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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皇帝
作者：高阳
内容简介
 本书是高阳笔下脍炙人口的名著，勾辑了爱新觉罗的祖先及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德宗等清朝历代皇帝的相关史实。据高阳的论点，清朝的皇帝，平均要比明朝的皇帝好得多。可惜雍乾两朝的许多史实已不可知，倘或辛勤搜求，细心爬梳，也许有少数皇帝，尚须重新评价。 高阳批览清史，将皇帝、后妃、太监、王臣、百吏等一一道来，兴废得失，尽显清代大历史。结合历代王朝，高阳指出三条法则：一是历史的重心在民生及经济，而经济的重心在交通；二是任何朝代都有中心势力，此势力如为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必开一代之胜运，否则就会出现危机；三是王朝亦如自然人有生老病死，但在生老的过程中，休养生息，作育人材，培养了生机，就会出现中兴之局。 

自 序
从事历史小说写作以来，二十余年心血所积，得书若干，计字又若干，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甚了了。约略而计，出书总在六十部以上；计字则平均日写三千，年得百万，保守估计，至少亦有两千五百万字。所谓"著作等身"，自觉无忝。
上下五千年，史实浩如烟海，所以我的小说题材，永远发掘不尽；更堪自慰的是，世界华人社会，到处都有我的读者。有些读者奖饰之殷，期勉之切，在我只有用"惭感交并"四个字来形容心境。
行年六十有五，或许得力于凡事看得开；更应庆幸于生活在自由自在、不虞匮乏的大环境中，所以心理与生理两方面，可说并未老化；与笔续盟，廿载可期……
一九八六年九月

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
清朝自康熙年间发生夺嫡的纠纷以后，不建储位，成为定制；后来又建立了立贤不立长的制度。因此，每一个皇子都可能是未来的皇帝；也因此，皇帝的种种，须从出生写起。
关于妃嫔召幸，有好些有趣而不经的传说；既属不经，虽然有趣，我亦不便介绍。不过，皇后及有位号的妃嫔，各有固定的住所；皇帝某日宿于某处，或召某妃嫔至某处共度良宵，作为太监最高办事机构的"敬事房"必然"记档"，因而当妃嫔发觉怀孕时，可以查得受孕的日期。
妃嫔一经证实怀了孕，自有太医院的御医定期"请喜脉"，服安胎药；到得将次足月时，内务府就要"传妇差"了。首先是选"奶口"，其次是找稳婆，都由"上三旗包衣"的妻子中选取。
出生以后，由敬事房通知内务府记入"玉牒"。所谓"玉牒"者，即是皇室的家谱。爱新觉罗氏大别为两类：凡是太祖的子孙称"家室"；太祖兄弟的子孙称"觉罗"。腰带分黄、红两种，所以俗称家室为"黄带子"，觉罗为"红带子"。玉牒的封面，亦如其色，家室是黄色封面，觉罗是红色封面，不妨称之为黄簿、红簿。
皇子皇女当然记入黄簿，主要内容是性别、生母名氏、位号、第几胎、出生年月日时，还有收生稳婆的姓氏，以便出纠纷时可以追查。
然后是命名，时间早晚不一，有些出生未几即行夭折，既无名氏，亦未收入玉牒叙排行的，在康熙年间是常有之事。命名之制，至康熙皇长子胤禔出生，始有明文规定，上一字用"胤"，下一字用"示"字旁，由内阁选定偏僻之字，奏请朱笔圈定。需用偏僻字者，因为此皇子将来可能成为皇帝，便于臣民避讳。自康熙朝以后，命名字派如下：
一、雍正：上"胤",下"示"字旁。
二、乾隆：上"弘",下"日"字旁。
三、嘉庆：上"颙",下"玉"字旁。
四、道光：上"绵",下"竖心"旁。
五、咸丰：上"奕",下"言"字旁。
六、同治：上"载",下"三点水"旁。
七、光绪：同上。
八、宣统：上"溥",下"人"字旁。
至道光以后，有一不成文的规定：非帝系命名下一字，不用特定的偏旁。由此可知,庆王奕劻之子载振与同治、光绪为兄弟，但不同祖；溥儒与溥仪为兄弟，且皆为道光的曾孙——我请读者注意皇室的制度，就因为在细节上亦能显示若干情况，自有助于对清朝皇帝的深入了解。
***
皇子一到六岁，开始上学。读书之处名为"上书房"，在乾清门右面。书房很大，除皇子外，近支亲郡王之子，亦在此上学。上书房设"总师傅"一人，特简翰林出身的大学士或尚书充任；"师傅"若干人，亦非翰林不得任此差。入学时，皇子向师傅一揖，师傅立受。
除读汉文以外，皇子尚需学习"清书"，又称"国语"，即是满洲语文。教清书及骑射的都是满员，称为"谙达"或"俺答"，皆为满洲话的音译。满洲人管西席叫"教书匠"，所以对谙达的礼数远不及对师傅。不过教骑射特简一二品满员为"压马大臣"，等于谙达的首脑，主要的职司是负责习骑射时的安全措施。
清朝对皇子教育颇为看重，除特派近支亲贵"稽查上书房"以外，皇帝万几之暇，亦常至上书房巡视，或出题考课,有奖有罚。所以清朝的皇子，一旦接奉大统，都能亲裁奏折。而尽心启迪的师傅，遇到得意门生而为天子，不但一世尊荣，而且会荫及子孙。因为皇帝为报答师门，对授业师傅的子孙，每每特加青眼。
由此可知，在上书房当师傅，必然希望自己的学生是皇位的继承者；甚至为学生设计，取得皇位。如杜受田之于咸丰，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道光末年，杜受田入值上书房，皇子受学者为文宗行四,惇王行五,恭王行六,醇王行七。文宗居长，且为孝全成皇后所出，大位有归，自不待言；但文宗兄弟中，资质以皇六子奕?为最佳，亦最得宣宗钟爱，因而不断在考虑，是否应该改变初衷，传位于奕?。
这种意向渐渐外露，文宗颇以为忧。有一年四月间，宣宗携诸皇子行围——打猎。驾出前夕，杜受田问文宗："四阿哥明天扈从行围，应有所自见？"
文宗答说："是的。所以我最近勤练火器。"火器就是洋枪。
"四阿哥错了！只该立马静观，端枪不动。"
"请问师傅，这有说法吗?"
"自然。"
杜受田秘密教导了一番，文宗心领神会，欣然称谢。及至到了围场，他如师傅之教，只静静看诸弟追奔逐北，将一管枪平放在马鞍上，始终不动。
"你怎么不下手?"宣宗奇怪地问。
"回阿玛的话，时值初夏，百兽蕃育，獐兔怀孕的很多，打死了有伤天和。而且，儿子亦不愿跟弟弟们在这上头争一日之短长。"
宣宗一听这话，认为他有人君之度，立即打消了"易储"的念头，大为夸奖，说他是"仁人之心"，又说他"友爱"。凡此反应，都是杜受田预期一定会发生的效果。
文宗对杜受田的恩礼，亦可谓至矣尽矣。他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即位之初，即有上谕，杜受田赏加太子太保衔；杜父杜翮原任礼部侍郎，年逾八旬，赏头品顶戴、太子太保衔。杜受田三月由左都御史兼署吏部尚书，五月调刑部尚书，七月加二级，咸丰元年五月升协办大学士，管理礼部事务。
于此，我要顺便介绍"入阁拜相"的制度。清朝的内阁，至嘉道以后，形成定制，四大学士两协办，大致满汉各半。由尚书一升协办，即为"入阁拜相"，称谓与大学士相同，名为"中堂"。但协办升大学士容易，而尚书升协办较难，道理很简单：大学士缺多，协办缺少。通常在尚书这个阶段，回翔盘旋，总须十年八年之久，到得调任吏部尚书，方取得升协办大学士的资格。杜受田于道光二十四年由户部侍郎升左都，同年十二月升工部尚书，其间因故"夺俸二年"，不计年资；至咸丰元年五月升协办，实际年资不足五年，且由刑尚晋升，皆非寻常。
咸丰二年四月，杜受田奉命偕恭王的老丈人、福州将军桂良处理江苏、山东水灾以后的河工、漕运等事宜，殁于清江浦，文宗震悼，朱批遗疏云："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懔承大宝，方冀赞让帷幄，谠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遣词用字，别具深情。至于恤典之优隆，远轶常规。以协办照大学士例赐恤，自不足为奇；入祀贤良祠，亦不算例外；赠太师、谥文正，则非同等闲。更有一事，在汉大臣可谓异数，即灵柩准入京城治丧。
杜受田是山东滨州人，其时因洪杨之乱，迎养老父，住在京师，所以杜受田灵柩须移京治丧。过去遇有此种情况，都是在城外找寺院停灵开吊，从无灵柩入京城之例。至于谥文正，上谕谓援嘉庆年间大学士朱珪之例——朱珪亦为帝师，当和珅用事时，仁宗亦颇受威胁，朱珪多方卫护，情事与杜受田相类。但经朱、杜二人创下例子，以后凡为帝师，皆有谥文正的可能。李鸿藻以为同治启蒙，得谥文正，犹有可说；至孙家鼐亦谥文正，则末世名器必滥，不足为贵。
当杜受田病殁时，杜翮年近九旬，犹住京邸，文宗为这位"太老师"设想，亦无微不至。当时杜受田长子杜翰，方任湖北学政；应该由在京的次子杜堮至清江浦迎灵，顾念杜堮须在京侍奉祖父，特命杜翰扶柩回京。对杜堮则赏加礼部尚书衔，以为慰藉；其后更赏食全俸。杜受田的三个孙子，均钦赐举人，准予一体会试。杜翰在道光二十九年以检讨放湖北学政，本是宣宗对杜受田的酬庸；及至丁忧服阕、补官升官的经历，在有清一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首先，以检讨放学政，便是异数。学政为"差使"，三年差满，回京复命，应该仍回本职。杜翰道光二十九年放湖北学政，当咸丰二年七月丁忧，亦正是差满之时。但丁忧守制，照例二十七个月方为"服阕"，而杜翰只守了一年的制，是由于其时匪氛方炽，以"墨绖从军"之例，如曾国藩便依此例"夺情"，奉旨领团练赴湘北剿贼。杜翰于咸丰三年十一月补右春坊右庶子，这是早在杜受田病殁时，恩诏中便许下的诺言。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跃而为正五品詹事府的庶子，不止连升三级，是连升五级。
照正常的升迁程序，就算一帆风顺，毫无顿挫，自检讨至庶子，至少要越过了从六品赞善、正六品中允、从五品洗马道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起码要十年的工夫。
翰林为清贵之职，如果始终为文学侍从之臣，则自庶吉士"留馆"，二甲授职编修，三甲授职检讨，至正二品的内阁学士，内转侍郎，外放巡抚，可决其必将大用。但在翰林院的官职上，除状元特授"修撰"为正六品以外，编检皆为七品,再上面便是从四品的"侍读"、"侍讲"，七品何能一升便到四品?是故编检至相当年资，一定要出翰林院，其出路有三：一是外放知府；二是转"科道"成为言官；三仍是翰林，但必须转至詹事府。
詹事府为东宫官属，清朝自康熙以后，既不立储，詹事府便成赘疣；而所以保存者，即是为了翰林升迁必须有此人事上的渠道之故。
詹事府下设左右春坊，其职属有左右赞善，再上左右中允，再上左右庶子，庶子之上，便是詹事府的"堂官"，称为正詹事、少詹事，简称正詹、少詹。
赞善、中允都是六品，正合编检升任，因此编检出翰林院，而仍任清秘之职，称为"开坊"。当翰林"留馆"、"开坊"是两大关；但开坊以后，升至从五品的詹事府司经局洗马，又是一大关，因为洗马应升的官职为五品左右庶子、通政使参议、光禄寺少卿等，照吏部的则例，竞争者极多，而洗马往往落空，故有"一洗凡马万古空"之号。而翰林一当到庶子，则出路甚宽，熬到这一地步，亦有一句成语形容，名为"九转丹成"。转者，吏部授官"六班"中的"转班"之"转"。翰林开坊，由右转左，升一级再由右转左，如此转来转去，转够了年资，自然脱颖而出，故名为"九转丹成"。
京官一到五品，便具有"京堂"资格。"堂"者"堂官",现在的说法便是"首长"。京中各部院的官员，通归为两类：一类是"堂官"，包括正副首长在内，如各部满汉尚书、左右侍郎共六人，即称为"满汉六堂"；以下郎中、员外、主事等，通称为"司官"，因六部皆分司之故。
"京堂"虽可作"京官中的堂官"解释，但仅限于三品至五品，亦即"六部九卿"的"九卿"，如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通政使、詹事府、国子监等衙门的堂官。至于二品、三品的京官，又特成一个阶级，称为"卿贰"，"卿"是指大理寺正卿等三品京堂，"贰"是侍郎。位至卿贰，即意味着即将进入政治上的领导阶层了。
杜翰只当了一个月的右春坊右庶子，官符如火，又升迁了，而且这一升比由检讨升右庶子更为惊人——一跃而为卿贰，是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同时被派了三个差使：一是"办理巡防事宜"；二是"稽察中书科事务"；三是"文渊阁直阁"。第三个差使，使他成为内阁的实际负责人，因为协办大学士必在部，或在军机，不到内阁；大学士多在家颐养，无事不到内阁；内阁日常事务，多由"直阁"的内阁学士处理。
又不久，正式补为工部侍郎，同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际遇之隆，升迁之速，无与伦比。文宗之报答师恩，真可令人感动。但亦害了杜翰：牵涉在辛酉政变中，差点送掉性命。
辛酉政变的主角，一方面是慈禧、恭王及军机章京曹毓瑛等，一方面是肃顺、端华、载垣等所谓"三凶"及军机大臣。结果"三凶"被逮赐死，军机大臣穆荫、杜翰、焦佑瀛被罪，穆、焦二人充军，杜翰的罪名本与穆、焦相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亦因看在"杜师傅"的分上，"特谕革职，免其发遣"。
***
皇子在学期间，到了十六七岁便可"当差"了，通常是派"御前行走"，学习政事。及至成年封爵，在结婚时自立门户，称为"分府"。
清朝除"三藩"以外，异姓不王，所以凡封王必为皇子、皇孙。其爵四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唯一的例外是"国戚"，大多为蒙古科尔沁旗的博尔济吉特氏。这自然是有怀柔的作用在内的。
所谓"国戚"，是指公主夫家及太后、皇后的父亲及同胞兄弟而言，此外只算"椒房贵戚"而非"国戚"。因此乾隆孝贤皇后的内侄、大学士傅恒之子福康安封贝子，乃成异数。福康安"身被十三异数"，别有缘故，以后谈高宗时会提到，此处不赘。
亲王、郡王又分两种：一种是"世袭罔替"，一人封王，子子孙孙皆王，这就是"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一种是"降封"，父为亲王，子为郡王，孙为贝勒，一代不如一代，直到"奉国将军"为止。
同是皇子，何人该封亲王，何人该封郡王，何人该封贝勒、贝子，大致决定于下列四个条件：
一、出身：所谓出身指其生母而言。世宗动辄谓皇八子胤禩"出身微贱"；同胞手足，何有此语？即因胤禩的生母良妃卫氏，来自"辛者库"。这个名词是满洲话的音译，实即明朝的"洗衣局"，专门收容旗籍重犯的眷属，操持打扫灌园等贱役。因为如此，胤禩在康熙时只封贝子；反而是雍正夺位之初，封此"出身微贱"的弟弟为廉亲王。
按：清朝的宫闱之制，皇后以下，有皇贵妃、贵妃、嫔、贵人，等等；大致生母为妃，而非由宫女逐渐晋升者，生子皆有封王的希望。
出身是主要条件，此外才干、爱憎、年龄是三个附带条件，配合是否得宜，决定封爵的高低。
成年的皇子一旦封爵，即须"分府"。分府先须"赐第"，或则旧府改用，或则新建。王府除了"世袭罔替"者外，一旦降封，必须缴回，由宗人府咨商工部另拨适当官屋，以供迁住；原来的王府，即指拨为新封的亲、郡王府。其规制皆有一定，不得逾越。
除了府第以外，分府时总要置办家具、陈设，需要一大笔款子，因此在分府时，须特赐一笔"钱程"。在康熙时定例是二十三万银子。怡亲王胤祥在康熙朝未领过这笔款，因此，我判断胤祥根本未曾受封，亦就未曾分府——圣祖崩逝时，胤祥方圈禁在宗人府，怡亲王乃雍正所封。
皇子年长学成，为朝廷办事，大致可分为两种性质、四大类别。会典规定，可派皇子充任的职差为一种性质，非定制而出于特命为又一种性质。前者除少数特例外，一般而言，无足重轻；后者则可看出皇帝的意向，并大致可以测定其前途。
四大类别是：
一、恭代祭祀：中国的传统讲究礼治，一年到头，祀典不断。祀典分大祀、中祀、小祀。自明世宗更定后，相沿勿替，只有小幅度的修正。大祀应该皇帝亲祀，但以种种缘故，不克躬行，照会典规定，可特命亲郡王恭代。此是例行故事，无甚意义可言。但冬至南郊祭天，自雍正以后，格外重视，奉派恭代的皇子，被视为大命有归的暗示。
二、临时差遣：遇到某种情况，必须表示重视其事；或形式上应由皇帝亲裁时，临时差遣皇子办理。如赐祭大臣，常派皇子带领侍卫前往奠酒，即为一例。派出皇子的身份，常视被赐祭的对象而定，如杜受田灵柩到京，特派恭亲王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酒，足以显示对杜受田的恩礼特隆。
三、分担政务：康熙以前，原则上不使亲贵干政；皇八子胤禩曾一度奉派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则以胤禩特具事务长才，而内务府大臣只是管皇室的"家务"，与参国家机要者不同。
雍正得位，信任怡亲王胤祥、庄亲王胤禄，则以兄弟阋墙，非在骨肉中结党不足以残骨肉。及至乾隆即位，起初正如雍正之作风，但深知重用亲贵，一则有尾大不掉之危，再则有徇庇纵容之害，所以约束王子，不使与闻政事。嘉道亦大致如此；及至咸丰即位，因洪杨势炽，且恭王确有才具，一度使之掌军机，由此成例。而亲贵执政，弊多于利，已成定论，清朝之亡，未始不由此。
四、寄以专阃：清初亲贵从征，立功大小决定爵位高低，亲属关系的远近只于领兵多少有关系；兵多将众而不能克敌致果，只会受罚，不会被奖。因此，派出大将军寄以专阃，就理论而言是予以一个立功的机会，亦可说是一种考验。既能通过考验，又立了功劳，则选此人继承皇位，为理所当然之事。康熙在夺嫡纠纷以后，绝对禁止皇子结党争立，而晚年任皇十四子为大将军，用意在此。
***
谈到皇子成为皇帝，不能不先谈"大行皇帝"。皇帝驾崩，在未有尊谥、庙号以前，为别于"今上"，概称"大行皇帝"；皇太后、皇后亦然。中国的皇帝，暴崩的很多，或者由"不豫"至"大渐"，亦即起病至临危，往往只有两三天的工夫。夷考其故，皇帝玉食万方，营养过剩，加以起居及医药上的照料，至少是十分周到，所以诸如肺结核等慢性病极少发生，而高血压、心脏病则为恒见，这两种病，夺命皆速。所谓"暴崩"，不是脑充血，便是心肌梗塞；清朝有好几个皇帝即死于这两种病。
世宗可能顾虑到这种情况，仓促之间，口噤不能言，无由下达"末命"，岂非又起骨肉萧墙之祸？因此发明了一个皇位继承问题的特殊处理办法：亲自书写继承人之名，藏于乾清宫最高之处，即世祖御书"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另有一小银盒，内中亦书同样的朱谕，出巡时由贴身太监随身携带，以备变出不测时，仍能确知大位谁属。
一般而言，至大渐时，召继位皇子及顾命大臣至御榻前，口宣末命；驾崩后，继位的皇子既未登基，更无年号，而且天下臣民还不知道宫中"出大事"，但根据"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法则，既有遗命，不必柩前即位，即已自动成为嗣皇帝。顾命大臣、其他皇子以及宫眷、太监等，行大礼、改称呼，作为事实上承认皇帝的表示。
嗣皇帝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处理大行皇帝的遗体。清朝皇帝经常"住园"，夏天则至热河"避暑山庄"避暑；即便在宫内，自雍正以后亦住养心殿，不住乾清宫。主要的原因是，以满洲"祭于寝"的习俗，皇后所住的坤宁宫，经过改建，地下埋了两口大铁锅，每天后半夜煮两头猪祭神，中宫变成"沙锅居"，何能再住？
所以除大婚合卺之夕，一住坤宁宫东暖阁，以应故事之外，皇后从不住坤宁宫；这样一来，皇帝亦就不住乾清宫了。
但乾清宫毕竟是皇帝的正寝，所以不管康熙崩于畅春园，雍正崩于圆明园，乾隆崩于养性殿，嘉庆、咸丰崩于避暑山庄，道光、同治崩于养心殿，光绪崩于瀛台，皆奉遗体于乾清宫，在此大殓或行正式祭礼。
第二件要做的事，是遵奉遗命尊嫡母及生母为皇太后，再以奉太后懿旨的名义，以嫡福晋亦即所谓"元妃"为皇后。在此期间，处分重大事件，对外辄用"奉遗命"的字样，有关宫闱则用"奉懿旨"的字样。
接下来是颁遗诏又称"哀诏"；然后钦天监择日在太和殿行即位礼，礼毕颁"恩诏"，布告天下，新皇帝已经正式产生。
称为"恩诏"者，因为嗣君即位，与民更始，大赦天下，"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所谓"常赦不原"即"十恶不赦"。此外耆龄百姓及孤苦无依者，赐帛赐米，亦有规定，总之加恩中外，所以称为"恩诏"。
***
恩诏中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必须说明，即是定年号。新君的年号，照例由明年起算，而且非正式即位以后，不能颁年号。文宗崩于热河，穆宗未奉梓宫回京行即位礼，即有用新年号的"祺祥通宝"的"样钱"出现，为此，李莼客颇致讥评，殊不知此为别有经济上的理由之从权措施。以后会谈到，此处不赘。
年号起于汉武帝，但历代帝皇似乎全未考虑到历史记载的方便，动辄改元，甚至一年之中，一改再改。直到明朝，始划一为一帝一年号而仍有例外：一是英宗，年号先为"正统"，复辟后改为"天顺"；二是光宗，万历四十八年秋即位，一月即崩，熹宗接位定明年年号为"天启"，如是，则光宗竟无年号，因定即位之日起至年底为止为"泰昌元年"。一年三帝两年号，在正统的王朝为一罕见的现象。但清朝的年号，自入关开始，一帝一号，始终正常。
年号关乎"正朔"，等于御名的别称，自应较常人命名格外慎重，或出亲裁，或由军机大臣及南书房翰林拟呈圈定，皆几经斟酌，绝不会不通不妥，闹出宋太祖用伪号"乾德"的笑话。其原则大致如下：
一、避免使用前朝末代年号的字眼，如"崇"与"祯"。
二、声音响亮，绝无拗口之弊。
三、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深入浅出，令天下臣民共晓的涵义。
自顺治以后，年号的涵义如下：
1?顺治——入关之初，天下未定，愿将顺民意，以求大治。此一年号显然有抚慰的用意在内。
2?康熙——天下既定，与民休息，希望安居乐业。
3?雍正——雍为雍亲王，正为正位。特选此两字，正见得其得位不正；世宗喜自作聪明，类此弄巧成拙之事甚多。
4?乾隆——乾卦在五伦中象征为男、父、君，用于年号自是指君。乾隆者"乾运兴隆"，可见高宗得位的基础是很薄弱的。此年号配合其他各种迹象，透露了许多秘密。
5?嘉庆——此年号为高宗内禅时所定，嘉是对嗣皇帝的嘉许、嘉勉，庆者高宗自祝。
6?道光——光大道统之意。清朝诸帝年号，道光的涵义比较空泛。
7?咸丰——道光年间，积极整顿盐务、漕运、河道，但鸦片战争的结果，显示财用不足，国势中衰；文宗即位，以求富足为第一要义，因称咸丰。
8?同治——穆宗年号本定"祺祥"，辛酉政变，"三凶"被逮，两宫垂帘，恭王执政，同治的涵义非常明显：太后临朝听政，并不专断，愿与亲贵大臣共同治国。
9?光绪——绪有二义，一为统绪，二为次绪。张衡《东京赋》："故宗绪中圮。"注曰："绪，统也。"所以年号用此绪字，既以表示德宗为外藩迎立，亦以表示兄终弟及的先后次序，于德宗的身份异常贴切。同光之际，词臣最盛，故能选用此精当深刻的字眼。光自是光大之意。
10?宣统——迎立溥仪的懿旨，明白宣告，溥仪入继为穆宗之子，兼祧德宗。此是根据慈禧的意旨，明白宣告统绪，用意亦在防止醇王一系，或者会引明世宗的故事，以皇帝"本生父"的身份，在宗法上引起争议。
***
在年号之外，御名应如何避讳，亦是在即位之初即须明白规定的一件大事，否则民间无所遵循，会发生触犯"大不敬"严重罪名的可能。
清太祖名努尔哈赤，太宗名皇太极，世祖名福临，都是满洲语的译音，既未以汉文命名，自不发生避讳的问题。又自文宗开始，上一字不必避讳；而至德宗以后，对避讳亦不视为严重的问题，所以此处所说重点，在康、雍、乾、嘉、道、咸、同七朝皇帝御名避讳的规定。
圣祖名玄烨。上一字改用元字；但如天地玄黄之玄、昭烈帝刘备字玄德之玄，都不能改用元字，则在书写时缺末笔作。其他字中有玄者，如弦等，亦准此书写。唯一的例外是畜生之畜，不必缺笔，否则反成大不敬了。下一字烨，以煜字代替。
世宗名胤禛。胤改用允，他的兄弟均因此而改名，只有怡亲王，特旨仍用原名胤祥。至于《胤祚》《胤征》(《尚书》篇名)等，则用原字。下一字禛，以祯字代替。而胤祯原是他的同母弟皇十四子的原名，雍正既夺其位，复攘其名。这是中国历史上骨肉伦常之变的惨剧中最复杂的一重公案，正文中会细叙，此处不赘。
高宗名弘曆（曆、歷的对应简体为历——编注）。上一字弘改为宏，不过他的兄弟不必改名。此外如必须书原字为弘者，缺末笔。下一字曆，日改为止，作歷。历本改称时宪书。
仁宗名颙琰。上一字之半，禺改为禹；下一字琰改为瑗。
宣宗名绵宁。仁宗遗诏改名旻宁。旻字冷僻罕用，如必须用到时，日下之文缺一点，作·。
文宗名奕。上一字不必避讳，永以为例；下一字缺末笔作，凡字中有宁者均准此书写。
穆宗名载淳。淳中之子改为曰，作湻。
至于德宗名载湉,下一字已成死字，毫无用处，故不避自避。溥仪之仪为常用字，但民间不避；当时清室衰微，犯讳亦无所谓;唯少数忠于清室的遗老，书仪字仍有缺笔。
避讳是件很讨厌的事，倘或犯讳，重则有杀身之祸，轻亦不免影响前程，譬如乡会试写作俱佳，而一字犯讳，蓝榜贴出，这一科就算完了。
但对后世史学研究者，特别是在考据方面，避讳的规定常是极好的线索，甚至是有力的证据。尤其是作为反证，例如鉴定书画版本的真伪，样样看来都真，唯独应避讳而未避，即可决其为伪。
再举个具体的例子，《红楼梦》中很重要的一个本子，"己卯本"，我的朋友赵冈兄确定它出于怡亲王府，证据是抄本中遇"晓"字皆缺末笔，而其时——乾隆二十四年，怡亲王为胤祥的幼子弘晓，为避家讳，晓字缺笔，其说明确，毫无疑义。
清朝诸帝，对避讳最注重的是世宗。避字讳以外，又避音讳，如禛字应念为"正"，即平声念作去声。皇十四子本名胤祯，极可能由于与御名胤禛字异而声同，以音讳为名，勒令改为胤，然后攘"祯"为己有。唐人特重避讳，但亦没有如许花样；西谚"人是政治的动物"，这句话用在清世宗身上，百分之百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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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要谈清朝皇帝的日常生活，分为公私两部分，先谈公的部分。
这部分的生活，最重要的莫过于处理国政，主要的两项工作是：批阅章奏与召见臣工。
明朝的章奏，统于通政使；清朝则以内奏事处为章奏出纳之地。除紧要奏折随到随递外，一般性的奏章，每日在宫门下钥，约莫下午五点钟，以黄匣贮送御前，在灯下批阅。看过，以指甲在奏折上划出不同的刻痕，由随侍太监依照刻痕，用朱笔代批。不同的刻痕所代表的意义是：
一、"知道了"。用于备案性质的奏章。
二、"议奏"。性质较为复杂，须由主管部院筹议办法请旨定夺。
三、"该部知道"。所谓"该部"指主管部院，譬如某省学政奏报到差日期，则批"该部知道"，自是指礼部而言。
以上三种是例行的处理办法；倘为重要而须请旨办理的事项，在乾隆以前，大致为亲裁指授，洋洋千言的批文不足为奇；嘉庆以后，则交军机处先作研究。凡前一日夜间所过目的奏折，次日五鼓时分，由内奏事处在乾清宫前发交各部院司官及各省提塘官，军机处亦由值班章京去"接早事"，俟军机大臣黎明到达，立即呈上阅看，交换意见，大致决定了处理原则，总在辰时(上午八点)以前，便要"见面"了。
所谓"见面"便是晋见皇帝，地点总在养心殿东暖阁。皇帝一天召见的臣工，多寡不一，但第一批必是军机大臣，逐案请旨，决定后立刻由军机大臣转告"达拉密"(军机章京领班)，写上谕呈御前，裁可封发，称为"寄信上谕"，简称"廷寄"。特别重要或机密者，由军机大臣亲自执笔。此为由"承旨"而"述旨"。军国大事，大致即在上午八时至十时这段时间内，君臣相商而定夺。
军机退下后，方召见其他臣工。其顺序为：
一、特旨召见人员，包括亲贵、各部院大臣、督抚等。
二、外放封疆大吏"请训"及辞行，称为"陛辞"。
三、道员、知府单独"引见"。
四、州县官集体"引见"。
这一顺序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内务府大臣常在最后召见，因为所谈之事，涉于琐碎，费时较多，不如在该召见的人都召见过了，看辰光可以从容垂询。
此外，亦有大臣请求召见，当面有所陈述。事先请求召见，名为"递牌子"，等候通知晋见。遇紧急事故，则不限时间，随时可以提出要求，名为"请起"——君臣相见，称为"一起"，所以传召晋见，名为"叫起"；集体"引见"，名为"大起"。
所谓"引见"，所谓"牌子"，都有说法。凡召见必有引导之人，称为"带班"；引导者的身份，视被召见者的身份而定，譬如亲贵、督抚进见，由领侍卫内大臣或御前大臣带班；道员以下召见，则由吏部堂官带班；新进士引见则由礼部堂官带班。唯一的例外是，每天军机例见，不必带班；事实上军机大臣的首席即为带班者，故称"领班军机大臣"。
"牌子"的正式名称叫做"绿头签"，长约四五寸，宽约寸许，上绿下白，写明被引见者的姓名、职务，以及籍贯、出身等，以备皇帝参考。
我以前曾说过，凡是一个正统皇朝，必能警惕于前朝的覆亡之由，有所改进，改得愈彻底、愈完善，则享国愈长。清惩明失，共有三件大事：勤政，裁抑外戚及宦官，皇子教育。这三件大事，裁抑外戚及宦官，不算彻底；皇子教育直至雍正以后始重视；唯有勤政一事，始终如一，自元旦至除夕，皇帝无一日不与大臣相见，视明朝嘉靖、万历数十年不朝，阁臣身处纶扉，竟有终其任不识天颜者，两相比较，贤愚自见。
清朝的衙门有"封印"之制，自腊月下旬至次年正月中旬，为时约一月；但宫中的新年假期，约只十日。定制，凡年内须了结的案件，截至十二月廿五日止，必须奏请裁决；所以这一天须皇帝批示的奏章常达两三百件之多。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经手贿买乡试关节，刑部批罪充军，而德宗批示斩监候，一反拟罪较重，俟朱笔轻减，以示恩出自上的惯例，一时刑名老吏亦为之错愕不解；我曾为文考证其事，原因之一，即在此案结于十二月廿五日，待批奏折过多，影响情绪，故而有此近乎迁怒的处置。
事实上，所谓宫中约有十日假期，是指停止处理寻常国事而言，遇有军国大计，必须立取进止；尤其是有军事行动时，仍旧不论时间，随到随办。如乾隆十四年正月征金川时，元旦即有一谕：
元旦天气晴朗，旭日融和，群情欣豫，定卜今岁如愿。经略大学士傅恒已抵军营；除夕申刻接奏折，唯时朕已封笔，此皇祖、皇考成宪，经岁唯此片刻之间。所奏拣员办理粮运，即自行酌定，朔于夜分封笔后，亦未尝稍闲也。
初二复有三道上谕，指授用兵方略；最后一道指出以前张广泗、讷亲错在何处，再次申明约束，即至四月间如尚未奏功，即应班师，令岳钟琪坐镇云云，都是经过深入研究所作的慎重决定。是则所谓"勤政"，亦非徒具形式，确确实实连岁时令节都在操劳的。
此外祭祀、巡幸、较武、衡文，等等，偷一次懒，就可能发生不良的影响。身为天子，如果要想做好，实在辛苦。因此，只有在私生活上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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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闱事秘，皇帝的私生活，外间了解者不多，因此，有种种离奇的传说。但可断言者，清朝如穆宗不免荒嬉外，其他皇帝绝无如前朝任性而行、近于荒淫的恶德，即如穆宗的荒嬉，亦不过微行一事，较之明熹宗毫无心肝、根本连皇帝的责任是什么都不知道，还算高明多多。
皇帝的生活，照衣食住行的区分，我介绍溥仪自述的情况；这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当然，他的衣食住行跟他的祖先已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了。
为皇帝管理衣着的太监，名为"四执事"，四者：冠、袍、带、履。贮放上用冠袍带履，名为"四执事库"，实即乾清宫东廊的端凝殿，取"端冕凝旒"之义。
据溥仪说，他"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又引用一份资料，统计出某年十月份中，做了皮袄十一件、皮袍褂六件、皮紧身二件、棉衣裤和紧身三十件。照此看来，棉衣裤和紧身，每天都可以穿新。又说："单单一项平常穿的袍褂，一年要照单子更换二十八种，从正月十九青白嵌皮袍褂，换到十一月初一的貂皮褂。"
按：二十八种袍褂，载明会典，固然不错，但亦并非一成不变、到时候非换不可。溥仪为冲人，身不由己；内务府及内监，唯有靡费，始能中饱，故有如此大量制备衣服的情形。在此以前，殊不尽然，宣宗尤为节俭。
上用的衣料，不必外求，在洪杨以前，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衙门负责制办上用四季衣料；其他如皮统子则由边疆西北各省进贡。所需购自市上者，不过"贴边、兜布、子母扣和线这些小零碎"。但据溥仪记载，光是制作前述的皮棉衣服，这些"小零碎"就开支了银元两千一百余。
在穿的方面，我必须指出一个错误的流行观念：如电视连续剧上所表现的，皇帝一出场必是龙袍在身，或者明黄袍褂，事实上大谬不然。除了仪典所定，必须照制或服御以外，皇帝便殿燕居，乃至接见大臣，亦着便服；不过那时的便服，即是现在的中式礼服，包括长袍与现在称为马褂的"卧龙袋"，以及瓜皮帽等。
关于食，溥仪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
关于皇帝吃饭，另有一套术语，是绝对不准别人说错的。饭不叫饭，而叫"膳"，吃饭叫"进膳"，开饭叫"传膳"，厨房叫"御膳房"。到了吃饭时间——并无固定时间，完全由皇帝自己决定（按：由于溥仪住在养心殿，无人管束，故可任意而为。在溥仪以前，宫中传膳的时间，我在前面已经谈过；宫中规矩甚严，不容随便破坏。溥仪的情形是特例，非常规。）——我吩咐一声"传膳"，跟前的御前小太监，便照样向守在养心殿的明殿上的殿上太监说一声："传膳!"殿上太监又把这话传给鹄立在养心门外的太监，他再传给候在西长街的御膳房太监……这样一直传进了御膳房里面。（按：乾清门内，东西各一门，东曰"日精"，西曰"月华"。月华门内，北起漱芳斋，经过储秀宫、翊坤宫、永寿宫、养心殿之东而达内右门，名为"西一长街"。溥仪所说的"西长街"即指此。一进内右门，西首即是御膳房，位置与养心殿遥遥相对。御膳房南面墙外，便是军机处。）不等回声消失，一个犹如运嫁妆的行列，已经走出了御膳房。这是由几十名穿戴整齐的太监组成的队伍，抬着大小七张膳桌，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进到明殿里，由套上白袖头的小太监接过，在东暖阁摆好。平日菜肴两桌，冬天另设一桌火锅，此外有各种点心、米膳、粥品三桌，咸菜一小桌。盒具是绘着龙纹和写着"万寿无疆"字样的明黄色瓷器；冬天则是银器，下托以盛有热水的瓷罐。
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并且为了同样的原因，菜送来之前，都要经过一个太监尝过，叫做"尝膳"。在这些东西摆好之后，我入座之前，一个小太监叫了一声"打碗盖"，其余四五个小太监便动手把每个菜上的银盖取下，放到一个大盒子里拿去。于是我就开始"用膳"了。
所谓"食前方丈"，所谓"玉食万方"，在一般人想象中，天厨珍供，纵非民间传说的龙肝凤髓，亦必是在材料上水陆杂陈，无所不有；在烹调上，煎炒烹煮，花式繁多。事实上大谬不然。
先说材料，平淡无奇，以猪肉、羊肉、鸡、鸭为主，海味极少，鲜鱼罕用；素菜配料，亦不过口蘑、白菜、菠菜、山药、茨菰、萝卜、豆腐、豆芽之类。不但比不上河工、盐商的饮食，就一般富家，亦比上方玉食来得讲究。
谈到烹调方法，更是简陋粗糙，大部分都是预先炖好，盛于黄砂碗中，移置铁板之上，下燃炽炭，碗上再盖铁板，复燃炽炭，因此黄砂碗中始终保持沸滚的状态。一声"传膳"，膳夫们迅速移去铁板，将黄砂碗中的菜，倾覆于御用瓷器中，扣上银盖，即可进奉。
这种菜好吃吗？当然不好吃；究其实际，根本不吃。那么吃什么呢？溥仪说：
我每餐实际吃的是太后送的菜肴，太后死后由四位太妃接着送，因为太后或太妃们都有各自的膳房，而且用的都是高级厨师，做的菜肴，美味可口，每餐总有二十来样。这是放在我面前的菜，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
自康熙时代开始，便盛行小厨房制度，至慈禧听政以后，变本加厉，御膳房已如赘疣，但从无人敢言废除。内务府相传的心法是：无例不可兴，有例不可灭。何况御膳房是应有的制度，更何况御膳房是内务府一大利薮。
谈到住，帝后妃嫔，各有所主。照理论上说，皇帝住乾清宫，皇后住坤宁宫，太后住养心殿之西的慈宁宫，太上皇则住"东六宫"之东的宁寿宫，妃嫔则住坤宁宫左右的"东西六宫"，即所谓"掖庭"。但实际情形未必如此。
先说帝后。坤宁宫之所以不能住人，已如前述；乾清宫自世宗以后，除了穆宗因为负气，曾在此独宿以外，其他诸帝只有崩没，遗体才移此"正寝"，生前多不宿此。那么住在哪里呢？住在养心殿。
养心殿在乾清宫右前方，自雍正初年开始，成为皇帝的寝宫及治事之处；嘉庆七年曾重加修葺。养心殿除东西暖阁，后面还有两进房子，有名的"三希堂"即与西暖阁相连，此外有随安室、无倦斋、梅坞、能见室、攸芋斋等轩馆，皇后即住随安室，与东面皇帝的寝宫相对。
东西六宫，妃嫔所居，此为喜读宫闱故事者所艳称之处。大致东六宫保留着明朝的遗制，变化不大；西六宫则颇有更张。先谈东六宫。
东六宫分成两排，每排三座：第一排由南往北为景仁宫、承乾宫、钟粹宫，此三宫之东，由南往北为延禧宫、永和宫、景阳宫。其中最有名的是永和宫，明末为田贵妃所住，吴梅村的《永和宫词》，哀感顽艳之中，不尽兴亡之感。而无独有偶的是，清朝最后的皇后隆裕，亦住永和宫。隆裕崩后，端康太妃入居永和宫，端康即光绪瑾妃。
在隆裕以前，穆宗嫡母慈安太后住钟粹宫，此为称"东太后"的由来。
西六宫的规制，本与东六宫相同，但从明朝开始即一再改作，第一排本为永寿宫、翊坤宫、储秀宫，第二排本为启祥宫、长春宫、咸福宫。永寿、咸福两宫如旧，翊坤与储秀，启祥与长春则双双合并，名称亦有更改。
翊坤宫为慈禧太后封妃时所住，穆宗即诞生于此。与储秀宫合并时，拆除储秀门，就原址改建为体和殿；殿后储秀宫，后为宣统皇后秋鸿所住。两宫东西前后，皆有厢房，其中翊坤宫东面后厢房名为平康室，不知哪位皇帝所题，竟不讳"平康"二字，亦是怪事。
第二排启祥宫与长春宫合并后，启祥宫改称太极殿；又拆除长春门，改建体元殿。启祥宫本名未央宫，明世宗本生父兴献王诞生于此，因而更名为启祥宫，清末为穆宗瑜妃所住。
长春宫为慈禧回銮以后所住，后来宣统的妃子文绣居此。长春宫的特色为走廊四周画了"《红楼梦》图"，西厢名承禧殿，设有至圣先师神位，为文绣读书之处。
文绣写有一篇短文，名为《京苑鹿》，说"野畜不畜于家"，苑鹿失去自由，"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结论是："庄子云：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论其死为骨为贵也。"到了民国二十年，溥仪还在天津时，文绣提出离婚的要求，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结果如愿以偿。而她有个哥哥，在天津《商报》上发表一封给文绣的公开信，说："漫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又说："纵中宫待汝稍严，不肯假以辞色，然抱衾与裯，自是小星本分。"此等妙文亦曾传诵一时。
长春宫后面的重华宫，自乾隆开始，亦为皇帝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所在。雍正在位时，皇子并未分府，高宗封宝亲王，婚后住重华宫；高宗即位后，重华宫即成"潜邸"，大加装修。内有崇敬殿，殿额题作"乐善堂"；高宗为皇子时所印的诗集，即名《乐善堂集》。重华宫的故事，可记者有二，《国朝宫史》：
每岁十二月初一日，懋勤殿首领太监陈龙笺、大笔、墨海于重华宫祗候。以"赐福苍生"笔，书福字十余幅，悬贴各宫。自是将军督抚奏函至，并御书缄赐之。十五、六等日召御前大臣、侍卫至重华宫；二十六、七日召诸王大臣、内廷翰林等至乾清宫赐福字。
按：召近臣面赐福字时，有一仪节:皇帝面南，立书福字；受赐者北面而跪，当御笔初下时，即开始磕头。等写完，两太监移福字自受赐者身上移过，置于地上候墨干，名为"一身是福"。
又《啸亭杂录》：
乾隆中，于元旦后三日，钦点王大臣之能诗者，曲宴于重华宫，演剧赐茶，仿柏梁制，皆命联句，以纪其盛。复当席御制工章，命诸臣和之。后遂以为常礼。
重华宫的戏台在东面，台前五楹敞厅，名为漱芳斋。辛酉政变后，两宫垂帘，以漱芳斋为"公所"，退朝后在此治事进膳；每月朔望有戏。当时两宫和谐，外倚恭王，内抚幼帝，虽是孤儿寡妇，却是一片兴旺气象。所谓"同光中兴"，实在也就只是两宫在漱芳斋的那几年而已。
此外，东六宫之东为宁寿宫，本为太后所住，乾隆三十七年重修，备为归政后颐养之所；乾隆六十年永定为太上皇燕憩之地。慈禧晚年亦住宁寿宫，主要的原因是：宁寿宫有一座三层的大戏台，名为"畅音阁"，便于慈禧"传戏"。
与宁寿宫相对的是西六宫之西的慈宁宫、慈宁宫之西的寿康宫、寿康宫之后的寿安宫。《国朝宫史》：
皇帝尊圣祖母为太皇太后，尊圣母为皇太后，居慈宁、寿康、宁寿等宫，奉太妃、太嫔等位随居。
寿康、寿安等宫，为先朝妃嫔，及有"常在"、"答应"等称号的宫眷所住。在宫中，这些人属于被遗忘的一群，所以称寿康、寿安为冷宫，亦与事实相去不远。
谈到行，皇帝出警入跸，都是坐轿子，从六十四人所抬的"玉辂"，到宫中两名太监手抬的软轿，种类极多。皇帝出宫的机会毕竟不多，无须细叙；在宫中"行"的情形，颇可一谈。如溥仪所记，即为历来相沿的规制；皇帝不论行至何处，都有数十人前呼后拥：
最前面是一名敬事房的太监，他起的作用，犹如汽车喇叭，嘴里不时发出"吃——吃——"的响声，警告人们早早回避。在他后面二三十步远是两名总管太监，靠路两侧，鸭行鹅步地行进；再后十步左右，即行列的中心(我或太后)。如果是坐轿，两边各有一名御前小太监扶着轿杆随行，以便随时照料呼应；如果是步行，就由他们搀扶而行。在这后面，还有一名太监举着一把大罗伞，伞后几步，是一大群拿着各样物件和徒手的太监：有捧马扎以便随时休息的，有捧衣服以便随时换用的，有拿着雨伞旱伞的。
在这些御前太监后面，是御茶房太监，捧着装着各样点心茶食的若干食盒。当然还有热水壶、茶具，等等，更后面是御药房的太监，挑着担子，内装各类常备小药和急救药，不可少的是灯心水、菊花水、芦根水、竹叶水、竹茹水，夏天必有藿香正气丸、六合定中丸、金衣祛暑丹、万应锭、痧药、辟瘟散，不分四季都要有消食的三仙饮，等等。
在最后面，是带大小便器的太监。如果没坐轿，轿子就在最后面跟随。轿子按季节有暖轿、凉轿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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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饮食起居、公私生活，离不开太监。清朝的太监，虽不如明朝的宦官那样能够左右朝政，但无形中发生的影响也不小。所以在"皇帝的种种"之中，不能不稍稍多费篇幅，谈一谈此辈。
清朝太监势力的消长，可以分做顺治、康熙、乾隆以后及同光等四个阶段。顺治入关，接收大内，宫中犹是明朝四司六局的编制；顺治十年设"内十三衙门"，悉本明制，此是宦官制度的复活，为之主持者，是一个名叫吴良辅的太监。
这时从龙入关的上三旗包衣，本是天子家臣，照道理说，宫中的管家应该是他们，而非太监；太监既然得势，势必与上三旗包衣发生权利冲突，因此，双方斗得很厉害。顺治十五年，吴良辅以"交通内外官员，作弊纳贿"被逮问，但以世祖的宠信，吴良辅竟得无事；十八年正月初二，世祖且亲莅法源寺，观吴良辅祝发，归后即不豫，以天花崩于正月初七。吴良辅之祝发为僧，是因罪遁入空门以求免，还是代帝出家，今已无考。
世祖一崩，上三旗包衣全力反攻，尤以正白旗为最出力。所谓上三旗指正黄、镶黄、正白。两黄旗本为太宗所领，奴以主贵，自当别于下五旗；正白旗旗主本为多尔衮，死后无子，正白旗包衣被收，遂成上三旗，但与两黄旗亦有区分。正白旗包衣在名义上是为太后服役，所以选奶口以及织造等差，都出自正白旗。上三旗之向太监夺权，即由正白旗直接诉请孝庄太后主持，复得亲贵支持，乃能大获全胜；其方式是用遗诏罪己的口气，大加改革，裁撤"内十三衙门"即为其中之一。
顺治遗诏，为清朝开国最重要的文献；清祚能久，此诏关系重大。相传系大学士王熙承孝庄太后之命所改写，与跪受世祖之末命，大不相同；其中有一款云：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任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顺治十八年二月十五，圣祖即位后一月，上谕正式革去"内十三衙门"，提到吴良辅处斩；又提到一"满洲佟义"，与吴良辅朋比为奸。此佟义不详何许人，但既能深入宫禁，必为勋臣。按：佟氏为汉人而与爱新觉罗早结姻娅，圣祖生母即出佟家。当时佟姓族人，居高官不知凡几，故有"佟半朝"之称。
在康熙朝，太监虽不如顺治时得势，但仍多皇帝的亲信，口衔天宪，一语之出入甚大。康熙最信任的太监名梁九功，雍正即位后，不知缘何畏罪，自绝于煤山。如京剧《连环套》以及《红楼梦》中的描写，都还可以看出康熙、雍正两朝，太监在宫中跋扈者颇有其人；直至乾隆朝，方大加裁抑。
高宗极恨太监，我猜想这是因为他"出身微贱"，从小养于宫中时，常受太监轻侮所致。高宗裁抑太监的方法颇为巧妙：他将太监改成姓秦、姓赵、姓高三姓，合之则为"秦赵高"三字，以为警惕。又内奏事处的太监，一律改姓王，因为王是最大的一姓，若有人到内奏事处去打听机密，问到"王公公"，不知是哪个王太监，只好废然而返。
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一年高宗巡幸热河时，有一太监横行不法，为县令高层云所痛责。一时皆为高层云危，而高宗不但不罪，反而嘉许。此尤可见高宗对于太监的痛恨。
嘉道两朝，一承乾隆家法，太监无敢为非。至咸丰末年，溺于声色，太监得以夤缘为利。及至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安德海因密传书信之功，渐次跋扈不法，后为丁宝桢诛于济南，此为清末宫闱一大公案。自此约有十年清静，至李莲英得宠用事，见微知著，清祚将终，已可看出消息。
太监在明朝，最多时有数万名之多。康熙晚年曾与大臣谈早年的见闻，据说明朝太监人数太多，每日送饭，不能遍给，被派遣在冷僻之处的太监，倘或因病不能起床，即有活活饿死的可能。清朝的太监虽有编制上的限制，但最多时仍有三千名左右。
这三千名太监，大部分来自京东及河北南部；明朝的太监有福建人，清朝则绝无仅有。太监亦有品级，最高的是三品，至李莲英，由慈禧特旨赏戴二品顶戴，是唯一的戴红顶子的太监。
太监的首脑称为"都领侍"、"领侍"，但一般都用"总管"、"首领"来区分；总管又有大总管、二总管的说法。大致太后、皇帝、皇后宫中的太监首脑为总管，妃宫就只有首领了。自总管至太监，称其所侍候的后妃为"主子"，管皇帝叫"万岁爷"，先帝则在"爷"字前加年号，如世祖则为"顺治爷"，圣祖则为"康熙爷"。至于称慈禧太后为"老佛爷"，那是特例。
大内共分九个区域，如乾清宫、养心殿、宁寿宫等，每一个区下，有多寡不同的处，如乾清宫的"内奏事处"等，总计四十八处。每区设总管一员，被辖于"都领侍"之下，称为"九堂总管"，为太监部门的最高权力组织，有何大事，由"都领侍"召集九堂总管会议决定。九堂总管的品级，自三品至五品不等。
四十八处设四十八个首领太监，品级自四品至九品不等。当然，最多的是"未入流"的太监，分派在各处服役。最低级、也是最苦的是打扫处的太监，犯了过失的太监，常派到此处来服劳役，作为惩罚。
太监的苦乐不同，劳役不均，贫富不等，其距离恐怕超过任何阶层、任何行业。在表面上看，太监的待遇相差不大，最高的是月给银八两、米八斤、制钱一千三百文；最低的是月给银二两、米一斤半、制钱六百文。但是富庶的太监，其阔绰之处，说来有如神话，"溥仪自传"中说：
我用的一个二总管阮进寿，每入冬季，一天换一件皮袍，都属貂翎眼、貂爪仁、貂脖子，没有穿过重样儿的。仅就新年那天他穿的一件反毛的全海龙皮褂，就够一个小京官吃上一辈子的。
貂皮今称"明克"；西方贵妇人，以拥有一件明克大衣视为财富与地位的象征，而阮进寿有数十件貂皮袍，其豪富为何如？
这些人的钱是哪里来的呢？第一是与内务府勾结，凡有大工、大庆典，如兴修宫殿、修陵寝、大婚等，都要先讲条件。
如溥仪的二总管、后来升为大总管的阮进寿，在溥仪"大婚"时曾勒索"内务府"，据溥仪自述：
我事先规定了婚费数目不得超过三十六万元，内务府按照这个数目在分配了实用额之后，可以分赠太监的，数目不多，因此在大总管这里没通过。事情僵住了。堂郎中钟凯为此亲自到阮进寿住的地方，左一个"阮老爷"右一个"阮老爷"，央求了半天，阮进寿也没答应，最后还是按阮进寿开价办事，才算过了关。
按：溥仪所说的这段话，需要说明或补充者有三：第一，大婚只用三十六万元，是因为溥仪毕竟只是"关起门来做皇帝"。同、光两朝大婚，正式预算及各省督抚报效，总数在四五百万两银子左右。第二，内务府大臣皆为兼领，不常到衙门；事务工作，有"堂郎中"为其首脑。"堂"有堂官的意味在内。第三，清朝官场称谓，官至三品始可称"大人"，阮进寿既为大总管，自是三品都领侍，郎中五品，称之为大人，亦不为谄谀；但对太监的尊称，只有"公公"，并无大人，而又有些太监不喜"公公"的称呼，所以称之为"老爷"。
