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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日！知日！这次彻底了解日本02
作者：苏静
内容简介
本书是《知日！知日！这次彻底了解日本》系列的第二本书，从日本的历史、人文、经济、科技、企业、社会、传统、潮流和艺术等方方面面来介绍日本，是了解日本的百科全书式扫描，图文并茂、语言风趣通俗，是了解日本风土人情、经济历史的通俗著作。
1.1 神道和日本人
日本似乎是一个没有明显宗教信仰的国家，很多日本人的脑海里没有《圣经》、《古兰经》这样明确指导自己日常行为的教典，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神道教（以下简称“神道”）便是日本土生土长的宗教。只不过，神道中并没有白纸黑字的戒律，它对日本人的影响是润物无声的。
日本是一个推崇集体主义的国家，日本人在生活当中力求不给周围人添麻烦、不给所处的集体带来耻辱，整个社会以“义理”、“人情”为人际关系的纽带。“义理人情”在日语中经常作为一个固定词组出现，总体上指的是日常社交中的人情世故。“义理”指各种上下关系、对等关系里面某一方必须遵守的道德标准，比如“知恩图报”、“忠孝节义”等；而“人情”是指人自然流露出来的情感，比如爱。“义理”和“人情”相互联系，有时又相互矛盾。在日本社会中，“晓义理”和“通人情”是做人的高标准。而这些扎根于日本社会中的思维、行为方式都与神道息息相关。可以说，要彻底了解日本人就绕不开神道。
神道追求万物都能幸福安定地相处的境界，站在这个立场上思考的人会在任何时刻都努力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我怎样做才可以成为这个集体中有用的一分子呢？”受神道观念影响的日本人会随时依据周围的状况做出适宜的举动，最忌讳的就是因为某人不懂得察言观色而破坏整体的和谐。
另外，神道崇拜大自然，把自然界的各种动植物都当作神灵来敬拜。古时候的日本人把通过种植、狩猎等获得的食物都当作大自然的馈赠。他们认为，虽然播种、浇水的是人类，但让种子长成粮食的却是大自然。因此在日本，每年春耕、秋收时都会举行祭祀，以祈祷顺利并向大自然表达感谢。此外，每年春季日本人都会进行赏樱活动，这最初也是一种向大自然表达感谢之情的仪式，感谢冬天结束之后大自然让美丽的樱花绽放。
明治维新之后，近代科技开始大量涌进日本，神道崇拜大自然的原则也发生了些许改变。便捷的科技让很多日本人开始觉得，一定程度上人为地改造大自然也是可以接受的。“二战”后日本推出了政教分离政策，神道从明治维新后的国教变成了民间宗教，现在日本很多年轻人对于神道的起源、含义实际上也是一知半解。
1.2 神道到底在讲些什么
“神”在日语中读作“kami”，和“上”的发音一样。在古典日语中，单词的数量相比现代日语要少得多，因此很多时候都会用一个词来代表很多相似的概念。“神”和“上”便是其中一对概念相近的词，都是“在人类能力之上”的意思。
日本人信奉的神种类繁多，民间就有“八百万の神”的说法。不过这些神虽然拥有超越人类的能力，却没有那种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坏脾气，在个人价值上他们和凡人是平等的。总的来说，这千千万万的神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太阳神、月亮神、海神等自然物和已逝人类的灵魂，也就是自然崇拜和祖灵崇拜。
自然崇拜是神道一开始的主流，而祖灵崇拜是从农耕文明发达的弥生时代开始兴盛起来的，主要是为了感谢替自己开辟山野、稻田的祖先。祖灵崇拜的仪式基本上都在家中举行。日本人会在家中安放先人的牌位，相信逝去的先人会以神的姿态继续守护这个家族。
神道认为，人、动物、山川、河流、风雨、雷电等都拥有平等的灵魂。不管是动植物、器物还是自然现象，只要人们向其祭拜，其灵魂都能成为神。这是神道和其他很多宗教最大的不同之处。
在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中，耶和华、安拉等是世间唯一的真神，他们创造了人类，而人类必须遵从他们的意志。对于那些不信奉真神的异教徒，教徒们有必要代替神进行惩罚。但在众生平等的神道中，世界就是一个无数灵魂的集合体。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任何灵魂并将其供奉为神，对于那些不信奉的人，神也不会对其惩罚。
一般来说，当日本人觉得自己受到某种无法解释的能力帮助或庇佑时，他们就会感受到神的存在，并从此将其供奉起来。所以说，神道并不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宗教，而是以人为中心的宗教。只要还有信仰神的人存在，神就一定存在。
另外，“祓”与“秽”是神道中一对独有的概念。和佛教中“善”与“恶”的关系类似，“祓”与“秽”相对，分别代表着“净化”和“污秽”。在神道里，清澈而旺盛的生命力是最好的。当生命力枯竭时就变成了一种“污秽”的状态，是最忌讳的。在古代日本，死人和女人的生理期都意味着生命力的枯竭，因此，死者的家属或者处于生理期的女人必须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以免把“污秽”传染给其他人。
古代的日本人认为一个人沾染上“污秽”之后就会犯各种错。小错可以算作过失，而大错就成罪过了。有意思的是，判定一个错到底算过失还是罪过是由周围的人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自己生活，那么不管他犯了什么错，顶多都只能算作过失。反过来，如果你让周围的人感觉受到了伤害，不管从客观上来说这个伤害是大是小，你都很有可能成为罪人。为了防止“污秽”沾身，人人都会对你避之唯恐不及。
在现代日语里，“坏人”可以用“きたない人”来形容，而“きたない”这个单词原本的意思就是“肮脏的”、“污秽的”。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别人眼中“污秽的人”，日本人会非常在意别人怎么想、怎么说，随时注意自己的行为给别人带来的影响，这便是《菊与刀》一书里反复提到的日本的“耻感文化”。
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沾染了“秽”，那就是“祓”登场的时候了。“祓”指的是净化，第一步是从外在开始。在日本，犯罪的人一般都会用清水洗净全身，以此向社会表明自己从今往后都会干干净净地做人。日本人相信任何人都怀有一颗厌恶污秽、向往清澈的心，即便是因为某种过失造成了他人的死亡，只要这个人下决心从此洗心革面，都能重新获得社会的接受和认同；过度责罚那些已经进行了反省的人，是不符合“人情”的标准的。
神道就是建立在这种对人的良心全面信任的基础上的宗教。
1.3 神社是怎么一回事
“神道”这个词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儿陌生，但知道“神社”的人要多得多。就像寺庙之于佛教，神社算是神道在现实生活中最直观立体的表现了。
古时候的日本人认为，巨石或者参天大树的周围是各种神汇聚的场所。所以人们在这些地方祭祀神明，同时净化自己的心灵。像这样的地方在平日里都会被保护起来，只有举行祭祀时才允许人进去。到了7世纪，也就是日本的飞鸟时代，佛教传入了日本，这给神道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当时日本各地都建起了大规模的寺院，香火鼎盛。神道受到启发，便也开始建立自己独特的神社文化。
两种鸟居的形式
① 额束 ② 笠木 ③ 岛木 ④ 贯 ⑤ 柱 ⑥ 台石
虽说“神社”是统一的说法，但在日本，不同的神社往往会有不同的名称。除了最常见的“神社”外，一般来说还有“神宫”、“宫”、“大社”、“社”等。其中“神宫”代表“神的宫殿”，只有地位最高的神社才能使用，比如伊势神宫、明治神宫、石上神宫等，而伊势神宫又是最受尊崇的，它还有一个别名叫“大神宫”。“大社”这个名称最开始只用在最古老的神社之一出云大社身上，后来又出现了诹访大社、伏见稻荷大社这些“后辈”，于是也就自成一套系统了。
神社境内图
（1）鸟居
（2）石段
（3）参道
（4）手 水舍
*为参拜者洗手、洗脸和漱口的地方
（5）灯笼
（6）神乐殿
（7）社务所·纳札所
（8）绘马挂
*绘马：写有心愿的木牌
（9）摄末社
（10）狛犬
（11）拜殿
（12）瑞垣
（13）神殿
其他名称的使用比较自由，但总的来说，“宫”的地位在“神社”之上，“神社”的地位又在“社”之上。不过在现代，这些细微的差别已经没有多少人在意了。
一说到神社，很多人会首先联想到神社周围一大片绿意盎然的树林。其实，这些树林是神社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叫作“镇守之森”，是神社中神灵聚集的地方，闲杂人等不能随便进入。
大部分神社的建筑结构都很相似，从飞鸟时代开始一直完整地传承到现在。在神社的入口处是标志性的“鸟居”，它们大多是鲜艳的红色，远远地看去十分醒目。鸟居是神域和人间的分界，早在神社房屋建设之前就已经有了在神域入口立上鸟居的习俗。也就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即便没有神社内的建筑，只要有一个鸟居，就已经算是一个神社了。现在规模大的神社往往有好几个鸟居，京都的稻荷神社的鸟居数目甚至形成了一条红色的长廊。
关于鸟居的起源有好几种说法，其中一种是：鸟居模仿的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宫殿前的华表。中国最有名的华表应该是天安门广场上那一对汉白玉华表了。当然，鸟居的造型不只是柱子，而是一个完整的类似门的形状。最开始，鸟居只是一个简单的木门，寓意着穿过这道门就进入神域了。“穿过”在日语里叫作“とおりいる”，连读就变成了鸟居（とりい）的读音。
除了鸟居以外，神社的入口处一般还会有注连绳。日本最有名的注连绳当属出云大社门口的那几根。在最早出现的时候，人们用注连绳把整个神社都围上，目的是警告“闲杂人等不能随便进入”。有的农民会把自家的耕地用绳子围起来以作标示，注连绳最开始模仿的就是这种绳子。但是为了显示神域的尊贵，不能直接用耕地上绳子的围法，于是就出现了各种注连绳编法，以示区别。出云大社的注连绳使用的就是大根注连的编法。
穿过鸟居走进神社之后，脚下就是长长的参道。参道是连接人和神的通道，因为平日里神职人员会经常打扫，所以总是很洁净。神职人员指的就是在神社里负责日常事务的人员，大致可以理解成寺院里的僧人一样的角色。在神道里，神会经由参道往返于神域和人间，所以人们去神社参拜时必须避开中央，而要走在参道的两侧。
在参道的两侧可以看到一些石头做的灯笼和狛犬。灯笼最开始是为了给参拜的人们照明用的，现在则用来向神明供奉灯火。狛犬则是一个向佛教借鉴的例子，功能和寺院里的石狮子差不多，作看门守备之用。
沿着参道一直朝里走就能走到拜殿。神职人员平日里在拜殿里举行各种祭祀的仪式，信众也都是面向拜殿进行参拜。拜殿的背后就是神殿，也叫正殿或者本殿，里面供奉着整个神社的主祭神，是神社当中地位最高的建筑。拜殿和神殿的组合是一个神社的标准配置，却并不是缺一不可，位于大和朝廷发祥地的大神神社就没有神殿。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因为大神神社的神在拜殿背后的三轮山里，所以不需要再建造一座神殿供奉起来了。而伊势神宫没有拜殿，人们要参拜的话，只能在神殿前的外玉垣御门进行。
除了拜殿和神殿外，神社境内还有向神供奉币帛的币殿、向神奉献神乐（yuè）的神乐殿、神职工作用的社务所等。有些大神社还会有一个宝物殿，专门用来放置神社专有的珍贵文物。
另外，神也是有家人和亲戚的。为了安置这些家眷，有些神社里还会有摄社、末社这样的建筑。血缘关系近的进入摄社，远一点的就全在末社里。有的时候，一个主祭神还会在其他地方有分社，为请神之用。虽说叫分社，但分社和主祭神所在的神社没有直接从属关系，经营上完全独立。现在日本有很多分社经营得很不错，有的甚至比主祭神所在的神社势力还要大。
1.4 和神打交道的职业
在神社里，神职人员总是相当好辨认，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着装十分醒目。
男性神职人员一般的衣着是，最里层是一件名为白衣的白色和服，外面有时候还会套上一层单衣，最外面则是神官服和袴。神官服是平安时代贵族的便服，袴则可以理解成一种裙裤，胯部非常宽松，方便行动。在神社看到男性神职人员时，可以根据他们所穿的袴的颜色判断他们的地位：从高到低分别是白色花纹的白袴、白色花纹的紫袴、紫色花纹的紫袴、紫袴、浅黄色袴和白袴。浅黄色袴是神社里面最常见的一种，白袴则代表着还未正式取得神职人员资格，这两种袴都是棉质的，而其他高级的袴都是丝绸的。
穿上这套衣服以后再戴上一顶黑漆帽、拿上一个笏，神职人员就算是着装完毕了。笏在中国也使用过，其实就是大臣们上朝时手持的用来记事的板子。神职人员会把写了祝词的纸条贴在笏的背面，在举行祭祀的时候可以不时地瞄一眼。
巫女服
白衣——用和服专用带子缚住之后，外面再穿上绯袴
绯袴—— 绯色并非大红色，而是比红色稍微偏橙，呈亮红。巫女的绯袴大多像裙子一样（剑道、弓道穿着的袴中间是分开的）
其他装饰品
白足袋（白色的和服袜）
红纽草鞋
币帛
献给神的纸条或布条。串起来悬挂在直柱上，折叠成若干"之"字形
现在全日本的神职人员有两万多人，其中女性有两千人左右，着装则比男性更加华丽。这里还要介绍一个和神职关系密切的职业——巫女。神职人员是神和人之间沟通的媒介，也负责神社的日常事务，在祭祀、婚礼、相扑比赛等活动时担任重要的职务；而辅佐神职人员工作的就是巫女了。其实在古代，巫女是一种类似灵媒的职业，可以直接传达神的旨意。进入近代之后，由于政府下令禁止巫术，巫女就慢慢转化成了辅佐神职人员的角色。
巫女着装的标准配置是白衣绯袴，在祭祀中跳舞时还会穿上一种叫作“千早”的羽织，这种装扮是由平安时代宫廷舞女的服饰改良过来的。很多大神社在举办祭祀时，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群巫女和着神乐跳舞的场景。
只要感兴趣，任何人都可以在一些专门的店铺买到神职人员和巫女的衣服。根据材质不同，这些衣服的价格一般在3万～5万日元之间。
在日本，要成为神职人员必须取得相应的资格。神职共有净阶、明阶、正阶、权正阶、直阶5个等级，只要在日本各县的神社厅参加讲习并且考试，合格了就能成为神职人员。不过考试难度特别大，很难通过。
要想通过考试，就要去一些指定的学校学习。东京的国学院大学、伊势的皇学馆大学里都设有神道系，只要在那里学习4年并顺利毕业就能自动获得明阶的资格。神道系不只是学习神道相关的东西，日本历史、日本文学等内容也在课表里面。另外，神道系还设有面向社会人士的成人教育课程，上满一年课也能获得明阶的资格。
除此以外，日本各地都有不同规模的神职培训班。只要在培训班上课，高中毕业生一年内可以拿到权正阶，两年内可以拿到正阶的资格。
相比之下，成为巫女就要容易得多了。巫女的硬性规定只有“未婚女性”和“25岁以下”两条，满足条件的人只要去各个神社参加选考，合格了就能成为巫女。当然，在伊势神宫这种每年只招10名巫女的大神社，入选概率就要低一些。此外，年末年初的时候还会有一部分人会以打工的形式来做巫女，这相对比较容易。
1.5 参拜的规矩
所谓参拜，其实从穿过鸟居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了。在进入神社境内之前，预先把帽子、大衣、围巾等脱下来是基本的礼仪。因为鸟居是神域和人间的分界，穿过鸟居实际上就是一个祛除污秽、净化心灵的过程。
如果身上的污秽太重，光靠鸟居无法净化，就要依靠一种叫作祓禊的仪式，就是在神明面前用清水洗净身上的污秽。伊势神宫的祓禊非常气派，五十铃川横穿过参道，人们可以在河边通过洗手洁净心灵；一般的神社里也会在手水舍专门进行祓禊。
参拜者在手水舍用水盆盛满水，首先用右手拿起勺子，舀起清水清洗左手，再换手清洗，最后再把勺子换回右手，用左手的掌心盛起一些水来漱口，漱完之后整个祓禊仪式就结束了。最忌讳的是用嘴直接去喝勺子里的水，不仅步骤不对，而且非常不雅观。
大部分神社的拜殿正面上方都会悬挂铃，因为古时候的日本人相信铃声可以招来神灵、驱散恶灵，参拜者通过摇动垂下来的布来振动铃就能起到镇魂的作用。铃的下方有一个赛钱箱，人们可以投放一些零钱，也叫作赛钱。现在很多人把赛钱当作给神社的捐款，但在最开始这其实是人们因私人目的而交给神社的财物。古人认为交赛钱是在赔偿自己的污秽曾经带来的损失，有这种心理的参拜者会自发地把各种物品献给神。
神社里还发放避除灾难的护身符以及预知未来运势的神签，这跟佛教差不多。在这之后就是俗称“二拜二拍一拜”的拜礼，也是参拜的最终步骤，就是先鞠两个躬，再拍两下手，最后再鞠一个躬。鞠躬和拍手都是古人的规矩，鞠躬表示对对方的尊敬，拍手则是在说“见到你很高兴”。一直以来，日本人就是在用这些人类社会的交流方式在和神进行着沟通。
对于虔诚的信徒来说，参拜必须定期进行，一般都是在每月的1日或者15日。即便繁忙到不能坚持每个月都去，每年新年时也必定要去进行参拜。
1.6 净化与祈愿
日语中有个说法叫“人生の節目”，意为“人生的段落”，说的是人一生中出现的一个个转折的时刻。上学、毕业、第一份工作、结婚、生子都算得上是人生的转折点，而其中一些与神道的仪式密不可分。
每年的11月15日是日本的“七五三”节，也是日本的儿童节。男孩儿3岁和5岁、女孩儿3岁和7岁时都要举行庆贺仪式，如果家里有符合年龄的小孩儿，大人们就会给他们换上和服去神社祈愿，愿神明保佑孩子健康成长。
厄年是从平安时代流传到现在的一个说法，指的是人一生中多灾的年纪。男性多数在25岁、42岁、61岁时，女性多数在19岁、33岁、37岁时遇到精神和健康上的不顺。每到这些年纪，人们都会前去参拜神社，通过接受净化的仪式来为自己接下来的一年消灾。
“七五三”节、厄年这些日本人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大都需要在神社举行相关仪式。仪式一般在拜殿举行，参拜者进入拜殿时必须略微低头并且保持静默，向神表达足够的敬意。在神职人员的指示下各就各位之后，仪式正式开始。首先神职人员会念一段祝词，之后就是仪式的重头戏——净化。
神职人员会手执一根贴满了纸条的净化棒在参拜者头顶挥舞，这可以替参拜者镇魂。在进行净化的过程中，人们必须把头往下低一点，同时做到心无杂念。待净化完成后，参拜者们从神职人员手里接过玉串，然后献给神明。所谓玉串，就是一小截缠了纸条的杨桐树枝。把玉串献给神明之后再进行“二拜二拍一拜”，整个仪式就结束了。
献玉串这个仪式在以前其实比较复杂，人们还会在祭场放上刀剑、丝绸等昂贵的物品，现在一切都简化了，通通用一截树枝来代替。不过玉串也是要花钱的，参拜者一般会把一定数额的现金包起来并以“玉串料”的名义交付给神职人员。
1.7 人神共乐的祭典
在日本，每逢盛大的祭典活动，街上游行的精美彩车、令人目不暇接的舞蹈以及人山人海的围观者，热闹非凡。那么，他们到底在祭祀些什么呢？
要了解日本的祭祀，就必须先弄清楚氏神和氏子这一对关系。氏神又叫产土神或者镇守神，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守护土地的神明”；氏子则是受氏神守护的当地居民。日本各地都存在着氏神，他们是从古至今守护着这片土地的“祖先神”。人们相信，越是祭祀这些神明，神明就越会给大家带来各种好处。相反，如果马马虎虎地对待神明，是有可能降下神罚的，于是一系列热情款待神明的祭典活动就这么开展并延续下来了。人们在祭典中摆上美食、演奏神乐，还用神轿把神明抬到四处。
大阪的花车祭和长野的御柱祭曾经由于举办形式过于激烈，而出现过有人死伤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祭典中祭祀的是一位凶神，而凶神喜欢看到人们面对死亡毫不畏惧的样子。不过，现在的祭典已经成为神和人能够一起庆祝和享受的活动了。
神轿、花车是祭典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之前提到的由神职人员操办的净化仪式不是所有人都能到场观看的，而祭典就不一样了。随着神轿和花车在大街上游行，围观者会很容易地聚集起来。
神轿在大街上的游行叫神幸祭，就是把神从神殿中请出来的意思。神轿在最开始其实是专供天皇等贵人乘坐的工具，但是为了给高贵的神配上最高级别的移动工具，“神轿”这一名称就直接给借用过来了。在祭典过程中，神的灵会分成好几份，分别用不同的神轿来搬运，这样一来各个地区的人们就都能够受到神明的眷顾了。祭典结束之后，神轿就会被收纳回神社的神轿库里，等到下一次祭典时才会再次使用。
神社一年到头会举办很多次祭典，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应该是春祭和秋祭。在日本农村，这两个祭典格外受重视，主要是因为它们与农耕的关系十分密切。
春祭在耕作之前举行，是为了祈祷作物好好生长，有一个好收成。一般来说，春祭都是由神职人员低调地举办的。相比之下，别名“新尝祭”的秋祭就热闹多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向神明感谢丰收的祭典，可以算作农家一年一度欢庆的时刻。
有了春祭、秋祭，自然还有夏祭和冬祭，其中夏祭的规模要大很多。
与春祭、秋祭不同的是，夏祭与农耕关系不大，而是跟工商业挂上了钩。夏祭一般在7月中下旬举行，那正是日本一年中最高温、潮湿的时期，稍不注意就有可能染上疫病。镰仓时代日本的工商业得到发展，某些大城市的人口越来越集中，增大了人们对疫病的恐慌，以清除疫病为主题的夏祭于是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京都的祇园祭。
京都的祇园社从平安时代就开始祭祀镇压疫病的牛头天王。镰仓时代的京都人口密集，人们面对疫病人心惶惶，这就给了祇园社大力发展的客观条件。到了室町时代，祇园祭已经演化出了华丽的特色项目——山鉾巡行。鉾是“长矛”的意思，祇园祭的花车上载有68根长矛，代表着当时日本全境的68个小国。这些长矛上全部附有牛头天王的神灵，花车载着它们在京都市内四处游行，驱赶走可能招致瘟疫的恶灵。
祇园祭兴盛起来之后，日本其他地方也纷纷开始举办大规模的夏祭。
1.8 传统活动中的神道
日本一年当中的很多传统活动都与神道有着紧密关联。
正月（1月1日）曾经是日本农耕时代最重要的节日。古代的日本人认为，每年的1月1日和7月1日都是祖灵回到人间的日子。这个祖灵叫作“岁神”，是带来丰收的农耕神。“岁”（“とし”）在古典日语里就是“丰收”的意思。
到了后来，7月1日的祭祀活动慢慢演化成了后来的盂兰盆节，1月1日庆祝岁神的祭典则越办越大。由于1月1日代表着新年的到来，“岁神”的含义也渐渐转化成了“在新年造访的神”，名称也随之变成了“年神”。
现在日本人在正月举办的一些传统活动都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创立的。为了把年神迎回家，日本人会做一大桌好菜，上演一系列节目，就是要竭尽所能盛情款待年神。每到年末，日本家庭都会举行大扫除，这都是为了让家里尽可能少一些污秽，以干干净净的状态迎接年神。每年的最后一天日本人也一定要好好地洗澡，让自己在正月到来之前保持洁净。
和中国一样，日本一到年末就会有各种热闹喜庆的活动，比如交换新年礼物、开联欢晚会，或是去商场购物血拼。在神道里，人人都能幸福的场景是神所乐于看到的，所以完全可以把人们过年时幸福的状态看成是对年神的一种欢迎。
一到年末，人们都会想着法子让别人开心。交换礼物是为了让过去一年中帮助过自己的人感到快乐，开联欢晚会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够沉浸在欢乐的氛围里，在过去，很多商家还会故意把罕见的商品放到年末进行抛售，就是为了让顾客开心。
很多以神道为基础的传统活动和仪式其实都基于一个理念——人神同乐。因此很多传统活动少有严肃的形式感，而更加注重人和人之间亲密无间的交流。
所谓神道，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民族的愿景——“祭祀神明，珍视自然，向往人和人相互信赖、相互帮助的世界”。这可以算作神道这个宗教的教义了。
《无法阻挡的武士流》
武士上层都是从皇家分下来的“源”、“平”这些姓，曾经是贵族。下层就是地方的保镖，是原来贵族庄园里的保镖。他们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武士集团，刚崛起的时候，武士被极度看不起，他们也不会老老实实地去守护什么。后来武士集团中出现了平清盛这个天才。他觉得，干吗要一直当个走狗呢，自己来掌握政治不是很好，于是他开创了这个传统，武士开始掌权。
武士集团后来形成一股势力，主要是在西部的平家和在东部的源家。这两个家族厮杀了好几回。表面上看来是几位天皇和上皇（退位的天皇）之间的内斗，再往深一层看，是藤原等公卿打着天皇、上皇的旗号的内斗，实际上正经动刀子和真正造成矛盾的就是源、平这两个武士集团的互斗和内部互殴。
平清盛可以说建立了最早的武士政权，但这个武士政权被他贵族化了，因为他长年镇守京都，很多子弟后来又把自己的根据地放在京都，后来还想拉着天皇一块儿迁到福原，这太公卿化了，中下层的武士对他不忠心。而源家，源赖朝、源义仲、源义经都被流放在外，他们就和地方上的这些中下级武士结合得更紧密，后来他们能够卷土重来，把平家打败。
比如说黄濑川之战，当时平家拉了7万兵马前来讨伐。其实源氏的兵马不过几千人，源赖朝晚上窥探敌阵，芦苇荡里鸭子“呼啦呼啦”被惊飞，平家军大惊，以为敌军杀过来了，7万人瞬间崩溃，平家这帮公子哥儿，已经烂到这种程度了，真不能期望他们打什么胜仗了。
——赤军
（日本历史相关作家）
平清盛是一代豪杰，因为他前期确实把平家的统治发展到了一个极致，他的掌控能力在当时来说已经到达了一个巅峰。你要说他是个暴君，他后期确实做了非常多激起各个阶层反抗的事情。平清盛搞了一个大概有300人的特务组织，存在于他的权力体系里。
顾城先生在《南明史》中说，明朝是一定会亡的，但是亡在崇祯的手上是一个偶然事件。相应地，平家政权如果应对得好，可能再延续一段时间，但就是因为应对得不好，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东西变成了一个合力，就把平家的统治给摧毁了，因为这种矛盾随着历史演进一直会出现。
所谓强盛，就是你对历史演进的各种矛盾和事件应对得比较正确，而且让它向着自己有利的方向去发展，否则应对失误之后就垮掉了。兴盛的问题就在于平清盛后期一系列的动作，导致各个集团都对他失去了信任，然后产生了不满，到最后就是起来反抗，最后摧毁了整个平家统治。
——汗青
（出版人，古兵器研究学者）
2.1 为政治服务的日本神话
昭和五十九年（1984年），日本的岛根县出土了一个2世纪中叶的大型遗迹，名叫荒神谷遗迹。这个遗迹是当时出云国的首长们祭拜神明的场所，在发掘现场人们挖掘出了358柄铜剑。铜剑在当时是十分贵重的祭器，更让人称奇的是，遗迹中发现的铜剑的数量竟和《出云国风土记》这本书中所记载的当时出云国全境的神社数量一致。
专家们由此猜测，代表出云国各大神社的首长们在当时一人拿着一柄铜剑，赶到今天荒神谷遗迹的现场，举行了祭祀全境神明的大型仪式。这些神社在进入平安时代之后势力逐渐壮大，直到现在在出云地区都有从那时延续至今的神社。也就是说，将近2000年前日本人所信奉的神明现在依然存在。
那些神明都是什么来头呢？
2世纪出云国的首长们信奉的是一位叫大国主神的农耕神，他为当地居民带来丰收，并且用自身强大的灵力守护着首长们所管辖的土地。与此同时，当时日本的其他地方也都有各自信奉的农耕神，这其中还包括日本皇室信奉的大物主神。当时日本各地的农耕神自成一体，没有地位高下之说。
时间来到了6世纪，这个时候日本皇室已经统一了日本全境，建立了大和朝廷。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使天皇的统治正当化，一系列关于日本神话的改造活动开始了。
首先，出云地区信奉的大国主神被设定为全日本各地农耕神之上的存在，各地的农耕神都算是大国主神分散在各地的分身。同时，为了突出皇室的崇高地位，大和朝廷放弃了原先信奉的大物主神，又造出一个比大国主神的地位还要高的天照大神，把他设为皇室的主祭神。这样一来，天皇的统治就变得名正言顺了。在塑造天照大神的过程当中，大和朝廷借鉴了南洋的很多神话，因此日本神话系统中很多要素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当地的神话相通。
出云大社的玉串和护身符
玉串
献神用的小杨桐树枝，有枝叶，缠以白纸。把它供奉在神前，以表明向神献出诚心
护身符
是避邪、招福的物品。日本的护身符分很多种，有祈求平安、学业顺利、事业顺利、恋爱顺利、交通安全、商业繁荣的等
在日本神话里，天照大神和大国主神属于两个不同的谱系，分别是天津神和国津神，而整个日本神话的前半部分基本上就是在解释为什么天津神的地位要高于国津神。
在《日本书纪》中，日本列岛是由一个叫伊奘诺尊（《古事记》中称作伊邪那岐命）的神创造出来的。伊奘诺尊下黄泉追寻伊奘冉尊（伊邪那美）失败后，在净身时诞生了“三贵子”，分别是太阳神天照大神、月亮神月读尊以及乱暴之神须佐之男。伊奘诺尊原本让须佐之男守护海洋，但须佐之男一直很讨厌波涛汹涌的海面，于是伊奘诺尊把他从海里面赶了出来。被赶走的须佐之男到了高天原的天照大神那里，结果性情暴躁的他一顿折腾。天照大神一气之下躲进了岩洞，导致世界失去了太阳，一片漆黑。面对这种情况，各路神仙只好聚集在岩洞的门口，奏起神乐，终于把天照大神给引了出来。与此同时，闯了大祸的须佐之男激起了众神的愤怒，最终被流放到了日本列岛上的出云国。
降临到出云国的须佐之男降服了当地一只叫八岐大蛇的怪物，从蛇腹中取出了一把天丛云之剑，这把剑后来成了日本皇室的“三神器”之一。由于除掉了怪物，须佐之男被当地人尊为神明，并且和本来要成为大蛇祭品的奇稻田名姬结婚生子，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现在在出云大社供奉的大国主神就是他的女婿。
从这个神话故事可以得知，以大国主神为代表的地上的国津神都可以算作为了净化污秽而被流放到人间的须佐之男的后代，或多或少沾染上了人类的部分缺点。与之相对，在高天原居住的天津神没有人类的欲望和杂念，可以说是与污秽绝缘。
这样一来，祭拜国津神的地方豪族们的政治就成了有缺陷的政治，而信奉天津神的日本皇室则能永远做出正确的抉择。同时，由于天津神和国津神算得上是亲戚，所以皇室必须和地方豪族们维护和睦的关系。于是，一步步为政治服务的神话体系给了皇室正统的地位以及稳固的权力。
在日本神话后半部里，天照大神的子孙们也来到了日本列岛，大国主神便将地面的支配权全部交给了他们，这暗指地方豪族自愿将统治权交给皇室。
但当初建立这个神话的日本皇室并没有料到，正是这个赋予了天皇统治正当性的神话背景，日后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天皇掌权。因为天皇一家从此以后也必须像神话中所描述的天津神一样，总是保持着神圣的个人形象，而这并不利于在朝廷中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历史上天皇能一直保留下来，却很少能够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
男女神职人员的日常着装
2.2 八百万神
神道中有“八百万の神”的说法，这里的“八百万”并不是神灵的实际数字，而是泛指数量很多。只要能够受到一群人祭拜，这个神明就能算作是存在的。在历史上，神道的发展几乎没有受到过当权者的限制，所以神的数量和种类总是在蓬勃发展之中，用“八百万の神”来形容一点儿都不夸张。
6世纪以后，日本皇室以天照大神为信仰，之前的地方豪族则大多变成了皇室的亲戚或大臣，主要信奉大国主神。而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在不同历史阶段日本民间主要信奉的神明都不太一样。
日本古代的祭祀早先以大国主神为主要祭拜对象，到了中世（镰仓至战国时代）以后，八幡、天神、熊野信仰开始成为主流，到了江户时代之后，稻荷信仰等不断涌现出来。这些曾经在不同时期流行起来的信仰在如今的日本依然可以找到踪迹。就拿现在全日本各类神社的数量来说，稻荷社达到了将近2万家，八幡社和天神社有1万多家，熊野神社则有3000多家。
八幡神是中世的日本武士信仰的神，这和当时掌权的源氏大有关系。在源赖朝开创镰仓幕府之前，他的高祖源义家替朝廷平定了一场豪族引发的叛乱，从而使源氏武士的势力一下子发展了起来。因为源义家是在石清水八幡宫这个神社举办的成人礼，源义家由此得了一个“八幡太郎”的外号，八幡神也作为源氏武士的守护神成了整个武士阶层的武神。
八幡神在最开始其实是一位海神，6世纪时侍奉八幡神的巫女利用道教中的医术吸引了一批信徒。有一次天皇生了病，这些巫女就不时地到王都替天皇祈祷康复，朝廷也开始重视起八幡神来。到了平安时代，朝廷在京都建起了石清水八幡宫，把八幡神定为京都的守护神——成为源氏的武神倒是后来的事情了。
天神社祭祀的是一个叫菅原道真的人。菅原道真是平安时代的公卿、学者，在朝廷担任重要职务，后来因为被藤原氏陷害而遭贬。道真死后，京都出现了各种异相，人们纷纷猜测这是道真的怨灵在作祟。为了安抚怨灵，人们举办了大量祭祀活动。
那道真是怎么演变成神的呢？这就要和当时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分析。中世工商业开始慢慢发展起来，从事工商业的人们不能继续信奉农耕神大国主神，迫切地需要一个新的神。当时的朝廷由藤原氏掌权，而藤原氏是反对工商业过度发展的。这样一来，菅原道真的怨灵就成了工商业者发声的工具，他便成为工商业之神。
除了八幡神和菅原道真这样的本土神，神道里还有不少外来的神。虽然大和朝廷在创立神话系统时尽可能把各种神都放进了以天照大神为中心的谱系里，但在这之后还是诞生了各种新神。由于朝廷对于新神一直采取很包容的态度，这也给了外来神融入的机会。
进入日本的外来神大多来自中国和朝鲜半岛，因此还曾经分别被叫作“汉神”和“韩神”。这些外来神最开始是由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带过去的，平安时代后期讲究“神佛习合”，也就是将神道和佛教融合起来，构建出一个新的信仰体系的风潮，很多外来神便很自然地融入了神道中，“七福神”中的大黑天和毗沙门天原本就是佛教中的武神。
2.3 “与时俱进”的神道
在日本历史上，神道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时代，神道都依照当时的时代背景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并且和不同的外来宗教混杂在一起。
在最开始，神道的主要内容是精灵崇拜，“精灵”的意思是灵魂、精气。精灵崇拜认为世界上的人、动物、植物，甚至风、雨等自然现象都有平等的灵魂，在这当中最受人尊敬的是地、水、火、风这四大精灵。
随后日本进入农耕时代，神道发生了转变。在以前，火是四大元素里最重要的，但在农耕时代，人们开始重视培育了稻子的太阳和水。同时，对于替自己开辟了耕地的祖先的信仰也开始高涨，于是祖灵信仰诞生了。
前面说到，日本的神大体上可分为天津神和国津神两个体系，而且以天照大神为代表的天津神要比以大国主神为首的国津神尊贵。这个思路和5世纪从朝鲜半岛传来的儒家思想有很大的关联。大和朝廷在建立初期以人人平等为主要观念，地方豪族拥有很大的独立性，皇室和豪族之间并没有很强的阶级差别。但在后来中央集权的过程中，中国的“天神地祇”的说法成为其中一个灵感来源。神道因此融入儒家思想，有了“天神”和“地祇”的差别。
同一时期从儒家思想中吸收的还有“礼”这个概念。中国有《周礼》、《仪礼》、《礼记》“三礼”，大和朝廷从“三礼”的思想中学习了礼仪。7世纪的天武天皇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完整的祭祀制度，原本由各地首长自发举行的祭祀活动开始由朝廷统一管理。祈年祭、新尝祭这些日本皇室每年举办的仪式就是从那时开始创立的。
在儒教和神道积极融合之时，道教也在和神道发生着各种反应。道教是一门以老子和庄子的学问为基础，融合了很多中国民间信仰的宗教，主要是由当时从中国和朝鲜半岛到日本的外国人带去的。但是相比儒教而言，道教和神道的融合潜移默化，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把关羽作为生意昌隆之神的关帝庙。
和儒教、道教相比，佛教带给神道的影响要全面而深刻得多。从6世纪中叶佛教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开始，这两门宗教便开始了持续的相互影响、融合的过程。7世纪初，日本各地修建起了法隆寺等大型寺庙，神道受到启发便模仿建立了神社。再到后来，神道又模仿佛教中的佛像、佛画、佛经，发展出了神像、神画、祝词等。让神道和佛教进入更深层次融合的是发生在平安时代的“神佛习合”。
当时，在日本宣扬佛法的一部分高僧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佛祖为了拯救众生会重生无数次，日本的神其实就是佛祖转世的其中一个形态。例如，前面提到菅原道真就曾经被一些僧人说成是佛教中十一面观音的转世。这种观念很快在日本民间广泛流传开来。大家开始普遍认为神是另一种形态的佛，很多人开始在神社向神许愿。这种“神佛习合”的现象直到明治时代政府推出“神佛分离”的政策才慢慢消失，但“只要向神许愿，愿望就能够实现”的佛教观念还是保留了下来。
