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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最后十八年4：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大结局）
作者：黄治军
内容简介
大清主动将改革推上了快车道，但改革最后无可避免地成为了朝廷权贵的党派斗争。 满清皇族与实权派袁世凯展开了对改革主导权的殊死争夺，学习西方的初衷不知不觉沦为了野心家的工具改革是共识，是晚清居首的利益蛋糕，更是派别政治的决斗场。 随着武昌城中的一声枪响，革命者喊着激动人 心的口号踏入权力中心，袁世凯、宋教仁和孙中山之间新一轮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又揭开了序幕 辛亥革命终结中国千年帝制，各方势力、各个利益集团的生死搏斗，也在晚清最后十八年同归于尽。
第一章 孙文上书李鸿章
孙文出世
大清同治五年，1866年11月，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农民孙达成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但孙达成充满着作为一个父亲特有的忧虑——他担心养不起这个孩子。 翠亨村位于珠江口西岸，江的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虎门——20多年前，林则徐曾在那里销烟，而从翠亨村往南走60里左右，就能从陆上走到澳门。这样的地理位置在如今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但是在当时，那叫山高皇帝远。 孙达成年轻时就来到澳门打工，做“澳漂”16年，学会了补鞋。可想而知，一个没多少文化的补鞋匠在澳门是买不起房子的，他注定只能成为城市的失败者和被遗弃者。孙达成最后两手空空地回到了翠亨村，一家人挤在一间低矮的泥砖屋里，田地早已经变卖，租种着地主家的薄田，其余的财产就是屋前的几棵荔枝树。除了干农活，孙达成还兼职在村里做补鞋匠和更夫。白天劳作，晚上还要打更，孙达成一年从年头忙到年尾，也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作为并没有带回多少钱的“返乡农民工”，孙达成在翠亨村里的地位是不高的，村里人人都可以欺负他。村中富户丢了东西，竟然首先怀疑是孙达成偷的；甚至连十来岁的小孩子也直呼孙达成的小名，不允许他从自己的家门口经过，生怕沾染孙达成的晦气。 当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孙达成给他取名为孙帝象，似乎寄希望于这个孩子将来大有作为。其实对于孙达成来说，情况不是这样的，他的希望只是这个孩子能够平安长大，不会因养不起而夭折。村里有一座北帝庙，每当贫穷人家有男婴出生，他们都希望孩子得到北帝的保佑，男婴的名字里也就大多带一个“帝”字，长大后的孙帝象可以对他邻居的小伙伴们说：“帝威、帝希，你们叫上帝景、帝福，去帝贺家玩儿……” 孙帝象5岁的时候，变化又来了。他的一哥一姐都已经长大成人，家里住不下了，17岁的哥哥孙眉不得不走当年孙达成的老路——外出打工。但这次孙眉并不是去澳门，而是去一个更遥远的地方。 在孙达成的年代，澳门被葡萄牙人占据，逐渐繁荣，工作的机会比较多，但一切随着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从建设香港的那一天开始，意味着澳门将逐步衰落。澳门不再是香山人外出谋生的第一目的地，他们需要出海到香港、南洋（东南亚）甚至远赴澳洲、美洲谋生，他们在世界各地被称为“华工”。1883年，著名香山籍买办郑观应在给李鸿章的文件中首次使用了“华侨”这一词，“华侨”这一词也就在大清国内渐渐流传开来了。 孙眉要去的地方是茫茫太平洋中靠近美国的岛国——夏威夷王国。在1898年被美国合并之前，它一直是个独立的国家，首府音译成中文为“火奴鲁鲁”，因为这里曾经盛产过檀香木，华侨们更习惯称它为檀香山。孙眉就跟随着华工大军在檀香山及周边岛屿劳作营生，努力挣钱寄回家。 四年后，9岁的孙帝象终于有钱去村塾读书，学习《千字文》《三字经》等大清指定教材，但孙帝象对这些并不是很感兴趣，他喜欢的是听村里的一个传奇老人讲故事。 在村里，有一个姓冯的老兵，曾经参加过当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夏天，冯老兵经常来到孙帝象家前的大荔枝树下乘凉，顺便讲讲当年太平军的故事。孙帝象很喜欢听这样的故事，特别崇拜洪秀全，多年以后他还以“洪秀全第二”而自居。孙帝象喜欢听反叛大军的故事，不只是由于课本的无聊，还来源于他的成长环境。 翠亨村和孙家已经很穷了，但还有比他们更穷的海盗来光顾，每当这时候，小小的孙帝象也不得不拿起简单的武器反抗。海盗被赶走，又来了横征暴敛的官吏，他们对孙家特别“照顾”。这是因为当年孙家变卖田地的时候，是私下交易的，没有去有关部门那里办手续缴税，当地官员默许了这种逃税行为，然后把这个作为把柄对孙家进行敲诈勒索。当地征税官每年都要来孙家敲诈一次，有时候拿走几文钱，有时候是抱走一只老母鸡，实在搜不出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连一把荔枝都要。 这样的环境让孙帝象养成了一种倔强而坚忍的性格，他的外号就叫“石头仔”。这其实并不奇怪，穷苦人家出来的孩子，底线往往是十分低的，这意味着生活大部分的苦难他们都能够独自承受，并且有自己的主意。而在这种性格之外，孙帝象身上还有一种不能被人轻易发现的性格：他的心思冷静而缜密，甚至可以说是机敏过人。多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将证明这一点。 孙眉在海外的情况却是越来越好。经过几年的打拼，他已经在茂宜岛买了上千亩的土地，种着庄稼，养着牛羊，被当地土著和华人称为“茂宜王”，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就是“土豪”。这位土豪大哥希望把弟弟也带出去，去檀香山读书，学习之余还可以帮他照看农场。 1879年，大清光绪五年，13岁的孙帝象终于走出了翠亨村，因为要出远门，他也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双新鞋子。此时我们其实不应该称他为孙帝象了，几年前第一次走进村塾读书时，根据惯例，他的老师给他起了一个学名，这是他在后来使用了一生的名字，也是一个即将闻名于世的名字——孙文。 孙文加入基督教过程
孙眉把孙文送入了岛上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与大清私塾不同的是，这里采用纯英语教学。三年后，孙文考入檀香山的一所高等学府继续学习，这是一所初中和高中的混合学校，学制六年，毕业后可以直接考取美国本土的大学。孙文的同班同学里包括夏威夷王子。而在89年后，一个10岁的小男孩也走进了这所学校的校门，他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不出意外的话，孙文将在六年后面临他人生中的“高考”，大学毕业后成为美国的蓝领或者白领。而这一切却不会到来了，因为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孙文能够接触的最新奇的东西并不是英语，而是当年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源头——基督教。孙文发现，洪秀全实在是个人才，他把在西方已经经过宗教改革的基督教，又硬生生地整回到中世纪政教合一的状态，但不论怎么说，基督教才是这里的“四书五经”，是每天都在被灌输的东西。孙文想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将来还要当传教士。 听完孙文的这个想法之后，孙眉目瞪口呆，良久才反应过来：看我打不死你！ 对于孙眉这一代人来说，他们出洋淘金，就是“不忘祖宗，努力赚钱”，将来带着一笔钱回家乡光宗耀祖。教徒们不认“天”，不拜祖宗和菩萨，那和自己养的那些牛羊还有什么区别？ 孙文不愧有“石头仔”的风格，他反击：即使打死我，我也要加入基督教！ 面对弟弟一时被“邪教”蛊惑，孙眉只好痛下决心，要把弟弟重新送回翠亨村去，好让他暂时和“邪教”脱离接触，哪怕是因此中断学业也在所不惜。 孙文离开时，孙眉还是没有放心，他特意交代弟弟：只要你好好痛改前非，我将来会把财产的一半留给你！ 1883年，出洋已经四年的孙文又不得不离开檀香山，回到翠亨村。此时的他已经17岁了，入教的决心是孙眉想象不到的。在离开时，他应该拿到了教会学校的推荐信，于是在路过香港的途中，孙文特意去拜会了香港教会的牧师，为正式入教迈出了第一步。 回到翠亨村，孙文自然就要宣传基督教教义，他还有一个跟班，是同村的陆皓东。陆皓东的父亲常年在上海经商，家里比较富有，对孙文带回来的这种“新潮思想”十分好奇和欣赏，便和孙文一起在村里发表高见，似乎要把大家都劝进基督教。 孙文从金钱的角度鼓动大家“反天子”：“你们出了税，他们（朝廷）应该每年做些事情给你们看的，无论是建造学校、桥梁还是马路。但是你们所出的钱哪里去了？到天子那里去了，天子又替你们在这翠亨村里干了什么事呢？” 是的，也许在孙文眼里，有一片土地在流泪，这片土地就是他的家乡。他从贫穷卑贱的土地上走出，进入外面的世界，接触到西方思想和基督教教义，已经实现了不同凡响的转变，现在他想把这种改变带回给乡亲们。然而，除了陆皓东，村民都认为他是“疯子”。 孙文和陆皓东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去打破菩萨的权威。他们闯进北帝庙，把北帝的一只胳膊给拧了下来，还顺便把旁边金华夫人的手指给切断了。 这下可闯了大祸了，见到菩萨被打成残废，村民只有一个想法——把这两个不肖子孙也打成残废！翠亨村里的男女老少鸣锣聚集，向孙文和陆皓东围攻。孙、陆两人不得不赶紧脚下开溜，一口气跑到了香港。 在香港教会，孙文正式接受了牧师的洗礼，成为教徒，取教名为日新。大概是“日新”在粤语中发音为“逸仙”，后又改教名为逸仙。孙逸仙也将成为他另外一个闻名于世的名字，在西方的基督教国家档案中，一般都称他为孙逸仙。而陆皓东由于刚接触基督教不久，先被香港教会记名，成为“预备教徒”，然后转道上海去投奔他老爸，后进入上海电报学堂学习。 只有孙文无处可去，他只好暂时滞留香港，以教会为家。 在檀香山的孙眉通过家信知道了这一切，他十分愤怒，十分伤心，孙眉认为孙文在这条“邪路”上已经很难回头了。根据过来人的经验，他认为孙文结了婚也许就会安定了，于是他再一次寄钱回家，这次是要包办孙文的婚姻！ 1884年，通过媒人介绍，18岁的孙文与本县商人的女儿卢慕贞结婚。但事情又一次出乎孙眉的意料，孙文婚是结了，可是仍然没有多少安定的迹象。孙眉只好再次把孙文叫到檀香山，当面告诉他：只要你放弃入教，从今以后断绝与教会的一切关系，以前我说过的留一半家产给你的话还有效，否则我不仅要收回来，而且从今以后也不再给你寄钱了！ 孙文已经成年成家，按理说应该独自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哥哥给他寄钱，他之前倒没觉得不好意思，现在孙眉这样一说，孙文也火了，他当即表示宁愿不要那份家产，也不能改变自己的想法！ 孙眉一气之下，把孙文大骂一顿，赶出家去，兄弟俩就此决裂。 身无分文的孙文流落在檀香山的街头，教友们为他凑了一点回香港的路费。而在孙文离开之前，气已经消了一大半的孙眉又一次赶到了他面前，最后一次劝说孙文，孙文依然拒绝。 这是孙文人生中的第一次反抗，对象就是他的哥哥孙眉，或者说是他哥哥背后那份可以预见的“安定”。不过这样的事情在大清的家庭中其实并不少见，很多的孩子，源于他们自己对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的判断，最后都是坚定地走了自己的道路，比如那个比孙文大了七岁的袁世凯。 在孙文的坚持面前，孙眉妥协了。这个弟弟纵使有万般不对，孙眉也不可能真的丢下他不管，而且孙眉很是怀疑，离开了自己的资助，孙文还能依靠什么？孙眉思来想去之后还是认为，孙文应该继续读书，完成学业，在英文学校学上一门手艺，将来作为谋生的技能。 于是，1887年，经过多次转学、在香港攻读完英语高中课程的21岁的孙文，考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西医。 这是一所私立学校，并没有取得港英政府的执照，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所“野鸡大学”。而这一切的原因，恰恰是因为这所学校采用纯英语教学。 大家知道，西医起源于拉丁文（相当于英语中的“文言文”），当时纯正的西医是要用拉丁文教学的，就连西医开处方也是用拉丁文。西医书院有教会背景，创立的目的是在华人中推广西医，招收对象是华人子弟。对于华人子弟来说，能用英语学习就已经很不错了，更别说用拉丁文了，所以，港英政府虽然对这所推广西医的学校比较重视——学校成立大会上，就连代理总督都来捧场了，但由于它不是用纯正的拉丁文教学，自然也就无法给学校颁发执照了。 1892年，上了五年大学的孙文以26岁的“高龄”毕业了，成绩排名第一。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多么值得炫耀的成绩，因为只有四个人坚持到了毕业考试，孙文排第一，另外一个江英华排第二，其余两个同学还没及格。 孙文的毕业证书是用中英文书写的，中文中有“考准权宜行医”的字样，也就是说，孙文在毕业考试及格之后，有了临时行医的资格，而英文中注明了他的学位是“Licentiate”，这在当时是要翻译成“资士”的（一种资格认证）。学位起源于西方中世纪，最初是对教师资格的认定，“资士”就是最早出现的学位，它一般首先必须通过“学士”考试，标志着你的学生生活的结束，可以去教书育人或者独立实习执业了。在学校获得“资士”学位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已经真正毕业，只能视作肄业，还需要在实习后再通过考试和仪式才能最终被视为毕业。20世纪香港《大光报》曾刊登出孙文还有一张第二年（1893年）签发的毕业证书，可见他是通过了最终考试的。 问题是当时的洋人们对这种“资士”的称呼也是比较乱的，有时候是“硕士”，而在受人尊敬、地位很高的神学、医学和法学领域往往是“博士”——“doctor”一词本来也包含“神学家”“医生”和“博士”的意思，这就是后来“孙逸仙博士”称呼的由来。但很显然，这种“博士”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博士”学位是有区别的，从孙文的学习经历来看，他取得的实际上是介于我们今天学士与硕士之间的学位。 好吧，有一句话说得好，学历并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对于此时的孙文来说，学历真的并不重要，因为它并没有什么用，甚至可以说此时从西医学校毕业，绝对是一种灾难，这也是只有四个人坚持到毕业的根本原因——毕业后怎么找工作？ 由于学校不是正式的，毕业后没有正式行医执照，只有临时执照，这就不太好在港澳和海外的英语地区行医工作了，西方人是比较讲究这个的。那么，可以回到大清内地当西医啊！这倒是不需要什么执照，但老百姓们也不需要西医。此时大部分的清国百姓对这种往往由传教士带来的西医十分恐惧和仇视，认为它是一种西洋人亡我中华之心不死的“巫术”，一直到八年后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人们还在流传西医就是对清国人开膛破肚、挖心割肝，从器官和肉体上消灭清国人。所以，去大清内地当西医，那是养不活自己的。 既然西医的工作不好找，能不能找一份与英语相关的工作？对于孙文来说，这也比较难。孙文自小学习的是汉语，13岁才开始学习英文，虽然会两种语言，但也可以说这两种语言都没有达到精通的程度。在阅读方面，孙文的英文要强于中文，他习惯阅读英文原版书籍和报纸；但在写作方面，他又是中文强于英文，还是习惯用汉字来写文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没有一位朋友的帮助，我将不能用纯熟的英文写作出任何东西。”多年以后他聘请宋霭龄、宋庆龄担任英文秘书，主要就是帮助他更好地用英文写东西。 大学都毕业了，工作还是难找，孙文可算是十分郁闷，但孙文并不知道，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大清国年轻学生中仅有的特例。首先，他和詹天佑等人是不同的。当年朝廷派詹天佑等幼童留美，后来又紧急把他们召回国，是发现他们来到美国后深受自由主义的“侵害”，并且和孙文一样，纷纷想加入基督教。于是朝廷紧急召回他们，进行强制性的再次改造，然后再分配到各个岗位。詹天佑后来就被分配到大清的铁路部门。 孙文不是被朝廷公派出国的，他的学费是孙眉负责的，所以尽管孙文在孙眉的反对下加入了基督教，但朝廷管不到他，不会对他再进行强制性再改造，当然也不会为他包分配找工作。然后，孙文和同时代的康有为、袁世凯等人也是不同的，这后两位并没有出国留学，走的是传统科举和从军的道路。 在毕业的前一年（1891年），孙文已经是父亲了，妻子卢慕贞已经在翠亨村为他生了一个儿子。无论如何，孩子的“奶粉钱”总得要靠自己去挣，如果再依靠孙眉，继续“啃兄”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但现在，孙文的前路十分渺茫。 天无绝人之路，港英政府出面了。他们虽然没有承认西医书院，也并不管包分配，但也并不想撒手不管，这毕竟是有利于推广西医的事情。在得知孙文和江英华这两位毕业生的情况后，他们通过英国驻北京公使联系到了李鸿章大人，向他求助。 作为大清洋务运动的先锋，李鸿章和这所学校也是有渊源的。当初学校成立时，曾经写信邀请他为名誉校董，李鸿章同意了。现在，李鸿章恰好在筹备建立大清内地第一所西医学堂，名字就叫“北洋医学堂”——可见就连李大人也不敢公开打出“西医”的名号，但李大人很清楚，像孙文和江英华这样西医科班出身的年轻人，在大清恐怕找不出20个，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人才啊。 李大人很快回复：可来京候缺，并预以五品功牌相授。 功牌，就是以前的“丹书铁券”，只是在大清朝叫这个名号而已，它规定得几品功牌的人，有机会实授几品顶戴。李大人确实是大手笔，为了把孙文和江英华这两位人才招至他的门下，在连这两位同学的面都还没见过、面试都还没有搞的情况下，就授予他们做五品官的资格！要知道，即使孙文和江英华走科举道路，几十年寒窗，最后金榜题名考中状元，待遇也只是从六品。李鸿章给这两位“野鸡大学”毕业生的待遇竟然远远超过了大清状元！ 重大的转机摆在了孙文和江英华的面前，但在进京之前，他们还需要做一件事情。虽然李大人发话了，但他们是来自香港的毕业生，朝廷日常与香港有关的事务是归两广总督管的，孙文和江英华要做的就是先到两广总督府报个到。 此时的两广总督正是李鸿章的兄长李翰章，对于自己亲弟弟点名要的人，李翰章自然不会刁难，一切看上去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然而，事情的结果又出乎所有人意料。孙文为何上书李鸿章？
这一去的结果是：孙文和江英华都带着愤怒离开了两广总督府。孙文“气怒而返港”，而江英华也从此离开了大清，直至后来远赴南洋行医。 不过一次例行公事而已，李翰章大人也不会刁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史料记载，在报到时，孙文和江英华都被要求填写祖宗三代履历。应该说，这是很正常的，不过是把家庭和出身状况写得长一点，并不是一种有意刁难。其实站在朝廷的立场，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他们是港英政府推荐的，又一直在香港读书，现在要进京做官，朝廷有关部门自然要调查一下背景，检查一下履历，免得把英国人安排的两个间谍招进京城。 既然也很正常，为什么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以上只是史料上的记载，在史料没有记载的角落，会有很多的隐秘的真相。五年之后的1897年，孙文在英国出版了一本英文自传体著作《伦敦蒙难记》。在讲述毕业后的经历时，孙文特意用了比较大的篇幅。主要意思是，大清中下层官员的正常俸禄，也许是当时全世界各国官员中最低的，然而帝国的官员没有一个是穷官。比如两广总督，他管辖的人口和地域面积都超过了英国，但他公开的年俸也只有区区60英镑而已。怎么办呢？就靠各种巧立名目和敲诈勒索敛财。朝廷也只能靠出卖权力和自身的腐败才能发展，最后竟然沦落为以使腐败“合法化”为目的。 根据孙文先生的这段记录，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是李翰章本人来接待，他是不会刁难的，问题是他不会亲自来处理这样的事情，那么两广总督府里的窗口办事人员，一定会按照官场惯例向两位同学“讨赏”，敲敲竹杠。而正是因为这两位同学是李鸿章大人指名要的人，是有机会进北京做大官的，敲竹杠的数目肯定不会小。这些人很善于把“上面”交代的事情转化为自己敛财的机会，即使“上面”追究起来，自然也有若干套说法对付。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孙文和江英华并没有就范，于是就发生了上述的事情。 孙文和江英华的命运就这样被几个不知姓名的人改变了。我们在史料中并不能找到这些人的名字，他们无名无姓，可又无处不在，潜伏在大清基层官场的每一个角落，是大清的“窗口”，也是大清千千万万的“病源”之一。他们正在用实际行动为破坏大清的肌体作出自己的贡献，也即将为大清最后的灭亡献出自己的力量。 远在北京的李鸿章并不清楚这里发生的一切。由于孙文和江英华并没有去北京报到，第二年（1893年），李鸿章在按原计划成立北洋医学堂之后，最终挑选了朝廷公派留学生屈永秋进行重点培养，直至任命他为北洋医学堂总办。十几年后光绪病危时，屈永秋还是最后留在光绪身边的医生之一。而如果没有当年两广总督衙门里的这个改变，李鸿章应该也会重用孙文和江英华，孙文也会如孙达成和孙眉所期望的那样，穿上朝服，戴上顶戴，威风八面，衣锦返乡，光宗耀祖。最后给光绪看病的，也许就是孙文，说不定他还会受到慈禧的赏识！ 一切都已经从这里改变了。孙文没有去京城，但他总还得找一份用来谋生的工作。孙文选择了去澳门“创业”，开了一个医馆行医，当然，用的是临时行医执照。澳门地方小，西医的市场有限，来了一个用临时执照抢生意的，其他西医自然要对孙文进行排挤和歧视，这些人联合起来，破坏孙文的生意，把孙文赶出了澳门。 1893年，孙文不得不离开澳门，回到广州，开始第二次“创业”，拉上香港西医书院的校友陈少白共同开办“东西药局”。“东西药局”的意思是说，他的这个医馆既可以看西医，也可以看中医，只要有人上门就好。 惨淡经营了一年多，1894年1月底，大家突然发现：孙文不见了！正当大家焦急的时候，半个月后，孙文自己跑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一沓稿纸。 原来，孙文回到了老家翠亨村闭门写作去了，但他写的并不是《如何搞好药局生意的下一步打算》。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孙文知道那是徒劳的，西医在内地没市场；至于中医，老百姓们也不会来找他，只会去找白胡子老头。 孙文搞的是一个大动作，他写了一封给李鸿章的上书——《上李傅相书》！ 上书，也就是通过影响政府实现个人的抱负，这是自古以来读书人最爱用的一种方式。上书的途径有两种，要么直接给皇帝上书，要么给跟自己有一定关系或者有权有势的大臣上书。在大清，只有一定级别的官员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所以读书人一般不采取这种形式。像康有为那种坚持给皇帝上书的，也只能找大臣转奏了，而直接给朝中大臣们上书言事就方便多了。 这并不是孙文第一次上书，早在毕业的前两年（1890年），香山籍的官员郑藻如回老家休养时，孙文就写了一篇《上郑藻如书》，大声呼吁严禁鸦片、大兴农桑和重视教育，振兴和发展香山当地经济。当然，孙文也在上书中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说自己已经24岁，家里比较穷，既不能走科举考试博取功名，又没钱去捐个红顶子，但“不敢自弃于盛世”，所以欲以平生所学，写成这封上书，希望能够得到郑大人的推荐和重用。 郑藻如曾经在朝廷中提倡过严禁鸦片、改良农业，并亲自购买种子、蚕种散给香山的乡民，颇为朝野称道，所以，孙文的这封上书简直就是“投其所好”，但并没有得到郑藻如的什么回音，估计是没什么新意吧。四年之后，需要再次给李鸿章上书时，孙文已经有了经验，他的上书重点谈的还是那个在广东乃至大清的热点问题——禁烟问题。 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前，对于如何禁烟，朝廷里的意见并非一边倒，而是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强力销烟，代表人物是林则徐等人，另一派却反对这种“简单粗暴”的销烟论，代表人物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首。许乃济等人看到了鸦片问题的实质：不管朝廷承不承认，朝廷最关心的其实并不是鸦片对老百姓们健康的损害，而是鸦片贸易带来的白银外流问题。鸦片贸易在大清不合法，但有巨大的需求，洋商们不会放弃这份利益，地方官员们也与洋商互相勾结，默许走私牟取私利；朝廷收不到税，造成大量白银外流。经济问题其实可以首先考虑使用经济的手段去解决，而不能只用一把火烧了那些鸦片了事。 所以，许乃济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不如我们先把鸦片合法化，自种鸦片，自产自销，合理收税，以更好的质量和更低廉的价格先赶走洋货，同时教化和打击腐朽阶层，最后以立法禁烟。其实吸食鸦片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基本都是合法的（后来才有立法禁毒），在别的国家吸鸦片的人不多，反而是在禁烟的大清有大批的人吸鸦片，这些人大部分为官僚阶层和八旗军，他们拿着高官厚禄却没有什么事干，自然就爱上了吃喝嫖赌抽，所以鸦片对大清之害其实根源并不在鸦片。许乃济等人的观点，就是把鸦片问题更多地看作是大清与洋人的贸易问题，以外部“商战”（贸易战）和内部反腐双管齐下，最后达到彻底禁烟的目的。 应该说，许乃济等人的观点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打开了另外一条思路，就连马克思后来都把许乃济称为“大清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但许大人直接揭开了朝廷的伤疤，暴露了官僚阶层大面积的腐朽。许大人也不想想，一向以“德化”示人的朝廷怎么可能允许鸦片合法化呢？朝廷要做的恰恰是要将国力贫弱、军队战斗力低下的根源通通都推到鸦片上，激起百姓们的民族情感，维护朝廷的地位和天朝的威严。 许乃济的观点被抛弃了，接下来的事情正是朝着许乃济担忧的方面发展的。林则徐销烟成功，但禁烟失败。之后的中英之战虽然被称为“鸦片战争”，但《南京条约》中却没有涉及鸦片问题的任何条款，双方是谈不拢的——西方国家追求“贸易自由化”，朝廷又始终不肯撕开面纱让鸦片合法化，即使再来一次“鸦片战争”也谈不拢。这等于是战争打了，条约也签了，大清的禁烟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而到了1858年，为了解决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饷问题，朝廷一方面继续宣扬禁烟是大清的国策，一方面在私底下却开始对进口鸦片征税——这等于朝廷在事实上承认了鸦片进口的合法化。自此，林则徐以销烟方式的禁烟彻底失败了。 朝廷既然开了征税这道口子，大清很多地方闻风而动，开始“试行”许乃济当年提出的办法——种植和提炼国产鸦片。各地种植罂粟“蔚然成风”，田间地头盛开着大朵大朵的罂粟花，连成红色的花海，其壮观景象远远超过了黄色的油菜花海。就连销烟名士林则徐也转变思想，羞于谈销烟，开始支持国产鸦片。此时仅仅是虎门销烟过后的20年，大清的鸦片自己种，自己抽，后来还可以出口了（比如出口到当时的缅甸等国）。 对于国产鸦片，朝廷自然也是要征税的，可笑的是，就是以“禁烟”的名义来征税，税名叫作“土膏捐”。所谓“土”，是指烟土，也就是生鸦片，提炼出熟鸦片的原料，而“膏”也就是烟膏，指熟鸦片。也就是说，朝廷从原料到成品的环节都已经征税了，再加上鸦片的种植、运输、销售甚至吸食都可能都还要征税。“土膏捐”已经成为大清最重要的税源之一，那么反过来，真正的禁烟也就没什么指望的了，朝廷不会自断税源，也不会揭开“德化”的面纱。虽然不断宣传“鸦片有害”以激起民族气节，但为了“国富”，也是可以牺牲“民强”的。 既然大清的鸦片早已国产化了，为何一直没有把洋货赶出大清，最后实现当初许乃济希望的那样“自禁”呢？因为大清国产鸦片胜在数量，但弱在质量。毕竟烟土种出来之后，还要有精细的提炼技术才能得到烟膏，技术越精，提炼出的纯度越高，口感自然也就越好——而这就是孙文要上书李鸿章的原因。 在上书中，孙文说，他已经率领几家农户在香山试验自种罂粟，提炼出鸦片，口感和气味比东印度公司的洋鸦片还要好，去年冬天产了几斤，鸦片鬼争相购吸。因为销量好，所以农户们现在“户户欲栽”“群相仿效”，因此建议李大人给予支持和推广，在大清各省设立农师学堂和农艺博览会作为推广机构，让质量更好的国产鸦片彻底打败洋烟，最终达到“自禁”的目的。 看来，年轻的孙文是许乃济思想的追随者，他相信李鸿章也是。他说他已经掌握了打败洋烟的技术，描述的过程难免有些吹牛，不过孙文也并非信口开河，他确实是有这些方面的专业知识的。 首先，种植罂粟涉及农艺知识。而孙眉就是农场主，孙文曾经在那里受到影响。他还曾经从檀香山带回了热带植物酸子树的种子，种在翠亨村里他家的旁边。翠亨村并不是热带，但孙文把酸子树栽种成活了，这是孙文在农艺领域的第一次尝试。 然后，鸦片需要用化学方法从罂粟中提炼出来。在西方科学领域，化学和医学是姊妹科学，甚至鸦片本身也被称作“药膏”，也算是“药”的一种，它的提炼和西医制药在程序和原理上是一致的。作为西医书院的毕业生，孙文能够掌握这些方法也就并不奇怪了。事实上，孙文还具备配制炸药的能力，这一点他也曾经在翠亨村试验过，引爆时把村口高大的石匾都给震裂了。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孙文这篇上书就是以禁烟为中心，向李鸿章大人来“跑项目”，希望得到李鸿章在政策或者资金上的支持。在过去很多的书中，一谈到这篇上书，很容易被文章大部分夸夸其谈的内容所吸引，而忽视了文章末尾讲禁烟的这三小段。很显然，“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夸夸其谈并不是孙文上书的重点，向李鸿章“跑项目”才是。而接下来的事情表明，孙文的背后还站着一个人，一个支持他向李鸿章“跑项目”的人。 他就是即将以一本《盛世危言》而名震天下的香山籍买办郑观应。