太监的另一项经常收入为犒赏。内廷行走人员，逢年过节，或者奉召参加庆典，如"入座听戏"等等，对太监皆须有所馈赠；倘遇颁赏，则视"恩典"大小而定红包大小，宁丰勿薄，尤其是出自特恩，打发更须注意，倘不满其意，回宫复命时，加上一两句闲话，便成有力的谗言，恩遇方隆，旋即失宠，便是因小失大了。
还有一种犒赏，实在是花钱消灾。对大臣、言官的处分中，有一种叫做"传旨申饬"，派出来的太监都是利嘴，倘或好好招待，红包丰厚，则念一遍传旨申饬的上谕，便即了事；如果不懂这个诀窍，一无表示，"申饬"便变成痛诟，狗血喷头，祖宗十八代都可以骂到。
太监弄钱的花样很多，但不管什么花样，性质上总脱不了"敲诈勒索"四字，举几个例子如下：
一、左宗棠内召入军机，自兰州入觐——召见时免冠磕头，大帽子置于正前方，如果曾赏戴花翎，则帽子倒置，即以翎尾对御案——奏对既毕，"跪安"退出时，左宗棠忘了取回帽子，太监将帽子送回贤良寺行馆，索酬两万银子，否则泄其事于言官，纠弹失机，何等没趣？左宗棠无奈，只好接受其勒索。
二、慈禧万寿，某疆臣进献珍玩，外加红木底座玻璃罩；凡此进贡，照例应有丰厚的"门包"。但此疆臣所派的差官不甚内行，打点得不够，太监便使坏了：等贡品抬入宫内，差官退入殿外，复又被唤了进去，指出玻璃上有裂痕，随时会破，不便进呈。差官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太监便以同情的态度表示，可以为他换一个玻璃罩，但须两千银子。此差官迫不得已，打电报回去汇了银子来了结此事。其实所谓裂痕，只是太监在玻璃罩里面粘了一根头发而已。
三、世续的父亲崇纶，久任禁军统领，在庚子以前是慈禧面前的红人之一。他在兼内务府大臣时，得罪了一名有头脸的太监，一次奉召进宫，经过一处殿廷时，屋子里泼出一盆洗脸水，淋得他袍褂尽湿；那太监赶紧出来请罪。崇纶懂得他们的花样，这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只问："太后在等着，一身皆湿，如何入见？"太监拿出一套袍褂来，又诉苦说好话。崇纶花了好大一笔钱，才能换上干净袍褂去见慈禧。
类此故事，不胜枚举。若问：如果不受勒索，又将如何？则有张荫桓的故事，可以说明一切。甲午以前，张荫桓奉派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加冕庆贺专使，归途道经巴黎，购得祖母绿及红宝石戒指各一枚，进献两宫；前者的价值远过于后，特以孝敬慈禧。哪知李莲英那里没有打点到，为他一句话说得慈禧对张荫桓痛恨不已，与他后来之得杀身之祸不无关系。
据说李莲英是说了这么一句话："难为他记得那么清楚！莫非咱们真的就不配使红的？"慈禧当时色变——原来她自以为一生的恨事，是未能正位中宫。当两宫垂帘听政时，公评是东宫有德，西宫有才；军机奏请裁断时，慈禧所作的决定明明是铁定不移的事，但还得问一声慈安才能算数。这一点对慈禧是极大的刺激，因而任何有嫡庶之分的事物，皆为绝大的忌讳。
其实，满洲旧俗对嫡庶之分并不视为如何严重之事，因为基本上的身份都是差不多的。选秀女时，何人"指婚"皇子，何人成为王府的"格格"，全凭运气。清宫后妃，姐妹甚多，妹妹身份高于姐姐，亦是常事。甚至如穆宗皇后阿特鲁氏的姑姑，亦即崇绮的幼妹，选为妃嫔，对胞侄女须行朝中宫之礼，此在汉人为不可思议之事，而清宫无足为奇。
但因清朝末年，汉化的程度已很深，所以慈禧的嫡庶观念是汉人的，不是旗人的。汉人的嫡庶，不仅有身份的差异，更有出身的贵贱。慈安的父亲做过广西右江道，而慈禧的父亲惠徵是安徽池太广道，出身完全相同；论才识，则慈安不及；且又生子，得使帝系血胤不绝，从哪方面来说，皇后应该是她而非慈安，却偏偏倒了过来，此所以慈禧引为莫大的屈辱、无可弥补的恨事。
李莲英用这个忌讳来中伤张荫桓，是极狠的一着。因为张荫桓一直同情德宗，且与翁同龢接近，是公认的"帝党"。甲午以后，李鸿章失势，翁同龢与张荫桓如水乳交融，财政、洋务两大要政为翁、张紧紧抓在手里，朝野侧目，而张荫桓的"帝党"色彩亦更浓厚，"后党"视之如眼中钉。偏偏张荫桓毫不在乎；戊戌政变以前，德国太子亨利亲王访华，一切接待、觐见的仪节，由张荫桓一手包办，几乎连翁同龢都无置喙的余地。其中如德宗降御座与亨利握手、便殿赐坐等，已为保守分子视作大逆不道；及至国宴用他私人的厨子制西餐，这简直要掘内务府的根了！于是通过李莲英的关系谗于慈禧，说张荫桓"教坏了皇上"。慈禧以今视昔，认为当初进献首饰，不用民间唯正室方可着红裙的红色，而用象征妾侍的绿色，是有意轻视。于是在戊戌政变中，将张荫桓亦列为祸首。
关于太监的生理问题，国医陈存仁博士是专家，不但研究有素，而且搜集的资料、图片相当丰富。陈博士谈太监的文章，曾连载于《大成》杂志，读者有兴趣不妨参阅。在这里，我要谈一谈太监由不正常的生理而引起的不正常心理。
太监的不正常心理，大致由三种情感所构成：第一种是自卑感，形成的原因，由身体上的缺陷而来，不难理解；第二种是不足之心，因为"人之大欲"永远无法满足，所以恒在忽忽若有所失的心理状态之中，对于物质上的贪得无厌，以及精神上的幸灾乐祸、夸大，等等，都是此不足之心的反映；第三种只能用一个"阴"字来概括，阴柔、阴损、阴险皆是，这由生理上的女性荷尔蒙加上太监身份的卑微而形成。
太监之"阴"，如李莲英之中伤张荫桓，即为一例。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太监用到这个"阴"字诀，极其可怕，溥仪就常吃太监的暗亏，我不妨把它指出来，他在自传中说：
有一次我一连吃了六个春饼，被一个领班太监知道了，他怕我被春饼撑着，竟异想天开地发明了一个消食的办法：叫两个太监左右提起我的双臂，像砸夯似的在砖地上蹴了我一阵。过后他们很满意，说是我没叫春饼撑着，都亏那个治疗方法。
这是出于愚昧还是故意，不容易下断语；但下面这个例子，明明是有意"整人"：
这或许被人认为是不通情理的事情，不过还有比这更不通的哩。我在八九岁以前，每逢心情急躁，发脾气折磨人的时候，我的总管太监张谦和或者阮进寿，就会做出这样的诊断和治疗："万岁爷心里有火，唱一唱败败火吧！"说着，就把我推进一间小屋里，然后倒插上门。我被单独禁闭在里面，无论怎么叫骂、踢门、央求、哭喊，也没有人理我。直到我哭喊够了，用他们的话说是"唱"完了，"败了火"，才把我释放出来。
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残酷的惩罚，但在为了"败火"，当作一种治疗方法来看，太监可以施之于"万岁爷"，请看"阴"得可怕不？

第二章 爱新觉罗的祖先
清为女真族，世居渤海之东，吉林松花江一带。唐朝曾建渤海国，由开元十七年至后唐同光三年，始为辽所灭。但九十年后，即宋徽宗政和三年，完颜(姓)阿骨打(名)起兵叛辽，自立为女真主，政和五年破辽，建国号曰金，定都会宁，在今宁古塔附近。姓名亦改为完颜旻，是为金太祖。
金太祖的第四子，即是旧时妇孺皆知的金兀术，金在汉化以后，原来有音无字的名字，改为汉名，叫做完颜宗弼，官拜"太师都元帅"，谥忠烈。
完颜宗弼功劳虽大，却未能接位为帝。太祖在位九年，传弟吴乞买，改名完颜晟，是为金太宗；在位十二年，传太祖之孙完颜亶，是为金熙宗；在位十四年，为其同祖的堂弟完颜亮所弑。
完颜亮夺位时，为宋高宗绍兴十九年。完颜亮在位十二年，以荒淫无道被废，贬为海陵王。叶德辉校勘的高本通俗小说，有"金虏海陵王荒淫"一卷，记其淫乱事迹，与南齐废帝海陵王萧昭文可以媲"丑"。相传，宋与金媾和后，金又兴兵伐宋，即因完颜亮读了柳永的一首咏西湖的词，兴起"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壮志豪情。
代完颜亮而立者，为金世宗完颜雍，在位二十九年，年号大定；治国不愧其年号，在这二十九年之中，全力汉化、尊礼汉人。元遗山诗："明昌大定三生梦"，其令后人向往如此。
熙宗传废帝，废帝传世宗，皆为兄弟相袭。自世宗开始，帝系方始一贯。世宗在位时，本立次子允恭为太子，不及得位而殁。完颜允恭所娶的妃子，其母为宋徽宗在五国城所生的幼女，这位宋朝公主之女，生子名完颜璟，继其祖世宗为帝，即是金章宗。
金章宗由于有汉人的血统，而且是高贵的血统，所以汉化的程度，较之世宗更进一步。在位时更定官制，修明刑法，又设置弘文院，提倡文学艺术。前引元遗山诗，所谓"明昌"，即为金章宗的年号。《癸辛杂识》载：
(金)章宗母乃(宋)徽宗某公主之女，故章宗嗜好书劄，悉效宣和，字画尤为逼真。
金国之典章文物，唯明昌为盛。
是则金章宗之令人爱慕，尤过于金世宗，无怪乎陈寅恪挽王国维，有"回思寒夜话明昌"之句。
宋理宗端平元年，宋与蒙古联合灭金，为金章宗既崩之第二十六年。不久，宋亦亡于蒙古，元朝代兴。但元能灭金，不能灭女真族，只能驱逐其回女真故地，并设"五万户"，赋予自治权，其地称为建州。按：国史称建州者，不下五地之多；此建州为渤海国的旧地，清朝的始祖为女真族的酋长，居鄂多理，即今吉林敦化，为当时建州最大的一个城。
到了明朝，对女真仍采用羁縻政策，设置建州卫。不久，增设建州左卫，卫指挥猛哥帖木儿，他有个堂姊妹入明宫为妃嫔，有宠于成祖，因而猛哥帖木儿得升为都督，清史中称之为"都督孟特穆"，清朝建国后，尊之为"肇祖"，肇者，肇始之意。
***
肇祖的玄孙名觉昌安，为太祖努尔哈赤的祖父，追尊景祖；景祖之子塔克世，就是太祖之父，追尊显祖，生有四子：努尔哈赤、穆尔哈齐、舒尔哈齐、雅尔哈齐，除穆尔哈齐庶出外，其余都为显祖嫡妻喜塔腊氏所出。
太祖居长，生于明朝嘉靖三十八年。到万历十年，太祖二十四岁时，祖、父同时遇难。事起于有个塔克世的旧部尼堪外兰，与建州卫都左指挥王皋之子、古勒城城主阿太章京不睦，私下引导辽东总兵宁远伯李成梁攻古勒城。阿太章京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孙女儿，也就是塔克世的侄女，觉昌安最钟爱这个孙女儿，闻讯大惊，星夜驰救。由于尼堪外兰曾是塔克世的旧部，所以在他们六弟兄中，公推行四的塔克世护持老父，赴援古勒。
古勒的城很坚固，李成梁的部队久围不下，尼堪外兰便派人进城活动，阿太章京的部将杀主出降。哪知尼堪外兰杀降屠城，觉昌安、塔克世父子双双被害。
噩耗传来，努尔哈赤悲愤不已，向明朝派在辽东的地方官大办交涉。奏闻朝廷，为了安抚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二月，遣派使者将觉昌安父子的遗体送回，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任命为建州左卫都督，给予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努尔哈赤向使者要求逮捕尼堪外兰交给他处置，使者拒绝了。
于是努尔哈赤在这年五月间，以他父亲所遗留的十三副盔甲，起兵攻尼堪外兰于图伦城，尼堪外兰逃至热河承德附近的甲版城。努尔哈赤在图伦部署略定，复攻甲版，尼堪外兰便又逃至抚顺，要求"入边"。
边者，"柳条边"，据《辞海》解释：
清初屡有蒙古寇警，乃在今辽吉两省，插柳结绳，以定内外，谓之柳条边，亦称柳墙。南起辽宁凤城县，北至开原县，折而西南下，至山海关接边墙，周一千一百二十余公里。又自开原县威远堡迤东，历吉林省北界，至发特哈，长三百九十余公里……共有门凡二十，清时每门设章京、笔帖式、官兵，分界管辖，稽查出入。
这是清朝的情况；明朝的柳条边，从西面看，南起山海关，迤逦往北偏东，即今热河、辽宁两省的边界，至开原威远堡，迤东抵达松花江(明清称为混同江)，为明朝在东北的疆界。至于自开原往南，以达凤城的柳条边，为保护清朝龙兴之地的兴京(今新宾)而设，当努尔哈赤初起时，固无此柳条边，即明朝的柳墙，后亦由开原后缩至抚顺。尼堪外兰要求"入边"，亦就是要求进入明朝疆界，获得庇护。边吏怕引起纠纷，拒而不纳，尼堪外兰只好一直往北，逃至齐齐哈尔西南的鹅尔浑(今名昂昂溪)，筑城以避。
***
自此而始，努尔哈赤展开拓土开疆的事业，首先是以兴京为根据地，统一建州三卫；自万历十九年开始，矛头指向"扈伦四部"。扈伦也是金人后裔所建的一国，共分四个部落：乌喇在北、哈达在西、叶赫在东、辉发在南。明灭元后，以扈伦改设为海西卫，因此扈伦四部亦称"海西四部"，其地当辽河以东、松花江以西。
海西四部后来构成"八旗"的主要部分，其酋长亦成亲贵。四部设治之地如下：
乌喇，今吉林省永吉县北、松花江东，清名其城为打牲乌喇。
哈达，本与乌喇同族，故城有二，一在开原县东，一在宁古塔西南。
叶赫，其先本蒙古人，姓土默特，灭那拉据有其地，因冒姓那拉，后迁叶赫河，改称叶赫部，设治今吉林省伊通县。慈禧太后即出于此族。
辉发，其族来自黑龙江，姓伊克哩，以后改姓那拉。数迁至辉发河边呼尔奇山，因称辉发部。故城在今辽宁省辉南县附近。按：海西四部中那拉氏有二，故正确的称呼，应为叶赫那拉及辉发那拉。
努尔哈赤的事业，奠定于三十五岁时。这年是万历二十一年，秋九月，叶赫纠合哈达、辉发、乌喇及长白山、蒙古科尔沁等部落，组成"九国联军"，围攻满洲，陈兵抚顺以东的浑河北岸。努尔哈赤料敌不过乌合之众，据险列阵，发百骑挑战，擒叶赫西城城主布寨，联军大溃，努尔哈赤纵兵掩袭，斩级四千，获马三千匹，铠甲千副，并俘虏乌喇贝勒之弟布占泰，自此军威大振。
于是二十七年灭哈达，三十五年灭辉发，四十一年灭乌喇，海西四部已亡其三，只剩下叶赫未下。其时努尔哈赤五十五岁了，垂垂老矣。
清末有个传说，叶赫与清朝势不两立，叶赫那拉氏的秀女不得选为后妃。此说无稽。太祖高皇后即出于叶赫那拉氏。不过叶赫在海西四部中，与努尔哈赤的纠纷特多，始终不屈，则为事实。
***
万历四十六年，亦即努尔哈赤称帝的第三年，发兵攻明，临行以"七大恨"告天誓师，这是做作。努尔哈赤世受明恩，起兵叛明，若无此所谓"七大恨"，则师出无名。"七大恨"当然是过甚其词，但其中三恨皆由明助叶赫：
明不守盟约，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致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
叶赫渝盟召黉，而明乃偏信其言，遣使诟訾，肆行凌侮，恨六也。
告恨侵明的第二年，即万历四十七年正月，努尔哈赤亲征叶赫。辽东经略杨镐集兵沈阳，分四路攻满洲，每路兵六万，相约会师兴京，复有叶赫相助。结果左翼中路及北路、右翼南路，三路兵败，仅剩李成梁之子李如柏所领的右翼中路遁回沈阳。叶赫本遣兵来会，中途得报，明军大败，急急引兵而归。
是年八月，努尔哈赤征叶赫。叶赫分东西两城，东城兵溃，城主金台吉被执，不屈而死；西城城主布扬吉献城投降。叶赫至此始亡。

第三章　太祖、太宗(上)
史家重正统；构成正统的唯一条件是：国中无国，亦即统一。但一个正统王朝而能享祚绵长，以我的看法，必须经过两代的经营。所谓"两代"，当然不能死看，以为必是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紧接着的两代；其间或有波折顿挫。总之"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力战经营之"得"，与偃武修文之"治"，必须继承有人，方能厚植根基，长治久安。如隋之代北周而有天下，亡梁灭陈，统一南北，而库藏丰盈，开国条件之佳，无与伦比，但历三世，凡三十八年而禅于唐，即第二代炀帝为败家子之故。
从正面看，隋之前如汉，继高祖之创业而有文帝之文治，乃有汉家四百年天下；隋之后如唐，高祖、太宗，父子两代；如宋，太祖、太宗兄弟，亦为两代；如明，则应视太祖、成祖为两代。至于清朝，入关以前，太祖、太宗的事业是一贯的，有因袭而无因革，虽独尊非太祖"共主"之本意，但自夏禹以来，非家天下不足以传国，基本上应视之为一个政权的由草创而成熟。因此，我以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合并写为一章。
清朝自太祖至宣统凡十二帝，但辄云清宫十三朝者，因太宗有天聪、崇德两年号；细考不然，清朝建元应自崇德始，天命、天聪为皇帝之称号而非年号。孟森《清代史》云：
太祖之建号"天命"，本自称为"金国汗"，而亦用中国名号，自尊为"天命皇帝"，其实并非年号，并未以"天命"为其国内臣民纪年之用。特帝业由太祖开创，在清史自当尊为开国之帝。入关后，相沿以"天命"为太祖之年号，则亦不足深辨。
至太宗改称"天聪"，亦是自尊为"天聪皇帝"，非以纪年。观太宗修《太祖实录》，屡称"天聪皇帝"为不可分离之名词，可以见之。《太祖实录》成于天聪九年，时虽尚无帝制之心，而已有为国存史之意，亦见志量之不同其他夷酋。实录既成，明年又实行建国，去旧国号之"金"而定为"清"，观其以夷称若为"满住"，后即就改为"满洲"以名其国，则清之为清，亦就金之口音而变写汉字，谓为清国耳。而清之一朝，实定名于是，故天聪十年有大举动，改元"崇德"，则真用为年号。
这个看法非常精当，太祖虽借"七大恨"伐明，实际上只希望在关外立国，而能获得明朝的承认，初无问鼎中原之心。此只看太祖所定的立国制度为共主而非独裁，即是心目中有一并无任何子侄可以称帝的观念在，自更谈不到代明而兴、成一朝正统的大志。
何谓共主？即是八旗旗主各置官属，各有人民，并立而不相上下；遇有大事，则八旗主会议决定。《武皇帝(太祖)实录》载：
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帝与带善、阿敏、蒙古儿泰、皇太极、得格垒、迹儿哈朗、阿吉格、姚托诸王等，对天焚香祝曰："蒙天地父母垂佑，吾与强敌争衡，将辉发、兀喇、哈达、夜黑同一语音者，俱为我有。征仇国大明，得其抚顺、清河、开原、铁岭等城，又破其四路大兵，皆天地之默助也。今祷上下神祇，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长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怀理义之心，以化导其愚顽。似此者，天地佑之，俾子孙百世延长。"
这是清朝开国文献中很重要的一篇，可以看出太祖最看重的一事就是团结，而团结必出于公平与忍让。他自称"天命皇帝"，而不欲有子继承帝位，即是怕引起骨肉间的大冲突。至于以后太宗称帝，乃种种因素自然而然推移演变而来，非太祖本意所在，亦非太祖始料所及。
前引告天文中八人，即为八旗旗主，当时四大贝勒、四小贝勒。带善即代善，蒙古儿泰即莽古尔泰，得格垒即德格类，迹儿哈朗即济尔哈朗，阿吉格即阿济格，姚托即岳托。除阿敏、济尔哈朗为太祖之侄，岳托为代善之子以外，其余皆为太祖之子。
四大四小八贝勒，大致皆为旗主。但有一贝勒主两旗，如四贝勒皇太极之有两黄；亦有两贝勒主一旗，如镶蓝之先归阿敏，后归济尔哈朗。八旗成长演变的过程，即为清朝开国的历史，而太祖一生的事业、理想，甚至感情，亦可由八旗的成长演变的过程中充分反映。因此，谈太祖、太宗父子，最切实际的办法，便是谈八旗制度。
太祖以十三副遗甲起事，即是只有十三名能作战的甲士，加上必需的从属人员，大致不会超过五十人。征尼堪外兰时，得兵百人，甲三十副；以后归附日众，必须加以部勒。最原始的组织是十个人一小队，其中之一为首领。编队时，每人出箭一支，束为一束，由首领保管，这一束箭便是权威的象征。所以这个小队称为"牛录"，汉语"大箭"之意，牛录的首领称为"牛录额真"，额真即"至"。
以后牛录的编制逐渐扩大，最后于万历二十九年定制，每牛录三百人。其时只有四个牛录，合计一千二百人。四牛录无论行军还是打猎，都在一起，以旗色为号。旗分黄、白、红、蓝色。于此可知，八旗最初只有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
及至万历三十五年灭辉发、四十一年灭乌喇，实力大增，计有四百个牛录，总计十二万人，十四年间增加了一百倍。这四百个牛录，分为满洲、蒙古混合编组三百零八个，纯蒙古七十六个，汉军十六个。于是在万历四十六年，增编四旗，黄、白、蓝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称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旗。
八旗的旗主，先要从早先的四旗谈起，孟森先生《八旗制度考实》，考出：
正黄，旗主四贝勒皇太极。
正红，旗主大贝勒代善。
正蓝，旗主三贝勒莽古尔泰，后归德格类。
此三旗之外的正白旗，后由多尔衮所领；但那是太祖既崩以后的事，最初必另有旗主。孟先生下笔极谨慎，因无资料，故付阙如；但我为孟先生作一补充：正白旗的旗主，必是太祖的长子、广略贝勒褚英。
所谓"四大贝勒"，是太祖称帝后所封，并其弟舒尔哈齐第二子阿敏与其亲生之子，叙齿以定次序。代善年最长，称大贝勒；其次为阿敏，称二贝勒；以下为莽古尔泰及皇太极。其实代善为太祖次子，最初的大贝勒应该是褚英，二贝勒方为代善，第五子莽古尔泰为三贝勒，第八子皇太极为四贝勒，分领白、红、蓝、黄四旗。
何以见得正白旗为褚英所领？此可由情理推知：太祖的基本武力只有四旗，自然由年长的四子分掌。褚英与代善一母所生；初期的征伐，褚英亦常受命领兵，则代善既有一旗，褚英更当有一旗，即为唯一最初旗主无考的正白旗。及至褚英获罪为太祖所诛，正白旗必然收归自将，因为小一辈中，褚英居长，他人的资望自不足以驾驭此旗；而且可意料的是，正白旗是兵额、装备皆优的一旗，太祖亦不能轻易托付他人。
至于阿敏，原不主旗，后来由四旗扩编为八旗，始得领镶蓝旗；皇太极以才具冠于兄弟，多领镶黄一旗。镶红、镶白两旗主名无考，我很疑心此两旗本属于阿敏之父舒尔哈齐。黄道周《建夷考》：
初酋(按：指努尔哈赤)一兄一弟，皆以骁勇雄部落中。兄弟始登垅而议，既则建台，策定而下，无一人闻者。兄死，弟称"三都督"，酋疑弟二心，佯营庄第一区，落成置酒，招弟饮会，入于寝室，铛之，注铁键其户，仅容二穴，通饮食，出便溺。弟有二名裨，以勇闻，酋恨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宅，腰斩之。长子数谏勿杀弟，且勿负中国，奴亦囚之。其凶逆乃天性也。
据孟森考证，所谓"有一兄"，乃误记，太祖居长，不得有兄。"长子"即褚英，而"二名裨"为常书、纳奇布。我疑心镶红、镶白为舒尔哈齐居旗主之名，而由此"二名裨"分别带领。舒尔哈齐及此二将被杀，两旗亦归太祖自将，连正白旗共保留三旗的兵力，临终时分授三幼子。其详见后，先谈舒尔哈齐的死因。
按：上引文中的"三都督"，指乌喇贝勒布占泰。九国联军之役，布占泰原已被俘，太祖为怀柔起见，放他回国，且结姻亲。亲结得很奇特，在只知儒家礼法的人看来，闻所未闻。
乌喇贝勒名满泰，其女名阿巴亥，于万历二十九年嫔太祖为妃，后立为后，即多尔衮之母；多尔衮死后获罪，"祸延先妣"，阿巴亥改称为大妃。
大妃有叔即布占泰，继满泰而为乌喇贝勒，九国联军之役，布占泰被擒，而太祖释之回乌喇。布占泰本为太祖的叔岳，此时呼叔岳为"恩父"。因乌喇后求婚满洲，太祖以弟舒尔哈齐之女相许；二次又求婚，复以舒尔哈齐之女许配；三次再求，则太祖以第四女许婚。于是太祖与布占泰由互为叔岳，而又一变为翁婿。
***
翁婿之反目，在万历四十年，起因是布占泰想娶太祖的一个"未婚妻"。这话似乎太离谱了，但一说明白，读者就会觉得我用"未婚妻"一词，不为过分。
太祖的这个"未婚妻"，《明史》称为"叶赫老女"。孟心史有一篇《清太祖所聘叶赫老女事详考》，扈伦四部皆由"叶赫老女"而亡，倾城倾国尤物，真是祸水。兹先言太祖与叶赫的关系。
太祖死后，后来由于太宗由四贝勒共治而定于一尊，所以他的生母成了"太祖孝慈高皇后"，她的闺名叫孟古姐，为叶赫东城贝勒杨机奴之女。杨机奴胞兄名卿家奴，为西城贝勒，其子名卜寨，生女即所谓"叶赫老女"。
九国联军之役的盟主为高皇后的胞兄纳林布禄，所以此役为大舅子反妹夫。卜寨亦领兵与战，奋勇当先，不料坐骑触木而踣，为太祖部下所斩。战事结束，叶赫要求归还卜寨遗体，太祖剖其半与之，遂成不解之仇。
万历二十五年，叶赫媾和，以十五岁的叶赫老女许婚太祖，而以纳林布禄胞弟金台吉之女许婚代善，皆正式下过聘礼。不久，叶赫悔婚，金台吉之女嫁于蒙古，留叶赫老女不遣。
原来纳林布禄要拿叶赫老女作为"奖品"，谁能打败满洲，即以叶赫老女相许。于是万历二十七年叶赫诱哈达贝勒猛骨孛罗，有云："尔若执满洲来援二将，赎所质三子，尽歼其兵两千人，我妻汝以所求之女。"太祖得知其情，一举灭了哈达。
万历三十五年，辉发贝勒拜音达里原来聘了太祖之女为妻，却久不迎娶，原来他亦看上了"老丈人"的"未婚妻"叶赫老女，因而为太祖所灭。
万历四十年，叶赫老女已经三十岁，但对布占泰而言，仍有极大的魅力，布占泰竟因此以"骲箭"射太祖侄女，亦即其妻娥恩姐。太祖兴师问罪，布占泰谢过："或者人以谗言，令吾父子不睦。若果射汝女，欲娶汝婚，上有天在。"太祖要求他以"汝子并大臣之子为质，方见其真"。延及一年，布占泰竟将他的儿女及十七臣之子送叶赫为质，太祖因而亲征乌喇，布占泰仅以身免，投往叶赫。结果国亡而香梦未圆，布占泰并没有娶到叶赫老女。
太祖与舒尔哈齐同母兄弟，由生嫌隙不和，而至于幽禁致死，并先杀舒尔哈齐两子，其起因有二：一为对乌喇及布占泰的态度不同。布占泰为舒尔哈齐两女之婿，顾念亲情，并不视之为敌，万历三十五年曾有作战时公然袒护的事实，太祖因而夺弟兵权。舒尔哈齐的反应，据《清史稿》本传云：
居恒郁郁，语其第一子阿尔通阿、第三子札萨克图曰："吾岂以衣食受羁于人哉？"移居黑扯木。上怒，诛其二子，舒尔哈齐乃复还。岁辛亥八月薨。顺治十年追封谥。子九，有爵者五。
第二个原因是我的判断。太祖诸弟中，唯舒尔哈齐得与其并称，《明实录》于太祖兄弟的朝贡，并称为都督；《朝鲜实录》亦并称之为"老哈赤"、"小哈赤"。于此可知两人地位相埒；而舒尔哈齐与明朝边将另有一重特殊关系：其女为李成梁之子、辽东总兵李如柏之妾，生一子。当时有"奴酋女婿作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之谣，即指李如柏。舒尔哈齐既有兵权，复有奥援，则在对乌喇的政策上发生重大歧异，自然为太祖所忌，遂致演出骨肉相残的惨剧。
太祖既灭乌喇，扈伦四部只剩下一个叶赫，于是以索布占泰为名，攻破叶赫兀苏等城十九处。叶赫两贝勒金台吉、布扬古叔侄告急于明，明遣游击马时楠、周大岐带枪炮手一千，保护叶赫东西两城。其时满洲兵还不敢与明对抗，主要的原因是明军有"红衣大将军"——大炮。因此，太祖修书向明朝解释兴兵叶赫：由于叶赫"悔婚"、"匿婿"，不得不然。
当时明朝的威信未坠，犹足以使四夷有所顾忌，所以太祖还不能不貌为恭顺，而另出以狡计，愚弄边吏。因此，明朝虽支持叶赫，却并无发兵助叶赫攻满洲的打算；而太祖亦不敢大举侵叶赫，避免对明朝过分刺激。
这样大致僵持的形势，到了万历四十三年夏天，发生了变化。叶赫急于复仇，以"老女"许婚蒙古喀尔喀部的莽古尔代，五月下聘，七月成婚。太祖部将都以为此可忍孰不可忍，主张进兵叶赫，而太祖不以为然，《武皇帝实录》载万历四十三年六月事云：
初，夜黑(按：即叶赫)布羊姑以妹许太祖(按：布羊姑即布杨古，卜寨之子、"老女"之兄)，受其聘礼，又欲与蒙古胯儿胯(按：即喀尔喀)部翀孤儿太(按：即莽古尔代)台吉(按："台吉"由汉语"太子"转变而来，各部落酋长之子皆称"台吉"，意同王子)，诸王臣曰："闻夜黑将汗聘之女欲与蒙古，所可恨者莫过于是。当此未与之先，可速起兵。若已与之，乘未嫁时，攻其城而夺之。况此女汗所聘者，非诸王可比，既闻之，安得坐视他适？"皆力谏兴兵不已。
太祖曰："或有大事，可加兵于彼；以违婚之事兴兵，则不可。盖天生此女，非无意也，因而坏哈达、辉发、乌喇，使各国不睦，干戈扰攘至此。大明助夜黑，令其女不与我而与蒙古，是坏夜黑，酿大变，欲以此事激我愤怒，故如是也。今尽力征之，虽得其女，谅不久而亡，反成灾患。无论与何人，亦不能久。启衅坏国已极，死期将至矣。"
诸王臣反复谏之，必欲兴兵；太祖曰："吾以怒而兴师，汝等犹当谏之，况吾所聘老女为他人娶，岂有不恨之理？予尚弃其忿恨，置身局外以罢兵；汝等反苦为仇校，令吾怨怒，何也？聘女者不恨，汝等深恨何为？岂因忿遂从汝等之言乎？汝等且止。"言毕，令调到人马皆回。
诸王臣奏曰："此女迄今三十三岁，已受聘二十年矣。被大明遣兵为夜黑防御，夜黑遂倚其势，转嫁与蒙古，今可侵大明。"
太祖不允……
按：如上实录，太祖所谓"大明助夜黑，令其女不与我而与蒙古"一语，当系后来修实录时所加。太祖当时必不致作此语，当时御史翟凤翀巡按辽东时，主张根本不管他们的"家务"，疏称："以天朝作外夷撮合，名污而体亵。"可以反证明朝绝无令叶赫以"老女"予蒙古之事。天聪修实录所以加此语，无非以此与"告天七大恨"相呼应，以见其"造反有理"而已。
太祖之不欲兴问罪之师，乃是老谋深算，因为叶赫之结蒙古，一方面恃以为援，另一方面亦是故意激怒太祖，希望满洲兴兵，则不但叶赫与蒙古组联军，足以相敌，而且明朝亦一定会从清河、抚顺发兵，东向夹击，危亡立见。
同样的，太祖不欲伐明，亦是怕叶赫与蒙古拊其背；决定"固疆宇、修边关、务农事、裕积储"，自是持重的做法。
可注意的是，此后事态的发展，第一，三个月以后的闰八月，长子褚英因罪为太祖所杀，所得何罪，迄今不明，只有就官书中现存的记载去猜测。《东华录》顺治五年三月"幽系肃亲王豪格"一条下记：
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会议，豪格应拟死；得旨："如此处分，诚为不忍，不准行。"诸王大臣复屡奏言："太祖长子亦曾似此悖乱，置于国法。"乃从众议，免肃亲王死，幽系之，夺其所属人员。
是则褚英的罪名与豪格相似。按：豪格为太宗长子，顺治异母兄。入关后平四川，斩张献忠于阵，但与其叔摄政王多尔衮不和，削爵系狱，其妻且为多尔衮所夺。《清史列传·宗室王公卷二》记：
(顺治)五年二月凯旋，上御太和殿宴劳。三月，睿亲王(多尔衮)以豪格徇隐随征护军参领希尔根冒功事，又欲擢用罪人扬善之弟吉赛，议罪削爵，系之，卒于狱。八年正月，上亲政，念其枉，复封和硕肃亲王，立碑表之。
十三年九月追谥武，再立碑以纪其功。
据此，则豪格之获罪，别有缘故，后当详考，大致亦为不得皇位之故。当时以豪格之罪名比拟褚英，则褚英当亦有反太祖之事实，而与太祖不愿兴兵征叶赫及反明有关。
明朝人的记载，如《从信录》等，记褚英之为父所诛，是由于反对太祖叛明之故，此可能与事实适得其反。因为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太祖是采取稳健的步骤；而"诸王大臣"主张兴兵，此"诸王大臣"当然包括褚英在内。此后不久，太祖正式称帝，亦是由于"诸王大臣"纷纷劝进，过拂部下之意，势必影响士气，不得不然。
太祖建国在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年五十八岁，称号为"天命皇帝"，后世误以为建元"天命"。其实，太祖此时不但无代明而有天下的雄心壮志，甚至根本不想维持传统的帝制，谆谆以共治为嘱。据满洲老档《武皇帝实录》载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三月初三日事：
皇子八人进见问曰："我等何人可嗣父皇，以登天赐之大位，俾永天禄？"帝曰："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国可无失矣。"
这是太祖制定的国体，孟心史称之为"联旗制度"。但此制度要维持不坠，实在很难。八固山除了四小贝勒以外，四大贝勒都想继承帝业，最后由皇太极继位，出于代善父子的拥立；否则相互砍杀，绝不能成一统之业。
***
明亡清兴，实有天意，有清太祖、太宗及代善，并有明熹宗、思宗。明朝并非无人，袁崇焕、孙承宗、熊廷弼无不可以制满洲，但其遭遇，真是令志士丧气。当然，误国的疆臣边帅亦不是没有。先谈袁崇焕，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十一本传：
袁崇焕广西藤县籍，东莞人，万历己未进士，为邵武县令。天启壬戌，升兵部职方司主事。时广宁失陷，王化贞与熊廷弼逃归，画山海关为守。
按：广宁失守在天启二年。熊廷弼为经略，王化贞为巡抚，两人不和，而内阁及兵部皆袒护王化贞，因此熊廷弼虽有大举的计划，却无由实现。
天启元年，原为抚顺游击而投清的李永芳勾结了王化贞部下的一个游击孙得功，由孙得功向王化贞献议，说李永芳有心反正，只要一发兵，里应外合，足以大破清军。王化贞大喜，以为立功有秘计，益发轻视熊廷弼。见此光景，熊廷弼便上奏乞休，朝廷亦已许了他。不道尚未能离任，太祖已在天启二年正月对辽河发动攻击，孙得功想绑架王化贞投清，幸有别将相救，得免被俘。
熊廷弼痛恨王化贞偾事，同时深知敌人还不敢渡辽河而西，因而随王化贞入关，打算着朝廷知道他的才具，既然王化贞失败，自然就会想到他，那时再来经营，亦还不迟。
《袁崇焕传》又说：
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胸不敢任，袁崇焕独攘臂请行，与阎鸣泰同出监军山海。巡抚刘策议于山海关外掘壕堑，筑备城关……崇焕言守关当于关外守之，筑城与掘壕俱不便，请罢。阁部孙承宗自请至关，相度形势，是崇焕言。掘壕议遂寝，朝议遂以孙承宗为经略。
按：此记殊有未谛。山海关外另筑重关，议出两王；两王者，蓟辽总督王象乾，及代熊廷弼经略辽东军务的王在晋。当时大僚多不愿到辽东是事实；而王在晋功名心切，首辅叶向高因许以"关门一年无事，即予封拜"，因毅然以兵部尚书出镇辽东。但实际上不但未到辽东，连辽西都未到，只在山海关内坐镇。关外已经弃守，但非满洲所占，而是蒙古喀尔喀、土默特等部在盘桓。其时的情势非常特殊：满洲与明朝都在争取蒙古，满洲希望蒙古进攻明朝，所以让出关前之地；而明朝则以为蒙古为我"守边"，所以经常有巨款犒赏，名为"行款"，蒙古兵则称为"西部"。王象乾的长技，即在结纳"西部"，以"行款"买得个无事，待老解职，挟丰盈的宦囊回老家去求田问舍，做权绅鱼肉乡里。
王在晋到镇，就照王象乾的办法，打算着干满一年便可入阁拜相。不道忽然动了功名之念，计划利用西部收复广宁，王象乾便极力劝阻，他说："收复广宁而不能守，朝廷不念收复之功，只问失地之罪，岂非自取之咎？为今之计，不如在关外设关，守住山海关，即是保卫京师。"
他说这话是有私心的。原来他的辖区虽为蓟、辽，但辽事有经略、有巡抚，所以实际上只是管蓟州，蓟州不失，即无罪过；如果关外设关，关内的蓟州又多一重保障，更可高枕无忧，所谓"守住山海关，即是保卫京师"，这"京师"二字应改为"蓟州"才符实际。
王在晋的本意亦只在守山海关，欣然纳议，请巨款在关门外八里铺筑关城。宁远道袁崇焕及王在晋的好些幕僚都不赞成，而王在晋不顾。
奏疏到京，首辅叶向高以为仅凭书面上的说明无法判断，次辅孙承宗自请"身往决之"。到关一看，认为王在晋的想法根本不通。据《明史·孙承宗传》，当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孙："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
王："否。当更设兵。"
孙："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址，旧城之品坑(高阳按：掘壕成品字形谓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设，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
王："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
孙："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
王："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
孙："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其有宁乎？"
按：以上一问一答，如不明山海关的地形，不知王在晋的荒谬。山海关的正面，亦即由南面的海边，往北抵山，约计四十里。北面转折往西之处即"一片石关"，俗称"九门口"，为山海关的要隘，故当设兵防守。由一片石往南凡历五关到海，其中有一个关就叫"三道关"，北距一片石、南距山海关各为二十里。王在晋的意思，新城如不守，四万新兵可由"三道关"入关。所谓"旧关"，则指原来的山海关。及至孙承宗诘以"兵逃如故，安用重关？"自觉失言，因谓另筑三塞以待溃卒。真是越说越不成话了。
论理语穷，于是孙承宗就地召集军事会议，议守关外。关外又守何处呢？袁崇焕主守锦州西南的宁远；阎应泰主守宁远以南十二里海中的觉华岛，此处为后来明军屯粮之地；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城"，此城在宁远之西一百六十五里，而宁远距山海关一百九十里，换句话说，中前所城在山海关外二十五里之处。很显然，王在晋是怕关外守不住，为了逃起来方便，所以主守中前所城。
孙承宗支持守宁远之议，但希望由王在晋提出建议，谁知花了七昼夜的工夫，未能说服王在晋。迫不得已，还朝以后，据实上奏。
孙承宗的奏疏中说：
与其以百万金钱浪掷于无用之版筑，曷若筑宁远要害；以守八里铺之四万人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浚而横击之，即无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总之，敌之帐幕必不可近关门，杏山之难民必不可置膜外。
不尽破庸人之论，辽事不可为也。
按：宁远即今兴城，乃恢复辽金的旧名。兴城以东为杏山及松山，当小凌河西岸；渡河为今锦州，明朝称为广宁中屯、左屯卫；过大凌河在今沟帮子、镇安一带，始为明朝的广宁卫。
觉华岛今称菊花岛，在兴城以南十二里海中，上有海云、龙宫两寺。明朝通海运时，东南粮秣接济山海关，即囤觉华，虽离海十二里，实为沙滩，水浅时涉足可过，不烦舟楫。所谓"三岔"，当指小凌河自海而北，过杏山后，分出女儿河、汤河两支流，遂成三岔而言。当敌窥宁远城时，必须过杏山、松山，渡双树铺河，方到城下；此时觉华岛的守卒，由东面在小凌河西岸登陆，预备烧断敌军在双树铺河所搭浮桥，拦腰袭击，则敌无归路，必当速退，可解宁远之危。
奏疏以外，孙承宗复在熹宗御经筵时，面奏王在晋不足任，于是调为南京兵部尚书，并斥责逃入关内、附和筑城之议的监司邢慎言等。辽东经略一时不得其人，孙承宗奋然请行，诏"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并以阎应泰为辽东巡抚。《石匮书》卷八《孙承宗传》：
承宗请行边，天子御书饯送，诒书郑重，以汉诸葛亮、唐裴度为比。出镇之初，关门三十里外，斥堠不设；经营四年，辟地四百里，徙幕逾七百里，楼船降骑，东巡至医无闾。
医无闾山在今镇北附近，已及广宁；易言之，王化贞所弃的广宁，几已收复。至天启五年八月，孙承宗为阉党所攻去职，兵部尚书高第代为经略。孙承宗前后在关四年，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造甲胄器械等攻守之具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而满洲始终不敢犯。孙承宗不去职，岂有后来清兵入关之事？
明末清初与山海关有关者，有两高第：一为山海关总兵，本人即为榆林籍，后降于清，随多铎征河南，《清史列传》列于"贰臣"；一即此处要谈的辽东经略，他是关内滦州人，字登之，两榜出身，在孙承宗出镇辽东时，为兵部尚书，亦主撤兵守关，孙承宗驳而不行。明朝的兵部尚书，既掌军政，亦主军令，犹如现代集国防部部长与参谋总长于一身，称为"本兵"，威权极重，孙承宗驳了他的政策，认为大损威望，因而不睦。既代孙承宗为辽东经略，自然一反孙承宗所为，撤关外之兵。袁崇焕时为宁前道，不奉命，他的理由是："我是地方官，守土有责，情愿死在宁远，不撤。"高第无以相难，只好不闻不问。
在孙承宗守辽的四年间，满洲只零星骚扰，不敢大举入侵，因为太祖极见机，知道孙承宗不好惹。现在换了与王在晋一丘之貉的高第，自然不客气了。高第头一年十月到关，太祖第二年(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正月率诸贝勒大臣西征，统兵号称四十万。一路势如破竹，高第坐视不救。
袁崇焕与总兵满桂，只数千兵，固守宁远；太祖旨在攻关，关门一下，宁远不溃即降，无足为忧，因而绕城而西，横截山海关大路，同时分兵取觉华岛。不道袁崇焕在城上发炮，太祖不敌而退。《石匮书》袁传记其事云：
丙寅(天启六年)北骑四十万逼宁远城，城中戍守数千人，兵势单弱，城外有红(衣)炮数门，无敢发者；崇焕事急，勒唐通判亲自发炮。凡放红(衣)大炮者，必于数百步外掘一土堑，火着线，即翻身下堑，可以免死。唐通判不晓其法，竟被震死；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辽东人谣曰："苦了唐通判，好了袁崇焕。"
此真齐东野语！袁崇焕复因崇祯中清太宗的反间计而被杀，传首九边；天下皆以为袁崇焕通敌倾国，虽正人君子亦然，毫无例外，此所以张岱贤者，能有如此笔墨。
捷报到京，本为阉党的兵部尚书王永光，一反支持高第的态度，上疏请重用袁崇焕：
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国外事权，悉以委之，而该道员缺，则听崇焕自择以代。
"悉以委之"则竟是以袁崇焕为实质上的经略；所升的官职则是"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既有奖，自有罚，论高第不救宁远之故，他说关兵只得五万，若救宁远，万一关门有失，危及京师。于是阉党打算趁此机会整孙承宗。其时孙承宗已罢官回原籍畿南高阳，得到消息，派人跟户部去说："我交给高尚书的兵是十一万七千；上年十一、十二月，高尚书领的饷亦是十一万七千人。他说五万，你们给他五万人的饷，看他怎么办。我现在先不辩；高尚书应该自悔失言，有所补正。我如果一上奏疏，说明实情，传到四夷，让他们耻笑中国有数目字都搞不清楚的经略大臣，岂非有伤国格？"这是孙承宗忠厚，让高第具疏自陈："前止据见在兵五万，会核有某兵、某兵，合十一万有奇。"因得从轻发落，免官而已。
***
现在回头来说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实录》：
上至沈阳谕诸贝勒曰："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耶？"不怿累日。
据明人记载，谓太祖受创而回，愤懑疽发背卒。朝鲜人记载，更谓太祖攻宁远受伤而卒。要之，太祖自此不履战场，延至是年八月十一日未时卒于离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事先不豫，至清河温泉休养，大渐回京，崩于途次，寿六十八。
此时随侍太祖的就是年方三十七岁的大妃，《清实录》言大妃：
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为国乱，颁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殉之。"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
此非当时真相，真相是太宗等矫诏逼大妃殉葬。因为她既饶丰姿，又当狼虎之年，必不能安于室；若有外遇，贻先帝之羞，犹是小事，问题最严重的是，她所生三子，太祖生前"分给全旗"，除阿济格甫成年以外，多尔衮、多铎一只十五、一只十三，如果大妃的情夫是野心分子，通过大妃而控制三旗人马，将肇大乱。因而假造先帝遗言，逼大妃上吊，以绝后患。
当太祖崩于叆鸡堡，匆匆成殓，群臣轮班抬"梓宫"回沈阳，初更入宫，开始谈判，整整谈了一夜，大妃无奈，终于在第二天辰刻自尽。《清实录》——天聪九年所修的《武皇帝实录》，比乾隆朝改篡的《高皇帝实录》，保存了较多的真相。
《实录》中接"后支吾不从"句下云：
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求，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子多儿哄、多躲，当恩养之。"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不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
于是后于十二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柩，巳时出宫，安厝于沈阳城内西北角。
多尔衮、多铎后由太宗抚养，其时孝庄皇后亦为其姑孝端皇后育于宫中，小多尔衮一岁。我一直怀疑世祖为多尔衮与孝庄所生之子，后面将谈到，此不赘。
太祖既崩，遗命八固山共治；九月太宗即位，乃出于代善父子之拥立。《东华录》：
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亦未尝定建储继位之议……太祖高皇帝宾天，大贝勒代善长子岳托、第三子萨哈廉告代善曰："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曰："此吾素志也。天人允协，其谁不从？"次日，代善书其议，以示诸贝勒。皆曰："善。"遂合词请上即位。上辞曰："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若舍兄而嗣立，既惧弗克善承先志，又惧不能上契天心，且统率群臣，抚绥万姓，其事綦难。"辞之再三，自卯至申，众坚请不已，然后从之。
孟心史《八旗制度考实》就此析论云：当时论实力，太宗手握两黄旗，已倍于他贝勒，又四小王皆幼稚，易受代善指挥，唯余有两大贝勒，阿敏非太祖所生，自不在争位之列；莽古尔泰以嫡庶相衡，亦难与代善、太宗相抗。故有代善力任拥戴，事势极顺。
代善之所以尽力，由两子之怂恿。观于清开国八王，世所谓铁帽子王，其中太祖子三人，太宗子二人，太祖所幼育宫中之胞侄一人，其余二人，乃皆代善之后，以始封者非皇子，故以郡王世袭。而此两郡王，一为克勤郡王，即岳托；一为顺承郡王，即萨哈廉之子勒克德浑。清之所以报酬者如此，盖代善实为清之吴泰伯。
按：所谓"铁帽子王"，即"世袭罔替"的亲王或郡王。据上文刊封号姓名如下：
一、太祖子三人：
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
二、太宗子二人：
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顺治十二年改号庄亲王)。
三、太祖所幼育宫中之胞侄一人：
郑亲王济尔哈朗。
四、代善之后二人：
克勤郡王岳托(初封成亲王，后因事降贝勒，殁后诏封克勤郡王，其子孙初改封号为衍禧郡王，又改平郡王，乾隆年间复号克勤郡王)；顺承郡王勒克德浑。
***
太宗武功不逊于父，在位十七年，征服东海诸部及索伦部，今吉林、黑龙江两省尽归统属，平定内蒙古;尤以击败察哈尔林丹汗，获得"传国玺"，为正式建号"大清"及建元"崇德"的由来。至于侵明之役，前后六次，第二次用反间计杀袁崇焕。由后世来看，明思宗绝非清太宗的对手，清代明兴，已露端倪。
六次伐明之役如此：
第一次：太宗与袁崇焕议和不成，于天启七年，亦就是太宗即位的第二年五月，大举攻辽西。辽河以西的大川叫大凌河，北起义州，南流入海，为锦州的屏障。其时大凌河正在筑城，城工未竣，总兵赵率教守锦州，坚守不失，于是太宗渡小凌河，经连山(今锦西)进围宁远。
宁远为袁崇焕亲自镇守。他的战术很特别，环城掘壕，士兵守壕不守城，壕前摆满大车，作为防御工事，而车后有火器埋伏。太宗佯退诱敌，袁崇焕不为所动；太宗乃又回师进击，不道枪炮齐发，清军死伤无算，是为锦州大捷。太宗出师不利，毁大小凌河而退。
隔了两个月，魏忠贤对袁崇焕看不顺眼，买通御史参他不救锦州，袁崇焕罢官，以王之臣代为巡抚。
又过了一个月，熹宗崩，无子，皇五弟信王入承大统，即是年号崇祯的思宗。十一月，魏忠贤伏诛；崇祯元年四月，袁崇焕复起。
袁崇焕复起，杀毛文龙，以及太宗用反间计假手崇祯杀袁崇焕，过程皆富于戏剧性。我曾检《明史》《石匮书》及其他野史参校，《石匮书》所记杀毛文龙事最为得实；记复起则足以反映当时舆论对袁崇焕的强烈不满，此真千古冤狱！此处介绍《石匮书》所叙，并作必要的注解。读过《陶庵梦忆》的读者，都知道张岱是个很有趣的人，他记崇祯召见袁崇焕的情形，充满了"戏文"的趣味：
崇祯践祚，起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令地方官敦趋就道，遂于元年七月十四日至邸。上御平台，特宣崇焕，并辅臣、尚书、九卿等召对。（按："平台"在西苑，为明武宗开"内操"时所建以阅兵者，明末出师命将，皆召见于此。入清改名"紫光阁"。）
上语崇焕曰："女直跳梁十载，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有何方闻，据实奏闻。"（按：女直即女真；辽兴宗名耶律宗真，为避讳因改真为直。）
崇焕对曰："臣受皇上特达之知，注臣于万里之外，倘皇上假臣便宜，五年而东患可平、全辽可复，以报皇上。"（按："便宜"者，"便宜行事"之谓。袁崇焕知敌不足畏，所患者层层掣肘，不能放手办事，故袁崇焕首以此为言；此后所有要求，皆不脱"便宜行事"的范围。）
上曰："五年灭寇，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辅臣韩爌、刘鸿训、李标、钱龙锡等奏曰："崇焕肝胆识力，种种不凡，真奇男子也。"
崇焕奏曰："臣在外调度，所有奏闻，一凭阁臣处分，阁臣不可不着力主持。"
上顾谕阁臣，阁臣奏曰："敢不承命!"