2.4 神道和佛教到底有哪些不同
对于现在的很多日本年轻人来说，神道和佛教有许多易混淆的概念。这一节我们不妨拿这两大宗教做个比较。
之前的章节中提到过，神道中并没有教典，能够成为神道的信仰依据的是合称为“记纪”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以及日本各地的民间故事。相比之下，佛教的经书就多得多了。在日本编撰完成的最大部头的经书是《大正藏》（全称为《大正新修大藏经》），当中收录了3493部经典，足足有13520卷。
神社和寺院分别是神道和佛教中远离世俗的清净之地。神社的入口处是标志性的鸟居，在很多旅游地图上神社都是以鸟居的形状来标示的；寺院的入口处是山门，也就是寺院正面的楼门，进入山门之后便是佛的国度。分辨神社和寺院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看建筑的屋顶：神社中神殿的屋顶大多是茅草，寺院则是清一色的瓦片。
神社和寺院里分别供奉什么呢？神道在最开始崇拜的是山、石、树林这些自然物，到了后来被镜或剑一类易于保管和移动的人造物取代。在神道里，镜被看作能映照世间万物的神物。但不管是自然物还是人造物都只是神的宿主，并不代表神本身，而且基本上都不可以直接进行参拜。佛教也经历了相似的转变过程。在最开始，人们把舍利子供奉在塔里进行参拜。舍利子是佛祖的遗骨在火化后产生的结晶。到了后来，佛像就渐渐取代舍利子，成为主流的供奉对象。佛像刚开始流行那会儿还只限于释迦牟尼的佛像，后来如来佛祖、观世音、明王等也加入佛像的队伍。
运营神社和寺院的分别是神职人员和僧人，具体职能却有着细微的差别。神职人员的工作可以看作是在维持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参拜活动中会代替人们诵读祝词、进行祭祀。各个神社中最有威信的神职叫作宫司，相当于整个神社的CEO（首席执行官）。目前全日本大概有8万家神社，神职人员总数在2万人左右，所以会出现一位神职运营好几家神社的情况。相比之下，僧人更像是佛之国度的导游，负责引领游客诵经。要成为僧人首先必须出家修行，受到各宗派认可之后就能皈依门下，获得正式身份。另外，从指定大学的佛学系毕业之后也能成为正式的僧人。现在全日本约有31万僧人、7万多个寺院，基本上每个寺院至少配有一名僧人。
接下来看看两种宗教中的忌讳。神道里最忌讳的是在参道的正中央行走，这是因为参道是神明往返于神域和人间的通道。另外，神社里不能点火、抽烟、吃东西、发出过大的声响，也不能带宠物进来。而佛教里有一个著名的“五戒”，也就是说皈依佛教的人必须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些都算是佛教中的道德标准。
最后再来比较一下二者的神话背景。神道的世界观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就专门来看一下佛教的神话。
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诞生了一名叫作乔达摩·悉达多的王子。他一出生就能走路，他在地上走了七步，随后右手指向天、左手指向地，口中念道“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便是后来被称为佛祖、释迦牟尼的佛教创始人。
年轻的悉达多文武双全，过着优越的生活，但由于天资聪颖，常常为人生难题而苦恼。他长大后娶了三个妻子，还有了几个可爱的孩子。这在别人眼里或许是一帆风顺的人生，悉达多却不这么认为，他最终在29岁时毅然决定出家。这个决定与他在皇宫的东、南、西、北四个门的见闻有很大的关系。
悉达多在东门遇见了一位贫穷的老人，在南门遇到了一位受病痛折磨的病人，在西门又看到了一个送葬中的死人。这样的遭遇让悉达多不禁感叹人生一世面对老、病、死的痛苦。之后，他在北门遇见了一位看上去十分满足的修行者。这位修行者告诉他，只有出家才是解脱的出路。于是，悉达多果断抛弃了富贵的生活，只身一人离开了皇宫。
一天，悉达多在摩揭陀国的王舍城拜访了两位大师。他们建议悉达多抛弃烦恼和执念，以达到无欲无求的境界。在经过刻苦的修行后，悉达多终于修到了二人所提到的境界，却还是不满足。他想要破除迷惘，悟得真理。随后，悉达多来到尼连禅河附近的森林里，6年间节食修行，使自己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却还是没有悟到真理。
这个时候，他听到了一首歌，歌中唱道：“琵琶的弦若是绷得太紧就容易断，调得太松则发不出好的音。”悉达多这才意识到了自己之前走极端的行为是多么愚蠢，不偏不倚的“中道”才是自己应该追求的。
自那以后，悉达多又到迦耶山的一棵菩提树下，进入了冥想。冥想持续到第七天天亮时，已经35岁的悉达多终于从各种烦恼中解脱出来，悟出了人世的真理，成为佛祖。接下来的日子里，佛祖四处布道，宣扬“中道”的思想。一晃40多年就过去了，时年80岁的佛祖意识到自己死期将近，于是带着一名弟子前往拘尸那城。他在一条河里沐浴，上岸之后便在娑罗双树之间侧身而睡。直到涅槃之前，他始终不忘拯救众生的使命。
2.5 神道的用法
“神道”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日本书纪》中。为了和当时盛行的“佛法”区分开来，朝廷选用了汉语中的“神”和“道”来对应“佛”和“法”。当然，神道在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只是祭祀神明对于古代的日本人来说是一件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情，所以连一个用来表达其意思的古典日语都没有被造出来。同时，也正是因为神道是一个自由甚至可以说是随意的宗教，在日本历史上的很多阶段，神道都被当作一种政治工具，统治者们会按照自己的政治意图来定义它。
7世纪初，圣德太子提出了“国家祭祀”的概念。在这之前，大和朝廷和地方豪族祭拜各自的神，互不干涉。但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朝廷采用了两个政策：一是前面提到的神话体系的建立，二是把皇室的祭祀推广成全国性的祭祀。不过管制并不是十分严格，地方豪族仍然可以同时祭拜以前的神。
平安时代，武士阶级取代了地方豪族，成为日本社会最有力的支配者。由于当时的镰仓幕府很看重祭神的传统，武士们在各自的领地里建立起了包括八幡宫在内的大量神社，全国的大部分神社几乎都在武士的保护下繁荣发展了起来。但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天下大乱，很多领地里的神社都失去了一直以来看守的武士，这对于接管了这片领地的大名来说是个伤脑筋的问题。
位于偏僻农村的小神社可以让当地的农民代替武士们来继续运营，但那些历史悠久的大神社就不行了。大名最后采取的办法是把剩下的所有神社都收归自己的管制之下，但一个人不可能去祭祀多个神社，于是大名就把那些因为领地失陷而到处流浪的武士聘为神社的管理人员，这便是最早的神职人员了。
室町时代后期，京都的吉田神社里一个叫吉田兼俱的人开创了吉田神道的流派，把“神佛习合”造成的佛教和神道一高一低的地位反转了过来。也就是说，吉田神道认为神道是比佛教高一等的宗教。这种思想在后来得到了德川幕府的认可，一时之间，吉田家成了全国神职的指导者。
另一个在德川幕府时期发生的大事件就是朱子学的盛行。朱子学是中国南宋思想家朱熹创立的儒家流派，当时受幕府保护的神社和寺院为了支持武家统治，选取了朱子学中的学问和思想来为武家护航。很快，朱子学渗入了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同时，朱子学的学者们开始尝试把神道纳入朱子学的体系里面，用朱子学的手法对神道进行了全面的解释。
到了17世纪末，为了对抗成为德川幕府思想支配工具的朱子学，另一股思想开始萌芽了，那就是“国学”，这是指在中国的各种思想进入日本之前就存在于日本社会的思想观念。国学学者们提倡弃读《论语》这样的儒教经典，而是把日本本土的《古事记》当作经典来研究。有的学者主张把包括朱子学在内的这些外来影响消除，还原出最原始的神道思想。有的干脆对佛教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批判，认为这个外来宗教和日本自古以来的精神不合。
国学的研究者们最终精炼出的两个观点就是“皇国尊严论”和“日本本源论”。前者把天皇看作最尊贵的存在，后者则认为日本是世界各国中最伟大的国家；前者可以简化为“尊皇”，后者可以理解成“攘夷”——这不就是“尊皇攘夷”嘛。这两个观点也的确在明治维新时期成了“尊皇攘夷”运动的思想来源。
国学中“尊皇攘夷”的思想发展到最鼎盛的时候，日本迎来了德川幕府的倒台和明治维新的开始。但明治政府对国学中的观点持保留意见，虽然借着“尊皇攘夷”运动成立了新政权，却并不打算实行国学中所提到的日本古代的天皇亲政。他们在政府机构中起用了很多了解外国学问的人，利用欧美先进技术来实现富国强兵。除此之外，明治政府也做了不少顺应民意的举措，神佛分离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
从平安时代开始的“神佛习合”让神道和佛教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有的神社在神的面前念经，有的僧人还会在神社举办神道的仪式。“神佛分离令”（即“神佛判然令”）发布之后，日本民间很快掀起了废佛毁释的运动，就是烧毁寺院、佛经、佛像等一系列行动。在这期间，全日本大概有一半的寺院遭到破坏而变成了废寺。
1871年，明治政府宣告“神社必须举办国家祭祀”。之后各种相关政策陆续颁布，神道就这样一步步走上了国家宗教的神坛。这时期，全日本的神社都依照县社、乡社、村社等序列进行统一管理，神职人员的工作内容被限定为只能举办祭祀，不可以私自布道。所有的神社都为国家举办祭祀活动，指导国民尊敬天皇、端正行为。
这种对全国神社进行统一管理的体制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才真正告一段落。神道就是这样被当权者选择性地阐释、利用，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3.1 《菊与刀》的诞生
日本皇室的家徽是十八瓣八重表菊纹，显得端庄优雅。现在所有的日本护照正面，都会印着一朵金色的菊花。而“刀”则是指日本的武士刀，冰冷锋利，是武士道的象征。菊花和武士刀，本是一对矛盾的存在，一个优雅纤细，另一个冷酷残忍。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总结日本人的民族性，是想表达在西方人眼中日本人的矛盾之处：一方面崇尚礼仪，见面点头鞠躬十分恭敬，另一方面却崇尚武力扩张，凶猛好斗；一方面热爱美好的事物，伤春悲秋的诗歌写得很多，另一方面却残忍至极，切腹自杀、在战争中大肆屠杀令人震惊。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被美国接管，1946年《菊与刀》正式出版。实际上，这本书就是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后来公开出版以后影响巨大，从而变成了名著。
美国人认为，在“二战”中遇到的所有敌人里，日本人是最让他们费解的。美国大兵如果在战场上被包围了，发现明显不可能成功突围，肯定会放弃抵抗老老实实当俘虏，因为在美国人眼里，做无谓的牺牲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日本人在同样的情况下，却绝不会投降，他们打光了子弹就会赤膊上阵，手握白刃向敌人冲锋。别说投降了，除了因为受重伤无法动弹的，基本上就没有抓住过活口。更让美国人惊讶的是，受伤的战俘在伤愈之后，竟然会有相当一部分人自杀，而且是用美国人闻所未闻的残忍方式——切腹。因为与这个对手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存在巨大的差异，美国人觉得必须认真研究日本人的行为，了解敌人的本性。尤其是在战争将要结束的时候，美国面临着占领和管理日本这个现实问题，该怎么对这个陌生的国度进行改造和统治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找到了本尼迪克特，让她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日本人的民族性，《菊与刀》于是诞生了。
3.2 “大和”的由来
日本人自称“大和民族”，而从公元604年圣德太子提出“以和为贵，无忤为宗”为核心的《十七条宪法》算起，日本民族定型成为大和民族已有1000多年了。可是，这个“和”，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就得追溯到远古时代，回顾一下古代日本人的信仰了。
在人类的早期，信仰什么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原始宗教，从这里也最能看出一个民族的本性。在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一般人们信仰的神都强悍凶恶、力大无穷而且脾气暴躁；而在环境相对较好的地方，原始宗教里的神就温和得多，很有人情味儿。日本就是这样，日本的原始宗教是神道教，其建筑神社在日本随处可见。神道教认为，万物皆有灵，山有山神，海有海神，世间万物草木花鸟，都有灵魂在其间存在。在日本最古老的历史书《古事记》里，对此写得很明白：“草木都有各自的话语，在日本的国土上，岩石草木窃窃私语，夜晚有鬼火一样的离奇火光，白天到处都有昆虫振翅一般温和的声响。”从这里就可以知道，日本人的神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而是和草木鱼虫一起，跟人类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人并不受神的统治，人跟所有这些灵魂都是平等的。
日本列岛南北狭长，四周被海洋环绕，气候温暖湿润，除了9月台风多发之外，整体还算宜居。作为一个岛国，日本并没有太多的资源，尤其是日本地形起伏较大，缺少平坦的田地，所以日本人不得不精打细算，好好利用手里的这点儿资源。在这样的环境里，大自然并不是要征服的对象，而是要好好利用才能发挥最大效益的资源，所以日本人自然而然地选择与自然和谐相处。圣德太子提出的“和”的理念，虽然是从佛教当中总结得来的，但在日本却有很久远的渊源。而对现代的日本民族来说，“和”也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和”是日语的委婉和暧昧，是日式料理的清淡鲜美，是日剧和日本动漫的清新，是街头清纯的日系搭配，也是日本女孩儿“沙扬娜拉”一般的妩媚。
3.3 种田种出的社会秩序
说日本人是最讲秩序的民族，估计没有人会反对。日本人平时上班绝对守时，在公司里后辈对前辈毕恭毕敬，排队时绝对不会加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井然有序。在出国旅游放松时，日本人也是长幼有序，绝对没有脱团的。即使是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日本人也丝毫不会乱了秩序。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震级达到了里氏9.0级，东京这个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突然间手机信号接不通、地铁停运，震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停电停水。但是，东京却没有慌乱，东京人自觉地在公用电话亭外排起长队，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在早就规划好的公园和操场避难，等大的地震过去后，顶着夜色步行回家。一切都像排练好了一样（实际上日本人经常进行地震演习，但是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这样的秩序，是怎么来的呢？难道单纯是因为日本人素质高吗？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是一个绝对的农业国家，种田是生活的根本。古时候，日本的农业人口占大多数，这从日本人的姓氏中就可以看出来。在明治维新之前，当时只有武士以上阶层才有固定姓氏和家徽，普通日本人是没有姓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要求平民也给自己取个姓。很多人于是就地取材，他们所造的姓就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现在日本人最常见的姓氏中，跟农业有关的比比皆是：田中，在田里干活的；吉田，家里田地好收成；山田，我家田地在山上；中村，我家住在村子中……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不同，后者一个人可以放牧一大群牛羊，从来不会聚居，一家人占着很大一块地，而且要不断地迁移，这就造就了他们奔放自由、无拘无束的性格。日本不一样，因为农业总是跟节气连在一起，播种、收获都有固定的时间段，晚了就赶不上了，而古代又没有机器，所有的劳动都要靠人工，所以大家只有相互帮助，赶在那几天把活儿干完。日本人也不用四处迁移，田地就在那里，家就建在田地的旁边，这样时间久了，人就聚居起来，也就变成了村子。在村子里，大家相互协作，渐渐形成了集体，也形成了固定的交往和相处的方式，这就是秩序的初始形态。
如果一个人在村子里不按秩序来，那后果是很惨的。农民的命根子是田地，田地是不会动的，所以农民其实是从生到死，注定被拴在村子里的。农民一辈子要在这里生活，要和周围的人打交道，不好好相处那不是自己找死吗？日语里有个词叫“村八分”，生动地表明了在村子里不守规矩、被人孤立会有怎样的下场：在一个村民一生里十件重要的事情中，除了丧葬和救火，其他的八件事情（成人礼、结婚、生孩子、照顾病人、房屋改建、水灾时的照顾、每年的祭拜法事、旅行）完全得不到别人的帮助。而其余两件事情，如果不赶紧处理也会波及全村，尸体放置太久的话会有尸臭甚至引发传染病，而火灾不救就会把整个村子烧掉。至于平时的种田，更是没有人会帮助他！这就是在农业社会里，被大家抛弃的悲惨下场。也许正是因为打破秩序的代价太高，所以日本人才在农业社会形成了清晰严格的秩序。而这样的秩序，经过千年的传承，到了今天的现代日本社会，也到了日本人身上。
古代中国同样是农业社会，中国人理解以上这些内容其实是很容易的。不过，为什么中国人现在没有那么守秩序了呢？这可能得跟中、日两国的近代历史有点儿关系。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就在不断地革命。先是列强入侵，再是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后来又经过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才建立了新中国。可以说，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社会剧烈动荡的历史。而这一切，把原来的秩序给打破了，留下的却很少。再看看日本，虽然也经历了明治维新这样的根本性大事件，但是明治维新是天皇重新出来主持政治、管理国家，这只是恢复了日本的老一套，因为历史上天皇就是日本的实际统治者，明治维新只是恢复了传统而已。日本的天皇号称“万世一系”，他们到现在还是日本人的精神中心。“二战”后日本被美国占领，虽然美国进行了各种改造，但是日本社会始终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对这个社会进行了整体的改造，所以日本民族的内部其实没有分歧。再说，像民族性这种几千年形成的东西，本来也不是外国人管理上几年就能改变的，何况美国当时也没有专门针对日本人的民族性进行改造。所以，日本社会现在还有清晰的秩序，可以说比他们的老师——中国还要清晰得多。
3.4 出了名的勤劳
日本人是出了名的勤劳。在日本，加班很正常，据说有的妻子竟然会看不起按时下班的老公，觉得大家都加班、怎么单单就你回来呢，认为老公是个没前途的窝囊废。“过劳死”这个残酷的词语，也是日本人发明的。这和欧美国家很不一样，同样是发达国家，美国和欧洲人天天想着去哪里休假，要求国家保证法定假日，为什么日本人就天天干活儿呢？这也跟种田有关系。
前面提到，日本古时候是个农业国家，最主要的农产品是稻米。稻米在寒冷的地区不能生长，在热带地区即便不怎么管它也能有好收成。而日本从地理上讲，正好处于温带地区，在这种环境里，稻米要是好好照料就可以克服环境的不利条件取得好收成，要是不用心耕种就会歉收了。所以，古代的日本人只能全心全意地种田。日本有种形象的说法，认为“米”的意思就是要照料“八十八”次。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日本人自然就养成了“以勤劳为善”的信念，这到现代社会里就换成了加班的形式。
日本的公司和中国很不一样，日本人的就业观也跟中国人大不相同。像丰田、松下、三菱这些大公司虽然都是私企，却有着中国国企的一些影子。在20世纪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日企曾经有引以为傲的三大法宝，就是“年功序列”、“终身雇佣”和“企业工会”。“年功序列”，就是按资历排辈；“终身雇佣”很好理解，就是公司一辈子雇用你；“企业工会”就是在企业里成立工会，这个工会会照顾员工从入职到结婚、搬家、生小孩儿一直到退休的方方面面。那时候，日本人进了大的企业就像上了保险，基本上得到了铁饭碗（除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发生经济大衰退和裁员外），所以他们在选择企业时通常很小心。日本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工作的出发点不是我要做什么工作，而是我要进哪家公司。在日本，进入丰田、本田、索尼、松下这类的大公司也是很多毕业生的追求，因为在这些公司工作最稳定。
这样的企业，加上日本人的报恩心理，还有日本人的集体意识（大家都加班，自己也不好不加），就培养出了责任感。既然没有公司就没有现在的家庭，那就把公司当成家；既然公司帮忙照顾家里的事，那自然也要把公司的事当成自家的事。虽然现在大多数的日本人不用再种田了，但他们仍然很勤劳，变成了在公司里夜以继日。
当然，这样的情况在经济泡沫破裂后出现了很大的不同，不是说日本人不再需要加班了，而是日本企业的“三大法宝”不再那么管用了。现在的日企也出现了“能力至上”的倾向，就是不再按照资历而是按照能力来；终身雇佣在经济泡沫破裂后悲惨的大裁员浪潮中也不复存在，现在的日企其实也是会裁员的；还有工会组织，它们之前在照顾员工、代表员工跟企业谈判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因为经济长期不景气，工会也没有再要求资方给员工涨工资。不过虽然有这样的变化，“三大法宝”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有位日本朋友是一家日企的资深人力资源师，她大学学的是语言学，之所以做了一份跟专业完全不相干的工作，就是看中了该大企业的金字招牌。她工作之后从来没有跳过槽，而且她说日本的年轻人也很少换工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日本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找工作不那么容易；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跳槽之后很多事情都要从头开始，而大部分日企是按在本公司的工作年限计算工资的，这带有“年功序列”的影子。最后，随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强力推行他的经济复苏政策（这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不仅给金融市场注入了活力，也开始让企业和消费者振作起来，在日本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日本人甚至专门发明了一个词语，叫“安倍经济学”），日本经济出现了全面向好的势头，这让工会组织又恢复了活力，因为企业赢利了，所以工会又向雇主方面提出了加薪的要求。
3.5 对干净的变态追求
去过日本的朋友，不能否定一点：日本非常干净。日本就像一个小姑娘，干净而温和。
日本人爱干净是出了名的。1995年1月17日，日本关西地区发生了7.2级的大地震，因为震中位于大阪和神户附近，所以被称作阪神大地震。这场大地震造成6500多人死亡，近30万人被迫避难。据说，有位外国记者在震后对灾民进行了采访，问他们感到最不适应的是什么，灾民的回答却让他大感意外：他们不抱怨缺少食物和饮水，不抱怨冬季的寒冷，抱怨的竟然是不能洗澡！那位外国记者不由得感叹，日本人爱干净的品质真是深入骨髓。
日本属于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一年四季降雨充沛。日本是个岛国，四面环海，空气湿润，加上高达7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真的是山清水秀的国度。日本的气候造就了日本非常干净的自然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日本人，对精神和肉体上的“干净”也有种近乎变态的追求。
先说说身体上的干净吧。除了前面说的洗澡，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日本如果你身体不洁净，会被认为是对别人的不尊重。99%的日本女性在外出时都要化妆，甚至在家中面对丈夫时也是一样，很多日本男人甚至一辈子没见过妻子素面朝天的模样。日本女人通过她们精致淡雅的妆容展现她们的优雅，这从根本上讲体现的是身体的洁净。还有一个例子是，日本人为了防止给人不洁的感觉，甚至发明了一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装备——“音姬”。日本女性上厕所时，很在意别人听到自己的“淙淙流水”声或“澎湃飞瀑”声，她们每次关上厕所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冲水，以免“天籁外泄”。据统计，日本女性上厕所时平均冲水2～5次，这样做当然非常浪费水。而日本人生性节俭，所以著名的洁具公司东陶（TOTO）就发明了“音姬”，启动它就会发出冲水的声音而实际上不会流水，既满足了需求又不会浪费。日本的大部分卫生间都装有这种设备，而且还有便携式“音姬”，无论在哪里都可以使用。日本女性之所以这么在意，是因为日本人认为厕所是“不洁之地”，不愿让自己的“不洁之声”污染别人的耳朵，根本的原因也还是对干净的一种追求。
日本人对精神洁净的追求，也深入日本民族的骨髓里。日本历史上最有代表性和广为人知的文化，应该就是武士道文化了。武士这群人，说白了就是地方大名手下的打手，负责保护大名的生命和势力范围，以换取大名对他们的供养。武士相当重视忠诚，他们对自家主人大名可以说是忠心耿耿。即便在大名死后，也要想方设法给主人报仇。日本有个著名的“四十七浪人”的故事，可以说家喻户晓，直到今天还在不断被翻拍成各种电影、电视剧。故事发生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元禄年间，也被称作“元禄赤穗事件”。据说，赤穗藩藩主浅野长矩在江户城中拔刀杀伤吉良义央，被幕府将军纲吉处以即日剖腹自裁的死刑。浅野袍服自杀后，他手下的以大石内藏助为首的47名武士隐姓埋名，卧薪尝胆，在一年零九个月之后终于找到机会闯入吉良家，杀死18个人，把他们的首级供到浅野墓前，随后一起切腹自杀。
在武士道的文化里，武士如果没能保护好主人就是最大的失职，是一生难以忍受的耻辱，永远是精神上的一块污点。而只有通过复仇，才能够洗刷这种精神上的污点。终于完成了复仇的武士们，最终通过自杀这种方式谢罪，完成了自身的“终极救赎”。这47个武士的行为不仅没有受到指责，反倒受到了人们的交口称赞，当时的幕府将军还对他们的忠义行为进行了表彰。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日本人的精神洁癖。日本近代大文豪夏目漱石有一篇非常著名的中篇小说《少爷》，讲的是一个生性直率莽撞的年轻人闯社会的故事。这个少爷在学校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却因为看不惯一个同事（小丑）的为人，要和这个同事断交。可是断交前还有一个障碍，就是这同事之前曾经请少爷喝过一碗价值一分五厘钱的冰水：“现在觉得被这位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两面人请喝冰水，实在是一种耻辱。我只喝了一杯，算是欠他一分五厘的人情，接受这种诈欺似的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舒坦，当下决定，明天到校一定要还他一分五厘钱。”夏目漱石把日本人不愿欠人情的心态描写得淋漓尽致，这位少爷确实也是还了同事一分五厘钱之后才宣布断交的。日本人觉得，受别人的恩惠是一件让人非常不安的事情，因为总觉得有所亏欠，所以总要想着如何偿还。日本人送礼通常非常简单，一般就是一套毛巾、一盒巧克力等，不愿意亏欠别人，这也是精神洁癖的一个表现。
日本人对干净的追求，不光表现在身体和精神上，还体现在日语这门语言上。跟很多语言不同，日语里骂人最狠的，并不是“八格牙路”，而是另外一个词“汚い”，意思是“肮脏”。如果你说一个日本人脏，那是非常严重的侮辱了。另外，日语里虽然没有太多专门骂人的话，日本人还是一样吵架的，不过吵架方式很少出现两人火力全开、疯狂对骂的场面，反而比平时更加温文尔雅，连平时不用的程度很高的敬语都用上了。日本人吵架是用词越尊敬，语言里的讽刺就越明显，日本人是用尊敬拉远了二人的距离，这就是疏远和讽刺的效果。
我没参加过旅行团，去哪儿都是自己一个人。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日本更适合自由行，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点就是交通问题，我觉得日本是交通最便捷的一个地方。这个便捷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是火车还是汽车，都是准点的。准到换车的时间最短的是一分钟，火车到这个站台，然后你走过这个站台，到那个火车上，刚好火车开走了，完全没有问题。日本的旅游配套设施也很发达，比如说在车站最近的地方有一个“观光案内所”，这案内所的人都会说英文，有的地方会说中文。你到这个城市来，任何问题都可以咨询，比如说你住的旅馆在什么地方、你怎么去等，他们可以帮你订旅馆，还可以告诉你，这城市有些什么地方可以玩，还可以给你设计路线。旅行有两种路线设计，一种我称为直线型，这种路线就是，你的行李老得带着。而我自己设计的旅行路线，一般是环状。比方我到大阪的时候，我出去转了一圈，最后又回到了原地，这样我就可以把行李存在旅馆，我带很少东西就行。我觉得旅行有意思的地方实际上是在这儿，就是旅行不应该太省事，但也不能太费事。自由行最重要的问题是交通问题，但我问了一些朋友，他们跟我讲，如果以日本的交通情况来要求全世界其他国家，没有一个地方能达到这个水平。
第二个就是日本的安全问题。日本连续多年被评选为安全度最高的地方，我有一次坐飞机到东京时已经晚上10点钟了，然后从机场乘火车、火车换地铁，到旅馆已经将近12点钟了，没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去没有灯的地方，一个人在村里面走也没有事，所以有时候出去散散步，只有住所的灯光和月光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安全对于一个异乡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保证。
《一个人的日本旅行团》
第三就是日本比较舒服、舒适。我个人有这么一个经验，就是去偏僻之地，可以住日式旅馆。日本旅行如果只去京都、东京、大阪这些地方，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到日本一定要去那些很偏远的地方，就以交通工具来衡量，只通巴士的地方优于通私铁的，通私铁的优于通JR的，通JR的优于通新干线的。一定要到特别偏远、特别小的地方去，才能够享受到日本旅行的好处。
去日本还要住日式旅馆，好多日式旅馆都是带温泉的。另外，日式旅馆从根本来说应该是饭馆，这种住宿方式叫“一泊两食”，就是住一个晚上，吃一顿晚饭和一顿早饭。好的日式旅馆的晚饭，可以达到怀石料理的水平。旅馆一般都是家庭旅馆，我住过十代目的，就是这家已经经营第十代了，当然这十代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日本有比十代还多的。日本旅馆一般都是很老的旅馆，房子不一定是老的，但是家族是老的，所以旅馆里经常会陈设一些东西，比如墙上的橱窗里会摆一些文物：过去的账本、过去旅客的登记，还有很多（名人）的信、信封之类的。
我曾经去过茅崎，发现那里有个旅馆叫茅崎馆，我一看这个名字就想起来了，那是小津安二郎住过的旅馆，他经常要和编剧野田高梧到这儿来写剧本，短的100天，长的到200天，包括《东京物语》都是在这儿完成的。
我回去上网一搜，发现这个旅馆有自己的网站，我当时提前了几个月就订了房间。这个旅馆很好，不用事先付钱。里面有一个客厅，客厅内摆的都是小津，墙上挂着小津的海报，还有小津的各种书。我走过一条街，发现餐馆里刀摆得很好，案板擦得很干净，地也扫得很干净，调味料放到一定的位置，你会感觉到他们对自己生活的要求。
举个例子来说，早市上卖的都是当地农民拿来的东西，很多城市都有这种早市。当地农民把自己种的菜还有别的东西拿来卖，菜都摆得非常好，很漂亮，你拍一个照片就是一件作品。“安居乐业”这个词在中国比较强调“安居”，要有地方住，可是日本人更“乐业”，就是确实觉得干这个事有兴趣，也愿意把这件事情干得很好。
起码有10次以上，我住的旅馆只有一两个客人，可店主一定给你最好的房间。去日本旅行，我觉得不要追求奢华，他们质朴的那一面更重要，而我们所谓的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实际上都趋向于奢华这一面，质朴的东西越来越少，我觉得在日本旅行是可以体会到那种很质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味道的。
——止庵
（作家，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
4.1 “混血儿”才是王道
东京申办2020年奥运会成功以后，日本建筑界的焦点就聚集在了主场馆的建设上，话说这个主场馆本来是为了2019年世界杯橄榄球比赛而改建的，由国际著名建筑师扎哈·哈迪德设计，但日本本土的建筑师们可不屑大咖的头衔，嫌这座体育馆占地面积太大，不仅跟周围环境不协调，还破坏了整个地区的历史氛围，于是以槙文彦为代表的100多位反对者联名抗议，狠狠地将了扎哈一军。
说到体育馆，1964年建成的东京代代木国立综合体育馆的命运就完全不同，它不仅被载入日本建筑史册，还让它的设计师丹下健三迎来了事业的巅峰。代代木体育馆包括一座游泳馆和一座篮球馆，场馆的看台是混凝土结构，屋顶是当时非常时髦的悬索结构，整个建筑给人的感觉就是简练，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把钢筋混凝土雄厚、轻盈的魅力完全展现了出来，虽然走遍整个场馆也找不到一处日本传统建筑的元素，但建筑的造型、细节和颜色又会让你感受到一股非常浓郁的日本式的深沉、宁静之美。
东京代代木体育馆是日本现代建筑的标杆，而要说起日本现代建筑，就必须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当时整个日本都在全面学习西方文化，建筑师们也拼命地引进西方的建筑理念和设计。1910年一年，日本建筑学会就召开了两次大会，讨论国会大厦建成什么样比较好，最后决定要将西方技术和日本传统结合在一起，建出一个“混血儿”来。20世纪30年代，日本建筑界开始追求“日本趣味”，也就是钢筋混凝土和传统日式坡屋顶装饰相结合。
4×4 House
2003 年，安藤忠雄在日本神户，濑户内海与一条繁忙的街道之间完成了这栋4×4 House，建筑面积仅为 4米×4米，以混凝土为主要建筑材料
