亚历山大像罗马一样也是一个大都会，人口几不少于罗马，而在商业精神、手工技巧和科学与艺术风格上比罗马高出许多。它的公民深觉他们国家在世间地位的重要；而即使他们没有政治情感，至少也有一种骚动的精神，使他们像今日的巴黎人一样常常全心全意地在街头暴动。因此，当他们看到那罗马将军在他们的皇宫中发号施令，他们的王接受他的裁判时，他们的感觉是可以想见的。波提纽斯与幼王愤怒于他为了旧有的恩惠而行的武断索取，愤恨他对王位的干涉（这当然只可能对克娄巴特拉有益），愤恨他搜刮神殿的宝藏和国王的金器，在制币厂熔化，以满足罗马的需要。埃及人——他们用虔敬得近乎迷信的程度，欣喜于他们世界出名的豪华宫廷，把它当做是他们自己私人的宝物一般——看着他们的神殿墙壁空了，他们国王的桌上杯子变成了木制的，他们的愤怒越来越难以抑制了。 罗马的占领军在长期驻守埃及之后，尤其是在许多官兵已与埃及妇女通婚的情况下，基本上已经等于归化了埃及，何况军中还有许多以前庞培的旧部、逃跑的意大利犯人与奴隶；他们也愤恨恺撒，因为他使他们搁置了叙利亚前线的行动；他们愤恨恺撒那一小撮军团的官兵，因为他们摆出傲慢的样子。当罗马的斧头带入埃及老王宫的时候，埃及人甚为骚动，而他的士兵在城里亦常遭暗杀；这些事情都向恺撒表示他那小撮兵力在恨之入骨的大敌之间处境何等危险。但在那时节离开是困难的，因为盛行的是西北风，何况此时登船很可能导致变乱的爆发。再者，事情未完即行离去，不合恺撒本性。 因之，他立刻下令从亚洲派兵增援，同时表现出极度的自持。他的军营从没有像在亚历山大时这般欢乐过的；那美丽而又聪明的克娄巴特拉固然尽展妩媚——尤其是对她的鉴赏者恺撒——而恺撒也明示其胜果中最令他珍惜的便是美丽的女人。这乃是即将来临的灾难之欢乐的前奏。罗马占领军，由阿基拉斯率领——日后证明，系受埃及王及其监护人的秘密指令——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亚历山大。当公民看到军队攻击恺撒，立即参与共同行动。 恺撒在亚历山大 恺撒临危不乱，迅速召集其分散的兵员，抓住埃及王及诸大臣，占据宫廷及隔邻的剧场。紧接剧场前方主港中的舰队已无时间挽救，他下令烧毁，用小船占领灯塔所在地法罗斯[2]小岛。如此，至少一个有限的防卫范围是保住了，同时也保持住供应品与增援部队的通路。同时，传令至小亚细亚司令及最近的属国叙利亚人、纳巴泰人、克里特人与罗德人，急速派兵及船只至埃及。 而同时，叛乱现由公主阿尔西诺伊及其心腹宦官该尼墨得斯率领，扫遍全国，尤以首都为甚。首都街道上天天在战斗，恺撒想争取更大一点的活动范围，想攻至城后的新鲜水源玛瑞湖，以便从那里获取水源并搜掠粮食，却不得逞。而亚历山大人亦无法完全断绝被围者的水源，因为他们把恺撒占领区的尼罗河输水道倒入盐水破坏后，恺撒部下却在海边挖井而出乎意料地取得可饮之水。 由于无法由陆地取胜恺撒，包围者乃焚毁他的舰队，切断他海路供应的途径。灯塔岛与陆地以堤防相连，此岛与堤防把港口分为两边，港口两边又以堤防上的两个开口相通。恺撒制御东边港口及灯塔岛，堤防与西边港口则被民众占领；由于亚历山大舰队被毁，恺撒的船只乃可自由进出。亚历山大人图用火攻船从西边港口进入东边港口，不成，乃用他们的军火库中的剩余部分配备了一个小船队，企图阻挠由小亚细亚抵达的一个军团之运输船队，但恺撒的罗德人海员战术精良，敌人计不得逞。 然而，不久公民取下灯塔岛，从这里非常接近泊栖大型船只的东边港岩石狭口。因此，恺撒的船队被迫留在东边港口之外的海面上，他跟海洋的联系变得非常单薄。恺撒的舰队在锚地被优势的敌人海军连连攻击，既不能避入港口——因为灯塔已失，使内港落在敌人制御之下——也不能撤，因为锚地若失则将切断恺撒与海的通路。由罗德水手的精良技术，勇武的军团战士虽然总是战胜，但亚历山大人则一再增援，顽攻不息。被围者完全处于守势，任围攻者选择攻击时刻，而只要战败一次，恺撒就可能被封在港中，甚至可能全军覆没。 灯塔岛的收复势在必行。恺撒乃发动双重攻势，一从港口，由小船攻击，一从海面，由战船，因而重取该岛及堤防的前半部。当攻克堤防的第二个洞口时，恺撒下令停止，在此筑起横墙，与城市阻隔。但在挖沟者周围产生猛烈冲突战时，罗马部队放下了灯塔岛近处的堤防驰援，这时，一支埃及部队突然来袭，登上该段堤防，从后面攻击聚集在横墙附近的罗马士兵与水手，将之在狂乱中群驱入海。罗马船只救起若干，但大部分——包括约士兵四百，水手更多——则遭溺毙。将军本人也不得不入船中避难，但该船复因荷载过重而沉，恺撒乃游泳至另一艘。损失惨重，但灯塔岛终于收复，堤防至第一洞口处亦掌握于恺撒手中。 小亚细亚援军抵达 援军终于抵达。抵达的是米特拉达悌六世一系的能将，帕加马的米特拉达悌（他自称是前者的私生子），率领一支混合部队——黎巴嫩王子的伊提利亚人，詹布利库斯的贝都因人，安提帕特领导下的犹太人，以及西里西亚与叙利亚的社团所提供的部队。米特拉达悌抵达当日，即幸运地占领了佩卢西翁，由此处，他循公路驱军孟斐斯，意在于尼罗河尚未成多歧分岔的三角洲之部位渡河。在这段行军过程中，他的部队不断受到栖居于这一带的犹太人的资助。 埃及人在小王托勒密的率领下（恺撒释放他，为图熄灭叛乱之火，但归徒然），派遣一支部队，意图在尼罗河彼岸阻挡米特拉达悌。在孟斐斯过去，两军在所谓的犹太营相遇。但受过罗马式战术训练的米特拉达悌却终在孟斐斯渡河。而恺撒，在得到援军抵达的消息后，用船将部分部队运至亚历山大西边的玛瑞湖之端，绕湖沿尼罗河逆向而上，跟沿尼罗河顺向而下的米特拉达悌会师。 尼罗河的战斗 会师未遭阻碍。恺撒于是追击撤退的埃及王入三角洲，虽然埃及前锋前有深运河，仍在初战之下即将之摧毁，立捣埃及军营。军营在尼罗河与沼泽之间的高地上，与尼罗河仅隔一小径，而沼泽则难以涉过。恺撒下令同时从前方与侧方——沿尼罗河小径——攻击，第三支部队则攀上营后高地不为人见处。结果全胜。军营被克，未倒于刀下的埃及人，在企图逃向尼罗河中的舰队时遭溺。在负载过众而沉没的船只之一中，那年轻的埃及王也葬身于他祖国的河水。 平复亚历山大 此战过后，恺撒立即一马当先，率其骑兵，由陆路直入被埃及人占领的首都区。敌人着丧服，持众神像接待，向他求和。原先留守的军团官兵见他胜利而回，狂喜无限。那胆敢阻挠世界之主的计划、并险于一发之差就把他毁灭的城市，现在交到他的手里了。但他却是一个真正的统治者，不会采取复仇的措施，以往日对待马西利亚人的方式对待亚历山大人。他向人民指着那因舰队焚烧而失去谷仓、举世著名的图书馆与其他重要公共建筑的城市，鼓励他们只当热心培育属乎和平的艺术，尽速治愈他们所带给他们自己的创伤。 其他方面，他使亚历山大的犹太人获得希腊居民所享受的权利；罗马占领军换防，原先服从埃及王（至少名分上如此）的罗马军由正式的卫戍部队替换，此卫戍部队由被围攻的两个军团主力，另加稍后由叙利亚调至的一个军团，而司令则由他亲自选任。他有意选择了一个名叫鲁菲欧的人，他是能干的战士，他的父亲是由奴隶得释的自由人，由于这个生身关系，他不可能辱没了恺撒对他的重托。克娄巴特拉和她的小弟弟得到罗马保护下的埃及王权。阿尔西诺伊公主遣往意大利，以免成为埃及人再度叛变的口实——埃及人以他们东方的惯性，忠心于王朝，但对国王个人却可漠然。塞浦路斯成为罗马行省西里西亚的一部分。 恺撒在亚历山大时罗马的情势 同罗马国内震惊世界的事件相比，亚历山大的变乱似乎微不足道，然而它的影响却相当大，因为它迫使恺撒延搁了他的本务，而从公元前48年10月至公元前47年3月，同犹太人与贝都因人并肩作战，驱散城市暴民。而这时的恺撒却已是一切，一切的事务都必须由他决定。个人统治实已开始。君主政体已临，但君主却未至，因此处处狂乱。就以这段时期而言，恺撒派和庞培派一样，群龙无首。处处事务均由干练的军官在决定，然而决定得最多的则是偶然。 反恺撒同盟在非洲重新集结 确实，由于自内战开始，立宪派即绝对统治埃及，此处的事态相当严重。直至法萨罗之战，朱巴王均系埃及“事实上”的统治者。他消灭了库里奥，他的飞骑兵与无数的弓箭手则系军队主力。庞培派任的总督扮演的角色是如此无足轻重，以致库里奥军被俘的罗马官兵也得交予朱巴王，坐视彼等遭诛或发遣内陆。 法萨罗之战以后，情势有所改变。除庞培以外，败部领袖没有一个想要逃往帕提亚。他们也很少思及以联合力量来制御海洋；马库斯·屋大维在伊利里亚水域孤立，没有长远的战绩。共和派与庞培派大量流向非洲，因为只有这里仍可能发动对谋位者的光荣合法战争。慢慢的，这里聚集了法萨罗之战的残部，底耳哈琴、科西拉与伯罗奔尼撒的卫戍部队，以及伊利里亚舰队的残余。第二总司令梅特鲁斯·西庇阿，庞培的两个儿子格奈乌斯和塞克斯图斯，共和派政治领袖马库斯·加图，干练的军官拉比努斯、阿夫拉涅乌斯、佩特列乌斯和屋大维也在此会合。 设若移民者的力量已经减少，则他们的狂热宁可说更为增加了。在休战的旗帜掩护下，他们继续谋杀俘虏，甚至恺撒的军官；不仅如此，那党派偏执与蛮性未改的朱巴王甚至发下圣旨，凡有同情敌人之可疑性的城池一律焚毁，居民老少不留——有些城镇真正毁于这狂妄的理论。事实上繁荣的省府乌提卡如果不是加图极力干预，也已遭同样命运，因这个城市自古以来即像迦太基一样，成为努米底亚王嫉妒的珠宝，何况该城的公民确实有偏袒恺撒一边的倾向。 由于恺撒及其副将没有一个有攻击埃及的任何动向，埃及与共和派的联盟乃有充足的时间在政治与军事上重加整备。首先，由庞培的死而留下的总司令空缺必须有人继任。在法萨罗之战以前一直在非洲担任此职的朱巴王并无意不接此位。事实上，他已不再自认是罗马的附庸，而是同盟，甚至是保护者，并自己铸造罗马银币，采用他的名号与设计。他甚至倡议他当是营中唯一穿紫袍的人，暗示罗马诸司令当放下他们的官式紫袍。要求继承这最高指挥权的还有梅待鲁斯·西庇阿，因为庞培曾把他视为同等地位——尽管庞培如此待他是因为他是庞培的岳父，而非因为他的军事能力。行省总督瓦罗——但这个总督是他自封的——也提出同样要求，因为战争将要在他统辖的行省进行。军队则希望原军事执政官马库斯·加图做他们的领袖。 显然军队是对的。对这个责任艰巨的职位而言，加图是唯一有必要的精力、献身的精神与权威的人。若说他不是军事人才，则至少他是能够听取理由，并能使部下行动的人，这比那能力可疑如瓦罗者，或已经确定无能如梅特鲁斯·西庇阿者好得太多。但决议竟然还是落在这个西庇阿身上，而使这个决议成为决议的正是加图本人。 他这样做并非由于他自觉不足以承担这个任务，也不是由于他的虚荣心觉得拒绝比接受更可满足，更不是由于他敬爱西庇阿——他一向就看不起这个人，这个人的做事没有章法是有目共睹的，而他之所以具有影响力，完全由于他是庞培的岳父。加图这样做，完完全全是由于他那顽固的法律形式主义；是由这种顽固，他宁可让共和国合法毁灭，也不愿意以不合规章的步骤将其挽救。在法萨罗之战以后，他在科西拉遇到马库斯·西塞罗，因而要把科西拉的军事指挥权交予后者——因为后者任西西里行政官，还依法具有将军地位。但这种谦让几乎把这个政治煽动家逼疯，让他一千次诅咒起他的军事桂冠了；而所有“不明事理”的人也同样吃惊得瞠目结舌。 现在，当更重要的事情临头，加图仍采用相同的原则。他衡量新的总司令之权宜问题，断定该由西庇阿充任。由于这个决议，他自己和瓦罗的候选权也就搁置。但也只有他在积极地向朱巴王做要求，使后者感到罗马贵族到他这里来不是来求告，不是向保护者求助，而是向属国下令，要他援助。从罗马在非洲的兵力看来，朱巴王不得不把他的条件做某种程度降低，不过软弱的西庇阿却同意朱巴王的军队由罗马国库支薪，而在胜利之后，非洲行省当让与朱巴王。 随着总司令的出现，“三百人”元老院也出现了。此元老院设于乌提卡，允许最富裕、最有名望的骑士阶级加入，以补充折损的名额。 主要由于加图的热烈推动，军事准备积极进行，凡能执兵器的男子，甚至由奴隶解放的自由民和利比亚人，都征入军团。许多人放下了农耕，大量农田无人照管，但征兵的结果自然声势浩大。重步兵十四军团，其中两个早先已由瓦罗征集，八个则由难民和本地人组成，四个为朱巴军，按罗马制配备组织。重骑兵除朱巴的罗马编制骑兵队外，尚有一千六百名，以拉比努斯带来的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为主，另夹杂其他人员。轻装部队则包括马上弓箭手，徒步弓箭手，难以数计的、无鞍或无缰的努米底亚人，除标枪以外，无其他武器。此外尚有朱巴的一百二十只象队和由普布利乌斯·瓦罗与马库斯·屋大维所统率的五百五十艘战舰。 金钱极为短缺，但元老院由于允许非洲的资本家充任元老，又在元老院自行募集款项，因而得有相当程度的弥补。谷物与其他供应品在适于防卫的要塞大量积存，不设防的城镇和仓库则一律尽可能清仓。恺撒的不在场，他的部队的情绪之缭乱，西班牙与意大利的不宁，都使人的精神日振，胜利的新希望逐渐取代了法萨罗之败的回忆。 恺撒在埃及损失的时间在这里造成的恶果最大。设若他在庞培死后立赴非洲，他发现的可能是薄弱的、杂乱的部队，而领导者又互相分裂。而现在，特别是在加图的努力之下，非洲的军队之庞大已类如法萨罗之战时所失者，各将领皆相当杰出，又在同一个监督者之下。 西班牙的动静 恺撒的非洲远征似乎噩运高照。即使在部队登船赴非之前，他就已为之在西班牙与意大利做了某种程度的部署工作，然而除了损失之外，这些工作并未造成任何成果。依照恺撒的部署，南西班牙省总督昆图斯·卡西乌斯·隆吉努斯须率四个军团渡海至非洲，同西毛里塔尼亚的博古德王会师，再共同向努米底亚与罗马的非洲行省进军。但拟定向非洲进军的部队却包括相当多的西班牙本地人和原先的两个庞培军团；庞培在该省仍深获军民的同情，而恺撒派的总督之专横又全不足以将彼等安抚。正式的变乱发生了，许多军队与城镇投入反总督的一方。那些起而反对恺撒副将的人即将公开树起庞培的旗帜。而庞培的长子格奈乌斯业已登陆西班牙，意在利用这个大好机会，而恺撒派一些最受尊重的人则于此时否定了总督的权柄；北省的总督亦及时驰往镇压。 格奈乌斯·庞培图在毛里塔尼亚建立根基，无效，但转往西班牙时则已太迟。恺撒于公元前47年秋派往西班牙以替换卡西乌斯的盖乌斯·特雷伯纽斯到达西班牙时，发现处处都是绝对服从的，但由于前任总督的错误，西班牙未能做出反对非洲共和势力的事来。不仅如此，那本可用来阻挠朱巴的博古德王却调往西班牙去。 坎帕尼亚的军事叛乱 更严重的骚乱还是来自驻守南意大利的部队。他们主要是恺撒的老战士，为恺撒在高卢、西班牙与色萨利建立王位的有功之士。但胜利并未能改善他们的精神，却由长期在南意大利休息而彻底散漫起来。恺撒对他们近乎超人的要求——这要求的可怕结果可以从他们人员的大量折损看出——连这些铁人也在心里留下了积怨，只待时间与休闲令其发酵。那唯一对他们有影响力的人现在不在就近，将近一年的时间几乎连他的消息都未曾听到了。他们的军官对士兵的惧怕甚于士兵对军官；这些曾经征服世界的战士的种种暴行与纪律的破坏，军官均只能装聋作哑。 现在，命令下达，要他们放下在坎帕尼亚放逸的生活，要他们登船赴西西里再度投入战场，而其艰苦必然不下于西班牙及色萨利之战。于是，那松弛过久而现在突然拉紧的缰绳一下子挣断了。士兵拒绝从命，除非先将许诺的犒赏交给他们；他们卑视并拒绝恺撒派来的军官，甚至向他们丢石头。为了熄灭这将要爆发的叛乱，军官们答应增加犒赏，但这种允诺不但无用，而且成群的士兵集体出发，要去见首都的将军，讨取犒赏。几个意图阻止的军官因以被杀。 情势危急。恺撒令留守城中的少数士兵仍据各城门，以免很可能发生的掠夺，然后他突然出现在愤怒的兵群中，问他们想要什么。“遣散！”他们叫道。立刻，他们的要求就获得允许。恺撒接着说，关于他许诺的胜利后犒赏，以及他虽未宣布但实已决定的土地配给，他们可以在他和其他战士得胜之日立刻向他申请。但胜利的本身他们却无份，因为他们在胜利之前即已遣散。 叛变者未料事情有这样的转机。他们原以为自己是非洲之役必不可缺的精英，他们之要求遣散，只为的是得到拒绝，再以此增加自己的身价。现在，他们竟然不是不可或缺的了，因之信心大为动摇；现在他们尴尬得不知如何把谈判拉回他们意图中的渠道；他们忘记了对恺撒的效忠，而恺撒竟然仍忠守他的诺言，令他们深感惭愧，更且，他现在不但没有收回以前的承诺，更把承诺加添；而当他们的同志得胜之时，他们却只能作为旁观的“老百姓”，此情何堪！因为这一棒把他们往日辉煌的战士自尊心全部摧毁；除却这种种冲击之外，还有更不可抗御的一种力量，那就是将军本身的在场，那种感动是无法说明的——士兵们默然而立，不知所措，终至于齐声哭喊，要求允许他们再度成为恺撒的战士。恺撒待他们的恳求达于顶峰的时候，答应了他们，但兵变头目的胜利犒赏则被减去三分之一。历史上从未见过更大的心理杰作，也没有见过更完全的成功。 恺撒出兵非洲　茹斯比那的冲突 这次的兵变损及非洲之役，至少将此役的开始拖延了相当长的时间。当恺撒到达登船港口利利俾的时候，议定前往非洲的十个军团准备工作尚差甚远，而有战斗经验的部队则落在最后。当恺撒率军出海的时候，只有六个军团（五个为新兵）及必要装备和船只。 敌军舰队泊在迦太基湾前的一个海岛的岸边，因秋季大风而无法出击恺撒船队，但这场风暴也吹散了恺撒的舰队；当他乘机于哈德卢密塔姆（苏萨）附近登陆时，能够随之登陆的只有三千人——大部分为新兵——及骑兵一百五十人。他想攻取哈德卢密塔姆，却因守军甚强而不克，但他取得了两个相邻的海港，茹斯比那（苏萨附近的莫纳斯提尔）和小雷普帝斯。在这里他扎营，但他的处境是如此不安全，以致他让骑兵留在船上，船只则供足水源，随时准备出航，以便遭受优势敌军攻击时立即登船。然而，正在这时被风驱散的船只已循路抵达。 庞培部队的活动使恺撒部队严重缺粮，因而第二天恺撒便率三个军团向内地探险。但在茹斯比那不远处就遭拉比努斯的部队攻击——他们的目的是将恺撒逐离岸边。拉比努斯只有骑兵与弓箭手，恺撒则几乎只有步兵，因之后者未久即受包围，暴露于敌人的箭矢之下，而不能有效反击。无疑，全线的调动再度松缓了两翼的压力，而勇猛的攻击也挽救了军人的荣誉。但撤退是不可免的，而设若茹斯比那不这般接近，摩尔人的标枪可能又会造成帕提亚人的弓箭在卡雷所造成的惨烈战史。 恺撒在茹斯比那的态势 这新的战术令人心寒，恺撒看出未来战争的艰困，不再让他未经历练的部队冒生死之险，只待老兵抵达。休战时间则用以准备长程武器，以对付敌人。他把船员配备为轻骑兵与弓箭手，所以效果不佳。但他却将阿特拉斯山向撒哈拉方向南走的山坡中的盖图利各游牧部族发动起来，使他们反对朱巴王。马略与苏拉时期的攻击甚至深及这些部族，他们深恨庞培，因为庞培使他们成为努米底亚人的属民；他们倾向恺撒，因为恺撒是马略的继承人，而朱古达之役他们仍记忆犹新。毛里塔尼亚二王丹吉尔的博古德与依尔的博胡斯，是朱巴的自然敌人，在某种程度上也久来是恺撒的同盟。此外，在朱巴国土与博胡斯国土之邻接区，还有喀提林派的最后一人在延荡，此乃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十八年前，他从一个破产的意大利商人变作毛里塔尼亚的强盗头子，自此以后，在利比亚人的斗争中即取得声望与党徒。博胡斯与西提乌斯合攻努米底亚，占据其重镇锡尔塔，他们的攻击，再加上盖图利人的，乃迫使朱巴王不得不将部分兵力调至南方与西方边区。 但恺撒的处境仍十分不佳。他的部队挤在一块六方英里大的地方，舰队虽然可运谷物，马匹的饲料却极感缺乏，其情况与庞培在底耳哈琴一般。不论恺撒如何努力，敌人的骑兵仍旧处于绝对优势，以致即使他的老兵也无法攻入内陆。如果梅特鲁斯·西庇阿放弃沿海诸城，也许他可以歼灭恺撒，如帕提亚人歼灭克拉苏、朱巴歼灭库里奥一般，至少他也可以把战争无限拖延下去。从各方面考虑都应采取这种计划。即使是加图——尽管他不是战略家——都劝他采用，同时自愿率领一支部队至意大利，召集共和派武装，而在那彻底的混乱状态下，此举很可能成功。但加图只能劝告，而总司令西庇阿则决定战争应沿海岸进行。 这个决定之所以错误，不仅因为他们放弃了注定成功的战略，也因为他们使自己的军民处于危险的心境。严厉无情的征兵，供需品的搜刮，小城镇的破灭，以及为已败的同盟做无谓的牺牲之感，使当地民众怀恨共和派；而凡是对共和派不积极支持的社团所遭受的恐怖报复，使人民恨意更为加强。但西庇阿顽固坚持他的愚行。他将全部大军从乌提卡开向茹斯比那与小雷普帝斯，在北方的哈德卢密塔姆和南方的塔普苏斯置下重兵。这时朱巴也已率领防守边区以外的大军到达茹斯比那之前，西庇阿乃连同朱巴不断向敌人挑战。 然而恺撒却决心等待他的老兵批批到达，西庇阿与朱巴逐渐失去了他们对对阵战的愿望，恺撒则不能逼他们对阵，因为他的轻骑兵远逊于敌人。几乎两个月的时间就在茹斯比那与塔普苏斯附近的外围战中过去，时间主要用于设置岗哨，发掘村中常有的隐蔽仓库。恺撒由于被敌人的骑兵所追，只得经常占据高地，又必须用壕沟来掩护他的侧翼，因此，在这艰困而拖延的战事中已日渐使他的士兵习于这新的战斗方式。他细心地训练他的士兵，常常是亲自训练；他的敌人甚至朋友都几乎难以在这细心的战术家身上看出那光辉夺目的将军来了；他们几乎被他那不急不迫的拖延弄得糊涂起来。 塔普苏斯之战 终于，在最后的增援部队抵达后，恺撒向塔普苏斯横向移动。西庇阿在该镇设置重兵，因此给恺撒一个易于着力的攻击点，这是他的第一个大错；接着，他犯了另一个同样严重的错误，意图援救塔普苏斯，因此提供了地面战的机会，而此种战斗则是以步兵为决定力。西庇阿与朱巴的军团当即在海边恺撒的军营对面出现了，他们的前方部队已备战就绪，而后方则在挖沟筑营，而同时，塔普苏斯的守备部队则准备突围。 恺撒营区的守备部队足以对抗后者。他的老军团从敌方的紊乱正确判断出备战未妥，乃迫令本军号手在敌军仍在挖沟之际而将军尚未下令之前鸣号进攻。恺撒看到他的部下不待他的命令即已进攻，乃策马奔至军前，在他的率领下全线进攻。在各部之前的左翼，投弹射箭，使对方的象队（这是大战中最后一次出现象队）惊奔，因之在敌军本阵中狂冲。象队的掩护部队倒于刀下，敌方左翼破阵，全线随之溃散。由于新的军营尚未就绪，旧的军营又相当遥远，故溃败十分惨重。而新旧二营均在几无抵抗的情形下被恺撒军占领。 败军丢下武器，乞求宽恕，但恺撒的战士此时已不再像莱里达之战那般随时准备罢手，也不像法萨罗之战一样光荣地饶恕无自卫能力的敌人。内战的习惯与兵变的积怨在塔普苏斯恐怖地表露无遗。若说他们奋战的那怪兽总是不停地生出新头，若说恺撒军从意大利赶往西班牙，又赶往马其顿，再赶往非洲，若说那长期渴望的体息永未到来，则恺撒的士兵很有理由归罪于恺撒不合时宜的仁慈。现在，他们发誓要弥补将军的疏忽；缴械的公民同胞的哀求，恺撒与军官的命令，他们都不予理会了。五万尸体遍陈塔普苏斯战场——包括几名私下反对新君主制的恺撒军官，被他们自己的部下砍倒——可以看出战士们如何求取休息。