第二章 兴中会并非孙文首创？
孙文创立檀香山兴中会
当时在大清，有大名鼎鼎的四大买办，除了背靠李鸿章的江苏人盛宣怀，其余三人竟然都来自香山，其中就包括郑观应。香山靠近港澳，而港澳是大清学习西方的前沿阵地，香山人中出了不少华工，也出了不少买办。 郑观应比孙文大了20多岁，是孙文的前辈，是赫赫有名的买办，那孙文是如何和郑观应搭上线的呢？ 也是在那本英文自传书《伦敦蒙难记》里，孙文记录道： 就在我毕业后去澳门行医的那段时间（1892年至1893年），开始知道一个叫“Young China Party”的组织，它对大清朝廷腐败和落后的政体感到不满，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上书、请愿）等改造中国，促使朝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创立君主立宪政体。这个组织的总部设在上海，会员的活动据点在广州，我加入了其中。 根据这段记述，至少在孙文上书的前一年（1893年），他加入了“Young China Party”。虽然孙文在《伦敦蒙难记》中并没有指出这个组织是谁成立的，但从种种史料来看，它的创始人中应该有政商巨子郑观应。很可能是郑观应在1893年左右创立于澳门，后来随着他长居上海，又把总部迁往上海。 其实也是在这一年（1893年），郑观应把他的改革著作《盛世危言》出版了。在这本书的“农功”篇里，郑观应特意给孙文的“禁烟项目”隆重地打了一个广告：今吾邑孙翠溪（即孙文）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试种莺粟（即罂粟），与印度所产之味无殊。 在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前，郑观应就是许乃济的支持者，而《盛世危言》里的这段话与孙文现在给李鸿章上书中的话互为印证。这就是说，孙文在上书中谈到以“自禁”来实现禁烟，甚至给李鸿章上书本身，很有可能都是来自郑观应的主意，孙文只是这个项目的具体执行人而已。 郑观应是一个买办。买办本来是在洋商和大清本土企业中充当中间人，帮助洋商开拓大清市场的。不过，大清虽然开展洋务运动多年，但有实力的本土企业，不是官办，就是官督商办，朝廷和地方官府仍然掌控着资源和市场，真正的民企和私企都是很弱小的，买办也就成了洋商和朝廷、官府之间的中间人。郑观应这样的买办既为洋商服务，又在朝廷取得官衔，成为横跨政商两界的“官商”。 在与洋商打交道的过程中，郑观应等人首先了解的是西方的商业运作规则。和大清由朝廷和官府主导的经济不同，在西方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人心欲望决定着经济，经济又决定着政治，因此郑观应等人习惯首先用商业和经济思维来解决问题，这也是他当年支持许乃济的缘由。 其实，郑观应还系统地提出过他的“商战”理论。他的意思是，大清要崛起和强大，改变处处落后挨打的局面，像此时的朝廷一样仅仅热衷于购买军舰、建立北洋舰队是不够的，商业贸易的扩张和经济的发展更能令一个国家崛起。因此大清其实不仅和列强有一场军事上的战争，还有商贸领域这场看不见的战争。要想有所作为，大清就必须同世界接轨，改变官办和官督商办的局面，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从而发展真正的市场经济，重视和保护商业与商人。 作为一个官办企业的受益者，郑观应的内心却反对官办。他希望通过他们的影响力，以和平的方式突破大清现有体制，这应该就是郑观应成立“Young China Party”的动力。 几千年以来，中华大地上只有统治，而无政治；或者说只有君主专制的铁桶统治，而无平民政治，这种环境下的老百姓们是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利意识的。老百姓们所谓的政治权利意识恰恰就是朝廷统治的衍生品——做官，一旦科举考不中做不成官，所有人都认为政治就跟自己没关系了。所有人都认为政治是他人之事，只求“我不关心政治，政治也不要关心我”，却不知道政治会关系到每一个人。而郑观应这批游走于东西方的买办商人，从个人经济权利的觉醒，走向了个人政治权利意识的觉醒。虽然这还只是“意识”，但权利首先就是来源于意识。他们希望朝廷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不过是希望在宪政的框架下，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 不得不说，这也是一个重大变化，为“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而郑观应也是一个商人，他很清楚，虽然朝廷的洋务运动已经进行多年，但在大清的商业领域，甚至可以说是每个犄角旮旯里的事情，基本都还是朝廷和官员们在主导。任何一件事情，哪怕原本没什么把握做成，一旦获得朝廷和官员的认可和推动，就会在短时间内热起来、火起来。因为朝廷和官员们掌控着资源以及流通环节，他们办事一般是不计成本的，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嘛。同时他们也是需要不断干事情的，总要干出一点政绩来——手里的钱反正要花出去，只有在花钱的过程中才有捞钱的机会。于是大清的土地上出现了前赴后继的“跑项目”之人，去找高官们和有关部门“要政策、开口子”。你不去找，也会有别人去找，项目可行性与否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的人脉以及这件事情是不是官员们正好想做的。如果你运气好，蒙对了，那么项目也就有可能跑成。 现在，我们清楚了，郑观应应该就是根据他在政商领域多年的观察，为禁烟立了一个“项目”，希望得到李鸿章的鼎力支持。虽然这个结论并没有被记载在史料当中，但我们这么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接下来，史料将记载孙文与郑观应交往的故事。 此时的郑观应正在上海，孙文就先带着这封上书来到上海与郑观应见面。郑观应和他的政商朋友们把这封上书作了最后的润色和修改，并且郑大人还把孙文引见给自己的朋友们，其中有一个归国华侨，他的年纪与孙文不相上下，名叫宋耀如，也是基督教教徒。此时宋耀如的二女儿刚满一岁不久，而孙文已经28岁了，当他去宋家拜访的时候，他一定见过她，甚至还有可能抱过她——直至21年以后，他们结为夫妻和战友，她就是宋庆龄。 叫上在上海电报局工作的陆皓东，孙文拿着修改后的上书向着天津直隶总督衙门出发了，他当然无法直接见到李鸿章，所以首先必须求见李鸿章的经济大管家盛宣怀。不过这应该比较容易，在上海的盛宣怀堂弟盛宙怀已经写了一封介绍信，而郑大人本人也亲自写了介绍信，请盛宣怀一定把孙文引见给李鸿章大人，因为孙文需要当面向李大人报告一些事情，而孙文返回上海之后，还会把与李鸿章面谈的结果告诉他郑观应——也就是说，郑观应并没有避讳他与孙文的关系，而是明确挑明孙文是他的代表，请盛宣怀务必帮忙。 1894年6月26日，在天津的盛宣怀看到了两封介绍信，分别在封套上写下了“孙医士事”作为备忘，这就是说，孙文应该是见到了盛宣怀的，盛宣怀也比较重视。那么，接下来的重点是，孙文有没有进而见到李鸿章？ 大概是觉得和后来革命者的形象不符，孙文在去世之前，从来没有提及过这次上书的事情，而盛宣怀与李鸿章的档案中，也没有进一步记载此事，史料在这里又断了。 历史上有两种推断，第一是见了，第二是没见。 本人倾向于第二种说法。1894年6月26日，这是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清日两国都已经在向朝鲜派兵，李大人正为军国大事忙得焦头烂额，如果我们翻阅《李鸿章全集》，就能发现仅仅6月26日当天由他签发的电报就有将近10封，他已经很忙了，接下来只会更忙。虽然孙文的事情也算是“洋务”之事，在平时李鸿章会感兴趣，但在这个时候，他是没有心情来处理这些事情的。作为心腹的盛宣怀自然知道这一点，但自己堂弟和郑观应的面子又足够大，于是盛宣怀把介绍信留下来，签注备忘，想等日后找机会再报告。而随着甲午战争很快打响，李鸿章的淮军一溃千里，相信就连盛宣怀也没有这个机会和心情了，孙文上书之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是孙文第二次和李鸿章擦肩而过，而原因是突如其来的甲午战争。李鸿章也许压根儿就不知道，他曾经很感兴趣的孙文也曾经离他这么近，已经来到了他的直隶总督衙门。而命运似乎总是在他们之间制造麻烦，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好像有缘却无分。 但孙文并不是一无所获，在郑观应给盛宣怀的介绍信中，他还替孙文提出了一个请求，请李鸿章帮忙为孙文签发一张出国护照。郑观应的意思是，孙文对海外的情况很熟悉，而海外华侨众多，就让孙文把这个“禁烟项目”带到国外，进行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发动有钱的华侨投资入股，二是发动那些没钱的华侨充当“返乡农民工”，回香山一带开垦种植罂粟。为了获得华侨们的信任，孙文需要一张朝廷签发的正式护照。 弄张出国护照这对盛宣怀来说倒不是什么难事，他应该不用惊动李鸿章，自己写张条子即可。在孙文返回上海后不久，他就得到了一张由大清江海关（即上海海关）核发的出国护照。盛大人忙是帮了，可是他没想清楚：弄张出国护照对郑观应等人来说也不是难事，为什么他们不亲自去弄？其实郑大人要的就是“这张护照是李鸿章批的”这个效果，好在盛宣怀是李鸿章的心腹，也能代表李大人吧。 1894年10月，在北洋舰队遭到重创之后（大东沟海战），孙文拿着这张护照独自从上海出关，抵达檀香山孙眉的住所，接下来，他将运作那两个方面的工作。孙文运作的方式有些特别，11月24日，他成立了一个组织，这就是日后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檀香山兴中会。 檀香山兴中会的章程规定：凡是入会会员，必须交“底银（会费）”5元，当然还可以义捐，多多益善，所筹集的资金是为“帮助国家之用”。至于具体怎么“帮助”，章程中并没有说明，我们相信，这应该与孙文的那个“禁烟项目”有关。按理说，孙文只是一个刚满28岁的年轻人，他的“项目”不一定具有足以让大家掏钱的说服力，但孙文已经能够动用国内一定的政商关系网，包括在广东老乡中赫赫有名的郑观应，甚至还有大清最有权势的李鸿章，自然会增强华侨们的信心，认为将来可以获得回报和分红。孙眉本人就交钱入会，甚至还贱卖了不少牛羊支持义捐，其他一些富裕华侨也比较踊跃。 孙文终于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了，这也是他首次在行医之外进行“创业”，相信此时的他是会感到比较欣慰的，这已经证明了当初选择的正确。他曾经无比依赖哥哥孙眉，但并没有依赖到底，从坚持加入基督教开始，他和年轻的袁世凯一样，一直在走自己的路。其实，成人世界里的首要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都是钱的问题，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孙文也不例外。当孙眉曾经说会分一半财产给他时，我们可以相信，孙文并不像后来某些书所说的那样只是说“财富不足以动我心”，其实从他的经历来看，孙文对金钱应该有着更急切需求和感受才对。 但这个“石头仔”不同的是他有着自己内心冷静的思考与判断。之所以要走自己的路，我们相信孙文也是从财富的角度进行过考虑的，他知道他自己其实依赖不了哥哥。孙眉确实发家了，号称“茂宜王”，但是，只有创过业、做过实业的人才清楚，这种外界给予的名号真正的含金量是不多的。无论农场主还是其他实业家，他们有一个特征就是但凡手头有一点现银，就必须不断投入下去，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否则很快就会被同行淘汰。因此这样的“富豪”是生产规模很大、固定资产相当多，手头的现银却很少的。大清真正的隐形富豪就是那些“官富”们，实业家不是富豪，只是一个身份，否则孙眉也不会因为支持义捐而要去贱卖牛羊了。 孙文即将开始他的新征程，然而，关于檀香山兴中会的秘密并没有结束。虽然我们根据种种史料，认为这是一个为“禁烟项目”而在海外成立的组织，但是，章程里却只字未提这个“禁烟项目”，反而用一大段篇幅在讲述“中国落后挨打，急需改革”，所有的内容都表明这并非一个“公司”，而是以改革为目的的政治组织。更有史料根据孙文后来成为革命者的身份，推断檀香山兴中会是一个“以推翻大清为目的”的革命组织！这些史料认为，在那些公开的章程之外，入会会员其实都还有一个推翻大清的“秘密宣誓”活动，那就是左手按在《圣经》上，右手高举指天，高喊由孙文亲自起草的誓词：“联盟人×省×县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 现在，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Young China Party”这个组织，它可能是郑观应等人于1893年创立的（史料上目前没有定论），孙文在《伦敦蒙难记》中的记述用的是英文，没有说明这个组织的中文名字。那么，它到底要翻译成什么？ 1912年（民国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首次把孙文的《伦敦蒙难记》译成中文，它将“Young China Party”翻译成“兴中会”。孙文先生在生前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有可能是他没有注意到），但他去世之后，一些中国国民党元老开始有意见了。 1929年，中国国民党的元老之一邹鲁出版了国民党党史权威《中国国民党党史稿》，他也根据《伦敦蒙难记》的记述，认为“Young China Party”就是兴中会。但邹鲁的这一说法遭到了包括孙文当年的追随者冯自由在内的其他元老一致反对。中国国民党党史方面最终确定：除了1894年的檀香山兴中会之外，更早之前再没有别的什么“兴中会”。兴中会就是孙总理首先创立于檀香山，并把成立之日的11月24日作为中国国民党建党节。于是，檀香山兴中会的历史地位得到中国国民党的官方认可，而孙文在生前提到的“Young China Party”逐渐淹没在历史尘烟之中。 由于缺少有绝对说服力的史料，关于檀香山兴中会有两种说法，首先自然就是《中国国民党党史的说法》，而另外一个说法就是：1894年的檀香山兴中会，很可能并不是最早的“兴中会”，而是首先创立于澳门，创立于中国，时间也要提前到前一年（1893年左右）。至于创始人，那自然也不再是孙文先生了，而是很可能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郑观应。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孙文创立的檀香山兴中会，很可能不过是郑观应创立的“兴中会（Young China Party）”的一个分会，或者说，是郑氏之会孕育了孙氏之会。“Young China Party”原本就是一个改革性质的组织，檀香山兴中会章程里的那些条文，很可能就是从那里搬来，并且对于华侨们来说，郑观应的组织应该比孙文重新创立兴中会更具吸引力，华侨们其实是找郑观应入伙。 那么，“秘密宣誓”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从目前发现的史料来看，它最早记载在1929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茂宜支部史略》上，但在那时，孙文已经去世了，我们在包括孙文在内的当时入会者的各类著作、谈话和回忆中，都找不到关于这个秘密宣誓的任何记录。因此，这份二手史料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 孙先生的追随者冯自由在1939年所著的《革命逸史》中，虽然提到了这个秘密宣誓，但并不是说它出现在檀香山兴中会，而是出现在之后的香港兴中会。奇怪的是七年之后（1946年后），仍然是在冯自由所著的各类史料中，又改口说这个秘密宣誓就是出现在檀香山兴中会。自此之后，这个说法逐渐被国民党权威党史等各种史料引用，直至形成定论，流传至今，檀香山兴中会也因此被定义为“由孙文先生创立的、我国近代第一个革命组织”。 但是很显然，冯自由的说法也是前后矛盾的。并且，檀香山兴中会成立的时候，冯自由才12岁，也没有在现场，他留下的也是第二手史料。 另外，在一年多后的1896年1月，孙文广州起义失败，回到檀香山为革命筹款时，原来入会的会员们几乎无人响应，也无人捐款。虽然起义失败多少会打击积极性，但如果檀香山兴中会就是奔着“驱除鞑虏”而去的，就是一个为革命而成立的组织，这种情况显然是不正常的。 最后，最为关键的是，华侨们离乡背井，来到檀香山辛苦谋生，他们大多组建了家庭，在大清国内还有家人和亲人，尽管大家都知道朝廷很腐败和落后，但一下子要激烈地去推翻朝廷，恐怕是会吓跑他们的。这可是诛灭九族的大罪，华侨们是不得不考虑的。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加入檀香山兴中会的会员应该并不需要所谓的秘密宣誓，至少在公开层面，它还不是一个以推翻大清朝廷为己任的革命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此时的孙文并没有“革命思想”。从少年时期崇拜洪秀全，到长大后不再是传统的“敬天法祖、忠君爱国”，而是以叛逆之心加入基督教并在翠亨村煽动“反天子”，再到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期间，与其他三位同龄人不断发表“反满”言论，被称为“四大寇”，孙文本人是具有“革命思想”的。而这种思想也不是一出生就有，不是一日一时形成的，加入“Young China Party”这样的改革组织也正是证明了革命思想形成的过程。革命，往往需要有改革的过渡，先有改变，才有彻底的改变。孙文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为古老的中国寻找一种合适的政治制度。 一切的改变都将因香港兴中会的成立而起。与杨衢云联手成立香港兴中会
1894年年底，甲午战争已经进行了三个多月，结果是不仅海战中的北洋舰队惨败，陆战中的淮军也望风而逃，日军已经渡过了鸭绿江，叫嚣着要一直打到北京。天下震动，人心惶惶，很多“心怀异志”之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一旦日军真的攻陷京城，大清灭亡，将来谁来主宰天下？ 在上海的宋耀如立即给教友孙文写来一封信，报告国内形势：甲午惨败，人心惶惶。 接到信件后，孙文立即决定：离开檀香山，回到他熟悉的香港。 此时在香港，有一个著名的反满组织——辅仁文社，创立它的人是杨衢云和谢缵泰。 1895年1月下旬，孙文抵达香港。经过一个来月的聚会、商谈，2月21日，孙文携陈少白、郑士良（孙文曾经的同学）与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决定把檀香山兴中会与辅仁文社合并，成立香港兴中会，并把它作为包括檀香山兴中会在内的“兴中会”的总会（以下简称兴中会总会），共同干一番大事业！ 干事业的时机是有的，清军正在北方与日军作战，无暇他顾。孙文等人决定趁此机会，先以武力夺取广州，然后以广州为大本营建立“两广共和国”，最后效法太平军挥师北上，直捣京城！ 很显然，兴中会总会已经成了一个确定无疑的革命组织，就是在这里，秘密宣誓出现了，而誓词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内容。根据一些史料记载，誓词中“创立合众政府”还是杨衢云主张加进去的，这是以当时的美国为榜样，推翻世袭的皇帝，改为民选的“总统”，实现“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孙文对此自然也十分认同，他在檀香山时，就对美国有所了解和向往。也就是说，孙、杨即将开始的革命就是以美国为榜样的“美式共和革命”。 大概由于辅仁文社成立的时间要比孙文成立檀香山兴中会早，现代史学界也有人认为，“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唐德刚语），并认为辅仁文社才是“我国近代第一个含有反清因素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而并非檀香山兴中会。其实，第一不第一，这并不是最重要的，相信孙文和杨衢云都不会在意这些，重要的是，如果说杨衢云还勉强属于“资产阶级”，孙文却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 杨衢云和谢缵泰都出生于比较富裕的商人之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平时干的也是体面的工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们属于香港的“白领”阶层，也可以算作“资产阶级”。自古以来，反抗朝廷的大多都是吃不饱饭的贫民，衣食无忧的他们怎么会反满呢？ 自古以来，香港是属于中国的，却因为《南京条约》而割让给英国，很多香港市民的根和亲人还在内地，和内地有血脉联系，香港人自然在一开始对朝廷有说不出的怨恨。然后，恰恰是因为脱离朝廷的统治，有机会了解西方世界，成为接触西方的桥头堡，更多的香港人深刻地对比出了朝廷的腐败和落后，但他们对“中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仍然是很强烈的，由此对大清朝廷的归属感更弱。他们明白了腐朽落后的大清朝廷并不能等同于“中国”，“爱中国”也并不一定就等于“爱朝廷”。爱中国，但可能需要把大清推翻了，把国家和政权区别开，如此才能彻底追求国家的富强。 于是，在甲午战争之前，香港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华人世界反满的中心，特别是一些年轻人有了强烈的反满思想。属于“资产阶级”的杨衢云和谢缵泰就是其中一员。 而从我们前面所说的孙文先生的经历来看，他并不属于“资产阶级”，最准确的身份应该是“一个农民（平民）知识分子”。他从小很穷，挤在低矮破旧的泥砖屋里，上不起私塾，长年干农活，到了十几岁才有鞋子穿，后来孙眉虽然算是发家了，但孙文本人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多少改观。孙文只是习惯于与“资产阶级”打交道，如郑观应和那些比较富裕的华侨等等，向他们筹集资金或者寻求其他帮助，但如果把孙文也称作“资产阶级”，相信就连孙文本人也是不会同意的。 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这么大的事情，一直支持孙文的郑观应去哪里了？ 2月17日，威海被占，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大清已经基本被宣告全面失败了。4月17日，《马关条约》正式签署，4月20日，郑观应通过他在官场上的人脉——江苏省副省长（布政使）把《盛世危言》呈到光绪的案头。对《盛世危言》来说，这真是一个绝佳的时机，原本就是讲改革的，而甲午惨败之后，包括慈禧在内，大清官场上下立志改革，畅谈改革的书正是朝廷需要的。光绪很快作出批复：总署（总理衙门）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 一部书得到皇帝的御笔亲批加印，这样的事情并不多见。不得不说，这部书原本的内容并不十分新锐和深刻，主要内容只是详细介绍了西方，附带对大清各个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自从两年前出版之后，也并不十分有名，但由于有了皇帝的亲笔批复，此书一夜之间爆红，很多官员都争相购买用来充门面。《盛世危言》成为大清有史以来“第一畅销书”，卖得非常好，郑观应本人更是声名鹊起。一直反对“政治决定市场”的郑大人万万没想到，他自己首先被影响了。 所有人都没有发现，此时的郑观应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 当初为了推动“禁烟项目”，《盛世危言》里是隆重地介绍过孙文的。对于孙文与杨衢云成立兴中会总会，密谋发动广州起义，郑观应不可能不知道，如果孙文接下来真的要造反，郑大人也会吃不了兜着走。郑观应不愧为郑观应，他紧急行动，修改内容，把原版中的“今吾邑孙翠溪西医”改成“一个学西学未毕业的粤东佬（今粤东有肄业西学者）”，总算是把之前与孙文的关系撇得了干干净净。 孙文并不在乎，他遇到了新的伙伴杨衢云，就像当年的洪秀全找到了杨秀清。他将和杨衢云一起，在谁也不太注意他们的时候，去发动一场密谋夺取广州的起义！
第三章 情报泄露，广州起义失败
为了起义，孙文发行“革命股票”