崇焕又奏曰："边事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结，但皇上宵旰于上，正臣子枕戈待旦之秋。臣尽心竭力，约略五年；但五年之中，须事事核实，第一钱粮，第二器械，户工两部，俱要悉心措置，以应臣手。"
上顾谕两部尚书王家桢、张维枢，奏曰："敢不承命。"
崇焕又奏曰："臣承命在外，止以灭寇为事，五年之中，事变不一，还要吏兵二部，俱应臣手，所当用之人，选与臣用；所不当用之人，即予罢斥。"
上顾谕两部尚书王永光、王在晋，曰："敢不承命。"
崇焕又奏曰："圣明在上，各部公忠，毫无不应臣手，但臣之力制东事而有余，调众口而不足，一出君门，便成万里，忌功妒能，岂遂无人？即凛于皇上之法度，不致以权掣臣之肘，亦能以意乱臣之心。"
上曰："朕自主持，不必以浮言介意。"
崇焕又奏曰："有皇上主持，臣不孤立……"
张岱行文，所要强调的是，袁崇焕要挟需索，得寸进尺，最后竟想钳制言官。但既皆许诺，则袁崇焕杀毛文龙，亦为便宜行事，无足为罪。至于"一出君门，便成万里"，确为当时实情，崇祯既许以"朕自主持，不必以浮言介意"，而到头来毕竟听信浮言，陷袁崇焕于孤立，且以杀身，则是君负臣，非臣负君。
至于毛文龙，自有取死之道，此人为杭州无赖，浪迹辽东，因缘时会，得领师干，捏造战报战功，得升为左都督，据辽东半岛、鸭绿江口的皮岛，以筹饷为名，大做走私的生意，满洲所需物资，多从皮岛而来，核其行为，"资敌"无疑；但"日以参貂交结当道"。既见杀，当道不复再能得贿，因而怨及袁崇焕，先造蜚语，说袁崇焕通敌；而清太宗提出要求，以毛文龙的首级为信物。这话由"当道"(包括言官)以至宦官，日言于崇祯，信之不疑，所以后来一闻浮言，即以为袁崇焕果然通敌。是则杀袁崇焕，亦不尽由于崇祯庸暗。总之，万历一朝四十余年，冤气戾气凝集不散，遂有天启东林之祸，阉党横行，崇祯初虽有"逆案"，但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之势未改，几无正人君子容身之地。此是明朝气数已尽，崇祯既昧于天命，不能返躬修省；更不能善尽人事，唯果于杀戮，足令志士丧气，不亡又安可得？
《石匮书》记毛文龙被诛事，颇为细致，足当实录。本传云：
(崇焕)至双岛(高阳按：指琼岛及皮岛)，文龙往宁远，迟之两日，见江上战船将士，皆傲视不顾，谕以"督师亲至地方，尔辈何不晋谒？"对曰："未奉将令，不敢晋谒。"
按：此足见毛文龙心目中根本无袁崇焕。但绝不能谓为袁崇焕以其无礼，杀之以为报复；袁崇焕的想法是：有此心目中无主帅之将，则缓急之间，不但不可恃，且紧要关头，反足以助敌，亦未可知。袁崇焕所以有五年复全辽的把握，端在能保有完全彻底的指挥权。今有此将，安可不除？且知毛文龙交结当道，如果循正当之途径去毛，必不能如愿，因而采取断然行动。本传续载：
崇焕愕塞，不发一言。但日与幕客数人，沿江闲步，拾沙际文石，攫夺为戏，或呼酒席地，小饮成狂。兵船侦探见者，皆曰："督台轻狂若是。"皆不以为意。
平情而论，袁崇焕此时虽已有必去毛文龙之意，但亦非不可挽回，只要毛文龙能示诚受节制，袁崇焕亦乐于有此一支海上呼应支援之兵。只是根本上毛文龙便轻视袁崇焕，那就不能不决裂了。
当时等毛文龙回来以后，袁崇焕并未动手，相与燕饮，每至夜分；席上谈公事，袁崇焕主张变更营制，并设监司理民政，毛文龙怫然不悦，话就谈不下去了。
于是袁崇焕讽示毛文龙辞官回乡；毛文龙说："我一向有此意思，但唯有我知道'东事'；等'东事'告竣，朝鲜衰弱，一举可以占领。"所谓"东事"即指对满洲的军事而言。毛文龙大言不惭，已使得袁崇焕大感不快，而居然还存着占朝鲜的妄想，则他的兵即令能打，亦必保存实力，对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计划，完全没有帮助。至此，袁崇焕才决定采取行动。
于是以邀"观射"为由，将毛文龙诱至袁崇焕设在山上的行帐；随行士兵摒拒在外。其过程在张岱的笔下极其生动。
《石匮书》记袁、毛打交道，尚有他语；又袁崇焕所带亲兵无几，而双岛毛军数千，袁崇焕何能从容执法？则袁之机智，自别有过人之处，仍须看《石匮书》方知其中曲折奥妙：
(崇焕)索其兵将名册，以给犒赏；文龙不肯进册，漫应曰："本镇所带亲丁，现在双岛者，三千五百余人耳。明日领犒。"
按：毛文龙不肯进册者，因袁崇焕一直要查核他的饷项支出，恐一进册则据名册核饷，情弊立见。乃约次日犒军，登岸较射。
乃传令中军，带亲丁四面摆围，崇焕坐帐房犒赏军士。文龙来谢，坐语良久；崇焕曰："明日不能踵别，国家海外重寄，合受焕一拜。"拜已，相约减从，山上亲丁仍于山上摆围。文龙从官百二十人，俱绕围兵，内丁千名截营外，崇焕乃命各从官过见，慰劳之曰："各将官海外劳苦，粮多不敷，使汝等空乏，情实可悯。汝等亦受我一拜。"拜已，众皆感泣。
按：向毛一拜，以宽其意；向众从官一拜，是一种试探。"众皆感泣"则知可以感化，可以理折，可以气夺，然后可以杀毛文龙。
遂问将官姓名，有言毛可公、毛可侯、毛可将、毛可相，百二十人俱姓毛。
按：此似近乎儿戏，其言夸诞。实则不然。当时投身行伍，有不知其姓者，主事者乃任意制一姓名予之，如王得标、王得胜之类。有轻率者，则故意制一恶姓怪名以相戏，湘军中不乏其例。然亦有喜舞文弄墨，特为制一与其人不称之嘉名相赠，如鲍超目不识丁，贵后始识其姓，而字"春霆"，即其一例。彼时通文墨者，每以屈事武夫为耻，遇有机会，每加戏侮。如鲍超曾得部下献董香光屏条四幅，相传系李闯部下得自明宫，鲍超谓幕友："何无上款？"此幕友答谓："好办！"援笔在下款之上加一上款："春霆军门大人雅正。"文士狎侮武夫，类皆如是。所谓"毛可公"、"毛可侯"的题名，亦是一时相戏，未必有何深意；而毛文龙不说真话，遂成口实。
崇焕曰："汝等岂可都姓毛？"文龙应曰："皆是小孙。"崇焕作色对文龙曰："此便欺我！此辈皆异姓之人，今皆姓毛！吾闻天子方可赐姓；汝今擅改人姓，欺君罔上，罪莫大焉。"顾官曰："汝等还该复还本姓，为朝廷出力，自立功名，何得为此欺罔之事？"因大声问文龙曰："我到此数日，披肝沥胆，望尔听我训诫。岂意汝狼子野心，总是一片虚词。目中已无天子国法，岂容宽假？"语毕，西向叩头，请皇命，褫文龙冠带。
按：清制有"皇命旗牌"，而无"尚方剑"，皇命即等于尚方。明制有皇命，有尚方剑，两者权威有差减。凡出镇，必赐皇命旗牌，而尚方剑则系特赐。一请尚方，其人必死。袁崇焕先请皇命，后请尚方，步骤不乱，自见其智珠在握。
数之曰："女(汝)有应斩十二大罪：兵马钱粮，不经查核，夜郎自据，横行一方，专制孰甚，当斩一；说谎欺君，杀降诛顺，全无征战，却占首功，欺诳孰甚，当斩二；刚愎撒泼，无人臣礼，牧马登莱，问鼎白下，大臣无道，当斩三；每岁侵饷银数十万，每月给米三斗五升，克减军粮，当斩四；私开马市，潜通岛裔(夷)，当斩五；命姓赐氏，不出朝廷，走使舆台，监(滥)给劄付，犯上无等，当斩六；劫掠商人，夺船杀命，积岁所为，劫赃无算，身为盗贼，当斩七；部将之女，收为姬妾，民间之妇，没入为奴，好色诲淫，当斩八；逃难辽民，不容渡海，日给碗饭，令往掘参，畏不肯往，饿死岛中，草菅民命，当斩九；拜魏忠贤为父，迎冕旒像于岛中，至今陈汝明一伙，盘踞京师，交结近侍，当斩十；女真攻破铁山，惨杀辽人无数，逃窜皮岛，掩败为功，当斩十一；开镇八年，不复守土，观望养寇，当斩十二。"
又谕各官曰："毛文龙十二罪，汝等说当与不当？若杀之不当，汝等上来先杀了我。"延颈就戮，众官皆相视失色，叩头乞哀。
毛文龙为之气夺，只叩头求免；袁崇焕问毛可公、毛可侯那班人："文龙当斩否？"都唯唯称是；中有人以为毛文龙虽无功劳，亦有苦劳，但为袁崇焕作色一喝，亦即住口。
此时，袁崇焕方始请尚方剑，斩毛于帐下，随即宣布，只诛文龙，余俱无罪。乃重新部署，将毛文龙的兵分为四协，以毛文龙之子毛承祚及副将陈继盛分别率领。同时大犒将士，传檄各岛，将毛文龙的各种苛政尽皆革除。恩威并用，贴然绥服。
回到宁远，上奏具言其事，最后自陈："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藁待罪。"崇祯看袁崇焕如此作为，心里不免害怕，这就种下了袁崇焕不得善终的基因；亡国之君之所以为亡国之君，就在这些地方！从古至今，只有英主才能用英雄。或谓庸主亦可用英雄，如刘阿斗百事不问，唯倚武侯。此亦不然，刘阿斗是个特例：武侯为顾命之臣，刘阿斗倚恃如父，论其实际，并非信任。若如官文，自可谓之庸，但能重用胡林翼，此识人的眼光及用人不疑的襟度，亦就不庸了。
话虽如此，崇祯自亦不能不优诏相答。于是袁崇焕又上言："文龙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为乱也。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今不宜更置帅，即以副将陈继盛摄之。"又请增饷至十八万。报准奏。
平心而论，袁崇焕的处置，确有些欠考虑；当毛文龙叩头求免，从官畏服，则权威已经建立，只逮捕毛文龙置于左右，其子承祚及部将为求保毛之命，必然听命，一样亦可达到整顿的目的。以前方大将，除非有反叛犯上的逆迹，不能不断然处置以外，绝无请尚方剑立斩的必要。那就无怪乎有人造作蜚言说袁崇焕通敌，而以毛文龙的首级为信物了。
是年十月，清太宗率兵破边墙，自遵化侵北京；《东华录》载：
天聪三年即明崇祯二年，十二月辛丑，大兵逼北京。上(按：指清太宗，此时尚自称"金国汗")营于城北土城关之东，两翼兵营于东北，侦知满桂、侯世禄等集德胜门。上率右翼诸贝勒前进。又闻瞭见东南隅有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以兵来援，传令左翼诸贝勒迎击。
癸卯(按：中隔一日)，遣归顺王太监赍和书致明主。
上率诸贝勒环阅北京城。
乙巳(按：又隔一日)屯南海子。
丁未(按：又隔一日)进兵距关厢二里。
戊申，闻袁崇焕、祖大寿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令我兵逼之而营。上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谕曰："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遂回营。
如上所引，自辛丑至戊申，历时凡七日，太宗只在城外盘旋，并未能攻城，原因是京城高大坚固，且无攻城之具，所以虽兵临城下，并不危急。只看袁崇焕、祖大寿援兵到后，并不急于接战，而在广渠门外构筑工事，有断其归路之意。按：清兵此次由喜峰口破边墙入关，陷遵化，蓟州巡抚王元雅自经死，驻关门的总兵赵率教赴援阵亡，清兵遂趋蓟州，越三河，略顺义，而至京城之北。及至袁、祖入援，屯营东南即广渠门外，则通州及三河在控制之下，俟各路勤王师集，清兵不复再能由三河、蓟州、遵化而出喜峰口、南天门，则只有自顺义北走，经密云出古北口，袁崇焕自必早有伏兵，而屯德胜门外的总兵满桂，率师追击，三面夹攻，清军危乎殆哉。太宗本怯袁崇焕，所以此次进关绕道蒙古、热河，不敢正面攻守锦州的祖大寿及坐镇宁远的袁崇焕，勘阵以后，复有"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之语，自度已难力敌，因用智取。
***

第三章　太祖、太宗(中)
说起来似乎齐东野语，而确为实情，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清太宗一部《三国》败明朝。这部《三国》还不是陈寿的《三国志》，而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满洲之有文字，始自万历二十七年，系蒙古文的改良。最早译成满文的少数汉文书籍，其中就有一部《三国演义》。太宗熟读此书，且颇以自矜；他的用兵，自战略至战术，往往取法于《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计杀袁崇焕，则脱胎于"蒋干盗书"。兹接前续引《东华录》如下：
先是获明太监工人，付与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榜式达海监收。至是回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工人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佯卧窃听，悉记其言。
庚戌，纵杨太监归。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帝，遂执袁崇焕下狱。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毁山海关而出。
《东华录》据清朝官文书所记如此；再看明朝方面的记载如何，仍引《石匮书》袁传以见当时的情事及舆论：
崇焕奏："臣守宁远，寇被臣创，决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单弱，宜于彼处设一团练总兵。"遂以王威为请。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难移时，北骑果于遵化入口。
按：张岱此传可取，即在叙事公正，并不因为其时对袁崇焕皆曰"可杀"而一笔抹杀。袁崇焕料敌如神，既已提出遵化单弱的警告，兵部即应事先防范；而留难不予王威，全然不符当日平台召见，事事应手的许诺，则追究北骑入口的责任，全在"本兵"。应斩者实为王在晋，而非袁崇焕。
崇焕与祖大寿率蒙古壮丁万余骑，进援蓟镇。北骑至蓟镇，与崇焕兵遇，不战，离城数里扎营。次早直趋京师，崇焕尾其后，亦至京师城下，即上疏，请入城养病，俟病稍痊出战。上不许，召崇焕陛见，劳以裘帽，即命归营。是日北骑绕城北，山海总兵满桂方到，兵未成列，北骑袭之，大败，全军覆没。满桂侄杀入阵，救出满桂。满桂创重，伏马上驰出城，至城下，请入陛见，遂言崇焕于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灭寇之局。上犹未信，有二内官被掳，囚营中逃归，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又言满桂战不利，差人往崇焕营，速其放炮，及放炮，皆无钱粮(弹药)者。
以上所记，得诸传闻，颇有失实之处，如谓袁崇焕奏请"入城养病"云云，已涉于离奇；以下所记，亦复如此：
上大怒，即遣中使二人，召崇焕面议军事。崇焕欲不往而难于辞，乃以军中见疑，请以二中使为质；上即以二中使留质军中。崇焕陛见，即命满桂与之面质，满桂见崇焕御前赐坐，拉之下跪，尽发其通敌奸状，并言其接济寇粮，凿凿有据。崇焕见满桂色变，遂不能辩，免冠请死。上命锦衣卫堂上官拿送镇抚司，即令满桂往统其军。
谓袁崇焕不敢陛见，以及见满桂色变，皆为必无之事。满桂并未"全军覆没"，创亦不甚重；否则，崇祯不致"即令满桂往统其军"。
事实上是袁崇焕与祖大寿同时奉召陛见，事先毫无迹象显示此去有何危险，因此召对时骤缚袁崇焕，使得祖大寿股栗无人色。既退，闻山海关、宁远将卒不肯受满桂节制，祖大寿乃引所部兵出山海关。如关宁将卒愿受节制，以祖大寿的本性而言，还是会跟满桂合作，共御北骑。及至祖大寿既奔，满桂营于永定门外，为清兵所破，满桂战死。
其时已复起孙承宗督师，驻通州收容溃卒。当务之急自然是安抚祖大寿，孙承宗与袁崇焕皆于祖大寿有恩，因而孙承宗请袁崇焕在狱中作书，召祖大寿听命于孙承宗，仍遣出关守锦州，关外局势暂时可以稳住了。
关内则永平沦陷，由阿敏领重兵驻守，其余清兵于崇祯三年二月退回奉天。五月，孙承宗督师攻复滦州，阿敏怯敌不敢赴援，屠永平官民，偕迁安、遵化守将弃城而遁，孙承宗部将张春追击，斩获甚众，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城皆复。阿敏则因此被罚，免死幽禁，他与他的儿子洪可泰自关内所夺得的人口、奴仆、牲畜，俱给阿敏的胞弟济尔哈朗，镶蓝旗从此易主。时为天聪四年，即崇祯三年六月。
八月间，袁崇焕被难。阉党本拟借此翻案，目标还不止于袁崇焕，而是借袁案株连钱龙锡。孟心史《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云：
时阁臣钱龙锡持正，不悦于阉党。阉党王永光复用为吏部尚书，引同党御史高捷为龙锡所扼者。遂以龙锡与崇焕屡通书，讦议和，杀文龙为龙锡主使，并罢龙锡。时起用孙承宗，御建州兵，兵退；遂于三年八月磔崇焕。九月逮龙锡，十二月下龙锡狱。
阉党借议和、诛毛，指崇焕为逆首，龙锡等为逆党，谋更立一逆案，与前案相抵。(按：崇祯即位，整肃阉党，此案名为"逆案"。所谓"前案"即指此。)内阁温体仁、吏部王永光主其事，欲发自兵部，而兵部尚书梁廷栋不敢任而止。仅议龙锡大辟，决不待时。帝不信龙锡逆谋，龙锡亦悉封上崇焕原书及所答书，帝令长系。
明年，中允黄道周申救外，而帝亦诏所司再谳，减龙锡死，戍定海卫。在戍十二年，两赦不原。其子请输粟赎罪，周延儒当国，尼不行。南渡后始复官归里卒。崇祯宰相五十人，龙锡尚为贤者，崇祯初与刘鸿训协心辅政，朝政稍清，两人皆得罪去。崇焕则以边事为己任，既被磔，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无余赀，天下冤之。
按：崇祯即位之初，诛魏忠贤，定逆案，撤九边监军太监，罢苏杭织造，用钱龙锡、刘鸿训、来宗道等入阁办事。来宗道虽有"清客宰相"之称，钱、刘则皆为不附魏忠贤而于天启朝见斥者。崇祯初政，确有一番清明气象；所惜除恶不尽，且乏知人之明，于是温体仁值经筵，周延儒为礼侍，而刘鸿训不旋踵罢去，逆阉流毒复起，可为扼腕。
袁崇焕死得很惨，《石匮书》本传：
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手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此段记载，似有言过其实处，但必有其事，则毫无可疑。其家属在辽者，流贵州；在籍者，流福建。史书皆谓其"胤绝"。乾隆四十八年，高宗手诏查问袁崇焕后裔下落，广东巡抚尚安查奏："袁崇焕无嗣，系伊嫡堂弟文之子入继为嗣，见有五世孙袁炳，并未出仕。"后蒙恩得授峡江县丞。
民初东莞人张江裁作《东莞袁督帅后裔考》，据云：袁下狱定罪后，其妾生一子，先匿民间，后依祖大寿，其子名文弼，以军功编为宁古塔正白旗汉军，后居黑龙江瑷珲。传七世而有弟兄三人，其季名世福，即富明阿，咸丰六年官至副都统，从钦差大臣德兴阿辗战江南，为满洲名将，光绪八年卒，年七十六，官至吉林将军。富明阿多子，长子寿山、六子永山皆显达，但惜隶于旗籍。袁崇焕地下有知，不悉其为欣慰，抑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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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一死，最大的影响是不复再能用祖大寿。《清史列传·贰臣传》记祖大寿云：
(崇祯)三年正月，大兵(按：指清军)克永平，下迁安、滦州，各留师镇守。(孙)承宗檄大寿率兵入关规复……四月，大寿同总兵马世龙、杨肇，副将祖大乐、祖可法等袭滦州，以巨炮击毁城楼。我兵在城中及永平、遵化、迁安者，皆不能守，弃城出关而归。大寿仍镇锦州。
能"以巨炮击毁城楼"，则城何可守？阿敏弃四城而遁，事非得已，于此可知。太宗命阿敏守蓟州四城，实为借刀杀人之计。欲除阿敏的动机，早肇于太祖新丧之际。《东华录》崇德八年八月，召责阿敏旗下大将傅尔丹时，追述往事云：
太祖皇帝晏驾哭临时，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朕曰："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朕召……等至，谕以阿敏(云云)，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正蓝等旗，亦宜出藩于外，朕已无国，将谁为主乎？若从此言，是自坏其国也……复召郑亲王问曰："尔兄遣人来与朕言，尔知之乎？"郑亲王对曰："彼曾以此言告我，我谓必无是理，力劝止之。彼反责我懦弱，我由是不复与闻。"
阿敏请率本旗出藩，即有不愿臣服之心，迟早必成肘腋之患。济尔哈朗幼育于太祖宫中，小于太宗七岁，情谊如同胞，故太宗思夺镶蓝旗予济尔哈朗，为理所必至之事。蓟州四城本由济尔哈朗占守，两个月后，命阿敏接防，以其时祖大寿由孙承宗慰抚，将领兵入援，事先遣谍潜入永平侦察，为清军所获斩于市，乃知锦州明军将入关。祖大寿威名素著，因以阿敏代济尔哈朗，借攫其锋：胜则损其实力，败则以此为罪。其为借刀杀人，情势显然。
收复蓟州四城后，孙承宗逐渐整顿防务，由关内扩及关外，崇祯四年七月，命祖大寿筑大凌河城。大凌河在锦州以东，在此筑城，即为向前推进，是采取攻势的明证。太宗自不容此城之成，自率主力渡辽河，出广宁大道，而以德格类等率偏师出锦州以北的义州，遥为呼应。八月，师至城下，城内军民工役三万余人，粮食是一大问题，太宗因定长围之策，兵分十二路，南北东西每一面三路，大将在前，诸贝勒、台吉在后，佟养性率包衣跨锦州大道而营。其时清军已有红衣大炮，命名"天佑助威大将军"，即由佟养性督造，亦由佟养性为炮兵指挥。围城的工事，规模浩大，据《清史稿·祖大寿传》：
周城为壕，深广各丈许；壕外为墙，高丈许，施睥睨。营外又各为壕，深广皆五尺。
因此，朽山、锦州两路援军，都未能到达大凌河城。九月，辽东巡抚邱禾嘉、总兵吴襄(吴三桂之父，祖大寿的姊夫。吴三桂为祖大寿的外甥)，合军七千人赴援，亦为太宗亲自领兵击退。
太宗长围的目的，不在得地而在得人。一则曰："(明)善射xx精兵，尽在此城。"二则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俱见《清史列传·祖大寿传》)尤以生致祖大寿为志在必得，所以设围之初，即再次致书招降，第二通中有这样的话：
倘得倾心从我，战争之事我自任之；运筹决胜，唯望将军指示。
这不仅是请祖大寿当他的"军师"，直是请祖大寿发号施令。这当然是从《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得来的灵感；而此后之善视祖大寿，则参用曹瞒之于关云长的故智。当大凌城中"粮尽薪绝，杀人为食，析骸而炊"，亦即是到了以人骨作薪煮人肉的地步时，祖大寿终于投降，事在崇祯四年十月。
祖大寿初降，太宗与之行"抱见礼"，亲以金卮酌酒慰劳，赠以黑狐帽、貂裘，明日用祖大寿策，奇袭锦州，《清史列传》本传载其事云：
命贝勒等率八旗诸将及兵四千人，俱作汉装；大寿率所属兵三百五十人，以二更起行，趋锦州，炮声不绝，为大凌河城中人突围奔还状。会大雾，人觌面不相识，军皆失队伍，为收兵而还。
如果没有这场大雾，我很怀疑，一入锦州，此作汉装的四千清兵，恐将不复再得回辽东。祖大寿始终无降清之心，此非我好做翻案文章，证以此后情况，事实确是如此。
或谓："然则先降之三千余人，包括其嗣子泽润、亲子泽洪、养子可法在内，又将如何？"我的答复是：祖大寿知道太宗不会因他的归明而杀此三千余人；果真屠杀，亦符大寿之愿，其部下终不为清所用。
《清史列传》本传又载：
十一月庚午朔，谕诸贝勒曰："朕思与其留大寿于我国，不如纵入锦州，令其献城，为我效力。即彼叛而不来，亦非我意料不及而误遣也。彼一身耳，叛亦听之。若不纵之使往，倘明国(朝)别令人据守锦州，则事难图矣。自今纵还大寿一人，而携其子侄及诸将士以归，厚加恩养，再图进取，庶几有益。"
此真是看得透，做得出。太宗与崇祯在位同为十七年，何以此胜彼败？最大的原因即在太宗真能知己知彼；而崇祯则既不知彼，亦昧于自知。本传续记：
乃遣人传谕，询大寿曰："今令尔至锦州，以何计入城？既入城，又以何策成事？"大寿对曰："我但云昨夜溃出，逃避入山，今徒步而来。锦州军民，俱我所属，未有不信者。如闻炮则知我已入城，再闻炮，则事已成，上可以兵来矣。"遂以其从子泽远及厮养卒二十余自随。既渡小凌河，舍骑徒行，遇锦州探卒，偕入城。越三日遣人至大凌河语其所属诸将曰："锦州兵甚众，将从密图之。尔诸将家属，已潜使人赡养，后会有期。倘有衷言，即遣人来，无妨也。"于是上将旋师，赐敕大寿，令毋忘前约。大寿复遣人赍奏至，言："期约之事，常识于心，因众意怀疑，难以骤举。望皇上矜恤归顺士卒，善加抚养。众心既服，大事易成。至我子侄，尤望垂盼。"上命毁大凌河城，携大寿从子泽洪等及诸将以还，优赉田宅服物器用。降兵万余，咸分隶安业。
祖大寿初回锦州时，只言突围而出，但副将参将等高级将官投清，这件事是瞒不过的，辽东巡抚邱禾嘉密疏上闻。崇祯当然要杀祖大寿，却不敢明正典刑，一面命邱禾嘉加以羁縻；一面如清太宗之于阿敏，行一条借刀杀人之计。《清史列传》本传：
唯以蒙古将桑噶尔寨等赴援不力，战败先遁，密令大寿歼之。事泄，桑噶尔寨率众蒙古，环甲三昼夜，欲执大寿来归本(清)朝。大寿慰之曰："我视尔如兄弟，尔安得若此？"桑噶尔寨曰："闻欲尽杀我等，图自救耳。"大寿曰："杀我自必及尔；杀尔自必及我。"共之盟誓而定。
按：在辽东明军，杂有甚多蒙古部队，此即王象乾所优为的"行款"，而在兵部夸张为"以虏制夷"的战略。观上引之文，情形是很明显的：祖大寿只带"从子泽远及厮卒二十余"回锦州，何能歼灭桑噶尔寨所率的"众蒙古"？又"事泄"者，当然是邱禾嘉依照指示，故意"放风"。祖大寿谓桑，"杀尔自必及我"，则是已知为借刀杀人之计，为桑揭穿底蕴，自然相安无事。此一段记叙中有隐笔。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本传又记：
敕使自京师召之者三，大寿语锦州将士曰："我虽竭力为国，其如不信我何？"终弗往。
有袁崇焕平台被缚前车之鉴，祖大寿何能上当？但从此数语中，可以推知祖大寿当时的心迹：第一，力竭投降，并非本心，仍旧希望能为明守边，甚至牺牲在满洲的亲属亦所不惜；第二，由"其如不信我何"这句牢骚，可知其寒心，素志固犹未改，但可知其已无殉国之心。
此后三年，清太宗致书，不报；多铎征锦州，则力拒。于是到了崇德元年，明清之间又另是一个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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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谈过，所谓"天命"、"天聪"，只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汉文称号，究其实际，在天聪八年以前，国号为"后金"，自称"金国汗"；至崇祯八年，始定国号为"清"，并建正式年号"崇德"。也可以说，在此以前，希望以山海关为界，划疆而守；在此以后，始决心进窥中原。而促成太宗此一决心的最大原因是：在察哈尔获得了一方"传国玺"。
走笔至此，先作一篇"传国玺考略"。按："皇帝"一词，起于秦始皇；以故作为"恭膺天命"之凭证的玺，亦起于秦始皇，《太平御览》云：
传国玺是秦始皇所刻，其玉出蓝田山，是丞相李斯所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秦始皇打算者，天下万世一系，传之无穷，因名之为"传国玺"，但仅及二世；刘邦先入咸阳，子婴降于道左，此玺遂为汉得。明人刘定之作《玺辩》，述其源流甚详：
汉诸帝常佩之，故霍光废昌邑王贺，持其手解脱其玺组。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与，后乃出投诸地，螭角微玷(按：玺为螭钮)。董卓之乱，帝出走，失玺。
孙坚得于城南甄官井中。袁术拘坚妻，得以称帝。术死，玺仍归汉传魏，隶刻肩际曰："大魏受汉传国之玺。"
魏传晋，晋怀帝失位，玺归刘聪，聪死传曜。石勒杀曜取玺；冉闵篡石氏，置玺于邺；闵死国乱，其子求救于晋，谢尚遣兵入邺助守，因绐得玺归晋。方其未还也，刘、石二氏以玺不在晋，谓晋帝为"白板天子"；晋益耻之。(按：时为东晋穆帝永和八年。)
谢尚到底是否骗回这方秦玺，大成疑问；但自南北朝开始，"其间得丧存毁真赝之故，难尽究诘"，直谓之秦玺已亡，亦非过言。
自唐朝开始，"传国玺"改称"传国宝"，为太宗所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贞观四年，隋炀帝萧后，自突厥奉玺归，亦非秦玺，而是很可能为永和年间所制的晋玺。至后唐庄宗遇害，明宗嗣立，再传废帝，因石氏篡立自焚，则连晋玺亦亡。
"儿皇帝"石敬瑭入洛，又制一玺，后世称为"石氏玺"；契丹灭晋，明知此"传国宝"的来历，但对外不道破真相，辽兴宗耶律宗真试进士，且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命题。"石氏玺"后为天祚帝耶律延禧失落于桑乾河。
至此，所谓"传国玺(宝)"者，共得三玺：
一、秦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亡于南北朝。
二、晋玺，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寿昌。"毁于后唐废帝。
三、石氏玺，文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辽末失落于桑乾河。
在此以前，宋哲宗时忽有咸阳平民段义，献一青玉玺，谓即"传国玺"，曾巩曾上表称贺，且改元为"元符"。事实上是"元祐正人"被排斥后，继承真宗朝奸臣丁谓的另一班奸臣蛊惑庸主的花样。朱子曾有《书玺》一短文：
臣熹，恭维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时，盖未得此玺也。绍圣、元符之后，事变有不可胜言者矣！臣熹敬书。
"绍圣"即哲宗于宣仁太后既薨，排斥正人后所改的年号。绍圣四年改明年为元符，又三年而崩，徽宗即位而北宋亡。朱子所谓"绍圣、元符之后，事变有不可胜言者"，真是史笔。
金兵入汴梁，得玺凡十四，其中即有此段义所献之玺。至金哀宗完颜守绪死于察州，则连宋玺的下落亦不明了。
元至元三十一年，御史中丞崔彧由故官拾得之妻处购得一青绿玉，四寸方，三寸厚，经监察御史杨桓鉴识篆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为即秦玺而进献。其实此即宋哲宗朝奸臣假造的"传国玺"。此伪秦玺至元亡，顺帝挟之走沙漠，犹自夸"我有传国宝"。其后不知所终。
至于清太宗所获自察哈尔一玺，非元顺帝挟以北走的伪秦玺，而是另一唐朝以后所制，为元顺帝走沙漠时所失落的玉玺。《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有元玉玺，交龙纽，镌汉篆曰："制诰之宝。"顺帝失之沙漠。越二百余年，有牧山麓者，见羊不食草，以蹄撅地，发之乃玺，归于元裔博硕克图汗，后为林丹汗所得。至是多尔衮令额哲献于上。
据此可知，由察哈尔发现的玉玺，非宋玺，非石氏玺，非晋玺，更非秦玺，清史铁记太宗得"传国玺"者皆妄。但此玺为唐以后所造，而来自元宫，则确凿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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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太宗征服察哈尔，则为得以亡明的一大关键。当时满洲三面受敌：西面的明军；东面的朝鲜；西北的察哈尔，明朝称之为"插汉"，为内蒙七大部之一。其中尤强者三部：一为科尔沁，居内蒙东部，当辽东之北、黑龙江之南，与满洲密迩；二为鄂尔多斯，居内蒙西部，河套之中；三即察哈尔，居内蒙中部，包括今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在此三部中，察哈尔更为强中之强。
科尔沁酋长姓博尔济吉特氏，亦为元裔，曾参加"九国联军"之役，其后化敌为友，和亲降附。太宗孝端后，孝端之侄、世祖生母孝庄后，以及多尔衮、多铎的福晋，皆出此族，与清朝世为国戚，其后裔中最有名的就是——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
察哈尔为元顺帝嫡系子孙，所以酋长称"汗"。其时的林丹汗雄桀为内蒙七部酋长之冠，一向轻视满洲，且倚仗士马强盛，侵凌同族，与科尔沁更是极不相能。而明朝"行款"笼络"西虏"以制"东夷"的"西虏"，即指林丹汗而言，自是满洲的大敌。
天聪四年大凌河之役以后，太宗静待祖大寿举锦州来降，暂无举动，因而用其兵攻察哈尔，林丹汗率师西遁，太宗降其部众数万，收兵而返，并未彻底解决。至天聪七年六月，向臣下征询："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何者当先？"都以为应先征明，但太宗一则不愿与祖大寿交锋，再则打算着相机攻林丹汗，所以沿长城西行，由龙门关入口，纵掠宣府一带，兵围大同，死伤甚众而无功。
闰八月将班师时，有一意外喜事，《清鉴纲目》卷首《平定内蒙古》载：
(林丹汗)徙其人畜十余万众，由归化城渡河西奔，沿途离散，仅存十之二三。及至青海大草滩，林丹汗忽病痘死；其子额哲，拥众万余，居河套外。
额哲未降，但林丹汗同族的有力分子，以及林丹汗的妻子窦土门福金却投降了。
林丹汗死后，妻子数人为太宗父子兄弟所分占，《天聪实录》载：
八年闰八月辛亥，察哈尔国林丹汗……窦土门福金携其国人来降……众和硕贝勒等公议奏云："天特赐皇上察哈尔汗窦土门福金，可即纳之。"上固辞曰："此福金朕不宜纳，贝勒中有妻不和睦者，当以与之。"代善等复力劝上纳……曰："此福金乃天所特赐，上若不纳，得毋拂于天耶？上非好色多纳妃嫔者比；若上如古之庸主，悖于义而荒于色，臣等岂特不劝之纳，有不于上前力谏者乎？今此福金，皇上纳则臣心欣悦，不纳则激切滋甚矣。"……上因思行师时驻营纳里特河，曾有雌雉入御幄之祥，揆此不纳，恐违天意，于是纳福金之意始定……护送福金多尼库鲁克喜曰："我等此行乃送福金，非私来也。皇上纳之，则新附诸国与我等皆不胜踊跃欲庆之至矣。"
代善等力劝太宗纳窦土门福金，即因一开其例，诸贝勒便可"人财两得"；护送者亦认太宗能纳，则以此为和解的表示，降附事完，方能心安。而太宗恐额哲以此为仇，故不能不踌躇。下一年，太宗命多尔衮招抚额哲所部，《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九年二月，上命多尔衮同贝勒岳托、萨哈璘、豪格统兵一万招之。四月至锡喇珠尔格，降其台吉索诺木及所属千五百户，进逼托里图，恐其众惊溃，按兵不动。额哲母业赫，贝勒锦台计女孙也；其弟南楚暨族叔祖阿什达尔汉，皆为我大臣，遣宣谕慰抚，额哲遂奉其母，率宰桑台吉等迎降。
按：锦台计即金台吉。前面谈过，他是太祖的内兄，亦为代善的岳父。金台吉有一子名德尔赫尔，其女归林丹汗，生额哲。阿什达尔汉为金台吉同族兄弟，早已降清，著有战功，太宗时"典外藩蒙古事"，等于后来的"理藩院尚书"。南楚又名南褚，其姐即额哲生母。
除了窦土门福金及额哲之母以外，林丹汗还有三个妻子：一个叫囊囊，一个叫伯奇，一个叫俄尔哲图，此时从额哲的身份而言，称为"太后"。囊囊太后先到，太祖劝代善纳此妇，代善不愿，《天聪实录》九年七月载：
上纳察哈尔汗大福金囊囊太后。先是……囊囊太后至，上遣人谓大贝勒代善曰："此人乃察哈尔汗有名大福金，宜娶之。"言数次，代善对曰："人虽名为大福金，但无财帛牲畜，吾何能养之？闻察哈尔汗尚有大福金苏泰太后，待其至，我将娶之。"
此"苏泰太后"即额哲之母，《蒙古源流》称之为"苏台太后"。而囊囊太后为"多罗大福金"，满语"多罗"译成汉文为"理"，此"理"字有多种解释，在此作"正式"之意。满蒙部落酋长多妻，辄称之为"福金"，即汉语"夫人"；而称"多罗大福金"，表示林丹汗生前经过仪式正式迎娶的妻子，纵非元配，亦为继配，所以太宗谓之"有名"。但既为元配或继配，年龄与林丹汗相差不远，老丑而又无赀，故代善不欲。而苏泰太后则太宗以济尔哈朗爱妻已亡，早以苏泰太后相许，他说：
"先既许弟(按：济尔哈朗为太宗堂弟)，后复与兄，是无信也。朕言既出，岂有更易之理？此福金可娶之。"往谕数次，代善不从。时阿巴泰贝勒(等)闻之，奏上言："此福金因无财畜，故大贝勒不娶。臣等若早闻许大贝勒之说，亦必劝止。此人乃察哈尔汗多罗大福金，皇上宜自纳之，不可与他人也。"
按：所奏之言，文义稍有未协。意谓代善不欲娶囊囊太后，不妨听之；如早闻太宗有此意，亦必劝阻。此下有一段没有说出来，而太宗自能意会：囊囊太后虽老丑而无财畜，但她的名号在察哈尔有相当的号召力，如有异心，可利用为工具。因劝"皇上宜自纳之，不可与他人"，即为防微杜渐，预遏乱源之计。
于此，我又别有看法：代善之不欲娶囊囊太后，既非嫌其无财富，亦非嫌其老丑，只是避嫌疑、表心迹，小心谨慎而已。只看他推辞的理由，只因"无财帛牲畜，吾何能养之"，便知是托词。以后，代善娶了林丹汗的妹妹泰松公主；而察哈尔的三太后——伯奇、俄尔哲图、苏泰，由豪格、阿巴泰、济尔哈朗分娶。元玺即由苏泰太后带来，为额哲换得一个亲王的封号。
察哈尔既平，朝鲜则于天聪元年，曾为二贝勒阿敏所败，订盟约为兄弟，力所能制，亦无后顾之忧，而又适得元玺，遂有中原之志。天聪十年(崇祯九年)四月朔，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即以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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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即帝位，当然要获得邻国的承认，遣使征聘于朝鲜，朝鲜国王李倧不肯推戴。按：朝鲜之于明朝，始终不贰，至清初犹然；此中有个特殊的原因：明成祖生母碽氏，籍隶三韩，所以他是朝鲜的外甥。李朝各王，向来事明犹父；而明朝之于朝鲜，保护亦不遗余力。由于有此深厚渊源，所以不愿事清，因而引起战争，《清鉴纲目》崇德元年十一月：
(太宗)亲率大军，再伐朝鲜，渡汉江，克其都城。(朝鲜王李)倧奔南汉山城，告急于明。明舟师出海，守风不敢渡；而太宗围南汉山城急，破朝鲜诸道援兵，获倧妻子于江华岛。倧惧，始遣使乞降，弃兵械、服朝服、献明室所给封册，而躬自来朝。太宗见之于汉江东岸之三田渡，自是朝鲜世为臣仆者二百四十余年。朝鲜既服，皮岛势孤，太宗遣兵与朝鲜夹攻取之。
其时明朝方苦于流寇，自顾不暇，实在无力庇护藩属；而朝鲜总以为天朝大国，不管满洲，还是流寇，无非跳梁小丑，只要出兵，无不克取，寄望甚深，因而态度强硬。及至登莱总兵陈洪范出师阻风，清朝又大破其诸道援兵，李倧方知明不可恃，投降得颇为彻底。太宗先虏了李王及其大臣的家属多人；和约既成，仍留朝鲜两王子为质子。至于征朝鲜得济，则由于孔有德之降清，为袁崇焕操切从事杀毛文龙的后遗症之一。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为清朝所封的四异姓王。顺治九年，孔有德殁于桂林，有一子为桂王部将李定国所杀，嗣绝、爵除，是故康熙年间，止称"三藩"。
孔、耿皆为毛文龙部下。袁崇焕杀毛文龙，以陈继盛代领部众，孔有德认为不足与共事，偕耿仲明渡海至山东，为登州巡抚孙元化用为参将。大凌河之役，孔有德奉命率骑兵八百赴援，途中乏食，纪律无法维持，而孔有德犹以军法从事，军心更为不稳。行至德州以北的吴桥，为部下劫持，终于造反，于是回军自西而东，一路大肆掳掠，王师变成土匪。到得登州，约耿仲明为内应，破城得三千余人，都是他的辽东同乡。登州对岸的旅顺，以及旅顺口外的广陆岛，驻有副将两员，亦举兵反明，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两支叛军合流，声势甚壮，孔有德自称"都元帅"，登坛拜将，耿仲明等四人皆为"总兵"，四出攻掠。明朝调动保定、天津、昌平三镇兵会剿，历时一年，劳而无功。
因此，兵部定以辽制辽之策，将祖大寿在宁远的部队调进关，以祖大寿的一弟一姐夫：祖大弼、吴襄两总兵率领，包围登州。孔有德看看守不住了，决定投清，一面派人联络，一面调集战舰突围，过旅顺口为总兵黄龙所袭，至鸭绿江又为朝鲜兵所攻。与孔、耿同时起事者共六人：四"总兵"，一"副帅"、一"副将"为父子，亦为创议造反之人，经此三番接击，不是阵亡，就是被擒。其中是否有借刀杀人的情事不可知，不过只有孔有德、耿仲明未死，达成了投清的目的，说是巧合，亦未免太巧了些。
《清史列传》中，由乾隆定名的《贰臣传》，以为清效命、被难祠祭者居前，孔有德列于第三，当其天聪七年投清时，本传记其所受"恩遇"如下：
四月，命诸贝勒总兵驻岸受降……有德偕仲明携人众辎重来归，给田宅于辽阳。六月，召赴盛京，上召诸贝勒出德盛门十里，至浑河岸行抱见礼，亲酌金卮劳之，赐敕印，授都元帅。寻随贝勒岳托征明旅顺，破其城，黄龙自刎死，有德收辽人数百自属。及还，有德坠马伤手留辽阳，诏慰之曰："都元帅远道从戎，良亦劳苦，行间一切事宜，实获朕心，至于赞襄招抚，尤大有裨益。不谓劳顿之身，又遭衔蹶之失，适闻痊可，大慰朕怀。"
按：上引孔传，有两点需要解释：第一，大凌河有警，何以须隔海的登州巡抚自陆路迂道赴援？第二，孔有德自登州夺围出海，向鸭绿江西岸的清军投降，取四十五度角，直指东北即可，何以北驶经旅顺口，致为黄龙所邀击？
要研究这个问题，首须了解，辽东在明朝，西起山海关，东至鸭绿江与朝鲜交界，在疆域上都属于山东。入清以后，习惯上辽东改称关东，山东大汉自芝罘渡海北上入辽，称为"下关东"；用一"下"字，即有关东仍隶山东之意。所以然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山东，辽东都指挥使，金州卫"下说得好：
卫(金州卫)控临海岛，限隔中外……旧置运道，由登州新河海口，至金州铁山旅顺口，通计五百五十里，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海中岛屿相望，皆可湾船避风。运道由此而达，可直抵辽阳沈岭，以迄开元城西之老米湾。河东十四卫，俱可无不给之虞。
自正德以后，旧制浸废；嘉靖中虽尝举行，而议者旋以奸民伏匿为言，复罢。
夫创法之初，以辽隶山东者，正以旅顺海口，片帆可达登莱耳。乃修举无术，坐视辽左之匮乏而莫之恤欤？
这是痛惜海运之废。当初的运道，自江苏海州至登州，登州至旅顺，总计一千一百里。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南北对峙，中间以一连串的大小岛屿，如链之联，并以区分为黄海与渤海。所谓"限隔中外"者，意指此"链"之西的渤海为内海，而之东的黄海为外海。是故外舰一入渤海，即成内犯。清末李鸿章经营旅顺港，在国防的观点上，绝对正确，无奈亦是"修举无术"。
如上所述，解答了第一个问题，大凌河失守，则金州卫不保，旅顺落入敌手，直接威胁"片帆可达"的登州，所以孙元化不但在行政区分上有赴援的义务，在守土责任上亦有预防的必要。
至于第二个问题，亦可从"岛屿相望，皆可湾船避风"一语中去体会；大海茫茫，不循运道，自取航向，不说当时船舶设备之简陋，就是现代的战舰，亦不能贸然从事。
自旅顺口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
此海州为辽东都指挥使司属下二十五卫之一的海州卫，即今辽宁海城。《读史方舆纪要》记海州卫所属"梁房口关"云："卫西南七十里，又东南九十里，即盖州也。海运之舟由旅顺口达者，于此入于辽河。"然则为今之营口无疑。又记辽河云："在卫西南五十五里，自辽阳界流入，又南注于海，谓之三岔河。"是则三岔河即自辽阳入海的最后一段辽河。凡大川，上下游异名者，无足为奇；辽水自塞外迤逦南来，经铁岭、沈阳而至辽阳西南牛家庄驿(今牛庄)附近，纳太子河、浑河，南注入海，形似三叉戟，为三岔河得名的由来。
运道由此而达，可直抵辽阳沈岭，以迄开元城西之老米湾，河东十四卫，俱可无不给之虞。
沈岭指抚顺关口的薄刀山而言。开元即开源。河东者，辽河以东之谓。辽东二十五卫，十一卫在辽河以西，即广宁及中左右共四卫，又前后中左右五屯卫，加义州、宁远两卫；十四卫在河东，即定辽前后中左右五卫，加东宁、海州、盖州、复州、金州、沈阳、铁岭、安东、三万等九卫。定辽五卫及东宁卫，均在辽阳附近，大致南满铁路自开源(安东卫)以下两侧之地皆是。当时精华所在，则为金、复、海、盖四卫，"并称沃饶，为之根本"。至于"三万卫"，顾祖禹赞之谓"居全辽之上游，为东陲之险塞"，又记其四至谓"南至铁岭卫百二十里"，又谓安东卫在"三万卫治西南"，安东卫治开源，是则三万卫应在开源东北，而南距铁岭百二十里，夷考其地，应是今之金家屯；更北郑家屯，今为辽源，应为三万卫治北界，亦为辽东都指挥使司辖地北境之限，因为东北即科尔沁左翼中旗，在当时是蒙古的地方了。
按：辽河以西十一卫军食，除屯垦自给以外，不足之数可由关内补给，或由海道运粮至觉华岛屯储。辽河以东十四卫，则以辽河两岸泥淖三百余里，称为"辽泽"，水势涨落不定，大规模的船运极其困难，隋炀帝、唐太宗伐高丽，皆搭浮桥或以车为桥梁。因此河东乏食，难望河西接济。明朝嘉靖三十七年，辽东大水，辽督王忬(王世贞之父)请开海禁，以苏辽困；四十年，山东巡抚朱衡以海禁一开，登州防守不免吃重，因以"奸民伏匿，不便"，奏请复禁。此所以顾祖禹有"修举无术，坐视辽左之匮乏而莫之恤"之叹。如河东十四卫得因足食而不撤，则建州三卫，岂得猖狂？此亦清兴明衰之一大关键。
现在回头再谈孔有德。他与耿仲明降清为天聪七年四月，六月召赴盛京见太宗，已见前引孔传。就在这个月，太宗遍谘大臣，征明、朝鲜、察哈尔，何者当先?何以早不问，迟不问，问在此时？即因从孔有德处获得两大助力，太宗始有决定战略的可能；在此以前，根本谈不到征朝鲜。
这两大助力，第一是八旗皆以骑射称雄，并无水师。天聪元年阿敏与岳托、济尔哈朗征朝鲜，其王李倧请和，阿敏不肯，而岳托与济尔哈朗密议，以和为宜，阿敏终被说服，原因即在清军无战舰，亦不习水师。如皮岛明军与朝鲜水陆夹击，断其归路，清军岂能幸免？现在有孔有德带来的战舰，情况就不同了。因此，孔有德一军，旗帜虽以白镶皂，为镶白旗汉军，而号为"天佑军"，明白表示天助其成之感。
另一助力是由孔有德而获知旅顺的虚实。在此以前，清军最多只攻到牛庄，不敢再深入。因此，孔有德降清奉召赴盛京后，未几即随岳托征旅顺，大获全胜，因而导致尚可喜来降，《清史列传》本传：
尚可喜，辽东人，父学礼，明东江游击，战殁于楼子山。崇祯初，可喜为广鹿岛副将，值皮岛兵乱，总兵黄龙不能制，可喜率兵入皮岛斩乱者，龙镇岛如故。及龙以旅顺之战死，沈世魁代，部校王庭瑞、袁安邦等搆可喜，诬以罪。世魁檄可喜赴皮岛。舟发广鹿，风大作，不克进；世魁檄愈急，可喜心疑，侦得其情，叹曰："吾家世捐躯报国，媢嫉者反欲挤之死地耶？"遂还据广鹿，遣部校卢可用、金玉魁赴我朝纳款，时天聪七年十二月也。上遣使赍貂皮赉之。
八年正月，可喜举兵略定长山、石城二邑，擒明副将二，合众数千户，携军器辎重，航海来归；命安楫于海城，赡给糗粮牲畜，并以我兵征旅顺时所获可喜亲党二十七人与之。四月诏至盛京，赐敕印，授总兵，军营纛旗以皂镶白，号"天助兵"。
尚可喜及孔有德、耿仲明皆从征朝鲜，朝鲜既降，转攻皮岛，《清史列传·英亲王阿济格传》：
(崇德元年)十二月上征朝鲜，令驻守牛庄。二年三月以贝子硕托等攻皮岛，久未下，命引兵(一)千往助，四月至军，令都统萨穆什哈率护军前进；都统阿山等率锐卒，乘小舟，疾攻西北隅；兵部承政车尔格督八旗及汉军、朝鲜等兵，乘巨舰逼其城；都统石廷柱、户部承政马福塔从北隅督战。敌不能支，遂克皮岛，斩总兵沈世魁，败诸路来援之兵，俘户三千有奇，船七十，赀畜无算。
此所谓"汉军"，即指天佑、天助两军。尚可喜因与沈世魁积怨，尤为卖力。其时孔、耿、尚均已封王：孔为恭顺王、耿为怀顺王、尚为智顺王。
皮岛既克，清朝在关外已无敌人，可以全力攻明。太宗善用降将，而最重者为祖大寿，打算着到与明朝全力周旋时才用他；此时便是时候了。《贰臣传》本传：
崇德元年，上授大凌河降将世成、泽润(以侄而嗣为大寿长子)三等子，泽洪(大寿第三子)、可法(大寿养子)一等男，皆任参政。二年以蒙古输诚、朝鲜底定、廓清皮岛诸捷音敕示大寿，使密陈征明之策。大寿又不报。
祖大寿不但不理，而且在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清兵大举伐明时，在关外力御清兵。崇德三年之出师，为六次侵明中的第五次，但实际上为正式征明的第一次，《清鉴纲目》：
崇德三年八月，清师再举，太宗自率大兵向山海关，而令睿亲王多尔衮，由密云县北，毁墙子岭而入，会于涿州，分兵八道，由卢沟桥进趋良乡，下四十八县。
又：《贰臣传·祖大寿传》：
(崇德)三年移驻中后所，邀阻征山海关大兵，互有杀伤。上亲临以敕谕之曰："数载相别，朕谓将军犹在锦州，欲一晤而旋；不意将军乃驻此地！出城一见，是所愿也，至去留之意，唯将军是听，朕终不相强。若曩则来而释之，今乃诱而留之，何以取信于天下乎？将军虽屡与我军相角，为将之道，固所宜然，朕绝不以此介意，毋因而见疑。"寻命移师攻其兵之列营城外者，至则大寿已收兵入城矣。
由于祖大寿挡住山海关一路，太宗又不欲力战，因而这一次侵明，复又变为"饥来趋附，饱则远飏"式的大掳掠。细考纪传，太宗的战略是，以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领重兵破边墙为先锋，而太宗则由祖大寿为助，公然入关，与多尔衮分道完成对北京的包围后，会师涿州，大举进攻。及至山海关被阻，此役即成了多尔衮的重头戏，而他唱得有声有色，《清史列传》本传：
(崇德三年)八月，授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兵征明，自董家口东登山，毁边墙入，掩其无备，取青山营，遣人约右翼兵会通州河西，越北京至涿州，分兵八道，右傍山麓，左沿运河，长驱并进。自北京西，千里内，明将卒皆溃，略地至山西界而还。复东趋临清，渡运河，攻济南，破之，还略天津、迁安，由太平寨出青山关，凡二十余战皆捷，克城四十余，降者六，俘户口二十五万有奇。四年四月凯旋。
按："河西"者，通州张家湾以南的"河西务"；所谓"右翼兵"，当是太宗长子豪格所率领。《清史列传》本传：
三年九月征明，自董家口毁边墙入，败明兵于丰润，遂下山东，降高唐州，略地至曹州，明兵毁桥拒我师，列阵诱敌，潜渡绕其后，败之。还，下东光县，又遣骑二千败郭太监兵于滹沱河，破献县。四年四月凯旋。
多尔衮、豪格两传并看，战况如见。多传所谓"左沿运河"即指豪格所领的一路，沿运河即沿今津浦路至德州，直下高唐、聊城、阳谷，经寿张至曹州，由原路北归时，破东光，遣别军西攻滹沱河(即子牙河)口的献县，然后与左翼会合而还，历时凡七个月。
多尔衮以天聪三年八月破董家口入关，较豪格早一个月，而战功远较豪格为多。董家口疑为潘家口之误。潘家口关在迁安西北一百八十里，喜峰口西；喜峰口之东为青山口关，其南即青山营。如由潘家口破边墙入关，往东奇袭青山营，始可谓之"掩其无备"。既破青山营，其进取路线，当是由遵化而西，破蓟州、三河，南折至河西务会右翼兵，至涿州后，复分左右两翼，而豪格为左翼向东经固安，沿运河南下；多尔衮为右翼，所谓"右傍西山麓"即循太行山麓南行，大致今之平汉路线，自涿州至邢台，路东路西各大城蹂躏殆遍。孙承宗籍隶高阳，即于是役中阖门殉难。
至邢台折而往东，经平乡、威县即至临清，渡运河破济南后，沿海边北上，略天津、迁安后，由青山关口出关。这一个大圈子兜下来，只花了八个月的工夫，当时清兵之强悍，可想而知。所俘"户口二十五万有奇"，自然编入"包衣"。这一役的战果丰硕，对于清军实力之增强，有极大之关系。
其时明朝正苦流寇，大学士杨嗣昌主与清议和，以期外患稍纾解，全力办贼；而廷议争持不决。主战最力者，为前宣大总督卢象昇，此人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进士，慷慨有智略，作战奋不顾身，外号"卢舍命"。自大凌河之役以后，山海关一路有祖大寿，宣化、大同一带有卢象昇，足御清军。崇祯三年五月，卢象昇奔丧回里，八月间，遂有多尔衮破边墙入关，蓟辽总督吴阿衡战死，朝廷急召三边总督洪承畴入援，起卢象昇于墨缞之中，加兵部尚书，赐尚方剑，总督天下援兵。《石匮书》卢传：
(崇祯十一年)九月，北骑由墙岭入，蓟督吴阿衡，椒香戚宠，侈兼何孟，厨设银铛百灶，客至，百肴咄嗟立办。以豪勇闻，仓猝出师，歼焉！国人汹汹，仍命象昇督诸援师，晋大司马；陛见，陈三可忧："山陵，国脉也；通德二仓，国储也；腹地空虚，国腑脏也。臣枕戈待战，唯中枢勿掣臣肘耳。"
按：昌平州有陵寝；通州、德州为水路大码头，南漕北运，皆贮此二仓，而此诸处，皆为北骑所经；且腹地空虚，一遭侵入，如入无人之境，故觉可忧。
所谓"中枢勿掣臣之肘"，即指杨嗣昌而言，因此，嫌隙益深。而山海关监军太监高起潜，为杨嗣昌一党，"掣肘"不必在"中枢"，就地可办。《石匮书》卢传又记：
监臣高起潜扼象昇，宣云一旅不盈万，兵力遂单；北骑挟二马或至三马，日行百里，不税。由易州走平山为一道，由新城入河间为一道，其自涿鹿走定兴者号最众……象昇战庆都，斩馘百余，顾默念敌深入锋锐，我兵自战其地，如内顾易溃，须厚集其阵，伺敌饥饱，疾力战可以得志。奉旨切责，象昇遂分兵援平山，率众至保定决战。
