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清朝的皇帝 作者:高阳 内容简介 本书是高阳笔下脍炙人口的名著,勾辑了爱新觉罗的祖先及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德宗等清朝历代皇帝的相关史实。据高阳的论点,清朝的皇帝,平均要比明朝的皇帝好得多。可惜雍乾两朝的许多史实已不可知,倘或辛勤搜求,细心爬梳,也许有少数皇帝,尚须重新评价。 高阳批览清史,将皇帝、后妃、太监、王臣、百吏等一一道来,兴废得失,尽显清代大历史。结合历代王朝,高阳指出三条法则:一是历史的重心在民生及经济,而经济的重心在交通;二是任何朝代都有中心势力,此势力如为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必开一代之胜运,否则就会出现危机;三是王朝亦如自然人有生老病死,但在生老的过程中,休养生息,作育人材,培养了生机,就会出现中兴之局。 自 序 从事历史小说写作以来,二十余年心血所积,得书若干,计字又若干,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甚了了。约略而计,出书总在六十部以上;计字则平均日写三千,年得百万,保守估计,至少亦有两千五百万字。所谓"著作等身",自觉无忝。 上下五千年,史实浩如烟海,所以我的小说题材,永远发掘不尽;更堪自慰的是,世界华人社会,到处都有我的读者。有些读者奖饰之殷,期勉之切,在我只有用"惭感交并"四个字来形容心境。 行年六十有五,或许得力于凡事看得开;更应庆幸于生活在自由自在、不虞匮乏的大环境中,所以心理与生理两方面,可说并未老化;与笔续盟,廿载可期…… 一九八六年九月 第一章 皇帝的种种 清朝自康熙年间发生夺嫡的纠纷以后,不建储位,成为定制;后来又建立了立贤不立长的制度。因此,每一个皇子都可能是未来的皇帝;也因此,皇帝的种种,须从出生写起。 关于妃嫔召幸,有好些有趣而不经的传说;既属不经,虽然有趣,我亦不便介绍。不过,皇后及有位号的妃嫔,各有固定的住所;皇帝某日宿于某处,或召某妃嫔至某处共度良宵,作为太监最高办事机构的"敬事房"必然"记档",因而当妃嫔发觉怀孕时,可以查得受孕的日期。 妃嫔一经证实怀了孕,自有太医院的御医定期"请喜脉",服安胎药;到得将次足月时,内务府就要"传妇差"了。首先是选"奶口",其次是找稳婆,都由"上三旗包衣"的妻子中选取。 出生以后,由敬事房通知内务府记入"玉牒"。所谓"玉牒"者,即是皇室的家谱。爱新觉罗氏大别为两类:凡是太祖的子孙称"家室";太祖兄弟的子孙称"觉罗"。腰带分黄、红两种,所以俗称家室为"黄带子",觉罗为"红带子"。玉牒的封面,亦如其色,家室是黄色封面,觉罗是红色封面,不妨称之为黄簿、红簿。 皇子皇女当然记入黄簿,主要内容是性别、生母名氏、位号、第几胎、出生年月日时,还有收生稳婆的姓氏,以便出纠纷时可以追查。 然后是命名,时间早晚不一,有些出生未几即行夭折,既无名氏,亦未收入玉牒叙排行的,在康熙年间是常有之事。命名之制,至康熙皇长子胤禔出生,始有明文规定,上一字用"胤",下一字用"示"字旁,由内阁选定偏僻之字,奏请朱笔圈定。需用偏僻字者,因为此皇子将来可能成为皇帝,便于臣民避讳。自康熙朝以后,命名字派如下: 一、雍正:上"胤",下"示"字旁。 二、乾隆:上"弘",下"日"字旁。 三、嘉庆:上"颙",下"玉"字旁。 四、道光:上"绵",下"竖心"旁。 五、咸丰:上"奕",下"言"字旁。 六、同治:上"载",下"三点水"旁。 七、光绪:同上。 八、宣统:上"溥",下"人"字旁。 至道光以后,有一不成文的规定:非帝系命名下一字,不用特定的偏旁。由此可知,庆王奕劻之子载振与同治、光绪为兄弟,但不同祖;溥儒与溥仪为兄弟,且皆为道光的曾孙——我请读者注意皇室的制度,就因为在细节上亦能显示若干情况,自有助于对清朝皇帝的深入了解。 *** 皇子一到六岁,开始上学。读书之处名为"上书房",在乾清门右面。书房很大,除皇子外,近支亲郡王之子,亦在此上学。上书房设"总师傅"一人,特简翰林出身的大学士或尚书充任;"师傅"若干人,亦非翰林不得任此差。入学时,皇子向师傅一揖,师傅立受。 除读汉文以外,皇子尚需学习"清书",又称"国语",即是满洲语文。教清书及骑射的都是满员,称为"谙达"或"俺答",皆为满洲话的音译。满洲人管西席叫"教书匠",所以对谙达的礼数远不及对师傅。不过教骑射特简一二品满员为"压马大臣",等于谙达的首脑,主要的职司是负责习骑射时的安全措施。 清朝对皇子教育颇为看重,除特派近支亲贵"稽查上书房"以外,皇帝万几之暇,亦常至上书房巡视,或出题考课,有奖有罚。所以清朝的皇子,一旦接奉大统,都能亲裁奏折。而尽心启迪的师傅,遇到得意门生而为天子,不但一世尊荣,而且会荫及子孙。因为皇帝为报答师门,对授业师傅的子孙,每每特加青眼。 由此可知,在上书房当师傅,必然希望自己的学生是皇位的继承者;甚至为学生设计,取得皇位。如杜受田之于咸丰,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道光末年,杜受田入值上书房,皇子受学者为文宗行四,惇王行五,恭王行六,醇王行七。文宗居长,且为孝全成皇后所出,大位有归,自不待言;但文宗兄弟中,资质以皇六子奕?为最佳,亦最得宣宗钟爱,因而不断在考虑,是否应该改变初衷,传位于奕?。 这种意向渐渐外露,文宗颇以为忧。有一年四月间,宣宗携诸皇子行围——打猎。驾出前夕,杜受田问文宗:"四阿哥明天扈从行围,应有所自见?" 文宗答说:"是的。所以我最近勤练火器。"火器就是洋枪。 "四阿哥错了!只该立马静观,端枪不动。" "请问师傅,这有说法吗?" "自然。" 杜受田秘密教导了一番,文宗心领神会,欣然称谢。及至到了围场,他如师傅之教,只静静看诸弟追奔逐北,将一管枪平放在马鞍上,始终不动。 "你怎么不下手?"宣宗奇怪地问。 "回阿玛的话,时值初夏,百兽蕃育,獐兔怀孕的很多,打死了有伤天和。而且,儿子亦不愿跟弟弟们在这上头争一日之短长。" 宣宗一听这话,认为他有人君之度,立即打消了"易储"的念头,大为夸奖,说他是"仁人之心",又说他"友爱"。凡此反应,都是杜受田预期一定会发生的效果。 文宗对杜受田的恩礼,亦可谓至矣尽矣。他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即位之初,即有上谕,杜受田赏加太子太保衔;杜父杜翮原任礼部侍郎,年逾八旬,赏头品顶戴、太子太保衔。杜受田三月由左都御史兼署吏部尚书,五月调刑部尚书,七月加二级,咸丰元年五月升协办大学士,管理礼部事务。 于此,我要顺便介绍"入阁拜相"的制度。清朝的内阁,至嘉道以后,形成定制,四大学士两协办,大致满汉各半。由尚书一升协办,即为"入阁拜相",称谓与大学士相同,名为"中堂"。但协办升大学士容易,而尚书升协办较难,道理很简单:大学士缺多,协办缺少。通常在尚书这个阶段,回翔盘旋,总须十年八年之久,到得调任吏部尚书,方取得升协办大学士的资格。杜受田于道光二十四年由户部侍郎升左都,同年十二月升工部尚书,其间因故"夺俸二年",不计年资;至咸丰元年五月升协办,实际年资不足五年,且由刑尚晋升,皆非寻常。 咸丰二年四月,杜受田奉命偕恭王的老丈人、福州将军桂良处理江苏、山东水灾以后的河工、漕运等事宜,殁于清江浦,文宗震悼,朱批遗疏云:"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懔承大宝,方冀赞让帷幄,谠论常闻;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遣词用字,别具深情。至于恤典之优隆,远轶常规。以协办照大学士例赐恤,自不足为奇;入祀贤良祠,亦不算例外;赠太师、谥文正,则非同等闲。更有一事,在汉大臣可谓异数,即灵柩准入京城治丧。 杜受田是山东滨州人,其时因洪杨之乱,迎养老父,住在京师,所以杜受田灵柩须移京治丧。过去遇有此种情况,都是在城外找寺院停灵开吊,从无灵柩入京城之例。至于谥文正,上谕谓援嘉庆年间大学士朱珪之例——朱珪亦为帝师,当和珅用事时,仁宗亦颇受威胁,朱珪多方卫护,情事与杜受田相类。但经朱、杜二人创下例子,以后凡为帝师,皆有谥文正的可能。李鸿藻以为同治启蒙,得谥文正,犹有可说;至孙家鼐亦谥文正,则末世名器必滥,不足为贵。 当杜受田病殁时,杜翮年近九旬,犹住京邸,文宗为这位"太老师"设想,亦无微不至。当时杜受田长子杜翰,方任湖北学政;应该由在京的次子杜堮至清江浦迎灵,顾念杜堮须在京侍奉祖父,特命杜翰扶柩回京。对杜堮则赏加礼部尚书衔,以为慰藉;其后更赏食全俸。杜受田的三个孙子,均钦赐举人,准予一体会试。杜翰在道光二十九年以检讨放湖北学政,本是宣宗对杜受田的酬庸;及至丁忧服阕、补官升官的经历,在有清一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首先,以检讨放学政,便是异数。学政为"差使",三年差满,回京复命,应该仍回本职。杜翰道光二十九年放湖北学政,当咸丰二年七月丁忧,亦正是差满之时。但丁忧守制,照例二十七个月方为"服阕",而杜翰只守了一年的制,是由于其时匪氛方炽,以"墨绖从军"之例,如曾国藩便依此例"夺情",奉旨领团练赴湘北剿贼。杜翰于咸丰三年十一月补右春坊右庶子,这是早在杜受田病殁时,恩诏中便许下的诺言。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跃而为正五品詹事府的庶子,不止连升三级,是连升五级。 照正常的升迁程序,就算一帆风顺,毫无顿挫,自检讨至庶子,至少要越过了从六品赞善、正六品中允、从五品洗马道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起码要十年的工夫。 翰林为清贵之职,如果始终为文学侍从之臣,则自庶吉士"留馆",二甲授职编修,三甲授职检讨,至正二品的内阁学士,内转侍郎,外放巡抚,可决其必将大用。但在翰林院的官职上,除状元特授"修撰"为正六品以外,编检皆为七品,再上面便是从四品的"侍读"、"侍讲",七品何能一升便到四品?是故编检至相当年资,一定要出翰林院,其出路有三:一是外放知府;二是转"科道"成为言官;三仍是翰林,但必须转至詹事府。 詹事府为东宫官属,清朝自康熙以后,既不立储,詹事府便成赘疣;而所以保存者,即是为了翰林升迁必须有此人事上的渠道之故。 詹事府下设左右春坊,其职属有左右赞善,再上左右中允,再上左右庶子,庶子之上,便是詹事府的"堂官",称为正詹事、少詹事,简称正詹、少詹。 赞善、中允都是六品,正合编检升任,因此编检出翰林院,而仍任清秘之职,称为"开坊"。当翰林"留馆"、"开坊"是两大关;但开坊以后,升至从五品的詹事府司经局洗马,又是一大关,因为洗马应升的官职为五品左右庶子、通政使参议、光禄寺少卿等,照吏部的则例,竞争者极多,而洗马往往落空,故有"一洗凡马万古空"之号。而翰林一当到庶子,则出路甚宽,熬到这一地步,亦有一句成语形容,名为"九转丹成"。转者,吏部授官"六班"中的"转班"之"转"。翰林开坊,由右转左,升一级再由右转左,如此转来转去,转够了年资,自然脱颖而出,故名为"九转丹成"。 京官一到五品,便具有"京堂"资格。"堂"者"堂官",现在的说法便是"首长"。京中各部院的官员,通归为两类:一类是"堂官",包括正副首长在内,如各部满汉尚书、左右侍郎共六人,即称为"满汉六堂";以下郎中、员外、主事等,通称为"司官",因六部皆分司之故。 "京堂"虽可作"京官中的堂官"解释,但仅限于三品至五品,亦即"六部九卿"的"九卿",如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通政使、詹事府、国子监等衙门的堂官。至于二品、三品的京官,又特成一个阶级,称为"卿贰","卿"是指大理寺正卿等三品京堂,"贰"是侍郎。位至卿贰,即意味着即将进入政治上的领导阶层了。 杜翰只当了一个月的右春坊右庶子,官符如火,又升迁了,而且这一升比由检讨升右庶子更为惊人——一跃而为卿贰,是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同时被派了三个差使:一是"办理巡防事宜";二是"稽察中书科事务";三是"文渊阁直阁"。第三个差使,使他成为内阁的实际负责人,因为协办大学士必在部,或在军机,不到内阁;大学士多在家颐养,无事不到内阁;内阁日常事务,多由"直阁"的内阁学士处理。 又不久,正式补为工部侍郎,同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际遇之隆,升迁之速,无与伦比。文宗之报答师恩,真可令人感动。但亦害了杜翰:牵涉在辛酉政变中,差点送掉性命。 辛酉政变的主角,一方面是慈禧、恭王及军机章京曹毓瑛等,一方面是肃顺、端华、载垣等所谓"三凶"及军机大臣。结果"三凶"被逮赐死,军机大臣穆荫、杜翰、焦佑瀛被罪,穆、焦二人充军,杜翰的罪名本与穆、焦相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亦因看在"杜师傅"的分上,"特谕革职,免其发遣"。 *** 皇子在学期间,到了十六七岁便可"当差"了,通常是派"御前行走",学习政事。及至成年封爵,在结婚时自立门户,称为"分府"。 清朝除"三藩"以外,异姓不王,所以凡封王必为皇子、皇孙。其爵四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唯一的例外是"国戚",大多为蒙古科尔沁旗的博尔济吉特氏。这自然是有怀柔的作用在内的。 所谓"国戚",是指公主夫家及太后、皇后的父亲及同胞兄弟而言,此外只算"椒房贵戚"而非"国戚"。因此乾隆孝贤皇后的内侄、大学士傅恒之子福康安封贝子,乃成异数。福康安"身被十三异数",别有缘故,以后谈高宗时会提到,此处不赘。 亲王、郡王又分两种:一种是"世袭罔替",一人封王,子子孙孙皆王,这就是"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一种是"降封",父为亲王,子为郡王,孙为贝勒,一代不如一代,直到"奉国将军"为止。 同是皇子,何人该封亲王,何人该封郡王,何人该封贝勒、贝子,大致决定于下列四个条件: 一、出身:所谓出身指其生母而言。世宗动辄谓皇八子胤禩"出身微贱";同胞手足,何有此语?即因胤禩的生母良妃卫氏,来自"辛者库"。这个名词是满洲话的音译,实即明朝的"洗衣局",专门收容旗籍重犯的眷属,操持打扫灌园等贱役。因为如此,胤禩在康熙时只封贝子;反而是雍正夺位之初,封此"出身微贱"的弟弟为廉亲王。 按:清朝的宫闱之制,皇后以下,有皇贵妃、贵妃、嫔、贵人,等等;大致生母为妃,而非由宫女逐渐晋升者,生子皆有封王的希望。 出身是主要条件,此外才干、爱憎、年龄是三个附带条件,配合是否得宜,决定封爵的高低。 成年的皇子一旦封爵,即须"分府"。分府先须"赐第",或则旧府改用,或则新建。王府除了"世袭罔替"者外,一旦降封,必须缴回,由宗人府咨商工部另拨适当官屋,以供迁住;原来的王府,即指拨为新封的亲、郡王府。其规制皆有一定,不得逾越。 除了府第以外,分府时总要置办家具、陈设,需要一大笔款子,因此在分府时,须特赐一笔"钱程"。在康熙时定例是二十三万银子。怡亲王胤祥在康熙朝未领过这笔款,因此,我判断胤祥根本未曾受封,亦就未曾分府——圣祖崩逝时,胤祥方圈禁在宗人府,怡亲王乃雍正所封。 皇子年长学成,为朝廷办事,大致可分为两种性质、四大类别。会典规定,可派皇子充任的职差为一种性质,非定制而出于特命为又一种性质。前者除少数特例外,一般而言,无足重轻;后者则可看出皇帝的意向,并大致可以测定其前途。 四大类别是: 一、恭代祭祀:中国的传统讲究礼治,一年到头,祀典不断。祀典分大祀、中祀、小祀。自明世宗更定后,相沿勿替,只有小幅度的修正。大祀应该皇帝亲祀,但以种种缘故,不克躬行,照会典规定,可特命亲郡王恭代。此是例行故事,无甚意义可言。但冬至南郊祭天,自雍正以后,格外重视,奉派恭代的皇子,被视为大命有归的暗示。 二、临时差遣:遇到某种情况,必须表示重视其事;或形式上应由皇帝亲裁时,临时差遣皇子办理。如赐祭大臣,常派皇子带领侍卫前往奠酒,即为一例。派出皇子的身份,常视被赐祭的对象而定,如杜受田灵柩到京,特派恭亲王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酒,足以显示对杜受田的恩礼特隆。 三、分担政务:康熙以前,原则上不使亲贵干政;皇八子胤禩曾一度奉派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则以胤禩特具事务长才,而内务府大臣只是管皇室的"家务",与参国家机要者不同。 雍正得位,信任怡亲王胤祥、庄亲王胤禄,则以兄弟阋墙,非在骨肉中结党不足以残骨肉。及至乾隆即位,起初正如雍正之作风,但深知重用亲贵,一则有尾大不掉之危,再则有徇庇纵容之害,所以约束王子,不使与闻政事。嘉道亦大致如此;及至咸丰即位,因洪杨势炽,且恭王确有才具,一度使之掌军机,由此成例。而亲贵执政,弊多于利,已成定论,清朝之亡,未始不由此。 四、寄以专阃:清初亲贵从征,立功大小决定爵位高低,亲属关系的远近只于领兵多少有关系;兵多将众而不能克敌致果,只会受罚,不会被奖。因此,派出大将军寄以专阃,就理论而言是予以一个立功的机会,亦可说是一种考验。既能通过考验,又立了功劳,则选此人继承皇位,为理所当然之事。康熙在夺嫡纠纷以后,绝对禁止皇子结党争立,而晚年任皇十四子为大将军,用意在此。 *** 谈到皇子成为皇帝,不能不先谈"大行皇帝"。皇帝驾崩,在未有尊谥、庙号以前,为别于"今上",概称"大行皇帝";皇太后、皇后亦然。中国的皇帝,暴崩的很多,或者由"不豫"至"大渐",亦即起病至临危,往往只有两三天的工夫。夷考其故,皇帝玉食万方,营养过剩,加以起居及医药上的照料,至少是十分周到,所以诸如肺结核等慢性病极少发生,而高血压、心脏病则为恒见,这两种病,夺命皆速。所谓"暴崩",不是脑充血,便是心肌梗塞;清朝有好几个皇帝即死于这两种病。 世宗可能顾虑到这种情况,仓促之间,口噤不能言,无由下达"末命",岂非又起骨肉萧墙之祸?因此发明了一个皇位继承问题的特殊处理办法:亲自书写继承人之名,藏于乾清宫最高之处,即世祖御书"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另有一小银盒,内中亦书同样的朱谕,出巡时由贴身太监随身携带,以备变出不测时,仍能确知大位谁属。 一般而言,至大渐时,召继位皇子及顾命大臣至御榻前,口宣末命;驾崩后,继位的皇子既未登基,更无年号,而且天下臣民还不知道宫中"出大事",但根据"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法则,既有遗命,不必柩前即位,即已自动成为嗣皇帝。顾命大臣、其他皇子以及宫眷、太监等,行大礼、改称呼,作为事实上承认皇帝的表示。 嗣皇帝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处理大行皇帝的遗体。清朝皇帝经常"住园",夏天则至热河"避暑山庄"避暑;即便在宫内,自雍正以后亦住养心殿,不住乾清宫。主要的原因是,以满洲"祭于寝"的习俗,皇后所住的坤宁宫,经过改建,地下埋了两口大铁锅,每天后半夜煮两头猪祭神,中宫变成"沙锅居",何能再住? 所以除大婚合卺之夕,一住坤宁宫东暖阁,以应故事之外,皇后从不住坤宁宫;这样一来,皇帝亦就不住乾清宫了。 但乾清宫毕竟是皇帝的正寝,所以不管康熙崩于畅春园,雍正崩于圆明园,乾隆崩于养性殿,嘉庆、咸丰崩于避暑山庄,道光、同治崩于养心殿,光绪崩于瀛台,皆奉遗体于乾清宫,在此大殓或行正式祭礼。 第二件要做的事,是遵奉遗命尊嫡母及生母为皇太后,再以奉太后懿旨的名义,以嫡福晋亦即所谓"元妃"为皇后。在此期间,处分重大事件,对外辄用"奉遗命"的字样,有关宫闱则用"奉懿旨"的字样。 接下来是颁遗诏又称"哀诏";然后钦天监择日在太和殿行即位礼,礼毕颁"恩诏",布告天下,新皇帝已经正式产生。 称为"恩诏"者,因为嗣君即位,与民更始,大赦天下,"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所谓"常赦不原"即"十恶不赦"。此外耆龄百姓及孤苦无依者,赐帛赐米,亦有规定,总之加恩中外,所以称为"恩诏"。 *** 恩诏中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必须说明,即是定年号。新君的年号,照例由明年起算,而且非正式即位以后,不能颁年号。文宗崩于热河,穆宗未奉梓宫回京行即位礼,即有用新年号的"祺祥通宝"的"样钱"出现,为此,李莼客颇致讥评,殊不知此为别有经济上的理由之从权措施。以后会谈到,此处不赘。 年号起于汉武帝,但历代帝皇似乎全未考虑到历史记载的方便,动辄改元,甚至一年之中,一改再改。直到明朝,始划一为一帝一年号而仍有例外:一是英宗,年号先为"正统",复辟后改为"天顺";二是光宗,万历四十八年秋即位,一月即崩,熹宗接位定明年年号为"天启",如是,则光宗竟无年号,因定即位之日起至年底为止为"泰昌元年"。一年三帝两年号,在正统的王朝为一罕见的现象。但清朝的年号,自入关开始,一帝一号,始终正常。 年号关乎"正朔",等于御名的别称,自应较常人命名格外慎重,或出亲裁,或由军机大臣及南书房翰林拟呈圈定,皆几经斟酌,绝不会不通不妥,闹出宋太祖用伪号"乾德"的笑话。其原则大致如下: 一、避免使用前朝末代年号的字眼,如"崇"与"祯"。 二、声音响亮,绝无拗口之弊。 三、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深入浅出,令天下臣民共晓的涵义。 自顺治以后,年号的涵义如下: 1?顺治——入关之初,天下未定,愿将顺民意,以求大治。此一年号显然有抚慰的用意在内。 2?康熙——天下既定,与民休息,希望安居乐业。 3?雍正——雍为雍亲王,正为正位。特选此两字,正见得其得位不正;世宗喜自作聪明,类此弄巧成拙之事甚多。 4?乾隆——乾卦在五伦中象征为男、父、君,用于年号自是指君。乾隆者"乾运兴隆",可见高宗得位的基础是很薄弱的。此年号配合其他各种迹象,透露了许多秘密。 5?嘉庆——此年号为高宗内禅时所定,嘉是对嗣皇帝的嘉许、嘉勉,庆者高宗自祝。 6?道光——光大道统之意。清朝诸帝年号,道光的涵义比较空泛。 7?咸丰——道光年间,积极整顿盐务、漕运、河道,但鸦片战争的结果,显示财用不足,国势中衰;文宗即位,以求富足为第一要义,因称咸丰。 8?同治——穆宗年号本定"祺祥",辛酉政变,"三凶"被逮,两宫垂帘,恭王执政,同治的涵义非常明显:太后临朝听政,并不专断,愿与亲贵大臣共同治国。 9?光绪——绪有二义,一为统绪,二为次绪。张衡《东京赋》:"故宗绪中圮。"注曰:"绪,统也。"所以年号用此绪字,既以表示德宗为外藩迎立,亦以表示兄终弟及的先后次序,于德宗的身份异常贴切。同光之际,词臣最盛,故能选用此精当深刻的字眼。光自是光大之意。 10?宣统——迎立溥仪的懿旨,明白宣告,溥仪入继为穆宗之子,兼祧德宗。此是根据慈禧的意旨,明白宣告统绪,用意亦在防止醇王一系,或者会引明世宗的故事,以皇帝"本生父"的身份,在宗法上引起争议。 *** 在年号之外,御名应如何避讳,亦是在即位之初即须明白规定的一件大事,否则民间无所遵循,会发生触犯"大不敬"严重罪名的可能。 清太祖名努尔哈赤,太宗名皇太极,世祖名福临,都是满洲语的译音,既未以汉文命名,自不发生避讳的问题。又自文宗开始,上一字不必避讳;而至德宗以后,对避讳亦不视为严重的问题,所以此处所说重点,在康、雍、乾、嘉、道、咸、同七朝皇帝御名避讳的规定。 圣祖名玄烨。上一字改用元字;但如天地玄黄之玄、昭烈帝刘备字玄德之玄,都不能改用元字,则在书写时缺末笔作。其他字中有玄者,如弦等,亦准此书写。唯一的例外是畜生之畜,不必缺笔,否则反成大不敬了。下一字烨,以煜字代替。 世宗名胤禛。胤改用允,他的兄弟均因此而改名,只有怡亲王,特旨仍用原名胤祥。至于《胤祚》《胤征》(《尚书》篇名)等,则用原字。下一字禛,以祯字代替。而胤祯原是他的同母弟皇十四子的原名,雍正既夺其位,复攘其名。这是中国历史上骨肉伦常之变的惨剧中最复杂的一重公案,正文中会细叙,此处不赘。 高宗名弘曆(曆、歷的对应简体为历——编注)。上一字弘改为宏,不过他的兄弟不必改名。此外如必须书原字为弘者,缺末笔。下一字曆,日改为止,作歷。历本改称时宪书。 仁宗名颙琰。上一字之半,禺改为禹;下一字琰改为瑗。 宣宗名绵宁。仁宗遗诏改名旻宁。旻字冷僻罕用,如必须用到时,日下之文缺一点,作·。 文宗名奕。上一字不必避讳,永以为例;下一字缺末笔作,凡字中有宁者均准此书写。 穆宗名载淳。淳中之子改为曰,作湻。 至于德宗名载湉,下一字已成死字,毫无用处,故不避自避。溥仪之仪为常用字,但民间不避;当时清室衰微,犯讳亦无所谓;唯少数忠于清室的遗老,书仪字仍有缺笔。 避讳是件很讨厌的事,倘或犯讳,重则有杀身之祸,轻亦不免影响前程,譬如乡会试写作俱佳,而一字犯讳,蓝榜贴出,这一科就算完了。 但对后世史学研究者,特别是在考据方面,避讳的规定常是极好的线索,甚至是有力的证据。尤其是作为反证,例如鉴定书画版本的真伪,样样看来都真,唯独应避讳而未避,即可决其为伪。 再举个具体的例子,《红楼梦》中很重要的一个本子,"己卯本",我的朋友赵冈兄确定它出于怡亲王府,证据是抄本中遇"晓"字皆缺末笔,而其时——乾隆二十四年,怡亲王为胤祥的幼子弘晓,为避家讳,晓字缺笔,其说明确,毫无疑义。 清朝诸帝,对避讳最注重的是世宗。避字讳以外,又避音讳,如禛字应念为"正",即平声念作去声。皇十四子本名胤祯,极可能由于与御名胤禛字异而声同,以音讳为名,勒令改为胤,然后攘"祯"为己有。唐人特重避讳,但亦没有如许花样;西谚"人是政治的动物",这句话用在清世宗身上,百分之百正确。 *** 下面要谈清朝皇帝的日常生活,分为公私两部分,先谈公的部分。 这部分的生活,最重要的莫过于处理国政,主要的两项工作是:批阅章奏与召见臣工。 明朝的章奏,统于通政使;清朝则以内奏事处为章奏出纳之地。除紧要奏折随到随递外,一般性的奏章,每日在宫门下钥,约莫下午五点钟,以黄匣贮送御前,在灯下批阅。看过,以指甲在奏折上划出不同的刻痕,由随侍太监依照刻痕,用朱笔代批。不同的刻痕所代表的意义是: 一、"知道了"。用于备案性质的奏章。 二、"议奏"。性质较为复杂,须由主管部院筹议办法请旨定夺。 三、"该部知道"。所谓"该部"指主管部院,譬如某省学政奏报到差日期,则批"该部知道",自是指礼部而言。 以上三种是例行的处理办法;倘为重要而须请旨办理的事项,在乾隆以前,大致为亲裁指授,洋洋千言的批文不足为奇;嘉庆以后,则交军机处先作研究。凡前一日夜间所过目的奏折,次日五鼓时分,由内奏事处在乾清宫前发交各部院司官及各省提塘官,军机处亦由值班章京去"接早事",俟军机大臣黎明到达,立即呈上阅看,交换意见,大致决定了处理原则,总在辰时(上午八点)以前,便要"见面"了。 所谓"见面"便是晋见皇帝,地点总在养心殿东暖阁。皇帝一天召见的臣工,多寡不一,但第一批必是军机大臣,逐案请旨,决定后立刻由军机大臣转告"达拉密"(军机章京领班),写上谕呈御前,裁可封发,称为"寄信上谕",简称"廷寄"。特别重要或机密者,由军机大臣亲自执笔。此为由"承旨"而"述旨"。军国大事,大致即在上午八时至十时这段时间内,君臣相商而定夺。 军机退下后,方召见其他臣工。其顺序为: 一、特旨召见人员,包括亲贵、各部院大臣、督抚等。 二、外放封疆大吏"请训"及辞行,称为"陛辞"。 三、道员、知府单独"引见"。 四、州县官集体"引见"。 这一顺序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内务府大臣常在最后召见,因为所谈之事,涉于琐碎,费时较多,不如在该召见的人都召见过了,看辰光可以从容垂询。 此外,亦有大臣请求召见,当面有所陈述。事先请求召见,名为"递牌子",等候通知晋见。遇紧急事故,则不限时间,随时可以提出要求,名为"请起"——君臣相见,称为"一起",所以传召晋见,名为"叫起";集体"引见",名为"大起"。 所谓"引见",所谓"牌子",都有说法。凡召见必有引导之人,称为"带班";引导者的身份,视被召见者的身份而定,譬如亲贵、督抚进见,由领侍卫内大臣或御前大臣带班;道员以下召见,则由吏部堂官带班;新进士引见则由礼部堂官带班。唯一的例外是,每天军机例见,不必带班;事实上军机大臣的首席即为带班者,故称"领班军机大臣"。 "牌子"的正式名称叫做"绿头签",长约四五寸,宽约寸许,上绿下白,写明被引见者的姓名、职务,以及籍贯、出身等,以备皇帝参考。 我以前曾说过,凡是一个正统皇朝,必能警惕于前朝的覆亡之由,有所改进,改得愈彻底、愈完善,则享国愈长。清惩明失,共有三件大事:勤政,裁抑外戚及宦官,皇子教育。这三件大事,裁抑外戚及宦官,不算彻底;皇子教育直至雍正以后始重视;唯有勤政一事,始终如一,自元旦至除夕,皇帝无一日不与大臣相见,视明朝嘉靖、万历数十年不朝,阁臣身处纶扉,竟有终其任不识天颜者,两相比较,贤愚自见。 清朝的衙门有"封印"之制,自腊月下旬至次年正月中旬,为时约一月;但宫中的新年假期,约只十日。定制,凡年内须了结的案件,截至十二月廿五日止,必须奏请裁决;所以这一天须皇帝批示的奏章常达两三百件之多。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经手贿买乡试关节,刑部批罪充军,而德宗批示斩监候,一反拟罪较重,俟朱笔轻减,以示恩出自上的惯例,一时刑名老吏亦为之错愕不解;我曾为文考证其事,原因之一,即在此案结于十二月廿五日,待批奏折过多,影响情绪,故而有此近乎迁怒的处置。 事实上,所谓宫中约有十日假期,是指停止处理寻常国事而言,遇有军国大计,必须立取进止;尤其是有军事行动时,仍旧不论时间,随到随办。如乾隆十四年正月征金川时,元旦即有一谕: 元旦天气晴朗,旭日融和,群情欣豫,定卜今岁如愿。经略大学士傅恒已抵军营;除夕申刻接奏折,唯时朕已封笔,此皇祖、皇考成宪,经岁唯此片刻之间。所奏拣员办理粮运,即自行酌定,朔于夜分封笔后,亦未尝稍闲也。 初二复有三道上谕,指授用兵方略;最后一道指出以前张广泗、讷亲错在何处,再次申明约束,即至四月间如尚未奏功,即应班师,令岳钟琪坐镇云云,都是经过深入研究所作的慎重决定。是则所谓"勤政",亦非徒具形式,确确实实连岁时令节都在操劳的。 此外祭祀、巡幸、较武、衡文,等等,偷一次懒,就可能发生不良的影响。身为天子,如果要想做好,实在辛苦。因此,只有在私生活上调剂。 *** 宫闱事秘,皇帝的私生活,外间了解者不多,因此,有种种离奇的传说。但可断言者,清朝如穆宗不免荒嬉外,其他皇帝绝无如前朝任性而行、近于荒淫的恶德,即如穆宗的荒嬉,亦不过微行一事,较之明熹宗毫无心肝、根本连皇帝的责任是什么都不知道,还算高明多多。 皇帝的生活,照衣食住行的区分,我介绍溥仪自述的情况;这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当然,他的衣食住行跟他的祖先已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了。 为皇帝管理衣着的太监,名为"四执事",四者:冠、袍、带、履。贮放上用冠袍带履,名为"四执事库",实即乾清宫东廊的端凝殿,取"端冕凝旒"之义。 据溥仪说,他"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又引用一份资料,统计出某年十月份中,做了皮袄十一件、皮袍褂六件、皮紧身二件、棉衣裤和紧身三十件。照此看来,棉衣裤和紧身,每天都可以穿新。又说:"单单一项平常穿的袍褂,一年要照单子更换二十八种,从正月十九青白嵌皮袍褂,换到十一月初一的貂皮褂。" 按:二十八种袍褂,载明会典,固然不错,但亦并非一成不变、到时候非换不可。溥仪为冲人,身不由己;内务府及内监,唯有靡费,始能中饱,故有如此大量制备衣服的情形。在此以前,殊不尽然,宣宗尤为节俭。 上用的衣料,不必外求,在洪杨以前,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衙门负责制办上用四季衣料;其他如皮统子则由边疆西北各省进贡。所需购自市上者,不过"贴边、兜布、子母扣和线这些小零碎"。但据溥仪记载,光是制作前述的皮棉衣服,这些"小零碎"就开支了银元两千一百余。 在穿的方面,我必须指出一个错误的流行观念:如电视连续剧上所表现的,皇帝一出场必是龙袍在身,或者明黄袍褂,事实上大谬不然。除了仪典所定,必须照制或服御以外,皇帝便殿燕居,乃至接见大臣,亦着便服;不过那时的便服,即是现在的中式礼服,包括长袍与现在称为马褂的"卧龙袋",以及瓜皮帽等。 关于食,溥仪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 关于皇帝吃饭,另有一套术语,是绝对不准别人说错的。饭不叫饭,而叫"膳",吃饭叫"进膳",开饭叫"传膳",厨房叫"御膳房"。到了吃饭时间——并无固定时间,完全由皇帝自己决定(按:由于溥仪住在养心殿,无人管束,故可任意而为。在溥仪以前,宫中传膳的时间,我在前面已经谈过;宫中规矩甚严,不容随便破坏。溥仪的情形是特例,非常规。)——我吩咐一声"传膳",跟前的御前小太监,便照样向守在养心殿的明殿上的殿上太监说一声:"传膳!"殿上太监又把这话传给鹄立在养心门外的太监,他再传给候在西长街的御膳房太监……这样一直传进了御膳房里面。(按:乾清门内,东西各一门,东曰"日精",西曰"月华"。月华门内,北起漱芳斋,经过储秀宫、翊坤宫、永寿宫、养心殿之东而达内右门,名为"西一长街"。溥仪所说的"西长街"即指此。一进内右门,西首即是御膳房,位置与养心殿遥遥相对。御膳房南面墙外,便是军机处。)不等回声消失,一个犹如运嫁妆的行列,已经走出了御膳房。这是由几十名穿戴整齐的太监组成的队伍,抬着大小七张膳桌,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进到明殿里,由套上白袖头的小太监接过,在东暖阁摆好。平日菜肴两桌,冬天另设一桌火锅,此外有各种点心、米膳、粥品三桌,咸菜一小桌。盒具是绘着龙纹和写着"万寿无疆"字样的明黄色瓷器;冬天则是银器,下托以盛有热水的瓷罐。 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并且为了同样的原因,菜送来之前,都要经过一个太监尝过,叫做"尝膳"。在这些东西摆好之后,我入座之前,一个小太监叫了一声"打碗盖",其余四五个小太监便动手把每个菜上的银盖取下,放到一个大盒子里拿去。于是我就开始"用膳"了。 所谓"食前方丈",所谓"玉食万方",在一般人想象中,天厨珍供,纵非民间传说的龙肝凤髓,亦必是在材料上水陆杂陈,无所不有;在烹调上,煎炒烹煮,花式繁多。事实上大谬不然。 先说材料,平淡无奇,以猪肉、羊肉、鸡、鸭为主,海味极少,鲜鱼罕用;素菜配料,亦不过口蘑、白菜、菠菜、山药、茨菰、萝卜、豆腐、豆芽之类。不但比不上河工、盐商的饮食,就一般富家,亦比上方玉食来得讲究。 谈到烹调方法,更是简陋粗糙,大部分都是预先炖好,盛于黄砂碗中,移置铁板之上,下燃炽炭,碗上再盖铁板,复燃炽炭,因此黄砂碗中始终保持沸滚的状态。一声"传膳",膳夫们迅速移去铁板,将黄砂碗中的菜,倾覆于御用瓷器中,扣上银盖,即可进奉。 这种菜好吃吗?当然不好吃;究其实际,根本不吃。那么吃什么呢?溥仪说: 我每餐实际吃的是太后送的菜肴,太后死后由四位太妃接着送,因为太后或太妃们都有各自的膳房,而且用的都是高级厨师,做的菜肴,美味可口,每餐总有二十来样。这是放在我面前的菜,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 自康熙时代开始,便盛行小厨房制度,至慈禧听政以后,变本加厉,御膳房已如赘疣,但从无人敢言废除。内务府相传的心法是:无例不可兴,有例不可灭。何况御膳房是应有的制度,更何况御膳房是内务府一大利薮。 谈到住,帝后妃嫔,各有所主。照理论上说,皇帝住乾清宫,皇后住坤宁宫,太后住养心殿之西的慈宁宫,太上皇则住"东六宫"之东的宁寿宫,妃嫔则住坤宁宫左右的"东西六宫",即所谓"掖庭"。但实际情形未必如此。 先说帝后。坤宁宫之所以不能住人,已如前述;乾清宫自世宗以后,除了穆宗因为负气,曾在此独宿以外,其他诸帝只有崩没,遗体才移此"正寝",生前多不宿此。那么住在哪里呢?住在养心殿。 养心殿在乾清宫右前方,自雍正初年开始,成为皇帝的寝宫及治事之处;嘉庆七年曾重加修葺。养心殿除东西暖阁,后面还有两进房子,有名的"三希堂"即与西暖阁相连,此外有随安室、无倦斋、梅坞、能见室、攸芋斋等轩馆,皇后即住随安室,与东面皇帝的寝宫相对。 东西六宫,妃嫔所居,此为喜读宫闱故事者所艳称之处。大致东六宫保留着明朝的遗制,变化不大;西六宫则颇有更张。先谈东六宫。 东六宫分成两排,每排三座:第一排由南往北为景仁宫、承乾宫、钟粹宫,此三宫之东,由南往北为延禧宫、永和宫、景阳宫。其中最有名的是永和宫,明末为田贵妃所住,吴梅村的《永和宫词》,哀感顽艳之中,不尽兴亡之感。而无独有偶的是,清朝最后的皇后隆裕,亦住永和宫。隆裕崩后,端康太妃入居永和宫,端康即光绪瑾妃。 在隆裕以前,穆宗嫡母慈安太后住钟粹宫,此为称"东太后"的由来。 西六宫的规制,本与东六宫相同,但从明朝开始即一再改作,第一排本为永寿宫、翊坤宫、储秀宫,第二排本为启祥宫、长春宫、咸福宫。永寿、咸福两宫如旧,翊坤与储秀,启祥与长春则双双合并,名称亦有更改。 翊坤宫为慈禧太后封妃时所住,穆宗即诞生于此。与储秀宫合并时,拆除储秀门,就原址改建为体和殿;殿后储秀宫,后为宣统皇后秋鸿所住。两宫东西前后,皆有厢房,其中翊坤宫东面后厢房名为平康室,不知哪位皇帝所题,竟不讳"平康"二字,亦是怪事。 第二排启祥宫与长春宫合并后,启祥宫改称太极殿;又拆除长春门,改建体元殿。启祥宫本名未央宫,明世宗本生父兴献王诞生于此,因而更名为启祥宫,清末为穆宗瑜妃所住。 长春宫为慈禧回銮以后所住,后来宣统的妃子文绣居此。长春宫的特色为走廊四周画了"《红楼梦》图",西厢名承禧殿,设有至圣先师神位,为文绣读书之处。 文绣写有一篇短文,名为《京苑鹿》,说"野畜不畜于家",苑鹿失去自由,"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结论是:"庄子云: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论其死为骨为贵也。"到了民国二十年,溥仪还在天津时,文绣提出离婚的要求,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结果如愿以偿。而她有个哥哥,在天津《商报》上发表一封给文绣的公开信,说:"漫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又说:"纵中宫待汝稍严,不肯假以辞色,然抱衾与裯,自是小星本分。"此等妙文亦曾传诵一时。 长春宫后面的重华宫,自乾隆开始,亦为皇帝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所在。雍正在位时,皇子并未分府,高宗封宝亲王,婚后住重华宫;高宗即位后,重华宫即成"潜邸",大加装修。内有崇敬殿,殿额题作"乐善堂";高宗为皇子时所印的诗集,即名《乐善堂集》。重华宫的故事,可记者有二,《国朝宫史》: 每岁十二月初一日,懋勤殿首领太监陈龙笺、大笔、墨海于重华宫祗候。以"赐福苍生"笔,书福字十余幅,悬贴各宫。自是将军督抚奏函至,并御书缄赐之。十五、六等日召御前大臣、侍卫至重华宫;二十六、七日召诸王大臣、内廷翰林等至乾清宫赐福字。 按:召近臣面赐福字时,有一仪节:皇帝面南,立书福字;受赐者北面而跪,当御笔初下时,即开始磕头。等写完,两太监移福字自受赐者身上移过,置于地上候墨干,名为"一身是福"。 又《啸亭杂录》: 乾隆中,于元旦后三日,钦点王大臣之能诗者,曲宴于重华宫,演剧赐茶,仿柏梁制,皆命联句,以纪其盛。复当席御制工章,命诸臣和之。后遂以为常礼。 重华宫的戏台在东面,台前五楹敞厅,名为漱芳斋。辛酉政变后,两宫垂帘,以漱芳斋为"公所",退朝后在此治事进膳;每月朔望有戏。当时两宫和谐,外倚恭王,内抚幼帝,虽是孤儿寡妇,却是一片兴旺气象。所谓"同光中兴",实在也就只是两宫在漱芳斋的那几年而已。 此外,东六宫之东为宁寿宫,本为太后所住,乾隆三十七年重修,备为归政后颐养之所;乾隆六十年永定为太上皇燕憩之地。慈禧晚年亦住宁寿宫,主要的原因是:宁寿宫有一座三层的大戏台,名为"畅音阁",便于慈禧"传戏"。 与宁寿宫相对的是西六宫之西的慈宁宫、慈宁宫之西的寿康宫、寿康宫之后的寿安宫。《国朝宫史》: 皇帝尊圣祖母为太皇太后,尊圣母为皇太后,居慈宁、寿康、宁寿等宫,奉太妃、太嫔等位随居。 寿康、寿安等宫,为先朝妃嫔,及有"常在"、"答应"等称号的宫眷所住。在宫中,这些人属于被遗忘的一群,所以称寿康、寿安为冷宫,亦与事实相去不远。 谈到行,皇帝出警入跸,都是坐轿子,从六十四人所抬的"玉辂",到宫中两名太监手抬的软轿,种类极多。皇帝出宫的机会毕竟不多,无须细叙;在宫中"行"的情形,颇可一谈。如溥仪所记,即为历来相沿的规制;皇帝不论行至何处,都有数十人前呼后拥: 最前面是一名敬事房的太监,他起的作用,犹如汽车喇叭,嘴里不时发出"吃——吃——"的响声,警告人们早早回避。在他后面二三十步远是两名总管太监,靠路两侧,鸭行鹅步地行进;再后十步左右,即行列的中心(我或太后)。如果是坐轿,两边各有一名御前小太监扶着轿杆随行,以便随时照料呼应;如果是步行,就由他们搀扶而行。在这后面,还有一名太监举着一把大罗伞,伞后几步,是一大群拿着各样物件和徒手的太监:有捧马扎以便随时休息的,有捧衣服以便随时换用的,有拿着雨伞旱伞的。 在这些御前太监后面,是御茶房太监,捧着装着各样点心茶食的若干食盒。当然还有热水壶、茶具,等等,更后面是御药房的太监,挑着担子,内装各类常备小药和急救药,不可少的是灯心水、菊花水、芦根水、竹叶水、竹茹水,夏天必有藿香正气丸、六合定中丸、金衣祛暑丹、万应锭、痧药、辟瘟散,不分四季都要有消食的三仙饮,等等。 在最后面,是带大小便器的太监。如果没坐轿,轿子就在最后面跟随。轿子按季节有暖轿、凉轿之分。 *** 皇帝的饮食起居、公私生活,离不开太监。清朝的太监,虽不如明朝的宦官那样能够左右朝政,但无形中发生的影响也不小。所以在"皇帝的种种"之中,不能不稍稍多费篇幅,谈一谈此辈。 清朝太监势力的消长,可以分做顺治、康熙、乾隆以后及同光等四个阶段。顺治入关,接收大内,宫中犹是明朝四司六局的编制;顺治十年设"内十三衙门",悉本明制,此是宦官制度的复活,为之主持者,是一个名叫吴良辅的太监。 这时从龙入关的上三旗包衣,本是天子家臣,照道理说,宫中的管家应该是他们,而非太监;太监既然得势,势必与上三旗包衣发生权利冲突,因此,双方斗得很厉害。顺治十五年,吴良辅以"交通内外官员,作弊纳贿"被逮问,但以世祖的宠信,吴良辅竟得无事;十八年正月初二,世祖且亲莅法源寺,观吴良辅祝发,归后即不豫,以天花崩于正月初七。吴良辅之祝发为僧,是因罪遁入空门以求免,还是代帝出家,今已无考。 世祖一崩,上三旗包衣全力反攻,尤以正白旗为最出力。所谓上三旗指正黄、镶黄、正白。两黄旗本为太宗所领,奴以主贵,自当别于下五旗;正白旗旗主本为多尔衮,死后无子,正白旗包衣被收,遂成上三旗,但与两黄旗亦有区分。正白旗包衣在名义上是为太后服役,所以选奶口以及织造等差,都出自正白旗。上三旗之向太监夺权,即由正白旗直接诉请孝庄太后主持,复得亲贵支持,乃能大获全胜;其方式是用遗诏罪己的口气,大加改革,裁撤"内十三衙门"即为其中之一。 顺治遗诏,为清朝开国最重要的文献;清祚能久,此诏关系重大。相传系大学士王熙承孝庄太后之命所改写,与跪受世祖之末命,大不相同;其中有一款云: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任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顺治十八年二月十五,圣祖即位后一月,上谕正式革去"内十三衙门",提到吴良辅处斩;又提到一"满洲佟义",与吴良辅朋比为奸。此佟义不详何许人,但既能深入宫禁,必为勋臣。按:佟氏为汉人而与爱新觉罗早结姻娅,圣祖生母即出佟家。当时佟姓族人,居高官不知凡几,故有"佟半朝"之称。 在康熙朝,太监虽不如顺治时得势,但仍多皇帝的亲信,口衔天宪,一语之出入甚大。康熙最信任的太监名梁九功,雍正即位后,不知缘何畏罪,自绝于煤山。如京剧《连环套》以及《红楼梦》中的描写,都还可以看出康熙、雍正两朝,太监在宫中跋扈者颇有其人;直至乾隆朝,方大加裁抑。 高宗极恨太监,我猜想这是因为他"出身微贱",从小养于宫中时,常受太监轻侮所致。高宗裁抑太监的方法颇为巧妙:他将太监改成姓秦、姓赵、姓高三姓,合之则为"秦赵高"三字,以为警惕。又内奏事处的太监,一律改姓王,因为王是最大的一姓,若有人到内奏事处去打听机密,问到"王公公",不知是哪个王太监,只好废然而返。 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一年高宗巡幸热河时,有一太监横行不法,为县令高层云所痛责。一时皆为高层云危,而高宗不但不罪,反而嘉许。此尤可见高宗对于太监的痛恨。 嘉道两朝,一承乾隆家法,太监无敢为非。至咸丰末年,溺于声色,太监得以夤缘为利。及至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安德海因密传书信之功,渐次跋扈不法,后为丁宝桢诛于济南,此为清末宫闱一大公案。自此约有十年清静,至李莲英得宠用事,见微知著,清祚将终,已可看出消息。 太监在明朝,最多时有数万名之多。康熙晚年曾与大臣谈早年的见闻,据说明朝太监人数太多,每日送饭,不能遍给,被派遣在冷僻之处的太监,倘或因病不能起床,即有活活饿死的可能。清朝的太监虽有编制上的限制,但最多时仍有三千名左右。 这三千名太监,大部分来自京东及河北南部;明朝的太监有福建人,清朝则绝无仅有。太监亦有品级,最高的是三品,至李莲英,由慈禧特旨赏戴二品顶戴,是唯一的戴红顶子的太监。 太监的首脑称为"都领侍"、"领侍",但一般都用"总管"、"首领"来区分;总管又有大总管、二总管的说法。大致太后、皇帝、皇后宫中的太监首脑为总管,妃宫就只有首领了。自总管至太监,称其所侍候的后妃为"主子",管皇帝叫"万岁爷",先帝则在"爷"字前加年号,如世祖则为"顺治爷",圣祖则为"康熙爷"。至于称慈禧太后为"老佛爷",那是特例。 大内共分九个区域,如乾清宫、养心殿、宁寿宫等,每一个区下,有多寡不同的处,如乾清宫的"内奏事处"等,总计四十八处。每区设总管一员,被辖于"都领侍"之下,称为"九堂总管",为太监部门的最高权力组织,有何大事,由"都领侍"召集九堂总管会议决定。九堂总管的品级,自三品至五品不等。 四十八处设四十八个首领太监,品级自四品至九品不等。当然,最多的是"未入流"的太监,分派在各处服役。最低级、也是最苦的是打扫处的太监,犯了过失的太监,常派到此处来服劳役,作为惩罚。 太监的苦乐不同,劳役不均,贫富不等,其距离恐怕超过任何阶层、任何行业。在表面上看,太监的待遇相差不大,最高的是月给银八两、米八斤、制钱一千三百文;最低的是月给银二两、米一斤半、制钱六百文。但是富庶的太监,其阔绰之处,说来有如神话,"溥仪自传"中说: 我用的一个二总管阮进寿,每入冬季,一天换一件皮袍,都属貂翎眼、貂爪仁、貂脖子,没有穿过重样儿的。仅就新年那天他穿的一件反毛的全海龙皮褂,就够一个小京官吃上一辈子的。 貂皮今称"明克";西方贵妇人,以拥有一件明克大衣视为财富与地位的象征,而阮进寿有数十件貂皮袍,其豪富为何如? 这些人的钱是哪里来的呢?第一是与内务府勾结,凡有大工、大庆典,如兴修宫殿、修陵寝、大婚等,都要先讲条件。 如溥仪的二总管、后来升为大总管的阮进寿,在溥仪"大婚"时曾勒索"内务府",据溥仪自述: 我事先规定了婚费数目不得超过三十六万元,内务府按照这个数目在分配了实用额之后,可以分赠太监的,数目不多,因此在大总管这里没通过。事情僵住了。堂郎中钟凯为此亲自到阮进寿住的地方,左一个"阮老爷"右一个"阮老爷",央求了半天,阮进寿也没答应,最后还是按阮进寿开价办事,才算过了关。 按:溥仪所说的这段话,需要说明或补充者有三:第一,大婚只用三十六万元,是因为溥仪毕竟只是"关起门来做皇帝"。同、光两朝大婚,正式预算及各省督抚报效,总数在四五百万两银子左右。第二,内务府大臣皆为兼领,不常到衙门;事务工作,有"堂郎中"为其首脑。"堂"有堂官的意味在内。第三,清朝官场称谓,官至三品始可称"大人",阮进寿既为大总管,自是三品都领侍,郎中五品,称之为大人,亦不为谄谀;但对太监的尊称,只有"公公",并无大人,而又有些太监不喜"公公"的称呼,所以称之为"老爷"。 太监的另一项经常收入为犒赏。内廷行走人员,逢年过节,或者奉召参加庆典,如"入座听戏"等等,对太监皆须有所馈赠;倘遇颁赏,则视"恩典"大小而定红包大小,宁丰勿薄,尤其是出自特恩,打发更须注意,倘不满其意,回宫复命时,加上一两句闲话,便成有力的谗言,恩遇方隆,旋即失宠,便是因小失大了。 还有一种犒赏,实在是花钱消灾。对大臣、言官的处分中,有一种叫做"传旨申饬",派出来的太监都是利嘴,倘或好好招待,红包丰厚,则念一遍传旨申饬的上谕,便即了事;如果不懂这个诀窍,一无表示,"申饬"便变成痛诟,狗血喷头,祖宗十八代都可以骂到。 太监弄钱的花样很多,但不管什么花样,性质上总脱不了"敲诈勒索"四字,举几个例子如下: 一、左宗棠内召入军机,自兰州入觐——召见时免冠磕头,大帽子置于正前方,如果曾赏戴花翎,则帽子倒置,即以翎尾对御案——奏对既毕,"跪安"退出时,左宗棠忘了取回帽子,太监将帽子送回贤良寺行馆,索酬两万银子,否则泄其事于言官,纠弹失机,何等没趣?左宗棠无奈,只好接受其勒索。 二、慈禧万寿,某疆臣进献珍玩,外加红木底座玻璃罩;凡此进贡,照例应有丰厚的"门包"。