3月1日，兴中会总会刚刚成立之后，孙文拜访了日本驻香港领事，告诉了他们广州起义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能够对起义提供支持，特别是军火方面，这样起义军就可以与在北方节节胜利的日军遥相呼应，南北夹击，一举击溃大清朝廷。 日本人最关心的是起义军的实力，觉得孙文和杨衢云现在还不名一文，如果还有更有势力和声望的人支持起义就更好了。日本人的意思是，他们当年的倒幕运动还要打着天皇的旗号，如果起义军方面无法推出一个有足够声望和资历的人，即使发动起义后偶然成功了，也会很快分崩离析。 面对日本人的询问，孙文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并把他列为“支持者”的第一人。他就是此时在两广地区小有名气的康有为。 三年后（1898年），康有为将通过戊戌变法而声名鹊起，但此时的他其实也只是一个改革派，因为对朝廷不满，经常发表一些尖锐的言论，在两广地区小有名气，并不一定会支持起义。孙文其实连康有为的面都还没见过，两年前在广州办“东西药局”时，孙文倒是求见过康有为，康有为一听这是一个连科举都没有去考的人，就要求孙文以门生的身份求见。孙文是恰恰看不起科举的，两人没见成面。不过，这并不影响现在孙文自发地把康有为拉进“支持革命”的名单，啥也不知道的康有为就这样“被革命”了。 通过调查研究，日本人认为，孙文的“起义军”其实还是子虚乌有。既没钱，又没有人，利用甲午战争举行起义的想法虽然很好，但起义本身成功的可能性极小。日本人婉拒了孙文的请求，只是觉得孙文“奇货可居”，不想失去扶植大清朝廷反对者的机会，于是对孙文表示口头上的鼓励和道义上的支持，就是不来点实在的。 不屈不挠的孙文作了最后一次努力。隔了一段日子，他再次拜访日本领事，日本人的态度依旧如此。 孙文失望了，他原本对寻求“国外势力”支持革命事业是抱有很大期望的，因为他确实是没钱没人，也没有军火。他原本以为，日军正在北方和清军作战，发动广州起义也有利于日军，日本没有理由不支持，所以这是双方的重大机会。没想到日本人很精，他们只看实力，看锅下菜，然后去扩大自己的利益，绝不会雪中送炭——特别是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孙文又去拜访了德国驻香港领事，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 没有办法，孙文和杨衢云只好退而求其次，在香港的几份英文报纸上阐述兴中会总会的主张——假如将来起义成功，“不会建立一个共和国”，而是会建立一个非满族的汉人当皇帝的君主立宪国！ 很显然，这和兴中会总会计划推翻皇帝、实行“总统”模式的宗旨是不相符的，但孙文和杨衢云很清楚，此时在大清势力最大的是英国、日本、德国，它们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这三国对美国那种不要君主的共和政体也是比较抵制的。兴中会总会发布这样的主张，就是要赢得这三个国家的好感。哪怕它们不能在起义前给予支持，在将来发动起义之后，也要使这些国家不会像当年帮助朝廷镇压太平天国那样对待兴中会总会，解决起义的后顾之忧！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其他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力更生，钱和人都要靠自己解决。对于钱，首先只能从会员们身上想想办法。和檀香山兴中会一样，会员除了仍然需要交“底银”5元之外，还可以购买兴中会发行的“革命股票”。这些股票面值100元，但会员们认购时，只需要交10元。也就说，将来“起义成功”建立“两广共和国”之后，可获得10倍收益。孙文鼓动大家：以前你们拿钱向朝廷捐红顶子，钱花了，往往打水漂，有去无回，现在你们把钱捐献给起义军，将来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 会员们的热情还是很高，富商会员黄咏商甚至还卖掉了自己在香港的一套房子，得到的钱全部上交组织。请注意，孙文在宣传鼓动时，并没有过多讲什么“革命的道理”，他只是要让人知道，共和有利可图，以“利诱”来发动大家，组成兴中会这个革命的“股份制公司”。孙文其实是一个极其现实的人。 钱的问题总算是部分解决了，有了钱可以购买军火，接下来就要解决起义队伍的问题。孙文和杨衢云已瞄上了一批人，一批被朝廷称为“黑社会”的人。 在大清的土地上，有三个著名的秘密社团，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红花绿叶白莲藕，三教九流本一家”。红，是指洪门；绿，是指帮助朝廷进行漕运的漕帮，也称安清帮或者清帮；最后一个就是白莲教。除了清帮，洪门和白莲教都是反清的，受朝廷的严密监控和打击。 白莲教主要出现在北方的黄河沿岸，几年后卷入了义和团运动，我们主要介绍分布更广和势力更大的洪门。 洪门，对外称天地会，最早是受郑成功的影响，以“反清复明”的宗旨出现在大清初期的福建沿海一带，老百姓们一般称他们为“红帮”。洪门的会员大多是中下层的劳苦群众，这个属于人民群众的组织是相当有特点的。 首先，洪门对会员的控制相当严格，加入洪门是要宣誓的，如有违反，不是“死在万刀之下”，就是“五雷诛灭”。最常见的下场是要在身上刺三刀，必须刺穿，所谓“三刀六洞”，并且严禁会员叛帮，投靠在其他帮派的门下——尤其不能投靠在清帮门下，否则洪门会想办法锄奸。但是对从清帮投靠过来的兄弟，洪门倒是欢迎。江湖上有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情况：由清转洪，披红挂彩；由洪转清，剥皮抽筋！ 洪门虽然对会员控制严格，但在组织形式上却是相当开放的。打个比方，只要兄弟你认可“反清复明”“均贫富”“天下为公”等宗旨，就可以在洪门这个总的旗帜下，带一帮兄弟在各地“开山立堂”，成立新的堂口，与其他兄弟单位是平级关系。不管属于哪个堂口，除了管事的，所有洪门会员都以“哥弟”相称，并且讲究“哥不大，弟不小”，大家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行走江湖时，就靠暗号辨认，比如兄弟你去茶楼、酒馆消费，小二倒茶倒酒时，你五指全伸，以拇指和食指从杯口和杯底夹住茶杯，由拇指上面起，置于肩膀的任何部分接茶接酒，不用回头，小二就会知道你是帮中人。 这种组织形式十分有利于洪门的开枝散叶，这和清帮内部以“字辈”垂直相传，不是讲究“哥弟”而是讲究“师徒”的组织方式截然不同。这两大帮派最后的发展也就是“清帮一条线，洪门一大片”。到甲午战争前后，漕运已经消退，清帮逐渐汇聚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上海人常常称他们为“小瘪三”。后来混迹上海租界的著名清帮大佬有杜月笙、黄金荣等人，而洪门的发展却已经遍布世界各地——这正是由于华工出洋。洪门在大清国内外有不同的堂口和习惯叫法。 洪门在两湖（湖南、湖北）、四川等长江沿岸各省叫作“哥老会”；在鸦片战争之后最早一批通商口岸厦门、宁波、上海等地叫作“添弟会”“小刀会”；在粤港地区取洪字三点水，叫作“三点会”，后来改称“三合会”；在海外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一开始也称三合会，后来为了适应当地殖民法律中不得结社的规定，把“会”改为公司，比如“义兴公司”；在檀香山和美国本土，主要有“致公堂”“安良堂”。 洪门已经成为华人世界里的第一大秘密社团，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洪门。大清同治三年（1864年）左右，马克思在成立国际性的劳工组织——第一国际时，也曾向海外洪门发出过邀请，甚至马克思在形成“马克思主义”时，还钻研过中国的历史和华工状况。难怪与清帮有渊源的蒋介石对洪门一直十分警惕，后来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除了屠杀共产党员，还大肆清洗有洪门背景的中国国民党党员。由于这些人大多处于农村和基层，他们被清洗后，国民党的大批县市党支部失去作用，基层组织基本瘫痪，这在客观上又为中国共产党走向农村创立了一个条件。 这是后话，不过相信大家已经清楚了洪门可怕的势力。他们虽然被称作“黑社会”，不过洪门弟子在面对大清官员时，反而有心理优越感。洪门弟子一直以“义士”自居，在他们看来，大清朝廷才是最大的“黑社会”——洪门至少还有纪律，违反了就要受到严格处罚，比如不能嫖赌、欺压良民、霸占良家妇女等等；“黑社会分子”都能够做到的这些条款，朝廷官员却是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男盗女娼，为所欲为。大清朝廷真是到了连“黑社会”都不齿的程度。 正是因为如此，杨衢云、谢缵泰等香港的体面人士，在成立辅仁文社的同时，竟然也纷纷加入了香港三合会。另外，孙文的同学郑士良也是三合会成员，至于孙文在香港读书期间有没有接触甚至加入过三合会，成为他反清思想的一个源头，这就不得而知了。粤港两地其他大部分的三合会成员都是底层劳工，如车夫、佣工、杂工、苦力等等，“反清复明”已经离他们很遥远，加入三合会的目的只是为了在谋生中寻求一种保护，或者获得某种“尊重”，毕竟生存才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只要有人肯出钱来“买”他们，三合会也能很快拉拢起一支队伍，就看出的钱的多少了。 杨衢云熟悉香港，就继续在香港筹款和“买人”。郑士良潜回广东老家，在汕头等靠海一带收买三合会成员、草寇和绿林好汉充入起义军队伍。孙文和陈少白潜回广州，加上特意从上海赶来的陆皓东，三人在广州筹备成立起义的总指挥部，将来统一指挥起义！ 在“太平盛世”下筹备起义，这是很多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只能进行隐秘的活动，而孙文没有想到的是，他即将得到一个“郑观应式”的人物支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官商”刘学询。 “官商”刘学询暗助起义
刘学询，香山人，买办之子，家境富裕，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富二代”。刘学询虽然也曾考中过进士，成为朝廷厅级候补官员（候补道），但他并没有往官场上走，而是子承父业，下海经商，在广东承包着大名的“闱姓”工程。所谓“闱姓”，就是一种博彩业，猜科举中榜者的姓氏。虽然属于“毒”的鸦片不合法，但属于“赌”的闱姓在广东是合法的，朝廷主要是想收税。由两广总督府负责经办，从第二届“闱姓”开始，刘大人就是总承包头，他已经从这项工程里捞了不少油水，是大清真正的“隐形富豪”。当然，所谓的隐形并不是大家不知道他是富豪，只是财产的具体数额大家没法想象。日本人曾经调查，到1899年左右，刘学询的个人资产“约七百万两”，差不多占了朝廷当时全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所以有个“刘三国”的外号——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 孙文回到广州，准备从刘学询这里弄点起义经费，他把广州起义的密谋向刘学询和盘托出。孙文为何会相信一个“官商”呢？主要是他们早就认识了，早就有金钱上的往来，这需要从一段访问说起。 民国二十年（1931年），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访问了已经76岁高龄的刘老爷子，请他回忆“当年与总理交往的细节”。于是，由刘学询口述、在场人士整理，留下了第一手的《总理史实访问记》。遗憾的是这份史料在记录完后并没有全部公开出版，只披露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完整版本至今还封尘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据说没有完全披露的原因是国民党方面考虑到“塑造总理形象之需要”，在此，我们特地向中国国民党方面呼吁：要相信历史啊。 接下来，我们就将根据这份《总理史实访问记》等史料，来进行讲述。 事情是这样的，刘学询的胯下曾经长过一个疮，很显然，这种隐私部位的暗疾找中医是不太方便的。刘学询找的是西医，被西医一刀割好了，从此他对西医别有好感。1892年，孙文正在澳门行医，刘学询经人介绍认识了小老乡孙文。 据刘学询讲述，他当时就对孙文极有好感，为了支持西医事业，刘大人发动富豪朋友为孙文捐款，总计“赞助白银三万余两”。 我们有理由相信刘学询的这一段讲述应该是有些吹牛了。根据购买力的对比，当时三万两白银相当于如今的450万至600万元之间，即使刘学询舍得给孙文这么多钱去支持西医，当时只是在行医的孙文要在一年的时间里花完这么多钱也是很困难的。但根据后来孙文一生都对刘学询极其尊敬和友善来看（友好程度远远超过对郑观应），刘学询应该不是完全凭空捏造，所以我们只能认为：刘学询应该是赞助过孙文不少钱，成为他们一生交情的起点；至于具体金额，由于这是刘学询在时隔几十年后对着中国国民党人回忆他“与总理交往”的细节，吹吹牛也是有可能的。 现在，孙文不仅把起义密谋向刘学询和盘托出，甚至鼓动这位著名的“富二代”：只要您支持起义，起义军可以打出您的旗号，推举您为未来的“两广共和国总统”。 刘学询一听说有人想推举自己为未来的“总统”，便认真分析起国内外的形势来。和日本人一样，刘学询并不认为起义还有成功的可能。当初没有争取到日本人的支持，现在甲午战争已经结束了，起义的时机也就已经过去了。朝廷完全可以腾出手来对付起义军，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面对这位前来有求于己的老乡，刘学询还表示了一下心理优越感，这就是他的“民族气节”和“道德情操”。他对孙文说，他并不赞同让日本人来帮助起义，恰恰相反，为了推翻大清朝廷，必须打着“抗日”的旗帜来收买人心，比如在停战之前，组建一支队伍，打着“北上抗日”的合法旗号进京，等掌控了京城周边再发动起义，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另外，对于花钱收买三合会等帮会分子起义，刘学询也认为不妥，他认为那些乌合之众即使能成事，也极易在起义的过程中趁火打劫，洗劫老百姓和洋人，酿成骚乱和排外事件，到时候列强就有出兵的借口了，大清恐怕首先就会被洋人瓜分，这与起义的宗旨并不相符。 但刘学询还是出了一笔钱，帮助孙文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农学会”，既能以公开的名义为起义筹款，又能作为秘密据点。不久，两广总督李翰章赫然列名“农学会”赞助人，这应该也是刘学询的功劳。李翰章自然不会出真金白银，只是挂名落个“重视农桑”的美名，不过这对于孙文来说已是极大的帮助了，他可以打着总督的这个旗号再去广东的政商两界拉赞助。刘学询真是值得信任的朋友啊！ 而刘学询的惊人之举并不限于此。由于此时的他正好要向两广总督府上缴一笔“闱姓”承包款，他就把什么时候去送这笔款子的消息告诉了孙文，建议孙文干脆来个打劫，大家里应外合，把这笔款子劫了做起义经费得了。 孙文和他的伙伴们最终没有真的去打劫。依照他们的实力，只能全心全力准备起义，如果劫了款闹出事来，起义也就无法举行。刘学询也只是这么说说而已，这一点孙文还是明白的。 所有的办法都已经想尽了，起义的条件还是不具备，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干了。孙文制订了一个“内起外应”的计划，也就是采用日本人在倒幕运动中常用的“奇袭”战术：以5人为一队敢死队，20人左右冲入两广总督衙门，把以总督为首的重要官员格杀或者挟持，到那时，广州城内的清军就会因无人指挥而不战自乱；另外派20人埋伏在广州城中的重要地段，作为打援；城门处派二三十人占领，引导城外的响应者入城；剩下的一二十人围攻属八旗军的广州将军驻地；大家完成任务后就分头四处放火，一鼓作气，拿下广州！ 数一数，孙文的这个计划总共需要的人还不足100人。所有人听完后都目瞪口呆：这太冒险了吧？ 孙文不这样认为。他告诉大家，像广州几个主要的军政机关虽有防守，但有名无实，他们绝不会想到太平日子里还有人来起义，以此奇袭，大事可成。 大家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太冒险。经修改，方案改为分三路“分道攻城”：杨衢云在香港收买3000人左右的帮会分子，作为主力中军开向广州；郑士良在汕头等地再收买一批帮会、绿林好汉作为左、右两路军开向广州；等这三支队伍到齐之后，孙文坐镇广州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各军，同时也在广州本地收买少量帮会分子作为内应，里应外合，这样起义军的总人数就增加到了3000人以上。 很显然，由于杨衢云的香港一路军是绝对的主力，起义时间也因此定在了10月26日，这天是农历九九重阳节。每年重阳节之前，都会有大批香港市民携家带口回广东老家扫墓，香港军3000人正好可以趁此机会，混入广州！ 起义方案已经决定了，最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初成立兴中会总会时，并没有选出领导人，现在到了起义前夕，必须要有领导人了，这个领导人也将是未来的“总统”——“总统”还是要有的，万一起义成功了呢？当然，当时其实还没有“总统”这个翻译，是根据英文“president”音译的“伯理玺天德”。10月10日，兴中会总会开始进行“伯理玺天德”的选举。 很出意外或者说不出意外，领导人的选举不仅有巨大分歧，还发生了激烈争吵。陈少白、郑士良、陆皓东等这些“孙派”的人坚持认为只能由孙文当选，而“杨派”的谢缵泰等人认为，如果没有香港方面的钱和人，孙文有什么实力发动起义？他们坚持要杨衢云当选，双方都互不相让，情绪激动。 孙文表现了君子风度，他主动退让，杨衢云顺利当选。根据这一结果，杨衢云成为了史上第一位选举出来的华人“总统”，也是兴中会总会首任会长。孙文只能接受他的领导，但“孙派”之人仍然不服。 由于孙文没能当选，郑士良甚至扬言“要杀掉杨衢云”，而谢缵泰等人也在背后继续攻击孙文。谢缵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孙逸仙看起来是一个轻率的莽汉，他会为建立个人的‘声望’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他提出的都是易招物议的事情，他以为自己没有什么干不了的——事事一帆风顺——‘大炮’！”“孙逸仙念念不忘起义，而且有时全神贯注，以致一言一行都显得奇奇怪怪，他迟早会发疯的！” 看来，“大炮”这个外号，很可能还是孙文的革命同志谢缵泰首先发明的。 这一切的内讧，都为即将到来的起义蒙上了浓厚的阴影。起义流产，孙文只身逃出广州城
九月初九凌晨，孙文在广州的总指挥部静静地等待原计划中的三路军到来。指挥部里还有从广州本地收买而来的各路帮会大哥，他们前来等消息、讨口令，只等孙先生一声令下，就发动广州城内外的喽啰，与三路大军里应外合，大闹一场，然后拿钱走人。 按照原定计划，三路军应该都到了，而结果却踪迹全无。指挥部里一片闹哄哄，大哥们早已经等得不耐烦，孙文只好安慰大家少安勿躁。 早晨8时许，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密报传来。郑士良方面报告：途中受（官兵）阻截，万难前进。 紧接着，另一封由杨衢云从香港发来的电报也送到了孙文手里：货（即人）不能来！ 如果只有郑士良方面不能来还有挽回的余地，连主力的香港军都不能来，这真是晴天霹雳。 陈少白认为，凡事过了期，必然走漏风声，再发动一定会失败的，还是先把事情压下去，以后再说。 孙文同意了。他不得不同意，在事实上他已经成了“光杆司令”，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于是孙文下令起义紧急停止，让人给那些还在闹哄哄“待命”的各位大哥发了钱，表示行动暂停，令他们遣散待命，同时紧急给杨衢云发电报：货不要来，以待后命！ 辛辛苦苦筹备大半年的广州起义就这样流产了，它竟然连一枪都未发，连个旗帜都没打出来（由陆皓东事先设计）。但现在已经不是追究责任和原因的时候了，陈少白等人要求孙文立即离开广州避难。不过这次孙文并没有同意，他要其他人先走，他自己留下来“善后”。陆皓东也表示暂时不离开。于是只有陈少白走了，他乘坐当天的夜班轮船从广州紧急逃往香港。 起义都已经停止了，危险正在逼近，孙文还需要如何“善后”？这正是孙文心思缜密之处：作为起义总指挥，他绝对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拍拍屁股就散了，原因很简单——那封通知“停止发货”的电报到达杨衢云手中，还需要一定时间。 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报，粤港两地的电报是有线电报，发个密电都要去电报局发，再加上两地管理体制不同，一封电报能够在一两天内到达对方手里就已经很不错了。杨衢云的第一封电报中说“货不能来”，实际上只是他提前预计到无法按时“交货”，先通知孙文。也就是说，杨衢云的这封电报，他很可能在九月初八或者初七就发出了，而事情总是瞬息万变的。如果发完电报之后，杨衢云又能“发货”了，而广州这边的总指挥部早已人去楼空，没人“接货”和善后，那么这批秘密携带武器前来的香港军很可能就会乱中生变，暴露目标，被一网打尽，由此波及兴中会总会，给兴中会总会以后在香港立足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在目前风声似乎还没有走漏的情况下，孙文必须留下来，尽可能地等到杨衢云那边的进一步反馈。 而孙文并不知道的是，他们的风声其实早已经走漏了，而广州捕快李家焯早已经盯上了总指挥部！ 起义的前一日，九月初八，在广州负责为起义起草檄文的兴中会总会会员朱淇，已经被他的哥哥朱湘发现了秘密。朱湘不是兴中会会员，也没有什么“革命觉悟”，只担心将来落个株连九族的下场，于是他以朱淇的名义向李家焯捕快自首，举报孙文是“造反头头”，想为弟弟将功赎罪。李家焯惊闻有人要造反，吓出一身冷汗，立即跑去上报。此时的两广总督并不是李翰章，他已经离任了，接替他的人是谭钟麟。谭总督严肃地听完汇报后，当场打起了哈哈：“孙文这个人不过是个西医，农学会就是他办的，李少帅（李翰章）还曾赞助。这个孙文虽然一贯喜欢吹吹牛说大话，焉敢造反？” 事实证明，谭总督这番哈哈是打得很有艺术的，并不是他神经大条。朱淇很好处理，抓起来就是，难处理的恰恰就是孙文。这是因为孙文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教徒。 在此时的大清，但凡与教会和教徒打交道是要特别谨慎的，不然就会引火烧身，成为朝廷处理中外关系的替罪羊，这几乎是朝廷所有大员的“政治觉悟”。现在，仅凭朱湘的一面之词，并没有抓到孙文本人的确切证据，堂堂谭总督绝不敢首先与孙文为难。不能去抓孙文，但自己管辖的地界也绝对不可以发生破坏稳定的群体事件，这一点谭总督也是很清楚的。于是谭总督只能派清军在广州周边暗中加强戒备，这也正是郑士良电告的“途中受阻截，万难前进”的情况。 谭总督再暗中戒备，也是不可能把清军派到香港去的，那里不是他管辖的范围。那为什么杨衢云连在香港都不能“发货”了呢？ 真正的原因正是那句话：“买”来造反的人，那是相当不靠谱。 根据原定计划，作为主力的香港一路军应该至少有3000人，这个数字看上去不多，但问题是杨衢云都要靠拿钱去“买”。杨衢云本人是三合会成员，联络帮会分子没有问题，但三合会并不是一个成熟而严密的组织，会员们更不是专职的“造反者”，谋生（赚钱）才是他们的第一需要。这就难保当杨衢云去联络各个“堂口”的大哥时，大哥们为了拿下这门“生意”，也只好吹吹牛，告诉杨衢云别说3000人，三万人到时候我也能给你找来，而到了真正要出发的时候，一切都露馅儿了。于是，为了避免对在广州的孙文造成影响，在临近出发的十万火急的关头，杨衢云因为无法凑齐必要的人数而不能按时“交货”，只好先紧急向孙文打了那封电报！ 现在，一切的事情已经证实了孙文事先的判断：首次起义，兵贵在精而不在多，重在闹出声势和影响。就兴中会总会这点家底，与其抱希望于实现起来有很大困难的“大军分道攻城”，还真不如来一次当年日本人经常干的“奇袭”，说不定反而能收到神奇的效果。孙文是一个现实的人，他并不是天生喜欢冒险，也并不是只习惯于“放大炮”，因为现实，他反而想得更深入。 出了两广总督府，李捕快立即带人在指挥部附近监视孙文的动向，虽然谭总督对孙文有所顾忌，但李捕快不得不上十二万分心。这个服务了多位总督的资深捕快十分清楚，他的“上面”是谭总督，谭总督的“上面”是朝廷，如果将来证实孙文真的就是“造反头头”，朝廷怪罪，那么谭总督一定会忘了他曾经打过的哈哈，就把李捕快等人作为替罪羊。所以，对于李捕快来说，他绝不是在听完总督大人的那个哈哈之后就可以回家睡觉了，他和巡捕队的首要工作是紧盯孙文，确保能够在紧急时刻制住孙文，绝不能让孙文成为漏网之鱼。 指挥部里，孙文一直等到傍晚，还是没有等来杨衢云新的电报。孙文似乎已经发现了门外正在监视他的人，但他并没有慌乱，他出了指挥部，大摇大摆地去了广州教会的一个牧师家里参加婚宴。这天就是重阳节，大部分广东人都在扫墓，这里却在举办婚宴，按照传统观点，这是很不吉利的。然而这正是教徒们的特别之处，反正他们是“不敬祖宗”的，牧师的左邻右舍都对这户人家避之不及，唯恐与他们发生关系。这种心态也包括广州官府，孙文大摇大摆地赴宴，其实已经公开打出了教会这张牌。 感觉不妙的李捕快再一次紧急请示谭总督：孙文已经离开驻地，是否立即将他缉拿归案？谭总督这次倒没有藏着掖着，也顾不得自己的面子，他向李捕快说出了实话：孙文乃教会中人，现在还没有直接证据，不可鲁莽从事！ 既然总督大人都明确表态了，李捕快也不敢贸然行动，他十分难受，在牧师家的门外走来走去。 孙文显然发现了这一切，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毫不留情地嘲笑了李捕快，在门内对着周围的教友们高声大笑：“这些人难道是来抓我的吗？”（此辈岂来捕余者乎？） 嘲笑完之后，孙文开始男扮女装，最终在教友的帮助和掩护之下，于第二天清晨（九月初十）成功逃出广州，途经澳门，最终到达香港。广州的李捕快只能恨恨不已，眼看这条“大鱼”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开溜了。 而孙文的出逃终于给谭总督一份“直接证据”，几个小时之后，他下令李捕快去查封和搜查农学会（起义总指挥部）。孙文已经走了，但不幸降临在一个人身上，他就是陆皓东。陆皓东原本也是安全撤离了的，但不知何故又返回了指挥部。根据后来的考证，很可能是陆皓东发现还有机密文件留在那里，于是他不顾危险和其他人劝阻，返回指挥部，想把这份文件毁掉，正好就碰上带兵前来查封的李捕快，陆皓东等人被当场缉拿归案。 对于谭总督和李捕快来说，孙文溜了，正好需要一个“大鱼”级别的替罪羊。陆皓东受尽酷刑，据说连牙齿都被一颗颗敲掉，最终被处决。另外被捕的人中，一人（程奎光）被600军棍杖毙，一人（程耀臣）在牢里去世。 陆皓东很有绘图功底，起义之前，他负责为起义军设计旗帜。他设计了青天白日旗，多年以后，它成为了中国国民党的党旗；而在“青天白日”的基础上再铺上“满地红”的底色，就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国旗。孙文盛赞陆皓东是“为共和牺牲之第一人”，并且很可能是孙文亲自请求当年在香港受洗的牧师，追认陆皓东为基督教教徒。这就是我们在如今保存下来的那份受洗名单上，能够发现陆皓东的一栏备注着“已故”的原因。 灾难并没有结束，孙文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九月初十，就在孙文出逃广州的同时，在香港的杨衢云终于凑齐了600人的苦力和帮会分子。人数虽然与计划中的3000人相差甚远，但由于此时杨衢云还没有接到孙文那封“停止发货”的电报，他认为还是应该按原计划向广州“发货”，具体的事情交给了三合会的两位大哥朱贵全和邱四执行。这两位小老大自然不会提前泄露起义的秘密，他们告诉大家广东官府正出工钱“招兵”，现在先发一点路费，领着大家去广州揽下这门“生意”。最终有400人同意前往。 九月初十晚，朱贵全和邱四把起义用的枪和子弹藏在水泥桶里，人枪分开，率领400人登上租来的夜船，就要向广州出发。 此时，突然有大批香港警察步操进入码头，他们登上船，对人对物逐一进行检查，最终没有搜出藏在水泥桶里的枪弹，只好将船放行。朱贵全和邱四也长出一口气，夜航船离开香港，驶往广州码头。 在孙文已经指令“停止发货”、广州方面的风声已经走漏的情况下，香港这边却已经向广州“发货”了！ 一夜航行之后，第二天（九月十一）清晨，船即将停靠广州码头，船上的400人突然又惊恐地发现了熟悉的一幕：岸上正有大批清军严阵以待，一副要拿人的模样。不就是去打个工吗？为何粤港两地都有军警如临大敌？ 毕竟是帮会中人，大家都明白了，这是要去“犯事儿”啊！等船一靠岸，400人趁乱一哄而散。清军似乎提前得到了朱贵全和邱四的相片等情报，他们在人群中准确地抓捕了朱、邱等几十人。朱贵全和邱四互相指认对方为首领，但为时已晚，谭总督也不管谁是首领，或者知道他们都不是真正的首领，反正还需要替罪羊，就把他们两人都当作“香港方面的造反头头”一同处决了。 在计划中作为主力的香港一路军不仅没能发动起义，还落个悲剧结尾。共有40多人被捕，三合会的两位小老大被杀，杨衢云、谢缵泰等原本的“体面人士”无法再在香港立足，他们各自亡命天涯。杨衢云先后逃往新加坡、南非等地，谢缵泰避居澳门；曾经变卖房子支持起义的黄咏商等人心灰意冷，不再提起起义。兴中会总会因无人打理，继檀香山兴中会之后，已是名存实亡。 一个曾经充满希望的组织就这样在实际上消亡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志从此散落天涯。 大家都不曾想到，这个悲剧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有一个人不那么贪生怕死，而是像孙文那样考虑周祥和天生机警的话。这个人就是陈少白。 陈少白是九月初九的晚上坐夜班船离开广州前往香港的，初十清晨就可以抵达香港，而杨衢云是这天的晚上才“发货”。也就是说，虽然孙文要求“停止发货”的电报比较慢，没有及时送到杨衢云手中，但陈少白却已经抵达香港，他完全有时间火速赶过去通知杨衢云。陈少白却并没有这么做，也许他想当然地认为杨衢云不会再“发货”了，也许他害怕杨衢云之前没“发货”的原因恰恰是已经暴露，自己这一去就是自投罗网。我们也不清楚他在离开广州时，孙文有没有交代他要去给老杨报个信，但我们也不能排除，陈少白的贪生怕死还有一个更加隐秘的原因——那就是“孙派”和“杨派”之间因“争选总统”造成的矛盾。 不论陈少白当时的考虑如何，事实是他在能够去给杨衢云报信的情况下并没有去报信，间接造成了这场悲剧。自此之后，这两派之间的矛盾越拉越大，直至多年以后，他们都还不能原谅对方，互相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对方身上。“孙派”指责“杨派”不按计划如期“发货”，而“杨派”怨“孙派”拒不“接货”，甚至指责孙文本人“在香港的同志们抵达广州前20个小时，他就已经逃之夭夭了”！ 由于这些矛盾，在后来，那个著名的“秘密宣誓”很可能就是被“孙派”提前到檀香山兴中会，很显然，这样的结果是孙文独享了“革命首创者”的地位，而杨衢云在革命史中的地位就在无形中被消退和遗忘了。但“杨派”也并不是没有发声，甚至在事隔30年之后的1924年，谢缵泰还在他创办的香港《南华早报》上攻击孙文先生：“杨衢云当选革命一旦成功后的临时政府大总统，孙逸仙大不高兴，此后一直怀恨在心。其实，黄咏商早就看出孙无能，并在起义发动之前的1895年10月12日就发誓与孙文绝交。” 一切的“罪魁祸首”其实都是起义的流产。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关于这次起义，还有一个巨大的谜底没有揭开——按理说，香港“发货”的保密工作是做得很不错的，连在船上的那400人都不知道去广州是去起义，秘密只有少数的人才知道，那么香港和广州的军警又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从没有见过朱贵全和邱四的清军又是如何准确地将这两位小头目抓捕归案？ 一位真正潜伏在这场起义幕后的“大佬级”人物即将浮出水面。孙文败走日本