公元前46年4月6日之战，胜方阵亡者不超过五十人。 加图在乌提卡　加图之死 塔普苏斯之战完全终止了非洲战争，像一年前的法萨罗之战结束了东方战争一样。身为乌提卡司令的加图召开元老会议，直陈事实，要与会者决议是投降或者卫战至最后一人，但必须共同决议，共同行动。卫战之议有数人支持，建议解放所有能执兵器的奴隶。但加图以其为对私人财产的非法侵害而不予接受，而提议当由奴隶主以爱国热情自动奉献。但这一阵果决的热潮随即过去，而大部由非洲商人组成的元老院乃同意投降。当浮士德·苏拉与鲁西乌斯·阿夫拉涅乌斯带着一支强大的骑兵从战场到达乌提卡时，加图仍图以兵力守城。但彼等要求将不可信赖的乌提卡公民扫灭时，加图愤怒地拒斥，他宁可让最后的要塞无守备地落于敌手，亦不愿用这样的大屠杀来污染共和派的临终时刻。 他以他的权威与大度压住了士兵对不幸的乌提卡人的愤恨，他以感人的关怀设法使那些不敢相信恺撒之宽赦的人逃亡，又使那些愿意留下的人以尽可能可以忍受的条件留了下来；现在，他知道他再也不能对任何人有所帮助了；于是，他退入他的卧室，俯剑自杀。 共和派首脑被处死 逃遁的首脑人物少有脱身的。从塔普苏斯逃出的骑兵遇到西提乌斯的队伍，有些遭歼，有些被俘。队长阿夫拉涅乌斯与浮士德交予恺撒，当他不肯下令立即处死彼等之际，一阵骚动产生，恺撒的老兵自动将彼等就地砍倒。梅特鲁斯·西庇阿带领败部舰队，却落入西提乌斯的巡逻舰之手，在将遭逮捕之际，自戕而死。朱巴王早已料到或有这种结局，因此在扎马市场大堆木柴，准备将他本人、他的财宝和全城人民的尸体共付一炬。可是城民并不想只做他火葬的装饰品，在他跟马库斯·佩特列乌斯出现在城前时，将城门关起。 朱巴王乃是那种在恣肆的享乐中变得狂野了的人，即使是死亡，也要撑出一番狂欢来才得罢休。于是，他率领他的从属到他的一座乡村别墅，在那里大张宴席之后，向佩特列乌斯挑战单独决斗，要后者战至把他杀死为止。但那喀提林的征服者本人却死在朱巴王狂飙的刀下，而朱巴王乃令奴隶将自己刺死。知名之士逃脱者甚少；其中有拉比努斯与塞克斯图斯·庞培，他们随在后者的兄长之后，至西班牙，如往日的塞多留，成为那半征服的山区与海边强盗。 整顿非洲 恺撒整顿非洲未遭抵抗。按照库里奥早先提议的方案，将马欣尼撒王国分割，东边大部分跟博胡斯王国合并，那忠诚的博古德则得到丰厚的犒赏。锡尔塔与其周围地区，原先在朱巴王主宰下由马欣尼撒王及其子阿拉比昂统辖，现在则让予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以便他可以把他的半为罗马人的盗帮安置于此。但这一区以及朱巴王国最广大最肥沃的土地则与原非洲行省合并为“新非洲省”。如此，罗马帝国负起了保卫该地的责任，以对抗沙漠中游掠的部族，而不像共和国时一般将它交托在附庸的国王手上。 君主制的胜利 庞培与共和派反君主制的战争至此告终，历时四年，而新君主获得全胜。无疑，君主体制可以从庞培与恺撒联合执政，推翻往日的贵族体制之时算起。然而，只有在公元前48年8月9日的法萨罗与公元前46年4月6日的塔普苏斯两场血的洗礼后，才使绝对统治如此异于联合统治，那新君主才取得了认可与地位。谋位者与共和派阴谋仍可挑起新的骚动，甚至新的革命与复辟。但五百年的共和体制的连续性却被打断了，而君主制在罗马帝国全境都已确立了合法地位。 共和国的终结 马库斯·加图在乌提卡的俯剑自杀宣布了立宪派奋斗的告终。许多年来，他是合法共和国最热烈的保卫者，在早已放弃任何希望之后，仍然坚持下去。而现在，那奋斗的本身已变得不可能了。那鲁西乌斯·布鲁图斯所缔造的共和国已死，永不可能复活；现在，共和派在世界上还有何事可做呢？当宝藏已遭取走，卫兵可以免去；如果他们辞离岗位，有谁可以责备他们？加图的死，比他的生更为高贵，更有裁判性。 加图绝不能说是伟人。他短视，偏执，啰嗦，枯燥，代表了缺乏反省的共和主义者之典型，然而，他仍是唯一高贵而勇敢的为那伟大体制卓绝奋斗至最后的一人。正因为最狡猾的谎言会在最单纯的事实前无地自容，正因为人性的尊严与光荣不在精明而在诚实，加图乃比许多远较聪明的人更具有历史地位。他之为呆子，正提升了他的死的悲剧意义；真的，正因为唐吉诃德是呆子，他才是悲剧角色。而在这广袤的戏台上，固然有那么多伟大和聪明的人物上上下下，却注定要由呆子做谢幕词，这乃是令人深动于心之事。 他并未徒然而死。最后一个共和派的离去和第一个君主的来临这强烈的对比，乃是共和制对君主制的绝然抗议，它剥除了恺撒的君主制中一切所谓的立宪性，暴露了各派协调的口号之虚伪，揭示了其幕后的专制面目。共和派的鬼魂，从卡西乌斯、布鲁图斯到塞拉西与塔西陀，历代都对君主制做着不懈的战斗与指控，这些，乃是临终的加图给予他的敌人的遗赠。 共和派从加图取得其整体态度的特质——庄重，修辞的高超，过度的僵化，无望，忠诚以至于死。因此，这个在生时常被当做笑柄的人，死后很快就被当做圣人来敬拜了，但最大的尊敬却是来自恺撒不自觉的重视；因为恺撒对他的敌人一向仁慈宽厚，因此也就是从没有把他们当做一回事；可是对于加图他则一反常规，即在加图死后仍恨怒未消——这正是实际的政治家遭到对方原则性的反对时所惯有的反应，因为那原则性的反对使他们不但觉得不实际，而且危险。
[1]　Hellespont，即达达尼尔海峡。 [2]　Pharos，原意即为“灯塔”。 第十四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一） 恺撒的秉赋 当一连串的重大胜利以塔普苏斯之战将决定世界未来之权交予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的时候，他行年五十六岁（他可能生于公元前102年7月12日）；现在，他是罗马的新君主，整个希腊—罗马文明的第一个统治者。生命力受到如此彻底考验的，历史少见；他乃是罗马的不世出天才，也是古代世界最后一个成果；也正因此，古代世界遵循他设计的道路，直至日落西山。恺撒出身于拉丁姆最古老的贵族家庭之一，其血缘可以上溯至伊利亚特时代的英雄与罗马古王；他幼年与青年的岁月像当时的贵族典型一般度过；他尝过了当时时尚生活的苦杯与甜汁，遭受过喝彩与诋毁，闲来无事也赋过新词，在种种女人的怀里打过滚，学过种种纨绔子梳理头发的花样，更精于永远借钱而永不还钱的妙法。 但这种韧钢的天性是连这类的放诞生活也不能损坏的；恺撒身体既未耗损，心灵的弹性也保持着良好的状态。在剑术与骑术上，他可以跟他最好的战士相比，而他的游泳术更在亚历山大救了他的性命。他的行军速度之快——为了争取时间，常常夜间行动，这跟庞培游行式的缓慢正成对比——令当代人非常吃惊，而在他得以成功的因素中，这算不得是最小的。 他的心像他的身体一样灵活而强韧。他对一切事务的安排，包括有些他自己未能见到的处境，都既准确又落实。他的记忆力是无匹的，他又可以同时处理好几件事而能同样镇定。虽然他是绅士，是天才，是君主，但他仍然有人心。终其一生，他对他母亲奥丽莉娅都怀着最纯的敬爱（其父早逝）。对他的妻子们，尤其他的女儿朱莉亚，他怀着令人生敬的挚爱，这种情感甚至对政治都不无影响。对他同代最有能力、最杰出的一些人，不论地位高低，他都维持着温切而忠诚的关系，各随其类。对他的党徒，他从不会像庞培那样可以无情地弃之不顾。不论际遇好坏，对朋友都坚定不移，其中有一些，甚至在他死后仍然证言他们对他的深厚情感。 在这样一个和谐的性情中若说尚有某种成分特别突出，那便是他鄙弃一切理论和空想。恺撒当然是热情的人，因为没有热情便没有天才；但他的热情从没有强到他不能控制的程度。歌，爱情，酒，在他年轻的岁月曾经占据他的心灵，但这些没有穿入他性格的核心。有很长一段时期他热切地投身于文学；但他又和亚历山大不同；亚历山大因想到荷马笔下的阿基里斯而夜不成眠，恺撒无眠的时辰则用于玩味拉丁文的名词与动词。他像当时的每个人一样写诗，但他的诗不佳。另一方面，他却感兴趣于天文与自然科学。酒是亚历山大终身不能摆脱的毁灭者，但那有节制的罗马人却在狂欢的年轻岁月过去之后就完全避开了它。 像所有年轻时感受过女人之爱的炫目灿烂的人一样，爱情的晕光一直在他周围摇曳。即使在他四五十岁以后，他仍有过若干恋情，仍然保持着若干浮华的外观——或正确些说，他的男性美的一种讨人喜欢的意识。他非常在乎他的秃头，在公共场合出现时，小心地用桂冠掩遮；如果青春的卷发可以用胜利换取，无疑他会用他的若干胜利交换。但他同女子的交往无论给他何等甜美的感觉，他都不允许她们对他有左右的影响。即使他与克娄巴特拉甚遭指责的关系，也不过是为了掩藏政治上的一个弱点。 恺撒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不论他做什么，都充盈了他冷静的明智，也被他冷静的明智所引导；而这种明智则正是他的天才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由于这个特点，他热烈的生活于此时此刻，不被回忆与期望所扰；就是由于这个特点，任何时刻他都可以以全副活力投入行动，可以将他的天才投注于最细小的工作；就是由于这个特点，他具有那多方面的能力，使他能够领会人的领会力所能领会的，掌握意志所能掌握的；就是由于这个特点，他才有那种镇定从容，用这种从容，他口述他的著作，计划他的战役；就是由于这个特点，他才有那“惊人的明静”，不论顺逆；就是由于这个特点，他才有那完全的独立，不受宠臣、情人甚至朋友的影响。 由于这种明澈的判断，对于命运与人力，恺撒从未产生过幻象，朋友工作的失当，他也可看得清清楚楚；他的计划都订得明确，一切的可能性都经考虑，但他却从未忘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时他会玩起那般冒险的游戏，理由在此，他曾再再冒性命之险，而漠然于生死。正如最明智的人会做最任性的事一般，恺撒的理性主义有某些地方跟神秘主义相通。 作为政治家的恺撒 这些秉赋必然会缔造出政治家。因之，恺撒从早年开始从最真实的意义上而言就是政治家，怀抱着人所能怀抱的最高目标——使自己那深深腐败了的国家，以及跟他自己的国家相关的那更为腐败的希腊民族，在政治上、军事上与道德上新生。三十年战争的艰苦经验使他对于手段的看法有所改变，但在目的上，却不论处于无望时候，或权力无限之际，都未曾稍变，作为煽动家、阴谋家时如此，走在黑暗小径时如此，在联合执政时以及专制君主时，仍然如此。 恺撒所推动的长期计划，即使在极为不同的时间零碎实施的，都是他那伟大建筑的一部分。因此，他没有什么单项的成就，因为他的成就没有单项的。作为一个作者，他文体的单纯优美是无法模仿的；作为一个将军，他不把习规与传统放在眼里，他总是以他特殊的鉴别力鉴别出得以征服敌人的方法，而此方法因以是正确的；他能够以先知的确定性找到达到每件事情之目的的正确方法；在战败之后，他仍像奥兰治的威廉屹立不摇，而不变的以胜利结束战役；他以无匹的完美迅速调动大军——正是这个因素使军事天才有别于普通能力——而他的胜利不是来自军力的庞大，而是来自行动的神速，不是来自长久的准备，而是来自快速与大胆的行动，即使在配备不足的情况下亦然。 但就恺撒而言，所有这些都仅属次要。无疑他是个大演说家，大作家，大将军，但他之所以如此，只因为他是绝顶的政治家。他的军人身份完全是附属的，而他跟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拿破仑的主要不同之一，便在于他不是以军人为他事业的开始，而是以政治家。起初他本想像伯里克利和盖乌斯·格拉古一样，不用武力而达目的，而十八年的时间，他身为人民派的领袖，都限制自己只用政治计划与谋略。可是在四十岁的时候，他很不情愿地承认，军事的支持是必须的，于是他成为军队的首领。 因此，日后他主要仍是政治家而非军人，无宁是自然之事；这一点，克伦威尔有些与之相近，后者由反对派领袖变为军事首领与民主王；一般说来，这个清教徒虽然跟那放荡的罗马人极少相似之处，但在其发展过程、其目标、其成就上来说，却是近代政治家中与恺撒最为接近的。即使在恺撒的战争中，这种即兴式的将军作风也是明显的。正如拿破仑的埃及与英格兰战争展示着炮兵中尉的气质，恺撒的战争则展示着煽动家的特点。有好几次——最显然的是伊庇鲁斯的登陆——恺撒都疏于军事的考虑，而一个彻底的将军本是不应有这种疏忽的。因此，他的几次行动从军事观点言当受责备；但将军所失者，却由政治家获得。 政治家的任务正像恺撒的天才一样广泛。他从事种种事务，但没有一样不跟他那伟大的目标合为一体的；这个目标他始终坚守如一，而从未对这伟大行动的任何一面有所偏废。他是一个战术大师，但他却竭尽一切力量以阻止内战，当他无法阻止时，则尽量避免洒血。虽然他是军事君主国的创建者，却有效地阻止了元帅的继承体制或军事政府。若说他对国家的服务业有任何偏好，那是科学与和平的艺术，而非有助于战争者。 作为政治家，他行动最特殊的一点是他完美的和谐。事实上，政治家——这人类行为中最困难的一种——的一切条件都结合于恺撒一身。在他来说，除了生活于现在，并合于理性法则以外，在政治上没有有价值之物——正如在文法上他不顾及历史的与考据的研究，除了活生生的用语及对称律之外，他不把任何其他要求放在眼中。他是天生的统治者，他统治人心，像风驱使云彩一样，他可以驱使种种不同的人为他服务——一般的公民，粗率的下级军官，温柔的罗马主妇，埃及与毛里塔尼亚的优美公主，意兴风发的骑兵军官与锱铢必较的银行家。 他的组织才能十分惊人。没有一个政治家，一个将军，像他这样把如此纷纭如此本不相容的分子聚合在一起，成为盟邦，成为军队，并这般牢固地结合在一起。没有一个摄政者像他这样，对他的追随者做如此明确的判断，并各自给予适得其所的职位。 他是一个君主，但从没有装作国王。即便当他身为罗马绝对主人的时期，他举止也只不过如党派领袖，圆通平易，和蔼近人，除了在同侪中居于首位外，似乎没有其他愿望。许多人都曾把军事指挥官的调调带到政治上，恺撒却从未犯过这样的错误。不论他同元老院的关系变得何等不如意，他从没有蛮横逞凶过。恺撒是君主，却从未被暴君的眩晕攫住。在世界的伟人中，他或许是唯一在大事小事上从不以冲动与任性行事的；他总是依照他身为统治者的义务而行，回顾一生事迹，他固然可因一些错误的判断而悲伤，却从未因冲动而失足。恺撒，一生从未做过那近乎精神错乱下所行的过度之事，如亚历山大杀克雷托斯、焚毁波斯波利斯之举。 总而言之，他可能是伟人中的唯一一个，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政治家的特殊分辨力，分别出何者可能，何者不可能，在成功的极峰上，仍能识别出这成功的自然界限。凡是可能的，他便去做，决不为虽然最好却不可能的事而忽视次好而可能的事。凡不可救药的恶事，他从不拒绝提供减轻之法。当他识别出命运在说话时，他又总是服从。亚历山大在希帕尼斯河、拿破仑在莫斯科的撤退，都是不得不退，他们愤怒于命运，因对其宠儿只给予有限的成功，但恺撒在泰晤士河与莱茵河却自动撤退；甚至在多瑙河与幼发拉底河，他想做的并不是世界的征服，而只是可行的边界整顿。 这便是这个出众的人，这样容易又这样难于形容的人。他整个天性就是一团明澈，而关于他的传说多过古代任何类似人物。我们对这样一个人物的看法固可有深浅之别，但不可能有真正的不同。无论有无识人能力的人都会感到这伟大的人物展示着一种特质，但这种特质却又没有一个人能在生活中实现。其秘密在于它的完美。不论就一个人或历史人物而言，恺撒都是许多相对的特质汇合而又得以平衡的人物。他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同时又有至为透澈的判断力；不再年轻，但又尚未年老；有至高的意志力，又有至高的执行能力；充满了共和的理想，同时又是天生的王者；在天性的至深处就是罗马人，但在他自身之内以及外在的世界中又应合时代的潮流而将罗马与希腊文化融合为一——恺撒是个完全的人。 也因此，他缺少任何其他历史人物所具有的所谓特点，而特点事实上则是人的自然发展之离差。初看之下的恺撒特点，细察之下不是他个人的，而是他那时代的。譬如，他年轻时的浪漫行为，乃是他那个时代地位相似而较有秉赋的人所共有的行为；他的缺乏诗才而具有强烈的推理能力，也是罗马人的通性。恺撒另一个人性的地方是他完全被时地的考虑所控制；因为人性没有抽象的，而活着的人必得在某一民族性及文化中占据一个位置。恺撒之所以为完人，正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把自己置于时间之流中，也因为他比任何人更是罗马民族诸基本特性的缩影——作为一个公民，非常讲求实际。他的希腊文化教养乃是早就跟意大利民族性融合为一的希腊文化教养。 要把恺撒活生生地描绘出来，困难或许正在这里。除了至高的美以外，画家可以画出任何东西。史学家也是一样，当他在千年之中遇见了一个完人之际，他只能沉默。因为“正常”固然可以描绘，却只能述作没有缺点。大自然的秘密——将正常与个性结合于至为完美的作品中——乃是无法表述的。我们只能说，亲见这种完人的，是有幸者，因为从其中可以见出自然的伟大。 不错，这跟时间也有关系。这位罗马英雄站在年轻的希腊英雄亚历山大一旁，不是平等，而是高于，但同时，世界却已衰老。恺撒的路途已不再是向无限遥远的目标前进的欢欣过程。他的世界是建立在废墟上的，用的是废墟的材料，他满足于历史为他所设的丰富而又有限的界限，尽量安全地在此范围扎紧脚跟。因此，后代的梦想者跃过了那没有诗意的罗马英雄，而将诗的金光与传说的彩虹佩在亚历山大身上。但两千年来列国的政治生活却莫不追踪恺撒所划下的路线；许多民族仍以恺撒之名称他们的最高君王，乃是深具意义而又当深以为耻的事。 旧怨放置一旁 事物古老而彻底败坏的情况若想清除，共和国若想新生，国家必须先得和平，内战的残渣必须扫除。在这个工作上，恺撒采取的是协调现存党派的原则——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因为在不可协调的对立者存在之处，我们便不能说有真正的协调），原先贵族与人民互相争斗的竞技场，两边均放弃之，而在一个新的场合相见，这即是君主制度。 因此，共和派的旧有争执视为永远过去。苏拉的雕像在法萨罗之战的消息抵达之后被拉倒，恺撒则下令将之重新立起，其意义是表示只有历史才能批判这样一个大人物；但同时，他却取消了苏拉例外法的最后一条，将辛纳动乱与塞多留动乱中被放逐的人召回，使被放逐者之子女有公职候选人之资格。此次内战中失去元老院席位者，或因政治关系，或因弹劾而失去公民权者，尤其是由公元前52年之例外法而遭弹劾者，一律复位或复权。只有谋财害命者仍剥夺公权；在元老院派中唯一未受此次大赦之宽免的则只有米罗一人，因为他是此派最妄胆的分子。 人民派的不满 处理过去的问题固然不易，解决现存的党派问题更属困难；这现存的党派便是恺撒的拥护者与已遭推翻的贵族。很可以了解，恺撒获胜之后的作为，以及他要求大家放弃以往的政治斗争的谕令，使他的拥护者感到极大的不满，其程度更甚于贵族。恺撒当然希望获得盖乌斯·格拉古所曾经筹思过的结果，但他的从众的目标却已不再是格拉古的从众那时的目标了。罗马的人民党已渐渐从改革被逐向革命，从革命被逐向无政府，从无政府被逐向反财产的战争。他们私下里想望恐怖统治，现在竟像以前对格拉古的坟墓一样，对喀提林的坟墓献花圈花束了。他们原先之所以投在恺撒的旗帜下，是因为他们盼望恺撒能在喀提林失败之处得胜。 但他们迅即明白，恺撒无意追随喀提林的路线，而债务人顶多可以期望还债略轻，程序略变；于是愤怒的党徒们便大声质问了：人民党是为什么人而战胜的？这些乌合之众由于狂欢的愿望未逞，始则与庞培派勾结，终则于恺撒不在时（公元前48年1月至公元前47年秋），煽动内战之中的内战。 凯利乌斯和米罗 军事执政官马库斯·凯利乌斯·鲁弗斯是个好贵族，坏还债者，有点才分与教养；由于演说流畅激烈，是广场中恺撒最热烈的竞争者之一。他自动提议一条法规，要使债务人得六年免息的喘息机会。这个提议遭到反对，于是他又提议另一条法规，要取消所有因贷款与房租而得的权益；恺撒派的元老院乃把他去职。 在法萨罗之战的前夕，庞培派似乎有得势的倾向。鲁弗斯跟米罗——这个为贵族而战的街头老战士——取得联系，谋划反革命，其口号为共和政体，取消债权，解放奴隶。米罗离开他在马西利亚的放逐地，在图里地区召庞培派与奴隶牧人武装，鲁弗斯则筹划由武装奴隶攫取卡普亚城。但后者在执行时即被察觉，遭卡普亚民兵所挫。昆图斯·佩狄尤斯率领一个军团进入图里区域，击溃聚集于该地的一帮，以两个头目的遭戮而告终这次骚动。 多拉贝拉 然而，第二年（公元前47年），第二个呆子，护民官普布利乌斯·多拉贝拉再度提议设立有关债权与房租法；这个人，和他的先驱同样无力还债，在才分上却远为逊色。他联络他的同事鲁西乌斯·特雷比留斯，共谋煽动。街头暴动与严重的打斗发生，直至意大利指挥官马库斯·安东尼乌斯下令军队干涉；而恺撒的及早从东方返回，也使这件乖戾的事件终止。对于这类没有大脑的计划，恺撒根本不当一回事，以致不久又对多拉贝拉宠惠有加。对于这样的乌合之众，由于其本身并非政治活动，而只是为财起意的匪盗行为，一个强大的政府就足以使它们平息；而对于当日这种共产主义，恺撒绝不会大惊小怪，绝不会为了他自己的君主制度向他们讨好。 反庞培和共和派的举措 恺撒固可任人民派继续崩裂，贵族派却保有更大的活力。对于这一派，恺撒的目标不在使其解体——这是只有时间才足以做到的——而是铺设一条道路，将压制与调和做良好的调协。他采取的措施有大有小；在小措施中，出于他自然的正确感，尽量避免用空洞的嘲讽来激怒业已垮台的这一派。他并不为征服了自己的同胞而庆功，他常常提到庞培，而每次都带着敬意；在元老院复位之后，他下令把庞培被推倒的像重竖起来。 对政治迫害，恺撒立下的界限尽可能狭窄。对于表面上的恺撒派私下与立宪派的勾通，没有做任何察询。从法萨罗与塔普苏斯敌人司令部取得的文件，恺撒看都未看，就亲自丢入火中，因之使他自己及他的国家免除了对可疑人物的政治审讯。再者，凡是跟随罗马军官或行省军官而对抗恺撒的普通士兵，一律无罪，只有在朱巴王麾下服役的罗马人除外；这些人财产充公，以作叛国罪之惩罚。 即使对败部的军官，直至公元前49年西班牙之战，恺撒也给予无限制的原谅；但后来他察觉到他做得过分了，首脑人物的去除至少是不可避的。因此他下令，凡是在敌军服役的军官，或在莱里达之役以后而在反对派元老院中保持席位的，剥夺其财产权与政治权，终生放逐于意大利之外。如果内战未终而死，则其财产充公。