但此疆臣所派的差官不甚内行,打点得不够,太监便使坏了:等贡品抬入宫内,差官退入殿外,复又被唤了进去,指出玻璃上有裂痕,随时会破,不便进呈。差官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太监便以同情的态度表示,可以为他换一个玻璃罩,但须两千银子。此差官迫不得已,打电报回去汇了银子来了结此事。其实所谓裂痕,只是太监在玻璃罩里面粘了一根头发而已。 三、世续的父亲崇纶,久任禁军统领,在庚子以前是慈禧面前的红人之一。他在兼内务府大臣时,得罪了一名有头脸的太监,一次奉召进宫,经过一处殿廷时,屋子里泼出一盆洗脸水,淋得他袍褂尽湿;那太监赶紧出来请罪。崇纶懂得他们的花样,这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只问:"太后在等着,一身皆湿,如何入见?"太监拿出一套袍褂来,又诉苦说好话。崇纶花了好大一笔钱,才能换上干净袍褂去见慈禧。 类此故事,不胜枚举。若问:如果不受勒索,又将如何?则有张荫桓的故事,可以说明一切。甲午以前,张荫桓奉派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加冕庆贺专使,归途道经巴黎,购得祖母绿及红宝石戒指各一枚,进献两宫;前者的价值远过于后,特以孝敬慈禧。哪知李莲英那里没有打点到,为他一句话说得慈禧对张荫桓痛恨不已,与他后来之得杀身之祸不无关系。 据说李莲英是说了这么一句话:"难为他记得那么清楚!莫非咱们真的就不配使红的?"慈禧当时色变——原来她自以为一生的恨事,是未能正位中宫。当两宫垂帘听政时,公评是东宫有德,西宫有才;军机奏请裁断时,慈禧所作的决定明明是铁定不移的事,但还得问一声慈安才能算数。这一点对慈禧是极大的刺激,因而任何有嫡庶之分的事物,皆为绝大的忌讳。 其实,满洲旧俗对嫡庶之分并不视为如何严重之事,因为基本上的身份都是差不多的。选秀女时,何人"指婚"皇子,何人成为王府的"格格",全凭运气。清宫后妃,姐妹甚多,妹妹身份高于姐姐,亦是常事。甚至如穆宗皇后阿特鲁氏的姑姑,亦即崇绮的幼妹,选为妃嫔,对胞侄女须行朝中宫之礼,此在汉人为不可思议之事,而清宫无足为奇。 但因清朝末年,汉化的程度已很深,所以慈禧的嫡庶观念是汉人的,不是旗人的。汉人的嫡庶,不仅有身份的差异,更有出身的贵贱。慈安的父亲做过广西右江道,而慈禧的父亲惠徵是安徽池太广道,出身完全相同;论才识,则慈安不及;且又生子,得使帝系血胤不绝,从哪方面来说,皇后应该是她而非慈安,却偏偏倒了过来,此所以慈禧引为莫大的屈辱、无可弥补的恨事。 李莲英用这个忌讳来中伤张荫桓,是极狠的一着。因为张荫桓一直同情德宗,且与翁同龢接近,是公认的"帝党"。甲午以后,李鸿章失势,翁同龢与张荫桓如水乳交融,财政、洋务两大要政为翁、张紧紧抓在手里,朝野侧目,而张荫桓的"帝党"色彩亦更浓厚,"后党"视之如眼中钉。偏偏张荫桓毫不在乎;戊戌政变以前,德国太子亨利亲王访华,一切接待、觐见的仪节,由张荫桓一手包办,几乎连翁同龢都无置喙的余地。其中如德宗降御座与亨利握手、便殿赐坐等,已为保守分子视作大逆不道;及至国宴用他私人的厨子制西餐,这简直要掘内务府的根了!于是通过李莲英的关系谗于慈禧,说张荫桓"教坏了皇上"。慈禧以今视昔,认为当初进献首饰,不用民间唯正室方可着红裙的红色,而用象征妾侍的绿色,是有意轻视。于是在戊戌政变中,将张荫桓亦列为祸首。 关于太监的生理问题,国医陈存仁博士是专家,不但研究有素,而且搜集的资料、图片相当丰富。陈博士谈太监的文章,曾连载于《大成》杂志,读者有兴趣不妨参阅。在这里,我要谈一谈太监由不正常的生理而引起的不正常心理。 太监的不正常心理,大致由三种情感所构成:第一种是自卑感,形成的原因,由身体上的缺陷而来,不难理解;第二种是不足之心,因为"人之大欲"永远无法满足,所以恒在忽忽若有所失的心理状态之中,对于物质上的贪得无厌,以及精神上的幸灾乐祸、夸大,等等,都是此不足之心的反映;第三种只能用一个"阴"字来概括,阴柔、阴损、阴险皆是,这由生理上的女性荷尔蒙加上太监身份的卑微而形成。 太监之"阴",如李莲英之中伤张荫桓,即为一例。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太监用到这个"阴"字诀,极其可怕,溥仪就常吃太监的暗亏,我不妨把它指出来,他在自传中说: 有一次我一连吃了六个春饼,被一个领班太监知道了,他怕我被春饼撑着,竟异想天开地发明了一个消食的办法:叫两个太监左右提起我的双臂,像砸夯似的在砖地上蹴了我一阵。过后他们很满意,说是我没叫春饼撑着,都亏那个治疗方法。 这是出于愚昧还是故意,不容易下断语;但下面这个例子,明明是有意"整人": 这或许被人认为是不通情理的事情,不过还有比这更不通的哩。我在八九岁以前,每逢心情急躁,发脾气折磨人的时候,我的总管太监张谦和或者阮进寿,就会做出这样的诊断和治疗:"万岁爷心里有火,唱一唱败败火吧!"说着,就把我推进一间小屋里,然后倒插上门。我被单独禁闭在里面,无论怎么叫骂、踢门、央求、哭喊,也没有人理我。直到我哭喊够了,用他们的话说是"唱"完了,"败了火",才把我释放出来。 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残酷的惩罚,但在为了"败火",当作一种治疗方法来看,太监可以施之于"万岁爷",请看"阴"得可怕不? 第二章 爱新觉罗的祖先 清为女真族,世居渤海之东,吉林松花江一带。唐朝曾建渤海国,由开元十七年至后唐同光三年,始为辽所灭。但九十年后,即宋徽宗政和三年,完颜(姓)阿骨打(名)起兵叛辽,自立为女真主,政和五年破辽,建国号曰金,定都会宁,在今宁古塔附近。姓名亦改为完颜旻,是为金太祖。 金太祖的第四子,即是旧时妇孺皆知的金兀术,金在汉化以后,原来有音无字的名字,改为汉名,叫做完颜宗弼,官拜"太师都元帅",谥忠烈。 完颜宗弼功劳虽大,却未能接位为帝。太祖在位九年,传弟吴乞买,改名完颜晟,是为金太宗;在位十二年,传太祖之孙完颜亶,是为金熙宗;在位十四年,为其同祖的堂弟完颜亮所弑。 完颜亮夺位时,为宋高宗绍兴十九年。完颜亮在位十二年,以荒淫无道被废,贬为海陵王。叶德辉校勘的高本通俗小说,有"金虏海陵王荒淫"一卷,记其淫乱事迹,与南齐废帝海陵王萧昭文可以媲"丑"。相传,宋与金媾和后,金又兴兵伐宋,即因完颜亮读了柳永的一首咏西湖的词,兴起"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壮志豪情。 代完颜亮而立者,为金世宗完颜雍,在位二十九年,年号大定;治国不愧其年号,在这二十九年之中,全力汉化、尊礼汉人。元遗山诗:"明昌大定三生梦",其令后人向往如此。 熙宗传废帝,废帝传世宗,皆为兄弟相袭。自世宗开始,帝系方始一贯。世宗在位时,本立次子允恭为太子,不及得位而殁。完颜允恭所娶的妃子,其母为宋徽宗在五国城所生的幼女,这位宋朝公主之女,生子名完颜璟,继其祖世宗为帝,即是金章宗。 金章宗由于有汉人的血统,而且是高贵的血统,所以汉化的程度,较之世宗更进一步。在位时更定官制,修明刑法,又设置弘文院,提倡文学艺术。前引元遗山诗,所谓"明昌",即为金章宗的年号。《癸辛杂识》载: (金)章宗母乃(宋)徽宗某公主之女,故章宗嗜好书劄,悉效宣和,字画尤为逼真。 金国之典章文物,唯明昌为盛。 是则金章宗之令人爱慕,尤过于金世宗,无怪乎陈寅恪挽王国维,有"回思寒夜话明昌"之句。 宋理宗端平元年,宋与蒙古联合灭金,为金章宗既崩之第二十六年。不久,宋亦亡于蒙古,元朝代兴。但元能灭金,不能灭女真族,只能驱逐其回女真故地,并设"五万户",赋予自治权,其地称为建州。按:国史称建州者,不下五地之多;此建州为渤海国的旧地,清朝的始祖为女真族的酋长,居鄂多理,即今吉林敦化,为当时建州最大的一个城。 到了明朝,对女真仍采用羁縻政策,设置建州卫。不久,增设建州左卫,卫指挥猛哥帖木儿,他有个堂姊妹入明宫为妃嫔,有宠于成祖,因而猛哥帖木儿得升为都督,清史中称之为"都督孟特穆",清朝建国后,尊之为"肇祖",肇者,肇始之意。 *** 肇祖的玄孙名觉昌安,为太祖努尔哈赤的祖父,追尊景祖;景祖之子塔克世,就是太祖之父,追尊显祖,生有四子:努尔哈赤、穆尔哈齐、舒尔哈齐、雅尔哈齐,除穆尔哈齐庶出外,其余都为显祖嫡妻喜塔腊氏所出。 太祖居长,生于明朝嘉靖三十八年。到万历十年,太祖二十四岁时,祖、父同时遇难。事起于有个塔克世的旧部尼堪外兰,与建州卫都左指挥王皋之子、古勒城城主阿太章京不睦,私下引导辽东总兵宁远伯李成梁攻古勒城。阿太章京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孙女儿,也就是塔克世的侄女,觉昌安最钟爱这个孙女儿,闻讯大惊,星夜驰救。由于尼堪外兰曾是塔克世的旧部,所以在他们六弟兄中,公推行四的塔克世护持老父,赴援古勒。 古勒的城很坚固,李成梁的部队久围不下,尼堪外兰便派人进城活动,阿太章京的部将杀主出降。哪知尼堪外兰杀降屠城,觉昌安、塔克世父子双双被害。 噩耗传来,努尔哈赤悲愤不已,向明朝派在辽东的地方官大办交涉。奏闻朝廷,为了安抚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二月,遣派使者将觉昌安父子的遗体送回,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任命为建州左卫都督,给予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努尔哈赤向使者要求逮捕尼堪外兰交给他处置,使者拒绝了。 于是努尔哈赤在这年五月间,以他父亲所遗留的十三副盔甲,起兵攻尼堪外兰于图伦城,尼堪外兰逃至热河承德附近的甲版城。努尔哈赤在图伦部署略定,复攻甲版,尼堪外兰便又逃至抚顺,要求"入边"。 边者,"柳条边",据《辞海》解释: 清初屡有蒙古寇警,乃在今辽吉两省,插柳结绳,以定内外,谓之柳条边,亦称柳墙。南起辽宁凤城县,北至开原县,折而西南下,至山海关接边墙,周一千一百二十余公里。又自开原县威远堡迤东,历吉林省北界,至发特哈,长三百九十余公里……共有门凡二十,清时每门设章京、笔帖式、官兵,分界管辖,稽查出入。 这是清朝的情况;明朝的柳条边,从西面看,南起山海关,迤逦往北偏东,即今热河、辽宁两省的边界,至开原威远堡,迤东抵达松花江(明清称为混同江),为明朝在东北的疆界。至于自开原往南,以达凤城的柳条边,为保护清朝龙兴之地的兴京(今新宾)而设,当努尔哈赤初起时,固无此柳条边,即明朝的柳墙,后亦由开原后缩至抚顺。尼堪外兰要求"入边",亦就是要求进入明朝疆界,获得庇护。边吏怕引起纠纷,拒而不纳,尼堪外兰只好一直往北,逃至齐齐哈尔西南的鹅尔浑(今名昂昂溪),筑城以避。 *** 自此而始,努尔哈赤展开拓土开疆的事业,首先是以兴京为根据地,统一建州三卫;自万历十九年开始,矛头指向"扈伦四部"。扈伦也是金人后裔所建的一国,共分四个部落:乌喇在北、哈达在西、叶赫在东、辉发在南。明灭元后,以扈伦改设为海西卫,因此扈伦四部亦称"海西四部",其地当辽河以东、松花江以西。 海西四部后来构成"八旗"的主要部分,其酋长亦成亲贵。四部设治之地如下: 乌喇,今吉林省永吉县北、松花江东,清名其城为打牲乌喇。 哈达,本与乌喇同族,故城有二,一在开原县东,一在宁古塔西南。 叶赫,其先本蒙古人,姓土默特,灭那拉据有其地,因冒姓那拉,后迁叶赫河,改称叶赫部,设治今吉林省伊通县。慈禧太后即出于此族。 辉发,其族来自黑龙江,姓伊克哩,以后改姓那拉。数迁至辉发河边呼尔奇山,因称辉发部。故城在今辽宁省辉南县附近。按:海西四部中那拉氏有二,故正确的称呼,应为叶赫那拉及辉发那拉。 努尔哈赤的事业,奠定于三十五岁时。这年是万历二十一年,秋九月,叶赫纠合哈达、辉发、乌喇及长白山、蒙古科尔沁等部落,组成"九国联军",围攻满洲,陈兵抚顺以东的浑河北岸。努尔哈赤料敌不过乌合之众,据险列阵,发百骑挑战,擒叶赫西城城主布寨,联军大溃,努尔哈赤纵兵掩袭,斩级四千,获马三千匹,铠甲千副,并俘虏乌喇贝勒之弟布占泰,自此军威大振。 于是二十七年灭哈达,三十五年灭辉发,四十一年灭乌喇,海西四部已亡其三,只剩下叶赫未下。其时努尔哈赤五十五岁了,垂垂老矣。 清末有个传说,叶赫与清朝势不两立,叶赫那拉氏的秀女不得选为后妃。此说无稽。太祖高皇后即出于叶赫那拉氏。不过叶赫在海西四部中,与努尔哈赤的纠纷特多,始终不屈,则为事实。 *** 万历四十六年,亦即努尔哈赤称帝的第三年,发兵攻明,临行以"七大恨"告天誓师,这是做作。努尔哈赤世受明恩,起兵叛明,若无此所谓"七大恨",则师出无名。"七大恨"当然是过甚其词,但其中三恨皆由明助叶赫: 明不守盟约,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致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 叶赫渝盟召黉,而明乃偏信其言,遣使诟訾,肆行凌侮,恨六也。 告恨侵明的第二年,即万历四十七年正月,努尔哈赤亲征叶赫。辽东经略杨镐集兵沈阳,分四路攻满洲,每路兵六万,相约会师兴京,复有叶赫相助。结果左翼中路及北路、右翼南路,三路兵败,仅剩李成梁之子李如柏所领的右翼中路遁回沈阳。叶赫本遣兵来会,中途得报,明军大败,急急引兵而归。 是年八月,努尔哈赤征叶赫。叶赫分东西两城,东城兵溃,城主金台吉被执,不屈而死;西城城主布扬吉献城投降。叶赫至此始亡。 第三章 太祖、太宗(上) 史家重正统;构成正统的唯一条件是:国中无国,亦即统一。但一个正统王朝而能享祚绵长,以我的看法,必须经过两代的经营。所谓"两代",当然不能死看,以为必是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紧接着的两代;其间或有波折顿挫。总之"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力战经营之"得",与偃武修文之"治",必须继承有人,方能厚植根基,长治久安。如隋之代北周而有天下,亡梁灭陈,统一南北,而库藏丰盈,开国条件之佳,无与伦比,但历三世,凡三十八年而禅于唐,即第二代炀帝为败家子之故。 从正面看,隋之前如汉,继高祖之创业而有文帝之文治,乃有汉家四百年天下;隋之后如唐,高祖、太宗,父子两代;如宋,太祖、太宗兄弟,亦为两代;如明,则应视太祖、成祖为两代。至于清朝,入关以前,太祖、太宗的事业是一贯的,有因袭而无因革,虽独尊非太祖"共主"之本意,但自夏禹以来,非家天下不足以传国,基本上应视之为一个政权的由草创而成熟。因此,我以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合并写为一章。 清朝自太祖至宣统凡十二帝,但辄云清宫十三朝者,因太宗有天聪、崇德两年号;细考不然,清朝建元应自崇德始,天命、天聪为皇帝之称号而非年号。孟森《清代史》云: 太祖之建号"天命",本自称为"金国汗",而亦用中国名号,自尊为"天命皇帝",其实并非年号,并未以"天命"为其国内臣民纪年之用。特帝业由太祖开创,在清史自当尊为开国之帝。入关后,相沿以"天命"为太祖之年号,则亦不足深辨。 至太宗改称"天聪",亦是自尊为"天聪皇帝",非以纪年。观太宗修《太祖实录》,屡称"天聪皇帝"为不可分离之名词,可以见之。《太祖实录》成于天聪九年,时虽尚无帝制之心,而已有为国存史之意,亦见志量之不同其他夷酋。实录既成,明年又实行建国,去旧国号之"金"而定为"清",观其以夷称若为"满住",后即就改为"满洲"以名其国,则清之为清,亦就金之口音而变写汉字,谓为清国耳。而清之一朝,实定名于是,故天聪十年有大举动,改元"崇德",则真用为年号。 这个看法非常精当,太祖虽借"七大恨"伐明,实际上只希望在关外立国,而能获得明朝的承认,初无问鼎中原之心。此只看太祖所定的立国制度为共主而非独裁,即是心目中有一并无任何子侄可以称帝的观念在,自更谈不到代明而兴、成一朝正统的大志。 何谓共主?即是八旗旗主各置官属,各有人民,并立而不相上下;遇有大事,则八旗主会议决定。《武皇帝(太祖)实录》载: 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帝与带善、阿敏、蒙古儿泰、皇太极、得格垒、迹儿哈朗、阿吉格、姚托诸王等,对天焚香祝曰:"蒙天地父母垂佑,吾与强敌争衡,将辉发、兀喇、哈达、夜黑同一语音者,俱为我有。征仇国大明,得其抚顺、清河、开原、铁岭等城,又破其四路大兵,皆天地之默助也。今祷上下神祇,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刑伤,以开杀戮之端。如有残忍之人,不待天诛,长兴操戈之念,天地岂不知之?若此者,亦当夺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怀理义之心,以化导其愚顽。似此者,天地佑之,俾子孙百世延长。" 这是清朝开国文献中很重要的一篇,可以看出太祖最看重的一事就是团结,而团结必出于公平与忍让。他自称"天命皇帝",而不欲有子继承帝位,即是怕引起骨肉间的大冲突。至于以后太宗称帝,乃种种因素自然而然推移演变而来,非太祖本意所在,亦非太祖始料所及。 前引告天文中八人,即为八旗旗主,当时四大贝勒、四小贝勒。带善即代善,蒙古儿泰即莽古尔泰,得格垒即德格类,迹儿哈朗即济尔哈朗,阿吉格即阿济格,姚托即岳托。除阿敏、济尔哈朗为太祖之侄,岳托为代善之子以外,其余皆为太祖之子。 四大四小八贝勒,大致皆为旗主。但有一贝勒主两旗,如四贝勒皇太极之有两黄;亦有两贝勒主一旗,如镶蓝之先归阿敏,后归济尔哈朗。八旗成长演变的过程,即为清朝开国的历史,而太祖一生的事业、理想,甚至感情,亦可由八旗的成长演变的过程中充分反映。因此,谈太祖、太宗父子,最切实际的办法,便是谈八旗制度。 太祖以十三副遗甲起事,即是只有十三名能作战的甲士,加上必需的从属人员,大致不会超过五十人。征尼堪外兰时,得兵百人,甲三十副;以后归附日众,必须加以部勒。最原始的组织是十个人一小队,其中之一为首领。编队时,每人出箭一支,束为一束,由首领保管,这一束箭便是权威的象征。所以这个小队称为"牛录",汉语"大箭"之意,牛录的首领称为"牛录额真",额真即"至"。 以后牛录的编制逐渐扩大,最后于万历二十九年定制,每牛录三百人。其时只有四个牛录,合计一千二百人。四牛录无论行军还是打猎,都在一起,以旗色为号。旗分黄、白、红、蓝色。于此可知,八旗最初只有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 及至万历三十五年灭辉发、四十一年灭乌喇,实力大增,计有四百个牛录,总计十二万人,十四年间增加了一百倍。这四百个牛录,分为满洲、蒙古混合编组三百零八个,纯蒙古七十六个,汉军十六个。于是在万历四十六年,增编四旗,黄、白、蓝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称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旗。 八旗的旗主,先要从早先的四旗谈起,孟森先生《八旗制度考实》,考出: 正黄,旗主四贝勒皇太极。 正红,旗主大贝勒代善。 正蓝,旗主三贝勒莽古尔泰,后归德格类。 此三旗之外的正白旗,后由多尔衮所领;但那是太祖既崩以后的事,最初必另有旗主。孟先生下笔极谨慎,因无资料,故付阙如;但我为孟先生作一补充:正白旗的旗主,必是太祖的长子、广略贝勒褚英。 所谓"四大贝勒",是太祖称帝后所封,并其弟舒尔哈齐第二子阿敏与其亲生之子,叙齿以定次序。代善年最长,称大贝勒;其次为阿敏,称二贝勒;以下为莽古尔泰及皇太极。其实代善为太祖次子,最初的大贝勒应该是褚英,二贝勒方为代善,第五子莽古尔泰为三贝勒,第八子皇太极为四贝勒,分领白、红、蓝、黄四旗。 何以见得正白旗为褚英所领?此可由情理推知:太祖的基本武力只有四旗,自然由年长的四子分掌。褚英与代善一母所生;初期的征伐,褚英亦常受命领兵,则代善既有一旗,褚英更当有一旗,即为唯一最初旗主无考的正白旗。及至褚英获罪为太祖所诛,正白旗必然收归自将,因为小一辈中,褚英居长,他人的资望自不足以驾驭此旗;而且可意料的是,正白旗是兵额、装备皆优的一旗,太祖亦不能轻易托付他人。 至于阿敏,原不主旗,后来由四旗扩编为八旗,始得领镶蓝旗;皇太极以才具冠于兄弟,多领镶黄一旗。镶红、镶白两旗主名无考,我很疑心此两旗本属于阿敏之父舒尔哈齐。黄道周《建夷考》: 初酋(按:指努尔哈赤)一兄一弟,皆以骁勇雄部落中。兄弟始登垅而议,既则建台,策定而下,无一人闻者。兄死,弟称"三都督",酋疑弟二心,佯营庄第一区,落成置酒,招弟饮会,入于寝室,铛之,注铁键其户,仅容二穴,通饮食,出便溺。弟有二名裨,以勇闻,酋恨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宅,腰斩之。长子数谏勿杀弟,且勿负中国,奴亦囚之。其凶逆乃天性也。 据孟森考证,所谓"有一兄",乃误记,太祖居长,不得有兄。"长子"即褚英,而"二名裨"为常书、纳奇布。我疑心镶红、镶白为舒尔哈齐居旗主之名,而由此"二名裨"分别带领。舒尔哈齐及此二将被杀,两旗亦归太祖自将,连正白旗共保留三旗的兵力,临终时分授三幼子。其详见后,先谈舒尔哈齐的死因。 按:上引文中的"三都督",指乌喇贝勒布占泰。九国联军之役,布占泰原已被俘,太祖为怀柔起见,放他回国,且结姻亲。亲结得很奇特,在只知儒家礼法的人看来,闻所未闻。 乌喇贝勒名满泰,其女名阿巴亥,于万历二十九年嫔太祖为妃,后立为后,即多尔衮之母;多尔衮死后获罪,"祸延先妣",阿巴亥改称为大妃。 大妃有叔即布占泰,继满泰而为乌喇贝勒,九国联军之役,布占泰被擒,而太祖释之回乌喇。布占泰本为太祖的叔岳,此时呼叔岳为"恩父"。因乌喇后求婚满洲,太祖以弟舒尔哈齐之女相许;二次又求婚,复以舒尔哈齐之女许配;三次再求,则太祖以第四女许婚。于是太祖与布占泰由互为叔岳,而又一变为翁婿。 *** 翁婿之反目,在万历四十年,起因是布占泰想娶太祖的一个"未婚妻"。这话似乎太离谱了,但一说明白,读者就会觉得我用"未婚妻"一词,不为过分。 太祖的这个"未婚妻",《明史》称为"叶赫老女"。孟心史有一篇《清太祖所聘叶赫老女事详考》,扈伦四部皆由"叶赫老女"而亡,倾城倾国尤物,真是祸水。兹先言太祖与叶赫的关系。 太祖死后,后来由于太宗由四贝勒共治而定于一尊,所以他的生母成了"太祖孝慈高皇后",她的闺名叫孟古姐,为叶赫东城贝勒杨机奴之女。杨机奴胞兄名卿家奴,为西城贝勒,其子名卜寨,生女即所谓"叶赫老女"。 九国联军之役的盟主为高皇后的胞兄纳林布禄,所以此役为大舅子反妹夫。卜寨亦领兵与战,奋勇当先,不料坐骑触木而踣,为太祖部下所斩。战事结束,叶赫要求归还卜寨遗体,太祖剖其半与之,遂成不解之仇。 万历二十五年,叶赫媾和,以十五岁的叶赫老女许婚太祖,而以纳林布禄胞弟金台吉之女许婚代善,皆正式下过聘礼。不久,叶赫悔婚,金台吉之女嫁于蒙古,留叶赫老女不遣。 原来纳林布禄要拿叶赫老女作为"奖品",谁能打败满洲,即以叶赫老女相许。于是万历二十七年叶赫诱哈达贝勒猛骨孛罗,有云:"尔若执满洲来援二将,赎所质三子,尽歼其兵两千人,我妻汝以所求之女。"太祖得知其情,一举灭了哈达。 万历三十五年,辉发贝勒拜音达里原来聘了太祖之女为妻,却久不迎娶,原来他亦看上了"老丈人"的"未婚妻"叶赫老女,因而为太祖所灭。 万历四十年,叶赫老女已经三十岁,但对布占泰而言,仍有极大的魅力,布占泰竟因此以"骲箭"射太祖侄女,亦即其妻娥恩姐。太祖兴师问罪,布占泰谢过:"或者人以谗言,令吾父子不睦。若果射汝女,欲娶汝婚,上有天在。"太祖要求他以"汝子并大臣之子为质,方见其真"。延及一年,布占泰竟将他的儿女及十七臣之子送叶赫为质,太祖因而亲征乌喇,布占泰仅以身免,投往叶赫。结果国亡而香梦未圆,布占泰并没有娶到叶赫老女。 太祖与舒尔哈齐同母兄弟,由生嫌隙不和,而至于幽禁致死,并先杀舒尔哈齐两子,其起因有二:一为对乌喇及布占泰的态度不同。布占泰为舒尔哈齐两女之婿,顾念亲情,并不视之为敌,万历三十五年曾有作战时公然袒护的事实,太祖因而夺弟兵权。舒尔哈齐的反应,据《清史稿》本传云: 居恒郁郁,语其第一子阿尔通阿、第三子札萨克图曰:"吾岂以衣食受羁于人哉?"移居黑扯木。上怒,诛其二子,舒尔哈齐乃复还。岁辛亥八月薨。顺治十年追封谥。子九,有爵者五。 第二个原因是我的判断。太祖诸弟中,唯舒尔哈齐得与其并称,《明实录》于太祖兄弟的朝贡,并称为都督;《朝鲜实录》亦并称之为"老哈赤"、"小哈赤"。于此可知两人地位相埒;而舒尔哈齐与明朝边将另有一重特殊关系:其女为李成梁之子、辽东总兵李如柏之妾,生一子。当时有"奴酋女婿作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之谣,即指李如柏。舒尔哈齐既有兵权,复有奥援,则在对乌喇的政策上发生重大歧异,自然为太祖所忌,遂致演出骨肉相残的惨剧。 太祖既灭乌喇,扈伦四部只剩下一个叶赫,于是以索布占泰为名,攻破叶赫兀苏等城十九处。叶赫两贝勒金台吉、布扬古叔侄告急于明,明遣游击马时楠、周大岐带枪炮手一千,保护叶赫东西两城。其时满洲兵还不敢与明对抗,主要的原因是明军有"红衣大将军"——大炮。因此,太祖修书向明朝解释兴兵叶赫:由于叶赫"悔婚"、"匿婿",不得不然。 当时明朝的威信未坠,犹足以使四夷有所顾忌,所以太祖还不能不貌为恭顺,而另出以狡计,愚弄边吏。因此,明朝虽支持叶赫,却并无发兵助叶赫攻满洲的打算;而太祖亦不敢大举侵叶赫,避免对明朝过分刺激。 这样大致僵持的形势,到了万历四十三年夏天,发生了变化。叶赫急于复仇,以"老女"许婚蒙古喀尔喀部的莽古尔代,五月下聘,七月成婚。太祖部将都以为此可忍孰不可忍,主张进兵叶赫,而太祖不以为然,《武皇帝实录》载万历四十三年六月事云: 初,夜黑(按:即叶赫)布羊姑以妹许太祖(按:布羊姑即布杨古,卜寨之子、"老女"之兄),受其聘礼,又欲与蒙古胯儿胯(按:即喀尔喀)部翀孤儿太(按:即莽古尔代)台吉(按:"台吉"由汉语"太子"转变而来,各部落酋长之子皆称"台吉",意同王子),诸王臣曰:"闻夜黑将汗聘之女欲与蒙古,所可恨者莫过于是。当此未与之先,可速起兵。若已与之,乘未嫁时,攻其城而夺之。况此女汗所聘者,非诸王可比,既闻之,安得坐视他适?"皆力谏兴兵不已。 太祖曰:"或有大事,可加兵于彼;以违婚之事兴兵,则不可。盖天生此女,非无意也,因而坏哈达、辉发、乌喇,使各国不睦,干戈扰攘至此。大明助夜黑,令其女不与我而与蒙古,是坏夜黑,酿大变,欲以此事激我愤怒,故如是也。今尽力征之,虽得其女,谅不久而亡,反成灾患。无论与何人,亦不能久。启衅坏国已极,死期将至矣。" 诸王臣反复谏之,必欲兴兵;太祖曰:"吾以怒而兴师,汝等犹当谏之,况吾所聘老女为他人娶,岂有不恨之理?予尚弃其忿恨,置身局外以罢兵;汝等反苦为仇校,令吾怨怒,何也?聘女者不恨,汝等深恨何为?岂因忿遂从汝等之言乎?汝等且止。"言毕,令调到人马皆回。 诸王臣奏曰:"此女迄今三十三岁,已受聘二十年矣。被大明遣兵为夜黑防御,夜黑遂倚其势,转嫁与蒙古,今可侵大明。" 太祖不允…… 按:如上实录,太祖所谓"大明助夜黑,令其女不与我而与蒙古"一语,当系后来修实录时所加。太祖当时必不致作此语,当时御史翟凤翀巡按辽东时,主张根本不管他们的"家务",疏称:"以天朝作外夷撮合,名污而体亵。"可以反证明朝绝无令叶赫以"老女"予蒙古之事。天聪修实录所以加此语,无非以此与"告天七大恨"相呼应,以见其"造反有理"而已。 太祖之不欲兴问罪之师,乃是老谋深算,因为叶赫之结蒙古,一方面恃以为援,另一方面亦是故意激怒太祖,希望满洲兴兵,则不但叶赫与蒙古组联军,足以相敌,而且明朝亦一定会从清河、抚顺发兵,东向夹击,危亡立见。 同样的,太祖不欲伐明,亦是怕叶赫与蒙古拊其背;决定"固疆宇、修边关、务农事、裕积储",自是持重的做法。 可注意的是,此后事态的发展,第一,三个月以后的闰八月,长子褚英因罪为太祖所杀,所得何罪,迄今不明,只有就官书中现存的记载去猜测。《东华录》顺治五年三月"幽系肃亲王豪格"一条下记: 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会议,豪格应拟死;得旨:"如此处分,诚为不忍,不准行。"诸王大臣复屡奏言:"太祖长子亦曾似此悖乱,置于国法。"乃从众议,免肃亲王死,幽系之,夺其所属人员。 是则褚英的罪名与豪格相似。按:豪格为太宗长子,顺治异母兄。入关后平四川,斩张献忠于阵,但与其叔摄政王多尔衮不和,削爵系狱,其妻且为多尔衮所夺。《清史列传·宗室王公卷二》记: (顺治)五年二月凯旋,上御太和殿宴劳。三月,睿亲王(多尔衮)以豪格徇隐随征护军参领希尔根冒功事,又欲擢用罪人扬善之弟吉赛,议罪削爵,系之,卒于狱。八年正月,上亲政,念其枉,复封和硕肃亲王,立碑表之。 十三年九月追谥武,再立碑以纪其功。 据此,则豪格之获罪,别有缘故,后当详考,大致亦为不得皇位之故。当时以豪格之罪名比拟褚英,则褚英当亦有反太祖之事实,而与太祖不愿兴兵征叶赫及反明有关。 明朝人的记载,如《从信录》等,记褚英之为父所诛,是由于反对太祖叛明之故,此可能与事实适得其反。因为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太祖是采取稳健的步骤;而"诸王大臣"主张兴兵,此"诸王大臣"当然包括褚英在内。此后不久,太祖正式称帝,亦是由于"诸王大臣"纷纷劝进,过拂部下之意,势必影响士气,不得不然。 太祖建国在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年五十八岁,称号为"天命皇帝",后世误以为建元"天命"。其实,太祖此时不但无代明而有天下的雄心壮志,甚至根本不想维持传统的帝制,谆谆以共治为嘱。据满洲老档《武皇帝实录》载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三月初三日事: 皇子八人进见问曰:"我等何人可嗣父皇,以登天赐之大位,俾永天禄?"帝曰:"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国可无失矣。" 这是太祖制定的国体,孟心史称之为"联旗制度"。但此制度要维持不坠,实在很难。八固山除了四小贝勒以外,四大贝勒都想继承帝业,最后由皇太极继位,出于代善父子的拥立;否则相互砍杀,绝不能成一统之业。 *** 明亡清兴,实有天意,有清太祖、太宗及代善,并有明熹宗、思宗。明朝并非无人,袁崇焕、孙承宗、熊廷弼无不可以制满洲,但其遭遇,真是令志士丧气。当然,误国的疆臣边帅亦不是没有。先谈袁崇焕,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十一本传: 袁崇焕广西藤县籍,东莞人,万历己未进士,为邵武县令。天启壬戌,升兵部职方司主事。时广宁失陷,王化贞与熊廷弼逃归,画山海关为守。 按:广宁失守在天启二年。熊廷弼为经略,王化贞为巡抚,两人不和,而内阁及兵部皆袒护王化贞,因此熊廷弼虽有大举的计划,却无由实现。 天启元年,原为抚顺游击而投清的李永芳勾结了王化贞部下的一个游击孙得功,由孙得功向王化贞献议,说李永芳有心反正,只要一发兵,里应外合,足以大破清军。王化贞大喜,以为立功有秘计,益发轻视熊廷弼。见此光景,熊廷弼便上奏乞休,朝廷亦已许了他。不道尚未能离任,太祖已在天启二年正月对辽河发动攻击,孙得功想绑架王化贞投清,幸有别将相救,得免被俘。 熊廷弼痛恨王化贞偾事,同时深知敌人还不敢渡辽河而西,因而随王化贞入关,打算着朝廷知道他的才具,既然王化贞失败,自然就会想到他,那时再来经营,亦还不迟。 《袁崇焕传》又说: 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胸不敢任,袁崇焕独攘臂请行,与阎鸣泰同出监军山海。巡抚刘策议于山海关外掘壕堑,筑备城关……崇焕言守关当于关外守之,筑城与掘壕俱不便,请罢。阁部孙承宗自请至关,相度形势,是崇焕言。掘壕议遂寝,朝议遂以孙承宗为经略。 按:此记殊有未谛。山海关外另筑重关,议出两王;两王者,蓟辽总督王象乾,及代熊廷弼经略辽东军务的王在晋。当时大僚多不愿到辽东是事实;而王在晋功名心切,首辅叶向高因许以"关门一年无事,即予封拜",因毅然以兵部尚书出镇辽东。但实际上不但未到辽东,连辽西都未到,只在山海关内坐镇。关外已经弃守,但非满洲所占,而是蒙古喀尔喀、土默特等部在盘桓。其时的情势非常特殊:满洲与明朝都在争取蒙古,满洲希望蒙古进攻明朝,所以让出关前之地;而明朝则以为蒙古为我"守边",所以经常有巨款犒赏,名为"行款",蒙古兵则称为"西部"。王象乾的长技,即在结纳"西部",以"行款"买得个无事,待老解职,挟丰盈的宦囊回老家去求田问舍,做权绅鱼肉乡里。 王在晋到镇,就照王象乾的办法,打算着干满一年便可入阁拜相。不道忽然动了功名之念,计划利用西部收复广宁,王象乾便极力劝阻,他说:"收复广宁而不能守,朝廷不念收复之功,只问失地之罪,岂非自取之咎?为今之计,不如在关外设关,守住山海关,即是保卫京师。" 他说这话是有私心的。原来他的辖区虽为蓟、辽,但辽事有经略、有巡抚,所以实际上只是管蓟州,蓟州不失,即无罪过;如果关外设关,关内的蓟州又多一重保障,更可高枕无忧,所谓"守住山海关,即是保卫京师",这"京师"二字应改为"蓟州"才符实际。 王在晋的本意亦只在守山海关,欣然纳议,请巨款在关门外八里铺筑关城。宁远道袁崇焕及王在晋的好些幕僚都不赞成,而王在晋不顾。 奏疏到京,首辅叶向高以为仅凭书面上的说明无法判断,次辅孙承宗自请"身往决之"。到关一看,认为王在晋的想法根本不通。据《明史·孙承宗传》,当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孙:"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 王:"否。当更设兵。" 孙:"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址,旧城之品坑(高阳按:掘壕成品字形谓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设,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 王:"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 孙:"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 王:"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 孙:"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其有宁乎?" 按:以上一问一答,如不明山海关的地形,不知王在晋的荒谬。山海关的正面,亦即由南面的海边,往北抵山,约计四十里。北面转折往西之处即"一片石关",俗称"九门口",为山海关的要隘,故当设兵防守。由一片石往南凡历五关到海,其中有一个关就叫"三道关",北距一片石、南距山海关各为二十里。王在晋的意思,新城如不守,四万新兵可由"三道关"入关。所谓"旧关",则指原来的山海关。及至孙承宗诘以"兵逃如故,安用重关?"自觉失言,因谓另筑三塞以待溃卒。真是越说越不成话了。 论理语穷,于是孙承宗就地召集军事会议,议守关外。关外又守何处呢?袁崇焕主守锦州西南的宁远;阎应泰主守宁远以南十二里海中的觉华岛,此处为后来明军屯粮之地;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城",此城在宁远之西一百六十五里,而宁远距山海关一百九十里,换句话说,中前所城在山海关外二十五里之处。很显然,王在晋是怕关外守不住,为了逃起来方便,所以主守中前所城。 孙承宗支持守宁远之议,但希望由王在晋提出建议,谁知花了七昼夜的工夫,未能说服王在晋。迫不得已,还朝以后,据实上奏。 孙承宗的奏疏中说: 与其以百万金钱浪掷于无用之版筑,曷若筑宁远要害;以守八里铺之四万人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浚而横击之,即无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总之,敌之帐幕必不可近关门,杏山之难民必不可置膜外。 不尽破庸人之论,辽事不可为也。 按:宁远即今兴城,乃恢复辽金的旧名。兴城以东为杏山及松山,当小凌河西岸;渡河为今锦州,明朝称为广宁中屯、左屯卫;过大凌河在今沟帮子、镇安一带,始为明朝的广宁卫。 觉华岛今称菊花岛,在兴城以南十二里海中,上有海云、龙宫两寺。明朝通海运时,东南粮秣接济山海关,即囤觉华,虽离海十二里,实为沙滩,水浅时涉足可过,不烦舟楫。所谓"三岔",当指小凌河自海而北,过杏山后,分出女儿河、汤河两支流,遂成三岔而言。当敌窥宁远城时,必须过杏山、松山,渡双树铺河,方到城下;此时觉华岛的守卒,由东面在小凌河西岸登陆,预备烧断敌军在双树铺河所搭浮桥,拦腰袭击,则敌无归路,必当速退,可解宁远之危。 奏疏以外,孙承宗复在熹宗御经筵时,面奏王在晋不足任,于是调为南京兵部尚书,并斥责逃入关内、附和筑城之议的监司邢慎言等。辽东经略一时不得其人,孙承宗奋然请行,诏"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并以阎应泰为辽东巡抚。《石匮书》卷八《孙承宗传》: 承宗请行边,天子御书饯送,诒书郑重,以汉诸葛亮、唐裴度为比。出镇之初,关门三十里外,斥堠不设;经营四年,辟地四百里,徙幕逾七百里,楼船降骑,东巡至医无闾。 医无闾山在今镇北附近,已及广宁;易言之,王化贞所弃的广宁,几已收复。至天启五年八月,孙承宗为阉党所攻去职,兵部尚书高第代为经略。孙承宗前后在关四年,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造甲胄器械等攻守之具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而满洲始终不敢犯。孙承宗不去职,岂有后来清兵入关之事? 明末清初与山海关有关者,有两高第:一为山海关总兵,本人即为榆林籍,后降于清,随多铎征河南,《清史列传》列于"贰臣";一即此处要谈的辽东经略,他是关内滦州人,字登之,两榜出身,在孙承宗出镇辽东时,为兵部尚书,亦主撤兵守关,孙承宗驳而不行。明朝的兵部尚书,既掌军政,亦主军令,犹如现代集国防部部长与参谋总长于一身,称为"本兵",威权极重,孙承宗驳了他的政策,认为大损威望,因而不睦。既代孙承宗为辽东经略,自然一反孙承宗所为,撤关外之兵。袁崇焕时为宁前道,不奉命,他的理由是:"我是地方官,守土有责,情愿死在宁远,不撤。"高第无以相难,只好不闻不问。 在孙承宗守辽的四年间,满洲只零星骚扰,不敢大举入侵,因为太祖极见机,知道孙承宗不好惹。现在换了与王在晋一丘之貉的高第,自然不客气了。高第头一年十月到关,太祖第二年(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正月率诸贝勒大臣西征,统兵号称四十万。一路势如破竹,高第坐视不救。 袁崇焕与总兵满桂,只数千兵,固守宁远;太祖旨在攻关,关门一下,宁远不溃即降,无足为忧,因而绕城而西,横截山海关大路,同时分兵取觉华岛。不道袁崇焕在城上发炮,太祖不敌而退。《石匮书》袁传记其事云: 丙寅(天启六年)北骑四十万逼宁远城,城中戍守数千人,兵势单弱,城外有红(衣)炮数门,无敢发者;崇焕事急,勒唐通判亲自发炮。凡放红(衣)大炮者,必于数百步外掘一土堑,火着线,即翻身下堑,可以免死。唐通判不晓其法,竟被震死;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辽东人谣曰:"苦了唐通判,好了袁崇焕。" 此真齐东野语!袁崇焕复因崇祯中清太宗的反间计而被杀,传首九边;天下皆以为袁崇焕通敌倾国,虽正人君子亦然,毫无例外,此所以张岱贤者,能有如此笔墨。 捷报到京,本为阉党的兵部尚书王永光,一反支持高第的态度,上疏请重用袁崇焕: 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国外事权,悉以委之,而该道员缺,则听崇焕自择以代。 "悉以委之"则竟是以袁崇焕为实质上的经略;所升的官职则是"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既有奖,自有罚,论高第不救宁远之故,他说关兵只得五万,若救宁远,万一关门有失,危及京师。于是阉党打算趁此机会整孙承宗。其时孙承宗已罢官回原籍畿南高阳,得到消息,派人跟户部去说:"我交给高尚书的兵是十一万七千;上年十一、十二月,高尚书领的饷亦是十一万七千人。他说五万,你们给他五万人的饷,看他怎么办。我现在先不辩;高尚书应该自悔失言,有所补正。我如果一上奏疏,说明实情,传到四夷,让他们耻笑中国有数目字都搞不清楚的经略大臣,岂非有伤国格?"这是孙承宗忠厚,让高第具疏自陈:"前止据见在兵五万,会核有某兵、某兵,合十一万有奇。"因得从轻发落,免官而已。 *** 现在回头来说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实录》: 上至沈阳谕诸贝勒曰:"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耶?"不怿累日。 据明人记载,谓太祖受创而回,愤懑疽发背卒。朝鲜人记载,更谓太祖攻宁远受伤而卒。要之,太祖自此不履战场,延至是年八月十一日未时卒于离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事先不豫,至清河温泉休养,大渐回京,崩于途次,寿六十八。 此时随侍太祖的就是年方三十七岁的大妃,《清实录》言大妃: 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为国乱,颁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殉之。"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 此非当时真相,真相是太宗等矫诏逼大妃殉葬。因为她既饶丰姿,又当狼虎之年,必不能安于室;若有外遇,贻先帝之羞,犹是小事,问题最严重的是,她所生三子,太祖生前"分给全旗",除阿济格甫成年以外,多尔衮、多铎一只十五、一只十三,如果大妃的情夫是野心分子,通过大妃而控制三旗人马,将肇大乱。因而假造先帝遗言,逼大妃上吊,以绝后患。 当太祖崩于叆鸡堡,匆匆成殓,群臣轮班抬"梓宫"回沈阳,初更入宫,开始谈判,整整谈了一夜,大妃无奈,终于在第二天辰刻自尽。《清实录》——天聪九年所修的《武皇帝实录》,比乾隆朝改篡的《高皇帝实录》,保存了较多的真相。 《实录》中接"后支吾不从"句下云: 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求,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子多儿哄、多躲,当恩养之。"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不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 于是后于十二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柩,巳时出宫,安厝于沈阳城内西北角。 多尔衮、多铎后由太宗抚养,其时孝庄皇后亦为其姑孝端皇后育于宫中,小多尔衮一岁。我一直怀疑世祖为多尔衮与孝庄所生之子,后面将谈到,此不赘。 太祖既崩,遗命八固山共治;九月太宗即位,乃出于代善父子之拥立。《东华录》: 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亦未尝定建储继位之议……太祖高皇帝宾天,大贝勒代善长子岳托、第三子萨哈廉告代善曰:"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曰:"此吾素志也。天人允协,其谁不从?"次日,代善书其议,以示诸贝勒。皆曰:"善。"遂合词请上即位。上辞曰:"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若舍兄而嗣立,既惧弗克善承先志,又惧不能上契天心,且统率群臣,抚绥万姓,其事綦难。"辞之再三,自卯至申,众坚请不已,然后从之。 孟心史《八旗制度考实》就此析论云:当时论实力,太宗手握两黄旗,已倍于他贝勒,又四小王皆幼稚,易受代善指挥,唯余有两大贝勒,阿敏非太祖所生,自不在争位之列;莽古尔泰以嫡庶相衡,亦难与代善、太宗相抗。故有代善力任拥戴,事势极顺。 代善之所以尽力,由两子之怂恿。观于清开国八王,世所谓铁帽子王,其中太祖子三人,太宗子二人,太祖所幼育宫中之胞侄一人,其余二人,乃皆代善之后,以始封者非皇子,故以郡王世袭。而此两郡王,一为克勤郡王,即岳托;一为顺承郡王,即萨哈廉之子勒克德浑。清之所以报酬者如此,盖代善实为清之吴泰伯。 按:所谓"铁帽子王",即"世袭罔替"的亲王或郡王。据上文刊封号姓名如下: 一、太祖子三人: 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 二、太宗子二人: 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顺治十二年改号庄亲王)。 三、太祖所幼育宫中之胞侄一人: 郑亲王济尔哈朗。 四、代善之后二人: 克勤郡王岳托(初封成亲王,后因事降贝勒,殁后诏封克勤郡王,其子孙初改封号为衍禧郡王,又改平郡王,乾隆年间复号克勤郡王);顺承郡王勒克德浑。 *** 太宗武功不逊于父,在位十七年,征服东海诸部及索伦部,今吉林、黑龙江两省尽归统属,平定内蒙古;尤以击败察哈尔林丹汗,获得"传国玺",为正式建号"大清"及建元"崇德"的由来。至于侵明之役,前后六次,第二次用反间计杀袁崇焕。由后世来看,明思宗绝非清太宗的对手,清代明兴,已露端倪。 六次伐明之役如此: 第一次:太宗与袁崇焕议和不成,于天启七年,亦就是太宗即位的第二年五月,大举攻辽西。辽河以西的大川叫大凌河,北起义州,南流入海,为锦州的屏障。其时大凌河正在筑城,城工未竣,总兵赵率教守锦州,坚守不失,于是太宗渡小凌河,经连山(今锦西)进围宁远。 宁远为袁崇焕亲自镇守。他的战术很特别,环城掘壕,士兵守壕不守城,壕前摆满大车,作为防御工事,而车后有火器埋伏。太宗佯退诱敌,袁崇焕不为所动;太宗乃又回师进击,不道枪炮齐发,清军死伤无算,是为锦州大捷。太宗出师不利,毁大小凌河而退。 隔了两个月,魏忠贤对袁崇焕看不顺眼,买通御史参他不救锦州,袁崇焕罢官,以王之臣代为巡抚。 又过了一个月,熹宗崩,无子,皇五弟信王入承大统,即是年号崇祯的思宗。十一月,魏忠贤伏诛;崇祯元年四月,袁崇焕复起。 袁崇焕复起,杀毛文龙,以及太宗用反间计假手崇祯杀袁崇焕,过程皆富于戏剧性。我曾检《明史》《石匮书》及其他野史参校,《石匮书》所记杀毛文龙事最为得实;记复起则足以反映当时舆论对袁崇焕的强烈不满,此真千古冤狱!此处介绍《石匮书》所叙,并作必要的注解。读过《陶庵梦忆》的读者,都知道张岱是个很有趣的人,他记崇祯召见袁崇焕的情形,充满了"戏文"的趣味: 崇祯践祚,起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令地方官敦趋就道,遂于元年七月十四日至邸。上御平台,特宣崇焕,并辅臣、尚书、九卿等召对。(按:"平台"在西苑,为明武宗开"内操"时所建以阅兵者,明末出师命将,皆召见于此。入清改名"紫光阁"。) 上语崇焕曰:"女直跳梁十载,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有何方闻,据实奏闻。"(按:女直即女真;辽兴宗名耶律宗真,为避讳因改真为直。) 崇焕对曰:"臣受皇上特达之知,注臣于万里之外,倘皇上假臣便宜,五年而东患可平、全辽可复,以报皇上。"(按:"便宜"者,"便宜行事"之谓。袁崇焕知敌不足畏,所患者层层掣肘,不能放手办事,故袁崇焕首以此为言;此后所有要求,皆不脱"便宜行事"的范围。) 上曰:"五年灭寇,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辅臣韩爌、刘鸿训、李标、钱龙锡等奏曰:"崇焕肝胆识力,种种不凡,真奇男子也。" 崇焕奏曰:"臣在外调度,所有奏闻,一凭阁臣处分,阁臣不可不着力主持。" 上顾谕阁臣,阁臣奏曰:"敢不承命!" 崇焕又奏曰:"边事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结,但皇上宵旰于上,正臣子枕戈待旦之秋。臣尽心竭力,约略五年;但五年之中,须事事核实,第一钱粮,第二器械,户工两部,俱要悉心措置,以应臣手。" 上顾谕两部尚书王家桢、张维枢,奏曰:"敢不承命。" 崇焕又奏曰:"臣承命在外,止以灭寇为事,五年之中,事变不一,还要吏兵二部,俱应臣手,所当用之人,选与臣用;所不当用之人,即予罢斥。" 上顾谕两部尚书王永光、王在晋,曰:"敢不承命。" 崇焕又奏曰:"圣明在上,各部公忠,毫无不应臣手,但臣之力制东事而有余,调众口而不足,一出君门,便成万里,忌功妒能,岂遂无人?即凛于皇上之法度,不致以权掣臣之肘,亦能以意乱臣之心。" 上曰:"朕自主持,不必以浮言介意。" 崇焕又奏曰:"有皇上主持,臣不孤立……" 张岱行文,所要强调的是,袁崇焕要挟需索,得寸进尺,最后竟想钳制言官。但既皆许诺,则袁崇焕杀毛文龙,亦为便宜行事,无足为罪。至于"一出君门,便成万里",确为当时实情,崇祯既许以"朕自主持,不必以浮言介意",而到头来毕竟听信浮言,陷袁崇焕于孤立,且以杀身,则是君负臣,非臣负君。 