兴中会总会会员黄咏商有一个十分有名和有钱的姐夫，姓韦，名廷俊，字宝珊，是香港的银行买办，头衔还有香港太平绅士、团防局局绅、东华医院总理、保良局终身总理等等。总之，这是一位出入于香港上流社会，能跟港英政府直接搭上线的大人物。 韦宝珊的业务并不只局限于香港，在广东，他使用韦廷俊的名字，入股了刘学询承包的“闱姓”工程。承包“闱姓”是直接与两广总督府打交道的，他能作为股东，自然也有大清“官商”的身份。资料显示，韦宝珊很可能在广东捐过官，级别应该是与刘学询同级的朝廷候补道。就这样，由于生意的需要，韦大人在粤港两地都建立了极深的政商人脉，也就是说，当两地官府需要走非正式渠道沟通时，韦宝珊就是很好的桥梁和双面坐探！ 两地官府有什么需要要走非正式渠道沟通的呢？这是由于粤港两地特殊的关系。《南京条约》之后，香港脱离广东的管辖，归港英政府管理。两地不仅有天差地别的政治体制，还有不同的管理风格和理念，在很多问题上常常是对立的，大家都必须小心谨慎，免得酿成“外交事件”。 而粤港两地又是同文同源，很多香港人的老家都还在广东，两地政治、经贸方面往来不断，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粤港两地官府都明白，谁也不能把对方真正当作敌人，最后双方形成了在对立中有高度默契的微妙关系。 对于黄咏商加入兴中会总会，韦宝珊是知道的，甚至广州起义很多密谋会议，就是在韦宝珊家里召开的。由此可见，大家也没把他当外人，韦宝珊是支持起义的。 一切的变化应该发生在朱湘自首之后。 当谭总督接到朱湘自首的报告之后，他已经明白了起义的大本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乱党”的主力军也还留在香港。香港并不是谭总督管辖的范围，他确实不能像《南京条约》之前那样，派支清军过去抓捕，而在抓到确切证据之前，谭总督也不好通过官方的正式渠道照会港英政府，以免事情生变时，自己不好收拾。谭总督一定会利用韦宝珊这种可靠而私人的关系将有关情况先透露给香港方面，其实是希望港英政府能够采取措施，阻止这批他管不着但又要给他添乱的人来广东。 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据谭总督提供的消息，此时在香港的韦宝珊就已经知道广州那边的风声已经走露。对于韦大人来说，他和有过秘密宣誓的小舅子黄咏商不同，他并不是兴中会总会会员；也和受孙文信任的刘学询不同，他是两地的“红顶商人”，当广东方面的情报提供过来之后，他必须作出反应，日后才好向那两方面交代。很显然，韦宝珊首先不能把这个绝密消息泄露出去，甚至连黄咏商都不能告诉。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杨衢云或者黄咏商亲自去往广州，然后把谭总督的情报，连同香港这边初十晚朱贵全和邱四率众乘船出行的机密消息一同报告给港英政府。这样韦大人就能继续当好粤港两地双面坐探的角色，两地讨好，又立新功。 于是，得到线报的香港警察步操进入码头，上船严格搜查，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最后的结果却是令人大跌眼镜的：他们把这艘已经十分可疑、藏有200多条枪的船给放行了。如果根据我们上面的推断，韦宝珊提供了情报，香港警察知道船上“有货”，为什么最后还放行了呢？ 我们有理由相信，并不是警察无能，也并不是船上的武器隐藏得太好——最起码，如果香港警察强烈怀疑，一心想处理这批人，可以先将船扣留，不会让它如期驶往广州。 只有一种解释：港英政府得到情报后的处理结果就是只搜查，不扣留。 因为扣留对港英政府是不利的。 如果这批人仅仅是要在香港闹事的“黑社会分子”，港英政府是会毫不犹疑地拿下的，但问题是他们是被兴中会总会收买的反动分子。在香港，英文报纸已经对兴中会总会进行过报道，大家都知道兴中会总会是打着“推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旗号的，这符合一直标榜“文明世界代表”的港英政府的“价值观”，如果此时港英政府因为这批人要去广东“推翻专制”而把他们扣留，一定会受到舆论的攻击，不利于港英政府和英国的形象。 于是，我们相信，港英政府很可能对香港警察下达了“先搜查，后放行”的命令，既向帮会分子显示港英政府对此事已有掌控，警告他们将来不要在香港生乱，又没有在事实上阻止兴中会总会对“推翻专制制度”的追求。 但是，如果把起义军就这样放行了，也是无法给两广总督府一个交代的，毕竟在平时，两地在打击真正的“黑社会”方面还是有很多合作的，比如香港和内地就签有“引渡条约”。那怎么办呢？就是把香港这边情报也通过韦大人私下提供给广东方面。既然这批去广州作乱的帮会分子带有政治目的，港英政府不方便抓，但也提供情报，好让你谭总督出面去抓。 这就很好解释那艘船上岸时，为什么已经有大批的清军在等待他们。清军准确无误地抓住了朱贵全和邱四，稀里糊涂的两人真正成了冤死鬼。 而在谭总督这边，他真正一直难以处理的就是孙文。孙文除了有教会背景，还有很深的“香港背景”——他的组织是在香港，孙文本人也是在香港求学，持有香港临时行医执照，谭总督只能特别对待，明确命令李捕快不得轻举妄动。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孙文大摇大摆去教友家之后，还能成功逃出，沿途从广州一直逃到澳门和香港，并不是他化妆技术好、逃走水平高，也并不仅仅是教友们的掩护，更加不是堂堂两广总督昏聩到在自己的地界上抓不到一个已被盯住的嫌疑犯，而是谭总督根本不想抓他！对于如何处理孙文，谭总督和港英政府方面也有高度的交换式默契：这个人和你们渊源极深，我也先不抓，先放回“你们香港”，让你们去抓。 果然，直到五天后（九月十五），谭总督这才正式照会英国驻广州领事，咨照香港总督，要求交出“怀疑逃港”的孙文以及杨衢云等人。而港英政府果然没有冒着“被文明世界舆论攻击的危险”去抓捕孙、杨等人，他们及时地对孙、杨下达驱逐令，禁止五年内入境香港。孙文和杨衢云最终都平安离开香港。 韦大人完成了他的任务，扮演了该扮演的角色。一年后，他当选为香港立法局议员，并在晚年（1919年）罕见地以华人的身份被英国王室赐予爵位，人称“韦爵爷”。 一切处理完毕之后，两广总督衙门里的谭总督向朝廷写奏报——发生了这样危及稳定的大事，他必须给朝廷一个交代，否则，朝廷就会拿他的红顶子作为交代。虽然孙文等人把这场密谋称为“广州起义”，雄心勃勃地要夺取政权建立“两广共和国”，但在谭总督给朝廷的奏报中，这一切都一笔勾销了，估计还是刘学询向他献策。谭总督对这场事件的描述是打劫“闱姓”费款，这就是一场打劫未成的案件，孙文和杨衢云也就成了大盗，这样的事情在大清全国各地一年要发生几百起，发生在谭总督管辖的两广地界也就不奇怪了，朝廷用不着大惊小怪，言官御史也不必拿他开刀。 既然没什么大事，也确实没在广州造成多大影响（绝大部分的广州市民根本不知道还有过这样一场“起义”），朝廷也就放心了，他们把孙文的名字故意写成“孙汶”，表示这个人就是出没于山角水涯那样的“小毛贼”。12月2日，上谕颁布，谕令谭总督要“加强防范两广地区越来越严重的盗抢之风”，把孙、杨捉拿归案，以儆效尤。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12月7日，广东臬司衙门（公安厅）发布告示，对孙文和杨衢云分别悬赏“花红银”一千元缉拿。虽然事发时杨衢云并不在广州，但广东官府还是清楚内情的，把他和孙文并列为两大“造反头头”。而到了1929年初版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等史料中，杨衢云的赏格被人工降为了“一百元”，并在后来被多种史料沿用。很显然，这是为了单独突出孙文先生的革命地位，而贬低杨衢云的“革命地位”。 通缉令下达的时候，杨衢云和孙文都已经不在香港了。孙文去往了新的世界——1895年11月，及时接到港英政府驱逐令的孙文离开香港，乘船抵达日本神户。如果不算之前的坐船经过，这是他首次踏上日本国土。对于日本的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孙文很钦佩，但孙文并没有在日本停留太久。虽然他很快来到了华侨相对较多的港口城市横滨，在这里建立了兴中会的分会，但就算是整个日本的华侨也是不多的，捐款还不够养活自己。孙文令郑士良秘密潜回国内积蓄力量，陈少白留在日本，以办报的方式发展革命力量，他自己还是要去檀香山再想办法。 12月中旬，从日本商人梅屋庄吉那里借到路费之后，孙文离开日本，此时他的个人形象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剪掉了辫子，留起平头，蓄着小胡子，脱去了长衫，穿起了和服和西服，打扮成一个日本人的模样，史称“断发改装”。这举动意味着孙文已经在心理上彻底脱离了朝廷，成了“职业革命家”，也就是找了一份名叫“革命”的工作。为什么会有这个工作？自然是朝廷不行，天怒人怨。但这份工作的难度实在巨大，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造反的军队——活命都要钱，更别说革命了。 孙文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因为他相信他的方向是对的。人生变化实在是太快，谁又能想到，仅仅在一年以前，他还在天津苦苦盼着李鸿章的接见呢？ 也许是“断发改装”了，孙文的机警也放松了。他曾经去照相馆随意拍过一些照片，留下了底片，而他并不知道，他的照片已经落到了大清海外密探的手里。通过对孙文一系列活动的观察，朝廷终于意识到孙文并非简单的“小毛贼”，而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政治分子。对于这样的人，朝廷的缉拿是不计成本的，不管他走到哪里，都要破坏他的势力。大清国内以及各驻海外公使馆源源不断地派出一批批密探，他们将全球跟踪孙文，并最终寻找到一个机会，将孙文抓捕归案！
第四章 孙文与康有为始终无法合作的秘密
孙文在伦敦被捕
1896年1月，孙文抵达檀香山。檀香山兴中会已经名存实亡，故地重游来宣传造反，几乎没人响应，也没人捐款。半年时间过去了，钱仍然没有筹到多少。孙文不可能后退，只能往前，往前就是太平洋的另一边——美国。 孙文第一次踏上了美国本土，这里有很多华人聚集区，按理说情况要比檀香山好，而结果再一次严重地打击了孙文。他从美国西海岸一直走到了东海岸，凡是华人比较多的地方，他都要去作演讲和拉投资，却没有几个人愿意相信他。在美国的华人大部分都是靠辛苦地修铁路、开凿巴拿马运河或者依靠“三把刀”（菜刀、剪刀、理发刀）才生存下来的。这些刀里并不包括一把对自己的祖国造反的砍刀，虽然他们也知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的意义，但在生存竞争激烈和个人利益至上的美国，支持造反是天方夜谭。一些人嘲笑孙文是怪人和疯子，做着想当皇帝的白日梦；还有一些人骂孙文是背叛祖宗的不肖子孙；更多的人任凭孙文在一旁慷慨激昂地演讲，连搭理都懒得搭理他，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满目烟尘的孙文来到了大西洋边，海风吹拂着他的小平头，海浪打湿了他的鞋袜，他的心情是比较低落的。现在别说为革命筹款，连吃饱肚子都是很大的问题。 茫茫大海拦住了他的去路，孙文上船了，他继续向前，渡过大西洋，前往欧洲。在伦敦，有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英国老师康德黎，孙文决定先去找他。 1896年9月底，孙文抵达伦敦，找了个旅馆住下来之后，他几乎天天去康德黎家拜访，谈谈他的起义事业。 孙文并不知道，早在他还在来英国的邮轮上时，大清驻英使馆就已经知道了他的行踪。公使龚照瑗立即派使馆二等参赞、英国人马格尼向英国外交部询问：可否援引香港、缅甸已经与大清签订的“交犯约”（引渡条约）将孙文引渡回国？得到的回复是它们只能行于香港及缅甸，并不适用于大英帝国本土。龚照瑗等人最后商量出抓捕方案：先把孙文引诱进使馆，按照国际公法，使馆内相当于大清的领地，可以在这里实施抓捕，然后再想办法把孙文从英国偷运出去，交给朝廷处置！ 10月11日，孙文像往常一样去老师家，路上突然有一个清国人前来跟他搭讪，一问之下，这人竟然也是来自广东。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孙文热情地与他交谈起来，估计还想说动他为起义捐款。没过多久，又来了两个人，一问之下，竟然也是广东老乡！他们一左一右簇拥着孙文朝前走，而先前那个人却悄悄溜了，孙文正跟这两人聊得起劲，不知不觉来到一座楼房前。 还没等孙文反应过来，旁边的两人突然一下子把他拉了进去。两人把孙文架到楼上的一间小屋，然后“砰”的一声，大门被闩上。马格尼走过来对他宣布：对你来说这里是大清，你现在是大清的钦犯！ 原来自己已经被抓了！孙文感到事态十分严重，他只能开始想逃生的办法。 给他送牢饭的是公使馆雇佣的一个英国仆人，名叫柯尔。马格尼早就告诫过他：要严密看守孙文，无论孙文给你多少钱，你都可以收下，但是任何一张字条，你都必须直接呈送给我。 果然，孙文写下求救字条，对柯尔说，他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请他“看在上帝的分上”亲自把字条给康德黎送去，实在不行就扔到窗外。当然，这是徒劳的，字条都落到了马格尼的手里。 孙文开始自己想办法，他要求打开窗户呼吸点新鲜空气，然后把手伸出窗外，又一张字条就给扔出去了。这一幕却没逃过柯尔的眼睛，字条落在了邻居的房檐上，还被柯尔给捡了回来，然后就连墙上的小窗户被铁条封死了，孙文陷入了暗无天日中。 孙文必须继续想办法。他是一个天生机警和心思缜密的人，也是不屈不挠的“石头仔”，他告诉自己只要能脱险，不管什么方法都要试一试！当使馆翻译审讯他广州起义之事时，孙文供出了刘学询，说意图谋反是他，不是自己，自己也是差点就受了他的欺骗。 孙文应该是对大清官场很了解，这与其说是孙文供出了刘学询，不如说是他想借刘学询来保护自己。果然，使馆方面也不敢得罪刘学询，虽然留下了一份问话记录（《邓翻译与孙文问答节略》），但从种种情况来看，涉及刘学询的情况并没有往上报，甚至五年以后把材料公布时，还把刘学询的姓名给删去了，说明这应该是孙文为了脱身而对刘学询进行的“诬陷”！ 在孙文想尽办法自救时，龚照瑗也在紧急行动。为了把孙文偷运回国，龚大人不惜血本，已经花了7000英镑（四万多两白银）秘密雇好了一艘船，同时在加紧赶制一个特制的货箱，准备到时候就把孙文藏在这个货箱里，向大清国内“发货”。 而孙文并没有放弃，他又写了求救字条，请柯尔给他送出去。这就是孙文，当他决定要达到某一目的之后，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努力。柯尔估计都快疯了。不过，孙文坚持从柯尔身上打开突破口看来是对的。柯尔作为英国本地人，来到使馆当仆人，这本身说明了他的经济状况比较糟糕，估计买不起伦敦的房子。孙文把藏在身上的最后20英镑给了柯尔，并许诺事成之后再付给柯尔1000英镑。 1000英镑大致相当于大清的近7000两白银，即使在寸土寸金的伦敦，这应该也足够让柯尔改善居住环境，去买一套好一点的房子。问题是，就算把孙文所有的财产加起来，他也凑不到这个数目。他原本就是来英国筹款的，不是来捐款的，就是因为没钱才来，但对于孙文来说，这些都不是他现在要考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不“放大炮”能行吗？ 柯尔显然有些心动了，但没有当场答应。回去之后，金钱在不断地召唤他，他很想行动，但又怕承担后果，只好跟使馆的生活管家英国大妈贺维太太倾诉。这位英国大妈沉默之后，她对柯尔说：你应该帮助他。 10月17日晚，在孙文被扣押的第七天，康德黎家的门缝里塞进来一封信，里面的内容大致是：你的一个朋友现在被扣押在英国使馆，他被送回大清后一定会被处死，你要是能想办法就尽快想，不然就来不及了；我不能签名，但你要相信我说的话，他的名字，我相信是叫孙逸仙。 送这封匿名信的人，就是英国大妈贺维太太。在她送信后不久，柯尔也想通了，他拿着孙文亲笔信来到了康德黎家，并表示今后将担任给双方报信的任务。 此时的康德黎正在为孙文的“消失”而担忧。得到消息，他立即雇佣私人侦探监视使馆的一举一动，然后他选择了报警，接着到英国外交部控告，最后找报纸反映情况。看来这位老兄也是实在没办法，生生被大清使馆逼成了一位到处上访的弱势群体。 根据外交公约，英国人无权强行进入使馆。伦敦警察局派出了警察，在使馆外三班倒全天候监视使馆，英国外交部也迅速展开调查和交涉，但是，除非使馆自动释放孙文，英国人也没什么办法。 报纸记者也被吸引来了，他们涌到使馆门前要求采访，这又引发了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聚集在使馆门前。在了解真相之后，人群开始骚动，他们自发包围了使馆，免得孙文被偷运出去。 重重压力之下，马格尼出来了，他向人群出示了一张孙文亲笔申明，上面写的是“我是自愿进入使馆”。原来，这是使馆方面诱使孙文写下的，他们以为孙文又上当了。然而，这次他们的算盘却打错了，而且十分愚蠢。 使馆方面出示孙文的亲笔声明，这等于使馆方面亲自证实了孙文被囚禁在使馆内，任何谣言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出于常识，人们相信即使是孙文亲笔写下这样的声明，那一定也是万不得已，说不定还在使馆内遭受了非人的虐待。人群又开始骚动了，有人高呼口号“释放孙逸仙”；有人大声演讲，盛赞孙文是一个“伟大的反政府分子”；更多人认为，像孙文这样的政治流亡者，英国政府和人民有责任为他提供保护，所以必须和大清驻英使馆抗争到底。 人群越聚越多，康德黎趁机在人群中为孙文募捐，很多人都捐了款。记者们采访不到更多内幕消息，只好报道花边，比如“使馆里有位中方大厨刚走出使馆，他就被一只死猫给击中”。 使馆内，孙文也在坚持着。他通过柯尔和康德黎互通情况，康德黎知道了孙文没有被秘密处死，孙文也知道了使馆外正有越来越多力量试图营救自己。孙文之所以一定要走出去，不仅是为了他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是为了革命的前途。否则一旦被秘密送回大清，朝廷的宣传告示中一定不会说孙文是被偷运回来的，而是从英国“引渡”回来的——这说明西方国家也不支持针对大清朝廷的革命，让很多人丧失原本就微弱的信心。 所以，现在最着急的要算龚照瑗了。事情已经曝光，现在要把孙文偷运出去是绝对不可能的，而直接把孙文处死，他和慈禧都没这个胆。英国外交部也已经向使馆发出了外交照会，声明把孙文强行拘禁在使馆内的行为违反了英国法律，不但不受外交豁免权的保护，而且还是对外交豁免权的滥用。因此英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孙文。 龚照瑗明白了，不放人已经是不行了，拖下去恐怕会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谴责和制裁，对使馆和朝廷都很不利。 10月23日，在被扣押的第13天，孙文被无条件释放。使馆特意安排他从后门走出，但没想到后门也有很多人。得到消息的人都跑向这里，拥挤着想一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众多记者开始写他们的速记：“孙的身材比我们通常所说的中等身材要矮，看上去十分瘦削，相貌比较文弱。”记者们其实并不只是报道八卦。之前朝廷和使馆方面一直宣扬孙文是杀人不眨眼的草寇大王，长着“红眉毛绿眼睛”；现在，面前的人却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大家相信，这样文弱的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或者出于内心的信仰，绝不会成为革命者！ 在警察的保护下，孙文带着标志性的微笑离开使馆。这一刻他像一位明星，散发着重获自由的光彩。流浪画家在为孙文现场画像，诗人在为他进行现场创作，很多人都对孙文翘起了大拇指。有个叫摩根的英国退伍士兵甚至从此一直追随孙文，竟然还参加了四年后的惠州起义！ 只有那个叫柯尔的仆人，他向孙文索要了报酬，不过他只要了孙文当初承诺的一半——500英镑，也许他认为自己只该得这么多吧。 孙文趁热打铁，把这段经历和被捕之前的历程用英文写成了一本书——当然，其中隐去了供出刘学询的细节，这就是《伦敦蒙难记》。根据康德黎夫人的日记，这本书是康德黎帮助孙文完成的，以孙文的英文写作水平，他很可能无法单独完成这一著作。无论怎么说，这是孙文的自传，最后肯定得到了孙文亲自的审阅和认可。考虑到大多数的西方人的接受习惯，孙文并没有在书中说他是“革命者”，而是定义为“坚决的改革者”，采取激烈手段也只是为了改革，而不是试图颠覆政权。书一出版，可以用“轰动一时，威慑大清”来形容，不仅成功地登上了伦敦畅销书排行榜，还被翻译成俄文等多种文字。有一个俄国人在流放西伯利亚过程中就读到了此书，从此对“孙逸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至多年以后，当共产国际酝酿拟组建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时，当年的读者列宁说出了孙逸仙的名字。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使馆发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并没有提到孙文是在大街上被诱捕进使馆，而是孙文自己走进使馆的。孙文可能认为自己已断发改装，是不会被认出来的，就化名“陈载之”，去使馆问“这里有广东人吗”，而使馆后来察觉他就是孙文之后，这才在使馆内实施抓捕。应该说，使馆的这种说法也并非没有可能，但是，无论是孙文还是使馆，他们都找不到第三方证人。孙文到底是被诱捕还是“自投罗网”？百余年来，史学界仍然有不小的争论。 愚蠢的大清朝廷，他们抓人不成，反而为孙文免费做了一大单广告。而孙文是不会只是写写书而已的，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事件的热度更持久，影响范围更大，最好能够波及整个西方世界，让西方人更加深入地了解大清，借此自我宣传以及宣传革命。孙文开始频繁发表演讲和接受采访，把大清的情况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去。他提到使馆曾经威胁他要先把他杀掉，把尸体运回大清处决。“处决尸体！”伦敦市民惊呼，相互打听这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们终于了解，在大清还有一种叫“鞭尸”的酷刑。英国报纸又找到了新的报道热点了，虽然记者们把广州写成了“广州省”，但对鞭尸的报道却是相当传神。 孙文毫不留情地批判大清朝廷，说朝廷把人民当作“聋子”“瞎子”“傻子”和“奴才”，阻止人民了解世界大事。孙文指出，中国的人民和此时的代表“中国政府”的大清朝廷并不是同义语，必须有一个负责任的、有先进性的政体来进行取代，对西方文明采取开放和学习态度。 就这样，继虎口脱险的传奇之后，孙文以出格言论，又不断成为英语记者的报道对象，通过路透社的电讯，登上巴黎、纽约等世界主要城市报纸的版面。当时的清国人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孙文给人的印象却极为罕见，在一些西方人的眼里，孙文俨然已经成为“古老中国改革运动”的代言人。 但这并不能影响东方。在大清、日本和南洋，孙文仍然是籍籍无名，几乎所有的清国人都不知道在他们的同胞中，还出了这样一个“异类”。留在日本的陈少白，不遗余力地写文章向日本人介绍和宣传孙文，也收效甚微。孙文被捕的故事并不是发生在日本，这在日本是很难扩大影响的，《伦敦蒙难记》的英文版出版之后，曾有日本杂志在“国外通讯”中简要报道过孙文，不过他们根据音译，把孙文误称作“清国医生宋某”。可见，此时的日本人对孙文并不熟悉。 然而，接下来这批日本人的出现，将改变这一切。虽然日本人有着他们自己的算盘，但将在客观上使得孙文的革命事业迎来重大转机，也将使孙文首次有了海外的革命根据地——日本。 日本人为何会支持孙文？