但那些原先已得恺撒原谅而后又投入敌阵者，则剥夺其生存权。 这些规定，在实行上却经过很大的修改。重投敌阵者很多，但真正执行死刑者却甚少。在财产的充公上，不仅所有债务先予还清，寡妇原先带来的嫁妆归还，而且有部分产业还留给死者的子女。更且，有许多本当放逐、财产充公的人都完全获赦，或罚金了之，如在乌提卡被迫加入元老院的非洲资本家们。其他的人，只要他们向恺撒申请，身体与财产几乎均可重获自由。事实上，几个拒绝申请的，如原执政官马库斯·马塞卢斯，都自动给予赦免；公元前44年，大赦令颁布，把所有罪状仍未撤消的也一律赦免。 大赦 共和派得到宽谅，但并没有跟恺撒和好。对于新秩序的不满，对于统治者的愤恨，普遍存在。做公开的政治抵抗已无机会；但有些人称恺撒为王，则遭到护民官的干预，而这样的护民官则被共和派奉之为殉国者。共和派在内在的反对、秘密煽动与阴谋上，态度断然。当“国王”出场的时候，群众里没有一个人动一动。到处是招贴和讽刺诗，以刻毒与讨好群众的方式攻击新君主制度。当某个喜剧演员在台上演出讽刺新君主的戏时，喝彩如雷。反对派的小册子中，对加图的推崇成为时髦题材，而由于文学不再自由，他们的作品更受读者的欢迎。 不错，恺撒这时甚至站在共和派的领域上与他们作战。他和他的干练心腹们，用反加图的文章来回报加图派的文章，于是共和派与恺撒派围绕着死于乌提卡的英雄缠战，像特洛伊人与希腊人围绕特洛伊人帕特洛克罗斯[1]的尸体而战一样。但恺撒派在这种战争中当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作为裁判的群众是站在共和派一边的。除了威胁作者以外，别无他法。因此，著名而有危险性的文人，如普布利乌斯·尼吉底乌斯·菲古卢斯和奥鲁斯·席西纳，要想获允返回意大利，就比其他放逐者更难；而在意大利的反对派作家则受到检查，而惩罚则完全由检方随意而定，因而感到的约束特别恼人。 对于新的君主政体的暗地反对还可以以其他方式进行。谋位者和共和派的叛变在全帝国各处不断蠢动；内战的火焰一时由庞培派燃起，一时由共和派燃起；而在首都，则刺杀新君的阴谋比比皆是。但这些阴谋甚至不曾使恺撒在身边设置长期卫士，往往只贴告示公布这些阴谋就算了。 恺撒对反对者的宽宥 恺撒对其自身的安全不论何等不放在心上，他却无法不看出这普遍的不满所寓含的危险。然而，虽经友人一再劝告，虽然他自己明知反对者的无可扭转，他的活力与从容自持仍是极为惊人，而反对者的绝大多败仍旧获得他的原谅。他这样做亦不是由于高傲者的宽宏，也不是出于妇人之仁，而是出于政治家的深思熟虑，因为对被击败的党派，比较快而比较无伤的处理方式，是将他们吸收到国体之内，而不是把他们扫除到国体之外。 恺撒崇高的目标需要立宪派的合作；因为立宪派实际不仅包括贵族，而且包括了意大利公民中所有有自由民族精神的分子。他那要使古罗马国新生的计划，需要大量有才华、有教养，有继承的和自得的优点的人物，而这些人大部分包含在立宪派中；因此，他很可能把对反对者的原谅认作是胜利的最佳报酬。因此，反对派最重要的头目固然被移除，第二级和第三级的人物，尤其是年轻人，则得到完全原谅。再者，这些人也不是任其留在消极的牢骚埋怨中，而是使他们在新的行政体系中做积极的参与，并由此获得荣誉与官位。 恺撒此时的情况和日后的亨利四世与奥兰治的威廉相似，最艰巨的任务是胜利后才开始，革命战争的胜利者人人都曾由经验得知，如果在消灭了敌人之后，他不仅作为一个党派首脑——如辛纳和苏拉——而却像恺撒、亨利四世和奥兰治的威廉，要用举国的福利来替代他本党的必然片面的计划，则他必定会面临各党派联合的敌意——包括他本党的在内；他的理想越纯，这种情况越真。立宪派和庞培派口头上表示效忠，但心里却恨恶君主制度，至少也是恨恶那君主的。至于那败坏了的人民派，则自他们察觉到恺撒的目标不再是他们自己的目标时，就开始了反叛。即使是恺撒的亲信，在察觉到他们的领袖所建立的不是一个强盗邦，而是一个众人平等、对一切人皆公正的君主国时，也愤愤不平起来，因为被击败的一派的兴起便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被瓜分。对国家的这种重新组织，没有一派愿意接受，因而不但要强迫他的敌人，也要强迫他自己本派的人。 从这种意义而言，恺撒的地位比他胜利之前更脆弱，但他的损失却使国家得到利益。由于清除了党派的对立——他不仅原谅各党派分子，而且允许每个有才能的人，甚至仅是出身好的人，参与行政，而不考虑其过去的政治立场——他把举国的力量集中在他的大计划中。各党派人士不论自愿或被迫参加同一工作，不知不觉间便带领国家走向新的方向。当然他很清楚目前的协调只是外表的，大家对于恺撒的恨恶远比对新秩序的赞同更为一致。他也知道，当各派被导入外表的联合时，他们之间的对立感就不再那么敏锐，而只有这样，政治家才能帮助时间去做它的工作——因为时间是一切冲突的治愈者，它会把老一代的人送入黄土，而达成新的和谐。恺撒更不追问是谁恨他，是谁想要谋杀他。像一切真正的政治家一样，他为国效力，而非为报酬，甚至也不是为人民的爱戴，而是牺牲了同代人对他的爱戴，而求取后代的福祉，最重要的是挽救国家，使其有新生的机会。 恺撒的事功 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记得，恺撒所做的事并非开始，而是完成。计划一种政治架构，以适合时代的需要，是早自盖乌斯·格拉古即已开始，而他的拥护者与继承者则均在遵行与追求，有些人比较忠于其原本精神，有些人较为不忠，有些人成就略大，有些人略小，但均能屹立不摇。恺撒，几乎从一开始就由遗传的权利而为人民派的首领，三十年的旗帜未变，也未尝掩藏他的目标，而即使在身为君主之后，仍然是民主派。他无限制地接受了他那党派的遗产（喀提林与克洛狄乌斯乖谬的计划除外），他对贵族阶级和真正的贵族痛切厌恨，对罗马民主的基本理想始终未变——即减轻债务人的负担，实施海外殖民，全国各阶级的逐渐平等，行政权脱离元老院——就从这几点而言，他的君主体制跟旧有的民主体制相差极少，而且用他的君主体制他反而达成了民主体制的目标。 因为他的这种君主体制并非东方的专制政体，而是盖乌斯·格拉古曾经希望建立的，又是伯里克利与克伦威尔实际上建立过的——由国家赋予至高权与无限信任的人来代表国家。恺撒的任务之基本观念，严格说并非新颖，但他所做的却是这些观念的实现，而实现则是一切。他的实现之恢宏壮丽，如果他自己能够亲眼见到，或在历史的镜子中见到，则不论他处于何种时代，也不论他抱持何种政治信念，他必然都会赞叹不止，而他的赞叹只会因他对人性的伟大与历史的伟大之不同的领会能力而有所不同。 在这里应当一提的是那种不分时代背景而对历史人物褒贬的习惯，这种习惯是过于单纯，过于不负责任的。不错，历史是应对现代有所教诲；但那种教诲不是粗浅意义的，不是翻翻书就可以在过去的记录中找出现在之病症的，也不是由往日的病症就可以为现在开药方的。历史之所以有教训性，是因为早期的文化显示了文明的有机条件——这些基本条件处处相似，而其组合的方式却又处处不同——并引导后人、鼓励后人去做独立性的重创，而非奴性的模仿。 以这种意义而言，恺撒和罗马帝国主义史虽然有其宗师的无匹伟大成就，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却仍是对近代专制制度的强烈指责。有机体，不论如何渺小，都无限地超越最人工化的机器；同样，自然成长的体制，不论其有多少缺点，都无限地超越人为的绝对专制——姑不论这种专制何等辉煌。因为自然成长的体制是大多数人的意志的自由表现，是会成长的，因之是活的，而人为的专制则是它现状的样子，因之是死的。 自然律在这罗马的军事君主政体中更充分更完全地表现出来；这个体制在其创造者的天才冲动之下，在免于一切外力的压迫之下，比任何类似的国家所发展出来的形式都更纯。正如吉本早已指出的，自从恺撒时代，罗马的体制只有外在的一致性，只是机械式地反复运作；而内在里，即使在恺撒自己统治的时期，它都已彻底枯萎，死了。若说在此政府的早期阶段，尤其是恺撒自己的灵魂中，仍梦想将自由民主的发展跟绝对统治结合为一，则朱利安一族中那些天赋甚高的皇帝们未久也向我们证实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即水火共置于同一容器中是何等不可能。 恺撒的成就是可敬的，也是必然的，这并非由于它本身是一种或可能是一种福祉。但是，其古代社会组织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上的，全然没有共和—宪法的表现，而五百年来的城市体制又发展为寡头式的绝对统治——在这种状况之下，绝对军事君主政体乃是必然的结果，也是恶果最少的。当维吉尼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的蓄奴贵族们不得不像他们的先驱——苏拉治下的罗马人——那样行事时，恺撒主义便也可在历史的法庭中获得合法认可——尽管在别的历史条件下恺撒主义可能既是讽刺又是谋篡。但坏的恺撒们虽然可能使傻子误入歧途，使卑下之人有谎言欺诈的机会，历史却不会否定真正的恺撒当有的荣耀。历史也是一部圣经；她虽然不能阻止呆子对她的误解，魔鬼对她的引用，她却可以对他们施以报复。 独裁 这个国家的至高元首，至少在开始时，正式的名称只是“狄克推多”（独裁者）；公元前49年，恺撒从西班牙回国后，首先采用此号，几天以后就把它放下，而次年的决定性战争仅以执政官之名行之。但秋季，在法萨罗战后，他又重用此号，并一再取得此种称号；开始时，任期未定，但自公元前45年1月1日开始，任期一年，公元前44年1月或2月，则要求为终身职，因此直截了当地把以前的保留去除，而正式宣布他的终身任期，称号为“终身独裁者”（Dictator Perpetuus）。 这个独裁者之职位，不论起初的短期，还是继后的终身职，都不是旧有体制中所有的，而是由苏拉所设计的至高职位。这个职位不是由宪法的命令所指派、并受其控制的唯一最高行政官，而是由人民的特别谕令赋予权力之据有者的，使他得以筹备法令，统治全国；它是一种无限制的政治特权，取代了共和国时权力的划分。由这个总则性的特权再进一步，便可由各个法案赋予决定战争与和平之权，而不需商询元老院与人民；可以处置军队与经济，可以选派各行省总督。 因之，恺撒可以取得一般行政官之外的特权，甚至传统政府之外的特权。他没有取代公民议事集会来指派行政官，这几乎可说是他的让步了。他只提名一部分次执政官和较低级的行政官，同时，他由人民的特殊命令而获得权利，可以授予“父族”[2]之名位；这是往日从不许可的。 其他行政官 至于其他的行政官，选任之权事实上也都在独裁者。恺撒本人并不任监察官，但无疑他充分运用监察权，尤其在元老的选派上。他常常执政官与独裁者兼掌，有一次甚至没有同事。但他不肯将执政官之职常占；有人建议他任五年一期甚至十年一期的执政官，但不予采纳。 恺撒无需监督宗教，因为他已是祭司长。占卜官之职也自然加身，同时还有许多新旧荣衔，诸如“国父”[3]，他诞生的月份以他的名字命名以及其崇敬的表现，发展到最后，已经十分的神化。其中有两项特别值得一提：一，恺撒被赋予和护民官同样的不可侵犯性；二，除了其他的职位名衔之外，他被赋予“统领”[4]称号。 有判断力的人可以不证自明地了解，恺撒想将他的至高权力永远施展于国家，或说，他想选用一个简明的称号，以适应这个新建制；因为，创造了名衔而无实权固然是错误，创造了实权而没有适当的名衔也是同样的错误。只不过我们很难确定恺撒心中所存的最后形态；部分原因是在这过渡期难于将鹰架和永久建筑分辨，部分原因是他的崇拜者不待他点头，就把一大堆的权位与荣衔加到他头上（无疑这是令他感到厌恶的）。 新的君主制度更不可能透过执政官的职位来行施，因为执政官的职位很难同选举分开。再者，恺撒显然曾致力于将这个最高官位贬为空洞的名衔，因之，在他接受此一职位之后，在任期未满时，就把它给予次属地位的人。“独裁者”成为最常见、最明显的称号，但这可能仅是因为恺撒想运用它旧有的含义，即在特殊的危机时期的特殊处断权。另一方面看，这个称号却很不适合新的君主制度，因为它寓含着例外的、不民主的性质，而一个民主派的政治家很不可能选择这种由最杰出的反对派所创造的称号。 反观“统领”这个称号却是新的，而且在各方面也都适合新的君主政体，只因为它是全新的，而且没有显然的理由。新酒或许不能装在旧瓶子里。而“统领”这个称号却是为新事物而取的新名称。它涵括了伽宾尼欧法中关于民主派领袖的意含（尽管该法中表达得并不那般精确）：人民领袖独立于元老院，而权力则长久集中于其手。在恺撒的硬币——尤其是后期的——我们发现通用“统领”之称，而在恺撒关于政治罪犯的法令上，则似乎也用此名衔指称君主。因此后代总是用“统领”一词跟君主制度并用。为了给予这个职位以民主和宗教意义，恺撒或许有意把民众领袖与至高祭司权结合为一。 无疑这新的建构并非意在仅以其创建者一生为期限。但恺撒并未决定棘手的继承问题；他究竟是计划以选举来决定继承人，还是如其养子后来所称，以遗传方式继承，我们现在只能悬疑。也可能他有将两种方式结合之意，使统治者之子继承王位（如克伦威尔与拿破仑所做），但如统治者无子，或其子不宜为王，则统治者可由养子的方式选定继承人。 在法律上，统领之职位以罗马城以外之执政官或总督之职位为基础，因此最主要的是有军事指挥权，但与此共同交付在他手上的还有最高司法权和行政权。但统领的权威却超乎执政官与总督，因为不仅时空不受限制，而且也行之于首都之内。再者，它与执政官不同，因为它没有具备同等权力的同事所加之钳制，而种种原先至高权力所逐渐受到的限制也不适用于统领。 旧王权的新立 一言以蔽之，“统领”不过是旧日的王权的新立；因为执政官与王的不同，仅在于其权柄受到时间、空间、同事的限制，必须有元老院或社团的合作。新君主制中几乎没有任何成份是旧日王制中所没有的：最高军事、司法与行政权威结合于一王之手；国家的宗教领袖；发布命令之权，并使此命令有必得执行之力量；将元老院降为咨询议会[5]；“父族”阶级与城市长官制度的恢复。 但比这些更有意义的是恺撒的君主制跟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的古罗马君主制的内在相似。古罗马诸王固然大权集于一身，在他们的统治之下的社团却是自由的，他们是平民的保护者，以抗贵族；恺撒也不是来破坏自由的，而主要是要摧毁那令人不可忍受的贵族枷锁的。因此，那绝不是政治尚古者的恺撒，却返回五百年前去找寻他新政府的典范，便不足为奇了。由于罗马共和国的最高职位一向就是由种种特别法限制着的王位，因此王位也就一直并未过时。事实上，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方面——在十大执政官的时期，在苏拉摄政时期，在恺撒本人的独裁者时期——王权都在共和国重复出现。事实上，只要是在特殊的权力为时势所需的时候，则总是产生出无限的imperium（“命令权”）——跟通常有限的“命令权”不同——而这个，实际上就是王权。 即使从表面的特征也可以看出古代王位的恢复。人类的创新之举是极其困难的，因此便把已有的形式视为神圣的遗产。因为，恺撒明智地将自己跟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相提并论，正如后来查理曼将自己跟恺撒、拿破仑将自己跟查理曼相提并论。恺撒并不是隐隐藏藏或秘密地这样做，而是最公开的，而他以后的继承人也个个都是如此。事实上，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为新的制度找到一个清楚的、具有民族本色的、而又合乎民情的表达形式。从古代开始，首都就竖立着七王的雕像，这七王是罗马的通俗历史中常常搬上舞台的；现在恺撒则下令将他自己的像竖在其旁，作为第八位。在公开场合出现的时候，他穿阿尔巴古王的服装。关于政治罪行的新法令上，他跟苏拉法主要的不同在于社团名位之外，是统领名位，跟社团名位平行，作为人民的活生生的个人代表。在政治宣誓上，除了朱庇特和罗马人的家神外，还要凭统领之守护神之名。君主制度的外在标志，依据古代的普通观念，便是君主在硬币上的铸像；从公元前44年起，恺撒的头像乃出现在罗马国的硬币上。 因此，关于恺撒对他自己的地位，公众不能抱怨他表示得不够明确。他尽可能清楚、尽可能正式地以罗马之王的身份出现了。可以想见，他可能本想以旧日的“王”来指称他的职位（尽管实际上这较不可行，而且也并不重要），而不想用“统领”。即使当他在世的时候，他的许多朋友与敌人都认为他有意以此自封。实际上，他几个最热烈的拥护者在不同的时机、以不同的方式曾提议他当加冕——最显眼的便是马库斯·安东尼乌斯任执政官时，曾在公元前44年2月，在民众之前，要将王冠加于恺撒。 但这一切建议恺撒都一概拒绝。他的这种拒绝固然可能在熄止因这些建议而酿成的共和派反对，但并不因此就表示他的拒绝是不真诚的。有些人认为他故意鼓励人做这种建议，以便使群众心理逐渐准备接受这不受欢迎的罗马加冕大典；这种猜测是不正确的，因为忘记了恺撒所必须面对的情绪反对力量之巨大。这些建议很可能是他的拥护者们不召自来的热情所促发的。也可能是，恺撒授意马库斯·安东尼乌斯做献王冠之举，但其目的则是在公众面前断然拒绝，以使那风传的闲言遭到当头棒喝；而这次的拒绝则由恺撒命令书于国家行事历上，以便此后再不可能重提。原因可能是，恺撒愿采用一个方便的称号，而人民则又一向注意事情的名称，而不注意实质。因此，他决意避免采用王的名称——这个名称已经沾染了古代的诅咒，在恺撒时代的人民心中，它宁含有东方暴君的意义，而不像他们自己的古王努马与塞尔维乌斯——因此就用统领之名来行实际的王权了。 新王室　新贵族 但不论他心中为自己立的称号是什么，实际存在的则是无上的统治者，而因之，朝廷也就立即充满了荣华、枯燥与空洞。公开场合出现时，恺撒穿的不是执政官的紫条宽袍，而是古代君王的正式紫袍。他坐在金座上，视察元老院的庄严程序，而不须起座。他的生日，他的胜利战役，都以节庆来庆祝，他的誓言则充满了历书。当他在首都出现时，远远的就有军队护送，而军队的前方则是他的重要仆人。与他接近变得那般重要，以致他住处近区的房租大涨。晋见他极为困难，因为求见的人太多，以致他往往发现跟好友也不得不用通信来维系，而某些地位极高的人，为了见他，往往也得在接待室等上好几个时辰。 人民感觉到，他们要去接近的已不再是个同胞了，其情况的严重性超乎恺撒所愿意的程度。在他的周围产生了一种君主政体式的贵族，有新贵，有旧贵；而这种君主政体式的贵族原是由一个观念产生，就是用王室的贵族来掩盖寡头政体的贵族，用“父族”来掩盖原有的贵族。原先的父族仍然存在，只是没有重要的特权，只以基尔特的形式而紧密地团结着。但由于没有接受到新家族的加入，数世纪以来已日渐萎缩了，到了恺撒时代，仍旧存在的“父族”世族不超过十五六个。恺撒本人就是由这样一个父族出身，并由人民命令，取得权利，可以创制新的父族家庭，因此建立起一个新的父族贵族，以之对立于共和派贵族，足可以满足君主政体的一切需求——古代的优雅，全然对政府的依附以及无足轻重。新的君主在一切方面将其自身的形象显示出来。 在这样实际上权力无限的君主之下，很少有宪法的余地了，那种以公民、元老院与数位行政官合作为基础的旧共和国也更无法继续。恺撒彻底恢复旧传统：公民集会与国王并存，系主权——人民意志——的至高表现；元老院恢复其原始作用：在受到咨询的时候向统治者进言；统治者则将行政权集于一身，和古王一样，身边没有独立的官员。 立法 在立法方面，这位民主君王紧守古罗马金言，即只有人民在国王的召集下才有治理国家的权力；而恺撒的行事也照例由人民的谕令批准。当然，古代的战士集会所含有的力量与权威——半道德意义，半政治意义——确实已经不可能再注入这个时期所谓的公民议事集会了。在古代的体制中，公民的立法行为虽然极为受到限制，却是真实的，活生生的；而现在这新体制，却只不过是个影子。因此，对这个公民议事集会不需加任何特别限制，多年的经验已经显示，每个政府——寡头的，以及君主的——都可以跟这个徒具形式的主权主体保持良好的关系。恺撒时代的公民议事集会实际的重要性只有一端，就是由于在原则上它们保留了人民的主权，因而构成了一种保护措施，以防绝对统治。但恺撒却同时也恢复了古代国家法制的另一个箴言，即，唯一行政长官的命令，于其在任期间，乃是无条件有效的；立法权虽然只属于国王与公民之联合制定，但国王的敕令至少在国王退位之前是与法律平等的。 作为君主咨询机构的元老院 民主王因此至少在形式将主权分与了社团，但他却无意将权威分与以前统治机关——元老院。恺撒的元老院（和后来奥古斯都的元老院很不同）只是一个最高的国家议会，是恺撒向它征询法律意见的，用它的名义可以发布比较重要的行政命令；因为有些例子显示，有些命令以元老院之名发布，并载明此等命令在策划期间有某某元老在场，而实则这些元老连知都不知道。 元老院最原始的地位本来就是“思考性”的，后来它在“事实上”逾越了这个地位，但在“法律上”它仍当留在原位，因此把元老院贬回原位并无严重法律障碍。然而，事实上，恺撒却必须防范元老院的实际反抗，因为罗马元老院是反对恺撒力量的焦点，正如雅典最高法院与伯里克利的关系。主要是为了这个原因，元老人数大为增加，至九百名——以前至多达到六百名，最近的战乱则使人数锐减——为了保持这个数目，每年指派的会计官——也就是每年准予进入元老院的分子——从二十增至四十。 元老院人数的异常增加完全由君主一手包办，为了每年人数固定地增加，他透过法律取得了永久性的影响力，就是选举机构必须选举会计官候选人的头二十名，而这二十名则由君主推荐。此外，君主还可以将会计官的荣誉权利或任何最高的职位，如元老院的席位授予他认为合意的人，即使此人并非正式贵族。这种特殊的推荐与授予自然以新秩序的拥护者为主，因之，除了地位高的人之外，还把一些性格可疑和平民阶级的人带入了那崇高的团体——例如以前被弹劾去职的元老，或因法律判决而去职的；有西班牙与高卢来的外地人，这些人到元老院之后还得更进一步学习拉丁文；有次属军官，这些人本来甚至连骑士衔尚未获得；有解放过的奴隶之子；也有那做过不名誉的商业的人。 原先排外的贵族们自然因元老院分子的改变而极为愤怒，认为这是有意使元老院败坏。恺撒却并不是能够采取这种自我败坏的人，但他虽然深信元老院必须存在，却也决心不受它控制。他改变元老院分子的意图可能是要使元老院不再只是寡头性质，使它重返旧日的面貌——一个代表所有阶级的国家议会，代表则为各阶级最智慧的分子，因此并不必然要排除生身低的人，甚至也不排除外国人。