至于毛文龙,自有取死之道,此人为杭州无赖,浪迹辽东,因缘时会,得领师干,捏造战报战功,得升为左都督,据辽东半岛、鸭绿江口的皮岛,以筹饷为名,大做走私的生意,满洲所需物资,多从皮岛而来,核其行为,"资敌"无疑;但"日以参貂交结当道"。既见杀,当道不复再能得贿,因而怨及袁崇焕,先造蜚语,说袁崇焕通敌;而清太宗提出要求,以毛文龙的首级为信物。这话由"当道"(包括言官)以至宦官,日言于崇祯,信之不疑,所以后来一闻浮言,即以为袁崇焕果然通敌。是则杀袁崇焕,亦不尽由于崇祯庸暗。总之,万历一朝四十余年,冤气戾气凝集不散,遂有天启东林之祸,阉党横行,崇祯初虽有"逆案",但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之势未改,几无正人君子容身之地。此是明朝气数已尽,崇祯既昧于天命,不能返躬修省;更不能善尽人事,唯果于杀戮,足令志士丧气,不亡又安可得? 《石匮书》记毛文龙被诛事,颇为细致,足当实录。本传云: (崇焕)至双岛(高阳按:指琼岛及皮岛),文龙往宁远,迟之两日,见江上战船将士,皆傲视不顾,谕以"督师亲至地方,尔辈何不晋谒?"对曰:"未奉将令,不敢晋谒。" 按:此足见毛文龙心目中根本无袁崇焕。但绝不能谓为袁崇焕以其无礼,杀之以为报复;袁崇焕的想法是:有此心目中无主帅之将,则缓急之间,不但不可恃,且紧要关头,反足以助敌,亦未可知。袁崇焕所以有五年复全辽的把握,端在能保有完全彻底的指挥权。今有此将,安可不除?且知毛文龙交结当道,如果循正当之途径去毛,必不能如愿,因而采取断然行动。本传续载: 崇焕愕塞,不发一言。但日与幕客数人,沿江闲步,拾沙际文石,攫夺为戏,或呼酒席地,小饮成狂。兵船侦探见者,皆曰:"督台轻狂若是。"皆不以为意。 平情而论,袁崇焕此时虽已有必去毛文龙之意,但亦非不可挽回,只要毛文龙能示诚受节制,袁崇焕亦乐于有此一支海上呼应支援之兵。只是根本上毛文龙便轻视袁崇焕,那就不能不决裂了。 当时等毛文龙回来以后,袁崇焕并未动手,相与燕饮,每至夜分;席上谈公事,袁崇焕主张变更营制,并设监司理民政,毛文龙怫然不悦,话就谈不下去了。 于是袁崇焕讽示毛文龙辞官回乡;毛文龙说:"我一向有此意思,但唯有我知道'东事';等'东事'告竣,朝鲜衰弱,一举可以占领。"所谓"东事"即指对满洲的军事而言。毛文龙大言不惭,已使得袁崇焕大感不快,而居然还存着占朝鲜的妄想,则他的兵即令能打,亦必保存实力,对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计划,完全没有帮助。至此,袁崇焕才决定采取行动。 于是以邀"观射"为由,将毛文龙诱至袁崇焕设在山上的行帐;随行士兵摒拒在外。其过程在张岱的笔下极其生动。 《石匮书》记袁、毛打交道,尚有他语;又袁崇焕所带亲兵无几,而双岛毛军数千,袁崇焕何能从容执法?则袁之机智,自别有过人之处,仍须看《石匮书》方知其中曲折奥妙: (崇焕)索其兵将名册,以给犒赏;文龙不肯进册,漫应曰:"本镇所带亲丁,现在双岛者,三千五百余人耳。明日领犒。" 按:毛文龙不肯进册者,因袁崇焕一直要查核他的饷项支出,恐一进册则据名册核饷,情弊立见。乃约次日犒军,登岸较射。 乃传令中军,带亲丁四面摆围,崇焕坐帐房犒赏军士。文龙来谢,坐语良久;崇焕曰:"明日不能踵别,国家海外重寄,合受焕一拜。"拜已,相约减从,山上亲丁仍于山上摆围。文龙从官百二十人,俱绕围兵,内丁千名截营外,崇焕乃命各从官过见,慰劳之曰:"各将官海外劳苦,粮多不敷,使汝等空乏,情实可悯。汝等亦受我一拜。"拜已,众皆感泣。 按:向毛一拜,以宽其意;向众从官一拜,是一种试探。"众皆感泣"则知可以感化,可以理折,可以气夺,然后可以杀毛文龙。 遂问将官姓名,有言毛可公、毛可侯、毛可将、毛可相,百二十人俱姓毛。 按:此似近乎儿戏,其言夸诞。实则不然。当时投身行伍,有不知其姓者,主事者乃任意制一姓名予之,如王得标、王得胜之类。有轻率者,则故意制一恶姓怪名以相戏,湘军中不乏其例。然亦有喜舞文弄墨,特为制一与其人不称之嘉名相赠,如鲍超目不识丁,贵后始识其姓,而字"春霆",即其一例。彼时通文墨者,每以屈事武夫为耻,遇有机会,每加戏侮。如鲍超曾得部下献董香光屏条四幅,相传系李闯部下得自明宫,鲍超谓幕友:"何无上款?"此幕友答谓:"好办!"援笔在下款之上加一上款:"春霆军门大人雅正。"文士狎侮武夫,类皆如是。所谓"毛可公"、"毛可侯"的题名,亦是一时相戏,未必有何深意;而毛文龙不说真话,遂成口实。 崇焕曰:"汝等岂可都姓毛?"文龙应曰:"皆是小孙。"崇焕作色对文龙曰:"此便欺我!此辈皆异姓之人,今皆姓毛!吾闻天子方可赐姓;汝今擅改人姓,欺君罔上,罪莫大焉。"顾官曰:"汝等还该复还本姓,为朝廷出力,自立功名,何得为此欺罔之事?"因大声问文龙曰:"我到此数日,披肝沥胆,望尔听我训诫。岂意汝狼子野心,总是一片虚词。目中已无天子国法,岂容宽假?"语毕,西向叩头,请皇命,褫文龙冠带。 按:清制有"皇命旗牌",而无"尚方剑",皇命即等于尚方。明制有皇命,有尚方剑,两者权威有差减。凡出镇,必赐皇命旗牌,而尚方剑则系特赐。一请尚方,其人必死。袁崇焕先请皇命,后请尚方,步骤不乱,自见其智珠在握。 数之曰:"女(汝)有应斩十二大罪:兵马钱粮,不经查核,夜郎自据,横行一方,专制孰甚,当斩一;说谎欺君,杀降诛顺,全无征战,却占首功,欺诳孰甚,当斩二;刚愎撒泼,无人臣礼,牧马登莱,问鼎白下,大臣无道,当斩三;每岁侵饷银数十万,每月给米三斗五升,克减军粮,当斩四;私开马市,潜通岛裔(夷),当斩五;命姓赐氏,不出朝廷,走使舆台,监(滥)给劄付,犯上无等,当斩六;劫掠商人,夺船杀命,积岁所为,劫赃无算,身为盗贼,当斩七;部将之女,收为姬妾,民间之妇,没入为奴,好色诲淫,当斩八;逃难辽民,不容渡海,日给碗饭,令往掘参,畏不肯往,饿死岛中,草菅民命,当斩九;拜魏忠贤为父,迎冕旒像于岛中,至今陈汝明一伙,盘踞京师,交结近侍,当斩十;女真攻破铁山,惨杀辽人无数,逃窜皮岛,掩败为功,当斩十一;开镇八年,不复守土,观望养寇,当斩十二。" 又谕各官曰:"毛文龙十二罪,汝等说当与不当?若杀之不当,汝等上来先杀了我。"延颈就戮,众官皆相视失色,叩头乞哀。 毛文龙为之气夺,只叩头求免;袁崇焕问毛可公、毛可侯那班人:"文龙当斩否?"都唯唯称是;中有人以为毛文龙虽无功劳,亦有苦劳,但为袁崇焕作色一喝,亦即住口。 此时,袁崇焕方始请尚方剑,斩毛于帐下,随即宣布,只诛文龙,余俱无罪。乃重新部署,将毛文龙的兵分为四协,以毛文龙之子毛承祚及副将陈继盛分别率领。同时大犒将士,传檄各岛,将毛文龙的各种苛政尽皆革除。恩威并用,贴然绥服。 回到宁远,上奏具言其事,最后自陈:"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藁待罪。"崇祯看袁崇焕如此作为,心里不免害怕,这就种下了袁崇焕不得善终的基因;亡国之君之所以为亡国之君,就在这些地方!从古至今,只有英主才能用英雄。或谓庸主亦可用英雄,如刘阿斗百事不问,唯倚武侯。此亦不然,刘阿斗是个特例:武侯为顾命之臣,刘阿斗倚恃如父,论其实际,并非信任。若如官文,自可谓之庸,但能重用胡林翼,此识人的眼光及用人不疑的襟度,亦就不庸了。 话虽如此,崇祯自亦不能不优诏相答。于是袁崇焕又上言:"文龙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为乱也。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今不宜更置帅,即以副将陈继盛摄之。"又请增饷至十八万。报准奏。 平心而论,袁崇焕的处置,确有些欠考虑;当毛文龙叩头求免,从官畏服,则权威已经建立,只逮捕毛文龙置于左右,其子承祚及部将为求保毛之命,必然听命,一样亦可达到整顿的目的。以前方大将,除非有反叛犯上的逆迹,不能不断然处置以外,绝无请尚方剑立斩的必要。那就无怪乎有人造作蜚言说袁崇焕通敌,而以毛文龙的首级为信物了。 是年十月,清太宗率兵破边墙,自遵化侵北京;《东华录》载: 天聪三年即明崇祯二年,十二月辛丑,大兵逼北京。上(按:指清太宗,此时尚自称"金国汗")营于城北土城关之东,两翼兵营于东北,侦知满桂、侯世禄等集德胜门。上率右翼诸贝勒前进。又闻瞭见东南隅有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以兵来援,传令左翼诸贝勒迎击。 癸卯(按:中隔一日),遣归顺王太监赍和书致明主。 上率诸贝勒环阅北京城。 乙巳(按:又隔一日)屯南海子。 丁未(按:又隔一日)进兵距关厢二里。 戊申,闻袁崇焕、祖大寿营于城东南隅,竖立栅木,令我兵逼之而营。上率轻骑往视进攻之处,谕曰:"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遂回营。 如上所引,自辛丑至戊申,历时凡七日,太宗只在城外盘旋,并未能攻城,原因是京城高大坚固,且无攻城之具,所以虽兵临城下,并不危急。只看袁崇焕、祖大寿援兵到后,并不急于接战,而在广渠门外构筑工事,有断其归路之意。按:清兵此次由喜峰口破边墙入关,陷遵化,蓟州巡抚王元雅自经死,驻关门的总兵赵率教赴援阵亡,清兵遂趋蓟州,越三河,略顺义,而至京城之北。及至袁、祖入援,屯营东南即广渠门外,则通州及三河在控制之下,俟各路勤王师集,清兵不复再能由三河、蓟州、遵化而出喜峰口、南天门,则只有自顺义北走,经密云出古北口,袁崇焕自必早有伏兵,而屯德胜门外的总兵满桂,率师追击,三面夹攻,清军危乎殆哉。太宗本怯袁崇焕,所以此次进关绕道蒙古、热河,不敢正面攻守锦州的祖大寿及坐镇宁远的袁崇焕,勘阵以后,复有"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之语,自度已难力敌,因用智取。 *** 第三章 太祖、太宗(中) 说起来似乎齐东野语,而确为实情,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清太宗一部《三国》败明朝。这部《三国》还不是陈寿的《三国志》,而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满洲之有文字,始自万历二十七年,系蒙古文的改良。最早译成满文的少数汉文书籍,其中就有一部《三国演义》。太宗熟读此书,且颇以自矜;他的用兵,自战略至战术,往往取法于《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计杀袁崇焕,则脱胎于"蒋干盗书"。兹接前续引《东华录》如下: 先是获明太监工人,付与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榜式达海监收。至是回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工人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佯卧窃听,悉记其言。 庚戌,纵杨太监归。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帝,遂执袁崇焕下狱。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毁山海关而出。 《东华录》据清朝官文书所记如此;再看明朝方面的记载如何,仍引《石匮书》袁传以见当时的情事及舆论: 崇焕奏:"臣守宁远,寇被臣创,决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单弱,宜于彼处设一团练总兵。"遂以王威为请。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难移时,北骑果于遵化入口。 按:张岱此传可取,即在叙事公正,并不因为其时对袁崇焕皆曰"可杀"而一笔抹杀。袁崇焕料敌如神,既已提出遵化单弱的警告,兵部即应事先防范;而留难不予王威,全然不符当日平台召见,事事应手的许诺,则追究北骑入口的责任,全在"本兵"。应斩者实为王在晋,而非袁崇焕。 崇焕与祖大寿率蒙古壮丁万余骑,进援蓟镇。北骑至蓟镇,与崇焕兵遇,不战,离城数里扎营。次早直趋京师,崇焕尾其后,亦至京师城下,即上疏,请入城养病,俟病稍痊出战。上不许,召崇焕陛见,劳以裘帽,即命归营。是日北骑绕城北,山海总兵满桂方到,兵未成列,北骑袭之,大败,全军覆没。满桂侄杀入阵,救出满桂。满桂创重,伏马上驰出城,至城下,请入陛见,遂言崇焕于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灭寇之局。上犹未信,有二内官被掳,囚营中逃归,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又言满桂战不利,差人往崇焕营,速其放炮,及放炮,皆无钱粮(弹药)者。 以上所记,得诸传闻,颇有失实之处,如谓袁崇焕奏请"入城养病"云云,已涉于离奇;以下所记,亦复如此: 上大怒,即遣中使二人,召崇焕面议军事。崇焕欲不往而难于辞,乃以军中见疑,请以二中使为质;上即以二中使留质军中。崇焕陛见,即命满桂与之面质,满桂见崇焕御前赐坐,拉之下跪,尽发其通敌奸状,并言其接济寇粮,凿凿有据。崇焕见满桂色变,遂不能辩,免冠请死。上命锦衣卫堂上官拿送镇抚司,即令满桂往统其军。 谓袁崇焕不敢陛见,以及见满桂色变,皆为必无之事。满桂并未"全军覆没",创亦不甚重;否则,崇祯不致"即令满桂往统其军"。 事实上是袁崇焕与祖大寿同时奉召陛见,事先毫无迹象显示此去有何危险,因此召对时骤缚袁崇焕,使得祖大寿股栗无人色。既退,闻山海关、宁远将卒不肯受满桂节制,祖大寿乃引所部兵出山海关。如关宁将卒愿受节制,以祖大寿的本性而言,还是会跟满桂合作,共御北骑。及至祖大寿既奔,满桂营于永定门外,为清兵所破,满桂战死。 其时已复起孙承宗督师,驻通州收容溃卒。当务之急自然是安抚祖大寿,孙承宗与袁崇焕皆于祖大寿有恩,因而孙承宗请袁崇焕在狱中作书,召祖大寿听命于孙承宗,仍遣出关守锦州,关外局势暂时可以稳住了。 关内则永平沦陷,由阿敏领重兵驻守,其余清兵于崇祯三年二月退回奉天。五月,孙承宗督师攻复滦州,阿敏怯敌不敢赴援,屠永平官民,偕迁安、遵化守将弃城而遁,孙承宗部将张春追击,斩获甚众,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城皆复。阿敏则因此被罚,免死幽禁,他与他的儿子洪可泰自关内所夺得的人口、奴仆、牲畜,俱给阿敏的胞弟济尔哈朗,镶蓝旗从此易主。时为天聪四年,即崇祯三年六月。 八月间,袁崇焕被难。阉党本拟借此翻案,目标还不止于袁崇焕,而是借袁案株连钱龙锡。孟心史《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云: 时阁臣钱龙锡持正,不悦于阉党。阉党王永光复用为吏部尚书,引同党御史高捷为龙锡所扼者。遂以龙锡与崇焕屡通书,讦议和,杀文龙为龙锡主使,并罢龙锡。时起用孙承宗,御建州兵,兵退;遂于三年八月磔崇焕。九月逮龙锡,十二月下龙锡狱。 阉党借议和、诛毛,指崇焕为逆首,龙锡等为逆党,谋更立一逆案,与前案相抵。(按:崇祯即位,整肃阉党,此案名为"逆案"。所谓"前案"即指此。)内阁温体仁、吏部王永光主其事,欲发自兵部,而兵部尚书梁廷栋不敢任而止。仅议龙锡大辟,决不待时。帝不信龙锡逆谋,龙锡亦悉封上崇焕原书及所答书,帝令长系。 明年,中允黄道周申救外,而帝亦诏所司再谳,减龙锡死,戍定海卫。在戍十二年,两赦不原。其子请输粟赎罪,周延儒当国,尼不行。南渡后始复官归里卒。崇祯宰相五十人,龙锡尚为贤者,崇祯初与刘鸿训协心辅政,朝政稍清,两人皆得罪去。崇焕则以边事为己任,既被磔,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无余赀,天下冤之。 按:崇祯即位之初,诛魏忠贤,定逆案,撤九边监军太监,罢苏杭织造,用钱龙锡、刘鸿训、来宗道等入阁办事。来宗道虽有"清客宰相"之称,钱、刘则皆为不附魏忠贤而于天启朝见斥者。崇祯初政,确有一番清明气象;所惜除恶不尽,且乏知人之明,于是温体仁值经筵,周延儒为礼侍,而刘鸿训不旋踵罢去,逆阉流毒复起,可为扼腕。 袁崇焕死得很惨,《石匮书》本传: 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手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此段记载,似有言过其实处,但必有其事,则毫无可疑。其家属在辽者,流贵州;在籍者,流福建。史书皆谓其"胤绝"。乾隆四十八年,高宗手诏查问袁崇焕后裔下落,广东巡抚尚安查奏:"袁崇焕无嗣,系伊嫡堂弟文之子入继为嗣,见有五世孙袁炳,并未出仕。"后蒙恩得授峡江县丞。 民初东莞人张江裁作《东莞袁督帅后裔考》,据云:袁下狱定罪后,其妾生一子,先匿民间,后依祖大寿,其子名文弼,以军功编为宁古塔正白旗汉军,后居黑龙江瑷珲。传七世而有弟兄三人,其季名世福,即富明阿,咸丰六年官至副都统,从钦差大臣德兴阿辗战江南,为满洲名将,光绪八年卒,年七十六,官至吉林将军。富明阿多子,长子寿山、六子永山皆显达,但惜隶于旗籍。袁崇焕地下有知,不悉其为欣慰,抑为遗憾。 *** 袁崇焕一死,最大的影响是不复再能用祖大寿。《清史列传·贰臣传》记祖大寿云: (崇祯)三年正月,大兵(按:指清军)克永平,下迁安、滦州,各留师镇守。(孙)承宗檄大寿率兵入关规复……四月,大寿同总兵马世龙、杨肇,副将祖大乐、祖可法等袭滦州,以巨炮击毁城楼。我兵在城中及永平、遵化、迁安者,皆不能守,弃城出关而归。大寿仍镇锦州。 能"以巨炮击毁城楼",则城何可守?阿敏弃四城而遁,事非得已,于此可知。太宗命阿敏守蓟州四城,实为借刀杀人之计。欲除阿敏的动机,早肇于太祖新丧之际。《东华录》崇德八年八月,召责阿敏旗下大将傅尔丹时,追述往事云: 太祖皇帝晏驾哭临时,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朕曰:"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朕召……等至,谕以阿敏(云云),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正蓝等旗,亦宜出藩于外,朕已无国,将谁为主乎?若从此言,是自坏其国也……复召郑亲王问曰:"尔兄遣人来与朕言,尔知之乎?"郑亲王对曰:"彼曾以此言告我,我谓必无是理,力劝止之。彼反责我懦弱,我由是不复与闻。" 阿敏请率本旗出藩,即有不愿臣服之心,迟早必成肘腋之患。济尔哈朗幼育于太祖宫中,小于太宗七岁,情谊如同胞,故太宗思夺镶蓝旗予济尔哈朗,为理所必至之事。蓟州四城本由济尔哈朗占守,两个月后,命阿敏接防,以其时祖大寿由孙承宗慰抚,将领兵入援,事先遣谍潜入永平侦察,为清军所获斩于市,乃知锦州明军将入关。祖大寿威名素著,因以阿敏代济尔哈朗,借攫其锋:胜则损其实力,败则以此为罪。其为借刀杀人,情势显然。 收复蓟州四城后,孙承宗逐渐整顿防务,由关内扩及关外,崇祯四年七月,命祖大寿筑大凌河城。大凌河在锦州以东,在此筑城,即为向前推进,是采取攻势的明证。太宗自不容此城之成,自率主力渡辽河,出广宁大道,而以德格类等率偏师出锦州以北的义州,遥为呼应。八月,师至城下,城内军民工役三万余人,粮食是一大问题,太宗因定长围之策,兵分十二路,南北东西每一面三路,大将在前,诸贝勒、台吉在后,佟养性率包衣跨锦州大道而营。其时清军已有红衣大炮,命名"天佑助威大将军",即由佟养性督造,亦由佟养性为炮兵指挥。围城的工事,规模浩大,据《清史稿·祖大寿传》: 周城为壕,深广各丈许;壕外为墙,高丈许,施睥睨。营外又各为壕,深广皆五尺。 因此,朽山、锦州两路援军,都未能到达大凌河城。九月,辽东巡抚邱禾嘉、总兵吴襄(吴三桂之父,祖大寿的姊夫。吴三桂为祖大寿的外甥),合军七千人赴援,亦为太宗亲自领兵击退。 太宗长围的目的,不在得地而在得人。一则曰:"(明)善射xx精兵,尽在此城。"二则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俱见《清史列传·祖大寿传》)尤以生致祖大寿为志在必得,所以设围之初,即再次致书招降,第二通中有这样的话: 倘得倾心从我,战争之事我自任之;运筹决胜,唯望将军指示。 这不仅是请祖大寿当他的"军师",直是请祖大寿发号施令。这当然是从《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得来的灵感;而此后之善视祖大寿,则参用曹瞒之于关云长的故智。当大凌城中"粮尽薪绝,杀人为食,析骸而炊",亦即是到了以人骨作薪煮人肉的地步时,祖大寿终于投降,事在崇祯四年十月。 祖大寿初降,太宗与之行"抱见礼",亲以金卮酌酒慰劳,赠以黑狐帽、貂裘,明日用祖大寿策,奇袭锦州,《清史列传》本传载其事云: 命贝勒等率八旗诸将及兵四千人,俱作汉装;大寿率所属兵三百五十人,以二更起行,趋锦州,炮声不绝,为大凌河城中人突围奔还状。会大雾,人觌面不相识,军皆失队伍,为收兵而还。 如果没有这场大雾,我很怀疑,一入锦州,此作汉装的四千清兵,恐将不复再得回辽东。祖大寿始终无降清之心,此非我好做翻案文章,证以此后情况,事实确是如此。 或谓:"然则先降之三千余人,包括其嗣子泽润、亲子泽洪、养子可法在内,又将如何?"我的答复是:祖大寿知道太宗不会因他的归明而杀此三千余人;果真屠杀,亦符大寿之愿,其部下终不为清所用。 《清史列传》本传又载: 十一月庚午朔,谕诸贝勒曰:"朕思与其留大寿于我国,不如纵入锦州,令其献城,为我效力。即彼叛而不来,亦非我意料不及而误遣也。彼一身耳,叛亦听之。若不纵之使往,倘明国(朝)别令人据守锦州,则事难图矣。自今纵还大寿一人,而携其子侄及诸将士以归,厚加恩养,再图进取,庶几有益。" 此真是看得透,做得出。太宗与崇祯在位同为十七年,何以此胜彼败?最大的原因即在太宗真能知己知彼;而崇祯则既不知彼,亦昧于自知。本传续记: 乃遣人传谕,询大寿曰:"今令尔至锦州,以何计入城?既入城,又以何策成事?"大寿对曰:"我但云昨夜溃出,逃避入山,今徒步而来。锦州军民,俱我所属,未有不信者。如闻炮则知我已入城,再闻炮,则事已成,上可以兵来矣。"遂以其从子泽远及厮养卒二十余自随。既渡小凌河,舍骑徒行,遇锦州探卒,偕入城。越三日遣人至大凌河语其所属诸将曰:"锦州兵甚众,将从密图之。尔诸将家属,已潜使人赡养,后会有期。倘有衷言,即遣人来,无妨也。"于是上将旋师,赐敕大寿,令毋忘前约。大寿复遣人赍奏至,言:"期约之事,常识于心,因众意怀疑,难以骤举。望皇上矜恤归顺士卒,善加抚养。众心既服,大事易成。至我子侄,尤望垂盼。"上命毁大凌河城,携大寿从子泽洪等及诸将以还,优赉田宅服物器用。降兵万余,咸分隶安业。 祖大寿初回锦州时,只言突围而出,但副将参将等高级将官投清,这件事是瞒不过的,辽东巡抚邱禾嘉密疏上闻。崇祯当然要杀祖大寿,却不敢明正典刑,一面命邱禾嘉加以羁縻;一面如清太宗之于阿敏,行一条借刀杀人之计。《清史列传》本传: 唯以蒙古将桑噶尔寨等赴援不力,战败先遁,密令大寿歼之。事泄,桑噶尔寨率众蒙古,环甲三昼夜,欲执大寿来归本(清)朝。大寿慰之曰:"我视尔如兄弟,尔安得若此?"桑噶尔寨曰:"闻欲尽杀我等,图自救耳。"大寿曰:"杀我自必及尔;杀尔自必及我。"共之盟誓而定。 按:在辽东明军,杂有甚多蒙古部队,此即王象乾所优为的"行款",而在兵部夸张为"以虏制夷"的战略。观上引之文,情形是很明显的:祖大寿只带"从子泽远及厮卒二十余"回锦州,何能歼灭桑噶尔寨所率的"众蒙古"?又"事泄"者,当然是邱禾嘉依照指示,故意"放风"。祖大寿谓桑,"杀尔自必及我",则是已知为借刀杀人之计,为桑揭穿底蕴,自然相安无事。此一段记叙中有隐笔。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本传又记: 敕使自京师召之者三,大寿语锦州将士曰:"我虽竭力为国,其如不信我何?"终弗往。 有袁崇焕平台被缚前车之鉴,祖大寿何能上当?但从此数语中,可以推知祖大寿当时的心迹:第一,力竭投降,并非本心,仍旧希望能为明守边,甚至牺牲在满洲的亲属亦所不惜;第二,由"其如不信我何"这句牢骚,可知其寒心,素志固犹未改,但可知其已无殉国之心。 此后三年,清太宗致书,不报;多铎征锦州,则力拒。于是到了崇德元年,明清之间又另是一个局面了。 *** 我以前谈过,所谓"天命"、"天聪",只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汉文称号,究其实际,在天聪八年以前,国号为"后金",自称"金国汗";至崇祯八年,始定国号为"清",并建正式年号"崇德"。也可以说,在此以前,希望以山海关为界,划疆而守;在此以后,始决心进窥中原。而促成太宗此一决心的最大原因是:在察哈尔获得了一方"传国玺"。 走笔至此,先作一篇"传国玺考略"。按:"皇帝"一词,起于秦始皇;以故作为"恭膺天命"之凭证的玺,亦起于秦始皇,《太平御览》云: 传国玺是秦始皇所刻,其玉出蓝田山,是丞相李斯所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秦始皇打算者,天下万世一系,传之无穷,因名之为"传国玺",但仅及二世;刘邦先入咸阳,子婴降于道左,此玺遂为汉得。明人刘定之作《玺辩》,述其源流甚详: 汉诸帝常佩之,故霍光废昌邑王贺,持其手解脱其玺组。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与,后乃出投诸地,螭角微玷(按:玺为螭钮)。董卓之乱,帝出走,失玺。 孙坚得于城南甄官井中。袁术拘坚妻,得以称帝。术死,玺仍归汉传魏,隶刻肩际曰:"大魏受汉传国之玺。" 魏传晋,晋怀帝失位,玺归刘聪,聪死传曜。石勒杀曜取玺;冉闵篡石氏,置玺于邺;闵死国乱,其子求救于晋,谢尚遣兵入邺助守,因绐得玺归晋。方其未还也,刘、石二氏以玺不在晋,谓晋帝为"白板天子";晋益耻之。(按:时为东晋穆帝永和八年。) 谢尚到底是否骗回这方秦玺,大成疑问;但自南北朝开始,"其间得丧存毁真赝之故,难尽究诘",直谓之秦玺已亡,亦非过言。 自唐朝开始,"传国玺"改称"传国宝",为太宗所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贞观四年,隋炀帝萧后,自突厥奉玺归,亦非秦玺,而是很可能为永和年间所制的晋玺。至后唐庄宗遇害,明宗嗣立,再传废帝,因石氏篡立自焚,则连晋玺亦亡。 "儿皇帝"石敬瑭入洛,又制一玺,后世称为"石氏玺";契丹灭晋,明知此"传国宝"的来历,但对外不道破真相,辽兴宗耶律宗真试进士,且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命题。"石氏玺"后为天祚帝耶律延禧失落于桑乾河。 至此,所谓"传国玺(宝)"者,共得三玺: 一、秦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亡于南北朝。 二、晋玺,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寿昌。"毁于后唐废帝。 三、石氏玺,文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辽末失落于桑乾河。 在此以前,宋哲宗时忽有咸阳平民段义,献一青玉玺,谓即"传国玺",曾巩曾上表称贺,且改元为"元符"。事实上是"元祐正人"被排斥后,继承真宗朝奸臣丁谓的另一班奸臣蛊惑庸主的花样。朱子曾有《书玺》一短文: 臣熹,恭维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时,盖未得此玺也。绍圣、元符之后,事变有不可胜言者矣!臣熹敬书。 "绍圣"即哲宗于宣仁太后既薨,排斥正人后所改的年号。绍圣四年改明年为元符,又三年而崩,徽宗即位而北宋亡。朱子所谓"绍圣、元符之后,事变有不可胜言者",真是史笔。 金兵入汴梁,得玺凡十四,其中即有此段义所献之玺。至金哀宗完颜守绪死于察州,则连宋玺的下落亦不明了。 元至元三十一年,御史中丞崔彧由故官拾得之妻处购得一青绿玉,四寸方,三寸厚,经监察御史杨桓鉴识篆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为即秦玺而进献。其实此即宋哲宗朝奸臣假造的"传国玺"。此伪秦玺至元亡,顺帝挟之走沙漠,犹自夸"我有传国宝"。其后不知所终。 至于清太宗所获自察哈尔一玺,非元顺帝挟以北走的伪秦玺,而是另一唐朝以后所制,为元顺帝走沙漠时所失落的玉玺。《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有元玉玺,交龙纽,镌汉篆曰:"制诰之宝。"顺帝失之沙漠。越二百余年,有牧山麓者,见羊不食草,以蹄撅地,发之乃玺,归于元裔博硕克图汗,后为林丹汗所得。至是多尔衮令额哲献于上。 据此可知,由察哈尔发现的玉玺,非宋玺,非石氏玺,非晋玺,更非秦玺,清史铁记太宗得"传国玺"者皆妄。但此玺为唐以后所造,而来自元宫,则确凿无疑。 *** 至于太宗征服察哈尔,则为得以亡明的一大关键。当时满洲三面受敌:西面的明军;东面的朝鲜;西北的察哈尔,明朝称之为"插汉",为内蒙七大部之一。其中尤强者三部:一为科尔沁,居内蒙东部,当辽东之北、黑龙江之南,与满洲密迩;二为鄂尔多斯,居内蒙西部,河套之中;三即察哈尔,居内蒙中部,包括今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在此三部中,察哈尔更为强中之强。 科尔沁酋长姓博尔济吉特氏,亦为元裔,曾参加"九国联军"之役,其后化敌为友,和亲降附。太宗孝端后,孝端之侄、世祖生母孝庄后,以及多尔衮、多铎的福晋,皆出此族,与清朝世为国戚,其后裔中最有名的就是——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 察哈尔为元顺帝嫡系子孙,所以酋长称"汗"。其时的林丹汗雄桀为内蒙七部酋长之冠,一向轻视满洲,且倚仗士马强盛,侵凌同族,与科尔沁更是极不相能。而明朝"行款"笼络"西虏"以制"东夷"的"西虏",即指林丹汗而言,自是满洲的大敌。 天聪四年大凌河之役以后,太宗静待祖大寿举锦州来降,暂无举动,因而用其兵攻察哈尔,林丹汗率师西遁,太宗降其部众数万,收兵而返,并未彻底解决。至天聪七年六月,向臣下征询:"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何者当先?"都以为应先征明,但太宗一则不愿与祖大寿交锋,再则打算着相机攻林丹汗,所以沿长城西行,由龙门关入口,纵掠宣府一带,兵围大同,死伤甚众而无功。 闰八月将班师时,有一意外喜事,《清鉴纲目》卷首《平定内蒙古》载: (林丹汗)徙其人畜十余万众,由归化城渡河西奔,沿途离散,仅存十之二三。及至青海大草滩,林丹汗忽病痘死;其子额哲,拥众万余,居河套外。 额哲未降,但林丹汗同族的有力分子,以及林丹汗的妻子窦土门福金却投降了。 林丹汗死后,妻子数人为太宗父子兄弟所分占,《天聪实录》载: 八年闰八月辛亥,察哈尔国林丹汗……窦土门福金携其国人来降……众和硕贝勒等公议奏云:"天特赐皇上察哈尔汗窦土门福金,可即纳之。"上固辞曰:"此福金朕不宜纳,贝勒中有妻不和睦者,当以与之。"代善等复力劝上纳……曰:"此福金乃天所特赐,上若不纳,得毋拂于天耶?上非好色多纳妃嫔者比;若上如古之庸主,悖于义而荒于色,臣等岂特不劝之纳,有不于上前力谏者乎?今此福金,皇上纳则臣心欣悦,不纳则激切滋甚矣。"……上因思行师时驻营纳里特河,曾有雌雉入御幄之祥,揆此不纳,恐违天意,于是纳福金之意始定……护送福金多尼库鲁克喜曰:"我等此行乃送福金,非私来也。皇上纳之,则新附诸国与我等皆不胜踊跃欲庆之至矣。" 代善等力劝太宗纳窦土门福金,即因一开其例,诸贝勒便可"人财两得";护送者亦认太宗能纳,则以此为和解的表示,降附事完,方能心安。而太宗恐额哲以此为仇,故不能不踌躇。下一年,太宗命多尔衮招抚额哲所部,《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九年二月,上命多尔衮同贝勒岳托、萨哈璘、豪格统兵一万招之。四月至锡喇珠尔格,降其台吉索诺木及所属千五百户,进逼托里图,恐其众惊溃,按兵不动。额哲母业赫,贝勒锦台计女孙也;其弟南楚暨族叔祖阿什达尔汉,皆为我大臣,遣宣谕慰抚,额哲遂奉其母,率宰桑台吉等迎降。 按:锦台计即金台吉。前面谈过,他是太祖的内兄,亦为代善的岳父。金台吉有一子名德尔赫尔,其女归林丹汗,生额哲。阿什达尔汉为金台吉同族兄弟,早已降清,著有战功,太宗时"典外藩蒙古事",等于后来的"理藩院尚书"。南楚又名南褚,其姐即额哲生母。 除了窦土门福金及额哲之母以外,林丹汗还有三个妻子:一个叫囊囊,一个叫伯奇,一个叫俄尔哲图,此时从额哲的身份而言,称为"太后"。囊囊太后先到,太祖劝代善纳此妇,代善不愿,《天聪实录》九年七月载: 上纳察哈尔汗大福金囊囊太后。先是……囊囊太后至,上遣人谓大贝勒代善曰:"此人乃察哈尔汗有名大福金,宜娶之。"言数次,代善对曰:"人虽名为大福金,但无财帛牲畜,吾何能养之?闻察哈尔汗尚有大福金苏泰太后,待其至,我将娶之。" 此"苏泰太后"即额哲之母,《蒙古源流》称之为"苏台太后"。而囊囊太后为"多罗大福金",满语"多罗"译成汉文为"理",此"理"字有多种解释,在此作"正式"之意。满蒙部落酋长多妻,辄称之为"福金",即汉语"夫人";而称"多罗大福金",表示林丹汗生前经过仪式正式迎娶的妻子,纵非元配,亦为继配,所以太宗谓之"有名"。但既为元配或继配,年龄与林丹汗相差不远,老丑而又无赀,故代善不欲。而苏泰太后则太宗以济尔哈朗爱妻已亡,早以苏泰太后相许,他说: "先既许弟(按:济尔哈朗为太宗堂弟),后复与兄,是无信也。朕言既出,岂有更易之理?此福金可娶之。"往谕数次,代善不从。时阿巴泰贝勒(等)闻之,奏上言:"此福金因无财畜,故大贝勒不娶。臣等若早闻许大贝勒之说,亦必劝止。此人乃察哈尔汗多罗大福金,皇上宜自纳之,不可与他人也。" 按:所奏之言,文义稍有未协。意谓代善不欲娶囊囊太后,不妨听之;如早闻太宗有此意,亦必劝阻。此下有一段没有说出来,而太宗自能意会:囊囊太后虽老丑而无财畜,但她的名号在察哈尔有相当的号召力,如有异心,可利用为工具。因劝"皇上宜自纳之,不可与他人",即为防微杜渐,预遏乱源之计。 于此,我又别有看法:代善之不欲娶囊囊太后,既非嫌其无财富,亦非嫌其老丑,只是避嫌疑、表心迹,小心谨慎而已。只看他推辞的理由,只因"无财帛牲畜,吾何能养之",便知是托词。以后,代善娶了林丹汗的妹妹泰松公主;而察哈尔的三太后——伯奇、俄尔哲图、苏泰,由豪格、阿巴泰、济尔哈朗分娶。元玺即由苏泰太后带来,为额哲换得一个亲王的封号。 察哈尔既平,朝鲜则于天聪元年,曾为二贝勒阿敏所败,订盟约为兄弟,力所能制,亦无后顾之忧,而又适得元玺,遂有中原之志。天聪十年(崇祯九年)四月朔,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即以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 *** 既即帝位,当然要获得邻国的承认,遣使征聘于朝鲜,朝鲜国王李倧不肯推戴。按:朝鲜之于明朝,始终不贰,至清初犹然;此中有个特殊的原因:明成祖生母碽氏,籍隶三韩,所以他是朝鲜的外甥。李朝各王,向来事明犹父;而明朝之于朝鲜,保护亦不遗余力。由于有此深厚渊源,所以不愿事清,因而引起战争,《清鉴纲目》崇德元年十一月: (太宗)亲率大军,再伐朝鲜,渡汉江,克其都城。(朝鲜王李)倧奔南汉山城,告急于明。明舟师出海,守风不敢渡;而太宗围南汉山城急,破朝鲜诸道援兵,获倧妻子于江华岛。倧惧,始遣使乞降,弃兵械、服朝服、献明室所给封册,而躬自来朝。太宗见之于汉江东岸之三田渡,自是朝鲜世为臣仆者二百四十余年。朝鲜既服,皮岛势孤,太宗遣兵与朝鲜夹攻取之。 其时明朝方苦于流寇,自顾不暇,实在无力庇护藩属;而朝鲜总以为天朝大国,不管满洲,还是流寇,无非跳梁小丑,只要出兵,无不克取,寄望甚深,因而态度强硬。及至登莱总兵陈洪范出师阻风,清朝又大破其诸道援兵,李倧方知明不可恃,投降得颇为彻底。太宗先虏了李王及其大臣的家属多人;和约既成,仍留朝鲜两王子为质子。至于征朝鲜得济,则由于孔有德之降清,为袁崇焕操切从事杀毛文龙的后遗症之一。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为清朝所封的四异姓王。顺治九年,孔有德殁于桂林,有一子为桂王部将李定国所杀,嗣绝、爵除,是故康熙年间,止称"三藩"。 孔、耿皆为毛文龙部下。袁崇焕杀毛文龙,以陈继盛代领部众,孔有德认为不足与共事,偕耿仲明渡海至山东,为登州巡抚孙元化用为参将。大凌河之役,孔有德奉命率骑兵八百赴援,途中乏食,纪律无法维持,而孔有德犹以军法从事,军心更为不稳。行至德州以北的吴桥,为部下劫持,终于造反,于是回军自西而东,一路大肆掳掠,王师变成土匪。到得登州,约耿仲明为内应,破城得三千余人,都是他的辽东同乡。登州对岸的旅顺,以及旅顺口外的广陆岛,驻有副将两员,亦举兵反明,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两支叛军合流,声势甚壮,孔有德自称"都元帅",登坛拜将,耿仲明等四人皆为"总兵",四出攻掠。明朝调动保定、天津、昌平三镇兵会剿,历时一年,劳而无功。 因此,兵部定以辽制辽之策,将祖大寿在宁远的部队调进关,以祖大寿的一弟一姐夫:祖大弼、吴襄两总兵率领,包围登州。孔有德看看守不住了,决定投清,一面派人联络,一面调集战舰突围,过旅顺口为总兵黄龙所袭,至鸭绿江又为朝鲜兵所攻。与孔、耿同时起事者共六人:四"总兵",一"副帅"、一"副将"为父子,亦为创议造反之人,经此三番接击,不是阵亡,就是被擒。其中是否有借刀杀人的情事不可知,不过只有孔有德、耿仲明未死,达成了投清的目的,说是巧合,亦未免太巧了些。 《清史列传》中,由乾隆定名的《贰臣传》,以为清效命、被难祠祭者居前,孔有德列于第三,当其天聪七年投清时,本传记其所受"恩遇"如下: 四月,命诸贝勒总兵驻岸受降……有德偕仲明携人众辎重来归,给田宅于辽阳。六月,召赴盛京,上召诸贝勒出德盛门十里,至浑河岸行抱见礼,亲酌金卮劳之,赐敕印,授都元帅。寻随贝勒岳托征明旅顺,破其城,黄龙自刎死,有德收辽人数百自属。及还,有德坠马伤手留辽阳,诏慰之曰:"都元帅远道从戎,良亦劳苦,行间一切事宜,实获朕心,至于赞襄招抚,尤大有裨益。不谓劳顿之身,又遭衔蹶之失,适闻痊可,大慰朕怀。" 按:上引孔传,有两点需要解释:第一,大凌河有警,何以须隔海的登州巡抚自陆路迂道赴援?第二,孔有德自登州夺围出海,向鸭绿江西岸的清军投降,取四十五度角,直指东北即可,何以北驶经旅顺口,致为黄龙所邀击? 要研究这个问题,首须了解,辽东在明朝,西起山海关,东至鸭绿江与朝鲜交界,在疆域上都属于山东。入清以后,习惯上辽东改称关东,山东大汉自芝罘渡海北上入辽,称为"下关东";用一"下"字,即有关东仍隶山东之意。所以然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山东,辽东都指挥使,金州卫"下说得好: 卫(金州卫)控临海岛,限隔中外……旧置运道,由登州新河海口,至金州铁山旅顺口,通计五百五十里,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海中岛屿相望,皆可湾船避风。运道由此而达,可直抵辽阳沈岭,以迄开元城西之老米湾。河东十四卫,俱可无不给之虞。 自正德以后,旧制浸废;嘉靖中虽尝举行,而议者旋以奸民伏匿为言,复罢。 夫创法之初,以辽隶山东者,正以旅顺海口,片帆可达登莱耳。乃修举无术,坐视辽左之匮乏而莫之恤欤? 这是痛惜海运之废。当初的运道,自江苏海州至登州,登州至旅顺,总计一千一百里。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南北对峙,中间以一连串的大小岛屿,如链之联,并以区分为黄海与渤海。所谓"限隔中外"者,意指此"链"之西的渤海为内海,而之东的黄海为外海。是故外舰一入渤海,即成内犯。清末李鸿章经营旅顺港,在国防的观点上,绝对正确,无奈亦是"修举无术"。 如上所述,解答了第一个问题,大凌河失守,则金州卫不保,旅顺落入敌手,直接威胁"片帆可达"的登州,所以孙元化不但在行政区分上有赴援的义务,在守土责任上亦有预防的必要。 至于第二个问题,亦可从"岛屿相望,皆可湾船避风"一语中去体会;大海茫茫,不循运道,自取航向,不说当时船舶设备之简陋,就是现代的战舰,亦不能贸然从事。 自旅顺口至海州梁房口三岔河,亦五百五十里。 此海州为辽东都指挥使司属下二十五卫之一的海州卫,即今辽宁海城。《读史方舆纪要》记海州卫所属"梁房口关"云:"卫西南七十里,又东南九十里,即盖州也。海运之舟由旅顺口达者,于此入于辽河。"然则为今之营口无疑。又记辽河云:"在卫西南五十五里,自辽阳界流入,又南注于海,谓之三岔河。"是则三岔河即自辽阳入海的最后一段辽河。凡大川,上下游异名者,无足为奇;辽水自塞外迤逦南来,经铁岭、沈阳而至辽阳西南牛家庄驿(今牛庄)附近,纳太子河、浑河,南注入海,形似三叉戟,为三岔河得名的由来。 运道由此而达,可直抵辽阳沈岭,以迄开元城西之老米湾,河东十四卫,俱可无不给之虞。 沈岭指抚顺关口的薄刀山而言。开元即开源。河东者,辽河以东之谓。辽东二十五卫,十一卫在辽河以西,即广宁及中左右共四卫,又前后中左右五屯卫,加义州、宁远两卫;十四卫在河东,即定辽前后中左右五卫,加东宁、海州、盖州、复州、金州、沈阳、铁岭、安东、三万等九卫。定辽五卫及东宁卫,均在辽阳附近,大致南满铁路自开源(安东卫)以下两侧之地皆是。当时精华所在,则为金、复、海、盖四卫,"并称沃饶,为之根本"。至于"三万卫",顾祖禹赞之谓"居全辽之上游,为东陲之险塞",又记其四至谓"南至铁岭卫百二十里",又谓安东卫在"三万卫治西南",安东卫治开源,是则三万卫应在开源东北,而南距铁岭百二十里,夷考其地,应是今之金家屯;更北郑家屯,今为辽源,应为三万卫治北界,亦为辽东都指挥使司辖地北境之限,因为东北即科尔沁左翼中旗,在当时是蒙古的地方了。 按:辽河以西十一卫军食,除屯垦自给以外,不足之数可由关内补给,或由海道运粮至觉华岛屯储。辽河以东十四卫,则以辽河两岸泥淖三百余里,称为"辽泽",水势涨落不定,大规模的船运极其困难,隋炀帝、唐太宗伐高丽,皆搭浮桥或以车为桥梁。因此河东乏食,难望河西接济。明朝嘉靖三十七年,辽东大水,辽督王忬(王世贞之父)请开海禁,以苏辽困;四十年,山东巡抚朱衡以海禁一开,登州防守不免吃重,因以"奸民伏匿,不便",奏请复禁。此所以顾祖禹有"修举无术,坐视辽左之匮乏而莫之恤"之叹。如河东十四卫得因足食而不撤,则建州三卫,岂得猖狂?此亦清兴明衰之一大关键。 现在回头再谈孔有德。他与耿仲明降清为天聪七年四月,六月召赴盛京见太宗,已见前引孔传。就在这个月,太宗遍谘大臣,征明、朝鲜、察哈尔,何者当先?何以早不问,迟不问,问在此时?即因从孔有德处获得两大助力,太宗始有决定战略的可能;在此以前,根本谈不到征朝鲜。 这两大助力,第一是八旗皆以骑射称雄,并无水师。天聪元年阿敏与岳托、济尔哈朗征朝鲜,其王李倧请和,阿敏不肯,而岳托与济尔哈朗密议,以和为宜,阿敏终被说服,原因即在清军无战舰,亦不习水师。如皮岛明军与朝鲜水陆夹击,断其归路,清军岂能幸免?现在有孔有德带来的战舰,情况就不同了。因此,孔有德一军,旗帜虽以白镶皂,为镶白旗汉军,而号为"天佑军",明白表示天助其成之感。 另一助力是由孔有德而获知旅顺的虚实。在此以前,清军最多只攻到牛庄,不敢再深入。因此,孔有德降清奉召赴盛京后,未几即随岳托征旅顺,大获全胜,因而导致尚可喜来降,《清史列传》本传: 尚可喜,辽东人,父学礼,明东江游击,战殁于楼子山。崇祯初,可喜为广鹿岛副将,值皮岛兵乱,总兵黄龙不能制,可喜率兵入皮岛斩乱者,龙镇岛如故。及龙以旅顺之战死,沈世魁代,部校王庭瑞、袁安邦等搆可喜,诬以罪。世魁檄可喜赴皮岛。舟发广鹿,风大作,不克进;世魁檄愈急,可喜心疑,侦得其情,叹曰:"吾家世捐躯报国,媢嫉者反欲挤之死地耶?"遂还据广鹿,遣部校卢可用、金玉魁赴我朝纳款,时天聪七年十二月也。上遣使赍貂皮赉之。 八年正月,可喜举兵略定长山、石城二邑,擒明副将二,合众数千户,携军器辎重,航海来归;命安楫于海城,赡给糗粮牲畜,并以我兵征旅顺时所获可喜亲党二十七人与之。四月诏至盛京,赐敕印,授总兵,军营纛旗以皂镶白,号"天助兵"。 尚可喜及孔有德、耿仲明皆从征朝鲜,朝鲜既降,转攻皮岛,《清史列传·英亲王阿济格传》: (崇德元年)十二月上征朝鲜,令驻守牛庄。二年三月以贝子硕托等攻皮岛,久未下,命引兵(一)千往助,四月至军,令都统萨穆什哈率护军前进;都统阿山等率锐卒,乘小舟,疾攻西北隅;兵部承政车尔格督八旗及汉军、朝鲜等兵,乘巨舰逼其城;都统石廷柱、户部承政马福塔从北隅督战。敌不能支,遂克皮岛,斩总兵沈世魁,败诸路来援之兵,俘户三千有奇,船七十,赀畜无算。 此所谓"汉军",即指天佑、天助两军。尚可喜因与沈世魁积怨,尤为卖力。其时孔、耿、尚均已封王:孔为恭顺王、耿为怀顺王、尚为智顺王。 皮岛既克,清朝在关外已无敌人,可以全力攻明。太宗善用降将,而最重者为祖大寿,打算着到与明朝全力周旋时才用他;此时便是时候了。《贰臣传》本传: 崇德元年,上授大凌河降将世成、泽润(以侄而嗣为大寿长子)三等子,泽洪(大寿第三子)、可法(大寿养子)一等男,皆任参政。二年以蒙古输诚、朝鲜底定、廓清皮岛诸捷音敕示大寿,使密陈征明之策。大寿又不报。 祖大寿不但不理,而且在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清兵大举伐明时,在关外力御清兵。崇德三年之出师,为六次侵明中的第五次,但实际上为正式征明的第一次,《清鉴纲目》: 崇德三年八月,清师再举,太宗自率大兵向山海关,而令睿亲王多尔衮,由密云县北,毁墙子岭而入,会于涿州,分兵八道,由卢沟桥进趋良乡,下四十八县。 又:《贰臣传·祖大寿传》: (崇德)三年移驻中后所,邀阻征山海关大兵,互有杀伤。上亲临以敕谕之曰:"数载相别,朕谓将军犹在锦州,欲一晤而旋;不意将军乃驻此地!出城一见,是所愿也,至去留之意,唯将军是听,朕终不相强。若曩则来而释之,今乃诱而留之,何以取信于天下乎?将军虽屡与我军相角,为将之道,固所宜然,朕绝不以此介意,毋因而见疑。"寻命移师攻其兵之列营城外者,至则大寿已收兵入城矣。 由于祖大寿挡住山海关一路,太宗又不欲力战,因而这一次侵明,复又变为"饥来趋附,饱则远飏"式的大掳掠。细考纪传,太宗的战略是,以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领重兵破边墙为先锋,而太宗则由祖大寿为助,公然入关,与多尔衮分道完成对北京的包围后,会师涿州,大举进攻。及至山海关被阻,此役即成了多尔衮的重头戏,而他唱得有声有色,《清史列传》本传: (崇德三年)八月,授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兵征明,自董家口东登山,毁边墙入,掩其无备,取青山营,遣人约右翼兵会通州河西,越北京至涿州,分兵八道,右傍山麓,左沿运河,长驱并进。自北京西,千里内,明将卒皆溃,略地至山西界而还。复东趋临清,渡运河,攻济南,破之,还略天津、迁安,由太平寨出青山关,凡二十余战皆捷,克城四十余,降者六,俘户口二十五万有奇。四年四月凯旋。 按:"河西"者,通州张家湾以南的"河西务";所谓"右翼兵",当是太宗长子豪格所率领。《清史列传》本传: 三年九月征明,自董家口毁边墙入,败明兵于丰润,遂下山东,降高唐州,略地至曹州,明兵毁桥拒我师,列阵诱敌,潜渡绕其后,败之。还,下东光县,又遣骑二千败郭太监兵于滹沱河,破献县。四年四月凯旋。 多尔衮、豪格两传并看,战况如见。多传所谓"左沿运河"即指豪格所领的一路,沿运河即沿今津浦路至德州,直下高唐、聊城、阳谷,经寿张至曹州,由原路北归时,破东光,遣别军西攻滹沱河(即子牙河)口的献县,然后与左翼会合而还,历时凡七个月。 多尔衮以天聪三年八月破董家口入关,较豪格早一个月,而战功远较豪格为多。董家口疑为潘家口之误。潘家口关在迁安西北一百八十里,喜峰口西;喜峰口之东为青山口关,其南即青山营。如由潘家口破边墙入关,往东奇袭青山营,始可谓之"掩其无备"。既破青山营,其进取路线,当是由遵化而西,破蓟州、三河,南折至河西务会右翼兵,至涿州后,复分左右两翼,而豪格为左翼向东经固安,沿运河南下;多尔衮为右翼,所谓"右傍西山麓"即循太行山麓南行,大致今之平汉路线,自涿州至邢台,路东路西各大城蹂躏殆遍。孙承宗籍隶高阳,即于是役中阖门殉难。 至邢台折而往东,经平乡、威县即至临清,渡运河破济南后,沿海边北上,略天津、迁安后,由青山关口出关。这一个大圈子兜下来,只花了八个月的工夫,当时清兵之强悍,可想而知。所俘"户口二十五万有奇",自然编入"包衣"。这一役的战果丰硕,对于清军实力之增强,有极大之关系。 其时明朝正苦流寇,大学士杨嗣昌主与清议和,以期外患稍纾解,全力办贼;而廷议争持不决。主战最力者,为前宣大总督卢象昇,此人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进士,慷慨有智略,作战奋不顾身,外号"卢舍命"。自大凌河之役以后,山海关一路有祖大寿,宣化、大同一带有卢象昇,足御清军。崇祯三年五月,卢象昇奔丧回里,八月间,遂有多尔衮破边墙入关,蓟辽总督吴阿衡战死,朝廷急召三边总督洪承畴入援,起卢象昇于墨缞之中,加兵部尚书,赐尚方剑,总督天下援兵。《石匮书》卢传: (崇祯十一年)九月,北骑由墙岭入,蓟督吴阿衡,椒香戚宠,侈兼何孟,厨设银铛百灶,客至,百肴咄嗟立办。以豪勇闻,仓猝出师,歼焉!国人汹汹,仍命象昇督诸援师,晋大司马;陛见,陈三可忧:"山陵,国脉也;通德二仓,国储也;腹地空虚,国腑脏也。臣枕戈待战,唯中枢勿掣臣肘耳。" 按:昌平州有陵寝;通州、德州为水路大码头,南漕北运,皆贮此二仓,而此诸处,皆为北骑所经;且腹地空虚,一遭侵入,如入无人之境,故觉可忧。 