甲午战争结束之后，“大陆政策”野心不死的日本调整了对大清的策略。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日本通过主导大清的改革或者革命以主导大清。 甲午之战刺痛了朝廷，朝野上下一片改革之声。日本摆出努力修复战后关系的姿态，打着“同文、同种、同肤色”的旗号营造“日清亲善”氛围，在某些时候对朝廷作出适当让步，试图掌控朝廷的改革走向，从而使大清朝廷归于日本的控制下，以分解来自俄国的压力（此时俄国正与日本争夺大清满洲以及朝鲜）。 而背地里，日本政府也意识到大清“命不久矣”。根据宗方小太郎等人的报告，大清“早则10年，迟则30年，必将有支离破碎之一大变化”。为了掌控未来取代朝廷的新政权，日本必须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在与朝廷“修复关系”的同时，秘密寻找和扶植大清民间的反清志士，支持反清革命。 很显然，这两手战略看似矛盾，其实只有为日本利益服务这个核心，使得日本在列强对大清的争夺中占得先机。一批日本人在为这两手战略服务，军方有骨干宗方小太郎，内阁有大佬（外务相）大隈重信，议院中有议员犬养毅等。 当然，要秘密支持大清革命，政府官员是不太好公开出面的，最好在幕后遥控指挥。正是在制订这两手战略之后，日本涌现了许多外务省或者军部的外围组织，比如东亚同文会，它的目的是推动“日清亲善”；而在军部，还有一个著名的外围组织——黑龙会。 1901年，鉴于日本和俄国争夺满洲以及朝鲜越来越激烈，极端右翼人士内田良平成立了黑龙会。之所以叫黑龙会，是因为它的宗旨是阴谋为日本夺取满洲和蒙古，这里有一条黑龙江，因此取名黑龙会。这个组织平时只有骨架，但一旦形势需要，就能立即派遣大批会员，去国内外暗杀、爆炸、绑架。可见这是一个右翼团体，也是一个“黑道”团体。 外务省也不甘落后，资助了一批民间浪人。这些人在外务省领取经费，秘密寻访反清志士，颠覆大清政权。浪人之中，最重要的骨干叫宫崎寅藏和平山周。这两个人并不是一般的浪人，可以称作“新式浪人”。他们都上过高等学校，有文化有知识，实际上是从学校毕业之后，没有找“正经工作”的社会文艺青年。 宫崎寅藏首先认识了在日本的陈少白，陈少白向他介绍了孙文。1897年7月，使馆脱险后的孙文回到了日本，于是他就认识了宫崎寅藏等一大批横跨日本朝野、遍及日本“黑白两道”的人。 犬养毅向有关部门疏通，安排孙文以平山周汉文教师的名义，领取在日本的准居证，孙文由此得到了日本警察和法律的保护，大清密探就不敢轻易骚扰和缉捕了。犬养毅还解决了孙文的生活费问题，要求东亚同文会照顾好孙文的生活。老犬认为孙文“奇货可居”，向一干日本人赤裸裸地表示：“希望你们将孙文等人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眼前不一定立即可用，他们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 宫崎寅藏在为进一步打开孙文的知名度而奔走，日本报刊开始频繁地报道孙文。1898年5月起，由宫崎寅藏亲自翻译的日文版《伦敦蒙难记》在《九州日报》上连载，宫崎寅藏在序言中赞美孙文是“大清出类拔萃的革命家”。 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孙文自己在英文版的《伦敦蒙难记》中并没有说自己是“革命家”，而是说成“坚定的改革者”（照顾西方人的接受习惯），如果不算一些报纸的零星报道，日文版的《伦敦蒙难记》是首次把孙文以“革命家”的身份隆重推出来了。请大家注意这个词——革命。虽然我们之前多次提到它，那也只是为了讲述的方便把这个词提前使用了一下而已。革命这个词，正是来自日本。 古汉语中自然很早就有“革命”这个词，比如《易经》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说法。这个“革命”在事实上指的也是造反，也是褒义词，讲的主要是“革天命、顺民心”，问题是随着后来专制王朝不断发展，在朝廷的话语中，造反被定性为株连九族的大罪，“革命”这个褒义词自然也就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只有官方字眼中的“谋反”“谋逆”“造反”等等；而真正要造反的农民起义军队伍，也不再使用“革命”，顶多把自己的行动与“义”相连，比如“起义”“举义”“举事”等等。 到了近代，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努力接触和学习西方，他们碰到了英文“revolution”这个词，怎么翻译呢？一向学习中华文化的日本人就联想到了《易经》中的“革命”，古老词语“革命”从此重新登上历史舞台，还根据英文含义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革命既是觉醒，也包含方法，它和以往那些农民起义的区别在于，革命并不只是换一批人来统治，它还有制度上的进步——这一切都是来源于它有理论上的指导。 从此，“革命”成了一个极其时髦的词，容易被年轻人接受和追捧，很显然，它并不是日本人的发明，他们只是用古老的中华文化勾连起了东西方。 孙文在海外留学时很可能很早就接触过“revolution”这个单词，但之前他也是没有接触过日文翻译中“革命”的，所以他并不知道“革命”，之前也一直把自己做的事情称作起义、举事、反朝廷等等。现在，对于孙文来说，日本人说的“革命”这个词真好，既表达清楚了意思，还是一个时髦的新词，令人有了解和接受的冲动，不像起义造反那样令人闻之色变。孙文的事业从此以后就叫作“革命”了，他和他的伙伴就叫“革命家”和“革命党人”！ 需要指出的，在陈少白和冯自由后来的记录中，他们说的是早在两年多前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孙文第一次踏上日本时，日本报纸就用“支那革命领袖孙逸仙抵日”为标题进行了报道，当时孙文就决定采用“革命”这个词。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在当天和邻近几天的日本报纸中都无法发现这样的标题和内容。当时的日本报纸仍然把孙文等人称作“匪”或者“暴徒”，比如《神户又新日报》的标题是“广东暴徒巨魁之履历及计划”，它们甚至连孙文的姓名也没弄清楚，把孙文称作“范某”或者“黄”等等。从种种情况来看，日本报纸不可能在当初孙文一抵达日本的时候就把他称作“革命领袖”。日本人对孙文开始重视是因为发现孙文“奇货可居”之后，而陈少白和冯自由有把这一切提前的嫌疑——这无疑有利于提高孙文在革命史中的地位。 无论怎么说，在重返日本之后，孙文的革命事业开始有了转机。至少是有人管饭了。虽然日本人对孙文革命的支持并不是出于真心，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野心和利益算计——估计孙文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但在革命起步十分艰难的时刻，孙文似乎也只能接受这种“支持”，否则革命很可能就进行不下去了，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现实问题。反过来，日本人的野心其实也是可以利用的，要利用他们真正为革命服务！ 孙文已经决定好好利用日本朝野的人脉资源，积蓄革命力量。而随着1898年的到来，有一个著名人物也即将到达日本，并最终成为了孙文在日本开拓革命事业的敌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先生。康有为为何再次拒绝与孙文合作？
1898年9月，大清国内的戊戌变法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伊藤博文及时地来到大清造访，试图使日本能够主导大清的改革。康有为等人自然如获至宝，他们极力希望能够得到日本的帮助，向慈禧夺权。而此时的慈禧已经倒向俄国了，双方签订了《中俄密约》，康有为等人的活动自然又引起了慈禧极大的警觉。老太太连夜从颐和园赶回皇宫，粗暴地终止了变法。光绪被囚禁，“六君子”被杀，康有为经上海逃往香港，梁启超、王照以及谭嗣同生前的兄弟唐才常、毕永年等人也纷纷逃往日本。 在香港，康有为以“政治流亡者”的身份接受报纸采访，发表谈话，宣布光绪在最后关头曾给他一道“衣带诏”，密令他来海外搬救兵。当然，这是康有为信口开河，光绪只给过杨锐一道密诏。不过，这些内情大家都是不清楚的，反正康有为说有那就是有。大家不相信一位“政治流亡者”，难道还会去相信扼杀变法的慈禧？ 接下来，康有为公布了他写的一篇十分厉害的文章——《奉诏求救文》，这是一篇历数慈禧罪状、歌颂光绪圣明烛照的战斗檄文，这篇文章对慈禧的历史声誉问题可谓影响深远，也是慈禧后来把康有为列为最恨之人的原因之一。康有为在文中成功地抓住了慈禧的女性身份，进行了无底线的八卦，比如攻击慈禧“淫乱成性”“伪主”“牝朝”等等，简直堪比小黄文。后人有关慈禧善使媚术、谋杀慈安，在宫内和太监、大臣等人日夜淫乱的说法，基本都是来源于康有为这篇文章。 而康有为不仅是骂慈禧、赞光绪，还把他自己与光绪成功捆绑在一起，因为“奉诏求救”正是他嘛。自此之后，康有为一直以“圣主”光绪在海外的代言人自居。人们越是恨慈禧，越是同情光绪，也就越是尊敬康有为，康有为的地位在无形之中就提高了，一时间在海内外声名大振。只是大家不知道，康有为忽悠了所有的人。 日本人也被忽悠了。在他们看来，康有为是比孙文更“奇货可居”的人。想想看，谁能直接影响大清皇上？那也只有康有为了，日本的目的反正只是要掌控中华大陆上的政府，而不管它是哪一个政府。如果日本帮助康有为支持光绪复辟，日本就能控制这个复辟后的政府，这不比“支持”孙文推翻朝廷建立新政府容易多了？ 于是，日本接受了康有为的避难请求。康有为从香港来到日本，和梁启超等人会合。对于康有为的到来，有一个人特别兴奋，他就是宫崎寅藏，他和平山周都特别希望孙文和康有为能够携起手来，共同推进事业。虽然康有为是只反慈禧不反光绪的，而孙文是要连光绪都一起反的，但说到底，两个人都是为了改变自己祖国腐朽落后之现状，都是为了“中国之再造”，为了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有什么理由不能携手呢？ 虽然以前曾和康有为闹过不愉快，但对于与康有为携手，孙文很愿意。革命的势力还十分弱小，但凡有任何可以利用或者合作的力量，孙文都是欢迎的。知道康有为架子大，孙文首先表现了谦逊的态度，在康有为抵达东京的第二天，孙文托宫崎寅藏介绍与康有为见面。 没想到这一次，康有为直接拒绝了孙文。他表示他的身上有皇帝密诏，不方便与孙文见面。也就是说，他是光绪派到海外的钦差大臣，孙文却是著名钦犯，此“钦”不同于彼“钦”，大家没办法“亲”。 接下来，孙文至少三次登门拜访或者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要与康有为会谈的良好意愿，而康有为都无情地拒绝了，一再避而不见。 宫崎寅藏只好亲自出马去劝。宫崎寅藏不仅是日本人，还是康有为的恩人。当初康有为出逃时，是宫崎寅藏及时派人把康有为在广州的几十名弟子解救到香港。宫崎寅藏认为，康有为即使不给孙文面子，他的这个面子也是一定会给的。没想到康有为这个人真是固执得可以，他连连摆手说他是绝不可能见孙文的，实在拗不过了就派梁启超作为代表出席。 康有为真的只是因为孙文是钦犯吗？其实并非如此，就在康有为拒绝孙文的同时，他在暗中和另外两位钦犯你来我往。他们是杨衢云和谢缵泰。 此时“杨派”和“孙派”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前面我们说过，当初孙文使馆脱险之后，陈少白曾努力在日本报刊上宣传孙文，只是那时候还没有发现“革命”这个词，用的“坚定的改革者”的说法。当时对于陈少白只宣传孙文的做法，“杨派”谢缵泰等人就十分不满。当看到陈少白在文章中宣称孙文是大清“改革派中领袖级别的人物”时，谢缵泰还专门写信给转载的香港报社，声明“改革派的领袖是杨衢云，孙逸仙仅仅是改革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 康有为声名大振之后，1898年12月，在澳门的谢缵泰写信给康有为，表达了要联手干大事的愿望。康有为很快回信积极表示赞成，这时候他倒不在意对方是不是反光绪了。看来，康有为拒绝孙文并不是因为大家政治目的不同——政治目的不同，是可以谈的嘛，最后谈成个求同存异，再携手合作，大家皆大欢喜。康有为只是很精明，他注意到了“孙派”和“杨派”之争，并判断由香港中上层人物组成的“杨派”才具有合作的价值。对于还没什么实力的孙文，那自然就是瞧不起了。 康有为连宫崎寅藏这个日本人的面子都不买。他其实很明白日本人已经把他当宝贝，所以“有恃无恐”。康有为是以贵宾的身份居住在日本的，有关部门只是负责孙文的生活费，而对于康有为，却是负责他在日本的所有花销！从这个时候起，康有为开始了一种花天酒地的生活，流连忘返于海外的花花世界，走到哪里都要住高级旅馆、吃高级美食，还要出入舞厅和妓院，不时眠宿妓女，反正钱也不用他自己出。这下可苦了负责作陪的宫崎寅藏，估计他在外务省领取的经费有限，又不能额外报销，只得欠下租住旅馆的一大笔钱，最后连累到这个倒霉的旅馆都倒闭了；而到新年时，宫崎寅藏还穷到不得不把所有衣裤当掉，在家里过了个裸体新年，也算是真正领教了康有为的风光和排场。 宫崎寅藏后来评价孙文和康有为：孙文质，康有为华；质则重实行，华则喜议论。其实孙文还有一个好放空言的“大炮”外号，但与康有为比起来，他实在是“质”得可以。看来康有为才是大炮中的大炮。 接下来，康有为要继续他忽悠世人和为自己脸上贴金的事业。和孙文只有《伦敦蒙难记》的宣传素材不同，康有为不仅有“北京蒙难记”和“衣带诏”，更重要的是，他亲自参与了戊戌变法。接下来，康有为要借梁启超的一支生花妙笔，主导对戊戌变法的解释权，写一部以他为中心的戊戌变法史！ 这就是梁启超写的《戊戌政变记》。 在梁启超的这部书里，关于戊戌变法是从康有为的一次次上书写起的，直到最后的“公车上书”，接着转到变法。这就不得不让人们认为，康有为的上书和变法有直接因果关系，是康有为的上书带来了变法，戊戌变法就成了“康梁变法”。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了戊戌变法的代名词，而掩盖了甲午战争之后，朝廷为了解决统治危机，为了大清江山稳固，包括慈禧在内的官员们都主动“求变”才发动变法的事实。 最重要的是，关于变法失败的原因，梁启超通通推到了慈禧等“顽固派”的阻挠，以及袁世凯的“出卖”上面，对于康有为“围园杀后”的政变阴谋，那自然是要掩盖的。人们又不得不相信，如果不是因为慈禧和袁世凯，变法早就成功了。自此，变法过程的事件史被“思想史”所取代。人们相信，变法过程就是顽固派与变法派的斗争。 最后，书名“戊戌政变”这个词也大为流行。其实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慈禧掌控着一切，权力原本就在她手里，如果康有为“围园杀后”成功，或者光绪借变法夺权成功，那才是真正的“政变”。所以慈禧终止变法并不是政变，只是“变政”而已。接下来，我们也将在以后的讲述中使用“戊戌变政”这个词。 忽悠大业还没有完。“六君子”中极富热血和真性情的谭嗣同曾经感动过不少人，康有为自然不会放弃也与谭嗣同捆绑在一起的机会。于是，梁启超、唐才常和毕永年共同伪造了谭嗣同“狱中血书”，也就是说，谭嗣同被杀之前，除了在监狱墙壁上写下那首著名的《狱中题壁》诗之外，还分别留给康有为和梁启超各一封“绝命血书”。当伪造的血书发表在日本报纸上之后，康有为自然也就在光绪海外代言人之外又多了一个光环：谭嗣同的“衣钵继承人”。 谭嗣同如果地下有知的话，不知会作何感想，参与伪造的唐才常和毕永年，还是自己的生死兄弟。伪造之事是很隐秘的，但这一切并没有逃过一起逃到日本的王照的眼睛，他在《小航文存》里明白记录了此事（如制造谭复生血书一事，余所居仅与隔一纸槅扇，夜中梁与唐才常、毕永年三人谋之，余属耳闻之甚悉，然佯为睡熟，不管他）。后来，唐才常的弟弟唐才质在报纸上看到“血书”之后，也表示怀疑：谭嗣同就义之前，除了那首绝命诗，并没有给家人朋友留下任何物品和字句，一是因为搜查严，即使写了也无人敢带出来；二是更要担心亲朋受到株连，不能留给他们任何字句。就连那首绝命诗都是用炭粉写在狱中墙壁上，后由狱卒口传而出的，怎么会分别留给康梁一封血书呢？唐才常这才说出实情：都是出自梁启超之手。（唐才质：《戊戌闻见录》） 那么，文采出众的梁启超有没有可能连谭嗣同的绝命诗都润色加工了呢？一直以来，人们很是怀疑诗最后的千古名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应该是被梁启超修改而成的。不过，历史就是这么有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倒不能冤枉康梁，因为我们能够找到一份有力的材料：在当时担任刑部主事的唐烜曾在他的日记《留庵日钞》里记录，谭嗣同原诗的最后两句为“吾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首诗是先写在狱中墙壁上，后被人口述而流传，其他人在听说和摘录时难免有个别文字上的差错，并不是梁启超后来的篡改。 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对于康有为在海外伪造的各种言论，朝廷是清楚其中的内情的，但为何不站出来反击，澄清一下事实呢？比如发表一份声明什么的。只能任凭康有为造谣，却不能澄清事实，这正是朝廷的难言之隐。要知道变法的实质牵涉到了慈禧与光绪的权力斗争，在变法的表象之下，那是赤裸裸的争权夺利。从当初对“六君子”不审不问，就直接杀头开始，朝廷对变法的真相一直都是掩盖得严严实实的，哪还能让它大白于天下，让老百姓们都恍然大悟呢？ 好吧，通过一系列的伪造，康有为的忽悠大业也达到了顶峰，但康有为并不只是想出出名而已，他的心里还燃烧着“围园杀后”的熊熊烈火。当初是在大清没能忽悠袁世凯出兵，但现在，在康有为看来，还有一支军队是可以利用的，那就是日军。康有为已经有了“围园杀后”的海外版计划，要忽悠日本人出兵，发动“杀慈禧、救光绪”的勤王起义，去干一票大的！ 而康有为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次忽悠，使得他后院起火。有“叛徒”把他的真实面目暴露在日本人面前，最终使得康有为在日本再无立足之地！康有为创立保皇会，开始勤王起义第一步
很显然，日本人并不是那么好忽悠的。要忽悠他们出兵，首先必须有一定的实力，而康梁只是有一张厉害的嘴和一支厉害的笔而已。康有为想到了两个人——唐才常和毕永年。 1898年10月31日，康有为带着唐才常一起拜会了宗方小太郎，请求日本军部出兵。面对宗方小太郎的疑问，康有为告诉他：我们的实力你不用担心，在国内大得很，仅仅在湖南就有一万多名听候我命令的“官二代、富二代”子弟兵；子弟兵只要在湖南举成事，开进武昌，还能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起义军就可以沿长江东下，攻占南京；最后效仿太平军挥师北上，消灭慈禧政权，归政圣主光绪，大事可成。 康有为这段话信息量实在太大，我们一个个地说。 首先，所谓“湖南子弟兵”，其实就是戊戌变法前谭嗣同和唐才常在湖南成立的一个中上层组织——南学会。当时“变法”还是大清官场的潮流，时任湖南巡抚带头支持，众多“官二代、富二代”确实闻风而动，纷纷加入或者列名南学会，总人数达一万多名。很显然，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不过是紧跟官场节拍，为了沾点“变法”的荣誉，顺便捞点名利，真正像谭嗣同这样坚定支持变法的“官二代”还是很少的，后来南学会被取缔，谭嗣同也被杀害，会员们也早就无影无踪了。但对于康有为来说，这个现实情况他是不会在意的，认为只要他或者唐才常再出面号召，那些人就会再次聚集在“变法”大旗下，加入勤王军。这也就是在这次会见中，康有为一定要带上唐才常的原因。 然后，戊戌变法开始之前，张之洞曾经“礼遇”过梁启超。唐才常本人也是张之洞的门生，康有为所谓的只要起义军能够成功开进武昌，就能得到张之洞的支持，其实指的就是唐才常的这点关系。 相信大家比较眼熟了，康有为以唐才常的名头和身份去“套”日本人的大军，这简直就是当初以谭嗣同去“套”袁世凯军的翻版。不过，间谍出身的宗方小太郎并不是那么好忽悠的，他没有当场答应，对康有为这番话表示谨慎地乐观，回去研究过后回复康有为：日本方面决定派人到两湖地区实际调查一番。 南学会的真实情况如何，康有为还是清楚的。现在，日本人就要实地去调查了，一切都要露馅儿，怎么办呢？康有为就是康有为，他马上又想到了毕永年。毕永年是哥老会中的小头目，哥老会遍布长江流域各省，如果南学会不行，就利用毕永年的关系，向日本人展示一下哥老会的实力。 毕永年曾经参与伪造“谭嗣同血书”，因此康有为认为毕永年这个人是值得信赖的，但他并不知道，作为知晓当年“围园杀后”内情的人，毕永年其实一直对康有为很有意见。毕永年认为康有为要对谭嗣同之死负有很大责任，再加上他并不认为光绪就是“圣主”。从日本出发之前，毕永年其实已经对康有为动摇了心思，他找到了新的追随者——孙文。 康有为一直不见孙文，但梁启超、唐才常、毕永年等人都是与孙文会谈过的。和康有为一样，孙文对唐才常和毕永年也特别重视，他也看到这两位老兄背后的势力，一直希望把他们从康有为那里“挖”过来，从而把兴中会的势力从粤港两地扩张到长江流域。唐才常和毕永年并没有当场答应，但毕永年的态度更加积极。正因为如此，从日本出发时，毕永年剪掉了辫子，装扮成一个日本人的模样。对于毕永年来说，此次前往两湖，其实不仅是完成康有为交代的任务，暗地里可能还在帮孙文办事——为兴中会在两湖和长江流域的势力扩展作准备！ 1898年年底，平山周和毕永年离开日本前往湖南。形势并不像康有为想象的那样乐观：南学会早已经烟消云散，没有几个人愿意冒着杀头大罪去勤王；而哥老会的龙头们只认识钱，有钱就能带喽啰们勤王，指谁打谁，没钱那还不如自己占山为王。 眼看就要在日本人面前露馅儿，康有为的密信到了，他指示毕永年要制造事端，以便“激起民气”。也就是说，康有为要毕永年不惜以制造社会动乱来煽动哥老会闹事，只要天下大乱，也许就能拉起勤王起义的队伍。这确实是一种不需要“花钱”的办法，而且此时最容易制造的社会动乱就是主动攻击传教士和教会，酿成教案。 如果是这样，勤王起义也许就可能发动起来了，可是列强也会出兵，最终受苦的还是百姓。毕永年不看到这封信还好，一看到便激愤不已。在毕永年看来，康有为不顾百姓，也不顾同志。如果说当年谭嗣同已经是因康有为的不择手段而死，现在，康有为竟然又要故伎重演，难道自己和唐才常也要因康有为而死吗？这样的人，真的值得追随吗？ 怀着对康有为和勤王起义前途深深的失望，毕永年最终作出了重大决定——全心全意追随孙文。这是戊戌变法后，“改革派”中第一个倒向“革命派”的重量级人物。毕永年相信，此时孙文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康有为，只要日本仍然认为康有为“奇货可居”，日本人的势力和资源都在向康有为倾斜，孙文和革命阵营得到的自然就会减少了。为了让康有为在日本待不下去，促使日本政府抛弃康有为，毕永年决定把当初“围园杀后”的政变阴谋写成材料，向日本政府举报，日本人一定会明白康有为请求他们出兵不过是再一次的豪赌！ 毕永年写成的这份材料叫《诡谋直纪》，为了让日本政府更加相信，它是用日记体的形式写出的。事实上这应该是毕永年想到要揭发康有为后才“追记”的日记，但其中内容大部分都是可信的。通过平山周，这份材料先交给了日本驻上海领事，然后再转交给日本外务省，但这毕竟只是毕永年的一家之言，外务省对这份材料将信将疑。不久，平山周亲自回到日本，找到了另外一个证人。他就是王照。 当初康有为让谭嗣同去找袁世凯之前，他自己曾经去找过王照，透露了“围园杀后”的计划。正是因为王照也清楚这个内情，逃到日本后，王大人就受到了康有为的特别照顾——基本上是被软禁在二楼上，别人问起王照时，康梁方面就说他受了变法失败的刺激而发疯了。外面寄给王照的信，必须先交康梁看；同样，王照哪怕是写家书，也要先上交检查。王照万万没有想到逃到日本后，竟会受到自己“同志”非人般的待遇，每天只能待在二楼上，在心里默默地喊：我没有疯，没有疯啊！ 平山周把王照解救出来，把他带到犬养毅面前；王照亲自向犬养毅佐证了《诡谋直纪》的可信度，并顺便指出了“衣带诏”的可疑性。至于伪造的“谭嗣同血书”，由于这有毕永年的参与，王大人就没有把这个真相告诉犬养毅。不论怎么说，康有为真实面目和实力都已经暴露了，日本人也服了，竟然被这个人忽悠了很久。 与此同时，日本驻上海领事也亲自拜访了张之洞，去验证康有为所说的“张之洞会支持勤王起义”的真实性。结果是一谈到康有为，张之洞大人反应激烈，大骂康有为欺君罔上，要求日本把他驱逐出境！ 日本人终于知道，康有为就是一个大忽悠，既然没什么利用价值，那就只有抛弃了。当然，事情也不要做绝，毕竟这个家伙也是个人才，谁能预料他的前途？1899年4月，日本政府最终送给康有为9000元“旅费”，把他“礼送”出境，至于那本《诡谋直纪》，就被严格封存在外务省秘密档案里。这一封存，就是几十年，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传入我国，在这之前，我国的史书大多以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为蓝本，没有康有为“围园杀后”的记录。 再说康有为，他离开了日本，来到了加拿大。由于日本外务省对《诡谋直纪》秘密封存，他仍然是光绪皇上的海外代言人，仍然拥有“衣带诏”，仍然是“康圣人”。身份就是资源，康有为联合当地华侨领袖成立他在海外的第一个组织——保救大清皇上公司，简称保皇会。 “保救大清皇上”还能开公司，对于康有为来说，并不奇怪。从1888年第一次上书开始，他的手上就有一张牌——光绪皇帝。通过十年来不屈不挠的努力，他已经和光绪皇帝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但这件事情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可以让很多人参与进来的。几千年以来，人们都相信有付出就有回报，“保救皇帝”也是一项投资生意。 对于康有为来说，成立保皇会，这是勤王起义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他并不相信，不能利用日本人，勤王起义就成功不了！起义需要有钱有人，康有为接下来的动作，就是用保皇会的平台，重复孙文之前最重要的工作——筹款！
第五章 康有为一生中唯一一次起义为何失败？
梁启超利用兴中会在檀香山筹得巨款