安藤忠雄“复制”了左图的4×4 House，命名为“续作”（The Sequel）。与原先的 4×4 House均具有不同的楼层功能，并采用木材为主要建筑材料
近代“脱亚入欧”的思想让日本建筑师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产生过深深的怀疑，现代派和传统派一度势不两立、水火不容。“二战”结束后，这种针锋相对终于渐渐平息，建筑师们达成了一致，就是让日本建筑更有现代感和合理性。说白了，也还是前辈们的论调：东西方结合。丹下健三就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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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丹下健三齐名的建筑大师是安藤忠雄，他擅长使用清水混凝土建造住宅和商业建筑，清水混凝土的表面涂着透明的保护层，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修饰，直接体现天然的肌理。安藤忠雄的成名作是位于大阪的“住吉的长屋”，其特点是两端的外墙上几乎没有采光，就像一个封闭的混凝土方盒子，完全靠中部的庭院采光。“住吉的长屋”整体上就是个简单的几何形体，院中也没有任何植物，看上去很单调，没什么生气，但厚重的墙体把建筑变成了闹市中的“孤岛”，置身其中就可以感受到一种枯寂的意味，禅意十足。
安藤忠雄在日本建筑界可以说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他的作品中光线、声音、流水都被赋予了更深的含义。有人说，丹下健三表现的是日本的形式，而安藤忠雄表现的是日本的精神。安藤忠雄善于表现禅宗的审美气氛，比如他的另一个代表作“光的教堂”，完全由混凝土墙围合，没有额外的装饰，也没有任何照明设备。在这样昏暗的环境中，光线从墙面的十字形裂缝反射到室内，教堂内的冷灰色调，为人们营造出一种沉静安宁的氛围，好像通向另外一个世界的容器。
4.2 故事从明治维新开始说起
从1859年开始，日本接触了与自己文化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这一年，日本对西方开放了港口，开始了它的现代化。从此，日本脱离了以前所属的中国文化圈，投身到西方文化圈，也开始了日本的产业革命。
1868年，长期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倒台，天皇的新政府诞生。日本加快了西化和现代化的速度，认为这是自己生存下去的唯一出路。从前受中国影响的文化、艺术、工艺，有的被丢弃，有的在大环境的变化下被漠视。医学要学西医，数学要学西方数学，音乐也要学西方音乐。总之，一切都以西方为标准。在产业领域更是如此，许多西方技术人员应日本政府的聘用来此指导技术。
另外，一部分当政者却提高警惕，拒绝西化发展延伸到精神领域。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和魂洋才”，意思就是要保留大和民族的灵魂，只吸收西方对他们有用的东西。这跟中国当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差不多。
在建筑领域，日本政府也全力推行西化，对传统建筑采取漠视态度。政府机关、铁路车站、兵营、警察署、学校、工厂、银行，全都照搬西方的建筑模式。一开始，日本人当中没有能够负责这种建筑的施工和施工指导的，只能聘用外国人，而西式的建筑教育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1871年，日本政府在工部省设立了工学寮，1877年改称工部大学校，工程教育从此起步。这所学校是今天东京大学工学部的前身，当时执教的都是英国人。工部大学校里有一门“造家学科”，由年轻的英国建筑师乔赛亚·康德向日本青年讲授西方建筑学。1879年第一届毕业生走出校门，加起来才4个人，但他们后来都成了日本建筑界的领袖人物。其中一位毕业生叫辰野金吾，他毕业后被政府派到英国留学，有一次英国的建筑设计事务所所长问他：“听说你们国家有很多历史悠久又很优秀的传统建筑，都是些什么呢？”辰野对传统建筑一无所知，回答不上来，感到非常羞愧。回国以后，他立即在大学里开设了日本建筑史的讲座。可见当时日本大学的建筑教育中还没有本国建筑的地位。
4.3 不靠谱的砖造建筑
在开始西化的同时，日本建起了一些从未有过的砖造或石造建筑，当时叫作“西洋馆”。当然，它们的样式也是西式的。起初这些房子由外国人设计和指导建造，从19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这些工作就由日本建筑师负责。以前日本人从没见过砖，这时也开始在国内各地生产，并且逐渐工厂化。
砖造建筑在西方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日本完全没有这个传统，所以一开始，日本人是以砖造建筑为教材来学习西方建筑的。这种学习也包括忠实地模仿它的式样，几乎完全照搬，于是日本人只花了40年，就完全学会了西方的建筑技术。
当时的日本政府极力鼓励砖造建筑，是想用它来取代木造房屋，因为木结构容易引发火灾。但砖的造价高，而且不适于湿度很高的日本，所以一般民众还是会继续选择木造住宅。另外，日本是个多地震国家，而砖造建筑的抗震性很差，稍微有点儿震动就垮塌了。就这样，虽然有政府的西化政策，日本建筑的传统还是得以延续了下来。
砖造建筑完全停建，是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发生之后。这次惨痛的经历终于让“砖粉”们死了心，而钢筋混凝土建筑的抗震性能和耐火性能都得到了证实。
关东大地震以后，日本全国各个城市的主要官厅、学校和办公楼建筑都大量采用了钢筋混凝土或钢框架与钢筋混凝土复合结构。
4.4 现代主义的革命
1867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钢筋混凝土首次亮相，但是真正用来建造房子则是在1900年左右，可见日本在钢筋混凝土的使用上并不太落后。刚开始的时候，钢筋混凝土的使用是试验性质的，之后才不断增加数量，在关东大地震之后，终于在城市建筑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随着“钢粉”们的势力慢慢扩大，日本的建筑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是日本建筑学的性格发生了转变，抗震变成了重要的研究课题，美观度退而居其次。
另外，在这个时期，西方新的思想被介绍进来，建筑界的年轻人发起了一场运动，他们拒绝旧的建筑样式，追求与工业化社会相适应的功能性和合理性的建筑。这场运动从侵华战争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这种新的建筑倾向，是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发展基础之上展开的。但是随着战争的扩大，他们的活动不得不暂停，因为钢筋混凝土已经全部被充作军用了。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现代主义的建筑思想是追求功能性和合理性，日本建筑的传统思想是单纯、明快、强调素材美、不加修饰。年轻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与前辈们不同，不再全部照搬西方，而是提出要对日本建筑的传统进行重新认识。
1933年，德国建筑大师布鲁诺·陶特来到日本，他对伊势神宫和桂离宫十分赞赏，认为这两座建筑是日本传统建筑的最高杰作，与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完全一致。这鼓舞了日本年青一代的现代派建筑师。1934年，东京邮政局大厦建成，在钢筋混凝土的外墙上，柱子的布置采用了日本传统建筑的比例，它的设计者就是陶特的好朋友吉田铁郎。
不过，在“二战”之前，日本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们还很年轻，在社会上势力很弱，属于受正统势力排挤的少数派。大多数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外观还是沉重的旧形式，更有甚者，在沉重的墙体上扣着东方式的坡形瓦屋顶，这种样式叫作“帝冠式”。东京上野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就是代表，它于1938年完工开馆，是传统和现代的简单结合品。现代主义建筑师称这样的建筑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象征。
4.5 从“拟洋风”到“近代和风”
1860年前后，在日本政府和统治阶级虔诚地模仿西方建筑时，民间的木工匠人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他们把西方建筑中有趣的部分吸收过来，加到传统的木造建筑上，比如把拱形窗、钟楼的元素放在自己的房子上，看上去有点儿像西方建筑，但它的木质结构和重要部分的韵味还是自信地采用传统方式。与前面提到的“帝冠式”建筑相对，这种样式叫作“拟洋风”。不过“拟洋风”建筑只流行了30多年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因为老匠人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都去接受西方建筑教育了，后继乏人。
不过，民间的住宅、神社、佛教寺院的建筑依然沿用传统的木造。这些建筑不是由那些学院派建筑师建造，而是民间的工匠们自己设计、自己施工。“二战”前，这种建筑占全日本房屋建造总面积的90%以上，可见直到那时，日本还是一个木造建筑国。“二战”之后，木造建筑降到一半以下，其余全由钢筋混凝土代替。1963年后，由于受举办奥运会的刺激，日本经济高速成长，从这时起，日本就不再是木造建筑国了。
虽然日本正在西化，但木造建筑依然保持着生机。当然，今天这些木造建筑里，已经接受了不少西方的影响，比如采用了玻璃窗、安装了电灯和煤气。日本近代的建筑研究者把这种建筑叫作“近代和风”建筑。
“近代和风”建筑已经不是原封不动的传统建筑了，随着现代化的进展，日本人逐步引进西方技术，但根本上仍然保持传统感觉。“近代和风”建筑不是西式和日式的重叠，而是西式和日式的互补和混合，可以称之为“新日本式”。
4.6 日本建筑的“第二春”
“二战”以后，日本经过了大约5年的穷困和混乱时期，随后就进入了复兴期。1952年前后，主要工厂生产全部突破了战前的最高纪录，1955年进入经济的快速成长期，松下、本田、丰田等大企业都成立或重生，并且扶摇直上，达到了各个领域的顶峰。
在建筑领域，战前的少数派或反主流派的现代主义者一下子成为潮流的领导者。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前川国男，之后则是他的弟子丹下健三。这两个人都受到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的强烈影响，前川还直接受教于柯布西耶。但是，战后的日本不论在生产技术还是生活方式上，受占领国美国的影响都更大一些。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美国是自由主义的象征，美国的工业文明也是自己的理想。就这样，日本开始了第二次现代化。
于是，用钢筋、玻璃、混凝土和铝等现代化工业生产的材料，把工业文明成果表现出来，就成为日本战后建筑的主流。
现代主义倡导建筑的各个部件都应该像机器一样装配精确，传统日本建筑也有着类似的特点，就是忠实地表现材料的自然美、擅长精确的加工。也正是由于这个共通之处，现代主义建筑成为今天日本建筑的主流，并且推动了工业化装配式住宅的发展。
不过，现代主义建筑本身也在缓慢地发生着变化。机械化的东西毕竟还是缺少人性的，所以现在的建筑出现了恢复人性的倾向，虽然建筑本身还是运用现代技术高效、合理地建设，但周围的庭院、广场等外部环境却做得更有趣味，也更有人情味。
就这样，日本战后的现代主义建筑渐渐地与日本传统相融合，这类似于以前中国的佛教建筑传入以后和日本的传统发生融合的情形。传统并没有死去，反而经受了考验，在今天的建筑潮流中被重新确认了价值。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安藤忠雄，他不崇尚巨大，而是推崇小巧，发挥素材的自然美，日式传统在安藤的建筑中都有很好的表现。他用钢筋混凝土这种新材料做了许多像古代茶室那样的建筑，其中混凝土的表面平整光洁，不亚于木造，而建筑整体的空间、比例，也让人感觉到日本的传统仍然存在着。
轻盈、明快，以及像是反映佛教“无常感”的虚幻，也是日本建筑的传统。日本有不少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作品就给人这种印象。
4.7 审美其实没有变
20世纪70年代，有学者针对日本年轻人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要求受访者在列出的一系列建筑中选出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结果选择姬路城的最多。姬路城位于兵库县姬路市，又叫白鹭城，是一座城堡建筑，于1600年前后建造。它虽然是军事设施，但白色的墙面很美，整体非常协调，与军事设施应有的性格正好相反。这也体现了日本人的一种审美意识：把两种完全对立的要素放在一起，互相衬托，让对方的特色更为鲜明。
建筑物的优美，除了整体比例要协调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多加装饰。装饰或者强烈的色彩一多，日本人就会觉得格调不高，所以建筑材料的使用喜欢尽量保持自然状态。另外，日本人不喜欢对自然采取对抗姿态的高大建筑，他们理想中的建筑不是要通过它夸耀人的力量，而是要它融于自然，与自然相协调，让人觉得优雅、亲切。建筑物大多是不对称的，也是为了避免产生人工安排的感觉。佛教及其建筑在6世纪时从中国经朝鲜传到日本，但之后日本人自己建造的法隆寺，连接寺门和讲堂的轴线两侧，一边是金堂，一边是五重塔，布置和中国佛寺的对称完全不同。
纵观日本建筑历史，从古至今，在风格上有一些非常清晰的特征，这些特征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冲击而泯灭，相反，在现代建筑中也有着独特的发挥。只不过在表现过程中，选取的材料、工艺、技术等具体的表现途径会和古代社会有所不同。日本的民族特性，既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也没有随着现代建筑的发展而消失。
其实日本的传统建筑保护得也不是特别好，像茶室、数寄屋、町家、民家、集落也在渐渐消失，日本不像中国由于城市化进程而大量拆除旧建筑，而是因为城市化的同时，中小城市和乡村的建筑得不到建设和保护，因为年轻人都去了大城市，剩下的大多是老年人，老住宅慢慢变得没有人住，最终因为得不到维修而废弃或拆除。
日本是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因此日本人对待任何资源的态度都是最充分地利用，不能有丝毫的浪费，这样就形成了日本文化中很典型的物尽其用的特征。这种特征放在建筑上，就是以最少的人力物力来建出最好的房子，这也可以看作日式建筑风格简约的原因之一，但这种简约所带来的，往往是最意味深长的建造感受。比如伊势神宫的鸟居，它的形式十分简洁——一根横梁的两段悬挑着架在一对立柱上，再在稍低的地方以一根枋子插入，没有任何华丽装饰，但它的美感却没有受损。
日本文化极具开放性，从古代的奈良时代充分接纳中国文化，到近代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我们不免好奇：为什么他们的接纳能力这么强？从地理上分析，这样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无疑会让日本民族形成一种孤独感和危机感，总觉得外边的世界更精彩，忍不住去探索，对于外来文化非常好奇。加上日本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复杂多样，日本人习惯于这种多样化因素并存的环境，天生具备对外来事物的灵活性态度，培育了他们文化的适应性。在这样的条件下，日本民族很容易以一种广博的胸襟接受非本民族的文化，并根据实际情况为其所用。
5.1 大佬中的大佬
现在日本经济圈里有六大财团，分别是三井、三菱、住友、富士（芙蓉）、三和以及第一劝银。它们就像六个门派，各个门派下面都是高手如云。比方说，三井派里有丰田、索尼、东芝、商船三井、三井造船、三越百货等一批大将；住友派里有日本电器（NEC）、松下、三洋电机这些枭雄。我们熟悉的很多金牌企业，背后都有自己的派系，这些派系撑起了日本经济的半边天，可以说是日本经济江湖的操盘手。
财团在“二战”前叫“财阀”，而财阀的崛起要追溯到明治时期。当时，日本要富国强兵，财阀们像大熊猫一样被特权保护着，等到政府有麻烦了，比如战争或者改革，财阀就提供巨大的经济帮助，所以长久以来政府和财阀都是互惠关系，三井和三菱就是最早的政商。“二战”时，各大财阀开始跟军部合作，经营范围从生产、流通、金融领域扩张到了重化学工业，规模和利润都是空前绝后的。不过，“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为了自身经济利益，以反垄断为名，对旧财阀实行了抑制政策，解散了财阀组织，仅保留其银行组织。日本政府也束手无策，财阀被解体成许多个小公司，像三井就在这时被分割成了170个小公司。
解散财阀的第一步就是让财阀通通交出股份，这些股份总共占了全日本股份的40%，对财阀来说，这就是灭顶之灾了。除此之外，财阀内部的所有经营者被迫离任，且在10年之内不准重新任职；像“三井”、“三菱”、“住友”这些财阀商号也禁止再使用。
但是，财阀并没有就这样从历史上消失。朝鲜战争是“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及时雨，包括松下、本田、丰田在内的企业，都是靠这场战争才摆脱了倒闭的命运。财阀们也一样。当时，美国要打朝鲜，想从美国本土运武器基本不可能，而日本离朝鲜很近，于是美国又大力扶持垄断资本，促使日本的财阀组织重新组合。
三菱标志的演变
三菱LOGO的演变
三菱商标是1917年注册的三瓣菱形钻石图案。三菱的标志是岩崎家族的家族标志“三段菱”和土佐藩主山内家族的家族标志“三柏菱”的结合。体现了公司的三个原则，
即：
1.承担对社会的共同责任
2.诚实与公平
3.通过贸易促进国际谅解与合作
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变了，对财阀的制裁也就结束了。各大财阀春风吹又生，赶紧把分散了的手下重新统一起来。这一浩大的工程三井一共花了7年时间，三菱稍微快些，但也花了两年。
5.2 从财阀到财团
财阀虽然复活了，但政府还是对它们有所限制，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禁止财阀内部有一位“长老”——控股公司。所有参与的企业必须地位一样，平起平坐。这时候，财阀也不叫财阀了，改名叫企业集团或者财团。
所谓的企业集团，就是很多企业为了共同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企业团队。很多人搞不明白三井、三菱和松下、丰田在归类上有什么区别，简单地说，三井、三菱叫作企业集团，而松下、丰田只是大型企业。
六大企业集团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旧财阀，包括三井、三菱和住友。住友是日本最古老的企业集团，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另一种是新兴的银行，包括富士（芙蓉）、三和与第一劝银，它们的资历和实力都稍逊一筹。
这些企业集团内部有一个最高决策组织，叫总经理会议，也叫社长会。它是由集团内部主要企业的总经理们组成的定期例会，一般是交流信息和商讨怎么经营。每个企业集团的社长会都有一个名称，三井的叫“二木会”、三菱的叫“金曜会”、住友的叫“白水会”、富士（芙蓉）的叫“芙蓉会”、三和的叫“三水会”、第一劝银的叫“三金会”。
现代的企业与企业之间想要联合起来，可以通过并购、控股、连锁加盟和系列化等方式。由于日本战后禁止垄断资本的存在，并购虽然在法律上不禁止，但在日本并不盛行，所以六大企业集团都是以连锁加盟和系列化的方式形成的。其中系列化是最常见的，也是日本产业组织的一个特色：每个企业在法律和经济上都保持独立，只通过互相持股、业务往来这样的方式合作。
日本人不像美国人那样讲究个人主义，崇尚独立性。日本的企业集团很在乎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就像兄弟姐妹一样，虽然各自成家立业，但关键时刻一定要聚在一起，共渡难关。
一般来说，企业集团内部的企业遍布各个行业，由主力银行、综合商社和大型制造企业三个核心部分组成。像主力银行，三井有三井银行、三菱有东京三菱银行、住友有住友银行、富士有富士银行，这些银行不仅能让企业享有财务融资、商业信息方面的好处，还能让企业提高信用和地位。企业集团内的企业之间在信息、采购、制造、研发、行销和财务上都能互相协助。举例来说，假如想进行海外投资，那么银行就会对它进行充分的征信调查、风险评估；综合商社可以提供原料、产品、渠道和技术等市场信息。如此一来，就能制订一份周密的经营计划，既知己知彼，又有强大后盾，成功率怎么会不高呢？
5.3 财团中的“蚁后”
综合商社是日本经济里的一个关键词，也是日本财团的核心组织，通常是指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丸红、住友商事、日棉、东棉、兼松和日商岩井这9家公司，它们的背后就是六大财团。
日本经济重建于“二战”后的废墟上，由于日本资源匮乏，只能靠出口发展经济，而日本的成功也要归功于以主力银行、综合商社和大型制造企业为核心的财团体制。
主力银行是一个财团的经济支柱，就像一副好的身体；综合商社负责支配，就像一个灵活的大脑。以三井财团为例，樱花银行是它的主力银行，三井物产是它的综合商社。综合商社的基本定位就是交易服务，它们的业务有：投资有潜力的产业、收集信息、采购原材料、销售成品、物流运输、培养人才、强化经营。现在的综合商社还推出了不同于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比如债务担保、融资、商品资金、租赁服务，靠提供风险资金、收购兼并等方式，帮助中小型的高科技企业发展。
综合商社的大股东都是金融机构，像三井物产的大股东是三井住友银行（由樱花银行和住友银行合并而成），其他的持股方还包括三井生命保险、三井信托等金融机构。在财团内部，这些企业之间都是交叉持股的。综合商社都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就是“全套完整产业链”，还拿三井物产举例来说，它在粮食、机械、能源、纤维、物资、金融等各个领域培育了形形色色的企业，拥有子公司1000多家，在全球93个国家成立了89个事务所。所以三井财团想参与贸易代理、生产参与、金融服务、仓储运输、信息咨询、科技开发……不管哪一项都游刃有余。与三井物产有关的企业包括通用、西门子、爱立信，还包括中国的宝钢、四通。一个公司要想在海外拓展市场，只要找到本财团综合商社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寻求帮助就可以了，综合商社为了壮大自己的集团，都会提供各种支持。
5.4 “一战”后的四次危机
20世纪20年代，日本爆发了四次危机，分别是1920年的战后危机、关东大地震、1927年的金融危机以及恢复金本位制。
1918年“一战”结束，日本虽然是战胜国，但自身的工业能力很弱，欧美国家的工业水平逐渐恢复，之前日本大量出口货物到美国的局面发生大逆转，日货节节败给欧美货，导致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雪上加霜的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发生，东京和横滨的建筑大部分被毁坏，财产损失超过了65亿日元。地震之后，日本政府向美、英等国家借了9亿美元，靠着借来的钱和战争中捞取的储备向各大受灾的财阀发放了13亿日元的救济贷款，不过，最终享受到这一福利的不是受灾财阀，而是铃木商店、久原商社等投资失败的企业。这些经营不善的企业以受灾的名义领救助金来渡过难关，把自己的损失转嫁给了整个国家。
在经济危机中，很多公司把设备和商品抵押给其他公司，却无力偿还债务，导致A公司拖欠B公司债务、B公司又拖欠C公司的恶性循环，社会动荡不安。这时民众又听到银行可能会破产的谣言，全都排队去银行提取现金，而银行的存款根本不够，一大批银行跟着破产。金融危机就这样爆发了。
日本政府这时只能强行整顿，提高银行的最低资本限额，导致日本全国银行总数在3年内少了将近一半，很多大银行吞并了中小银行。这场风暴的最终胜利者有三井、三菱、安田、第一劝银等五大银行，这五大银行的存款合计占全国的1/3还多。
“一战”后，日本内阁的目标之一就是恢复金本位制，也就是以黄金为基准货币。因为要想进行对外贸易，必须拥有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但这一决策由于一连串的经济危机而推迟，直到1929年“大萧条”爆发后才准备就绪。恢复金本位制之后，日本的国际收支是平衡了，但大部分国民被迫为此承受痛苦。财阀系银行借这个机会大搞美元投机、黄金投机，从而狠狠赚了一笔。之后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揭露和打击财阀的风潮，财阀被推到了社会的对立面。
与财阀地位转变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日本民众是否支持战争的问题。日本现代史学家江口圭一认为，“二战”前，日本军部通过退伍军人展开宣传，靠伪装的开战真相煽动民众，让他们相信战争能让日本从“大萧条”中解脱出来。由此可见，一连串的经济危机和收入的两极分化是使民众的战争意识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5.5 “二战”后的四次危机
财阀以财团的面貌复活后，一共经历了四次经济萧条，分别是：20世纪60年代举办奥运会后的经济萧条、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日元升值和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日本，导致财阀的根基——主力银行受到很大打击。
1957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二战”后的第一场经济危机，美国对日本和欧洲的投资迅速减少，美国的态度无疑向从前的盟友们传递了一个信息：我给你们喂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后大家就自力更生、自求多福吧。
就在这一年，日本在战后第一个不景气时期提出申办奥运会，并在第二年赢得了1964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奥运会过后，日本经济遭受了强烈冲击，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股市回落——获利资金撤出，导致市场下跌。大企业的收入锐减，一部分企业破产。这迫使政府放弃了预算平衡政策。日本政府发行了“二战”后首批国债，为时至今日的政府债券持续增长开辟了道路。原先设想的仅限于个别年份的发债逐渐演变为持续不断地发行，显示了政府债券如何从“少量药剂”逐渐演变为难以摆脱的长期依赖。
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后，为了重振备受打击的财团金融，日本政府通过“金融再生计划”，由政府注资给银行体系，以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对破产银行实行国有化，同时保护银行储户的利益。另外，日本银行业内加速合并或组成联盟，现在已经形成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三菱东京金融集团和瑞惠金融集团等。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六大财团不断寻求进一步的资源整合，日本财团以新的形态出现在世界经济舞台上。
组成联盟虽然不能减少坏账、提高资本充足率，却可以通过精减机构、优化人员配置、合并业务、调整经营策略等方法获得成本效益，使银行整体规模加大、承受坏账的能力有所加强。重组后的银行集团加快了从“稳定持股”向流动持股转变，同时也从“保护型”协调竞争向“开放型”竞争转变。此后，随着财团内部大型制造业成员营业额和利润的增加，主力银行的贷款和坏账问题也不断得到解决。
5.6 财阀中的教父
三井物产是财阀中的教父。1993年，三井排在了世界500强的第一名，在之后的10年里也基本排在前10位。2003年以后，三井把自己的实力打散，在全球设立独立法人公司，又把能源部门的机构独立核算，让自己渐渐淡出世界500强榜单的竞争，把自己的实力隐藏起来，成了江湖隐士。
挤进世界500强是大部分企业梦寐以求的事，但三井不以为然。实际上，三井物产作为财阀中的大佬，光是集团内部就有一大把500强企业，比如丰田、索尼、东芝、商船三井、三井造船、三井住友银行、三越百货、石川岛播磨重工等，它们都是三井旗下的同门师兄弟。
三井家起源于平安时代的近江国，也就是现在的滋贺县。近江国的商人在中国唐宋时期就跟浙江的商人有密切交往，所以这里是日本出商人的地方。在中国明朝末期，三井家的后人从近江国搬到了伊势国。后来三井高利开了一家叫“三井越后屋”的吴服店，也就是今天的三越百货。生意做大以后，三井高利又在京都、东京、大阪和长崎开了叫“两替屋”的连锁店，从事兑换和放款业务，这就是三井银行的前身。
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三井家族为倒幕势力提供了巨额资金，成了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政商。从此，三井家族和日本政府就发展出了一种互惠关系。8年后，在政府的荫庇下，三井家族顺利地开设了日本第一家私人银行三井银行以及当时规模最大的三井物产公司。
“二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认为财阀是军国主义的罪魁祸首，让三井在内的几大财阀全部解体，三井物产被分割成了170个小公司。1952年，政府又改变了政策，这170个小公司终于合并回三井物产，三井又回到了经济大佬的位置。
三井物产创业100多年以来，涉足的领域跨越了粮食、机械、能源、纤维、物资、金融等。三井是能识千里马的伯乐，100年前三井看中了一个制造纺织机械的小工厂，就把工人带去欧美学习汽车制造技术，这个小工厂最后成为今天的丰田汽车。三井的套路是：我觉得你不错，但不会收购你，而是向你投资，让你变得更好，来为我赚钱，再把赚来的钱投资到新的对象上。所以三井又有“产业组织者”的称号。
三井物产的触角几乎触及人们能想到的所有角落，三井也是很有远见的，从不会看重眼前利益，它的投资会考虑到所属的部门，比如与铁矿石起家的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的合作，资源开发是一项，运输矿石的大卡车是一项，矾土开发又是一项，这给好几个部门都带来了商机。
日本自然资源匮乏，几乎全靠进口。三井从战后不久就开始在中东、印尼、澳大利亚、拉美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大规模地开采资源，不仅能满足国内的供应，还可以出口到国外。可以说，三井完美地阐释了日本“贸易立国”的国策。
三井财阀的前身
三井百货公司
前身：三井吴服店、三井越后屋
创办人：三井高利（三井高俊第四子）
创办时间：1673年
经营方式：京都店负责采购、江户（今东京）店负责贩售
三井住友银行
前身：三井两替店
创办人：三井高利
创办时间：1683年
分店：京都分店（1685年）、大阪分店（1691年）
经营方式：日本有组织的汇票交易之始
三井物产（三井贸易公司）
前身：三井两替店、三井吴服店
开始人：三井高平（三井高利的儿子）
开始时间：1704年
革新方式：开始与外国人进行交易
三井合名会社
前身：大元方
开始时间：1710年
革新方式：三井业务与其他一切都由以总本家为中心的同族统合机构“大元方”来决定
5.7 不能遗忘的金融丑闻
16世纪时，住友家族在四国岛上开发了一个铜矿，生意越做越大，成为日本官方指定的供铜商，主要为当时的政府机构服务，包括统治日本200多年的德川幕府。300年之后，日本市场渐渐向西方开放，住友商社在冶钢和炼钢领域发展起来，到20世纪初，住友家族发展成为日本第三大财阀。
“二战”期间，财阀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追随者，住友也不例外。在后来，住友经历战败、财阀被解散又重组的命运，变成了财团的住友开始进入金融、机械、石油、化工、食品和纺织等领域。
就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住友家族面临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事件的主人公是住友首席铜交易员滨中泰男，他有两个外号，一个是“5%先生”，因为他带领的住友商社有色金属交易部控制着全球铜交易总量的5%；他的另一个外号是“锤子”，这是因为“滨中”的发音“hamanaka”跟英语“hammer”（锤子）有点儿像，而他本人在交易中恰好发挥着锤子一样的作用。
1996年6月，滨中泰男未经授权就参与铜交易的丑闻在纽约逐渐公开，导致亏损了26亿美元。铜期货出现暴跌，随后住友商社卷入了一系列的诉讼案。“住友事件”爆发后，滨中泰男也受到操纵市场的指控。住友商社当年声称对于滨中泰男的交易“不知情”，在1998年分别赔偿了美国和英国政府机构1.58亿元美元，解决了对其“操纵铜价”的指控。一年之后，住友商社与另外三家金属贸易公司同意支付1.35亿美元，赔偿了因滨中泰男操纵市场而造成亏损的一个投资者团体。
随后住友商社起诉瑞士银行和大通曼哈顿银行，称它们为住友前首席铜交易员滨中泰男未经授权的交易提供融资。住友商社在诉讼中称，瑞士银行和大通曼哈顿银行通过安排贷款帮助滨中泰男隐瞒亏损，使他得以操纵市场，要求瑞士银行赔偿279亿日元。美林证券2000年称，将赔偿2.75亿美元解决与住友商社之间关于铜交易的争端。
1997年，滨中泰男被判入狱8年，成为历史上受罚最重的个人交易员。
《捕捉食材灵魂的一瞬》
我这家店在北京钱粮胡同，它是东城区一条比较有名的胡同，这家店从2011年开业到现在已经有3年多时间了。因为本人有一定的胡同情结，就把地址选在了这里，这家店店面不大，差不多能容纳17位客人就餐。
大家看到我们工作的时候是一个很轻松的状态，大家可以在这么一个环境里很快乐地吃东西。我们觉得厨房就像战场，无论你是做中餐、西餐还是日餐都是一样的，尤其像我们这种店，用的都是一些新鲜的原材料。比如说今天来的鱼，如果质量不好怎么办，然后每天都会有这种担心，就是能不能让客人吃到，我们想给客人好的感受。
很多人问我，做寿司怎么叫好，手握寿司怎么叫好，其实无非就三点：第一就是速度要快，手法不要多余，就是你能两三下捏完，不要在手里来回地摆弄半天才给客人；第二就是要有观赏性，你做的时候，要让客人感觉有观赏性；第三就是口感，米饭的松软度适中、米饭跟鱼的贴合度好，然后呈现非常好的梯形。有时候客人会说：“嗯？怎么散了？”是因为寿司是刷了酱油的，刷了酱油以后应该马上吃，有的客人放着不吃先聊天，酱油顺着鱼的边缘渗下去了，都渗到了米饭里面，米饭一加入液体就会散。如果你用米饭这边去蘸酱油的话，这米饭肯定会散得满盘子都是，这样你就吃不到一个完整的寿司了。所以一定要用背部，用鱼、肉这一块去蘸酱油。
如果你不去吃好的东西，你就不知道这个标准是如何判别的。首先鱼必须漂亮，就是鱼的鲜度直接影响它的视觉效果。比如大竹荚鱼，身体发绿的部分越绿，表明它的成色越好，剃完以后去皮，然后它身上会留一层银色的光，上面脂肪的部分是非常红的，然后鱼肉呈现亮红、银、亮三种颜色。