古王把非公民纳入元老院，恺撒也把非意大利人纳入。 恺撒一个人的政府 如此，贵族统治被置于一旁，而新形式的元老院则只不过是君主的工具；国家的治理权则完全落入专制君主之手。一切重要的事情均由统领亲自裁决。恺撒所能处理的国事是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物想都无法想象的；这主要还不在其无比的迅速与果决，而在其更普遍性的理由。当我们看到恺撒、苏拉、盖乌斯·格拉古和一般罗马政治家所展示的能力，而觉得超乎人性能力时，其原因并不在人性的改变，而在于现代的家庭和往日不同。罗马的家庭是这样的一种有机体，家中解放过的和未解放的奴隶，甚至其心灵能力都可以为主人提供成果；而懂得运用这些心灵的主人，做起事来则就像有无以数计的心灵一样。那是集中作业的机关之理想形态，而我们的办公室确实也在热切模仿，但效率则仍相差甚远，因为现在的资本力量远不如古代奴隶制度的力量。 恺撒懂得如何善用这个优点。凡有需要特别亲信的职位，他就派他的奴隶、由奴隶解放的自由民或出身卑微的追随者就任——只要其他方面的考虑可以通过。从他的工作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组织方面的天才在运用这样的工具时会产生何等的成效；但其工作进行的细节我们则找不到适当的答案。在这方面，机关的工作情况类似于制造业，工作的成果不是以制造者个人的成果面貌呈现，而是以工厂之成果的面貌呈现。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恺撒的助手中没有一个是对他的工作产生个人性的影响的，甚至也没有一个人了解全盘计划。他不仅是唯一的主人，而且也没有技巧高超的助手，他有的仅是一般劳工。 财政事务 在具有严格之政治意义的事务上，即使是细节方面，恺撒都尽可能免用代理人。在不可避免的时候——例如他常常不在罗马——则代理人不是用君主的合法代表——城守——而是用没有官位的亲信，通常是恺撒的银行家，来自加迪兹的狡狯而柔顺的腓尼基商人鲁西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巴布斯。在治理上，恺撒最为小心的是把国库的钥匙牢牢掌握——这钥匙是元老院从颓弱的诸王手上攫取，并以此建立了统治权的——把它交托绝对忠于他而且唯有忠于他的仆人。当然，君主的私人财产和国家财产是严格分开的。但整个金融与财政系统，恺撒却握于掌中，像一般罗马贵人治理产业一样治理国家的财政。各省的税收以及主要的铸币工作，都交托解放过或未解放的奴隶，而不让元老院级的人沾手——这个重要的步骤逐渐形成了一个重要的阶级，即财政官，就是“王室管家”。 行省 不过，各省总督——在他们的金融权已由王室的税收员接取以后，现在主要只剩军事指挥权了——的职位却除埃及一地之外并未交由王室的家臣。尼罗河的这个国家，由于地理上的极端孤立、政治权力的极度集中，比任何其他地区都更易于长久脱离中央权力，在最近的危机中，意大利的党派首脑便屡次想在那里立足。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恺撒不把此地宣布为行省，而仍把托勒密王朝留在那里。一定是为了这个原因，驻守埃及的军团司令不交于元老院（换句话说，也就是以前的政府）的人，而像收税员似的以下级人员来充任。 然而，整个说来，恺撒认为罗马军人不应像东方国家的军队一样，由仆从指挥。因此，比较重要的总督，一般均由卸任的执政官担任，较不重要的则由卸任的次执政官担任；公元前52年的法规规定——在执政官与总督之间需五年间隔——则可能弃之不用，因此在罗马任执政官之后可能立即接任总督。另一方面，总督职的分配——以前有时是由人民或元老院的命令安排的，有时则由各行政官之间的协调，或抽签——现在则转由君主决定。由于下列几项原因，恺撒从不缺少合意的总督候选人：执政官常在一年任期结束之前被诱导卸任，以为接任者留有充裕时间；次执政官的指派每年从八名增至十六名，其中半数由统领指派（会计官也是如此）；统领又有权指派有名无实的次执政官和会计官。总督的召回则自然是由摄政王的命令——尽管照例执政官任总督不超过两年，次执政官任总督不超过一年。 首都的治理 至于首都的治理，有一段时间统领也想交托于他所提名的行政官。他恢复旧王的城市助理之法，几次他不在罗马的时期，都把首都的治理交予他指派的一个或数个助理，而并未征询人民同意。这些助理联合执行一切治理任务，甚至以他们自己的名义铸币——当然并没有用他们自己的铸像。公元前47年和公元前45年的头九个月，没有指派次执政官，也没有公物管理官和会计官；即连执政官，在公元前47年，到了年前才指派出来，而在公元前45年，则由恺撒一人独任执政官。 这看起来像要恢复罗马城内古代的帝王权威，唯一受到的限制是新君主的民主派背景；换言之，就是想取消执政官、监察官、次执政官、公物管理官与会计官，只有在国王不在时，留下城守，另外便是护民官与平民管理官，以保障人民的自由。但恺撒后来放弃了这种计划，自己既不接受王的称号，也不取消跟共和国的历史相交织的一些可敬的职位——执政官，次执政官，公物管理官，护民官与会计官；这些官职都重获他们原有的权力，但其地位则已完全改变了。 共和的政治基本观念是把罗马全帝国和罗马城视为同一，因此，罗马城的行政官便同等于全帝国的行政官。在恺撒的君主制度中，这个观点却全然改观了。自此以后，罗马城的行政官只不过是帝国许多城市的行政官之一，而执政官则已形同虚设，其所以重要，只因卸任之后可以任总督。 如此，往日被罗马社团消灭的社团之命运，现在落在它自己身上了；它对全帝国的主权现在也变成了有限的社团自由权。平民管理官也像次执政官和会计官一样，数目加倍，为了监督首都的供应品，又增设了两个“谷物管理官”。平民管理官与谷物管理官候选人由社团选择，不受执政官候选人之选择的限制。总之，古代为保护人民之自由的措施未遭更改（但这并不表示倔强的护民官不会遭到严重干预，有时甚至会从元老的名单中被剔除）。如此，统领在一切重要的事项中均自行决定，财政由他的仆人处理，军事由他的副官，而旧有的共和政府官职又已改为市内行政官员，他的专制乃稳固确立。 国家意识形态 在精神遗产上恺撒很少做重要更动。若罗马国教曾用以支持寡头统治，则它照样也可支持新的君主制度；如此，元老院保守派的宗教政策就转渡到新王手中。当瓦罗在这个时期出版了《古代神事》——这是罗马神学的大贮藏所——时，他得以将此著献给“大祭司恺撒”。对于朱夫[6]的崇拜之余辉，现在落在新立的王座上了，而那古老民族的宗教信仰在其奄奄一息之际仍可作“恺撒崇拜”的工具。 王法 在法律方面，古代的国王审判又重新采用。古王审判刑事案件，在法律上曾可不受人民的求情之约束，审判民事案件曾可不由陪审团决定。恺撒也以同样的方式取得直接审理任何案件的权力，亲自处断，或（当他不在的时候）交由他的城内助理。事实上我们发现他和古王一样，有时坐在罗马广场审判被控叛国的罗马公民，有时则在他的屋子里开庭审理附庸王侯的同类罪行。因此，罗马公民的唯一特权似在审判过程的公开性。但由国王亲自审理的案子毕竟是限于特殊的。 一般司法程序的保留 在刑事与民事案件中，以前共和制的审理程序基本上都保留下来。刑事案由刑事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处理，民事案件则由继承法庭（the centumviri）处理，或由单独的iudices（证据）处理。在首都，法律过程主要是由司法执政官监督，在各行省则由总督。即使在君主制度下，政治犯的审理仍须参考陪审委员会的意见。恺撒发布的新法令，明确规定何者为当惩罚的行为，排除一切对言论的检举，惩罚则宁采放逐不采死刑。陪审员不全出自元老院——这和寡头政体的愿望是不同的——也不完全出自骑士阶级——这又和严格的格拉古派的愿望不合——而以科塔（Cotta）的协调法为基础，着眼于协调各个党派。然而，低阶层的人则无法进入陪审团，因为陪审团团员必须财产在四十万塞斯特斯（四千镑）以上；这一点，是采用公元前55年庞培的The tribuni aerarii（平民保护官）之法。如此，两个一直在争夺这个陪审权的派别——元老们和有产者们——现在平分了这个苹果。 向君主上诉 任何案件都可以在国王法庭或胜任的共和国护民官法庭开始审理，但由护民官做下的判决就已经是最后判决了。有资格的司法人员所做的判决，即使君主都不得推翻，除非（如在共和时期的）是由于腐败、暴力或类似的情况证明这种判决必当取消。另一方面，受害者则可以为任何行政官的判决向此行政官的上司上诉，因之产生了后来常见的向国王上诉情况。也许所有的行政官，至少所有的行省总督，都被视作统治者的下属，因此他们的任何命令均可上诉于恺撒。 司法体系的腐败 这些新的创举，即使其中最重要的（普遍的上诉权）都不能视为绝对的改善，无法弥补罗马司法上的种种恶果。任何蓄奴国中，司法程序都不可能健全，因为至少在“事实上”处断奴隶的权利握在主人手上。自然，只有在奴隶所犯的罪使此奴隶成无用之物，或不合主人之意的时候，他才会惩罚奴隶；而他对待犯罪的奴隶则如对待常常顶撞东西的牛一样；后者把他送去屠宰，前者则卖入竞技场去打斗。但即使对自由人的法律程序，由于常有部分程序为政治性质，乃从严肃的法律过程变作了派系斗争，常要运用偏袒、金钱与暴力。 责任则是各方面都有——行政官，陪审员，诉讼当事人，甚至作为观众的公众。但最无可救药的伤害则来自律师。诡辩乃是法庭的寄生虫，繁殖得非常猖狂；一切是非观念都消失了，在罗马的刑事审判中，意见与证据的分别（这是一般人十分难以分辨的）消失了。这个时期一个有经验的罗马律师曾说：“一个普通的被告可以被控以任何罪行，不论他有没有犯，而又一定会被定罪。”这个时期的许多刑事抗辩都保留了下来，而几乎没有一件曾经严肃地去确定罪行的实有，提出证据或反证的。 当时的民事诉讼过程在许多地方的不健全更无须说了。它也受到派系政治干扰，例如公元前83—前81年，普布利乌斯·昆克蒂乌斯的审理，要靠辛纳或苏拉在罗马谁占上风而决定，而辛纳若占上风，所做的裁决则绝对不同于苏拉占上风的裁决。而律师们，由于往往根本不识法律，有意或无意间把法律程序更加弄得一团糟。但这类案件由于性质关系，除少数例外，律师的诡辩不那么容易腐蚀是非观念。因此，那个时期留传下来的民事抗辩案，虽然不能符合我们严格的考验，却远比当时的刑事案件更合法，诽谤性更少。 庞培曾对律师们这种诡辩加以限制，恺撒也继续这种政策，甚还有所加强；再者，行政官也经过较佳的人选，较佳的监督，再加陪审员的派定，使得法庭肆无忌惮的腐败与恫吓宣告结束。但那是非之感与对法律的尊敬——这是在大众心中本来难以摧毁的——要想重新灌输到大众心中却更为困难了。这个立法者虽然驱除了种种邪恶，却无法将邪恶的根挖除。而那能够治愈一切可以治愈之事的“时间”，在这个例子中是否能奏挽救之功实为可疑。 军事体制的败坏 这个时期的罗马军事制度几乎和汉尼拔时代的迦太基军事制度相似。统治阶级只供应军官，属民只供应平民，行省则只供应陆军。在经济与军事上，将军几乎独立于中央政府，不论幸与不幸，基本上都靠他自己以及他驻扎的省份的资源。部队中士气固已不存，甚至连民族精神也已荡然了，唯一剩下作为内在联系力的只有团队精神。军队已不再是国家的工具了。政治上，它没有自己的观点，唯以指挥官的观点为准。军事上，在通常的低卑领导者之下，它变成了无用的乌合之众，但在干练而有军事眼光的领导者之下，它则可以达到民兵所永不可能达到的完美程度。 军官阶级尤其堕落不堪。高阶层的人，元老与贵族，已经不习于军旅。以往，参谋官的职位是竞相争取的，现在，凡是骑士阶级而竟选择从军的，则必选军事护民官；参谋官一类的军职有些竟然得由出身低的人来充任；而凡是贵族出身而在军旅的人，都会想办法派至西西里或其他见不到敌人的省份。勇敢善战的军官被侧目而视，当做亡命之徒。庞培就成为当代人的军人偶像，而这种现象，正表示了当代人的无能。结果，往往是指挥部的军官率先逃亡或兵变；司令官尽管对士兵过分地纵容，解除出身高的军官之官职的提议却日日发生。恺撒便亲自给我们描绘过当时的画面：在他的司令部中，当命令下达，要向日耳曼国王阿里奥维斯图斯进军时，军营中到处一片诅咒声与哭声，准备遗嘱，有人甚至要求休假。 士兵当中却再也找不到出身较好的人。服兵役的法定义务仍然存在，但征兵入伍却非常不规则。许多应当受召的人都放过，而那一旦入伍的人则在军中可能延留三十余年。罗马公民组成的骑兵仅不过是马上的贵族卫士，他们喷着香水的骑装和极为名贵的马只有在首都节庆之日才出现。那所谓的公民步兵则只是佣兵部队，由最低的阶层收集在一起。属民供应所有的骑兵和轻步兵，而步兵的成员也日渐多有属民。百夫长，本是军团作战效力的核心所在，依照军规当由士兵升任，现在则不仅当做恩惠颁赠，甚至往往卖予出价最高的人。由于政府理财的杂乱，以及几乎所有行政官的贪污枉法，军饷变得极端短缺而不规则。 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罗马军队常常掠夺省民，兵变和临阵逃脱。数目足以作战的部队往往由于这些基本的败坏而大溃，例如公元前57年，皮索的马其顿军便是如此。像庞培、恺撒和加比尼乌斯这样的能将，则无疑可从这类乌合之众训练出能征善战的部队，但这样的部队却宁可说属于将军的，而不是属于国家的。罗马的海军更为腐败——罗马的海军其实自始就是罗马人厌恶的对象，也始终没有彻底的国家化——已是几乎用不着说的了。凡是能出毛病的地方都已在寡头政府的治理下毁坏得不堪收拾了。 恺撒重组军事系统 恺撒对罗马军事系统的重组，本质上不过是把纪律加强。至于系统的本身，他似乎觉得不须彻底改革，也不可能彻底改革；因此他像汉尼拔一样接受陆军的现存分子。他下令，三十岁以下者凡任市政官员或在市议会任议员的，需先服骑兵（也即是任军官）三年，或步兵六年，这表示他想改善陆军素质；但也同样证明了，尚武精神日益低落，恺撒感到罗马人已经无法以服兵役为荣了。也就是这个原因，恺撒并不企图重建罗马公民骑兵。征集制度做了较佳的规划，服役期限的缩短也有规律，但步兵则仍主要来自底层罗马公民，骑兵和轻步兵来自属民。令人吃惊的是，对舰队未做任何改革。 外国佣兵　军团副官 骑兵的不可靠迫使恺撒采取新办法——在他看来，这当然是有冒险性的——雇佣外国人入伍，尤其是日耳曼。另一个新办法是指派军团副官。在此以前，军团都是由军事护民官率领，而军事护民官则一部分由公民指派，一部分由有关的总督。每个军团有六个护民官，指挥则由六人轮流；只有在特殊状况下，才由将军指派某一人为司令，而这也是暂时的。在较后来的时期，这些副官——或说上校——成为永久建制，不再由他们的顶头上司官员指派，而由罗马的最高司令；而这两种变化似乎都起于恺撒的处置，而恺撒的处置则与伽宾尼欧法有关。这个重要的新步骤插入军事体制内，部分是因为需要更有力的权力集中，部分是由于缺少有能力的高级军官，但更主要的是由统领指派一个或数个上校，以平衡总督对军团的影响力。 新的最高军事统帅 军事系统中最重要的改变是将统领立为永久性的军事领袖。他把整个的军事控制权都握于手上，用真实的、有力的最高统帅来取代以前徒具虚名的监督。至于这最高统帅和特区指挥官——在此以前，各在其地域内是全权的——之间的关系，我们却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查证。也许类似于次执政官与执政官之间的关系，或执政官与独裁者之间的关系。若是如此，则总督在其行省之内固为最高军事权威，统领却有权任何时候亲自或由代表取得此最高权威；总督的权力限于行省，统领的权力则遍及全帝国。 再者，军事护民官和百夫长的派任（以前是属于总督的权限之内的），以及新的副官的派任，也极可能直接转入统领手上。同时，征兵、放假和重要的刑事案件也可能由总司令直接处理。由于统领的控制，由于总督的权力如此受到限制，便不虞军队散漫，或变成直属军官的私人部队。 恺撒的军事方略　边疆的防卫 但军事独裁的体制不论何等显然，恺撒不论何等断然地将最高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却无疑不拟将自己的权威建立在军力上。不错，他认为常备军是必须的，但这只因为国家的版图需要有大规模的边界卫戍。在最近的内战和较早的战争中，他都为平复西班牙而努力过，而且在广袤的非洲沙漠边缘与莱茵河边，他都布设了强大的保卫据点。对于幼发拉底河与多瑙河流域，他也做了类似计划。更重要的是他计划远征帕提亚人，以雪卡雷之战的败绩。这个战争他筹划了三年，想一劳永逸地彻底敉平这批危险的敌人。同样，他也筹划进攻盖塔的布雷比斯塔斯——此王在多瑙河两岸均在扩张地盘——同时计划在意大利东北方设置他在高卢所设置的边区，以保卫意大利本土。 但并无证据显示恺撒像亚历山大一样想做无限制的征服。确实曾有人说，他有意从帕提亚进军里海，再至黑海，然后沿黑海北岸到多瑙河；兼并塞西亚与日耳曼，直至北海（照那时的观念，北海离地中海并不那么遥远）；再从高卢回意大利。但我们找不到任何有权威的证据证明这令人不可置信的计划的存在。罗马帝国实际已经包括了一大堆蛮族，极难控制，足够此后几个世纪去融合吸收。因此，前述的征服计划，即使在军事上可行，也不过是比亚历山大的印度远征更莽撞更好大喜功而已。从恺撒在不列颠和日耳曼的行动看来，从他的政策继承人的行动看来，可能的情况是，恺撒（如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对诸神的祈求宁是保护帝国已有的疆土，而非更为扩充。他的征服计划显然是局限于边界的稳固——当然，这边界是以他的大计划为准绳的——保持幼发拉底河的防线，把东北不稳定的国界推展到易于防守的多瑙河区。 恺撒扭转军事独裁的尝试 我们不当把恺撒视为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同样的征服者，他也并不想把他的新君主政体建立在军队上。他不想把军事权威置于民事之上，而是将军事纳入国体之内，尽可能隶属于文人政府。战功辉煌的高卢军团，由于其团队精神与文人政府不相合，已经光荣解散了，他们的名字在新建的市镇中永留纪念。恺撒遣散并配给土地的战士们，并不像苏拉的，住在他们自己的半军事殖民区中，而是尽量遍布整个意大利半岛。只有坎帕尼亚的土地由于无法避免，而有恺撒的老兵集中的情况。 在文人政府下的国家中保持常备军的问题，由各方面来设法解决。服役有年数限制，又可临时遣散，这使军队的人员变动较速。服役年满的士兵照例成为农业殖民。而或许最重要的是，军队保持在意大利和在人文与政治生活中心以外的地区，驻守于恺撒认为军队唯当驻守的地方——边界，以抵抗外国敌人。 不设贴身侍卫 真正的军事政府的标准乃是具有一批有特权的卫士，这种情状在恺撒身边是找不到的。将军在执行积极任务时固然久来即有特别的卫队，但到了恺撒时则此卫队已完全无用。他的禁卫军似乎主要是由传令兵组成，而不是精选的战士，因此也不是任何作战部队嫉妒的对象。恺撒在任将军之际就不耐近身侍卫，为王之后更是如此。尽管他很了解暗杀者不断潜伏在周遭，却仍拒绝元老院的提议，不肯设置精选卫队，不久又把他起初在首都时所用的西班牙卫队遣散，只用罗马最高行政官所惯用的侍从官。 无法实现的理想 恺撒及其本派人的理想，乃是在罗马建立伯里克利式的政府，不仰仗刀剑，而仰仗人民的信赖；这个理想，在他斗争的过程中，他放弃了不少，然而，他却始终努力在抗拒军事专制的观念，其所用的努力恐怕是历史仅有的。当然这也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也是这巨大的心灵中唯一一个热望超乎了明晰判断的地方。恺撒心目中的政府，由其必然，就是一个非常个人性的政府，因此也会像伯里克利和克伦威尔的政府一样，随着其创造者的消逝而消逝。在国族的深沉混乱之下，罗马的第八个王，要想继承他的七位先驱，仅以法律与正义来统治人民，即使在他在世时都是不可能的；同样不可能的是他想把常备军纳入国体之内使之成为社会中可控制部分的构想，因为这军队在上次的内战中已经习得了权力的好处，却忘记了服从。 罗马社会从上到下对于法律的不尊重已到不堪救药的程度，任何人对这一点做过冷静考虑，都必然会把恺撒的希望视为梦想。马略的军事改革已经使军人不再是公民，而坎帕尼亚的兵变与夫塔普苏斯的战场则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军队现在给予法律的支持是什么样子。即使这位伟大的民主者都无法把他解放的军队重新掌握。在他的号令下，千万刀剑从刀鞘里抽了出来，但已抽出的刀剑却不再那般听命回鞘。 命运比天才的力量更大。恺撒想要做的是恢复文人政府治理的国家，结果他所建立的却是他厌恶的军事专制政体。他推翻了贵族与银行家们的政权，却以军事政权做了替代，而国家却仍像以前一样由特权的少数在专制与操纵。然而，这样以创造的意义陷于错误，乃是秉赋至高者的特权。伟人们为了达到理想而导致的辉煌失败，乃是国家的至宝。好几个世纪之久，罗马的军事政体未演变为警察国家，乃是恺撒之功；罗马继后的皇帝们，不论如何不同于他们王权的伟大创立者，没有运用军人来对付公民，而只用以对付公敌，乃是恺撒的功劳；因为他们对军队与国家都有足够的敬重，不可能以前者做警察统治后者。 财政的管理 财政的控制困难并不大，因为帝国广阔，又无巨大公债。若说国家曾有一段时期陷于不断的经济困境中，原因不在于不适当的岁入，因为最近几年岁入大幅度增加。原先每年岁入两亿塞斯特斯，由于比提尼亚—本都行省与叙利亚行省的设立，又增加八千五百万。这个增加，再加上其他的新来源（尤其是不断增加的奢侈品税），远超过坎帕尼亚的公地所损失的税收。再者，卢库卢斯、梅特鲁斯、庞培、加图和其他等人的财产充公，也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富。 国家财政的困境部分原因在于例常与异常的花费，部分原因在于处理不善。例常花费上，首都谷物的分配几乎用得超乎其分。公元前63年，由加图将该项费用增加，自此以后每年几乎用去三千万塞斯特斯，而公元前58年以后，连象征性的谷价也取消了，于是单这项就吞了国家岁入的五分之一。由于西里西亚、叙利亚和高卢需要新的驻军，军事预算也增加了。特殊的花费，包括海军的，例如在公元前67年的海盗大围剿之后五年，就一下子用了三千四百万塞斯特斯。