当康有为去加拿大创办保皇会之后，梁启超留在了日本办报。梁启超是见过孙文的，康先生不在身边，梁启超就经常往孙先生那里走动走动，接受“革命的教育”。头脑发热的时候，梁启超甚至给康有为写过一封信，规劝师父倒向革命。梁启超的意思是：皇上虽然对师父您有“知遇之恩”，但目前看来似乎只有革命才是出路，我们可以加入革命队伍，只要不杀皇上就可以了嘛；等革命成功后，皇上不是一样可以竞选“总统”吗？ 可想而知，康有为看到这封信是什么感受。他特意派专人到日本给梁启超“反洗脑”：你最好老实一点，不要和“行者”（指孙文）搅在一起，不然我就要断了你的资金；革什么命，你不想想，没有咱保皇公司赚钱，你就得喝西北风！ 康有为还是康有为，他知道自己山高皇帝远，是很难控制住梁启超的。为了釜底抽薪，他干脆来了一招绝的——派梁启超去孙文的老根据地檀香山筹款！ 师父的命令，梁启超不得不执行。临行之前，他找到孙文说：虽然我师父不同意我们两派合作，但我一定会克服困难，最终会争取把两派撮合的！ 孙文听后大喜，觉得这个“小梁”还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于是孙文立即向孙眉和檀香山兴中会写了介绍信，请他们好好招待梁启超，为他的工作提供便利。 拿着介绍信，梁启超很快在人生地不熟的檀香山站稳了脚跟，他还一度住进了孙眉的家里，成为孙眉孩子的老师，也认识了很多华侨，然后——梁启超全心全意地为保皇会筹款。 事实证明，“保皇”的旗号比“革命”要受欢迎多了。许多檀香山兴中会的元老都脱离会籍，投入这笔更大的“生意”，甚至连孙眉都要加入。短短的时间内，梁启超打着保皇会的名号筹到了不少的钱款。而被挖了墙脚之后，檀香山兴中会靠剩余寥寥无几的会员就更筹不到钱了，因为华侨们的募捐市场也是有限的，现在来了两个宗旨不同但目标市场相同的竞争对手，只能是此消彼长。 不得不说，梁启超实在是一个极为出色的“业务员”，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就以那两封介绍信打天下，筹了近十万的款项！这是以前在这里筹过款的孙文万万不能相信的。而此时的梁启超也早把“撮合两派”的工作忘到脑后了。别人要问起，他就说：我这是名为保皇，实为革命嘛！见到果然如康有为所说，“保皇”在筹款市场的前景更好，梁启超干脆又给孙文写了一封信，劝告孙文“倒向”保皇：古人说的，虽有智慧，不如顺应时代潮流，我觉得您也应该稍微变通一下，只要我们都是为了推翻慈禧，您以皇上为“总统”闹革命不也是一样吗？ 孙文接到这封信后简直鼻子也气歪了，当场把梁启超骂了一通。孙文伤心的其实并不只是被挖走了地盘，他更伤心的是原来看错了人——即使梁启超真的倒向“革命”，他也并不适合“革命”，因为他并不具备一个革命者的素质。 和那位似乎从不改变的康有为相比，梁启超一生多变，反复无常。这与年龄没有关系，只与性格和阅历有关系。1896年甲午战后，23岁的梁启超以文章崭露头角时，各方前辈都喜爱这样的“好苗子”，浙江钱塘县知县吴小村却建议梁启超“不要急，慢慢来”。他准备在西湖边给梁启超找个好地方，给他买上一堆书，再请上英语、德语老师各一人，把梁启超“关”上五年。吴小村的意思是，梁启超还很年轻，其实还只是一个有灵气的书生，应该先专注于学问，把基础打牢，形成稳定的知识结构和见识，现在让他一头扎进社会去搞政治活动很可能会害了他，到时候学问家和政治家都当不好；但康有为和湖南官员黄遵宪都认为“国势危急，时不我待”，坚持让梁启超出来搞政治活动。吴小村和黄遵宪二人争论了近半年，最终还是黄遵宪在康有为的支持下获胜。梁启超被安排去长沙时务学堂担任总教习，直至后来参与戊戌变法。但梁启超在本质上还是一个书生，他所谓的“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用于追求学问还可以，但政治家不是这样的。政治家确实需要“顺应大势”，但更需要有一种“不做则已，做则决绝”的坚持，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核心资源和优劣势有清醒的认识，知道什么是不可以放弃的；否则，表面上处处跟上“形势”，实际上处处错失“形势”，这正是梁启超所缺乏的。 见到梁启超不负所望，回心转意，康有为就十分高兴了。为了勤王起义，康有为特地制订了一个“两头鼓动”的策略。 在海外，他鼓动华侨们：保皇会在内地“已拥兵七十万”，实力强劲，现在就差军饷了，希望大家踊跃捐款，将来完成一举勤王成功，皇上一定不会亏待大家！ 在大清国内，康有为的人放风：我们保皇会已经在海外“筹得巨款”，现在就差军队了，希望你们踊跃参加勤王军队，皇上将来会重用大家！ 看来康有为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大炮”，但这种效果是奇好的，特别是在筹款方面，成绩骄人。到1900年下半年时，加上梁启超在檀香山近十万的筹款，保皇会总共筹得款项约三十万。康有为手里有钱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解决兵的问题。 兵的问题其实比钱更难解决，这毕竟是要冒着杀头大罪的。不过这也难不倒雄心勃勃的康有为，他制定了一个“朝野同时发难，粤、湘、鄂并举”的大手笔计划。所谓“朝野同时发难”，就是同时策反朝廷将领。看来当年策反袁世凯失败后，康有为对向朝廷挖墙脚仍然有孜孜不倦的追求，这次的目标是有“北袁南岑”之称的武将岑春煊。有“异志”的岑春煊为何最终没被康有为策反？
岑春煊，广西人，父亲曾经是云贵总督，负责平叛边疆之乱，杀人如麻。岑春煊自小在父亲军中长大，性格强硬，更重要的是，此人思想开明，当年曾经加入康有为的强学会。戊戌变法时期，光绪想抓军权时，首先想到的是岑春煊，然后才是袁世凯。光绪任命岑春煊为广东布政使，去对付后党中坚分子两广总督谭钟麟，等到慈禧重返权力一线，岑春煊自然要遇冷了，被发配到甘肃当布政使。康有为认为，岑春煊受过光绪的提拔，现在又受慈禧冷落，是可以被策反的对象，保皇会方面也一直在与岑春煊秘密联络。 1900年6月，北方的义和团运动终于引发了八国联军之战，慈禧慌忙命令各地督抚星夜带兵进京救驾。慈禧原本是对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实力派寄予厚望的，而结果我们知道了，这些大佬们并没有执行慈禧的命令，而是忙着与洋人“东南互保”，保存实力。 不过，当旨意传到连慈禧都没有注意的甘肃时，情况却发生了变法。岑春煊决定：单独带兵进京！ 岑春煊是布政使，他是没有兵权的，手头也无兵马，岑春煊只好向陕甘总督“借”了将近2000人的军队，千里迢迢从甘肃前去救驾。岑春煊十分积极，先带了几十人赶到了北京。慈禧听说有个人大老远地从西北跑来“救驾”，却只带了几十人来，哭笑不得。面奏时，岑春煊表示，他这支部队战斗力不强，不能当迎战八国联军的前锋，只能当后卫。慈禧大概觉得2000人也办不了什么事情，于是命令岑春煊去张家口等他的后续部队，然后原地驻防，说是防备北面的俄军。 下完这道命令之后，慈禧就把岑春煊和这件事情都给忘了。8月15日，北京城破，慈禧带着光绪向西北方向仓皇逃窜，很凑巧，岑春煊的军队就驻扎在慈禧出逃的方向！岑春煊知道，他的机会要来了，于是他立即带上他那2000兵主动追上慈禧护驾。此时的慈禧十分狼狈，要兵没兵，要将没将，看到岑春煊和他2000人前来护驾——虽然这个人曾经受过光绪的重用，但现在慈禧没有选择，只能选择相信他。慈禧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时间感动老泪纵横，与岑春煊“对之痛哭”。 接下来，岑春煊对慈禧表现得忠心耿耿，漫漫逃亡之路上，他又把慈禧给惹哭了一次。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天晚上，慈禧和光绪好不容易找到间破庙安歇下来，半夜，慈禧突然从噩梦中惊醒，大声惊呼，逃亡又不比在皇宫，大家都各自找好地方去睡了，侍卫也不见了踪影，正当慈禧惊慌不已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从庙外传来： “臣春煊在此保驾！” 了解这一切之后，慈禧又对着岑春煊哭了。最高权力者原本对单独带着武器接近的人都有天然的警觉，但此时的慈禧仍然没有选择，只能相信岑春煊是在忠心护卫，并且要肯定这种忠心。于是慈禧边哭边当着岑春煊的面立发下重誓：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 慈禧并不知道，杀机一直没有离开她，但她只能相信岑春煊。当初慈禧命令的是各督抚带兵进京，岑春煊是布政使，原本是没有执行这项命令的义务和权力的，他“借兵”进京，实际上是越权。在这个朝廷里，从来都是马马虎虎就正常，而事出反常必有妖。对于岑春煊来说，他同样没有与洋人签“互保”协议的权限，京城局势危急，慈禧着急，就是他的机会。带兵进京，最大程度地去接近最高领导，而慈禧出逃之后，岑春煊的军队几乎是能够接近和环绕慈禧的唯一武装力量！ 在对慈禧“忠心耿耿”的背后，岑春煊正是在做着不赔本的两手准备——要么真心护驾，重新获得慈禧的信任，从冷遇中走出来；要么严密监视慈禧身边局势，寻找机会勤王。具体计划是：先力谏慈禧归政光绪，如慈禧坚决不肯，就用手中的军队控制慈禧；此时，康有为也会在海外遥控发动勤王起义，共同奉光绪皇上回京，与八国联军谈判，签下和约；只要八国联军不反对，大清的政权就会落入光绪和岑春煊这伙人的手中！（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 逃亡队伍到达山西太原后，幕僚张鸣岐正式向岑春煊提出了这个勤王计划，请岑春煊定夺。岑春煊“词穷而不语”，实际上岑春煊在审时度势之后，他已经彻底明白：勤王是不可能了。 掌控着慈禧身边的武装力量，对于制住慈禧，岑春煊还是有信心的，但问题的关键却并不在于能否制得住慈禧，关键恰恰在那些没来“救驾”的李、张、刘等这些地方大佬身上。他们与洋人的“东南互保”进行很顺利，手中的兵力和实力没有受到丁点儿损害。既然这些大佬们还有强大实力，那么他们是绝对不会让岑春煊夺走最大权力蛋糕的。可想而知，只要岑春煊开始行动，大佬们一定会共同起兵向岑春煊发难，就会真的带兵为慈禧“救驾”。到那时候，岑春煊就是被天下诛之而后快的“国贼”，抓权不成，反而有性命之忧。至于实力最强的八国联军，他们一直和这些大佬们的关系比较好，必然不会去保岑春煊。 岑春煊注定要让康有为失望了。康有为曾经寄希望于岑春煊把对光绪的道义和报恩坚持到底，但对于岑春煊来说，情况不是这样的。他也是一个官场人物，光绪确实提拔过他，但要说提拔，谁又有慈禧提拔的权限大呢？怪只怪光绪在戊戌变法中没有抓住大权。岑春煊从此收起了勤王野心，“忠心”侍奉慈禧，后来果然被慈禧提拔为署理（代理）两广总督。 康有为对岑春煊的“侥幸心理”熄灭了，不过，康有为这么精明的人，他自然不会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在试图策反岑春煊的同时，他还有很多的备选。最具代表性的人是唐景崧和丘逢甲，他们的势力主要在两广一带，这也是康有为“粤湘鄂并举”中“粤”的一环。 唐景崧，大家见到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没错，他就是甲午战争中的台湾巡抚。他原籍广西，还是岑春煊家的世交，跟岑春煊和康有为很早就认识。丘逢甲是台湾本地人，日军攻占台湾，唐景崧和丘逢甲曾奋力组织人马抵抗，失败后双双渡海来到福建和广东一带。康有为知道他们在闽粤一带是很具有声望和号召力的，缺的只是钱，于是康有为就给他们钱。据统计，康有为手中约30万的筹款，他只给自己留下3万，其余27万都用于发展两广势力——很显然，很大部分应该都给了这两个人。康有为还向唐景崧承诺，只要他能在收买好帮会分子，成功组建起两广勤王军，发动起义，就封唐景崧为“前方大帅”，率军北上，“破长沙、武昌，捣中原”！ 康有为为什么对两广如此重视呢？这自然因为他原本就是广东人，康有为还是很有乡土观念的。其实孙文也不例外，自从广州起义之后，他的兴中会已经在这里深耕细作了五年，康有为此举相当于来抢兴中会的地盘。不过，那些帮会分子是只认钱的，管它是保皇还是革命，谁给钱多就跟着谁走。看来康有为还是有把握的。 而结果又要让康有为大失所望了，他在这里花了最多的钱，也找了两个得力的人，两广勤王军却始终连影儿都没有。这就奇怪了，当初孙文没钱没势，好歹还能凑成一帮人，现在康有为财大势大，却反而组不成一支队伍？难道是那些帮会分子突然不爱钱了？ 原因只有一个：唐景崧和丘逢甲在两广要收买的那些帮会分子，基本都被一个人杀掉了。他就是李鸿章。 后面我们会讲到，在康有为秘密运作勤王起义的同时，慈禧对康有为的仇恨也达到了顶点。1899年底，李鸿章被起用为两广总督时，身上还有“除康”的密旨。针对唐景崧和丘逢甲的行动，李鸿章大人在广东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活动，对象自然就是和唐、丘接触的帮会分子。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李鸿章在这场“打黑”中究竟杀掉了多少人，这已经很难统计了，有的说是几百，有的说是成千上万，更有的说是五万，平均每月要杀掉近一万人（《瓦德西拳乱笔记》）。准确数字虽然无法统计，但李大人的“打黑”无疑是很有效果的，两广勤王军就这样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康有为实在是不走运，他原以为竞争对手是兴中会，闹了半天，却碰在了李鸿章的刀口上。其实在准备勤王起义的过程中，“改革派”的所有大臣都是康有为争取的目标，只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袁世凯，这是在戊戌变法时就结下的梁子；另外一个就是李鸿章，就是在这场“打黑”中结下的梁子。李大人没有想到，他阻截了康有为组建两广勤王军，也间接阻截了康有为在两广抢占孙文兴中会的“地盘”，也为接下来孙文发动惠州起义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李大人也许万万没有想到，对于革命派的起义，他还有一份间接的功劳。 而康有为也并不知道，除了李鸿章，还有一群人在秘密监视着唐景崧和丘逢甲，他们就是日军派出的间谍。事实上自从《马关条约》签署，日本占据台湾之后，台湾原住民的抗日斗争从未停止，驻台日军一面派重兵“围剿”，一面派间谍监视来到内地的唐景崧、丘逢甲等人，以阻止他们暗中支援原住民。当康有为想通过唐、丘组建勤王起义军时，实际上也已经踏入了日本人的雷区。日本人是不会坐视抗日派的势力坐大的，如果不是李大人先动手，估计日本人也会想办法破坏组建勤王军的行动。 继策反岑春煊失败之后，康有为在两广地区的活动也失败了，接下来就只剩下计划中的两湖地区（湘、鄂）。在这里，康有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他找到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唐才常。唐才常被杀，康有为勤王起义彻底失败
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唐才常。在毕永年投奔到孙文名下之后，他不断劝说唐才常也与康有为决裂，转投到孙文名下。面对生死兄弟的劝说，唐才常并没有同意，他有自己的想法。 唐才常告诉孙文，他先与康有为有协议，不好脱离康有为再与孙先生合作。而且他要做事，在经费上也少不了保皇会的支持。不过，无论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至少在推翻慈禧方面是一致的，所以愿意就这一点达成“谅解备忘录”。孙先生兴中会的势力主要分布在粤港两地，而唐某和长江各省的哥老会熟得很，将来可以相互配合，相互呼应，合作成事！ 孙文听后大喜，兴中会确实一直在谋求向长江流域扩展势力的机会，唐才常愿意合作，就是一个胜利。其实唐才常的想法也显而易见：那就是既不完全倒向兴中会，也不完全倒向保皇会，举着康有为保皇会的大旗，获得资金支持，同时和孙文的兴中会保持友好关系，发动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流域的帮会分子勤王，干一番自己的事业！ 1899年冬，唐才常回到上海“自立门户”，发动哥老会成立洪门新“堂口”。这就是“富有山堂”，会名就叫“自立会”。唐才常雄心勃勃，确实已经有“自立”的意味。 1900年到了，北方的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大清局势瞬息万变。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慈禧匆忙与八国联军开战，但这只是慈禧在形势不明之下为了权力安全的选择，并不是大清齐心协力的选择，朝廷也是绝无胜算的。李、张、刘等地方大佬不得不紧急考虑一个问题：一旦慈禧真的被八国联军所灭，改朝换代就是现实问题，那么，将来谁能称王称霸？大佬们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一方面与洋人“东南互保”，保存实力，另一方面也开始暗中“收编”和招揽各种势力，以便将来争天下时，争取获得洋人的支持。首先在自己的地盘上独立，成立与西方政体接轨的“共和国”，那么大佬就将是新生“共和国”的“总统”了！ 也就是说，在“东南互保”的背后，还布下了一个“东南共和”的局！从君主专制王朝来看，这也并不奇怪，大清首先是以爱新觉罗家族为核心的朝廷的，然后是官员们的，最后就不知道是谁的。现在爱新觉罗家族有难，朝廷危亡，对于可能出现的争天下的“大好机会”，大佬们不未雨绸缪、早作准备，难道还要把它留给老百姓和革命党人？ 官场大佬、湖广总督张之洞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很久了。当年的甲午战争是大佬们的第一次“机会”，而甲午战争后，淮军被打残，李鸿章被罢官，作为“北李南张”的人物，张之洞雄心勃勃，开始训练新军，培育自己的军事实力，以便弥补李鸿章失势后的权力空白。当李鸿章发誓再也不踏上日本的土地时，张之洞大人倒是不在乎什么国家大仇，他请的军事顾问就是日本人，并且不断派出军官去日本考察学习。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京津之后，张大人的长子张权还率领着一个军事代表团留在了日本。日军是八国联军的主力，朝廷正在和日军作战，这边倒好，张总督的宝贝儿子还在日本做军事考察和交流，也不知道要和日本人交流些什么。其实，张权滞留日本不归，正是要替张之洞观察东京的态度和风向，为将来的“争天下”首先争取日本人的支持。另外，朝廷打仗是打仗，张权自己的长子，也就是张之洞的长孙也还留在日本贵族学校里读书。看来只要日本军方将来真正助他一臂之力，张之洞是不介意把自己的亲人留在日本当人质的。 由于长江流域也一直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万一将来张之洞要在这里当“总统”，自然也少不了英国人的支持。张之洞就派人暗中和英国驻汉口领事接触，先把关系维护好。跟日、英两国搭上桥之后，长江流域的国际势力方面算是基本搞定了，接下来张之洞就要储备点社会力量，而选中的这个人就是唐才常。 唐才常也敏锐地捕捉到老师张之洞的这种态度，他决定冒险利用这种态度。7月，唐才常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议会”，推举与康有为关系较好的容闳为会长。容闳是大清著名人物，曾经组织大清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而唐才常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如果将来勤王成功或者慈禧被八国联军所灭，那就拥戴光绪实行君主立宪，“议会”就提前成立了！ 8月9日，唐才常离开上海，亲自来到张大人的地盘上，在汉口英租界里成立勤王起义总指挥部，计划组建由他领导的勤王起义军——自立军。这已经到了起义的前一步，而张之洞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派人在暗中严密监视。张之洞认为唐才常还有利用价值，他的计划是，一旦形势真的发展到他可以在两湖“独立”的时候，就收编唐才常的队伍，为自己所用。张之洞相信，他主掌着两湖地区，又已经和英日两国领事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门生唐才常的一切行动都是逃不过他手掌心的！ 根据唐才常之前和孙文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唐才常和康有为不同，他的勤王起义军是革命派的友军。因此孙文也对唐才常表示了支持，尽管这种支持只是道义上的。 唐才常在紧锣密鼓地加紧起义的筹备工作，而对于张之洞来说，他在紧锣密鼓地观察北京的局势，以决定最终要不要出手。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慈禧匆忙出逃，但问题是八国联军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驻扎北京，这说明八国联军接受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个政策的核心是：要抛弃过去占领土地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观点，而是以保障各国将来都能在大清相互“做生意”（贸易）来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就首先需要大清有一个稳定而且开放的中央政府，于是八国联军就不会在领土上瓜分大清，也不会真的灭亡慈禧政权，而是会继续保留慈禧政权，还要把慈禧留在谈判桌上，毕竟她才是名正言顺的权力人。只要慈禧政权被保留下来，她仍然是大清之主，仍然最有能力调动大清所有的国力和政策，不顾一切地与八国联军求和。到那时，依据“门户开放”政策，八国联军就会促使她清除内部顽固派（后来慈禧清洗了端王集团），走向开放（后来慈禧开始了“清末新政”和成立了外务部），支付巨额赔款（《辛丑条约》）。 八国联军已经“保障”了未来的天下还是慈禧的，那么，对于李、张、刘等大佬们来说，“争天下”的野心也只能随风飘散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八国联军是最具实力的，他们能轻而易举地灭亡慈禧政权，开启诸侯们“争天下”的大戏，但他们却偏偏不这么做。而八国联军的行动也已经告诉了大佬们：你们还不能蠢蠢欲动，大清的土地还是只能由慈禧来主宰！虽然八国联军确实曾经有过瓜分大清领土的想法，但在利益面前，他们及时地刹住车了，顺便也把几位大清“柱石之臣”的野心消灭在萌芽之中。否则，大清的土地上一定会出现令人惊奇的一幕：朝廷危亡之际，首先瓜分大清的可能还不是八国联军，而恰恰是慈禧那些曾经的左膀右臂和所谓的“忠臣”！ 慈禧对这一切很痛苦，也洞若观火。在1901年开始的新政中，她全部抛弃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这帮“改革老臣”，全力扶植当时还只是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成为“改革第一人”，然后又借精明强干的袁世凯之手，在朝廷成立练兵处，以统一在全国编练新军的名义，把包括张之洞在内的地方实力派新军编练权夺走。 这是后话，对此时的张之洞来说，他必须早作决断，把之前那些为“争天下”进行的暧昧之事做个了断，否则将来在慈禧面前交不了差。大佬们现在的命题不再是将来当什么“总统”了，而是要继续当好大清“国之柱石”，让顶戴更红，红得更纯。 那就借用唐才常的鲜血吧，当他们还有利用价值时，可以留着被“收编”，如果把他们杀了，那么就是“反军”！ 8月21日，在取得英国驻汉口领事馆的同意之后，张之洞突然派人捣毁了汉口英租界里的自立军总指挥部，唐才常等人被捕，第二天即被杀害，筹备中的“自立军”和已经组建的“中国议会”自然烟消云散。一切都归于风平浪静，长江流域似乎没来一场“官匪勾结”的密谋，只有“反军”被张大人及时察觉、及时捣毁，张大人自然也就安稳地回到了慈禧的战车上。起义失败，康有为从此“不再言兵事”
一枪未响，连支像样的队伍都没能组建起来，这就是康有为运作勤王起义的结果。自从戊戌变政后出逃以来，康有为的运作历时两年多，范围波及两广和长江流域各省，规模不可谓不宏大，花费不可谓不巨大，而成效却令人尴尬。这个结果标志着康有为对“围园杀后”式的武装勤王彻底心死了，从此“不复再言兵事矣”。直至后来光绪都去世了，康有为也再没有组织过任何武装勤王起义，在“起义”阵营里昙花一现之后，就彻底退出了。 如果从革命的角度来看，康有为看似胆大（主要指吹牛皮），实际上却舍不得放手一搏，主要是不敢拿自己冒险。梁启超就曾“犯颜”直谏：起义万不可有尝试之心，不做则已，做则决绝。但是康有为呢？除了用保皇会积极筹款，制订宏大计划，他本人一直在海外遥控，驻扎在远离前线的新加坡、澳洲等地，就连在港澳都没有停留多久。康有为的这种作风实际上当初戊戌变法时就可见一斑了——包括他弟弟在内的“六君子”都死了，只有他逃过一劫。 作为勤王军的最高组织者，康有为的这种作风不能不影响到其他人，包括那些他要收买的人。 在康有为舍不得拿自己去冒险的另一方面，他还并不是一个“物、色两破”之人，而仍有贪图享乐之心。贪图享乐虽然很正常，但对于真正要“干事业”的人来说，注定只能坚忍地抛弃，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但康有为不是这样的人。这也正是他之所以是康有为，而不是孙文的原因，接下来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 虽然勤王起义失败了，但“保皇”在海外仍然有很大的市场，打着这个名号就能源源不断地筹得大笔款项。对于资金，康有为一直亲自掌控着财政大权，他个人的花销也从中无限额支取，除他之外其他人的花销则需要他审核发放，连弟子梁启超也不例外。康有为捏住了钱袋子，他就有点是保皇会里的“皇上”的意思了。 康有为宣扬艰苦朴素，自己却衣着华丽；每天戒杀生，却日日吃肉；处处宣扬一夫一妻制，一生却娶六位妻妾；曾经在《大同书》里向往“均产”“共妻”的绝对平等世界，自己却安然使唤着男仆女奴；到了晚年，还在西湖边建造了豪华的“康庄”，风头盖过了死对头刘学询的“刘庄”。他不仅过着与他一直宣称要“救”的大清民众们截然不同的豪华生活，而且也过得比他一直喊着要去“勤王”的光绪还要好。光绪虽然也是每天山珍海味，但慈禧吃什么他就得吃什么，不像康有为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美食。难怪康有为要一直自比“素王”和“布衣皇帝”了。勤王起义失败，没有取得号令天下的大权，先在生活待遇上向光绪看齐，至少在生活待遇上比光绪皇帝更像“皇上”，只是他没有真正当皇上的条件，所以他要找一个载体。 在保皇会所有的分会里，都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恭祝今上大清皇帝万岁万万岁”，或“恭祝今上大清皇帝万寿无疆”。每天会所开张的时候，大家都要一齐站立，首先恭祝光绪皇帝万寿无疆，齐声喝彩三声，然后三呼“康先生到处平安”。康有为一般是在周游世界，每到一地，住的都是高档酒店，吃的都是大餐。他到过非洲，爬过喜马拉雅山，去过北极（应该是第一位到达北极的中国人），甚至还在瑞典的一座小岛上买地皮建了一座豪华别墅。有人统计了一下，康有为应该是我国近代史上到过世界上地方最多、接触各国人物最多的旅行家兼美食家。 那份政治上的野心呢？其实也并没有彻底消逝。退出武装勤王起义不代表野心也退出了，康有为仍然相信，也要让那些为“保皇”捐款的人相信，终有一天他们是要回国参与“执政”的，保皇会终有一天会成为“未来之执政党”，在这之前，保皇会就是为日后参与“执政”积累经验的“影子政府”。1903年，康有为在保救大清皇上公司之下成立了股份制的“中国商务公司”，这在康有为眼里相当于朝廷的“商部”。康有为花大力气，拉很多人集资做了股东，先后投资的产业有移民、地产、银行、矿山、铁路、电车、酒楼、股票等等，总之哪里赚钱，康有为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哪里。但由于大部分都是投机，再加上康有为经营管理不善，财务上公私不分，很多投资的产业最后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都不知道，反正对股东们的分红那是基本没有的，只有一笔乱账。 但股东们都不敢轻易去查账，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怕被打。 正是由于筹了很多款，拉了很多投资，对于康有为来说，虽然对组建“勤王军”没兴趣了，但对组建“保皇军”是很有需要的。他们除了充当康有为的私人保镖、负责暗杀“敌对势力”，还要保护这些资产，也解决康有为与股东们之间的纠纷。其他股东再有意见，抬头看见门口站着一支“保皇军”，那也只能闭嘴了。 就这样，康有为有“政党”——保皇会，有“党产”，还有“党卫军”，他用“保皇”的名号，获得了比光绪还要潇洒自在的生活，他最终“保”的就是他自己这个保皇会的“皇上”而已。无论国际国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康有为都不会放弃保皇这面旗帜，他会一直扛着这面旗，坚持到底，至死不渝。 在康有为退出起义阵营时，有一个人却为起义坚持到了最后，他就是孙文，并且成功地打响了第一枪，改变了广州起义时一枪未响的状况。对于孙文来说，他的兴中会无论在筹款和其他资源方面都不如保皇会，他首先缺的就是钱。令人惊奇的是，为了起义，孙文的筹款竟然一度筹到了慈禧的头上！这实在太令人匪夷所思了，而孙文能够做到这一点，利用的正是慈禧的一个愿望，一个慈禧太想实现而又很难实现的愿望。
第六章 利用“刺康”，孙文为革命筹款筹到了慈禧头上！
慈禧为什么恨康有为超过恨孙文？