有的东西不是马上就能体会到它美好一面的，时间长了，慢慢地你会从你不太喜欢它到喜欢上它。等你吃过好的东西以后，你才知道原来好东西应该是这个味道。那我怎么去把这种好的味道重现给客人呢？有些自助店或者是回转寿司店，他们往往把鱼都切好成片摆在那儿，客人来了再做（寿司），速度当然很快，但我们不采取这种方式，因为每切一刀的话，鱼体内都会有体液渗出，这样就会直接影响鱼的鲜度，所以我们都是现来现片，每一个步骤都是当着客人的面去做。在日本讲究“三分鱼七分米”，你想做好吃的寿司，米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比如说米，如果你洗得干净、没洗碎的话，蒸出来以后会非常透、亮、饱满，你捏出来的寿司中米的颜色和鱼的颜色搭配到一起，就是它最引发人食欲的时候了。然后你在上面刷一层酱油增加它的色泽，这样在你快速地做完之后，马上在它状态最好的时候递给客人，客人也要马上吃。虽然它很好看，但你不要老是盯着它看，因为它最美好的地方就在它美好的一瞬间。
我觉得不管是做寿司，还是做其他什么菜，都应该有种意念在里面。所谓意念，就是我削萝卜皮时都对自己说，能不能再薄一点，能不能再快一点，能不能再均匀一点，总是在提醒自己。这样的话你永远在进步，你会越做越精。这从自身来讲有一种信念在里面，这样你才能时刻督促自己，做出好的东西给别人吃，我觉得日本料理一直宣扬的就是对待客人的心。
——鄂然
（寿司职人，“然The Zen”日餐厅店长）
6.1 什么是太平洋战争？
说起“二战”，中国人最熟悉的是抗日战争，因为中国人民一直在抵御日本的侵略。而对于日本来说，侵华战争只是其“二战”过程的一部分，日军的足迹遍布东南亚，还殖民着当时的朝鲜半岛。日本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想一气拿下中国的辽阔领土，并想要建立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二战”前期，日本国内称战争为“大东亚圣战”，并以“自保自卫”为目的，其实质就是掠夺他国的资源。
“二战”后期，日本的胃口越来越大，甚至惹到了美国的头上，制造了“珍珠港事件”。由于珍珠港所在的夏威夷群岛属于太平洋地带，日本这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太平洋战争”，即与亚洲各国和美国为对手的战争。事实证明，“珍珠港事件”开启了日本通往战败的大门，因为美国中途参战给日本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日本并非不知道美国的强大，还专门在“二战”爆发前反复在国内强调“不要与美国为敌”，但最终还是引火烧身。日本战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员、技术、财力、战略上的各种错误，以及对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等，还是让我们一一道来。
6.2 艰难诞生的轴心国同盟
轴心国，就是“二战”中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国组成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已然成为“邪恶”的代名词。然而，轴心国里面有个奇怪的现象：德国、意大利都属于欧洲，两国离得也相当近，发生什么情况的话，两国也能互相协助。可是日本与德、意两国相距半个地球，又在亚洲战场上，与德、意的战区毫无重合，更谈不上战场上互相援助了，日本似乎与孤立无援没什么两样。既然如此，三国结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军事作战图
事实上，轴心国诞生的过程比想象中还要曲折。日本国内对此曾有过很激烈的争论，但争论的两方并不是不同阵营的政治家，而是陆军和海军。明治维新期间，禁门之变发生后，长州藩掌握陆军，萨摩藩掌握海军，双方经常在国家战略上有很大的分歧。“二战”前期，海军崇尚英美，要求向同盟国妥协；陆军崇尚德国，倾向于轴心国——最后陆军赢了。
陆军支持三国结盟。1936年，希特勒曾提议联合日本对抗苏联，双方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当时日本一边谋划着侵略全中国，一边又忌惮苏联的动作，所以日军的年轻将领认为，如果德国和日本在苏联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前同时出兵，苏联将面临崩溃。陆军觉得手中控制的地盘越多越好，自然支持与德国结盟。
然而海军却强烈反对与德国结盟，并主张“日苏友好”。他们认为，一旦与苏联对立，那么对手将由中国直接扩大到苏联和美国。在1938年的“张鼓峰事件”中，海军以“如果再不停止战斗，我们海军将会轰击你们陆军”相威胁，才将冲突暂时化解。由此可见，海军不想去招惹苏联，并极力回避与美国交战。
德国和日本陆军一直反对海军的方针，因为他们不仅想要和苏联开战，还试图牵制美国。另外，海军的方针则有海相米内光政、外相有田八郎和藏相石渡庄太郎的支持。石渡庄太郎曾经询问米内光政：“如果三国结盟，就不得不考虑与英、美、苏交战的可能。到时候将有八成的战斗是海战，我们会有胜算吗？”米内光政当时给出的回答是“没有胜算”，可见海军对此问题的态度十分坚决。在五相会议中，有关三国结盟的会议召开了50多次，均因海军方面的反对而搁浅。
这一下德国坐不住了，当时德国的驻日大使到处活动，不惜用巨款来获得日本各界的支持。终于，内务省和外务省中也出现了赞成结盟的势力，再加上后来海军阵容的慢慢瓦解，局势终于向三国结盟倾斜。即便如此，海军在《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缔结后仍然要求将此认定为“避免与美国交战”的行为，并在德国与苏联开战后要求退出三国同盟，但当时的陆相东条英机置之不理。从之后日军在太平洋遭到来自美军的严重打击来看，海军的担忧不无道理。
6.3 势不两立的陆军与海军
陆军和海军的矛盾远不止体现在这一件事上。如果说三国结盟事件还算是两方基于自身利益对立的话，那么开战后，本应摒弃前嫌的陆军与海军，也没能做到“一致对外”，反而先开始了内斗。
在战事中，陆军一路攻城略地，同时控制着绝大多数的石油资源。尽管当时的陆军也有机械化装备，但是与靠舰艇作战的海军相比，其对石油的需求量其实很少。可是陆军却拒绝向海军提供石油，石油短缺成为海军作战不利的主要因素。在马里亚纳海战中，日军离战斗地点最近的一艘舰艇因燃料不足而无法投入战斗；在莱特湾海战中，紧急赴援的“伊势”号和“日向”号没能及时驰援，原因也是燃料不足。面对陆军的这种态度，海军干脆以牙还牙，最后陆军和海军都拒绝向对方提供任何有关战略物资的接收和存货数据，甚至连通产省（日本政府中负责后勤供应的部门）都拿不到双方的物资数据，这一点更是令陆军和海军的协作难上加难。
随着战事的推进，陆军和海军的地位之差也越发明显。在战前，陆军的战备远远不及海军，曾有陆军军官以海军战备已经足够先进为由，要求海军把一部分经费让给陆军，使陆军得到充分发展。海军自然不干，并斥其言行是“无理取闹”。不过自1941年东条英机担任首相后，身为前任陆相的东条不惜动用国家的储备资金，着力提高陆军的战备。1944年，在临时军费的“机密费”一项中，海军省只分到1865万日元，陆军省则分到了12945万日元，是海军的7倍左右，足见东条在任时期，陆军享受着怎样的福利。
那么，陆军和海军果真是前世冤家吗？据说明治维新时期，日本陆军和海军初建之时，若一个宗族子弟被送入陆军，其死对头必定进入海军。这样一来，陆军和海军倒先成了复仇者们的聚集地。不光士兵，就连陆、海军的高官也互相看不起对方。曾有一位陆军高官说“宁可把我的女儿嫁给一头猪，也不嫁给海军的人”，也有陆军军官在一位海军军官发言时直接拂袖而去的事情发生。很明显，陆军与海军的对立早已蔓延到各个阶层，所以双方的不合作也可想而知。本身就已在亚洲孤立无援的日本，自家“兄弟”又如此不和，战败也在情理之中。
6.4 胜负不在物质，而在精神
日本国内自然资源匮乏，“二战”后期又要与经济实力雄厚、军事力量强大的美国为敌，自然是力不从心。但当时的日本并不怎么重视物质的力量，而强调“精神的强大”，认为只要全体国民团结一心，就没有不可战胜的敌人。为了战争的胜利，官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动所有的国民，为“捍卫国土”而战斗。
首先，由于大量成年男性被军队征用，国内的壮劳力明显减少。为了填补空缺，大量的女性从相夫教子的传统生活中脱离出来，走上一线的生产岗位，她们不可避免地被安排了不适合女性从事的工作，比如重体力劳动、技工等。除工业外，农业方面也必须老人、妇女、小孩儿齐上阵，才能弥补家中壮劳力的空缺。即便如此，女性的工作适应能力和熟练度也远远不及男性，原本可以从事生产的时间都花在了训练女性适应工作上面，生产效率也没有多少提高。
另外，令人惊讶的是，日本女性在国内不仅要承担生产工作，还要接受最低限度的军事训练。国内有专门的陆军军官会教授女性如何使用竹枪，以防敌人攻进本土时，可以进行最后的抵抗。这下子，连女性也被武装起来，还留在国内的男性更是责无旁贷，相扑运动员、寺庙里的僧人，无一例外都拿起了枪，日本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全民皆兵的气氛。
“二战”中，受到战争思想洗脑的日本人不仅自己会努力渡过难关，也不忘给身在前线的将士送去祝福。当时的一位女高中生，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在冬日穿厚外衣时，回答道：“因为我想到了那些在中国北部打仗的战士们。”话语中满含着如同亲人般“有难同当”的情谊。也有市民在街头举着一块布料，手里还拿着一根针，每当有路人经过，就会邀请他们在这块布上缝上一针，如果这块布被1000个人缝过了，就会被寄给在前线作战的亲属做护身符。这个护身符叫“千人针”，上面大都附有两枚铜钱，分别为“五钱玉”和“十钱玉”，意思分别是跨越“四钱”（与日语“死线”谐音）和跨越“九钱”（与日语“苦线”谐音），其中满含着亲友盼望其平安归来的愿望。尽管这种布并不能为自己挡下子弹，但每一个收到来自家乡祝福的将士都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带在身上，时常地看一看，会给他们继续战斗、生存下去的信念。
但是再怎么强调精神力量，也无法弥补物质不足的现状。日本国内的民众虽然天天喊着支持前线、保卫国家，但是这些口号又不能当饭吃，他们还要饥肠辘辘地在国内从事生产，不满和厌战情绪开始滋生。很多人开始出现营养不良、失眠等症状，国内的士气终于跌落谷底，再加上前线战事节节败退，战争的失败已成定局。
6.5 兵源是永远的痛
然而，无论本土的国民们多么拼命地工作、多么热切地为将士收集祝福，该存在的问题还是会存在。生产效率可以慢慢地由一天生产一个零件变成一天生产两个，但人是不可能“量产”的。战争是财力的消耗战，更是人力的消耗战，当时虽然有汽车、坦克，可没有人知道计算机是什么东西，更不用说特种作战等作战方法了，所以前线的士兵战死了，就要本土的预备役来补缺；如果连预备役都没有了，那只能去抓平民了。到后期兵源不足的时候，征兵年龄的下限先是降低到20岁，不久又降低到18岁，所以大部分的大学生也都休学应征入伍，日本国内称其为“学生出阵”。
这实在有一种“死马当活马医”的感觉，当初日本放出豪言要“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却连自己也没想到这一仗会拖得这么长。可是前线的兵源实在是太过紧缺，尤其是将校的死亡率居高不下，大学生们普遍素质又比较高，所以这些学生大多进了士官学校，并被培养成未来的军官。而培训的时间也只有一年多左右，可谓“军官速成班”。表面上的兵源空缺似乎被填补了，但这也埋下了一枚定时炸弹。
大学生素质高不假，可是劣势也很明显。学生成天学习，相对缺乏锻炼，应征入伍后，因为身体素质差而不能胜任兵役的人不计其数，即使被送上战场，也有不少人体弱染病，无法继续战斗，以至于战争后期，因为体质虚弱而住进军医院的大学生士兵人数激增。不过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住进医院的人还算是幸运的，因为病也就病一个人，打不了仗而已；可是那些没生病的还留在战场上的大学生士兵毫无作战指挥经验，却又指挥着自己的小队，这下可好，军官一犯糊涂，不仅自己命丧黄泉，连手下的士兵们也跟着遭了殃，一同做了阴间鬼，损失更加惨重。本应过着多姿多彩、意气风发生活的青年们，却因为时代的错误，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葬身于战场，实在悲哀。
6.6 日军内部的军衔与编制
《亮剑》是一部经典的抗日剧，李云龙曾经率领新一团全歼山崎大队，为此还赢得了上级的褒奖。那么，山崎大队到底有多少人呢？
侵华战争中，日军最小的作战单位是分队，每分队约有12人。分队长一般为“伍长”或者“军曹”，属于“下士官”，类似于中国军队里的班长。
四个分队可以组成一个小队，约50人。小队长一般由少尉担任，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大学生士兵经过培训毕业后的起始军职。
三个小队和由数人组成的指挥班编成一个中队，约200人。中队长一般由中尉或大尉担任。
四个中队并配有重机关枪等武器，归属于一个大队本部，成为一个大队的编制，约800人。大队长通常是少佐。
两个大队并配有通信队和炮队，归属于一个联队本部，成为一个联队的编制，约2000人。联队长为大佐。
四个联队并配有相应的炮兵、工兵、辎重兵大队或联队，归司令部管辖，编成一个师团，约10000人。师团长大多为中将。
此外，若干师团可组成一个方面军，长官为司令，大多由大将担任。
当然，以上数字都是大概，战场上瞬息万变，部队的状况也不尽相同。如果统一按照正常编制计算，中国军队的一个团大概有一两千人，凭借这些兵力全歼一个800人的大队，确实难能可贵。
日本的陆军军衔
6.7 军队生活的冰山一角
等级制度森严是日本社会的一大特点，前辈与后辈的身份不能忽视，必须严格遵守相应身份的礼仪和言行。在军队里，这一特点更是得到强化。在战场上，服从上级命令是基本，但在战场外，士兵间的上下级关系就不单纯是依靠肩章上的军衔高低来界定，其在部队服役的时间等因素也会被考虑在内。
举例来说，一个在部队服役两年、肩章三颗星的上等兵，如果碰到了一个在部队服役四年、肩章两颗星的一等兵，是不能对后者大呼小叫、任意驱使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一等兵比上等兵服役时间长，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前辈”，至于上等兵和一等兵之间的区别，实在不是那么明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一等兵就可以反过来驱使晚入伍的上等兵，毕竟明确的等级尊卑还是要保持的。
进入军队后，军官都会把新兵从头到尾“包装”一遍。大到作息、训练，小到言行举止，都要进行军事化管理。相互之间礼貌的称呼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被强制使用的粗鲁语言。许多名词的表达也变了，比如第一人称不能说“我”，而要说“自己”，“物品数量”则被说成“员数”，诸如此类。士兵的私人书籍必须自己藏好，不能被军官发现，如果写信，则会被军官责骂，并说“这是女人才做的娘娘腔的事情”。士兵还不许抽烟，不许偷吃东西，一旦被发现就会遭受处罚。处罚的方式多种多样，大多是肉体上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最有名的就是被称为“自行车”的惩罚：两只手撑在两侧的桌子上，双脚悬空，只靠两只手支撑身体，同时脚下开始不停地做着骑自行车的动作。这个动作看似非常简单，但一旦需要不停地做，就会成为一种折磨——你也可以试一试，甚至无须模仿骑自行车的动作，只要两手撑住身体保持静止状态，便能体会到这种处罚的痛苦了。其他的惩罚还包括吊水桶（两臂水平伸直并各被挂上一满桶水，保持站立不动）和蝉鸣（人抱在一根柱子上学蝉鸣叫）等。这些禁令和惩罚措施形式不一，有的看起来还有些令人发笑，但都是为了磨炼士兵的意志，锻炼他们的忍耐力，使他们更坚忍，从而能够在严酷的战场中存活下来。从这种“精神锻炼法”来看，不论是对国民还是军人，日本人确实非常注重对精神的磨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就了日本的民族性。
但在这种绝对服从权威的重压下，士兵们也有自己的发泄方式。有些对军官不满、资格较老的士兵，看到有士兵给军官端去饭菜时，会将其叫住，然后拼命地往饭碗里撒头皮屑，以示报复。这当然算不上什么高明的报复手段，不过在军队里，能够这样发泄已经是十分难得的机会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士兵们在军队中的压力之大。比如禁烟的规定就让许多士兵苦不堪言，所以有的士兵在打扫将校的房间时，如果在地上发现半截烟，会急忙跑到炉子旁边点着，然后猛吸两口，那感觉就像上了天堂一样。如果周围有其他人，还会轮换着抽这半截烟。他们还会统一把烟头都扔到取暖用的炉子里，为的是不让回来的军官发现。如果很不幸被发现了，他们这时只能自认倒霉、甘愿受罚了。
6.8 “战后”
一般意义上来说，“战后”是指一个国家脱离战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重新走上正轨的时期。不仅包括经济上的复苏，还包括政治、外交等的正常化。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担任首相以来，曾经谋求修改“和平宪法”，支撑其修宪行为的论调之一就是“日本已经不再属于战后时代”，并由此寻求组建军队的可能。日本国内和曾受日本侵略的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对此强烈反对，并坚持认为日本仍旧处于“战后”时期。为何对于“战后”的认识，双方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其各自的判定标准又是什么呢？
日本战败投降后，国内一片萧条，瓦砾遍布，再加上之前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枚原子弹，整个日本已是千疮百孔。但日本借助着美国的支持，没过多久就从战败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飞速增长，并在1956年由经济计划厅发布的《经济白皮书》中宣布：“国家已经不再处于‘战后’阶段。”这昭示着其经济实力的复苏。在政治和外交上，日本从美国手中收回“二战”后被占领的萨南群岛和冲绳岛，又于1972年与中国恢复邦交关系，日本也在一步步走向“战后”。
可是作为“二战”中受日本侵略和伤害最大的国家，中国和日本恢复邦交关系并不意味着往日的恩怨一笔勾销了。在《中日联合声明》里，中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但这只是两国领导人签署的一份许诺性声明，在慰安妇等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声明放弃追究日本的责任，也就是说，日本虽然与中国恢复了邦交，但仍旧欠着中国一笔账。加上日本始终未明确地就侵华战争向中国道歉，被侵略的中国人连一声像样的“对不起”都听不到，自然不认为日本的战后事宜处理已经全部完成。再加上日本自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以来频繁参拜靖国神社，两国间关系的持续降温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7.1 靖国神社是怎么成了敏感地
从宗教意义上来说，靖国神社绝对不是日本地位最高的神社。在它之上，有供奉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和供奉大国主神的出云大社，它们都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神社。真正让靖国神社家喻户晓的，是它在东亚政治中的特殊地位。
自1985年中曾根康弘第一次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以来，每一次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国际社会都为之动荡。从媒体的反应来看，中国、韩国等周边国家一直对此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日本国内则是众说纷纭。靖国神社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它又是如何成了一个政治问题的？这一讲我们将尽力还原出靖国神社的真实。
日本全国其他神社都由内务省管理，唯独靖国神社归军方管理，里面主要供奉明治维新以来在日本国内外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将士。真正让靖国神社成为焦点的是在1978年进驻其中的14名甲级战犯。“二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以下简称GHQ）废除了神道的国家宗教的地位，开始实施政教分离政策，也就是把政治和宗教的联系彻底割裂。这么一来，靖国神社也就从国家机关变成了民间的宗教法人。在那之后，日本国内有关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基本都围绕着是否违背了政教分离原则这个问题展开。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开始并没有引发外交危机。事实上，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仅仅三天后，也就是1945年8月18日，当时的日本皇族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担任首相的第二天，就身着军装在靖国神社进行了参拜。在那之后，吉田茂、田中角荣等首相基本上都在靖国神社的春季例大祭（4月）和秋季例大祭（10月）这两大重要祭祀活动前后延续了参拜的习惯。这些参拜活动在当时的国内外媒体上都没有受到特别关注，一方面参拜者多以私人身份参拜，另一方面当时靖国神社祭祀的亡灵中还没有加入甲级战犯。自从战犯灵位进入神社以后，之前多次祭拜的天皇便再也没有正式参拜。
这种状况在1975年三木武夫首相第二次参拜靖国神社时发生了改变。日本的在野党在当时对三木内阁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报刊媒体也以争议事件的定位进行了大量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三木武夫选择参拜的日子正好是8月15日，也就是“二战”的终战纪念日。虽然三木武夫在事后反复强调，这次参拜既不是以首相身份也不是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而是以私人名义进行的，但在野党提出了“堂堂一国首相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宗教法人，难道不是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吗？”的质疑。到底是以私人身份还是以官方名义进行参拜，这个标准在当时过于模糊，日本政府为此伤透了脑筋。
1978年8月15日，在任的福田赳夫首相前往靖国神社进行了第三次参拜。虽然政府仍对外宣称这次参拜是纯粹的私人行为，但在野党却从中找出了更加具体的问题：首先，在登记的时候，福田赳夫写下的是“内阁总理大臣 福田赳夫”；其次，福田赳夫在当天使用的是首相专用车；最后，当天还有一批政府官员随行参拜。这些都是在三木武夫参拜时不曾有过的问题。综合这三点，在野党认为福田赳夫正是以官方身份进行了参拜。
针对这三点质疑，福田政府方面给出的答复分别是：一、“内阁总理大臣”只是一个表示一般性社会地位的头衔而已；二、在办公过程中突然换成私人用车在操作上比较困难；三、政府官员当天都只是恰巧出现在了那里，并不是随行。此外，政府还另加了一条：玉串料是首相自掏腰包付款的。即便如此，这些答复综合起来看还是显得非常牵强。
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公私参拜这个问题，日本政府在同年10月公布了公私参拜的区分标准，其中主要的两条是：内阁会议在事前将参拜确定为政府活动；玉串料等费用从公费里面划拨。只要不满足这两条标准，哪怕登记的时候写上“内阁总理大臣”、使用专用车、有政府官员随行，都可以算作以私人名义进行的参拜。
判断标准的推出算是暂时缓和了公私参拜的问题，但有关靖国神社的争议却在1979年达到了高峰，因为1978年10月17日的秋祭上，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进驻靖国神社。1979年4月19日，日本媒体披露了“甲级战犯进驻靖国神社”的消息。新闻中说，以东条英机为首的14名甲级战犯在1978年10月以“昭和殉难者”的身份悄悄进驻了靖国神社，这个消息在当时连他们的遗属都不知情。而4月21日，大平正芳首相前往靖国神社进行了参拜。这一次，不只是日本国内媒体，海外媒体也竞相报道，靖国神社成了国际上的热门话题。对此，日本政府还在不断强调参拜的私人性质，并且认为不应该把甲级战犯从靖国神社中祭祀的所有将士中单挑出来大做文章。
1980年8月15日，铃木善幸首相在靖国神社进行参拜，又引发了新一轮争议。这一次，不只是首相，连同17名内阁成员都一起进行了参拜。在野党马上攻击，首相和这么多内阁成员在终战纪念日一起参拜，无论怎么看都是官方参拜了吧。针对这次参拜，很多政府官员都公开表示此举有违宪的嫌疑，但在之后的1981年、1982年，铃木内阁依然进行了参拜。
由首相和内阁成员共同参拜的惯例在继任的中曾根康弘首相在任期间得到延续并且达到了新的高峰。1983年4月21日，也就是靖国神社春祭时，中曾根康弘和内阁成员乘公车前往靖国神社，自掏腰包付了玉串料。当记者询问是不是以私人名义进行参拜时，中曾根康弘回答说：“我中曾根康弘作为内阁总理大臣，为了向靖国神社的英灵表示感谢而进行了参拜。”在这次参拜之后，以后每年的终战纪念日、春祭、秋祭以及1月，中曾根康弘内阁共参拜靖国神社多达10次。同时，自民党内部开始探索以官方名义参拜的可能性。
1985年8月14日，也就是终战纪念日的前一天，日本内阁发言人宣布中曾根康弘首相会在次日参拜靖国神社，参拜的形式为：取消过去献玉串、“二拜二拍一拜”的神道仪式，以行礼来代替；献上“内阁总理大臣·中曾根康弘”字样的花圈，费用从公费里面划拨。日本政府认为这种形式的官方参拜不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第二天，中曾根康弘和内阁成员如期在靖国神社进行了官方参拜，而这一天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周年纪念日。
这次官方参拜是东亚政局的一颗重磅炸弹。不只是日本国内的在野党，中国、韩国等很多国家都表示抗议，媒体的聚焦点自然是日本内阁是否在向甲级战犯进行参拜，到底有没有反省军国主义历史。由于这次参拜在国内外引起的巨大反响，从第二年开始日本首相就停止了终战纪念日的参拜，但还有内阁成员参拜。下一次日本首相在终战纪念日前后进行的参拜已经到了2001年，由小泉纯一郎内阁进行。与此同时，内阁成员的官方参拜却愈演愈烈，有人居然向媒体明确表示自己“没有一次是以私人名义进行的参拜”。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在这么大的争议面前，为什么日本内阁还是坚持参拜呢？这里面或许有拉选票、获取财团支持等政治因素，但靖国神社本身的历史意义也是异常重大的。
7.2 靖国神社的来头
靖国神社的前身是“东京招魂社”，1869年8月6日在东京九段坂建立，10年后才正式改名为靖国神社。
当时新政府军在“倒幕”的旗帜下战胜了德川幕府军。为了祭奠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将士，明治天皇决定在东京举办一场镇魂的祭祀活动，东京招魂社也就由此紧急修建了起来。1869年6月28日，3588名战死的新政府军将士进驻了东京招魂社。从此，东京招魂社专门祭奠为国牺牲的将士。至于幕府军那边的战死者，由于统一被认定为“贼军”，所以并没有受到同等待遇。
德川幕府军投降之后，局部的内战还没有结束。1877年，日本西南战争中又出现了6000多名战死者，东京招魂社内供奉的神祇数量由此暴增。政府便借着这个机会，把东京招魂社从“社”升格成了“神社”。到了1879年6月4日，东京招魂社正式改名为靖国神社。“靖国”二字出自中国史书《左传》中“吾以靖国也”这句话，意思是使国家安定。靖国神社的改名通告由明治天皇亲自下达，规格也随之进一步提升，能够入驻靖国神社在当时几乎成了每一名战死者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耀。
从1874年开始，明治天皇开始在靖国神社进行例行参拜。在那之前，日本天皇参拜的一般都是祭祀自然神的神社，像这样直接参拜一个以“臣民”为主要祭祀对象的神社算得上是极为特殊的情况了。在此之后，日本皇室的皇族们也逐渐开始在靖国神社进行参拜，靖国神社由此慢慢成为天皇崇拜和军国主义推广的一个重要助力。
靖国神社平面图
同时，由于之后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接连爆发，靖国神社内供奉的战死者也随之一路激增，日俄战争结束后战死者几乎达到9万人。差不多从这个时候开始，靖国神社中的战死者被统一叫作“英灵”，指的是向天皇尽忠之后战死的“护国英灵”。甲午战争以来，战死者数量持续增加，皇室成员的参拜也变得更加频繁。另外，由于大量战死者的家属开始上京参拜，靖国神社的接待人数也暴涨。1926年靖国神社的参拜人数大约有130万，这个数字在1939年达到了1280万，增加了将近9倍。一直到日本战败为止，靖国神社在日本国内的热门程度几乎和伊势神宫不相上下。
战败之后日本全境由GHQ接管，昭和天皇发表了宣告自身为人的《人间宣言》，靖国神社也从国家机关转型为民间的宗教法人。一直到1952年4月GHQ结束占领，这期间天皇和皇室成员一次都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占领结束的同年10月，昭和天皇就和皇后一道参拜了暌违7年之久的靖国神社。在那之后，参拜又陆续进行了6次。
1969年是靖国神社创立100周年，天皇和皇后结伴出席了100周年纪念大祭，日本民间开始出现一些反对的言论。受到舆论的影响和1978年甲级战犯进驻靖国神社的原因，1975年在靖国神社举行的终战30年临时大祭成了天皇的最后一次参拜。在那之后，天皇及皇室成员再也没有出现在靖国神社。
接着说回战后初期靖国神社的转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完“玉音放送”之后，靖国神社内聚集了大量的参拜者，很多参拜者跪坐在参道上痛哭流涕。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好几天，直到GHQ加强警备之后才得到缓和。由于废除国家神道的整体指令，GHQ对于靖国神社的态度在开始时十分强硬，当时有人甚至提议直接放把火烧掉。
如何处置靖国神社的问题终于在第二年有了眉目。GHQ设立了神社本厅这个民间宗教团体，专门用来接管“政教分离令”颁布后的全日本的神社。当时的规定是，所有神社如果不在半年内向所在地方政府提交转型为宗教法人的申请，就将被解散。这个措施实施后，当时全日本10万家神社当中有九成都顺利转型成了宗教法人，而且大部分都受神社本厅直接管辖。而靖国神社不受神社本厅管理，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教法人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
7.3 官方参拜的推手日本遗族会
近代以来的一系列战争留给日本的是8000万战死者遗属，他们组成了日后的日本遗族会，在靖国神社的争议浪潮中坚定地支持官方参拜。
1953年3月，财团法人日本遗族会正式成立，会员有800余万人。这些战死者遗属受到来自国家的补偿，活动会馆也由国家作为特例无期限、无偿租借。日本遗族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在想办法恢复靖国神社的国有地位，希望能尽快得到国家的财政扶持。这个拥有强大凝聚力的庞大组织通过各种途径向日本政府和国会议员施加影响，靖国神社的官方参拜绝对是他们乐于见到的结果。
之所以需要国家的财政扶持，主要是因为靖国神社举办战死者的进驻仪式是相当“烧钱”的。进驻仪式一般每年举行两次，遗属所在地的调查、战死者履历的制作、仪式通知的邮寄以及前来参拜的遗属的接待都需要用钱。最开始，这些仪式所需的费用都是通过民间募捐来获得的。从1955年开始，国会当中一部分议员开始考虑是否有可能让国家提供一部分财政支持。当时还有100多万战死者的进驻仪式没有举行，要完成这些工作还需要几亿日元的经费。这个提案最终没有通过，引发了当时日本遗族会成员和一部分保守派议员的强烈不满。
1955年7月，日本民主党的部分议员提出把靖国神社从宗教法人中移出，理由是：“靖国神社是一个向那些为国捐躯的人们表达感谢和崇敬的场所，而不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场所。如果不把靖国神社从宗教法人中移出来，它就无法成为一个能够举国敬拜的地方，天皇也不能堂堂正正地进行参拜。”同一时间，日本遗族会也积极推进这个提议，向国会提交了多封意见书，并且多次在媒体上发声。仅1955年一年，国会有关靖国神社的讨论就进行了9次。
时间到了1959年。这一年的11月，日本遗族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个有关靖国神社国家扶持的联合签名活动，短短几个月便收集了300多万个签名。在签名活动中，日本遗族会呼吁“不可改变靖国神社的名称”、“尊重靖国神社的传统和特殊性，保持其自主性”。
在日本遗族会长年来不遗余力的努力之下，1969年举行的第61届国会中《靖国神社法案》被首次提出。法案的主要目的是，在保持靖国神社的名称和宗教性的前提下把它交由日本首相直接管理。很快，这个法案受到了以一些基督教团体为首的宗教团体和市民团体的强烈反对，最终成了废案。在这之后，《靖国神社法案》又先后4次在国会中被提出，但都无一例外地被认定为废案。
虽然《靖国神社法案》没有通过，但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内阁破天荒地在靖国神社进行了官方名义的参拜。这次参拜遭到了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中曾根康弘于是积极说服靖国神社和战犯遗族要分祀，这便是日后成为焦点的“分祀论”。
在这方面，日本遗族会已经考虑到，并且早早展开了行动。毕竟官方参拜好不容易才实现，因为外交问题而中断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日本遗族会先后联系了14名甲级战犯的遗属，7个家族中的6个家族都给予了肯定的回应，只剩下东条英机的家人没有答复。再后来，日本遗族会又拜访了靖国神社的负责人，探讨把战犯们的灵位另立出来的可能性，却遭到了拒绝。负责人解释说，神社里通常都有一个叫作“座”的东西，也就是神明们的坐垫。但靖国神社和别的神社不同，这里面只有一个座。也就是说，250万位战死者的英灵都在这一个座上面，因此绝对不可能进行任何形式上的分离。就这样，分祀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7.4 “在靖国再见吧”
1941年3月28日的《朝日新闻》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新闻：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4000多名战争遗孤为了和“九段的父亲”再会相聚而到了东京。“九段”指的是位于东京九段坂的靖国神社，也就是说在28日这天，4000多名战争遗孤来到靖国神社和他们战死的父亲再度相见。据当时的报道称，孩子们下车之后便一齐朝着拜殿的方向走了过去。这过程当中没有一丝悲伤的气息，反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高昂。
同时，当时的日本将士间流传着“在靖国再见吧”的话，说完之后便结伴前往战场。在靖国神社内的战争博物馆“游就馆”内可以看到当时的将士写下的遗书，当中经常会出现“我已经下定了化身为靖国的神、世代守护皇国的决心”、“在成为靖国的神之前我会不停地战斗”一类的话。据后人分析，这些都和东条英机发布的《战阵训》有莫大关系。