此外，战争及战争准备所花的钱也极多，如为了使皮索装备他的马其顿军，就付给他一千八百万塞斯特斯，庞培为了维持西班牙军，每年用二千四百万塞斯特斯，恺撒为维持高卢军团，用的数目也相似。 这些开销虽然浩繁，罗马的财源本来却并非不能应付，然而罗马人的行政效率却已大不如前，究其原因，是受了民心的普遍松弛及鲜廉寡耻的影响。国库不得不拖延支付的款项，只因它未能收得它所要收的巨大财源。两位负责督事的会计官——都是一年一换的年轻人——袖手旁观；而那长期的办公部门，以前固然曾极受尊重，现在则把最腐败的行径视为家常便饭，尤其是因为他们的职位可买可卖。 恺撒的财政改革　废除直接税的出租 然而，当财政的线索一旦掌握到恺撒的内阁手中，这个大机器的所有轮子与弹簧都有了生气与比较严格的秩序。盖乌斯·格拉古的两个新猷——直接税的出租和谷物分配——曾像坏疽一样腐蚀着罗马的财政制度，现在则部分被取消，部分修改了。恺撒和他的先驱格拉古不一样，他并不企图用大资本家与首都的民众来制衡贵族，却把它们放到一旁，把国家从一切寄生虫的吸附中解救出来。 因此，在这两个重要的问题上，恺撒不采用格拉古的办法，而采用苏拉的。只有间接税继续采用出租制度，因为这是久远以来就在实行的，而且（罗马的财政箴言是，税收必须简便易行，恺撒也遵守之）绝对不能取消。但直接税则自此以后普遍化归两类：一是可以直接供应国家的所需者，如非洲与萨丁尼亚的供应谷与油；或如小亚细亚的岁入，换作定额的金钱，交托当地的税务员征收。 谷物分配的改革 首都的谷物配给在此以前被视为执行统治的社团的特权，因为这个社团执行统治，因此便该由属民供养。恺撒把这个不名誉的原则抛弃，但无可忽视的是，只有以这样的赠与才能使大量的贫穷公民免于饥饿。以这个范围为限，恺撒仍维持谷物配给。由加图重新核准的辛普罗尼亚法，规定居住于罗马的公民，人人可得免费面包用谷物，而登记领谷者高达三十二万人。恺撒把有其他生计者去除，剩下十五万人，这个数目被定为最高额。同时，年年重做调查，已死或迁移的，名额由匮乏者添补。 如此，原先的政治特权变作了穷人救济，于是一个精神性和历史性的原则因以诞生。社会分子对其利益的互相依赖性，是缓慢而逐渐认识的。比此更早的古代，国家保护其分子，以免于公敌和谋杀者，但它并不需保护其无助的同胞免于一个更坏的敌人——匮乏。希腊文明在梭伦及梭伦以后的立法中立下原则，社团有义务供应残废者之生活，事实上，是普遍供应一切穷困者。恺撒把一个有限的市政措施变为国家有机的建制，把国家的负担与耻辱变作国家的制度之一，表现了人类的同情心与人类的不幸并驾齐驱。 收入 除了这些基本改变之外，收入与支出也做了彻底的修改。不少的社团，甚至其整个地区，都得到免税待遇，有些是由接受了罗马或拉丁的公民权而间接免税，有些是由特别的特权而直接免税。税款降低的社团比免税的更多；行省中受压迫最重的亚洲，则不但改成了直接税，而且直接税也减免了三分之一。新的岁入——由降伏的伊利里亚社团，尤其是高卢社团所缴纳（仅后者就年缴四千万塞斯特斯）——则款额放低。 另一方面，许多城镇，例如非洲的小雷普帝斯，就加重税捐，以做战争时期彼等行为的惩罚。意大利各港口的港口税原本甚丰，不久前竟取消，现在则急征，因为这项税捐主要加在东方进口的奢侈品上。这些是新设的或恢复旧制而得的普通财源，除此之外还有因内战而自然产生的部分；由高卢收集而来的战利品，首都的现款储存；从意大利与西班牙庙宇得来的宝藏；由强迫贷款、强迫奉献或依附社团或统治者们所缴的罚金而得的款项；法律案件的罚款，或者直接命令罗马富翁们缴纳所得的；更重要的则是战败的一派的产业充公。 加入反对派元老院的非洲资本家的罚款总数达一亿塞斯特斯，庞培的产业变卖后则得七千万塞斯特斯。这个措施是必须的，因为败北的贵族之所以仍有力量，主要就是靠他们的财产，只有把战争的费用加在他们身上才能把他们打垮。但恺撒把充公的财产全都归公，以此来缓和愤恨。再者，他和苏拉不同，即使是他的心腹，犯有诈欺之罪的也不放过，即使是他最忠实的拥护者，如马库斯·安东尼乌斯，在购买充公产业时，他都如数索价。 支出 支出的缩减最可观的一笔是粮食配给量的限制。对首都穷人的食粮配给，以及由恺撒创始的油类供应——以供罗马人沐浴——主要由萨丁尼亚和非洲（尤其是后者）供给，因此全部或大部分跟国库分开。另一方面，军事的支出则大幅增加，原因是常备军的增加和军饷的提高——年薪从四八〇塞斯特斯提高为九〇〇。 这两者都是不可少的。前线的防卫部队极感缺乏，若想边界得以保全，军力的增强乃是先决条件。军饷加倍无疑跟恺撒收买军心有关，但另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原先每天一又三分之一塞斯特斯的军饷，是很古时代制定的标准，那时候的购买力和恺撒时代很不相同。现在，当首都的工人一天可得三个塞斯特斯的工资时，军队之所以还能用一又三分之一塞斯特斯招到士兵，只因为那是一种津贴，而且大部分是违法的。因此，要认真改革军事制度，禁止军人以军饷为外快的现象——因为这只能加重百姓的负担——则唯有把军饷做适度的增加；把日薪定为二又二分之一塞斯特斯，尽管大为加重国库的负担，却是必要而又有益的一步。 恺撒自动或被迫支付的特殊款项之巨大实是难以想象的。战争的费用浩繁，在内战期间他许下的诺言也同样庞大。这是个坏例子，也是想忘却而不能忘的；恺撒答应每个参战的士兵两万塞斯特斯，而每个不参加任何一派的首都公民三百塞斯特斯。这个诺言是太大了，但恺撒却是一个真正的王者，不可能食言。再者，许多要求施舍的他都慨允，在建筑上又花费得难以数计——在共和国的最后若干年，建筑上的疏忽到达可耻的程度。他在首都兴建的建筑——部分在高卢之战的时期，部分在此后——总值一亿六千万塞斯特斯。恺撒的财政治理成效可以由如下的事实见出：在他完全满足了种种公正的要求之后，公元前44年3月，他仍在国库中存了七亿塞斯特斯，在他自己的财库中存了一亿——这是共和国最盛时期财库的十倍。 帝国的社会状况 摧毁旧有的派系、为新的国家提供合宜的建制、有效力的军队和秩序井然的财政，并不是恺撒的工作中最艰难的部分。意大利的真正复兴需要把全帝国所有部分——罗马城，意大利及各行省——都脱胎换骨重新组织。现在，让我们试将帝国的旧有态与新状态的开端做一描述。 首都 拉丁民族的优良家族很久以前就已完全在罗马城消失了。凡是一国的都城，由本性使然，总比任何其他次级社团更易于丧失其本城的特质，甚至于会消失其本族的特质。在首都，上层阶级迅速从城市的公共生活中撤出，以便以整个国家为其安身立命之所，而非以某一特定城市。在首都中，无可避免聚集了外国居民，为商业与享乐而来往的旅客，大批懒惰、怠慢的群众，罪犯，经济与道德破产的人（正由这个原因才成其所谓大都会）。罗马尤其是如此。有钱的罗马人往往把他的城居视为一个住处而已。当城里的文职变成了帝国的行政官职，当市民集会变成了帝国统治者的集会，当自治的小宗族社团或其他社团在首府不能再存在的时候，罗马的一切社团生活便形告终。各式各样的人都从帝国各处涌向罗马，来投机，来淫靡，来阴谋，来学习犯罪的手法，甚至来逃避法律的监视。 首都的平民 这些乃是起于大城的基本性质的弊端，此外更有一些偶然性的弊端，害处却可能更为严重。或许有史以来从没有一个城市像罗马这样完全缺乏维生能力的。一方面由进口，一方面由奴隶所做的家庭制造业，使得自由工业从根本就无法存在。古代一切社会的大恶——奴隶制度——在罗马暴露了其一切严重的后果。没有任何地方比大城里的望族或暴发户宅院中聚集的奴隶更多的。没有一个地方比罗马的奴隶更人种驳杂的——叙利亚人，弗里吉亚人，利比亚人、摩尔人和希腊人的混血，盖塔人与伊比利亚人夹杂着日增的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跟自由的缺乏密不可分的败德，在形式的道德与精神的道德之间的可怕鸿沟，非常炽热地呈现在城市中有教养或半有教养的奴隶中，其严重性远甚于乡村中像牛一样在锁链中耕作的奴隶。 比奴隶群更败坏的则是那些在“法律上”解放或仅是“事实上”解放的奴隶——行乞的乌合之众和暴发户，他们不再是奴隶，但又不是公民，在经济上，甚至在法律上，仍旧依赖他们的主人，但却充满了自由人的恣肆。这些人比任何阶层更受到大都会的吸引，因为大都会有种种利益可得，而零售商和小手工业几乎完全被他们包办。他们对选举的影响力也是出名的，在街头暴动方面，他们是领导角色，因为把商店和商场关门，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贵族与平民的关系 政府不仅对这种腐败袖手旁观，甚至还由于自私的政策而予以鼓励。凡被判过死刑的人，法律禁止留居首都；但由于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法令乃形同作废。人民集会须受监视，这个法令一开始即受忽视，后来则遭禁止，因为被视为对人民自由的不当限制。公共节庆如此铺张，以致七个普通的节庆——罗马节，平民节，众神之母节，谷神节，阿波罗节，花神节与维多利亚节——加起来就有六十二天，此外还有斗剑比赛以及许多其他特别的娱乐。以低价供应谷物——对于这种贫穷的无产阶级生活，这乃是不可避免的——则以最不谨慎的轻浮态度处理，面包用谷类价格的起伏严重得令人难以相信。而谷物的配给又等于是一帖官方的邀请，使那些缺粮的公民和不愿工作的人蜂拥首都。 首都的无政府状态 种豆得豆。分帮立派的政府制度，对伊希斯[7]的崇拜及类似的其他过度宗教崇拜，都可以在前述的事实状态中寻见其根本。人民不断地面临匮乏，甚至常常无物可食。没有任何地方比首都更无生命保障，此处的唯一独占行业乃是盗匪的职业杀人。把预谋中的牺牲者诱至罗马乃是杀害的预备步骤；没有一个人敢于不带武装卫士走进首都附近的乡野。 罗马城的外在状况跟这种内部的溃乱相配，似乎是那贵族政府苛刻的讽刺。台伯河没有经过任何疏浚，只有那唯一的桥梁用石材重建过，至少建到台伯岛。七丘之城也未做过铲平工作，或许只有垃圾堆经过了一些改善。街道弯曲，狭窄，陡斜，人行道又铺设不良。一般房屋用砖材建造，又窄又高，令人眼晕，大部分是投机建筑商的手笔，给小业主之用，结果是建筑商肥死，小业主类如乞丐。在这贫民窟的旱海中，升起了那富人的豪宫，它们抢占了小房子的空间，正如它们的主人抢占了这些小人物在国家中的地位。这些豪宫的大理石石柱与希腊雕像跟朽败的神庙成了强烈的对比——庙里的雕像大部分仍为木刻。 街道、河岸、火警与建筑方面的官方监督几乎连想都未曾想过。水灾、火灾与倒塌经常发生，若说政府对这些事有些预闻，则也只是问问国家的神官，这些事情究竟有什么意义。如果要对彼时的罗马有点概念，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伦敦，却有新奥尔良的大批奴隶人口，加上君士坦丁堡的警察，加上近代罗马人闲散的性格，加上1848年巴黎的政治骚乱；这便是西塞罗与他的那派人所哀叹的共和国的荣光。 恺撒对首都事态的处置 恺撒则尽量求改善而非哀叹。当然，罗马仍是一个大都会，任何企图，若想使罗马具有特殊的意大利风格，不仅不切实际，而且不合恺撒的计划。在那希腊风、犹太风、埃及风及混合了世界各种特质的大都会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大帝找到了他的希腊—东方帝国的适当首都；同样，这新的罗马—希腊帝国的首府，地处东方与西方之间，不当是一个意大利社团，而当是许多民族的首都，却无任何特定的民族风格。为了这个原因，恺撒在罗马容忍异邦神祇的崇拜——如埃及神——甚至允许犹太人在首都举行他们怪异的宗教仪式。罗马的寄生民众无论何等令人嫌恶，他却并不反对他们的扩充。不仅如此，在节庆的时候除用拉丁与希腊语演戏之外，他还促使他们用腓尼基、希伯来、叙利亚和西班牙语等演出。 无产阶级人数日少 恺撒虽然接受首都现存的基本性格，却努力改善那里普遍可悲可耻的生活状态。不幸的是，最基本的罪恶是最难以消除的。恺撒无法取消奴隶制度，至于他是否有意限制首都的奴隶总数——在别处他这样做过——却必须存疑。首都的自由工业他同样难以创造。但他的伟大建筑计划则弥补了部分的失业问题，为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虽微薄但正当的收入。 同时，恺撒尽力减少自由无产阶级的数目。由于把首都的谷物配给变为数目固定的贫民的救济，因之而涌向罗马城的无业游民虽未完全停止，却受到了重大的限制。由于护民官受命对乌合之众采严厉措施，也由大量的海外殖民，现存的无产阶级日渐减少。恺撒当政的几年，有八万殖民者被送往海外，其中大部分无疑来自首都的无产阶级。事实上，科林斯的殖民大部分是解放过的奴隶。依照传统，解放过的奴隶虽然不准任城中任何荣誉职，在殖民地，恺撒却准他们加入当地的议会，无疑这是对殖民的鼓励。 这种移民必然不仅是暂时性的安排。无产阶级的不幸状态只能由规划良好的殖民政策改善，同时殖民的幅度几乎要不受限制，这是任何明理的人都知道的，恺撒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必然会持续这个政策，以减低那不断增殖的邪恶。首都重要必需品的价格也在设法控制。国库的重新组织与管理使他有控制的能力，此外还新设了两个谷物管理官，以监督包商和首都市场。 帮派会社受限 帮派会社原先有法律禁止，但效果不彰，现在，由于政府体制的改变却受到有效的遏制，因为随着共和派的消失，选举的腐败与暴力也自然消失了。再者，在克洛狄法（Clodian law）之下生长起来的帮派已遭解散，整个会社制度均受政府监督。古代已有的商会，犹太人的宗教结社，只向元老院报备即可，若成立长期的、有固定义务与聚会的会社，则须获元老院准许始可，当然也须君主的同意。 街头警察 除此以外，警察与司法也较以往严格。法令——尤其有关暴行的——加强，共和国时的一项不合理的法规——凡被定罪的犯人，如果自动放逐，可以免除其刑罚的一部分——也被取消。恺撒详细的警令也大部分保存下来：如屋主须负责修补街道，用切过的石块将人行道沿着整幅宽度铺设，首都的狭窄街道只有夜晚才准车舆经过。对警察的监督则如以前一样，主要掌握在四个管理官手上，现在全市分成四个界线清楚的警察区，每人负责监督一区。 首都建筑的兴建 最重要的还有恺撒所兴建的首都建筑。恺撒将罗马人对建筑的爱与创建者对建筑的爱结合为一，他的成绩不仅使前期为政者的怠惰无地自容，而且更超越了罗马贵族的最佳成就，因为恺撒的天才远超乎马尔奇人（Marcii）与艾米利人（Aemilii）的平实之才。恺撒之超越他的先人，不仅在他建筑的幅度上，在他的大手笔上，也在他对于公益有真正政治家的领会。他的继承者大肆兴建庙宇与其他华贵建筑，他则在战神园新建了茱莉亚广场（Saepta Julia），以松缓罗马市场的压力——因为那里有公民集会场，有主要法庭，有货币交换所，又是忙人与闲人汇集之地；恺撒还在卡比托与巴拉丁之间建筑了一个新的法庭。 但这些成就只不过是完全重铸罗马的第一步。他还订下了其他计划：新的元老院，新的气派的集市，一座可以与庞培的剧场匹敌的新剧场，以亚历山大被毁的图书馆为模式的拉丁与希腊公共图书馆（这是罗马城的第一座），还有一座战神庙，其辉煌与富丽要超乎以往所有的战神庙。更伟大的计划是淘干庞普廷沼泽，以新的运河导引台伯河水到适当的人工港。由这个计划，首都最大的敌人——疟疾——可得消除；极其有限的建筑空间可以大幅扩充，而罗马城可得久来极为需要的一个安全的海港。犹似乎统领可以移山填海，与大自然抗衡。 然而，罗马城固可由新秩序而宽敞与壮丽，却正由这新秩序而永远失去了它政治上的优越性。罗马城与罗马国为一体，这个观念固然事实上已逐渐显得荒谬，但它却是罗马共和国的中心观念，以致除非共和国灭亡，它是不会灭亡的。只有在恺撒的新国家中，这个观念才被弃置，而首都则被置于与其他大城平等的地位。事实上，恺撒的市政命令既是向首都发布，又是向其他城市发布的——由此又可以看出，恺撒不仅在努力治理，也在给每个事物恰如其分的名称。帝国时代的罗马，正由于它没有能力像别的社团一样自谋生计，因之它本质上不及其他城市。共和国时的罗马是一个匪盗云集之地，但它也是罗马国；君主时期的罗马尽管开始用三大洲的光荣与黄金及大理石来装饰，却不过是附着于贫民窟的皇宫所在地——总言之，不过是一个必要的罪恶而已。
[1]　编注：Patroclus，特洛伊战争的参加者，被赫克托耳所杀害，友人阿基里斯为其报仇，杀死了赫克托耳。 [2]　Patricians，这个字本义是“父亲的”，也就是“有父亲的人”和“可以做父亲的人”之意，指的是罗马贵族，但它同一般意义的贵族不同，基本上它来自罗马初创时期的父权制度，乃是家庭与国族的主人，后来的罗马贵族都是由这样的家族产生。此处照本义翻译，以别于一般“贵族”。 [3]　Father of the fatherland，直译为“父亲之地的父亲”，“祖国之父”。 [4]　Imperator，一般译为“大将军”或皇帝；但这个字本意为“司令”，而恺撒不仅是军事司令，同时是全国一切军政的总司令。因此韩国的大“统领”倒是比较恰当的译法，暂借之。 [5]　a advisory council，只做劝告而无约束力的议会。 [6]　Jove，即朱比特，Jupiter。 [7]　Isis，繁衍与生育之女神。 第十五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二） 意大利的农业 恺撒在首都的唯一目标固是用警察行动铲除明显的弊端，但要补救经济方面深沉的瓦解则更为困难。其最严重的地方前已提及——就是农业的消失与商业人口的不自然增加。读者当不致忘记意大利农业的败坏状况。虽然用尽种种办法来防止小农的消失，可是在这段时期，意大利不论任何地方——或许亚平宁诸山谷与阿布鲁奇诸山谷除外——农业都不再是主要经济。 至于农庄的经营，在前已述及的加图制度和由瓦罗所告知我们的制度之间，实已没有实质分别——除非是罗马城更为大幅度地走向城市化。“以前，”瓦罗说，“‘农庄上的谷仓’大于地主住宅；现在，相反的情形则经常可见。”在往日拉丁与意大利农民耕种的特拉契纳与巴亚岸边的图斯库姆与台布尔，现在兴起了罗马贵族的辉煌别墅，有些甚至大如一座城镇，别墅内有连绵的花园、沟渠、淡水与咸水池塘，以养殖河鱼与海鱼；有蜗牛与鼻涕虫养殖场，兔子、鹿与野猪的猎场，以及有鹤与孔雀在内的禽类。 但大城市的奢侈也增加了辛勤者的收入，比慈善事业更得以维系穷人的生活。贵族们的养禽场与养鱼池当然是十分昂贵的事业，其范围之大，往往一个鸽舍的鸽子可值十万塞斯特斯。制度化的繁殖与喂养下，鸟粪变成了农业的重要肥料。一个鸟贩可以一次供应五千欧洲田鸫，每个三迪纳里厄斯；一个养鱼者则可以一次供应两千鳗鱼；而鲁西乌斯·卢库卢斯所留下的鱼则卖得四万塞斯特斯。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勤勉从事此类行业的人都可以在首都一本万利。这个时期的一个在法莱里附近的小养蜂者，只有一亩百里香的养蜂场，一年的蜂蜜却卖到一万塞斯特斯。 果树种植的竞争十分严重，以致优美的别墅里的大理石果廊常常变作了餐厅，用钱购得的水果往往充作自家的培植以向人展示。在这段时期，小亚细亚的樱桃与其他异域水果开始在意大利培植。拉丁姆和坎帕尼亚的蔬菜、玫瑰与紫罗兰产量丰富，圣道（Via Sacra）边的“少爷市场”供应的水果、蜂蜜与花冠，在首都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般说来，园主制度中所采用的农庄经营法已经达到了极高的经济水平。列蒂河谷、富奇内湖周围的地区、利里斯和沃尔图诺河地区，实际上说，就是整个意大利中央地区，都处在最繁荣的情况中。甚至与奴隶耕种的农场有关的产业，都由聪明的地主接管，在良好的条件下，小店、纺织厂和砖厂都在农庄上建立起来。意大利产的酒与油不但供应意大利市场，而且也有相当数量的输出。 这个时期的一篇简朴的专业论文，把意大利比之于一片大果园；一个那时的诗人则说他那美丽的乡土是一片灌溉良好的草地，谷物累累，山丘长遍了葡萄藤，而那地上的“饰物”则以种种的笑靥呈现，将片片花圃抱在怀中。这样的描绘显然是诗人日日所见的景象，而这景象正使我们可以缅怀托斯卡纳与“劳动之地”[1]各地区的盛况。 前已述及，畜牧业总是在意大利南部及东南部特别兴旺，但在这段时期一般说来却在退步；可是农业的兴盛也把它向前带动了一些。育种的改良用了很大的心血，为育种而用的驴可以使业者获得六万、十万甚至四十万塞斯特斯的进款。这段时期的意大利农牧业，在业主用心而资本许可的状态下，比旧制度下的小农所可能达到的成果好得太多。农牧业甚至越出了意大利的地域之外，因为意大利农业家也到各行省去养牛，甚至开垦大片土地。 钱庄 与在小农的废墟上繁荣起来的农庄并行的是私人钱庄，由于意大利商人与犹太人在各行省与保护国互相竞争，钱庄大兴。然而为了说明那时所有的资本如何都流向罗马，只用一个例子即足：当时在罗马的钱币市场上，利息定规是六分——而这比古代任何地方都便宜半分。 社会失序 这是一个以土地与商业的大量资本与投机为基础所产生的经济体系，从这个体系中产生了最可怕的贫富不均。“百万富豪与乞丐的国家”这个常见的贬词，用在共和国末期的罗马再适当不过。奴隶制度国的金科玉律乃是，“靠奴隶生活的富人必然是高贵的，靠自力的劳力生活的必定是低贱的”；这种原则在那时的罗马，不论是公私交谊上都是守得最严的。那时的罗马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中产阶级，因为在一个那样充分开发了的奴隶国中，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阶级存在。表面上看似中产阶级的分子，实际上是那些有钱的商人和地主，他们也许是太没有文化，也许是文化太高了，因此留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圈中，漠然于公共生活。商人阶层里——这一层人不少是解放的奴隶和其他的暴发户，他们死命地想要扮演有教养的样子——有教养的却没有几个。 这个形态的典型是提图斯·彭波尼乌斯，此人是这个时期的文件中常常提及的一个人。他因在意大利和伊庇鲁斯的农庄经营，在意大利、希腊、马其顿和小亚细亚的金币交易而致富。但他只做商人，拒绝加入公职，拒绝与国家做金融交易。他既避免贪婪小气，也避免那个时期流行的沉重浪费（例如，他的餐费每天只用一百塞斯特斯），他自自在在地享受着乡间与城市的两种生活的美好，跟罗马与希腊的上流社会交往，并享尽种种文学与艺术的乐趣。 