所谓"中枢勿掣臣之肘",即指杨嗣昌而言,因此,嫌隙益深。而山海关监军太监高起潜,为杨嗣昌一党,"掣肘"不必在"中枢",就地可办。《石匮书》卢传又记: 监臣高起潜扼象昇,宣云一旅不盈万,兵力遂单;北骑挟二马或至三马,日行百里,不税。由易州走平山为一道,由新城入河间为一道,其自涿鹿走定兴者号最众……象昇战庆都,斩馘百余,顾默念敌深入锋锐,我兵自战其地,如内顾易溃,须厚集其阵,伺敌饥饱,疾力战可以得志。奉旨切责,象昇遂分兵援平山,率众至保定决战。 此言高起潜勒兵不发,卢象昇所部只得宣化、云中(大同)兵不满万。相反的,清兵不但数量上占优势,而且每人有两匹或三匹马,疲则换乘。"税"者"税驾",解鞍休息之谓;"不税"即换马不换人,故能日行百里,锐利非凡。至"庆都"当系望都之误,因为古今地名,并无庆都其名。 按:卢象昇的战略是正确的。敌军势锐,而备多力分,徒然牺牲,不如撤退集中,保全实力,等到敌军深入,择适当时机打一场歼灭战;以弱敌强,不得不然。但有处处掣肘的杨嗣昌,必以怯敌畏战为责,于是卢象昇乃由望都北上,在保定决战。 可是,行军所至,遭遇的情况如何?且看张岱所记: 定抚(保定巡抚)闭关,不设刍粮,从女墙缒饷千金。时商贾道断,村民兽骇,持金无可籴买,进军藁城,象昇语监军词臣杨廷麟曰:"三日不食,何以遇戎?君往恒,商战守计。" 按:兵至保定,张其平拒而不纳,只从城头上缒下一千两银子助饷。回师至石家庄之西的藁城,一以觅食,一以邀击趋齐之敌。"恒"者恒郡,汉置,以避汉文帝刘恒之讳,改名"常山郡",当今石家庄以南元氏县、赞皇一带之地,此地有驻军者,故嘱杨廷麟往商战守之计。 卢象昇自藁城南行,在贾庄遇敌,手斩百余人,获小胜。第二天"北骑数万麇至",力战而死,年三十九。壮烈殉国,而有"要人欲诬象昇不死;获尸群哗"。《石匮书》卢传: (杨)嗣昌遣帐下督三人往验,信;驳杖,裂肤断筋,其二人模棱。有俞姓者,原业贩貂,人呼之"俞貂鼠",仰首言曰:"卢公实死行间,气英英不腐,必为神。我没其节,则受鬼诛,宁人诛。"卒杖毙。按臣仍驳验;顺德守于颖曰:"日者守臣在定州城门外洗泥土,抱其尸,左颐后胸,刀痕深寸许,身中四箭,凝血犹渍麻衣上。设祭哭,军民雨泣。容谁欺乎?"事乃雪……赠太子太保,赐谥忠烈。 按:此"要人"自为杨嗣昌。既诬以不死,而忽然发现尸首,自然大哗。杨嗣昌命巡按御史遣人往验,确为卢尸;而巡按以为所验不实,用刑逼供,三人中两人改口,独"俞貂鼠"不肯没卢之大节。既已杖毙俞貂鼠,犹欲复验,得顺德县令于颖上言而止。 据于颖所言,卢象昇死于定州城外。定州在明清为直隶州,即今河北曲阳、深泽两县,在正定之北。当是转战败退,至定州力竭阵亡。 *** 第三章 太祖、太宗(下) 此时蓟辽总督已调洪承畴接充。此人在"贰臣"中,故事特多。清兵入关后,亲贵分道典兵,所向有功,实得力于洪承畴的策划。洪承畴久在西北、西南剿流寇,槃槃大才,竟为清所用;但亦以为清所用,乃得剿灭流寇,成其平生未竟之业。此中功罪是非,实在难说得很。 《贰臣传·洪承畴传》: 十二年授蓟辽总督。是年冬,我朝兵征明锦州及宁远,总兵金国凤拒战于宁远城北山冈,偕其二子,俱殁于阵。承畴疏言:"国凤前守松山,兵不满三千,卒保孤城,以事权专、号令一,而人心肃也。迨擢任大将,兵近万人,反致殒命,非其才力短,由营伍纷纭,人心不一也。自今设连营节制之法,凡遇警,守城及出战,唯总兵官号令是听,庶军心齐肃矣。" 这是先稳住阵脚,大举决战,则尚有待。自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太祖以"七大恨告天"侵明以来,真正的会战,只有崇德六年(崇祯十四年)的松山之役。《贰臣传·洪承畴传》: (崇祯)十三年,总兵祖大寿以锦州围困告急,承畴出山海关驻宁远,疏请调宣府、大同诸镇兵,俟俱集,合关内外兵十五万,又必刍粮足支一岁,乃可战可守。十四年三月,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各率兵至,与玉田总兵曹变蛟、蓟州总兵白广恩、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山海关总兵马科、宁远总兵吴三桂,凡八大将,合兵十三万,马四万。朝议以兵多饷难,令职方郎中张若麒促战,乃进次松山。 按:前屯卫,今名前卫,北宁路出山海关第一个大站即是;下一大站为绥中,即中后所;又一大站兴城,即宁远。由山海关至锦州,宁远适当途程之半。宁远、锦州间有两城,一名杏山,杏山之北为松山,由此渡小凌河即为锦州。此外要隘有连山、塔山、高桥,都在北宁线上。连山即今锦西,高桥东北即塔山。洪承畴的八大将、十三万兵,即分布在这一带,而以小凌河南的松山为指挥所。《清史纪事本末》卷三: (崇祯)十四年三月,清兵围锦州,城中蒙古兵内应,破其外城。夏五月,蓟辽总督洪承畴等,帅八总兵、师十三万赴援,屯宁远、锦州间;城守祖大寿遣卒自城中逸出传语,以车营逼敌,毋轻战。承畴持重不发,而朝旨趋战,遂进兵,阵于松山之北。 按:洪承畴疏请调兵十五万,积粮一足岁,乃可战可守,此为与祖大寿商定的战略。自孙承宗、袁崇焕以来,都是这一战略,即以大凌河为界限,巩固锦州至山海关的阵地,稳扎稳打;因为清兵人众马多,粮草补给颇成问题,利于速战,故须以静制动,以拙限速,以重压轻。至清兵师老马疲,锐气渐消,开始撤退时,即为大举反攻的时机。与清军相争而定胜负者,在稳、在久、在耐得住。至于战术方面,清兵人各二马或三马;明军十三万,马只四万匹,利于守而不利于攻。防守之道,针对骑兵而用车营,即营地以大车为防御工事,限制马足,车后伏弓箭手,敌骑迫近时,发矢射人射马。车营可以移动,逐渐推进,步步为营,既守亦攻,故曰:"以车营逼敌。" 松山之战,在清朝实际上是被迫应战。其时清军围锦州,系更番轮代。崇德六年八月,由多尔衮代济尔哈朗,而明军八总兵所属部队都已到齐。太宗患"鼻衄",本不宜行军,但强敌当前,既有坚忍不拔的祖大寿,又有在西北剿匪、威名素著的洪承畴,此战关乎兴废,乃抱病启程渡辽河。据《实录》载:"鼻衄不止,承以碗,行三日方止。"将至锦州时,先令多尔衮在高桥安营,以便进驻。多尔衮恐有失,请太宗驻驾松山、杏山间,实已绕出敌后。观乎《实录》中记载太宗之言,一则曰"不来,切勿轻动",再则曰"近则迎击之,倘敌兵尚远,先往迎战,贻累于众,即与败无异",可知完全是采取守势。如果不是朝臣奉旨促战,相持之下,吃亏的应该是清军。 洪承畴布阵的情况,据《太宗实录》载: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是时敌人于松山城北乳峰山冈结塞,其步兵于乳峰山、松山之间掘壕立七营。其骑兵列于松山东西北三面,合步骑共号十三万。其领兵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大同总兵王朴、宣府总兵李辅明、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及副将以下共二百余员。癸亥,明总兵八员,率兵犯我前锋汛地,我前锋军击败之,又合镶蓝旗护军追击至塔山,获笔架山积粟十二堆。 据《全辽志》,乳峰山在锦州西南七十里,中峰如盖,东西十二麓,拱城(按:指松山城)北向,凭山拒守,复以骑兵列阵于松山东、西、北三面,则当面之敌,不过南面高桥的清军,众寡之势判然,但运动不便,亦以固守为宜;不意出战失利,失去积聚。所谓笔架山,实在是两个岛:笔架山有大小两座,对峙海中,潮退有石如桥,一广八丈,长四里许;一广三丈,长三里许。这跟觉华岛是一样的情形,由海道运粮至此,卸载两岛。其地在高桥与锦西之间的塔山之南,以地形、位置而言,当即是今之葫芦岛。 第二天又复接战,《实录》载: 甲子,敌犯镶红旗汛地,我军击却之,旋复来战。太宗文皇帝张黄盖,指挥将士布阵,敌望见悉退。太宗文皇帝谕诸将曰:"今夜敌兵必遁,我左翼四旗护军,可至右翼汛地排立;右翼四旗护军,及骑兵蒙古兵前锋兵,俱比翼排列,直抵海边,各固守汛地。敌兵有遁者,如百人则以百人追之;千人则以千人追之;如敌兵众多,则汝等协力追击,直抵塔山。"是夜初更,明兵沿海潜遁,我诸将各遵上命,由汛地邀截,奋击穷追,杀死及赴海死者不可胜计。 按:洪承畴所率八总兵,最得力者玉田总兵曹变蛟,屯乳峰山七营就是曹变蛟的队伍;其次为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可寄以厚望者,宁远总兵吴三桂、宣府总兵杨国柱。松山之败,始自杨国柱之中伏。杨为义州卫人,其侄杨振为本卫指挥,崇祯十二年,清太宗利用孔有德携来的大炮首攻松山时,巡抚方一藻议遣将救松山时,只有副总兵杨振自告奋勇,行至锦县以南十里吕洪山中伏,全军皆没,杨振被擒,令往松山说守将副总兵金国凤来降。到得离松山一里许,杨振南向而坐,告诉他的随从李禄说:"你到城里告诉金副总兵,务必坚守,援军马上就到了。"李禄到了城下,如言转达,金国凤防守益坚,清兵无功而还。杨振、李禄则皆被杀。 杨国柱阵亡之处,即杨振殉职之地;《明史》卷二百七十二《杨国柱传》: 国柱,崇祯九年为宣府总兵官,十一年冬,入卫畿辅,从总督卢象昇战贾庄,象昇败殁,国柱当坐罪。大学士刘宇亮、侍郎孙传庭皆言其身入重围,非临敌退却者比,乃充为事官,戴罪图功。十四年,祖大寿被困锦州,总督洪承畴率八大将往救,国柱先至松山,陷伏中。大清兵四面呼降,国柱太息语其下曰:"此吾兄子(按:指杨振)昔年殉难处也。吾独为降将军乎?"突围中矢,堕马卒。 据此可知《清太宗实录》所谓"明总兵八员,率兵犯我前锋汛地,我前锋军击败之"云云,不免夸张。事实上是救锦州时,杨国柱的兵先到,与其侄一样,在吕洪山中伏。独怪杨国柱既为锦州以北的义州卫人,对这一带的地形应该熟悉,且复有其侄的前车之鉴,而竟漫不经心,蹈其覆辙,此中真有天意在。 杨国柱之败,不独出师不利,大损士气;而笔架山积聚之失,军食堪虞,尤足以动摇军心。清太宗至此,乃改变战略:原来是见机行事,可战则战,不可战则退;由于旗开得胜,因而决心改采攻势。如前所引,将左翼(东面)四旗调至右翼,并自北而南比翼排列,直抵海边,目的是在断明军的归路。 《明史》卷二百七十二《曹变蛟传》: (崇祯)十四年三月,(洪承畴)偕变蛟、(马)科、(白)广恩先后出关,合三桂、廷臣,凡……驻宁远。承畴主持重,而朝议以兵多饷艰,职方郎张若麒趣战。承畴念祖大寿被围久,乃议急救锦州……国柱战殁,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之。承畴命变蛟营松山之北、乳峰山之西,两山间列七营,环以长壕。俄闻我太宗文皇帝(按:《明史》为清人所修,故曰"我太宗文皇帝",以明非明成祖)亲临督阵,诸将大惧。及出战连败,饷道又绝,(王)朴先夜遁,通、科、广恩、辅明相继走,自杏山迤南沿海,东至塔山,为大清兵邀击,溺海死者无算。变蛟、廷臣闻败,驰至松山,与承畴固守。三桂、朴奔据杏山,越数日欲走还宁远,至高桥遇伏,大败,仅以身免。先后丧士卒凡五万三千七百余人。 我所引用的《明史》,系据乾隆四年殿本影印;上引文中,有一字之误,而关系甚大,即"东至塔山"之"东"字应为"西"字。叙战史最要紧的是,地理方位必须清楚。如王朴等夜遁,"东"至塔山,则为自投罗网。山海关在西面,想遁回关内,自然应该往西,往东就不可解了。 我在前面曾叙过锦州、松山等地的关系位置,这里需要再重叙一遍,以清眉目。按:自山海关至锦州,乃由西南往东北;由东北往西南,则锦州之南为松山,松山之南为杏山,杏山西南为高桥,高桥之南为塔山,塔山之南为连山(锦西),连山之南为宁远(兴城),即为吴三桂的防区。 当杨国柱败殁于锦县之南的吕洪山时,其他各军亦已到达松山附近;在王朴夜遁、吴三桂等相继逃走时,是由松山、杏山附近向西过高桥,至塔山附近为清军所拦截,此即清太宗绝其归路之计。王朴、吴三桂遇阻而退,还据杏山。及至第二次再逃,目的地是宁远,自然仍旧往西;而清军则已自塔山进至高桥设伏。 检讨此一役的因果关系,以杨国柱吕洪山中伏大败为战局变化的关键;而所以出现此一关键,则由于张若麒的促战。张若麒亦《贰臣传》中人,籍隶山东胶州,两榜出身,以为杨嗣昌收买劾黄道周,得由刑部主事调兵部职方司。明朝兵部权重,四司中武选掌除授,职方掌军政,其职尤要。《贰臣传》本传: (崇祯)十四年,我太宗文皇帝围锦州,总督洪承畴集诸镇兵来援,未敢决战。兵部尚书陈新甲遣若麒往商于承畴,欲分四路夹攻。承畴虑兵分力弱,议主持重;若麒以围可立解入告,新甲益趣承畴进兵。若麒屡报捷,洊加光禄寺卿。既而诸军自松山出战,我师击败之,歼殪各半。若麒自海道遁还,新甲庇之,复令出关监军。 又:《明史》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 时锦州被围久,声援断绝,有卒逸出,传祖大寿语,请以车营逼,毋轻战。总督洪承畴集兵数万援之,亦未敢决战。帝召新甲问策,新甲请与阁臣及侍郎吴甡议之,因陈"十可忧,十可议",而遣职方郎张若麒面商于承畴。若麒未返,新甲请分四道夹攻,承畴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为然,而新甲坚执前议。若麒素狂躁,见诸军稍有斩获,谓围可立解,密奏上闻。新甲复贻书趣承畴;承畴激新甲言,又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议。若麒益趣诸将进兵。 其时张若麒在前方的身份为监军,故得促诸将出战,后来御史劾张若麒有"督臣洪承畴派军远出,若麒任意指挥,视封疆如儿戏,虚报大捷,躐光禄卿,冒功罔上"之语,此为明朝军事指挥制度上积渐而成的一种不合理现象。但洪承畴既膺专阃之寄,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虽不必明言,实际上可以一方面敷衍张若麒,一方面独行其是。两百年后曾国藩、胡林翼平洪杨,即本此原则以行,视官文如张若麒,刻意交欢,推功归之,"我打仗,你升官",但求勿掣肘、勿乱出主意,卒成大功。我曾说过,同光之能中兴,实由君臣皆熟读《明史》,能惩其失。恭王当政,一本肃顺重用汉人的原则,授权曾国藩节制五省,"不为遥制",而曾国藩遂能以明末将帅为鉴,惩其失,师其长,如剿捻之布长围、设老营,无非杨嗣昌"四镇六隅,十面三网"的变化。今以洪承畴与张若麒、曾胡与官文之情况相比较,可为我的看法之另一佐证。 松山被围至十五年二月,因副将夏成德献城投降,清军得生擒洪承畴、巡抚邱民仰、总兵曹变蛟、王廷臣,除洪承畴外,邱民仰、曹变蛟、王廷臣皆被杀。留洪承畴是为招降吴三桂等边帅,而杀邱、曹、王则是警告祖大寿。 据《贰臣传》记载,夏成德献城,先有期约,并以子为质,临事极其秘密,以故统帅以下的军民长官皆一鼓成擒。往日读史至此,辄感困惑:且不说洪承畴谨慎持重,深谙韬略;即如邱民仰起家乙科,素有能名;曹变蛟与其叔文诏,为明季有数良将,流寇闻"大小曹将军"之号,望风而逃,然则对夏成德从容通敌,岂竟漫无察觉?此为事理之不可解者。 近读陈寅恪《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始恍然大悟。按:杨嗣昌、陈新甲主和,凡研明史者无不知,《明史》卷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 初,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议和,私言于傅宗龙。宗龙出都日,以语大学士谢陞。陞后见疆事大坏,述宗龙之言于帝。帝召新甲诘责,新甲叩头谢罪。陞进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寻谕新甲密图之,而外廷不知也。已,言官谒陞,陞言上意主和,诸君幸勿多言,言官诫愕,交章劾陞,陞遂斥去。 按:起傅宗龙于狱,命为三边总督讨李自成,事在崇祯十四年五月,正锦州被围之时;则知陈新甲始倡和议,即在此时。谢陞罢相,在崇祯十五年四月,已为松山已破以后。但崇祯之斥谢陞,并不表示放弃议和之意,须至这年八月陈新甲被逮下狱,始为不谈和的表示。就此过程来看,陈新甲遣使议和,在于何时,尚待探索。接前引《陈新甲传》: 帝既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外廷渐知之,故屡疏争,然不得左验。一日所遣职方郎中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视之,置几上。其家童误以为塘报也,付之钞传。于是言路哗然,给事中方士亮首论。帝愠甚,留疏不下。已降严旨切责,令新甲自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给事中马嘉植复劾之,遂下狱。新甲从狱中上疏乞宥,不许。 据此可知,陈新甲所遣议和专使为职方郎中马绍愉;马于何时与清接触,据《清史稿·太宗本纪》:"崇德七年三月乙酉,阿济格等奏:明遣职方郎中马绍愉来乞和。"此已在松山城破以后,事实上大概在正月下旬,至迟二月上旬,马绍愉即已到达盛京,提出议和的条件;证据即在高鸿中"条陈残本"有两行附识,一曰"二月十一日到",一曰"三月十三日奏了"。这年明朝遣使议和时,清太宗命诸臣各陈意见。高鸿中既于二月十一日即有条陈,则马绍愉之到达盛京,必在此以前。另一附识"三月十三日奏了",乃指阿济格于"三月乙酉"将整个条陈意见作一汇报。而在二月十一至三月十三之间,有一大事,即夏成德于二月二十左右献松山,生擒洪承畴。 明既遣使,清以礼待,但马绍愉于二月初到盛京,阿济格等直至四十天后始出奏,何疏慢如此?而且既已"乞和",则当一缓松山之围,即令欲造成既成事实,以为争取优厚条件的张本,亦不应于破城之后杀一巡抚、两总兵。观清之所为,不友好到了极处,根本无和可议;而清官书记载,却非如此。接前引《清史稿·太宗本纪》云: 上曰:"明之笔札多不实,且词意夸大,非有欲和之诚。然彼真伪不可知,而和好固朕宿愿。尔等其以朕意示之。"五月乙巳朔,济尔哈朗等奏,明遣马绍愉来议和;遣使迓之。壬午,明使马绍愉等始至。六月辛丑,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言:"明盗寇日起,兵力竭而仓廪虚,征调不前,势如瓦解。守辽将帅丧失八九,今不得已乞和,计必南迁,宜要其纳贡称臣,以黄河为界。"上不纳,以书报明帝曰:"自兹以往,尽释宿怨,尊卑之分,又奚较焉?使者往来,期以面见;吉凶大事,交相忧吊。岁各以地所产,互为馈遗;两国逃亡,亦互归之。以宁远双树堡为贵国界,塔山为我国界,而互予于连山适中之地。其自海中往来者,则以黄城岛之东西为界,越者各罪其下。贵国如用此言,两君或亲誓天地,或遣大臣莅盟,唯命之从。否则后勿复使矣。"遂厚赉明使及从者遣之。 按:照此条件,以当时明清对垒的形势来看,可谓相当宽大合理,无怪乎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而马绍愉的"密语",为陈家童仆误为寻常战报的"塘报"者,正就是报告此事。如清太宗果有如此和好的诚意,则与二、三月间所表现的不友好态度为一极大的矛盾,其又何解? 唯一的解释是:谈和根本是个骗局。二月初明使至,三月十三始以"明帝敕兵部尚书陈新甲书"奏太宗"为验",在此一个多月中,清朝利用明朝求和的行动,暗中勾结夏成德献城,其言必是:"明主已求和,诸将苦守殉难,白死而已。何不献城自效?明主先有求和之心,则献城之举未为不忠,而富贵可以立致。"观夫夏成德敢以子为质,不虞有任何变卦,致召不测之祸,即因马绍愉秘密东来,能坚其信:和局早晚必成,以子为质,绝无危险。 松山既破,败报到京,说洪承畴、邱民仰并皆殉难,举朝大震。崇祯惊悼不已,设坛赐祭:洪承畴十六坛,邱民仰六坛。照明朝的体制,一品官赐祭九坛;公侯掌武职,方赐祭十六坛,为最高的荣典。哪知祭到第九坛,传来消息:洪承畴投降了。当时并曾有旨,在北京外城建祠,以邱民仰与洪承畴并祀,祠成将亲临致祭,得到这个消息,废然而止,连带邱民仰亦失去了血食千秋的机会。 洪承畴的投降与明朝之失天下无甚关系,但对清朝之得天下,关系甚重。《清史稿》本传: 崇德七年二月壬戌,上命杀民仰、变蛟、廷臣,而送承畴盛京。上欲收承畴为用,命范文程谕降。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徐与语,泛及今古事。梁间尘偶落,着承畴衣,承畴拂去之,文程遽归告上曰:"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上大悦,即日赏赉无算,置酒陈百戏。诸将或不悦曰:"上何待承畴之重也!"上进诸将曰:"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诸将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居月余,都察院参政张存仁上言:"承畴欢然幸生,宜令薙发,备任使。"五月,上御崇政殿,召承畴及诸降将、祖大寿等入见。 此事经孟心史先生考证,时地皆不确,为好事者附会之词。历史上类此故事亦甚多,如曹彬下江南,容李后主宫内收拾行装、"辞庙"、"别宫娥";他的部下担心李后主倘或自杀,回汴京无法交代,曹彬说李后主绝不会死,因为上船请降时,走一条跳板都不免恐惧,胆小如此,绝不会自杀。此即所谓观人于微。大致清初遗民对洪承畴痛恨特甚,所以有许多讽刺的传说。 至于清太宗必欲用洪承畴,眼光超卓,倍不可及。孟心史有一段议论说: 考承畴用事时代,实为当时不可少之人物,且舍承畴更无合用之人。承畴以万历四十四年登第,是年即清太祖天命元年,在故明文臣中,已称老辈,可以为招徕遗老,树立风声,破坏义师,改其视听。自崇祯初以知兵名于世,清初汉人为将领者多出麾下,声势最张之平西王吴三桂,即其督蓟辽时旧部八总兵之一。发纵指示,足孚众望,而又读书知政体,所到能胜察吏安民之任,与武夫狼藉扰累者不同。假以事权,执挺为降臣长,用人之妙,无过于此。东南西南天下大定于承畴手,而以文人督师,不似旧日镇将,各拥死士,有其羽翼。用则加诸膝,退则坠诸渊,了无留恋抵抗之患。以故以督部之尊,为招抚,为经略,所向成大功。(《洪承畴章奏文册汇编跋》) 当松山城破时,祖大寿的三个弟弟都在洪承畴军中:祖大乐,总兵;祖大名、大成,游击。被俘后,太宗命释祖大成,放他回锦州传话。到此地步,祖大寿自然非降不可了。《清史稿》本传: 大寿使诣军言,得见大乐,当降。既令相见,大寿再使请盟。济尔哈朗怒曰:"城旦夕可下,安用盟为?趣攻之。"大寿乃遣泽远及其中军葛勋诣我师引罪。翌日,大寿率将吏出降。即日,诸固山额真率兵入城,实崇德七年三月初八日也。上闻捷,使济尔哈朗、多尔衮慰谕大寿,并令招杏山、塔山二城降,济尔哈朗、多尔衮帅师驻焉。阿济格、阿达礼等,以大寿等还;上御崇政殿,召见大寿,谢死罪。上曰:"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又谕泽远曰:"尔不复来归,视大寿耳。曩朕莅视杏山,尔明知为朕,而特举炮,岂非背恩?尔举炮能伤几人耶?朕见人过,即为明言,不复省念。大寿且无责,尔复何诛。尔年方少壮,努力战阵可也。"泽远感激泣下。 清太宗驾驭降将的手段,确是高人一等,而实从《三国演义》中揣摩曹操的权术而得。接前引《祖大寿传》: 六月,乌真超哈分设八旗,以泽润为正黄旗固山额真;可法、泽洪、国珍、泽远,为正黄、正红、镶蓝、镶白诸旗梅勒额真。大凌河诸降将,初但领部院,至是始以典军。大寿隶正黄旗,命仍为总兵。上遇之厚,赐赉优渥。存仁上言:"大寿悔盟负约,势穷来归,即欲生之,待以不杀足矣,勿宜复任使。"降将顾用极且谓其反复,虑蹈大凌河故辙。上方欲宠大寿,讽明诸边将,使大寿书招明宁远总兵吴三桂。三桂,大寿甥也,答书不从。大寿因疏请发兵取中后所,收三桂家族。 于此可知,在祖大寿未降以前,其部属始终为清所猜忌,不以典兵。事实上祖大寿令子侄投降,或许亦有布置内应的打算在内;果然典兵,极可能受祖大寿的指挥而反正。"乌真超哈"、"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皆满洲语,即汉军、都统、副都统。"额真"后改"章京",此一满洲官称与"戈什哈"(护卫)至清末未改,亦为汉人得以任职的仅有的两个满洲语官名。 至于"收吴三桂家族于中后所",已在清太宗既崩以后,《清史稿》所记稍有未谛,《贰臣传·祖大寿传》于大寿奉命招降吴三桂不从下接叙: 是时贝勒阿巴泰等征明,以明兵固守山海关外五城,别由黄崖口入蓟州,越京师,略山东郡邑。 八年正月,大寿奏言:"臣先执谬,自辱其身,深愧归降之晚。伏睹皇上宽仁神武,一统之业,朝夕可定;以臣目击机会,先取山海关五城,最为上策。明文武官之能否,城之虚实,兵之强弱,臣所洞悉,宜乘此时攻取中后所,收吴三桂家属,彼必为之心动。其余中右所、中前所、前屯卫一鼓可平也。破山海更易于破宁远:山海军士皆四方乌合之众,不识阵战,绝其咽喉,撤其藩篱,海运不通,长城不守,彼京师难保,三桂安能守宁远也?" 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此为祖大寿降清后唯一所建之策。以意逆推,祖大寿经数月观察,已知明欲灭清,大非易事;而明则内困流寇,复有清兵不断破边墙而入,长驱南下,大肆掳掠,河北、中原的百姓,实在太苦了。而明朝终必在此双重艰困之下失去天下;如流寇亡明,则与清兵相持,兵连祸结,更苦百姓。因此,祖大寿特建此策,固为清谋,但亦为明朝及关内百姓筹一条生路。祖大寿坚毅深沉,受孙承宗、袁崇焕知遇,自崇祯四年降清,犹复孤军坚守锦州达十一年之久,其心系明室,意向甚明;但中国的武德标准定得太高,作战非胜即死,遁走亦且为辱,遑论投降?但祖大寿采取比较实际的观点,前面引述过在他初次被迫投降时,曾邀副将石建柱告以心腹语:"人生岂有不死之理?但为国、为家、为身三者并重。今既不能尽忠报国,唯惜身命耳。"话虽如此,能为国还是要为国,孤城困守,析骸为炊,此种非人生活过了十一年之久,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之事。设非松山之败,他还可以在锦州守下去。平心而论,祖大寿实在很对得起明朝。即在既降以后,为清建策,亦仍有卫护明朝及关内百姓之深意在内。 如其策见用,明朝及关内百姓可得如下的利益: 第一,清朝既已尽得山海关五城(合锦州、松山、杏山为"关外八城"),则明清正式形成对垒之势,清兵不必再由墙子岭、黄崖口破边墙而入,肆行海盗式的掳掠。尤其重要的是,有可能以山海关为界,而以关西至滦河为缓冲地带,达成和议,救明于不亡。 第二,此时守关以宁远总兵吴三桂为帅,集兵达五十万之众;移入关内,以剿流寇。吴三桂、左良玉力足以办贼。 第三,明季财政受困之大病为饷重;而自神宗末年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三年增赋百六十五万,皆为"辽饷"。此外所谓"练饷"(团练)、"剿饷",亦与备辽有关,前后总计增赋一千六百七十万以上。吴三桂移兵入关,不必再有转输困难的辽饷,财政上的压力自可减轻。 但因其时阿巴泰所领明兵征山东者,尚未班师,故其言不用。未几太宗崩,至是年十月,始由济尔哈朗攻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唯旋即退出,并未照祖大寿的计划,迫使吴三桂撤回关内,是必有高人看破机关,乐见清兵能吸住吴三桂的五十万大军之故。 *** 清太宗崩于崇德八年八月初九,至廿六始由太宗第九子福临嗣位,是为世祖,年号顺治,时方六岁。在此十七天之中,多尔衮曾与太宗长子肃亲王豪格有过激烈的争夺,但官书已灭其迹,只能从残余的记载中窥知一二。试为钩稽如次。 孟心史《清代史》第一章第三节: 清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世祖冲龄,政由摄政王出。当顺治七年以前,事皆摄政专断,其不为帝者,自守臣节耳。屡饬廷臣致敬于帝,且自云:"太宗深信诸子弟之成立,唯予能成立之。"以翼戴冲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 谓多尔衮"不为帝者,自守臣节",实与当时真相稍有不符。太宗既崩,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应由豪格继位;但太祖既有共主的遗命,而太宗继位时,亦系四大贝勒共坐议政,则以多尔衮之功之才,谓欲入关与明争天下,完父兄未竟之业,非正大位俾获全权不可,亦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一件事。因此,当时便有两派,一派主立豪格,一派拥戴多尔衮。 《清史列传·多尔衮传》: (顺治)二年十二月,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遣人传语以尊崇皇上,戒谄媚己,且曰:"太祖、太宗所贻之业,予必力图保护,俟皇上春秋鼎盛,即行归政。"又曰:"前所以不立肃亲王者,非予一人意,因诸王大臣皆曰:'若立肃亲王,我等皆无生理。'是以不立。"传语毕,唯豫亲王不答;使者还报,复遣传语曰:"昔太宗宾天时,予在朝门幄中坐,尔与英王跽请即尊位,谓两旗大臣属望我者,诸亲戚皆来言,予时以死自誓乃已。此言岂乌有耶?"豫亲王语塞。 据此可知,(一)若立豪格,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多尔衮;(二)多尔衮一兄阿济格、一弟多铎为首先拥戴之人。但解释不立豪格之故,而多铎不答,可知多铎知其言为违心之论。多尔衮对于尊位,非不欲也,乃不可也。 太宗崩后,皇位既经十七日之争议始能定夺,而在世祖即位之第二天,几又翻覆,为《多尔衮传》所载: 八月,世祖章皇帝即位,礼亲王集诸王贝勒大臣议,以郑亲王与王辅政,王自誓曰:"如不秉公辅理,妄自尊大,天地谴之。"越日,郡王阿达礼潜语王曰:"王正大位,我当从王。"贝子硕托亦言:"内大臣及侍卫皆从我谋,王可自立。"遂与礼亲王发其谋,阿达礼、硕托并伏诛。 心史先生谓多尔衮"功高而不干帝位","自守臣节",即因有此"发其谋"一事。但如细考,即不能无疑。须知硕托乃礼亲王代善第二子,阿达礼则为代善第三子颖亲王萨哈璘长子。萨哈璘颇有战功,殁于崇德元年,得年三十三,阿达礼袭封为多罗郡王。今按:阿达礼与硕托,即使有劝多尔衮自立,形成谋反大逆的罪名,但毕竟只是一句话而无行动,依律为"未遂",罪名应减一等,再衡以"议亲"、"议贵"的原则,万无死理,而竟骈诛!何故? 其次,代善这年正好六十岁,以花甲老翁而忍令一子一孙伏法,竟不一救,已大出情理之外;而以代善之年辈,为皇族之家长,其诸弟诸侄以及"三朝"老臣,竟不代为乞情,以慰此尊亲,更非常情所有。此又何故? 于此可知,必致硕托、阿达礼于死,实有不得已之苦衷,此即所谓"借人头"——倘非如此,则豪格必反。 今据《清史列传》诸王传,推断当时事实并举证如下: 一、当太宗崩后,颇有人支持豪格,郑亲王济尔哈朗即其一。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并得太宗重用,势力相颉颃,并以两黄旗大臣推太宗之恩及于幼主,所以多尔衮虽欲自立而不可得。《清史列传·何洛会传》: 何洛会……初隶肃亲王豪格旗下,颇见任使。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睿亲王摄政,与肃亲王不相能,何洛会因讦肃亲王与两黄旗大臣杨善、俄莫克图、伊成格、罗硕诋诽睿亲王,且将谋乱,下法司鞫实,削肃亲王爵,杨善等四人并弃市。 此为豪格讦多尔衮,而为何洛会所出卖;在此以前,两黄旗即有拥立豪格,而济尔哈朗亦曾与闻的事实,《清史列传》本传: (顺治四年)二月以造第逾制……罢辅政;五年三月贝子屯齐等讦王在盛京时,不举发两黄旗大臣谋立肃亲王私议……降多罗郡王。 "不举发"自为支持豪格的明证。 二、为夺皇位。多尔衮与豪格双方,旗鼓相当,争持不下,势必演变为自相火并;大概除代善的正红旗以外,其余七旗均将卷入漩涡,则外有拥重兵的吴三桂,内有犹未倾服的祖大寿,乘机而起,危亡立见,故由代善以家长的资格出面调停,既不立豪格,亦不立多尔衮,皇位仍归于太宗之子。但多尔衮辅政,则豪格不能再辅政,否则又成两虎相争之局,故以较疏远的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并为"辅政叔王",代表豪格的利益。 这是勉强达成的协议,豪格应得皇位而未得,属于失败的一方;多尔衮虽未得皇位,但实际上掌握了政权,自是胜利的一方。因此,只要多尔衮稍有逾越,即足以造成豪格举兵的口实。所以代善的责任极重,他必须表现出百分之百的大公无私,绝对维持协议,才能约束豪格。哪知世祖即位第二天,便有硕托、阿达礼之事,其中真相,心史先生并未发现。 真相之披露,事在顺治十二年,《多尔衮传》: (顺治)十二年,诏内外大小官直言时政,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如上疏颂睿亲王元功,请复爵号,修其墓,下王大臣议。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奏,长庚言……又言:"遇奸煽惑离间君臣,于郡王阿达礼、贝子硕托私谋拥戴,乃执大义,立置典刑。"查阿达礼、硕托之伏法,由谋于礼亲王代善;礼亲王遣谕多尔衮,言词迫切,多尔衮惧罪及己,始行举首。 观此一段,则我前面所举的两个疑问皆可解释。事实是很明显的:硕托叔侄谋于父祖之先,已跟多尔衮谈过;见多尔衮有默许之意,方再谋于父祖。但代善识得厉害,多尔衮知情不举,其心即不可问;退一步言,就算本心无他,不过徇私庇隐,亦自背其前一日"秉公辅理"的誓词。只看"言词迫切"四字,可知情况严重;或者豪格的问罪之师都已经预备好了,是故代善不能不牺牲一子一孙,以避免同室操戈、两败俱伤的结果。 *** 至于选立六岁的福临继承皇位,自然是由于孝庄太后之故。孝庄与多尔衮的关系,为清初之大疑案之一。疑云之起,由于张煌言(苍水)的两首七绝,题为"建夷宫词",收入《奇云草》。"建夷"者,建州之夷,为遗民对新朝的称呼。诗云: 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掖庭犹说册阏氏,妙选孀闺作母仪。 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 此诗系年庚寅,为顺治七年。天下哄传,太后下嫁摄政王。孟心史先生曾作考证,力辟其非实。相传孝庄后下嫁,曾有"誊黄"的恩诏,但孟心史遍检旧籍而无有;又欲得"不下嫁之坚证",最后读《朝鲜李朝实录》,方有确证,其言如此: 私念清初果以太后下嫁之故,尊摄政王为"皇父",必有颁诏告谕之文;在国内或为后世列帝所隐灭,朝鲜乃属国,朝贡庆贺之使,岁必数来,颁诏之使,中朝亦无一次不与国内降敕时同遣。不得于中国官书者,必得于彼之实录中。着意翻检,设使无此诏,当可信为无此事。既遍检顺治初年《李朝实录》,固无清太后下嫁之诏,而更有确证其无此事者,急录之以为定断,世间浮言可息矣。 朝鲜仁祖李倧实录:二十七年己丑,即清世祖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郑太和曰:"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上曰:"然则二帝矣。"以此知朝鲜并无太后下嫁之说。使臣向朝鲜说明"皇父"字义,亦无太后下嫁之言。是当时无是事也。 但以我的看法,虽无太后下嫁摄政王的事实,但极可能有孝庄与多尔衮相恋的事实。 按:清朝创业两帝,皆得力于政治婚姻。太宗孝端、孝庄两后母家博尔济吉特氏,为国戚第一家,累世结姻,关系尤重,不可不作一介绍。 博尔济吉特氏为元朝皇室之后,属于内蒙古哲里木盟,共四部十旗,计科尔沁六旗、札赉特一旗、杜尔伯特一旗、郭尔罗斯二旗,当今辽宁北部、黑龙江南部,以洮南为中心,东至伯都纳,西至热河、察哈尔交界,北至索伦,南至铁岭,皆其牧地。博尔济吉特氏即为科尔沁部,向来以右翼中旗为盟长,称号为札萨克汗。 孝端皇后之父名莽古斯,为科尔沁六旗中一旗之长。此族早已附清,太祖一妃,即康熙接位册封为"皇曾祖寿康太妃"者,为科尔沁贝勒孔果尔之女;孔果尔后封札萨克多罗冰图郡王,成为科尔沁六旗的盟长。 清朝与博尔济吉特氏始通婚姻,在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即莽古斯以女归太宗。天聪七年,莽古斯已殁,其妻称为科尔沁大妃,携子塞桑、塞桑长子吴克善,以及吴克善的妹夫满珠礼等来会亲,进一步大结婚姻。但行辈错乱,如太祖之于叶赫一族,亲戚关系变得极其复杂,《清列朝后妃传稿·太宗孝端文皇后传》载: 天聪间后母科尔沁大妃……数来朝,帝迎劳锡赉之甚厚。贝勒多铎聘大妃女,为皇弟多尔衮娶其妹,吴克善子亦尚公主。 大妃之女即孝端之妹,多铎为太宗之弟,昆季而为连襟,自无足异;为多尔衮娶"其妹"者,大妃之妹,亦即孝端的姨母,多尔衮成为其嫂之姨丈,凭空长了一辈。吴克善为孝端的内侄,其子为内侄孙,尚公主则成为女婿,此亦是凭空长了一辈。 与此同时,塞桑之女,吴克善之妹,亦即孝端的侄女,为太宗纳为妃,即孝庄后。崇德元年,建五宫,孝端称"清宁中宫后";孝庄为"永福宫庄妃";而孝庄另有一姊,则早于天命十年即归于太宗,封为"关雎宫宸妃"。宸妃有孕,崇德二年七月生皇八子,以其为正式建元后所生第一子,因而以诞生太子之例举行大赦,但旋即夭殇;半年后,亦即崇德三年正月,孝庄生皇九子,即为世祖福临。宸妃之子不殇,自应为皇位之继承人;但我以为不尽然,即因多尔衮与孝庄有特殊感情。 孝庄后崩于康熙二十六年,年七十五,则是生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清史稿》说她"于天命十年二月来归",计年不过十三,度当时情事,不过依姑而居,"待年"择配,本不必于此时即定为太宗妾媵。至多尔衮殁于顺治七年,年三十九,则应生于万历四十年壬子,长孝庄一岁。当太祖崩于叆鸡堡,四大贝勒逼迫大妃身殉,两幼子多尔衮、多铎由太宗抚养,其时多尔衮十五岁、孝庄十四岁,年岁相当,滋生情愫,是极可能的事。我甚至怀疑,多尔衮与孝庄的这段恋情,至死未已。孟心史《太后下嫁考实》云: 蒋录(按:蒋氏《东华录》的简称;下称王录亦即王氏《东华录》的简略)于议摄政王罪状之文,有王录所无之语云"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又云:凡批示本章,概用"皇父摄政王之旨",不用"皇上之旨";又悖理入生母于太庙。其末又云:罢追封、撤庙享,停其恩赦。此为后实录削除隆礼,不见字样之一贯方法。但"亲到皇宫内院"一句最可疑;然虽可疑只可疑其曾渎乱宫廷,绝非如世传之太后大婚,且有大婚典礼之文,布告天下也。夫渎乱之事,何必即为太后之事? 心史先生的考证,推理谨严,但上引最后一句,不免强词夺理,如反问一句:"安知必非太后之事?"恐心史先生亦将语塞。事实上如我前文所指出的年岁相当,以及同养于宫中、朝夕相共的情况来说,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为了孝庄的可能性,大于其他任何人。此外如心史先生所指出的自称"皇父摄政王",以及孝庄后崩后愿别葬,似皆非无故。关于"皇父"之说,胡适之先生于读"考实"后有一函致心史先生云: 读后终不免一个感想,即是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朝鲜实录》所记,但云"臣问于来使",来使当然不能不作模棱之语,所云"今则去叔字",似亦是所答非所问。单凭此一条问答,似仍未能完全证明无下嫁之事,只能证明在诏敕官书与使节辞令中,无太后下嫁之文而已。鄙意绝非轻信传说,终嫌"皇父"之称,但不能视为与"尚父、仲父"一例。 心史先生复函,词锋犀利,以为: 夫以国无明文之暧昧,吾辈今日固无从曲为辩证。但中冓之言,本所不道,辨者为多事,传者亦太不阙疑。此为别一事,不入鄙作考实之内。唯因摄政王既未婚于太后,设有暧昧,必不称皇父以自暴其恶。故知公然称皇父,既未下嫁,即亦并无暧昧也。 如心史先生所言,我谈此段即是"多事";但"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世事真相,常由多事而来。心史先生对多尔衮颇有好感,故确信其有完美的人格;而我的看法不然,如考证多尔衮与豪格争权的真相,结论是多尔衮对皇位非不欲也,乃不能也,非如心史先生所说,多尔衮能"自守臣节"。至谓多尔衮与孝庄若有暧昧,"必不称皇父以自暴其恶",此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多尔衮没有读多少汉文,于名教礼义,并无多大了解,何尝以为与太后有暧昧即为恶行?倘非如此,何至于杀胞侄而又霸占侄媳?彭长庚比多尔衮为周公,济尔哈朗驳之云:"多尔衮图肃亲王元妃,又以一妃与英亲王;周公曾有此行乎?"如此悍然无忌的乱伦,难道不是"自暴其恶"? 复次,关于孝庄别葬昭西陵一事,尤出情理之外。《太后下嫁考实》云: 孝庄崩后,不合葬昭陵,别营陵于关内,不得葬奉天,是为昭西陵。(按:太宗葬盛京西北十里隆叶山,名昭陵;孝庄葬关内,在盛京之西,故名昭西陵。)世以此指为因下嫁之故,不自安于太宗陵地,乃别葬也。《孝庄后传》,"后自于大渐之日,命圣祖以太宗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况心恋汝父子(按:指顺治、康熙),当于孝陵(按:顺治孝陵,在遵化昌瑞山,后总称东陵)近地安厝。"世说姑作为官文书藻饰之辞,不足恃以折服横议。但太宗昭陵,已有孝端合葬;第二后之不合葬者,累代有之……不能定为下嫁之证。 这话不错,但心史先生不言孝庄葬于何时,似不免有意闪避。我之所谓"尤出情理之外"者,康熙年间,始终未葬孝庄。 自此而始,到康熙上宾,孝庄梓宫始终浮厝于世祖孝陵之南;直至雍正三年二月十二日,世宗服父丧二十七个月,"祫祭太庙,释服即吉"时,才动工兴修昭西陵。《雍正实录》载祭告文曰: 钦惟孝庄文皇后,躬备圣德,贻庆垂庥,隆两朝之孝养,开万世之鸿基,及大渐之际,面谕皇考,以昭陵奉安年久,不宜轻动,建造北城,必近孝陵。丁宁再三,我皇考恭奉慈旨。二十七年四月己酉,上启銮奉大行太皇太后梓宫诣山陵,辛酉奉安大行太皇太后梓宫于享殿。甲子,上诣暂安奉殿内恭视大行太皇太后梓宫;封掩毕,奠酒恸哭,良久始出。 为什么三十八年不葬?且先看《康熙实录》在孝庄崩后不久的一道上谕: 伏思慈宁宫之东,新建宫五间,太皇太后在日,屡曾向朕称善,乃未及久居,遽尔升遐。今于孝陵近地,择吉修建暂安奉殿,即将此宫拆运于所择吉处,毋致缺损。着拣选部院贤能官员往敬谨料理。天气甚寒,务期基址坚固,工程完备。尔等即传谕行。 按:慈宁宫在养心殿之西,乾隆十六年曾经重修,所以原来"新建宫五间"的遗址,已无迹可寻。又《康熙实录》: 择地于孝陵之南,为暂安奉殿,历三十余年。我皇考历数绵长,子孙蕃衍;且海宇升平,兆人康阜,胤禛祗绍不承,夙夜思维,古合葬之礼,原无定制,神灵所通,不问远近;因时制宜,唯义所在。即暂安奉殿,建为昭西陵,以定万年之宅兆。 据此可知,昭西陵之名,是到了雍正三年才有的。在康熙年间,并未为孝庄修陵。中国传统的丧礼,"入土为安";康熙三十多年不葬祖母,这一层道理,始终是说不过去的,然则其有迫不得已的隐衷,灼然可见。 康熙之孝顺祖母,不独自有帝皇以来所未有,即平常百姓家亦罕见,但细参实录,辄有微觉不近人情之感,如孝庄崩后,必欲于宫中独行三年之丧;以及康熙二十八年岁暮,去孝庄之崩将近两年,三年之丧以二十七个月计算,亦将届满,而赵执信、洪昇竟因"非时演剧"被斥逐(详见拙作《柏台故事》关于黄六鸿部分),处分过苛,与康熙的个性不符,等等,予人的感觉是,纯孝之外,似乎康熙对祖母怀有一份非常浓重的咎歉,渴思有所弥补。 这份咎歉,实即康熙不可告人的隐痛。然则他的隐痛是什么?是孝庄绝不可与太宗合葬;而所以造成不可合葬的原因,在于安太宗之遗孤、存太宗之血食。孝庄不独无负于太宗,且当为太宗谅解及感激于泉下;但格于世俗礼法,竟不得与太宗同穴,自为莫大之委屈,且此委屈又不得有片言只字的申诉,则在孝庄实负不白之奇冤。康熙知其故而不能言;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权力可以决定任何人的生死贵贱,独独对祖母的奇冤,无法昭雪,则康熙隐痛之十百倍于常人,亦可想而知。 说来说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走笔至此,有欲罢不能之势,只好来个"外一章",但亦不算离题太远。多尔衮固曾祔庙上谥,称"成宗义皇帝";生前虽无称帝之名,而有为帝之实,应亦可算作"清朝的皇帝"之一。 蒋氏《东华录》顺治七年八月载: 上孝烈武皇后尊谥曰"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祔享太庙,颁诏大赦。内阁旧档:"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徽音端范,饬内治于当年;坤则贻庥,协鸣名于万禩。典章具在,孝享宜崇。钦惟皇祖妣皇后,先赞太祖,成开辟之丰功;默佑先皇,扩缵承之大业。笃生皇父摄政王,性成圣哲,扶翊眇躬,临御万方,溯重闱之厚德;敉宁兆姓,遵京室之遗谋。庆泽洪被于后昆,礼制必隆于庙祀。仰成先志,俯顺舆情,于顺治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祗告天地……" 此孝烈皇后即太祖的大妃、多尔衮的生母,以逼殉之故,谥之曰"烈"。 按:"孝烈皇后"祔享太庙,颁诏大赦,既称"皇祖妣皇后",又称"笃生皇父摄政王",则是世祖竟视多尔衮为父,为太上皇。此为传说"太后下嫁"的由来。我不信有此说的原因是:第一,以情理而论,孝庄绝不会主动表示要嫁多尔衮;若有此事,必是多尔衮逼嫁。然则多尔衮逼嫁孝庄的目的何在?倘因情之故,自当体谅孝庄的处境,绝不可出此令天下后世讥笑的怪事;若以为太后下嫁,多尔衮便成皇帝的继父,而获"皇父"之称,则何不索性自立,既立而纳孝庄,岂不比逼嫁更为省事? 其次,倘谓太后下嫁而有恩诏,则"誊黄"必遍及于穷乡僻壤,遗民的诗文中一定会有记载,必不至于只有张苍水那两首诗的一个"孤证"。 然则"皇父"之称又何自来?多尔衮为什么要用这种奇特的方式?我的推论是,世祖可能为多尔衮的私生子。而当太宗既崩,多尔衮大权在握,尤其是"一片石"大败李自成,首先入关,占领北京,清朝天下可说是多尔衮打成功的,如心史先生所说,"清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能为帝而不为,"以翼戴冲人自任"者,我有一个解释:是由此而确立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度。 此话怎讲?我们不妨先回溯太祖崩后的情况:太祖遗命,国事"共主";太宗初期亦确是如此。后以代善父子拥立而定于一尊,基本上是违反太祖遗命的。如果多尔衮废世祖而自立,那就形成了兄终弟及的局面,将来谁能取得皇位,视其功劳地位而定。同时他亦无子可传。但如"翼戴冲人",则父死子继的制度可以确立不移;他本人虽未称帝,不过由于世祖实际上是他所生,那么,子子孙孙皆为清朝的皇帝了。这就跟明朝的帝系由孝宗转入兴献帝的情况一样。照中国传统的传说,子孙上祭,冥冥中只有生父可享,所以多尔衮不做皇帝,反能血食千秋。 *** 这一论说,我现在自己推翻了。经过多年的反复研究,我才发现孝庄的苦心;主要的是,多尔衮与太宗有多重的关系,一方面有杀母之仇,一方面有养育之恩,恩怨纠结,以致行事多不可解。 细察多尔衮死前的心境,近乎昏瞀狂乱;《清史列传》本传: (顺治六年)十二月,王妃博尔济吉特氏薨,以玉册宝,追封为敬孝忠恭正宫元妃。 七年正月,纳肃亲王妃博尔济吉特氏,并遣官选女子于朝鲜;二月,令部不需题奏者,付亲王满达海,及端重亲王、敬谨亲王料理;五月,率诸王贝勒猎山海关,令亲王多尼、顺承郡王勒克德浑、贝子务达海、锡翰、镇国公汉岱并议政。 是月,朝鲜送女至,王亲迎之于连山,即日成婚。 七月,王欲于边外筑城清署,令户部计额征地亩人丁数,加派直隶、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九省银二百四十九万两有奇,输工用。 王寻以悼妃故,有疾。锡翰与内大臣席纳布库等诣第,王怨曰:"顷予罹此莫上之忧,体复不快,上虽人主,念此大故,亦宜循家人礼,一为临幸。若谓上方幼冲,尔等皆亲近大臣也。"又曰:"尔等毋以予言请驾临。"锡翰等出,王遣人追止之不及,于是上幸王第。王责锡翰等罪,降罚有差。 十一月,王以疾率诸王贝勒猎边外,十二月薨于喀喇河屯。 按:豪格年岁与多尔衮相当,其福晋当亦在三十以外,非少艾之比;杀豪格或为夺权,而必欲纳其妻,则不能不谓之有报复意义在。至如得病后,既怨世祖不临视;既临视又责传言之人。又,为兴土木,加派九省地丁至二百四十九万两,亦与其入关之初务蠲前朝弊政的作风不同。凡此近乎悖乱的感情状态,以我的看法,是内心有一极大的冲突不能解决,相激相荡而产生的反常行为。此一冲突即郑亲王既遭贬斥,豪格亦已被诛,自己手握重兵,党羽密布,已无任何阻力可使他不能称帝;而唯一所顾虑者,即是孝庄太后。 按:如前所引,议政王满达海为代善第七子;端重亲王博洛为太祖第七子阿巴泰第六子;敬谨亲王尼堪则褚英第三子。满达海之袭爵,固由多尔衮的支持;博洛及尼堪在太宗朝皆为贝勒,并不见重,由多尔衮的提携,始得封王,此时并皆议政,自然唯命是从。 至于八旗兵力的分配,其情况如下: 一、两黄旗,名义上归世祖,实际上由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指挥。 二、正白旗,为多尔衮的嫡系武力。 三、镶白旗,本由多尔衮胞弟豫亲王多铎为旗主,此时亦归多尔衮。 四、正蓝旗,旗主本为四大贝勒之一的莽古尔泰所有;莽古尔泰获罪,收归太宗自将;顺治初又归多尔衮,而名义上的旗主为豫王之子多尼。 