《战阵训》中明确规定：“生不受被俘之耻辱，死不留课罪之污名。”让日本将士们尽力避免成为俘虏，实在万不得已时要选择自杀。在当时的日本军界，成为俘虏是一件奇耻大辱，并且被认为会给自己的家人以及家乡带来污名。但是如果自杀死去，就能成为靖国神社内供奉的神，不仅不会留下污名，还能在靖国神社和家人再会。也许正是抱着这样一种普遍的想法，当时的将士们才会在上战场之前互相说着“在靖国再见吧”。
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在死后进驻靖国神社呢？这就涉及靖国神社的祭祀方式和进驻标准了。
靖国神社并不是一块墓地，那里既没有墓碑也没有遗骨，有的只是受到祭祀的战死者的魂灵。每当出现为国捐躯的将士，就会有新一批的魂灵被追加进去，正式的说法就是“合祀”。
靖国神社的官方手册里是这样描述合祀对象的：战争或者事变中战死、受伤死、患病死或者是因公殉职的军人及有关工作人员。其中的“有关工作人员”一般来说是指那些被军队雇用的非军事人员，比如说在军工厂工作的工人或是在后勤部门工作的员工。此外，由于在朝鲜、中国台湾等外地的员工也属于合祀对象，如今在靖国神社里供奉着的战死者中也包含了不少当时的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2009年，中国台湾的原住民代表高金素梅率领“还我祖灵队”在靖国神社进行抗议，就是为了让祖先的魂灵回归家乡。
乃木希典
乃木希典，日本裕仁（昭和天皇）的导师
生卒：1849年12月25日―1912年9月13日
军衔：陆军大将
毕业院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曾用名：源三郎、文藏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病逝，乃木希典一直为其守灵。同年9月13日，明治天皇殡葬之日，乃木希典同妻子剖腹殉节，成为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典型代表
而按照这个标准，有一部分参战人员就要被排除在外了。比如在日本国内被认定为日俄战争英雄的乃木希典，由于他是在回国之后为了追随逝世的明治天皇而自杀身亡的，他的魂灵无法进驻靖国神社。再比如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由于是在战后很久才去世的，也无法被纳入合祀名单。
这个合祀对象的标准从靖国神社创建以来一直没有变过。也就是说，万一将来日本再度参与战争，在战争中死亡的自卫队、防卫省、外务省员工都有可能成为靖国神社中新的合祀对象。
在“二战”结束之前，合祀的手续都由国家一手操办，因为那时全日本的神社都算是国家机关，里面的神职人员也都算是国家的公务员。1946年，靖国神社转型为宗教法人之后，合祀的权力就全部归靖国神社自身所有了。由于实行政教分离政策，政府无法对靖国神社的合祀标准指手画脚。这也是为什么在甲级战犯问题上，即便日本政府考虑到了分祀的可能性，也无法强迫靖国神社接受这个提议。不过，在考察战死者是否符合合祀标准时，靖国神社还是需要政府方面的协助。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要把所有战死者的身份信息辨明，需要政府战后长期的支持才能够进行。
7.5 东亚各国眼中的靖国神社
有些年轻的日本人不太理解中国、韩国等国家一直以来对靖国神社的批判，认为靖国神社只是一个纪念战死者的地方。而从东亚各国政府的立场来看，真正让靖国神社成为问题的其实是合祀在其中的甲级战犯，日本首相对这些战犯的参拜“严重地伤害了东亚各国人民的感情”。
首先来看一下韩国和靖国神社的关系。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日本政府内部就一直有着“征韩论”。之后日本国力逐渐增强，开始持续地侵略朝鲜半岛。终于在1894年，朝鲜半岛爆发了近代史上最大的内战——甲午农民战争。这是一场农民阶级发起的反抗压迫的独立战争，最后由于遭到包括日本军队在内的国内外势力的镇压而失败。在这场战争中，大量的朝鲜民众遭到日本军队的屠杀，而在这当中战死的日本将士们日后又大都进驻了靖国神社。此后的日俄战争、“二战”中，还有很多对朝鲜民众进行了杀戮的日本将士陆续在靖国神社被供奉了起来，这怎能不引起韩国的抗议？
而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靖国神社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地方。在靖国神社中，因侵略中国而战死的日本将士数量约为44万，这其中包括了“九一八事变”中的17176人和抗日战争中的191250人。与之相比，光是在抗日战争中伤亡的中国人就有3500万人。特别是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慰安妇问题等事件的发生，更是让很多中国人无法认可靖国神社的存在。
那中国政府的立场呢？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中国政府就已经对侵华战争进行了明确表态。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并且表示“侵华战争是日本的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所为，日本人民也是这其中的受害者”。这里的“日本人民”也包括了在中国战死的那些日本将士。但甲级战犯是另一回事了，因为他们所对应的正是“少数军国主义分子”。
和中国、韩国不同，朝鲜方面对于靖国神社的公开表态并不多。一直以来朝鲜都没有和日本建立邦交，两国关系交恶，只维持着事实上的外交关系。1997年金正日上台后，有关朝鲜的报道开始成为世界媒体的头条。2001年8月13日小泉纯一郎首次参拜靖国神社之后，朝鲜的外交部发言表示：“13日，小泉纯一郎首相不顾日本国内外反对参拜了靖国神社……这种行为是引起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的延续，严重威胁了热爱和平和正义的朝中两国人民的关系。”在之后的两年间，朝鲜官方都公开发表了类似的抗议，朝鲜媒体进行的有关靖国神社的报道也年年增加。
和中、韩、朝三国义正词严的抗议相比，中国台湾对于靖国神社的态度就暧昧了不少，内部主要分裂为支持和反对两大派别，大致上来说也就是以李登辉为首的台独势力和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反台独派。2005年4月5日，台湾团结联盟党主席苏进强参拜了靖国神社。紧接着6月份，台湾原住民代表高金素梅就在靖国神社门口和日本右翼团体以及警方对峙，要求带回高砂义勇队中牺牲的祖先的魂灵。所谓高砂义勇队，就是“二战”期间日军在台湾原住民当中“招募”的一支作战组织。先后一共有两万名左右的台湾原住民以高砂义勇队的名义被送往东南亚作战，这些人的生还率不到1/3。依照靖国神社的合祀标准，这些台湾原住民在日后都被供奉进了靖国神社里，而这也正是台湾原住民团体无法接受的。
最后再来看一下东南亚各国的反应。东南亚各国政府对于靖国神社的参拜问题一直比较低调，媒体上的报道不如中国和韩国激烈。在东南亚诸国之中，态度最强硬的要属华人众多的新加坡。另外，由于东南亚的很多国家都受到了来自日本的经济援助，在实际的经济援助面前，靖国神社问题的严重程度可能就随之减轻了。
8.1 世袭的世界
中国人对“世袭”这个词很熟悉，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都是父传子、子传孙的政治模式。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效仿西方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世袭制度才画上了句号。放眼当今世界，只有朝鲜一个国家是三代传承的世袭制度，其他国家即便有世代传承的王室，但是基本不干预政治，真正管理国家的还是民选政府。
但是，在日本这个公认的现代民主国家，世袭政治却是日本政坛和议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国会议员的父辈是国会议员，很多首相的祖上也是首相。细究起来，由于长期的家族政治传统，他们甚至不是“官二代”了，有些家族从明治维新以来就是贵族，算是“官N代”，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就是个典型。
安倍晋三的祖父叫安倍宽，在“二战”前就是日本国会众议院的议员，他的祖母本堂静子（后离婚再嫁）是陆军大将大岛义昌的外孙女。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1951年和岸洋子（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的女儿）相遇，之后两人结婚并生下了安倍宽信、安倍晋三和岸信夫（过继）。安倍晋太郎婚后成为岳父岸信介的秘书，之后的仕途一帆风顺：先是在1958年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后来又相继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农业部长）、内阁官房长官（国务院办公厅主任）、通产商业大臣（商务部长）、外务大臣（外交部长）和自民党干事长[1]等职，成为日本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安倍晋三就是这样，作为一个显赫政治家族的后人踏入政坛，最终当上了日本首相。
其实，日本政坛的世袭现象远不止安倍一家。除了安倍家族，还有麻生家族、鸠山家族、小泉家族和福田家族，这五大家族基本垄断了战后日本的首相。他们时而对立、时而联合，偶尔还有一两个外来者搅局，日本政坛真的很像一部精彩纷呈的大戏。
日本首相以外，国会议员的世袭现象就更普遍了。举两个例子：2005年小泉纯一郎首相在解散众议院重新进行选举时，自民党在众议院的议席数为244个，其中世袭议员的数量为126个，占比51.6%；之后的麻生太郎内阁总共有18个阁僚（相当于中国的各部部长），其中竟有12名世袭议员，当年有美国媒体讽刺说这是21世纪日本的“新贵族内阁”。在现任的安倍内阁中，世袭议员也超过了40%。
不过，日本民众对这种现象却没有那么反感，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日本的“官N代”大多系出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家庭文化熏陶，一般都彬彬有礼；二是因为日本是个很重视名誉的国家，如果做出给家族蒙羞的事情，不仅自己身败名裂，家族内的其他人在外人面前也会抬不起头；最后，世袭不仅存在于政坛，在其他方面也比比皆是，可以说在日本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见到。街头卖豆腐、卖酱油、卖药、卖鱼的小店，很多都是世代经营的；电视里的歌舞伎、演歌和落语明星，基本都有自己的所属流派，自己也是本流派的N代传人。在这么多的世袭面前，政治世袭也就没那么显眼了。
日本人对世袭政治很宽容，甚至认为它有独特的好处。很多日本人认同精英政治，认为政治本就应该让精英阶层领导普通人。当然，出现了这么多世袭政治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这要从日本的国会议员选举制度说起。
[1] “干事长”在日本的政党里相当于秘书长，是党内的第二或三号人物，地位仅次于党首、副首。
8.2 一个议员三个“帮”
日本实行责任内阁制，首相和内阁主要成员均为议员，众议院设480席，参议院设242席，国会议员选举采取的是直选和比例选举结合的形式。其中的直选，是把全国划分为300个小选区，各个政党在各个选区厮杀，得票最高的候选人当选议员。日本法律规定，凡年满25周岁的国民均有被选为国会众议员的资格，凡年满30周岁的国民均有被选为国会参议员的资格；只要在申请期限内，有几个选民推荐，然后向选举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就可以正式成为议员候选人了。成为候选人虽然简单，但当选却很困难。要赢得选民的选票，有三个必要的条件，这就是“地盘、看板和皮包”。在日语里，这三个词的最后一个发音都是“BAN”（类似中文的“帮”），所以要想成为一个议员，必须要有三个“帮”。
先来说说地盘吧。全国300个小选区，选民凭什么投票给你？肯定是你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好处。比如说，一个选区的企业老板想参选，就许诺投票给他的人都能在他的企业里得到一份工作，这样肯定就有很多选票；或者老爸本就是这个地区的国会议员，长年代表本地区在国会为当地老百姓争取利益，如果老爸不干了决定让自己的儿子去参选，那选民自然就会投票给他儿子，毕竟以后还得指望人家。简单说来，所谓的地盘就是势力范围，要在这个地区当选，就得有足够强大的势力。
第二个条件是看板，可以理解为“看点”，就是要有知名度。日本有很多政客，在从政之前都是知名度超高的公众人物。比如有名的女政治家小池百合子，曾经在小泉内阁担任环境大臣，2007年成为日本第一位女防卫大臣，以一介女儿身指挥着日本的全部武装力量，而她在从政之前是人气超高的美女主播；国会议员、自民党的得力干将片山纱月也是个大美女，之前曾是“东京大学小姐”；还有日本的“家政之王”真纪子，她是日本很有名的料理家，在日本的家庭主妇中拥有很高人气。藤野于2005年参加了国会议员选举，以政治新手的身份打败了从政多年的资深政客而顺利当选，可见名气对选举的影响。
第三个“皮包”，指的就是经济实力。选举是很“烧钱”的，从最开始挨家挨户敲门，请求大家支持（这叫“拜票”），到后来的电视、媒体广告宣传，再到当选之后要给选民一点儿物质感谢的“谢票”，前前后后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凭一己之力不可能完成，一定要雇专门的团队来操作。人员费用、广告费用，还有拜票、谢票都要花钱。这有点儿类似美国的总统大选，选战到最后其实比拼的还是经济实力。所以说，没有钱包的支持，想当国会议员是不可能的。
说到这里，你大概可以明白，为什么日本有那么多的世袭议员了。出生在政治世家的人，家族在当地有很大的势力，几十年来选民都投票给这些家族，对于怎样拉选票很有经验，与白手起家的普通人相比，生在这样的家庭优势自然很明显。
8.3 富贵两全的麻生家
大家都知道日本前首相、现任副首相兼财务大臣的麻生太郎吧，其实比起前面提到的安倍家族，麻生家族才真正称得上显赫。
麻生太郎的母亲一系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家族。麻生的外祖父叫吉田茂，是日本“二战”后的政界大佬，先后5次当选首相，现在日本的“和平宪法”就是在他的任期内完成并生效的。1967年吉田茂去世时，日本举行了战后第一次国家葬礼。吉田茂的岳父叫牧野伸显，当过日本外务大臣和宫内大臣，相当于外交部长和皇家事务部长，国家的外交和天皇的家族事务都归他管。而牧野伸显的父亲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大名鼎鼎的大久保利通，就是他跟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发动政变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建立了明治政府。大久保见证并亲手建立了作为现代国家的日本，可以称得上现代日本的国父。
麻生太郎的父亲一系则是一个大财团，在日本九州有很大的产业。麻生太郎的曾祖父叫麻生太吉，是日本有名的“煤炭大王”，曾当选过战前日本众议院的议员。麻生太郎的祖父也叫麻生太郎（连名字都是世袭的），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了儿子麻生太贺吉。麻生太贺吉很是能干，是前国会众议员，不仅没有受到父亲去世的影响，反而把祖业从煤炭扩展到了水泥、综合商店这些行业，成为在九州数一数二的富豪，去过九州福冈县的人应该都知道，当地的麻生商店满街都是。而所谓的富贵两全，就在前首相麻生太郎身上实现了。
不过，这并不是麻生家族的全部，麻生太郎还有个妹妹麻生信子，她嫁给了明仁天皇的堂弟三笠宫宽仁亲王。也就是说，麻生太郎是亲王的大舅哥。
麻生家族图谱
麻生太郎本人也不简单，他娶了铃木千贺子为妻子，岳父就是日本前首相铃木幸善。想想看，麻生太郎的祖父当过首相，岳父也当过首相，自己也是首相，跟天皇还是亲戚，这才是真正的显赫之家。
8.4 半个异数鸠山由纪夫
麻生太郎的继任者、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也出身于显赫的政治世家，法新社甚至把鸠山家族与美国肯尼迪家族相提并论。鸠山由纪夫的曾祖父名叫鸠山和夫，在明治维新后历任外务次官（外交部副部长）、众议院议长、东京专门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校长；鸠山由纪夫的祖父叫鸠山一郎，在“二战”结束后成立了自由党（占1955年成立的日本政坛航空母舰自民党的一半势力），后来在1954～1956年先后3次组阁，担任日本第52、53、54届首相；鸠山由纪夫的父亲叫鸠山威一郎，当过日本的外务大臣，曾连续3次当选参议员。1986年，鸠山威一郎还未退出政坛，他的儿子鸠山由纪夫和鸠山邦夫就已经进军政治圈，这一年的国会议员选举，父子三人同时当选了国会议员，创造了日本历史。
不过，与安倍晋三和麻生太郎不同，鸠山由纪夫没有在家族积累的人脉和政治势力上坐享其成，而是很有自己的想法。虽然鸠山家族在自民党内很有势力，但是鸠山由纪夫因为不认同自民党的政治理念，所以没有加入自民党而是加入了自民党的宿敌民主党，并且在2009年的众议院大选中带领民主党大获全胜，毫不留情地把自民党赶下了台。他的弟弟鸠山邦夫当时是自民党政府的总务大臣（相当于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主任），被亲哥哥赶下台，兄弟俩闹得很不愉快，加上素来的政治理念差异，据说兄弟俩至今还处于决裂状态。
鸠山由纪夫上台后，对原来自民党的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很多都指向了日本政治中的顽疾。比如，冲绳美军的普天间基地问题，自民党之前顺着美国的意思行事，对在当地为非作歹的美军没有什么作为，鸠山由纪夫就明确表示要把这个基地迁移到冲绳县以外的地区。针对日本社会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鸠山由纪夫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日本法律规定，结婚之后女性要改姓夫姓，鸠山由纪夫主张修改民法（日本没有专门的婚姻法，民法中有一章是专门规定婚姻行为的），让婚后的女性自由选择是否改姓夫姓。他甚至提出了反对世袭政治的口号，主张采取措施修改选举办法，让世袭政治渐渐淡出历史。自己来自一个显赫的政治家族，却提出反对世袭政治的口号，这实在让人意外。
当然，政治不像过家家，不满意还能重来。很多政治顽疾之所以是顽疾，就是因为难以解决，民主党政治经验不足，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就更加困难。鸠山由纪夫提出的各种新政策，大多都因为不合实际而没能推行下去，他自己的政府也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到一年就下台了。所以，反对世袭政治的鸠山由纪夫，实际上是个短命的首相，没有真正改变日本政坛的世袭现象。
8.5 一个完全的异数田中角荣
在世袭政治占主导的日本政坛里，田中角荣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他完全靠自己的努力，从一个穷小子变成了日本首相。
1918年5月4日，在日本新潟县刈羽郡（现柏崎市）二田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一个男婴诞生了。这家的父亲叫田中角次，人生十分不幸，先是搞鲤鱼养殖失败，后来做买卖种牛的生意也失败了，家里一贫如洗。可能是希望这个新诞生的男孩儿可以不用为生计发愁，将来能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于是田中角次给他取名叫田中角荣。而田中一家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出身穷苦的农家小子，将来能够在日本列岛掀起如此大的波澜。
田中角荣一边帮家里干农活儿一边上学，15岁才小学毕业。这之后他离开家乡，一个人到了东京，白天在建筑公司上班，晚上去专科学校学建筑。3年后，田中角荣从夜校专科毕业，成了一名建筑技术工人。田中角荣19岁时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但是没过多久就应征入伍，被派到中国战场去了。在部队待了两年，22岁的时候，田中角荣患重感冒发展成肺炎，被送回日本治病，8个月之后，大病痊愈的田中角荣因为离开战场太久而被军队开除了。而在田中角荣人生的最低谷，命运的转折悄悄地发生了。
田中角荣被军队开除后又重操旧业，干起了建筑这个老本行，在东京成立了田中土建工业公司。战后的日本一片废墟，土建工作成为最紧迫的事情，田中角荣连续承包了几个大项目，公司的业务迅速发展起来，穷小子于是变身大款。喜事成双，田中角荣的房主看他有前途，就把女儿嫁给了他。
这之后，田中角荣的事业越做越大，成了建筑界颇有影响力的人物，自然也成了当地政客拉拢的对象（因为政治需要资金），开始与大麻唯男熟络起来。大麻唯男原来当过内阁大臣，他拜托田中角荣给当时进步党的议员候选人筹备竞选资金。田中角荣发挥实力，开足马力筹到了300万日元竞选资金（合现在15亿日元）。大麻被田中的实力震惊了，第二年选举，直接推举田中做议员候选人。田中当时有看板和钱包这两个“帮”，却输在了第一个“帮”上：进步党的很多议员，因为是战前日本的旧军部和财阀势力，被美国占领军禁止参与政治，所以实力大伤，田中的第一次竞选黯然失败。不过，田中没有放弃，第二年再次竞选，终于顺利当选国会议员。
这之后，田中像打通了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一般，开始在政坛不断高升。1948年，30岁时，田中当上了日本内阁的法务政务次官（司法部副部长）。1950年，32岁时，田中当上了大公司长冈铁路公司总经理。1954年，36岁的田中当选自由党副总干事长，已经是政坛实力派新星了。相比之下，36岁时麻生太郎还没有涉足政坛，当年作为日本代表团成员参加蒙特利尔奥运会，在射击比赛中出场但是没摘得任何奖牌，3年后才依靠家族力量首次当选国会议员；36岁时鸠山由纪夫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在一所私立大学教书，同样也是在3年后首次依靠家族力量当选国会议员；安倍晋三36岁时还在给父亲安倍晋太郎当政治秘书，一点一滴地积累政治资源，直到第二年父亲去世才出马竞选国会议员。这就是穷小子田中创造的奇迹。
田中角荣上升的脚步并没有停止：39岁当上了邮政大臣（30多岁就当上这个级别，这在日本战后还是第一次出现），后来又经过大藏大臣（财务部长）、通产大臣、自民党干事长、自民党总裁这些职位的历练，田中角荣终于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在1972年54岁的时候，当上了日本首相。
中日邦交正常化纪念币
田中角荣上任第3个月，也就是1972年9月，他带领日本代表团访华，在北京同周恩来举行了会谈，双方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两国邦交恢复正常化。作为战争对手的两个国家，终于在关系冰封多年以后，在田中角荣这位天才政治家的努力下恢复邦交了。
一个穷小子，能一步一步走上首相宝座，把一众政治世家子弟远远甩在身后，他凭的是什么呢？据说，田中角荣有两大法宝。
第一个法宝是出众的口才和胆识，这里有两个著名的故事可以佐证。
1948年，田中加入自由党，当时他只是一个刚刚30岁、根本没有政治资历和名气的新当选议员，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当年10月，自由党赢得大选，将组建下届内阁。当时，自由党的总裁是吉田茂，按照惯例应该由他担任首相。但那时是美军占领时代，一批自民党干部根据占领军的暗示，推举自民党干事长山崎猛取代吉田茂担任首相。自民党内就此进行讨论时，意见一边倒，大家都支持山崎猛。就在吉田茂准备起身做辞职发言时，坐在会场末席的田中突然站了起来，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日本虽是战败国，但美国不能干涉日本内政”的演讲，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自由党干部们第一次听到了这么有骨气的话，现场的形势呈现180度大转弯，吉田茂保住了首相职位，田中也在政界一炮走红。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1972年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当时的两位候选人是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福田赳夫出生于群马县的一个地方豪强之家，从小聪明伶俐，是东京大学法律系的高才生，算是典型的政治世家子弟。当年7月进行总裁选举，6月的时候，田中又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出版了著名的《日本列岛改造论》。这本书的核心主张就是，用高速公路和新干线把日本联结起来，让人们能在大城市工作，在小城市安心地生活，解决大城市人口过剩、小城市人口流失的问题。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天才的构想，用新技术把日本联结起来，打造一个工作和生活分离的交通网的气魄，也只有田中才有。《日本列岛改造论》一出版就被抢购一空，创造了一个月内印刷11次、发行50万册的纪录。田中也顺势战胜了福田赳夫，当上了首相。当时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田中内阁的支持率接近70%，对比现今支持率经常不足50%、偶尔跌破30%的首相们，田中角荣的优势十分明显。
田中角荣的第二大法宝，是对金钱无与伦比的操纵和运营能力。田中往往能让金钱发挥最大功效，让人们对他忠心耿耿。据说田中旗下有一位议员，有一次遭到了美人计的暗算，被人敲诈100万日元。这个议员到处借钱，怎么也凑不够，最后只得给田中打了电话。田中了解了情况后，若无其事地说：“钱我准备好，你现在就过来拿吧。”这个议员急匆匆地赶过去，发现田中留给他一个大信封，打开一看，里面是300万日元的现金，还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四句话，大意是：第一，用100万去摆平美人计的事情；第二，拿出来100万请那些之前借钱给你的人吃顿好的，尽到礼数；第三，剩下的100万，你留着下次出现节外生枝的麻烦时使用；第四，这些钱是给你的，不用还。这个议员当场感激涕零，从此以后对田中死心塌地。
在日本政坛，从“二战”到现在，像田中角荣这样的传奇，有且只有一个。不只日本，在任何国家，一个人从农村的穷孩子，一步一步当上国家最高领导人，都足以成为传奇。尤其是在世家交错、二代横行的日本政坛，这尤其显得难能可贵。田中角荣是日本世袭政治的一个异数，他没有世家政治的熏陶，不按常理出牌，在他大胆而冒险的决定后面，其实是一颗洞察人情世故而精于计算的心，加上他强大的执行力，人送外号“电脑数控推土机”，在日本政坛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09年，日本的NHK（日本放送协会）在全国进行了一个调查，问题是：“说起‘昭和’，你会想起什么？”在人物选项里，有21%的人选择了田中角荣，排名第二；而排第一的，就是“昭和”这个年号的由来——昭和天皇。在田中角荣去世20年后的今天，他依然被人们追忆着。
8.6 天才陨落后的政坛
一个天才可以在政坛掀起一番波澜，却很难真正长久改变政治这片大海的实际生态。虽然田中角荣提出了大胆的构想，不过在实际的实施当中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首先，在《日本列岛改造论》横空出世后，日本各地开始出现“列岛改造热潮”，只要是被视作改造的候补地区，当地就出现了土地的抢购狂潮，造成地价急速攀升。加上1973年恰逢第一次石油危机[1]，石油价格暴涨导致日本这个纯石油进口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列岛改造的步伐被迫放缓了。
其次，田中角荣的资金运作方式也为人诟病。田中本是从建筑行业起家的，在建筑行业根基很深，关系广泛。在日本列岛的改造狂潮中，很多建筑公司都盯上了这稳赚不赔的国家项目，把工程包给哪家公司，哪家公司就能赚得盆满钵满，所以很多公司开始贿赂政客。1973年，日本政界就已经有很多人怀疑田中接受了贿赂，他陷入了政坛大忌——“黑金政治”的旋涡。1974年10月9日，日本《文艺春秋》杂志第11期上刊载了一篇《田中角荣研究——他的财源和人缘》的文章，揭露了田中巨额资产来源的疑点，同时质疑田中私生活不检点。加上当年7月，田中政权的左右手——三木武夫和福田赳夫同时辞职，田中角荣终于不堪重负，宣布辞职。
然而，“黑金政治”并没有就此结束，1976年田中因为另一桩贿赂案甚至被关进了监狱。1976年2月4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曝出了美国飞机制造商洛克希德公司为向国外推销飞机而以各种名义行贿外国政要的事实。之后的调查证实，洛克希德公司通过日本的代理商丸红公司向日本政界人物赠送了巨款，检察官还发现了一张领受人为田中角荣的5亿日元的收据。7月，日本东京地方检察机关以此为依据，对田中提起了诉讼，并对他进行了逮捕。8月17日，田中角荣缴纳2亿日元保释金后被取保候审，但是这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也使田中成为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个坐过牢的首相。这之后，田中角荣组织了强大的律师团为自己辩护。案件审理期间，还经历了关键证人田中角荣的司机自杀、秘书翻供等各种各样的情况，检察方和被告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较量：1983年10月12日，历经7年审判和数百次的开庭后，法院认定田中角荣受贿，判处其四年徒刑，罚金5亿日元，田中角荣当场上诉；1987年经过二审，东京高等法院维持原判；其后田中角荣又提起上诉，1995年日本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二审上诉，维持原判。而此时，田中角荣已病逝将近两年。至此，这起日本历史上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审判，在历时19年、耗资6亿日元后，终于落下帷幕。
田中角荣下台后，日本政治又落入了一帮世袭子弟的手中，政坛的选举又回到了传统的三个“帮”路数上。从2000年到现在的11人首相中，森喜朗的祖父和父亲都担任过石川县的县议员，他之后是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都来自政治豪门。之后的菅直人首相算是出自平民家庭，然而他当选首相却也是在前任鸠山黯然下台、民主党政权支持率大跌的时候，可以说是个“救火队员”，而他的内阁实际上只持续了不到1年。之后的野田佳彦首相也是平民出身，但他的政权也只坚持了1年多，就被安倍晋三带领的自民党赶下了台。11位首相中，只有二人是平民出身，而他们都出自已经被赶下台的民主党。无论是当权的首相，还是众议院、参议院的议员，可以说日本政坛的大形势，依旧处在世袭政治占主导的“拼爹时代”。
[1] 由于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为了打击对手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宣布石油禁运，暂停出口，造成油价上涨。当时原油价格从1973年的每桶不到3美元涨到超过13美元。
9.1 跟歌舞伎无关的歌舞伎町
在日本，有一条街被称为“东洋欢乐街”，这里充满了稀奇古怪的店铺、为成年人准备的风月场所，会聚了不同职业、不同国籍的人，到处都是霓虹灯，散发着欲望的气息。这里就是东京的歌舞伎町。
歌舞伎町位于东京都繁华的新宿区中心地带，分为一丁目和二丁目，也就是一条和二条，新宿区政府就在一丁目。这里的店并不都与色情服务有关，准确地说，这里是餐饮店、酒吧、游戏厅、麻将馆、桑拿房、风俗店、牛郎店、情人旅馆、电影院等的集中地，一个即使到了半夜也有熙熙攘攘的人群的地方。
歌舞伎町被认为是亚洲最大的红灯区，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红灯区之一。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店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这里独特的氛围。
1945年，东京遭遇美军的大轰炸，歌舞伎町所在的地区被烧成了一片废墟，战后，这里原计划修建成歌舞伎的演出剧场，集中各种演出设施，所以被命名为歌舞伎町。但是，这个目标最终也没有实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里出现了餐饮店、保龄球馆、电影院、情人旅馆等，渐渐就发展成了红灯区，只有“歌舞伎町”这个地名保留了下来。
在日本，卖淫其实是违法的，但赋予了性产业很宽泛的灰色地带，所以就涌现出了很多代替品，歌舞伎町里就遍布着这样的付费主题俱乐部。这些俱乐部五花八门，可以满足各种口味的消费者。像虚拟场景夜总会就有“痴汉电车”场景，你会进入一个虚拟的地铁车厢里，“乘客”是一群女孩儿，你可以随便伸出“咸猪手”，最后选择其中一个带进私密房间。除了地铁模式，还有护士办公室、高中教室、家庭主妇等模式。另外，针对偷窥爱好者有偷窥室，针对乳房爱好者有乳房调戏室，针对充气娃娃爱好者有充气娃娃俱乐部……如果你想购买女式内裤，可以在享受服务之后直接买一条，或者参加俱乐部的拍卖会，只要成交，舞台上的模特就会立刻把内裤脱下来装在袋子里交到你手上。
除了以上服务男士的店，还有专门服务女士的牛郎店。在门口的招牌上你可以一览牛郎的尊容，类型也能猜出一二：狂野的、文艺的、浪漫的，应有尽有，女性消费者可以对号入座，总有一款适合你。
9.2 喜忧参半的歌舞伎町
不过，自从东京申奥成功，这里的气氛就变得有些异样，因为在举办奥运会之前，要对这里进行大规模的清理整治。根据大和证券公司的测算，从2013年到2020年，东京申奥成功将使日本从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后出现最高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而被政府认为影响市容的风俗店，它们的老板可就喜忧参半了。
据东京都政府的相关人士透露，2020年奥运会举办的17天内，保守估计会有1000万人到访东京，几乎相当于整个东京都的人口。这么多人一下子来到东京，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准，警方最担心的还是恐怖袭击。现在歌舞伎町集中了各国不法分子，如果这种情况延续到2020年奥运会，这里将成为恐怖分子最好的藏身之所：歌舞伎町的建筑大多建于20世纪70年代，一旦恐怖分子在这里纵火，局面根本无法控制，所以对这里的清洗势在必行，到时东京都政府将会投入超过25000名警察。
不过，这些是官方的说法，歌舞伎町从业者们就不这么认为了。一位在这里摸爬滚打了20多年的俱乐部负责人说：“来这里的人一般都是为了找乐子。脱衣舞也好，酒吧也好，风俗也好，他们都是消遣完了就马上离开。要是有哪个外人在这里待个三五天，警方没注意到，我们都会注意到。再说这里基本没有居民住宅，一般都是提供两三个小时钟点服务的情人旅馆，要是有谁一个人在情人旅馆里待上几天，老板马上会向町里的负责人报告。如果是叫小姐，也没有哪个小姐会看到你搞恐怖袭击而不吭声的。就是把小姐干掉也不行，这里的俱乐部都有严格的登记制度，哪个小姐外出几天又没有联系，俱乐部马上会四处寻找。你说，恐怖分子如果到了这种地方，他能如何藏身？”