此言高起潜勒兵不发，卢象昇所部只得宣化、云中(大同)兵不满万。相反的，清兵不但数量上占优势，而且每人有两匹或三匹马，疲则换乘。"税"者"税驾"，解鞍休息之谓；"不税"即换马不换人，故能日行百里，锐利非凡。至"庆都"当系望都之误，因为古今地名，并无庆都其名。
按：卢象昇的战略是正确的。敌军势锐，而备多力分，徒然牺牲，不如撤退集中，保全实力，等到敌军深入，择适当时机打一场歼灭战；以弱敌强，不得不然。但有处处掣肘的杨嗣昌，必以怯敌畏战为责，于是卢象昇乃由望都北上，在保定决战。
可是，行军所至，遭遇的情况如何？且看张岱所记：
定抚(保定巡抚)闭关，不设刍粮，从女墙缒饷千金。时商贾道断，村民兽骇，持金无可籴买，进军藁城，象昇语监军词臣杨廷麟曰："三日不食，何以遇戎？君往恒，商战守计。"
按：兵至保定，张其平拒而不纳，只从城头上缒下一千两银子助饷。回师至石家庄之西的藁城，一以觅食，一以邀击趋齐之敌。"恒"者恒郡，汉置，以避汉文帝刘恒之讳，改名"常山郡"，当今石家庄以南元氏县、赞皇一带之地，此地有驻军者，故嘱杨廷麟往商战守之计。
卢象昇自藁城南行，在贾庄遇敌，手斩百余人，获小胜。第二天"北骑数万麇至"，力战而死，年三十九。壮烈殉国，而有"要人欲诬象昇不死；获尸群哗"。《石匮书》卢传：
(杨)嗣昌遣帐下督三人往验，信；驳杖，裂肤断筋，其二人模棱。有俞姓者，原业贩貂，人呼之"俞貂鼠"，仰首言曰："卢公实死行间，气英英不腐，必为神。我没其节，则受鬼诛，宁人诛。"卒杖毙。按臣仍驳验；顺德守于颖曰："日者守臣在定州城门外洗泥土，抱其尸，左颐后胸，刀痕深寸许，身中四箭，凝血犹渍麻衣上。设祭哭，军民雨泣。容谁欺乎？"事乃雪……赠太子太保，赐谥忠烈。
按：此"要人"自为杨嗣昌。既诬以不死，而忽然发现尸首，自然大哗。杨嗣昌命巡按御史遣人往验，确为卢尸；而巡按以为所验不实，用刑逼供，三人中两人改口，独"俞貂鼠"不肯没卢之大节。既已杖毙俞貂鼠，犹欲复验，得顺德县令于颖上言而止。
据于颖所言，卢象昇死于定州城外。定州在明清为直隶州，即今河北曲阳、深泽两县，在正定之北。当是转战败退，至定州力竭阵亡。
***

第三章　太祖、太宗(下)
此时蓟辽总督已调洪承畴接充。此人在"贰臣"中，故事特多。清兵入关后，亲贵分道典兵，所向有功，实得力于洪承畴的策划。洪承畴久在西北、西南剿流寇，槃槃大才，竟为清所用；但亦以为清所用，乃得剿灭流寇，成其平生未竟之业。此中功罪是非，实在难说得很。
《贰臣传·洪承畴传》：
十二年授蓟辽总督。是年冬，我朝兵征明锦州及宁远，总兵金国凤拒战于宁远城北山冈，偕其二子，俱殁于阵。承畴疏言："国凤前守松山，兵不满三千，卒保孤城，以事权专、号令一，而人心肃也。迨擢任大将，兵近万人，反致殒命，非其才力短，由营伍纷纭，人心不一也。自今设连营节制之法，凡遇警，守城及出战，唯总兵官号令是听，庶军心齐肃矣。"
这是先稳住阵脚，大举决战，则尚有待。自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太祖以"七大恨告天"侵明以来，真正的会战，只有崇德六年(崇祯十四年)的松山之役。《贰臣传·洪承畴传》：
(崇祯)十三年，总兵祖大寿以锦州围困告急，承畴出山海关驻宁远，疏请调宣府、大同诸镇兵，俟俱集，合关内外兵十五万，又必刍粮足支一岁，乃可战可守。十四年三月，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各率兵至，与玉田总兵曹变蛟、蓟州总兵白广恩、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山海关总兵马科、宁远总兵吴三桂，凡八大将，合兵十三万，马四万。朝议以兵多饷难，令职方郎中张若麒促战，乃进次松山。
按：前屯卫，今名前卫，北宁路出山海关第一个大站即是；下一大站为绥中，即中后所；又一大站兴城，即宁远。由山海关至锦州，宁远适当途程之半。宁远、锦州间有两城，一名杏山，杏山之北为松山，由此渡小凌河即为锦州。此外要隘有连山、塔山、高桥，都在北宁线上。连山即今锦西，高桥东北即塔山。洪承畴的八大将、十三万兵，即分布在这一带，而以小凌河南的松山为指挥所。《清史纪事本末》卷三：
(崇祯)十四年三月，清兵围锦州，城中蒙古兵内应，破其外城。夏五月，蓟辽总督洪承畴等，帅八总兵、师十三万赴援，屯宁远、锦州间；城守祖大寿遣卒自城中逸出传语，以车营逼敌，毋轻战。承畴持重不发，而朝旨趋战，遂进兵，阵于松山之北。
按：洪承畴疏请调兵十五万，积粮一足岁，乃可战可守，此为与祖大寿商定的战略。自孙承宗、袁崇焕以来，都是这一战略，即以大凌河为界限，巩固锦州至山海关的阵地，稳扎稳打；因为清兵人众马多，粮草补给颇成问题，利于速战，故须以静制动，以拙限速，以重压轻。至清兵师老马疲，锐气渐消，开始撤退时，即为大举反攻的时机。与清军相争而定胜负者，在稳、在久、在耐得住。至于战术方面，清兵人各二马或三马；明军十三万，马只四万匹，利于守而不利于攻。防守之道，针对骑兵而用车营，即营地以大车为防御工事，限制马足，车后伏弓箭手，敌骑迫近时，发矢射人射马。车营可以移动，逐渐推进，步步为营，既守亦攻，故曰："以车营逼敌。"
松山之战，在清朝实际上是被迫应战。其时清军围锦州，系更番轮代。崇德六年八月，由多尔衮代济尔哈朗，而明军八总兵所属部队都已到齐。太宗患"鼻衄"，本不宜行军，但强敌当前，既有坚忍不拔的祖大寿，又有在西北剿匪、威名素著的洪承畴，此战关乎兴废，乃抱病启程渡辽河。据《实录》载："鼻衄不止，承以碗，行三日方止。"将至锦州时，先令多尔衮在高桥安营，以便进驻。多尔衮恐有失，请太宗驻驾松山、杏山间，实已绕出敌后。观乎《实录》中记载太宗之言，一则曰"不来，切勿轻动"，再则曰"近则迎击之，倘敌兵尚远，先往迎战，贻累于众，即与败无异"，可知完全是采取守势。如果不是朝臣奉旨促战，相持之下，吃亏的应该是清军。
洪承畴布阵的情况，据《太宗实录》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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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敌人于松山城北乳峰山冈结塞，其步兵于乳峰山、松山之间掘壕立七营。其骑兵列于松山东西北三面，合步骑共号十三万。其领兵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大同总兵王朴、宣府总兵李辅明、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及副将以下共二百余员。癸亥，明总兵八员，率兵犯我前锋汛地，我前锋军击败之，又合镶蓝旗护军追击至塔山，获笔架山积粟十二堆。
据《全辽志》，乳峰山在锦州西南七十里，中峰如盖，东西十二麓，拱城(按：指松山城)北向，凭山拒守，复以骑兵列阵于松山东、西、北三面，则当面之敌，不过南面高桥的清军，众寡之势判然，但运动不便，亦以固守为宜；不意出战失利，失去积聚。所谓笔架山，实在是两个岛：笔架山有大小两座，对峙海中，潮退有石如桥，一广八丈，长四里许；一广三丈，长三里许。这跟觉华岛是一样的情形，由海道运粮至此，卸载两岛。其地在高桥与锦西之间的塔山之南，以地形、位置而言，当即是今之葫芦岛。
第二天又复接战，《实录》载：
甲子，敌犯镶红旗汛地，我军击却之，旋复来战。太宗文皇帝张黄盖，指挥将士布阵，敌望见悉退。太宗文皇帝谕诸将曰："今夜敌兵必遁，我左翼四旗护军，可至右翼汛地排立；右翼四旗护军，及骑兵蒙古兵前锋兵，俱比翼排列，直抵海边，各固守汛地。敌兵有遁者，如百人则以百人追之；千人则以千人追之；如敌兵众多，则汝等协力追击，直抵塔山。"是夜初更，明兵沿海潜遁，我诸将各遵上命，由汛地邀截，奋击穷追，杀死及赴海死者不可胜计。
按：洪承畴所率八总兵，最得力者玉田总兵曹变蛟，屯乳峰山七营就是曹变蛟的队伍；其次为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可寄以厚望者，宁远总兵吴三桂、宣府总兵杨国柱。松山之败，始自杨国柱之中伏。杨为义州卫人，其侄杨振为本卫指挥，崇祯十二年，清太宗利用孔有德携来的大炮首攻松山时，巡抚方一藻议遣将救松山时，只有副总兵杨振自告奋勇，行至锦县以南十里吕洪山中伏，全军皆没，杨振被擒，令往松山说守将副总兵金国凤来降。到得离松山一里许，杨振南向而坐，告诉他的随从李禄说："你到城里告诉金副总兵，务必坚守，援军马上就到了。"李禄到了城下，如言转达，金国凤防守益坚，清兵无功而还。杨振、李禄则皆被杀。
杨国柱阵亡之处，即杨振殉职之地；《明史》卷二百七十二《杨国柱传》：
国柱，崇祯九年为宣府总兵官，十一年冬，入卫畿辅，从总督卢象昇战贾庄，象昇败殁，国柱当坐罪。大学士刘宇亮、侍郎孙传庭皆言其身入重围，非临敌退却者比，乃充为事官，戴罪图功。十四年，祖大寿被困锦州，总督洪承畴率八大将往救，国柱先至松山，陷伏中。大清兵四面呼降，国柱太息语其下曰："此吾兄子(按：指杨振)昔年殉难处也。吾独为降将军乎？"突围中矢，堕马卒。
据此可知《清太宗实录》所谓"明总兵八员，率兵犯我前锋汛地，我前锋军击败之"云云，不免夸张。事实上是救锦州时，杨国柱的兵先到，与其侄一样，在吕洪山中伏。独怪杨国柱既为锦州以北的义州卫人，对这一带的地形应该熟悉，且复有其侄的前车之鉴，而竟漫不经心，蹈其覆辙，此中真有天意在。
杨国柱之败，不独出师不利，大损士气；而笔架山积聚之失，军食堪虞，尤足以动摇军心。清太宗至此，乃改变战略：原来是见机行事，可战则战，不可战则退；由于旗开得胜，因而决心改采攻势。如前所引，将左翼(东面)四旗调至右翼，并自北而南比翼排列，直抵海边，目的是在断明军的归路。
《明史》卷二百七十二《曹变蛟传》：
(崇祯)十四年三月，(洪承畴)偕变蛟、(马)科、(白)广恩先后出关，合三桂、廷臣，凡……驻宁远。承畴主持重，而朝议以兵多饷艰，职方郎张若麒趣战。承畴念祖大寿被围久，乃议急救锦州……国柱战殁，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之。承畴命变蛟营松山之北、乳峰山之西，两山间列七营，环以长壕。俄闻我太宗文皇帝(按：《明史》为清人所修，故曰"我太宗文皇帝"，以明非明成祖)亲临督阵，诸将大惧。及出战连败，饷道又绝，(王)朴先夜遁，通、科、广恩、辅明相继走，自杏山迤南沿海，东至塔山，为大清兵邀击，溺海死者无算。变蛟、廷臣闻败，驰至松山，与承畴固守。三桂、朴奔据杏山，越数日欲走还宁远，至高桥遇伏，大败，仅以身免。先后丧士卒凡五万三千七百余人。
我所引用的《明史》，系据乾隆四年殿本影印；上引文中，有一字之误，而关系甚大，即"东至塔山"之"东"字应为"西"字。叙战史最要紧的是，地理方位必须清楚。如王朴等夜遁，"东"至塔山，则为自投罗网。山海关在西面，想遁回关内，自然应该往西，往东就不可解了。
我在前面曾叙过锦州、松山等地的关系位置，这里需要再重叙一遍，以清眉目。按：自山海关至锦州，乃由西南往东北；由东北往西南，则锦州之南为松山，松山之南为杏山，杏山西南为高桥，高桥之南为塔山，塔山之南为连山(锦西)，连山之南为宁远(兴城)，即为吴三桂的防区。
当杨国柱败殁于锦县之南的吕洪山时，其他各军亦已到达松山附近；在王朴夜遁、吴三桂等相继逃走时，是由松山、杏山附近向西过高桥，至塔山附近为清军所拦截，此即清太宗绝其归路之计。王朴、吴三桂遇阻而退，还据杏山。及至第二次再逃，目的地是宁远，自然仍旧往西；而清军则已自塔山进至高桥设伏。
检讨此一役的因果关系，以杨国柱吕洪山中伏大败为战局变化的关键；而所以出现此一关键，则由于张若麒的促战。张若麒亦《贰臣传》中人，籍隶山东胶州，两榜出身，以为杨嗣昌收买劾黄道周，得由刑部主事调兵部职方司。明朝兵部权重，四司中武选掌除授，职方掌军政，其职尤要。《贰臣传》本传：
(崇祯)十四年，我太宗文皇帝围锦州，总督洪承畴集诸镇兵来援，未敢决战。兵部尚书陈新甲遣若麒往商于承畴，欲分四路夹攻。承畴虑兵分力弱，议主持重；若麒以围可立解入告，新甲益趣承畴进兵。若麒屡报捷，洊加光禄寺卿。既而诸军自松山出战，我师击败之，歼殪各半。若麒自海道遁还，新甲庇之，复令出关监军。
又：《明史》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
时锦州被围久，声援断绝，有卒逸出，传祖大寿语，请以车营逼，毋轻战。总督洪承畴集兵数万援之，亦未敢决战。帝召新甲问策，新甲请与阁臣及侍郎吴甡议之，因陈"十可忧，十可议"，而遣职方郎张若麒面商于承畴。若麒未返，新甲请分四道夹攻，承畴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为然，而新甲坚执前议。若麒素狂躁，见诸军稍有斩获，谓围可立解，密奏上闻。新甲复贻书趣承畴；承畴激新甲言，又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议。若麒益趣诸将进兵。
其时张若麒在前方的身份为监军，故得促诸将出战，后来御史劾张若麒有"督臣洪承畴派军远出，若麒任意指挥，视封疆如儿戏，虚报大捷，躐光禄卿，冒功罔上"之语，此为明朝军事指挥制度上积渐而成的一种不合理现象。但洪承畴既膺专阃之寄，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虽不必明言，实际上可以一方面敷衍张若麒，一方面独行其是。两百年后曾国藩、胡林翼平洪杨，即本此原则以行，视官文如张若麒，刻意交欢，推功归之，"我打仗，你升官"，但求勿掣肘、勿乱出主意，卒成大功。我曾说过，同光之能中兴，实由君臣皆熟读《明史》，能惩其失。恭王当政，一本肃顺重用汉人的原则，授权曾国藩节制五省，"不为遥制"，而曾国藩遂能以明末将帅为鉴，惩其失，师其长，如剿捻之布长围、设老营，无非杨嗣昌"四镇六隅，十面三网"的变化。今以洪承畴与张若麒、曾胡与官文之情况相比较，可为我的看法之另一佐证。
松山被围至十五年二月，因副将夏成德献城投降，清军得生擒洪承畴、巡抚邱民仰、总兵曹变蛟、王廷臣，除洪承畴外，邱民仰、曹变蛟、王廷臣皆被杀。留洪承畴是为招降吴三桂等边帅，而杀邱、曹、王则是警告祖大寿。
据《贰臣传》记载，夏成德献城，先有期约，并以子为质，临事极其秘密，以故统帅以下的军民长官皆一鼓成擒。往日读史至此，辄感困惑：且不说洪承畴谨慎持重，深谙韬略；即如邱民仰起家乙科，素有能名；曹变蛟与其叔文诏，为明季有数良将，流寇闻"大小曹将军"之号，望风而逃，然则对夏成德从容通敌，岂竟漫无察觉？此为事理之不可解者。
近读陈寅恪《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始恍然大悟。按：杨嗣昌、陈新甲主和，凡研明史者无不知，《明史》卷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
初，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议和，私言于傅宗龙。宗龙出都日，以语大学士谢陞。陞后见疆事大坏，述宗龙之言于帝。帝召新甲诘责，新甲叩头谢罪。陞进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寻谕新甲密图之，而外廷不知也。已，言官谒陞，陞言上意主和，诸君幸勿多言，言官诫愕，交章劾陞，陞遂斥去。
按：起傅宗龙于狱，命为三边总督讨李自成，事在崇祯十四年五月，正锦州被围之时；则知陈新甲始倡和议，即在此时。谢陞罢相，在崇祯十五年四月，已为松山已破以后。但崇祯之斥谢陞，并不表示放弃议和之意，须至这年八月陈新甲被逮下狱，始为不谈和的表示。就此过程来看，陈新甲遣使议和，在于何时，尚待探索。接前引《陈新甲传》：
帝既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外廷渐知之，故屡疏争，然不得左验。一日所遣职方郎中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视之，置几上。其家童误以为塘报也，付之钞传。于是言路哗然，给事中方士亮首论。帝愠甚，留疏不下。已降严旨切责，令新甲自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给事中马嘉植复劾之，遂下狱。新甲从狱中上疏乞宥，不许。
据此可知，陈新甲所遣议和专使为职方郎中马绍愉；马于何时与清接触，据《清史稿·太宗本纪》："崇德七年三月乙酉，阿济格等奏：明遣职方郎中马绍愉来乞和。"此已在松山城破以后，事实上大概在正月下旬，至迟二月上旬，马绍愉即已到达盛京，提出议和的条件；证据即在高鸿中"条陈残本"有两行附识，一曰"二月十一日到"，一曰"三月十三日奏了"。这年明朝遣使议和时，清太宗命诸臣各陈意见。高鸿中既于二月十一日即有条陈，则马绍愉之到达盛京，必在此以前。另一附识"三月十三日奏了"，乃指阿济格于"三月乙酉"将整个条陈意见作一汇报。而在二月十一至三月十三之间，有一大事，即夏成德于二月二十左右献松山，生擒洪承畴。
明既遣使，清以礼待，但马绍愉于二月初到盛京，阿济格等直至四十天后始出奏，何疏慢如此？而且既已"乞和"，则当一缓松山之围，即令欲造成既成事实，以为争取优厚条件的张本，亦不应于破城之后杀一巡抚、两总兵。观清之所为，不友好到了极处，根本无和可议；而清官书记载，却非如此。接前引《清史稿·太宗本纪》云：
上曰："明之笔札多不实，且词意夸大，非有欲和之诚。然彼真伪不可知，而和好固朕宿愿。尔等其以朕意示之。"五月乙巳朔，济尔哈朗等奏，明遣马绍愉来议和；遣使迓之。壬午，明使马绍愉等始至。六月辛丑，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言："明盗寇日起，兵力竭而仓廪虚，征调不前，势如瓦解。守辽将帅丧失八九，今不得已乞和，计必南迁，宜要其纳贡称臣，以黄河为界。"上不纳，以书报明帝曰："自兹以往，尽释宿怨，尊卑之分，又奚较焉？使者往来，期以面见；吉凶大事，交相忧吊。岁各以地所产，互为馈遗；两国逃亡，亦互归之。以宁远双树堡为贵国界，塔山为我国界，而互予于连山适中之地。其自海中往来者，则以黄城岛之东西为界，越者各罪其下。贵国如用此言，两君或亲誓天地，或遣大臣莅盟，唯命之从。否则后勿复使矣。"遂厚赉明使及从者遣之。
按：照此条件，以当时明清对垒的形势来看，可谓相当宽大合理，无怪乎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而马绍愉的"密语"，为陈家童仆误为寻常战报的"塘报"者，正就是报告此事。如清太宗果有如此和好的诚意，则与二、三月间所表现的不友好态度为一极大的矛盾，其又何解？
唯一的解释是：谈和根本是个骗局。二月初明使至，三月十三始以"明帝敕兵部尚书陈新甲书"奏太宗"为验"，在此一个多月中，清朝利用明朝求和的行动，暗中勾结夏成德献城，其言必是："明主已求和，诸将苦守殉难，白死而已。何不献城自效？明主先有求和之心，则献城之举未为不忠，而富贵可以立致。"观夫夏成德敢以子为质，不虞有任何变卦，致召不测之祸，即因马绍愉秘密东来，能坚其信:和局早晚必成，以子为质，绝无危险。
松山既破，败报到京，说洪承畴、邱民仰并皆殉难，举朝大震。崇祯惊悼不已，设坛赐祭：洪承畴十六坛，邱民仰六坛。照明朝的体制，一品官赐祭九坛；公侯掌武职，方赐祭十六坛，为最高的荣典。哪知祭到第九坛，传来消息：洪承畴投降了。当时并曾有旨，在北京外城建祠，以邱民仰与洪承畴并祀，祠成将亲临致祭，得到这个消息，废然而止，连带邱民仰亦失去了血食千秋的机会。
洪承畴的投降与明朝之失天下无甚关系，但对清朝之得天下，关系甚重。《清史稿》本传：
崇德七年二月壬戌，上命杀民仰、变蛟、廷臣，而送承畴盛京。上欲收承畴为用，命范文程谕降。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徐与语，泛及今古事。梁间尘偶落，着承畴衣，承畴拂去之，文程遽归告上曰："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上大悦，即日赏赉无算，置酒陈百戏。诸将或不悦曰："上何待承畴之重也！"上进诸将曰："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诸将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居月余，都察院参政张存仁上言："承畴欢然幸生，宜令薙发，备任使。"五月，上御崇政殿，召承畴及诸降将、祖大寿等入见。
此事经孟心史先生考证，时地皆不确，为好事者附会之词。历史上类此故事亦甚多，如曹彬下江南，容李后主宫内收拾行装、"辞庙"、"别宫娥"；他的部下担心李后主倘或自杀，回汴京无法交代，曹彬说李后主绝不会死，因为上船请降时，走一条跳板都不免恐惧，胆小如此，绝不会自杀。此即所谓观人于微。大致清初遗民对洪承畴痛恨特甚，所以有许多讽刺的传说。
至于清太宗必欲用洪承畴，眼光超卓，倍不可及。孟心史有一段议论说：
考承畴用事时代，实为当时不可少之人物，且舍承畴更无合用之人。承畴以万历四十四年登第，是年即清太祖天命元年，在故明文臣中，已称老辈，可以为招徕遗老，树立风声，破坏义师，改其视听。自崇祯初以知兵名于世，清初汉人为将领者多出麾下，声势最张之平西王吴三桂，即其督蓟辽时旧部八总兵之一。发纵指示，足孚众望，而又读书知政体，所到能胜察吏安民之任，与武夫狼藉扰累者不同。假以事权，执挺为降臣长，用人之妙，无过于此。东南西南天下大定于承畴手，而以文人督师，不似旧日镇将，各拥死士，有其羽翼。用则加诸膝，退则坠诸渊，了无留恋抵抗之患。以故以督部之尊，为招抚，为经略，所向成大功。(《洪承畴章奏文册汇编跋》)
当松山城破时，祖大寿的三个弟弟都在洪承畴军中：祖大乐，总兵；祖大名、大成，游击。被俘后，太宗命释祖大成，放他回锦州传话。到此地步，祖大寿自然非降不可了。《清史稿》本传：
大寿使诣军言，得见大乐，当降。既令相见，大寿再使请盟。济尔哈朗怒曰："城旦夕可下，安用盟为？趣攻之。"大寿乃遣泽远及其中军葛勋诣我师引罪。翌日，大寿率将吏出降。即日，诸固山额真率兵入城，实崇德七年三月初八日也。上闻捷，使济尔哈朗、多尔衮慰谕大寿，并令招杏山、塔山二城降，济尔哈朗、多尔衮帅师驻焉。阿济格、阿达礼等，以大寿等还；上御崇政殿，召见大寿，谢死罪。上曰："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又谕泽远曰："尔不复来归，视大寿耳。曩朕莅视杏山，尔明知为朕，而特举炮，岂非背恩？尔举炮能伤几人耶？朕见人过，即为明言，不复省念。大寿且无责，尔复何诛。尔年方少壮，努力战阵可也。"泽远感激泣下。
清太宗驾驭降将的手段，确是高人一等，而实从《三国演义》中揣摩曹操的权术而得。接前引《祖大寿传》：
六月，乌真超哈分设八旗，以泽润为正黄旗固山额真；可法、泽洪、国珍、泽远，为正黄、正红、镶蓝、镶白诸旗梅勒额真。大凌河诸降将，初但领部院，至是始以典军。大寿隶正黄旗，命仍为总兵。上遇之厚，赐赉优渥。存仁上言："大寿悔盟负约，势穷来归，即欲生之，待以不杀足矣，勿宜复任使。"降将顾用极且谓其反复，虑蹈大凌河故辙。上方欲宠大寿，讽明诸边将，使大寿书招明宁远总兵吴三桂。三桂，大寿甥也，答书不从。大寿因疏请发兵取中后所，收三桂家族。
于此可知，在祖大寿未降以前，其部属始终为清所猜忌，不以典兵。事实上祖大寿令子侄投降，或许亦有布置内应的打算在内；果然典兵，极可能受祖大寿的指挥而反正。"乌真超哈"、"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皆满洲语，即汉军、都统、副都统。"额真"后改"章京"，此一满洲官称与"戈什哈"（护卫)至清末未改，亦为汉人得以任职的仅有的两个满洲语官名。
至于"收吴三桂家族于中后所"，已在清太宗既崩以后，《清史稿》所记稍有未谛，《贰臣传·祖大寿传》于大寿奉命招降吴三桂不从下接叙：
是时贝勒阿巴泰等征明，以明兵固守山海关外五城，别由黄崖口入蓟州，越京师，略山东郡邑。
八年正月，大寿奏言："臣先执谬，自辱其身，深愧归降之晚。伏睹皇上宽仁神武，一统之业，朝夕可定；以臣目击机会，先取山海关五城，最为上策。明文武官之能否，城之虚实，兵之强弱，臣所洞悉，宜乘此时攻取中后所，收吴三桂家属，彼必为之心动。其余中右所、中前所、前屯卫一鼓可平也。破山海更易于破宁远：山海军士皆四方乌合之众，不识阵战，绝其咽喉，撤其藩篱，海运不通，长城不守，彼京师难保，三桂安能守宁远也？"
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此为祖大寿降清后唯一所建之策。以意逆推，祖大寿经数月观察，已知明欲灭清，大非易事；而明则内困流寇，复有清兵不断破边墙而入，长驱南下，大肆掳掠，河北、中原的百姓，实在太苦了。而明朝终必在此双重艰困之下失去天下；如流寇亡明，则与清兵相持，兵连祸结，更苦百姓。因此，祖大寿特建此策，固为清谋，但亦为明朝及关内百姓筹一条生路。祖大寿坚毅深沉，受孙承宗、袁崇焕知遇，自崇祯四年降清，犹复孤军坚守锦州达十一年之久，其心系明室，意向甚明；但中国的武德标准定得太高，作战非胜即死，遁走亦且为辱，遑论投降？但祖大寿采取比较实际的观点，前面引述过在他初次被迫投降时，曾邀副将石建柱告以心腹语："人生岂有不死之理？但为国、为家、为身三者并重。今既不能尽忠报国，唯惜身命耳。"话虽如此，能为国还是要为国，孤城困守，析骸为炊，此种非人生活过了十一年之久，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之事。设非松山之败，他还可以在锦州守下去。平心而论，祖大寿实在很对得起明朝。即在既降以后，为清建策，亦仍有卫护明朝及关内百姓之深意在内。
如其策见用，明朝及关内百姓可得如下的利益：
第一，清朝既已尽得山海关五城(合锦州、松山、杏山为"关外八城")，则明清正式形成对垒之势，清兵不必再由墙子岭、黄崖口破边墙而入，肆行海盗式的掳掠。尤其重要的是，有可能以山海关为界，而以关西至滦河为缓冲地带，达成和议，救明于不亡。
第二，此时守关以宁远总兵吴三桂为帅，集兵达五十万之众；移入关内，以剿流寇。吴三桂、左良玉力足以办贼。
第三，明季财政受困之大病为饷重；而自神宗末年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三年增赋百六十五万，皆为"辽饷"。此外所谓"练饷"(团练)、"剿饷"，亦与备辽有关，前后总计增赋一千六百七十万以上。吴三桂移兵入关，不必再有转输困难的辽饷，财政上的压力自可减轻。
但因其时阿巴泰所领明兵征山东者，尚未班师，故其言不用。未几太宗崩，至是年十月，始由济尔哈朗攻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唯旋即退出，并未照祖大寿的计划，迫使吴三桂撤回关内，是必有高人看破机关，乐见清兵能吸住吴三桂的五十万大军之故。
***
清太宗崩于崇德八年八月初九，至廿六始由太宗第九子福临嗣位，是为世祖，年号顺治，时方六岁。在此十七天之中，多尔衮曾与太宗长子肃亲王豪格有过激烈的争夺，但官书已灭其迹，只能从残余的记载中窥知一二。试为钩稽如次。
孟心史《清代史》第一章第三节：
清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世祖冲龄，政由摄政王出。当顺治七年以前，事皆摄政专断，其不为帝者，自守臣节耳。屡饬廷臣致敬于帝，且自云："太宗深信诸子弟之成立，唯予能成立之。"以翼戴冲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
谓多尔衮"不为帝者，自守臣节"，实与当时真相稍有不符。太宗既崩，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应由豪格继位；但太祖既有共主的遗命，而太宗继位时，亦系四大贝勒共坐议政，则以多尔衮之功之才，谓欲入关与明争天下，完父兄未竟之业，非正大位俾获全权不可，亦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一件事。因此，当时便有两派，一派主立豪格，一派拥戴多尔衮。
《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顺治)二年十二月，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遣人传语以尊崇皇上，戒谄媚己，且曰："太祖、太宗所贻之业，予必力图保护，俟皇上春秋鼎盛，即行归政。"又曰："前所以不立肃亲王者，非予一人意，因诸王大臣皆曰：'若立肃亲王，我等皆无生理。'是以不立。"传语毕，唯豫亲王不答；使者还报，复遣传语曰："昔太宗宾天时，予在朝门幄中坐，尔与英王跽请即尊位，谓两旗大臣属望我者，诸亲戚皆来言，予时以死自誓乃已。此言岂乌有耶？"豫亲王语塞。
据此可知，（一）若立豪格，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多尔衮；（二）多尔衮一兄阿济格、一弟多铎为首先拥戴之人。但解释不立豪格之故，而多铎不答，可知多铎知其言为违心之论。多尔衮对于尊位，非不欲也，乃不可也。
太宗崩后，皇位既经十七日之争议始能定夺，而在世祖即位之第二天，几又翻覆，为《多尔衮传》所载：
八月，世祖章皇帝即位，礼亲王集诸王贝勒大臣议，以郑亲王与王辅政，王自誓曰："如不秉公辅理，妄自尊大，天地谴之。"越日，郡王阿达礼潜语王曰："王正大位，我当从王。"贝子硕托亦言："内大臣及侍卫皆从我谋，王可自立。"遂与礼亲王发其谋，阿达礼、硕托并伏诛。
心史先生谓多尔衮"功高而不干帝位"，"自守臣节"，即因有此"发其谋"一事。但如细考，即不能无疑。须知硕托乃礼亲王代善第二子，阿达礼则为代善第三子颖亲王萨哈璘长子。萨哈璘颇有战功，殁于崇德元年，得年三十三，阿达礼袭封为多罗郡王。今按：阿达礼与硕托，即使有劝多尔衮自立，形成谋反大逆的罪名，但毕竟只是一句话而无行动，依律为"未遂"，罪名应减一等，再衡以"议亲"、"议贵"的原则，万无死理，而竟骈诛！何故？
其次，代善这年正好六十岁，以花甲老翁而忍令一子一孙伏法，竟不一救，已大出情理之外；而以代善之年辈，为皇族之家长，其诸弟诸侄以及"三朝"老臣，竟不代为乞情，以慰此尊亲，更非常情所有。此又何故？
于此可知，必致硕托、阿达礼于死，实有不得已之苦衷，此即所谓"借人头"——倘非如此，则豪格必反。
今据《清史列传》诸王传，推断当时事实并举证如下：
一、当太宗崩后，颇有人支持豪格，郑亲王济尔哈朗即其一。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并得太宗重用，势力相颉颃，并以两黄旗大臣推太宗之恩及于幼主，所以多尔衮虽欲自立而不可得。《清史列传·何洛会传》：
何洛会……初隶肃亲王豪格旗下，颇见任使。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睿亲王摄政，与肃亲王不相能，何洛会因讦肃亲王与两黄旗大臣杨善、俄莫克图、伊成格、罗硕诋诽睿亲王，且将谋乱，下法司鞫实，削肃亲王爵，杨善等四人并弃市。
此为豪格讦多尔衮，而为何洛会所出卖；在此以前，两黄旗即有拥立豪格，而济尔哈朗亦曾与闻的事实，《清史列传》本传：
(顺治四年)二月以造第逾制……罢辅政；五年三月贝子屯齐等讦王在盛京时，不举发两黄旗大臣谋立肃亲王私议……降多罗郡王。
"不举发"自为支持豪格的明证。
二、为夺皇位。多尔衮与豪格双方，旗鼓相当，争持不下，势必演变为自相火并；大概除代善的正红旗以外，其余七旗均将卷入漩涡，则外有拥重兵的吴三桂，内有犹未倾服的祖大寿，乘机而起，危亡立见，故由代善以家长的资格出面调停，既不立豪格，亦不立多尔衮，皇位仍归于太宗之子。但多尔衮辅政，则豪格不能再辅政，否则又成两虎相争之局，故以较疏远的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并为"辅政叔王"，代表豪格的利益。
这是勉强达成的协议，豪格应得皇位而未得，属于失败的一方；多尔衮虽未得皇位，但实际上掌握了政权，自是胜利的一方。因此，只要多尔衮稍有逾越，即足以造成豪格举兵的口实。所以代善的责任极重，他必须表现出百分之百的大公无私，绝对维持协议，才能约束豪格。哪知世祖即位第二天，便有硕托、阿达礼之事，其中真相，心史先生并未发现。
真相之披露，事在顺治十二年，《多尔衮传》：
(顺治)十二年，诏内外大小官直言时政，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如上疏颂睿亲王元功，请复爵号，修其墓，下王大臣议。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奏，长庚言……又言："遇奸煽惑离间君臣，于郡王阿达礼、贝子硕托私谋拥戴，乃执大义，立置典刑。"查阿达礼、硕托之伏法，由谋于礼亲王代善；礼亲王遣谕多尔衮，言词迫切，多尔衮惧罪及己，始行举首。
观此一段，则我前面所举的两个疑问皆可解释。事实是很明显的：硕托叔侄谋于父祖之先，已跟多尔衮谈过；见多尔衮有默许之意，方再谋于父祖。但代善识得厉害，多尔衮知情不举，其心即不可问；退一步言，就算本心无他，不过徇私庇隐，亦自背其前一日"秉公辅理"的誓词。只看"言词迫切"四字，可知情况严重；或者豪格的问罪之师都已经预备好了，是故代善不能不牺牲一子一孙，以避免同室操戈、两败俱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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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选立六岁的福临继承皇位，自然是由于孝庄太后之故。孝庄与多尔衮的关系，为清初之大疑案之一。疑云之起，由于张煌言(苍水)的两首七绝，题为"建夷宫词"，收入《奇云草》。"建夷"者，建州之夷，为遗民对新朝的称呼。诗云：
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掖庭犹说册阏氏，妙选孀闺作母仪。
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
此诗系年庚寅，为顺治七年。天下哄传，太后下嫁摄政王。孟心史先生曾作考证，力辟其非实。相传孝庄后下嫁，曾有"誊黄"的恩诏，但孟心史遍检旧籍而无有；又欲得"不下嫁之坚证"，最后读《朝鲜李朝实录》，方有确证，其言如此：
私念清初果以太后下嫁之故，尊摄政王为"皇父"，必有颁诏告谕之文；在国内或为后世列帝所隐灭，朝鲜乃属国，朝贡庆贺之使，岁必数来，颁诏之使，中朝亦无一次不与国内降敕时同遣。不得于中国官书者，必得于彼之实录中。着意翻检，设使无此诏，当可信为无此事。既遍检顺治初年《李朝实录》，固无清太后下嫁之诏，而更有确证其无此事者，急录之以为定断，世间浮言可息矣。
朝鲜仁祖李倧实录：二十七年己丑，即清世祖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郑太和曰："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上曰："然则二帝矣。"以此知朝鲜并无太后下嫁之说。使臣向朝鲜说明"皇父"字义，亦无太后下嫁之言。是当时无是事也。
但以我的看法，虽无太后下嫁摄政王的事实，但极可能有孝庄与多尔衮相恋的事实。
按：清朝创业两帝，皆得力于政治婚姻。太宗孝端、孝庄两后母家博尔济吉特氏，为国戚第一家，累世结姻，关系尤重，不可不作一介绍。
博尔济吉特氏为元朝皇室之后，属于内蒙古哲里木盟，共四部十旗，计科尔沁六旗、札赉特一旗、杜尔伯特一旗、郭尔罗斯二旗，当今辽宁北部、黑龙江南部，以洮南为中心，东至伯都纳，西至热河、察哈尔交界，北至索伦，南至铁岭，皆其牧地。博尔济吉特氏即为科尔沁部，向来以右翼中旗为盟长，称号为札萨克汗。
孝端皇后之父名莽古斯，为科尔沁六旗中一旗之长。此族早已附清，太祖一妃，即康熙接位册封为"皇曾祖寿康太妃"者，为科尔沁贝勒孔果尔之女；孔果尔后封札萨克多罗冰图郡王，成为科尔沁六旗的盟长。
清朝与博尔济吉特氏始通婚姻，在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即莽古斯以女归太宗。天聪七年，莽古斯已殁，其妻称为科尔沁大妃，携子塞桑、塞桑长子吴克善，以及吴克善的妹夫满珠礼等来会亲，进一步大结婚姻。但行辈错乱，如太祖之于叶赫一族，亲戚关系变得极其复杂，《清列朝后妃传稿·太宗孝端文皇后传》载：
天聪间后母科尔沁大妃……数来朝，帝迎劳锡赉之甚厚。贝勒多铎聘大妃女，为皇弟多尔衮娶其妹，吴克善子亦尚公主。
大妃之女即孝端之妹，多铎为太宗之弟，昆季而为连襟，自无足异；为多尔衮娶"其妹"者，大妃之妹，亦即孝端的姨母，多尔衮成为其嫂之姨丈，凭空长了一辈。吴克善为孝端的内侄，其子为内侄孙，尚公主则成为女婿，此亦是凭空长了一辈。
与此同时，塞桑之女，吴克善之妹，亦即孝端的侄女，为太宗纳为妃，即孝庄后。崇德元年，建五宫，孝端称"清宁中宫后"；孝庄为"永福宫庄妃"；而孝庄另有一姊，则早于天命十年即归于太宗，封为"关雎宫宸妃"。宸妃有孕，崇德二年七月生皇八子，以其为正式建元后所生第一子，因而以诞生太子之例举行大赦，但旋即夭殇；半年后，亦即崇德三年正月，孝庄生皇九子，即为世祖福临。宸妃之子不殇，自应为皇位之继承人；但我以为不尽然，即因多尔衮与孝庄有特殊感情。
孝庄后崩于康熙二十六年，年七十五，则是生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清史稿》说她"于天命十年二月来归"，计年不过十三，度当时情事，不过依姑而居，"待年"择配，本不必于此时即定为太宗妾媵。至多尔衮殁于顺治七年，年三十九，则应生于万历四十年壬子，长孝庄一岁。当太祖崩于叆鸡堡，四大贝勒逼迫大妃身殉，两幼子多尔衮、多铎由太宗抚养，其时多尔衮十五岁、孝庄十四岁，年岁相当，滋生情愫，是极可能的事。我甚至怀疑，多尔衮与孝庄的这段恋情，至死未已。孟心史《太后下嫁考实》云：
蒋录(按：蒋氏《东华录》的简称；下称王录亦即王氏《东华录》的简略)于议摄政王罪状之文，有王录所无之语云"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又云：凡批示本章，概用"皇父摄政王之旨"，不用"皇上之旨"；又悖理入生母于太庙。其末又云：罢追封、撤庙享，停其恩赦。此为后实录削除隆礼，不见字样之一贯方法。但"亲到皇宫内院"一句最可疑；然虽可疑只可疑其曾渎乱宫廷，绝非如世传之太后大婚，且有大婚典礼之文，布告天下也。夫渎乱之事，何必即为太后之事?
心史先生的考证，推理谨严，但上引最后一句，不免强词夺理，如反问一句："安知必非太后之事?"恐心史先生亦将语塞。事实上如我前文所指出的年岁相当，以及同养于宫中、朝夕相共的情况来说，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为了孝庄的可能性，大于其他任何人。此外如心史先生所指出的自称"皇父摄政王"，以及孝庄后崩后愿别葬，似皆非无故。关于"皇父"之说，胡适之先生于读"考实"后有一函致心史先生云：
读后终不免一个感想，即是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朝鲜实录》所记，但云"臣问于来使"，来使当然不能不作模棱之语，所云"今则去叔字"，似亦是所答非所问。单凭此一条问答，似仍未能完全证明无下嫁之事，只能证明在诏敕官书与使节辞令中，无太后下嫁之文而已。鄙意绝非轻信传说，终嫌"皇父"之称，但不能视为与"尚父、仲父"一例。
心史先生复函，词锋犀利，以为：
夫以国无明文之暧昧，吾辈今日固无从曲为辩证。但中冓之言，本所不道，辨者为多事，传者亦太不阙疑。此为别一事，不入鄙作考实之内。唯因摄政王既未婚于太后，设有暧昧，必不称皇父以自暴其恶。故知公然称皇父，既未下嫁，即亦并无暧昧也。
如心史先生所言，我谈此段即是"多事"；但"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世事真相，常由多事而来。心史先生对多尔衮颇有好感，故确信其有完美的人格；而我的看法不然，如考证多尔衮与豪格争权的真相，结论是多尔衮对皇位非不欲也，乃不能也，非如心史先生所说，多尔衮能"自守臣节"。至谓多尔衮与孝庄若有暧昧，"必不称皇父以自暴其恶"，此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多尔衮没有读多少汉文，于名教礼义，并无多大了解，何尝以为与太后有暧昧即为恶行?倘非如此，何至于杀胞侄而又霸占侄媳?彭长庚比多尔衮为周公，济尔哈朗驳之云："多尔衮图肃亲王元妃，又以一妃与英亲王；周公曾有此行乎?"如此悍然无忌的乱伦，难道不是"自暴其恶"?
复次，关于孝庄别葬昭西陵一事，尤出情理之外。《太后下嫁考实》云：
孝庄崩后，不合葬昭陵，别营陵于关内，不得葬奉天，是为昭西陵。(按：太宗葬盛京西北十里隆叶山，名昭陵；孝庄葬关内，在盛京之西，故名昭西陵。）世以此指为因下嫁之故，不自安于太宗陵地，乃别葬也。《孝庄后传》，"后自于大渐之日，命圣祖以太宗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况心恋汝父子(按：指顺治、康熙)，当于孝陵(按：顺治孝陵，在遵化昌瑞山，后总称东陵)近地安厝。"世说姑作为官文书藻饰之辞，不足恃以折服横议。但太宗昭陵，已有孝端合葬；第二后之不合葬者，累代有之……不能定为下嫁之证。
这话不错，但心史先生不言孝庄葬于何时，似不免有意闪避。我之所谓"尤出情理之外"者，康熙年间，始终未葬孝庄。
自此而始，到康熙上宾，孝庄梓宫始终浮厝于世祖孝陵之南；直至雍正三年二月十二日，世宗服父丧二十七个月，"祫祭太庙，释服即吉"时，才动工兴修昭西陵。《雍正实录》载祭告文曰：
钦惟孝庄文皇后，躬备圣德，贻庆垂庥，隆两朝之孝养，开万世之鸿基，及大渐之际，面谕皇考，以昭陵奉安年久，不宜轻动,建造北城，必近孝陵。丁宁再三，我皇考恭奉慈旨。二十七年四月己酉，上启銮奉大行太皇太后梓宫诣山陵，辛酉奉安大行太皇太后梓宫于享殿。甲子，上诣暂安奉殿内恭视大行太皇太后梓宫；封掩毕，奠酒恸哭，良久始出。
为什么三十八年不葬?且先看《康熙实录》在孝庄崩后不久的一道上谕：
伏思慈宁宫之东，新建宫五间，太皇太后在日，屡曾向朕称善，乃未及久居，遽尔升遐。今于孝陵近地，择吉修建暂安奉殿，即将此宫拆运于所择吉处，毋致缺损。着拣选部院贤能官员往敬谨料理。天气甚寒，务期基址坚固，工程完备。尔等即传谕行。
按：慈宁宫在养心殿之西，乾隆十六年曾经重修，所以原来"新建宫五间"的遗址，已无迹可寻。又《康熙实录》：
择地于孝陵之南，为暂安奉殿，历三十余年。我皇考历数绵长，子孙蕃衍；且海宇升平，兆人康阜，胤禛祗绍不承，夙夜思维，古合葬之礼，原无定制，神灵所通，不问远近；因时制宜，唯义所在。即暂安奉殿，建为昭西陵，以定万年之宅兆。
据此可知，昭西陵之名，是到了雍正三年才有的。在康熙年间，并未为孝庄修陵。中国传统的丧礼，"入土为安"；康熙三十多年不葬祖母，这一层道理，始终是说不过去的，然则其有迫不得已的隐衷，灼然可见。
康熙之孝顺祖母，不独自有帝皇以来所未有，即平常百姓家亦罕见，但细参实录，辄有微觉不近人情之感，如孝庄崩后，必欲于宫中独行三年之丧；以及康熙二十八年岁暮，去孝庄之崩将近两年，三年之丧以二十七个月计算，亦将届满，而赵执信、洪昇竟因"非时演剧"被斥逐(详见拙作《柏台故事》关于黄六鸿部分)，处分过苛，与康熙的个性不符，等等，予人的感觉是，纯孝之外，似乎康熙对祖母怀有一份非常浓重的咎歉，渴思有所弥补。
这份咎歉，实即康熙不可告人的隐痛。然则他的隐痛是什么?是孝庄绝不可与太宗合葬；而所以造成不可合葬的原因，在于安太宗之遗孤、存太宗之血食。孝庄不独无负于太宗，且当为太宗谅解及感激于泉下；但格于世俗礼法，竟不得与太宗同穴，自为莫大之委屈，且此委屈又不得有片言只字的申诉，则在孝庄实负不白之奇冤。康熙知其故而不能言；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权力可以决定任何人的生死贵贱，独独对祖母的奇冤，无法昭雪，则康熙隐痛之十百倍于常人，亦可想而知。
说来说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走笔至此，有欲罢不能之势，只好来个"外一章"，但亦不算离题太远。多尔衮固曾祔庙上谥，称"成宗义皇帝"；生前虽无称帝之名，而有为帝之实，应亦可算作"清朝的皇帝"之一。
蒋氏《东华录》顺治七年八月载：
上孝烈武皇后尊谥曰"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祔享太庙，颁诏大赦。内阁旧档："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徽音端范，饬内治于当年；坤则贻庥，协鸣名于万禩。典章具在，孝享宜崇。钦惟皇祖妣皇后，先赞太祖，成开辟之丰功；默佑先皇，扩缵承之大业。笃生皇父摄政王，性成圣哲，扶翊眇躬，临御万方，溯重闱之厚德；敉宁兆姓，遵京室之遗谋。庆泽洪被于后昆，礼制必隆于庙祀。仰成先志，俯顺舆情，于顺治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祗告天地……"
此孝烈皇后即太祖的大妃、多尔衮的生母，以逼殉之故，谥之曰"烈"。
按："孝烈皇后"祔享太庙，颁诏大赦，既称"皇祖妣皇后"，又称"笃生皇父摄政王"，则是世祖竟视多尔衮为父，为太上皇。此为传说"太后下嫁"的由来。我不信有此说的原因是：第一，以情理而论，孝庄绝不会主动表示要嫁多尔衮；若有此事，必是多尔衮逼嫁。然则多尔衮逼嫁孝庄的目的何在？倘因情之故，自当体谅孝庄的处境，绝不可出此令天下后世讥笑的怪事；若以为太后下嫁，多尔衮便成皇帝的继父，而获"皇父"之称，则何不索性自立，既立而纳孝庄，岂不比逼嫁更为省事？
其次，倘谓太后下嫁而有恩诏，则"誊黄"必遍及于穷乡僻壤，遗民的诗文中一定会有记载，必不至于只有张苍水那两首诗的一个"孤证"。
然则"皇父"之称又何自来?多尔衮为什么要用这种奇特的方式?我的推论是，世祖可能为多尔衮的私生子。而当太宗既崩，多尔衮大权在握，尤其是"一片石"大败李自成，首先入关，占领北京，清朝天下可说是多尔衮打成功的，如心史先生所说，"清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能为帝而不为，"以翼戴冲人自任"者，我有一个解释：是由此而确立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度。
此话怎讲?我们不妨先回溯太祖崩后的情况：太祖遗命，国事"共主"；太宗初期亦确是如此。后以代善父子拥立而定于一尊，基本上是违反太祖遗命的。如果多尔衮废世祖而自立，那就形成了兄终弟及的局面，将来谁能取得皇位，视其功劳地位而定。同时他亦无子可传。但如"翼戴冲人"，则父死子继的制度可以确立不移；他本人虽未称帝，不过由于世祖实际上是他所生，那么，子子孙孙皆为清朝的皇帝了。这就跟明朝的帝系由孝宗转入兴献帝的情况一样。照中国传统的传说，子孙上祭，冥冥中只有生父可享，所以多尔衮不做皇帝，反能血食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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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说，我现在自己推翻了。经过多年的反复研究，我才发现孝庄的苦心；主要的是，多尔衮与太宗有多重的关系，一方面有杀母之仇，一方面有养育之恩，恩怨纠结，以致行事多不可解。
细察多尔衮死前的心境，近乎昏瞀狂乱；《清史列传》本传：
(顺治六年)十二月，王妃博尔济吉特氏薨，以玉册宝，追封为敬孝忠恭正宫元妃。
七年正月，纳肃亲王妃博尔济吉特氏，并遣官选女子于朝鲜；二月，令部不需题奏者，付亲王满达海，及端重亲王、敬谨亲王料理；五月，率诸王贝勒猎山海关，令亲王多尼、顺承郡王勒克德浑、贝子务达海、锡翰、镇国公汉岱并议政。
是月，朝鲜送女至，王亲迎之于连山，即日成婚。
七月，王欲于边外筑城清署，令户部计额征地亩人丁数，加派直隶、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九省银二百四十九万两有奇，输工用。
王寻以悼妃故，有疾。锡翰与内大臣席纳布库等诣第，王怨曰："顷予罹此莫上之忧，体复不快，上虽人主，念此大故，亦宜循家人礼，一为临幸。若谓上方幼冲，尔等皆亲近大臣也。"又曰："尔等毋以予言请驾临。"锡翰等出，王遣人追止之不及，于是上幸王第。王责锡翰等罪，降罚有差。
十一月，王以疾率诸王贝勒猎边外，十二月薨于喀喇河屯。
按：豪格年岁与多尔衮相当，其福晋当亦在三十以外，非少艾之比；杀豪格或为夺权，而必欲纳其妻，则不能不谓之有报复意义在。至如得病后，既怨世祖不临视；既临视又责传言之人。又，为兴土木，加派九省地丁至二百四十九万两，亦与其入关之初务蠲前朝弊政的作风不同。凡此近乎悖乱的感情状态，以我的看法，是内心有一极大的冲突不能解决，相激相荡而产生的反常行为。此一冲突即郑亲王既遭贬斥，豪格亦已被诛，自己手握重兵，党羽密布，已无任何阻力可使他不能称帝；而唯一所顾虑者，即是孝庄太后。
按：如前所引，议政王满达海为代善第七子；端重亲王博洛为太祖第七子阿巴泰第六子；敬谨亲王尼堪则褚英第三子。满达海之袭爵，固由多尔衮的支持；博洛及尼堪在太宗朝皆为贝勒，并不见重，由多尔衮的提携，始得封王，此时并皆议政，自然唯命是从。
至于八旗兵力的分配，其情况如下：
一、两黄旗，名义上归世祖，实际上由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指挥。
二、正白旗，为多尔衮的嫡系武力。
三、镶白旗，本由多尔衮胞弟豫亲王多铎为旗主，此时亦归多尔衮。
四、正蓝旗，旗主本为四大贝勒之一的莽古尔泰所有；莽古尔泰获罪，收归太宗自将；顺治初又归多尔衮，而名义上的旗主为豫王之子多尼。
五、镶蓝旗，完全属于郑亲王济尔哈朗。
六、正红旗，此旗为代善所有，旗主为满达海；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亦持有一部分。
七、镶红旗，旗主为克勤郡王岳托；英亲王阿济格亦持有一部分。
如上所述，多尔衮握有两黄、两白、正蓝，对两红旗亦有影响力；唯一的敌对势力为郑王的镶蓝旗。在这样的压倒优势之下，何事不可为?
然则多尔衮由未入关以前想夺皇位而不能，到此时能夺皇位而不夺，原因真是为了如他自己所说的"太宗深信诸子弟之成立，唯予能成立之"，故以"翼戴冲人自任"吗?不是的!因为多尔衮如推太宗养育之恩，"成立"诸子弟，则不当杀太宗长子豪格，复夺其妇，这是非常明白的一件事。多尔衮自己所说的那段话，不过后世词臣藻饰之辞，不足为信。
可信的是：孝庄太后以幼时爱侣，出以万缕柔情，约束多尔衮的"最后行动"；其间绸缪委曲、调护化解，不知费了孝庄多少苦心，最危险的时刻，是多尔衮尊大妃为孝烈皇后祔庙之时，母以子贵的"太后"已经出现，事实上已等于诏告天下，他——多尔衮就是皇帝。天下臣民有忠于太宗欲起而声讨者，此时必当有所行动；若无行动，即是承认多尔衮得自立为帝。此时所欠缺者，不过一道即位诏书而已；而此一道诏书终于未发，即是孝庄对得起太宗的地方。
分析至此，我可下一断语，孝庄下嫁多尔衮，绝无其事，失身则必不免。孝庄不欲与太宗合葬，即以白璧有玷之身，愧与太宗同穴。她的辱身以存太宗天下的苦心，康熙完全了解，所以孝养无微不至。及至孝庄既崩，不可与太宗合葬，则不独康熙了然，臣下亦了然，徐乾学特撰《古不合葬考》，即非承帝之旨，亦必有迎合之意。但康熙虽不能葬孝庄于昭陵，而亦终不忍别葬，以致浮厝数十年；而臣下无言此事者，即以深知此事如佛所云："不可说，不可说!"能说者，为后世我辈。
多尔衮既薨，势力犹在，归灵至京时，世祖亲率亲贵大臣，缟服迎奠东直门外；其时已尊之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故以太子奉迎梓宫之礼接灵。至顺治八年正月，犹追尊摄政王妃为成宗义皇后。"成"者，论其功绩；"义"者，美其谦让。凡此皆足以证明朝政犹操之多尔衮亲信之手，而未几即遭清算，则因英亲王阿济格思夺多尔衮的两白旗继之为摄政王，为多尔衮的亲信举发，变成兄弟自相残杀，郑亲王济尔哈朗得以尽反朝局。其事始末，大致如《东华录》所载：
顺治八年正月甲寅，议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罪。先是，摄政王薨之夕，英王阿济格赴丧次，旋即归帐。是夕，诸王五次哭临，王独不至。
按：英王独不至者，隐然表示其身份在诸王之上，而与摄政王平；亦即表示多尔衮既死，应由其摄政。
翌日，诸臣劝请方至。英王途遇摄政王马群厮卒，鞭令引避，而使己之马群厮卒前行。第三日遣星纳、都沙问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曰："劳亲王系我阿哥，当以何时来?"