五、镶蓝旗,完全属于郑亲王济尔哈朗。 六、正红旗,此旗为代善所有,旗主为满达海;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亦持有一部分。 七、镶红旗,旗主为克勤郡王岳托;英亲王阿济格亦持有一部分。 如上所述,多尔衮握有两黄、两白、正蓝,对两红旗亦有影响力;唯一的敌对势力为郑王的镶蓝旗。在这样的压倒优势之下,何事不可为? 然则多尔衮由未入关以前想夺皇位而不能,到此时能夺皇位而不夺,原因真是为了如他自己所说的"太宗深信诸子弟之成立,唯予能成立之",故以"翼戴冲人自任"吗?不是的!因为多尔衮如推太宗养育之恩,"成立"诸子弟,则不当杀太宗长子豪格,复夺其妇,这是非常明白的一件事。多尔衮自己所说的那段话,不过后世词臣藻饰之辞,不足为信。 可信的是:孝庄太后以幼时爱侣,出以万缕柔情,约束多尔衮的"最后行动";其间绸缪委曲、调护化解,不知费了孝庄多少苦心,最危险的时刻,是多尔衮尊大妃为孝烈皇后祔庙之时,母以子贵的"太后"已经出现,事实上已等于诏告天下,他——多尔衮就是皇帝。天下臣民有忠于太宗欲起而声讨者,此时必当有所行动;若无行动,即是承认多尔衮得自立为帝。此时所欠缺者,不过一道即位诏书而已;而此一道诏书终于未发,即是孝庄对得起太宗的地方。 分析至此,我可下一断语,孝庄下嫁多尔衮,绝无其事,失身则必不免。孝庄不欲与太宗合葬,即以白璧有玷之身,愧与太宗同穴。她的辱身以存太宗天下的苦心,康熙完全了解,所以孝养无微不至。及至孝庄既崩,不可与太宗合葬,则不独康熙了然,臣下亦了然,徐乾学特撰《古不合葬考》,即非承帝之旨,亦必有迎合之意。但康熙虽不能葬孝庄于昭陵,而亦终不忍别葬,以致浮厝数十年;而臣下无言此事者,即以深知此事如佛所云:"不可说,不可说!"能说者,为后世我辈。 多尔衮既薨,势力犹在,归灵至京时,世祖亲率亲贵大臣,缟服迎奠东直门外;其时已尊之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故以太子奉迎梓宫之礼接灵。至顺治八年正月,犹追尊摄政王妃为成宗义皇后。"成"者,论其功绩;"义"者,美其谦让。凡此皆足以证明朝政犹操之多尔衮亲信之手,而未几即遭清算,则因英亲王阿济格思夺多尔衮的两白旗继之为摄政王,为多尔衮的亲信举发,变成兄弟自相残杀,郑亲王济尔哈朗得以尽反朝局。其事始末,大致如《东华录》所载: 顺治八年正月甲寅,议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罪。先是,摄政王薨之夕,英王阿济格赴丧次,旋即归帐。是夕,诸王五次哭临,王独不至。 按:英王独不至者,隐然表示其身份在诸王之上,而与摄政王平;亦即表示多尔衮既死,应由其摄政。 翌日,诸臣劝请方至。英王途遇摄政王马群厮卒,鞭令引避,而使己之马群厮卒前行。第三日遣星纳、都沙问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曰:"劳亲王系我阿哥,当以何时来?" 按:"劳亲王"者,郡王劳亲。劳亲王为阿济格第五子,此时奉父命,领兵自京师赶来。 众对曰:"意者与诸王偕来,或即来即返,或隔一宿之程来迎,自彼至此,路途甚远,年幼之人,何事先来?"盖因其来问之辞不当,故漫应以遣之。吴拜……等私相谓曰:"彼谓劳亲王为吾等阿格(哥),是以劳亲王属于我等,欲令附彼。彼既得我辈,必思夺政。"于是觉其状,增兵固守。 按:吴拜即武拜,与苏拜皆多尔衮麾下大将,武功卓著。劳亲王已先为多尔衮取入正白旗,表面似为喜此胞侄,实际上有以劳亲王为质子之意。多尔衮对同母兄阿济格之防范甚严,见下引: 又英王遣穆哈达召阿尔津、僧格。阿尔津自本王薨后,三年不诣英王所矣。今不可遽往,应与摄政王下诸大臣商之。于是令穆哈达回,遂往告额克亲及吴拜、苏拜……额克亲谓阿尔津曰:"尔勿怒,且往,我等试观其意如何。" 按:阿尔津、僧格皆隶镶白旗,所谓"本王"即指豫亲王多铎。多铎薨后,镶白旗归多尔衮,恐阿济格染指,故不准阿尔津等在英王门下行走。 英王复趣召,阿尔津、僧格乃往。英王问曰:"不令多尼阿哥诣我家,摄政王曾有定议否?"阿尔津等对曰:"有之。将阿哥所属人员置之一所,恐反生嫌,故分隶两旗,正欲令相和协也。摄政王在时既不令之来,今我辈可私来乎?此来亦曾告之诸大臣者。"英王问曰:"诸大臣为谁?"阿尔津、僧格对曰:"我等之上有两固山额真、两护政大臣、两护军统领。一切事务,或启摄政王裁决,或即与伊等议行。" 按:多铎多子,第二子多尼名义上为镶白旗旗主,但一部分已改隶正白旗,而正白旗亦必有一部分改隶镶白旗,此即所谓"正欲令相和协",实际上为多尔衮兼并的一种手法。多尼亦为阿济格胞侄,但多尔衮禁止多尼至阿济格处,防范之严可知。 又所谓"固山额真"即都统,为一旗最高的行政长官,但其时亦须听命于旗主;"议政大臣"由崇德元年设"十六理事大臣"而来,每旗两人,便于天子干预各旗事务,以及各旗配合中央要求,有所协力;"护军统领"则为实际带兵作战的大将,一旗分为左右两翼,所以有两护军统领。阿尔津等曾任议政大臣,亦曾为护军统领,此时正好解任,阿济格以为阿尔津等正在失意,有机可乘,打算说服他们,将多尼拉过来。不意此两人有备而来,公然拒绝;阿济格鲁莽从事,异谋尽露。于是: 额克青、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阿尔津议曰:"彼得多尼王,即欲得我两旗;既得我两旗,必强勒诸王从彼;诸王既从,必思夺政;诸王得毋误谓我等,以英王为摄政王亲兄,因而向彼耶?夫摄政王拥立之君,今固在也。我等当抱王幼子,依皇上以为生。"遂急以此意告诸王。 按:多尔衮无子,以多铎之子多尔博为嗣;所谓"抱王幼子"即指多尔博。 郑亲王及亲王满达海曰:"尔两旗向不属英王;英王岂非误国之人?尔等系定国辅主之大臣,岂可向彼?今我等既觉其如此情形,即当固结谨密而行。彼既居心如此,且又当生事变矣。" 按:所谓"诸王"中,实力派只济尔哈朗及满达海。后者为代善第七子,袭封和硕亲王,此时尚无称号,至顺治八年二月始加号为"巽亲王"。 迨薄暮设奠时,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欲共议摄政王祭奠事,英王以多尼王不至,随于摄政王帐前系马处,乘马策鞭而去。端重王独留,即以此事白之端重王,端重王曰:"尔等防之,回家后再议。"又摄政王丧之次日,英王……又言摄政王曾向伊言:"抚养多尔博,予甚悔之。且取劳亲入正白旗,王知之乎?"郑亲王答曰:"不知。"又言"两旗大臣甚称劳亲之贤"。此言乃郑亲王告之额克亲、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者。又谓端重王曰:"原令尔等三人理事,今何不议一摄政之人?"又遣穆哈达至端重王处言:"曾遣人至亲王满达海所,王已从我言,今尔应为国政,可速议之。"此言乃端重王告之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者。 按:此段叙英王阿济格思夺权的计划,情事如见;原拟俟多尼至后,挟多尼以号令两白旗。多尼不至,遂即离去;根本无意议祭奠多尔衮事。至于对济尔哈朗的话,意谓多尔衮生前悔以多尔博为子,而取劳亲入正白旗。此真是俗语所说的自说自话了。 "端重王"者端重亲王博洛,为太祖第七子阿巴泰第三子,以附多尔衮得封王,与敬谨亲王尼堪及代善之子满达海并为多尔衮所亲信,于顺治七年二月由多尔衮授权,处理日常政务。阿济格思利用博洛的手段,实在幼稚之至。 至石门之日,郑亲王见英王佩有小刀,谓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等曰:"英王有佩刀,上来迎丧,似此举动叵测,不可不防。"是日,劳亲王率人役约四百名,将至,英王在后见之,重张旗纛,分为两队,前并丧车而行。及摄政王丧车既停,劳亲王居右坐,英王居左坐,其举动甚悖乱。于是额克亲、吴拜、苏拜、博尔惠、罗什、阿尔津,集四旗大臣尽发其事。诸王遂拨派兵役,监英王至京。 据孟心史注,此"四旗"当是两白两蓝,其说后详。 阿济格被逮至京,原可不死,"自作孽"则"不可活",《清史列传》: 至京,鞫实,议削爵幽禁,降为贝子。闰二月以初议罪尚轻,下诸王大臣再议,移系别室,籍其家,子劳亲等皆黜宗室。三月,阿济格于狱中私藏兵器,事觉,诸王大臣复议:阿济格前犯重罪,皇上从宽免死,复加恩养,给三百妇女役使,及童仆、牲畜、金银、什物,乃仍起乱心,藏刀四口,欲暗掘地道,与其子及心腹人,约期出狱,罪何可贷?应裁减一切,止给妇女十口,及随身服用,余均追出,取入官。十月,监者复告阿济格谋于狱中举火。于是论死,赐自尽,爵除。 按:劳亲,《清史稿》写作楼亲,亦赐自尽。未几,多尔衮近侍苏克萨哈、詹岱卖主求荣,出首告多尔衮"逆谋",皆郑亲王济尔哈朗所主持。阿济格原可有所作为,而鲁莽灭裂,自速其败,心史先生在《八旗制度考实》中有一段论评,极其警辟,录如下: 阿济格与多尔衮相较,明昧相距太远。清初以多尔衮入关,即是天佑。至天下稍定,八固山之不能集权中央,又不无因摄政之故。冲主与强藩,形成离立;若英王亦有睿王意识,当睿王之丧,奔赴急难,扶植两白旗,为两旗之人所倚赖,则袭摄政之威、挟三旗(两白正蓝)之力,中立之两红旗不致立异(按:正红满达海;镶红罗洛浑为岳托之子),怀忿之镶蓝旗不敢寻仇(按:指济尔哈朗为多尔衮排挤成仇),世祖虽欲收权,尚恐大费周折。乃又英王自效驱除,郑王乘机报复,先散四旗之互助,再挟天子以临之,英王既除,睿豫两王仅有藐孤,登时得祸。一举而定四旗,大权悉归皇室,此所谓天相之矣! 多尔衮自追尊为"义宗成皇帝"至"追诏其罪",不过一个月的辰光。他所得的罪过是"削爵"、"黜宗室籍"、"财产入官"、"其嗣子多尔博给倍亲王多尼"。所谓"黜宗室籍",即由"黄带子"变为"红带子",若非后来复封,则官文书上的记载,应为"觉罗多尔衮";嗣子多尔博本为多铎幼子,"给倍亲王多尼"亦即归宗,由其胞兄抚养,后来恩封多罗贝勒,则为推其生父之恩,与多尔衮无关。 细考史籍,顺康之间对多尔衮的处置,比见诸上谕者要严厉得多;即以上述四款处分而言,最重的是令多尔博归宗,乃绝多尔衮之后。据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上谕:"今其后嗣废绝,而茔域之在东直门外者,岁久益就榛芜,亦堪悯恻,着交内务府派员往视缮葺,仍为量植松楸,并准其近支王公等,以时祭扫。"可知自顺治八年至乾隆三十七年这一百二十年间,多尔衮的近支亲属去扫他的墓都是不准的。康熙仁厚,每不念旧恶而喜与人为善,独于多尔衮深恶痛绝,略无矜恤之意,可知其隐痛所在。 走笔至此,回头再说"太后下嫁"。据《清列朝后妃传稿》,在世祖即位后,对孝端的记载是: 顺治六年四月后崩……帝率诸王文武俱成礼,典仪遵定制,与文皇帝同。 此表示多尔衮视孝端为太宗的皇后。但对孝庄的记载是: 世祖践阼,尊为皇太后。 可知在多尔衮未死以前,孝庄并无称号。及至多尔衮获罪,世祖亲政,方上尊号为"昭圣慈寿皇太后",并有正式尊封的册文。于此我们不妨作一假定:孝庄虽无下嫁多尔衮之实,而多尔衮似有称帝以后以孝庄为后的打算。他之如何称帝,是件很值得研究的事;照我的看法,他不至于废世祖而代之,最可能的途径是由"皇父"变为"太上皇帝",而以孝庄为"太上皇后"。果然如此,则为历史上空前亦可能是绝后的创例。 推论至此,张苍水的那两首"建夷宫词",未可视之为丑诋敌国的谰言,其中自有若干事实存在。如结句"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前一句则"身到皇宫内院",多尔衮秽乱宫闱,原为当时朝廷所自承;后一句乃指以多铎之子多尔博为嗣,满洲话称侍卫为"虾",广义而言,御前行走的"领侍卫内大臣"亦为"虾",此指多铎而言,意谓多尔衮若娶孝庄,则顺治子随母嫁,自为"龙儿",不必以多尔博为子。 第四章 世祖(一) 世祖名福临,崇德三年正月三十生于盛京,生母即孝庄太后(当时的称号为永福宫庄妃),太宗第九子。 太宗以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即后来的孝端太后,崇德元年册立,称清宁中宫;同时以崇德元年以后出生的儿子为真正的皇子。孝端两侄,即孝庄与其姊,皆封妃;孝庄之姊封号为关雎宫宸妃,有殊宠。前一年七月,宸妃生子,行八,太宗为之行大赦。但就在世祖诞生前不久,皇八子夭折。否则,皇位将很难由世祖继承。 世祖即位时方六岁,顺治八年亲政,方十四岁。当时的满洲人,生理、心理皆早熟,这年八月行大婚礼。皇后是他嫡亲的表姊,为吴克善之女,长得很美,亦很聪明,但未几即被废,原因有二:奢侈,善妒。 这是世祖的欲加之罪。天子富有四海,一为皇后,极人间所无的富贵,是故皇后节俭为至德,以其本来就应该是奢侈的,此又何足为罪? 其次,善妒为妇女的天性,皇后自亦不会例外;但皇后善妒,疏远即可,绝不成为废立的理由。民间的"七出"之条,第六虽为"妒忌",但亦从未闻因妒忌而被休大归者。 然则因何被废?基本的原因是世祖对多尔衮的强烈不满;《清史纪事本末》卷七: (顺治)十年,秋八月废后博尔济锦氏,降为静妃,改居侧宫;以后乃多尔衮于帝幼冲时,因亲订婚,未经选择故也。 所谓"未经选择",是后世的饰词,事实上立吴克善之女为后,当然是孝庄太后所同意的。父母之命,不得谓之未经选择。 《吴梅村诗集》中,有《古意》六首,孟心史以为即"为世祖废后而作",录其诗并释孟说如下: 争传娶女嫁天孙,才过银河拭泪痕。 但得大家千万岁,此生哪得恨长门? 孟注:"第一首言为立后不久即废,而世祖亦不永年。措辞忠厚,是诗人之笔。"按:宋朝"亲近侍从官称天子为大家"。末句用汉武陈皇后"长门赋"典故。谓为世祖废后而作,信然。 豆蔻梢头二月红,十三初入万年宫。 可怜目望西陵哭,不在分香卖履中。 孟注:"第二首言最早作配帝王,玉帝崩时,尚幽居别宫,退称妃号,而不预送终之事。"按:废后于顺治十年八月"降为静妃,改居侧宫"。此即俗语之所谓"打入冷宫",殁于何年,档案无考。 从猎陈仓怯马蹄,玉鞍扶上却东西。 一经辇道生秋草,说着长杨路总迷。 孟注:"第三首言初亦承恩,不堪回首;后本慧丽,以嗜奢而妒失宠,则其始当非一见生憎也。"按:陈仓山在宝鸡之南,秦文公游猎于陈仓,遇鸡鸣神,归而以为宝,建祠以祀,故曰陈宝,见《水经·渭水注》。"长杨"本秦旧宫,多禽兽,为汉武游猎之地,此必指南苑而言,南苑明朝名之为"飞放泊",亦多禽兽。玩味诗意,似废后不愿从幸南苑,强之亦不可,所以说"玉鞍扶上却东西";而不愿从幸之故,或以有某一废后所妒的妃嫔在行幄,因而赌气不从,此言被废的导火线。 玉颜憔悴几经秋,薄命无言只泪流。 手把定情金合子,九原相见尚低头。 孟注:"第四首言被废多年,世祖至死不同意。"按:提及废后身后,可知此六绝实为废后挽词。 银海居然妒女津,南山仍锢慎夫人。 君王自有他生约,此去唯应礼玉真。 孟注:"第一句言生不同室,第二句死不同穴。慎夫人以况端敬,端敬死后,永承恩念;废后一无他室。"按:心史此注,似有未谛。"银海"指陵寝,典出《汉书·楚元王传》,用于此处,自是指顺治孝陵。"妒女津"之典极费解;《酉阳杂俎》记刘伯玉妻段明光性妒,以伯玉常于妓前诵《洛神赋》,谓"娶妇得如此,吾无憾矣",明光因自沉于江,冀为水神而为伯玉"无憾"之妻。 "南山"只指陵寝,典出《汉书·张释之传》,记释之: 从行至霸陵,上居外临厕。时慎夫人从,上持视慎夫人新丰道曰:"此走邯郸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 此为汉文帝偶动无常之感,思及身后,愿葬于北山,可久安窀穸,不虞盗墓。而张释之的见解,据颜师古注:"有可欲,谓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发取之,是有间隙也。锢谓铸塞也。云锢南山者,取其深大,假为喻也。"原文的意思是,劝文帝薄葬,以免诲盗。但就吴梅村此诗而言,南山也罢,慎夫人也罢,均与张释之的原意不相干,心史谓此句言废后与世祖"死不同穴",诚然;慎夫人指端敬,亦是。然则"端敬"何人? "端敬"即是误传为董小宛的"孝献皇后"栋鄂氏,端敬为其谥号中最后二字。这段疑案,留待后文再谈;此处可以确定的是,废后的"情敌"即是端敬。《康熙实录》: 三年六月壬寅,葬世祖章皇帝于孝陵,以孝康皇后、端敬皇后祔。 孝康为圣祖生母佟佳氏,圣祖践祚,尊为慈和皇太后,康熙二年二月崩,自然祔葬孝陵。而端敬与世祖合葬,即所谓"南山仍锢慎夫人";下一"仍"字,可知有争之者,争而不得,胜利终归端敬,故曰"仍"。而此争之者,自然是废后。得此了解,末句"玉真"之典,方有着落。《唐书·后妃传》: 玉真公主字持盈,天宝三载,请去公主号、罢邑司,帝许之。 明此出处,通首可解。废后虽不在分香卖履之中,但世祖既崩,旋即身殉,其用心与刘伯玉妻段明光无异,以为既然殉帝,位号可复,以元后身份,自然合葬,故云"银海居然妒女津",银海指孝陵。 岂意祔葬者仍为端敬。"君王自有他生约",说明端敬得以祔葬的原因,此或出于世祖的遗命,必与端敬同穴。末句设为规劝之词,言废后应学玉真公主,谦退不妒,勿争位号,或者反可邀得世祖见许于泉下。 以上所解,自信可发三百年之覆。由是可知,废后退居侧宫,死于何年,葬于何处,"档案无考"之故何在。 珍珠十斛买琵琶,金谷堂深护绛纱。 掌上珊瑚怜不得,却教移作上阳花。 孟注:"第六首则可疑,若非董小宛与世祖年不相当,几令人谓冒氏爱宠,为或有之事矣。余意此可有二说:(一)或废后非卓礼克图亲王之亲女,当摄政王为世祖聘定之时,由侍女作亲女入选,以故世祖恶摄政王而并及此事,决意废之。(二)或端敬实出废后家,由侍媵入宫。(下略)" 心史此两说,第一说绝不可能,因皇室与博尔济吉特氏已三世为婿,中表至亲,岂能以侍女假冒?而况作配天子为嫡后,吴克善又何肯以侍女作亲女?第二说则端敬如为废后侍媵,则早当见幸,不应迟至"十八岁入侍"。 按:《古意》六首,末首与前五首不相连贯,此为最可疑之点。玩味诗意,绝非咏废后,邓石如《清诗纪事初编》叙吴梅村,说"《古意》六首"云:"一废后;二三四五宫人失宠者;六季开生谏买扬州女子。"季开生为季沧苇之兄(其事迹详见拙著《柏台故事》),以谏买扬州女子几遭大辟,减死流尚阳堡,死于戍所。此事固亦为顺治年间压制汉人的一大公案,但以体例而论,不应阑入此处,且语意不及于极谏,邓说难信。 我以为第六首当是言端敬的出身。此诗主要用石崇的典故,即第三句"掌上珊瑚",亦借用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绛纱"有两解,一出《后汉书·马融传》,指女乐;一出《晋书·胡贵嫔传》:晋武帝多简良家女子充内职,自择其美者,以绛纱系臂,乃指为天子所选中的女子。但细释诗语,仍以指女乐为是。 就诗论诗,照字面看,并不难解:有豪家量珠聘得名妓,颇自珍秘,轻易不为宾客所见,结果竟成宫眷。但其中隐藏的内幕如何,却费猜疑。 如说世祖对此名妓一见倾心,以权势压迫豪家献美,则疑问有二: 第一,豪家是谁?是否端敬之父鄂硕,抑其伯父即多尔衮的亲信罗硕(或作罗什)? 第二,端敬出身既为名妓,何以又一变而为鄂硕之女? 据传教士的记载,端敬原为世祖胞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妃。黎东方博士信此说,以为博穆博果尔无功无德而得封亲王,即为慰其夺妻之恨。按:太宗十一子,除第九子世祖及早殇者外,得封王者四子,一为长子豪格,封肃亲王;一为五子硕塞,封承泽亲王,后改号为庄亲王;一为八子,不知名而封为荣亲王,即太宗所宠的宸妃所出;一即博穆博果尔,其生母亦出于博尔济吉特氏。硕塞封王以战功及多尔衮的提拔;荣亲王则是子以母贵;唯独博穆博果尔,遽封亲王,确有疑问。 今以《古意》第六首而言,如世祖曾夺弟所爱,亦为侍姬,而非嫡室。但博穆博果尔于顺治十二年封王,十三年即薨,得年十六岁;而端敬以十八岁入侍世祖,年长于博穆博果尔,似亦不伦。 走笔至此,不能不谈吴梅村的《清凉山赞佛诗》;向来谈董小宛入宫,及世祖出家,无不重视此诗;尤以一、二首,本事大致可考。程穆衡注未见;若孟心史在《世祖出家考实》一文中,所言固不谬,但实可更详,此当与《古意》六首及《读史有感》八首合看,则情事弥出。 《清凉山赞佛诗》为五古四首;其一起头描写五台山,共有六句之多: 西北有高山,云是文殊台。 台上明月池,千叶金莲开。 花花相映发,叶叶同根栽。 有山出台、由台出池、由池出莲,而重点在"花花相映发,叶叶同根栽"。此谓清室与博尔济吉特氏世为婚姻;而一帝娶姑侄姐妹,或兄弟即为连襟,婚姻既密切亦复杂,则如世祖夺弟或其他亲族所爱,亦为可恕而不足为奇之事。是诚诗人温柔敦厚之笔。 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 汉主坐法宫,一见光徘徊。 结以同心合,授以九子钗。 此言世祖邂逅端敬,一见倾心,收入后宫,且为孝庄太后所同意。"王母"指孝庄,而"双成"切"董",确凿无疑。"汉主"指世祖;梅村作此类诗,皆用汉朝故事,因为当时最大的忌讳,在夷夏之辨,谈宫闱犹在其次,梅村必用汉朝故事者,即恐万一兴文字狱,犹有可辩的余地。 起首六句,描写道场,下接"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汉主坐法宫,一见光徘徊",乃孝庄携端敬来拈香,世祖因而初识端敬,一见恰如汉元帝之初识昭君:"顾景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后汉书·南匈奴传》) 昭君已许婚匈奴,汉元帝欲留不可;此则不然:"结以同心合,授以九子钗。""同心合"典出《隋书·后妃传》:炀帝烝父妾宣华夫人,先以小金盒贮同心结示意。梅村用此典,可知端敬为亲藩侍姬,深得孝庄欢心,故行止相携;又用"九子钗"一典,可知世祖纳端敬,为孝庄所同意。《飞燕外传》:"后持昭仪手,抽紫玉九雏钗,为昭仪簪髻。"此"后"在端敬,当然是太后,而非皇后。 翠装雕玉辇,丹髹沉香斋。 护置琉璃屏,立在文石阶。 长恐乘风起,舍我归蓬莱。 前四句既写端敬得宠,亦写端敬纤弱,因而常忧其不永年,于是而有以下一段较"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更为缠绵的描写: 从猎往上林,小队城南隈。 雪鹰异凡羽,果马殊群材。 言过乐游苑,进及长杨街。 张宴奏丝桐,新月穿宫槐。 携手忽太息,乐极生微哀。 "千秋终寂寞,此日谁追陪?" "陛下寿万年,妾命如尘埃。 愿共南山椁,长奉西宫杯。" 按:"上林"指南苑,"小队"句指方位明甚。"果马"一典最好,说明了许多事实。"果马"者,可于果树下乘骑的小马,自然是为端敬所预备。可以想象得到,端敬娇小纤弱,而且不会骑马,故骑果马,虽倾跌无大碍;从而又可以证明端敬来自江南。倘真为鄂硕亲女,从龙入关,如何不能骑马?若废后则蒙古人,从小习于怒马,但"从猎陈仓"偏以"怯马蹄"为言,而"玉鞍扶上却东西",偏与御马背道而驰,其为妒端敬而赌气,情事显然。 "乐游原"与"上林"为两地,自指西苑而言,下句"西宫杯"虽用王昌龄《长信秋词》"火照西宫知夜饮"典,与"新月"句相应,但只点出"西"字。西苑在明武宗时曾开内操,又有"平台"(即"紫光阁")为召见武臣之地,固可视作"长杨街"。 此言南苑猎罢驾至西苑,张乐夜宴,由"新月"、"白露"知其时为八月初。手头无《顺治实录》,不能细考。 "太息"者世祖,生前之乐至矣尽矣,但愁身后寂寞。于是端敬由"谁追陪"而自陈"愿共南山椁,长奉西宫杯"。生生死死相共,较之"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更见情深。 于此可证《古意》第五首,"南山仍锢慎夫人",确指端敬祔葬。 按:其时世祖年不满二十,已虑及身后,自为不祥之语,故有最后一段: 披香淖博士,侧听私惊猜。 今日乐方乐,斯语胡为哉? 待诏东方生,执戟前诙谐。 熏炉拂黻帐,白露穹苍苔。 君王慎玉体,对酒毋伤怀。 "披香"典出《飞燕外传》:"宣帝时披香(殿)博士淖方成,白发教授宫中,号淖夫人。"按:世祖亲政后,征博学翰林如方玄成等侍从,极其亲密,称方玄成别号楼冈而不名;此处"淖博士"、"东方生"皆有其人。 由"伤怀"领起第二章,写端敬之死,及世祖逾情逾礼: 伤怀惊凉风,深宫鸣蟋蟀。 严霜被复树,芙蓉雕素质。 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 端敬殁于八月十七日,首四句写时写景亦写情。"千里草"切董字,与"双成"遥相呼应。 孔雀蒲桃锦,亲自红女织。 殊方初云献,知破万家室。 瑟瑟大秦珠,珊瑚高八尺。 割之施精蓝,千佛庄严饰。 持来付一炬,泉路谁能识? "孔雀蒲桃"为"锦"的花样,是最名贵的纺织品;"红"读如工,红女即女工,破万家而织一锦,名贵可知。"瑟瑟"以下四句,言凡此珍饰,本当供佛,而"持来付一炬",为满洲丧俗,衣饰服御焚之以供冥中之用,称为"丢纸",并有"大丢纸"、"小丢纸"诸名目。紧接"泉路谁能识",深慨于暴殄天物。 红颜尚焦土,百万无容惜。 小臣助长号,赐衣或一袭。 只愁许史辈,急泪难时得。 此一段纯为刺笔。"助泣"而哭临,例赐素衣一袭。"许史"典出《汉书·盖宽饶传》注:"许伯,宣帝皇后之父;史高,宣帝外家也。"自是指鄂硕、罗什家人。我以为此一句亦有言外之意,倘端敬果为亲生之女,何得无泪?急泪难得,不妨视作端敬与鄂硕无血统关系的暗示。 从官进哀诔,黄纸抄名入。 流涕卢郎才,咨嗟谢生笔。 按:世祖极好文墨,端敬之丧,既务极铺张,则词臣广进哀诔,亦可想之事,故以下接连用北齐卢思道挽文宣帝及南朝谢庄两典。谢庄一典,尤为贴切,《南史·后妃传》: 宋孝武宣皇帝薨,谢庄作哀策文奏之,帝卧览读,起坐流涕曰:"不谓当世复有此才。" 当时与谢庄后先媲美者,内阁中书张宸,《上海县志》有其传: 张宸,字青雕,博学,工诗文,由诸生入太学,选中书舍人。时词舍拟撰端敬后祭文,三奏草未称旨,最后以属宸,有云:"渺落五夜之箴,永巷之闻何日?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后谁人?"章皇帝读之,泣然称善。 又张宸《青雕集》自叙其事云: 端敬皇后丧,中堂命余辈撰拟祭文,山阴学士曰:"吾辈凡再呈稿矣!再不允。须尽才情,极哀悼之致。"予具稿,中堂极欲赏。末联有……等语;上阅之,亦为堕泪。 据心史先生考证,"山阴学士"指胡兆龙。"再呈稿,再不允",独赏张宸一文;世祖在文学上的修养,实为清朝诸帝第一。 尚方列珍膳,天厨供玉粒。 官家未解菜,对案不能食。 此言世祖哀思过甚,眠食俱废。"解菜"一典出《南史》:东昏侯悼女,废食积旬,左右进珍馐,云"为天子解菜"。征典及诸东昏,亦是刺笔。 黑衣召志公,白马驮罗什。 焚香内道场,广坐楞伽译。 资彼象教恩,轻我人王力。 微闻金鸡诏,亦由玉妃出。 此亦记实。"黑衣"谓南朝僧慧琳,善谈论,宋文帝令参机要,有"黑衣宰相"之称。志公、罗什皆高僧,以喻世祖所尊的玉林、木陈两禅师;玉林且为本师。 "焚香内道场",谓在宫中大作佛事,玉林弟子行峰,随师入京,作《侍香纪略》一书,言端敬之丧,玉林另一弟子茆溪"于宫中奉旨开堂"。以下"广坐"之句,描写内道场;下接"微闻金鸡诏,亦由玉妃出",亦复信而有征。"金鸡诏"大赦令,典出《唐书·百官志》。顺治十七年秋决停勾,从端敬之志。《顺治实录》: 十七年十一月壬子朔,谕刑部:"朕览朝审招册,待决之囚甚众,虽各犯自罹法网,国宪难宽,但朕思人命至重,概行正法,于心不忍。明年岁次辛丑,值皇太后本命年,普天同庆;又念端敬皇后弥留时,谆谆以矜恤秋决为言,朕是以体上天好生之德,特沛解网之仁,见在监候各犯,概从减等……尔部即会同法司,将各犯比照减等例,定拟罪名……其中或有应秋决者,今年俱行停刑。" 孝庄生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逢丑年为本命年;但从来行赦,未闻有以逢太后本命年作理由者,若是则每逢丑年必赦,作奸犯科得逞侥幸之心,岂有此理?于此可知,本命年之说为门面话,实际上是从端敬遗志。 高原营寝庙,近野开陵邑。 南望仓舒坟,掩面添凄恻。 戒言秣我马,遨游凌八极。 以上为第二首最后六句,心史先生所释极是,大致谓营庙事所必有。"开陵"即世祖后葬之孝陵。"仓舒坟"者,以魏武帝子邓哀王曹冲字仓舒,比端敬子荣亲王,生于顺治十四年十月,至十五年正月夭折,尚未命名,本不应有王封,而以端敬故,追封"和硕荣亲王",并有墓园。末联"秣马遨游",将往五台山礼佛。 第三首的起句是"八极何茫茫,曰往清凉山",以下描写有关清凉山的传说。此山即山西代州的五台山,佛家目之为文殊菩萨的道场,由于"能蓄万古雪",所以名之为清凉山。 于此我要指出,第一首的清凉山与这一首的清凉山不同。我前面说过,"西北有高山,云是文殊台",实际上写的是北京西山。兹检《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京师山川》中"西山"条: 在京西三十里,太行山支阜也。巍峨秀拔,为京师左臂。众山连接,山名甚多,总名曰西山。《金图经》:"西山亦名小清凉。" 此可确证世祖与端敬邂逅于西山某佛寺。至于山西清凉山,世祖本定顺治十八年巡幸,先派内廷供奉的高僧前往筹备,此即"名山初宣幸,衔命释道安;预从最高顶,洒扫七佛坛"云云的由来。以下设为预言,言"道安"遇"天山",乃"寄语汉皇帝,何苦留人间"?其下"烟岚倏灭没,流水空潺湲"两语,明其为幻境;紧接"回首长安城,缁素惨不欢,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则世祖已崩。"房星"为天驷,主车驾,"竟未动"谓车驾未发;"白玉棺"用王乔的故事,与"天人"相应,谓世祖仙去。 第四首多用"穆天子"及汉武的典故,中段云: 汉皇好神仙,妻子思脱屣。 东巡并西幸,离宫宿罗绮。 宠夺长门陈,恩盛倾城李。 秾华即修夜,痛入哀蝉诔。 若无不死方,得令昭阳起。 晚抱甘泉病,遽下轮台悔。 此则世祖好佛,好巡幸;废后降封,端敬得宠;因悼端敬过哀而致疾,以及遗诏自责诸本事,皆包含在内。值得注意的是特用"李夫人"典。又《读史有感》八首之三: 昭阳甲帐影婵娟,惭愧深恩未敢前。 催道汉皇天上好,从容恐杀李延年。 心史谓此咏贞妃殉葬事,而用李延年典,凡此皆可说明端敬出身应如《古意》第六首所描写,原来是一名妓。 第四首最后一段是议论,借佛法讽示为帝王之道。综括四首诗意,实为对世祖的讥刺:既好佛而又溺于尘缘,为情所累;以汉武作比,好色、好巡游,不恤物力;求长生反促其寿。 *** 至于董小宛之谜,以前读心史先生的著作,深以为是;但近年的想法已有改变。这桩公案的疑点,实在很多。心史谓董鄂氏绝非董小宛,主要的论证是董小宛的年龄,其言如此: 当小宛艳帜高张之日,正世祖呱呱坠地之年;小宛死于顺治辛卯,辟疆《同人集》中,海内名流以诗词相吊者无数,时世祖尚只十四岁,小宛则二十八岁,所谓年长以倍者也。 按:董小宛于崇祯十五年壬午归冒辟疆,前后凡九年;又张明弼作《冒姬董小宛传》谓死时"年仅二十七岁",则应死于顺治七年庚寅,非八年辛卯。 年龄自是一个问题。但首须了解者,董小宛不一定于顺治七年入宫;如我前面所谈,明明显示,有一名妓,先入豪家,于顺治十三年为世祖所夺。此一名妓如为董小宛,则应为三十三岁,就常情而言,已至所谓"色衰"之时;但天生尤物,不可以常情衡度。《过墟志》所记刘三秀,确有其事,入王府时,其女亦已适人生子,而犹复艳绝人寰。以彼例此,董小宛三十三岁得承恩眷,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至于《同人集》中"以诗词相吊者无数",并不能证明董小宛必已去世,因为不能明言已入豪门。相反的,吴梅村的诗、龚芝麓的词,都暗示董小宛与冒辟疆是生离而非死别。先谈龚词,为题《影梅庵忆语》的一首《贺新郎》,后半阕有句: 碧海青天何限事,难倩附书黄犬。借棋日酒年宽免。搔首凉宵风露下,羡烟霄破镜犹堪典。双凤带,再生翦。 李义山诗:"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此言董小宛不但未死,且高高在上,故"难倩附书黄犬"。黄犬即"黄耳",用陆机入洛,遣快犬"黄耳"赍书归吴的故事;若谓已死,不能遣犬入泉台。"羡烟霄破镜犹堪典",尤为明白:"烟霄"即元宵,用徐德言与乐昌公主生离相约,元宵"卖半照",破镜重圆的故事,谓冒辟疆自叹不如徐德言。凡此皆足以证明董小宛犹在人间,但绝不能通音问,更遑论重圆鸳梦,则唯有寄望于来生复为夫妇了。 最强烈的证据,还是在梅村诗集中,《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八绝的最后一句"墓门深更阻侯门",早有人指出可疑,如罗瘿公《宾退随笔》: 小宛真病殁,则侯门作何解耶?岂有人家姬人之墓,谓其深阻侯门者乎? 这是提出疑问,罗瘿公如果注意到此八绝句前"四六小引"中的一联,对这句诗更可得一正解。 这一联是:"名留琬琰,迹寄丹青。"下句谓小宛画像,上句何解?"琬琰"者《琬琰集》,宋杜大珪撰;又明朝徐纮有《明名臣琬琰录》,辑录宋明两朝大臣碑传。试问董小宛的出身及身份,何得"名留琬琰"?但是端敬却有御制的行状、词臣的诔文,岂非"名留琬琰"?我这个看法曾质诸周弃子先生,亦以为然。 于此可知,董小宛画像是在端敬薨后所制,冒辟疆供奉于密室追悼所用。所谓"墓门深更阻侯门",言冒辟疆"欲吊"墓门亦不可得,因为陵寝重地,寻常百姓所不能到。这是"阻侯门"三字的正解。 此外还有许多证据,指出端敬就是董小宛;这些证据,可分消极与积极两方面来考证。所谓消极的证据是,要证明董小宛未死;积极的证据是,董小宛不但未死,且已入宫承宠。兹再如举一证,先言消极的证据,仍以释"墓门"之谜为主。 陈其年《妇人集》记董小宛,有冒辟疆晚辈作注,下引之文,括弧内即为注释: 秦淮董姬(字小宛),才色擅一时,后归如皋冒推官(名襄);明秀温惠,与推官雅称。居艳月楼,集古今闺帏轶事为一书,名曰《奁艳》。王吏部撰《朱鸟逸史》,往往津逮之。(姬后夭,葬影梅庵旁,张明弼揭阳为传,吴绮兵曹为诔,详载《影梅庵忆语》中。) 这段文与注释,骤看了无异处,但既知端敬即董小宛,便知作者与注者,下笔之际,皆别有机杼。 先说原文:第一,不着董小宛及冒辟疆的名字;第二,特意用冒辟疆在清朝征辟而未就的"推官"一官衔;第三,不言"水绘",不言"影梅",而用"艳月楼",凡此皆有所讳。易言之,即不愿读者知此文的董与冒,即为董小宛、冒辟疆。 其次,注者欲明本事,自非注出名字不可;但又恐被祸,因而加上一句"姬后夭,葬影梅庵旁"。二十七岁而殁,不得谓夭;端敬三十四岁而殁,更不得谓之夭,特用一"夭"字者,希望导致读者产生一错误的印象:"董姬"不过一雏姬而已。 说"葬于影梅庵"更为欲盖弥彰,用意在抵消吴梅村的"墓门深更阻侯门",而同时暗示董小宛根本非葬于影梅庵。一义双训,原是中国文字运用的最高技巧,对浅薄者深恐其辗转传闻,随意附会,致肇巨祸,故以简单一句话,表明葬于孝陵的端敬非董小宛;对智者而言,既葬于影梅庵,别置庐墓亦可,何致有"墓门深更阻侯门"之叹?但既知其隐衷,必知其轻重,轻则无事,重则有门户之祸,自然心有丘壑,不致信口雌黄。 庚申除夕,读冒辟疆《同人集》至破晓,既喜且惑。喜则从吴梅村、龚芝麓两人致冒书札,获得董小宛即端敬的确证;惑者心史先生作《董小宛考》,广征博引,《同人集》尤为主要凭借,何以对若干关键性的资料,竟尔忽略,以致有明显的疑问存在,其中尤以"小宛之年",误二十七为二十八,为导致其错误结论的由来。在此有作进一步澄清的必要。心史于《董小宛考》,在分年考证其行谊之前,有一概括的说明: 小宛之年,各家言止二十七岁,既见于张明弼所作小传,又余淡心《板桥杂记》云:"小宛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劳瘁死,辟疆作《影梅庵忆语》二千四百言哭之。"张、余皆记小宛之年,淡心尤记其死因,由于劳瘁,盖亦从《影梅庵忆语》中之词旨也。然据"忆语",则当得年二十有八。 按:得年二十七,抑或二十八,应以董小宛在冒家多少年而定。董小宛于崇祯十五年壬午归冒,时年十九,前后历九年,至顺治七年庚寅,为二十七岁。余淡心所记甚是,即在冒门九年,始为二十七岁;易言之,若为二十八岁,则在冒门应为十年。张明弼所作小传,与余淡心所记相同:"前后凡九年,年仅二十七岁。"又张明弼亦记其死因,谓"以劳病瘁"。但又紧系二语:"其致病之由,与久病之状,并隐征难悉。"心史独著"淡心尤记其死因,为由于劳瘁",莫非未读张明弼所作小传?抑或由于"其致病之由"云云两语,强烈暗示小宛之死,大有问题,以故作英雄欺人之谈,略而不考,则非所知。 如上所言,"九年"与"二十七"岁,有绝对的关系。"忆语"中不言小宛年纪,但九年的字样凡两见,一则曰:"越九年,与荆人无一言枘凿。"再则曰:"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这是再确实不过的:董小宛"长逝"时,为二十七岁。然则冒辟疆又何以言其"长逝"之日为辛卯正月初二?一言以蔽之,有所讳而已。 董小宛是在顺治七年庚寅被北兵所掠,其时冒辟疆方客扬州,家人亲朋不敢以此相告,直待三月底冒辟疆回如皋,方始发觉。 其经过亦见"忆语"末段所叙: 三月之杪,余复移寓友沂友云轩。久客卧雨,怀家正剧。晚霁,龚奉常偕於皇、园次过慰留饮,听小奚管弦度曲。时余归思更切,因限韵各作诗四首,不知何故,诗中咸有商音。三鼓别去,余甫着枕,便梦还家,举室皆见,独不见姬;急询荆人,不答。复遍觅之,但见荆人背余下泪。余梦中大呼曰:"岂死耶?"一恸而醒。 此为记实,而托言梦境。友沂名赵而忭,籍隶湖南湘潭而寄居扬州,其父即清初名御史赵开心。奉常为龚芝麓;於皇即评注《影梅庵忆语》的杜茶村;园次为吴绮,吴梅村的本家。《同人集》卷五《友云轩倡和》,限韵亭、多、条、花,各赋七律四首,龚芝麓制题: 庚寅暮春,雨后过辟疆友云轩寓园,听奚童管弦度曲。时辟疆顿发归思,兼以是园为友沂旧馆,故并怀之,限韵即席同赋。 冒辟疆是主人,所以他的诗题不同: 尔后,同社过我寓斋,听小奚管弦度曲,顿发归思,兼怀友沂,即席限韵。 诗题与冒辟疆所记情事,完全相符;而龚芝麓诗题,明明道出"庚寅暮春",是顺治七年之事。若为八年辛卯,则龚芝麓在北京做官,不得在扬州做诗。又赵友沂有"庚寅秋浔江舟中简和辟疆"诗,亦为亭、多、条、花韵四首七律。确证事在庚寅。 时在暮春,所咏自为落花啼鸟,故"咸有商音"。但细玩龚、杜、吴三人的诗句,似乎已知道董小宛出了事,只不敢说破而已。龚芝麓句:"鸟啼芳树非无泪,燕聚空梁亦有家";"千秋顾曲推名士,铜雀轻风起绛纱",末句似在暗示铜雀台已锁不住二乔了。 然则冒辟疆何以误庚寅为辛卯?一言以蔽之,有所讳而已。 关于吴梅村《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我曾指出为顺治十七年端敬殁后所作;刻已考出题于康熙三年甲辰;《同人集》卷四收吴梅村致冒辟疆书札七通,甲辰两书即言其事: 题董如嫂遗像短章,自谓不负尊委。 这"不负尊委"四字,所透露的消息太重要了!于此可知,冒辟疆对于失去董小宛,耿耿于怀,亘十余年而莫释,但自己不便说,希冀借重诗名满天下的吴梅村,留真相于天壤间。吴梅村亦真不负所托,以"短章"(绝句)而制一骈四俪六的引子。 据周弃子先生说:"这种头重脚轻的例子,在昔人诗集中极少见。"其中"名留琬琰"及"墓门深更阻侯门"两语,画龙点睛,真相尽出。我今发此心史先生所不能想象的三百年之覆,自谓亦当是冒辟疆、吴梅村的知己。 甲辰又有一函,作于新秋,其重要性亦不亚于"不负尊委"四字: 深闺妙箑,摩娑屡日……又题二绝句,自谓"半折秋风还入袖,任他明月自团圆",于情事颇合。 按:"深闺妙箑"即指董小宛所画之扇。此用班婕妤《怨歌行》诗意,言冒辟疆之于董小宛,不同秋扇之捐,恩情虽然未绝,但亦只好随她在宫中为妃。活用班诗"团圆似明月"原句,实寄"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怅惘;此即所谓"于情事颇合"。 谈到龚芝麓的那首《贺新郎》,更足以证明董小宛入宫一事,为当时所深讳。龚芝麓小于冒辟疆四岁,交情极深,《同人集》所收友朋书札,数量仅次于王渔洋,计十六通之多;辛卯一札云: 诔词二千余言,宛转凄迷,玉笛九回,元猿三下矣!欲附数言于芳华之末,为沅澧招魂。弟妇尤写恨沾巾。 所谓"诔词"即指《影梅庵忆语》;"弟妇"则指顾眉生,与董小宛同出秦淮旧院,而为龚芝麓明媒正娶,称"顾太太",所以龚对冒称之为"弟妇"。 龚芝麓虽自告奋勇,欲题"忆语",但这笔文债,十年未还;顺治十八年辛丑一书云: 向少双成盟嫂悼亡诗,真是生平一债。 观此函,可知吴梅村诗中"双成"确指董小宛,而非董鄂氏的旁证。龚芝麓文采过人,何致欠此一诗?说穿了不足为奇,难以着笔之故。他不比吴梅村是在野之身,做官必有政敌,下笔不能不慎。直至康熙九年庚戌冬天,自顾来日无多,方始了此一笔文债。冒辟疆挽龚芝麓诗引中说: 庚戌冬……远索亡姬《影梅庵忆语》,调"扁"字韵"贺新凉",重践廿余年之约。 观此可知,"碧海青天何限事"、"难倩附书黄犬"、"羡烟宵破镜犹堪典"诸语,若非有"干冒宸严"之祸,龚芝麓何必踌躇二十余年方始下笔? 现在要谈"积极的证据",最简单、最切实的办法是:请读者自己判断端敬是否即为董小宛。世祖有御制端敬行状;冒辟疆《影梅庵忆语》,事实上就是董小宛的"行状",两者参看,是一是二,答案应该是很明确的。《影梅庵忆语》中描写董小宛的"德性举止,均非常人",而恪守侍妾的本分,"服劳承旨,较婢妇有加无已。烹茗剥果必手进;开眉解意,爬背喻痒,当大寒暑,折胶铄金时,必拱立座隅,强之坐饮食,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拱立如初"。不但与大妇在九年之中"无一言枘凿",而且"视众御下,慈让不遑,咸感其惠"。至于生活上的趣味,品香烹茶,制膏渍果,靡不精绝,冒辟疆自谓"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 再看世祖御制端敬皇后行状,说她"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皇太后非后在侧不乐",又能"宽仁下逮,曾乏纤芥忌嫉意,善则奏称之,有过则隐之不以闻。于朕所悦,后亦抚恤如子,虽饮食之微,有甘毳者,必使均尝之,意乃适。宫闱眷属,小大无异,长者媪呼之,少者姐视之,不以非礼加人,亦不少有谇诟,故凡见者,靡不欢悦"。至于照料世祖的起居,"晨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此即所谓"开眉解意,爬背喻痒"。 除此以外,董小宛"不私铢两,不爱积蓄,不制一宝粟钗钿";端敬"性至节俭,衣饰绝去华采,唯以骨角者充饰"。董小宛"阅诗无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且"酷爱临摹,书法先学钟繇,后突曹全碑";端敬则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天资敏慧,遂精书法"。殊不知其书法原有根基。 《影梅庵忆语》中,冒辟疆写董小宛侍疾,艰苦之状,真足以泣鬼神;而世祖言端敬侍皇后疾:"今后宫中侍御,尚得乘间少休,后(按:"今后"指第二后博尔济吉特氏;此一"后"指端敬)则五昼夜目不交睫,且时为诵书史,或常读以解之。"又:"今年春,永寿宫妃有疾,后亦躬视扶持,三昼夜忘寝兴。"按:《顺治实录》:"五年,诏许满汉通婚,汉官之女欲婚满洲者,会报部。"因此,户部侍郎石申之女竟得入选进宫,赐居永寿宫。而端敬为皇贵妃,位在石妃之上,能躬亲照料其疾,尤见德性过人,所以世祖特加以表扬。 如上引证,董小宛也罢,端敬也罢,旧时代的德言容工如此,有一已觉罕见,何得有二?若谓不但有二,且生当并时,那就太不可思议了。 总之,心史先生的考证,疏忽殊甚,他所恃董小宛不可能入宫的主要论据,无非年龄不称,但此并非绝对的理由;他在《董小宛考》中说: 顺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是年小宛为二十八岁,巢民为四十一岁,而清太祖则犹十四岁之童子,董小宛之年长以倍,谓有入宫邀宠之理乎? 这一诘问,似乎言之有理;但要知道,并非董小宛一离冒家即入宫中,中间曾先入"金谷堂",至顺治十三年始立为妃,其时世祖为十九岁,他生于正月,亦不妨视作二十岁。清初开国诸君,无论生理、心理皆早熟,世祖亲政五年,已有三子,热恋三十三岁成熟的妇人,就蔼理斯的学说来看,是极正常的事。如以年长十余岁为嫌,而有此念头长亘于胸中,反倒显得世祖幼稚了。而况世间畸恋之事,所在多有;如以为董小宛之"邀宠"于世祖为绝不可能,则明朝万贵妃之于宪宗,复又何说? 心史先生的第二个论据是: 当是时,江南军事久平,亦无由再有乱离掠夺之事。小宛葬影梅庵旁,坟墓俱在。越数年,陈其年偕巢民往吊,有诗。 此外,又引数家诗赋,"明证其有墓存焉者也"。殊不知影梅庵畔小宛墓,不过遮人耳目的衣冠冢,且辟疆有心丧自埋之意在内(容后详)。陈其年作此诗绝非"越数年",而为初到水绘园时;尚未获悉其中隐微,故有吊墓之语。大约端敬薨后,始尽知其事,于是有《读史有感》第二首及《水绘园杂诗》第一首,道破真相。后者尤为详确的证据,其重要性更过于梅村十绝、芝麓一词。 第四章 世祖(二) 以上为驳心史先生《董小宛考》,以下解答我自己提出来的问题: 第一,豪家为谁?是否端敬之父鄂硕,抑其伯父,即多尔衮的亲信罗硕? 第二,端敬出身既为名妓,何以又一变而为鄂硕之女? 对于这两个问题,我可以明确解答:豪家即多尔衮。以董小宛为鄂硕之女,乃讳其出身。鄂硕既为御前行走的内大臣,而又姓董鄂氏,因被选来顶名为小宛之父。且不说满洲从龙之臣,入关之初,本身尚多不谙汉语,何能教养出一完全汉化的女儿如端敬也者;即就姓氏而言,顺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六,册封皇贵妃之文,称之为"内大臣鄂硕之女董氏",以及御制端敬行状,开头即言:"后董氏,满洲人也。"均不称"董鄂氏",此又何说? 我在细读《同人集》后,对于董小宛被夺的经过,以及冒辟疆的心情、顾忌,与料理董小宛"后事"的经过及用心,大致都有了解。董小宛的下落,冒辟疆可为知者道,故如龚芝麓、吴梅村、杜茶村、张公亮等人,无不深悉。陈其年为陈定生之子。定生既殁,家中落,次子为侯方域之婿,往依岳家;长子其年往依冒辟疆,以顺治十五年至如皋,居水绘园数载,冒辟疆视之如子。关系如此,则数载之间,绝无不知其事之理;而以其年之才,如湖如海,又何得不以此事为题材,而寄诸吟咏? 由于坚信陈其年必有诗咏其事,因细心搜检,在《同人集》中得一诗,即《水绘园杂诗》第一首,为五言古风,共二十句,乃端敬薨后所作;兹分段录诗,并加笺释如下: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飞燕。 绮态何娟,令颜工婉娈。 ""读如"便"之平声;娟,回曲貌,即所谓耐细看。《后汉书·朱祐传赞》注:"婉娈,犹亲爱也。"故"工婉娈"者,言善于令人亲爱。此为小宛最大的魅力。 红罗为床帷,白玉为钗钿。 出驾六萌车,入障九华扇。 倾城畴不知,秉礼人所羡。 用"九华扇"一典,更见得"飞燕"非漫拟。赵飞燕初为倢伃,汉成帝废许后,立飞燕,赐以九华扇。红罗、白玉在汉朝皆非平民所能用;前四句指出董小宛入宫,明确之至。 "秉礼"亦为写实。当世祖嫡亲表妹博尔济吉特氏因妒、奢两失德被废时,不能不顾虑"政治婚姻"所带来的危机。其时南方未大定,顺治六年,永历帝所任命的湖南巡抚何腾蛟,集结左良玉、李自成旧部,进十三镇——十三名总兵,声势浩大,虽后为济尔哈朗所平定,但亦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因此,清朝须取得蒙古土默特部的全力支持,方可免后顾之忧。为了表示仍旧尊重博尔济吉特一族,因立废后的侄女为后,即世祖御制端敬行状中的"今后"。 "今后"虽立,并未得宠,顺治十五年因事太后不谨,"停其笺奏"。中宫与皇帝敌体,有所主张,可用书面表达,谓之"笺奏";停其笺奏,即是冻结中宫的职权。以后虽以太后之命恢复,但"今后"始终不得朝太后;则势必以皇贵妃统摄六宫,代尽子妇之职,所谓"秉礼"者指此。 如何盛年时,君子隔江甸? 金炉不复薰,红妆一朝变。 "君子"指冒辟疆,其时避祸扬州,未回如皋过年,以致顺治七年正月初二,红妆生变。"盛年"指出年份。这年冒辟疆四十岁,三月十五生日那天,友好为他称觞,各赠诗文,期以远大,实在是对他的一种慰藉。他在扬州的朋友,大概都知道正月初二之变,但都瞒着他不肯说破。 客从远方来,长城罢征战。 君子有还期,贱妾无娇面。 妾年三十余,恩爱何由擅? 此言董小宛为人所劫。远方之客来劫小宛,彰彰明甚;但此客又为谁所遣?这就要看长城的战事了。 顺治六年秋,睿亲王多尔衮统帅亲征大同,十月罢兵班师;十二月王妃薨;七年正月纳肃亲王豪格福晋为王妃,复遣官赴朝鲜选女子。可想而知的,必然亦会遣人至江南访求佳丽,此即"珍珠十斛买琵琶"。当然,访美的专使可以虚报以重金购得名姬;但冒家绝不会出卖董小宛。由吴梅村八绝句小引中,"苟君家免乎,勿复相顾;宁吾身死耳,遑恤其劳"两语去参详,董小宛可能以她的自由,换取了冒辟疆的自由。 冒辟疆于顺治七年新春,是否在如皋,由于他在诗文中回忆往事,对庚寅、辛卯两年间事,往往故意略去,因而找不到正面的证据;但反面的证据很多。《影梅庵忆语》中说:"丁亥谗口铄金,太行千盘,横起人面。"极言有中伤的谣言,以及他人的歧视冷遇。而所谓"谗口铄金",究作何语不可知。韩菼作《冒辟疆传》有语:"生平好施与,与有倦,而求者无厌,隐多不满,常搆祸;坐更频,更患难。"由此推测,乃由所求不遂而生怨怼。又康熙五年丙午,冒辟疆有五言古风四章寄龚芝麓,第一首云:"谗言畏高张,烈士伤情抱,皎见谁见明,澜唇泰山倒。我生婴众逆,述之吻为噪;赵竟仇杵婴,羊乃以鸩告:不闻郭元振,助丧逢客暴。拨置勿复言,聊一为公道。"第二首云:"昌黎与眉山,磨蝎坐身命。我生胡最酷,七尺独兼并。倾人一片心,报之以陷阱;破家割千金,见少恒深病;更苦多泛爱,推解出于性。彼方起杀机,我正崇爱激。日处俦人中,所遇皆枭獍。