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对于康有为在海外伪造的关于戊戌变法的各种言论，朝廷是清楚其中的内情的，为何不站出来反击，澄清一下事实呢？比如发表一份声明什么的。可是，这么多年来，什么时候见过朝廷就皇宫里的事情发表过声明？只能任凭康有为在海外中伤慈禧这个最高领导人，却不能澄清事实，这正是朝廷的难言之隐。要知道戊戌变法的实质牵涉到了慈禧与光绪的权力斗争，在变法的表象之下，那是赤裸裸的争权夺利。从当初对“六君子”不审不问，就直接杀头开始，朝廷对变法的真相一直都是掩盖得严严实实的，哪还能让它大白于天下，让老百姓们都恍然大悟呢？ 而康有为并不知道，他已经光荣地取代了孙文，成为慈禧最恨之人。这并不奇怪。 孙文是革命派，是彻底反朝廷的，也就是说，从上到下的官僚集团都会团结一致反孙文，反正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船翻了大家都完蛋，并不需要慈禧过多地动员。但康有为不同，他偏偏不反光绪，只针对慈禧，那么慈禧还要担心内部是否有人叛变她，再加上康有为在海外不断攻击慈禧的生活作风问题，慈禧对康有为就不只是“国恨家仇”了，还有私人仇恨！ 慈禧首先要调动朝廷的一切力量来处理私人仇恨，反正朝廷也是她的，所谓公器私用。朝廷已经接到了慈禧的内部传话：要提高“政治觉悟”，与朝廷保持一致，把康有为当作比孙文更“险恶”之人来对待，要尽心办差，想尽一切办法让“康贼”在海外永远闭嘴！ 慈禧也在行动，她的行动直接体现在通缉令的赏格之上。相信大家还记得，朝廷当初对孙文通缉令开出的赏格是1000元，后来虽然不断加码，到1900年时，也才涨到4万多，而1900年1月24日，慈禧发布上谕：对康梁通缉令的赏格确定为10万两白银巨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体给赏。为了打消各路“杀手”的顾虑，表示朝廷不会赖账，先把这笔钱存在上海道库，一手交人验明，一手给钱，如对方不要钱，还有官做（破格授予实在官阶以及各项升衔）。慈禧特别交代沿海地区的各省督抚：你们缉拿康梁更加方便，只管用心办好此事，任何后果我负责！ 自洋务运动以来，朝廷罕见地公然鼓动滥杀，对象只是小小的康梁，但朝廷发表不了公开声明，只能用追杀的方法，这和“黑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呢？ 有一个同样与康有为结仇的人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慈禧的这种心理需求，他将用心为慈禧办好此事，最终洗脱他自己的罪名，从此安心地当上大清隐形富豪，同时也将为孙文向慈禧筹款最终带来机会！ 他就是刘学询。为洗脱原罪，刘学询想出“以孙制康”
刘学询在广东承包着有聚宝盆之称的“闱姓”工程，拥有巨大的利益的同时，自然有巨大的风险，朝廷里不知有多少人在盯着这块大蛋糕。富人其实一直是踩在钢丝上，而刘学询没有想到，首先向他开炮的，正是他的老乡康有为。 1895年，37岁的康有为终于考中进士，被授予处级备选干部（工部候补主事）。甲午战争惨败，朝廷凝聚改革共识，正要刷新吏治，康有为的目光瞄准了家乡的“闱姓”工程，发扬给皇帝上书的精神，亲自写下弹劾谭总督和刘学询的奏折，交由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上奏，希望朝廷有关部门能查查谭钟麟和刘学询在“闱姓”的招标投标中的行贿受贿的问题。 康有为对于“闱姓”招标投标的内情并不十分清楚，为何就肯定其中有行贿受贿问题呢？其实这并不是康有为有火眼金睛，明眼人都知道，根据大清的官场惯例，贪腐问题肯定是有的，只是数额的多少而已。 而此时的刘学询早已经“逃跑了”。他私自跑到了香港，而且放出风声说是被谭总督给逼跑的！ 原来，刘学询承包的第二届“闱姓”到1896年就到期了，需要上交的总承包款约370万两白银（相当于如今5.5亿元至7.4亿元之间），而刘学询竟然还拖欠着近百万两（近两亿元）的承包款没交。谭总督向刘学询催款，刘学询说交不起这笔钱，只好逃到了香港，事情就是这样。 那么看来，刘学询其实并没有从这项承包中赚到钱，他应该是亏本了，否则不会冒险外逃——而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刘学询其实早就从承包中赚得盆满钵满了，谭总督个人也拿了不少好处，但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关键，这正是：承包快要到期了。 承包快要到期了，这就是说，下一届承包的招标投标工作即将开始。在这个紧要关头，很多原本在盯着大蛋糕的人一定会使出他们各自的神通，加紧运作，好来分上一杯羹，那么谭总督和刘学询这对原有的利益共同体就只好上演一出“承包要巨亏”的双簧了。富可敌国的刘学询装模作样地外逃，谭总督装模作样地抓，说不定他们还能获得不少同情分：刘学询血本无归，可怜；谭总督对合作者秉公办理，可敬。 其实对于谭总督来说，他并不担心真的有什么势力能够插进一腿来，毕竟朝廷已经把“闱姓”的招标权下放给两广总督府了。“闱姓”所产生的利益，大部分被朝廷以公开征税缴费的形式收走了，小部分自然要落到办事员的手里。朝廷拿大头，办事员拿小头，这是官场人士谁都清楚的。朝廷总需要一个办事员，不是老谭就是老赵，而作为两广总督，谭总督就是最“合法”的办事员，一般情况下其他官场同僚再眼红这块蛋糕，也会识趣地“忍痛回避”，这是官场原则。更何况谭总督在京城也有强大的靠山（直通慈禧），估计谁也不敢轻易惹他这个著名的“后党”人士，谭总督那就更不需要担心什么了。 然而，谭总督自己不担心，却要为自己的利益伙伴刘学询担心。大清的“官商”并不只他这一个，如果有什么眼红的势力故意参与招标，然后进行抬价，那么刘学询就不得不以一个更高的价格继续承包下去，到那时候刘学询和谭总督落入私人腰包的银子也要大幅度缩水了。 再说康有为，他的弹劾奏折转奏上去之后，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康有为或许真的是从“反腐打贪、刷新吏治”的角度来捅这个娄子的，但问题是在官场人士那里，他也并不那么光明正大。想想看，一个刚刚中进士有做官资格的人，就弹劾自己家乡的最高父母官，这已经犯了大清官场的忌讳。康有为需要勇气，更需要动机，难道康有为背后没有那些眼红势力，被他们当枪头使？形势不明之前，官场给予康有为的，只是“道义上的支持”而已。 果然，朝廷并没有派有关部门前来调查，而是把这封奏折转给谭总督自己处理。这就很有意思了，明明是弹劾他的，还要当事人自己来处理，谭总督只好认认真真地“自查”了一番，然后上奏：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就是说，大家都没有错，康有为没有错，谭总督和刘学询更没有错，大家都不要接受处罚，和和稀泥为好。 弹劾问题处理完，谭总督行动了，他以两广总督的身份继续向朝廷要政策。“闱姓”不是已经合法了吗？继续招标就是，还需要什么政策呢？这就是大清政商两界的艺术了。没错，“闱姓”是合法了，但一直受到清流们的攻击，而朝廷的政策从来都是摇摆不定的，小心谨慎和未雨绸缪才是为臣之道。在新的招标即将开始之际，谭总督首先要确保的就是让“闱姓”能够继续在广东合法，中间不要再出什么岔子，以使他和刘学询的利益共同体模式能够顺利进行下去。 这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不出特别重大的变故，合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对于谭总督来说，这并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要在政策上保住在广东“先行先试”的合法博彩业有且只有“闱姓”这个种类。也就是说，不能让朝廷有关部门头脑一热，看到“闱姓”能够收不少税，就把其他形式的彩票业（如山票、铺票等等）全部在广东开放。如此一来，就会冲垮“闱姓”在广东博彩业领域的垄断地位，让百姓们有更多合法彩票品类选择，自然就会使利益共同体刘学询的利润下降。总之，在刘学询积聚的财力能够承包下大部分热门彩票品种之前，谭总督的任务就是要向朝廷影响广东博彩业如何“放开”，能“放开”哪些，“放开”到什么程度，一切都是以个人私利出发，最终使得广东的博彩业有限度地“放开”，但又不能全部“放开”。维护已经能够掌控的“闱姓”在官方合法范围里一枝独秀的地位，让自己享受“放开中的垄断”带来的巨额利润。 对于这后一点，谭总督也是很有信心的。没错，哪些行业可以“放开”，这确实是朝廷才有最终决定权。正如官场人士谁都清楚的那样，在“放开”的行业中，朝廷拿大头，办事员拿小头，办事员和朝廷也是利益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怕朝廷不接受“胁迫”，不按照办事员的意思来办！ 大清的百姓一会儿见有些行业突然“全部放开”了（变成民办），以为“改革”的春风到了；一会儿又发现有些行业“部分放开”了（变成官督商办），认为“改革”的脚步放缓了；再过一会儿又发现有些行业突然收回去了（变成官办）。即使在甲午战争后凝聚改革共识之时，百姓们总是觉得还是把不准朝廷“改革”之脉。谁又能明白这背后真正的利益争夺呢？ 果然，谭总督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第三届“闱姓”以一枝独秀的地位继续在广东开办，刘学询和谭总督继续合作愉快，签下了第三届承包合约。但也有两个变化：首先，总承包费由之前的约370万两变成了约420万两，比第二届涨了50万两，朝廷的收入增加了，这是一个交代；然后，公开出面承包的是刘学询的老搭档——香港韦宝珊（也就是那位“韦爵爷”），刘学询退居幕后，在韦宝珊的公司占一半股份，充当实际控制人。 康有为没有扳倒谭总督和刘学询，他在等待着机会。1898年到来了，戊戌变法开始，光绪走到权力一线，慈禧退居幕后。谭总督是著名的后党一派，掌控富裕的两广地区这个慈禧的“钱袋子”，光绪自然要首先拿谭总督开刀，他特意派出了武将岑春煊前去广东找谭总督的麻烦。同时，嗅觉灵敏的康有为也抓住时机，旧事重提，再次上奏谭总督和刘学询！ 朝堂上的最高领导人已经换成光绪，这次可就不是交给谭总督“自查”那么简单了，有关部门真的出动。谭总督一时不可撼动，刘学询还是好对付的，他们对刘学询的初步处理结果是罚款100万两白银，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1.5亿元至2亿元之间。这应该是大清开国以来对个人最大的一次单笔罚款，如此巨额罚款，刘学询这次真的逃了。他连夜逃出广东，辗转上海、杭州等地，四处避风头。但刘学询并不是真正的潜逃，而是“以拖待变”，否则也不会在大清国内转悠了。他的政治嗅觉也是敏锐的，他在静待大清政治风气的变化。 果然，朝廷这股“不正常政治风气”很快转变了。光绪被幽禁，“六君子”被杀，康有为等人出逃，慈禧重回一线掌权。这时有关部门对刘学询的处罚就难办了：这个处罚是光绪在一线时作出的，认真去办吧，还不知道慈禧怎么想；不办吧，也不知道慈禧怎么想，有关部门就开始含糊不清了。刘学询又“拖”了一些时日，发现风头已过，这时候他发现康有为已经成为慈禧最想杀而又没办法杀的人。刘学询敏锐地感觉到，如果能在这个问题上帮慈禧一个大忙，不仅能够彻底洗白在承包“闱姓”工程中积累起来的原罪，还能再次崛起！ 刘学询的想法是：康有为流亡在海外，受到所在国的法律保护，朝廷投鼠忌器，不敢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派人去追杀，只能在海外收买一个人去“刺康”；而孙文也流亡海外，他和孙文相识，那就出面代表朝廷去日本“招安”孙文，借孙文之力在海外刺杀康梁，这个办法简称“以孙制康”！通过官场朋友御史杨崇伊等人，刘学询将这个想法上奏给了慈禧。为了打消慈禧的顾虑，刘学询干脆也附上一份秘密材料，以身家性命担保孙文“才堪大用，万不宜任其浪迹海外”。 刘学询不愧为刘学询，他结交的是朝廷著名的“钦犯”，这要是换作别人，打死也不会说不出来，更何况要用身家性命担保？但刘学询相信，到了最高领导人慈禧需要这一点的时候，他的这种“人脉”就是别人没有的优势，大清朝廷和“黑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呢？慈禧和“黑老大”又有什么区别呢？ 果然，刘学询的这个建议确实让慈禧“眼前一亮”，只要能为她自己解决这个难题，她也根本不介意什么“钦犯”不“钦犯”的，反正朝廷对于她来说都是公器私用。在慈禧看来，如果刘学询真的能够“招安”孙文为朝廷服务，刺杀康有为，确实是目前最好的办法。因为慈禧认为孙文身上有别的“刺客”不具备两个的长处。 首先，据慈禧了解，孙文这个人是“很爱财”的，当初不是还想打劫朝廷的“闱姓”承包款吗？据说流亡到海外后也到处筹款弄钱。爱财，这在慈禧眼里恰恰是一件好事，只要他“爱财”，就说明有被“收买”的可能，为了收买他，朝廷是什么价钱都可以出得起的。 另外，在慈禧的印象中，孙文这个人实在很有“黑老大”的风范。就拿那次在广州闹事来说，粤港两地的“黑道分子”都被他网罗过来了，虽然最终没有闹成事，但能够把这些人发动起来，本身说明孙文具有做“黑老大”的素质。只要有这种素质，就能够与海外的“黑道人物”混熟，调动人马“刺康”。甚至于后来的伦敦使馆事件，他明明已经被捕了，最后竟然还能脱险。虽然使馆方面也是迫于英国的压力，但整个过程绝对可以看出此人最大的特质是镇定。文质彬彬的无害外表下，隐藏着一颗“杀手心”，这就是天生的“刺客”啊！说起来连慈禧都有几分“佩服”的意思了。 慈禧决定了，她决心采用刘学询的这个建议。正好，此时的朝廷也需要有一个人秘密出使日本。甲午战争后，日本一直在努力营造“日清亲善”氛围，慈禧虽然已经倒向了俄国，但场面上的事情还是要做的。由于已经和俄国签订了秘密的同盟条约，不可能再与日本签订盟约，那就和天皇睦仁互换电报密码本，在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电报直通热线”，以保障紧急情况下能够直接沟通，这也算是外交场上的一种态度。 慈禧下令，刘学询连升两级，从四品升为二品，作为出使日本大臣，打着“考察商务”的名号，实际上背负着两个绝密任务：背着俄国与睦仁交换电报密码本以及秘密“招安”孙文“刺康”！ 望着眼前的红顶戴，刘学询心头的一块石头彻底落地了，他知道那100万两银子的巨额罚款今后再也不会有人提了，他还升了官，这简直是“一个创意卖了100万和一个红顶子”。至于推进“刺康”，刘学询会极力完成的，因为说到底康有为也是他的仇人。和慈禧一样，他也是一个有恩不一定报恩，但有仇一定会报仇的人！李鸿章卷入“刺康案”
1899年7月，刘学询率领出使团来到了东京，他首先作为慈禧的私人代表觐见了睦仁，互换了电报密码本，谈了“清日友好”的话题，大家都客气了一番。当天深夜，孙文在宗方小太郎等日本朋友的陪同下，首次与刘学询密谈，后来，孙文又几乎每天半夜去密会刘学询，根据《总理史实访问记》，他们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话题。 首先谈的是孙文的“革命”。 刘问孙：你革命的宗旨是什么？ 孙答：兴起中国。 刘说：如果是政治革命，我们可以帮助；种族革命（即排满），恐怕很难成功。 然后谈到了康有为。看来此时孙文对与康有为携手也是彻底死心了，他当着日本朋友的面，“详述了康有为种种背负之事”，认定“康之行动无非自私自利，敛财肥己”。孙文还要求刘学询去见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向大隈重信证明“康之乖谬”，并不值得扶植，刘学询答应了。 此时的康有为已经被日本政府“礼送”出境，在加拿大创立了保皇会。日本政府抛弃康有为的具体原因，外界是不清楚的，很显然，孙文之所以要刘学询亲自向大隈重信证明康有为“人品有问题”，是希望日本政府对康有为进一步留下“坏印象”，为将来可能的“刺康”取得日本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康有为毕竟曾是日本政府的贵客，“刺康”这么大的事情如果没有日本方面的默许和支持显然是不行的。 最后，刘学询“愿以身家性命担保孙文回国”，孙文“亦有应允之意”，反正刘学询也是朋友，先答应再说，看看将来是否能为革命争取到筹款。 事情谈到这一步，也算是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了，刘学询也要打道回国。然而，当刘学询还没有走到京城时，上海租界里的《字林沪报》却率先捅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刘学询在访日期间与孙文密谈的内容是：刘学询让孙文先去刺杀还在留在日本的梁启超，以此作为“投名状”获得慈禧和朝廷的信任，先成功地实现“招安”，然后刘学询会利用他在政商两界的人脉帮助孙文步步高升，获得军权，最后再利用朝廷的资源推翻朝廷！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真是惊天大反转。从刘学询的性格来说，他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为说动孙文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问题是那时候狗仔队还不发达，刘学询与孙文之间进行的是绝密会谈，报纸又是如何知道的？ 报道中倒是自己说了：刘学询在与孙文密谈时，曾经叫过日本歌妓在身边陪伴，密谈内容就是日本警方事后从歌妓处审讯得来的。想想刘学询也是惯于风月场的人士，来到日本后入乡随俗，谈事时找个歌妓在一旁服侍自然也是正常。但问题又来了，他和孙文是老乡，谈事时应该说的是粤语而不是日语，更何况以孙文和刘学询的日语水平，他们根本无法用日语进行交谈，这位日本歌妓又是如何听懂的？更加不可能是，此时的日本政府已经抛弃康有为转而重点支持孙文，对于孙、刘会谈的绝密内容，日本警方即使真的侦探出来了，也绝对会保密。那么《字林沪报》又是如何知道的？谁会故意和刘学询过不去呢？ 似乎是在配合这篇报道，与此同时，朝廷突然出现了大批弹劾刘学询的奏章，罪名是出使日本之时“密会乱党”，要求严惩。所谓“密会乱党”，慈禧自然是知道的，她一方面将弹劾奏折留中不发，一方面却又把此事交给朝廷驻日公使李盛铎，谕令他“密查”。 谁也没想到，这个和刘学询过不去的人，正是李盛铎。 李盛铎曾经是康有为的好友，戊戌变政之后，此人见风使舵，及时投靠在荣禄的门下，这才在慈禧那里涉险过关，被荣禄推荐为朝廷的驻日公使，也算是让他去海外避风头。而刘学询却是奕劻这条线上的人，包括“闱姓”在内的两广利益输送，一直是奕劻大人重要的“财源”之一。戊戌变政后慈禧重返权力一线，她重重地提拔了非皇族的荣禄，任命他为领班军机大臣，权力大于奕劻；而奕劻是亲王，地位却又高于荣禄，很显然，这不过是慈禧“搞平衡”的把戏。于是，在端王集团这个政治小圈子跳出来之前，朝堂之上一直是奕劻和荣禄在慈禧面前“争宠”，慈禧也乐见其成，比如关于“刺康”，慈禧就只找了奕劻商量。“刺康”是公事，更是慈禧私事，荣禄作为领班军机大臣和慈禧“亲信”，于公于私都应该参与，现在竟然被撇在一边，荣禄大人自然就对奕劻有情绪了。当刘学询出使日本时，荣禄特意交代李盛铎在日本严密监视刘学询的一举一动，以掌握奕劻的动向。 于是，我们就有理由怀疑，那个日本歌妓，原本就是李盛铎方面派去的奸细，而密谈内容又让李盛铎感觉抓住了刘学询的小辫子，于是一方面安排在《字林沪报》上作报道，一方面又发动朝廷御史上奏弹劾。总而言之，就是要直接攻击刘学询，间接攻击奕劻。 慈禧也没有想到，一场绝密任务，竟然还引发一场官斗。看来官斗是无处不在啊！奕劻自然不会束手待毙，他反击的方式就是写材料。回到京城后，刘学询写好的绝密材料《与孙文问答》由奕劻转交给慈禧。由于是私自递上去的绝密材料，我们在宫廷档案中也无法找到原件，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奕劻在事后对刘学询转述的话语，来大致了解其中的内容。 奕劻对刘学询说，慈禧在看完材料之后表示：“今联日已妥，新政待举，正需孙文回国效用。他人尚优容之不暇，自己何独不能吸引之？刘某所陈甚是。李盛铎乃康党，故考之耳。” 我们来翻译一下：现在与日本“亲善”的事情已经办好（指交换电报密码本），改革要向前推进，正需要孙文这样的人才回国效力。别的国家对孙文尚且很优待，我们大清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对待他？刘学询的材料写得很好，我是相信你和刘学询的，李盛铎原本就是康党，我叫他去密查，不是不相信你们，反而是在考验他，你们不必多心。 很显然，多心的只是老佛爷。她原本是十分多疑的，叫李盛铎密查，是为了以防万一，防止刘学询倒向孙文，现在看到了刘学询递交的绝密材料，觉得刘学询应该还是在为她办事的，只好又自己打个圆场。 “刺康”并没有受到这场弹劾风波的影响，一切都要按计划进行。接下来，就要看孙文的行动了。 孙文的行动很简单，两个字：要钱。更加准确地说，是为了革命，向慈禧要钱！ 孙文去世之后（1937年），民国《越风》杂志曾经采访了刘学询之子，刘子出示了孙文当年向刘学询要钱的电报，一共有30多封，每笔索要的钱款从五千元至五万元不等，“大都皆以电汇，由横滨第百银行转交的……先后不下十余万元”。其中一封是：“机局尽变，非亲行不能诱致（我不亲自去就不能把康有为引诱来），非五万不能裕如（没有五万元就办不成），能否照给，祈即复示，张宣。”张宣为孙文当时的化名之一。 如此看来，在“刺康”达成初步协议后，孙文就一直在向刘学询素要“刺杀经费”，刘学询也出手大方，照给不误。不过，既然此事已经在慈禧那里“立项”了，自然不需要刘大人私自掏腰包，慈禧应该特批过一笔秘密经费。而我们知道，孙文的“要钱”，自然是为革命要钱。慈禧也许万万没有想到，孙文为革命筹款竟然还筹到她这个革命对象的头上了，难道要称慈禧为革命的“同志”？孙文啊孙文，你真的是“天下第一筹款家”啊！ 也许是孙文这边久久没有什么行动，慈禧这边杀康心切，她很快起用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李鸿章。 在1895年签订了《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大人一直背负骂名，备受冷落，戊戌变法中还被光绪剥去了一切官职，只保留了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荣誉称号。李大人为后党中坚，慈禧重返权力一线，自然不会让他冷落太久。1899年12月，慈禧发布上谕：李鸿章为两广总督。但这并不特别，特别的是李大人身上还有慈禧交给他的“刺康”密旨，慈禧还特别交代：刘学询交李鸿章差遣委用。 从今以后，“刺康”团队中又多了一个重量级选手——李鸿章，此事要在李大人的亲自领导下进行了。 复出之前，李大人对康梁的态度比较暧昧，比如当着慈禧的面说：臣实是康党！并托伊藤博文等人三次向在日本的梁启超致意，告诉他要好好钻研西学，“以待将来之用”，害得梁启超还有点莫名的感动，以为李大人是将来可以从后党一派中被“策反”之人，一度把李鸿章从保皇会的暗杀名单上勾去——梁启超啊！ 其实书生梁启超哪里知道，李大人的这种态度，只是因为他当时备受官场冷落而已，处于复出前的阶段，在慈禧前面有点矫情加委屈，等慈禧在官场内部高度统一“除康”的共识，很多人都见风转向了。比如之前对梁启超礼遇有加的张之洞大人，一谈到康梁就像是说到了自己的杀父仇人，如果张大人手头有一把刀，估计他也会去砍了康梁。李大人也不例外，他知道，对康梁，再也不能暧昧了，再不积极表现，与慈禧保持高度一致，那就真的要被永远打入冷宫了。 1900年1月，李鸿章赴广州上任，李大人除了进行我们前面所说的“打黑”，他还做了一件事情：在慈禧对康梁通缉令10万两赏格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白银4万两，增加的钱由两广总督府出。现在，康梁的人头已经值14万两！ 两广总督府里，刘学询也在根据慈禧的意思制订“刺康”的原则：活上毙次。也就是说，能够抓到活的最好，抓不到活的，尸体也能接受。 此时的康有为正在通过他的朋友容闳在香港发展保皇会势力。刘学询是谁？他在粤港两地政商界的人脉要比容闳更广，于是刘学询亲自跑到香港，会见港英总督、英国人卜力，要求香港方面不要支持康有为，卜力同意了，还嘲笑康有为的队伍不过是区区乌合之众。所以，保皇会的港澳总局也只好设在澳门。 1900年3月，刘学询更是做出了惊人之举：他竟然拿着慈禧的上谕去刨掉了康有为在广东南海的祖坟！ 仇恨在进一步升级，康有为通过旧金山保皇会公开宣布：谁杀我们，我们就去杀他的全家！梁启超也终于醒悟过来，不再对“策反”李鸿章抱幻想，指示保皇会澳门总局：肥贼（指合肥人李鸿章）、刘豚（刘学询）在粤颇增我辈之阻力，宜设法图之。 “图之”就是暗杀了，4月，刘学询在从澳门返回广州途中，遭不明刺客枪杀。由于子弹没有打中要害部位，刘学询才侥幸捡回一命。刺客当场逃走，但谁都知道，这一定是康梁从海外派来的杀手。 刘学询又想起了孙文，觉得还是要依靠孙文在海外的力量，于是刘学询加紧了孙文的联络，要求孙文前往广州与他和李鸿章亲自会谈，再一次推进“刺康”。而此时的孙文和五年前广州起义时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最大的变化是，他已经取代了杨衢云成为了兴中会会长，实力大增！孙文首次出任兴中会会长
1899年，毕永年在向日本政府“检举揭发”了康有为之后，从此就与康有为绝交了。回到日本后，毕永年加入了兴中会。既然加入了兴中会，毕永年需要把长江流域哥老会中的势力引入兴中会。在哥老会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唐才常，然后才是毕永年。在苦劝唐才常改投到孙文门下无果之后，毕永年与平山周再次潜入大清，由平山周出面，终于把长江流域的七位哥老会的大小头目策动到香港，与两位三合会成员，以及兴中会中“孙派”三人开会。会议由宫崎寅藏主持，决定洪门新“堂口”，堂名“忠和堂”，会名就叫“兴汉会”，推举缺席的孙文为会长。 虽然参会的只有十几个人，既不能代表兴中会，也不能代表三合会和哥老会，但会议是由日本人组织和主持的，实际上有日本势力的参与。宫崎寅藏十分兴奋，成立之后，他特意找了家原本不接待中国人的日本妓馆，请各位老大进行一下娱乐活动，放松放松，也好让那些远道而来的哥老会头目们体验一下香港的花花世界。大家饮酒作乐，左拥右抱，好不愉快。当然，鉴于宫崎寅藏的活动经费有限，他又采用了先赊账的老办法，给老板娘打了个白条。 离开香港，毕永年带着这几名哥老会头目去日本见“兴汉会会长”孙文，受到孙文的高度赞扬和热情款待。1899年12月，当毕永年等人返回香港时，钱又花光了，此时有一个人来到了香港，他就是康有为。康有为在香港居住了大半年，坐镇保皇会港澳总局行刺了刘学询之后，才去往新加坡，而康有为坐镇香港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破坏兴汉会。 由于唐才常的关系，康有为一直把长江流域的哥老会看作是他的势力范围。在康有为看来，孙文不仅一直试图拉唐才常下水，还通过毕永年和日本人成立了兴中会的外围组织兴汉会，这等于是挖了康有为的墙脚。虽然此时的康有为也在通过唐景崧、丘逢甲去挖兴中会在两广的墙脚，但自己的墙脚被挖，康有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问题是，康有为又如何如此清楚毕永年等人的行踪的呢？原因很简单：早在毕永年策动的那几个哥老会头目中，有一个人是康有为的眼线，目的是阻止兴汉会的成立，如果实在阻止不了就把这个组织策反到康有为那边去领导，成为保皇会的外围组织。作为日本浪人，宫崎寅藏很快识穿了此人的“康奸”身份，他略施小计，让此人的身份暴露，引起其他头目的“公愤”，把此人赶走。 “康奸”被驱逐出兴汉会了，如果其他头目很纯洁，那么毕永年等人的行踪也不会暴露了。但事实上，这几名哥老会头目之所以同意来香港成立什么兴汉会，推举还没见过面的孙文为会长，那也只是看在日本人和钱的分上。除了那个已经暴露的“康奸”，其他人有没有可能同样被康有为花更大的价钱收买？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康有为对毕永年和兴汉会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等他们去日本见完孙文返港时，康有为本人早已经到了香港。 康有为摆出财大气粗的气概，派人给这几名哥老会的头目送钱，目的是拆散刚刚成立的兴汉会。毕永年极力劝说这几名哥老会头目，他说，兴汉会是洪门的新“堂口”，当初成立之时大家都是有过盟誓喝过血酒的，既然已经归于孙文先生的门下，就要讲点江湖道义，接受孙先生的领导，保持对他的忠诚，不能收康有为的钱。然而，头目们只认钱，他们都笑纳了，兴汉会自然也名存实亡。 以前只知道大清官场腐败，没想到江湖也是如此，看来宗方小太郎说的“大清全民腐败”真是所言不虚了。毕永年对此十分悲愤，最后愤而出家，冷静下来之后，他又觉得自己在哥老会中的影响力还是太小了，需要策动唐才常。于是又脱下袈裟，走出寺院，找到生死兄弟唐才常，再一次苦劝唐才常放弃“脚踏两只船”的想法，抛弃康有为，改投到孙文门下。兄弟俩激辩一夜，谁也说服不了谁，毕永年大哭而去。 兴汉会昙花一现，但对于孙文个人来说，它还是具有意义的，它至少说明兴中会和长江流域的哥老会建立了联系，兴中会的势力也第一次走出了珠江流域，扩展到了长江流域，意味着兴中会势力的扩张。作为兴中会的外围组织，兴汉会得到了日本人的支持，但是在杨衢云不在场的情况下成立的，自始至终从未征求过杨衢云的意见，杨衢云很尴尬，那他这个兴中会会长到底是当还是不当下去？ 大概在1900年1月左右，杨衢云辞去了兴中会会长一职，改由孙文接任。一些史料认为，杨衢云是“主动让位”，而根据谢缵泰的说法，在出任兴汉会会长之后，孙文曾经“暗示”杨衢云必须让出兴中会会长一职，否则有兴汉会这个外围组织，可能造成兴中会分裂。后世的一些史学家也因此为杨衢云“鸣不平”，认为他是首位被推举出来的会长，只是广州起义后他没有孙文那样的“伦敦蒙难事件”，没有相应的宣传，更没有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如此才不得不让出了会长一职。 其实，所谓“革命领袖”也是在不断实践斗争中逐步形成的，而跟内部同志的“斗争”也是实践斗争的一部分。人们会选择团体组织，团体组织也会选择它的领导人，从广州起义后发生的事情来看，孙文也算是实至名归。 此时，杨衢云和郑士良等人都已经赶到日本和孙文相聚。孙文决定接受刘学询的请求，前往广州与李鸿章会谈。这是一次巨大的冒险，他们都是钦犯，万一这是李鸿章的诱捕之计呢？但是，孙文也知道，革命一直缺乏经费，他不能放弃这个为革命谋钱粮的大好机会，所以，他想到利用一帮人。他们就是刚刚帮助他成为兴汉会会长的日本人。“刺康事件”迷雾