东京都政府一直在制定法律要对成人文化加以限制，虽然最后都被否决，但奥运会期间临时实施的可能性还是很大。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遍布东京街头的便利店不再出售成人书籍。早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比赛期间，东京都政府就对便利店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那段时间很多成人杂志集体休刊以防遭受损失。1990年大阪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时，政府连续3天扫荡大阪，把当地色情按摩服务全部取缔。这些都是前车之鉴。
东京都政府的“扫黄先锋”是石原慎太郎，他对性文化一直有很深的成见。据说国际奥委会的成员到东京考察时，政府派人跟随，看看委员们都喜欢哪些地方，当石原看见他们走进一家便利店的书报角看起了成人杂志时便非常生气，觉得这些杂志影响了东京的形象。成人书籍当然只是一方面，歌舞伎町那些风俗场所才是扫黄的重点。从前这里的人三步一个、五步一群地发小广告，等国际奥委会最后考察东京时，他们全部“人间蒸发”了。不过这样的情况只持续了3天，他们就再次出现在了街头。
另一个熟悉歌舞伎町的人分析政府清洗的原因说：“歌舞伎町和外面是不同的世界，这里发生的事情，基本都是在内部解决的，警方很难插手。所以，他们认为不能掌控歌舞伎町是一种耻辱，一直在打这里的主意。但反过来看，没有警方主导，歌舞伎町一样秩序井然。这么多年来，歌舞伎町的名气越来越大，来的客人越来越多。如果秩序不好、治安恶化，谁还敢来？”
实际上东京都政府一直在集中打击歌舞伎町的活动，尤其是石原当选了东京都知事以后，今天打击地下盗版光盘、暴力团伙，明天就处理非法滞留外国人、制定法律限制风俗业。2004年，石原戴着工作帽，和警视厅警视总监一起在歌舞伎町进行净化活动，逮捕了好几千名外国人，外国小姐数量一下子少了很多，本土小姐也跑去了大久保之类的地方避风头。警察和他们一直在做着猫捉老鼠的游戏，因为政府也知道，如果限制太严格，会直接影响游客的数量；假如彻底对歌舞伎町进行风俗业的限制，这里恐怕再也没人光顾。
9.3 法律是块遮羞布
在日本，性产业和赌博产业都被归为风俗业，性产业又大体上分为可以进行性交活动和不可以进行性交活动两种。不过，因为交易时法律不可能介入，只有当事人明白，所以界限很模糊。
可以性交的风俗业一般有两类，一种叫土耳其浴室，一种叫料亭。土耳其浴室是一个洗浴中心，每个单间都有一位女士服务；料亭相当于古代的妓院，有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成今天的模式也快400年了。在料亭里，每个日式房间门口都有几个女服务员端坐着，客人挑选好以后就可以带进房间饮酒作乐。
土耳其浴室和料亭是法律允许的，因为这种性交行为涉及发生在室内的女性店员和男性客人之间的情感问题，属于个人自由，而在民主国家，个人的自由受到宪法的保护。理由虽然牵强，但足以达到维持营业的目的。根据2009年日本“警察白皮书”记载，截至2008年年底，全日本有1249家土耳其浴室有营业执照，其中最有名的四个老字号，分别是东京地区的吉原、岐阜的金津园、神户的福原和滋贺的雄琴。
20世纪90年代，新的《风俗业改正法》出台后，再没有其他的业种被批准可以进行性服务，但顾客对这两种服务的兴趣越来越小。法律明确指出，SM俱乐部（服务员以女王身份现身，手拿皮鞭，通过鞭笞和虐待的方式满足客人）、脱衣舞剧场（舞台上进行裸体舞表演）、裸体咖啡馆（裸体服务员服务）、派遣型按摩（到客人家里提供按摩服务）等可以让客人产生快感，但不可以发生性行为。不过，可想而知，在实际经营的时候，这些服务往往都是违法的。
除了以上法律允许的，日本还有很多法律不允许、民间偷偷进行的性风俗业种，其中大人集会和黄色录像观赏会是最出名的两种。大人集会一般是通过广告募集十几个男女，在某个公寓或酒店订一个大房间进行乱交集会。以前是民众自发的，现在也变得商业化了，男士入场都得交会费，女士往往是专职人员。
政府对性风俗业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跟一些法律专家的意见不无关系，他们认为，适度的性产业有利于社会稳定，能够减少性犯罪，而且相对于地下营业，公开营业便于管理，尤其是通过卫生管理防止艾滋病的蔓延、提高就业率以及增加税收等。
日本是一个色情产业大国，只要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任何欲望都会得到周到的服务。可以说，天上有多少颗星星，这个国家就有多少个色情场所。
日本的情人旅馆在任何城市都非常受欢迎，在网上可以查到情人旅馆的信息，包括房间的设施、环境、地址和不同时段的价格。赶上节假日，尤其是情人节，更是人满为患，需要提前预约。这些情人旅馆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屋顶上闪烁着璀璨的霓虹灯招牌，入口却灯光暗淡，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客人的隐私。更加人性化的是，旅馆前台的窗口是封闭不透明的，只有一个小洞口，用来付钱和领钥匙，客人付钱时和旅馆职员根本碰不着面。情人旅馆的目的是为情侣提供风情浪漫的服务，有些旅馆的门口写着“根据日本国法律，禁止利用本旅馆从事卖淫嫖娼活动”，但这也只是自欺欺人，旁边的街巷里往往站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妓女们，公开地招揽生意。
在红灯区，脱衣舞厅的生意也非常火爆，比如歌舞伎町的脱衣舞厅，舞娘们大都是原先家境贫寒的年轻女孩儿，观众不能动手动脚，但出了东京，像神奈川、千叶、埼玉这些地方的脱衣舞厅就不一样了，舞娘很多都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女郎，对于日本男人来说，她们就是物美价廉的尤物，不仅在舞台上卖弄风骚，还会等着客人们通过猜拳、抽签决定谁可以免费享用自己。
另外，日本的色情杂志也是公开发行的，西装革履的职员在超市角落翻看这些杂志，脸上从来不会露出尴尬的表情。受到法律的限定，在这些色情刊物里，最隐私的部位都要打上马赛克，色情AV里也一样。但矛盾的是，日本又有专门去除马赛克的产品，生产和销售这种产品也是法律允许的。日本的风俗业就是这么暧昧不清。
9.4 像咖啡馆一样普通
日本的性开放程度自古就让外国人大惊失色，1823年，从荷兰远赴日本担任医师的西博尔德，在江户拜见幕府将军时，路上见到全裸的嫖客自由进出妓院，不禁哑然失色。他在《江户参府纪行》里写道，在这个国家，妓院是日常必需品，白天公然出入妓院跟去咖啡馆没什么区别。
西方基督教经常把“性”和“罪”相提并论，但在《古事记》这些日本神话里从来没有这种概念，反而认为日本人本身就是男神和女神性交后的产物。在日本神话里，每到关键时刻，总会有性情节出现，比如在一个故事里，天照大神关闭天窗，世界陷入黑暗，众神在天窗前开舞会，一位女神露出乳房和阴部跳起了艳舞，逗得全场哈哈大笑，笑声传到天顶，天照大神忍不住探出头往下看，天窗就重新开启了。明治时代初期，英国学者张伯伦到日本留学，打算把这些神话翻译成英文出版，结果译文被当作了色情小说。
一直到江户时代末期，甚至明治初期，日本社会长期流行走访婚，也就是天黑以后，男人到女人的屋外唱情歌或吹笛子，女人就开门接纳。当时的日本农村，人们到了十二三岁就在前辈的指导下学习性交，并互换伴侣，即使结了婚也继续过这样的生活。走访婚被视为非常普通的社交生活，所以没有必要感到羞愧。对当时的人来说，多生孩子能增加劳动人口，可以说大家是为村子的繁荣而性交。虽然也有人受到儒学和佛教的影响，主张禁欲，但他们只是少数派。落语段子“口入屋”讲的就是一个走访婚的故事：掌柜和老板半夜同时潜入女店员的卧房里，闹得鸡飞狗跳。“二战”之后，农民逐渐走出农村成为工人，走访婚就渐渐淡出了历史。
现代的日本俱乐部起源于明治维新后的鹿鸣馆时代。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东京的银座出现了一批以聊天为主的酒吧，虽然规模不大，但已经有了现代高级俱乐部的雏形，明治政府的大臣有时还会去那儿跟外国大使商谈国家大事。在日本刚刚开放门户时，原本不怎么繁华的银座因为这些酒吧渐渐变成了高官和外国人消遣的地方，最后成了高消费的代名词。
日本政府在1946年禁止卖淫，那之前，东京的吉原是全国最大的情色场所，上至幕府将军，下到平民百姓，都会去那儿转转看看。在江户时代就已经有专门管理风俗业的法律，规定风俗行业必须缴税且由风俗官员管理。
“二战”之后，日本政府正式禁止卖淫，风俗业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随着战后经济的高度发展，日本出现了一些专门为政经名流服务的高级俱乐部。以银座有名的“杜”为例，当时出钱建这个俱乐部的是自由党的一名高官，他投资的目的是给同事们提供一个既可以玩乐又可以商量党内大事的地方。不过，“杜”的客人不光有政治家，还有很多经济界的名流。俱乐部从成立之初就走高端路线，实行会员制，没有老会员介绍根本进不去。
9.5 变了味的游女
江户时代，大规模的职业妓女出现了。日本古代妓院叫“游廊”，妓女叫“游女”。“游女”这个词来源于汉语，在古代中国，游女的本意不是妓女，也不是卖艺女，而是浪漫神秘的“神女”，经常跟男人搞一夜情后神秘地消失，让人终生难忘、一生追忆。
平安时代后期，日本沿海港口聚集了很多游女，这是因为当时有大量的中国宋代商人来日本贸易，在港口停留，游女们有的跑到这些地方讨生活，有的是为了“度种”，也就是借种生育。当时的日本社会还流行走访婚，晚上任何男人进入某个村庄，村里的女人都会接纳。她们还觉得外国人很新鲜，加上这些商人都很富有，不会空手而来，又比日本男人温柔，所以中国宋代男人来到日本，走访当地女人，和她们结婚生子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那时候日本人认为，孩子是村落的共同财产，谁当父亲都无所谓，而日本人也没有强烈的血统意识，何况当时中国比日本发达，中国人自然是“优等人种”，能有一个中日混血的孩子也可以提高身份。
妓女和艺伎经常被放到一起比较，但她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经营方式也不同。
日本妓女把自己看作出售的肉体，跟饭店橱窗展示菜肴一样，她们会亲自坐在门口让客人挑选，大家都觉得这样再正常不过，直到被西方人指责时才废止了这种做法，改成了用照片替代本人。
1879年，晚清才子王韬东游日本东京、神户、大阪、横滨等城市，写成了《扶桑游记》，其中记录了他在大阪看到的妓院：“以时尚早，往游福原。其地为妓丛，一至黄昏明灯万点，弦管之声如沸，各妓列坐以便人择肥瘠、辨妍媸焉。顷臾游人渐众，近窥远望，或目击意指，或评鸾品凤，间有如洛神出水天女坠空，仪态整齐不可逼视，则名妓下楼邀客也。”
艺伎则要高雅得多，她们靠举办沙龙来接客，很少出卖肉体。关于艺伎和妓女的差别，王韬是这么评价的：“妓有色、艺两种。艺妓但能赏玩之于歌筵舞席间，色妓则可荐枕席。柳桥皆艺妓也；其有授宓妃之枕，开鄂君之被，皆私之为也。私者似难而实易，不过感之以情，动之以利，无不得手。以此二字，闺阁中犹多丧节，况乎处丝竹淫哇之地，风花跌宕之区哉？故言仅鬻艺者，亦名而已矣。”
想要和艺伎发生性关系就要签订契约，对男人来说，是否遵守这份契约会直接影响他的声誉。一个男人要结交某个艺伎，必须成为她的庇护人，答应从此纳她为情妇。艺伎的性生活受到严格的约束和监视，跟心仪的男人发生关系要冒着巨大的风险，除非那个人已经做了她的“老爷”。如果把持不住偷了情，会遭到艺伎院女主人的处罚，电影《艺伎回忆录》里巩俐饰演的角色就有这样一段情节。
战后日本社会的改革对于艺伎这一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前的艺伎可以让客人找到一种更加纯粹、细致的男女情爱，她们被称作活的艺术品，不仅赏心悦目，还被当作客人的心理医生。没有人敢非礼她们，她们的艺术表演被认为是对观众心灵的净化。而战后艺伎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很多人失了身，或当了别人的情妇，这意味着艺伎遭到玷污，也意味着艺伎生涯的告终。
9.6 任重而道远的娼妓
“二战”是日本历史的一道分水岭。战后的日本变得更加需要风俗业的存在，原因还要从日本宣布投降说起。日本投降后，美军立即进驻日本。日本政府从前是非常纵容本国大兵强奸他国妇女的，这会儿却不得不担心起来。于是他们决定，继续推行慰安妇制度，希望借助那些“神女”来保护良家妇女的贞操。就这样，“神女”们的存在拥有了任重道远的意义。
日本政府的这一决定使娼妓泛滥、性病蔓延，首先就威胁了美军的安全。1946年，占领军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名义要求日本政府废止公娼。不过，日本政府并没有立即废止，而是将公娼原封不动地转移到了私娼地区营业，把妓院改造成了接待所，娼妓则变成了接待妇。
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非常重视这些私娼对占领军和日本国民的影响，他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制定处罚卖春的法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日本政府以战后性风俗紊乱为借口，划出了一些红灯区，采取部分禁止的措施，1948年才提出卖春处理法案，最后也不了了之。后来，这项法案在第15届国会上被提出，结果什么都还没讨论出来，国会就解散了。之后这项法案又在第19、22届国会上被提出，但反对者太多，所以法案没有通过。但社会舆论开始关注这件事，反对这项法案的议员们受到了普遍批评，最终，《卖春防止法》于1956年制定，并在两年后公布实施。
法律一出台，娼妓们等于都失了业，由于她们没有任何生存技能，只能流浪街头成为暗娼。从前响应政府号召当慰安妇的妓女们更是集体游行，要求政府给她们一定的赔偿。她们认为自己对战后的国家有很大的贡献：“我们用身体平息了美军离家后的性骚动和孤独情绪，让他们的生理和心理都得到了满足，才让日本有了安宁的秩序。”
我们最后再谈一下现代的妓女。因为向往风俗业的华丽生活，日本每年都有很多女孩儿背井离乡到东京走上风俗娘的道路。夜里她们看上去美艳无比，但实际上她们的生活环境却是出奇的差。这些女孩儿都住在风俗寮（集体公寓）里，一个房间要住两三个人，虽然不用交租房礼金和押金，但每个月要付5万～8万日元（合3000～5000元人民币）的租金，还要负担水电费，所以没人气的风俗娘就会成为工作难民。
风俗娘能住在集体公寓还算不错，挣不到钱的就要生活在木造的阁楼里，一个房间放着两张上下床，四个人一起生活。因为没有淋浴间，所以房租非常便宜，穷得去不起澡堂的女孩儿就在厨房的水池里将就。
这种房间永远是臭气熏天的，女孩儿们买不起垃圾袋，也不倒垃圾，榻榻米上长满了绿霉，邻居看不下去总会吵起来，室友之间也经常吵架打骂。
9.7 意想不到的灾难景气
任何国家遇到地震这样的灾害后，都会有一些行业率先复兴，出现强劲增长。但像日本这样，风俗业领跑灾后复兴的情况就比较少见了。
2011年“311大地震”之后，宫城县、岩手县、福岛县等灾区的正规行业都缺少女性工作人员，可每条风俗街上都人头攒动，与那些门可罗雀的饭店、咖啡馆相比，风俗店里倒是人满为患。
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后，风俗业迎来了超级盛况，像有名的风俗街宫城县仙台市国分町，灾后的营业额是灾前的数倍。一位当地“妈妈桑”说，地震前，客人都是找一些年轻貌美的女孩儿，再不济也是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那些人老珠黄的老小姐只有忙不过来时才来临时应付一下，赚点儿外快。但是，地震以后，这些退役小姐都成了主力，有一家叫“银座”的风俗店甚至请来了退休10年、已经65岁的老小姐坐台。
风俗业怎么就发了国难财了呢？这要从灾后的重建工作说起。地震后，日本各地的建筑工人和作业人员源源不断地来到灾区，他们大多是男性，在灾区除了吃和住，还需要温柔的女士排遣心中的寂寞，于是很多人在工作之余就涌向了风俗街。
男性灾民们也是主力军，他们经历了几个月的避难生活，陆续返回家园。由于避难场所众目睽睽，被迫压抑生理需要，因此一回到家园，就流连于风俗场所。
年轻女孩儿们则借这个机会到灾区寻找商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工作难找，而日本社会对性文化的宽容，让这些女孩儿不会以从事这个职业为耻。她们的出现让灾区的风俗业更加红火，也满足了她们快速致富的愿望。
《家里的烤秋刀》
我决定开一个居酒屋时，店名自己就蹦出来了。有一些客人在点菜时会问，我们的看家菜是不是秋刀鱼，我都会跟他们解释一下。我们烤秋刀鱼的时候，按照传统烤法是不去内脏的，肉里面融入了一些淡淡的苦味儿，尤其是肚子处会有一些腥味儿。曾经有一个关于小津的采访，就是说秋刀鱼在生活当中是最常见、最不起眼的，它的口感和味道也没有什么惊艳的地方。就是这样一条秋刀鱼，烤好了摆在你面前，把它从头吃到尾，那个时候你才真正明白为什么它的味道你离不开。
如果对这个味道不太能接受，可以选择其他的，但在我的菜单里，它肯定还是列在第一位的。秋刀鱼真的是和我这家店，就是让大家一起感受的东西很契合。我会再做一道秋刀鱼，因为现在年轻人来得越来越多了，那个做法是我从台湾菜转化过来的。
家料理就是，店里会做什么、什么拿手，或者是妈妈会做什么、什么拿手，然后你的食客也好，还是孩子也好，提出了他们的要求。你要用心地去想，去找一个适合他的东西，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可能就形成了你记忆里家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我们小时候喝的一种饮料叫“北冰洋”，我还是希望有一些我们记忆当中的，或者是老北京的味道融进去，还可以加进来一些菜，或者是用这样的元素改变居酒屋的气质。居酒屋或者说这种家料理，其实是没有一定之规的。它真的是会成为你喜欢的、你客人喜欢的、你是从哪里来的一个信息，之后可能这个东西都可以放在这个店里面，它不会改变这个店的气质。
——王辉
（“秋刀鱼之味”负责人）
10.1 耗时的庭审
在日本打官司，第一大特点就是耗时长。最快能出结果的官司至少要半年左右，至于关系复杂、不太明朗的官司一般来说都得持续两三年。平均来说，一年以内能够去法院开庭公审10次都已经是很顺利了。
打一场官司一般分三个程序：第一个程序叫辩论程序，实际上就是双方的代理律师在法院交换各自的书面材料。原告交给被告诉状，里面写明向对方提出的所有要求以及提出这些要求的理由。与之相对，被告交给原告的材料叫答辩书，也就是针对诉状做出的回应。这样一来，原告和被告就有了一个交流的起点。以此为起点，双方今后再把各自的想法一点点分解开来继续讨论。
不过，既然叫作“辩论程序”，那辩论的地方在哪里呢？普通人可能会觉得，像《胜者即是正义》中古美门律师一样在法庭上能够颠倒黑白才算优秀。的确，在以前，口头辩论确实是辩论环节必不可少的，但日本的司法制度发展到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一样，双方律师在辩论程序只要交换一下书面材料就行了。偶尔用到口头表达，也不过是把书面材料简要地念出来。在这个阶段，原告和被告都没有发言权，全部由双方律师代为发言，但律师的发言往往是两三分钟就结束了。
诉状和答辩书交换完毕后，就得决定下一次庭审的日期。这时法庭上才会开始出现一些“人话”，基本上就是法官和双方律师商量，挑出一个三方都有空的日子。这个过程一般要5分钟左右。根据日本的宪法，所有庭审现场都必须保证对外开放。但经常是除了当事人以外，旁听的人根本搞不清楚法庭上在干什么，只能够听到法官和双方律师商量下次什么时候庭审。
关于庭审日期，最快只能做到一个月进行一次，主要是因为法官和律师们都太忙了。就拿东京地区来说，每个法官手头一般都有200多件诉讼要处理。也正是因为太忙，很多法官在诉讼的初期阶段基本上不怎么做相关准备，只能等双方律师有过几个回合之后再把材料汇总起来一次性看完。有时候如果运气差，两次庭审之间的时间会拖得更长。比如在4月中旬进行了第一次庭审，由于日本的4月底到5月初有一个黄金周，第二次庭审最快也要到6月。接下来法官要休国家法定的暑假，下一次庭审只能拖到7月底了……这也是为什么之前说一年能进行10次庭审已经算是不错了。
而有的时候，如果辩护律师迟到或者干脆没来就更倒霉了。因为法庭上不会等任何人，哪怕是因为交通堵塞等不可控因素，时间一过法庭里就没人了，那就只能等下一次庭审了。
10.2 “皆大欢喜”的和解
辩论程序之后，第二个程序叫和解程序，就是原告和被告进行沟通，相互让步。
和解程序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初期阶段的和解，另一种是在判决结果下来之前的和解。前者通常比较糟糕，因为法官还没怎么看诉讼的书面记录，也还没好好想过怎么处理这件诉讼案，这才采取了这种早早息事宁人、相对不负责任的做法。
而判决结果下来之前的和解则表明法官已经开始考虑让哪一方赢了。一般来说，法官会先找来他打算让其胜诉的那一方，然后询问：“官司再打下去有可能会打很久，要不要就这么算了呢？”有经验的律师遇到这种情况会明白法官这是要让自己这一方胜诉，就会提醒当事人。
最糟糕的一种情况是法官在下判决之前都还没想清楚到底让谁胜诉，并且双方始终僵持不下。这时很多法官会找来原告，跟他说“再打下去你会输”，接着找来被告说同样的话，然后劝双方都让步。虽然这只是法官裁决时使用的一种技巧，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却往往能起很大的作用。哪怕是一直以来都对胜诉有很强信念的当事人，听到这种话之后也一定会很失落。毕竟和最终落得满盘皆输相比，在这时多争得一些利益也是好的。而且这时，即便辩护律师已经看穿了法官的手段，也很难把实情告知当事人，毕竟这会影响自己在当事人心中的形象。
如果诉讼进入了和解程序，就要花费很多时间，一般来说一年的和解交涉都算是正常的。
为什么法官会劝当事人和解呢？这主要是因为法官自身的工作异常庞杂。身为法官，首先要做的就是收集当事人的意见。万一碰上那种千头万绪的棘手诉讼，光是各位证人提供的证据就够多了。而法官要做的就是一行行阅读速记下的笔录，甄别哪些证据能够支持原告或者被告的哪些说法。同时，这些证言到底是真是假也需要法官自己来判断。接下来，法官还得把证人们口头说的内容全部整理成书面文字，并且必须使用日本法院所规定的特殊语法。整个过程的工作加起来，对于法官来说是很大的工作量。如果当事人能够达成和解，法官就能省下很多精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达成和解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在日本，经常会出现判决下来之后双方仍然不满意的情况，这时除非法院强制要求，很多当事人会因为无法接受判决结果而拒绝赔偿。与之相比，和解之后顺利履行判决的可能性要大很多。
除了这些通过法院进行调解的和解，还有一种是在法院外由原告和被告私下进行的和解，同样具有法律效力。目前在日本，有八成的诉讼最终都会以和解了结。
10.3 “传证人入庭！”
和前两个程序相比，询问证人这个环节比较直观。首先会由一方的律师向证人提出各种问题，证人予以作答，接着由另一方的律师对证人进行询问，最后再由法官进行补充询问。
在询问开始之前，证人先要当众宣誓“保证不撒谎”，否则将接受伪证罪的控诉。证人询问会进行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法官会专注地聆听。把证人叫到庭审现场进行公开质问而不采用辩论程序中已经普及的书面形式，这主要是为了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因为无论是哪一方的律师整理出的证词，都会让人怀疑有失偏颇。只有让证人在现场接受原、被告双方律师的询问，才可以得出让人信服的证词。
询问证人的环节也相当耗时。一般会先由某一方的律师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在下次庭审中传唤某位证人，并预先说明自己将要在询问上花的时间，然后再由另一方的律师说明自己在询问上可能要花的时间，最后由法官算出这一次询问一共需要多长时间。由于庭审有着紧凑的日程安排，这个时间一旦定下来就难以再更改。如果在询问证人那天有人迟到而导致询问没有顺利完成，也只能顺延到下一次了。而一般来说，下一次庭审都是3个月之后的事情了。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日本的法院都要求律师尽可能减少证人数量，如果证人达到五六个，这场官司通常得拖上好几年。
在走完以上三个程序之后，就到了人们关心的一审判决结果下达的时候了。不过从诉讼开始到一审有时可能会花上好几年的时间，这主要因为总是有人想把官司的时间拖长并且往往能得逞。道理其实很简单。比方说原告希望被告在房子到期之后尽快归还，而对于被告来说，自然是官司打得越久自己就能在房子里住得越长。因为官司的延长总会对某一方有利，有时律师们还会遇到当事人主动要求拖延官司的情况。在日本的司法制度当中，缩短官司时间虽然异常困难，但人为地延长官司时间却很简单。也正是因为打官司容易一拖再拖，大量的官司最终才以当事人受不了漫长的诉讼而以和解了事。
10.4 出判决以后……
下面该说说判决了。
一般来说，刑事判决的现场要比民事判决更让人紧张。被告人戴着手铐、挂着腰绳在法官面前接受庄严的判决，辩护律师在一旁陪着，旁听席更是人山人海。相比之下，民事判决就显得异常冷清，甚至是滑稽。这是因为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人专程跑去法庭听民事判决结果，很多时候甚至连当事人和律师都不在场。由于判决的宣告一般都是在法院当天下一场庭审的辩论程序开始之前进行的，所以有时候旁听席上可能会三三两两地坐着等待下一场庭审的律师和当事人。当然，由于判决结果和他们毫无关系，他们大多只会在一旁漫不经心地看杂志或者报纸。真实的现场情况很可能就是法官对着空旷的法庭快速念完判决之后匆匆离去，这还是有些尴尬的。
对于法官来说，写判决书是很伤神的。必须保证每字每句都没有差错，书写时得保持精神高度集中。而就是这样辛辛苦苦写出来的判决书，在宣告时还没什么人在一旁好好地听着。
那么律师和当事人是怎么得知判决结果的呢？一般情况下，律师会在判决宣告的当天傍晚给法庭打个电话，通过电话得知判决结果，择日再去法院领取正式的判决书。但拿到判决书并不意味着就结束了，因为判决的执行又是一件麻烦事。
比方说判决的结果是“被告向原告赔偿一亿日元”，但被告手中确实没有这笔钱，或者明明有钱但硬说“我没有”，依照日本现行的强制执行制度，在很多类似的情况下其实是很难真正执行的。有的被告在判决下达之前预感到自己可能会输，会提前采取转移个人财产的手段，也就是通过银行把自己名下的所有财产都转移给另一个人。因为强制执行制度只能要求判决书中规定的那个人给出相应赔偿，但财产的名义一变就没辙了。
当然，在银行变更名下财产并不容易。在社会上有正当职业的人这么做很容易引起日本国税局的盘查，但混黑道的人很多时候会偷税漏税，国税局很难实际掌控他们的财产——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就真的非常糟糕了。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能够通过银行证明被告曾经拥有一笔转移过的财产，是不是就可以作为证据要求法院对这笔财产强制执行呢？从道理上说是可行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是很困难的。从堺雅人主演的一部金融题材的大热日剧《半泽直树》中我们可以有所了解，日本的银行在面对国税局时是非常弱势的。只要国税局提出调查要求，任何银行都必须无条件地将所有名簿和卷宗交给国税局的人审查。但这件事情放在普通人身上就不太可能了，因为银行基本上不会把这当回事。所以说如果被告账户上真的没有钱，即使是胜诉了，意义也不太大。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做的一些补救措施是通过法院进行动产执行，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土地的债务人，法院会派人把其家中值钱的家具和物品都查封起来，之后折算成现金当作赔偿。在执行的当天，法院的人会带旧货商过来对债务人家中的物品进行估价并当场收购。不过说实话，对于那些身无分文的人，即便把家中值钱的东西折算成现金也是杯水车薪。而且对于旧货商来说，把这些笨重的东西搬走也是一件麻烦事，有时候甚至会发生旧货商买下之后再按新价钱把这些物品原样卖给债务人的事情。
如此看来，在日本强制执行判决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有意思的是，这些难题交给黑道来做有时却能事半功倍。日本的黑道势力遍布全国，讨债就是他们的主营业务之一。一帮有文身的黑道人士拿着欠款证明跑到债务人的家里，大声呵斥：“你这家伙不是还欠着这么多钱嘛。我们是征收人，快还钱！”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之前耍赖说没钱的债务人都会乖乖地掏出一笔钱来。如果债务人依然表示没钱，黑道会说“那我就给你介绍工作”，随后把债务人带到和黑道组织有关系的工厂，通过强制劳动来让债务人一点点偿还欠款。虽然这种方法的欠款回收率要高一些，但这种行为毫无疑问是违法的。
10.5 打一场官司要花多少钱？
前面讲了在日本打官司很花时间，那么到底要花多少钱，这笔钱又由谁来承担呢？
在判决书里一般都注明了“所有诉讼费用由败诉者承担”。这笔诉讼费用包括了印花税、邮费和证人的日薪。这种情况下的印花税相当于交给法院的手续费，交了这笔钱案件才能够受理。一般的民事诉讼会花几万日元，具体金额根据诉讼的具体情况也会有所不同。
接下来的邮费就是在打官司过程中寄送传票、文件等过程中所需的邮政费用。而证人的日薪就是付给证人的酬劳，按天来结算。在很多官司中，证人大多是被告的亲戚或者朋友，这种情况下他们都会选择放弃酬劳。
然后就是双方都需要承担的律师费了，这其中又分为委托费和酬金。委托费是在一开始就付清的一笔费用，胜诉以后再付给律师相应的酬金。也就是说，如果律师想要获得酬金，就必须保证自己的当事人在判决之后能够获得经济上的进账，当事人获益是酬金的基础。如果败诉的一方耍赖不给钱，律师有时候会建议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又会产生新的委托费和酬金，由此来确保律师的收入。同时，由于酬金不固定，很多律师会在委托费上有意地多收取一点。
印花税票
印花税票是纳税时的标签，同时自身也是一件“物品”。也就是说，印花税票自身可以作为交易的对象，在消费税法上规定的邮局等场所进行交易时，是不用缴纳消费税的。相反，在这之外的场所（兑换券商店等）进行交易时，印花税票作为消费对象，则需要上税
实际上，日本律师费的收费标准一直以来都比较模糊，很多时候甚至会随着诉讼中要求的赔偿金额而上下波动。对于律师本人来说，在1亿日元的官司和100万日元的官司中所付出的劳动其实是差不多的，但在过去，1亿日元官司的委托费一般都在500万日元左右，而100万日元官司的委托费却只有十几万日元。1996年，法律界的酬劳规定出台之后，1亿日元的官司的律师费则需要1000万日元左右。
以社会普遍的观点看来，律师应该是一个高收入职业，不过这建立在胜诉之后的酬金能够到账的基础上。考虑到日本司法程序的冗长和强制执行的弊端，现在很多律师实际上都无法按照写在明面上的收费标准获得相应的高额酬劳。
10.6 一审和二审的判决结果为什么会不一样？
前面的介绍都建立在一审不上诉的基础上，并没有涉及二审和三审。一般来说，在一审判决下达以后，如果败诉的一方不服，可以向更高级的法院提起上诉，再进行一次判决。如果对二审的判决结果还是不服，可以再到最高法院起诉。日本目前实行的便是这样的三审制度。那么，为什么在日本有时候会发生一审和二审的判决结果不一样的情况呢？
首先要搞清楚一场官司中审判的逻辑。简单来说，审判的第一步是整理出事实，接着在现行的法律中找出与这个事实相对应的内容，最后将这些内容作为判决结果发布出去。在一场官司里面，双方争论的焦点往往并不是在第二步，因为对应的方法是有固定规则的，无论哪一方的律师来做都会得出差不多的结果。在真实的辩论中，双方律师绝大部分的争论其实都围绕着整理事实这一步。双方都希望通过自己的举证得出符合自己这一方期望的事实结果，而结合这些事实下结论就是法官的主要工作内容。
那么法官又是怎么来认定事实的呢？日本的民事诉讼法里是这样说明的：事实认定全部基于法官自己在审理过程中形成的认识。也就是说，在事实的认定方面没有可以援引的标准，全由法官一人说了算。而实际情况是，除了双方律师提交的证据外，法官本人的成长经历、思维方式、个人成见等都会影响判决。有时候只因为一方是帅哥美女，法官就会自然地偏袒那一方。听起来是有些耸人听闻，但依照日本的司法制度，这种情况确实有可能存在。也正是因为这种不稳定性，在日本一审和二审常常会得出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在法律上，二审的判决结果具有优先级，但实际上二审并不一定比一审更加公正。
当然，从整体上来说，日本法官的事实认定还是有一套规范的标准的。简单来说就是，刑事案件倾向于有罪，民事案件倾向于形式。
有一个调查称，日本所有诉讼中的有罪率为99.97%。这个数字意味着，只要有人告你，你几乎就会被认定为有罪。这种情况在“电车痴汉”一类比较难认定事实的刑事案件中尤其多，这其中就有过不少被对方误会是痴汉而被告上法庭，最终以有罪判决告终的冤案。造成这种高有罪率的原因之一便是，法官们在刑事案件中倾向于判定有罪，而民事案件则稍有不同。
在民事案件里，法官的行事作风大多比较形式化。通常来说，谁主张谁举证，如果原告一方没能举出强有力的证据，而被告一方死不认罪，对于原告来说这场官司就很难打赢了，因为法官很容易会把原告败诉的原因归结为原告没有履行好举证的职责。另外一个对原告不利的地方还在于，相比刑事案件，民事案件里证人作伪证的可能性要大很多。
在庭审中，证人在发言之前一般都会宣誓证言真实可靠，如果撒了谎就要接受法律的追究。法律上是这么规定的，但在现实中，即使有人作了伪证，也很少被真正立案。1995年，在东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奥姆真理教的上佑史浩因对真理教的购地案作了伪证，最后被司法机关以伪证罪的罪名逮捕并被判三年有期徒刑，这在日本已是暌违几十年的伪证罪立案了。一般来说，即便法官认定某位证人在撒谎，也不会当庭宣判“你在作伪证”，只是不采信证人的证词，这便是民事案件中原告所面临的困境。
10.7 法官的生活
最后再来说说日本的法官。
从属于某个特定行业的人虽然各不相同，但大致上还是有很多共同点可以总结的。
在日本的法官当中，35岁以下就算是年轻了。年轻的法官们给人的印象可能是刻板与拘谨，类似于我们经常调侃的不懂人情世故的“理工男”。这些年轻法官的行事大多规规矩矩、谨慎保守，对长辈的意见言听计从。在法院的工作相比其他职业要封闭很多，他们和社会上的人也不会有很多来往。
法官的工作一般从早上9点半进入法官室开始。拿东京来说，一间法官室里有老、中、青三位法官。这三人共同处理600件左右的诉讼，但一般都是各顾各的，很少会针对一件诉讼专门开会商量。平日里，资历较浅的两位基本上都是按照最年长那位的建议行事。即便是吃饭的时候，也是三人一起去法院的食堂，按照资历由高到低的顺序点餐。傍晚下班之后，三人各自回到公务员宿舍，那里住的几乎都是政府的公务员。由于公文包里满满地装着重要文件，法官也很少会像一般的日本企业员工那样，下班后径直去居酒屋喝酒聊天。
在日本的律师界有一个说法叫“ヤメ検”，指那些原来是检察官、辞职后转行做律师的人。同样，还有一个“ヤメ裁”的说法，指那些原来是法官、后来辞职做律师的人。在法官的圈子里，从法官变成律师其实算不上一件太光彩的事情，有点儿像是天神被贬到下界一样。而且一旦从法官变成律师，就再也不可能做回法官了。法官最理想的职业发展道路是一路晋升，退休之后获得荣誉勋章。因为对于公务员来说，由政府颁发的勋章是很有价值的。法官圈内还有个传言是，“只要当上了院长，就至少能拿三等勋章”。
和日本其他的公务员一样，法官的收入并不算高，依照的也是日本企业较常见的年功序列制度。就是做的时间越长，业绩越好，工资也就相应越高。而且，由于日本的政府公务员一贯作风清廉，灰色收入基本上也是比较少的。
律师徽章和六法法典
律师徽章
日本律师联合会员章，简称“律师徽章”，这个扣在律师西装领子上的徽章，其实是借出品，并不是永久属于律师所有的。每个徽章的背面都有联合会的刻印和律师自己的会员编号
徽章直径18毫米，厚度5毫米，中间的金色部分由18K黄金铸造，其他部分由银制造
六法法典
总之在日本，这是一个顶着神圣光环、实际工作状态也一丝不苟的职业。不过在有些人看来，这恐怕是一份无聊透顶的工作吧。
11.1 从“幼稚园”开始
日本人把幼儿园叫“幼稚园”，这属于学前教育范畴，并不是中小学那样的义务教育机构。3～6岁的日本儿童可以去幼儿园就学，6岁之后就能直接上小学。因此，3岁就去幼儿园报名的儿童总共要上3年，上到小学适学年龄6岁为止。