极念如我公,读此安忍竟?"此中皆有本事,以赵氏孤儿竟仇公孙杵臼、程婴,则是恩将仇报;细考其事,乃其至戚成仇。 冒辟疆族孙冒广生编《冒巢民先生年谱》康熙七年条:"适李氏姐六十岁,为诗祝。"《巢民诗集》"寿姐六十诗"注:"姐长余二岁,长斋绣佛已十年矣。"嵩少公墓志:"女一,适封吏部主事李公伯龙孙,文学之才,子吾鼎,邑庠生。"祭苏孺人文:"……崩坼后,姐之夫家,覆巢几无完卵。余抵死相救,破家数千金,又割宅同居,数年中形影相依,利害与共。" 此即寄龚诗的"破家割千金"。冒辟疆祭妻苏孺人原文为:"吾姐长二岁,齿相亚也。妻爱事如尊嫜,溢恒情矣。崩坼后,姐之夫家,覆巢几无完卵,余抵死相救,破家数千金。妻不惜罄己奁、两媳奁,倾倒相助。妻媳死,含殓无具,人共睹闻。又割宅同居,数年中形影相依,利害与共。幸生全,仇视婴杵,极不可言,每午夜相对,泪下不可解。" 此中骨肉之惨,本人既不忍言,他人亦无可考。但当顺治七年三月十五,冒辟疆的至好为他在扬州做四十岁生日时,各方赠诗甚多,其中无锡黄传祖的一首七言古风,对冒辟疆频年行踪却有概略的透露:"一朝散去风烟变,死生难考金兰传。颇闻冒子困他乡,江北江南罕谋面。"一江之隔,知好罕得谋面,其为避人追踪,可想而知。 于此我另有一个疑问,即顺治七年秋天至八年二月,这几个月的冒辟疆,行踪不明。《同人集》中倡和诗,虽以地分,而实按时序,顺治六年冬至七年春,为"三十二美蓉斋倡和",这是在龚芝麓家作文酒之会;然后冒辟疆移寓赵而忭家,即有"友云轩倡和",最后一题为"友沂盟兄将返湘泽,寄诗留别,即次原韵奉答",时在顺治七年秋天。以下便是"深翠山房倡和",第一首为黄冈杜凯的"辟疆盟兄评点李长吉集歌",不著年月;第二首为李长科所作,题为"辟疆招集深翠山房,即席和尊公先生原韵",为和冒起宗的一首七律,首二句云:"市隐翛然山水音,草堂秋色翠深深",知为秋天;又一题为顾大善所作,题为"辛卯嘉平月夜宿深翠山房",点出年份。 辛卯为顺治八年。年谱载是年事云:"春,董小宛卒。《朴巢文选·亡妾董氏哀辞》:'余与子形影交俪者九年,今辛卯献岁二日长逝,谨卜闰二月之望日,妥香灵于南阡影梅庵。'"按:既称九年,则当殁在庚寅,而言辛卯长逝,为有所讳,已见前考。不言卜葬,而言"妥香灵",亦即设灵,已暗示为一衣冠冢。而卜于"闰二月之望日"尤有深意。 当董小宛被劫而讳言为死时,冒辟疆说过一句话:"小宛死,等于我死。"双亲在堂,此为失言,所以他此后再也没有说过任何消极的话;但"小宛死,等于我死"这句话,却有具体的自悼的事实。巧的是,是年恰好闰二月;如非闰年,闰二月就是三月,"闰二月之望日",便是三月十五,为冒辟疆的生日。选在这天为董小宛设灵于影梅庵,寓有心丧自葬的深意在内。 自顺治七年庚寅初冬至八年辛卯初春,约有四个月的时间,冒辟疆的行踪成谜,在他自己追忆往事的诗文中,既绝口不谈;同人投赠之作,亦无线索可寻。这一段时间,他到哪里去了? 我有一个假设,在提出以前,必须先介绍方家父子。方家父子者,桐城方拱乾与他的长子方玄成。桐城之方有两家,与冒辟疆齐名的方以智是一家,方拱乾父子又是一家。方拱乾晚境坎坷,但行事别有苦心。当福王在南京即位后,忽然来了一个"朱云太子",使得福王的地位很尴尬。这个所谓"太子",实在是假冒的;事实上拥立福王的刘正宗之流,已决定假的也好,真的也好,一律当作假冒来办。但是,要证明为假太子,却不容易;只有一个人具此资格,就是方拱乾,因为他曾官詹事府少詹事,为东宫官属,见过崇祯的所有皇子。 于是请了方拱乾来认人,一看是假冒的,方拱乾却不作声,意思便是当真的看。其时为此案已闹得天翻地覆,雄踞上游的左良玉扬言将举兵清君侧,因此方拱乾的态度非常重要,只要他能具体指证为假冒,事态立即可以澄清,但方拱乾吝于一言;这自然不是唯恐天下不乱,而是:第一,福王不似人君;第二,此"太子"虽假,尚有两"太子"在北方下落不明,亦可能会到南京,神器有归;第三,为百姓留着"吾君有子未死"的希望,可以号召仁人义士,反清复明。 这个想法是不是切合实际,可以不论,但当时只要他肯说一句"假的!"富贵可以立致,否则必为刘正宗等人恨之入骨,而方拱乾宁取后者,其为人可想。 到后来果然,顺治十四年丁酉科场案,方家被祸最惨,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至康熙即位,赦回,曾作《宁古塔志》,篇首慨乎言之:"宁古何地?无往理亦无还理,老夫既往而复还,岂非天哉!" 方冒两家,关系至深;方拱乾与冒起宗,乡榜会榜皆为同年,不特通家之好,两家直如一家。方拱乾为子起名,原则是"文头武尾",即第一字为一点一横开始,第二字末笔为一捺,如玄成、膏茂、亨咸、章等皆是;冒起宗为子起名,亦复如此,虽为单名,亦是"文头武尾",故冒辟疆名襄,其弟无誉名褒。 两家且共患难,冒辟疆以康熙五年丙午作方拱乾祭文,记其事云: 乙酉先大夫督漕上江,襄辞捧台州之檄,率母避难盐官。时年伯与伯母,俱自北都被贼难,颠沛奔走,率诸兄亦来盐官。未几,大兵南下,连天烽火,再见崩坼;两家咫尺不相顾,荒村漠野,窜逐东西,备历杜老彭衙之惨,卒各罹杀掠。幸府仰俱亡恙,蓬跣再入城,伯母亲为襄剪发。旅馆逼侧,襄与三兄寝檐隙,以一毡并以裹而坐,遂致寒症,寝疾百日,死一夜复生。年伯、伯母与先大夫、老母及诸兄,皆执襄手,悲伤惨痛。作一日襄有"长夜不眠如度岁,此时若死竟无棺"之句,年伯与盐官诸君含泪和之。 盐官即浙江海盐,甲申、乙酉避难情事,影梅庵述之綦详;易言之,董小宛与方家父子亦曾共患难。及至方拱乾遇赦而归,与冒家过从甚密。祭文中又记: 年伯母一鱼一菜必手制相贻,而年伯又继之以诗。至于扬扢风雅,商订笔墨,倡和宣炉,无一聚不尽欢,无一字不溢赞;手札频寄,亦无不淋漓尽致。一日两儿称诸兄,一如襄之称年伯;年伯愀然曰:"尔父齿长,当以诸叔称;且系以吾家行次,方见两家世谊。"其古道如此。(按:这是说冒辟疆两子称方玄成等为"老伯",而方拱乾以为应照行次称叔,方如一家。) 两家是如此深的交情,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曾在"盐官"一起共过患难,且亦必蒙方拱乾夫人怜爱的董小宛"病殁",以及冒辟疆以《影梅庵忆语》分送友好,题赠不知凡几时,方家兄弟始终无一诗一词之吊。这在情理上是万万说不过去的。 按:自甲申、乙酉以后,方拱乾父子复成新贵,方拱乾仍入詹事府;长子方玄成顺治六年成进士,入翰林,后且为世祖选入"南书房行走",凡行幸必扈从,是最得宠的文学侍从之臣。当董小宛出事时,方玄成在翰林院当庶吉士;他的诗才极富,《钝斋诗集》动辄数十的排律,果真董小宛香消玉殒,而与冒辟疆九年共患难、享清福,又是如此缠绵悱恻,遇到这样的好题目,岂能无诗? 合理的推测,诗是一定有的,而且也应该有安慰的书信,但却不能发表。因为他们的关系太深了,相共的秘密太多了。关系既深,则连遮人耳目的诗文亦不必有;秘密太多,则述及之事,唯有"付诸丙丁",不留一字。 我相信董小宛入宫以后的情形,由于方玄成还在"南书房行走",且亦尚未被祸,耳目所及,见闻较真,由他透露出来的真相,一定不少。至于董小宛刚刚被掠至北时,冒辟疆及他的家人,自然要打听行踪,而在北方唯一可托之人,就是方家父子。相信顺治七年由初夏至秋深,方家父子一定有几封信给冒辟疆报告调查的结果;而在顺治七年、八年庚辛之际,冒辟疆有约一百天的行踪不明,我的推断是秘密北行,跟方家父子当面商量有无珠还合浦的可能。 这个假设如果不说,则冒辟疆是亲身经历了睿亲王多尔衮身后沧桑的人;多尔衮死后抄家是在顺治八年二月,当时朝臣承郑亲王济尔哈朗之指,群起而攻,冒辟疆如果据实陈词,自必列为多尔衮的罪状之一,而董小宛亦很可能"遣还"。但终于没有。吴梅村题董小宛画扇两绝,"半折秋风还入袖,任他明月自团圆",上句自是形同秋扇,而实未捐;下句即指放弃破镜重圆之想。至于放弃的原因,已无可究诘,或者以为没入掖庭,不易放出;或者以为可能因此贾祸,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总而言之,董小宛被掠之事,到此才算尘埃落地,冒辟疆决定了处理的原则,视作"亡姬";而言辛卯"献岁二日长逝",虽有讳去真相的作用,实亦不得已而云然。因为前一年始终未发董小宛"病殁"的讣闻,对至好亦只说她久病,所以龚芝麓在顺治七年腊月给冒辟疆写信时,还曾问到董小宛的病情。 我曾细检《同人集》,发现冒辟疆为董小宛设灵影梅庵,事先并无至好参加,而以《影梅庵忆语》代替讣闻,因此吊董小宛的诗,在江南者为这年秋天;在北方闻讣较迟,那就到冬天了。如龚芝麓是由赵开心回京,带去了"忆语"及冒辟疆的信,方知此事——当然,真相是心照不宣的,表面上不得不有吊唁之函。 关于董小宛入宫,方孝标深知始末,且必曾助冒辟疆寻访,今于《同人集》中获一消息,《巢民诗集》卷五有一题云:"方楼冈去闽,相别三年,深秋过邗,言怀二首。"诗为七律;此诗应作于康熙七年戊申,其时冒辟疆自苏州至扬州,《同人集》中有"虹桥?集"诗;中秋与方孝标父子同泛舟虹桥,作一七律,题为:"广陵中秋客随园,携具同方楼冈世五,令子长文、誉子;姜绮季、徐石霞、孙孟白及儿丹书,泛舟虹桥。夜归,楼冈重开清?赏月,即席刻烛限韵,各成二首。"第一首云:"露华浓上桂花枝,明月扬州此会奇。老去快逢良友集,兴来仍共晚舟移。青天碧海心谁见,白发沧江梦自知。多少楼台人已散,偕归密坐更衔卮。"结句"偕归密坐",则知赏月之宴只方孝标两子长文、誉子及冒辟疆子丹书在座,其余姜、徐、孙三客不与。"密坐"者密谈;而由"青天碧海心谁见"句,可知所谈者必为董小宛。 至于顺治七年秋,冒辟疆曾经北上,《容斋千首诗》中,似亦有迹象可参。 《容斋千首诗》为康熙朝武英殿大学士李天馥的诗集,邓石如说他"安徽桐城籍",而诗集标明"合肥李天馥"著。他是顺治十五年的进士,端敬(董小宛)薨,世祖崩,正在当翰林;以后由检讨历官至大学士,始终不曾外放,因而对京中时事,见闻真切,非远地耳食者可比。邓石如在《清诗纪事初编》中,介绍他的诗说:"其诗体格清俊,自注时事,足为参考之资。"诗集为其门下士毛奇龄所选;"别有古宫词百首,盖为董鄂妃作",后来"因有避忌,遂未入集"。我所见的本子,果无此百首宫词,不知邓石如又从何得见。或者他所见的是初刻本,以后因有避忌,遂即删去。其他因避忌而有删除之迹,迄今可见。如"随驾恭谒孝陵恭纪二律","渔阳东下晓春宜,正是巡陵击"以下空白九字,即第二句少二字,第三句全删,然后接第一联对句:"到来桓表出华蕤。"此九字之讳,无疑地,由于"南山仍锢慎夫人"之故。 这百首"古宫词"的内容,邓石如曾略有介绍,为端敬即董小宛的另一坚强证据,且是正面的,更觉可贵。 诗前有序,邓之所引数语,真字字来历:"昭阳殿里,八百无双;长信宫中,三千第一。愁地茫茫,情天漠漠;泪珠事业,梦蝶生涯。在昔同伤,于今共悼。"我曾推断,董小宛自睿邸没入掖庭,先曾为孝庄女侍,今由"长信宫中"一语证实。"愁地"、"情天"自是咏冒、董两地相思;"泪珠事业"虽为泛写,但亦有李后主入宋,"日夕以泪洗面"之意在内;"梦蝶生涯",加上下面"在昔同伤,于今共悼",则连邓石如都无法解释,因为他亦只知道"董鄂妃先入庄邸",而不知董鄂妃即董小宛。"在昔同伤"者,《影梅庵忆语》中的"亡姬";"于今共悼"者,世祖御制文中的端敬。玉溪诗:"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如移用为描写董小宛入宫后冒辟疆的心境,亦未尝不可。 邓石如又说:"词中'日高睡足犹慵起,薄命曾嫌富贵家',明言董鄂妃先入庄邸。"其实此是明言董鄂妃非鄂硕之女;若为鄂硕之女,则原出于富贵之家,何嫌之有?而八旗女子,生为贵妃,殁为皇后,又何得谓之薄命?又说:"云'桃花满地春牢落,万片香魂不可招',明言悼亡。"其实,此是明言董小宛的出身,与"薄命"呼应;但"轻薄桃花",殊非美词。在冒辟疆则拟董小宛为梅花,别当有说,此不赘。 现在再掉回笔来,谈冒辟疆可能北行的蛛丝马迹。容斋七言古中,有"行路难八首存三";周弃子先生说:"凡以'行路难'为题者,意思是所求难达;必有本事在内,故每多不可解。"诚然,如李诗"其五"有句:"夫何一旦成遐弃?今日之真昔日伪。"如不知董小宛曾"死"过一回,即不知此作何语。按:"遐弃":"不是恐君子二三其德而弃我,恐在外有疾病,或罹王法死亡,皆是。"见《诗·会笺》。这两句诗译成白话文便是:"怎么一下子会死了呢?如果此刻是真的死掉了,那么以前说她'长逝',自然是假的啰?" 因此,这"八首存三"的《行路难》,可信其为冒辟疆所作。第一首云: 月明开樽花满堂,蛾眉迭进容仪光。 安歌飞饮欢未剧,揽衣独起思仿佛。 潇湘渺渺秋水长,维山迢递不可望。 我所思兮渺天末,欲往从之限河梁。 行路难、行路难,悲蛇盘,愁鸟道。 丈夫会应抟扶摇,安能踯躅长林草? 按:上引者为第一首,起句在《同人集》中亦有印证。庚寅年春天,先有集会龚芝麓寓所的"三十二芙蓉斋倡和";继有冒辟疆借寓"友云轩倡和",乡思忽动,归后乃知"金炉不复薰,红妆一朝变";此后有赵而忭将回湖南寄别及冒辟疆和韵七律一首;接着便是"深翠山房倡和"。 此一部分一共六首诗。第一首为杜凯所作"辟疆盟兄评点李长吉集歌",结尾一段云:"君有如花女校书,琉璃砚匣随身俱。海壖僻静少人至,更种梅花香绕庐;曷当著述传千秋,此卷珍重为前茅。东野玉溪不足道,还与贺也唤起谪仙才。我今作歌宁妄赞,渔舟偶过桃源岸。"此是谆劝冒辟疆,忘却一时相思之苦,致力名山事业,孟东野、李玉溪不足道,由李贺鬼才上追太白仙才,慰勉甚至,但观最后两语,全篇显然未完,以下必因有碍语而删去。第二首为李长科所作,题为"辟疆招集深翠山房,即席和尊公先生原韵",而冒起宗的原唱及其他和作一概不见,独存李长科一首者,是因为唯此一首并未泄密。 第三、四、五共七律三首为一组,作者为吴绮、范汝受、李长科。吴绮制题云:"月夜集辟疆社长深翠山房,喜范汝受至自崇川,即席限韵。"所限之韵为十三元,范汝受和吴绮原韵,李长科就元韵另作,而和冒辟疆的和作。 第六首顾大善作,已在辛卯,只以题作"辛卯嘉平月夜宿深翠山房同伯紫赋",因归刊于此,与前一年秋天的倡和无关。 所谓"月明开樽花满堂",即指"月夜集辟疆社长深翠山房"。首四句写满座皆欢,唯有冒辟疆触景生情,益病相思,情事如见。"潇湘渺渺"则所思者为洛神,"缑氏"用王子晋仙去之典,皆指董小宛。按:此诗为李天馥于端敬薨后所作,所拟董小宛为洛神、为王子晋;而在当时,行踪固尚不尽明了,"我所思兮渺天末",用一"渺"字可知。最后亦是劝勉之意,应出山做一番事业,不必隐居自伤。 《行路难》的第二首,标明"其五";料想其二、三、四等四首,为描写北上及与方孝标聚晤的情形;以及董小宛被掠,多尔衮被抄家,董小宛入"长信宫"——太后所居的慈宁宫的经过。其五的原句是:"桃李花,东风飘泊徒咨嗟。忆昔新婚时,婀娜盛年华。尔时自分鲜更,不谓举动皆言嘉。夫何一旦成遐弃?今日之真昔日伪。辞接颇不殊;眉宇之间不相似。还我幼时明月珠,毋令后人增嫌忌。" 自"桃李花"起六句,当是根据《影梅庵忆语》描写董小宛在冒家的情况。起两句指董小宛为宿逋所苦,与自西湖远游黄山诸事。三、四两句,点出在冒家时为盛年;五、六两句,即冒辟疆所描写董小宛的种种长处,而亦兼指御制端敬行状,皮里阳秋,有"情人眼里出西施"之意。 "夫何一旦成遐弃?今日之真昔日伪"以下四句颇费推敲,"辞接颇不殊;眉宇之间不相似",明明是写会面的光景,觉得董小宛说话时的声音语气与过去没有什么两样,但容貌神情不大相像。这是怎么回事?莫非冒辟疆北上后,竟得与董小宛相见?倘或如此,又以何因缘得有此会?凡此都是极不可解,也可说极不可能之事。 再四玩味,总觉得这不是冒辟疆眼中的董小宛;昔日爱侣,魂牵梦萦,真所谓"烧了灰都认得",绝不会有"眉宇之间不相似"的感觉。及至读《容斋千首诗》中另一首题目叫作《月》的古风,方始恍然大悟:方孝标跟董小宛见过面。 这首诗的全文是:"蕊珠仙子宵行部,七宝流辉闲玉斧。蟾蜍自蚀兔自杵,影散清虚大千普。无端人间桥自举,直犯纤和御顿阻。叶家小儿甚鲁莽,为怜三郎行良苦。少示周旋启玉宇,晕华深处召佚女。桂道香开来妩妩,太阴别自有律吕。不事箜篌与羯鼓,广陵散阙霓裳舞。"毛奇龄在"叶家小儿"两句及最后三句密密加圈,"叶家小儿"句旁并有评:"使旧事如创获,笔端另有炉锤。"又诗末总评:"奇材秘料,奔赴毫端;思入云霄,如坐蕊珠深处。" 这首诗有个假设的故事:假设蕊珠仙子出巡,仙轪到处,光满大千。"纤和"即指仙轪,刘伯温送张道士诗:"电掣纤和轪。""无端人间桥自举",与"叶家小儿"合看,是活用了有关唐玄宗的三个典故。开宝年间,方士最多,"叶家小儿"指叶法善,新旧《唐书》皆有传,相传元宵夜曾携玄宗至西凉府看花灯,亦曾于中秋携玄宗游月宫,得闻《紫云曲》,玄宗默记其音,归传曲谱,易名《霓裳羽衣曲》。至于上天的方法,只言"闭目距跃,已在霄汉";掷杖化为银桥,是罗公远的故事;而"上穷碧落下黄泉",带玄宗去访杨贵妃魂魄的是"临邛道士鸿都客"。李天馥将罗公远、鸿都客的神通,移在叶法善一个人身上,而又渺视为"小儿",则刺其此举,咸嫌轻率。"三郎"本指玄宗,在此则指冒辟疆;"叶家小儿"必为方孝标;而由"佚女"句,可知"蕊珠仙子"指孝庄太后。 既得人名,可解本事,大致是董小宛为孝庄女侍时,随驾至离宫;而方孝标扈从世祖,亦在此处,乘间请见太后陈情,贸然为冒辟疆请命,乞归小宛。外臣见太后,在后世为不可能,而在顺治及康熙之初,不足为异,因为孝庄奉天主教,由汤若望为其教父,而世祖又最崇敬汤若望,尊称为"玛法",即"师父"之意,过从甚密。据德国教士魏特所著《汤若望传》说,1657年(顺治十四年)3月15日,即阴历正月三十,世祖要求在汤若望寓所过生日,筵开十三席。同时,汤若望由于孝庄母子的关系,得以在京城设立了十四处专供妇女望弥撒的"小教堂",大多设在一般教堂的左右。因此,方孝标通过汤若望的关系,在教堂内谒见孝庄,亦是极可能的事。 以下"少示周旋启玉宇,晕华深处召佚女,桂道香开来妩妩"之句作一段。孝庄已知其来意,而且决定拒绝他的请求,但不能不稍作敷衍,延见以后,一定表示:"你问她自己的意思。"于是"晕华深处召佚女",佚女即美女,见《离骚》注,自是指董小宛。 总之,不论南苑还是天主教堂,方孝标求见孝庄,因而得与董小宛见面,事在别无反证以前,已可信有其事;地点则教堂的可能性大于南苑。 方、董会面作何语?这就又要拿《月》与《行路难》之五合看了。首先是方孝标的感觉,此即"其五"中的"辞接颇不殊,眉宇之间不相似"。"辞接"者交谈,"不殊"者包括口音、语气、称呼在内。"颇不殊"则是与以前几乎没有两样;但"眉宇之间不相似",容貌似乎不一样了。 这是不难理解的。申酉之际,冒、方两家一起逃难在海盐,乱中无复内外之别,方孝标跟董小宛极熟;但即使是通家之好,又共患难,方孝标与董小宛有所交谈时,亦不便作刘桢之平视,所以他对董小宛的容貌,远不及声音来得熟悉。而在此时见面,更当谨守礼节,即或不是隔帘相语,亦必俯首应答,只能找机会偷觑一两眼,要想正确印证以前的印象,本有困难;加以董小宛此时必为"内家装",男子式的旗袍与"两截穿衣"已大异其趣,发髻的变化更大。梅村十绝第五首:"青丝濯濯额黄悬,巧样新妆恰自然;入手三盘几梳掠,便携明镜出花前。"又道:"乱梳云髻下高楼。"凡此蝉动鸦飞之美,与旗下女子梳头务求平整、贴伏,不大相同。因此,"眉宇之间不相似",是无怪其然的。倘或容貌未变,辞接已殊,那在董小宛的本心,就有问题了。 所见如此,所闻又如何?或者问会面的结果如何?则在《月》中借"李三郎"在月宫得闻仙乐的典故作隐喻:"太阴别自有律吕,不事箜篌与羯鼓。"宫中有宫中的规矩,旗人有旗人的想法,破镜虽在,重圆不可,强致或反招祸。结句"广陵散阙霓裳舞","佚女"不复落人间了;一唱之叹,耐人深思,参以梅村自谓"半折秋风还入袖,任他明月自团圆"句,颇合当时情事之说,似乎强致亦未尝不可,但对冒辟疆、董小宛来说,都不是聪明的办法,冒辟疆因而决定罢手,又因而乃有宣布董小宛"长逝"之举。至于《行路难》之五结句"还我幼时明月珠,毋令后人增嫌忌",用罗敷的典故,当是方孝标向孝庄谏请之语。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毛奇龄对《月》的评语,"叶家小儿"两句加圈有夹批:"使旧事如创获,笔端另有炉锤。"所谓"另有炉锤",即熔铸叶法善、罗公远、鸿都客三典而为一。又诗末总评:"奇材秘料,奔赴毫端;思入云霄,如坐蕊珠深处。"此"奇材秘料"四字,可确证有此仿佛不可思议的方、董相晤一事。 "行路难八首存三"的第三首,即原来的最后一首:"峨峨箕山高,孤踪邈奕世。句曲既金笼,弄云谈何易?远志徒来小草讥,东山漫为苍生计。我闻蓬岛多奇峰,金花瑶草纷茸茸。琼楼朱户郁相望,陆离矫拂凌清风。仍留刀圭赠灵液,圣石姹沙唯所逢。又闻弱水三千里,蜃楼海市参差起。圆海方诸须飞行,安得云车供驱使?辟谷老翁尚鸣珂,导引身轻徒尔尔。计穷决策卜林丘,豹嗥虎啸难淹留。更有人兮披薜荔,空山窈窕来相求。不如且尽杯中酒,醉后颓然偏十洲。" 这是讥刺冒辟疆之作,笔端微伤忠厚。箕山为许由隐居之处;起两句言从古至今,真正不慕荣华富贵者,只许由一人。次两句言既受羁勒,则欲如天马行空又岂可得。"远志"双关,有"小草"服之能益智强志,故名"远志",见《本草》。"东山"则兼讥冒起宗了。 "我闻蓬岛"以下,谓冒辟疆想过神仙生活。当时水绘园中,胜流如云,歌儿捧砚,红袖添香;冒辟疆又是有名的美男子,望之真如神仙中人,因而诗中有此仙境的描写,而归于"安得云车供驱使?"为言终不过幻想而已。 "辟谷老人尚鸣珂",这是说冒辟疆颇务声气,人品不无可议之处。"计穷决策卜林丘"谓神仙做不成,只好卜居长林,贪图丰草了。此语已嫌刻薄;下句"豹嗥虎啸难淹留",言冒辟疆家居连番遭难,语气微觉幸灾乐祸,更欠忠厚。"更有人兮"两句,谓荐举博学鸿词。冒辟疆没有做过明朝的官,如应试入仕,本无所嫌,但他什么朝代的官都可做,就是不能做清朝的官,因为对清帝有夺爱之恨,做清朝的官即等于觍颜事敌,安得复厕于清流高士之列? 末二句言其家居多难,入仕不能,则唯有寄苦闷于杯酒,历仙境于梦中。 今按:末首既言及博学鸿词,则为康熙十八年后所作;而第五首应为顺治八年二月,董小宛初为孝庄女侍时事,前后相隔几三十年,则知《行路难》八首,非一时所作。 以上释陈其年《水绘园杂诗》第一首十八句,暂告一段落;结尾尚有两句,关系特重!恕我卖个关子,先加一段插曲。 接周弃子先生二月廿四日书: 近读报端连载大作,谈董小宛入宫事,援据浩博,论断成理,不胜赏佩。今(廿四)日引邓之诚《清诗纪事》,邓字文如,报载作石如,恐忙中笔误也。此事自孟心史考析后,世人多认为入宫不实,已成定论。孟老清史专家,宜为世重,然其"丛刊"各篇,亦非毫无疵类者,如有关"皇父摄政王"之解释,即十分勉强。小宛事,孟所持两大基本理由,即:①清世祖(顺治)与小宛年龄悬殊;②小宛葬影梅庵,且有坟墓。关于①,兄已提出"畸恋"一解,弟则以为"徐娘风味胜雏年",小宛秦淮名妓,迷阳城,惑下蔡,以其"浑身解数",对付草野开基之"东夷"幼主,使之"爱你入骨",斯亦情理之可通者也。至于②,兄已提出"坟墓"之可能为"疑冢"。弟只指出吴梅村诗一句:"墓门深更阻侯门。"如小宛真葬影梅庵中,友朋随时可以凭吊,有何"深""阻"?"侯门"又作如何说法?梅村号称"诗史",非等闲"凑韵"之辈,孟老何以视而不见耶?兹更就兄今日所引邓文如介绍李天馥诗集云:"别有古宫词百首,盖为董鄂妃作";"后来因有避忌,遂未入集"。此数语尤堪注意。鄙意倘此宫"词"主题果属"真董鄂",则必不能作出百首之多。且既作矣,亦必不敢妄触"真董鄂"之忌讳,而"真董鄂"亦必无如许之多之忌讳。于此只有一种解释:"董鄂妃即董小宛。"其人其事,"一代红妆照汗青",尽堪描画,百首亦不为多。而其中有"忌"须"避",自亦必所不免,以此删不入集欤。"邓文如从何得见?"今固暂难质究。唯邓博涉多闻,其他著作如《骨董琐记》等,皆极详密,当信其言之必有所本。窃意孟老博极群书,于兄所征引,未必不曾览及。况如《同人集》等,与兄援用,本是一物,而结论乃若背驰。盖自来作者,论事引书,每多就对其主张有利者立言,心之所蔽,名贤亦难悉免。孟老"丛刊"主旨,意在为逊清洗冤雪谤,于自序固明言之。而"诗无达诂",本亦"横看成岭侧成峰"者。故凡兄之持以驳孟者,虽不遽谓字字铁案,而条贯分明,确能成立。即此时起孟老于九原,正亦不易为驳后之驳。学如积薪,后来居上,孟老地下,其掀髯一笑乎。 所论警辟而持平,极为心折。如谓容斋百首宫词果为"真董鄂"而咏,则必不能作出百首之多;而"真董鄂"亦必无如许之多之忌讳,尤为鞭辟入里的看法。台北一天不知要发生多少件斗殴凶杀案,但事主为王羽,便成满版大新闻,道理是一样的。 现在有鲜明的迹象显示,李天馥为对此一重公案所知内幕最多的一个。他久在翰苑,且一生为京官,于方孝标的关系为小同乡,为翰林后辈,所闻秘辛必多。李与冒辟疆气味不投,似无往还;但王渔洋与李同年至好,而与冒踪迹极密,所以闻自水绘园的秘密,亦必不在少。此未入集的百首宫词,将是细考此案,最珍贵的材料。 邓文如(笔误为石如,承弃子先生指出,附笔致谢,并向读者致歉)收"顺康人集部",先后所得过七百种,绝无仅有者五十六种,可遇而不可求者三百余种。自谓采诗"但取其事,不限各家,率皆取自全集",然则所收李天馥的《容斋千首诗》集,必为未删的初刻本,只不知为"绝无仅有"者,抑或为"可遇而不可求"者?读者先生中,如藏有此集,赐假一观,馨香祷祝;或知何处有此藏本,请以见示,亦所铭感。 插曲既过,归入正文,陈其年《水绘园杂诗》第一首最后两句是: 妾年三十余,恩爱何由擅? 为了一清眉目,兹将全首分段录引如下: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飞燕。 绮态何娟,令颜工婉娈。 红罗为床帷,白玉为钗钿。 出驾六萌车,入障九华扇。 倾城畴不知,秉礼人所羡。 如何盛年时,君子隔江甸? 金炉不复薰,红妆一朝变。 客从远方来,长城罢征战。 君子有还期,贱妾无娇面。 妾年三十余,恩爱何由擅? 以上共分六段,第一段写董小宛的仪容,以赵飞燕相拟。第二段写入宫封皇贵妃,摄行后职。第三段写冒辟疆留连扬州,而家已生变。第四段说明劫掠者为睿亲王多尔衮所遣。第五段写冒辟疆归来,已不能复见小宛。第六段自然就是写董小宛真正之死了。 "妾年三十余"为对心史先生辟董小宛非董鄂妃"两大基本理由之一"的年龄问题的最有力的答复。董小宛封妃时已三十三岁,色衰则爱弛,早就有此顾虑;就当时她的处境而言,生子而殇实为一致命的打击。结句"恩爱何由擅",有太多的不尽之意。 我前面就吴梅村《古意》前五首分析,世祖嫡后之被废,为妒忌董小宛之故;继后亦几于被废,御制端敬皇后行状曾记其事。顺治十四年冬,孝庄违和,继后无一语询及,亦未遣使问候,世祖以为孝道有亏,有废立之意,董小宛长跪不起,表示"若遽废皇后,妾必不敢生",因而得以不废。 由此可以想象得到,董小宛必已成为亲贵国戚的众矢之的;她所恃者孝庄母子之宠。顺治十四年十月诞皇四子,生四月而殇,尚未命名,而竟封和硕荣亲王,并建墓园,为自古以来绝无仅有之事。由此推断,世祖必以此子为太子;东宫一立,不论贤愚,废即不易。因为废太子不比废皇后,后者可谓之为家务,大臣争而不得,无可如何;前者则动摇国本,为大臣所必争,观乎前之万历欲易储而不能、后之康熙废太子引起弥天风波,可知其余。是故董小宛虽忧太后不能长相庇护,世祖必因其色衰而爱弛,但生子为东宫,犹有可恃。退一步而言,她跟世祖的感情,有子即有联系,无子则爱弛曾不一顾,彼时博尔济吉特氏联络亲贵,群起而攻,以其出身种族而言,欲加之罪,岂患无词?下场之悲惨,恐有不可胜言者。 因此,生子一殇,旋即憔悴得疾。大学士金之俊奉敕撰传:"后患病阅三岁,癯瘁已甚。"董小宛殁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其子殇于十五年正月,"阅三岁"乃前后通算,故知子殇未几即病。 又世祖御制行状:"当后生王时,免身甚艰,朕因念夫妇之谊,即同老友,何必接夕,乃称好合?且朕夙耽清静,每喜独处小室,自兹遂异床席。"在世祖彼时,可信其出于体恤;但董小宛的出身是以色事人,于此事自必敏感,以此为失宠之始。憔悴加上忧惧,岂得复有生理? 至于御制行状中所谓"朕夙耽清静,每喜独处小室",则是装点门面的话。世祖自少嬉游好色,示多尔衮以无多大志,为忠于太宗的大臣们所设计的一种自晦的方式。《汤若望传》中,数数提到世祖"易为色欲所燃烧",第九章第六节记:"1658年,皇帝遭遇一酷烈打击,第三位皇后所生之子,原定为皇位继承者的,于生产后不久,即行去世……顺治自这个时期起,愈久愈陷入太监之影响中……这些人使那些喇嘛僧徒,复行恢复他们旧日的权势。还要恶劣的,是他们引诱性欲本来就很强烈的皇帝,过一种放纵淫逸生活。" 按:1658年即顺治十五年,荣亲王夭折于此年正月。于此可知,世祖不但不是独宿,而且相反地更为放纵,这对董小宛来说,是她色衰的充分反映,独擅专房之宠的局面一去不返了。冒辟疆说她"善病",加上这些刺激,以致痼疾缠绵,终于不治。如仍在冒家,则夫婿体贴,上下和睦,而最主要的是,在冒家得疾,必为全家关怀的中心,不让她操劳忧烦,得以早占勿药。而在宫中,体制所关,就不能有这种调养的机会。此为"薄命曾嫌富贵家"的另一解。 陈其年《读史杂感》第二首,咏另一董鄂妃,即殉世祖的贞妃,名义上为董小宛的从妹。诗是七律,为之笺释如下: 董承娇女拜充华,别殿沈沈斗钿车。 一自恩波沾戚里,遂令颜色擅官家。 骊山戏马人如玉,虎圈当熊脸似霞。 玉柙珠襦连岁事,茂陵应长并头花。 "充华"为九嫔之一;董承为汉献帝之舅,受密诏诛曹操,事机不密,为曹操所杀,夷三族。其女为贵人,方有妊,竟亦不免。用此典故来咏宫闱,不谈内容,就这一句便足以加上诅咒的罪名,杀身有余。陈其年是大才,亦是捷才,但下笔不免有粗率之处;而用此不祥之典,其重点完全在一"董"字,是一望而知的。 第二句颇费解,累我半日之思,方知应自元微之诗中求得答案。元诗《闻幕中诸公征乐会饮》:"钿车迎妓乐,银翰屈朋侪。"此言世祖在别殿张宴,召教坊伺候,钿车争相奔赴。别殿非南苑即西苑,自九城应召,非车不可。 三、四句"一自恩波沾戚里,遂令颜色擅官家",可注意者为"一自"、"遂令"。宋人称天子为官家;"擅"为并擅的略语,言姐妹并皆得宠;但并擅在鄂硕因小宛封皇贵妃以后,始得由一等子晋封三等伯,此类似无功受禄,心所不安,因更进从女,借报雨露;用"一自"字样所以明其由来。 第二联皆言殉葬,"骊山戏马"四字,类似八股文的截搭题,原为渺不相关的两典故,"骊山"秦始皇葬处,"戏马"则隋朝宫人葬处。"戏马"为戏马台的略称,《扬州府志》:"戏马台其下有路,号玉钩斜,为隋葬宫女处。"下一句"虎圈当熊"为汉元帝冯倢伃故事。此典双关,一谓妃嫔从猎;一谓冯倢伃后遭傅太后诬陷自杀,影射贞妃自裁殉葬。"人如玉"、"脸似霞"并言殉葬宫人皆在妙年;然既"如玉",不必再言"似霞",可知殉葬者不止一人。世祖所尊玉林国师弟子行峰曾作《侍香纪略》一书,谓"端敬皇后崩",玉林另一弟子"于宫中奉旨开堂,且劝朝廷免殉葬多人之死",可知彼时原有殉葬的制度。 结句"玉柙珠襦连岁事,茂陵应长并头花"。玉柙即玉匣;《西京杂记》:"汉时送葬者,皆珠襦玉匣,形似铠甲,连以金缕,匣上皆缕如蛟龙。""连岁事"明言先丧端敬,继崩世祖。汉武茂陵,即指世祖孝陵;"并头花"即姐妹花;端敬祔葬,她的名义上的从妹贞妃又殉葬,故云。 按:"贞妃"为殉后追封,原来的位号不明;追封明诏颁于顺治十八年二月壬辰,是年元旦为辛亥,则壬辰为二月十一或十二,但当随梓宫移景山寿皇殿时,已知有贞妃从死之事;唯会典谓贞妃薨于正月初七,则必有所讳而更改日期。因为世祖之崩,已在正月初七深夜;贞妃即令愿殉,亦当先有遗嘱,而后自裁,事在初八以后了。 从这些日期上的不尽符合事实,参以其他史料,我认为贞妃殉葬一事中,隐藏着一场绝大风波。心史先生在《世祖出家事考实》一文中,谈吴梅村《读史有感》八首,为咏贞妃,其说甚精;谓"第三首言,不殉且有门户之忧",我的看法相同;但何以有门户之忧,心史未言缘故,试为进一解。 原诗为: 昭阳甲帐影婵娟,惭愧恩深未敢前。 催道汉皇天上好,从容恐杀李延年。 此用汉武李夫人的典故。李夫人既死,李延年亦失宠被诛。第二句谓"贞妃"不愿死,"惭愧恩深未敢前",诗人忠厚之笔。三、四句颇为明白,不速殉将有大祸;换一句话说:以贞妃之殉,换取董鄂一家无事。然则何以如此严重呢?即因有废后乞殉之故。 在笺释"银海居然妒女津,南山仍锢慎夫人"一诗时,我因废后下落不明,推断为殉帝以求恢复位号,得以合葬孝陵。废后之殉,出于己意抑或出于家族的授意,固不可知;但既殉而"南山仍锢慎夫人",则后家之不平,可想而知。此时太皇太后、太后皆为博尔济吉特氏,是故废后父吴克善欲为女争名分,满朝亲贵,无奈其何。此事势必仍须由孝庄解决。孝庄本人极喜董小宛,又因"君王自有他生约",世祖必有使端敬祔葬的遗言,孝庄不忍令爱子抱憾于泉下;而复废后位号,则必葬孝陵,又绝非爱子所愿。生前争宠已闹得天翻地覆,如"银海"真成"妒女津",死亦不得安宁,岂亲人所能不顾?因此虽吴克善为胞兄,孝庄仍不能不断然拒绝。这样,吴克善必迁怒于董鄂家,则唯有亦死一女,以平废后家之愤。由"从容恐杀李延年"句,可以想见争执之烈;若非速殉,吴克善擅自采取报复行动,亦非不可能之事。 论证至此,我不知读者先生,对于董小宛即封妃晋后的董鄂氏这一个事实,尚有疑义否?倘有怀疑,欢迎指教,当作切实负责的公开答复。 不过,董小宛由"长信宫中,三千第一",变为"昭阳殿里,八百无双",即由孝庄太后的侍女而封为皇贵妃,中间还有一层曲折。《汤若望传》第九章第六节,在"第三位皇后"(按:指端敬)生子夭折以后,接叙世祖的一段恋情,实即指董小宛,唯本末倒置,时间上有绝大的错误,此为原作者对于汤若望所遗留的材料考证未确所致;但所叙事实,自为汤若望在日记或函牍中的记载,因此可靠性是相当高的。 兹摘引如下: 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掴。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这位贵妃于1660年产生一子,是皇帝要规定他为将来的皇太子的,但是数星期之后,这位皇子竟而去世,而其母于其后不久,亦然薨逝。皇帝陡为哀痛所攻,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太监与宫中女官一共三十名,悉行赐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 这位"皇妃"显然就是作者在前面所说的"第三位皇后";变一事为二,则时间之错误,自所不免。问题是这位"满籍军人"是谁? 显然的,这也是一大错误。彼时虽有命妇更番入侍后妃的制度,但皇帝驾临时,必然回避;即令有其事,"这一位军人"又岂敢"因此申斥他的夫人"?何况,明清以来,也许明武宗亲自动手打过臣下以外,从未闻皇帝会掌掴大臣。所以"满籍军人"四字,必为中德爵位制度不同而误解。 黎东方博士在《细说清朝》中提及此事,他根据各种外文资料,指出被掌掴的是世祖的胞弟博果尔;又说,为了抚慰博果尔,因此无功而封襄亲王。此说是相当可信的。 襄亲王的封号,后来改为庄亲王。"董鄂妃"出于庄邸,为深于清史者所公认。但是,依据各种迹象显示,世祖夺弟之爱,确为事实;唯此"爱"字,另有解释。 这话要从他的身份说起。太宗先称天聪皇帝,以后正式建元崇德,在盛京立五宫,一后四妃,皆为博尔济吉特氏,只是部落不同。后即孝端,称为"清宁中宫";四妃中最得宠的是"关雎宫宸妃",即孝端之侄、孝庄之姊。孝庄的封号,是"永福宫庄妃"。 另外两个博尔济吉特氏,她们的部落名阿霸垓,游牧于杭爱山之北,亦属科尔沁旗,但冠以"阿鲁"二字,以别于孝端、孝庄姑侄母家这一族。 阿霸垓的两个博尔济吉特氏,一个封为"麟趾宫贵妃",在四妃中地位最高;另一位是"衍庆宫淑妃"。麟趾宫贵妃,即为襄亲王博果尔的生母;他生于崇德六年十二月,为太宗最小的儿子。 清宫的制度,妃嫔母以子贵,皇子则子以母贵,中宫嫡子在昆季中的地位当然最高,其次就要看妃嫔的身份了。孝端有女无子;最得宠的宸妃生皇八子,为太宗正式建元以后所生的长子,因而曾行大赦,预备立为东宫,但亦早殇。因此,当太宗上宾时,皇子中应以麟趾宫贵妃所生、三岁的博果尔的身份最贵重。但结果是六岁的皇九子福临得膺大宝,这完全是由于多尔衮与孝庄有特殊感情之故。 由此可见,博果尔是受了委屈的,况且又是太宗的幼子,他之必然获得孝庄太后的恩遇,以及自幼骄纵,亦都可想而知。 既然如此,则当董小宛没入掖庭,获选入慈宁宫当差后,受命照料时方十一岁的博果尔,是件顺理成章的事。至于博果尔智识渐开,会不会如明宪宗那样,对由他祖母宣德孙太后遣来照料、年长十九岁的宫女发生畸恋,固未敢必,但可断言的是,董小宛绝不会如成化万贵妃那样,怀有不正常的心理。 不论如何,任何一个孩子如果能获得像董小宛那样一个保姆,必然会产生强烈的依恋不舍之情。因此,当世祖决定纳董小宛时,亦必然会招致博果尔的强烈反对,推测世祖兄弟发生冲突,当在顺治十二年初,这年世祖十八岁,博果尔十五岁。前者生于正月,后者生于十二月,所以世祖不妨看作十九岁,而博果尔当看作十四岁。十四岁的弟弟,激怒了十九岁的哥哥,出手殴击,岂足为奇? 明了了上述情况,即可以想象得到,世祖这一巴掌打出了极大的家庭风波。在第三者看,博果尔有三重委屈:一是未得到帝位;二是"所爱"被夺;三是遭受屈辱。在博果尔,对第一点感受或许不深;而对二、三两点,必然伤心万分。因此以未成年的皇子,既非立下大功,亦无覃恩庆典,无端封为"和硕襄亲王",不能不说是一种抚慰的手段。 博果尔之封襄亲王,在顺治十二年二月下旬,因而推断兄弟发生冲突在此年年初;其薨在顺治十三年七月己酉,见《东华录》。手边无历法书,不知此月朔日的干支,但亦并不难考,《东华录》载"六月戊寅朔",而七月第一条记:"戊申广西巡抚"云云,可知六月小,为二十九天;因如月大三十天,则戊申为七月初一,必书"戊申朔";既未书朔,知戊申为初二,己酉为初三。其薨也与董小宛大有关系。 吴梅村《七夕即事》,为五律四首,心史断为顺治十三年梅村在京时所作,极是。先录原诗,次引孟说,再为重笺。 羽扇西王母,云骈薛夜来。 针神天上落,槎客日边回。 鹊渚星桥回,羊车水殿开。 祗今汉武帝,新起集灵台。 今夜天孙锦,重将聘雒神。 黄金装钿合,宝马立文茵。 刻石昆明水,停梭结绮春。 沉香亭畔语,不数戚夫人。 仙酿陈瓜果,天仙曝绮罗。 高台吹玉笛,复道入银河。 曼倩诙谐笑,延年宛转歌。 江南新乐府,齐唱夜如何。 花萼高楼回,岐王共辇游。 淮南丹未熟,缑岭树先秋。 诏罢骊山宴,恩深汉渚愁。 伤心长枕被,无意候牵牛。 心史谓:"所伤逝之帝子,一则用花萼楼事,再则比以岐王,三则抚长枕被而生怜,皆伤帝之兄弟。"又谓:"董妃以十三年八月册为贤妃,十二月晋皇贵妃,盖本拟七月七日行册礼,以世祖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丧,暂停,梅村正咏其事。"心史自道:"此虽想当然语,但按其他时日,颇相合。" 按:此咏董小宛得宠,及世祖夺弟之爱的经过。心史谓本拟在七月七日册立小宛为妃,此假设由于第二首起句中一"聘"字,应可成立。重笺此四律,首须指出梅村以古人拟小宛,因事、因人、因地而异,即如此四律中,薛夜来、雒(洛)神皆指小宛。薛夜来为魏文帝爱姬,本名灵芸,夜来乃魏文所改,号为"针神"。巧的是小宛亦有"针神"之目,见《影梅庵忆语》,但"羽扇西王母",接以"云骈薛夜来",则犹"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之意,一则明其为慈宁宫女侍,再则明其来自睿邸,以魏文帝隐喻多尔衮。薛夜来本非仙女,何得有"云骈"字样?此不过借西王母之女侍自应为仙女的推论,而逼出"针神天上落"五字;因为小宛的出处,不便明言,则唯有用此曲笔。"槎客"疑指方孝标;以下两句,又为曲笔,"鹊渚星桥回",为"羊车水殿开"的陪笔。此诗作于襄亲王初薨之时,因而务尽其隐曲之能事,咏织女牛郎既是伪装,甚至用典亦煞费苦心,欲讳浅学,不讳知者,如"祗今汉武帝,新起集灵台",以《三辅黄图》的记载固不谬,殊不知长生殿亦名"集灵台"。 汉武的集灵台,是习见的典故,其实应作集灵宫,见《三辅黄图》;误宫为台,可能由玉溪"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那首七绝而始。真正的集灵台,见于正史;《旧唐书·明皇纪》:"新成长生殿,曰集灵台,以祀天神。"梅村明明指的是唐明皇的长生殿,却偏说"祗今汉武帝",加上一层浓厚的烟幕。当时文网虽不如雍乾之密,但论宫闱秘辛,无论如何是个绝大的忌讳,因此《七夕即事》虽重在"即事",而不能不为"七夕"费却许多闲笔墨。史有曲笔、隐笔,梅村自许"诗史",后人亦无不以诗为史视梅村,然则诗中多用曲笔、隐笔,亦正是煞费苦心的史笔。如果读梅村诗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实在是辜负了梅村稍存真相于天壤间的苦心。 第二首联,"重将聘雒神"之"将"自应作平声,则与《汉书》颜师古注"主辎重之将,谓之重将"无关。"将"为致送之意,为《诗经》"百两将之"之意。天孙织锦,以聘洛神,莫非为牛郎添一小星?可谓奇想!其实只是写世祖的恩赏,"黄金装钿合",自知受赐者谁何?下句"宝马立文茵",疑赐博果尔以为抚慰。"文茵"为虎皮;"宝马"不一定指骏马,装饰华丽之马,亦是"宝马"。然则"宝马立文茵"只是写世祖夸示其所赐贵重。第二联,"刻石昆明水"征七夕典之而毫无意义,亦犹如第一首第二联,只是为"停梭结绮春"作陪衬而已。结语有深意,应与《清凉山赞佛诗》第一首合看。"翠装雕玉辇,丹髹沉香斋"云云,以至"愿共南山椁,长奉西宫杯",即为"沉香亭畔语"的内容;他生之约,订于此夕。"戚夫人"当指有子之妃,非康熙生母佟佳氏,即皇二子福全生母宁悫妃。 第三首描写别殿开宴的盛况,亦当与赞佛诗第一首合看,"曼倩诙谐笑,延年宛转歌",赞佛诗中则有"待诏东方生,执戟前诙谐",两用东方朔,可知原有此弄臣,以"执戟"观之,其为御前侍卫无疑。 第四首方是正面写博果尔。"花萼高楼回,岐王共辇游",知此夕之宴亦有博果尔。"淮南丹未熟,缑岭树先秋",指七月初三之事。"诏罢骊山宴",即心史断为本定七夕册封,因博果尔之丧暂停典礼之由来。下句"恩深汉渚愁"最可思。 "恩深汉渚愁"自是指洛神,与第二首起句相呼应,则七夕册小宛之说,更为可信。上句"诏罢骊山宴",为世祖悼弟而停筵宴,但未必不行册妃礼,其说见后。下句"恩深汉渚愁",则是小宛伤博果尔之逝。梅村咏小宛之诗,因时地不同,而拟古人不一,就冒家而言,直言小宛出身为校书;在入宫以后,则以妃嫔拟小宛,因其情同以《长恨歌》所叙,所以征杨贵妃之典独多;唯此四诗中,先拟之为薛夜来,则是以多尔衮暗拟魏文帝;又拟之为洛神,则是以博果尔暗拟陈思王曹植。但曹植求甄逸之女不得,后为曹丕所得,虽不讳言爱慕,而有原名《感甄赋》的《洛神赋》之作,毕竟未有肌肤之亲,更无任何名分。因此说博果尔对小宛爱慕不释则有之,谓世祖夺弟所爱亦不妨;但如说小宛已为襄亲王妃而世祖夺之,则全非事实。世祖以多尔衮夺肃亲王福晋为大恨,又岂能效多尔衮之所为? 今按《东华录》,顺治十三年只有十二月间册"董鄂氏"为皇贵妃的记载,并无八月间先册封为贤妃的明文。但可信的是,七月七日确曾行册封礼,后世以襄亲王之丧甫四日,而帝竟册妃为嫌,故删其事,但删而不尽,仍有迹象可寻。考释如下: 顺治十三年六月十九,封已死两姊为长公主,各立墓碑,遣大臣致祭。 六月廿六谕礼部:"奉圣母皇太后谕:定南武壮王女孔氏,忠勋嫡裔,淑顺端庄,堪翊坤范,宜立为东宫皇妃,尔部即照例备办仪物,候旨行册封礼。"按:此孔氏即孔四贞,孔有德阖门殉难后,为孝庄所抚养,待年封妃。所谓"东宫皇妃"非谓太子妃,只是所居后宫在东,表示位分较高。吴梅村别有"仿唐人本事诗四首",专咏孔四贞,心史先生亦有考证,此为另一事,不赘。 七月初五:襄亲王博果尔薨。 七月初六:"上移居乾清宫。" 七月初七:大赦天下。 又:道光年间,庄亲王绵课之子奕赓作《括谈》,有一条云:"顺治十三年定,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大福晋嫡妻病故,其侧福晋及妾准立为嫡,将姓名送部,照例给与封册诰封。今此例久废。" 凡此皆为董小宛将封妃的前奏。端顺长公主为皇十一女,为博果尔的同母姊;姊已嫁,未封公主,弟则封为亲王,更见得博果尔的爵位来得不寻常。至于特颁恩诏、许亲贵以侧室扶正,此可推想世祖当时已有废继后以小宛正位中宫的打算。 以下"己酉,襄亲王博尔薨";"壬子,上移居乾清宫";"癸丑,大赦天下"。衡以"诏罢骊山宴"句,可确信小宛封贤妃的典礼照常举行,只是原定赐宴的节目取消而已。其理由可得而述者如下: 一、壬子为七月初六,正当溽暑,倘无必要,不会有由别苑移居大内之理。正因次日有册封之典,颁诏须由天子正衙,方显得隆重。 二、癸丑为七月初七,缘何"大赦天下"?唯一可以扯得上的原因,即是册封贤妃。其实,册妃非立中宫,原无大赦之理,但御制端敬皇后行状中,一再以小宛矜囚恤刑为言,"故重辟获全、大狱末减者甚众;或有更令复谳者,亦多出后规劝之力"。又梅村《清凉山赞佛诗》:"微闻金鸡诏,亦由玉妃出",虽为顺治十七年之事,但既可因皇贵妃之薨而行赦,自亦可因封妃而颁恩诏。于此更不妨一谈"丁酉科场案"中世祖的态度。按:顺治十四年科场大狱,南北两闱南士被荼毒,为北派勾结满人对南派的大举进攻。《痛史·丁酉北闱大狱记略》: 至四月二十二日忽接上传,拿取各犯御前亲录。故事:朝廷若有斩决,镇抚司开南角门;刑部备绑索、嚼子,点刽子;工部肃街道。是日早间备绑索四十副,口衔四十枚,刽子手四十名,厉行刑刀数口,簇拥各犯入太和门。当是时,上御殿引问,众皆惕息,便溺皆青。独张天植自陈"孤踪殊遇,臣男已蒙荫,富贵自有,不必中式;况又能文,可以面试"等语,特蒙赐夹,校尉虾(高阳按:侍卫,满语曰"虾")等欲夹双足,上竖一指,遂止夹一足。坚不承认,曰:"上恩赐死,无敢辞;若欲屈招通关节,则必不承受。"上回面向内久之,传问曰:"朝廷待汝特厚,汝前被论出,朝廷特召内升,何负于汝?平日做官,亦不甚贪猥;奈何自罹于辜!今俱从轻,各拿送法司,即于长安街重责四十板候旨。" 驾起,而科官不论列,以引咎而免责;其牵连在内,如于孑文等,首难如蒋文卓、张汉等,俱不与焉。当有刑部员役遵旨行杖,杖太重,若必欲毙之杖下者然。唯时大司寇噤不出一语,独少司寇杜公(高阳按:刑部侍郎杜立德)奋起大诟诸皂曰:"上以天恩赐宽宥,尔等必置之死,以辜负上意耶?止可示辱而已。若不幸见罪,余请独当之;尔辈不肯听吾言,吾将蹴蹋死若曹矣!"于是诸校始稍稍从轻,得不死。是晚杖毕,仍系至刑部狱中。 按:"上回面向内久之"一语,最可注意,或者"贤妃"遣内侍有所面奏。殿廷深远,情状不可见、不可闻而已。 三、"诏罢骊山宴"之骊山,指华清宫而言,见《唐书·地理志》。按:如为寻常宴乐,乃至叙家人之礼,举行家宴,不过侍卫传旨、敬事房记档而已,不见明诏。如礼节上有赐宴的规定,因故不克举行,始特下诏令。因此,"诏罢骊山宴"必因礼部先期进册封贤妃仪注,中有于西苑赐宴贤妃母家一项,乃因襄亲王之薨,特诏停止。 下接"恩深汉渚愁",言董小宛与博果尔的关系,如甄后(洛神)之与陈思王曹植;博果尔既薨,小宛感念相待之情,自必哀伤。但方当封妃之喜,现于形色者,只能有淡淡的忧郁,故下一"愁"字。梅村之为梅村,诗史之为诗史,洵可谓只字不苟。 于此又生一大疑问,即博果尔死得突然:年方十六,不可能暴疾而薨;倘如早有痼疾,则册妃之典,必早延期;若为暴死,如堕马、溺舟,必有官文书记载。其中最大的疑问是,既薨无谥;谥"昭"为康熙年间追谥。《谥法考》:"容仪恭美曰昭。"博果尔生平无可称,只得用此字。 依会典规定,亲王薨予谥,定例一字;唯追封者不予谥。襄亲王何以薨而不谥,清朝官文书中无任何解释,合理的推测是,这跟世祖废后不见下落,是同一缘故。襄亲王博果尔之死,出于自裁。不予谥一方面是对他不识大体,遽而轻生的惩罚;另一方面亦无适当的字眼可谥。亲王谥法中,最差的一个字是"密"。照《谥法考》:"追补前过曰密。"清朝的亲王谥"密"者两人,一是康熙废太子胤礽,为雍正封为理亲王,谥密;再一个是入民国后庆亲王奕劻。博果尔自裁即是一大过,既死又何能"追补前过"?所以康熙追谥,只好从无办法中想办法,从仪容中着眼,谥以"昭"字。 结尾两句,玩味诗意,乃为博果尔所咏,长枕大被,兄弟友爱,结果所欢被夺;想到友于之情,反增伤感,故曰"伤心长枕被"。而小宛又定在七夕册封,其情难堪。是日开宴,自然在座;十六岁的少年,自忖还经不起那样的刺激,举动会失常度,而又无计规避,则唯有一死,既得解脱,亦以抗议。所谓"无意候牵牛",就是不想再过这年的七夕了。 心史笺此诗结句谓:"梅村以宫中恩宠,盛指七夕为期,而会有弟丧,无复待牵牛者,谓不行册礼也。梅村正咏其事。后仍于八月册立。"且不论玩味诗意,"无意候牵牛",解释为"不行册礼",殊嫌牵强;且最明白的证据是,《东华录》无此记载。以《东华》与《实录》相较,则《东华》可信成分,较雍、乾两朝一再删改的《实录》为可信。此为心史先生自己的议论,奈何忘之? 引证当时名流诗词之咏董小宛者,当然也不能忘掉冒辟疆的知交之一赵而忭。他的挽词是七首词,题作:"壬辰秋末,应辟疆命悼宛君,赋得七阕录寄,非敢觞哀,聊当生刍耳。" 如此制题,就很特别:第一,既为知交,应自动致意,岂有应命作悼词之理?第二,"壬辰"已在顺治九年,庚寅正月初二至壬辰秋,相隔卅个月,即令三年之丧,例服二十七个月,亦已释服,何得再补作悼词?凡此不合常情之处,正见得曲折之深。至于赵而忭所赋的七阕词,只看他所用的词牌及所步的韵,便知别有寄托。 这七首词末的自注是: 一、用辛稼轩"忆旧游"调。 二、右调"传言玉女"韵。 三、右用周美成"凤凰台上忆吹箫"。 四、右调"惜分飞"用宋人韵。 五、右调"忆秦娥"用李夫人韵。 六、右调"雨霖铃"用柳耆卿韵。 七、此柳耆卿"秋夜"原韵,用以谱冒子未尽之意。雪儿有知,亦恐不当丽词歌也。 "雨霖铃"用唐明皇追忆杨玉环故事;"雪儿"则为玉环所畜鹦鹉名。最后书此一段,所以暗示此七首词不足为外人道。赵而忭其时正入词林,其父开心则长御史台,铁骨铮铮,得罪的人很多,因而不能不格外慎重。兹录引"凤凰台上忆吹箫"一阕如下: 孤影何凭?只看初月,教人犹倚搔头,彼少年才蕊,一笑吴钩。生许鹣云蝶露,依画雉,子夜咸休。如此后,魂埋一夏,意让三秋。 悠悠,巧期过眼,非绿水红桥,可任翔留。况采芝成阙,分玉为楼。回念英雄相守,多足偿生后双眸。衔云外,神仙亦添,几样痕愁。 (用周美成"凤凰台上忆吹箫"。) 