按："劳亲王"者，郡王劳亲。劳亲王为阿济格第五子，此时奉父命，领兵自京师赶来。
众对曰："意者与诸王偕来，或即来即返，或隔一宿之程来迎，自彼至此，路途甚远，年幼之人，何事先来?"盖因其来问之辞不当，故漫应以遣之。吴拜……等私相谓曰："彼谓劳亲王为吾等阿格(哥)，是以劳亲王属于我等，欲令附彼。彼既得我辈，必思夺政。"于是觉其状，增兵固守。
按：吴拜即武拜，与苏拜皆多尔衮麾下大将，武功卓著。劳亲王已先为多尔衮取入正白旗，表面似为喜此胞侄，实际上有以劳亲王为质子之意。多尔衮对同母兄阿济格之防范甚严，见下引：
又英王遣穆哈达召阿尔津、僧格。阿尔津自本王薨后，三年不诣英王所矣。今不可遽往，应与摄政王下诸大臣商之。于是令穆哈达回，遂往告额克亲及吴拜、苏拜……额克亲谓阿尔津曰："尔勿怒，且往，我等试观其意如何。"
按：阿尔津、僧格皆隶镶白旗，所谓"本王"即指豫亲王多铎。多铎薨后，镶白旗归多尔衮，恐阿济格染指，故不准阿尔津等在英王门下行走。
英王复趣召，阿尔津、僧格乃往。英王问曰："不令多尼阿哥诣我家，摄政王曾有定议否?"阿尔津等对曰："有之。将阿哥所属人员置之一所，恐反生嫌，故分隶两旗，正欲令相和协也。摄政王在时既不令之来，今我辈可私来乎?此来亦曾告之诸大臣者。"英王问曰："诸大臣为谁?"阿尔津、僧格对曰："我等之上有两固山额真、两护政大臣、两护军统领。一切事务，或启摄政王裁决，或即与伊等议行。"
按：多铎多子，第二子多尼名义上为镶白旗旗主，但一部分已改隶正白旗，而正白旗亦必有一部分改隶镶白旗，此即所谓"正欲令相和协"，实际上为多尔衮兼并的一种手法。多尼亦为阿济格胞侄，但多尔衮禁止多尼至阿济格处，防范之严可知。
又所谓"固山额真"即都统，为一旗最高的行政长官，但其时亦须听命于旗主；"议政大臣"由崇德元年设"十六理事大臣"而来，每旗两人，便于天子干预各旗事务，以及各旗配合中央要求，有所协力；"护军统领"则为实际带兵作战的大将，一旗分为左右两翼，所以有两护军统领。阿尔津等曾任议政大臣，亦曾为护军统领，此时正好解任，阿济格以为阿尔津等正在失意，有机可乘，打算说服他们，将多尼拉过来。不意此两人有备而来，公然拒绝；阿济格鲁莽从事，异谋尽露。于是：
额克青、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阿尔津议曰："彼得多尼王，即欲得我两旗；既得我两旗，必强勒诸王从彼；诸王既从，必思夺政；诸王得毋误谓我等，以英王为摄政王亲兄，因而向彼耶?夫摄政王拥立之君，今固在也。我等当抱王幼子，依皇上以为生。"遂急以此意告诸王。
按：多尔衮无子，以多铎之子多尔博为嗣；所谓"抱王幼子"即指多尔博。
郑亲王及亲王满达海曰："尔两旗向不属英王；英王岂非误国之人?尔等系定国辅主之大臣，岂可向彼?今我等既觉其如此情形，即当固结谨密而行。彼既居心如此，且又当生事变矣。"
按：所谓"诸王"中，实力派只济尔哈朗及满达海。后者为代善第七子，袭封和硕亲王，此时尚无称号，至顺治八年二月始加号为"巽亲王"。
迨薄暮设奠时，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欲共议摄政王祭奠事，英王以多尼王不至，随于摄政王帐前系马处，乘马策鞭而去。端重王独留，即以此事白之端重王，端重王曰："尔等防之，回家后再议。"又摄政王丧之次日，英王……又言摄政王曾向伊言："抚养多尔博，予甚悔之。且取劳亲入正白旗，王知之乎?"郑亲王答曰："不知。"又言"两旗大臣甚称劳亲之贤"。此言乃郑亲王告之额克亲、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者。又谓端重王曰："原令尔等三人理事，今何不议一摄政之人?"又遣穆哈达至端重王处言："曾遣人至亲王满达海所，王已从我言，今尔应为国政，可速议之。"此言乃端重王告之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者。
按：此段叙英王阿济格思夺权的计划，情事如见；原拟俟多尼至后，挟多尼以号令两白旗。多尼不至，遂即离去；根本无意议祭奠多尔衮事。至于对济尔哈朗的话，意谓多尔衮生前悔以多尔博为子，而取劳亲入正白旗。此真是俗语所说的自说自话了。
"端重王"者端重亲王博洛，为太祖第七子阿巴泰第三子，以附多尔衮得封王，与敬谨亲王尼堪及代善之子满达海并为多尔衮所亲信，于顺治七年二月由多尔衮授权，处理日常政务。阿济格思利用博洛的手段，实在幼稚之至。
至石门之日，郑亲王见英王佩有小刀，谓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等曰："英王有佩刀，上来迎丧，似此举动叵测，不可不防。"是日，劳亲王率人役约四百名，将至，英王在后见之，重张旗纛，分为两队，前并丧车而行。及摄政王丧车既停，劳亲王居右坐，英王居左坐，其举动甚悖乱。于是额克亲、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阿尔津，集四旗大臣尽发其事。诸王遂拨派兵役，监英王至京。
据孟心史注，此"四旗"当是两白两蓝，其说后详。
阿济格被逮至京，原可不死，"自作孽"则"不可活"，《清史列传》：
至京，鞫实，议削爵幽禁，降为贝子。闰二月以初议罪尚轻，下诸王大臣再议，移系别室，籍其家，子劳亲等皆黜宗室。三月，阿济格于狱中私藏兵器，事觉，诸王大臣复议：阿济格前犯重罪，皇上从宽免死，复加恩养，给三百妇女役使，及童仆、牲畜、金银、什物，乃仍起乱心，藏刀四口，欲暗掘地道，与其子及心腹人，约期出狱，罪何可贷?应裁减一切，止给妇女十口，及随身服用，余均追出，取入官。十月，监者复告阿济格谋于狱中举火。于是论死，赐自尽，爵除。
按：劳亲，《清史稿》写作楼亲，亦赐自尽。未几，多尔衮近侍苏克萨哈、詹岱卖主求荣，出首告多尔衮"逆谋"，皆郑亲王济尔哈朗所主持。阿济格原可有所作为，而鲁莽灭裂，自速其败，心史先生在《八旗制度考实》中有一段论评，极其警辟，录如下：
阿济格与多尔衮相较，明昧相距太远。清初以多尔衮入关，即是天佑。至天下稍定，八固山之不能集权中央，又不无因摄政之故。冲主与强藩，形成离立；若英王亦有睿王意识，当睿王之丧，奔赴急难，扶植两白旗，为两旗之人所倚赖，则袭摄政之威、挟三旗(两白正蓝)之力，中立之两红旗不致立异(按：正红满达海；镶红罗洛浑为岳托之子)，怀忿之镶蓝旗不敢寻仇(按：指济尔哈朗为多尔衮排挤成仇)，世祖虽欲收权，尚恐大费周折。乃又英王自效驱除，郑王乘机报复，先散四旗之互助，再挟天子以临之，英王既除，睿豫两王仅有藐孤，登时得祸。一举而定四旗，大权悉归皇室，此所谓天相之矣!
多尔衮自追尊为"义宗成皇帝"至"追诏其罪"，不过一个月的辰光。他所得的罪过是"削爵"、"黜宗室籍"、"财产入官"、"其嗣子多尔博给倍亲王多尼"。所谓"黜宗室籍"，即由"黄带子"变为"红带子"，若非后来复封，则官文书上的记载，应为"觉罗多尔衮"；嗣子多尔博本为多铎幼子，"给倍亲王多尼"亦即归宗，由其胞兄抚养，后来恩封多罗贝勒，则为推其生父之恩，与多尔衮无关。
细考史籍，顺康之间对多尔衮的处置，比见诸上谕者要严厉得多；即以上述四款处分而言，最重的是令多尔博归宗，乃绝多尔衮之后。据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上谕："今其后嗣废绝，而茔域之在东直门外者，岁久益就榛芜，亦堪悯恻，着交内务府派员往视缮葺，仍为量植松楸，并准其近支王公等，以时祭扫。"可知自顺治八年至乾隆三十七年这一百二十年间，多尔衮的近支亲属去扫他的墓都是不准的。康熙仁厚，每不念旧恶而喜与人为善，独于多尔衮深恶痛绝，略无矜恤之意，可知其隐痛所在。
走笔至此，回头再说"太后下嫁"。据《清列朝后妃传稿》，在世祖即位后，对孝端的记载是：
顺治六年四月后崩……帝率诸王文武俱成礼，典仪遵定制，与文皇帝同。
此表示多尔衮视孝端为太宗的皇后。但对孝庄的记载是：
世祖践阼，尊为皇太后。
可知在多尔衮未死以前，孝庄并无称号。及至多尔衮获罪，世祖亲政，方上尊号为"昭圣慈寿皇太后"，并有正式尊封的册文。于此我们不妨作一假定：孝庄虽无下嫁多尔衮之实，而多尔衮似有称帝以后以孝庄为后的打算。他之如何称帝，是件很值得研究的事；照我的看法，他不至于废世祖而代之，最可能的途径是由"皇父"变为"太上皇帝"，而以孝庄为"太上皇后"。果然如此，则为历史上空前亦可能是绝后的创例。
推论至此，张苍水的那两首"建夷宫词"，未可视之为丑诋敌国的谰言，其中自有若干事实存在。如结句"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前一句则"身到皇宫内院"，多尔衮秽乱宫闱，原为当时朝廷所自承；后一句乃指以多铎之子多尔博为嗣，满洲话称侍卫为"虾"，广义而言，御前行走的"领侍卫内大臣"亦为"虾"，此指多铎而言，意谓多尔衮若娶孝庄，则顺治子随母嫁，自为"龙儿"，不必以多尔博为子。

第四章　世祖(一)
世祖名福临，崇德三年正月三十生于盛京，生母即孝庄太后(当时的称号为永福宫庄妃)，太宗第九子。
太宗以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即后来的孝端太后，崇德元年册立，称清宁中宫；同时以崇德元年以后出生的儿子为真正的皇子。孝端两侄，即孝庄与其姊，皆封妃；孝庄之姊封号为关雎宫宸妃，有殊宠。前一年七月，宸妃生子，行八，太宗为之行大赦。但就在世祖诞生前不久，皇八子夭折。否则，皇位将很难由世祖继承。
世祖即位时方六岁，顺治八年亲政，方十四岁。当时的满洲人，生理、心理皆早熟，这年八月行大婚礼。皇后是他嫡亲的表姊，为吴克善之女，长得很美，亦很聪明，但未几即被废，原因有二：奢侈，善妒。
这是世祖的欲加之罪。天子富有四海，一为皇后，极人间所无的富贵，是故皇后节俭为至德，以其本来就应该是奢侈的，此又何足为罪？
其次，善妒为妇女的天性，皇后自亦不会例外；但皇后善妒，疏远即可，绝不成为废立的理由。民间的"七出"之条，第六虽为"妒忌"，但亦从未闻因妒忌而被休大归者。
然则因何被废？基本的原因是世祖对多尔衮的强烈不满；《清史纪事本末》卷七：
(顺治)十年，秋八月废后博尔济锦氏，降为静妃，改居侧宫；以后乃多尔衮于帝幼冲时，因亲订婚，未经选择故也。
所谓"未经选择"，是后世的饰词，事实上立吴克善之女为后，当然是孝庄太后所同意的。父母之命，不得谓之未经选择。
《吴梅村诗集》中，有《古意》六首，孟心史以为即"为世祖废后而作"，录其诗并释孟说如下：
争传娶女嫁天孙，才过银河拭泪痕。
但得大家千万岁，此生哪得恨长门?
孟注："第一首言为立后不久即废，而世祖亦不永年。措辞忠厚，是诗人之笔。"按：宋朝"亲近侍从官称天子为大家"。末句用汉武陈皇后"长门赋"典故。谓为世祖废后而作，信然。
豆蔻梢头二月红，十三初入万年宫。
可怜目望西陵哭，不在分香卖履中。
孟注："第二首言最早作配帝王，玉帝崩时，尚幽居别宫，退称妃号，而不预送终之事。"按：废后于顺治十年八月"降为静妃，改居侧宫"。此即俗语之所谓"打入冷宫"，殁于何年，档案无考。
从猎陈仓怯马蹄，玉鞍扶上却东西。
一经辇道生秋草，说着长杨路总迷。
孟注："第三首言初亦承恩，不堪回首；后本慧丽，以嗜奢而妒失宠，则其始当非一见生憎也。"按：陈仓山在宝鸡之南，秦文公游猎于陈仓，遇鸡鸣神，归而以为宝，建祠以祀，故曰陈宝，见《水经·渭水注》。"长杨"本秦旧宫，多禽兽，为汉武游猎之地，此必指南苑而言，南苑明朝名之为"飞放泊"，亦多禽兽。玩味诗意，似废后不愿从幸南苑，强之亦不可，所以说"玉鞍扶上却东西"；而不愿从幸之故，或以有某一废后所妒的妃嫔在行幄，因而赌气不从，此言被废的导火线。
玉颜憔悴几经秋，薄命无言只泪流。
手把定情金合子，九原相见尚低头。
孟注："第四首言被废多年，世祖至死不同意。"按：提及废后身后，可知此六绝实为废后挽词。
银海居然妒女津，南山仍锢慎夫人。
君王自有他生约，此去唯应礼玉真。
孟注："第一句言生不同室，第二句死不同穴。慎夫人以况端敬，端敬死后，永承恩念；废后一无他室。"按：心史此注，似有未谛。"银海"指陵寝，典出《汉书·楚元王传》，用于此处，自是指顺治孝陵。"妒女津"之典极费解；《酉阳杂俎》记刘伯玉妻段明光性妒，以伯玉常于妓前诵《洛神赋》，谓"娶妇得如此，吾无憾矣"，明光因自沉于江，冀为水神而为伯玉"无憾"之妻。
"南山"只指陵寝，典出《汉书·张释之传》，记释之：
从行至霸陵，上居外临厕。时慎夫人从，上持视慎夫人新丰道曰："此走邯郸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
此为汉文帝偶动无常之感，思及身后，愿葬于北山，可久安窀穸，不虞盗墓。而张释之的见解，据颜师古注："有可欲，谓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发取之，是有间隙也。锢谓铸塞也。云锢南山者，取其深大，假为喻也。"原文的意思是，劝文帝薄葬，以免诲盗。但就吴梅村此诗而言，南山也罢，慎夫人也罢，均与张释之的原意不相干，心史谓此句言废后与世祖"死不同穴"，诚然；慎夫人指端敬，亦是。然则"端敬"何人?
"端敬"即是误传为董小宛的"孝献皇后"栋鄂氏，端敬为其谥号中最后二字。这段疑案，留待后文再谈；此处可以确定的是，废后的"情敌"即是端敬。《康熙实录》：
三年六月壬寅，葬世祖章皇帝于孝陵，以孝康皇后、端敬皇后祔。
孝康为圣祖生母佟佳氏，圣祖践祚，尊为慈和皇太后，康熙二年二月崩，自然祔葬孝陵。而端敬与世祖合葬，即所谓"南山仍锢慎夫人"；下一"仍"字，可知有争之者，争而不得，胜利终归端敬，故曰"仍"。而此争之者，自然是废后。得此了解，末句"玉真"之典，方有着落。《唐书·后妃传》：
玉真公主字持盈，天宝三载，请去公主号、罢邑司，帝许之。
明此出处，通首可解。废后虽不在分香卖履之中，但世祖既崩，旋即身殉，其用心与刘伯玉妻段明光无异，以为既然殉帝，位号可复，以元后身份，自然合葬，故云"银海居然妒女津"，银海指孝陵。
岂意祔葬者仍为端敬。"君王自有他生约"，说明端敬得以祔葬的原因，此或出于世祖的遗命，必与端敬同穴。末句设为规劝之词，言废后应学玉真公主，谦退不妒，勿争位号，或者反可邀得世祖见许于泉下。
以上所解，自信可发三百年之覆。由是可知，废后退居侧宫，死于何年，葬于何处，"档案无考"之故何在。
珍珠十斛买琵琶，金谷堂深护绛纱。
掌上珊瑚怜不得，却教移作上阳花。
孟注："第六首则可疑，若非董小宛与世祖年不相当，几令人谓冒氏爱宠，为或有之事矣。余意此可有二说：（一）或废后非卓礼克图亲王之亲女，当摄政王为世祖聘定之时，由侍女作亲女入选，以故世祖恶摄政王而并及此事，决意废之。（二）或端敬实出废后家，由侍媵入宫。(下略)"
心史此两说，第一说绝不可能，因皇室与博尔济吉特氏已三世为婿，中表至亲，岂能以侍女假冒?而况作配天子为嫡后，吴克善又何肯以侍女作亲女?第二说则端敬如为废后侍媵，则早当见幸，不应迟至"十八岁入侍"。
按：《古意》六首，末首与前五首不相连贯，此为最可疑之点。玩味诗意，绝非咏废后，邓石如《清诗纪事初编》叙吴梅村，说"《古意》六首"云："一废后；二三四五宫人失宠者；六季开生谏买扬州女子。"季开生为季沧苇之兄(其事迹详见拙著《柏台故事》)，以谏买扬州女子几遭大辟，减死流尚阳堡，死于戍所。此事固亦为顺治年间压制汉人的一大公案，但以体例而论，不应阑入此处，且语意不及于极谏，邓说难信。
我以为第六首当是言端敬的出身。此诗主要用石崇的典故，即第三句"掌上珊瑚"，亦借用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绛纱"有两解，一出《后汉书·马融传》，指女乐；一出《晋书·胡贵嫔传》：晋武帝多简良家女子充内职，自择其美者，以绛纱系臂，乃指为天子所选中的女子。但细释诗语，仍以指女乐为是。
就诗论诗，照字面看，并不难解：有豪家量珠聘得名妓，颇自珍秘，轻易不为宾客所见，结果竟成宫眷。但其中隐藏的内幕如何，却费猜疑。
如说世祖对此名妓一见倾心，以权势压迫豪家献美，则疑问有二：
第一，豪家是谁?是否端敬之父鄂硕，抑其伯父即多尔衮的亲信罗硕(或作罗什)?
第二，端敬出身既为名妓，何以又一变而为鄂硕之女?
据传教士的记载，端敬原为世祖胞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妃。黎东方博士信此说，以为博穆博果尔无功无德而得封亲王，即为慰其夺妻之恨。按：太宗十一子，除第九子世祖及早殇者外，得封王者四子，一为长子豪格，封肃亲王；一为五子硕塞，封承泽亲王，后改号为庄亲王；一为八子，不知名而封为荣亲王，即太宗所宠的宸妃所出；一即博穆博果尔，其生母亦出于博尔济吉特氏。硕塞封王以战功及多尔衮的提拔；荣亲王则是子以母贵；唯独博穆博果尔，遽封亲王，确有疑问。
今以《古意》第六首而言，如世祖曾夺弟所爱，亦为侍姬，而非嫡室。但博穆博果尔于顺治十二年封王，十三年即薨，得年十六岁；而端敬以十八岁入侍世祖，年长于博穆博果尔，似亦不伦。
走笔至此，不能不谈吴梅村的《清凉山赞佛诗》；向来谈董小宛入宫，及世祖出家，无不重视此诗；尤以一、二首，本事大致可考。程穆衡注未见；若孟心史在《世祖出家考实》一文中，所言固不谬，但实可更详，此当与《古意》六首及《读史有感》八首合看，则情事弥出。
《清凉山赞佛诗》为五古四首；其一起头描写五台山，共有六句之多：
西北有高山，云是文殊台。
台上明月池，千叶金莲开。
花花相映发，叶叶同根栽。
有山出台、由台出池、由池出莲，而重点在"花花相映发，叶叶同根栽"。此谓清室与博尔济吉特氏世为婚姻；而一帝娶姑侄姐妹，或兄弟即为连襟，婚姻既密切亦复杂，则如世祖夺弟或其他亲族所爱，亦为可恕而不足为奇之事。是诚诗人温柔敦厚之笔。
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
汉主坐法宫，一见光徘徊。
结以同心合，授以九子钗。
此言世祖邂逅端敬，一见倾心，收入后宫，且为孝庄太后所同意。"王母"指孝庄，而"双成"切"董"，确凿无疑。"汉主"指世祖；梅村作此类诗，皆用汉朝故事，因为当时最大的忌讳，在夷夏之辨，谈宫闱犹在其次，梅村必用汉朝故事者，即恐万一兴文字狱，犹有可辩的余地。
起首六句，描写道场，下接"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汉主坐法宫，一见光徘徊"，乃孝庄携端敬来拈香，世祖因而初识端敬，一见恰如汉元帝之初识昭君："顾景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后汉书·南匈奴传》)
昭君已许婚匈奴，汉元帝欲留不可；此则不然："结以同心合，授以九子钗。""同心合"典出《隋书·后妃传》：炀帝烝父妾宣华夫人，先以小金盒贮同心结示意。梅村用此典，可知端敬为亲藩侍姬，深得孝庄欢心，故行止相携；又用"九子钗"一典，可知世祖纳端敬，为孝庄所同意。《飞燕外传》："后持昭仪手，抽紫玉九雏钗，为昭仪簪髻。"此"后"在端敬，当然是太后，而非皇后。
翠装雕玉辇，丹髹沉香斋。
护置琉璃屏，立在文石阶。
长恐乘风起，舍我归蓬莱。
前四句既写端敬得宠，亦写端敬纤弱，因而常忧其不永年，于是而有以下一段较"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更为缠绵的描写：
从猎往上林，小队城南隈。
雪鹰异凡羽，果马殊群材。
言过乐游苑，进及长杨街。
张宴奏丝桐，新月穿宫槐。
携手忽太息，乐极生微哀。
"千秋终寂寞，此日谁追陪?"
"陛下寿万年，妾命如尘埃。
愿共南山椁，长奉西宫杯。"
按："上林"指南苑，"小队"句指方位明甚。"果马"一典最好，说明了许多事实。"果马"者，可于果树下乘骑的小马，自然是为端敬所预备。可以想象得到，端敬娇小纤弱，而且不会骑马，故骑果马，虽倾跌无大碍；从而又可以证明端敬来自江南。倘真为鄂硕亲女，从龙入关，如何不能骑马?若废后则蒙古人，从小习于怒马，但"从猎陈仓"偏以"怯马蹄"为言，而"玉鞍扶上却东西"，偏与御马背道而驰，其为妒端敬而赌气，情事显然。
"乐游原"与"上林"为两地，自指西苑而言，下句"西宫杯"虽用王昌龄《长信秋词》"火照西宫知夜饮"典，与"新月"句相应，但只点出"西"字。西苑在明武宗时曾开内操，又有"平台"(即"紫光阁")为召见武臣之地，固可视作"长杨街"。
此言南苑猎罢驾至西苑，张乐夜宴，由"新月"、"白露"知其时为八月初。手头无《顺治实录》，不能细考。
"太息"者世祖，生前之乐至矣尽矣，但愁身后寂寞。于是端敬由"谁追陪"而自陈"愿共南山椁，长奉西宫杯"。生生死死相共，较之"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更见情深。
于此可证《古意》第五首，"南山仍锢慎夫人"，确指端敬祔葬。
按：其时世祖年不满二十，已虑及身后，自为不祥之语，故有最后一段：
披香淖博士，侧听私惊猜。
今日乐方乐，斯语胡为哉?
待诏东方生，执戟前诙谐。
熏炉拂黻帐，白露穹苍苔。
君王慎玉体，对酒毋伤怀。
"披香"典出《飞燕外传》："宣帝时披香(殿)博士淖方成，白发教授宫中，号淖夫人。"按：世祖亲政后，征博学翰林如方玄成等侍从，极其亲密，称方玄成别号楼冈而不名；此处"淖博士"、"东方生"皆有其人。
由"伤怀"领起第二章，写端敬之死，及世祖逾情逾礼：
伤怀惊凉风，深宫鸣蟋蟀。
严霜被复树，芙蓉雕素质。
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
端敬殁于八月十七日，首四句写时写景亦写情。"千里草"切董字，与"双成"遥相呼应。
孔雀蒲桃锦，亲自红女织。
殊方初云献，知破万家室。
瑟瑟大秦珠，珊瑚高八尺。
割之施精蓝，千佛庄严饰。
持来付一炬，泉路谁能识?
"孔雀蒲桃"为"锦"的花样，是最名贵的纺织品；"红"读如工，红女即女工，破万家而织一锦，名贵可知。"瑟瑟"以下四句，言凡此珍饰，本当供佛，而"持来付一炬"，为满洲丧俗，衣饰服御焚之以供冥中之用，称为"丢纸"，并有"大丢纸"、"小丢纸"诸名目。紧接"泉路谁能识"，深慨于暴殄天物。
红颜尚焦土，百万无容惜。
小臣助长号，赐衣或一袭。
只愁许史辈，急泪难时得。
此一段纯为刺笔。"助泣"而哭临，例赐素衣一袭。"许史"典出《汉书·盖宽饶传》注："许伯，宣帝皇后之父；史高，宣帝外家也。"自是指鄂硕、罗什家人。我以为此一句亦有言外之意，倘端敬果为亲生之女，何得无泪?急泪难得，不妨视作端敬与鄂硕无血统关系的暗示。
从官进哀诔，黄纸抄名入。
流涕卢郎才，咨嗟谢生笔。
按：世祖极好文墨，端敬之丧，既务极铺张，则词臣广进哀诔，亦可想之事，故以下接连用北齐卢思道挽文宣帝及南朝谢庄两典。谢庄一典，尤为贴切，《南史·后妃传》：
宋孝武宣皇帝薨，谢庄作哀策文奏之，帝卧览读，起坐流涕曰："不谓当世复有此才。"
当时与谢庄后先媲美者，内阁中书张宸，《上海县志》有其传：
张宸，字青雕，博学，工诗文，由诸生入太学，选中书舍人。时词舍拟撰端敬后祭文，三奏草未称旨，最后以属宸，有云："渺落五夜之箴，永巷之闻何日?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后谁人?"章皇帝读之，泣然称善。
又张宸《青雕集》自叙其事云：
端敬皇后丧，中堂命余辈撰拟祭文，山阴学士曰："吾辈凡再呈稿矣!再不允。须尽才情，极哀悼之致。"予具稿，中堂极欲赏。末联有……等语；上阅之，亦为堕泪。
据心史先生考证，"山阴学士"指胡兆龙。"再呈稿，再不允"，独赏张宸一文；世祖在文学上的修养，实为清朝诸帝第一。
尚方列珍膳，天厨供玉粒。
官家未解菜，对案不能食。
此言世祖哀思过甚，眠食俱废。"解菜"一典出《南史》：东昏侯悼女，废食积旬，左右进珍馐，云"为天子解菜"。征典及诸东昏，亦是刺笔。
黑衣召志公，白马驮罗什。
焚香内道场，广坐楞伽译。
资彼象教恩，轻我人王力。
微闻金鸡诏，亦由玉妃出。
此亦记实。"黑衣"谓南朝僧慧琳，善谈论，宋文帝令参机要，有"黑衣宰相"之称。志公、罗什皆高僧，以喻世祖所尊的玉林、木陈两禅师；玉林且为本师。
"焚香内道场"，谓在宫中大作佛事，玉林弟子行峰，随师入京，作《侍香纪略》一书，言端敬之丧，玉林另一弟子茆溪"于宫中奉旨开堂"。以下"广坐"之句，描写内道场；下接"微闻金鸡诏，亦由玉妃出"，亦复信而有征。"金鸡诏"大赦令，典出《唐书·百官志》。顺治十七年秋决停勾，从端敬之志。《顺治实录》：
十七年十一月壬子朔，谕刑部："朕览朝审招册，待决之囚甚众，虽各犯自罹法网，国宪难宽，但朕思人命至重，概行正法，于心不忍。明年岁次辛丑，值皇太后本命年，普天同庆；又念端敬皇后弥留时，谆谆以矜恤秋决为言，朕是以体上天好生之德，特沛解网之仁，见在监候各犯，概从减等……尔部即会同法司，将各犯比照减等例，定拟罪名……其中或有应秋决者，今年俱行停刑。"
孝庄生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逢丑年为本命年；但从来行赦，未闻有以逢太后本命年作理由者，若是则每逢丑年必赦，作奸犯科得逞侥幸之心，岂有此理?于此可知，本命年之说为门面话，实际上是从端敬遗志。
高原营寝庙，近野开陵邑。
南望仓舒坟，掩面添凄恻。
戒言秣我马，遨游凌八极。
以上为第二首最后六句，心史先生所释极是，大致谓营庙事所必有。"开陵"即世祖后葬之孝陵。"仓舒坟"者，以魏武帝子邓哀王曹冲字仓舒，比端敬子荣亲王，生于顺治十四年十月，至十五年正月夭折，尚未命名，本不应有王封，而以端敬故，追封"和硕荣亲王"，并有墓园。末联"秣马遨游"，将往五台山礼佛。
第三首的起句是"八极何茫茫，曰往清凉山"，以下描写有关清凉山的传说。此山即山西代州的五台山，佛家目之为文殊菩萨的道场，由于"能蓄万古雪"，所以名之为清凉山。
于此我要指出，第一首的清凉山与这一首的清凉山不同。我前面说过，"西北有高山，云是文殊台"，实际上写的是北京西山。兹检《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京师山川》中"西山"条：
在京西三十里，太行山支阜也。巍峨秀拔，为京师左臂。众山连接，山名甚多，总名曰西山。《金图经》："西山亦名小清凉。"
此可确证世祖与端敬邂逅于西山某佛寺。至于山西清凉山，世祖本定顺治十八年巡幸，先派内廷供奉的高僧前往筹备，此即"名山初宣幸，衔命释道安；预从最高顶，洒扫七佛坛"云云的由来。以下设为预言，言"道安"遇"天山"，乃"寄语汉皇帝，何苦留人间"？其下"烟岚倏灭没，流水空潺湲"两语，明其为幻境；紧接"回首长安城，缁素惨不欢，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则世祖已崩。"房星"为天驷，主车驾，"竟未动"谓车驾未发；"白玉棺"用王乔的故事，与"天人"相应，谓世祖仙去。
第四首多用"穆天子"及汉武的典故，中段云：
汉皇好神仙，妻子思脱屣。
东巡并西幸，离宫宿罗绮。
宠夺长门陈，恩盛倾城李。
秾华即修夜，痛入哀蝉诔。
若无不死方，得令昭阳起。
晚抱甘泉病，遽下轮台悔。
此则世祖好佛，好巡幸；废后降封，端敬得宠；因悼端敬过哀而致疾，以及遗诏自责诸本事，皆包含在内。值得注意的是特用"李夫人"典。又《读史有感》八首之三：
昭阳甲帐影婵娟，惭愧深恩未敢前。
催道汉皇天上好，从容恐杀李延年。
心史谓此咏贞妃殉葬事，而用李延年典，凡此皆可说明端敬出身应如《古意》第六首所描写，原来是一名妓。
第四首最后一段是议论，借佛法讽示为帝王之道。综括四首诗意，实为对世祖的讥刺：既好佛而又溺于尘缘，为情所累；以汉武作比，好色、好巡游，不恤物力；求长生反促其寿。
***
至于董小宛之谜，以前读心史先生的著作，深以为是；但近年的想法已有改变。这桩公案的疑点，实在很多。心史谓董鄂氏绝非董小宛，主要的论证是董小宛的年龄，其言如此：
当小宛艳帜高张之日，正世祖呱呱坠地之年；小宛死于顺治辛卯，辟疆《同人集》中，海内名流以诗词相吊者无数，时世祖尚只十四岁，小宛则二十八岁，所谓年长以倍者也。
按：董小宛于崇祯十五年壬午归冒辟疆，前后凡九年；又张明弼作《冒姬董小宛传》谓死时"年仅二十七岁"，则应死于顺治七年庚寅，非八年辛卯。
年龄自是一个问题。但首须了解者，董小宛不一定于顺治七年入宫；如我前面所谈，明明显示，有一名妓，先入豪家，于顺治十三年为世祖所夺。此一名妓如为董小宛，则应为三十三岁，就常情而言，已至所谓"色衰"之时；但天生尤物，不可以常情衡度。《过墟志》所记刘三秀，确有其事，入王府时，其女亦已适人生子，而犹复艳绝人寰。以彼例此，董小宛三十三岁得承恩眷，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至于《同人集》中"以诗词相吊者无数"，并不能证明董小宛必已去世，因为不能明言已入豪门。相反的，吴梅村的诗、龚芝麓的词，都暗示董小宛与冒辟疆是生离而非死别。先谈龚词，为题《影梅庵忆语》的一首《贺新郎》，后半阕有句：
碧海青天何限事，难倩附书黄犬。借棋日酒年宽免。搔首凉宵风露下，羡烟霄破镜犹堪典。双凤带，再生翦。
李义山诗："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此言董小宛不但未死，且高高在上，故"难倩附书黄犬"。黄犬即"黄耳"，用陆机入洛，遣快犬"黄耳"赍书归吴的故事；若谓已死，不能遣犬入泉台。"羡烟霄破镜犹堪典"，尤为明白："烟霄"即元宵，用徐德言与乐昌公主生离相约，元宵"卖半照"，破镜重圆的故事，谓冒辟疆自叹不如徐德言。凡此皆足以证明董小宛犹在人间，但绝不能通音问，更遑论重圆鸳梦，则唯有寄望于来生复为夫妇了。
最强烈的证据，还是在梅村诗集中，《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八绝的最后一句"墓门深更阻侯门"，早有人指出可疑，如罗瘿公《宾退随笔》：
小宛真病殁，则侯门作何解耶?岂有人家姬人之墓，谓其深阻侯门者乎?
这是提出疑问，罗瘿公如果注意到此八绝句前"四六小引"中的一联，对这句诗更可得一正解。
这一联是："名留琬琰，迹寄丹青。"下句谓小宛画像，上句何解?"琬琰"者《琬琰集》，宋杜大珪撰；又明朝徐纮有《明名臣琬琰录》，辑录宋明两朝大臣碑传。试问董小宛的出身及身份，何得"名留琬琰"？但是端敬却有御制的行状、词臣的诔文，岂非"名留琬琰"?我这个看法曾质诸周弃子先生，亦以为然。
于此可知，董小宛画像是在端敬薨后所制，冒辟疆供奉于密室追悼所用。所谓"墓门深更阻侯门"，言冒辟疆"欲吊"墓门亦不可得，因为陵寝重地，寻常百姓所不能到。这是"阻侯门"三字的正解。
此外还有许多证据，指出端敬就是董小宛；这些证据，可分消极与积极两方面来考证。所谓消极的证据是，要证明董小宛未死；积极的证据是，董小宛不但未死，且已入宫承宠。兹再如举一证，先言消极的证据，仍以释"墓门"之谜为主。
陈其年《妇人集》记董小宛，有冒辟疆晚辈作注，下引之文，括弧内即为注释：
秦淮董姬(字小宛)，才色擅一时，后归如皋冒推官(名襄)；明秀温惠，与推官雅称。居艳月楼，集古今闺帏轶事为一书，名曰《奁艳》。王吏部撰《朱鸟逸史》，往往津逮之。(姬后夭，葬影梅庵旁，张明弼揭阳为传，吴绮兵曹为诔，详载《影梅庵忆语》中。)
这段文与注释，骤看了无异处，但既知端敬即董小宛，便知作者与注者，下笔之际，皆别有机杼。
先说原文：第一，不着董小宛及冒辟疆的名字；第二，特意用冒辟疆在清朝征辟而未就的"推官"一官衔；第三，不言"水绘"，不言"影梅"，而用"艳月楼"，凡此皆有所讳。易言之，即不愿读者知此文的董与冒，即为董小宛、冒辟疆。
其次，注者欲明本事，自非注出名字不可；但又恐被祸，因而加上一句"姬后夭，葬影梅庵旁"。二十七岁而殁，不得谓夭；端敬三十四岁而殁，更不得谓之夭，特用一"夭"字者，希望导致读者产生一错误的印象："董姬"不过一雏姬而已。
说"葬于影梅庵"更为欲盖弥彰，用意在抵消吴梅村的"墓门深更阻侯门"，而同时暗示董小宛根本非葬于影梅庵。一义双训，原是中国文字运用的最高技巧，对浅薄者深恐其辗转传闻，随意附会，致肇巨祸，故以简单一句话，表明葬于孝陵的端敬非董小宛；对智者而言，既葬于影梅庵，别置庐墓亦可，何致有"墓门深更阻侯门"之叹?但既知其隐衷，必知其轻重，轻则无事，重则有门户之祸，自然心有丘壑，不致信口雌黄。
庚申除夕，读冒辟疆《同人集》至破晓，既喜且惑。喜则从吴梅村、龚芝麓两人致冒书札，获得董小宛即端敬的确证；惑者心史先生作《董小宛考》，广征博引，《同人集》尤为主要凭借，何以对若干关键性的资料，竟尔忽略，以致有明显的疑问存在，其中尤以"小宛之年"，误二十七为二十八，为导致其错误结论的由来。在此有作进一步澄清的必要。心史于《董小宛考》，在分年考证其行谊之前，有一概括的说明：
小宛之年，各家言止二十七岁，既见于张明弼所作小传，又余淡心《板桥杂记》云："小宛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劳瘁死，辟疆作《影梅庵忆语》二千四百言哭之。"张、余皆记小宛之年，淡心尤记其死因，由于劳瘁，盖亦从《影梅庵忆语》中之词旨也。然据"忆语"，则当得年二十有八。
按：得年二十七，抑或二十八，应以董小宛在冒家多少年而定。董小宛于崇祯十五年壬午归冒，时年十九，前后历九年，至顺治七年庚寅，为二十七岁。余淡心所记甚是，即在冒门九年，始为二十七岁；易言之，若为二十八岁，则在冒门应为十年。张明弼所作小传，与余淡心所记相同："前后凡九年，年仅二十七岁。"又张明弼亦记其死因，谓"以劳病瘁"。但又紧系二语："其致病之由，与久病之状，并隐征难悉。"心史独著"淡心尤记其死因，为由于劳瘁"，莫非未读张明弼所作小传?抑或由于"其致病之由"云云两语，强烈暗示小宛之死，大有问题，以故作英雄欺人之谈，略而不考，则非所知。
如上所言，"九年"与"二十七"岁，有绝对的关系。"忆语"中不言小宛年纪，但九年的字样凡两见，一则曰："越九年，与荆人无一言枘凿。"再则曰："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这是再确实不过的：董小宛"长逝"时，为二十七岁。然则冒辟疆又何以言其"长逝"之日为辛卯正月初二？一言以蔽之，有所讳而已。
董小宛是在顺治七年庚寅被北兵所掠，其时冒辟疆方客扬州，家人亲朋不敢以此相告，直待三月底冒辟疆回如皋，方始发觉。
其经过亦见"忆语"末段所叙：
三月之杪，余复移寓友沂友云轩。久客卧雨，怀家正剧。晚霁，龚奉常偕於皇、园次过慰留饮，听小奚管弦度曲。时余归思更切，因限韵各作诗四首，不知何故，诗中咸有商音。三鼓别去，余甫着枕，便梦还家，举室皆见，独不见姬；急询荆人，不答。复遍觅之，但见荆人背余下泪。余梦中大呼曰："岂死耶?"一恸而醒。
此为记实，而托言梦境。友沂名赵而忭，籍隶湖南湘潭而寄居扬州，其父即清初名御史赵开心。奉常为龚芝麓；於皇即评注《影梅庵忆语》的杜茶村；园次为吴绮，吴梅村的本家。《同人集》卷五《友云轩倡和》，限韵亭、多、条、花，各赋七律四首，龚芝麓制题：
庚寅暮春，雨后过辟疆友云轩寓园，听奚童管弦度曲。时辟疆顿发归思，兼以是园为友沂旧馆，故并怀之，限韵即席同赋。
冒辟疆是主人，所以他的诗题不同：
尔后，同社过我寓斋，听小奚管弦度曲，顿发归思，兼怀友沂，即席限韵。
诗题与冒辟疆所记情事，完全相符；而龚芝麓诗题，明明道出"庚寅暮春"，是顺治七年之事。若为八年辛卯，则龚芝麓在北京做官，不得在扬州做诗。又赵友沂有"庚寅秋浔江舟中简和辟疆"诗，亦为亭、多、条、花韵四首七律。确证事在庚寅。
时在暮春，所咏自为落花啼鸟，故"咸有商音"。但细玩龚、杜、吴三人的诗句，似乎已知道董小宛出了事，只不敢说破而已。龚芝麓句："鸟啼芳树非无泪，燕聚空梁亦有家"；"千秋顾曲推名士，铜雀轻风起绛纱"，末句似在暗示铜雀台已锁不住二乔了。
然则冒辟疆何以误庚寅为辛卯?一言以蔽之，有所讳而已。
关于吴梅村《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我曾指出为顺治十七年端敬殁后所作；刻已考出题于康熙三年甲辰；《同人集》卷四收吴梅村致冒辟疆书札七通，甲辰两书即言其事：
题董如嫂遗像短章，自谓不负尊委。
这"不负尊委"四字，所透露的消息太重要了!于此可知，冒辟疆对于失去董小宛，耿耿于怀，亘十余年而莫释，但自己不便说，希冀借重诗名满天下的吴梅村，留真相于天壤间。吴梅村亦真不负所托，以"短章"(绝句)而制一骈四俪六的引子。
据周弃子先生说："这种头重脚轻的例子，在昔人诗集中极少见。"其中"名留琬琰"及"墓门深更阻侯门"两语，画龙点睛，真相尽出。我今发此心史先生所不能想象的三百年之覆，自谓亦当是冒辟疆、吴梅村的知己。
甲辰又有一函，作于新秋，其重要性亦不亚于"不负尊委"四字：
深闺妙箑，摩娑屡日……又题二绝句，自谓"半折秋风还入袖，任他明月自团圆"，于情事颇合。
按："深闺妙箑"即指董小宛所画之扇。此用班婕妤《怨歌行》诗意，言冒辟疆之于董小宛，不同秋扇之捐，恩情虽然未绝，但亦只好随她在宫中为妃。活用班诗"团圆似明月"原句，实寄"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怅惘；此即所谓"于情事颇合"。
谈到龚芝麓的那首《贺新郎》，更足以证明董小宛入宫一事，为当时所深讳。龚芝麓小于冒辟疆四岁，交情极深，《同人集》所收友朋书札，数量仅次于王渔洋，计十六通之多；辛卯一札云：
诔词二千余言，宛转凄迷，玉笛九回，元猿三下矣!欲附数言于芳华之末，为沅澧招魂。弟妇尤写恨沾巾。
所谓"诔词"即指《影梅庵忆语》；"弟妇"则指顾眉生，与董小宛同出秦淮旧院，而为龚芝麓明媒正娶，称"顾太太"，所以龚对冒称之为"弟妇"。
龚芝麓虽自告奋勇，欲题"忆语"，但这笔文债，十年未还；顺治十八年辛丑一书云：
向少双成盟嫂悼亡诗，真是生平一债。
观此函，可知吴梅村诗中"双成"确指董小宛，而非董鄂氏的旁证。龚芝麓文采过人，何致欠此一诗?说穿了不足为奇，难以着笔之故。他不比吴梅村是在野之身，做官必有政敌，下笔不能不慎。直至康熙九年庚戌冬天，自顾来日无多，方始了此一笔文债。冒辟疆挽龚芝麓诗引中说：
庚戌冬……远索亡姬《影梅庵忆语》，调"扁"字韵"贺新凉"，重践廿余年之约。
观此可知，"碧海青天何限事"、"难倩附书黄犬"、"羡烟宵破镜犹堪典"诸语，若非有"干冒宸严"之祸，龚芝麓何必踌躇二十余年方始下笔?
现在要谈"积极的证据"，最简单、最切实的办法是：请读者自己判断端敬是否即为董小宛。世祖有御制端敬行状；冒辟疆《影梅庵忆语》，事实上就是董小宛的"行状"，两者参看，是一是二，答案应该是很明确的。《影梅庵忆语》中描写董小宛的"德性举止，均非常人"，而恪守侍妾的本分，"服劳承旨，较婢妇有加无已。烹茗剥果必手进；开眉解意，爬背喻痒，当大寒暑，折胶铄金时，必拱立座隅，强之坐饮食，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拱立如初"。不但与大妇在九年之中"无一言枘凿"，而且"视众御下，慈让不遑，咸感其惠"。至于生活上的趣味，品香烹茶，制膏渍果，靡不精绝，冒辟疆自谓"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
再看世祖御制端敬皇后行状，说她"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皇太后非后在侧不乐"，又能"宽仁下逮，曾乏纤芥忌嫉意，善则奏称之，有过则隐之不以闻。于朕所悦，后亦抚恤如子，虽饮食之微，有甘毳者，必使均尝之，意乃适。宫闱眷属，小大无异，长者媪呼之，少者姐视之，不以非礼加人，亦不少有谇诟，故凡见者，靡不欢悦"。至于照料世祖的起居，"晨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此即所谓"开眉解意，爬背喻痒"。
除此以外，董小宛"不私铢两，不爱积蓄，不制一宝粟钗钿"；端敬"性至节俭，衣饰绝去华采，唯以骨角者充饰"。董小宛"阅诗无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且"酷爱临摹，书法先学钟繇，后突曹全碑"；端敬则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天资敏慧，遂精书法"。殊不知其书法原有根基。
《影梅庵忆语》中，冒辟疆写董小宛侍疾，艰苦之状，真足以泣鬼神；而世祖言端敬侍皇后疾："今后宫中侍御，尚得乘间少休，后(按："今后"指第二后博尔济吉特氏；此一"后"指端敬)则五昼夜目不交睫，且时为诵书史，或常读以解之。"又："今年春，永寿宫妃有疾，后亦躬视扶持，三昼夜忘寝兴。"按：《顺治实录》："五年，诏许满汉通婚，汉官之女欲婚满洲者，会报部。"因此，户部侍郎石申之女竟得入选进宫，赐居永寿宫。而端敬为皇贵妃，位在石妃之上，能躬亲照料其疾，尤见德性过人，所以世祖特加以表扬。
如上引证，董小宛也罢，端敬也罢，旧时代的德言容工如此，有一已觉罕见，何得有二?若谓不但有二，且生当并时，那就太不可思议了。
总之，心史先生的考证，疏忽殊甚，他所恃董小宛不可能入宫的主要论据，无非年龄不称，但此并非绝对的理由；他在《董小宛考》中说：
顺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是年小宛为二十八岁，巢民为四十一岁，而清太祖则犹十四岁之童子，董小宛之年长以倍，谓有入宫邀宠之理乎?
这一诘问，似乎言之有理；但要知道，并非董小宛一离冒家即入宫中，中间曾先入"金谷堂"，至顺治十三年始立为妃，其时世祖为十九岁，他生于正月，亦不妨视作二十岁。清初开国诸君，无论生理、心理皆早熟，世祖亲政五年，已有三子，热恋三十三岁成熟的妇人，就蔼理斯的学说来看，是极正常的事。如以年长十余岁为嫌，而有此念头长亘于胸中，反倒显得世祖幼稚了。而况世间畸恋之事，所在多有；如以为董小宛之"邀宠"于世祖为绝不可能，则明朝万贵妃之于宪宗，复又何说?
心史先生的第二个论据是：
当是时，江南军事久平，亦无由再有乱离掠夺之事。小宛葬影梅庵旁，坟墓俱在。越数年，陈其年偕巢民往吊，有诗。
此外，又引数家诗赋，"明证其有墓存焉者也"。殊不知影梅庵畔小宛墓，不过遮人耳目的衣冠冢，且辟疆有心丧自埋之意在内(容后详)。陈其年作此诗绝非"越数年"，而为初到水绘园时；尚未获悉其中隐微，故有吊墓之语。大约端敬薨后，始尽知其事，于是有《读史有感》第二首及《水绘园杂诗》第一首，道破真相。后者尤为详确的证据，其重要性更过于梅村十绝、芝麓一词。

第四章　世祖(二)
以上为驳心史先生《董小宛考》，以下解答我自己提出来的问题：
第一，豪家为谁?是否端敬之父鄂硕，抑其伯父，即多尔衮的亲信罗硕?
第二，端敬出身既为名妓，何以又一变而为鄂硕之女?
对于这两个问题，我可以明确解答：豪家即多尔衮。以董小宛为鄂硕之女，乃讳其出身。鄂硕既为御前行走的内大臣，而又姓董鄂氏，因被选来顶名为小宛之父。且不说满洲从龙之臣，入关之初，本身尚多不谙汉语，何能教养出一完全汉化的女儿如端敬也者；即就姓氏而言，顺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六，册封皇贵妃之文，称之为"内大臣鄂硕之女董氏"，以及御制端敬行状，开头即言："后董氏，满洲人也。"均不称"董鄂氏"，此又何说?
我在细读《同人集》后，对于董小宛被夺的经过，以及冒辟疆的心情、顾忌，与料理董小宛"后事"的经过及用心，大致都有了解。董小宛的下落，冒辟疆可为知者道，故如龚芝麓、吴梅村、杜茶村、张公亮等人，无不深悉。陈其年为陈定生之子。定生既殁，家中落，次子为侯方域之婿，往依岳家；长子其年往依冒辟疆，以顺治十五年至如皋，居水绘园数载，冒辟疆视之如子。关系如此，则数载之间，绝无不知其事之理；而以其年之才，如湖如海，又何得不以此事为题材，而寄诸吟咏?
由于坚信陈其年必有诗咏其事，因细心搜检，在《同人集》中得一诗，即《水绘园杂诗》第一首，为五言古风，共二十句，乃端敬薨后所作；兹分段录诗，并加笺释如下：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飞燕。
绮态何娟，令颜工婉娈。
""读如"便"之平声；娟，回曲貌，即所谓耐细看。《后汉书·朱祐传赞》注："婉娈，犹亲爱也。"故"工婉娈"者，言善于令人亲爱。此为小宛最大的魅力。
红罗为床帷，白玉为钗钿。
出驾六萌车，入障九华扇。
倾城畴不知，秉礼人所羡。
用"九华扇"一典，更见得"飞燕"非漫拟。赵飞燕初为倢伃，汉成帝废许后，立飞燕，赐以九华扇。红罗、白玉在汉朝皆非平民所能用；前四句指出董小宛入宫，明确之至。
"秉礼"亦为写实。当世祖嫡亲表妹博尔济吉特氏因妒、奢两失德被废时，不能不顾虑"政治婚姻"所带来的危机。其时南方未大定，顺治六年，永历帝所任命的湖南巡抚何腾蛟，集结左良玉、李自成旧部，进十三镇——十三名总兵，声势浩大，虽后为济尔哈朗所平定，但亦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因此，清朝须取得蒙古土默特部的全力支持，方可免后顾之忧。为了表示仍旧尊重博尔济吉特一族，因立废后的侄女为后，即世祖御制端敬行状中的"今后"。
"今后"虽立，并未得宠，顺治十五年因事太后不谨，"停其笺奏"。中宫与皇帝敌体，有所主张，可用书面表达，谓之"笺奏"；停其笺奏，即是冻结中宫的职权。以后虽以太后之命恢复，但"今后"始终不得朝太后；则势必以皇贵妃统摄六宫，代尽子妇之职，所谓"秉礼"者指此。
如何盛年时，君子隔江甸？
金炉不复薰，红妆一朝变。
"君子"指冒辟疆，其时避祸扬州，未回如皋过年，以致顺治七年正月初二，红妆生变。"盛年"指出年份。这年冒辟疆四十岁，三月十五生日那天，友好为他称觞，各赠诗文，期以远大，实在是对他的一种慰藉。他在扬州的朋友，大概都知道正月初二之变，但都瞒着他不肯说破。
客从远方来，长城罢征战。
君子有还期，贱妾无娇面。
妾年三十余，恩爱何由擅？
此言董小宛为人所劫。远方之客来劫小宛，彰彰明甚；但此客又为谁所遣?这就要看长城的战事了。
顺治六年秋，睿亲王多尔衮统帅亲征大同，十月罢兵班师；十二月王妃薨；七年正月纳肃亲王豪格福晋为王妃，复遣官赴朝鲜选女子。可想而知的，必然亦会遣人至江南访求佳丽，此即"珍珠十斛买琵琶"。当然，访美的专使可以虚报以重金购得名姬；但冒家绝不会出卖董小宛。由吴梅村八绝句小引中，"苟君家免乎，勿复相顾；宁吾身死耳，遑恤其劳"两语去参详，董小宛可能以她的自由，换取了冒辟疆的自由。
冒辟疆于顺治七年新春，是否在如皋，由于他在诗文中回忆往事，对庚寅、辛卯两年间事，往往故意略去，因而找不到正面的证据；但反面的证据很多。《影梅庵忆语》中说："丁亥谗口铄金，太行千盘，横起人面。"极言有中伤的谣言，以及他人的歧视冷遇。而所谓"谗口铄金"，究作何语不可知。韩菼作《冒辟疆传》有语："生平好施与，与有倦，而求者无厌，隐多不满，常搆祸；坐更频，更患难。"由此推测，乃由所求不遂而生怨怼。又康熙五年丙午，冒辟疆有五言古风四章寄龚芝麓，第一首云："谗言畏高张，烈士伤情抱，皎见谁见明，澜唇泰山倒。我生婴众逆，述之吻为噪；赵竟仇杵婴，羊乃以鸩告：不闻郭元振，助丧逢客暴。拨置勿复言，聊一为公道。"第二首云："昌黎与眉山，磨蝎坐身命。我生胡最酷，七尺独兼并。倾人一片心，报之以陷阱；破家割千金，见少恒深病；更苦多泛爱，推解出于性。彼方起杀机，我正崇爱激。日处俦人中，所遇皆枭獍。极念如我公，读此安忍竟?"此中皆有本事，以赵氏孤儿竟仇公孙杵臼、程婴，则是恩将仇报；细考其事，乃其至戚成仇。
冒辟疆族孙冒广生编《冒巢民先生年谱》康熙七年条："适李氏姐六十岁，为诗祝。"《巢民诗集》"寿姐六十诗"注："姐长余二岁，长斋绣佛已十年矣。"嵩少公墓志："女一，适封吏部主事李公伯龙孙，文学之才，子吾鼎，邑庠生。"祭苏孺人文："……崩坼后，姐之夫家，覆巢几无完卵。余抵死相救，破家数千金，又割宅同居，数年中形影相依，利害与共。"
此即寄龚诗的"破家割千金"。冒辟疆祭妻苏孺人原文为："吾姐长二岁，齿相亚也。妻爱事如尊嫜，溢恒情矣。崩坼后，姐之夫家，覆巢几无完卵，余抵死相救，破家数千金。妻不惜罄己奁、两媳奁，倾倒相助。妻媳死，含殓无具，人共睹闻。又割宅同居，数年中形影相依，利害与共。幸生全，仇视婴杵，极不可言，每午夜相对，泪下不可解。"
此中骨肉之惨，本人既不忍言，他人亦无可考。但当顺治七年三月十五，冒辟疆的至好为他在扬州做四十岁生日时，各方赠诗甚多，其中无锡黄传祖的一首七言古风，对冒辟疆频年行踪却有概略的透露："一朝散去风烟变，死生难考金兰传。颇闻冒子困他乡，江北江南罕谋面。"一江之隔，知好罕得谋面，其为避人追踪，可想而知。
于此我另有一个疑问，即顺治七年秋天至八年二月，这几个月的冒辟疆，行踪不明。《同人集》中倡和诗，虽以地分，而实按时序，顺治六年冬至七年春，为"三十二美蓉斋倡和"，这是在龚芝麓家作文酒之会；然后冒辟疆移寓赵而忭家，即有"友云轩倡和"，最后一题为"友沂盟兄将返湘泽，寄诗留别，即次原韵奉答"，时在顺治七年秋天。以下便是"深翠山房倡和"，第一首为黄冈杜凯的"辟疆盟兄评点李长吉集歌"，不著年月；第二首为李长科所作，题为"辟疆招集深翠山房，即席和尊公先生原韵"，为和冒起宗的一首七律，首二句云："市隐翛然山水音，草堂秋色翠深深"，知为秋天；又一题为顾大善所作，题为"辛卯嘉平月夜宿深翠山房"，点出年份。
辛卯为顺治八年。年谱载是年事云："春，董小宛卒。《朴巢文选·亡妾董氏哀辞》：'余与子形影交俪者九年，今辛卯献岁二日长逝，谨卜闰二月之望日，妥香灵于南阡影梅庵。'"按：既称九年，则当殁在庚寅，而言辛卯长逝，为有所讳，已见前考。不言卜葬，而言"妥香灵"，亦即设灵，已暗示为一衣冠冢。而卜于"闰二月之望日"尤有深意。
当董小宛被劫而讳言为死时，冒辟疆说过一句话："小宛死，等于我死。"双亲在堂，此为失言，所以他此后再也没有说过任何消极的话；但"小宛死，等于我死"这句话，却有具体的自悼的事实。巧的是，是年恰好闰二月；如非闰年，闰二月就是三月，"闰二月之望日"，便是三月十五，为冒辟疆的生日。选在这天为董小宛设灵于影梅庵，寓有心丧自葬的深意在内。
自顺治七年庚寅初冬至八年辛卯初春，约有四个月的时间，冒辟疆的行踪成谜，在他自己追忆往事的诗文中，既绝口不谈；同人投赠之作，亦无线索可寻。这一段时间，他到哪里去了?
我有一个假设，在提出以前，必须先介绍方家父子。方家父子者，桐城方拱乾与他的长子方玄成。桐城之方有两家，与冒辟疆齐名的方以智是一家，方拱乾父子又是一家。方拱乾晚境坎坷，但行事别有苦心。当福王在南京即位后，忽然来了一个"朱云太子"，使得福王的地位很尴尬。这个所谓"太子"，实在是假冒的；事实上拥立福王的刘正宗之流，已决定假的也好，真的也好，一律当作假冒来办。但是，要证明为假太子，却不容易；只有一个人具此资格，就是方拱乾，因为他曾官詹事府少詹事，为东宫官属，见过崇祯的所有皇子。
于是请了方拱乾来认人，一看是假冒的，方拱乾却不作声，意思便是当真的看。其时为此案已闹得天翻地覆，雄踞上游的左良玉扬言将举兵清君侧，因此方拱乾的态度非常重要，只要他能具体指证为假冒，事态立即可以澄清，但方拱乾吝于一言；这自然不是唯恐天下不乱，而是：第一，福王不似人君；第二，此"太子"虽假，尚有两"太子"在北方下落不明，亦可能会到南京，神器有归；第三，为百姓留着"吾君有子未死"的希望，可以号召仁人义士，反清复明。
这个想法是不是切合实际，可以不论，但当时只要他肯说一句"假的！"富贵可以立致，否则必为刘正宗等人恨之入骨，而方拱乾宁取后者，其为人可想。
到后来果然，顺治十四年丁酉科场案，方家被祸最惨，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至康熙即位，赦回，曾作《宁古塔志》，篇首慨乎言之："宁古何地?无往理亦无还理，老夫既往而复还，岂非天哉!"