人数更多、地位更巩固的是老式的意大利地主。当时的文学为我们留下一个这样的农村贵人的素描。此人名塞克斯图斯·罗斯西乌斯，公元前81年于剥夺公权时被杀。他的财富计约六十万塞斯特斯，主要投资于十三片农庄；他亲自有计划、热心地治理；他极少至罗马，甚至可能一次未曾去过，而当他去的时候，跟元老院那些讲讲究究的贵人们比起来，他那拙笨的样子，就像他粗鄙的奴隶们跟城中有模有样的家奴们比起来相似。这些乡村贵人和他们的乡居家室，严谨地守着他们祖先的规律，也沿用祖先纯粹而高贵的语言；这是城中的贵人与商人远瞠其后的。 地主阶级被认为是国族的精英。想飞黄腾达的投机者，想获取最终的名望者，都千方百计地买下一块农庄，即使自求不到乡绅的地位，也设法让他的儿子取得。凡有大的政治运动，凡有新的文学动向时，我们都可以见到这个地主阶级所留下的痕迹。对新君主制度的反对，地主阶级贡献出最大的力量；瓦罗、卢克莱修和卡图鲁斯出身于这个阶级；而地主生活相当的鲜活性在西塞罗的著述《论法律》第二卷关于阿尔皮努[2]的优美导论中，显示得最为清楚——这是那既空洞又多产的西塞罗所制造的可怕大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穷人 但是若与乞丐和贵族——这是社会的主调——相比，有教养的商人阶级和朝气蓬勃的地主阶级则相形见绌。这段时期贫富人口的比例我们没有数据可以确定，但我们可以再度引证早此五十年一个罗马政治家所说的话。他说，罗马公民中，真正富裕的家庭不超过两千。自那时以后，罗马公民的人口有所改变，但从明显的证据可以看出其贫富人口的比例顶多没有变得更大而已。从谷物配给和从军的情况看来，大众的贫穷是太明显了。而富者益富则可由当时的一个作家之言得证。他说，在马略时期，“依照当时的标准而言，一片两百万塞斯特斯的农庄算得上是财富”；而从个人财富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前述的说法是正确的。巨富鲁西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向两万士兵许下诺言，从他的私产中给每人四英亩地。庞培的农庄值七千万塞斯特斯，演员伊索普斯的农庄值两千万。富中之富马库斯·克拉苏，在事业之初财产七百万塞斯特斯，最后，在除去大笔花销之后，仍有一亿七千万。 这样的贫富极端，对贫者与富者都造成了经济上与道德上的溃乱，两者外形上固然不同，但溃乱的实质则一。若说一般人是由国家的救助才免于饥饿，那是由于他们首先沉沦于乞丐的懒惰和快活（当然，国家的救助也正助长了他们的懒惰）。罗马的平民喜欢看戏而不喜欢工作，酒家与妓院的生意极为兴隆，以致政治煽动家们特别喜欢争取这种行业的老板。 斗剑比赛是古代道德败坏的表征与豢养者，可以令演出者大赚其钱。到了这时，又有可怕的新花样出现，就是战败的斗剑者之生死不是依决斗法而定，也不是依胜者的好恶而定，却是依观众的任性而定；胜者视观众所发的信号而饶赦匍匐在他面前的败者，或将之一剑戳穿。这种打斗的行业如此兴盛，或说，自由的价值已如此陨落，以至于这个时代在战场上普遍缺乏的勇武却在竞技场中盛行。在竞技场上，规章要求斗剑者被刺杀时默不哼声，不得闪避。事实上，自由人常常将自己卖作斗剑奴隶，以求食宿。公元前三世纪的平民也遭到匮乏与饥荒，但他们并没有出卖他们的自由；而那时的法学家也不将那斗剑士的卖身契视为合法：“在规章要求下，任其自身被枷锁，鞭笞，烧或杀而不做反对。” 贵族 在贵族社会中这种事倒未发生，但从根底上言，却几乎没什么不同，甚至更坏。在怠惰方面，贵族们放肆地向无产阶级挑战：无产阶级在人行道上横躺竖卧，贵族则在床上睡到日正当中。奢侈既无限又无味。在政治上大手挥霍，在戏院里也是，而两者的腐败当然可以相提并论。执政官的职位是用高得不可置信价格买得的——公元前54年，仅第一选举区就用了一千万塞斯特斯。有教养的人对戏剧的兴趣则完全被装潢狂所破坏。 罗马的房租比乡城的普通高四倍，而首都的一栋房子曾以一千五百万塞斯特斯的价格卖出过。马库斯·雷比达（公元前78年的执政官）的房子，在苏拉死时是罗马最好的，但一个世代之后，却连第一百名都算不上。乡村别墅的华贵我们已经提过，其中一座售价四百万塞斯特斯，主要原因是由于鱼池。现在，一个时髦的大人物至少要有两座别墅，其一在首都附近的萨宾或阿尔巴山区，其二在坎帕尼亚浴场附近；而最好是在罗马城外近处还有一片花园。比这些华宫更没道理的是宫殿式的坟墓，其中有几座到现在还存留，可以证明罗马富翁为了死得时髦，动用了多少石块。 犬马大行其道，一匹为了显给人家看的马购价两万四千塞斯特斯是稀松平常之事。有钱人也醉心于精美的家具，例如非洲柏树做的桌子可以价值百万塞斯特斯；醉心于紫衣料或透明的薄纱（演说家霍腾修斯为了他的一个同事有一次在群众中揉皱了他的衣服而跟他兴讼，要他赔偿损失）；醉心于宝石与珍珠——这些东西于此时期首次取代了那更优美更艺术的金饰。当庞培战胜米特拉达悌时，胜利者的肖像全用珍珠镶拼，而餐厅里的沙发与架子则镶银，甚至厨器都用银造；而这些，那时已算落伍了。 旅行的奢侈也不乏其例。西塞罗在提到西西里总督时写道：“总督旅行当然不是在冬季，而是在初春——不是历书上的春天，而是玫瑰初放的季节——他按照比提尼亚王的习惯，坐在八抬大轿里，坐垫是马耳他的薄纱包着的玫瑰叶，头上一个花圈，颈上一个花圈，鼻侧放一个网眼细麻布的小袋子，里面装以玫瑰；甚至连卧室，他都是这样被人抬着去。” 餐桌 但最为奢侈的莫过于最为粗俗之处——餐桌。别墅生活的整个安排就是围着餐桌在转。不仅冬夏有不同的餐室，而且画廊、水果廊、鸟舍或鹿园中所搭起的平台都可以当作欢宴之处；预先请好的“俄耳甫斯”穿着戏装出现了，吹起了嘹亮的华丽喇叭乐段，训练纯熟的鹿和野猪集合了。这些都是细心的装潢，但实质却不因此而或忘。不仅厨子是烹调的好手，而且主人也常扮演厨师的导师。烤肉老早已被鱼类与牡蛎盖过了，但现在，意大利的河鱼则已在像样的餐桌上见不得人；意大利的酒与珍品几乎已经成为低俗的象征。即使在一般的宴席上，除了意大利的法莱里之外，还得再添三种外国酒——西西里的、莱斯博斯岛的与开俄斯岛的；而只不过一个世代以前，即使在大宴会上，除了法莱里外，顶多再供一巡希腊酒就已足够。在演说家霍腾修斯的地窖中，有一万坛外国酒，每坛三十三夸脱，意大利的酿酒者抱怨希腊群岛的竞争也就无怪了。 没有任何自然学家搜寻海陆的新物种像当时那些吃家们那般热心的。客人宴会后服一剂催吐剂，已属平常之事，因为还有许许多多的宴会在等着他。淫乐已变成那么时髦、那么有系统的事，以致产生了这一行的教授，以教授贵族青年们如何过这种罪恶的生活为生。 债务 这类乱七八糟的花样繁多无聊，我们用不着细说，何况那缺少原创力的罗马人充其量也不过把希腊、亚洲的奢侈弄得夸张一些，做做愚蠢的翻版而已。但克洛诺斯固然会吞食自已的孩子，普洛托斯[3]也会。这种无聊的时髦的竞争如此的哄抬物价，以致随流同俗者眼看着自己的广大农庄化为乌有，而即使那些只不过加入最必需的行列的人士，也发现他们继承的祖产从根坍毁。贵族家庭的毁灭，最常见的原因是执政官的竞选，但声色犬马，庞大的建筑，以及种种淫乐的追求，也同样令人倾家荡产。 这个时代的大笔财富只有更大笔的借贷足堪相比。公元前62年左右，恺撒在抵债之后，剩下的债务仍有两千五百万塞斯特斯。马库斯·安东尼乌斯，二十四岁时债款六百万塞斯特斯，十四年后则增至四千万。库里奥债款六千万，米罗七千万。罗马贵族世界的奢华习惯之专靠借贷维持，可以由一件事实显示出来：数个执政官竞选人为了借贷，使得月利从四分突然跳至八分。宣布无偿还能力本可使债权人适时聚会，至少可以清账，但债务人则往往不肯宣布而尽可能拖延。他不肯变卖自己的产业，尤其是田产，却继续借债，装出富有的样子，一直到垮台垮得更惨的时候，其情况就像米罗的例子一样，结果是债权人只能得了百分之四。 在这种从富有到倾家荡产的快速转变中，在这种一贯性的挥霍中，获利最多的当然是那冷静的放债者，他们懂得何时该放，何时该拒绝。如此，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几乎回到公元前三世纪社会危机最严重时期的情况。债务人对债权人有两种可能的态度：一是卑躬屈膝，惟命是从，甚至在元老院中都得看债主的颜色而发言与表决；另一种则为财产而宣战，以此威胁债权人，用阴谋或内战来铲除他们。辛纳的叛变由此而起，喀提林、科利乌斯与多拉贝拉的起兵更是由此而起，这跟一个世纪之前希腊世界中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战争十分相似。在这样腐败的经济状态下，每一个金融的或政治的危机都可能造成可怕的混乱，乃是意料中事。在内战中常会发生的现象，我们更几乎不用提了，例如资本的抽逃，土地的突然贬值，无以数计的破产和普遍的债务无力偿还现象；这些，是和在社会战争及米特拉达悌战争中一样必然出现的。 不道德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与家庭生活被社会各阶层视为过时之物。穷，不仅是最难堪的耻辱，而且是唯一的罪恶。为了钱，政治家可以卖国，公民可以卖身。官职与法官的表决权都可以用钱购得，而高贵的女人也可以像一般妓女一样为钱献身。假证与伪誓如此普遍，以致当时一位名诗人曾说他那时代的人发誓是为了“搪债”。诚实被忘得如此干净，以致拒绝贿赂不被当做正直，却被当做有意跟行贿者为难。有史以来世界各地的罪行没有比罗马更想入非非，更可怕，更变态的——奥鲁斯·科伦提乌斯的审讯便暴露了意大利一个乡镇最高贵的家族中此种罪例。 友朋 对于国民生活有害的这种毒液虽然深深浸透了人心，表面的生活却格外显得平滑光亮，用周到的礼貌与遍在的友谊作为粉饰。人人都忙着互相拜会，以至于有头有脸的家庭都必须由主人——有时则由司客——来排定接见顺序表，只有比较有地位的人才能获得单独接见，其他的则几个人同时，甚至在会客时间结束时，“集体”接见（据说，为新君主制度铺路的盖乌斯·格拉古，也是这种见客之道的创始人）。问候信满天飞，礼貌拜访遍地走。既无私人关系又无商业来往的人，却互相飘洋过海地交换着“友谊的”书信，而正式的业务信函除了给公司的以外，却极少出现。 同样，请吃饭、送年礼和家中节庆则已完全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而几乎变作了公共礼节。罗马人即使连死都不能不顾及他那数不清的“邻居”，因为，为了体体面面的死，他必须至少送给每人一份纪念品。当时的罗马也像我们现代某些商业圈一样，真诚的家人亲密关系与友情已完全消失，以致业务与人际的交往完全是矫情。如此，“真情”被那鬼魅一般的“友情”掩杀了，而“友情”在种种的邪恶中位居要津。 女人 跟这个时代的腐败争芳斗妍的是妇女的解放。经济上，妇女们早已取得独立了。在这段时期，甚至有不少律师专为妇女效力，为富孀处理产业及诉讼事件，以他们的商业及法律知识来取得妇女的信任，因而财源滚滚。 但妇女解放的不仅是她们的父亲或丈夫的经济监护，种种的爱情把戏也在不断地进步。舞娘（mimae）之类的人物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情况，比今日略无逊色；像茜赛莉斯[4]这样的首席女歌手，甚至把史页都污染了。但贵族妇女的自由艺术却使她们有执照的行业大受威胁。在第一等家庭中的私通事件是如此司空见惯，以致除了特殊的丑闻之外，连谈都没有人愿意谈起了，而法律行为现在几乎被人视为笑料。公元前61年妇女节，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在祭司长家里搞出的古今罕有丑事，若在五十年前早就难逃死罪，但这时却连调查都未曾，更无须说惩罚了。水榭节——四月，当政治活动暂停，显贵们在巴亚和普特奥利[5]举行的节庆——的主要引人之处在于它合法和不合法的关系，同时在平底船或在岸上歌舞奏乐。 然而，女人并不以本有的领域为满足。她们还扮演政客，出席党派会议，用她们的金钱与诡计参与当时的倾轧。在西庇阿和加图的政治舞台上，你可以看到女性的政治家，她们的身边会有一个小白脸——光溜溜的下巴，娘娘腔的声音，轻摇缓步，戴着头饰与颈巾，穿着花边长袍，女人的便鞋，扮作妓女——你不汗毛竖立才怪。 贵族对离婚的看法，可以由他们最佳、最道德的英雄马库斯·加图的行为观之。当他的朋友想娶他的太太时，他毫不犹豫地把太太让与他，而当这朋友死后，又毫不犹豫地把这太太娶回来。独身和无子女变成稀松平常之事，尤以上层阶级为然。这些人老早就把婚姻视为负担，只为公义才扛在肩上；而加图及其追随者则更主张富有者当保持财富集中，因之不能多生子女——这正是一世纪前波利比乌斯认为的希腊败坏之因。那一度曾为罗马人之荣誉的“生子者”（proletarius）之誉，如今到哪里去了呢？ 意大利人口的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拉丁族的人口在意大利急骤降低，而其行省则一部分布满寄生虫式的移民，一部分荒无人烟。意大利人口大量流向国外。为了维持意大利的行政和保卫整个地中海世界，半岛的人力资源本来就已不敷应用了，尤其因为送往海外的分子往往有去无返。罗马越是走向种族复杂的帝国，身为统治者的贵族阶级便越不把意大利当做家乡；另一方面，军人之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死于连绵的战争，尤其是血腥的内战，另有一部分则由于长年戎马，已与本国远隔，有时甚至二三十年。同样，一部分地主及几乎全部的商人，终生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国外；商人的巡回旅行更是让他们跟祖国与家庭生活生疏。 意大利由这些损失所得的回报，则是解放与未解放的奴隶无产阶级和从小亚细亚、叙利亚与埃及涌进的手艺人和商贩，他们主要聚集在首都，但在奥斯提亚、普特奥利和布林迪西等港市的更多。然而，意大利的大部分和最重要的部分，却连这些杂驳的分子都没有，而只是绝对的人口降低。尤其有几个地区特别严重：如放牧区阿普利亚，被当时的意大利人称为最荒凉的地带；如罗马城周围的地区，一年比一年荒芜，原因是恶性循环的农业衰退与疟疾日益严重；拉比西[6]、伽比与波维莱，原是那么欣欣向荣的乡镇，现在也已朽败不堪，连拉丁节的时候找代表参加都感困难。图斯库姆虽然仍是拉丁姆最受尊重的社团，却几乎仅由住于首都的乡绅家庭组成，只保留了他们图斯库姆的公民权而已；但登记有选举权的公民，数目却连意大利内陆的小社团都不如。这一带能服兵役的人原本是罗马国防力之所寄，但现在却完全消失，以致当大家看到埃奎人和沃尔西人战争的报告时，不禁惊恐，因为这跟最近的事态相比太令人难信了。并不是每个地方情况都如此之坏，尤其是意大利中部及坎帕尼亚较佳。然而仍像瓦罗所说，“曾经人口众多的意大利城镇”一般而言都“普遍荒凉了”。 寡头统治下的意大利 在寡头政府下的这个意大利，确实是一副可怕的景象。乞丐世界与富豪世界之间的强烈对比是无以和缓的。两者的对比感觉越是清楚，财富之高峰与贫穷之深渊的距离越是令人眩晕，就有越多的人向顶峰攀爬，或从顶峰跌入渊底。两者的鸿沟越大，越会联合起来摧毁家庭生活（而家庭则是一切民族的种子与核心），联合起来堕落于怠惰、奢侈、腐败、罪行，为渴望为财富而发起战争。 财富与贫困联合起来把意大利人逐出意大利，而将这半岛用奴隶和沉寂充满。这是可怕的景象，但并不仅意大利如此。在奴隶国，凡是资本家政府发达的，就必然以同样的方式摧毁了神的美好世界。河川固然随处映现不同色彩，阴沟却天下一般；因此，西塞罗时代的意大利相似于普布利乌斯时代的希腊，又同样相似于汉尼拔时代的迦太基，同样是首都中全权的统治阶级毁掉了中产阶级，把商业与农庄的经营推到了最繁荣的地步，结果导到伪善的面具下举国的道德与政治腐烂。近代资本对民族与文明的败坏，严重性远逊于古代资本主义城邦，因为自由人尽管贫穷，仍要比奴隶优越得多。只有到了北美的恶种种下之后，世界才又收到了类似的恶果。 恺撒的改革 在意大利的经济状况下，这些罪恶最深的本质是无可挽救的，而那能挽救的部分则得靠人与时间。最好的政府，也不过像最好的医生一样，不可能使器官中已经腐败的液体重新新鲜；在根深蒂固的罪恶中，它所能做的只是排除那些妨碍自然复原能力的东西。新政权的和平努力提供了一些这样的排除力，因为它割除了一些最坏的赘疣，例如对无产阶级的姑息，对罪犯的失于惩罚与乎官职的购买。但政府所能做的尚不止禁止有害家国之事。尽管突来的潮涌是没有任何堤防可以阻挡的，恺撒却不是因此而拒绝筑堤的人。一个国家及其经济如果能遵循自然的途径，当然是最好，但由于它们已经走出这个自然途径之外，恺撒便运用他的一切力量，以特别的干预来将国民带回他们的家与家庭生活，由法律与命令来改革经济。 限制意大利人离境的措施 为了限制意大利人离弃意大利，为了诱使上流社会与商人阶级以本乡为家，兵役年限缩短；元老级的人，除非为了公务，禁止居住意大利之外；其他的意大利人，凡在适婚年龄者（从二十至四十岁），不得连续三年不在意大利。恺撒在第一次任执政官时，曾设立卡普亚殖民区，凡有子女数人者，得先移民。现在，身为统领，他提议给予人口众多的家长以特别的报酬，而对离婚与通奸，他则以最高法官的身份施以无比严厉的处断。 严禁奢靡 对于奢侈行为，他甚至订下详细的法规，例如禁止华贵的墓碑；紫袍与珍珠只限于某些时间、年龄与阶级可用，而成年人则完全禁止；宴席花费订下最高价格；有些奢侈的菜肴则完全禁用。这些规定本身并非新创，但其新颖之处在于这“道德的宗主”严肃地要坚持付诸实行，派监察员监督市场，命令有地位的人宴席接受检查，而禁止的菜肴则予以充公。当然这样温和的警察行动只能使奢侈退入地下，但若伪善算是罪恶对美德的一种敬意，这表面的朴实也总算是一个不可轻视的改善了。 债务问题 对于规划金钱与农业的关系，恺撒的措施则更具重大的意义，也更有光明的远景。在这个方面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关于金钱的短缺与债务危机的。由于资本过度集中，产生了一条法令，规定每人手上的金银不得超过六万塞斯特斯；这个法令可能只是为了缓和公众对高利贷者的盲目怀恨。这个法令在公布时加以说明，谓此法只不过是以前的一条法令的加强，这表示恺撒可能耻于此法，而其实行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比这个重要得多的是久久悬而未决的债务问题。打着恺撒名字的一派强烈要求债务完全取消。我们已经说过，他并未答应这种要求，但早在公元前49年，他就向债务人做了两个重要的让步。一、未付的利息取消，已付的利息则视为已还的本金的一部分。二、债权人必须接受债务人以动产或不动产抵债，而其价值则以内战以前的估价为准。 后面这个条款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如果债权人在“事实上”被视为那财产的所有者，而这财产又与他放的债相等，则他必然也要因普遍的贬值而遭同样的损失。但取消利息或以利息抵本金，则等于是让债权人不但损失利息，而且还因贬值而损失百分之二十五的本金，这是片面地取消债权人的权利。高利贷者的行为无论何等恶劣，这样做仍有失允当。 为了了解民主派何以对债权的取消有如此强烈的要求，我们必须回忆一下民主派对利息问题的立场之渊源。早在公元前342年，经由平民的努力，法律上就禁止收利息，但这个法令一直未为贵族理会（贵族借着次执政官而控制民事程序），但从那个时代起，这条法令却一直是有效的。公元前一世纪的民主派，自认在社会权益上是古代的继承人，坚持一切利息均不合法，甚至在马略时代的混乱局面中还曾加强这个原则。 可以确信，在利息的问题上，恺撒跟他那一派的人抱着同样的看法。在他有关债务的纪事中，只提债务人以其财产抵债之事，关于取消利息，则保持缄默，或可视之为一种默然自责。但他也像任何党派领袖一样，不可能直接拒斥他那一派传统的原则——尤其是他在决定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还未出发前往伊庇鲁斯之前，而非在法萨罗大胜之后。对合法秩序与财产的破坏，可以说只是得到他同意而已，并非由他创始，但取消一切债权，则断然遭他拒绝。结果是债务人比债权人尤为愤怒，凯利乌斯和多拉贝拉因之掀起不自量力的叛乱，迅遭压服；这件事倒该说是恺撒信誉的证明。 破产的新法律 但恺撒并不限于只对债权人做一时的帮助，他还以立法者的身份来减低资本的可怕力量。最重要的是一个伟大的法律公理的宣布：自由不是像财产一样的物品，而是人永恒的权利。这个权利只有国家才有权剥夺犯人的，而债权人则无权剥夺债务人的。在不成文法中加入这个原则或许是受埃及与希腊更为人道的立法所影响，而跟罗马较早时期关于破产的法令完全相反——乃是恺撒的大贡献；自此以后，这个原则便一直保持下去。 依照早期的罗马法律，凡不能还债者，就成为债权人的奴隶。波特利亚法（Poetelian law）曾做了小幅度的改善，就是如果债务人因暂时拮据，而非真正无还债能力，则可将财产让与债权人，由是保持自由。但对真正无偿还能力的人，则基本上五百年来的法律仍然未变。直接以债务人的产业抵债的，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发生，即债务人死亡，或已放弃其公民权，或失踪。使不能偿债者得以正式地将产业让与债权人了事——而不论是否足以抵债——是恺撒的功劳；而我们现代的破产法规定，就是依此而来。如此，债务人得保持他为人的自由（尽管在名誉与政治权利上有所减损），而开始新的经济生活；以前的债权人只有在不导致他再度经济破产的情况下，才得以向他讨债。 高利贷法 这位伟大的民主派如此从资本的力量中解放了人的自由，然后，他再进一步，用贷款法规来限制资本的过度力量。他并不想否认他对利息的厌恶。为意大利的贷款，他订下一个最大数，每个资本家所能贷的款项与他在意大利的地产成正比例，或许是地产价值的一倍。在此法公布后，若有违犯者，视同罪犯，交由特别陪审委员会处置。 如果这些规定得以实行，则每个意大利商人都被迫成为地主，而以利息维生的资本家阶级势将在意大利完全消失。间接地，无还债能力而实际上为债主经营的地主也减少了，因为债主若想继续放债，则必须买地。