日本的学校分国立、公立和私立三种，分别由国家、地方政府和民间私人“设置运营”。由于私立学校没有来自政府的财政援助，学费普遍要比国立高出许多。但国立和公立的幼儿园要遵循国家统一规定的教育政策，普遍中规中矩，比较缺乏特色，而私立幼儿园则风格多样，家长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这当中有以学习为主的，有以兴趣为主的，还有提供宗教教育的。总的来说，国立、公立和私立幼儿园里最有人气的是那些名牌大学的附属幼儿园，能进这些幼儿园就相当于得到了人生中的一块金牌。因此，这些幼儿园的入园名额竞争也异常激烈。
在儿童入园之前，学校方面会要求家长提前买好指定的制服、制帽、运动服、书包、便当盒等用品，其中制服和运动服一般分为春夏和秋冬两套。为了防止混淆，这些物品上都必须写上儿童的名字。另外，考虑到幼儿园的孩子大部分都还不识字，也是为了让家长在人群中一眼就能找到自家小孩儿，这些物品还需做特殊记号。
日本的幼儿园一年中有非常多的例行活动，其中由PTA（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即家长–老师委员会）主办的家长活动也不少。每年4月是PTA选拔成员的时候，体检、家庭访问等也会在这个月举行，而对家长和孩子们来说最重要的一项活动是入园式（入园典礼）。这一天，家长们一般会穿上符合春天气息的明丽服装，带上照相机和孩子一起出席仪式。入园式上，家长们统一坐在孩子们的后方，还不熟悉环境的孩子会在仪式中突然号啕大哭，这也算是入园式的独特风景了。时间到了5月，老师们会带着班内的孩子们去附近的公园进行春季远足，有条件的幼儿园还会举行采草莓等活动。PTA这时也开始进行跨年级的家长见面会。6月进入初夏，孩子们会统一换上夏季的制服和运动服，预防蛀牙、交通安全讲座等也多在这个月进行。7月有“七夕节”和夏祭，同时也是第一个学期的最后一个月。
经过近两个月的暑假之后，孩子们在9月再度进校。接下来的10月，日本的幼儿园一般都会举行一年一度的秋季运动会。这是家长和孩子共同参加的一个盛大活动，也是PTA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对于日本家长们来说，除了给自家小孩儿加油以外，运动会上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大概就是拍照和摄像了。于是乎，场内的孩子们一心一意地比赛，场外的家长们则在外围举着相机忙成一团。11月会进行很多例行的健康检查和消防训练，12月则有捣年糕大会和圣诞节等节日活动。至此，第二个学期就结束了。
年末会放半个月左右的寒假，之后来到第三个学期。有些学校会在1月组织园内的小型马拉松。接下来的2月迎来了一年之中又一个重大活动——表演会。孩子们被分成好几个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节目排练，在表演会当天向家长们进行展示。节目大多是让孩子们身穿华丽的服饰，配合音乐表演舞蹈。这些服饰多是由老师和家长们亲手制作的，所以表演会也算是家长和孩子都能参与的亲子活动。3月是本学期的最后一个月。PTA开始举办联欢会，低年级的孩子们也将在月底参加本年度的告别式，但高年级的孩子将在月中迎来告别幼儿园生活的毕业式（毕业典礼）。毕业时节，家长们一般会代替自家小孩儿向老师送上孩子亲手画的画或是写的感谢信，并且进行合影留念。在毕业式上，家长和孩子们的着装以黑色系为主，基本流程则和入园式大体相同。
11.2 日本小学全攻略
在日本的教育制度里，满6岁的小孩儿一般都会在当年4月进入小学。日本的义务教育年限和中国完全一样，也是6年小学、3年初中，在公立的小学和初中上学不需要交学费。另外，和幼儿园一样，绝大部分小学也是三学期的学制：4月到7月是第一学期，9月到12月是第二学期，1月到3月是第三学期，其中第一和第二学期之间有40天左右的暑假，第二和第三学期之间是两周的寒假，第三学期和接下来的第一学期之间还有10天的春假。日本法定的休息日是周六和周日。在日语里，周六写作“土曜日”，周日写作“日曜日”。此外，周一到周五分别叫作月曜日、火曜日、水曜日、木曜日、金曜日。
在日本的小学，1班、2班通常叫“1组”、“2组”，一个班的人数上限是40人，每个班都依据每个学生的性格特点和适应能力编成。如果一个年级有两个以上的班级，一般来说每隔两年就会进行一次大换班。教室配有黑板和桌椅，很多学校还会安装电视、放映机、暖气、空调等。校内一般还有展示学生作品的布告栏、供学生放置书包等个人用品的储物柜、广播设备等。日本小学的每个班级都会有一名“担任”老师，类似于班主任。除了音乐、图工以外，这名老师会负责绝大部分的课程教学。
日本小学的每个年级要学习的课程都由日本的《学校教育法》明文规定：一、二年级学习国语、算术、生活、音乐、图工、体育、道德课；三、四年级的学生则不上生活课，学习社会和理科课；五、六年级的学生在三、四年级的基础上新加家庭课。有些学校还会额外设置一门外语课程，一般是英语。有些课程的名称一看就明白，比如算术、音乐、体育；有些则不好理解，比如图工相当于中国的美术课。社会这门课的内容和中国的地理课有很多重叠的部分，主要讲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构成、政治框架、经济生活等内容。理科和中文里的“理科”差不多，主要讲除数学以外的自然科学知识，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的内容都包含在其中。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学习的生活课实际上就是社会和理科这两门课的综合课程。
五、六年级的家庭课可能是日本独有的课程。这是一门动手课，学生们在课上学做针线活儿、煮鸡蛋、削苹果等，随着年级越高难度系数也越大。在老师的指导和带领下，学生们学习与生活相关的各种器具的使用方法，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
道德课在日本有一段曲折的历史。“二战”前，道德课在日本叫修身课，是一门德育的课程，主要教导学生对国家、他人和个人的道德，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二战”结束后，GHQ把修身课认定为军国主义教育课程，强制废止了。20世纪50年代，日本社会兴起一股逆行“民主化、非军事化”的潮流，战前的德育课程也以“道德”的名义顺势复活。不过，现在日本的道德课并没有修身课中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公民道德素质。
在日本的义务教育阶段，所有课程中需要的教科书都由国家免费提供。这些教科书全部由民间出版社编写完成，通过国家审定合格之后就能供各学校选择使用。
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可以参加学校的各种社团活动。社团活动是日本学生生涯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小学一直持续到大学。社团活动种类繁多，大体上可分为运动类和文化类两类。运动类包括棒球、足球、篮球、游泳、田径等国际通行体育项目，还有像相扑、柔道、剑道、弓道这样的日本传统武道，成绩优秀的学生甚至可以代表日本去参加奥运会。文化类的内容更加庞杂，有吹奏、美术、漫画、茶道、电影、舞蹈等偏艺术的，也有文学、外语、数学、历史等偏学术的，还有计算机、机器人、航空航天等偏技术的。整体上来说，日本丰富的社团活动是学生培养个人兴趣和一技之长的重要途径，也能给学生时代留下美好的回忆。不过由于社团种类和数量实在是太多，很多时候会发生有人明明在某个社团报了名却从来不去参加活动的情况，这种学生被称为“幽灵部员”。
进入小学之后，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可参加的活动种类都比幼儿园增加不少。日本小学的运动会分春季和秋季两种，分别在5月和9月举行，全校分为红、白两组进行对抗。为什么要分成红组和白组呢？“红白”一说最早见于平安时代的源平合战。由于源氏用红旗，平氏用白旗，从此红、白两色就被用作对抗的颜色，比如被不少人称为“日本春晚”的NHK的“红白歌合战”。在运动会上，红、白两组学生会通过徒步竞走、障碍物竞走、投篮、接力传递等进行团体竞技。运动会当天，家长们会带着便当来为自家的小孩儿加油打气。这是一段家长和孩子都能尽情享受的日子。
还有一个活动叫新春试笔大会。这是日本人在新年第一次用毛笔写字或作画的传统活动，一般在每年的1月2日举行。小学生们由于要过寒假，只能等到第三学期开始后的1月中旬再参加。每个年级的学生都会被布置不同的主题，比如“今年的抱负”这样符合新年新气象的主题。低年级的学生由于还不太会写字，大多会使用比较粗的尖头万能笔，高年级则用普通的笔就行。每次新春试笔大会都会选出金奖、银奖等，获奖的作品会在学校的布告栏中展出。
日本小学生的一天从早上起床开始，刷牙洗脸之后和家人一起吃完早餐就得赶去学校了。和幼儿园不一样，上小学之后就必须自己去学校。上学分为结队上学和单独上学两种。结队上学指的是开学之前，学校或PTA在不同的地区划分好“上学班”，每天早上，当地的上学班以集体移动的方式去上学。一般来说，上学班的孩子都会在当地的公园一角或是某个公寓门前提前集合，到了出发时间就由年纪最大的那名学生举着小黄旗带领大家一起去学校。单独上学就是自己约上附近的好友一起上学的情况。如果周围没有去同一所学校的同龄人，家长也可以拜托住在附近的高年级孩子带着去。日本的小学生在上学途中会背一种硬式的皮制双肩包。虽然没有硬性规定，但一般来说男生背黑色的，女生背红色的。这种显眼的双肩包几乎就是日本小学生的标志。
到学校之后，小学生们要先把鞋子收纳进玄关附近的鞋柜，换上学校统一的拖鞋。学生们到达教室之后首先进行早会。早会一般在第一节课开始前10分钟进行，由当天的值日生在黑板上写上当天日期，确认出席情况，然后带领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游戏、测试。小学的课程一节有45分钟，一般从8点40分开始上第一节课，上午总共4节，然后是午餐时间，下午根据年级不同会上1节或2节。
日本小学生制服和背包
秋季西式校服（夏装为衬衫，冬装加西装外套）
西式校服：西装、衬衫、蝴蝶结、领带
校标：左胸口
裙子（女）：百褶裙（有些有格子花纹）
裤子（男）：西裤（有些有格子花纹）
袜子：常见的是黑色、白色、深蓝色
鞋：学生平底鞋
书包
小学生的书包几乎是同一款式。有很多种颜色可供选择，一般女孩子背红色系，男孩子背黑色系。书包材质通常为软牛皮，质量非常好。一般一个日本小学生的书包会从一年级入学开始，一直用到小学毕业
日本的公立小学一般都会提供午餐。每到午餐时间，班级的负责老师会和学生们一起在教室里用餐，校长一般也会邀请几位学生去校长室一起用餐。午餐的费用要由学生的家长承担一部分，虽然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标准，但费用都在每月4000日元上下。这些食物都是在学校的食堂制作的，没有食堂的学校会由当地的伙食中心统一配送。无论哪种情况，每天的菜单都由专业的营养师依据不同年龄段儿童的需求精心计算搭配，既要考虑到营养健康，又不能让孩子们吃腻。
早在19世纪末，日本的部分学校已经开始尝试集体供餐了。当然，那时候的菜单都比较朴素，基本上就是饭团配腌菜。1940年后，随着日本越来越深地陷入“二战”的泥潭，绝大部分学校的集体供餐都中断了。1945年战争结束，日本才在美国的饮食援助下慢慢恢复了学校供餐。现在日本的学校伙食已经相当丰富全面，从和食到中餐再到西餐应有尽有。一般来说，主食会是米饭或面包，主菜和副菜各有一两道，副菜的其中一道必是甜品，还有就是每天必不可少的牛奶。
午餐过后是固定的大扫除时间，一般会持续20分钟左右。大扫除是全年级的活动，不同班级有不同的负责区域。学生们会拿着扫帚、毛巾等，在老师的统一调配下进行打扫。在日本，大扫除并不是安排给学生的工作，而是学校教育的一环。下午的课结束之后，老师会布置好家庭作业和明天需要带来学校的物品，学生做好笔记，收拾好东西之后就可以跟老师道别了。放学回家的方式也分结队和单独两种，不过高年级的学生可能要在学校进行社团活动，很多小学生会先在学校或家附近玩儿一阵子再回家。回家之后向家长汇报当天在学校的情况，然后吃晚饭、做作业等。
这便是日本小学生典型的一天。
11.3 中学的青春回忆
好了，终于升到初中了。
初中和小学一样属于义务教育阶段，但整体花费上要比小学时多。首先，学校指定用品的数量增多，而且由于初中刚好是孩子们狂长个子的阶段，服装支出也陡然上涨。一套制服要5万日元，一套运动服也得1万～1.5万日元。如果孩子在吹奏部、美术部一类的社团，乐器和制图工具也是一笔大开销。此外，由于面临高中入学压力，很多日本初中生都会在课余时间上补习班。而日本的补习班又是出了名的贵，年级越高费用越高。
在小学，通常是一位老师负责大部分的课程。进入初中之后，每个科目都会配有专属的老师。很多学校都有定期测试和期末测试，这些大大小小测试的成绩最终都会反映在学生们高中入学的申请书上。整体上来说，初中的学制和小学相比没有太大不同，不过学校组织的活动会更加丰富，其中比较常见的是林间学校、临海学校和修学旅行。
林间学校和临海学校最常安排在初一、初二的夏季，届时老师组织学生们去林间或者海边集体学习两三天，并且在当地住宿。这一项传统学校活动在日本已有近百年历史，行程内容已经发展得丰富多彩。拿林间学校来说，学生们会在老师的带领下扎帐篷、登山、点篝火、烧烤等。如果住旅馆的话，学生们通常还会进行枕头大战或者相扑比赛。日本还有一项夏季传统游戏叫试胆大会。日本文化中与灵异现象有关的习俗很多，试胆大会就是利用人们对灵异事物的恐惧心，让他们在盛夏的夜晚去野外面对自己的恐惧。举行试胆大会的时候，通常都会有扮鬼的人在中间冲出来吓唬参与者，这是一个很容易调动大家兴致的游戏。
如果是临海学校的话，老师一般会带学生们去晒日光浴、点烟火，或者去博物馆、水族馆参观。这里要重点介绍的是“打西瓜”活动，这是一项日本夏季海滨的经典游戏。人们预先在沙滩某处放一个西瓜，接着蒙上游戏者的眼睛，让他转几个圈，失去方向感之后拿着棒球棒去打西瓜。在此过程中，周围的人会不断通过声音给游戏者提示。为了提高难度，也会有一波捣乱者在旁边故意误导。等西瓜被敲碎，游戏就结束了。人们一般会在西瓜下垫上一层瓦楞纸，这样西瓜被敲碎之后大家就能直接拿起来吃了。
修学旅行可以说是日本人中学时代最重要的一项活动，一般都在小学、初中、高中毕业之际由全班参与。也正是因为它的重要性，修学旅行要比林间学校和临海学校时间更长、地点更远，当然也更花钱。1990年以后，日本很多公立高中的修学旅行都乘飞机来去，一些私立高中甚至开始进行海外旅行。由于是学生时代最后一次和班上同学、老师相处，修学旅行的经历对很多日本人来说都很珍贵。
打西瓜游戏
打西瓜在日本是夏天沙滩的一种游戏。将西瓜放在划定的区域，游戏者蒙上眼睛，原地转几圈后，根据周围人的提示，用手中的棒球棒（或者木棒等）打西瓜，打中就算胜利
11.4 棒球挥出来的热血高中
日本的义务教育只到初中，但大部分学生会选择继续读高中。相比小学和初中，高中的课程发生了些许变化，主要课程有：国语、地理历史、公民、数学、理科、艺术、保健体育、家庭、情报、外语（英语）课。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公民课和情报课。公民课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现代社会、伦理、政经相关的教育，培养出热爱民主与和平的国家公民。日语中的“情報”是“信息”的意思，设置情报课主要是让学生能够适应现代的信息化社会，大致相当于中国的计算机课。除了这些主要课程外，有些特殊的私立学校还会设置宗教课程。
很多日本人觉得，和初中相比，高中更能让人结识一辈子的好朋友。很多之前上公立学校的日本学生9年间都在同一所学校上学，高中的新环境会给他们带来很强的新鲜感。另外，在日本，上了高中之后就可以开始打工了。通过打工，高中生的手头会宽裕很多。虽然各地状况略有不同，但在日本打工的时薪一般会有750～1000日元，稍微勤快点儿就能攒下一笔可观的零用钱。
进入高中之后，学生们即将成年，相比之前会拥有更多的自主性，老师也大多不会像小学和初中那样管得太严。与此同时，高中的课外活动也是多姿多彩，一年一度的文化祭就是当中的一件大事。
根据学校的不同，文化祭又有学园祭、学院祭等不同叫法，但大多都在秋季举行。在文化祭当天，舞蹈、音乐等表演性质的社团会在校园各处设置表演展示区，教室和操场则代替食堂成为全新的餐饮区，学生们会在指定场地开设纯手工的小吃店铺，有条件的学校还会在文化祭当天邀请明星前来演出助兴。除了本校学生外，还会有很多校外人士进校参观，所以这也是一个展现学校风貌的好机会。
另外一个对全日本高中生意义重大的活动叫“全国高等学校野球选手权大赛”，俗称“夏季甲子园”。“野球”就是棒球，夏季甲子园实际上就是日本的全国高中棒球联赛。
日本的棒球活动从19世纪末开始。开国之后，来日的美国人在日本开设了教授棒球的学校，此后这项运动就在日本全国普及开来。20世纪，日本民众对于棒球的关注点一直在学生棒球比赛和职业棒球比赛之间切换，日本棒球选手在国际大赛上也活跃起来。一直以来，日本主要的棒球比赛都由国内的主流报社主办。比如，夏季甲子园由朝日新闻社主办，选拔高等学校野球大会、社会人野球日本选手权大会等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电视媒体方面则主要由NHK进行转播。
夏季甲子园发展至今，已经彻底融入了日本风俗，成为每年夏日的全民盛会。“甲子园”指的是位于大阪的阪神甲子园球场，可容纳近5万人，是日本最大的棒球场地，几乎所有顶级棒球赛事都在这里举行。因为夏季甲子园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在日本，“甲子园”已经成为高中棒球的代名词。
夏季甲子园的参赛队伍都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高中，原则上采取一府县一校制，也就是说，日本的47个都道府县只能各选出一支代表队。但是，由于东京都和北海道的学校较多，这两地可以额外获得一个参赛名额。这样一来，就一共有49支参赛队伍。每隔5年，夏季甲子园还会举办一次十分盛大的纪念大赛。这时，在原本49支球队的基础上，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爱知县、大阪府、兵库县也会多获得一个名额，这就变成了55支队伍。在每届夏季甲子园中获胜的队伍最终将会获得光荣的大深红旗。
想要打进夏季甲子园，首先要参加地方大赛。地方大赛采取单败淘汰制，也就是说，只要输掉一场比赛就会被当即淘汰。残酷的地方大赛会从全日本近4000所参赛学校中以1%左右的晋级率筛选出参加全国大赛的决赛队伍。由于夏季甲子园一般都在8月中旬举行，对于参赛的高三球员来说，输掉甲子园就意味着自己高中棒球岁月的结束，也意味着夏天的结束。在电视转播上经常可以看见在夏季甲子园中输掉的球员掬起场地中的泥土留作纪念的场景，这已经是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固定下来的传统了。
甲子园的赛场上诞生了无数令人动容的场面和意想不到的结局，因此在日本也有“甲子园里住着魔物”的传闻。2013年夏季甲子园的获胜队伍是群马县前桥市前桥育英高中棒球部，这是他们第一次打进甲子园，也是21世纪以来第二支首次入围便获得优胜的队伍。
从1993年的第75届纪念大赛开始，每一届夏季甲子园到来之前，朝日新闻社都会向全日本的高中生募集本届比赛的宣传语。比如2005年夏季甲子园的宣传语是“有想让你见证的夏天”（君に見せたい夏がある），2008年纪念大赛的宣传语是“赌在这一球之上的夏天”（この一球に、かける夏），2013年的宣传语则是“棒球让我们凝聚在一起”（野球が僕らを一つにする）。可以看出，宣传语的主题一般都和夏天、棒球相关，风格也大都热血而明朗。
除了夏季甲子园之外，日本还有一个春季甲子园，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选拔高等学校野球大会。春季甲子园也在阪神甲子园球场举行，一般在3月下旬召开，正好赶上高中生们的春假。与夏季甲子园相比，春季甲子园的规模要小一些，但同样拥有近百年的历史。有意思的是，与夏季甲子园使用固定曲目不同，1962年以后每一届春季甲子园的入场曲都会选用前一年在日本大热的流行曲目。比如2004年的春季甲子园入场曲选用的是偶像组合SMAP的《世界上唯一的花》（世界に一つだけの花），2006年选用的是大热日剧《野猪大改造》的主题曲《青春Amigo》，2014年的入场曲则确定为当红偶像团体AKB48在前一年发售的热门单曲《恋爱幸运曲奇》（恋するフォーチュンクッキー）。
在日本高中棒球联赛历史上，目前一共有7支队伍达成过春季甲子园和夏季甲子园的连霸，4支队伍达成了夏春连霸，2支队伍达成了春连霸，5支队伍达成了夏连霸，还有来自爱知县的中京大学附属中京高中则达成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夏季甲子园三连霸（1931年、1932年和1933年）。
11.5 名牌大学排行
日本高中生中，几乎一半的人都会选择毕业后进入大学深造。相比中国的全国统一高考，日本的大学入学方式要灵活很多，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入学方式也不太一样。
要想进入某所国立或公立大学，考生首先要在一个叫大学入学中心的地方接受日本全国统一考试，接着还要在该大学接受独立出题的二次考试。这两次考试的成绩按一定比例综合起来，将决定你是否合格。不同的大学对于入学中心考试和二次考试的重视程度也不同，有的大学甚至只看入学中心的考试成绩。
无论报考的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日本国公立大学的考生都必须参加国语、数学、外语、理科、公民、地理历史这几门课的考试。如果报考的是私立大学，考生则有可能不用去入学中心考试，文科志愿的只需要考国语、英语以及数学、公民、地理历史中的任意一门，理科志愿的只需要考数学、英语以及理科（物理、生物、化学）中的一两门就可以。不过，私立大学的入学考试科目虽然比国公立大学少很多，但每门课的要求更高，课业负担不一定比国公立大学轻。除了以上这些主流的入学方式外，日本也有内部推荐等途径。
依据2013年的QS世界大学排名，日本的大学排在世界前列的有：东京大学（世界排名第32）、京都大学（35）、大阪大学（55）、东京工业大学（66）、东北大学（75）、名古屋大学（99）、九州大学（133）、北海道大学（144）、庆应义塾大学（193）、筑波大学（210）、早稻田大学（220）、神户大学（304）。顺便一提，中国大学中排名最靠前的是第46名的北京大学，其次是第48名的清华大学。从这份排名可以看出，目前日本国内的大学中最有实力的还是几所旧帝国大学、私立双雄以及旧三商大。
帝国大学是指19世纪初依照明治政府的“帝国大学令”所建立的9所帝国大学，分别是位于日本本土的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东北帝国大学、九州帝国大学、北海道帝国大学、大阪帝国大学、名古屋帝国大学，以及位于韩国的京城帝国大学和位于中国台湾的台北帝国大学。这些帝国大学是当时日本政府设立的最高级别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二战”结束之后，日本本土的7所大学放弃了“帝国”的称号，以国立大学的身份被保留了下来，而京城帝国大学和台北帝国大学则分别变身为后来的首尔大学和台湾大学。7所旧帝国大学由于具有其他学校无可比拟的先天优势，再加上日本政府一直以来的积极扶持，一直都是日本大学中各方面顶尖的一批。
私立双雄指的是日本国内最强的两所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这两所学校都在20世纪初创立，并且都因精英式教学和数倍于国立大学的高额学费而闻名。日本社会的一般印象是，能上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都是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的学霸，而能上早稻田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不仅仅意味着学业好，更代表着良好的家庭出身。
早稻田大学曾经出过6位日本首相和一半以上的国会议员，被称为“日本首相的摇篮”。中国的孙中山、李大钊、冰心、陈独秀等人也都在早稻田大学深造过。庆应义塾大学是日本第一所私立大学，曾走出过小泉纯一郎和桥本龙太郎两位首相，在日本经济界更有着无与伦比的突出贡献。以日本民间的印象，私立双雄一直在学术研究、体育竞赛等领域进行着各种形式的对抗。有时候人们会把私立大学中入学难度仅次于早稻田大学的上智大学也加进来，把这三所私立大学合称“早庆上智”。
旧三商大指的是一桥大学、神户大学、大阪市立大学这三所前高等商业学校。在日本的旧学制里，商业大学只有这三所，因此它们可以说是日本顶尖商业人才的基地。这当中走出了丰田、日产、三菱、三井住友等诸多日本代表性企业的社长，尤以一桥大学最为突出。
日本的国公立大学一年的学费一般在50万日元上下。相比之下，私立大学普遍要贵出一截，并且根据大学和专业的不同而不同。一般来说，医学系、牙医学系、药学系、工学系、理学系都是出了名的“烧钱”专业，文科专业的学费普遍低一些。和国公立大学不同，私立大学中的学生人数越多，每个人承担的学费就越低，所以有些人数过万的私立大学学费也比较低。
在中国的大学，学生们一般都住在学校安排的集体宿舍里。日本大学虽然也有学生宿舍，但绝大部分学生都住在家中，或者在学校外面租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进入大学之后，很多大学生都会利用空闲时间来打工，经济上变得相对宽裕。在日本，年轻人到了20岁就可以喝酒了。很多满20岁的大学生都会在课余时间和朋友一起吃饭喝酒，花大量时间进行娱乐交际。这实际上反映了日本大学教育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严进宽出”。
在美国，大学最早是为普通民众开办的，因此进入大学的方法非常多，也相对容易。而日本的大学最开始就是为了培养精英而设置的，相当于是一个国家机关。为了符合国家机关的定位，日本的大学在最开始并不是谁都可以进入的，只有精英才能突出重围。这也导致了现在日本大学的入学考试非常难，而毕业却相对容易。另外，从日本大学生的心理上来说，很多日本小孩儿为了将来能够进入好公司，从小就必须努力考上好高中，再努力考上好大学。同时，开始工作以后，日本人通常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光是人事应酬就得耗去相当多的精力。因此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大学的4年时光可能是人生中唯一可以好好休息的时期。
到了大学三年级之后，很多日本学生就要开始为求职忙碌起来了。日本企业有三大传统制度：年功序列、终身雇佣和应届至上。前两个不必多说，应届至上指的是很多日企尤其欢迎应届毕业生，每年都会招收很多应届毕业生。这三大制度结合起来，可以顺利保证很多日本人的职业生涯。
除了进行积极的求职活动，还有一部分大学生会选择深造。日本的大学一般都设有大学院，里面有修士课程和博士课程，修士相当于中国的硕士。日本的修士课程一般是2年，博士课程是3～4年。当然，到了这个阶段，不只是日本大学生，还会有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求学者加入其中。
《不一样的教育意识》
因为我自己在日本是做教员的，所以几乎每天都接触很多教育界的人，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大学院的。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日本的小学教育，因为每所小校都有一个运动场，也是震灾避难所或者叫灾害避难所。法律规定，任何一所小学都必须有一个空间，有灾难来临时，它可以瞬间变成一个避难的地方。小学生在操场上进行各种各样的运动，或者玩各种各样游戏的时候，他们是有一种危机感的，知道一旦来了地震，就会有很多市民集中到这里。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什么地方，就是它的场所感很强。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的地方，东京更是一个超密集的空间，小学生也好，中学生也好，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相互之间有各种各样肢体的接触。比如说，他们有一种游戏叫“两人三足”，这个环节最关键的就是帮助这些孩子建立起团队的意识。
小学生都有这样的教程，比如搭积木、木刻版。木刻版就是用一根白桦木，小孩儿在上面刻出各种各样的图形，然后在上面再抹成这种版，。这些东西都来源于他们肢体的训练，并不光是一种想法。所以，这是小学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还有，每一个小学都有一个前门和一个后门，还有一个密门。密门基本上都在这个学校的东侧或西侧，它是非公开的，旁边经常会有绿树遮掩，也会告诉小学生们，在危急时刻会有这样一个通道可以离开。学校往往会在家长会上讲这些事情，也就是说，每个家长也会告诉他们的孩子这个密门的重要性。
东京街头上下学时间，小学生背着书包，穿着制服，戴着小黄帽走在路上。危机意识实际上是在日常当中，在教育的过程当中被教育出来的，并不是哪个教程具体写的。我觉得这是日本小学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挺值得中国人借鉴的。
——毛丹青
（旅日华人作家，《知日》主笔）
12.1 日本人的英语真的很差吗？
日本国内大规模的英语教育是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的。和欧美各国签下通商条约之后，以横滨为首的日本各大港口迎来了大批的外国商人。在开国之前，全日本懂英语的人还不到100个，但随着国门打开，日本很快就进入了英语教育的黄金期。当然，在那个时候，学习英语的都是社会精英，英语对于他们来说是懂西学的知识分子所必备的技能。
进入20世纪后，英语在日本的影响力有增无减。英语中有一个词叫“Coca-colonization”（可口可乐化），这是英语教育取得进展的突破点。“二战”中，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罗伯特·伍德拉夫取得了美国政府的支持，以给驻扎在世界各地的美军提供可口可乐的名义建立了大量的海外工厂。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可口可乐公司在海外的工厂已经达到64家。历史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市场策略，可口可乐凭借着这个早期优势很快在全世界推广了自己的品牌文化，就连一贯推崇葡萄酒的法国人都迷上了可口可乐这种新型饮品。在某种程度上，可口可乐的品牌文化代表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和大众文化，可口可乐化实际上也就是美国化，而语言往往是和文化联动的。在这场席卷全世界的英语文化风潮中，日本自然也被卷入其中。
这场风潮并没有就此打住，在可口可乐之后又诞生了一个更大的文化势力——麦当劳。麦当劳的发家相比可口可乐晚了不少。20世纪50年代麦当劳在美国不算起眼，等到它真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效应已是70年代了，随之也诞生了“MacDonaldization”（麦当劳化）这个词。1971年，日本的第一家麦当劳在东京银座开业。5年后，麦当劳在全日本就已经拥有了100家店。又过了5年，这个数字达到了300。1999年，日本第3000家麦当劳正式开业。相比之下，麦当劳在中国的发展要晚得多，1992年才在北京开了第一家分店，但在营业第一天就破纪录地接待了近4万名顾客。麦当劳代表的美式生活方式在全世界受到追捧，人们对这种文化的接纳很自然地导向了对英语的好感。在日本，英语教育便随着这一波波的全球化浪潮普及开来。
除了民间的高度认同外，日本政府一直以来也相当重视英语教育。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随着美国影响的进一步深入，英语教育在日本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政府公布了《培养“能够使用英语的日本人”的行动计划》，从国家层面支持英语教育。现在的日本人从小学开始就可以选修英语课程，在校期间的英语教育一直持续到大学三年级，步入社会之后也面临着各种英语培训。可以说，无论是从民间好感度还是英语的基础学时来看，日本人的英语都应该是有相当水准的，那为什么日本人身上还贴着“英语差”这个标签呢？
“英语差”的一个直观感受是发音差，很多日本人“惨烈”的英语发音让人印象深刻。人们学外语时肯定会受到母语的影响，这一点对日本人来说尤甚。日语是一个音素贫乏的语言，总共只有23个音素，相比英语的48个音素要少了一半还多，因此很多初学英语的日本人在面对生僻的英语发音时，只能从日语中找出最相近的音，但听起来还是有很大差距。比如日语中没有辅音结尾，而且多是平舌音，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很多日本人说英语时“l”、“r”不分。
另外，日语非常积极地引进外来语。在现代日语里，由英语演变过来的外来词已经占了相当一部分，而这些词都是由发音接近的日语假名组成的。久而久之，普通日本人在说英语时会倾向于用日语假名的读音念出来，而这种习惯已经延续到了他们初学英语时。用假名来标注英语读音虽然方便，却对英语发音有很严重的误导作用。这种由假名拼凑出来的日式英语发音多半只能在日本人之间达成相互理解，英语母语者听起来是很费力的。
事实上，日本的基础英语教育也并不看重口语。一直以来，语法和阅读都是日本英语教育的核心。很多英语老师在课堂上花费大量时间讲解语法和阅读技巧，却很少用英语进行授课。而且，很多在日本普通中学任职的英语老师虽然都是英语本科以上毕业生，但口语水平却并不尽如人意。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抛开有母语干扰的发音问题不谈，由于日语中外来语丰富，并且日本媒体对英语广泛采用，日本人在英语的单词量方面有着天然优势。即便是遇到陌生的英语单词，可能读着读着就能在日语中找到对应的外来词。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人的英语可能也没有那么差了。
12.2 中日的性教育有什么不同？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性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禁忌话题。儒家思想讲究道德伦理，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下，性被认为是恶之源，禁欲成了社会的主流思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情况发生了转变。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觉得国内应该打破性压抑的局面，向青少年传授正确的性知识。1973年，周恩来明确指示，不仅教科书里要有性相关的知识，老师还要在上课过程中使用画有性器官的彩图，用简单易懂的方式跟学生们讲解；向青少年们传授性相关的卫生知识非常重要，必须让男生和女生在遗精和初潮之前就具备相关的知识。
接下来有关性教育的重大改革已经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了。198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号召“在中小学校普及青春期教育”，“青春期教育”其实就是性教育。199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还规定所有中小学校的性教育课程时间必须保证有18～24小时。那时，国内还出了一本《人之初》的畅销大众读物，刊名出自《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当时国内唯一一本讲述通俗性知识的杂志，还拿过好几个奖。