方冒两家，关系至深；方拱乾与冒起宗，乡榜会榜皆为同年，不特通家之好，两家直如一家。方拱乾为子起名，原则是"文头武尾"，即第一字为一点一横开始，第二字末笔为一捺，如玄成、膏茂、亨咸、章等皆是；冒起宗为子起名，亦复如此，虽为单名，亦是"文头武尾"，故冒辟疆名襄，其弟无誉名褒。
两家且共患难，冒辟疆以康熙五年丙午作方拱乾祭文，记其事云：
乙酉先大夫督漕上江，襄辞捧台州之檄，率母避难盐官。时年伯与伯母，俱自北都被贼难，颠沛奔走，率诸兄亦来盐官。未几，大兵南下，连天烽火，再见崩坼；两家咫尺不相顾，荒村漠野，窜逐东西，备历杜老彭衙之惨，卒各罹杀掠。幸府仰俱亡恙，蓬跣再入城，伯母亲为襄剪发。旅馆逼侧，襄与三兄寝檐隙，以一毡并以裹而坐，遂致寒症，寝疾百日，死一夜复生。年伯、伯母与先大夫、老母及诸兄，皆执襄手，悲伤惨痛。作一日襄有"长夜不眠如度岁，此时若死竟无棺"之句，年伯与盐官诸君含泪和之。
盐官即浙江海盐，甲申、乙酉避难情事，影梅庵述之綦详；易言之，董小宛与方家父子亦曾共患难。及至方拱乾遇赦而归，与冒家过从甚密。祭文中又记：
年伯母一鱼一菜必手制相贻，而年伯又继之以诗。至于扬扢风雅，商订笔墨，倡和宣炉，无一聚不尽欢，无一字不溢赞；手札频寄，亦无不淋漓尽致。一日两儿称诸兄，一如襄之称年伯；年伯愀然曰："尔父齿长，当以诸叔称；且系以吾家行次，方见两家世谊。"其古道如此。（按：这是说冒辟疆两子称方玄成等为"老伯"，而方拱乾以为应照行次称叔，方如一家。）
两家是如此深的交情，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曾在"盐官"一起共过患难，且亦必蒙方拱乾夫人怜爱的董小宛"病殁"，以及冒辟疆以《影梅庵忆语》分送友好，题赠不知凡几时，方家兄弟始终无一诗一词之吊。这在情理上是万万说不过去的。
按：自甲申、乙酉以后，方拱乾父子复成新贵，方拱乾仍入詹事府；长子方玄成顺治六年成进士，入翰林，后且为世祖选入"南书房行走"，凡行幸必扈从，是最得宠的文学侍从之臣。当董小宛出事时，方玄成在翰林院当庶吉士；他的诗才极富，《钝斋诗集》动辄数十的排律，果真董小宛香消玉殒，而与冒辟疆九年共患难、享清福，又是如此缠绵悱恻，遇到这样的好题目，岂能无诗?
合理的推测，诗是一定有的，而且也应该有安慰的书信，但却不能发表。因为他们的关系太深了，相共的秘密太多了。关系既深，则连遮人耳目的诗文亦不必有；秘密太多，则述及之事，唯有"付诸丙丁"，不留一字。
我相信董小宛入宫以后的情形，由于方玄成还在"南书房行走"，且亦尚未被祸，耳目所及，见闻较真，由他透露出来的真相，一定不少。至于董小宛刚刚被掠至北时，冒辟疆及他的家人，自然要打听行踪，而在北方唯一可托之人，就是方家父子。相信顺治七年由初夏至秋深，方家父子一定有几封信给冒辟疆报告调查的结果；而在顺治七年、八年庚辛之际，冒辟疆有约一百天的行踪不明，我的推断是秘密北行，跟方家父子当面商量有无珠还合浦的可能。
这个假设如果不说，则冒辟疆是亲身经历了睿亲王多尔衮身后沧桑的人；多尔衮死后抄家是在顺治八年二月，当时朝臣承郑亲王济尔哈朗之指，群起而攻，冒辟疆如果据实陈词，自必列为多尔衮的罪状之一，而董小宛亦很可能"遣还"。但终于没有。吴梅村题董小宛画扇两绝，"半折秋风还入袖，任他明月自团圆"，上句自是形同秋扇，而实未捐；下句即指放弃破镜重圆之想。至于放弃的原因，已无可究诘，或者以为没入掖庭，不易放出；或者以为可能因此贾祸，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总而言之，董小宛被掠之事，到此才算尘埃落地，冒辟疆决定了处理的原则，视作"亡姬"；而言辛卯"献岁二日长逝"，虽有讳去真相的作用，实亦不得已而云然。因为前一年始终未发董小宛"病殁"的讣闻，对至好亦只说她久病，所以龚芝麓在顺治七年腊月给冒辟疆写信时，还曾问到董小宛的病情。
我曾细检《同人集》，发现冒辟疆为董小宛设灵影梅庵，事先并无至好参加，而以《影梅庵忆语》代替讣闻，因此吊董小宛的诗，在江南者为这年秋天；在北方闻讣较迟，那就到冬天了。如龚芝麓是由赵开心回京，带去了"忆语"及冒辟疆的信，方知此事——当然，真相是心照不宣的，表面上不得不有吊唁之函。
关于董小宛入宫，方孝标深知始末，且必曾助冒辟疆寻访，今于《同人集》中获一消息，《巢民诗集》卷五有一题云："方楼冈去闽，相别三年，深秋过邗，言怀二首。"诗为七律；此诗应作于康熙七年戊申，其时冒辟疆自苏州至扬州，《同人集》中有"虹桥?集"诗；中秋与方孝标父子同泛舟虹桥，作一七律，题为："广陵中秋客随园，携具同方楼冈世五，令子长文、誉子；姜绮季、徐石霞、孙孟白及儿丹书，泛舟虹桥。夜归，楼冈重开清?赏月，即席刻烛限韵，各成二首。"第一首云："露华浓上桂花枝，明月扬州此会奇。老去快逢良友集，兴来仍共晚舟移。青天碧海心谁见，白发沧江梦自知。多少楼台人已散，偕归密坐更衔卮。"结句"偕归密坐"，则知赏月之宴只方孝标两子长文、誉子及冒辟疆子丹书在座，其余姜、徐、孙三客不与。"密坐"者密谈；而由"青天碧海心谁见"句，可知所谈者必为董小宛。
至于顺治七年秋，冒辟疆曾经北上，《容斋千首诗》中，似亦有迹象可参。
《容斋千首诗》为康熙朝武英殿大学士李天馥的诗集，邓石如说他"安徽桐城籍"，而诗集标明"合肥李天馥"著。他是顺治十五年的进士，端敬(董小宛)薨，世祖崩，正在当翰林；以后由检讨历官至大学士，始终不曾外放，因而对京中时事，见闻真切，非远地耳食者可比。邓石如在《清诗纪事初编》中，介绍他的诗说："其诗体格清俊，自注时事，足为参考之资。"诗集为其门下士毛奇龄所选；"别有古宫词百首，盖为董鄂妃作"，后来"因有避忌，遂未入集"。我所见的本子，果无此百首宫词，不知邓石如又从何得见。或者他所见的是初刻本，以后因有避忌，遂即删去。其他因避忌而有删除之迹，迄今可见。如"随驾恭谒孝陵恭纪二律"，"渔阳东下晓春宜，正是巡陵击"以下空白九字，即第二句少二字，第三句全删，然后接第一联对句："到来桓表出华蕤。"此九字之讳，无疑地，由于"南山仍锢慎夫人"之故。
这百首"古宫词"的内容，邓石如曾略有介绍，为端敬即董小宛的另一坚强证据，且是正面的，更觉可贵。
诗前有序，邓之所引数语，真字字来历："昭阳殿里，八百无双；长信宫中，三千第一。愁地茫茫，情天漠漠；泪珠事业，梦蝶生涯。在昔同伤，于今共悼。"我曾推断，董小宛自睿邸没入掖庭，先曾为孝庄女侍，今由"长信宫中"一语证实。"愁地"、"情天"自是咏冒、董两地相思；"泪珠事业"虽为泛写，但亦有李后主入宋，"日夕以泪洗面"之意在内；"梦蝶生涯"，加上下面"在昔同伤，于今共悼"，则连邓石如都无法解释，因为他亦只知道"董鄂妃先入庄邸"，而不知董鄂妃即董小宛。"在昔同伤"者，《影梅庵忆语》中的"亡姬"；"于今共悼"者，世祖御制文中的端敬。玉溪诗："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如移用为描写董小宛入宫后冒辟疆的心境，亦未尝不可。
邓石如又说："词中'日高睡足犹慵起，薄命曾嫌富贵家'，明言董鄂妃先入庄邸。"其实此是明言董鄂妃非鄂硕之女；若为鄂硕之女，则原出于富贵之家，何嫌之有?而八旗女子，生为贵妃，殁为皇后，又何得谓之薄命?又说："云'桃花满地春牢落，万片香魂不可招'，明言悼亡。"其实，此是明言董小宛的出身，与"薄命"呼应；但"轻薄桃花"，殊非美词。在冒辟疆则拟董小宛为梅花，别当有说，此不赘。
现在再掉回笔来，谈冒辟疆可能北行的蛛丝马迹。容斋七言古中，有"行路难八首存三"；周弃子先生说："凡以'行路难'为题者，意思是所求难达；必有本事在内，故每多不可解。"诚然，如李诗"其五"有句："夫何一旦成遐弃?今日之真昔日伪。"如不知董小宛曾"死"过一回，即不知此作何语。按："遐弃"："不是恐君子二三其德而弃我，恐在外有疾病，或罹王法死亡，皆是。"见《诗·会笺》。这两句诗译成白话文便是："怎么一下子会死了呢?如果此刻是真的死掉了，那么以前说她'长逝'，自然是假的啰?"
因此，这"八首存三"的《行路难》，可信其为冒辟疆所作。第一首云：
月明开樽花满堂，蛾眉迭进容仪光。
安歌飞饮欢未剧，揽衣独起思仿佛。
潇湘渺渺秋水长，维山迢递不可望。
我所思兮渺天末，欲往从之限河梁。
行路难、行路难，悲蛇盘，愁鸟道。
丈夫会应抟扶摇，安能踯躅长林草?
按：上引者为第一首，起句在《同人集》中亦有印证。庚寅年春天，先有集会龚芝麓寓所的"三十二芙蓉斋倡和"；继有冒辟疆借寓"友云轩倡和",乡思忽动，归后乃知"金炉不复薰，红妆一朝变";此后有赵而忭将回湖南寄别及冒辟疆和韵七律一首；接着便是"深翠山房倡和"。
此一部分一共六首诗。第一首为杜凯所作"辟疆盟兄评点李长吉集歌",结尾一段云："君有如花女校书，琉璃砚匣随身俱。海壖僻静少人至，更种梅花香绕庐；曷当著述传千秋，此卷珍重为前茅。东野玉溪不足道，还与贺也唤起谪仙才。我今作歌宁妄赞，渔舟偶过桃源岸。"此是谆劝冒辟疆，忘却一时相思之苦，致力名山事业，孟东野、李玉溪不足道，由李贺鬼才上追太白仙才，慰勉甚至，但观最后两语，全篇显然未完，以下必因有碍语而删去。第二首为李长科所作，题为"辟疆招集深翠山房，即席和尊公先生原韵"，而冒起宗的原唱及其他和作一概不见，独存李长科一首者，是因为唯此一首并未泄密。
第三、四、五共七律三首为一组，作者为吴绮、范汝受、李长科。吴绮制题云："月夜集辟疆社长深翠山房，喜范汝受至自崇川，即席限韵。"所限之韵为十三元，范汝受和吴绮原韵，李长科就元韵另作，而和冒辟疆的和作。
第六首顾大善作，已在辛卯，只以题作"辛卯嘉平月夜宿深翠山房同伯紫赋"，因归刊于此，与前一年秋天的倡和无关。
所谓"月明开樽花满堂"，即指"月夜集辟疆社长深翠山房"。首四句写满座皆欢，唯有冒辟疆触景生情，益病相思，情事如见。"潇湘渺渺"则所思者为洛神，"缑氏"用王子晋仙去之典，皆指董小宛。按：此诗为李天馥于端敬薨后所作，所拟董小宛为洛神、为王子晋；而在当时，行踪固尚不尽明了，"我所思兮渺天末"，用一"渺"字可知。最后亦是劝勉之意，应出山做一番事业，不必隐居自伤。
《行路难》的第二首，标明"其五"；料想其二、三、四等四首，为描写北上及与方孝标聚晤的情形；以及董小宛被掠，多尔衮被抄家，董小宛入"长信宫"——太后所居的慈宁宫的经过。其五的原句是："桃李花，东风飘泊徒咨嗟。忆昔新婚时，婀娜盛年华。尔时自分鲜更，不谓举动皆言嘉。夫何一旦成遐弃?今日之真昔日伪。辞接颇不殊；眉宇之间不相似。还我幼时明月珠，毋令后人增嫌忌。"
自"桃李花"起六句，当是根据《影梅庵忆语》描写董小宛在冒家的情况。起两句指董小宛为宿逋所苦，与自西湖远游黄山诸事。三、四两句，点出在冒家时为盛年；五、六两句，即冒辟疆所描写董小宛的种种长处，而亦兼指御制端敬行状，皮里阳秋，有"情人眼里出西施"之意。
"夫何一旦成遐弃?今日之真昔日伪"以下四句颇费推敲，"辞接颇不殊；眉宇之间不相似"，明明是写会面的光景，觉得董小宛说话时的声音语气与过去没有什么两样，但容貌神情不大相像。这是怎么回事?莫非冒辟疆北上后，竟得与董小宛相见？倘或如此，又以何因缘得有此会?凡此都是极不可解，也可说极不可能之事。
再四玩味，总觉得这不是冒辟疆眼中的董小宛；昔日爱侣，魂牵梦萦，真所谓"烧了灰都认得"，绝不会有"眉宇之间不相似"的感觉。及至读《容斋千首诗》中另一首题目叫作《月》的古风，方始恍然大悟：方孝标跟董小宛见过面。
这首诗的全文是："蕊珠仙子宵行部，七宝流辉闲玉斧。蟾蜍自蚀兔自杵，影散清虚大千普。无端人间桥自举，直犯纤和御顿阻。叶家小儿甚鲁莽，为怜三郎行良苦。少示周旋启玉宇，晕华深处召佚女。桂道香开来妩妩，太阴别自有律吕。不事箜篌与羯鼓，广陵散阙霓裳舞。"毛奇龄在"叶家小儿"两句及最后三句密密加圈，"叶家小儿"句旁并有评："使旧事如创获，笔端另有炉锤。"又诗末总评："奇材秘料，奔赴毫端；思入云霄，如坐蕊珠深处。"
这首诗有个假设的故事：假设蕊珠仙子出巡，仙轪到处，光满大千。"纤和"即指仙轪，刘伯温送张道士诗："电掣纤和轪。""无端人间桥自举"，与"叶家小儿"合看，是活用了有关唐玄宗的三个典故。开宝年间，方士最多，"叶家小儿"指叶法善，新旧《唐书》皆有传，相传元宵夜曾携玄宗至西凉府看花灯，亦曾于中秋携玄宗游月宫，得闻《紫云曲》，玄宗默记其音，归传曲谱，易名《霓裳羽衣曲》。至于上天的方法，只言"闭目距跃，已在霄汉"；掷杖化为银桥，是罗公远的故事；而"上穷碧落下黄泉"，带玄宗去访杨贵妃魂魄的是"临邛道士鸿都客"。李天馥将罗公远、鸿都客的神通，移在叶法善一个人身上，而又渺视为"小儿"，则刺其此举，咸嫌轻率。"三郎"本指玄宗，在此则指冒辟疆；"叶家小儿"必为方孝标；而由"佚女"句，可知"蕊珠仙子"指孝庄太后。
既得人名，可解本事，大致是董小宛为孝庄女侍时，随驾至离宫；而方孝标扈从世祖，亦在此处，乘间请见太后陈情，贸然为冒辟疆请命，乞归小宛。外臣见太后，在后世为不可能，而在顺治及康熙之初，不足为异，因为孝庄奉天主教，由汤若望为其教父，而世祖又最崇敬汤若望，尊称为"玛法"，即"师父"之意，过从甚密。据德国教士魏特所著《汤若望传》说，1657年(顺治十四年)3月15日，即阴历正月三十，世祖要求在汤若望寓所过生日，筵开十三席。同时，汤若望由于孝庄母子的关系，得以在京城设立了十四处专供妇女望弥撒的"小教堂"，大多设在一般教堂的左右。因此，方孝标通过汤若望的关系，在教堂内谒见孝庄，亦是极可能的事。
以下"少示周旋启玉宇，晕华深处召佚女，桂道香开来妩妩"之句作一段。孝庄已知其来意，而且决定拒绝他的请求，但不能不稍作敷衍，延见以后，一定表示："你问她自己的意思。"于是"晕华深处召佚女"，佚女即美女，见《离骚》注，自是指董小宛。
总之，不论南苑还是天主教堂，方孝标求见孝庄，因而得与董小宛见面，事在别无反证以前，已可信有其事；地点则教堂的可能性大于南苑。
方、董会面作何语?这就又要拿《月》与《行路难》之五合看了。首先是方孝标的感觉，此即"其五"中的"辞接颇不殊，眉宇之间不相似"。"辞接"者交谈，"不殊"者包括口音、语气、称呼在内。"颇不殊"则是与以前几乎没有两样；但"眉宇之间不相似"，容貌似乎不一样了。
这是不难理解的。申酉之际，冒、方两家一起逃难在海盐，乱中无复内外之别，方孝标跟董小宛极熟；但即使是通家之好，又共患难，方孝标与董小宛有所交谈时，亦不便作刘桢之平视，所以他对董小宛的容貌，远不及声音来得熟悉。而在此时见面，更当谨守礼节，即或不是隔帘相语，亦必俯首应答，只能找机会偷觑一两眼，要想正确印证以前的印象，本有困难；加以董小宛此时必为"内家装"，男子式的旗袍与"两截穿衣"已大异其趣，发髻的变化更大。梅村十绝第五首："青丝濯濯额黄悬，巧样新妆恰自然；入手三盘几梳掠，便携明镜出花前。"又道："乱梳云髻下高楼。"凡此蝉动鸦飞之美，与旗下女子梳头务求平整、贴伏，不大相同。因此，"眉宇之间不相似"，是无怪其然的。倘或容貌未变，辞接已殊，那在董小宛的本心，就有问题了。
所见如此，所闻又如何?或者问会面的结果如何?则在《月》中借"李三郎"在月宫得闻仙乐的典故作隐喻："太阴别自有律吕，不事箜篌与羯鼓。"宫中有宫中的规矩，旗人有旗人的想法，破镜虽在，重圆不可，强致或反招祸。结句"广陵散阙霓裳舞"，"佚女"不复落人间了；一唱之叹，耐人深思，参以梅村自谓"半折秋风还入袖，任他明月自团圆"句，颇合当时情事之说，似乎强致亦未尝不可，但对冒辟疆、董小宛来说，都不是聪明的办法，冒辟疆因而决定罢手，又因而乃有宣布董小宛"长逝"之举。至于《行路难》之五结句"还我幼时明月珠，毋令后人增嫌忌"，用罗敷的典故，当是方孝标向孝庄谏请之语。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毛奇龄对《月》的评语，"叶家小儿"两句加圈有夹批："使旧事如创获，笔端另有炉锤。"所谓"另有炉锤"，即熔铸叶法善、罗公远、鸿都客三典而为一。又诗末总评："奇材秘料，奔赴毫端；思入云霄，如坐蕊珠深处。"此"奇材秘料"四字，可确证有此仿佛不可思议的方、董相晤一事。
"行路难八首存三"的第三首，即原来的最后一首："峨峨箕山高，孤踪邈奕世。句曲既金笼，弄云谈何易?远志徒来小草讥，东山漫为苍生计。我闻蓬岛多奇峰，金花瑶草纷茸茸。琼楼朱户郁相望，陆离矫拂凌清风。仍留刀圭赠灵液，圣石姹沙唯所逢。又闻弱水三千里，蜃楼海市参差起。圆海方诸须飞行，安得云车供驱使?辟谷老翁尚鸣珂，导引身轻徒尔尔。计穷决策卜林丘，豹嗥虎啸难淹留。更有人兮披薜荔，空山窈窕来相求。不如且尽杯中酒，醉后颓然偏十洲。"
这是讥刺冒辟疆之作，笔端微伤忠厚。箕山为许由隐居之处；起两句言从古至今，真正不慕荣华富贵者，只许由一人。次两句言既受羁勒，则欲如天马行空又岂可得。"远志"双关，有"小草"服之能益智强志，故名"远志"，见《本草》。"东山"则兼讥冒起宗了。
"我闻蓬岛"以下，谓冒辟疆想过神仙生活。当时水绘园中，胜流如云，歌儿捧砚，红袖添香；冒辟疆又是有名的美男子，望之真如神仙中人，因而诗中有此仙境的描写，而归于"安得云车供驱使？"为言终不过幻想而已。
"辟谷老人尚鸣珂"，这是说冒辟疆颇务声气，人品不无可议之处。"计穷决策卜林丘"谓神仙做不成，只好卜居长林，贪图丰草了。此语已嫌刻薄；下句"豹嗥虎啸难淹留"，言冒辟疆家居连番遭难，语气微觉幸灾乐祸，更欠忠厚。"更有人兮"两句，谓荐举博学鸿词。冒辟疆没有做过明朝的官，如应试入仕，本无所嫌，但他什么朝代的官都可做，就是不能做清朝的官，因为对清帝有夺爱之恨，做清朝的官即等于觍颜事敌，安得复厕于清流高士之列?
末二句言其家居多难，入仕不能，则唯有寄苦闷于杯酒，历仙境于梦中。
今按：末首既言及博学鸿词，则为康熙十八年后所作；而第五首应为顺治八年二月，董小宛初为孝庄女侍时事，前后相隔几三十年，则知《行路难》八首，非一时所作。
以上释陈其年《水绘园杂诗》第一首十八句，暂告一段落；结尾尚有两句，关系特重!恕我卖个关子，先加一段插曲。
接周弃子先生二月廿四日书：
近读报端连载大作，谈董小宛入宫事，援据浩博，论断成理，不胜赏佩。今(廿四)日引邓之诚《清诗纪事》，邓字文如，报载作石如，恐忙中笔误也。此事自孟心史考析后，世人多认为入宫不实，已成定论。孟老清史专家，宜为世重，然其"丛刊"各篇，亦非毫无疵类者，如有关"皇父摄政王"之解释，即十分勉强。小宛事，孟所持两大基本理由，即：①清世祖(顺治)与小宛年龄悬殊；②小宛葬影梅庵，且有坟墓。关于①，兄已提出"畸恋"一解，弟则以为"徐娘风味胜雏年"，小宛秦淮名妓，迷阳城，惑下蔡，以其"浑身解数"，对付草野开基之"东夷"幼主，使之"爱你入骨"，斯亦情理之可通者也。至于②，兄已提出"坟墓"之可能为"疑冢"。弟只指出吴梅村诗一句："墓门深更阻侯门。"如小宛真葬影梅庵中，友朋随时可以凭吊，有何"深""阻"?"侯门"又作如何说法?梅村号称"诗史"，非等闲"凑韵"之辈，孟老何以视而不见耶?兹更就兄今日所引邓文如介绍李天馥诗集云："别有古宫词百首，盖为董鄂妃作"；"后来因有避忌，遂未入集"。此数语尤堪注意。鄙意倘此宫"词"主题果属"真董鄂"，则必不能作出百首之多。且既作矣，亦必不敢妄触"真董鄂"之忌讳，而"真董鄂"亦必无如许之多之忌讳。于此只有一种解释："董鄂妃即董小宛。"其人其事，"一代红妆照汗青"，尽堪描画，百首亦不为多。而其中有"忌"须"避"，自亦必所不免，以此删不入集欤。"邓文如从何得见?"今固暂难质究。唯邓博涉多闻，其他著作如《骨董琐记》等，皆极详密，当信其言之必有所本。窃意孟老博极群书，于兄所征引，未必不曾览及。况如《同人集》等，与兄援用，本是一物，而结论乃若背驰。盖自来作者，论事引书，每多就对其主张有利者立言，心之所蔽，名贤亦难悉免。孟老"丛刊"主旨，意在为逊清洗冤雪谤，于自序固明言之。而"诗无达诂"，本亦"横看成岭侧成峰"者。故凡兄之持以驳孟者，虽不遽谓字字铁案，而条贯分明，确能成立。即此时起孟老于九原，正亦不易为驳后之驳。学如积薪，后来居上，孟老地下，其掀髯一笑乎。
所论警辟而持平，极为心折。如谓容斋百首宫词果为"真董鄂"而咏，则必不能作出百首之多；而"真董鄂"亦必无如许之多之忌讳，尤为鞭辟入里的看法。台北一天不知要发生多少件斗殴凶杀案，但事主为王羽，便成满版大新闻，道理是一样的。
现在有鲜明的迹象显示，李天馥为对此一重公案所知内幕最多的一个。他久在翰苑，且一生为京官，于方孝标的关系为小同乡，为翰林后辈，所闻秘辛必多。李与冒辟疆气味不投，似无往还；但王渔洋与李同年至好，而与冒踪迹极密，所以闻自水绘园的秘密，亦必不在少。此未入集的百首宫词，将是细考此案，最珍贵的材料。
邓文如(笔误为石如，承弃子先生指出，附笔致谢，并向读者致歉)收"顺康人集部"，先后所得过七百种，绝无仅有者五十六种，可遇而不可求者三百余种。自谓采诗"但取其事，不限各家，率皆取自全集"，然则所收李天馥的《容斋千首诗》集，必为未删的初刻本，只不知为"绝无仅有"者，抑或为"可遇而不可求"者?读者先生中，如藏有此集，赐假一观，馨香祷祝；或知何处有此藏本，请以见示，亦所铭感。
插曲既过，归入正文，陈其年《水绘园杂诗》第一首最后两句是：
妾年三十余，恩爱何由擅?
为了一清眉目，兹将全首分段录引如下：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飞燕。
绮态何娟，令颜工婉娈。
红罗为床帷，白玉为钗钿。
出驾六萌车，入障九华扇。
倾城畴不知，秉礼人所羡。
如何盛年时，君子隔江甸?
金炉不复薰，红妆一朝变。
客从远方来，长城罢征战。
君子有还期，贱妾无娇面。
妾年三十余，恩爱何由擅?
以上共分六段，第一段写董小宛的仪容，以赵飞燕相拟。第二段写入宫封皇贵妃，摄行后职。第三段写冒辟疆留连扬州，而家已生变。第四段说明劫掠者为睿亲王多尔衮所遣。第五段写冒辟疆归来，已不能复见小宛。第六段自然就是写董小宛真正之死了。
"妾年三十余"为对心史先生辟董小宛非董鄂妃"两大基本理由之一"的年龄问题的最有力的答复。董小宛封妃时已三十三岁，色衰则爱弛，早就有此顾虑；就当时她的处境而言，生子而殇实为一致命的打击。结句"恩爱何由擅"，有太多的不尽之意。
我前面就吴梅村《古意》前五首分析，世祖嫡后之被废，为妒忌董小宛之故；继后亦几于被废，御制端敬皇后行状曾记其事。顺治十四年冬，孝庄违和，继后无一语询及，亦未遣使问候，世祖以为孝道有亏，有废立之意，董小宛长跪不起，表示"若遽废皇后，妾必不敢生"，因而得以不废。
由此可以想象得到，董小宛必已成为亲贵国戚的众矢之的；她所恃者孝庄母子之宠。顺治十四年十月诞皇四子，生四月而殇，尚未命名，而竟封和硕荣亲王，并建墓园，为自古以来绝无仅有之事。由此推断，世祖必以此子为太子；东宫一立，不论贤愚，废即不易。因为废太子不比废皇后，后者可谓之为家务，大臣争而不得，无可如何；前者则动摇国本，为大臣所必争，观乎前之万历欲易储而不能、后之康熙废太子引起弥天风波，可知其余。是故董小宛虽忧太后不能长相庇护，世祖必因其色衰而爱弛，但生子为东宫，犹有可恃。退一步而言，她跟世祖的感情，有子即有联系，无子则爱弛曾不一顾，彼时博尔济吉特氏联络亲贵，群起而攻，以其出身种族而言，欲加之罪，岂患无词?下场之悲惨，恐有不可胜言者。
因此，生子一殇，旋即憔悴得疾。大学士金之俊奉敕撰传："后患病阅三岁，癯瘁已甚。"董小宛殁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其子殇于十五年正月，"阅三岁"乃前后通算，故知子殇未几即病。
又世祖御制行状："当后生王时，免身甚艰，朕因念夫妇之谊，即同老友，何必接夕，乃称好合?且朕夙耽清静，每喜独处小室，自兹遂异床席。"在世祖彼时，可信其出于体恤；但董小宛的出身是以色事人，于此事自必敏感，以此为失宠之始。憔悴加上忧惧，岂得复有生理?
至于御制行状中所谓"朕夙耽清静，每喜独处小室"，则是装点门面的话。世祖自少嬉游好色，示多尔衮以无多大志，为忠于太宗的大臣们所设计的一种自晦的方式。《汤若望传》中，数数提到世祖"易为色欲所燃烧"，第九章第六节记："1658年，皇帝遭遇一酷烈打击，第三位皇后所生之子，原定为皇位继承者的，于生产后不久，即行去世……顺治自这个时期起，愈久愈陷入太监之影响中……这些人使那些喇嘛僧徒，复行恢复他们旧日的权势。还要恶劣的，是他们引诱性欲本来就很强烈的皇帝，过一种放纵淫逸生活。"
按：1658年即顺治十五年，荣亲王夭折于此年正月。于此可知，世祖不但不是独宿，而且相反地更为放纵，这对董小宛来说，是她色衰的充分反映，独擅专房之宠的局面一去不返了。冒辟疆说她"善病"，加上这些刺激，以致痼疾缠绵，终于不治。如仍在冒家，则夫婿体贴，上下和睦，而最主要的是，在冒家得疾，必为全家关怀的中心，不让她操劳忧烦，得以早占勿药。而在宫中，体制所关，就不能有这种调养的机会。此为"薄命曾嫌富贵家"的另一解。
陈其年《读史杂感》第二首，咏另一董鄂妃，即殉世祖的贞妃，名义上为董小宛的从妹。诗是七律，为之笺释如下：
董承娇女拜充华，别殿沈沈斗钿车。
一自恩波沾戚里，遂令颜色擅官家。
骊山戏马人如玉，虎圈当熊脸似霞。
玉柙珠襦连岁事，茂陵应长并头花。
"充华"为九嫔之一；董承为汉献帝之舅，受密诏诛曹操，事机不密，为曹操所杀，夷三族。其女为贵人，方有妊，竟亦不免。用此典故来咏宫闱，不谈内容，就这一句便足以加上诅咒的罪名，杀身有余。陈其年是大才，亦是捷才，但下笔不免有粗率之处；而用此不祥之典，其重点完全在一"董"字，是一望而知的。
第二句颇费解，累我半日之思，方知应自元微之诗中求得答案。元诗《闻幕中诸公征乐会饮》："钿车迎妓乐，银翰屈朋侪。"此言世祖在别殿张宴，召教坊伺候，钿车争相奔赴。别殿非南苑即西苑，自九城应召，非车不可。
三、四句"一自恩波沾戚里，遂令颜色擅官家"，可注意者为"一自"、"遂令"。宋人称天子为官家；"擅"为并擅的略语，言姐妹并皆得宠；但并擅在鄂硕因小宛封皇贵妃以后，始得由一等子晋封三等伯，此类似无功受禄，心所不安，因更进从女，借报雨露；用"一自"字样所以明其由来。
第二联皆言殉葬，"骊山戏马"四字，类似八股文的截搭题，原为渺不相关的两典故，"骊山"秦始皇葬处，"戏马"则隋朝宫人葬处。"戏马"为戏马台的略称，《扬州府志》："戏马台其下有路，号玉钩斜，为隋葬宫女处。"下一句"虎圈当熊"为汉元帝冯倢伃故事。此典双关，一谓妃嫔从猎；一谓冯倢伃后遭傅太后诬陷自杀，影射贞妃自裁殉葬。"人如玉"、"脸似霞"并言殉葬宫人皆在妙年；然既"如玉"，不必再言"似霞"，可知殉葬者不止一人。世祖所尊玉林国师弟子行峰曾作《侍香纪略》一书，谓"端敬皇后崩"，玉林另一弟子"于宫中奉旨开堂，且劝朝廷免殉葬多人之死"，可知彼时原有殉葬的制度。
结句"玉柙珠襦连岁事，茂陵应长并头花"。玉柙即玉匣；《西京杂记》："汉时送葬者，皆珠襦玉匣，形似铠甲，连以金缕，匣上皆缕如蛟龙。""连岁事"明言先丧端敬，继崩世祖。汉武茂陵，即指世祖孝陵；"并头花"即姐妹花；端敬祔葬，她的名义上的从妹贞妃又殉葬，故云。
按："贞妃"为殉后追封，原来的位号不明；追封明诏颁于顺治十八年二月壬辰，是年元旦为辛亥，则壬辰为二月十一或十二，但当随梓宫移景山寿皇殿时，已知有贞妃从死之事；唯会典谓贞妃薨于正月初七，则必有所讳而更改日期。因为世祖之崩，已在正月初七深夜；贞妃即令愿殉，亦当先有遗嘱，而后自裁，事在初八以后了。
从这些日期上的不尽符合事实，参以其他史料，我认为贞妃殉葬一事中，隐藏着一场绝大风波。心史先生在《世祖出家事考实》一文中，谈吴梅村《读史有感》八首，为咏贞妃，其说甚精；谓"第三首言，不殉且有门户之忧"，我的看法相同；但何以有门户之忧，心史未言缘故，试为进一解。
原诗为：
昭阳甲帐影婵娟，惭愧恩深未敢前。
催道汉皇天上好，从容恐杀李延年。
此用汉武李夫人的典故。李夫人既死，李延年亦失宠被诛。第二句谓"贞妃"不愿死，"惭愧恩深未敢前"，诗人忠厚之笔。三、四句颇为明白，不速殉将有大祸；换一句话说：以贞妃之殉，换取董鄂一家无事。然则何以如此严重呢?即因有废后乞殉之故。
在笺释"银海居然妒女津，南山仍锢慎夫人"一诗时，我因废后下落不明，推断为殉帝以求恢复位号，得以合葬孝陵。废后之殉，出于己意抑或出于家族的授意，固不可知；但既殉而"南山仍锢慎夫人"，则后家之不平，可想而知。此时太皇太后、太后皆为博尔济吉特氏，是故废后父吴克善欲为女争名分，满朝亲贵，无奈其何。此事势必仍须由孝庄解决。孝庄本人极喜董小宛，又因"君王自有他生约"，世祖必有使端敬祔葬的遗言，孝庄不忍令爱子抱憾于泉下；而复废后位号，则必葬孝陵，又绝非爱子所愿。生前争宠已闹得天翻地覆，如"银海"真成"妒女津"，死亦不得安宁，岂亲人所能不顾?因此虽吴克善为胞兄，孝庄仍不能不断然拒绝。这样，吴克善必迁怒于董鄂家，则唯有亦死一女，以平废后家之愤。由"从容恐杀李延年"句，可以想见争执之烈；若非速殉，吴克善擅自采取报复行动，亦非不可能之事。
论证至此，我不知读者先生，对于董小宛即封妃晋后的董鄂氏这一个事实，尚有疑义否?倘有怀疑，欢迎指教，当作切实负责的公开答复。
不过，董小宛由"长信宫中，三千第一"，变为"昭阳殿里，八百无双"，即由孝庄太后的侍女而封为皇贵妃，中间还有一层曲折。《汤若望传》第九章第六节，在"第三位皇后"(按：指端敬)生子夭折以后，接叙世祖的一段恋情，实即指董小宛，唯本末倒置，时间上有绝大的错误，此为原作者对于汤若望所遗留的材料考证未确所致；但所叙事实，自为汤若望在日记或函牍中的记载，因此可靠性是相当高的。
兹摘引如下：
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掴。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这位贵妃于1660年产生一子，是皇帝要规定他为将来的皇太子的，但是数星期之后，这位皇子竟而去世，而其母于其后不久，亦然薨逝。皇帝陡为哀痛所攻，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太监与宫中女官一共三十名，悉行赐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
这位"皇妃"显然就是作者在前面所说的"第三位皇后"；变一事为二，则时间之错误，自所不免。问题是这位"满籍军人"是谁?
显然的，这也是一大错误。彼时虽有命妇更番入侍后妃的制度，但皇帝驾临时，必然回避；即令有其事，"这一位军人"又岂敢"因此申斥他的夫人"?何况，明清以来，也许明武宗亲自动手打过臣下以外，从未闻皇帝会掌掴大臣。所以"满籍军人"四字，必为中德爵位制度不同而误解。
黎东方博士在《细说清朝》中提及此事，他根据各种外文资料，指出被掌掴的是世祖的胞弟博果尔；又说，为了抚慰博果尔，因此无功而封襄亲王。此说是相当可信的。
襄亲王的封号，后来改为庄亲王。"董鄂妃"出于庄邸，为深于清史者所公认。但是，依据各种迹象显示，世祖夺弟之爱，确为事实；唯此"爱"字，另有解释。
这话要从他的身份说起。太宗先称天聪皇帝，以后正式建元崇德，在盛京立五宫，一后四妃，皆为博尔济吉特氏，只是部落不同。后即孝端，称为"清宁中宫"；四妃中最得宠的是"关雎宫宸妃"，即孝端之侄、孝庄之姊。孝庄的封号，是"永福宫庄妃"。
另外两个博尔济吉特氏，她们的部落名阿霸垓，游牧于杭爱山之北，亦属科尔沁旗，但冠以"阿鲁"二字，以别于孝端、孝庄姑侄母家这一族。
阿霸垓的两个博尔济吉特氏，一个封为"麟趾宫贵妃"，在四妃中地位最高；另一位是"衍庆宫淑妃"。麟趾宫贵妃，即为襄亲王博果尔的生母；他生于崇德六年十二月，为太宗最小的儿子。
清宫的制度，妃嫔母以子贵，皇子则子以母贵，中宫嫡子在昆季中的地位当然最高，其次就要看妃嫔的身份了。孝端有女无子；最得宠的宸妃生皇八子，为太宗正式建元以后所生的长子，因而曾行大赦，预备立为东宫，但亦早殇。因此，当太宗上宾时，皇子中应以麟趾宫贵妃所生、三岁的博果尔的身份最贵重。但结果是六岁的皇九子福临得膺大宝，这完全是由于多尔衮与孝庄有特殊感情之故。
由此可见，博果尔是受了委屈的，况且又是太宗的幼子，他之必然获得孝庄太后的恩遇，以及自幼骄纵，亦都可想而知。
既然如此，则当董小宛没入掖庭，获选入慈宁宫当差后，受命照料时方十一岁的博果尔，是件顺理成章的事。至于博果尔智识渐开，会不会如明宪宗那样，对由他祖母宣德孙太后遣来照料、年长十九岁的宫女发生畸恋，固未敢必，但可断言的是，董小宛绝不会如成化万贵妃那样，怀有不正常的心理。
不论如何，任何一个孩子如果能获得像董小宛那样一个保姆，必然会产生强烈的依恋不舍之情。因此，当世祖决定纳董小宛时，亦必然会招致博果尔的强烈反对，推测世祖兄弟发生冲突，当在顺治十二年初，这年世祖十八岁，博果尔十五岁。前者生于正月，后者生于十二月，所以世祖不妨看作十九岁，而博果尔当看作十四岁。十四岁的弟弟，激怒了十九岁的哥哥，出手殴击，岂足为奇？
明了了上述情况，即可以想象得到，世祖这一巴掌打出了极大的家庭风波。在第三者看，博果尔有三重委屈：一是未得到帝位；二是"所爱"被夺；三是遭受屈辱。在博果尔，对第一点感受或许不深；而对二、三两点，必然伤心万分。因此以未成年的皇子，既非立下大功，亦无覃恩庆典，无端封为"和硕襄亲王"，不能不说是一种抚慰的手段。
博果尔之封襄亲王，在顺治十二年二月下旬，因而推断兄弟发生冲突在此年年初；其薨在顺治十三年七月己酉，见《东华录》。手边无历法书，不知此月朔日的干支，但亦并不难考，《东华录》载"六月戊寅朔"，而七月第一条记："戊申广西巡抚"云云，可知六月小，为二十九天；因如月大三十天，则戊申为七月初一，必书"戊申朔"；既未书朔，知戊申为初二，己酉为初三。其薨也与董小宛大有关系。
吴梅村《七夕即事》，为五律四首，心史断为顺治十三年梅村在京时所作，极是。先录原诗，次引孟说，再为重笺。
羽扇西王母，云骈薛夜来。
针神天上落，槎客日边回。
鹊渚星桥回，羊车水殿开。
祗今汉武帝，新起集灵台。
今夜天孙锦，重将聘雒神。
黄金装钿合，宝马立文茵。
刻石昆明水，停梭结绮春。
沉香亭畔语，不数戚夫人。
仙酿陈瓜果，天仙曝绮罗。
高台吹玉笛，复道入银河。
曼倩诙谐笑，延年宛转歌。
江南新乐府，齐唱夜如何。
花萼高楼回，岐王共辇游。
淮南丹未熟，缑岭树先秋。
诏罢骊山宴，恩深汉渚愁。
伤心长枕被，无意候牵牛。
心史谓："所伤逝之帝子，一则用花萼楼事，再则比以岐王，三则抚长枕被而生怜，皆伤帝之兄弟。"又谓："董妃以十三年八月册为贤妃，十二月晋皇贵妃，盖本拟七月七日行册礼，以世祖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丧，暂停，梅村正咏其事。"心史自道："此虽想当然语，但按其他时日，颇相合。"
按：此咏董小宛得宠，及世祖夺弟之爱的经过。心史谓本拟在七月七日册立小宛为妃，此假设由于第二首起句中一"聘"字，应可成立。重笺此四律，首须指出梅村以古人拟小宛，因事、因人、因地而异，即如此四律中，薛夜来、雒(洛)神皆指小宛。薛夜来为魏文帝爱姬，本名灵芸，夜来乃魏文所改，号为"针神"。巧的是小宛亦有"针神"之目，见《影梅庵忆语》，但"羽扇西王母"，接以"云骈薛夜来"，则犹"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之意，一则明其为慈宁宫女侍，再则明其来自睿邸，以魏文帝隐喻多尔衮。薛夜来本非仙女，何得有"云骈"字样？此不过借西王母之女侍自应为仙女的推论，而逼出"针神天上落"五字；因为小宛的出处，不便明言，则唯有用此曲笔。"槎客"疑指方孝标；以下两句，又为曲笔，"鹊渚星桥回"，为"羊车水殿开"的陪笔。此诗作于襄亲王初薨之时，因而务尽其隐曲之能事，咏织女牛郎既是伪装，甚至用典亦煞费苦心，欲讳浅学，不讳知者，如"祗今汉武帝，新起集灵台"，以《三辅黄图》的记载固不谬，殊不知长生殿亦名"集灵台"。
汉武的集灵台，是习见的典故，其实应作集灵宫，见《三辅黄图》；误宫为台，可能由玉溪"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那首七绝而始。真正的集灵台，见于正史；《旧唐书·明皇纪》："新成长生殿，曰集灵台，以祀天神。"梅村明明指的是唐明皇的长生殿，却偏说"祗今汉武帝"，加上一层浓厚的烟幕。当时文网虽不如雍乾之密，但论宫闱秘辛，无论如何是个绝大的忌讳，因此《七夕即事》虽重在"即事"，而不能不为"七夕"费却许多闲笔墨。史有曲笔、隐笔，梅村自许"诗史"，后人亦无不以诗为史视梅村，然则诗中多用曲笔、隐笔，亦正是煞费苦心的史笔。如果读梅村诗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实在是辜负了梅村稍存真相于天壤间的苦心。
第二首联，"重将聘雒神"之"将"自应作平声，则与《汉书》颜师古注"主辎重之将，谓之重将"无关。"将"为致送之意，为《诗经》"百两将之"之意。天孙织锦，以聘洛神，莫非为牛郎添一小星?可谓奇想!其实只是写世祖的恩赏，"黄金装钿合"，自知受赐者谁何?下句"宝马立文茵"，疑赐博果尔以为抚慰。"文茵"为虎皮；"宝马"不一定指骏马，装饰华丽之马，亦是"宝马"。然则"宝马立文茵"只是写世祖夸示其所赐贵重。第二联，"刻石昆明水"征七夕典之而毫无意义，亦犹如第一首第二联，只是为"停梭结绮春"作陪衬而已。结语有深意，应与《清凉山赞佛诗》第一首合看。"翠装雕玉辇，丹髹沉香斋"云云，以至"愿共南山椁，长奉西宫杯"，即为"沉香亭畔语"的内容；他生之约，订于此夕。"戚夫人"当指有子之妃，非康熙生母佟佳氏，即皇二子福全生母宁悫妃。
第三首描写别殿开宴的盛况，亦当与赞佛诗第一首合看，"曼倩诙谐笑，延年宛转歌"，赞佛诗中则有"待诏东方生，执戟前诙谐"，两用东方朔，可知原有此弄臣，以"执戟"观之，其为御前侍卫无疑。
第四首方是正面写博果尔。"花萼高楼回，岐王共辇游"，知此夕之宴亦有博果尔。"淮南丹未熟，缑岭树先秋"，指七月初三之事。"诏罢骊山宴"，即心史断为本定七夕册封，因博果尔之丧暂停典礼之由来。下句"恩深汉渚愁"最可思。
"恩深汉渚愁"自是指洛神，与第二首起句相呼应，则七夕册小宛之说，更为可信。上句"诏罢骊山宴"，为世祖悼弟而停筵宴，但未必不行册妃礼，其说见后。下句"恩深汉渚愁"，则是小宛伤博果尔之逝。梅村咏小宛之诗，因时地不同，而拟古人不一，就冒家而言，直言小宛出身为校书；在入宫以后，则以妃嫔拟小宛，因其情同以《长恨歌》所叙，所以征杨贵妃之典独多；唯此四诗中，先拟之为薛夜来，则是以多尔衮暗拟魏文帝；又拟之为洛神，则是以博果尔暗拟陈思王曹植。但曹植求甄逸之女不得，后为曹丕所得，虽不讳言爱慕，而有原名《感甄赋》的《洛神赋》之作，毕竟未有肌肤之亲，更无任何名分。因此说博果尔对小宛爱慕不释则有之，谓世祖夺弟所爱亦不妨；但如说小宛已为襄亲王妃而世祖夺之，则全非事实。世祖以多尔衮夺肃亲王福晋为大恨，又岂能效多尔衮之所为?
今按《东华录》，顺治十三年只有十二月间册"董鄂氏"为皇贵妃的记载，并无八月间先册封为贤妃的明文。但可信的是，七月七日确曾行册封礼，后世以襄亲王之丧甫四日，而帝竟册妃为嫌，故删其事，但删而不尽，仍有迹象可寻。考释如下：
顺治十三年六月十九，封已死两姊为长公主，各立墓碑，遣大臣致祭。
六月廿六谕礼部："奉圣母皇太后谕：定南武壮王女孔氏，忠勋嫡裔，淑顺端庄，堪翊坤范，宜立为东宫皇妃，尔部即照例备办仪物，候旨行册封礼。"按：此孔氏即孔四贞，孔有德阖门殉难后，为孝庄所抚养，待年封妃。所谓"东宫皇妃"非谓太子妃，只是所居后宫在东，表示位分较高。吴梅村别有"仿唐人本事诗四首"，专咏孔四贞，心史先生亦有考证，此为另一事，不赘。
七月初五：襄亲王博果尔薨。
七月初六："上移居乾清宫。"
七月初七：大赦天下。
又：道光年间，庄亲王绵课之子奕赓作《括谈》，有一条云："顺治十三年定，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大福晋嫡妻病故，其侧福晋及妾准立为嫡，将姓名送部，照例给与封册诰封。今此例久废。"
凡此皆为董小宛将封妃的前奏。端顺长公主为皇十一女，为博果尔的同母姊；姊已嫁，未封公主，弟则封为亲王，更见得博果尔的爵位来得不寻常。至于特颁恩诏、许亲贵以侧室扶正，此可推想世祖当时已有废继后以小宛正位中宫的打算。
以下"己酉，襄亲王博尔薨"；"壬子，上移居乾清宫"；"癸丑，大赦天下"。衡以"诏罢骊山宴"句，可确信小宛封贤妃的典礼照常举行，只是原定赐宴的节目取消而已。其理由可得而述者如下：
一、壬子为七月初六，正当溽暑，倘无必要，不会有由别苑移居大内之理。正因次日有册封之典，颁诏须由天子正衙，方显得隆重。
二、癸丑为七月初七，缘何"大赦天下"?唯一可以扯得上的原因，即是册封贤妃。其实，册妃非立中宫，原无大赦之理,但御制端敬皇后行状中，一再以小宛矜囚恤刑为言，"故重辟获全、大狱末减者甚众；或有更令复谳者，亦多出后规劝之力"。又梅村《清凉山赞佛诗》："微闻金鸡诏，亦由玉妃出"，虽为顺治十七年之事，但既可因皇贵妃之薨而行赦，自亦可因封妃而颁恩诏。于此更不妨一谈"丁酉科场案"中世祖的态度。按：顺治十四年科场大狱，南北两闱南士被荼毒，为北派勾结满人对南派的大举进攻。《痛史·丁酉北闱大狱记略》：
至四月二十二日忽接上传，拿取各犯御前亲录。故事：朝廷若有斩决，镇抚司开南角门；刑部备绑索、嚼子，点刽子；工部肃街道。是日早间备绑索四十副，口衔四十枚，刽子手四十名，厉行刑刀数口，簇拥各犯入太和门。当是时，上御殿引问，众皆惕息，便溺皆青。独张天植自陈"孤踪殊遇，臣男已蒙荫，富贵自有，不必中式；况又能文，可以面试"等语，特蒙赐夹，校尉虾(高阳按：侍卫，满语曰"虾")等欲夹双足，上竖一指，遂止夹一足。坚不承认，曰："上恩赐死，无敢辞；若欲屈招通关节，则必不承受。"上回面向内久之，传问曰："朝廷待汝特厚，汝前被论出，朝廷特召内升，何负于汝?平日做官，亦不甚贪猥；奈何自罹于辜!今俱从轻，各拿送法司，即于长安街重责四十板候旨。"
驾起，而科官不论列，以引咎而免责；其牵连在内，如于孑文等，首难如蒋文卓、张汉等，俱不与焉。当有刑部员役遵旨行杖，杖太重，若必欲毙之杖下者然。唯时大司寇噤不出一语，独少司寇杜公(高阳按：刑部侍郎杜立德)奋起大诟诸皂曰："上以天恩赐宽宥，尔等必置之死，以辜负上意耶?止可示辱而已。若不幸见罪，余请独当之；尔辈不肯听吾言，吾将蹴蹋死若曹矣!"于是诸校始稍稍从轻，得不死。是晚杖毕，仍系至刑部狱中。
按："上回面向内久之"一语，最可注意，或者"贤妃"遣内侍有所面奏。殿廷深远，情状不可见、不可闻而已。
三、"诏罢骊山宴"之骊山,指华清宫而言，见《唐书·地理志》。按：如为寻常宴乐，乃至叙家人之礼，举行家宴，不过侍卫传旨、敬事房记档而已，不见明诏。如礼节上有赐宴的规定，因故不克举行，始特下诏令。因此，"诏罢骊山宴"必因礼部先期进册封贤妃仪注，中有于西苑赐宴贤妃母家一项，乃因襄亲王之薨，特诏停止。
下接"恩深汉渚愁"，言董小宛与博果尔的关系，如甄后(洛神)之与陈思王曹植；博果尔既薨，小宛感念相待之情，自必哀伤。但方当封妃之喜，现于形色者，只能有淡淡的忧郁，故下一"愁"字。梅村之为梅村，诗史之为诗史，洵可谓只字不苟。
于此又生一大疑问，即博果尔死得突然：年方十六，不可能暴疾而薨；倘如早有痼疾，则册妃之典，必早延期；若为暴死，如堕马、溺舟，必有官文书记载。其中最大的疑问是，既薨无谥；谥"昭"为康熙年间追谥。《谥法考》："容仪恭美曰昭。"博果尔生平无可称，只得用此字。
依会典规定，亲王薨予谥，定例一字；唯追封者不予谥。襄亲王何以薨而不谥，清朝官文书中无任何解释，合理的推测是，这跟世祖废后不见下落，是同一缘故。襄亲王博果尔之死，出于自裁。不予谥一方面是对他不识大体，遽而轻生的惩罚；另一方面亦无适当的字眼可谥。亲王谥法中，最差的一个字是"密"。照《谥法考》："追补前过曰密。"清朝的亲王谥"密"者两人，一是康熙废太子胤礽，为雍正封为理亲王，谥密；再一个是入民国后庆亲王奕劻。博果尔自裁即是一大过，既死又何能"追补前过"？所以康熙追谥，只好从无办法中想办法，从仪容中着眼，谥以"昭"字。
结尾两句，玩味诗意，乃为博果尔所咏，长枕大被，兄弟友爱，结果所欢被夺；想到友于之情，反增伤感，故曰"伤心长枕被"。而小宛又定在七夕册封，其情难堪。是日开宴，自然在座；十六岁的少年，自忖还经不起那样的刺激，举动会失常度，而又无计规避，则唯有一死，既得解脱，亦以抗议。所谓"无意候牵牛"，就是不想再过这年的七夕了。
心史笺此诗结句谓："梅村以宫中恩宠，盛指七夕为期，而会有弟丧，无复待牵牛者，谓不行册礼也。梅村正咏其事。后仍于八月册立。"且不论玩味诗意，"无意候牵牛"，解释为"不行册礼"，殊嫌牵强；且最明白的证据是，《东华录》无此记载。以《东华》与《实录》相较，则《东华》可信成分，较雍、乾两朝一再删改的《实录》为可信。此为心史先生自己的议论，奈何忘之?