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恺撒不是想恢复旧时对利息的禁止，而是允许它在某种限制之内存在。 很可能他的借贷最高额法规并不仅限于意大利，而且也用于各行省；同时，意大利与各行省也都订下最高税率。月息不得超过百分之一，利息不得课利，利息超出本金之后，不得再要利息——这些规定，是由鲁西乌斯·卢库卢斯在小亚细亚省首先规定（可能是以希腊—埃及为模板），他的继任者中较佳的几个则遵行。不久，这种规定也由其他行省的总督采用，最后，在公元前50年，由元老院的命令，各行省共同采用。卢库卢斯的这种法规能够未遭割损而成为帝国法的一部分，并成为罗马与现代关于利息的立法之基础，可能也是恺撒之功。 恢复农业 与限制资本力量并行的是恺撒着力于恢复农业，使之达到对国家最有益的状态。为此目的，必须更优良的警察管理与法律管理。在此之前，意大利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的生命与财产是有保障的。罗马的雇佣兵队长，在他们的一帮人没有帮助首都处理政治问题时，就变成了匪盗，在伊特鲁里亚的森林作奸犯科，或任意搜刮村庄。现在，这种情况结束了，而受益最大的莫过于农民。恺撒的公共工程也具有类似的用意。例如，从罗马通过亚平宁山脉至亚德里亚海的大道，就是为了刺激意大利内陆的运输，而富奇内湖水位的降低，则为嘉惠马西农夫。除此之外，恺撒还采用了直接使农民受益的措施。例如，意大利的畜牧业主，雇用的牧人至少必须三分之一是自由出身的成年人，由此使盗匪受到限制，而同时，自由身的无产阶级也因之获得一个谋生的职业。 土地分配 由于恺撒在任执政官时就对土地问题有了经验，因之在这方面能比提比利乌斯·格拉古更正确。他并未不计一切代价——包括反财产的革命（而以法律名目为掩饰）——来试图恢复小农的地位。相反的，他像一切真正的政治家一样，把财产——或公众视为财产的东西——的安全视为一切政治箴言中的第一条，也是最不可破坏的一条；只有在这个箴言的范围之内，他才寻求改善意大利小农的命运；他认为小农的问题也是国族的根本问题。 尽管如此，他还是有许多事待做。每一种私有权，不论是称之为财产，或继承权，不论是起于格拉古或苏拉，都受到他无条件的尊重。另一方面，恺撒恢复了二十人委员会，由此对意大利的土地权做严格的编制（连最小的土地浪费与疏忽都不可），然后，他把意大利所有的公地都标列出来，包括在宗教团体手中，而法律上属国家所有的，而以适合农耕的方式分配。阿普利亚的夏季牧场与撒姆尼的冬季牧场，凡属国有的，一律保留为公地；如果这些土地不足分配，则由公款购买意大利田庄；这个措施，至少也是统领的计划。 在选择新的农民时，自然先为老兵们预留名额；如此，由征兵而对国家造成的负担反而变成尽可能有益于国家的措施了，因为恺撒征的兵是来自无产阶级，现在则使他们成为农民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荒芜的社团，如维爱和卡佩纳，似乎优先派遣新殖民）。恺撒规定新的土地所有者在二十年之内不得让渡其所有权；这是一个恰当的中庸办法，因为如果给予他们完全的买卖权，则大部分分配的土地不久又会回到大资本家之手，而如像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和苏拉那样，规定永远不可出售，则终亦形同具文。 市政制度的改革 政府一方面积极铲除意大利国民生活中的病态因素，并强化健康的因素，另一方面，新的市政制度则试图给新的君主国以适当的社团生活，使国家最优良的分子活跃起来。公元前49年为阿尔卑斯山南高卢、公元前45年为意大利所颁发的市政命令——后者成为未来的基本法——显然有两种用意：一，清除各社团的一切不道德分子，尽管尚未运用警察的干预；二，彻底禁止集权，在社团中的活动有完全自由，有选举他们自己的行政官之权，对于民事与刑事审判，具有虽然有限但确定的权利。当然，在集会结社的权利上受到限制，而其限制与警察法规有关。 这是恺撒为了改革意大利的经济而颁布的法令。当然这些法令是无法扭动全局的，因为它们还任许多的罪恶继续存在下去，并由于严重地限制了交易的自由而造成种种伤害。再者，意大利的经济疾病实际上已经无药可救了。尽管如此，恺撒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不像苏拉一般陷于绝望，仅以形式上的改革了事；我们可以说，恺撒所做的，已是作为一个罗马人、一个罗马政治家所能做到的极致了。他不可能期望这些措施能够使意大利新生。相反的，他想沿另一条路来拯救国家，为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恺撒当时各行省的情况。 行省 行省共有十四，欧洲七个，亚洲五个，非洲两个；欧洲的为近西班牙，远西班牙，阿尔卑斯山北高卢，意大利高卢与伊利里库姆，马其顿与希腊，西西里，萨丁尼亚与科西嘉；亚洲的为比提尼亚，本都，西里西亚与塞浦路斯，叙利亚，克里特；非洲的为昔兰尼与阿非利加。此外，恺撒又新设了三个行省：卢格杜努姆高卢，比利时，另将伊利里库姆立为独立一省。 寡头政府对行省的管理 寡头政府对这些行省的邪恶统治至少在西方世界史中是无出其右的。当然责任并不全在罗马人。在他们之前，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已被希腊、腓尼基或亚洲的统治者们破坏了，使其早期所传下的是非之感与自由之感惨遭摧毁。省民凡是被告的，在受命之后，都需亲自至罗马为自己辩护；罗马总督恣意干涉附庸社团的司法与行政，宣布死刑，勾销市议会的议事录；在战争期间，他任意对待民兵，而往往是极不名誉的，例如位于黑海的赫拉克里亚（Pontic Heraclea）被围时，科塔（Cotta）将所有危险的位置都用民兵防守，以便保存意大利兵，当情势危险时，则下令将所有工程人员的首级都排在他足下。罗马的官吏与随员不受任何道德规章与刑法约束；奸淫杀掠，以法律借口或无法律借口而行的，在行省无一日无之。但这些毕竟并非新事。大部分人都老早已惯于被当做奴隶看待了，至于充任地方暴君的究竟是迦太基的监督，是叙利亚的统治者或是罗马总督，在他们来讲是无关重要的。省民唯一仍旧在乎的几乎只有一件事，即是物质生活，而另一方面，前述的事件并未造成普遍的干扰，因为这些事件固然常有，受害者只是单独的个人。他们的物质生活受害最严重的乃是经济的剥削，受害者是每个人，而其严重的程度则超乎已往任何时候。 在这一方面，罗马人表现了他们对金钱处理的老技巧。罗马人对行省的经济压榨一开始是相当温和而有理性基础的，但越来越严重，越腐败。税捐不平等，税法邪恶。至于驻军所造成的负担，则由罗马政治家自己的话可以证明，即罗马军的冬营使省民所遭受的摧残，相当于被敌人蹂躏。以往，省民付税，以免除军事防卫的任务，因为军事防卫由罗马人负责；但现在，如萨丁尼亚——卫戍则主要由省民自行担任，甚至在正规军中，除了其他任务外，整个骑兵都落在省民肩上。 特殊的征收——如为首都的贫民食用的谷物（补偿极少，或竟毫无补偿），经常而昂贵的海军装备及海岸防卫（以制御海盗），为罗马人在戏院和打猎方面疯狂的奢侈而提供的艺术品、野兽或其他东西，战争时的军需品——这些都是常有的、无以数计的摩擦。只举一个例子就可看出事情的严重性。在盖乌斯·维勒斯治理西西里的三年中，莱翁蒂尼的农夫数目从84人降到32人，莫突卡的从187人降至86人，赫比塔的从252人降至120人，阿吉里安的从250人降至80人。如此，在西西里四个最肥沃的区域，百分之五十九的地主在这样的政府下，宁可让他们的土地废耕。而这些农夫，由他们数目的少——而且也有明白记载——可以看出，绝不是小农，而是有地位的农场主，甚至大部分还是罗马公民！ 保护国 在保护国，其横征暴敛方式略有不同，但负担却唯有更重，因为除却罗马的征收以外，还有当地的统治者们。在卡帕多西亚[7]和埃及，农夫破产，国王也破产，前者因不能满足税务员，后者因不能满足罗马这个债主；还有那些总督的“朋友们”，这些人个个都以为跟总督关系不同，因此回到意大利时个个都已摇身一变。 如此，罗马的寡头政府就如一帮盗匪，他们在各省以专业化、企业化的方式劫掠。这一帮人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因为他们必须跟律师与陪审员分赃，而他们掠夺的越多，就越安全。劫掠已经越来越是光荣之事了；大强盗看不起小强盗，小强盗看不起小偷。如果有人竟然破天荒地被定罪，则他便大事吹嘘法院曾证明他弄得多少钱。这便是罗马人现在在行省中的行为，而他们的祖先曾惯于在任总督时一文不取，只取得属民的感谢，以及本国人的赞许。 罗马商人对行省的剥削 但比这一切尤坏的是意大利商人对省民的剥削欺凌。行省最肥沃的土地，整个的商业与金融业完全操在他们手中。意大利的大人物们的海外农庄由管理员全权处理，除了打猎之外，主人永不会驾临——而即使在这个时期，连阿尔卑斯山北的高卢就都已开始出现狩猎园，其范围竟达二十平方英里。 高利贷行业发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即使在瓦罗时代，伊利里库姆、亚洲与埃及的小地主们实际上就已大部分成了罗马或非罗马的债主们的债奴，正如以前的平民是贵族的奴隶一样。对城区社团的贷款有些月息竟高达四分。有干劲又有影响力的商人有时会得到元老院颁给他的使节名位，或由总督授以官职，而若可能，甚至有一批军队供其指使，以便于他的买卖。据可靠的资料，有一个这样的军事银行家为了执行他对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镇的权益，将市议会的议员封锁在市政厅中，直至五个议员饿死其中。 盗匪和战争的破坏 这两种压迫的每一种都已令人无法忍受，而两者则又相互勾结相互支持；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些普遍存在的灾难，而罗马政府至少有间接责任。在种种战争中，资本大量被吸走，而被毁的——有些被蛮族，有些被罗马军——则更多。由于罗马土地的无值，由于战争时期的警察无用，盗贼横行。在萨丁尼亚和小亚细亚内陆，抢劫已经变成了时疫。在非洲和远西班牙，凡在城市之外的建筑，都必须加建城墙与守望塔。当金钱不足或饥馑遍地的时候，罗马总督惯用手法便是禁止黄金谷物从行省出口，然而这并不能产生多大效果。普遍的困境再加上地方性的不安与官吏的欺压，社团生活处处难以为继。 行省的一般状况 这种悲惨的生活境况并非暂时，而是连绵数代，压力越来越重，地区则从塔古斯河直至幼发拉底河。早自公元前70年出版的一篇论文中就曾说道：“所有的社团都被毁了。”西班牙与纳波高卢——比较上说，这两地的经济还算是最勉强过得去的——也情况相似。在小亚细亚，即使是像萨摩斯岛[8]与哈利卡纳苏斯[9]这样的城镇也几乎全空。与自由的省民相比，合法的奴隶似乎是生在天国了；依照罗马政治家的说法，即使坚忍的亚洲人也厌倦了生活。任何想探测人的罪恶、堕落与不公之深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罗马贵人们的罪行以及希腊人、叙利亚人和腓尼基人的不幸。即使是罗马的政治家们也公然承认，罗马之名被希腊人与亚洲人深恶痛绝；有一次，位于黑海的赫拉克里亚的公民在忍无可忍之下把罗马收税员集体处死，这件事所引起的唯一遗憾是发生得太少。 恺撒与行省 当新的主人躬亲去视察他的“农场”时，财主们暗自讪笑。国王一向就成为无能的代名词，现在，确实需要一个有热情有能力的人将这个名称挽救出来了。以前的创伤是要由岁月慢慢抚平的，恺撒小心地任岁月执行它的任务，以免造成新的创伤。 行政系统经过彻底改造了。苏拉手下的总督，在他们任职的行省之内是不受任何控制的。恺撒手下的总督则是严厉的主人之下唯命是从的仆人；而这主人，由于集大权于一身，又为终身任期，比那年年更换的小暴君自然跟属民的关系更好，更自然。总督职当然还是分配予两个退休的执政官和十六个退休的次执政官；但由于统领直接指派的次执政官有八名，而总督的分配则完全由他一人决定，因此事实上总督等于是统领的赐予。 总督的职权也受到实际的限制。司法的监督与社团行政的管理仍操在他们手中，但他们的军事指挥权却瘫痪了，因为所有的军事指挥大权都操在罗马城新的最高司令手中，何况总督身边尚有最高指挥所派下来的副将。可能即使在这时，税收的职责即已实际交由皇家官员执掌，因此总督自此以后受到助理部门的包围，而后者则由军事系统的法规或由更严厉的家法而绝对依赖统领。以前，总督及其会计官似乎是派至行省搜刮的盗匪，而恺撒的行政官则是助弱除强的。以前的护民官不但无用，而且为虎作伥，现在的总督及其部属则必须对公正而绝不宽恕的君主法庭负责。至于横征暴敛，恺撒在首任总督时期即曾严加限制，现在则更为严厉，甚至有超过明文规定之处；而税吏，如果胆敢肆行不公，则依照当时惨酷的家法重新被他们的主人降为奴隶。 公共负担的缩减 特殊的公共负担被缩减为正当的比例，并限于实际的需要，一般的负担则做实质减轻。对于税法，除了前面提及的广泛规定以外，使省民受惠最大的是以下几项：减免税的范围扩充；直接税的普遍降低；十一税的制度限于非洲与萨丁尼亚；在直接税的收取上，完全免除中间人。恺撒是否追随他伟大的民主派先驱塞多留，使属民免于安置驻军的负担，是否坚持军队必须自行建立永久性的兵营，现在无资料可以证明。但他绝不是那种任属民受军人宰割的人，至少在他从谋位者成为一国之王以后绝不是。他的政策继承人就建立了这样的兵营，这是跟他的精神完全相符的；这些兵营继之成为城镇，在面对蛮族的边界连接成保卫意大利文明的防线。 对罗马资本的限制 要遏制官吏的不法行为固有困难，但要使省民从罗马人的资本压榨下解脱出来则更为困难，因为要打破罗马资本的力量，需采取一些措施，而那些措施却可能比罗马资本更为危险。就目前而言，政府只能铲除滥权事件（如禁止为金钱目的而使用政府使节之名位），用一般的惩罚与高利贷法——此法也用之于诸行省——来打击暴虐行为和高利贷。但要想使省民从罗马人的资本下解脱，最根本的办法是用更佳的行政来恢复省民的富裕生活。 为减轻某些省份无还债能力者的压力，以往曾订过数次临时性法规。公元前60年，恺撒任远西班牙总督时，曾划定债务人收入的三分之二归债权人，以此还债。鲁西乌斯·卢库卢斯任小亚细亚总督时，也曾直接取消部分利息欠款，因为这利息达到了过分的程度，其余部分则由债务人土地生产的四分之一以及由房租的自然增值或奴隶的劳力偿还。恺撒在内战以后于各行省是否采用类似的还债法，吾人则未有明确资料。但从已述的事实和他在意大利所实施的办法观之，几乎可以确定恺撒会向这个目标努力，或者，至少这会形成他的计划的一部分。 如此，当这个统领以人类能力所及的范围，减轻省民所遭受的罗马行政官与资本家的压迫时，我们也可以确定这具有新生命的政府会吓退边区的蛮族，驱逐海陆的盗匪，正如旭日驱散朝雾一般。旧伤无论仍旧如何痛楚，这些痛楚的人民却因恺撒而见到了一个可以忍受的时代之降临，那是数百年来第一个明智而人道的政府，其和平政策是源于力量，而非源于懦弱。无怪在这位伟大的解放者灵柩前最痛苦悲愤的，除最好的罗马人外便是这些属民了。 希腊—意大利国度的肇始 但这些腐败滥权的扫除仍并非恺撒省政改革的主要目标。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依照贵族派与民主派人士的看法，行省只不过是罗马人民的农庄（事实也以此称之）。但现在这种看法过去了。作为罗马人农庄的行省要逐渐消失了，以便为新生的希腊—意大利国度准备一个更新、更宽敞的家，整个的组成部分没有任何一部分是为其他部分而存在，而是每一部分均为所有的部分存在，所有的部分也都为每一部分存在。这新生的家之新的存在状态，那更新、更广阔、更灿烂的国家生活，其本身就足以克服举国的悲哀与错误——而这是旧意大利无能为力的。 其实，谁都知道这些观念并不是新的。意大利向各行省移民，数世纪来就在实施（尽管移民者本身并没有意识到），以便为广阔的意大利铺路。第一个有系统引导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半岛之外定居的人便是盖乌斯·格拉古——罗马民主君主制（民主专制）的创始者，阿尔卑斯山北的征服之构划者，迦太基与纳波殖民地之建立者。第二个罗马民主政治天才昆图斯·塞多留则开始引导西方蛮人接受拉丁文明，教导高阶层的西班牙青年穿罗马服装，敦促他们说拉丁语，在他于奥斯卡所立的训练机关取得较高的意大利文化。当恺撒建立政府之际，各行省与保护国已都有数目相当多的意大利人，只是并不很稳定与集中。我们可以回忆一下，除西班牙的正式意大利城和南高卢之外，塞多留与庞培在西班牙曾召集过多少军团，恺撒在高卢，朱巴在努米底亚，立宪派在非洲、马其顿、希腊、小亚细亚与克里特又曾召集过多少；拉丁的七弦琴（当然是音质尚差的）早在塞多留战争时，就如何在科尔多巴的诗人们手上歌颂着罗马将军；而在恺撒死后出版的希腊诗译作——由最早的非意大利籍著名诗人，阿尔卑斯山北高卢的奥德之普布利乌斯·特伦提乌斯·瓦罗译成——又如何优美，由这些就可知意大利人在各省的人数之多与意大利文化之盛了。 另一方面看，拉丁与希腊文化的交织则与罗马城同样古老。拉丁民族在征服并统一意大利半岛之际，消化吸收了所有被征服的民族之特色，唯有希腊除外，因为希腊文化是被依照原样接受的，而非经过混和。凡是罗马军团所到之处，希腊的教师即随之而至，而他们也同样是一种征服者；早期我们就发现著名的希腊语教师定居在瓜达尔基维尔河，而在奥斯卡的教育机关则既教希腊文又教拉丁文。高等的罗马文化不过是用拉丁文宣示的希腊文采与艺术，而罗马人首先选择希腊文化向西方的蛮族灌输，希腊人也不可能有任何抗议之意，希腊人（尤其是边区的，他们的民族文化受到蛮族的威胁，因之民族情感最强最纯）其实业已把罗马视为保护者，为希腊文化雪耻者。事实上，庞培在东方所建立的一些城镇，就是重拾了间断数百年的亚历山大的益世业绩。 两种语言、一种民族性的意大利—希腊帝国，这个观念并非新创，但将它从孤立的计划发展为牢固掌握的概念，从零散的初步努力到铺下坚定的基础，却是罗马的第三个、也是最伟大的一个民主派政治家。 两大主要民族　犹太人 要把帝国在政治上化归一致，最首要的条件便是保存并扩张两个主要民族，同时尽快吸收跟他们并存的野蛮民族（或他们所名之为的野蛮民族）。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犹太人跟罗马人与希腊人并列，成为第三个民族；这个民族，在那个时代已无处不在，在恺撒的新帝国中也扮演着绝非不重要的角色。这一个民族，让步而又坚持，处处为家而又无处为家，处处有权而又无处有权。大卫与所罗门的继任者，对这些人民而言，其意义也只不过像当时的耶路撒冷对他们的意义了。无疑，那小小的耶路撒冷王国是这个民族可见的宗教与心智一体性的象征；但这个民族不仅包括它的子民，还包括无数的犹太人团体，这些团体分布在帕提亚和罗马帝国各地。 尤其是在亚历山大与昔兰尼两城，犹太人形成了特殊的社团，在其组织与地区性上，有类于今日我们城镇中的“犹太区”，但其地位比较自由，由“人民的主人”监督，作为最高法官与治理者。在恺撒的时代以前，罗马的犹太人之多，同胞情谊之厚，从那时一个作家的话看出来；他说，总督如果在其行省触犯了犹太人是危险的，因为他回返首都时，必然要遭受犹太人的嘘声。即使在这个时期，犹太人的主要事业就是从商，犹太商人随着罗马商人到处移动，正如后者随着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一样，而各地的资本也都像流入罗马商人之手一样流入犹太商人之手。 在这个时期我们也同样看到西方人对犹太及其观念与习俗的厌恶。犹太及其习俗，尽管在那不可人的民族大混合中并非最可人的成分，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政治家既不可忽视又不可排斥的，而恺撒也像其先驱亚历山大一样，以正确的态度加以培植。亚历山大大帝在亚历山大对犹太主义的培植，其重要性几乎和大卫王对于耶路撒冷神殿的计划一般；恺撒在亚历山大与罗马也给予犹太人特别的优惠与特权，保护他们的特殊崇拜，以防罗马与希腊本地的教士的侵害。 这两大统治者当然并未曾设想要使犹太民族与意大利—希腊民族站在平等立场。但犹太人，由于没有像西方人那样接受政治组织——这潘多拉的盒子——由于基本上漠然于政治，由于一方面固不愿放弃其民族性，另一方面又随时准备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任何其他民族，因此特别能够适应这新的帝国——这新的帝国，建立在一百个活生生的国家之废墟上，因之从一开始其民族性就有些抽象，有些模糊。即使在古代世界，犹太人就是世界主义的有效酵素，因此，在恺撒的帝国中便占据一个特殊的地位。严格地说，他们是世界公民，而其民族性，从最底层言之，乃是人性而已。 希腊主义 但新国家中的主要分子仍然完全是拉丁与希腊人。共和国时期的全然意大利人国家业已结束；但某些谣言则纯系愤怒的贵族因猜疑与恐惧而生，例如，恺撒意图毁灭意大利与罗马城，以便将帝国的中心迁往东方希腊，以伊利昂[10]或亚历山大为首都等等。其实，在恺撒的计划中，拉丁民族始终占着首要地位，这可以从他发布法令所用的文字看出：他的法令全用拉丁文，只有发送到希腊语地区的，才兼用希腊文。一般言之，在他的君主国中，他对两个主要民族之关系的安排，和共和国时期在联合的意大利中所做的安排一样：凡希腊民族存在的地方，予以保护，而意大利民族则视环境之许可尽量扩充；一切民族都要吸收归化为意大利民族。 最后这一步是必需的，因为如果希腊人与罗马人站到完全平等立场，则就可能发生数世纪以后在拜占庭发生的惨况。因为希腊人不仅在智性上明显超乎罗马人，而且大量的文化使者由被迫或自愿已迁入意大利，其影响力是绝不可忽视的。希腊侍从左右了罗马君主，是从君主制之始就存在的现象。这一长串令罗马人嫉恨的人物之中，最早的一个便是庞培的心腹佣人米蒂利尼的塞奥法奈斯，由于他的能力足以驾驭软弱的主人，可能是促成庞培与恺撒的破裂最有力的一人。因此，在他死后，希腊人几乎把他当做神明来敬拜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是他开始了帝国时期的“贴身男仆”（Valetde Chambre）政治。 