但由于儒家文化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对那时的普通人来说，“性”还是一个不怎么上得了台面的话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02年中国把性教育规定为义务教育的内容，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校都必须保证学时，各地的教育委员会也要制作出相应的教科书。这样一来，武汉、重庆、哈尔滨等以前连相关教科书都没有的地区终于迈出了性教育普及的一大步。当时编写性教育相关的教科书有两个明确的国家指令：一是传达科学的性知识；二是尽可能延迟青少年的性行为开始年龄——这与国家当时提倡的“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一般来说，中国小学阶段的性教育主要是教会孩子们保护自己的身体隐私，防止受到性侵犯。小学高年级的女生会开始接受一些有关月经的常识以及卫生保健的基础课程，而男生由于普遍要比女生晚一两年发育，最早的性教育一般都在初中了。到了初中，孩子们一般是十三四岁，这时学校会开始教授一些有关性器官和性行为的知识，但整体的基调还是以“避免过早的性行为”为主。高中的性教育内容进一步深入，主要内容和孩子们正在经历的第二性征对应，引导大家正确排解性冲动。
当然，中国是个大国，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不同地区的性教育开展程度也不尽相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至今都没有一本全国通用的性教育教科书。
下面说说日本的情况。
事实可能会出乎不少人的意料，日本中小学性教育课程的大规模普及只是近二十几年的事，日本民间对于性教育的认识有着很明显的年龄分层。现在很多30岁以上的日本男性都有一个记忆，小时候去林间学校之前班上的女生都被老师集合在体育馆干些神秘的事情，男生们只能一边等她们一边在附近踢足球——那时女生们在体育馆做的“神秘事情”正是统一接受性教育。为什么要选择在去林间学校之前对女生进行性教育呢？这是因为很多人认为生活环境的改变很容易引起女孩子的初潮。至于日本男生，在过去基本上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性教育。
1987年，在日本性教育协会举行的第三次青少年性行为全国调查中，回答“在校期间接受过性教育”的中学男生占57.9%，中学女生占82.0%。在1993年举行的第四次调查中，这两个数据分别上升到了77.3%和88.7%。随后的第五次调查（1999年）中，相应的比例又上升到了84.8%和92.0%。可以看到，男、女生接受性教育的比例在同步攀升过程中差距不断缩小。这种局面的形成始于被媒体称为“性教育元年”的1992年，当时日本政府正式规定全国小学必须开展性教育相关课程。20世纪80年代后期，艾滋病泛滥一时，日本社会陷入了艾滋病的集体恐慌，这样的时代背景促成了性教育元年的到来。以性教育元年为分水岭，在那之后的日本人大多在小学里，男女同席接受了遗精和月经等相关知识的解说和指导。
不过学校里教的不一定就是学生们想要知道的。实际上射精、月经等和性有直接关系的内容只占学校性教育的一部分，男女两性在社会上的差别、青春期的心理构建等内容也属于性教育范畴。在这种供求不对等的情况下，日本社会丰富的性文化成了很多日本青少年的第二个性教育信息源。这也使日本青少年的性行为越来越趋向低龄化。根据日本性教育协会2005年展开的一项调查，全日本有过性经历的高中男生占总体的26.6%、高中女生占30.0%，初中男生占3.6%、初中女生占4.2%，而大学男女生均超过了60%。到了2008年，在东京都内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都内高三男生中有过性经历的比例为47.3%，女生方面则是46.5%。相比3年前的全国调查结果，男女生的比例都有了大幅度提升。虽然现在日本的年轻人中盛行“草食系男子”（在感情关系、性行为上缺乏主动性，像食草动物一样温柔和善的男子）、“肉食系女子”（与传统淑女形象相反，在性爱关系上像肉食动物一样凶猛主动的女子）之类的说法，可对照这份调查数据来看，真实状况好像也并不完全是这样。
随着年轻人群体中有性经历人数的增加，从1990年开始，感染性病和进行人工堕胎的10～20岁的日本青少年人数也一路飙升。根据日本政府2004年的官方数据，在这个年龄层中有过堕胎经历的日本女生比例为10.6%，几乎是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同时，2006年的一次问卷调查中，在日本大学里对避孕方法有正确认识的大学生比例不到30%。可见，日本的性教育仍然任重而道远。
12.3 日本教育到底有哪些问题？
日本教育并不是完美教育的典范，日本政府一直在不断摸索和调整。近几十年来，日本教育体制中突出的问题也不少。
第一个问题是宽松教育导致大量学生的学习成绩下滑。宽松教育要求学校减少课时和学习内容，重视经验型教育，让学生们少读书、多体验。这个政策实施之后，从1980年开始，日本各大学校普遍出现了学生学习成绩下降的现象。在2007年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的调查中，日本学生在数学、阅读理解等科目中出现了排名全面下滑的情况。这种情况首先让学生家长感到恐慌，把孩子送去补习班的日本家长越来越多，日本国内的补习业行情也一路水涨船高。为了给国内民众一个交代，日本政府在近几年开展了行动。2011年在全国小学、2012年在全国初中、2013年在全国高中，宽松教育的方针在日本全国范围内终止。“脱宽松教育”的政策取而代之，主要内容是全面增加课时和学习内容，把学生的学习成绩补回来。如今，1997年以后出生的日本小孩儿就是接受“脱宽松教育”的新世代。
不过“脱宽松教育”也是毁誉参半。不少人觉得学生的学习成绩下滑不完全是宽松教育的错。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游戏、漫画等给学生们造成的影响、教师队伍素质的下降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接下来要讲的是日本校园的欺凌问题。有人可能会不解：校园欺凌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存在，为什么现在在日本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日本校园的欺凌问题最开始受到社会关注是在20世纪80年代。1984～1986年的3年间，日本媒体相继报道了多起校园欺凌导致的青少年自杀事件，共计14人。这在当时的日本社会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其中最典型的是1986年发生在东京中野富士见中学的“葬礼游戏”事件。
2月1日深夜，中野富士见中学的一名初二男生被发现吊死在岩手县某个购物中心的卫生间内，地上留着一封遗书，上面写着“再这么下去无异于生活在地狱之中”。事件的主人公鹿川裕史在升到初二之后便经常被同年级的男生小团体当作跑腿的呼来唤去。鹿川把这个情况告知自己的祖母之后，祖母向学校方面进行了反映，不料却导致鹿川在日后遭到了更加严重的欺凌，最后甚至演变成暴力行为。致使鹿川最终选择自杀的直接诱因是，同年级的男生小团体某天在学校主办了鹿川的模拟葬礼。这个葬礼在当时甚至受到了年级老师的支持和协助。后来这几位老师声称，那时只是把葬礼当成了一个整人游戏而已。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游戏给了鹿川致命的打击。自那以后，鹿川经常逃课，直到不堪忍受痛苦上吊自杀。
20世纪80年代一连串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使得很多日本家长对学校产生了不信任感，并且开始焦虑：自家的小孩儿是不是在学校里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呢？从那以后，欺凌问题便成为日本政府每年必会展开调查的重点社会问题。
电影：听说桐岛要退部（桐岛、部活やめるってよ）
导演：吉田大八
编剧：喜安浩平/吉田大八/朝井辽
主演：神木隆之介/桥本爱/大后寿寿花等
电影《听说桐岛要退部》改编自朝井辽的同名小说，细腻描绘了日本高中校园普遍存在的“金字塔社会”结构，本电影荣获2013年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最佳剪辑和最佳导演奖
日语中的“欺凌”（いじめ）并不是单纯的校园暴力，它指的是那些隐蔽性较高的心理暴力，而不像争执、斗殴那样明显。比如把受害者的东西藏起来、把第三方的东西藏起来然后栽赃给受害者、故意在受害者面前用隐晦的方式说受害者的坏话等。正是因为这些无视、排挤都不在明面上进行，因此在以前一直没有得到学校和社会的足够重视，直到自杀事件接连发生。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2007～2009年间的调查，在义务教育的6年间，能够完全与欺凌绝缘的日本学生只有1%左右，有时甚至连老师也会加入欺凌的行列。
13.1 以前不只是日本说日语
日语的全称是“日本语”。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说日语，它就是日本。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变成了亚洲一等一的强大国家，先是打赢了跟中国的甲午海战，作为胜利者占领了中国台湾，后来又强占了朝鲜半岛，再后来还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在这些殖民地进行奴化教育教授日语。“二战”期间，日本占领了半个中国和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国，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关岛、所罗门诸岛等，在这些地方也推行了日语教育。
“二战”之后，日本成了一个战败国，不得不把原来吞并的领土都吐了出来，这些地方的日语教育也就随着日本占领时代的结束而终止了。不过，日本终究是占领了中国台湾50年，占领了中国东北将近14年，这些地方的日语教育现在还能看到影子。比如，学日语的人都知道，中国日语专业在校大学生最多的大学，不在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也不在同日本贸易往来最密切的魔都（上海），而是在东北的大连外国语大学。在中国台湾的日语教育推行得更长久，简后聪在《台湾史》一书里说，由于日本在中国台湾急速推行日语教育，1944年日语普及率已经达到了71%，结果很多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不会说汉语，不认识汉字，连台湾话（闽南话、客家话）也没有日语说得流利。台湾当局为了改变50多年的殖民教育，光是重新推行汉语就没少费功夫。
13.2 文字大杂烩
日语是一种表音文字，只要认识相应假名的读音，就可以正确读出来。我们举个例子，看看下面这句话（稍后再翻译）：
知日は中国国内唯一の日本を全面的に紹介するマスコミ業者であり、NO.1ベストセラーの知日月刊誌は大ヒットです。
日语中，有简体汉字、繁体汉字、还有很多个奇怪的字符。有的弯弯曲曲像蚯蚓，比如“の”和“です”；有的分明就是中文的偏旁部首，比如“コ”、“ッ”和“ト”，是不是很独特？再加上数字和字母，简直就是一锅粥，而且是内容丰富的八宝粥。要理解日语，我们先来说说这锅粥里到底都有什么吧。
上面那句话中，那些蚯蚓文字叫“平假名”，偏旁部首叫“片假名”，它们都是假名。之所以叫假名，是因为实际上是有真名存在的，那所谓的真名又是什么呢？这就要从汉字传入日本的时候说起了。
很久之前，日本列岛上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人们可以相互交流但是没办法记录话语和事件，很多故事和传说也都是口口相传。后来，大约在中国的秦汉时期，汉字经由朝鲜传入了日本，日本列岛上的贵族们第一次接触到了可以记录事情的工具，但还面对着一个很大的问题：从中国传入的“神器”和日本本来的语言并不统一，无论是读音还是写法。怎么办呢？古代的日本人没有办法，只能先好好学习中文。掌握了中文的意思和语法，也学会了写法，在需要记录的时候使用中文，平时生活中还用日语交流，这就是人们想出来的折中办法。汉字刚刚进入日本时，汉字和日语还没有融合在一起，基本上是各管一摊儿。
但说和写不统一毕竟很不方便，于是一些日本人开始想办法用汉字来表示日语了。就像有人刚刚开始学英语时，会用“古德毛宁”给英语“Good morning”注音一样，日本人也开始用汉字给日语注音，这就是最早的假名，叫“万叶假名”。《万叶集》是日本最古老的诗歌集，地位相当于中国的《诗经》。因为日本人用汉字写成了这本诗歌集，这些文字也就被叫作“万叶假名”。
后来，就和中国人字写得多了就越来越潦草、笔画越来越少、简单的字就一笔带过一样，日本人也是越写越偷懒，终于把原来方方正正的汉字写成了狂草和偏旁部首，之后假名就诞生了。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具体看看日本人是怎么偷懒的。比如假名“の”，就是日文中的“的”，表示从属关系，与之对应的汉字是“乃”。看看，是不是和“の”有点儿像？“の”是平假名，跟它对应的片假名是“ノ”，这不就是“乃”的部首吗？日本人就是这样偷工减料地“山寨”出了自己的文字。
那这些文字又为什么叫“假名”呢？把这两个字拆开来就明白了。“假”就是“借”的意思；而“名”就是一个符号，所以“假名”就是“借来的符号”。与之相对，原来从中国传入的“真神器”汉字，其实就是“真名”。但是，“山寨”产品毕竟是“山寨”，还是和“神器”有相当的差距。假名和汉字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假名是没有意义的，只是一个有相对固定用法的符号，但是每个汉字都有自身的意义。
说完了假名的诞生，再来说说前面提到的平假名和片假名。汉字有其演变及流派，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行书、草书到楷书。古代的日本人写字也各有风格，曾经出现了很多派系，让人很难辨识。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些年后，终于出现了写法统一的趋势，并且最终形成了两个流派，就是平假名和片假名。从前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来，平假名平滑柔顺，看起来温柔婉约，充满了女性气质；而片假名棱角分明，比较刚强，展现了男性的刚毅之美。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平假名和片假名的发明者分别是宫女和和尚。
在古代的日本，天皇和贵族要处理很多事务，所以有很多宫女在旁边帮忙干活儿。比如，天皇听了汇报之后做出决定，一般就让宫女记下来，很多皇家的历史和文件也是由宫女抄录的。所以，古代日本皇宫里有专门的女官，她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抄抄写写，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自己的日系草书风格，这就是平假名。皇宫里高雅的女官，写出的字自然温柔可爱。而和尚们就是另一种情况了，他们要学习佛法就少不了抄写佛经，后来拿汉字的偏旁部首代替一个字，渐渐地在佛学圈里通用起来，他们写出的字当然阳刚。女官是皇宫里的人，佛教盛行时和尚也很受人尊敬，这两类人都属于上流社会，他们的书法受到人们的追捧，时间长了就普及并且固定了下来，平假名和片假名于是就定型了。
现代日语除了假名之外，还有很多汉字，这些汉字就是在传入日本之后，没有被“山寨”成假名的幸存者，其中很多还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古汉语的写法和意义。比如日语中的“走”和“步”就是一对明证，“走る”读作“はしる”（发音类似于“哈希路”），意为“跑”；而“歩く”读作“あるく”（发音类似于“阿路苦”），意为“走”。古汉语里就是这样的。再比如“靖国神社”，“靖国”二字在古汉语里就是“为国捐躯”的意思。很多古汉语在传到日本之后，仍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
再说说日语里的繁体汉字，前面那句话里就有几个，比如“紹介”、“業者”和“月刊誌”。这其实也跟“走”和“跑”的道理一样，汉字当时传入日本时就是这样，后来中国人进行了汉字简化，而日本人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不过，日本人也不是照搬汉字的，他们利用汉字的形声、会意等造字法，甚至造出了汉语里都没有的字，比如働、凪、榊、颪、毟、畑、辻。“働”是指，一个人动来动去，也就是干活儿、劳动的意思。“凪”意思是风停了，“榊”是寺庙里的树木，“颪”是指山风，“毟”意思是拔毛、揪头发，“畑”是指与水田相对的旱田，“辻”是十字交叉的道路，也就是十字路口……这样的字还有很多，叫“和字”或者“国字”。日本人就是这样，学会了规则之后灵活运用，也鼓捣出了很多“汉字”。
13.3 分三块的词语
日语中的第一部分词语是汉语，这是借助了古汉语的力量创造出来的，所以在日语里有很多汉语的词汇。比如前面的例子里，“中国国内唯一”、“日本全面紹介”等，基本上跟汉语一模一样。所以，很多中国人虽然不会讲日语，但是到日本生活也不会有太大的麻烦，大街上汉语标志随处可见，看报纸和杂志也都是汉字，基本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电影《海角七号》中，女主人公是日本人，当她去找男主人公（中国台湾人）的时候，就是用手写汉字和人交流的。由此可见，日语中词语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汉语的。
不过，很多日语词看着跟汉语一样，也来自汉语，但是意思却完全不一样。像“妻子”，汉语就是指“老婆”，而日语是指“老婆和孩子”；而“老婆”呢，汉语就是“妻子”，日语则是“老婆婆”、“老太太”的意思。另外，汉语中的“爱人”是对配偶的称呼，但是日语里，“爱人”却是“情人”、“小三儿”的意思。笔者曾经遇到过有人在日本机场帮朋友接老婆的事情，朋友没说老婆的名字，那人想写“××老婆”，但是素未谋面就直接写“老婆”这种称呼实在奇怪，思来想去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举着“××爱人”的牌子。于是在东京成田机场大厅无数日本人的异样目光里，那人硬着头皮接走了朋友的老婆。
第二部分词语是日本人的原生态说法。比如“寺”读作“台拉”，“水”读作“米兹”等。这些词语的读法，是日本早就有的，只不过在汉字传入之后，书写和汉字统一了，但是读音依旧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日语中的第三部分词语是外来语。其实，日语里最大的外来语是汉语，几乎一半的词汇都来自汉语。不过，现代日语里已经把这看作日语固有的组成部分了，这里说的外来语，只包括从英语、法语等语言中来的词。比如“ベストセラー”就是英语里的“best seller”，意为“最畅销”。这样的词有很多，像“哈到”就是“hard”，“哈掏”就是“heart”，“苦鲁”就是“cool”等。日本经济腾飞以后，日本人手里有了钱就纷纷到欧美这些英语国家旅游，结果一开口讲英语就把当地人弄懵了。其实，正是因为日语里夹杂了太多这样来自英语的外来语，所以日本人讲英语总是不自觉地受到日语发音的影响，他们的英语也总是有股浓浓的日本味儿。
讲到这里，问题来了。同样的一个东西，汉语、日语和英语里都有，那该怎么办呢？日本人再次表现出了当年学习汉语的“拿来主义”精神：有那就一起用吧。像下面的这几个词：“宿”（读作“压盗”）、“旅館”和“ホテル”（读作“蒿台路”，英语“hotel”），都表示旅店、宾馆的意思，“旅館”是从汉语来的，“ホテル”是从英语来的，而“宿”则是日本自己的。当然，也会有点儿细微差别。说起“宿”，日本人一般会联想到日式旅馆，有榻榻米和壁橱的房间；说起“旅館”，出现在日本人脑海里的就是有床铺的旅社；而说到“ホテル”，日本人一般会联想到宽敞的大堂、门童等星级饭店。所以，即便是同一个意思的词，因为来源不同，感觉上也还是不一样的。
日语里面的所有词汇，基本都可以归到以上这三类中。来源不一样的词汇在日语里混用，而且还有细微的语义差别，一不小心就会搞错，日语这锅粥是不是有点儿糊涂的味道？
13.4 发音太复杂了
日语的发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也可以说是最复杂的。很多人刚刚开始学日语时都暗自高兴，因为日语里只有5个元音，这跟汉语发音相比真是太简单了。普通话中光是韵母就分三种，分别是单韵母（一共10个，ɑ、o、e之类）、复韵母（一共13个，ɑi、ei、iɑo、iou之类）和鼻韵母（一共16个，分别是ɑn、en、in、enɡ之类），加起来一共39个。而日语只有5个元音，分别是あ（啊）、い（一）、う（屋）、え（哎）、お（嗷），其他的发音全部是辅音和这5个元音的组合，比如加上个辅音s，就变成了さ（撒）、し（希）、す（苏）、せ（塞）、そ（骚）。这样的组合一共有9组，加上最开始的5个元音，总共50个发音，还有一个不发音的鼻音ん（恩），这就是日语发音的基础——五十音图。这50个单独的发音加上一些相互组合，就是日语发音的全部内容。对习惯了汉语发音复杂多变的中国人来说，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不过学着学着，慢慢地就发现不对劲了……
五十音图
首先，日语发音本身虽然简单，但是一个日语词，一般最少有两种读法，分别叫音读和训读。训读是日语自身的读法，音读是从汉语里借鉴过来的，跟汉语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比如“水”这个字，训读的读法叫“みず”（米兹），音读的读法叫“すい”（苏以）。音读比较好掌握，因为毕竟和汉语有点儿像，所以对中国人来讲不太难记。但是对于训读，除了死记硬背以外就没办法了。而日语里的大量单词，比如基本上所有的动词和形容词都是训读，单单记住这些就是一个超大的工程。笔者学日语已经快10年了，基本上所有的日语等级考试都是一次性过关，还是时常见到不知怎么读的词语，有很多词的读法连日本人自己都不大确定，因为音读和训读还是要组合的。
打个比方，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水”单独出现，那应该按训读读作“みず”（米兹），而如果在“水量”、“水面”之类的词语中出现，就应该按音读读作“すい”（苏以）。但是，还有很多特殊情况。比如有些两字、三字的组合词并不遵守发音规律，明明应该是按音读来的，却搞了个训读出来。还有的词，本身音读就有两三个，在这个词里读作a，下一个词里读作b，再下一个词里读作c，完全没有规律可言。比如“生”这个词，不同的读音就有15个！到底该选哪一个读音，只有在不同的词里视具体情况而定。
即使你的大脑能把所有的音读、训读和遵守规律、不遵守规律的读法都扫描存储了进去，这也不行，因为日语的发音会变！来看看“百”这个词吧。正常情况下，“百”读作“ひゃく”（类似“hia哭”），但是，从一百、二百到九百这9个词，里面就有各种读音。一百、二百中的“百”还是正常的“hia哭”，三百中的“百”就变成了“びゃく”（类似“bia哭”），四百、五百中的“百”又变回了“hia哭”，六百中的“百”突然就成了“ぴゃく”（类似“pia哭”），七百是“hia哭”，八百是“pia哭”，九百又变回了“hia哭”，发完这些单词真的是想哭啊。而这样的例子不止“百”一个，还有“十”和“千”之类的数词，还有像“一匹马”中的“匹”、一张纸（日语叫“一枚纸”）中的“枚”这样的量词。而且变来变去的不只是后面的这些词，很多情况下前面的词也会变，就是说“八匹马”中的“八”和“八枚纸”中的“八”的读音不一样……日语就是这样，就像无限不循环小数啊。
13.5 敬语真奇葩
汉语是按照词语的顺序来决定一句话的意思的，比如“我打你”，如果顺序变成了“你打我”，意思就不一样了。但日语不是这样的，还是“我打你”，日语的说法是“私は君を打つ”。其中的“私”是我，而“君”是你。如果把这句日语的顺序调换，变成“君を私は打つ”，它的意思完全没变化，没有像汉语一样从“我打你”变成“你打我”。这是为什么呢？
与汉语通过语序表达意思不同，日语通过助词和动词、形容词的变形来表示意思。上面的例子里，“は”和“を”就都是助词，“は”表示主语，“を”提示宾语，所以只要是“は”前面的就是主语，无论它在一句话的什么位置都是主语；而“を”前面的内容，无论放在什么位置都是宾语。这就是为什么日语的语序可以随便组合，但是意思不会变化的原因。按照语言学上的分类，日语属于黏着语。这个“黏着语”的叫法，本身就给人一种强烈的一锅粥的感觉：黏黏糊糊的，随便你怎么搅拌，它的味道都不变。
此外，日语本身还有很多独特的语法，可以说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比如敬语。
汉语中的敬语已经算是比较复杂了，除了“请”、“麻烦”、“劳驾”之类的常用敬语，还有“您”、“阁下”、“令尊”、“高堂”之类的尊称，加上“赐教”、“垂询”之类的动词，还有“寒舍”、“内人”之类的自谦辞，中国人很可能觉得这跟英语的一个“please”、一个“Miss”和一个“Mr.”比起来，已经算是挺周到了。但是跟日语比，这完全就是小巫见大巫。因为日语的敬语，不是一句话就能搞定的，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
简单来说，日语敬语分为三类，分别是尊敬语、谦逊语和郑重语。尊敬语就是通过抬高他人来表示尊敬，这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拍马屁方式。谦逊语是通过自谦来降低自己的地位，从而间接地、相对地抬高对方，这算是中级版本的拍马屁。最后的郑重语，是用很高雅文明的语言来交流，表示自己有修养，显示“我这么阳春白雪地陪您说话，是把您当讲究人儿对待”，这是最不着痕迹的终极版拍马屁。汉语中有个说法叫“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可以说日本人是把这句话演绎到了极致。
下面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看看“给”这个动词的七十二变。假设我是一个老师，那么系主任给我一本书、我给系主任一本书，我给同事一本书、同事给我一本书，还有我给学生一本书、学生给我一本书，汉语里都是一个“给”字就搞定了。但是日语不一样，表示给别人的时候是用“あげる”，表示从别人那里得到是“もらう”，在这里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动词。再结合身份和场合，加上敬语看看。比如“系主任给我书”，这里系主任是比我这个普通老师地位高的，是需要我尊敬的人，所以要用“もらう”对应的敬语“いただく”，这个词表示地位低的人从地位高的人那里得到；而我给系主任书的时候，同样要用“あげる”对应的敬语“さしあげる”，这个词用以表示地位低的人给地位高的人东西。再看看我给学生书的情况，因为我是老师，学生应该尊敬我，所以要用“あげる”对应的“やる”，这个词表示地位高的人把东西给地位低的人。而学生给我书的时候，是地位高的人从地位低的人那里得到，这种情况下地位高的人不必使用敬语，就直接用“もらう”。最后是给同事书的情况，因为大家都是老师，这个时候就是平等的了，可以直接用“あげる”和“もらう”了。也就是说，日语的词有内外的方向感，还有上下的地位感。
这是站在我自己的立场上说的，如果站在系主任的立场上，他给我书就是“やる”，他拿到我的书就是“もらう”。再站在学生的立场上，他给我书是“さしあげる”，他拿到我的书是“いただく”。看到这里，你们是不是已经要崩溃了呢……
上面这个例子是说给一本书，这还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实际上，不仅仅是具体的物品，就是言行、动作和状态也同样适用上边的规则，比如，系主任出席开学仪式、我出席开学仪式和学生出席开学仪式的说法就不一样。但这还只是一般情况，敬语里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古代天皇说的语言是尊敬自己的，也就是说他无论讲什么都会把自己放在最高的位置上，全世界也只有天皇一个人能使用这种语法。
现在，你们的脑袋里也已经是一锅粥了吧。
13.6 语言里的民族性
说实话，日语本来就是一门笑着进来、哭着出去的语言，进门很容易，但是越学越难，越学越感到强烈的无力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不过，要是真的学到了一定的程度，其实日语还是很有意思的。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从日语里能清楚地看到日本人共同的一些民族性。
先来看几个日语词语。比如“鳗鱼饭”，日语里的鳗鱼写作“鰻”，而泥鳅写作“田鰻”，意思是田地里的鳗鱼；日语的鲸写成“鯨”，还有一个词“山鯨”，则是指野猪。野猪通常能长到四五百千克，日本山里没有老虎之类的猛兽，野猪就是山里的霸王，被日本人敬为山神，所以日本人把它比作山里的鲸。可以看到，日本人构词时是先从海里的东西入手，先有了鰻和鯨，再对应到陆地上的“田鰻”和“山鯨”。中国人正好相反，是先有了狮子、狗、豹子，后来又对应到海里的生物，出现了海狮、海狗和海豹。从这些词语的构成，就能看出中国人认识世界是从大陆上的生物开始逐渐扩展到了海里；日本人正好相反，从海洋出发延伸到了陆地上，这就是大陆民族和海洋民族认识和探索世界顺序的不同。
另外，日语中还分男性用语和女性用语。同样一句话，男人说出来和女人说出来，无论是用词还是语气都不同，在很多情况下连语法都是不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男性的语言更简单直接，女性则更加周到委婉、更加注重使用敬语。此外，上级对下级的语言也跟男性用语一样是很直接的，而下级对上级的语言就跟女性用语一样毕恭毕敬。这是从汉语中学过去的，也就是“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性质的残留”，日本人继承保存了中国古代的性别观念和等级观念。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男尊女卑的观念基本就消失了，至少语言上已经男女平等了。但是，古代汉语的这些特点，仍然在现代日语里完整地存在着。从这一点上说，日本人比较注重传统。
最后，日语很委婉、优雅。“二战”后日本被联合国军占领，占领军要彻底清除日本的军国主义影响，从教育、文化等方面入手进行了改造。在教育上，美国人想要重编日本的教科书，就先让日本人找了比较有代表性的诗歌和文章，看看能不能编进新的教科书里。日本人找来的一篇诗歌引起了美日双方的争论，这就是日本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岛崎藤村的《千曲川旅情之歌》。这首诗里对景色的描写有这样一句话：緑なすはこべは萌えず、若草も藉（し）くによしなし（意为：大地基本没有绿色，繁缕草还没有发芽，青草也还没有露头，没有地方可以席地而坐）。美国人用他们习惯的直线思维勾画了一下，发现几句话说了半天，其实就是告诉你地上什么都没有；而日本人读起来就觉得很有韵味，感觉到了空白的大地之上，青草将要破土而出、人们很快将会踏歌春游的意境。不过当时毕竟是美国人说了算，所以这首诗还是从未来的教科书里给剔除出去了。
除此之外，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细节表达，实际上也非常委婉。比如写信的时候，开头会写“拝啓”，就是“拜启”，末尾如果是正式的场合，无论多么老的人都会自称“小生”；拒绝人的时候很少直接说“不”，而是会说“请让我考虑一下”；即使是提醒别人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告示牌，也没有“禁止”这样生硬的字眼，而是说“煙草は遠慮してください”，字面意思是“吸烟前请仔细考虑一下”，婉约极了！
在本章的最后，要揭晓本章开头那句日语的意思了：知日是中国国内唯一一家全面介绍日本方方面面的媒体业者，它们的畅销书《知日》月刊目前大热。
《被选择的人生经历》
我今年52岁，在日本生活了26年。要问我怎么看日本人，我的看法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无论我是用日文写作，还是用中文写作，我总是写日本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主要是跟我的一段经历有直接的关系。我刚到日本留学时没有钱，就去鱼店里打工。我特别喜欢日语中的一句话，叫“受け流し”，就是“受流”。这句话特别美丽，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借你的强势来打倒你。比如相扑比赛，最强的人往往是借对方的力量，然后使一个小技巧把对方给绊倒。我当时在那个时代去卖鱼，就是因为我还不能适应这个社会的选择。我于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按理来说是学者的一个非常正规的路径。突然间到日本留学，因为生活所迫，我要去卖鱼，有些人心里可能就会不平衡，我这样的人怎么会去卖这些臭鱼烂虾？
但这样想的话，你就垮掉了。很有意思的是，日本的鱼店会在木板上或铁、铝的板上面铺很多鱼，在天顶上吊下来一个篮子，卖鱼的钱就放在篮子里，钱多了篮子就会下降，我的工作就是看看鱼看看篮子。所以卖鱼的时候感觉蛮刺激的，因为我过去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买卖。我不是去选择职业，而是因为这么个机缘，我被选择了去做卖鱼的生意，慢慢地生意就越做越大，最后做到了远洋渔业。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变成了一个语言的孤岛，我内心里说的还是中文，而我周围99.9%的人都是鱼贩子、渔民、垃圾站的、警察，就是市井当中各色各样的人。我有时候觉得日语就像海洋一样，要吞没我的中文。这就使我和这些人有了“零距离”的接触。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刚到日本的时候日语不像现在这么好，我在听他们说话时往往听不懂，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是我发现他们的嘴形很有特点。在东京，我在筑地市场做鱼生意的时候，每天早上3点多起床，要看行情，我就发现东京人发音时嘴形是很圆的，就像河豚那样。我就会觉得很魔幻，通过语言这种直接的感受可以看到它的形象，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要细致地观察每一个人的表述。
有一个神人，他可以在甲板上站得很稳。在甲板上站得稳有一个条件，脚要像鸭蹼一样，脚趾要分开，而且要把屁股压得非常低，肩膀很宽，这样平衡才能把握得好。这个人一看就是做鱼生意的，他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我们在捕捞近海鱼时，经常抓鲅鱼。我们都带着雷达，雷达是蓝色的底，你就会发现有红色和绿色的东西。红色的就是鱼群出现之处，绿色的就是鱼在移动的地方。这个人就会说一句“哦，来鱼了！”然后马上举行一个仪式：在头上绑一块白毛巾，就开始拿酒往海里洒，还经常发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之后我们就开始捕鱼，一拖网就会有大量的鱼上来。我就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仪式），他说他父亲是一个寺院的僧侣，他从小是听寺院的钟声长大的，他忘不了这种东西，无论他到了什么地方，他总要有一种东西要信的。
随机地就会认识一个人，他就会告诉我很多事情。我还认识日本很有传艺性的一些人，而认识的过程是“ランダム”（random），我没有做任何的计划，完全是随机的。如果说我必须认识个什么人，这就带了超强的目的性。所以，我对日本的了解是很随意的、没有任何目的的。我在《知日》上写有关色彩的连载，主要以这个为主线并尽量还原事实本身，比如在《知日·设计力（特集）》中写的是青葱色，写到了一个人的自杀，这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真事。人的这种事情会给我很多的提醒，这就是我经商对我认识日本的影响。
——毛丹青
（旅日华人作家，《知日》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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