第四章 世祖(三) 我现在先不查清真词,不知美成有无此一阕愁字韵的"凤凰台上忆吹箫",但李清照却有此词,录引如下: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此与赵而忭之作,韵脚完全相同,唯"休"字犯重,所以换头应押韵的"休休",改为"悠悠"。这就发生一个有趣的疑问了,美成、清照为同时人,但清照已入南宋,行辈稍晚;故如美成有此"愁"字韵一词,则清照为步韵,赵而忭谓"用周美成"韵亦不错。问题是,以词意而论,赵而忭明明是步清照的韵,清照此词,题作"别情";而全首词上半阕如为董小宛而作,而下半阕如为冒辟疆而作。李容斋的百首宫词中,有"睡足日高犹慵起"句,与"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情事差相仿佛。 于此可知,赵而忭加注"用周美成'凤凰台上忆吹箫'"的用意,不出两端:一是有所讳,怕人找出李清照的词来对看,所以特标"周美成";一是有所隐,即是留此疑问,作为暗示,只看李清照的那首"别情",便是董冒二人两地相思的写照。 *** 董小宛殁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世祖崩于十八年正月初七,在此四个多月中,宫闱不宁,出乎常情,观《汤若望传》及时人记载,参以上谕,情事如见。《汤传》记: 这位贵妃于1660年产生一子,是皇帝要规定他为将来的皇太子的,但是数星期之后,这位皇子竟而去世,而其母于其后不久亦然薨逝。皇帝陡为哀痛所攻,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太监与宫中女官一共三十名,悉行赐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全国均须服丧,官吏一月,百姓三日,为殡葬的事务,曾耗费极巨量的国帑。两座装饰得辉煌的宫殿,专供自远地僻壤所召来的僧徒作馆舍。按照满洲习俗,皇妃的尸体连同棺椁,并那两座宫殿,连同其中珍贵陈设,俱都焚烧。 此后皇帝便把自己完全委托于僧徒之手。他亲手把他的头发削去,如果没有他的理性深厚的母后和汤若望加以阻止,他一定会充当了僧徒的,但是他仍还由杭州召了些最有名的僧徒来。那些僧徒劝诫他完全信奉偶像,并且把国家的入款,浪费于庙宇的建筑上。 这段记载,信而有征,张宸《青雕集》记: 端敬皇后丧,命诸大臣议谥。先拟四字不允,而六字、八字、十字而止,犹以无"天圣"二字为歉。命胡、王二学士排纂后所著语录,其书秘,不得而传。 按:皇后封号,如为嫡后,往往用"承天辅圣";如因子而贵,则必有"育圣"二字,上用"赞天"等字样。小宛晋后,除"端敬"为称号外,谥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十字;以无"天圣"字样为歉者,诚如心史先生所说:"端敬既不以嫡论,亦不得以子嗣帝位而得一'圣'字。"于此可知,小宛之子预定将成东宫,《汤传》所记不误。 这段叙述中,有两项重要的透露:第一是董小宛以端敬皇后的身份所获得的哀荣;第二是世祖确有出家的打算。先谈前者。 小宛的丧礼之隆重,在中国历史上是一般后妃身后少见的。《汤传》的记载,信而有征;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第二首,在"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以下,共有六韵十二句描写《汤传》中所说的"满洲习俗",如"破万家"而织成的"孔雀蒲桃锦"、大秦珠、八尺珊瑚,都用来装饰《汤传》中所说的"两座辉煌的宫殿",即吴诗中所谓"割之施精蓝,千佛庄严饰",而结果是"持来付一炬";以下"红颜尚焦土"句,进一步证实了所焚者为"精蓝"。 又张宸《青雕集》记世祖初崩时的情形说: 十四日,焚大行所御冠袍器用珍玩于宫门外。时百官哭临未散,遥闻宫中哭声沸天而出,仰见太后黑素袍,御乾清门台基上,南面,扶石栏立,哭极哀。诸宫娥数辈,俱白帕首白从哭。百官亦跪哭,所焚诸宝器,火焰俱五色,有声如爆豆。人言每焚一珠,即有一声,盖不知数万声矣!谓之"小丢纸"。 此"丢纸"即满洲丧礼。既有"小丢纸",自然还有"大丢纸"。张宸又记世祖梓宫移往景山寿皇殿的情形: 有鞍马数十匹,刻金鞍辔镫;鞍首龙衔一珠,如拇指大;鞍尾珠之,如食指大,背各负数枕,备焚化,枕顶亦刻金为龙衔珠,如鞍首,共百余。 驼数十匹,繁缨垂貂,极华丽,背负绫绮锦绣,及帐房什器,亦备焚……近灵舆,各执赤金器、金瓶、金垂壶、金盘、金碗、金盥盆、金交床椅杌等物,皆大行所曾御者,亦备焚。 这就是"大丢纸"。不过为小宛发丧,"大丢纸"大到烧两座宫殿,此真古今奇闻。董小宛以秦淮校书而身后如此,泉下有知,亦足以自豪了。 其次是百官服丧,吴诗于此颇致讥刺,在"红颜尚焦土,百万无容惜"句下接写:"小臣助长号,赐衣或一袭。"所赐之衣,无非青布孝袍,与上文对看,盖见丧礼奢靡过甚。此下又有"只愁许史辈,急泪难时得。从官进哀诔,黄纸抄名入。流涕卢郎才,咨嗟谢生笔"等语。本来除太后外,后妃之丧,外臣不进哀诔,此为例外。又张宸记"端敬皇后丧":"举殡,命八旗官二、三品者,轮次舁灵,与舁者皆言其重。票本用蓝墨,自八月至十二月尽,乃易朱。先是内大臣命妇哭临不哀者议处,皇太后力解乃已。"所描写的情况,犹过于《汤传》。按:票本用蓝墨自八月至十二月尽,则为百日。清制:大丧百日而服除。小宛之丧,竟与孝端大丧礼节相同。 至于殉葬之说,不见官文书记载,但玉林弟子行峰作《侍香纪略》云:"端敬皇后崩,茆溪森于宫中奉旨开堂,且劝朝廷免殉葬多人之死。"则确有殉葬之事。《汤传》所记"共三十名",或者如行峰之师兄茆溪森不加劝谏,则所死者犹不止此数。 其次是世祖手自削发,这一点非常重要,证明出家之说,自有由来。同时从吴梅村的诗句,以及官文书中,可以推断出许多未为人知的事实。我可以这样说,世祖本人已经削发;十八年正月初二日,又幸悯忠寺,为太监吴良辅祝发,心史先生谓此为"代帝出家",实则不然,吴良辅是日后世祖出家五台山时,预定留在那里陪伴他的侍者。 这就是说,世祖以后是否真能出家,固大成疑问,但此时却已下了决心。另外一个有力的旁证是:世祖曾拟传位于从兄弟。《汤若望传》: 一位继位的皇子尚未诏封,皇太后力促皇帝做这一件事。皇帝想到了一位从兄弟,但是皇太后和亲王们的见解,也都是愿意由皇子中选择一位继位者。 这是正月初六,世祖自知不起以后的事。若非如此,孝庄亦不会力促世祖立储。事实上,在正月初三,世祖便有此意;说得明白些,世祖是因为决心出家,在为吴良辅祝发的第二天,便曾对继位问题做了安排。《王文靖公自撰年谱》云: 辛丑(顺治十八年)三十四岁。元旦因不行庆贺礼,黎明入内,恭请圣安,召入养心殿,赐坐、赐茶而退。翌日入内请安,晚始出。 初三日,召入养心殿,上坐御榻,命至榻前讲论移时。是日,奉天语面谕者关系重大,并前此屡有面奏,及奉谕询问密折,俱不敢载。唯自念身系汉官,一介庸愚,荷蒙高厚,任以腹心,虽举家生生世世竭尽犬马,何以仰答万一?岂敢顾惜身家,不力持正论,以抒诚悃也。吾子吾孙,其世世铭心镂骨,以图报效也。 王文靖即王熙,世祖遗诏,出其手笔。韩菼作《王文靖公行状》,谓:"面奉凭几之言,终身不以语人,虽子弟莫得而传。"然则试问:何事"关系重大"?何事终身不敢以语人?自然是皇位继承问题。《东华录》虽载:"正月壬子上不豫。"壬子为正月初二,是日既为吴良辅祝发,而王熙初二、初三晋见,并不言世祖有病状,则即使有病,亦并不重,何得遽尔议及身后?由此可知,世祖既决心行遁,则对皇位不能不有交代。召见王熙所谈的必是两件事:出家与传位。 国赖长君,古有明训;况当甫得天下、四海未靖之际,冲人何能担当大任?所以世祖欲传位从兄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世祖的这位从兄弟,我推测是太祖第七子饶余郡王阿巴泰的第四子和硕安亲王岳乐。 《清史列传》卷二,记岳乐云: 岳乐,饶余敏郡王阿巴泰第四子,初封镇国公。顺治三年正月,随肃亲王豪格征四川,诛流贼张献忠。五年八月随英亲王阿济格剿平天津土贼;十一月复随英亲王驻防大同。六年九月晋封多罗贝勒;八年二月袭封多罗郡王,改号曰"安"。九年二月掌工部事;十月预议政。十年七月以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车臣汗等违旨,不还所掠巴林户口,又来索归顺同部蒙古,命为宣威大将军,驻归化城,相机进剿。寻因喀尔喀悔罪入贡,撤还。十二年八月掌宗人府事。十四年十一月谕奖:性行端良,莅事敬慎;晋封和硕安亲王。 细检诸王列传,其时最贤者即岳乐,且三十七岁,正为能担当大事的盛年;再以谕奖之词而言,不独得世祖欣赏,且信其能为有道之君。因此,可以确定世祖所选定的"从兄弟",必为岳乐。 至于王熙之所谓"岂敢顾惜身家,不力持正论?"则可分两层来看:第一,"正论"必首劝勿逃禅,如听劝则不发生继位问题;第二,如必欲出家,则传子而勿传兄弟。王熙作此忠谏,事实上亦等于反对岳乐继位,倘为岳乐所知,可能会施以报复,此所以有不顾身家之语;而此秘终身不泄,自为明哲保身之计。 世祖拟传"从兄弟"一事,更可得一旁证,张宸《青雕集》记: 初四日,九卿大臣问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问安,见宫殿各门所悬门神、对联尽去。一中贵向各大臣耳语,甚怆惶。初七晚,释刑狱诸囚,狱一空,止马逢知、张缙彦二人不释。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初八日各衙门开印。予黎明盥漱毕,具朝服将入署,长班遽止之曰:"门启复闭,只传中堂暨礼部三堂入,入即摘帽缨,百官今散矣。"……日晡时召百官携朝服入,入即令赴户部领帛。领讫,至太和殿西阁门,遇同官魏思齐,讯主器,曰:"吾君之子也。"心乃安。 于此可见,事先必有不传子之说,所以张宸急"讯主器",闻"吾君之子",心乃安,是因为倘传从兄弟,则又恢复到太祖时代的合议制,则非一纸诏书可定,须诸王贝勒共推有德有力者居之,势必引起不安。再看张宸前面所记,是日曾经戒严,"九衢寂寂,惶骇甚"。又记: 二鼓余,宣遗诏,凄风飒飒,云阴欲冻,气极幽惨,不自知其呜咽失声矣。宣已,诫百官毋退,候登极……早,风日晴和,上升殿,宣哀诏于天安门外金水桥下。 是日为正月初九;前一日二鼓即宣遗诏,距世祖之崩,只一昼夜。而既宣遗诏:"朕子玄烨,佟氏所生,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却又迫不及待,违反遗诏的规定,在天明即行登极礼,可知是顾命四大臣深恐有变,不待有异心者调兵入京夺位,先让八岁太子即位,造成既成事实,杜绝觊觎大位者。既已登极,则国已有君,倘或举兵,便可以叛逆视之。张宸又记: 阅三日,辅臣率文武百官设誓,旗下每旗一誓词,各官每衙门一誓词。词正副三通,一宣读,焚大行殡宫前;一赴正大光明殿焚读上帝前;一藏禁中。词曰:"臣等奉大行皇帝遗诏,务戮力一心,以辅冲主。自今以后,毋结党,毋徇私,毋黩侦,毋阴排异己以戕善类,毋偏执己见以妨大公,违斯誓者,上天降殛,夺算凶诛。" 此三日中,必有许多暗潮汹涌,但雍乾两朝,大删《实录》,只见当时递嬗之际一片祥和,其实不然,幸赖私人记载保存了若干真相。野史之可贵在此。 现在要谈世祖遗诏罪己者共十四款,开宗明义,即以"渐习汉俗"自责: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不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以下两款是自罪太后生前,子道不终;太后万年之后,不能服三年之丧,少抒太宗宾天,未服缞绖之憾: 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唯圣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极,高厚莫酬,唯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未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皇考宾天时,朕止六岁,不能服衰绖,行三年丧,终天抱憾,唯侍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 按:此当是未经大改的原文。因为人生修短有数,大限一至,非人力所能挽回,所以子道不终,悲痛有之,何足自责?唯有应养亲而逃禅,则是不孝之罪。以上第一款对整个满洲,第二、三款对父母,于是第四款: 宗室诸王贝勒等,皆系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以致情谊暌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这是对宗室,照文气看,删而未改。"友爱之道未周"下,应有从今连弥补的机会亦没有了,方成自罪的罪状之一。以下两款,可以确信是大改特改,甚至是新增之文: 满朝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于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与己相侔,未能随才器使,以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才,是朕之罪一也。 以上两款,慰抚满员;其下一款,独责刘正宗,疑为保留的末命: 设官分职,唯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不即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忘,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诚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按:自明末延续的南北之争,至顺治初变本加厉,而主之者一为冯铨,一为刘正宗。刘与方拱乾因指认南朝的伪太子王之明一案,结怨更深。辛酉科场案,为刘正宗所煽动操纵,用以荼毒南士,而尤在倾陷方家子。邓文如《清诗纪事》云: 正宗当国,有权奸之目,丁酉科场之狱,为其一手把持,与慎交水火。自负能诗,力主历下,与虞山、娄东异帜。挤二陈一死一谪,而独得善终。其诗笔力甚健,江南人选诗多不及之,门户恩怨之见也。 "慎交"为复社支派之一,丁酉案中有名的吴汉槎,即慎交中人。"历下"指王渔洋;"虞山、娄东"指钱牧斋、吴梅村;二陈一为方以智的儿女亲家陈名夏,一为吴梅村的儿女亲家陈之遴。 按:丁酉科场案以刘正宗本心,牵涉南闱或北闱的南士,恨不得置之死地;赖小宛之力,流徙已属从轻发落。其后必又以小宛之言,自觉过苛,而又受刘正宗之感,因而在顺治十七年,以魏裔介、季振宜之劾,严办刘正宗。《清史列传·贰臣传》: (顺治)十六年,上以正宗器量狭隘,终日诗文自务,大廷议论,辄以己意为是,虽公事有误,亦不置念,降旨严饬,并谕曰:"朕委任大臣,期始终相成,以惬简拔初念,故不忍加罪,时加申戒;须痛改前非,移朕优容恕过之意。"十七年二月,应诏自陈乞罢,不允。六月,左都御史魏裔介、浙江道御史季振宜,先后奏劾正宗阴险欺罔诸罪,命"明白回奏"。正宗以"衰老孤踪,不能结党,致撄诬劾"自讼。下王、贝勒、九卿、科道会刑部提问。正宗反复申诉,裔介与振宜共质之。 结果罪名成立,皆经对质;王公大臣会奏,列其罪状: 正宗前自陈,不以上谕切责己罪载入疏内,裔介所劾是实。(其一)董国祥为正宗荐举,以降黜之员外越授郎中,后坐贿流徙,正宗不引罪检举,裔介与振宜所劾是实。(其二) 裔介劾正宗,知李昌祚系叛案有名,累拟内升,今讯称姓名相同,但前此不谙察究,有意朦胧是实。 正宗弟正学,顺治四年投诚复叛,为李成栋参将,七年复投诚,裔介暗嘱巡抚耿焞题授守备,正宗回奏,只称正学因擒获逆犯,叙功题授,不言从叛情事,饬非讳罪是实。 裔介劾正宗与张缙彦同怀叵测之心,缙彦为正宗作诗序,词句诡谲,正宗闻劾,即删毁其序,诳云未见,其欺罔罪实应绞。 奏入,从宽免死,革职逮夺诏命,籍家产一半归入旗下,不许回籍。 按:刘正宗一案特为列入遗诏,可信其为原文。其时满洲、蒙古及汉大臣之隶属于北派者,已经联结成一条阵线,对江南的高官、士绅及地方百姓展开无情的打击与剥削;但其时还不便明着痕迹,所以仍保留了这一款。 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会议,诸王大臣未能别有奇策,止议裁减俸禄,以赡军饷,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 这一款也可能是原文,亦确是世祖应自责之罪,与下两款应合并而论。 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之所不及,无益之地,靡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 端敬皇后于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奏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诸事逾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 按:世祖在冲幼时,受孝庄及太宗旧臣之教,以嬉游为晦,作出明朝武宗、熹宗的模样,示无大志,俾免多尔衮猜忌。及至多尔衮既死,世祖已成了一名超级纨绔,习性不易改变,顺治十年以后,既以方孝孺等江南世家子弟作为文学侍从,出入必偕;复又得小宛为妃,因而彻底汉化,而实为彻底江南化,饮食服御、园林车马,无不极端讲究。声色犬马,四字俱全,复又佞佛,以致靡费无度。此中还包含着遗民志士极大的一个计划在内,西施沼吴差足比拟,当在谈康熙时记论,此不赘。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只因委任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以上言端敬之丧及任用宦寺,可确信非原文,此亦正是孝庄及四辅——顾命四大臣力谋改革的重点。按:内十三衙门设立于顺治十年六月底,当时有一上谕,首历数各朝任用宦官之失,而在"历观覆辙,可为鉴戒"之下,一转而为: 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首为乾清宫执事官,次为司礼监、御用监、内官监、司设监、尚膳监、尚衣监、尚宝监、御马监、惜薪司、钟鼓司、直殿局、兵仗局。满洲近臣与寺人兼用。 较之明朝的十二监、四司、八局,虽少了八个衙门,但重要部门完全保留,所删除的监、司、局,恰恰正是上谕开头所谓"不过阍闼洒扫使令之役",如明朝的"宝钞司",如顾名思义,以为印制银票、钱票之类,那就错了,一检《明史·职官志》,会哑然失笑——宝钞司"掌造粗细草纸",明宫太监、宫女数万,太监小解的姿势与常人殊,亦须用草纸,由于草纸的消耗量特大,所以特设"司"管理制造。又有"混堂司",职司为"掌汰浴",俗称浴池为"混堂"即由此来。如有这些衙门,反而贬低了宦官制度的"尊严",删之反显得权重。 于此可知,前面斥宦官,以及后面的告诫,"不许"这个,"不许"那个,完全是杜反对者之口的具文。可注意的是"满洲近臣与寺人兼用"这句话。自来研清史者,对于十三衙门的兴发,颇有申论,但常忽略了这"兼用"的一句话。所谓"满洲近臣"即上三旗包衣。但上三旗包衣又何肯以太监自居,而况生理、心理及生活习惯不同,亦难共事。我研究上三旗包衣所组织的内务府,发现跟宦官相争的事实甚多,而合作的迹象极少,一个是顺治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世祖既崩一月有余以后,革十三衙门的上谕中,有这样一段话:"乃知满洲佟义、内官吴良辅,阴险狡诈,巧售其奸,荧惑欺蒙,变易祖宗旧制,倡立十三衙门";以及最后"吴良辅已经处斩,佟义若存,法亦难贷"。知佟义早已伏法,而此人显然就是上三旗的包衣,他的职位应该是"乾清宫执事官",为内十三衙门的首脑;而吴良辅应该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 另一个迹象是,在明诏革十三衙门的同一天,遣送国师玉林南归,年谱中有"钦差内十三道惜薪司尚公相送"。这尚公当是尚可喜之子。尚可喜有一子名三杰,后来当过内务府大臣;但以年龄而论,可能是尚可喜的次子尚三孝,早期的汉军,亦算"满洲近臣"。 至于佟义,是否佟养性一家,不得而知;不过"满洲近臣"亦可解释为上三旗的侍卫。但不论侍卫亦好,包衣亦好,都只是为宦官集团所利用。十三衙门通过了乾清宫执事官这条直接上达于帝的途径,便可挟天子以令诸侯,凡属于宫中的一切事务,径取中旨而行。世祖既为一名超级纨绔,亦乐得有这样一个简便的指挥系统,予取予携,尽情挥霍,"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求为前代后人之所不及",仅是挥霍一端而已,此外巡幸游宴,佞佛布施,漏卮尚多,加以太监从中侵渔,益成不了之局。 按:自汉朝以来,财政制度即有内外之分,国库自国库,内府自内府。天子败家之道有三:一黩武;二巡幸游观,土木兴作;三佞佛好道。除了用兵须国库支出以外,二、三两种靡费,大致皆出于内府,不是太糊涂的皇帝,稍加节制,而又无大征伐,财政上的危机不会太深刻。但看世祖罪己所说,"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云云,则内外不分,挥霍国库,危亡可以立待;世祖不死,清祚必促。乃一死而局面顿改,此真有天意在内;当然这也是孝庄主持之功,康熙对祖母的纯孝,确是有由来的。 《汤若望传》中有一段说: 顺治自这个时期起,愈久愈陷入太监之影响中。这一种下贱人民,当在朝代更替的时期,俱都被驱逐出宫,成千成百地到处漂泊,而这时却渐渐又被一批一批收入宫中,照旧供职。这样被收入宫中而又重新扎根筑巢的太监,竟有数千名之多。这些人使那些喇嘛僧徒,复行恢复他们旧日的权势。还要恶劣的,是他们诱引性欲本来就很强烈的皇帝,过一种放纵淫逸生活。 以上叙述,合两事为一事,乃《汤传》作者对材料未能充分了解消化所致。所谓两事,一事即十三衙门设立以后,"重新扎根筑巢的太监,竟有数千名之多",此为顺治十年下半年以后的事;另一事即荣亲王之薨,对世祖的情绪为一大打击,"自这个时期起",即指此而言。荣亲王的殡葬,还引发了一场新旧派之间的政治争斗。 《汤若望传》: 关于这位皇子殡葬的情形,在以后继续数年的历史中,是我们还不得不屡屡提及的。钦天监内所设之一科,应行按照旧规则,规定殡葬正确地点与吉利之时刻。这一件事情是这一科里办理了的,并且还向朝中上有一份呈报。可是这次殡葬仪式是归满籍之礼部尚书恩格德之所办理,他竟敢私自更改殡葬时刻,并且假造钦天监之呈报。于是这位太子便被在一个不顺利的时刻里安葬。这样便与天运不合了,因此灾殃竟要向皇室降临。这位太子母后的不久崩殂,就是头一次所发生不吉利之事件。此外还有其他两件死亡事件继续发生,这两次事件是我们马上就要叙述的。并且最后甚至皇帝晏驾也都归咎于这次殡葬的舛错。 按:《清史稿·汤若望传》: 康熙五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进所著《摘谬论》《选择议》,斥汤若望十谬,并指选择荣新王葬期,误用洪范五行,下议政王等确议。议政王等议:历代旧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九十六刻。康熙三年立春候气,先期起管,汤若望妄奏春气已应参觜二宿,改调次序,四余删去紫炁。天祐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选择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并犯忌杀,事犯重大……自是废新历不用。圣祖既亲政,以南怀仁沿理历法,光先谴黜,时汤若望已前卒。 康熙初年的历法之争,为新旧两派冲突的焦点,当留在康熙朝来谈;此处可注意的是,生甫三月的殇子,照子平之术来说,可能尚未"起运",而殡葬建墓园,选择葬期,讲究"山向",实同庸人自扰。吴梅村"赞佛诗":"南望仓舒坟,掩面添凄恻",证以《汤若望传》所记,信其为实录。世祖之决意逃禅,由爱子、宠妃相继夭逝之刺激,确为实情。他本来是感情极其丰富的人,在爱子既殇,而小宛又因殇子抱病时,变得有些歇斯底里。 *** 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登陆,沿江列郡,除安庆外,几乎都已收复,义师直逼金陵时,汤若望记世祖的感情状态,为一段极珍贵的史料: 当这个噩耗传至北京,胆怯的人们已经为首都的安全惊惧了起来。皇帝完全失去了他镇静的态度,而颇欲作逃回满洲之思想。可是皇太后向他加以叱责,她说,他怎么可以把他的祖先们以他们的勇敢所得来的江山,竟这么卑怯地放弃了呢? 他一听皇太后的这话,这时反而竟发起了狂暴的急怒了。他拔出他的宝剑,并且宣言为他决不变更的意志,要亲自去出征,或胜或死。为坚固他的这言词,他竟用剑把一座皇帝御座劈成碎块。他要照这样对待一切人,只要他们对于他这御驾亲征的计划说出一个"不"字来时。皇太后枉然地尝试着,用言词来平复皇帝的这暴躁。她扯身退去,而另遣派皇帝以前的奶母,到皇帝前劝诫皇帝,因为奶母是被满人敬之如自己生身母亲一般的。这位勇敢的奶母很和蔼地向他进劝。可是这更增加了他的怒气。他恐吓着也要把她劈成碎块,因此她就吃了一惊地跑开了。 各城门旁已经贴出了官方的布告,晓谕人民,皇上要亲自出征。登时全城内便起了极大的激动与恐慌,不仅仅在老百姓方面,因为他们不得不随同出征;就是在体面的人们,也是一样的在激动恐慌。因为皇上在疆场上一旦遇到不幸——这可是因他的性格的暴烈,极有可能的——那么满人的统治,就又要受危险了。 按:顺治十六年夏,郑成功自海入江,下镇江、薄金陵,为明朝恢复的唯一良机,惜以战略战术的错误,功败垂成。此为顺治朝的一件大事,而与董小宛所代表的背景有密切关系,不能不附带一谈。兹先录"蒋录"是年五、六、七月间的记载: 五月壬申,浙江总督赵国祚奏,官兵自永嘉、泰顺、青田等处进剿海寇,俱多斩获。 戊寅,浙江巡抚佟国器奏:"臣同总督赵国祚、昻邦章京柯魁、梅勒章京夏景梅、提督田雄、水师总兵常进功等,统满汉兵追击郑逆,直抵衙前,贼渠奔遁,又败之于定关等处,焚斩甚多。" 辛巳,浙江总督赵国祚汇报官兵剿杀郑逆成功,得旨,此奏内准据各官塘报,或称砍死海贼无算,或称打落淹水无算,及坏贼船,打死劫粮贼众,动曰不可胜计,或称获刀枪旗牌等物焚毁,或称生擒贼二三名不等斩讫,俱无的据,着确察议奏,凡各官塘报捷功,必临阵斩获若干,所获马匹器械若干,攻克城池营寨若干,确实有据,始可言功,若泛言斩获,及城池失守,贼去即称恢复,皆系饰词铺张,深为可恶。 常见明末行间奏报,辄云杀死无数,获器械无算,掩败为功,相为欺罔,以致误国,今乃仍踵陋习,每多希功请叙,倘沿袭不改,必致贻误封疆,着即通行严饬,以后再有此等奏报者,定治以罔上冒功之罪,不贷,兵部知道。 六月己亥谕兵部,大阅典礼,三年一行,已永著为例,数年以来,尚未修举,今不容再缓,着即传谕各旗官兵,整肃军容,候秋月朕亲行阅视。 传谕举行大阅典礼,即《汤传》所记世祖欲亲征,而且已"贴出了官方布告,晓谕人民,皇上要亲自出征"。"蒋录"谓"秋月亲阅",为后世所改,并非实录。 当郑成功的海上楼船浩浩荡荡由舟山北指,张苍水亦以义师相从,入晋江抵崇明岛,清朝总兵梁化凤敛兵坚守。张苍水以崇明为江海门户,主张先取之以为"老营"。这是进可攻、退可守的稳扎稳打之计,但郑成功自信过甚,贪功太切,决定径取瓜洲,截断梁化凤的粮道,则崇明不攻而自破。此为一误;及至六月中,既下京口,又有一误。《清史稿补编·郑成功载记一》记: 甘辉进计曰:"南都完固,不可骤攻。今据瓜洲,则山东之师不下;守北固,则两浙之路不通;扼芜湖,而江、楚之援不至。且分兵镇其属县,手足既断,腹必自溃,此长策也。"潘庚钟亦曰:"未可骤进,当暂守瓜镇,分据维扬,扼其咽喉,收拾人心,观衅而动;北堵清兵不下,断其粮道,两月之间,必生内乱,此曹操之所以取胜于官渡也。"冯澄世亦言进取不易。成功独排众议曰:"不然,时有不同耳!昔汉祚改移,群雄分据,故曹常以胜算制人。我朝历年三百,德泽已久,不幸国变,百姓遭殃,大兵一至,自然瓦解。恢复旧京,号召天下豪杰,千载一时也。若老其师,敌之援兵四集,前后受敌,我势岂不自孤?昔太祖得廖永忠,谕通海水师夺采石,取金陵,破竹摧枯,正贵神速耳。"遂于七月布檄各镇,悉师薄金陵。 以下为《东华录》记七月间事: 六月壬子,海寇陷镇江府。 秋七月丁卯,命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索洪、护军统领赖塔等,统领官兵,征剿海逆郑成功。 丙子,海寇犯江南省城。 庚辰,漕运总督亢得时闻海寇入犯江宁,出师高邮,自溺死。 江宁之战经过,双方说法不同,兹先记江南总督郎廷佐的奏报: 海寇自陷镇江,势愈猖獗,于六月二十六日逼犯江宁,城大兵单,难于守御,幸贵州凯旋梅勒章京噶褚哈等密商,乘贼船尚未齐集,当先击其先到之船,喀喀木、噶褚哈等发满兵,乘船二十艘,于六月三十日两路出剿,击败贼众,斩级颇多,获船三十艘,印二颗。至七月十二日,逆渠郑成功亲拥战舰数千,贼众十余万登陆,攻犯江宁城外,连下八十三营,络绎不绝,安设大炮、地雷,密布云梯,复造木栅,思欲久困,又于上江、下江以及江北等处分布贼船,阻截要路。臣与喀喀木等昼夜固守,以待援兵协剿。至七月十五日,苏松水师总兵官梁化凤亲统马步官兵三千余名至江宁。 援兵唯一的主力为梁化凤的三千余人,此外最多不过金山营的一千人,其他各路赴调者,合计亦不过千,连同八旗之师,总共一万人;而郑成功所部号称十七万,这当然是有虚头的,但即令只是半数,与清军相较,亦为八与一之比。同时张苍水率所部进据上游芜湖,以扼川楚援师;除安庆外,沿江郡县"上印"者三十七,声势大张。郑成功此时如能一鼓作气,进攻西、北诸门,从任何一点来看,都无不克之理,谁知因循自误。《载记》又记: (七月)十七日,各提督、统领进见,甘辉曰:"大师久屯城下,师老无功,恐援虏日至,多费一番工夫。请速攻拔,别图进取。"成功谕之曰:"自古攻城掠邑,杀伤必多,所以未即攻者,欲待援虏齐集,必扑一战,邀而杀之。"云云。 其时义师屯狮子山下,列营凤仪门(今挹江门)外;清军则以狮子山为屏障,立三营于神策门之西的钟阜门。延至二十三日,义师尚无动静,清军乃冒险出击。 郎廷佐奏报云: 七月二十三日派满兵堵贼诸营,防其应援,遂发总督提督两标绿营官兵,并梁化凤标营官兵,从仪凤、钟阜二门出剿。贼踞木栅,并力迎敌;我军各将领,奋不顾身,冒险先登,鏖战良久,阵擒伪总领余新,并斩伪总兵二员,击死贼众无算。至晚收军,臣等又公议,满洲绿旗官兵悉出击贼,恐城内空虚,留臣守城,其喀喀木、噶褚哈、马尔赛、梁化凤等由陆路进;汉兵提督管效忠、协领扎尔布巴图鲁、费雅住巴图鲁、臣标副将冯武卿等,由水路进。各统官兵次日五鼓齐出,贼已离营,屯扎高山,摆设挨牌火炮,列阵迎敌,我兵自山仰攻,鏖战多时,贼始大败。生擒伪提督甘辉,并伪总兵等官,阵斩贼众不计其数,烧毁贼船五百余只,余孽顺流败遁。喀喀木、噶褚哈等复领水陆两路官兵疾追至镇江、瓜洲,诸贼闻风乘舟而遁。 其实此战全为梁化凤的功劳:先则约降,以为缓兵之计;继而穴城奇袭,破人家门户作通路。余新既受其愚,复不能警惕,当此时也,居然在火线上做生日,致为梁化凤所乘。兵败如山倒,至二十八日,清军已大获全胜而回军金陵。张苍水所部亦受牵连,不能不向安徽霍山一带遁走,逾年始得复归舟山。 郑成功曾执贽钱牧斋称弟子,自北征之役始,至郑成功抑郁以殁,钱牧斋先后为赋《后秋兴》一百零八首,编为《投笔集》。细看钱诗,再看张苍水诗文,始知郑成功徒负英雄之名,将略颇成问题。而张苍水于此役厥功甚伟,为郑成功所误,前功尽弃;而后世但知郑成功为"失败的英雄",殊不知此五字唯苍水足以当之。 关于北征之役,海上义师与金陵守卒强弱之形悬绝霄壤,而何以由大胜而大败,其间因果,殊不分明。此因后世记其事者,多为郑隐饰曲讳之故;张苍水《北征得失纪略》,身在局中,所记虽不免稍有夸饰,但为实录则无疑。亦唯有看此《纪略》,才能明了胜何由胜、败何由败。兹分段引录《纪略》并加解释,以存真相,亦为埋没已久的张苍水吐气。 岁在己亥,仲夏,延平藩全军北指,以余练习江上形势,推余前驱。抵崇明,余谓延平:"崇沙乃江海门户,且悬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为老营。"不听。 按:《清史稿补编·郑成功载记》记此较苍水为详,已略见前述。《载记》论断:"崇明为江海门户,进出锁钥,乃进退应据之地,虽费时费力,亦必力争,因其有战略上特殊价值之故;乃成功以清军坚守,遂舍而不攻,绕道直取瓜洲,在当时固收胜利之速效,迨围困金陵之际,崇岛即挥兵由后驰援,此予郑军精神之威胁极大,北伐之败,实先伏机于此。"大致不误。但不攻而围,监视梁化凤的三千兵,使不得越雷池一步,则又何能自江南间道驰援金陵?成功将略之疏,于此可见。 既济江,议首取瓜步。时虏于金焦间以铁索横江,夹岸置西洋大炮数百位,欲遏我舟师。延平属余领袖水军,先陆师入。余念国事,敢爱驱命,遂扬帆逆流而上。次炮口,风急流迅,舟不得前。诸艘鳞次且进且却,两岸炮声如雷,弹如雨,诸艘或折樯,或裂帆,水军之伤矢石者,且骨飞而肉舞也。余叱舟人鼓棹,逆入金山;同艨数百艘,得入者仅十七舟,而本辖则十三。嘻!危哉。次早,藩师始薄瓜城,一鼓而歼满、汉诸虏殆尽,乘胜克其城。 此记情状如见。"本辖十三"者,得突破防御工事入金山的"十七舟"中;十三艘为张苍水的浙东义师,郑部仅得四舟。清军本以铁索横江,巨炮夹岸为守,此关既破,下二三灯火的瓜洲,摧枯拉朽,何足言功? 延平既欲直取石头,余以润州实长江门户,若不先下,则虏舟出没,主客之势殊矣,力赞济师铁瓮,而延平犹虑留都援骑可朝发而夕至也。余谓:"何不遣舟师先捣观音门,则建业震动,将自守不暇,何能分援他郡?"延平意悟,即属余督水师往,且以直达芜湖为约。 "石头"、"建业"为金陵别称;"润州"、"铁瓮",皆指镇江。"观音门"在金陵城北燕子矶之西。《读史方舆纪要》引《金陵记》云:"幕府山东有绝壁临江,梯磴危峻,飞槛凌空者,宏济寺也;与宏济寺对岸相望,翻江石壁,势欲飞动者,燕子矶也,俱为江滨峻险处。"镇江水师,经黄天荡而来,首先到达的攻击点即是观音口;控制了观音口即控制了燕子矶,金陵守军失此险处,自感威胁,义师便达到了牵制的目的。 夫芜湖,固七省孔道,商贾毕集,居江楚下游,为江介锁钥重地。况逾金陵、历采石,悬军深入,此不可居之功也。余一书生耳,兵复单弱,何能胜任!虽然,倡义之谓何?顾入中原而不图恢复耶?余何敢辞?于是……海舟行迟,余易沙船牵挽而前。 按:"七省"者: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张苍水自以为不可为而为之,哪知民心所向,成就出人意表。 未至仪真五十里,吏民赉版图迎王师。盖彼邦人士知余姓名有素,故遮道来归。迄余抵仪真,先一夕延平已遣李将军单舸往抚。余辄欲引去,阖郡士民焚香长跪雨中,固邀余登岸。不获已,登江滨公署,延见慰谕之。众以李将军无兵,恐虏骑突至,则无以捍牧圉,咸稽首留余保障;余迄不可,遂行。 舟次六合,得报藩师已于六月二十四日复润州。余计润城已下,藩师由陆逐北,虽步兵,皆铁铠,难疾趋,日行三十里,五日亦当达石头城下,即作书致张茂之,谓:"兵贵神速,若从水道进师,巨舰逆流迟拙,非策!"余恐后期,因昼夜牵缆,士卒瑟瑟行芦荻中,兼程而行。 按:"李将军"为李顺,在郑成功左右,其职司类如督抚的中军;"张茂之"名英,为郑成功的先锋。 抵观音门乃六月二十八日也。不意藩师竟从水道来,故金陵得严为之备。余舣棹观音门两宿,藩师战船无一至者。余乃驾轻舟数十,先上芜湖,而身为殿,泊浦口。 按:据郎廷佐奏报:"海寇……于六月二十六日逼犯江宁,城大兵单,难于守御。"即指张苍水的少数部队而言;泊观音门两宿,而金陵清军不敢出击,可知兵力空虚。如郑成功得镇江后能遣一军自陆路兼程驰抵南京,截断要路,则郎廷佐投降,亦非不可能之事。 七月朔,虏侦我大艅尚远,遂发快船百余载劲虏,侵晨出上新河,顺流而下,击棹如飞。余左右不满十舟,且无风,战不利,几困;忽一帆至,则余辖下犁艚也。余即乘之复战,后艅续至,虏始遁去,而日已曛矣。 按:此即郎廷佐奏报中所谓"六月三十日,两路出剿"之战,一就出发之时而言,一就接战之日为准,故有日期上的参差。 至于战船,一谓二十,而获敌船亦二十;一谓"快船百余载劲虏",而"左右不满十舟",皆不免炫其以寡敌众。但规模极小,亦可想见,充其量只是百把条快艇之战。"艚"为小船,"犁艚"即有舵的小船,当然此"小船"系与艨艟巨舰相对而言,既可张帆,大致与运河中的漕船相仿。 诘朝,整师前进,虏匿不出。余部曲驰报江浦已破,盖余方与虏对垒也,先一哨越浦口旁掠,止七卒抵江城,城中虏骑百余开北门遁,七卒遂由南城入,亦一奇也。 以七卒而克一城,确为一奇,义师的声威,清军的怯弱,都可想见;这样好的机会,轻轻放过,三百年后,犹为扼腕。 捷闻,延平止余毋往芜关,而且扼浦口,以抚江邑。此七月初四日事也。 按:此为郑成功仍缺乏自信,所以想借重张苍水在江宁外围助战。 翌日,延平大军亦抵七里洲,正商量攻建康,而余所遣先往芜湖诸将捷书至,芜城已降矣。尔时上游声灵丕振,而留都守御亦坚;延平谓余:"芜城又上游门户,倘留都不旦夕下,则江楚之援日至,知非公不足办此。"余谦让至再,延平但促余旋发。于是率本辖戈船以行,而幕府之谋,自此不复与闻矣。 按:张苍水为郑成功的监军,至此,各自为战。据郎廷佐奏报,郑成功于七月十二日始到江宁;而据张记,则郑于七月初五已到江宁对岸的七里洲,而梁化凤于七月十五领兵赴援。此十日之间不能攻克江宁,足以坚清军固守之志。 七日,抵芜城。传檄诸郡邑,江之南北,相率来归,郡则太平府、宁国、池州、徽州;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南宁、南陵、太平、旌德、贵池、铜陵、东流、建德、青阳、石埭、泾县、巢县、含山、舒城、庐江、高淳、溧水、溧阳、建平;州则广德、无为以及和阳。或招降,或克复,凡得府四、州三、县二十四焉。 按:张苍水其时所获之地,西至舒城,西南至贵池,直逼安庆,由此迤逦往东,自石埭、太平、旌德至宁国府,凡芜湖以南的繁昌、南陵、铜陵、青阳、泾县、宣城都包括在内,皖南已有其半;自宁国以上,广德、建平、高淳、溧阳、溧水,亦都在握。如果郑成功自镇江发兵,首取丹阳,沿茅山南下,经金坛而至溧阳,则北控长江、东断运河,苏常震动,不战可下;江宁自亦无法坚守;而浙江既有浙东义师,必归掌握。以东南财赋之区,足可自成局面。至于张苍水,以微薄兵力,能拥一此片广大土地,则自有道理在: 先是,余之按芜也,兵不满千,船不满百,唯以先声相号召、大义为感孚,腾书缙绅,驰檄守令。所过地方,秋毫不犯;有游兵闯入剽掠者,余擒治如法,以故远迩壶浆恐后。即江、楚、鲁、卫豪雄,多诣军门受约束,请归隶旗相应。余相度形势,一军出溧阳,以窥广德;一军镇池郡,以扼上游;一军拔和阳,以固采石;一军入宁国,以逼新安。而身往来姑熟间,名为驻节鸿兹,而其实席不暇暖也。 此战略即稳固沿江各郡而东取浙赣,南窥徽州,而以九江为主要目标,其得力在军纪严明。相形之下,郑成功的表现,令人失望: 余日夜部署诸军,正思直取九江。然延平大军围石头城者已半月,初不闻发一簇射城中;而镇守镇江将帅,亦未尝出兵取旁邑。如句容、丹阳,实南京咽喉地,尚未扼塞,故苏、常援虏得长驱入石头。余闻之,即上书延平,大略谓:"顿兵坚城,师老易生他变;亟宜分遣诸帅,尽取畿辅诸郡。若留都出兵他援,我可以邀击歼之;否则,不过自守虏耳。俟四面克复,方可以全力注之,彼直槛羊、阱兽耳。"无何,石头师挫。缘士卒释戈而嬉,樵苏四出,营垒为空;虏谍知,用轻骑袭破前营,延平仓卒移帐。质明,军灶未就,虏倾城出战,军无斗志,竟大败。 由此可见,郑成功的部队毫无训练,义师竟如乌合之众。而郑成功的统御能力,根本大成问题,结果累及浙东义师: 时余在宁国府,受新都降。报至,遽返芜,已七月二十九日矣。初意石头师即偶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扬帆;即扬帆,必且复守镇江。余故弹压上游,不少退。而虏酋郎廷佐、哈哈木、管效忠等遗书相招,余峻词答之。太平守将叛降于虏,余又遣兵复取太平,生擒叛将伏诛。然江中虏舟密布,上下音信阻绝。余遣一僧赍帛书,由间道款延平行营,书云:"兵家胜负何常,今日所恃者民心耳!况上游诸郡俱为我守,若能益百艘相助,天下事尚可图也。倘遽舍之而去,如百万生灵何!"讵意延平不但舍石头城去,且弃铁瓮城行矣! 如张苍水所言,郑成功的居心殆不可问。就其前后对张苍水的态度来看,始则用之为前驱;及张声威大震,所向有功,曾未闻有一旅之援,亦未闻有桴鼓之应,妒功之心,殊为显然。及其石头小挫,顿成大创,果然心目中尚有一同仇敌忾的张苍水在,亦当呼援就商,而并此亦无,已出情理之外;及至张苍水遣使间道致书,请"百艘相助",而竟不报,辎重舟楫宁愿委敌,不愿资友,无异明白表示:"我不能成功,亦绝不能让你成功!"按:此非张苍水诿过之言、苛责之词,因《北征得失纪略》作于"永历十三年嘉平月",即顺治十六年冬天,张苍水辗转回至浙东时。《纪略》既成,自必传钞各方,倘为诬词,郑成功必当反驳;而远未见有异辞,可以反证《纪略》为纪实。 以下张苍水自记其处变经过: 留都诸虏,始专意于余,百计截余归路,以为余不降,必就缚。各将士始稍稍色变,而刁斗犹肃然。余欲据城邑,与虏格斗,存亡共之;复念援绝势孤,终不能守,则虏必屠城,余名则成,于士民何辜?而辖下将士家属俱在舟,拟沉舟破釜,势难疾驰;欲冲突出江,则池州守兵又调未集。忽谍报:虏艘千余已渡安庆。余虑其与虏值,众寡不敌。因部勒全军,指上游,次繁昌旧县。池兵亦至,共议进退,咸言:"石头师即挫,江、楚尚未闻也,我以艨艟竟趋鄱阳,号召义勇,何不可者?若江西略定,回旗再取四郡,发蒙振落耳。"乃决计西上。 按:安庆未下,为清军得以转危为安的一大关键。否则直下九江,舟师由湖口一入鄱阳,浙东义师可以自成局面,一部清史,或当改写。 八月初七日,次铜陵。海舟与江舟参错而行,未免先后失序。余一军将抵乌沙峡,而后队尚维三山所,与楚来虏舟果相值。余横流奋击,沉其四舟,溺死女真兵无算。以天暮,各停舟。夜半,虏舟遁往下流,炮声轰然。辖下官兵误为劫营,断帆解缆,一时惊散,或有转芜湖者,或有入湖者。西江之役,已成画饼矣。 顾虑城破累及士民,而有不忍之心,此为妇人之仁,根本不宜于带兵打仗。项羽以此而败,张苍水腹饱诗书,岂不知其理?知而终不能改,此所以书生不可典兵。一误又有以下再误。 余进退维谷,遂沉巨舰于江中,易沙船,由小港至无为州。拟走焦湖,聚散亡为再举计。适英、霍山义士来遮说:"焦湖入冬水涸,未可停舟;不若入英、霍山寨,可持久。"余然之。因尽焚舟,提师登岸。至桐城之黄金弸,有安庆虏兵驻守。此地乃入山隘口,余选锐骑驰击之,夺马数十匹,杀虏殆尽。遂由奇岭进山,一望皆危峰峭壁矣。余辖下将士素不山行,行数日,皆趼;且多携眷挈辎,日行三十里。余禁令焚弃辎重,而甲士涉远多疲。余虽知必有长坂之败,而赴义之众何能弃置?亦按辔徐行。 按:焦湖即巢湖。既累于眷属,当知入山必非所宜。结果单骑突围,由安庆、池州,经徽州入浙东,绕一个大圈子,隆冬始达舟山附近的宁海。间关百折,跋涉两千余里,艰辛万状,无复人形。有《生还》五律四首,其第二首云: 痛定悲畴昔,江皋望阵云。 飞熊先失律,骑虎竟孤军。 卤莽焚舟计,虺汗马勋。 至今频扼腕,野哭不堪闻。 自悔焚舟失计;而以结句看,则义师眷属,非死即被掳。而此时之满汉,非三国之魏蜀,结局远较"长坂之败"为悲惨,亦是可想而知之事。 后二年辛丑,即顺治十八年,张苍水又有《感事》四首: 箕子明夷后,还从徼外居。 端然殊宋恪,终莫挽殷虚! 青海浮天阔,黄山裂地虚。 岂应千载下,摹拟列扶余? 闻说扶桑国,依稀弱水东。 人皆传燕语,地亦辟蚕业。 荜路曾无异,桃源恐不同。 鲸波万里外,倘是大王风。 田横尝避汉,徐福亦逃秦。 试问三千女,何如五百人? 槎归应有恨,剑在岂无嗔! 惭愧荆蛮长,空文采药身。 古曾称白狄,今乃纪红夷。 蛮触谁相斗,雌雄未可知。 鸠居粗得计,蜃市转生疑。 独惜炎洲路,春来断子规。 此为郑成功取台湾而作。全谢山所辑《张苍水年谱》,于康熙元年纪"公有《得故人书至台湾》诗",下云:"延平以长江之败丧师,自度无若国朝何,以得台湾为休息之计,故不听相国之言。""国朝"指清朝,"相国"指苍水。当郑成功与荷兰(红夷)相持不下时,遣参军罗纶,早返厦门,其言如此:"古人云:'宁进一寸死,无退一寸生。'使殿下奄有台湾,亦不免于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别图所进哉!昔年长江之役,虽败犹荣;倘寻徐福之行踪,思卢敖之故迹,纵偷安一时,必诒讥千古,观史载陈宜中、张世杰两人褒贬,可为明鉴。夫虬髯一剧,只是传奇滥说,岂真有扶余足王乎!若箕子之君朝鲜,又非可语于今日也。" 《感事》期望郑成功为田横而勿为徐福,期望未免过高。原句作"童女三千笑,孤儿五百嗔"。田横五百壮士集体自裁,身后未闻有何孤儿,则此"孤儿"实兼用"东林孤儿"故事,意谓黄梨洲辈亦不以郑成功的举动为然。 按:顺治年间用兵的主要对象为西南;经略洪承畴一直不愿对永历施以过重的压力,意中似有所待。及至顺治十六年秋,郑成功功败垂成,知事不可为,东南之患既解,必以全力经营西南,永历虽已入缅,亦终难免,因而以目疾乞解任回京,原因即在不愿为陈洪范第二。至于吴三桂,起先亦不大起劲,及至郑成功思为海外扶余,知道他已失恢复中原的大志,清朝终于可以立定了,方始与爱星河积极进兵,贿通缅甸土著,于康熙元年将永历骗至昆明,四月间遇害。凡此铜山崩,洛钟东应的因果关系,为论史者所不可思。郑成功如仍守厦门,力图进取,不仅牵制清军,亦系遗臣志士之望,关系甚重,此所以张苍水阻郑成功入台;而当永历遇害的噩耗一传,郑成功旋于五月间病殁,殆深悔失计,抑郁而终。全辑郑谱,康熙元年述张苍水《瓯行志慨》诗,加按语云: 是诗为延平世子(按:郑经)而作。岛事自延平殁后,世子无意西出,亲族、兵将大都望风投款以封爵。于是朝议锐意南征,合红毛夷夹攻,郑人退守铜山。官军入岛,堕中左、金门两郭,收其妇女、宝货而北,两岛之民烂焉。世子入台郡,分诸将地,颇有箕裘之志,度曲征歌,偷安岁月,军不满千,船不满百,兵甲戈矛一切顿阙。相国两诗,深有慨乎言之矣! 总之,郑成功生平如果脱出政治上号召的意义,纯就史家的眼光来看,尚需另作评价。此处仅就张苍水的志节作一归宿。全谢山传张苍水云: 初,公之航海也,仓卒不得尽室以行,有司系累其家以入告。世祖以公有父,弗籍其家,即令公父以书谕公。公复书曰:"愿大人有儿如李通,弗为徐庶;儿他日不惮作赵苞以自赎。"公父亦潜寄语曰:"汝弗以我为忧也!"壬辰,公父以天年终,鄞人李邺嗣任其后事。大吏又强公之夫人及子以书招公,公不发书,焚之。己亥,始籍公家,然犹令镇江将军善抚公夫人及子而弗囚也。呜呼!世祖之所以待公者如此,盖亦自来亡国大夫所未有,而公百死不移,不遂其志不已,其亦悲夫! 按:此文中前之所谓"世祖",实指多尔衮。其时世祖方幼,尚未亲政。己亥为顺治十六年。金陵之役以后,方始抄家。而世祖之遇亡国大夫格外优厚者,因为汉化已深,基本上是同情甚至佩服遗民志士的。 于是浙之提督张杰惧公终为患,期必得公而后已。公之诸将孔元章、符瑞源等皆内附,已而募得公之故校,使居舟山之补陀为僧,以伺公。会公告籴之舟至,以其为校,且已为僧,不之忌也。故校出刀以胁之,其将赴水死;又击杀数人,最后者乃告之,曰:"虽然,公不可得也。公畜双猿以候动静,舟在十里之外,则猿鸣木杪,公得为备矣。"故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攀藤而入。暗中执公,并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 按:"补陀"即普陀。时张苍水避居舟山外海,属于浙江南田县所辖的一小岛,名为悬岙。此"故校",据《鲁春秋》记为宁波人孙惟法;"将"则吴国华;"子木"即罗纶;"冠玉"姓杨,为张苍水乡人子,故家后裔,父母双亡,从张苍水于海上,临刑时,当事者见其年幼,怜而欲释,杨冠玉表示义不独生,竟延颈就刃。 十九日,公至宁,杰以轿迎之,方巾葛衣而入。至公署,叹曰:"此沈文恭故第也,而今为马厩乎?"杰以客礼延之,举酒属曰:"迟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今日之举,速死而已!"数日,送公于杭,出宁城门,再拜叹曰:"某不肖,有负故乡父老二十年来之望!" 又"阙名"著《兵部左侍郎张公传》,记此更翔实而生动: 甲辰秋,逻者获二卒为导,突往执之。被执登舟,所畜一小猴相向哀鸣,跃入水死。至郡城,提督张待以客礼;角巾葛衣,舆而入。张曰:"张先生何以屡邀而不至?"答曰:"父死不葬,不孝;国难无匡,不忠。不孝、不忠,羞见江东!"劝之降,不答。次日,送之赴省,前此投诚诸将卒者几千人,齐声号恸。煌言神色自若,出西门,曰:"姑缓!"望北四拜,辞阙也;望郭门四拜,辞乡也。随与岸上送者拱手而别。登舟,左右翼而行,虑其赴水;笑曰:"无庸!此非我死地!" 按:此为目击者所记,故推断"阙名"当为万斯同。万氏兄弟与张苍水交好;斯同生于崇祯十六年,康熙三年为廿二岁,当亲见张苍水从容就义,故所记如此。斯同复应聘入史馆,恐有所触忌,遂致"阙名"。 "阙名"又记其解往杭州的情形: 至武林,处于旧府。时总督赵廷臣劝降甚力,始终不答。自被执,即不食,日赋诗自娱。守者叩头哀恳,煌言徐曰:"既办一死,何苦累若等。"乃复食,亦唯啖时果数枚而已。一日,督院赴馆,蹙额曰:"老先生部文到矣!"煌言即起。肩舆至官巷口,口占曰:"我年四十五,今朝九月亡;含哭从文山,一死万事毕。"端坐于地而正命焉。