引证当时名流诗词之咏董小宛者，当然也不能忘掉冒辟疆的知交之一赵而忭。他的挽词是七首词，题作："壬辰秋末，应辟疆命悼宛君，赋得七阕录寄，非敢觞哀，聊当生刍耳。"
如此制题，就很特别：第一，既为知交，应自动致意，岂有应命作悼词之理?第二，"壬辰"已在顺治九年，庚寅正月初二至壬辰秋，相隔卅个月，即令三年之丧，例服二十七个月，亦已释服，何得再补作悼词？凡此不合常情之处，正见得曲折之深。至于赵而忭所赋的七阕词，只看他所用的词牌及所步的韵，便知别有寄托。
这七首词末的自注是：
一、用辛稼轩"忆旧游"调。
二、右调"传言玉女"韵。
三、右用周美成"凤凰台上忆吹箫"。
四、右调"惜分飞"用宋人韵。
五、右调"忆秦娥"用李夫人韵。
六、右调"雨霖铃"用柳耆卿韵。
七、此柳耆卿"秋夜"原韵，用以谱冒子未尽之意。雪儿有知，亦恐不当丽词歌也。
"雨霖铃"用唐明皇追忆杨玉环故事；"雪儿"则为玉环所畜鹦鹉名。最后书此一段，所以暗示此七首词不足为外人道。赵而忭其时正入词林，其父开心则长御史台，铁骨铮铮，得罪的人很多，因而不能不格外慎重。兹录引"凤凰台上忆吹箫"一阕如下：
孤影何凭?只看初月，教人犹倚搔头，彼少年才蕊，一笑吴钩。生许鹣云蝶露，依画雉，子夜咸休。如此后，魂埋一夏，意让三秋。
悠悠，巧期过眼，非绿水红桥，可任翔留。况采芝成阙，分玉为楼。回念英雄相守，多足偿生后双眸。衔云外，神仙亦添，几样痕愁。
(用周美成"凤凰台上忆吹箫"。)

第四章　世祖(三)
我现在先不查清真词，不知美成有无此一阕愁字韵的"凤凰台上忆吹箫"，但李清照却有此词，录引如下：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此与赵而忭之作，韵脚完全相同，唯"休"字犯重，所以换头应押韵的"休休"，改为"悠悠"。这就发生一个有趣的疑问了，美成、清照为同时人，但清照已入南宋，行辈稍晚；故如美成有此"愁"字韵一词，则清照为步韵，赵而忭谓"用周美成"韵亦不错。问题是，以词意而论，赵而忭明明是步清照的韵，清照此词，题作"别情"；而全首词上半阕如为董小宛而作，而下半阕如为冒辟疆而作。李容斋的百首宫词中，有"睡足日高犹慵起"句，与"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情事差相仿佛。
于此可知，赵而忭加注"用周美成'凤凰台上忆吹箫'"的用意，不出两端：一是有所讳，怕人找出李清照的词来对看，所以特标"周美成"；一是有所隐，即是留此疑问，作为暗示，只看李清照的那首"别情"，便是董冒二人两地相思的写照。
***
董小宛殁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世祖崩于十八年正月初七，在此四个多月中，宫闱不宁，出乎常情，观《汤若望传》及时人记载，参以上谕，情事如见。《汤传》记：
这位贵妃于1660年产生一子，是皇帝要规定他为将来的皇太子的，但是数星期之后，这位皇子竟而去世，而其母于其后不久亦然薨逝。皇帝陡为哀痛所攻，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太监与宫中女官一共三十名，悉行赐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全国均须服丧，官吏一月，百姓三日，为殡葬的事务，曾耗费极巨量的国帑。两座装饰得辉煌的宫殿，专供自远地僻壤所召来的僧徒作馆舍。按照满洲习俗，皇妃的尸体连同棺椁，并那两座宫殿，连同其中珍贵陈设，俱都焚烧。
此后皇帝便把自己完全委托于僧徒之手。他亲手把他的头发削去，如果没有他的理性深厚的母后和汤若望加以阻止，他一定会充当了僧徒的，但是他仍还由杭州召了些最有名的僧徒来。那些僧徒劝诫他完全信奉偶像，并且把国家的入款，浪费于庙宇的建筑上。
这段记载，信而有征，张宸《青雕集》记：
端敬皇后丧，命诸大臣议谥。先拟四字不允，而六字、八字、十字而止，犹以无"天圣"二字为歉。命胡、王二学士排纂后所著语录，其书秘，不得而传。
按：皇后封号，如为嫡后，往往用"承天辅圣"；如因子而贵，则必有"育圣"二字，上用"赞天"等字样。小宛晋后，除"端敬"为称号外，谥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十字；以无"天圣"字样为歉者，诚如心史先生所说："端敬既不以嫡论，亦不得以子嗣帝位而得一'圣'字。"于此可知，小宛之子预定将成东宫，《汤传》所记不误。
这段叙述中，有两项重要的透露：第一是董小宛以端敬皇后的身份所获得的哀荣；第二是世祖确有出家的打算。先谈前者。
小宛的丧礼之隆重，在中国历史上是一般后妃身后少见的。《汤传》的记载，信而有征；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第二首，在"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以下，共有六韵十二句描写《汤传》中所说的"满洲习俗"，如"破万家"而织成的"孔雀蒲桃锦"、大秦珠、八尺珊瑚，都用来装饰《汤传》中所说的"两座辉煌的宫殿"，即吴诗中所谓"割之施精蓝，千佛庄严饰"，而结果是"持来付一炬"；以下"红颜尚焦土"句，进一步证实了所焚者为"精蓝"。
又张宸《青雕集》记世祖初崩时的情形说：
十四日，焚大行所御冠袍器用珍玩于宫门外。时百官哭临未散，遥闻宫中哭声沸天而出，仰见太后黑素袍，御乾清门台基上，南面，扶石栏立，哭极哀。诸宫娥数辈，俱白帕首白从哭。百官亦跪哭，所焚诸宝器，火焰俱五色，有声如爆豆。人言每焚一珠，即有一声，盖不知数万声矣!谓之"小丢纸"。
此"丢纸"即满洲丧礼。既有"小丢纸"，自然还有"大丢纸"。张宸又记世祖梓宫移往景山寿皇殿的情形：
有鞍马数十匹，刻金鞍辔镫；鞍首龙衔一珠，如拇指大；鞍尾珠之，如食指大，背各负数枕，备焚化，枕顶亦刻金为龙衔珠，如鞍首，共百余。
驼数十匹，繁缨垂貂，极华丽，背负绫绮锦绣，及帐房什器，亦备焚……近灵舆，各执赤金器、金瓶、金垂壶、金盘、金碗、金盥盆、金交床椅杌等物，皆大行所曾御者，亦备焚。
这就是"大丢纸"。不过为小宛发丧，"大丢纸"大到烧两座宫殿，此真古今奇闻。董小宛以秦淮校书而身后如此，泉下有知，亦足以自豪了。
其次是百官服丧，吴诗于此颇致讥刺，在"红颜尚焦土，百万无容惜"句下接写："小臣助长号，赐衣或一袭。"所赐之衣，无非青布孝袍，与上文对看，盖见丧礼奢靡过甚。此下又有"只愁许史辈，急泪难时得。从官进哀诔，黄纸抄名入。流涕卢郎才，咨嗟谢生笔"等语。本来除太后外，后妃之丧，外臣不进哀诔，此为例外。又张宸记"端敬皇后丧"："举殡，命八旗官二、三品者，轮次舁灵，与舁者皆言其重。票本用蓝墨，自八月至十二月尽，乃易朱。先是内大臣命妇哭临不哀者议处，皇太后力解乃已。"所描写的情况，犹过于《汤传》。按：票本用蓝墨自八月至十二月尽，则为百日。清制：大丧百日而服除。小宛之丧，竟与孝端大丧礼节相同。
至于殉葬之说，不见官文书记载，但玉林弟子行峰作《侍香纪略》云："端敬皇后崩，茆溪森于宫中奉旨开堂，且劝朝廷免殉葬多人之死。"则确有殉葬之事。《汤传》所记"共三十名"，或者如行峰之师兄茆溪森不加劝谏，则所死者犹不止此数。
其次是世祖手自削发，这一点非常重要，证明出家之说，自有由来。同时从吴梅村的诗句，以及官文书中，可以推断出许多未为人知的事实。我可以这样说，世祖本人已经削发；十八年正月初二日，又幸悯忠寺，为太监吴良辅祝发，心史先生谓此为"代帝出家"，实则不然，吴良辅是日后世祖出家五台山时，预定留在那里陪伴他的侍者。
这就是说，世祖以后是否真能出家，固大成疑问，但此时却已下了决心。另外一个有力的旁证是：世祖曾拟传位于从兄弟。《汤若望传》：
一位继位的皇子尚未诏封，皇太后力促皇帝做这一件事。皇帝想到了一位从兄弟，但是皇太后和亲王们的见解，也都是愿意由皇子中选择一位继位者。
这是正月初六，世祖自知不起以后的事。若非如此，孝庄亦不会力促世祖立储。事实上，在正月初三，世祖便有此意；说得明白些，世祖是因为决心出家，在为吴良辅祝发的第二天，便曾对继位问题做了安排。《王文靖公自撰年谱》云：
辛丑(顺治十八年)三十四岁。元旦因不行庆贺礼，黎明入内，恭请圣安，召入养心殿，赐坐、赐茶而退。翌日入内请安，晚始出。
初三日，召入养心殿，上坐御榻，命至榻前讲论移时。是日，奉天语面谕者关系重大，并前此屡有面奏，及奉谕询问密折，俱不敢载。唯自念身系汉官，一介庸愚，荷蒙高厚，任以腹心，虽举家生生世世竭尽犬马，何以仰答万一?岂敢顾惜身家，不力持正论，以抒诚悃也。吾子吾孙，其世世铭心镂骨，以图报效也。
王文靖即王熙，世祖遗诏，出其手笔。韩菼作《王文靖公行状》，谓："面奉凭几之言，终身不以语人，虽子弟莫得而传。"然则试问：何事"关系重大"?何事终身不敢以语人?自然是皇位继承问题。《东华录》虽载："正月壬子上不豫。"壬子为正月初二，是日既为吴良辅祝发，而王熙初二、初三晋见，并不言世祖有病状，则即使有病，亦并不重，何得遽尔议及身后?由此可知，世祖既决心行遁，则对皇位不能不有交代。召见王熙所谈的必是两件事：出家与传位。
国赖长君，古有明训；况当甫得天下、四海未靖之际，冲人何能担当大任?所以世祖欲传位从兄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世祖的这位从兄弟，我推测是太祖第七子饶余郡王阿巴泰的第四子和硕安亲王岳乐。
《清史列传》卷二，记岳乐云：
岳乐，饶余敏郡王阿巴泰第四子，初封镇国公。顺治三年正月，随肃亲王豪格征四川，诛流贼张献忠。五年八月随英亲王阿济格剿平天津土贼；十一月复随英亲王驻防大同。六年九月晋封多罗贝勒；八年二月袭封多罗郡王，改号曰"安"。九年二月掌工部事；十月预议政。十年七月以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车臣汗等违旨，不还所掠巴林户口，又来索归顺同部蒙古，命为宣威大将军，驻归化城，相机进剿。寻因喀尔喀悔罪入贡，撤还。十二年八月掌宗人府事。十四年十一月谕奖：性行端良，莅事敬慎；晋封和硕安亲王。
细检诸王列传，其时最贤者即岳乐，且三十七岁，正为能担当大事的盛年；再以谕奖之词而言，不独得世祖欣赏，且信其能为有道之君。因此，可以确定世祖所选定的"从兄弟"，必为岳乐。
至于王熙之所谓"岂敢顾惜身家，不力持正论?"则可分两层来看：第一，"正论"必首劝勿逃禅，如听劝则不发生继位问题；第二，如必欲出家，则传子而勿传兄弟。王熙作此忠谏，事实上亦等于反对岳乐继位，倘为岳乐所知，可能会施以报复，此所以有不顾身家之语；而此秘终身不泄，自为明哲保身之计。
世祖拟传"从兄弟"一事，更可得一旁证，张宸《青雕集》记：
初四日，九卿大臣问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问安，见宫殿各门所悬门神、对联尽去。一中贵向各大臣耳语，甚怆惶。初七晚，释刑狱诸囚，狱一空，止马逢知、张缙彦二人不释。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初八日各衙门开印。予黎明盥漱毕，具朝服将入署，长班遽止之曰："门启复闭，只传中堂暨礼部三堂入，入即摘帽缨，百官今散矣。"……日晡时召百官携朝服入，入即令赴户部领帛。领讫，至太和殿西阁门，遇同官魏思齐，讯主器，曰："吾君之子也。"心乃安。
于此可见，事先必有不传子之说，所以张宸急"讯主器"，闻"吾君之子"，心乃安，是因为倘传从兄弟，则又恢复到太祖时代的合议制，则非一纸诏书可定，须诸王贝勒共推有德有力者居之，势必引起不安。再看张宸前面所记，是日曾经戒严，"九衢寂寂，惶骇甚"。又记：
二鼓余，宣遗诏，凄风飒飒，云阴欲冻，气极幽惨，不自知其呜咽失声矣。宣已，诫百官毋退，候登极……早，风日晴和，上升殿，宣哀诏于天安门外金水桥下。
是日为正月初九；前一日二鼓即宣遗诏，距世祖之崩，只一昼夜。而既宣遗诏："朕子玄烨，佟氏所生，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却又迫不及待，违反遗诏的规定，在天明即行登极礼，可知是顾命四大臣深恐有变，不待有异心者调兵入京夺位，先让八岁太子即位，造成既成事实，杜绝觊觎大位者。既已登极，则国已有君，倘或举兵，便可以叛逆视之。张宸又记：
阅三日，辅臣率文武百官设誓，旗下每旗一誓词，各官每衙门一誓词。词正副三通，一宣读，焚大行殡宫前；一赴正大光明殿焚读上帝前；一藏禁中。词曰："臣等奉大行皇帝遗诏，务戮力一心，以辅冲主。自今以后，毋结党，毋徇私，毋黩侦，毋阴排异己以戕善类，毋偏执己见以妨大公，违斯誓者，上天降殛，夺算凶诛。"
此三日中，必有许多暗潮汹涌，但雍乾两朝，大删《实录》，只见当时递嬗之际一片祥和，其实不然，幸赖私人记载保存了若干真相。野史之可贵在此。
现在要谈世祖遗诏罪己者共十四款，开宗明义，即以"渐习汉俗"自责：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不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以下两款是自罪太后生前，子道不终；太后万年之后，不能服三年之丧，少抒太宗宾天，未服缞绖之憾：
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唯圣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极，高厚莫酬，唯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未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皇考宾天时，朕止六岁，不能服衰绖，行三年丧，终天抱憾，唯侍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
按：此当是未经大改的原文。因为人生修短有数，大限一至，非人力所能挽回，所以子道不终，悲痛有之，何足自责?唯有应养亲而逃禅，则是不孝之罪。以上第一款对整个满洲，第二、三款对父母，于是第四款：
宗室诸王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以致情谊暌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这是对宗室，照文气看，删而未改。"友爱之道未周"下，应有从今连弥补的机会亦没有了，方成自罪的罪状之一。以下两款，可以确信是大改特改，甚至是新增之文：
满朝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于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与己相侔，未能随才器使，以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才，是朕之罪一也。
以上两款，慰抚满员；其下一款，独责刘正宗，疑为保留的末命：
设官分职，唯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不即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忘，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诚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按：自明末延续的南北之争，至顺治初变本加厉，而主之者一为冯铨，一为刘正宗。刘与方拱乾因指认南朝的伪太子王之明一案，结怨更深。辛酉科场案，为刘正宗所煽动操纵，用以荼毒南士，而尤在倾陷方家子。邓文如《清诗纪事》云：
正宗当国，有权奸之目，丁酉科场之狱，为其一手把持，与慎交水火。自负能诗，力主历下，与虞山、娄东异帜。挤二陈一死一谪，而独得善终。其诗笔力甚健，江南人选诗多不及之，门户恩怨之见也。
"慎交"为复社支派之一，丁酉案中有名的吴汉槎，即慎交中人。"历下"指王渔洋；"虞山、娄东"指钱牧斋、吴梅村；二陈一为方以智的儿女亲家陈名夏，一为吴梅村的儿女亲家陈之遴。
按：丁酉科场案以刘正宗本心，牵涉南闱或北闱的南士，恨不得置之死地；赖小宛之力，流徙已属从轻发落。其后必又以小宛之言，自觉过苛，而又受刘正宗之感,因而在顺治十七年，以魏裔介、季振宜之劾，严办刘正宗。《清史列传·贰臣传》：
(顺治)十六年，上以正宗器量狭隘，终日诗文自务，大廷议论，辄以己意为是，虽公事有误，亦不置念，降旨严饬，并谕曰："朕委任大臣，期始终相成，以惬简拔初念，故不忍加罪，时加申戒；须痛改前非，移朕优容恕过之意。"十七年二月，应诏自陈乞罢，不允。六月，左都御史魏裔介、浙江道御史季振宜，先后奏劾正宗阴险欺罔诸罪，命"明白回奏"。正宗以"衰老孤踪，不能结党，致撄诬劾"自讼。下王、贝勒、九卿、科道会刑部提问。正宗反复申诉，裔介与振宜共质之。
结果罪名成立，皆经对质；王公大臣会奏，列其罪状：
正宗前自陈，不以上谕切责己罪载入疏内，裔介所劾是实。(其一)董国祥为正宗荐举，以降黜之员外越授郎中，后坐贿流徙，正宗不引罪检举，裔介与振宜所劾是实。(其二)
裔介劾正宗，知李昌祚系叛案有名，累拟内升，今讯称姓名相同，但前此不谙察究，有意朦胧是实。
正宗弟正学，顺治四年投诚复叛，为李成栋参将，七年复投诚，裔介暗嘱巡抚耿焞题授守备，正宗回奏，只称正学因擒获逆犯，叙功题授，不言从叛情事，饬非讳罪是实。
裔介劾正宗与张缙彦同怀叵测之心，缙彦为正宗作诗序，词句诡谲，正宗闻劾，即删毁其序，诳云未见，其欺罔罪实应绞。
奏入，从宽免死，革职逮夺诏命，籍家产一半归入旗下，不许回籍。
按：刘正宗一案特为列入遗诏，可信其为原文。其时满洲、蒙古及汉大臣之隶属于北派者，已经联结成一条阵线，对江南的高官、士绅及地方百姓展开无情的打击与剥削；但其时还不便明着痕迹，所以仍保留了这一款。
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会议，诸王大臣未能别有奇策，止议裁减俸禄，以赡军饷，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
这一款也可能是原文，亦确是世祖应自责之罪，与下两款应合并而论。
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之所不及，无益之地，靡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
端敬皇后于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奏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诸事逾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
按：世祖在冲幼时，受孝庄及太宗旧臣之教，以嬉游为晦，作出明朝武宗、熹宗的模样，示无大志，俾免多尔衮猜忌。及至多尔衮既死，世祖已成了一名超级纨绔，习性不易改变，顺治十年以后，既以方孝孺等江南世家子弟作为文学侍从，出入必偕；复又得小宛为妃，因而彻底汉化，而实为彻底江南化，饮食服御、园林车马，无不极端讲究。声色犬马，四字俱全，复又佞佛，以致靡费无度。此中还包含着遗民志士极大的一个计划在内，西施沼吴差足比拟，当在谈康熙时记论，此不赘。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只因委任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以上言端敬之丧及任用宦寺，可确信非原文，此亦正是孝庄及四辅——顾命四大臣力谋改革的重点。按：内十三衙门设立于顺治十年六月底，当时有一上谕，首历数各朝任用宦官之失，而在"历观覆辙，可为鉴戒"之下，一转而为：
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首为乾清宫执事官，次为司礼监、御用监、内官监、司设监、尚膳监、尚衣监、尚宝监、御马监、惜薪司、钟鼓司、直殿局、兵仗局。满洲近臣与寺人兼用。
较之明朝的十二监、四司、八局，虽少了八个衙门，但重要部门完全保留，所删除的监、司、局，恰恰正是上谕开头所谓"不过阍闼洒扫使令之役"，如明朝的"宝钞司"，如顾名思义，以为印制银票、钱票之类，那就错了，一检《明史·职官志》，会哑然失笑——宝钞司"掌造粗细草纸"，明宫太监、宫女数万，太监小解的姿势与常人殊，亦须用草纸，由于草纸的消耗量特大，所以特设"司"管理制造。又有"混堂司"，职司为"掌汰浴"，俗称浴池为"混堂"即由此来。如有这些衙门，反而贬低了宦官制度的"尊严"，删之反显得权重。
于此可知，前面斥宦官，以及后面的告诫，"不许"这个，"不许"那个，完全是杜反对者之口的具文。可注意的是"满洲近臣与寺人兼用"这句话。自来研清史者，对于十三衙门的兴发，颇有申论，但常忽略了这"兼用"的一句话。所谓"满洲近臣"即上三旗包衣。但上三旗包衣又何肯以太监自居，而况生理、心理及生活习惯不同，亦难共事。我研究上三旗包衣所组织的内务府，发现跟宦官相争的事实甚多，而合作的迹象极少，一个是顺治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世祖既崩一月有余以后，革十三衙门的上谕中，有这样一段话："乃知满洲佟义、内官吴良辅，阴险狡诈，巧售其奸，荧惑欺蒙，变易祖宗旧制，倡立十三衙门"；以及最后"吴良辅已经处斩，佟义若存，法亦难贷"。知佟义早已伏法，而此人显然就是上三旗的包衣，他的职位应该是"乾清宫执事官"，为内十三衙门的首脑；而吴良辅应该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
另一个迹象是，在明诏革十三衙门的同一天，遣送国师玉林南归，年谱中有"钦差内十三道惜薪司尚公相送"。这尚公当是尚可喜之子。尚可喜有一子名三杰，后来当过内务府大臣；但以年龄而论，可能是尚可喜的次子尚三孝，早期的汉军，亦算"满洲近臣"。
至于佟义，是否佟养性一家，不得而知；不过"满洲近臣"亦可解释为上三旗的侍卫。但不论侍卫亦好，包衣亦好，都只是为宦官集团所利用。十三衙门通过了乾清宫执事官这条直接上达于帝的途径，便可挟天子以令诸侯，凡属于宫中的一切事务，径取中旨而行。世祖既为一名超级纨绔，亦乐得有这样一个简便的指挥系统，予取予携，尽情挥霍，"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之所不及"，仅是挥霍一端而已，此外巡幸游宴，佞佛布施，漏卮尚多，加以太监从中侵渔，益成不了之局。
按：自汉朝以来，财政制度即有内外之分，国库自国库，内府自内府。天子败家之道有三：一黩武；二巡幸游观，土木兴作；三佞佛好道。除了用兵须国库支出以外，二、三两种靡费，大致皆出于内府，不是太糊涂的皇帝，稍加节制，而又无大征伐，财政上的危机不会太深刻。但看世祖罪己所说，"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云云，则内外不分，挥霍国库，危亡可以立待；世祖不死，清祚必促。乃一死而局面顿改，此真有天意在内；当然这也是孝庄主持之功，康熙对祖母的纯孝，确是有由来的。
《汤若望传》中有一段说：
顺治自这个时期起，愈久愈陷入太监之影响中。这一种下贱人民，当在朝代更替的时期，俱都被驱逐出宫，成千成百地到处漂泊，而这时却渐渐又被一批一批收入宫中，照旧供职。这样被收入宫中而又重新扎根筑巢的太监，竟有数千名之多。这些人使那些喇嘛僧徒，复行恢复他们旧日的权势。还要恶劣的，是他们诱引性欲本来就很强烈的皇帝，过一种放纵淫逸生活。
以上叙述，合两事为一事，乃《汤传》作者对材料未能充分了解消化所致。所谓两事，一事即十三衙门设立以后，"重新扎根筑巢的太监，竟有数千名之多"，此为顺治十年下半年以后的事；另一事即荣亲王之薨，对世祖的情绪为一大打击，"自这个时期起"，即指此而言。荣亲王的殡葬，还引发了一场新旧派之间的政治争斗。
《汤若望传》：
关于这位皇子殡葬的情形，在以后继续数年的历史中，是我们还不得不屡屡提及的。钦天监内所设之一科，应行按照旧规则，规定殡葬正确地点与吉利之时刻。这一件事情是这一科里办理了的，并且还向朝中上有一份呈报。可是这次殡葬仪式是归满籍之礼部尚书恩格德之所办理，他竟敢私自更改殡葬时刻，并且假造钦天监之呈报。于是这位太子便被在一个不顺利的时刻里安葬。这样便与天运不合了，因此灾殃竟要向皇室降临。这位太子母后的不久崩殂，就是头一次所发生不吉利之事件。此外还有其他两件死亡事件继续发生，这两次事件是我们马上就要叙述的。并且最后甚至皇帝晏驾也都归咎于这次殡葬的舛错。
按：《清史稿·汤若望传》：
康熙五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进所著《摘谬论》《选择议》，斥汤若望十谬，并指选择荣新王葬期，误用洪范五行，下议政王等确议。议政王等议：历代旧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九十六刻。康熙三年立春候气，先期起管，汤若望妄奏春气已应参觜二宿，改调次序，四余删去紫炁。天祐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选择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并犯忌杀，事犯重大……自是废新历不用。圣祖既亲政，以南怀仁沿理历法，光先谴黜，时汤若望已前卒。
康熙初年的历法之争，为新旧两派冲突的焦点，当留在康熙朝来谈；此处可注意的是，生甫三月的殇子，照子平之术来说，可能尚未"起运"，而殡葬建墓园，选择葬期，讲究"山向"，实同庸人自扰。吴梅村"赞佛诗"："南望仓舒坟，掩面添凄恻"，证以《汤若望传》所记，信其为实录。世祖之决意逃禅，由爱子、宠妃相继夭逝之刺激，确为实情。他本来是感情极其丰富的人，在爱子既殇，而小宛又因殇子抱病时，变得有些歇斯底里。
***
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登陆，沿江列郡，除安庆外，几乎都已收复，义师直逼金陵时，汤若望记世祖的感情状态，为一段极珍贵的史料：
当这个噩耗传至北京，胆怯的人们已经为首都的安全惊惧了起来。皇帝完全失去了他镇静的态度，而颇欲作逃回满洲之思想。可是皇太后向他加以叱责，她说，他怎么可以把他的祖先们以他们的勇敢所得来的江山，竟这么卑怯地放弃了呢?
他一听皇太后的这话，这时反而竟发起了狂暴的急怒了。他拔出他的宝剑，并且宣言为他决不变更的意志，要亲自去出征，或胜或死。为坚固他的这言词，他竟用剑把一座皇帝御座劈成碎块。他要照这样对待一切人，只要他们对于他这御驾亲征的计划说出一个"不"字来时。皇太后枉然地尝试着，用言词来平复皇帝的这暴躁。她扯身退去，而另遣派皇帝以前的奶母，到皇帝前劝诫皇帝，因为奶母是被满人敬之如自己生身母亲一般的。这位勇敢的奶母很和蔼地向他进劝。可是这更增加了他的怒气。他恐吓着也要把她劈成碎块，因此她就吃了一惊地跑开了。
各城门旁已经贴出了官方的布告，晓谕人民，皇上要亲自出征。登时全城内便起了极大的激动与恐慌，不仅仅在老百姓方面，因为他们不得不随同出征；就是在体面的人们，也是一样的在激动恐慌。因为皇上在疆场上一旦遇到不幸——这可是因他的性格的暴烈，极有可能的——那么满人的统治，就又要受危险了。
按：顺治十六年夏，郑成功自海入江，下镇江、薄金陵，为明朝恢复的唯一良机，惜以战略战术的错误，功败垂成。此为顺治朝的一件大事，而与董小宛所代表的背景有密切关系，不能不附带一谈。兹先录"蒋录"是年五、六、七月间的记载：
五月壬申，浙江总督赵国祚奏，官兵自永嘉、泰顺、青田等处进剿海寇，俱多斩获。
戊寅，浙江巡抚佟国器奏："臣同总督赵国祚、昻邦章京柯魁、梅勒章京夏景梅、提督田雄、水师总兵常进功等，统满汉兵追击郑逆，直抵衙前，贼渠奔遁，又败之于定关等处，焚斩甚多。"
辛巳，浙江总督赵国祚汇报官兵剿杀郑逆成功，得旨，此奏内准据各官塘报，或称砍死海贼无算，或称打落淹水无算，及坏贼船，打死劫粮贼众，动曰不可胜计，或称获刀枪旗牌等物焚毁，或称生擒贼二三名不等斩讫，俱无的据，着确察议奏，凡各官塘报捷功，必临阵斩获若干，所获马匹器械若干，攻克城池营寨若干，确实有据，始可言功，若泛言斩获，及城池失守，贼去即称恢复，皆系饰词铺张，深为可恶。
常见明末行间奏报，辄云杀死无数，获器械无算，掩败为功，相为欺罔，以致误国，今乃仍踵陋习，每多希功请叙，倘沿袭不改，必致贻误封疆，着即通行严饬，以后再有此等奏报者，定治以罔上冒功之罪，不贷，兵部知道。
六月己亥谕兵部，大阅典礼，三年一行，已永著为例，数年以来，尚未修举，今不容再缓，着即传谕各旗官兵，整肃军容，候秋月朕亲行阅视。
传谕举行大阅典礼，即《汤传》所记世祖欲亲征，而且已"贴出了官方布告，晓谕人民，皇上要亲自出征"。"蒋录"谓"秋月亲阅"，为后世所改，并非实录。
当郑成功的海上楼船浩浩荡荡由舟山北指，张苍水亦以义师相从，入晋江抵崇明岛，清朝总兵梁化凤敛兵坚守。张苍水以崇明为江海门户，主张先取之以为"老营"。这是进可攻、退可守的稳扎稳打之计，但郑成功自信过甚，贪功太切，决定径取瓜洲，截断梁化凤的粮道，则崇明不攻而自破。此为一误；及至六月中，既下京口，又有一误。《清史稿补编·郑成功载记一》记：
甘辉进计曰："南都完固，不可骤攻。今据瓜洲，则山东之师不下；守北固，则两浙之路不通；扼芜湖，而江、楚之援不至。且分兵镇其属县，手足既断，腹必自溃，此长策也。"潘庚钟亦曰："未可骤进，当暂守瓜镇，分据维扬，扼其咽喉，收拾人心，观衅而动；北堵清兵不下，断其粮道，两月之间，必生内乱，此曹操之所以取胜于官渡也。"冯澄世亦言进取不易。成功独排众议曰："不然，时有不同耳!昔汉祚改移，群雄分据，故曹常以胜算制人。我朝历年三百，德泽已久，不幸国变，百姓遭殃，大兵一至，自然瓦解。恢复旧京，号召天下豪杰，千载一时也。若老其师，敌之援兵四集，前后受敌，我势岂不自孤?昔太祖得廖永忠，谕通海水师夺采石，取金陵，破竹摧枯，正贵神速耳。"遂于七月布檄各镇，悉师薄金陵。
以下为《东华录》记七月间事：
六月壬子，海寇陷镇江府。
秋七月丁卯，命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索洪、护军统领赖塔等，统领官兵，征剿海逆郑成功。
丙子，海寇犯江南省城。
庚辰，漕运总督亢得时闻海寇入犯江宁，出师高邮，自溺死。
江宁之战经过，双方说法不同，兹先记江南总督郎廷佐的奏报：
海寇自陷镇江，势愈猖獗，于六月二十六日逼犯江宁，城大兵单，难于守御，幸贵州凯旋梅勒章京噶褚哈等密商，乘贼船尚未齐集，当先击其先到之船，喀喀木、噶褚哈等发满兵，乘船二十艘，于六月三十日两路出剿，击败贼众，斩级颇多，获船三十艘，印二颗。至七月十二日，逆渠郑成功亲拥战舰数千，贼众十余万登陆，攻犯江宁城外，连下八十三营，络绎不绝，安设大炮、地雷，密布云梯，复造木栅，思欲久困，又于上江、下江以及江北等处分布贼船，阻截要路。臣与喀喀木等昼夜固守，以待援兵协剿。至七月十五日，苏松水师总兵官梁化凤亲统马步官兵三千余名至江宁。
援兵唯一的主力为梁化凤的三千余人，此外最多不过金山营的一千人，其他各路赴调者，合计亦不过千，连同八旗之师，总共一万人；而郑成功所部号称十七万，这当然是有虚头的，但即令只是半数，与清军相较，亦为八与一之比。同时张苍水率所部进据上游芜湖，以扼川楚援师；除安庆外，沿江郡县"上印"者三十七，声势大张。郑成功此时如能一鼓作气，进攻西、北诸门，从任何一点来看，都无不克之理，谁知因循自误。《载记》又记：
(七月)十七日，各提督、统领进见，甘辉曰："大师久屯城下，师老无功，恐援虏日至，多费一番工夫。请速攻拔，别图进取。"成功谕之曰："自古攻城掠邑，杀伤必多，所以未即攻者，欲待援虏齐集，必扑一战，邀而杀之。"云云。
其时义师屯狮子山下，列营凤仪门(今挹江门)外；清军则以狮子山为屏障，立三营于神策门之西的钟阜门。延至二十三日，义师尚无动静，清军乃冒险出击。
郎廷佐奏报云：
七月二十三日派满兵堵贼诸营，防其应援，遂发总督提督两标绿营官兵，并梁化凤标营官兵，从仪凤、钟阜二门出剿。贼踞木栅，并力迎敌；我军各将领，奋不顾身，冒险先登，鏖战良久，阵擒伪总领余新，并斩伪总兵二员，击死贼众无算。至晚收军，臣等又公议，满洲绿旗官兵悉出击贼，恐城内空虚，留臣守城，其喀喀木、噶褚哈、马尔赛、梁化凤等由陆路进；汉兵提督管效忠、协领扎尔布巴图鲁、费雅住巴图鲁、臣标副将冯武卿等，由水路进。各统官兵次日五鼓齐出，贼已离营，屯扎高山，摆设挨牌火炮，列阵迎敌，我兵自山仰攻，鏖战多时，贼始大败。生擒伪提督甘辉，并伪总兵等官，阵斩贼众不计其数，烧毁贼船五百余只，余孽顺流败遁。喀喀木、噶褚哈等复领水陆两路官兵疾追至镇江、瓜洲，诸贼闻风乘舟而遁。
其实此战全为梁化凤的功劳：先则约降，以为缓兵之计；继而穴城奇袭，破人家门户作通路。余新既受其愚，复不能警惕，当此时也，居然在火线上做生日，致为梁化凤所乘。兵败如山倒，至二十八日，清军已大获全胜而回军金陵。张苍水所部亦受牵连，不能不向安徽霍山一带遁走，逾年始得复归舟山。
郑成功曾执贽钱牧斋称弟子，自北征之役始，至郑成功抑郁以殁，钱牧斋先后为赋《后秋兴》一百零八首，编为《投笔集》。细看钱诗，再看张苍水诗文，始知郑成功徒负英雄之名，将略颇成问题。而张苍水于此役厥功甚伟，为郑成功所误，前功尽弃；而后世但知郑成功为"失败的英雄"，殊不知此五字唯苍水足以当之。
关于北征之役，海上义师与金陵守卒强弱之形悬绝霄壤，而何以由大胜而大败，其间因果，殊不分明。此因后世记其事者，多为郑隐饰曲讳之故；张苍水《北征得失纪略》，身在局中，所记虽不免稍有夸饰，但为实录则无疑。亦唯有看此《纪略》，才能明了胜何由胜、败何由败。兹分段引录《纪略》并加解释，以存真相，亦为埋没已久的张苍水吐气。
岁在己亥，仲夏，延平藩全军北指，以余练习江上形势，推余前驱。抵崇明，余谓延平："崇沙乃江海门户，且悬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为老营。"不听。
按：《清史稿补编·郑成功载记》记此较苍水为详，已略见前述。《载记》论断："崇明为江海门户，进出锁钥，乃进退应据之地，虽费时费力，亦必力争，因其有战略上特殊价值之故；乃成功以清军坚守，遂舍而不攻，绕道直取瓜洲，在当时固收胜利之速效，迨围困金陵之际，崇岛即挥兵由后驰援，此予郑军精神之威胁极大，北伐之败，实先伏机于此。"大致不误。但不攻而围，监视梁化凤的三千兵，使不得越雷池一步，则又何能自江南间道驰援金陵?成功将略之疏，于此可见。
既济江，议首取瓜步。时虏于金焦间以铁索横江，夹岸置西洋大炮数百位，欲遏我舟师。延平属余领袖水军，先陆师入。余念国事，敢爱驱命，遂扬帆逆流而上。次炮口，风急流迅，舟不得前。诸艘鳞次且进且却，两岸炮声如雷，弹如雨，诸艘或折樯，或裂帆，水军之伤矢石者，且骨飞而肉舞也。余叱舟人鼓棹，逆入金山；同艨数百艘，得入者仅十七舟，而本辖则十三。嘻!危哉。次早，藩师始薄瓜城，一鼓而歼满、汉诸虏殆尽，乘胜克其城。
此记情状如见。"本辖十三"者，得突破防御工事入金山的"十七舟"中；十三艘为张苍水的浙东义师，郑部仅得四舟。清军本以铁索横江，巨炮夹岸为守，此关既破，下二三灯火的瓜洲，摧枯拉朽，何足言功?
延平既欲直取石头，余以润州实长江门户，若不先下，则虏舟出没，主客之势殊矣，力赞济师铁瓮，而延平犹虑留都援骑可朝发而夕至也。余谓："何不遣舟师先捣观音门，则建业震动，将自守不暇，何能分援他郡?"延平意悟，即属余督水师往，且以直达芜湖为约。
"石头"、"建业"为金陵别称；"润州"、"铁瓮"，皆指镇江。"观音门"在金陵城北燕子矶之西。《读史方舆纪要》引《金陵记》云："幕府山东有绝壁临江，梯磴危峻，飞槛凌空者，宏济寺也；与宏济寺对岸相望，翻江石壁，势欲飞动者，燕子矶也，俱为江滨峻险处。"镇江水师，经黄天荡而来，首先到达的攻击点即是观音口；控制了观音口即控制了燕子矶，金陵守军失此险处，自感威胁，义师便达到了牵制的目的。
夫芜湖，固七省孔道，商贾毕集，居江楚下游，为江介锁钥重地。况逾金陵、历采石，悬军深入，此不可居之功也。余一书生耳，兵复单弱，何能胜任!虽然，倡义之谓何?顾入中原而不图恢复耶?余何敢辞?于是……海舟行迟，余易沙船牵挽而前。
按："七省"者：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张苍水自以为不可为而为之，哪知民心所向，成就出人意表。
未至仪真五十里，吏民赉版图迎王师。盖彼邦人士知余姓名有素，故遮道来归。迄余抵仪真，先一夕延平已遣李将军单舸往抚。余辄欲引去，阖郡士民焚香长跪雨中，固邀余登岸。不获已，登江滨公署，延见慰谕之。众以李将军无兵，恐虏骑突至，则无以捍牧圉，咸稽首留余保障；余迄不可，遂行。
舟次六合，得报藩师已于六月二十四日复润州。余计润城已下，藩师由陆逐北，虽步兵，皆铁铠，难疾趋，日行三十里，五日亦当达石头城下，即作书致张茂之，谓："兵贵神速，若从水道进师，巨舰逆流迟拙，非策!"余恐后期，因昼夜牵缆，士卒瑟瑟行芦荻中，兼程而行。
按："李将军"为李顺，在郑成功左右，其职司类如督抚的中军；"张茂之"名英，为郑成功的先锋。
抵观音门乃六月二十八日也。不意藩师竟从水道来，故金陵得严为之备。余舣棹观音门两宿，藩师战船无一至者。余乃驾轻舟数十，先上芜湖，而身为殿，泊浦口。
按：据郎廷佐奏报："海寇……于六月二十六日逼犯江宁，城大兵单，难于守御。"即指张苍水的少数部队而言；泊观音门两宿，而金陵清军不敢出击，可知兵力空虚。如郑成功得镇江后能遣一军自陆路兼程驰抵南京，截断要路，则郎廷佐投降，亦非不可能之事。
七月朔，虏侦我大艅尚远，遂发快船百余载劲虏，侵晨出上新河，顺流而下，击棹如飞。余左右不满十舟，且无风，战不利，几困；忽一帆至，则余辖下犁艚也。余即乘之复战，后艅续至，虏始遁去，而日已曛矣。
按：此即郎廷佐奏报中所谓"六月三十日，两路出剿"之战，一就出发之时而言，一就接战之日为准，故有日期上的参差。
至于战船，一谓二十，而获敌船亦二十；一谓"快船百余载劲虏"，而"左右不满十舟"，皆不免炫其以寡敌众。但规模极小，亦可想见，充其量只是百把条快艇之战。"艚"为小船，"犁艚"即有舵的小船，当然此"小船"系与艨艟巨舰相对而言，既可张帆，大致与运河中的漕船相仿。
诘朝，整师前进，虏匿不出。余部曲驰报江浦已破，盖余方与虏对垒也，先一哨越浦口旁掠，止七卒抵江城，城中虏骑百余开北门遁，七卒遂由南城入，亦一奇也。
以七卒而克一城，确为一奇，义师的声威，清军的怯弱，都可想见；这样好的机会，轻轻放过，三百年后，犹为扼腕。
捷闻，延平止余毋往芜关，而且扼浦口，以抚江邑。此七月初四日事也。
按：此为郑成功仍缺乏自信，所以想借重张苍水在江宁外围助战。
翌日，延平大军亦抵七里洲，正商量攻建康，而余所遣先往芜湖诸将捷书至，芜城已降矣。尔时上游声灵丕振，而留都守御亦坚；延平谓余："芜城又上游门户，倘留都不旦夕下，则江楚之援日至，知非公不足办此。"余谦让至再，延平但促余旋发。于是率本辖戈船以行，而幕府之谋，自此不复与闻矣。
按：张苍水为郑成功的监军，至此，各自为战。据郎廷佐奏报，郑成功于七月十二日始到江宁；而据张记，则郑于七月初五已到江宁对岸的七里洲，而梁化凤于七月十五领兵赴援。此十日之间不能攻克江宁，足以坚清军固守之志。
七日，抵芜城。传檄诸郡邑，江之南北，相率来归，郡则太平府、宁国、池州、徽州；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南宁、南陵、太平、旌德、贵池、铜陵、东流、建德、青阳、石埭、泾县、巢县、含山、舒城、庐江、高淳、溧水、溧阳、建平；州则广德、无为以及和阳。或招降，或克复，凡得府四、州三、县二十四焉。
按：张苍水其时所获之地，西至舒城，西南至贵池，直逼安庆，由此迤逦往东，自石埭、太平、旌德至宁国府，凡芜湖以南的繁昌、南陵、铜陵、青阳、泾县、宣城都包括在内，皖南已有其半；自宁国以上，广德、建平、高淳、溧阳、溧水，亦都在握。如果郑成功自镇江发兵，首取丹阳，沿茅山南下，经金坛而至溧阳，则北控长江、东断运河，苏常震动，不战可下；江宁自亦无法坚守；而浙江既有浙东义师，必归掌握。以东南财赋之区，足可自成局面。至于张苍水，以微薄兵力，能拥一此片广大土地，则自有道理在：
先是，余之按芜也，兵不满千，船不满百，唯以先声相号召、大义为感孚，腾书缙绅，驰檄守令。所过地方，秋毫不犯；有游兵闯入剽掠者，余擒治如法，以故远迩壶浆恐后。即江、楚、鲁、卫豪雄，多诣军门受约束，请归隶旗相应。余相度形势，一军出溧阳，以窥广德；一军镇池郡，以扼上游；一军拔和阳，以固采石；一军入宁国，以逼新安。而身往来姑熟间，名为驻节鸿兹，而其实席不暇暖也。
此战略即稳固沿江各郡而东取浙赣，南窥徽州，而以九江为主要目标，其得力在军纪严明。相形之下，郑成功的表现，令人失望：
余日夜部署诸军，正思直取九江。然延平大军围石头城者已半月，初不闻发一簇射城中；而镇守镇江将帅，亦未尝出兵取旁邑。如句容、丹阳，实南京咽喉地，尚未扼塞，故苏、常援虏得长驱入石头。余闻之，即上书延平，大略谓："顿兵坚城，师老易生他变；亟宜分遣诸帅，尽取畿辅诸郡。若留都出兵他援，我可以邀击歼之；否则，不过自守虏耳。俟四面克复，方可以全力注之，彼直槛羊、阱兽耳。"无何，石头师挫。缘士卒释戈而嬉，樵苏四出，营垒为空；虏谍知，用轻骑袭破前营，延平仓卒移帐。质明，军灶未就，虏倾城出战，军无斗志，竟大败。
由此可见，郑成功的部队毫无训练，义师竟如乌合之众。而郑成功的统御能力，根本大成问题，结果累及浙东义师：
时余在宁国府，受新都降。报至，遽返芜，已七月二十九日矣。初意石头师即偶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扬帆；即扬帆，必且复守镇江。余故弹压上游，不少退。而虏酋郎廷佐、哈哈木、管效忠等遗书相招，余峻词答之。太平守将叛降于虏，余又遣兵复取太平，生擒叛将伏诛。然江中虏舟密布，上下音信阻绝。余遣一僧赍帛书，由间道款延平行营，书云："兵家胜负何常，今日所恃者民心耳!况上游诸郡俱为我守，若能益百艘相助，天下事尚可图也。倘遽舍之而去，如百万生灵何!"讵意延平不但舍石头城去，且弃铁瓮城行矣！
如张苍水所言，郑成功的居心殆不可问。就其前后对张苍水的态度来看，始则用之为前驱；及张声威大震，所向有功，曾未闻有一旅之援，亦未闻有桴鼓之应，妒功之心，殊为显然。及其石头小挫，顿成大创，果然心目中尚有一同仇敌忾的张苍水在，亦当呼援就商，而并此亦无，已出情理之外；及至张苍水遣使间道致书，请"百艘相助"，而竟不报，辎重舟楫宁愿委敌，不愿资友，无异明白表示："我不能成功，亦绝不能让你成功!"按：此非张苍水诿过之言、苛责之词，因《北征得失纪略》作于"永历十三年嘉平月"，即顺治十六年冬天，张苍水辗转回至浙东时。《纪略》既成，自必传钞各方，倘为诬词，郑成功必当反驳；而远未见有异辞，可以反证《纪略》为纪实。
以下张苍水自记其处变经过：
留都诸虏，始专意于余，百计截余归路，以为余不降，必就缚。各将士始稍稍色变，而刁斗犹肃然。余欲据城邑，与虏格斗，存亡共之；复念援绝势孤，终不能守，则虏必屠城，余名则成，于士民何辜?而辖下将士家属俱在舟，拟沉舟破釜，势难疾驰；欲冲突出江，则池州守兵又调未集。忽谍报：虏艘千余已渡安庆。余虑其与虏值，众寡不敌。因部勒全军，指上游，次繁昌旧县。池兵亦至，共议进退，咸言："石头师即挫，江、楚尚未闻也，我以艨艟竟趋鄱阳，号召义勇，何不可者?若江西略定，回旗再取四郡，发蒙振落耳。"乃决计西上。
按：安庆未下，为清军得以转危为安的一大关键。否则直下九江，舟师由湖口一入鄱阳，浙东义师可以自成局面，一部清史，或当改写。
八月初七日，次铜陵。海舟与江舟参错而行，未免先后失序。余一军将抵乌沙峡，而后队尚维三山所，与楚来虏舟果相值。余横流奋击，沉其四舟，溺死女真兵无算。以天暮，各停舟。夜半，虏舟遁往下流，炮声轰然。辖下官兵误为劫营，断帆解缆，一时惊散，或有转芜湖者，或有入湖者。西江之役，已成画饼矣。
顾虑城破累及士民，而有不忍之心，此为妇人之仁，根本不宜于带兵打仗。项羽以此而败，张苍水腹饱诗书，岂不知其理?知而终不能改，此所以书生不可典兵。一误又有以下再误。
余进退维谷，遂沉巨舰于江中，易沙船，由小港至无为州。拟走焦湖，聚散亡为再举计。适英、霍山义士来遮说："焦湖入冬水涸，未可停舟；不若入英、霍山寨，可持久。"余然之。因尽焚舟，提师登岸。至桐城之黄金弸，有安庆虏兵驻守。此地乃入山隘口，余选锐骑驰击之，夺马数十匹，杀虏殆尽。遂由奇岭进山，一望皆危峰峭壁矣。余辖下将士素不山行，行数日，皆趼；且多携眷挈辎，日行三十里。余禁令焚弃辎重，而甲士涉远多疲。余虽知必有长坂之败，而赴义之众何能弃置？亦按辔徐行。
按：焦湖即巢湖。既累于眷属，当知入山必非所宜。结果单骑突围，由安庆、池州，经徽州入浙东，绕一个大圈子，隆冬始达舟山附近的宁海。间关百折，跋涉两千余里，艰辛万状，无复人形。有《生还》五律四首，其第二首云：
痛定悲畴昔，江皋望阵云。
飞熊先失律，骑虎竟孤军。
卤莽焚舟计，虺汗马勋。
至今频扼腕，野哭不堪闻。
自悔焚舟失计；而以结句看，则义师眷属，非死即被掳。而此时之满汉，非三国之魏蜀，结局远较"长坂之败"为悲惨，亦是可想而知之事。
后二年辛丑，即顺治十八年,张苍水又有《感事》四首：
箕子明夷后，还从徼外居。
端然殊宋恪，终莫挽殷虚!
青海浮天阔，黄山裂地虚。
岂应千载下，摹拟列扶余?
闻说扶桑国，依稀弱水东。
人皆传燕语，地亦辟蚕业。
荜路曾无异，桃源恐不同。
鲸波万里外，倘是大王风。
田横尝避汉，徐福亦逃秦。
试问三千女，何如五百人?
槎归应有恨，剑在岂无嗔!
惭愧荆蛮长，空文采药身。
古曾称白狄，今乃纪红夷。
蛮触谁相斗，雌雄未可知。
鸠居粗得计，蜃市转生疑。
独惜炎洲路，春来断子规。
此为郑成功取台湾而作。全谢山所辑《张苍水年谱》，于康熙元年纪"公有《得故人书至台湾》诗"，下云："延平以长江之败丧师，自度无若国朝何，以得台湾为休息之计，故不听相国之言。""国朝"指清朝，"相国"指苍水。当郑成功与荷兰（红夷）相持不下时，遣参军罗纶，早返厦门，其言如此："古人云：'宁进一寸死，无退一寸生。'使殿下奄有台湾，亦不免于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别图所进哉！昔年长江之役，虽败犹荣；倘寻徐福之行踪，思卢敖之故迹，纵偷安一时，必诒讥千古，观史载陈宜中、张世杰两人褒贬，可为明鉴。夫虬髯一剧，只是传奇滥说，岂真有扶余足王乎！若箕子之君朝鲜，又非可语于今日也。"
《感事》期望郑成功为田横而勿为徐福，期望未免过高。原句作"童女三千笑，孤儿五百嗔"。田横五百壮士集体自裁，身后未闻有何孤儿，则此"孤儿"实兼用"东林孤儿"故事，意谓黄梨洲辈亦不以郑成功的举动为然。
按：顺治年间用兵的主要对象为西南；经略洪承畴一直不愿对永历施以过重的压力，意中似有所待。及至顺治十六年秋，郑成功功败垂成，知事不可为，东南之患既解，必以全力经营西南，永历虽已入缅，亦终难免，因而以目疾乞解任回京，原因即在不愿为陈洪范第二。至于吴三桂，起先亦不大起劲，及至郑成功思为海外扶余，知道他已失恢复中原的大志，清朝终于可以立定了，方始与爱星河积极进兵，贿通缅甸土著，于康熙元年将永历骗至昆明，四月间遇害。凡此铜山崩，洛钟东应的因果关系，为论史者所不可思。郑成功如仍守厦门，力图进取，不仅牵制清军，亦系遗臣志士之望，关系甚重,此所以张苍水阻郑成功入台；而当永历遇害的噩耗一传，郑成功旋于五月间病殁，殆深悔失计，抑郁而终。全辑郑谱，康熙元年述张苍水《瓯行志慨》诗，加按语云：
是诗为延平世子(按：郑经)而作。岛事自延平殁后，世子无意西出，亲族、兵将大都望风投款以封爵。于是朝议锐意南征，合红毛夷夹攻，郑人退守铜山。官军入岛，堕中左、金门两郭，收其妇女、宝货而北，两岛之民烂焉。世子入台郡，分诸将地，颇有箕裘之志，度曲征歌，偷安岁月，军不满千，船不满百，兵甲戈矛一切顿阙。相国两诗，深有慨乎言之矣!
总之，郑成功生平如果脱出政治上号召的意义，纯就史家的眼光来看，尚需另作评价。此处仅就张苍水的志节作一归宿。全谢山传张苍水云：
初，公之航海也，仓卒不得尽室以行，有司系累其家以入告。世祖以公有父，弗籍其家，即令公父以书谕公。公复书曰："愿大人有儿如李通，弗为徐庶；儿他日不惮作赵苞以自赎。"公父亦潜寄语曰："汝弗以我为忧也!"壬辰，公父以天年终，鄞人李邺嗣任其后事。大吏又强公之夫人及子以书招公，公不发书，焚之。己亥，始籍公家，然犹令镇江将军善抚公夫人及子而弗囚也。呜呼!世祖之所以待公者如此，盖亦自来亡国大夫所未有，而公百死不移，不遂其志不已，其亦悲夫!
按：此文中前之所谓"世祖"，实指多尔衮。其时世祖方幼，尚未亲政。己亥为顺治十六年。金陵之役以后，方始抄家。而世祖之遇亡国大夫格外优厚者，因为汉化已深，基本上是同情甚至佩服遗民志士的。
于是浙之提督张杰惧公终为患，期必得公而后已。公之诸将孔元章、符瑞源等皆内附，已而募得公之故校，使居舟山之补陀为僧，以伺公。会公告籴之舟至，以其为校，且已为僧，不之忌也。故校出刀以胁之，其将赴水死；又击杀数人，最后者乃告之，曰："虽然，公不可得也。公畜双猿以候动静，舟在十里之外，则猿鸣木杪，公得为备矣。"故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攀藤而入。暗中执公，并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
按："补陀"即普陀。时张苍水避居舟山外海，属于浙江南田县所辖的一小岛，名为悬岙。此"故校"，据《鲁春秋》记为宁波人孙惟法；"将"则吴国华；"子木"即罗纶；"冠玉"姓杨，为张苍水乡人子，故家后裔，父母双亡，从张苍水于海上，临刑时，当事者见其年幼，怜而欲释，杨冠玉表示义不独生，竟延颈就刃。
十九日，公至宁，杰以轿迎之，方巾葛衣而入。至公署，叹曰："此沈文恭故第也，而今为马厩乎?"杰以客礼延之，举酒属曰："迟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今日之举，速死而已!"数日，送公于杭，出宁城门，再拜叹曰："某不肖，有负故乡父老二十年来之望!"
又"阙名"著《兵部左侍郎张公传》，记此更翔实而生动：
甲辰秋，逻者获二卒为导，突往执之。被执登舟，所畜一小猴相向哀鸣，跃入水死。至郡城，提督张待以客礼；角巾葛衣，舆而入。张曰："张先生何以屡邀而不至?"答曰："父死不葬，不孝；国难无匡，不忠。不孝、不忠，羞见江东!"劝之降，不答。次日，送之赴省，前此投诚诸将卒者几千人，齐声号恸。煌言神色自若，出西门，曰："姑缓!"望北四拜，辞阙也；望郭门四拜，辞乡也。随与岸上送者拱手而别。登舟，左右翼而行，虑其赴水；笑曰："无庸!此非我死地!"
按：此为目击者所记，故推断"阙名"当为万斯同。万氏兄弟与张苍水交好；斯同生于崇祯十六年，康熙三年为廿二岁，当亲见张苍水从容就义，故所记如此。斯同复应聘入史馆，恐有所触忌，遂致"阙名"。
"阙名"又记其解往杭州的情形：
至武林，处于旧府。时总督赵廷臣劝降甚力，始终不答。自被执，即不食，日赋诗自娱。守者叩头哀恳，煌言徐曰："既办一死，何苦累若等。"乃复食，亦唯啖时果数枚而已。一日，督院赴馆，蹙额曰："老先生部文到矣!"煌言即起。肩舆至官巷口，口占曰："我年四十五，今朝九月亡；含哭从文山，一死万事毕。"端坐于地而正命焉。会城义士朱亶生、张文嘉等葬其遗骸于西湖南屏山(杭人称为南屏先生)净慈寺左邵皇亲坟翁仲后之左侧，遥与岳武穆、于忠肃两墓相望。煌言诗："西子湖头有我师。"从初志也。夫人董，先死；子万祺，前三日亦被刑于京口。幕客句容罗纶、鄞人杨冠玉，与煌言同死，俱葬于左右，三冢巍然。杨冠玉者，大家后裔，与煌言比邻。父母死，从之海上。临刑，当事见其幼，欲释之，冠玉曰："司马公死于忠，某义不忍独生!"延颈就刃。今寒食酒浆，春风纸蝶，岁时浇奠不绝；而部曲过其墓者，犹闻野哭云。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临难不苟免为人格修养上的基本要求，但真所谓"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因为成仁常在情势极度急迫之际，一方面不暇计及其他，一方面自我为悲壮义烈的情绪所鼓舞，轻生并不难；如果时机上有容人多想一想的片刻，往往就会迟疑踌躇，贪生之念，倏焉而起，一发不可抑。明臣殉节有脱靴入水，以水冷而怯，别谋自尽之道，这一来就死不成了。
又如龚芝麓，人品是绝不坏的，但亦以未能殉节，复未能归隐，致列名《贰臣传》。当时龚芝麓常跟人说："我原要死，是小妾不肯。"指顾眉生而言。龚对外人称顾为妾，而在家人故旧门生面前，视顾俨然敌体，称"顾太太"。龚妻颇贤惠，不受清朝的诰封，措辞极蕴藉，她说："我已受前明诰封，清朝的诰封给顾太太好了。"
按：其时，浙江总督为汉军镶黄旗人赵廷臣，顺治二年以贡生初授江苏山阳知县，迁江宁江防同知，因催征逾限罢职——即此便知是好官。顺治十年，以洪承畴之荐，随营委用；湖广既平，复定贵州，赵廷臣得为巡抚，旋擢云贵总督。康熙即位，调督浙江，张苍水被擒，为赵廷臣亲驻定海，与提督张杰所定议。《清史列传》载：
圣祖仁皇帝御极，调廷臣浙江总督，汇叙督云南荒田功，加太子少保。康熙二年，廷臣疏言，浙江逋赋不清，由征解繁杂，请以一条鞭起解之法，令各州县随征随解，布政司察明注册，至为简便；又请移海岛投诚官兵分插内地，杜贼人煽诱，定水师提镇各营设兵之制，以备水战；杭嘉湖三府毗连太湖、泖湖，易于藏奸，请增造快号兵船、援兵巡哨。部议俱从其请。时海敌郑成功死，廷臣招其党伪将军……独伪兵部张煌言率众远遁，廷臣驰赴定海，与提督哈尔库、张杰定议，檄水师由宁、台、温三府出洋搜剿，斩获六百余，降其伪副将陈栋。知煌言披缁窜伏海岛，廷臣选骁将徐元、张公午饰为僧人服，率健丁潜伏普陀山……擒获煌言。
赵廷臣是能臣，如世祖不崩，不能调往浙江；移浙即表示新君的四顾命大臣决意解决郑成功的问题。顺治十八年秋天，尽迁东南沿海各地之民往内地，为坚壁清野之计。此举破家无数，清朝官书讳言其事；张苍水《奇零草》中，有一题："辛丑秋，虏迁闽浙沿海居民；壬寅春，余舣棹海滨，来燕无巢，有感而作。"诗为五言古风：
去年新燕至，新巢在大厦。
今年旧燕来，旧垒多败瓦。
燕语问主人，呢喃语盈把。
画梁不可望，画舰聊相傍。
肃羽恨依栖，衔泥叹飘飏。
自言昨辞秋社归，比来春社添恶况。
一片蘼芜兵燹红，朱门哪得还无恙?