因此，政府有种种理由，至少在西方不鼓励希腊主义的扩张。若说西西里不仅从什一税（地税）的压力下解放，而且其诸社团都获得了拉丁权利，那是因为这可能表示在适当的时机西西里要得到与意大利完全的平等。恺撒必定有计划将该岛融入意大利国土，因为这个地方虽然在意大利投机者的统治下，已甚荒芜，由其自然条件使然，注定要成为意大利最佳的省份，而非近邻。但希腊文化凡是存在之处都予以保存与保护。马西利亚（马赛）与亚历山大各为西方与埃及的希腊文明的巨柱，种种政治危机虽曾诱使统领对之加以遏制，却既未摧毁亦未破坏其民族特色。 拉丁化 另一方面，罗马政府透过殖民与拉丁化，在全帝国全力提倡拉丁文明。以前有个原则，凡未由政府特别法令让与社团或私人的行省土地，一律为国有地，而其持有者之所有权任何时候均得取消；无疑，这个原则是起源于法令与暴力之恶劣的结合。但为了迅速处理注定灭亡的诸民族，这却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步骤，因之恺撒也把它保留下来，将它从民主派的党派理论提升为君主体制法律中的一个基本原则。 山南高卢 高卢当然是罗马民族性扩充的直接竞技场。阿尔卑斯山南高卢的居民很早以前就有不少人享有了罗马公民权；公元前49年，由波河以北的诸社团之正式许可，山南高卢全部得以加入罗马公民联合会。从事实看，自从四十年前该省获得拉丁权利之后，已经完全拉丁化了。因苏布雷人与维尼蒂人，由于在恺撒军团中战功彪炳，而在罗马广场甚至在元老院赢得一席之地；罗马的排外者或许会嘲笑凯尔特腔的拉丁语土气，带着咕噜咕噜的喉音，或者说，缺了一点“京城的难以言宣的优雅”。然而，山南高卢即使在恺撒的时代之前，却已由稠密的农民，而在意大利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后数百年也都是意大利的礼仪与文化的避难所。事实上，拉丁文学的教师，在首都之外，没有一个地方比山南高卢得到的鼓励与赞美更多。山南高卢是这样与意大利融为一体了。山北省则接续了它原先的情况；此处，由于恺撒的征服，由边区变成了内地行省，而由于地理位置与气候，比任何地方都更适于在适当的时机成为意大利的国土。 在帝国中既非希腊亦非拉丁文化的地区——这些地区距意大利的影响与同化过程尚远——恺撒则只建立若干意大利文明中心，以为将来完全平等化铺路。这些步骤在每个行省都在进行，只有最贫穷又最不重要的萨丁尼亚例外。在北方高卢，拉丁语得到官方承认，尽管公开谈话中尚未完全采用。在莱芒湖[11]边成立的诺维奥杜鲁姆（尼翁）殖民地，是采用意大利建制的最北方城镇。 西班牙 西班牙可能是那时罗马帝国人口最密的地带；恺撒派遣殖民在重要海港镇的依波利亚（原以希腊人与伊比利亚人为主）定居，与原有的居民并存。再者，最近发现的资料显示，若干殖民者可能主要是由首都的无产阶级派往乌尔索（欧苏纳）镇（距安达卢西亚中心的塞维利亚不远），或许还有该省其他几个城镇。古代的富裕商城加迪兹，在恺撒任次执政官的时候曾将其市政制度重新规划，公元前49年则以统领之名赋予完全的意大利自由市的权利，因此地位类如意大利半岛上的图斯库姆，而成为在意大利以外第一个非由罗马建立、却得到完全罗马公民权的社团。数年以后，西班牙的一些其他社团也取得同样的权利，而赐予拉丁权的社团则为数更多。 迦太基 在非洲，盖乌斯·格拉古的计划现在实施了。在罗马人往日的世仇之基地，派遣了三千名殖民者来，另有大量的佃农。罗马的迦太基——名之为“维纳斯殖民区”——由于地理环境无比的良好，繁荣的速度惊人。该省的首府，第一座商业城乌提卡，已经由于拉丁权的赋予而恢复了元气。在新并入帝国版图的努米底亚领土上，归于罗马佣兵队长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及其一帮人的锡尔塔及其他社团，得到了法定的罗马军事殖民区的地位。被疯狂愤怒的朱巴与立宪派陷于绝境的残余分子毁为废墟的壮丽城镇，则恢复得不若毁灭之快，许多荒凉的遗址还使人想到那惨绝人寰的时期。但两个新的朱利安殖民区，迦太基与锡尔塔，则成为非洲—罗马文明的中心。 科林斯　东方 在荒凉的希腊，除了其他的计划——如在布特林特[12]（科孚对面）建立罗马殖民地——之外，恺撒还忙着恢复科林斯。不仅相当多的殖民者定居到此处，而且计划在瓶颈处开一条运河，以避免环绕伯罗奔尼撒的危险航程，使意大利与欧洲的航运可经科林斯—萨罗尼克湾[13]。即使在遥远的希腊东方，恺撒都创设了一些意大利殖民区，例如在黑海边的赫拉克里亚与锡诺普[14]；在这些地方，意大利的殖民者跟原有的居民共住城镇，而在叙利亚海岸的贝鲁特要港，则像锡诺普一样，取得了意大利的建制。甚至在埃及，罗马人也驻守了制御亚历山大港的灯塔岛。 市镇自由权扩展到各行省 由于这些命令，意大利的市镇自由权已经遍布各行省。由完全据有公民权的人组成的社团——也就是阿尔卑斯山南所有的城镇，山北及其他地方的公民殖民区及自由市——在处理其本地的事务上，跟意大利人站在平等地位。但罗马当局——一般而言是各省总督——却碰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正式自治的拉丁社团和其他解放了的社团（包括西西里的和纳波高卢的，以及其他省份的若干社团，因为它们不是公民社团）都具有如此大幅度的市政自由，以致总督除了用他的行政名义以外，无权干预。无疑在总督治下的行省中已有完全具有公民权的人所组成的社团了，诸如阿奎莱亚与纳波；而像山南高卢这样的总督省，则是由意大利建制的社团组成。但现在有一个行省全由罗马公民所居住，而其他行省也将陆续步其后尘，这在政治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意大利与行省渐无区别 意大利与行省之间的重大实际区别就这样消失了。第二个重大的区别——平时在意大利没有驻军——也渐在消失之中。军队现在只驻守需要防守的边界，而凡没有此种驻军的地区，如纳波与西西里，其指挥官则只有名义上的军官。在意大利与行省间的正式对比现在当然还是存在的，因为意大利是民法与执政官和次执政官的地区，而行省则由军法和总督和次总督管理。但民法与军法的程序久来已日渐雷同，而在唯一的一个统领统属之下，行政官名称的不同已无甚重要性。 在这些市政基础与命令中，有着一个明显的体系——对恺撒而言，即使在实行上尚未就绪，但至少在计划上是脉络分明的。意大利原先是属民的女主人，现在则要变成新生的意大利—希腊国所有人民的母亲了。阿尔卑斯山南省跟祖国的完全平等，保证了在恺撒的君主制度下——正如共和国比较健康的时代——每一个拉丁化的地区都有希望跟姐姐们和母亲站在平等地位。邻接的土地，如希腊的西西里和高卢南方，拉丁化得很快，它们即将可以获得充分的拉丁化，充分的政治平等。在准备工作上比较落后的是其他的行省（正如南高卢的纳波在此之前是罗马殖民地），在这些行省中，大城依波利亚，加迪兹，迦太基，科林斯，本都的赫拉克里亚，锡诺普，贝鲁特和亚历山大，现在已变成意大利的或希腊—意大利的社团，成为意大利文明的中心——即使远在希腊东部——与基地，使帝国将来走向民族与政治的平等。 城市罗马社团对地中海沿岸的统治时期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地中海国，而其第一步行动便是补赎城市罗马社团为延存其文明而犯下的两大暴行。迦太基和科林斯这两个最大的商业中心被毁，标示了罗马态度的转变，就是罗马从保护者的角色堕落为政治上的暴君，经济上的压榨者；而这两个城市迅速而灿烂的复原则打下了基础，表示伟大的新帝国将领导地中海各地区走向一个单一国家，在民族与政治上平等。恺撒把古来名闻遐迩的科林斯加上一个新名称是十分得当的——“尤利乌斯的荣耀”（Honour to Julius）。 新帝国的组织 这新的帝国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民族性——当然，这无疑是缺乏个性的，因为它必然是一种人为产品，而非自然的成长——同时，它也需要制度方面的统一：体制上，行政上，宗教上，法律上，币制上，度量衡上；这些基本上是统一的，但并非不能与各地本有的制度共存。所有这些方面，我们只能说还刚刚起步，因为恺撒君主国的工作的完成是务须留待未来的，而他所做的只是为以后数百年奠下基础。但这位伟人所划出的轮廓我们却可以辨认，而追踪他这方面的脉络比追踪他在往日的废墟上所已立下的建筑更为有趣。 帝国人口普查 至于制度与行政，我们已经提过新统一的几个最重要的元素——将主权从罗马市议会转入地中海君主国唯一的统治者手上；将市议会改变为最高的帝国议会，代表意大利与诸行省；更重要的是，以罗马市的城市组织为楷模推广到各省社团的城市。凡是成熟得可以加入这联合的国家的社团，都先获得拉丁权，然后罗马权；这种权利的赋予，渐渐自动地造成了一致的社团组织。 然而有一个方面，是必须立即办理的。帝国需要一个机构，可以一目了然地在政府面前摊开各个社团的人口与财产数——换句话说，就是要改良的人口与财产调查。首先，意大利的调查工作需要改革。依照恺撒的命令，在罗马社团中举行调查的时候，要由每个社团的最高权威注明每个公民的姓名，其父或其解放者，其地区、年龄和财产。这个统计表要尽早交到罗马监察官手上，使他得以适时制成罗马公民与财产的总表。 对于各行省，恺撒也有同类的构想，这可以从他下令全帝国度量衡的规划与普遍调查证之，也可以由事情的安排之性质看出，因为它为中央治理所需的数据提供了普遍性的工具。在这方面，恺撒也显然想要恢复共和国在早些时期的办法，使全帝国都实行他在意大利所行的调查。这种调查是呆滞的贵族阶级最早任其废止的制度之一，因而使得最高统治当局对举国的人力物力没有明确概念，因而也就无法做任何有效控制。种种迹象都显示恺撒毫无问题地准备恢复荒废了数世纪之久的总调查。 帝国的宗教 无需说，在宗教与法律制度上是不可能有彻底平等的。新帝国尽量容忍各地方性的信仰与法规，但它仍需要一个与意大利—希腊的民族性相应的共同宗教，一个超越名个城市法规的总法。这两方面的需要可以由它们“事实上”存在来证明。在宗教方面，数世纪以来，大家就忙着把意大利与希腊的宗教崇拜融为一体，一者是由外在的采用，二者是由内在的调整，使两个民族的神祇概念叠合。由于意大利的神祇形象较有弹性，把朱庇特摄入宙斯、维纳斯摄入阿弗洛狄忒等并不困难。意大利—希腊的宗教实际大致已经存在了。前面提到的瓦罗神学著作，就曾论及罗马人与希腊人“共认”的诸神与罗马社团特有的神之间的区别；这件事可以证明有些人意识到两者的不同。 帝国的法律 至于刑法，由于是政府直接干涉的，又由于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所以得到全帝国所需的统一性并不困难。民法方面，最早的产生是在商业往来上，而立法只是一个具文，因此联合帝国所需用的规章早已由商业交易的本身发展出来。罗马城市法确实仍旧以十二铜表法中所包含的拉丁民族法为基础。后来的法律在细节上无疑有种种改良，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废止以前起诉的复杂手续，而代之以首席法官对某一陪审员的一纸指令。但主要说来，民法仍只是在十二铜表法这可敬的基础上久来所累积的一大堆特别法的浑沌，唯一可与之相比的是英格兰的成文法。由于想给它们一个合乎科学的形式与系统，这份努力无疑使那古老的民法勉强可行。但以四百年前的一部城市法，再加上乱七八糟的附文，作为大帝国的法律，其基本的缺陷乃是无可弥补的。 新城市法 商业交易则为其本身自行提供了一个比较彻底的补救。罗马人与非罗马人长久以来的灵活交易已在罗马城发展出一套国际性的私法——这是说，一套公准，特别与商业有关。罗马城的法官以此为判事的根据；当一个案子既不能依据他们自己民族法规也不能依照其他的民族法规来决定时，他们便不得不诉诸一切交易默契的共同是非观。较新的法律便是以此为基础。在罗马城的公民相互之间的交易上，旧有而实际上无用的城市法已在“事实上”被新法所取代，此新法的基本，在本质上是把十二铜表法上的民族法与国际性的法规相妥协、调和而成。在婚姻法、家庭法与遗产法上，基本上遵循前者（当然也做了合乎时代的修改），在财产、所有权与契约方面，则以国际性的法规为标准。 帝国的币制 在钱币与度量衡方面，拉丁与希腊系统早已有了交换标准。商业上不可或缺的度量衡，起自很古的世代；币制上，则在银币开始铸造后不久也就有了公准。但古代的公准仍嫌不够，因为希腊世界中的长度与钱币种类复杂并存。因此把罗马的钱币、度量衡推行到全帝国各地，使之成为正式交易中唯一的官方标准，而非罗马的钱币与度量衡则只限于地区性的流通，或与罗马的钱币与度量衡换算为固定的比值；这些无疑是恺撒计划的一部分。 罗马币制以两种并相流通的贵金属为基本；两者有固定的关系，黄金依重量为准，白银则铸为银币。但在广泛的国外贸易上，黄金的地位远超过白银。在帝国时代早期，帝国各处罗马银币的适用是否强制执行都成问题。无论如何，未经铸造的黄金确实在罗马帝国领域中担任着主要货币的任务，尤其因为罗马人禁止各行省与保护国铸造金币。因此，不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迪纳里厄斯除在意大利之外，也成为阿尔卑斯山南高卢、西西里、西班牙和许多其他地方，尤其是西方的正式货币。但帝国的铸币始于恺撒。他像亚历山大一样，只准普遍公认的一种金属在铸币上占据首位，以此标示了新君主国包括了文明世界。恺撒当时铸造的金币数量之大，可以以一件事看出：在恺撒去世七年后埋藏的一个宝库中有八万这种金币；当然，这个例子中可能有投机者的影响在内。 银币方面，罗马迪纳里厄斯在西方早已奠定基础；及至恺撒封闭了西方唯一仍可与罗马竞争的铸币厂——马西利亚的——罗马迪纳里厄斯在西方乃确立了统御的地位。在若干西方社团中，小额银币或铜币的铸造仍获许可；南方高卢的某些拉丁社团仍铸四分之三迪纳里厄斯银币，北方高卢的几个地区仍铸二分之一迪纳里厄斯，西方的一些小社区即使在恺撒时代以后仍铸小额铜币。但这些小额钱币完全依罗马标准铸造，也可能只在地区交易应用。 恺撒像比他早期的政府一样，似乎并不想统一东方的币制；在东方，大批的粗制银币（很多都易于降低成色或破旧）仍在应用，甚至在埃及，一种类如今日纸币的铜币在某种程度上仍在流通，叙利亚的商城则会因改换币制而遭受严重损失。在东方，我们发现，迪纳里厄斯后来成为合法货币，是官方计算的唯一媒介，而地方硬币则在有限的地区之内流通，可是跟迪纳里厄斯相比，其交换值则较低。这可能并非一时导入，而是恺撒之前就已存在。但无疑它是恺撒的帝国货币的重要补充用品——而恺撒的新金币铸造得几乎和亚历山大的一样重，无疑主要用于东方。 历书的改革 另一个重大改革是日历。奇怪的是共和国的日历仍旧沿用十大执政官时期[15]的历书，这个历书由于无能的数学家和不良的运用之结果，竟至比真正的时间提早六十七天，以致百花节不是在4月28日而是在7月11日。恺撒终于铲除了这个错误，由希腊数学家索斯根尼之助，依据欧多克索斯的埃及历和合理的闰日的加入，而正式制定了意大利农历。以前每年以3月1日为起始，也被废除，而定1月1日——这一日，本是最高行政官交接的日期，因此在人民生活中早已是重要日期——为历书上一年之始。这两项改革均从公元前45年1月1日生效，与之同时开始的是朱利安历的应用；这个历书即使在恺撒的君主体制解体以后仍旧是文明世界的规范，甚至即使到今日仍然如是。为了说明，另外还颁布了一个详细的星辰历，这是由埃及的星相观察而得——尽管并不十分精确——传至意大利，此历注明以历书上各日的名称为名字的星辰之升降。在这一方面，罗马与希腊世界也站于平等立场。 恺撒的功业 这乃是恺撒的地中海世界之基础。在罗马历史中，这是第二次社会问题成为危机，其对立的两派力量确实无法和解。第一次危机时，罗马由于融入意大利而获救，在新而大的家庭中，原有的对立力量失效。现在，罗马的危机再度因地中海各国融入了意大利，或准备融入，而获得解救。意大利的贫富之战，在旧有的意大利中只能导致国家的毁灭，但现在，在横跨三大洲的意大利中，却失去了战场，或说失去了意义。公元前三世纪，贫富之间的鸿沟将要吞灭罗马社团，但拉丁殖民地却把这鸿沟填了起来；而两百年后，更深的鸿沟出现了，填补的乃是盖乌斯·格拉古与尤利乌斯·恺撒的阿尔卑斯山北与海外殖民地。 历史只有对罗马行施过这种奇迹，而且不止一次；这两次的危机，就以罗马本身而言，是无可救治的，但历史因使它新生而救治了它。无疑，在这新生中有许多罪恶。意大利半岛的统一是建立在撒姆尼和伊特鲁里亚民族的废墟上的，同样，地中海帝国则建立在无数原先有生机有活力的国家与部族的废墟之上，但那腐败是一种有新苗从其中生长出来的腐败，其中有些部分到现在依然青葱。被推倒的只是次等的民族，它们是注定要被文明的同化之手摧毁的。 恺撒，凡是他以摧毁者的身份而行动的地方，他所做的只是执行了历史发展所已宣示的命令。但凡是他发现到文化种子的地方，不论是在他自己的本土，或在其姐妹国希腊，他都予以保护。他挽救了罗马文化，并予以新生；同样，他不但保存了希腊文化，而且用他使罗马新生的天才，着手使希腊新生，重拾伟大的亚历山大未竟的工作——而我们可以确信，恺撒的灵魂中自始至终都有亚历山大的影子。他不仅并行地解决了这两个重大的任务，而且是互相为用的。人类文化的两大要素——总体发展和个人发展，或说，国家与文化——曾经在胚芽时期结合在古老的希腊—意大利人生活之中，那时，他们在远离地中海的海岸与岛屿的地方，放牧羊群，过着原始的纯朴生活，但当他们分为意大利人与希腊人，本来结合为一的国家与文化二要素也被分隔了，此后，许许多多世纪都停留在分隔的状态。而现在，特洛伊王之子与拉丁王之女的后裔，从一个没有明显特性文化或世界性的文明之国中，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文化与国家相遇，产生了至福的成熟果实。 这是恺撒为他的工作所拟定的大纲，依照这个大纲，他努力工作，而后代许多世纪基本上也依照这个大纲而努力——尽管可能并没有他的才智与热力。完成的甚少，而大部分还只是做了起步。至于计划是否完善，那些敢于和这样的伟人同样思考的人自会决定。我们看不出它有任何重大的缺点。这座建筑上的每一块石头都足以使人不朽，而所有的石头却都和谐地构成一个整体。恺撒任罗马之王五年有半，不及亚历山大的二分之一。其间，有七次大战争，因此他留在首都的时间不超过十五个月；然而在这短短的期间他却为当时与日后规划了世界的目标，大至在文明世界与野蛮世界之间立定边界，小至消除首都的雨坑，然而他却仍有时间与从容细心地聆听戏院中的得奖之作，并即兴赋诗与花冠同赠。 他对计划的执行之迅速与准确，证明这些计划即使连细节都早已经过深思熟虑，而执行上的令人惊叹正不亚于计划的本身。新国家的大纲是为未来而设计的，让无尽的来日去完成其建构。在这种意义上，恺撒可以说他的目的已经达成，而有时他说他已经“活得够了”，其意义或许在此。但正由于这建筑是无尽的，因此当他活着的时候他便不息地一块石头加一块石头，永远都忙着，用着同样的巧妙，同样的活力，从不推翻已经做的，从不拖延，就似乎他没有明日，只有今天。这样，他工作，创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工作者与创造者的身份，在将近两千年后的今天，他仍旧活在许多国家民族的记忆中，是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统领恺撒。 我们已来到罗马共和国末期。在五百年的意大利统治和数世纪的地中海统治中，我们业已看到它在政治与道德、宗教与文学上的毁坏，而这并非由于外在的暴力，而是由于内在的腐败；由于这毁坏，为恺撒的新君主体制提供了机运。恺撒发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遗传的贵族，有无穷的荣华，但精神性却很少，风格更低，而最少的是对于生命与生活的真诚欢悦。那真是一个陈旧的世界了，即使恺撒那般得天独厚的爱国心都无法使它回春。黎明必待黑暗过去始得回返。但恺撒至少在酷热的正午后，带给疲困的地中海人一个尚可忍受的黄昏。而当最后新的黎明终于到来，新的、自由的国家与民族开始向较新的、较高的目标竞驱时，其中有不少是由恺撒所播的种子萌芽而出的，其民族的特性与独立性当归功于恺撒。
[1]　编注：意大利语为Terra di Lavoro，即“劳动之地”（Land of Work），拉丁语为Liburia，大致在拉齐奥南部、坎帕尼亚北部的区域。 [2]　编注：Arpino，古名Arpinum，西塞罗的故乡。 [3]　编注：Kronos，第一代泰坦十二神的领袖。曾听从母亲的怂恿，用镰刀阉割并推翻了父亲。后父亲预言他也将被自己的孩子推翻，于是子女一出生，就被他吞进肚里，只有宙斯幸免。宙斯成年以后，迫他吐出众兄弟，并率领兄弟推翻以其为首的泰坦诸神。Plutus，财神。 [4]　编注：Cytheris，一个美貌的女娼，维吉尔的《牧歌》中曾提及。 [5]　编注：Puteoli，曾被西塞罗誉为“小罗马”，在意大利南部海滨胜地波佐利之下，是一个城下之城。上层住人、下层商铺的结构与现代城市甚是相似。 [6]　编注：Labici，现名蒙泰孔帕特里（Monte Compatri），位于罗马东南20公里处。 [7]　编注：Cappadocia，小亚细亚东部的古王国。 [8]　编注：Samos，希腊岛屿，位于爱琴海东部。 [9]　编注：Halicarnassus，卡里亚（Caria）的古城。卡里亚是安纳托利亚历史上的一个地区，在今土耳其境内西南部，其起源即为哈利卡纳苏斯（现在的博德鲁姆），最初由希腊人创立。卡里亚人是著名的雇佣军。 [10]　编注：Ilion，古代特洛伊城的希腊语名。 [11]　编注：Leman，又称日内瓦湖，是西欧的重要湖泊。 [12]　编注：Buthrotum，古阿尔巴尼亚国领土的一部分，位于高山上，为浓密的植被所覆盖，受到了大自然和古代居民所修筑城堡的双重保护。布特林特占据科孚海峡和布特林特湖之间的小半岛，自史前时代就有人类聚居。 [13]　编注：Saronic，爱琴海海湾，位于希腊东南海岸。 [14]　编注：Sinope，自古希腊以来，即为海军要塞，现为土耳其在黑海的港口。 [15]　公元前450年。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