会城义士朱亶生、张文嘉等葬其遗骸于西湖南屏山(杭人称为南屏先生)净慈寺左邵皇亲坟翁仲后之左侧,遥与岳武穆、于忠肃两墓相望。煌言诗:"西子湖头有我师。"从初志也。夫人董,先死;子万祺,前三日亦被刑于京口。幕客句容罗纶、鄞人杨冠玉,与煌言同死,俱葬于左右,三冢巍然。杨冠玉者,大家后裔,与煌言比邻。父母死,从之海上。临刑,当事见其幼,欲释之,冠玉曰:"司马公死于忠,某义不忍独生!"延颈就刃。今寒食酒浆,春风纸蝶,岁时浇奠不绝;而部曲过其墓者,犹闻野哭云。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临难不苟免为人格修养上的基本要求,但真所谓"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因为成仁常在情势极度急迫之际,一方面不暇计及其他,一方面自我为悲壮义烈的情绪所鼓舞,轻生并不难;如果时机上有容人多想一想的片刻,往往就会迟疑踌躇,贪生之念,倏焉而起,一发不可抑。明臣殉节有脱靴入水,以水冷而怯,别谋自尽之道,这一来就死不成了。 又如龚芝麓,人品是绝不坏的,但亦以未能殉节,复未能归隐,致列名《贰臣传》。当时龚芝麓常跟人说:"我原要死,是小妾不肯。"指顾眉生而言。龚对外人称顾为妾,而在家人故旧门生面前,视顾俨然敌体,称"顾太太"。龚妻颇贤惠,不受清朝的诰封,措辞极蕴藉,她说:"我已受前明诰封,清朝的诰封给顾太太好了。" 按:其时,浙江总督为汉军镶黄旗人赵廷臣,顺治二年以贡生初授江苏山阳知县,迁江宁江防同知,因催征逾限罢职——即此便知是好官。顺治十年,以洪承畴之荐,随营委用;湖广既平,复定贵州,赵廷臣得为巡抚,旋擢云贵总督。康熙即位,调督浙江,张苍水被擒,为赵廷臣亲驻定海,与提督张杰所定议。《清史列传》载: 圣祖仁皇帝御极,调廷臣浙江总督,汇叙督云南荒田功,加太子少保。康熙二年,廷臣疏言,浙江逋赋不清,由征解繁杂,请以一条鞭起解之法,令各州县随征随解,布政司察明注册,至为简便;又请移海岛投诚官兵分插内地,杜贼人煽诱,定水师提镇各营设兵之制,以备水战;杭嘉湖三府毗连太湖、泖湖,易于藏奸,请增造快号兵船、援兵巡哨。部议俱从其请。时海敌郑成功死,廷臣招其党伪将军……独伪兵部张煌言率众远遁,廷臣驰赴定海,与提督哈尔库、张杰定议,檄水师由宁、台、温三府出洋搜剿,斩获六百余,降其伪副将陈栋。知煌言披缁窜伏海岛,廷臣选骁将徐元、张公午饰为僧人服,率健丁潜伏普陀山……擒获煌言。 赵廷臣是能臣,如世祖不崩,不能调往浙江;移浙即表示新君的四顾命大臣决意解决郑成功的问题。顺治十八年秋天,尽迁东南沿海各地之民往内地,为坚壁清野之计。此举破家无数,清朝官书讳言其事;张苍水《奇零草》中,有一题:"辛丑秋,虏迁闽浙沿海居民;壬寅春,余舣棹海滨,来燕无巢,有感而作。"诗为五言古风: 去年新燕至,新巢在大厦。 今年旧燕来,旧垒多败瓦。 燕语问主人,呢喃语盈把。 画梁不可望,画舰聊相傍。 肃羽恨依栖,衔泥叹飘飏。 自言昨辞秋社归,比来春社添恶况。 一片蘼芜兵燹红,朱门哪得还无恙? 最怜寻常百姓家,荒烟总似乌衣巷。 君不见晋室中叶乱五胡,烟火萧条千里孤。 春燕巢林木,空山啼鹧鸪。 只今胡马复南牧,江村古木窜鼪鼯。 万户千门空四壁,燕来亦随樯上乌。 海翁顾燕三太息,风帘雨幕胡为乎? 又《清史纪事本末》载: (顺治)十八年冬十月,弃降将郑芝龙于市,徙沿海居民,禁舟出海,从降将黄梧请也。郑氏在京者,无少长,皆被杀。下令迁界,禁渔船商舟出海,自是,五省商民流离荡析,而万里皆邱墟矣。 于此可知,郑成功如坚守海滨,五省商民,不致有此流离破家之祸。是故"阙名"不以为郑之取台湾为延明祚;在《张苍水传》末,下一断语:"张煌言死,明朝始亡!"此真力足扛鼎的史笔。 钱牧斋《后秋兴》诗,言郑成功攻金陵,所以顿兵不进者,是因为正在接洽清军投降;今考其人,乃松江提督马逢知。世祖大渐时,尽释狱囚,唯两人不释,一为明朝最后的一个兵部尚书张缙彦,一即马逢知。董含《三冈识略》记: 马逢知起家群盗,由浙移镇云间,贪横僭侈,民殷实者,械至倒悬之,以醋灌其鼻,人不堪,无不倾其所有,死者无算。复广占民庐,纵兵四出劫掠。时海寇未靖,逢知密使往来;江上之变,先期约降,要封王爵,反形大露。科臣成公肇毅,特疏纠之;朝廷恐生他变,温旨征入,系狱,妻子发配象奴。未几,与二子俱伏法。当逢知之入觐也,珍宝二十余船,金银数百万,他物不可胜计,及死,无一存者。 《吴梅村诗集》中,有两首诗咏马逢知,一为《茸城行》,茸城即松江;一为《客请云间帅坐中事》,是一首七律。《茸城行》描马逢知的行径云: 承恩累赐华林宴,归镇高谈横海勋。 未见尺书收草泽,从夸名字得风云。 据此可知,清朝用马逢知,目的是希望他能安抚萑苻;结果一无所成,而贪黩横暴,则较土匪犹不如: 千箱布帛运轺车,百万鱼盐充邸阁。 将军一一数高赀,下令搜牢遍墟落。 非为仇家告兼并,即称盗贼通囊橐。 堂屋遥窥室内藏,算缗似责从前诺。 敢信黔娄脱网罗,早看猗顿填沟壑。 窟室飞觞传箭催,博场戏责横刀索。 贪财以外,复又好色: 将军沉湎不知止,箕踞当筵任颐指。 拔剑公收伍伯妻,鸣骲射杀良家子。 结果是: 江表争猜张敬儿,军中思缚卢从史。 枉破城南十万家,养士何无一人死! 按:《南史·张敬儿传》:"敬儿为雍州刺史,居官贪残,民间一物堪用,无不夺取。"此辈自唯恐天下不乱,而其时四方宁谧,苦无"用武之地",因而造一谣言,授江湖术士传播,谣言是:"天子在何处,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谁?非猪即是狗。"敬儿所居,地名赤谷;小名狗儿,其弟小名猪儿。此言将天子自为,事闻伏诛。吴诗征此典,即董冈所谓"反形大露"之意。由张敬儿兄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北伐之前在湖南的军阀张敬尧、敬汤兄弟,真一丘之貉。马逢知是这样国人皆曰可杀的人物,而郑成功欲与通谋,即令有功,亦失民心,何况无功!计谋之拙,无逾于此,此又郑成功需再评价的一端。 至于卢从史,为唐朝贞元年间昭义军节度使,与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子承宗密谋叛乱,宰相裴垍说动从史牙将王翊元,尽泄从史阴谋及可取之状,以致从史被擒。照此典故而言,马逢知部下亦必有人输诚于朝廷,郑成功既通马逢知,则义师内部情况,亦可能为清朝所悉,其败殊非偶然。吴梅村有《七夕感事》五律一绝,于郑成功颇致讥评,诗曰: 南飞鸟鹊夜,北顾鹳鹅军。 围壁钲传火,巢车剑拄云。 江从严鼓断,风向祭牙分。 眼见孙曹事,他年著异闻。 此以郑成功的"江上之役"比拟为赤壁鏖兵。首以郑成功拟曹操,实非恭维,而是讥其自大。"鹳鹅军"典出《左传》,注谓"鹳鹅皆阵名",用于此处,谓郑成功的部下有如童嬉。"围壁"不典,乃梅村自创的新词,壁者营垒,指清军扎于金陵西北城外的少数部队,以优势兵力不攻而围,计已甚左;"钲传火"者,士卒以钲传火而造饭,军前犹如寒食,乞火而炊,这顿饭吃下来,非半天不可,何能应变?不败何待?"巢车"典亦出《左传·成公十六年》:"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注谓:"巢车,车上有橹。"此指郑成功的水师而言。"剑拄云"者,将星如云,但于楼船上仗剑观望而已,此与"围壁"皆言郑军不攻,而期望旦夕间有变,不战而下金陵。 第二联上句写实;下句用借东风之典,言变生不测。"孙曹"指孙权与曹操。结句调侃绝妙,其实伤心出以诙谐,正见遗老心境之沉痛。 *** 自世祖一崩,满洲亲贵大臣与汉大臣中的"北派",立即对江南的世家士族展开镇压,顺治十八年正月廿九日上谕: 谕吏部户部:"钱粮系军国急需,经营大小各官,须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为称职。近览章奏,见直隶各省钱粮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系前官积逋,贻累后官;或系官役侵挪,借口民欠。向来拖欠钱粮,有司则参罚停升,知府以上,虽有拖欠钱粮未完,仍得升转,以致上官不肯尽力督催,有司怠于惩比,枝梧推诿,完解愆期。今后经管钱粮各官,不论大小,凡有拖欠参罚,俱一体停其升转;必待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开复升转。尔等即会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内拖欠钱粮不完,或应革职,或应降级处分,确议具奏。如将经管钱粮未完之官升转者,拖欠官并该部俱治以作弊之罪。" 这道上谕,称为"新令",发展为所谓"奏销案"。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官员、绅士、士子因欠完田赋,或黜革,或逮捕,或刑责,达一万数千人之多。 董含《三冈识略》记: 江南赋役,百倍他省,而苏松尤重。迩来役外之征,有兑役、里役、该年、催办、捆头等名;离派有钻夫、水夫、牛税、马豆、马革、大树、钉、麻油、铁、箭、竹、铅弹、火药、造仓等项。又有黄册、人丁、三捆、军田、壮丁、逃兵等册。大约旧赋未清,新饷已近,积逋常数十万。时司农告匮,始十年并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巡抚朱国治,强愎自用,造欠册达部,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如某探花欠一钱,亦被黜,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夫士夫自宜急公,乃轩冕与杂犯同科,千金与一毫等罚,仕籍学校,为之一空,至贪吏蠹胥,侵没多至千万,反置不问。吁,过矣!后大司马龚公,特疏请宽奏销,有"事出创行,过在初犯"等语,天下诵之。 按:董含字阆石,董其昌的孙子,顺治十八年的进士,而就在这年因为欠赋而被斥革。所谓"某探花",指昆山叶方蔼,顺治十八年一甲第三名及第,在欠赋册中,指他"欠折银一厘"。叶方蔼时为翰林院编修,具奏云:"所欠一厘,准今制钱一文也。"但即使只制钱一文,仍须丢官,民间因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后于康熙十二年复起,位至一品,谥文敏。 "大司马龚公"指龚芝麓。当康熙二年,方官左都御史,于八月间具奏:"请将康熙元年以前催缴不得钱粮,概行蠲免。有司既并心一事,得以毕力见征;小民亦不苦纷纭,得以专完正课。"奉旨"下部知之",即准奏之谓。苛扰两年有余,至此告一段落,但已不知几人破家、几人毙命、几人出亡。而因果报应之中最令人感慨者,则为周寿昌《思益堂日札》所记一事: 国初江南赋重,士绅包揽,不无侵蚀。巡抚朱国治奏请穷治,凡欠数分以上者,无不黜革比追,于是两江士绅,得全者无几。有乡试中式而生员已革,且有中进士而举人已革,如董含辈者非一人。方光琛者,歙县廪生,亦中式后被黜,遂亡命至滇,入吴三桂幕。撤藩议起,三桂坐花亭,令人取所素乘马与甲来,于是贯甲骑马,旋步庭中,自顾其影叹曰:"老矣!"光琛佐左厢出曰:"王欲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笼中,烹饪由人矣!"三桂默然,反遂决。军中多用光琛谋。吴世败,光琛亦就擒,磔于市。 方光琛为明朝礼部尚书方一藻之子。当吴三桂举事时,朱国治适为云南巡抚,冤家路狭,为吴三桂缚去祭旗开刀,死状甚惨。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云: 抚臣朱国治既以钱粮兴大狱,又杀吴郡诸生一二十人,知外人怨之入骨,适以丁忧罢。故事:隶旗下者例不丁忧,守丧二十七日,即出视事。公守丧毕,具疏请进止,朝议许其终制,另推新抚韩公世琦。尚未莅位,朱恐吴人为变,仓猝离位,轻舟遁去,吴中为幸。朝议以大臣擅离汛地,拟降五级,而严旨切责,革职为民。后于康熙十一二年复抚滇中,值吴三桂变,提去开膛枭示。 所谓"杀吴郡诸生一二十人",指有名的"哭庙案",金圣叹死于是役。自"江上之役"以后,朝中亲贵及用事大臣,以江南人心未尽帖服,因指派小酷吏朱国治抚吴,但在世祖未崩前,亲裁大政,朱国治尚未能肆逆;及世祖既崩,了无顾忌,金圣叹首当其冲。"哭庙案"及朱国治的下场,以后再谈;此处就"奏销案"中受荼毒的南方数省士绅而知名者,略志其遭遇: 一、吴梅村:顺治十年,被迫出山,授国子监祭酒。顾伊人撰《吴梅村先生行状》云:"间一岁,奉嗣母之丧南还,上亲赐丸药,抚慰甚至。先生乃勇退而坚卧,谓人曰:'吾得见老亲,死无恨矣!'未几,朱太淑人没,先生哀毁骨立。复以奏销事,几至破家。" 按:《梅村诗集》有七律一首:"注就梁丘早十年,石壕忽呼荜门前。范升免后成何用?宁越鞭来绝可怜!人世催科逢此地,吾生忧患在先天。从今陴上田休种,帘肆无家取百钱。"此诗共两首,题作"赠学易友人吴燕余",而此首除起结两句与《易经》典故有关外,通首皆咏追欠赋,二句"石壕忽呼荜门前",刻画如见;下句用后汉范升免官典,则梅村似亦在革职之列;四句则晋朝北海太守王承,不鞭犯夜的书生,而竟鞭挞,折辱斯文,故有下句"人世催科逢此地"之叹。结尾两句,感慨更深,扬雄世世种陴上之田,从今休种,则耕读传家亦不可得,不如严君平卖卜,日得百钱自赡。"无家"二字绝沉痛;而他人学易,谓之为将来可资以卖卜,非赠人之体,实亦愤激使然。 又《研堂见闻杂记》云:"其革职废绅,则照民例,于本处该抚发落。吾州在籍诸绅,如吴梅村、王端士、吴宁国、黄庭表、浦圣卿、曹祖来、吴元祐、王子彦,俱拟提解刑部,其余不能悉记。"提解惨状见邵长蘅《青门麓稿尺牍》,致表兄杨廷鉴书: 江南奏销案起,绅士维黜籍者万余人,被逮者亦三千人。昨见吴门诸君子被逮,过毗陵,皆铛手梏,徒步赤日黄尘中。念之令人惊悸,此曹不疲死,亦道渴死身。旋闻有免解来京之旨,洒然如镬汤炽火中一尺甘露雨也。 按:此为康熙元年盛夏之事。五月间有特旨:无论已到京、未到京,皆释放还乡。 又《研堂见闻杂记》云: 吴下钱粮拖欠,莫如练川,一青衿寄籍其间,即终身无半镪入县官者。至甲科孝廉之属,其所饱更不可胜计,以故数郡之内闻风蝟至,大僚以及诸生,纷纷寄冒,正供之欠数十万。会天子震怒,特差满官一员,至练川勘实。既至,危坐署中,不动声色,但阴取其名籍,造册以报。时人人惴恐,而又无少间可以窜易也。既报成事,奉旨即按籍追擒,凡欠百金以上者一百七十余人,绅衿俱在其中;其百金以下者则千计。时抚臣欲发兵擒缉,而苏松道王公纪止之,单车至练川,坐明伦堂。诸生不知其故,以次进见;既集,逐一呼名,叉手就缚,无得脱者,皆铛锁系,两隶押之,至郡悉送狱,而大僚则系之西察院公署。 此所谓一百七十余人也,其余犹未追录。原旨械送都下,抚臣令其速行清纳,代为入告,即于本处发落。于是旬日之间,完者十万。犹有八千余金,人户已绝,无从追索,抚臣仍欲械送,道臣王公及好义乡绅,各捐金补偿乃止。然额课虽完,例必褫革,视原欠之多寡,责几月,枷几月,以为等杀,今犹未从决遣也。 独吾友王惟夏,实系他人影立,姓名在籍中;事既发,控之当道,许之题疏昭雪。惟夏亦谓免于大狱,不意廷议以影冒未可即信,必欲两造到都合鞫,于是同日捕到府;后其余免械送,惟夏独行。 按:练川为常熟的别称。明朝江南绅权素重,常熟以钱氏巨族,更为豪横,但亦历任地方官本乎"为政不得罪巨室"的乡愿作风积渐而成。"练川之狱"为"奏销案"的先声,易言之,"奏销案"为"练川之狱"的发展。如上所引,既捕系责令清纳,而又褫革功名,而又分别枷责,既罚又打,想见朱国治治吴之苛。 至于王惟夏一案,别有说法。王惟夏名昊,又字维夏,为王世贞之后。明朝自嘉靖末年以来,弇州名重无比,"三槐堂王"实为江南世家之最;廷议必欲"两造到都合鞫",无非有意折辱斯文。 今日发笔,首须向读者致歉的是,昨稿着笔时,因"练川"忆及"琴川",随即想到吴梅村的《感旧》;玉京道人卞赛赛初遇梅村于秦淮,欲以身相许,而梅村故作不解。后数年已易代,梅村做客常熟,闻玉京亦在此,偶话旧游,主人"尚书某公"(按:自然是钱牧斋),"请为必致之",座客皆停杯,打算留着量喝喜酒。谁知玉京一到,知是梅村,回车入内宅与柳如是话旧,竟不愿见梅村一面。我一向觉得梅村的这段唯一韵事,也是恨事,令人回肠荡气,惘然不甘。因而一时错觉,竟以心中的琴川为笔底的练川;但所记常熟钱氏豪横,逋欠者众,亦为实情。 至于练川,正是王世贞"弇山堂"所在地的太仓。王为中国第一大姓,其源凡四,而以琅玡王居首。晋室南渡,王谢子弟散居各地,即在北方,亦不尽留于琅玡,其中有一支迁山东莘县,我曾作考证,其地即为《金瓶梅》的主要背景。莘县王氏,至宋真宗朝出一名相王旦;东坡《三槐堂铭》,即为莘县王氏而作。金兵入汴,王旦之后随宋室南渡,郡望特标"三槐堂王",以别于东晋时侨寄江南的"琅玡王"。王世贞即为"三槐堂王"。 太仓王氏自王锡爵入相而愈贵,锡爵之后出丹青两名家,即其孙时敏(烟客)及时敏之孙原祁(麓台)。山水"四王",太仓占其三,王烟客祖孙之外,另一王为王鉴,字元照,曾为廉州知府,故人称王廉州,他是王世贞的曾孙,而王惟夏为王元照的从兄弟。惟夏之叔子彦,为王世贞之弟世懋的孙子,与吴梅村以中表而为儿女亲家。《梅村诗集》中赠王子彦叔侄之诗甚多,类皆愁苦之音;有《送王子惟夏以牵染北行》五律四首。《梅村诗集笺注》于"牵染"条下作按语云:"惟夏北行,不知所缘何事。《集览》谓系奏销案,细味诗意,了不相似。且奏销之狱,江南不下数百人,未闻被逮入京也。"殊不知即由于节外生枝的必使两造至京"合鞫"之故。 吴诗虽号称诗史,但如《圆圆曲》等不稍宽贷;而于当世时政,则言婉而意苦,但乞于怜,至多讽示,不敢公然指斥。如送惟夏四律,即为一例,"其三"云: 客睡愁难起,霜天贯索明。 此中多将相,何事一书生? 薄俗高门贱,清时颂系轻。 为文投狱吏,归去就躬耕。 按:此诗体例稍异,乃设身处地为王惟夏在解京途中抒感。"客睡"者宿于邮驿;少陵《客夜》诗:"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首句言长路漫漫,愁不成寐,因枕上所见唯"霜天贯索明"之故。《晋书·天文志》:"贯索九星,贱人之牢也。一曰……九星皆明,天下狱烦。"此为触景生情、虚实相生的写法,因霜天星明而推想贯索九星皆明;既天下狱烦,则此去诚恐不免,故客睡生愁。 "此中多将相"为"狱烦"的注脚。世祖初崩,朝局大翻,将相系狱,原自有故,乃何事又牵一书生在内?第一联借惟夏之自叹,寄沧桑之深慨。 第二联上句轻,下句重。"颂系"典出《汉书·惠帝本纪》,"颂"者容也,谓虽被系,仍加宽容,不必锒铛就道。以此,唯夏乃得自宽自慰,计唯至狱一投"亲供",是非自明,便可得释;释则即当归去,如三国时田畴之"躬耕以养父母"。 "其四"云: 但可宽幽系,从教察孝廉。 昔人能荐达,名士出髡钳。 世局胥靡梦,生涯季主占。 定闻收杜笃,宁止放江淹。 此末一首乃慰惟夏,兼为之向当道陈情。首言如不必以刑责为急,略宽其狱;进而察其人品,可当孝廉方正之举。"髡钳"不过城旦之刑,殊非重罪,其中亦颇出名士。《后汉书·刘平传》:"数荐达名士。"第一联上下两句,皆强调王惟夏名下不虚。 第二联则颇寄感慨,"役囚徒以锁连缀",谓之"胥靡",见《汉书·楚元王传》注。上句"世局胥靡梦",稍嫌费解,或另有本事亦未可知;下句"生涯季主占"则用《史记·日者传》楚人司马季占卜于长安东市的典故,言乱世祸福无端;但从好处去想:不止如江淹在狱中上书王景,得以释放,且极可能如后汉杜笃,因在狱中作《大司马吴汉诔辞》,为光武激赏,赐帛免刑得官。 按:当时在朝的吴中大老为金之俊,吴江人,明朝万历年间进士,颇受世祖礼遇;本可领导南派,抗议苛政,但结果竟上了"认罪"一疏,孟心史先生谈奏销案,转引陆文衡《啬庵随笔》云: 抚公朱,因见协饷不前,创为绅欠衿欠之法,奏销十七年分钱粮,但分厘未完,即挂名册籍,且以"抗粮"。司农方拟驳核,而曹溪相国子侄,亦册欠有名,亟上认罪一疏,于是概不敢议宽免,照新例革职枷责者,至一万三千五百十七人云。 按:户部堂官别称"司农"。其时户部汉尚书、左右侍郎为杜立德、郝惟讷、朱之弼,籍隶宝坻、霸州、大兴,虽皆北人,而与冯铨、刘正宗辈大异其趣。杜立德治狱平恕,辛酉科场案,南士多赖其保全;郝惟讷持大体,论事务求平允;朱之弼内行修笃,凡所献替,皆主于爱民。度支三长官皆不以朱国治的苛扰为然,准备驳斥,哪知吴中在朝的大老都已"认罪",户部再议宽免,岂非"倒行逆施"?孟心史说他曾见过当时江流的一通函札,称金之俊为"三吴大罪人"!稽诸史实,金之俊当时确为三吴所共弃。 略晓明清之际史事者,都知道有"十从十不从"之说,或谓之为"十不降"。就现代的观点来看,金之俊所献之策,确为"统战"的高招,譬如衣冠之制,男子必须薙发留辫,不得如明朝之戴网巾;而女子不必如旗下之天足、着旗袍。男子生则如清朝之制,死则可用明朝衣饰入殓,终清皆然。此即所谓"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在男性中心社会中,女可"不从"并不表示赋予女性以反抗的自由;"死不从"则是骗人的话,但确实发生了骗的作用。世有如鲁迅之所谓"阿Q"者,金之俊可说是代表人物。 金之俊其时将近七十,在此以前,一直告病,而终始蒙优诏慰留。至康熙元年秋,亦即王惟夏旅途中愁不成寐时,金之俊以内不自安,终于以原官致仕。而时人诗文中,绝不提此人,殆与三吴名流不通吊问。如此衣锦还乡,不还也罢。金之俊的乡居生活,不但寂寞,而且颇受骚扰,经常有人在他家大门上贴"大字报"骂他。金之俊不堪其扰,诉之于江南江西总督郎廷佐。郎自"江上之役"转危为安后,一直坐镇两江,为督抚中的第一流,结果受了金之俊的累。蒋氏《东华录》康熙八年正月第一条记载: 书正月丁未:先是大学士金之俊予告在籍,获有诋毁伊之匿名帖,呈送江南江西总督郎廷佐;后又获施君礼所投首词,称前项谤帖乃施商雨等所作,亦行呈送郎廷佐,即行提人犯究审,随以谤帖首词始末入告。得旨:"匿名乃奸恶之徒,造写陷害平人,如见其投掷,拿获理应照律从重治罪。今施君礼称,为施商雨所作,乃不自行持首,将帖掷于金之俊门首,事属可疑。若因此匿名帖察拿究问,则必致株连无辜;且律载:收审匿名帖者,将审问之人治罪。于商雨等俱不必察拿究问。金之俊系大臣,将匿名帖送总督究审;郎廷佐系总督,将匿名帖收受察拿,生事不合。着议处!"至是,吏部以金之俊、郎廷佐并应罚俸议上,得旨:金之俊着革去宫保衔;郎廷佐于病痊起用日,降四级调用。 越一年,金之俊下世,年七十八,谥文通。清朝文臣谥文通者只两人,皆为贰臣,即金之俊与王永吉。金、王人品差不多,但金之俊身后寂寞异常,当时江南名流诗文,无有及此人者,因此,后世《疑年录》之类的参考书多无金之俊之名,如笔者案头中华版《古今人名辞典》及商务版姜亮夫辑《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即是。尤可怪者,姜亮夫于其书序例中言,曾得吴江金松客之助;金既为吴江人,则纵非金之俊族裔,亦必无不知金之俊之理,知而不录,则为有意摒弃,殆亦"我到君前愧姓秦"之意? 于此可见,人之传名,流芳固难,遗臭亦不易。忝持野史之笔,岂可不为读者一索其真相?邓文如《清诗纪事初编》谓金之俊有《金文通公集》二十卷,顺治中先刻《外集》,续刻《息斋集》,身后都为此集,而尽削前明所作;又谓其"本不能文,而自命欧、曾","诗则仅具腔拍而已"。其才如此,其品则邓书别有征引: 苏瀜《惕斋见闻录》称之俊归吴,营太傅第,后街曰"后乐",前巷曰"承恩"。吴人夜榜其门曰:"后乐街前长乐老;承恩坊里负恩人。"又曰:"仕明仕闯仕清,三朝'之俊'杰;纵子纵孙纵仆,一代'岂凡'人。"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亡八;孝弟忠信礼义廉无耻。"妻颇贤,别居不受新诰,曰"我自有诰封"。侄某尝责之俊监斩二王。本传称之俊卒前一年,以送究匿名帖事削太傅衔。是乡评物论,皆不与之。 上引之文,标点为笔者所加。第一联则金之俊以范仲淹自命,而吴人以冯道相拟。第二联嵌金之名字,之俊字岂凡。第三联疑原作录叙有误,应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礼义廉",上联隐"忘八",下联隐"无耻"。 至所谓"监斩两王",一为明太子慈烺,《东华录》载: 顺治元年十二月辛巳(十五日),有刘姓者,自称明崇祯太子,内监杨玉为易服,送至故明周后父周奎家。时崇祯帝公主亦在奎所,相见掩面泣。奎跪献酒食。既而疑其伪,具奏以闻。随令内院传故明贵妃袁氏及东宫官属、内监等辨识,皆不识。问以宫中旧事,亦不能对。袁氏等皆以为伪,唯花园内监常进节、指挥李时荫等执以为真。吏部侍郎沈惟炳、御史赵开心、给事中朱徽等各言事关重大,宜加详慎。因下法司复勘,得假冒状。杨玉、李时荫等十五人皆弃市。以开心奏中有"太子若存,明朝之幸"一语,亦论死,因系言官,免罪,罚俸三个月。仍令内院传谕内外,有以真太子来告者,太子必加恩养,其来告之人亦给优赏。 按:周奎叔侄所献者,实为真太子,孟心史考证此案极确。清朝自以为得天下极正,应吴三桂之请入关,逐李自成,乃为明朝复仇。既然如此,则有明朝太子出现,纵不能拱手让还天下,亦当恩养,所以非指为伪,不能诛戮。后四十年,康熙获崇祯皇四子永王慈灿,亦如法炮制,指真为伪,以成其杀。至于另一王,则为李自成自山西俘来的晋王。 金之俊在明朝官至兵部右侍郎,降清后"仍原官",至顺治二年六月调为吏右。监斩向归刑部右侍郎,而其时刑部两汉侍郎为孟乔芳、金和玉,不知何以由金之俊监斩?如系临时指派的差使,则非己之职,本可疏辞;倘为自告奋勇,那就更不可恕了!宜乎为其侄所责。 *** 顷得读者陈君来书,询以对郑成功如何再评价,以及顾亭林及钱牧斋对"江上之役"的看法,嘱为一谈,敢不如命。按:"江上之役"为延明祚的唯一良机,无奈郑成功将略甚疏,以致一夕生变,竟成"异闻"。两年以后,世祖新丧,此又一良机,而郑成功必欲取台,张苍水固谏不听。半年以后,新朝脚步已稳,于是发生一连串的悲剧: 一、清朝用郑成功叛将黄梧之议,一方面五省迁界,坚壁清野,为暂守之计;一方面杀郑芝龙,表示与郑成功决绝,亦即表示已不以郑成功为患。 二、由于东南无忧,乃得集中全力解决永历。吴三桂亦不复有所瞻顾,以重金购缅人为内应,于是年十二月初,俘获永历。是则杀永历者,虽由吴三桂直接下手,等于郑成功间接促成。 三、郑经本为逆子,当顺治十八年夏秋间,郑成功与荷人僵持时,已有"子弄父兵"的谣传;及至康熙元年,乃有通乳媪生子的丑闻。而"父死、君亡、子乱"之外,复有"将拒"的情事,而此皆由郑成功自取。民国十六年顾颉刚在杭州得一旧钞本,为崇祯十三年进士、鄞县林时对所撰的《荷锸丛谈》,叙郑成功死状云:"子经,乳名锦舍,拥兵与父抗,成功骤发癫狂。癸卯(高阳按:应为壬寅)五月,咬尽手指死。"此必郑成功命黄昱至厦门,监杀郑经及其母董氏,郑经拥兵相抗,予郑成功极深的刺激而发癫狂。所谓"将拒",殆指部将不奉己命,而为其子所用。 因此,郑成功的再评价,固绝不能抹杀其开台之功,但论"反清复明"的志节,则颇有疑问。至其将略之疏,只看黄梧、施琅不能为其所用,张苍水、甘辉之言亦不见听,可知其余。 至于顾亭林、钱牧斋对"江上之役"的看法,不妨并叙。兹先谈钱牧斋的《投笔集》,前后"秋兴"一百零八首,首八律题作"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下注:"乙亥七月初一日,正郑成功初下京口、张苍水直逼金陵之际。" 兹录其第一首及第八首如下: 龙虎新军旧羽林,八公草木气森森。 楼船荡日三江涌,石马嘶风九域阴。 扫穴金陵还地肺,埋胡紫塞慰天心。 长干女唱平辽曲,万户秋声息捣湛。(其一) 金刀复汉事逶迤,黄鹄俄传反复陂。 武库再归三尺剑,孝陵重长万年枝。 天轮只傍丹心转,日驾全凭只手移。 孝子忠臣看异代,杜陵诗史汗青垂。(其八) 第八首自注:"少陵诗:周宣汉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异代看。"以结句言,固以少陵自命,如郑成功果然成功,则中兴鼓吹,尚有无数气象堂皇的佳作。无奈"后秋兴八首"便是一片惋叹之词了。 这"八首"题下小注:"八月初二日闻警作。"按:清军于七月廿三日由梁化凤出仪凤、钟阜两门,洞穿民居为通路,以轻骑袭郑军前营,郑成功仓皇撤退,"质明,军灶未就,虏倾城出战,军无斗志,竟大败"。距得镇江,适为匝月;三、四日间即已扬帆而去。张苍水于七月廿九日得报,而常熟于八月初二闻警。诗云: 王师横海阵如林,士马奔驰甲仗森。 戒备偶然疏壁下,偏师何竟溃城阴? 凭将按剑申军令,更插刀儆士心。 野老更阑愁不寐,误听刁斗作秋砧。(其一) 羽檄横飞建旆斜,便应一战决戎华。 弋船迅比追风骠,戎垒高于贯月槎。 编户争传归汉籍,死声早已入胡笳。 江天夜报南沙火,簇簇银灯满盏花。(其二) 龙河汉帜散沉晖,万岁楼边候火微。 卷地楼船横海去,射天鸣镝夹江飞。 挥戈不分旄头在,反旆其如马首违。 啮指奔逃看靺褐,重收魂魄饱甘肥。(其三) "刀"即靴刀,谓大将临阵,插刀于靴,败则自杀,期免被俘受辱。第一首谓郑成功有不胜则死的决心,而戒备偶疏,偏师竟溃,恕词之中,有责备之意。 第二首两联,盛道军力之强,旁观者皆以为必胜无疑,岂意倏忽之间,汉帜竟共沉晖俱散! 第三首写郑成功之败,颇为含蓄。"龙河"即"护龙河",在上元县西,首句言金陵兵溃;京口有"万岁楼",故次句指镇江不守,但"候火虽微,可以燎野",希望未绝;三句谓郑军入海;四句写清军反攻,"鸣镝"者匈奴冒顿所创,"射天"七字,刻画清军气锐,精警异常。五句"分"读仄声,作名分之分字解;"旄头"即二十八星中的昴,为胡星。"挥戈不分旄头在",谓虽用武,不料胡星不灭;六句言将士不用命;七、八写清军因祸得福。 四、五两首,可答读者之问。第四首是: 由来国手算全棋,数子抛残未足悲。 小挫我当严警候,骤骄彼是灭亡时。 中心莫为斜飞动,坚壁休论后起迟。 换步移形须着眼,棋于误后转堪思。 此首纯为慰勉郑成功,语气吻合师徒关系。慰以卷土重来,犹未为晚;勉以记取教训稳扎稳打。起句以棋局为喻,结句仍归之于论棋。"着眼"即所谓"做眼",既得之地,先须求活,再求进展。当时如能先取崇明,确保归路不断,则镇江可守,事当别论,此即"棋于误后转堪思"之意。第五首云: 两戒关河万里山,京江天堑屹中间。 金陵要定南朝鼎,铁瓮须争北顾关。 应以缕丸临峻坂,肯将传舍抵孱颜? 荷锄父老双含泪,愁见横江虎旅班。 八首之中以此一首透露最多。全诗分两解,前解论战略,后解论战术。唐贞观中,李淳风撰《法象志》,以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两戒",大致以黄河为中线,北为"北戒",限戎狄;南为"南戒",限蛮夷。"两戒关河万里山"下接"京江天堑屹中间",可知着眼于南戒的长江,而尤重京江。"北顾"即北固;"铁瓮"为润州的别称,润州即镇江。三、四言能守北固、保润州,则长江天堑,北军何由而渡,南朝可以定鼎金陵。当时恢复的计划是打算与清军划江而治,为由顾亭林所指导而订定的大计。《亭林诗集》中,数数言及,早在弘光即位时,《感事》四律中,即有"自昔南朝地,常称北府雄"之句,萌始创建另一个东晋的构想。至顺治五年,此一构想成熟,有诗为证: 异时京口国东门,地接留都左辅尊。 囊括苏松储陆海,襟提闽浙壮屏藩。 漕穿水道秦隋迹,垒压江干晋宋屯。 一上金山览形胜,南方亦是小中原。 这首七律的题目,就叫"京口"。京口在南京之东,"异时京口国东门",即以"金陵要定南朝鼎"之故。又顺治六年《春半》诗:"晚世得先主,只作三分事,干戈方日寻,天时自当至。"亦为欲图偏安之一证。而亭林则以武侯自命,如顺治七年春,《重至京口》: 云阳至京口,水似已川萦。 逶迤见北山,乃是润州城。 城北江南旧军垒,当年戍卒曾屯此。 西上青天是帝京,天边泪作长江水。 江水绕城回,山云傍驿开。 遥看白羽扇,知是顾生来。 此外,诗中仰慕诸葛,而思步武之句,不一而足。至于浙东义师,数至金焦,则不独为顾亭林力赞之谋,且亦曾实际参加行动,悼亡诗"北府曾缝战士衣,酒浆宾从各无违",可知顾家曾为海上义师的"粮台"。顺治十一年春,张名振、张苍水大举入长江,在金山遥祭孝陵,其后以"上游师未至",无功而返。顾亭林有《金山》长歌一首,为研究他的战略思想最重要的根据。诗云: 东风吹江水,一夕向西流。 金山忽动摇,塔铃语不休。 水军一十万,虎啸临润州。 巨舰作大营,飞舻为前茅。 黄旗亘长江,战鼓出中洲。 举火蒜山旁,鸣角东龙湫。 故侯褒鄂姿,手运丈八矛。 登高瞩山陵,赋诗令人愁。 沉吟横槊余,天际旌旆浮。 忽闻黄屋来,先声动燕幽。 阖庐用伍胥,鄢郢不足收。 祖生奋击楫,肯效南冠囚! 愿言告同志,努力莫淹留。 此诗至"赋诗令人愁"止,全为写实。"塔铃"典出《晋书·佛图澄传》,佛图澄是印度人,但非和尚,而为道士,神通广大,据说塔铃作声,乃是胡语,预言军事吉凶,而只有佛图澄能通其语,石勒常倚之以明胜败。"金山忽动摇,塔铃语不休",见得情势严重,领起"水军一十万",弥见声威之壮。"蒜山"连接北固,相传武侯与周瑜曾于此谋拒曹操,故一名算山;"龙湫"则在东面的九灵山中。此言水军一到,东西有义师响应。 "故侯"指定西侯张名振;"赋诗令人愁"下接"沉吟横槊余",则知仍用曹孟德横槊赋诗之典,所谓"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以期约之师不至,进退失据,故尔生愁。 此下则为顾亭林对此役的检讨及谋划,"天际旌旆浮,忽闻黄屋来,先声动燕幽"三句,为模拟之词。"黄屋"即"黄幄",天子的行帐,意谓此时若能奉永历或监国的鲁王亲临前线,则将震动北朝;而金陵一下,初步可望为东晋偏安之局。 "伍胥"指郑成功。其时郑芝龙已为清朝掌握;成功生母称为"翁氏"者,则于清军初入闽南时,因恐被俘受辱而自杀。在顾亭林看,郑成功于清朝,有囚父死母之仇,故拟之为伍子胥。"鄢郢不足收"亦非漫征伍员助吴平楚之典;"鄢郢"即荆州一带,居长江上游,东晋之能站住脚,由于荆州未失;当时的计划,南朝定鼎,首须经营上游,此可从施琅的议论中获知端倪。 据李光地记述,曾与施琅谈"江上之役",施琅的看法,即应以优势水军上掠荆襄,确保下游。至于"应以缕丸临峻坂,肯将传舍抵孱颜"是论战术,亦正切中郑成功之病。兵贵神速,应如丸之走坂,乘势急下。郑成功得镇江后,若由陆路直趋金陵一百七八十里路,至多四日可达,先声夺人,足令守军胆寒;岂意仍循水道,逆流上行,走了十天才到,此真是"肯将传舍抵孱颜"了。 "孱颜"即巉岩,山高峻不齐貌。东坡诗:"我行无迟速,摄衣步孱颜。"从容游山,可行则行,当止则宿于传舍,行军岂可如此?故以"肯将"设为疑问的语气。结尾两句"荷锄父老双含泪,愁见横江虎旅班","荷锄"二字有两义:郑师遁走在七月下旬,炎威未杀,而父老犹荷锄田间,可知江南民生疾苦,此为一义;荷锄犹揭竿,父老荷锄,准备起义响应,不意"虎旅"已"班",其悲可知,此为又一义。衡情度理,以后一义为是。 《后秋兴之十》八首,为世祖崩后所作,题下自注:"辛丑二月初四日,夜宴述古堂,酒罢而作。"按:其时哀诏已到江南,国有大丧,罢宴止乐,而钱毫不理会,且特作此注,幸灾乐祸之心,溢于言表,因此乾隆于贰臣之中,对钱谦益格外痛恨,曾有题牧斋《有学集》诗云:"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哪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为孟八郎。"以此诗笔题《有学集》倒确是为钱牧斋的诗文增光了。 此八首诗极有意味,后四首尤妙。其第五首云: 云台高筑点苍山,异姓勋名李郭间。 整束交南新象马,恢张辽左旧河关。 蓬蒿茇舍趋行在,布帛衣冠仰帝颜。 郑璧许田须努力,莫令他日后周班。 此诗深可推敲。就表面看,为鼓励西南永历朝将帅乘机而起,努力恢复;但暗中有劝吴三桂举义之意。吴三桂于三吴自有渊源,钱牧斋欲致意于吴三桂,有两条途径:一是经由柳如是、陈圆圆转达;二是经由吴三桂的女婿王永宁媒介。按:苏州拙政园,入清后为陈之遴所有,陈之遴败,吴三桂购此园以赠其婿王永宁,正为此时之事。 "茇"读为沛;"茇舍",即行军郊野,借长林丰草露宿之意,《周礼》郑注所谓"军有草止之法",即指此。"蓬蒿茇舍趋行在",似为劝吴三桂潜行朝帝;末两句绾合《左传》"郑伯请释泰山之祀,以祀周公"、"以璧假许田为周公祊",及"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两故事,大致是敦促西南方面应如郑伯之拥戴周室,努力使"朱三太子"正位,否则一旦恢复,论功行赏,爵位就会落在后面。鲁指鲁王;鲁王既然监国,又近在东南,则一旦"定鼎南朝",自必主政而握赏罚之权,犹《左传》中所谓"使鲁次之"。语意双关而幽深,一代文宗,询为不愧。 第六首云: 辫发胡姬学裹头,朝歌夜猎不知秋。 可怜青冢孤魂恨,也是幽兰一烬愁。 衔尾北来真似鼠,梳翎东去不如鸥。 而今好击中流楫,已有先声达豫州。 首两句言世祖好游猎,而妃嫔相从。颔联上句正指董小宛;下句"幽兰",据钱遵王注,引宇文懋昭《大金国志》:"义宗传位丞麟之后,即闭阁自缢,遗言奉御绛山,使焚之。其自缢之处曰'幽兰轩',火方炽……绛山留,掇其余烬,以敝裘瘗于汝水之旁。"按:金义宗即金哀宗;蒙古兵入汴京,哀宗走蔡州,河南汝宁府,以府治为行宫,筑轩其中,即幽兰轩,亦称幽兰客。拟世祖为金哀宗,其事不侔,聊且快意而已。但"幽兰"与"青冢"相对,别有意趣;此言小宛虽埋恨地下,但亦不免为世祖之崩而伤心。 项联上句用《新唐书·李密传》"密将败,屯营,群鼠相衔尾,西北度洛"的典故;下句不典,东坡诗"病鹤不梳翎",易"鹤"为"鸥",纯为迁就原韵之故。"东去"谓清军败逃出关,然而此亦不过钱牧斋意中的"先声"而已。 第七首云: 旄头摧灭岂人功?太白新占应月中。 扫荡沉灰元夕火,吹残朔气早春风。 揭空铙鼓催花白,搅海鱼龙避酒红。 从此撑犁辞别号,也应飞盏贺天翁。 "旄头"之解已见前,言世祖之崩由于"天诛"。次句典出《酉阳杂俎》:"禄山反,李白制《胡无人》,言太白入月敌可催,及禄山反,太白蚀月。"顺治十八年三月十五月食,此在前一年颁朔时即已推知,因用作世祖将死的占验。颔联上下句皆言世祖崩于元宵之夜、立春之后(按:是年阴历正月初七,为阳历二月五日,正当立春)。 项联上句,"铙鼓"本为军鼓之一,此处借用击鼓催花之鼓;"揭"训举,"揭空"谓高举,高举铙鼓催发之花,非红而白,乃描写服丧。按:此八首中第二首结句"而今建女无颜色,夺尽燕支插柰花",兼用乐府《匈奴歌》:"失我燕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及《晋书·成慕杜后传》:"三吴女子相与簪白花,望之如素柰,传言天公织女死,为之着服,至是后崩。"两典。"建女"为建州女子之简称,言世祖之崩正为收复失土的良机。此首中的"催花白",重申其意。 "搅海"句,钱遵王原注引用佛典,极其晦涩难解,总缘迁就韵脚,勉强成对,无甚意义。结句典出《汉书·匈奴传》:"单于姓挛鞮氏,故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此言无端加天以"撑犁"的别号,殊嫌亵慢;今隐射世祖的"撑犁孤涂单于"既死,则"撑犁"的别号亦同归于消灭,岂不可贺?"天翁"即天公,韵脚所限,不得不用"翁"字。 第八首云: 营巢抱茧叹逶迤,凭仗春风到射陂。 日吉早时论北伐,月明今夕稳南枝。 鞍因足弱攀缘上,檄为头风指顾移。 传语故人开口笑,莫因晼晚叹西垂。 按:前七首皆写世祖之崩,从各种角度看此事,既须凑足七首,又为韵脚束缚,征典将穷,不免竭蹶,故有"搅海鱼龙避酒红"这种入于魔道的涩怪之句;结尾"从此"云云,匪夷所思,已同打油,实由无可奈何,强凑成篇。至于末首,则为起承转合之一结,理应一抒怀抱,一句一义,从容工稳,自是佳作。 首句言频年经营恢复之事。次句谓光复有望,小民生计将苏,"射陂"即射阳湖,跨扬州、淮安两府,《汉书》广陵厉王胥得罪,其相胜之,奏夺王射陂草田,以济贫民。三句勉励郑成功及早北伐,于此可知,郑成功入台,非江南遗老所望。四句仍用曹孟德临江赋诗典,非复"绕树三匝,无枝可栖",意谓此番北伐,必能在江南建立据点。 后半首自抒怀抱,五、六言"老骥伏枥,雄心未已",上马杀贼,力不从心;但安坐草檄,则不让陈琳,指顾可就。"传语故人"泛指志在恢复之遗老;末句足见信心,不止于事有可为的慰藉之词。 但一年以后就不同了。《后秋兴》之十二,题下自注:"壬寅三月二十三日以后,大临无时,啜泣而作。"此为获知永历被俘以后所作。第一首云: 滂沱老泪洒空林,谁和沧浪诉郁森? 总关沉灰论早晚,空于墨穴算晴阴。 皇天哪有重开眼,上帝初无悔乱心。 何限朔南新旧鬼,九嶷山下哭霜砧。 此为穷极呼天之语,但第六首依然寄望于郑成功,诗云: 枕戈坐甲荷元功,一柱孤擎溟渤中。 整旅鱼龙森束伍,誓师鹅鹳肃呼风。 三军缟素天容白,万骑朱殷海气红。 莫笑长江空半壁,苇间还有刺船翁。 末句"苇间",钱遵王原注引《庄子·渔父篇》:"延缘苇间,刺船而去。"非是,实用《越绝书·越绝荆平王内传》所叙的故事,伍子胥奔吴,至江上得渔者而渡:"子胥食已而去,顾谓渔者曰:'掩尔壶浆,无令之露。'渔者曰:'诺。'子胥行,即覆船挟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无泄也。"牧斋以子胥期望郑成功,而以渔者自况,意谓郑成功若能复楚,则己当舍身相助,以成其志。但郑成功是辜负他的老师了。 最后八首作于康熙二年癸卯夏天,题下自注云:"自壬寅七月至癸卯五月,讹言繁兴,泣血感恸而作,犹冀其言之或诬也。"所谓"讹言"即永历为吴三桂所弑,新朝君臣既讳此事,兼又道远,所以钱牧斋还存着万一之想,"冀其言之或诬"。 其第四首为郑成功而作,诗云: 自古英雄耻败棋,靴刀引决更何悲? 君臣鳌背仍同国,生死龙胡肯后时。 事去终嗟浮海误,身亡犹叹渡河迟。 关张无命今犹昔,筹笔空烦异代思! 首联言郑成功之死,啮指而亡,无异自尽,故谓"靴刀引决"。颔联据钱遵王注:"陶九成《草莽私乘》:方凤挽陆君实诗:'祚微方拥幼,势极尚扶颠,鳌背舟中国,龙胡水底天。巩存周已晚,蜀尽汉无年,独有丹心皎,长依海日悬。'"按:陆君实即陆秀夫;此言永历与郑成功先后皆亡。项联"事去终嗟浮海误",此无定论,足征张苍水卓识。以下用宗泽及关张典,未免溢美。 《后秋兴》另有八首,为柳如是劳军定西侯张名振所部而作: 负戴相携守故林,翻经问织意萧森。 疏疏竹叶晴窗雨,落落梧桐小院阴。 白露园林中夜泪,青灯梵呗六时心。 怜君应是齐梁女,乐府偏能赋藁砧。(其一) 丹黄狼藉鬓丝斜,廿载间关历岁华。 取次铁围同穴道,几曾银浦共仙槎。 吹残别鹤三声角,迸散栖乌半夜笳。 错记穷秋是春尽,漫天离恨搅杨花。(其二) 北斗垣墙暗赤晖,谁占朱鸟一星微? 破除服珥装罗汉,灭损齑盐饷佽飞。 娘子绣旗营垒倒,将军铁矟鼓音违。 须眉男子皆臣子,秦越何人视瘠肥。(其三) 闺阁心悬海宇棋,每于方罫系欢悲。 乍传南国长驰日,正是西窗对局时。 漏点稀忧兵势老,灯花落笑子声迟。 还期共覆金山谱,桴鼓亲提慰我思。(其四) 水击风抟山外山,前期语尽一杯间。 五更噩梦飞金镜,千叠愁心锁玉关。 人以苍蝇污白璧,天将市虎试朱颜。 衣朱曳绮留都女,羞杀当年翟茀班。(其五) 归心共折大刀头,别泪阑干誓九秋。 皮骨久判犹贳死,容颜减尽但余愁。 摩天肯悔双黄鹄,贴水翻输两白鸥。 更有闲情搅肠肚,为余轮指算神州。(其六) 此行期奏济河功,架海梯山抵掌中。 自许挥戈回晚日,相将把酒贺春风。 墙头梅蕊疏窗白,瓮面葡萄玉盏红。 一割忍忘归隐约,少阳原是钓鱼翁。(其七) 临分执手语逶迤,白水旌心视此陂。 一别正思红豆子,双栖终向碧梧枝。 盘周四角言难罄,局定中心誓不移。 趣觐两宫应慰劳,纱灯影里泪先垂。(其八) 柳如是曾赴定海犒劳定西侯张名振所部义师,顺便渡莲花洋进香普陀,为罗汉装金,此八首七律为牧斋送别之作。张名振殁后,义师为张苍水所接统,无论士气、训练,皆较郑成功所部为优,所惜军实不足。郑成功倘真为英雄,倾心与张苍水合作,则与清朝划江,乃至划河而治,绝非不可能之事。无奈郑成功为"竖子";自思明入海,其人即不足为重,而张苍水虽僻处孤岛,二、三门弟子以外,只养了两头小猿,充瞭望警报之任,但一身系朱明的存亡,故以张苍水之死为明亡之年,其时为康熙三年甲辰。我谈康熙,亦即由这年开始。 后 记 《清朝的皇帝》谈到德宗、慈禧先后崩逝,即告结束,未谈宣统的原因是:第一,宣统三年之中,溥仪本人无可谈。谈他是另一话题。详近略远,史家通则,拙作虽是闲谈,亦期不悖史例,但那一来,就会大谈民初人物,甚至还要谈日本人与英国人(庄士敦),跑野马会跑得漫无边际,不如就此打住。其次,清朝至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政变,庆王、袁世凯与端方等相勾结,排去瞿鸿禨、岑春煊时,爱新觉罗皇朝可说已不可救药。宣统三年不过此一皇朝的"弥留"状态,无可谈,亦不必谈了。 谈完了事实,少不得还要发点议论,犹如纪传以后的论赞。兹请先一论清朝亡国的原因,也就是解释何以丁未政变可以看出清朝已无可救药。 这就要先谈一谈我自己摸索出来的研究历史的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是,历史的重心在民生,亦就是历史的重心在经济;而经济的重心在交通,这交通是广义的,包括水利在内。凡有舟楫之利,易求灌溉之益,苟获驰驿之便,何难平准之济?任何时代的交通水利都能充分反映经济情况,同时亦可看出军事态势的强弱、社会风俗的变迁。 另一个关键是,了解政治上的中心势力,看支配政治的是知识分子、贵族、外戚、宦官,还是藩镇。大致知识分子掌权,常为升平盛世;藩镇跋扈,则每成割据的局面,地方有幸有不幸;贵族干政,应视所结合的势力为何,结合知识分子,便有清明之象,结合外戚或宦官,必致宫廷多故;最坏的是以阉人而操国柄,为苍生之大不幸。 以清朝而言,创业时期自太祖至世祖,大致皆为贵族结合知识分子操持国事。至康熙朝则充分尊重知识分子,且无中外满汉之畛域,故能成其媲美文景之治。雍正、乾隆、嘉庆亦然,但以在上者好尚、能力之不同,因而知识分子所能发生的作用亦有差异。 有清国势之衰,肇端于乾隆末年,渐显于嘉庆中期,而大著于道光一朝。嘉庆仁厚有余,才智不足,以致雍乾两朝久受抑制的贵族渐有干政的倾向。此种倾向至道光朝益见明显,而致命伤则以宣宗资质愚下,近似崇祯,乃发生假知识分子与才足以济其恶的小人相结,排斥正统知识分子的现象。 所谓假知识分子即假道学,此辈历朝皆有,但康熙则敬远之,雍正则驱使之,乾隆则狎侮之,至嘉庆朝虽渐见尊重,而不若道光之信任曹振镛至其人既殁而犹不悟。但道光一朝,真正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虽不甚得意,犹幸假知识分子只能"衡文唯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而不能限制"淹博才华之士"著书讲学,于是至咸丰一朝,人才蔚起。而自文宗以下,政治上对立的派系,不论恭王还是肃顺,皆知重用知识分子,故能戡平大乱,成短暂的同光中兴之治。 至光绪甲申,恭王以次全班出枢,朝局陡变,此后的政治情势渐趋复杂。就整个爱新觉罗而言,光绪甲申以前,支配政治者,不外八旗及知识分子两大中心势力的排宕结合,以知识分子为主,结合八旗势力,为最理想的政治形态;其次以八旗为主,而知识分子尚有相当发言地位,即如道光末年之危,亦尚能挽救。 及至光绪甲申,政治领导阶层的架构,逐渐发生了基本上的变化,此即八旗势力转化为贵族、外戚两种势力。假知识分子,亦即徐桐、崇绮一派,昧于外势,实际上可说无知无识的顽固守旧派,为慈禧所扶植,以钳制真正知识分子;而李鸿章渐有藩镇模样;李莲英勾结内务府揽权,则宦寺介入政事。 此种种恶势力集结于一女主之下,国事遂不可问。犹幸真正知识分子尚能柄政,故虽国脉如丝,尚存一线之望。迨瞿鸿禨罢归,一线之望亦已斩绝,当时的政治领导阶层的架构是: 一、外戚:军机大臣醇王载澧,度支部尚书载泽(此两人虽为贵族,但以外戚身份始得进用。载澧为慈禧姨表侄;载泽为慈禧内侄婿,亦即德宗的连襟)。 二、贵族:外务部总理大臣庆王奕劻,民政部尚书善耆,农工商部尚书溥庭。 三、藩镇:军机大臣袁世凯。 四、宦寺: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世续(内务府大臣应视之为宦寺系统)。 至于张之洞、鹿传霖之在军机,不过聊备一格而已,不能与瞿鸿禨相提并论。如瞿鸿禨仍旧在位,则奕劻必去,袁世凯不得入枢,载泽亦无掌度支的机会,爱新觉罗皇朝之亡,必不致如是之速。 张之洞是汉人知识分子中,效忠爱新觉罗皇朝最后一人。他亦早看出来清祚将移,而以亡国孤臣自命,曾赋诗云: 南人不相宋家传,自诩津桥警杜鹃。 辛苦李虞文陆辈,追随落日到虞渊。 此诗当作于庚子乱后,"南人不相"指翁同龢;次句用天津桥闻杜鹃故事,谓早知用翁同龢,天下将大乱。"李虞文陆"指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虞渊"乃日没之处。张之洞以李虞文陆自况,有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意;而"生为大清之臣,死作大清之鬼"的忠贞似乎亦情见乎词。但最后竟成了"自作多情";病亟时有《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诗云: 诚感人心心乃归,君臣末世自乖离。 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喻诗。 张秉铎作《张之洞评传》,引此传并加按语云: 宣统元年,监国将以洵贝勒办海军,涛贝勒管理军咨,时之洞已入军机,兼管学部,见监国如此,乃面诤曰:"此国家重政,应于通国督抚大员中,选知兵者任其事。洵、涛年幼无识,何可以机要为儿戏?"监国不听,之洞力争之,监国顿足色然曰:"无关汝事!"之洞感愤成疾,遂以不起,此诗即为是而作。 总而言之,清朝的皇帝,平均要比明朝的皇帝好得多。可惜雍乾两朝的许多史实已不可知,倘或辛勤搜求,细心爬梳,也许有少数皇帝,尚需重新评价。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