最怜寻常百姓家，荒烟总似乌衣巷。
君不见晋室中叶乱五胡，烟火萧条千里孤。
春燕巢林木，空山啼鹧鸪。
只今胡马复南牧，江村古木窜鼪鼯。
万户千门空四壁，燕来亦随樯上乌。
海翁顾燕三太息，风帘雨幕胡为乎?
又《清史纪事本末》载：
(顺治)十八年冬十月，弃降将郑芝龙于市，徙沿海居民，禁舟出海，从降将黄梧请也。郑氏在京者，无少长，皆被杀。下令迁界，禁渔船商舟出海，自是，五省商民流离荡析，而万里皆邱墟矣。
于此可知，郑成功如坚守海滨，五省商民，不致有此流离破家之祸。是故"阙名"不以为郑之取台湾为延明祚；在《张苍水传》末，下一断语："张煌言死，明朝始亡!"此真力足扛鼎的史笔。
钱牧斋《后秋兴》诗，言郑成功攻金陵，所以顿兵不进者，是因为正在接洽清军投降；今考其人，乃松江提督马逢知。世祖大渐时，尽释狱囚，唯两人不释，一为明朝最后的一个兵部尚书张缙彦，一即马逢知。董含《三冈识略》记：
马逢知起家群盗，由浙移镇云间，贪横僭侈，民殷实者，械至倒悬之，以醋灌其鼻，人不堪，无不倾其所有，死者无算。复广占民庐，纵兵四出劫掠。时海寇未靖，逢知密使往来；江上之变，先期约降，要封王爵，反形大露。科臣成公肇毅，特疏纠之；朝廷恐生他变，温旨征入，系狱，妻子发配象奴。未几，与二子俱伏法。当逢知之入觐也，珍宝二十余船，金银数百万，他物不可胜计，及死，无一存者。
《吴梅村诗集》中，有两首诗咏马逢知，一为《茸城行》，茸城即松江；一为《客请云间帅坐中事》，是一首七律。《茸城行》描马逢知的行径云：
承恩累赐华林宴，归镇高谈横海勋。
未见尺书收草泽，从夸名字得风云。
据此可知，清朝用马逢知，目的是希望他能安抚萑苻；结果一无所成，而贪黩横暴，则较土匪犹不如：
千箱布帛运轺车，百万鱼盐充邸阁。
将军一一数高赀，下令搜牢遍墟落。
非为仇家告兼并，即称盗贼通囊橐。
堂屋遥窥室内藏，算缗似责从前诺。
敢信黔娄脱网罗，早看猗顿填沟壑。
窟室飞觞传箭催，博场戏责横刀索。
贪财以外，复又好色：
将军沉湎不知止，箕踞当筵任颐指。
拔剑公收伍伯妻，鸣骲射杀良家子。
结果是：
江表争猜张敬儿，军中思缚卢从史。
枉破城南十万家，养士何无一人死!
按：《南史·张敬儿传》："敬儿为雍州刺史，居官贪残，民间一物堪用，无不夺取。"此辈自唯恐天下不乱，而其时四方宁谧，苦无"用武之地"，因而造一谣言，授江湖术士传播，谣言是："天子在何处，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谁?非猪即是狗。"敬儿所居，地名赤谷；小名狗儿，其弟小名猪儿。此言将天子自为，事闻伏诛。吴诗征此典，即董冈所谓"反形大露"之意。由张敬儿兄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北伐之前在湖南的军阀张敬尧、敬汤兄弟，真一丘之貉。马逢知是这样国人皆曰可杀的人物，而郑成功欲与通谋，即令有功，亦失民心，何况无功!计谋之拙，无逾于此，此又郑成功需再评价的一端。
至于卢从史，为唐朝贞元年间昭义军节度使，与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子承宗密谋叛乱，宰相裴垍说动从史牙将王翊元，尽泄从史阴谋及可取之状，以致从史被擒。照此典故而言，马逢知部下亦必有人输诚于朝廷，郑成功既通马逢知，则义师内部情况，亦可能为清朝所悉，其败殊非偶然。吴梅村有《七夕感事》五律一绝，于郑成功颇致讥评，诗曰：
南飞鸟鹊夜，北顾鹳鹅军。
围壁钲传火，巢车剑拄云。
江从严鼓断，风向祭牙分。
眼见孙曹事，他年著异闻。
此以郑成功的"江上之役"比拟为赤壁鏖兵。首以郑成功拟曹操，实非恭维，而是讥其自大。"鹳鹅军"典出《左传》，注谓"鹳鹅皆阵名"，用于此处，谓郑成功的部下有如童嬉。"围壁"不典，乃梅村自创的新词，壁者营垒，指清军扎于金陵西北城外的少数部队，以优势兵力不攻而围，计已甚左；"钲传火"者，士卒以钲传火而造饭，军前犹如寒食，乞火而炊，这顿饭吃下来，非半天不可，何能应变？不败何待?"巢车"典亦出《左传·成公十六年》："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注谓："巢车，车上有橹。"此指郑成功的水师而言。"剑拄云"者，将星如云，但于楼船上仗剑观望而已，此与"围壁"皆言郑军不攻，而期望旦夕间有变，不战而下金陵。
第二联上句写实；下句用借东风之典，言变生不测。"孙曹"指孙权与曹操。结句调侃绝妙，其实伤心出以诙谐，正见遗老心境之沉痛。
***
自世祖一崩，满洲亲贵大臣与汉大臣中的"北派"，立即对江南的世家士族展开镇压，顺治十八年正月廿九日上谕：
谕吏部户部："钱粮系军国急需，经营大小各官，须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为称职。近览章奏，见直隶各省钱粮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系前官积逋，贻累后官；或系官役侵挪，借口民欠。向来拖欠钱粮，有司则参罚停升，知府以上，虽有拖欠钱粮未完，仍得升转，以致上官不肯尽力督催，有司怠于惩比，枝梧推诿，完解愆期。今后经管钱粮各官，不论大小，凡有拖欠参罚，俱一体停其升转；必待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开复升转。尔等即会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内拖欠钱粮不完，或应革职，或应降级处分，确议具奏。如将经管钱粮未完之官升转者，拖欠官并该部俱治以作弊之罪。"
这道上谕，称为"新令"，发展为所谓"奏销案"。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官员、绅士、士子因欠完田赋，或黜革，或逮捕，或刑责，达一万数千人之多。
董含《三冈识略》记：
江南赋役，百倍他省，而苏松尤重。迩来役外之征，有兑役、里役、该年、催办、捆头等名；离派有钻夫、水夫、牛税、马豆、马革、大树、钉、麻油、铁、箭、竹、铅弹、火药、造仓等项。又有黄册、人丁、三捆、军田、壮丁、逃兵等册。大约旧赋未清，新饷已近，积逋常数十万。时司农告匮，始十年并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巡抚朱国治，强愎自用，造欠册达部，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如某探花欠一钱，亦被黜，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夫士夫自宜急公，乃轩冕与杂犯同科，千金与一毫等罚，仕籍学校，为之一空，至贪吏蠹胥，侵没多至千万，反置不问。吁，过矣!后大司马龚公，特疏请宽奏销，有"事出创行，过在初犯"等语，天下诵之。
按：董含字阆石，董其昌的孙子，顺治十八年的进士，而就在这年因为欠赋而被斥革。所谓"某探花"，指昆山叶方蔼，顺治十八年一甲第三名及第，在欠赋册中，指他"欠折银一厘"。叶方蔼时为翰林院编修，具奏云："所欠一厘，准今制钱一文也。"但即使只制钱一文，仍须丢官，民间因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后于康熙十二年复起，位至一品，谥文敏。
"大司马龚公"指龚芝麓。当康熙二年，方官左都御史，于八月间具奏："请将康熙元年以前催缴不得钱粮，概行蠲免。有司既并心一事，得以毕力见征；小民亦不苦纷纭，得以专完正课。"奉旨"下部知之"，即准奏之谓。苛扰两年有余，至此告一段落，但已不知几人破家、几人毙命、几人出亡。而因果报应之中最令人感慨者，则为周寿昌《思益堂日札》所记一事：
国初江南赋重，士绅包揽，不无侵蚀。巡抚朱国治奏请穷治，凡欠数分以上者，无不黜革比追，于是两江士绅，得全者无几。有乡试中式而生员已革，且有中进士而举人已革，如董含辈者非一人。方光琛者，歙县廪生，亦中式后被黜，遂亡命至滇，入吴三桂幕。撤藩议起，三桂坐花亭，令人取所素乘马与甲来，于是贯甲骑马，旋步庭中，自顾其影叹曰："老矣!"光琛佐左厢出曰："王欲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笼中，烹饪由人矣!"三桂默然，反遂决。军中多用光琛谋。吴世败，光琛亦就擒，磔于市。
方光琛为明朝礼部尚书方一藻之子。当吴三桂举事时，朱国治适为云南巡抚，冤家路狭，为吴三桂缚去祭旗开刀，死状甚惨。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云：
抚臣朱国治既以钱粮兴大狱，又杀吴郡诸生一二十人，知外人怨之入骨，适以丁忧罢。故事：隶旗下者例不丁忧，守丧二十七日，即出视事。公守丧毕，具疏请进止，朝议许其终制，另推新抚韩公世琦。尚未莅位，朱恐吴人为变，仓猝离位，轻舟遁去，吴中为幸。朝议以大臣擅离汛地，拟降五级，而严旨切责，革职为民。后于康熙十一二年复抚滇中，值吴三桂变，提去开膛枭示。
所谓"杀吴郡诸生一二十人"，指有名的"哭庙案"，金圣叹死于是役。自"江上之役"以后，朝中亲贵及用事大臣，以江南人心未尽帖服，因指派小酷吏朱国治抚吴，但在世祖未崩前，亲裁大政，朱国治尚未能肆逆；及世祖既崩，了无顾忌，金圣叹首当其冲。"哭庙案"及朱国治的下场，以后再谈；此处就"奏销案"中受荼毒的南方数省士绅而知名者，略志其遭遇：
一、吴梅村：顺治十年，被迫出山，授国子监祭酒。顾伊人撰《吴梅村先生行状》云："间一岁，奉嗣母之丧南还，上亲赐丸药，抚慰甚至。先生乃勇退而坚卧，谓人曰：'吾得见老亲，死无恨矣!'未几，朱太淑人没，先生哀毁骨立。复以奏销事，几至破家。"
按：《梅村诗集》有七律一首："注就梁丘早十年，石壕忽呼荜门前。范升免后成何用?宁越鞭来绝可怜!人世催科逢此地，吾生忧患在先天。从今陴上田休种，帘肆无家取百钱。"此诗共两首，题作"赠学易友人吴燕余"，而此首除起结两句与《易经》典故有关外，通首皆咏追欠赋，二句"石壕忽呼荜门前"，刻画如见；下句用后汉范升免官典，则梅村似亦在革职之列；四句则晋朝北海太守王承，不鞭犯夜的书生，而竟鞭挞，折辱斯文，故有下句"人世催科逢此地"之叹。结尾两句，感慨更深，扬雄世世种陴上之田，从今休种，则耕读传家亦不可得,不如严君平卖卜，日得百钱自赡。"无家"二字绝沉痛；而他人学易，谓之为将来可资以卖卜，非赠人之体，实亦愤激使然。
又《研堂见闻杂记》云："其革职废绅，则照民例，于本处该抚发落。吾州在籍诸绅，如吴梅村、王端士、吴宁国、黄庭表、浦圣卿、曹祖来、吴元祐、王子彦，俱拟提解刑部，其余不能悉记。"提解惨状见邵长蘅《青门麓稿尺牍》，致表兄杨廷鉴书：
江南奏销案起，绅士维黜籍者万余人，被逮者亦三千人。昨见吴门诸君子被逮，过毗陵，皆铛手梏，徒步赤日黄尘中。念之令人惊悸，此曹不疲死，亦道渴死身。旋闻有免解来京之旨，洒然如镬汤炽火中一尺甘露雨也。
按：此为康熙元年盛夏之事。五月间有特旨：无论已到京、未到京，皆释放还乡。
又《研堂见闻杂记》云：
吴下钱粮拖欠，莫如练川，一青衿寄籍其间，即终身无半镪入县官者。至甲科孝廉之属，其所饱更不可胜计，以故数郡之内闻风蝟至，大僚以及诸生，纷纷寄冒，正供之欠数十万。会天子震怒，特差满官一员，至练川勘实。既至，危坐署中，不动声色，但阴取其名籍，造册以报。时人人惴恐，而又无少间可以窜易也。既报成事，奉旨即按籍追擒，凡欠百金以上者一百七十余人，绅衿俱在其中；其百金以下者则千计。时抚臣欲发兵擒缉，而苏松道王公纪止之，单车至练川，坐明伦堂。诸生不知其故，以次进见；既集，逐一呼名，叉手就缚，无得脱者，皆铛锁系，两隶押之，至郡悉送狱，而大僚则系之西察院公署。
此所谓一百七十余人也，其余犹未追录。原旨械送都下，抚臣令其速行清纳，代为入告，即于本处发落。于是旬日之间，完者十万。犹有八千余金，人户已绝，无从追索，抚臣仍欲械送，道臣王公及好义乡绅，各捐金补偿乃止。然额课虽完，例必褫革，视原欠之多寡，责几月，枷几月，以为等杀，今犹未从决遣也。
独吾友王惟夏，实系他人影立，姓名在籍中；事既发，控之当道，许之题疏昭雪。惟夏亦谓免于大狱，不意廷议以影冒未可即信，必欲两造到都合鞫，于是同日捕到府；后其余免械送，惟夏独行。
按：练川为常熟的别称。明朝江南绅权素重，常熟以钱氏巨族，更为豪横，但亦历任地方官本乎"为政不得罪巨室"的乡愿作风积渐而成。"练川之狱"为"奏销案"的先声，易言之，"奏销案"为"练川之狱"的发展。如上所引，既捕系责令清纳，而又褫革功名，而又分别枷责，既罚又打，想见朱国治治吴之苛。
至于王惟夏一案，别有说法。王惟夏名昊，又字维夏，为王世贞之后。明朝自嘉靖末年以来，弇州名重无比，"三槐堂王"实为江南世家之最；廷议必欲"两造到都合鞫"，无非有意折辱斯文。
今日发笔，首须向读者致歉的是，昨稿着笔时，因"练川"忆及"琴川"，随即想到吴梅村的《感旧》；玉京道人卞赛赛初遇梅村于秦淮，欲以身相许，而梅村故作不解。后数年已易代，梅村做客常熟，闻玉京亦在此，偶话旧游，主人"尚书某公"(按：自然是钱牧斋)，"请为必致之"，座客皆停杯，打算留着量喝喜酒。谁知玉京一到，知是梅村，回车入内宅与柳如是话旧，竟不愿见梅村一面。我一向觉得梅村的这段唯一韵事，也是恨事，令人回肠荡气，惘然不甘。因而一时错觉，竟以心中的琴川为笔底的练川；但所记常熟钱氏豪横，逋欠者众，亦为实情。
至于练川，正是王世贞"弇山堂"所在地的太仓。王为中国第一大姓，其源凡四，而以琅玡王居首。晋室南渡，王谢子弟散居各地，即在北方，亦不尽留于琅玡，其中有一支迁山东莘县，我曾作考证，其地即为《金瓶梅》的主要背景。莘县王氏，至宋真宗朝出一名相王旦；东坡《三槐堂铭》，即为莘县王氏而作。金兵入汴，王旦之后随宋室南渡，郡望特标"三槐堂王"，以别于东晋时侨寄江南的"琅玡王"。王世贞即为"三槐堂王"。
太仓王氏自王锡爵入相而愈贵，锡爵之后出丹青两名家，即其孙时敏(烟客)及时敏之孙原祁(麓台)。山水"四王"，太仓占其三，王烟客祖孙之外，另一王为王鉴，字元照，曾为廉州知府，故人称王廉州，他是王世贞的曾孙，而王惟夏为王元照的从兄弟。惟夏之叔子彦，为王世贞之弟世懋的孙子，与吴梅村以中表而为儿女亲家。《梅村诗集》中赠王子彦叔侄之诗甚多，类皆愁苦之音；有《送王子惟夏以牵染北行》五律四首。《梅村诗集笺注》于"牵染"条下作按语云："惟夏北行，不知所缘何事。《集览》谓系奏销案，细味诗意，了不相似。且奏销之狱，江南不下数百人，未闻被逮入京也。"殊不知即由于节外生枝的必使两造至京"合鞫"之故。
吴诗虽号称诗史，但如《圆圆曲》等不稍宽贷；而于当世时政，则言婉而意苦，但乞于怜，至多讽示，不敢公然指斥。如送惟夏四律，即为一例，"其三"云：
客睡愁难起，霜天贯索明。
此中多将相，何事一书生?
薄俗高门贱，清时颂系轻。
为文投狱吏，归去就躬耕。
按：此诗体例稍异，乃设身处地为王惟夏在解京途中抒感。"客睡"者宿于邮驿；少陵《客夜》诗："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首句言长路漫漫，愁不成寐，因枕上所见唯"霜天贯索明"之故。《晋书·天文志》："贯索九星，贱人之牢也。一曰……九星皆明，天下狱烦。"此为触景生情、虚实相生的写法，因霜天星明而推想贯索九星皆明；既天下狱烦，则此去诚恐不免，故客睡生愁。
"此中多将相"为"狱烦"的注脚。世祖初崩，朝局大翻，将相系狱，原自有故，乃何事又牵一书生在内?第一联借惟夏之自叹，寄沧桑之深慨。
第二联上句轻，下句重。"颂系"典出《汉书·惠帝本纪》，"颂"者容也，谓虽被系，仍加宽容，不必锒铛就道。以此，唯夏乃得自宽自慰，计唯至狱一投"亲供"，是非自明，便可得释；释则即当归去，如三国时田畴之"躬耕以养父母"。
"其四"云：
但可宽幽系，从教察孝廉。
昔人能荐达，名士出髡钳。
世局胥靡梦，生涯季主占。
定闻收杜笃，宁止放江淹。
此末一首乃慰惟夏，兼为之向当道陈情。首言如不必以刑责为急，略宽其狱；进而察其人品，可当孝廉方正之举。"髡钳"不过城旦之刑，殊非重罪，其中亦颇出名士。《后汉书·刘平传》："数荐达名士。"第一联上下两句，皆强调王惟夏名下不虚。
第二联则颇寄感慨，"役囚徒以锁连缀"，谓之"胥靡"，见《汉书·楚元王传》注。上句"世局胥靡梦"，稍嫌费解，或另有本事亦未可知；下句"生涯季主占"则用《史记·日者传》楚人司马季占卜于长安东市的典故，言乱世祸福无端；但从好处去想：不止如江淹在狱中上书王景，得以释放，且极可能如后汉杜笃，因在狱中作《大司马吴汉诔辞》，为光武激赏，赐帛免刑得官。
按：当时在朝的吴中大老为金之俊，吴江人，明朝万历年间进士，颇受世祖礼遇；本可领导南派，抗议苛政，但结果竟上了"认罪"一疏，孟心史先生谈奏销案，转引陆文衡《啬庵随笔》云：
抚公朱，因见协饷不前，创为绅欠衿欠之法，奏销十七年分钱粮，但分厘未完，即挂名册籍，且以"抗粮"。司农方拟驳核，而曹溪相国子侄，亦册欠有名，亟上认罪一疏，于是概不敢议宽免，照新例革职枷责者，至一万三千五百十七人云。
按：户部堂官别称"司农"。其时户部汉尚书、左右侍郎为杜立德、郝惟讷、朱之弼，籍隶宝坻、霸州、大兴，虽皆北人，而与冯铨、刘正宗辈大异其趣。杜立德治狱平恕，辛酉科场案，南士多赖其保全；郝惟讷持大体，论事务求平允；朱之弼内行修笃，凡所献替，皆主于爱民。度支三长官皆不以朱国治的苛扰为然，准备驳斥，哪知吴中在朝的大老都已"认罪"，户部再议宽免，岂非"倒行逆施"?孟心史说他曾见过当时江流的一通函札，称金之俊为"三吴大罪人"!稽诸史实，金之俊当时确为三吴所共弃。
略晓明清之际史事者，都知道有"十从十不从"之说，或谓之为"十不降"。就现代的观点来看，金之俊所献之策，确为"统战"的高招，譬如衣冠之制，男子必须薙发留辫，不得如明朝之戴网巾；而女子不必如旗下之天足、着旗袍。男子生则如清朝之制，死则可用明朝衣饰入殓，终清皆然。此即所谓"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在男性中心社会中，女可"不从"并不表示赋予女性以反抗的自由；"死不从"则是骗人的话，但确实发生了骗的作用。世有如鲁迅之所谓"阿Q"者，金之俊可说是代表人物。
金之俊其时将近七十，在此以前，一直告病，而终始蒙优诏慰留。至康熙元年秋，亦即王惟夏旅途中愁不成寐时，金之俊以内不自安，终于以原官致仕。而时人诗文中，绝不提此人，殆与三吴名流不通吊问。如此衣锦还乡，不还也罢。金之俊的乡居生活，不但寂寞，而且颇受骚扰，经常有人在他家大门上贴"大字报"骂他。金之俊不堪其扰，诉之于江南江西总督郎廷佐。郎自"江上之役"转危为安后，一直坐镇两江，为督抚中的第一流，结果受了金之俊的累。蒋氏《东华录》康熙八年正月第一条记载：
书正月丁未：先是大学士金之俊予告在籍，获有诋毁伊之匿名帖，呈送江南江西总督郎廷佐；后又获施君礼所投首词，称前项谤帖乃施商雨等所作，亦行呈送郎廷佐，即行提人犯究审，随以谤帖首词始末入告。得旨："匿名乃奸恶之徒，造写陷害平人，如见其投掷，拿获理应照律从重治罪。今施君礼称，为施商雨所作，乃不自行持首，将帖掷于金之俊门首，事属可疑。若因此匿名帖察拿究问，则必致株连无辜；且律载：收审匿名帖者，将审问之人治罪。于商雨等俱不必察拿究问。金之俊系大臣，将匿名帖送总督究审；郎廷佐系总督，将匿名帖收受察拿，生事不合。着议处!"至是，吏部以金之俊、郎廷佐并应罚俸议上，得旨：金之俊着革去宫保衔；郎廷佐于病痊起用日，降四级调用。
越一年，金之俊下世，年七十八，谥文通。清朝文臣谥文通者只两人，皆为贰臣，即金之俊与王永吉。金、王人品差不多，但金之俊身后寂寞异常，当时江南名流诗文，无有及此人者，因此，后世《疑年录》之类的参考书多无金之俊之名，如笔者案头中华版《古今人名辞典》及商务版姜亮夫辑《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即是。尤可怪者，姜亮夫于其书序例中言，曾得吴江金松客之助；金既为吴江人，则纵非金之俊族裔，亦必无不知金之俊之理，知而不录，则为有意摒弃，殆亦"我到君前愧姓秦"之意?
于此可见，人之传名，流芳固难，遗臭亦不易。忝持野史之笔，岂可不为读者一索其真相？邓文如《清诗纪事初编》谓金之俊有《金文通公集》二十卷，顺治中先刻《外集》，续刻《息斋集》，身后都为此集，而尽削前明所作；又谓其"本不能文，而自命欧、曾"，"诗则仅具腔拍而已"。其才如此，其品则邓书别有征引：
苏瀜《惕斋见闻录》称之俊归吴，营太傅第，后街曰"后乐"，前巷曰"承恩"。吴人夜榜其门曰："后乐街前长乐老；承恩坊里负恩人。"又曰："仕明仕闯仕清，三朝'之俊'杰；纵子纵孙纵仆，一代'岂凡'人。"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亡八；孝弟忠信礼义廉无耻。"妻颇贤，别居不受新诰，曰"我自有诰封"。侄某尝责之俊监斩二王。本传称之俊卒前一年，以送究匿名帖事削太傅衔。是乡评物论，皆不与之。
上引之文，标点为笔者所加。第一联则金之俊以范仲淹自命，而吴人以冯道相拟。第二联嵌金之名字，之俊字岂凡。第三联疑原作录叙有误，应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礼义廉"，上联隐"忘八"，下联隐"无耻"。
至所谓"监斩两王"，一为明太子慈烺，《东华录》载：
顺治元年十二月辛巳(十五日)，有刘姓者，自称明崇祯太子，内监杨玉为易服，送至故明周后父周奎家。时崇祯帝公主亦在奎所，相见掩面泣。奎跪献酒食。既而疑其伪，具奏以闻。随令内院传故明贵妃袁氏及东宫官属、内监等辨识，皆不识。问以宫中旧事，亦不能对。袁氏等皆以为伪，唯花园内监常进节、指挥李时荫等执以为真。吏部侍郎沈惟炳、御史赵开心、给事中朱徽等各言事关重大，宜加详慎。因下法司复勘，得假冒状。杨玉、李时荫等十五人皆弃市。以开心奏中有"太子若存，明朝之幸"一语，亦论死，因系言官，免罪，罚俸三个月。仍令内院传谕内外，有以真太子来告者，太子必加恩养，其来告之人亦给优赏。
按：周奎叔侄所献者，实为真太子，孟心史考证此案极确。清朝自以为得天下极正，应吴三桂之请入关，逐李自成，乃为明朝复仇。既然如此，则有明朝太子出现，纵不能拱手让还天下，亦当恩养，所以非指为伪，不能诛戮。后四十年，康熙获崇祯皇四子永王慈灿，亦如法炮制，指真为伪，以成其杀。至于另一王，则为李自成自山西俘来的晋王。
金之俊在明朝官至兵部右侍郎，降清后"仍原官"，至顺治二年六月调为吏右。监斩向归刑部右侍郎，而其时刑部两汉侍郎为孟乔芳、金和玉，不知何以由金之俊监斩?如系临时指派的差使，则非己之职，本可疏辞；倘为自告奋勇，那就更不可恕了!宜乎为其侄所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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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得读者陈君来书，询以对郑成功如何再评价，以及顾亭林及钱牧斋对"江上之役"的看法，嘱为一谈，敢不如命。按："江上之役"为延明祚的唯一良机，无奈郑成功将略甚疏，以致一夕生变，竟成"异闻"。两年以后，世祖新丧，此又一良机，而郑成功必欲取台，张苍水固谏不听。半年以后，新朝脚步已稳，于是发生一连串的悲剧：
一、清朝用郑成功叛将黄梧之议，一方面五省迁界，坚壁清野，为暂守之计；一方面杀郑芝龙，表示与郑成功决绝，亦即表示已不以郑成功为患。
二、由于东南无忧，乃得集中全力解决永历。吴三桂亦不复有所瞻顾，以重金购缅人为内应，于是年十二月初，俘获永历。是则杀永历者，虽由吴三桂直接下手，等于郑成功间接促成。
三、郑经本为逆子，当顺治十八年夏秋间，郑成功与荷人僵持时，已有"子弄父兵"的谣传；及至康熙元年，乃有通乳媪生子的丑闻。而"父死、君亡、子乱"之外，复有"将拒"的情事，而此皆由郑成功自取。民国十六年顾颉刚在杭州得一旧钞本，为崇祯十三年进士、鄞县林时对所撰的《荷锸丛谈》，叙郑成功死状云："子经，乳名锦舍，拥兵与父抗，成功骤发癫狂。癸卯(高阳按：应为壬寅)五月，咬尽手指死。"此必郑成功命黄昱至厦门，监杀郑经及其母董氏，郑经拥兵相抗，予郑成功极深的刺激而发癫狂。所谓"将拒"，殆指部将不奉己命，而为其子所用。
因此，郑成功的再评价，固绝不能抹杀其开台之功，但论"反清复明"的志节，则颇有疑问。至其将略之疏，只看黄梧、施琅不能为其所用，张苍水、甘辉之言亦不见听，可知其余。
至于顾亭林、钱牧斋对"江上之役"的看法，不妨并叙。兹先谈钱牧斋的《投笔集》，前后"秋兴"一百零八首，首八律题作"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下注："乙亥七月初一日，正郑成功初下京口、张苍水直逼金陵之际。"
兹录其第一首及第八首如下：
龙虎新军旧羽林，八公草木气森森。
楼船荡日三江涌，石马嘶风九域阴。
扫穴金陵还地肺，埋胡紫塞慰天心。
长干女唱平辽曲，万户秋声息捣湛。(其一)
金刀复汉事逶迤，黄鹄俄传反复陂。
武库再归三尺剑，孝陵重长万年枝。
天轮只傍丹心转，日驾全凭只手移。
孝子忠臣看异代，杜陵诗史汗青垂。(其八)
第八首自注："少陵诗：周宣汉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异代看。"以结句言，固以少陵自命，如郑成功果然成功，则中兴鼓吹，尚有无数气象堂皇的佳作。无奈"后秋兴八首"便是一片惋叹之词了。
这"八首"题下小注："八月初二日闻警作。"按：清军于七月廿三日由梁化凤出仪凤、钟阜两门，洞穿民居为通路，以轻骑袭郑军前营，郑成功仓皇撤退，"质明，军灶未就，虏倾城出战，军无斗志，竟大败"。距得镇江，适为匝月；三、四日间即已扬帆而去。张苍水于七月廿九日得报，而常熟于八月初二闻警。诗云：
王师横海阵如林，士马奔驰甲仗森。
戒备偶然疏壁下，偏师何竟溃城阴?
凭将按剑申军令，更插刀儆士心。
野老更阑愁不寐，误听刁斗作秋砧。(其一)
羽檄横飞建旆斜，便应一战决戎华。
弋船迅比追风骠，戎垒高于贯月槎。
编户争传归汉籍，死声早已入胡笳。
江天夜报南沙火，簇簇银灯满盏花。(其二)
龙河汉帜散沉晖，万岁楼边候火微。
卷地楼船横海去，射天鸣镝夹江飞。
挥戈不分旄头在，反旆其如马首违。
啮指奔逃看靺褐，重收魂魄饱甘肥。(其三)
"刀"即靴刀，谓大将临阵，插刀于靴，败则自杀，期免被俘受辱。第一首谓郑成功有不胜则死的决心，而戒备偶疏，偏师竟溃，恕词之中，有责备之意。
第二首两联，盛道军力之强，旁观者皆以为必胜无疑，岂意倏忽之间，汉帜竟共沉晖俱散!
第三首写郑成功之败，颇为含蓄。"龙河"即"护龙河"，在上元县西，首句言金陵兵溃；京口有"万岁楼"，故次句指镇江不守，但"候火虽微，可以燎野"，希望未绝；三句谓郑军入海；四句写清军反攻，"鸣镝"者匈奴冒顿所创，"射天"七字，刻画清军气锐，精警异常。五句"分"读仄声，作名分之分字解；"旄头"即二十八星中的昴，为胡星。"挥戈不分旄头在"，谓虽用武，不料胡星不灭；六句言将士不用命；七、八写清军因祸得福。
四、五两首，可答读者之问。第四首是：
由来国手算全棋，数子抛残未足悲。
小挫我当严警候，骤骄彼是灭亡时。
中心莫为斜飞动，坚壁休论后起迟。
换步移形须着眼，棋于误后转堪思。
此首纯为慰勉郑成功，语气吻合师徒关系。慰以卷土重来，犹未为晚；勉以记取教训稳扎稳打。起句以棋局为喻，结句仍归之于论棋。"着眼"即所谓"做眼"，既得之地，先须求活，再求进展。当时如能先取崇明，确保归路不断，则镇江可守，事当别论，此即"棋于误后转堪思"之意。第五首云：
两戒关河万里山，京江天堑屹中间。
金陵要定南朝鼎，铁瓮须争北顾关。
应以缕丸临峻坂，肯将传舍抵孱颜？
荷锄父老双含泪，愁见横江虎旅班。
八首之中以此一首透露最多。全诗分两解，前解论战略，后解论战术。唐贞观中，李淳风撰《法象志》，以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两戒"，大致以黄河为中线，北为"北戒"，限戎狄；南为"南戒"，限蛮夷。"两戒关河万里山"下接"京江天堑屹中间"，可知着眼于南戒的长江，而尤重京江。"北顾"即北固；"铁瓮"为润州的别称，润州即镇江。三、四言能守北固、保润州，则长江天堑，北军何由而渡，南朝可以定鼎金陵。当时恢复的计划是打算与清军划江而治，为由顾亭林所指导而订定的大计。《亭林诗集》中，数数言及，早在弘光即位时，《感事》四律中，即有"自昔南朝地，常称北府雄"之句，萌始创建另一个东晋的构想。至顺治五年，此一构想成熟，有诗为证：
异时京口国东门，地接留都左辅尊。
囊括苏松储陆海，襟提闽浙壮屏藩。
漕穿水道秦隋迹，垒压江干晋宋屯。
一上金山览形胜，南方亦是小中原。
这首七律的题目，就叫"京口"。京口在南京之东，"异时京口国东门"，即以"金陵要定南朝鼎"之故。又顺治六年《春半》诗："晚世得先主，只作三分事，干戈方日寻，天时自当至。"亦为欲图偏安之一证。而亭林则以武侯自命，如顺治七年春，《重至京口》：
云阳至京口，水似已川萦。
逶迤见北山，乃是润州城。
城北江南旧军垒，当年戍卒曾屯此。
西上青天是帝京，天边泪作长江水。
江水绕城回，山云傍驿开。
遥看白羽扇，知是顾生来。
此外，诗中仰慕诸葛，而思步武之句，不一而足。至于浙东义师，数至金焦，则不独为顾亭林力赞之谋，且亦曾实际参加行动，悼亡诗"北府曾缝战士衣，酒浆宾从各无违"，可知顾家曾为海上义师的"粮台"。顺治十一年春，张名振、张苍水大举入长江，在金山遥祭孝陵，其后以"上游师未至"，无功而返。顾亭林有《金山》长歌一首，为研究他的战略思想最重要的根据。诗云：
东风吹江水，一夕向西流。
金山忽动摇，塔铃语不休。
水军一十万，虎啸临润州。
巨舰作大营，飞舻为前茅。
黄旗亘长江，战鼓出中洲。
举火蒜山旁，鸣角东龙湫。
故侯褒鄂姿，手运丈八矛。
登高瞩山陵，赋诗令人愁。
沉吟横槊余，天际旌旆浮。
忽闻黄屋来，先声动燕幽。
阖庐用伍胥，鄢郢不足收。
祖生奋击楫，肯效南冠囚!
愿言告同志，努力莫淹留。
此诗至"赋诗令人愁"止，全为写实。"塔铃"典出《晋书·佛图澄传》，佛图澄是印度人，但非和尚，而为道士，神通广大，据说塔铃作声，乃是胡语，预言军事吉凶，而只有佛图澄能通其语，石勒常倚之以明胜败。"金山忽动摇，塔铃语不休"，见得情势严重，领起"水军一十万"，弥见声威之壮。"蒜山"连接北固，相传武侯与周瑜曾于此谋拒曹操，故一名算山；"龙湫"则在东面的九灵山中。此言水军一到，东西有义师响应。
"故侯"指定西侯张名振；"赋诗令人愁"下接"沉吟横槊余"，则知仍用曹孟德横槊赋诗之典，所谓"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以期约之师不至，进退失据，故尔生愁。
此下则为顾亭林对此役的检讨及谋划，"天际旌旆浮，忽闻黄屋来，先声动燕幽"三句，为模拟之词。"黄屋"即"黄幄"，天子的行帐，意谓此时若能奉永历或监国的鲁王亲临前线，则将震动北朝；而金陵一下，初步可望为东晋偏安之局。
"伍胥"指郑成功。其时郑芝龙已为清朝掌握；成功生母称为"翁氏"者，则于清军初入闽南时，因恐被俘受辱而自杀。在顾亭林看，郑成功于清朝，有囚父死母之仇，故拟之为伍子胥。"鄢郢不足收"亦非漫征伍员助吴平楚之典；"鄢郢"即荆州一带，居长江上游，东晋之能站住脚，由于荆州未失；当时的计划，南朝定鼎，首须经营上游，此可从施琅的议论中获知端倪。
据李光地记述，曾与施琅谈"江上之役"，施琅的看法，即应以优势水军上掠荆襄，确保下游。至于"应以缕丸临峻坂，肯将传舍抵孱颜"是论战术，亦正切中郑成功之病。兵贵神速，应如丸之走坂，乘势急下。郑成功得镇江后，若由陆路直趋金陵一百七八十里路，至多四日可达，先声夺人，足令守军胆寒；岂意仍循水道，逆流上行，走了十天才到，此真是"肯将传舍抵孱颜"了。
"孱颜"即巉岩，山高峻不齐貌。东坡诗："我行无迟速，摄衣步孱颜。"从容游山，可行则行，当止则宿于传舍，行军岂可如此?故以"肯将"设为疑问的语气。结尾两句"荷锄父老双含泪，愁见横江虎旅班"，"荷锄"二字有两义：郑师遁走在七月下旬，炎威未杀，而父老犹荷锄田间，可知江南民生疾苦，此为一义；荷锄犹揭竿，父老荷锄，准备起义响应，不意"虎旅"已"班"，其悲可知，此为又一义。衡情度理，以后一义为是。
《后秋兴之十》八首，为世祖崩后所作，题下自注："辛丑二月初四日，夜宴述古堂，酒罢而作。"按：其时哀诏已到江南，国有大丧，罢宴止乐，而钱毫不理会，且特作此注，幸灾乐祸之心，溢于言表，因此乾隆于贰臣之中，对钱谦益格外痛恨，曾有题牧斋《有学集》诗云："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哪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为孟八郎。"以此诗笔题《有学集》倒确是为钱牧斋的诗文增光了。
此八首诗极有意味，后四首尤妙。其第五首云：
云台高筑点苍山，异姓勋名李郭间。
整束交南新象马，恢张辽左旧河关。
蓬蒿茇舍趋行在，布帛衣冠仰帝颜。
郑璧许田须努力，莫令他日后周班。
此诗深可推敲。就表面看，为鼓励西南永历朝将帅乘机而起，努力恢复；但暗中有劝吴三桂举义之意。吴三桂于三吴自有渊源，钱牧斋欲致意于吴三桂，有两条途径：一是经由柳如是、陈圆圆转达；二是经由吴三桂的女婿王永宁媒介。按：苏州拙政园，入清后为陈之遴所有，陈之遴败，吴三桂购此园以赠其婿王永宁，正为此时之事。
"茇"读为沛；"茇舍"，即行军郊野，借长林丰草露宿之意，《周礼》郑注所谓"军有草止之法"，即指此。"蓬蒿茇舍趋行在"，似为劝吴三桂潜行朝帝；末两句绾合《左传》"郑伯请释泰山之祀，以祀周公"、"以璧假许田为周公祊"，及"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两故事，大致是敦促西南方面应如郑伯之拥戴周室，努力使"朱三太子"正位，否则一旦恢复，论功行赏，爵位就会落在后面。鲁指鲁王；鲁王既然监国，又近在东南，则一旦"定鼎南朝"，自必主政而握赏罚之权，犹《左传》中所谓"使鲁次之"。语意双关而幽深，一代文宗，询为不愧。
第六首云：
辫发胡姬学裹头，朝歌夜猎不知秋。
可怜青冢孤魂恨，也是幽兰一烬愁。
衔尾北来真似鼠，梳翎东去不如鸥。
而今好击中流楫，已有先声达豫州。
首两句言世祖好游猎，而妃嫔相从。颔联上句正指董小宛；下句"幽兰"，据钱遵王注，引宇文懋昭《大金国志》："义宗传位丞麟之后，即闭阁自缢，遗言奉御绛山，使焚之。其自缢之处曰'幽兰轩'，火方炽……绛山留，掇其余烬，以敝裘瘗于汝水之旁。"按：金义宗即金哀宗；蒙古兵入汴京，哀宗走蔡州，河南汝宁府，以府治为行宫，筑轩其中，即幽兰轩，亦称幽兰客。拟世祖为金哀宗，其事不侔，聊且快意而已。但"幽兰"与"青冢"相对，别有意趣；此言小宛虽埋恨地下，但亦不免为世祖之崩而伤心。
项联上句用《新唐书·李密传》"密将败，屯营，群鼠相衔尾，西北度洛"的典故；下句不典，东坡诗"病鹤不梳翎"，易"鹤"为"鸥"，纯为迁就原韵之故。"东去"谓清军败逃出关，然而此亦不过钱牧斋意中的"先声"而已。
第七首云：
旄头摧灭岂人功?太白新占应月中。
扫荡沉灰元夕火，吹残朔气早春风。
揭空铙鼓催花白，搅海鱼龙避酒红。
从此撑犁辞别号，也应飞盏贺天翁。
"旄头"之解已见前，言世祖之崩由于"天诛"。次句典出《酉阳杂俎》："禄山反，李白制《胡无人》，言太白入月敌可催，及禄山反，太白蚀月。"顺治十八年三月十五月食，此在前一年颁朔时即已推知，因用作世祖将死的占验。颔联上下句皆言世祖崩于元宵之夜、立春之后(按：是年阴历正月初七，为阳历二月五日，正当立春)。
项联上句，"铙鼓"本为军鼓之一，此处借用击鼓催花之鼓；"揭"训举，"揭空"谓高举，高举铙鼓催发之花，非红而白，乃描写服丧。按：此八首中第二首结句"而今建女无颜色，夺尽燕支插柰花"，兼用乐府《匈奴歌》："失我燕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及《晋书·成慕杜后传》："三吴女子相与簪白花，望之如素柰，传言天公织女死，为之着服，至是后崩。"两典。"建女"为建州女子之简称，言世祖之崩正为收复失土的良机。此首中的"催花白"，重申其意。
"搅海"句，钱遵王原注引用佛典，极其晦涩难解，总缘迁就韵脚，勉强成对，无甚意义。结句典出《汉书·匈奴传》："单于姓挛鞮氏，故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此言无端加天以"撑犁"的别号，殊嫌亵慢；今隐射世祖的"撑犁孤涂单于"既死，则"撑犁"的别号亦同归于消灭，岂不可贺?"天翁"即天公，韵脚所限，不得不用"翁"字。
第八首云：
营巢抱茧叹逶迤，凭仗春风到射陂。
日吉早时论北伐，月明今夕稳南枝。
鞍因足弱攀缘上，檄为头风指顾移。
传语故人开口笑，莫因晼晚叹西垂。
按：前七首皆写世祖之崩，从各种角度看此事，既须凑足七首，又为韵脚束缚，征典将穷，不免竭蹶，故有"搅海鱼龙避酒红"这种入于魔道的涩怪之句；结尾"从此"云云，匪夷所思，已同打油，实由无可奈何，强凑成篇。至于末首，则为起承转合之一结，理应一抒怀抱，一句一义，从容工稳，自是佳作。
首句言频年经营恢复之事。次句谓光复有望，小民生计将苏，"射陂"即射阳湖，跨扬州、淮安两府，《汉书》广陵厉王胥得罪，其相胜之，奏夺王射陂草田，以济贫民。三句勉励郑成功及早北伐，于此可知，郑成功入台，非江南遗老所望。四句仍用曹孟德临江赋诗典，非复"绕树三匝，无枝可栖"，意谓此番北伐，必能在江南建立据点。
后半首自抒怀抱，五、六言"老骥伏枥，雄心未已"，上马杀贼，力不从心；但安坐草檄，则不让陈琳，指顾可就。"传语故人"泛指志在恢复之遗老；末句足见信心，不止于事有可为的慰藉之词。
但一年以后就不同了。《后秋兴》之十二，题下自注："壬寅三月二十三日以后，大临无时，啜泣而作。"此为获知永历被俘以后所作。第一首云：
滂沱老泪洒空林，谁和沧浪诉郁森?
总关沉灰论早晚，空于墨穴算晴阴。
皇天哪有重开眼，上帝初无悔乱心。
何限朔南新旧鬼，九嶷山下哭霜砧。
此为穷极呼天之语，但第六首依然寄望于郑成功，诗云：
枕戈坐甲荷元功，一柱孤擎溟渤中。
整旅鱼龙森束伍，誓师鹅鹳肃呼风。
三军缟素天容白，万骑朱殷海气红。
莫笑长江空半壁，苇间还有刺船翁。
末句"苇间"，钱遵王原注引《庄子·渔父篇》："延缘苇间，刺船而去。"非是，实用《越绝书·越绝荆平王内传》所叙的故事，伍子胥奔吴，至江上得渔者而渡："子胥食已而去，顾谓渔者曰：'掩尔壶浆，无令之露。'渔者曰：'诺。'子胥行，即覆船挟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无泄也。"牧斋以子胥期望郑成功，而以渔者自况，意谓郑成功若能复楚，则己当舍身相助，以成其志。但郑成功是辜负他的老师了。
最后八首作于康熙二年癸卯夏天，题下自注云："自壬寅七月至癸卯五月，讹言繁兴，泣血感恸而作，犹冀其言之或诬也。"所谓"讹言"即永历为吴三桂所弑，新朝君臣既讳此事，兼又道远，所以钱牧斋还存着万一之想，"冀其言之或诬"。
其第四首为郑成功而作，诗云：
自古英雄耻败棋，靴刀引决更何悲?
君臣鳌背仍同国，生死龙胡肯后时。
事去终嗟浮海误，身亡犹叹渡河迟。
关张无命今犹昔，筹笔空烦异代思!
首联言郑成功之死，啮指而亡，无异自尽，故谓"靴刀引决"。颔联据钱遵王注："陶九成《草莽私乘》：方凤挽陆君实诗：'祚微方拥幼，势极尚扶颠，鳌背舟中国，龙胡水底天。巩存周已晚，蜀尽汉无年，独有丹心皎，长依海日悬。'"按：陆君实即陆秀夫；此言永历与郑成功先后皆亡。项联"事去终嗟浮海误"，此无定论，足征张苍水卓识。以下用宗泽及关张典，未免溢美。
《后秋兴》另有八首，为柳如是劳军定西侯张名振所部而作：
负戴相携守故林，翻经问织意萧森。
疏疏竹叶晴窗雨，落落梧桐小院阴。
白露园林中夜泪，青灯梵呗六时心。
怜君应是齐梁女，乐府偏能赋藁砧。(其一)
丹黄狼藉鬓丝斜，廿载间关历岁华。
取次铁围同穴道，几曾银浦共仙槎。
吹残别鹤三声角，迸散栖乌半夜笳。
错记穷秋是春尽，漫天离恨搅杨花。(其二)
北斗垣墙暗赤晖，谁占朱鸟一星微？
破除服珥装罗汉，灭损齑盐饷佽飞。
娘子绣旗营垒倒，将军铁矟鼓音违。
须眉男子皆臣子，秦越何人视瘠肥。(其三)
闺阁心悬海宇棋，每于方罫系欢悲。
乍传南国长驰日，正是西窗对局时。
漏点稀忧兵势老，灯花落笑子声迟。
还期共覆金山谱，桴鼓亲提慰我思。(其四)
水击风抟山外山，前期语尽一杯间。
五更噩梦飞金镜，千叠愁心锁玉关。
人以苍蝇污白璧，天将市虎试朱颜。
衣朱曳绮留都女，羞杀当年翟茀班。(其五)
归心共折大刀头，别泪阑干誓九秋。
皮骨久判犹贳死，容颜减尽但余愁。
摩天肯悔双黄鹄，贴水翻输两白鸥。
更有闲情搅肠肚，为余轮指算神州。(其六)
此行期奏济河功，架海梯山抵掌中。
自许挥戈回晚日，相将把酒贺春风。
墙头梅蕊疏窗白，瓮面葡萄玉盏红。
一割忍忘归隐约，少阳原是钓鱼翁。(其七)
临分执手语逶迤，白水旌心视此陂。
一别正思红豆子，双栖终向碧梧枝。
盘周四角言难罄，局定中心誓不移。
趣觐两宫应慰劳，纱灯影里泪先垂。(其八)
柳如是曾赴定海犒劳定西侯张名振所部义师，顺便渡莲花洋进香普陀，为罗汉装金，此八首七律为牧斋送别之作。张名振殁后，义师为张苍水所接统，无论士气、训练，皆较郑成功所部为优，所惜军实不足。郑成功倘真为英雄，倾心与张苍水合作，则与清朝划江，乃至划河而治，绝非不可能之事。无奈郑成功为"竖子"；自思明入海，其人即不足为重，而张苍水虽僻处孤岛，二、三门弟子以外，只养了两头小猿，充瞭望警报之任，但一身系朱明的存亡，故以张苍水之死为明亡之年，其时为康熙三年甲辰。我谈康熙，亦即由这年开始。

后 记
《清朝的皇帝》谈到德宗、慈禧先后崩逝，即告结束，未谈宣统的原因是：第一,宣统三年之中，溥仪本人无可谈。谈他是另一话题。详近略远，史家通则，拙作虽是闲谈，亦期不悖史例，但那一来，就会大谈民初人物，甚至还要谈日本人与英国人(庄士敦)，跑野马会跑得漫无边际，不如就此打住。其次，清朝至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政变，庆王、袁世凯与端方等相勾结，排去瞿鸿禨、岑春煊时，爱新觉罗皇朝可说已不可救药。宣统三年不过此一皇朝的"弥留"状态，无可谈，亦不必谈了。
谈完了事实，少不得还要发点议论，犹如纪传以后的论赞。兹请先一论清朝亡国的原因，也就是解释何以丁未政变可以看出清朝已无可救药。
这就要先谈一谈我自己摸索出来的研究历史的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是，历史的重心在民生，亦就是历史的重心在经济；而经济的重心在交通，这交通是广义的，包括水利在内。凡有舟楫之利，易求灌溉之益，苟获驰驿之便，何难平准之济?任何时代的交通水利都能充分反映经济情况，同时亦可看出军事态势的强弱、社会风俗的变迁。
另一个关键是，了解政治上的中心势力，看支配政治的是知识分子、贵族、外戚、宦官，还是藩镇。大致知识分子掌权，常为升平盛世；藩镇跋扈，则每成割据的局面，地方有幸有不幸；贵族干政，应视所结合的势力为何，结合知识分子，便有清明之象，结合外戚或宦官，必致宫廷多故；最坏的是以阉人而操国柄，为苍生之大不幸。
以清朝而言，创业时期自太祖至世祖，大致皆为贵族结合知识分子操持国事。至康熙朝则充分尊重知识分子，且无中外满汉之畛域，故能成其媲美文景之治。雍正、乾隆、嘉庆亦然，但以在上者好尚、能力之不同，因而知识分子所能发生的作用亦有差异。
有清国势之衰，肇端于乾隆末年，渐显于嘉庆中期，而大著于道光一朝。嘉庆仁厚有余，才智不足，以致雍乾两朝久受抑制的贵族渐有干政的倾向。此种倾向至道光朝益见明显，而致命伤则以宣宗资质愚下，近似崇祯，乃发生假知识分子与才足以济其恶的小人相结，排斥正统知识分子的现象。
所谓假知识分子即假道学，此辈历朝皆有，但康熙则敬远之，雍正则驱使之，乾隆则狎侮之，至嘉庆朝虽渐见尊重，而不若道光之信任曹振镛至其人既殁而犹不悟。但道光一朝，真正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虽不甚得意，犹幸假知识分子只能"衡文唯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而不能限制"淹博才华之士"著书讲学，于是至咸丰一朝，人才蔚起。而自文宗以下，政治上对立的派系，不论恭王还是肃顺，皆知重用知识分子，故能戡平大乱，成短暂的同光中兴之治。
至光绪甲申，恭王以次全班出枢，朝局陡变，此后的政治情势渐趋复杂。就整个爱新觉罗而言，光绪甲申以前，支配政治者，不外八旗及知识分子两大中心势力的排宕结合，以知识分子为主，结合八旗势力，为最理想的政治形态；其次以八旗为主，而知识分子尚有相当发言地位，即如道光末年之危，亦尚能挽救。
及至光绪甲申，政治领导阶层的架构，逐渐发生了基本上的变化，此即八旗势力转化为贵族、外戚两种势力。假知识分子，亦即徐桐、崇绮一派，昧于外势，实际上可说无知无识的顽固守旧派，为慈禧所扶植，以钳制真正知识分子；而李鸿章渐有藩镇模样；李莲英勾结内务府揽权，则宦寺介入政事。
此种种恶势力集结于一女主之下，国事遂不可问。犹幸真正知识分子尚能柄政，故虽国脉如丝，尚存一线之望。迨瞿鸿禨罢归，一线之望亦已斩绝，当时的政治领导阶层的架构是：
一、外戚：军机大臣醇王载澧，度支部尚书载泽(此两人虽为贵族，但以外戚身份始得进用。载澧为慈禧姨表侄；载泽为慈禧内侄婿，亦即德宗的连襟)。
二、贵族：外务部总理大臣庆王奕劻，民政部尚书善耆，农工商部尚书溥庭。
三、藩镇：军机大臣袁世凯。
四、宦寺：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世续(内务府大臣应视之为宦寺系统)。
至于张之洞、鹿传霖之在军机，不过聊备一格而已，不能与瞿鸿禨相提并论。如瞿鸿禨仍旧在位，则奕劻必去，袁世凯不得入枢，载泽亦无掌度支的机会，爱新觉罗皇朝之亡，必不致如是之速。
张之洞是汉人知识分子中，效忠爱新觉罗皇朝最后一人。他亦早看出来清祚将移，而以亡国孤臣自命，曾赋诗云：
南人不相宋家传，自诩津桥警杜鹃。
辛苦李虞文陆辈，追随落日到虞渊。
此诗当作于庚子乱后，"南人不相"指翁同龢；次句用天津桥闻杜鹃故事，谓早知用翁同龢，天下将大乱。"李虞文陆"指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虞渊"乃日没之处。张之洞以李虞文陆自况，有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意；而"生为大清之臣，死作大清之鬼"的忠贞似乎亦情见乎词。但最后竟成了"自作多情"；病亟时有《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诗云：
诚感人心心乃归，君臣末世自乖离。
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喻诗。
张秉铎作《张之洞评传》，引此传并加按语云：
宣统元年，监国将以洵贝勒办海军，涛贝勒管理军咨，时之洞已入军机，兼管学部，见监国如此，乃面诤曰："此国家重政，应于通国督抚大员中，选知兵者任其事。洵、涛年幼无识，何可以机要为儿戏?"监国不听，之洞力争之，监国顿足色然曰："无关汝事!"之洞感愤成疾，遂以不起，此诗即为是而作。
总而言之，清朝的皇帝，平均要比明朝的皇帝好得多。可惜雍乾两朝的许多史实已不可知，倘或辛勤搜求，细心爬梳，也许有少数皇帝，尚需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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