1900年6月8日，孙文一行人与宫崎寅藏、内田良平、青藤幸七郎（日本退伍军人）这三位日本人，乘船前往广州方向。根据事先约定，李鸿章将派出一艘炮艇前往香港公海海面迎接孙文，把他们接到广州。 孙文并没有彻底冒险，他没有登上炮艇，只是派出三位日本朋友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前往广州。由于五年内不得入港的禁令还没有解除，孙文也无法到香港上岸，他就在公海上的船上等待着会谈结果。 6月17日晚，刘学询在他广州的豪宅里接见了这三位日本人。宫崎寅藏代表孙文，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接受“招安刺康”的条件：第一，朝廷首先特赦孙文并保障他的生命安全；第二，朝廷负责偿还孙文这几年亡命天涯欠下的债务白银十万两（或为十万银元，折合白银约为七万两，日本人的记载较为模糊）。 刘学询当即表示钱不是问题，他自己就能解决，第二天在香港先交一半，余下的部分像以前那样汇款。至于特赦，这是慈禧本人才能决定的事情，刘学询立即派人去向李鸿章请示。 然后大家就在刘宅等着李鸿章的回话了，“其间举行了极度奢华的宴会”，大清隐形富豪刘学询的奢华程度令这三位日本人都大开眼界。几个小时后，李鸿章的指示来了：可以先向三位日本代表口头承诺保证孙文的生命安全，至于朝廷的特赦，他需要向慈禧上折子，同时希望获得三位日本朋友亲自签名的照片。 李大人的考虑是很周全的。他要向慈禧报告，慈禧一定希望看到事情的实质进展；日本人能够提供照片，说明他们愿意帮助孙文“刺康”，愿意充当“刺客”，一定会增强慈禧特赦孙文的信心。 事情谈到这一步，也算是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了。6月18日凌晨，三位日本人离开广州，前往公海与孙文会合。奇怪的是，孙文似乎并不关心会谈的结果，看到日本朋友的船已经回来之后，他起锚向越南方向开去了。在船上的宫崎寅藏等人急得大呼小叫，挥舞帽子，也不见孙文回应。 孙文为什么要去越南呢？原来，孙文此行并不只是为了会谈“刺康”而来，他心中最重要的事情始终是为革命争取资源。由于广西是法国的势力范围，早在离开日本之前，孙文就曾找过法国驻日公使，希望法国能够支持将来在广西的革命。为了打动法国人，孙文又开出了“空头支票”——革命成功后，可以让法国在广西拥有更大面积的租界。不过公使大人也很精，他首先“在道义上”对孙文的革命表示了同情，然后把皮球踢到法国在越南的殖民地当局，要孙文去那里谈谈看。当然，最后的会谈也是没有结果的，大家的算盘都很精啊。 再说三位日本人这边。没办法，孙文走了，他们只能继续作为孙文的代表来推进“刺康”之事。根据之前与刘学询达成的协议，三位日本人去了香港，在那里拍好照片，签上名字，与刘学询在香港的人接上头，一手交出照片，一手获得“三万金”，接下来，他们从香港乘船出发前往新加坡。此时的康有为正在新加坡，而三名日本人已经从刘学询那里拿到了暗杀经费，“刺康”即将开始！ 奇怪的是，当日本人抵达新加坡后，才发现气氛却有些不正常。新加坡警察派专人把康有为隔离保护起来，又派出暗探监视日本人的一举一动。很显然，刺杀康有为还没有开始，风声却已经走漏了！ 宫崎寅藏只好托人请康有为出来见一面。康有为自然不会赴约，他派人送来一封信，信里强调的是他现在被新加坡警察“保护得很严”，所以不方便出来见面。为了向曾经的恩人表示歉意，康有为还“送上百金”，算是给宫崎寅藏他们当作路费。 宫崎寅藏接到回信和“百金”之后，“大为愤怒”。他立即向康有为写了一封信，表示要与康有为绝交，说康有为如果你轻信“行刺谣言”，未免就是小看我这个朋友，也小看康有为你自己了！ 激将法并没有换来康有为的赴约，而是等来了新加坡警察的搜查，当场搜出从刘学询那里得到的“三万金”。此时，内田良平先期离开新加坡回日本，警方就把宫崎和青藤幸七郎带走，拘役审讯一个星期后，把他们双双驱逐出境，并且规定五年内禁止进入新加坡。此时，一直没有露面的孙文也出现了，他从越南赶到了新加坡，接上两位日本朋友一块离开。 “刺康”事件就这样以一种极为离奇的方式落下了帷幕，整个事件十分扑朔迷离。首先，康有为确实提前得到了要刺杀他的情报，而向康有为提供情报的竟然也是一位神秘的日本人，于是康有为选择了向新加坡警方报警。 虽然我们在记录中无法找到这位日本人的姓名，只知道他是一位不知名的“日本僧人”，但是很简单，无论此人是谁，提供情报的源头一定是位十分清楚“刺康”核心机密的人，最大的嫌疑就是提前离开新加坡的黑龙会老大内田良平。 现在，通过孙文的表现，他对“刺康”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他并不是真的想刺杀康有为，至少不想亲自参与，但又不想放弃利用慈禧和朝廷的需求为革命筹款的大好机会，于是一边和刘学询保持接触，一边又把日本人拉进来，最后让三位日本朋友作为自己的代表，或者说利用日本人去做，而他自己，除了要钱，从来没有深度参与。孙文在这件事情中确实表现了“能够勾连各种人物，但又超然事外”的“老大”的风范——只是与慈禧理解的“老大”风范并不相同。 而日本人更是有着自己的算计，他们与孙文并不是完全一条心的，支持孙文革命说到底也只是为了日本的利益。如果说在长期的接触中，宫崎寅藏多少还有把孙文当朋友的意思，而内田良平一直是日本军部的棋子。很显然，日本政府虽然认为康有为的利用价值在下降，但他的死去对日本并没有任何好处。更重要的是，日本人也无法确定，在完成“刺康”之后，孙文会不会真的就接受了“招安”，从此去朝廷过好日子告别革命了。若孙文“告别革命”，这与日本的利益战略相违背，这是日本政府并不愿意看到的。 但日本人又必须对刘学询和李鸿章方面有个交代，毕竟“三万金”已经到手了，拿了活动经费不办事那也是说不过去的，这应该就是内田良平主动把情报透露出去的原因：两位日本人被警察抓住并驱逐出境，也算是对李鸿章的一个交代了。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6月21日，北方的慈禧与八国联军开战，李鸿章、张之洞等大佬开始考虑自己的退路和出路，野心勃勃地瞄准了首任“总统”之职，在“东南互保”的背后布下了“东南共和”的局。 而孙文也意识到，清军正在北方与八国联军作战，这和五年前的甲午战争一样，这又是一次发动起义的良机。在五年前的广州起义中，孙文还无法推出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人作为号召，无法获得国际势力的支持。现在，通过刘学询，孙文已经了解到了李鸿章大人也怀有一颗“异动的心”，这就好办了。孙文决定，策动李鸿章，串起各方势力，再一次发动起义！
第七章 四处寻求支持失败，孙文以孤军打响起义第一枪
孙文策动李鸿章当“总统”失败
其实平山周和内田良平并不同意策动李鸿章，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只要暗杀李、张、刘这些大佬中的任何一人，必然引起天下大乱，起义的时机就会到来，革命派就有崛起的机会。但是孙文并不这么看，首先他认为成功暗杀这些大佬并不容易；另外，即使是天下大乱，也不一定真正有利于兴中会，因为目前兴中会的势力还很弱，天下大乱只会给其他势力崛起的机会。考虑到这个情况，不如反过来利用李鸿章的“异动”，让他为革命、为兴中会所用！ 孙文又开始开“空头支票”了，他告诉刘学询：只要李鸿章真的愿意“异动”，兴中会就可以以李大人为号召，双方合作先谋取两广独立，割裂大清国之南方一部，为“亚细亚开一新政体”，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两广共和国”，那么李大人自然就是将来的“总统”！ 刘学询转述之后，李鸿章态度比较暧昧。他没说可以，也没说不可以。和当初的张之洞大人一样，李大人还在等待局势的进一步明朗。但刘学询相当积极，对于刘学询来说，他对朝廷早已经是离心离德了。李鸿章有权有名，刘学询和他的朋友们有钱，孙文可以找到起义者，如果真的能够“拥立”李鸿章，那么将来他又会是什么？这是很符合他自己以及身后那一群粤港富豪们的利益预期的。 刘学询知道，建立“两广共和国”其实并不是兴中会与李鸿章的双方合作，而是三方合作，另外一方是港英政府和英国。因为广东也一直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他们是不能被绕过去的，而且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李鸿章也才会真正被打动。于是刘学询打着李鸿章的名号，开始主动为孙文去寻找港英政府的帮助。他找到了港英总督卜力，透露了起义计划，没想到卜力也很积极。卜力大人认为这是以香港为起点，未来把两广也变成英国“殖民地”的大好机会。他的回复是：只要革命派同意将未来的“两广共和国”这个新政权“置于英国的保护下”（也就是变成英国的傀儡政权），港英政府和他本人愿意支持“革命”，第一步就是在适当的时候解除孙文五年内不得入港的禁令，为革命提供方便。 刘学询把卜力的态度转告了孙文，孙文方面就开始起草一份具体的落地方案，这就是《平治章程》。章程规定一旦革命成功，建立“两广共和国”之后，必须保障以英国为首的列强的权利，比如协定关税、铁路、矿产等要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分沾权利”等等。 表面上看，这样的章程和大清朝廷签过的那些条约差不多，甚至比条约“更卖国”，这也正是孙文留给后世巨大争议的地方。一种观点认为，革命实力十分弱小，孙文首先要想尽一切办法“建国”，如果离开了这可能，一切都成空，其实也是谈不上“卖国”；而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国土和国家的根本利益都可以交换的话，岂不是为革命而革命？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事实上又是孙文为了革命获得支持而给英国人画的“大饼”。事实上孙文为革命画过的“饼”还有很多，比如他曾对法国人说，将来会在广西和华南给法国更大面积的租界；甚至曾对日本人说，只要你们支持革命，将来可以把整个满洲割让给日本。因为在此时的孙文看来，满洲并不属于“中国”，满人也并不属于“中国人”，所以他才“驱除鞑虏，恢复中国”。而几年以后，孙文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又将发生改变。 这就是孙文，和很多人印象中的“大炮”不同，孙文其实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革命家。为了获得革命的筹款，他可以向任何一个人夸下海口；为了获得对革命的支持，他可以向任何一方势力承诺某些“并不具备革命性”的条款。所有这一切的根源并不是孙文爱“放大炮”，正是由于他的极度现实。革命在这个古老国家的绝大部分人中都还没有市场，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先行者。 正是由于孙文的现实，《平治章程》虽然起草了，最后却并没有交给卜力，这正是因为要考虑到日本。《平治章程》首先考虑的是英国的利益，而不是日本，日本自然会反对，就目前来说，日本已经给了孙文的革命很多“支持”，孙文总不能先失去这个已有的帮助者。 孙文只能给出口头承诺了，但这无关大碍，刘学询和卜力的态度仍然很积极，现在的关键又回到了李鸿章身上。刘学询和卜力甚至私下商议：一定要尽最大努力促成此事，如果李大人最后不保险，就请卜力对李鸿章采取“非常措施”，把他扣留在香港，逼迫李鸿章起义！ 7月8日，八国联军即将攻入天津，慈禧有点惊慌了，她开始再一次拉拢李鸿章，紧急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令他北上速与八国联军“和谈”。慈禧知道，在“和谈”方面，确实只有李鸿章才能搞定洋人。 对于李鸿章来说，此时是万万不能北上的。朝廷中还有仇外的端王集团，李鸿章去了就有生命危险（端王集团会借义和团之手刺杀李鸿章）；更重要的是八国联军还没有攻下京津，他们无法在“和谈”中得到最大利益，李大人即使北上了，也会无功而返。出于这两点考虑，李大人抗旨不遵，一直拖到7月17日，才带着刘学询离开两广总督府。而李鸿章先去的正是香港，在彻底执行慈禧旨意之前，李鸿章正是要就“两广共和国”之事与卜力直接会谈！ 与此同时，接到刘学询通知的孙文在香港公海上等待消息，他在船上召开了起义的筹备会议。一切都将取决于李鸿章与卜力会谈的结果。 李鸿章并不知道，卜力已经接到了他的上级——英国殖民部的明确指示：不得再与革命派靠近，更不得对李鸿章采取非常措施！ 李鸿章北上，是与八国联军和谈的，不是只与英国一家。英国确实很想得到“两广殖民地”，但这又与八国都同意的“门户开放”政策相抵触，其他七位兄弟就会很有意见，大家就会打起来，造成内部火并。正是因为如此，英国政府最终作出了这个决定。 “三方合作”中，最具实力的一方撤出了，李鸿章立即明白：此事再没有继续运作下去的可能了。李鸿章带着他破碎的“总统梦”，立即离开了香港。但李大人还是精明的，此时朝廷内部局势仍然不明，北上还是有凶险，八国联军还没有攻入北京，“求和”还是不可能，李鸿章就带着刘学询先来到了上海，继续抗旨不遵，只是已经向慈禧表明了他愿意北上的态度——向慈禧请了一个长长的“病假”，能够北上了，他就北上。 孙文在香港公海上白白吹了一阵海风，一切都落空了，不得不带着失望离开。他并没有想到世界上第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一直鼓吹自由、平等、人权的世界老大，很快就倒向了那个他们的报纸天天在骂的“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这一切的秘密只有一句话：国家利益永远能战胜鼓吹的公平道义。 孙文更没有想到李鸿章还是要和慈禧政权绑在一起，连赌一把的勇气都没有。英国人确实撤出了，但这并不代表李鸿章就只能撤出，他还是有实力的。革命就是这样，如果只有精于算计，一旦发现情况不妙就放弃，那就不是革命了。 孙文还要坚持，为什么最有实力的那两方都退出了，而恰恰是最没实力的孙文还在坚持？难道只是因为前者已经有很多，害怕失去已有，而后者几乎一无所有，原本就不怕失去什么？ 无论怎么说，革命，需要的正是后者。多年以后，在弥留之际，孙文会明白，他发现他要争取的对象原本就不该是这些有实力的人，也不是有钱人，而是需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这块土地上的国情确实和西方不一样，要进行的革命也确实不该和西方发生过的一样，这将是一条由一个革命的先行者在黑夜中漫长摸索的道路。 孙文只好离开香港公海，先回日本。而8月22日，孙文突然携平山周、内田良平等人从日本紧急启程，冒险潜往上海！这是自1895年广州起义之后，时隔五年，孙文冒着被通缉的风险首次踏上大清的土地，这一定是因为发生了特别重大的事情。 因为在前一天，唐才常被杀！ 当康有为对唐才常被杀基本无动于衷时，孙文就带着迅速接收唐才常遗产的目的而不惜以身犯险。孙文要想办法与唐才常组织过的“中国议会”议长容闳见面，把这部分势力拉到革命这边来；另外，李鸿章还停留在上海徘徊观望，孙文也想作最后的努力；最后，孙文还不清楚卜力接到的是英国政府的命令，他认为卜力退出了，还可以与英国驻上海领事去谈谈，看是否有最后的希望。 8月29日晚，孙文一行人抵达上海外海，试图从黄浦江边的公共租界登岸，最初没有得到允许，后经刘学询与日本领事担保才上岸，住进了租界里的日本旅馆。日本驻上海领事小田切严密监视孙文的一切活动。与此同时，上海官方对孙文的到来也听到了风声，准备想办法进入租界去捉拿孙文，但孙文仍冒险在上海滞留到9月1日。在这三天时间，孙文的效率很高，他拜访了英国驻上海领事，但对方态度冷淡，最后的希望破灭；孙文也见到了容闳，通过唐才常被杀一事，容闳对康有为很是失望，他与孙文谈得比较愉快，离开上海时，容闳甚至还与孙文同船去日本。这位著名人物从此倒向革命派，看来孙文的冒险还是值得的。 最后，孙文在上海秘密会见了刘学询。 根据小田切给日本外相的机密情报第100号，在孙、刘密谈中，孙文审时度势，站在李鸿章的立场，分析了李鸿章接下来可能的两个选择：由于8月15日，八国联军已经攻入了北京，慈禧逃往西安府，如果八国联军最终不会灭亡慈禧政权，允许慈禧政权回到北京，那么李大人自然也就会完全倒向慈禧，三方合作也就无法挽回了，李鸿章的“总统梦”也会彻底破碎；而万一慈禧政权因为各种原因分崩离析，或者朝廷西迁，偏安一隅，那么李大人肯定还会为“总统梦”而动心思，到那时就由刘学询继续策动李鸿章建立“两广共和国”，出任“总统”——如果李鸿章不答应，拥立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也行，由刘学询负责向粤港两地富豪筹集军费，并设法联合或者胁迫张之洞和刘坤一参与。 那么，孙文有没有和李鸿章直接会谈？李鸿章来上海之后，一直住在刘学询在公共租界的豪宅里，至少有这个见面机会的。根据刘学询的说法，“孙、李曾会面”，而据日本领事馆的记录，孙文与平山周曾经一同外出，虽然不一定就是去见李鸿章，但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对于李鸿章的“总统梦”来说，英国人退出了，相信他也想直接了解一下孙文背后的日本人的态度。如果日本愿意加入，难道不是另外一个“三方合作”？ 从种种情况来看，孙文这次是极有可能和李鸿章直接见过面。孙文也许不会想到，自己六年前绞尽脑汁想见的这个人，今天竟然也要跟自己坐在同一个谈判桌前谈判；而李鸿章应该也不会想到，在短短的六年之后，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给自己上过书的年轻人，干的是反叛朝廷的大事，不管他有没有真正的实力，但他确实有可以跟自己平起平坐的筹码。这一切难道只是因为孙文的个人奋斗，而不是他李鸿章确实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孙文代表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吗？ 此时的李鸿章正是处于极度矛盾和痛苦的状态中，“总统梦”并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但机会似乎总是虚无缥缈，列强老大英国不会支持革命，即使孙文再去策动日本，相信日本政府也不敢冒着被其他七国孤立的危险直接出兵帮助，顶多是从暗中提供点资助（这还不一定），那么孙文单靠帮会分子进行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退一万步说，即使革命能够侥幸成功，李大人也必须考虑，他的淮军是否早已经灰飞烟灭了。他本人是没有多少兵的，甚至目前张之洞的军事实力都比他强，如果有英国的支持，李大人可能还能利用英国人压制住那些帮会分子；否则，即使将来“两广共和国”组建成功，那也是帮会打下来的，他李鸿章这个“总统”还会有什么实际权力？ 对于李大人来说，他在朝廷体制内辛辛苦苦奋斗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混到了“大清第一臣”的位置，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如果真的去“赌一把”，不顾一切地倒向革命阵营，这等于是断绝自己的后路重新开始。李鸿章不会作这样的选择。一年后，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李鸿章并非“非常之人”。四十年前围剿太平军时，李鸿章正值壮年，与英国人戈登商讨局势，戈登建议他取清廷而代之，李鸿章不敢应承。李大人壮年时尚不敢有破格之举，何况现在已经是个八十岁的老头？ 9月15日，在徘徊观望、犹豫不决了近两个月之后，李鸿章终于从上海启程前往京城了。这是他的最终选择，从此他全心全意倒向慈禧政权，充当慈禧的议和大臣，继五年前的《马关条约》后再签下耻辱的《辛丑条约》。条约签订后两个月，李鸿章逝世，“总统梦”灰飞烟灭。 李鸿章离开上海时，心灰意冷的刘学询停止了继续追随李鸿章的步伐，他没有北上，而是留在了上海，后来花了大价钱，找了庆亲王之子、时任大清商部尚书的载振特批了西湖边的黄金地段，建起了私家园林“刘庄”，以纪念那段逃亡的岁月，然后纵情于山水之间，安心地做着大清隐形富豪。惠州起义失败
孙文又两手空空地回到日本，但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有一个日本政客表示要支持孙文，他就是时任台湾总督的儿玉源太郎。正是由于台湾原住民的抗日斗争从未停止，还得到了逃到内地的唐景崧、丘逢甲等人的协助，儿玉源太郎对此头疼不已，他认为必须斩断原住民在大清内地的后援，但日本又不能直接出兵。儿玉源太郎不愧为老狐狸，他想到了孙文的兴中会，想利用兴中会在粤港帮会中的影响力，借他们之手去对付唐景崧、丘逢甲等势力。作为交换，儿玉源太郎可以“支持”孙文的革命。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利用，但孙文并不怕被利用，他怕的是没人来利用他，这样他也无法去利用别人。这就是现实世界，支持来自需要，对方支持你，那也是因为对方需要你，不论需要的是利益还是情感。困境中的孙文不得不抓住这个“被利用”的机会。当然，他的方式又是“画大饼”，表示“当在可能范围内竭尽绵薄”，反正先为革命争取到支持再说。 9月25日，孙文化名“吴仲”，乘船前往台湾，在台北建立了起义总指挥部，聘请日本军人作为顾问。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小的突破。广州起义后，孙文不得不漂泊于海外，无法把指挥部设在内地，而把指挥部设在台湾，已经是离大清内地相当近的地方！ 起义的计划和五年前的广州起义基本相似：杨衢云在香港筹款，郑士良在广东沿海收买帮会好汉，先在靠近大海边的惠州归善县三洲田（今属深圳）一带打响，然后向西夺取广州。在必要的时候，孙文会离开总指挥部，从台湾冒险潜入内地，亲自指挥，直到攻下广州，建立“两广共和国”为止。 计划不缺，从来缺的只是钱和军火。孙文向儿玉源太郎提出先借一笔钱，承诺革命成功后再连本带利地归还。儿玉方面的答复是，建议起义打响后不要去攻广州，而是沿着海岸线北上攻取厦门；日本在厦门设有银行，只要攻下厦门，你们就可以动用银行里的资金，日本方面是不会计较的。 主动让孙文去打劫在厦门的日资银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正是日本人的“钓鱼执法”。日本在夺下台湾之后，瞄准的就是海对岸的厦门，到时候日本人绝对不会“不计较”，而是有了出兵占领厦门的借口，可以向其他七位兄弟交代。 孙文并不是不知道日本人以银行为诱饵，诱使他改变原定计划，这里面一定包藏祸心，而且让那些帮会分子不在家乡两广活动，而去攻打福建，他们的动力一定是不大的，但是孙文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哪怕明知是一个虚幻的“大饼”也要先抓住。孙文最终改变计划：起义打响之后，攻取福建！ 绕来绕去，起义的钱还是没有解决，孙文又孜孜不倦地向日本方面请求给予一点物力上的支援——军火。当然，以日本人的精明，这也是徒劳的。没办法，孙文只好向同样流亡在日本的菲律宾革命党人彭西借，彭西同意了。现在，只要这批军火到位，顺利运到三洲田前线，起义就有了打响的可能！孙文有些兴奋，他特意派宫崎寅藏去负责此事，然后给远在前线的郑士良方面寄去一面当年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的军旗。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使用化名的孙文和杨衢云在台湾、香港的活动还可以瞒过清廷密探的眼睛，但郑士良在三洲田一带的活动已经走漏风声。10月8日，军火还没有运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三洲田起义提前打响！ 一支用钱雇佣的近600名帮会好汉组成的“杂牌军”开始起义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打出并不熟悉的青天白日旗，而是手扛红旗，上面写着“大秦国”“日月”等字样，还有的干脆写着斗大一个“郑”字和“孙”字。士兵们头上和腰部缠一条红带，裤头上插一支红旗子，裤脚一边卷高，一边放低。头领们头插雉鸡翎，胸前挂着一个大红绣球，都活像戏台班子上的人物。武器就更是五花八门了，有土枪，有砍刀、梭镖，还有锄头、扁担、木棍。百姓们十分惊恐，纷纷奔走相告：不得了了，当年的红头贼（太平军）又回来了！ 起义军却绝不骚扰百姓，通告老乡们不必害怕，他们不是红头贼，而是“革命党人”，居民不必闭户，只需要在门前点一盏灯，取“反清复明”之意。同时，起义军也绝不攻击洋人，和北方的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不同，他们打出的是“保洋灭满”的旗号。洋人果然没有干预。 清军的战斗力比想象中的更差，在军火没到位的情况下，起义军竟然坚持了十几天，四战四捷，按照预定计划向厦门挺进。不断有老百姓跟在队伍后面加入，最后竟然发展到了近两万人！ 郑士良面对这个情况，不知是喜是忧。队伍扩张，这自然是好事，但军饷、军火都没有到位，为了不招致百姓们的抵抗，又不能去洗劫百姓人家，也不能洗劫洋人，义军只有唯一的对手——清军，但战胜更多的清军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军饷和武器。郑士良已经在急得团团转，不断派人向台北指挥部里的孙文求援。 接到前线的战报，孙文心急火燎。借来的那批军火还是没有运到，如果紧急从黑市购买军火，又需要大笔资金，日本政府是绝对不会雪中送炭的。没有办法，孙文想到了一个人——刘学询。 10月15日，孙文派平山周紧急前往上海给刘学询送信，希望刘学询能够私人出一笔钱，作为交换条件，将来起义成功后，刘学询可以选择当“总统”，也可以选择直接当“皇帝”（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孙文知道，刘学询一直是有帝王之志的，像他这种富豪，才是真正的“财富不足以动我心”，钱对他来说只是数目而已，“皇帝”这样的职业才具有真正的诱惑力。问题是孙文的革命是共和革命，本来就是要终结皇帝制度的，现在却又要迎来一位皇帝。没办法，孙文也是病急乱投医了。 只可惜这边的信还没有送到，那边郑士良报告，起义军无军火无兵饷，连吃饭都是问题，已经坚持不下去了。孙文只好从指挥部派日本朋友山田良政潜往前线告诉郑士良：兄弟你自己看着办（司令自决进止）。 接到指示，郑士良仰天长号，下令起义军就地解散，各自逃命，起义军一哄而散。在清军的重重包围下，不愿离去的部分兵士紧跟郑士良，沿着大海向香港方向突围。郑士良被手下兵士成功掩护到香港，而突围的其他大部分人死在离香港一步之遥的海岸线上，清军全部收复了被起义军占据的地方。当地老百姓撤去门前的红灯，士绅们摆上香烛，伏地欢迎清军。三洲田起义失败。 在这场起义中，孙文和革命党人成功地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也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一个个同伴即将永远地离开孙文。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被暗杀
几个月以后，郑士良在香港被朝廷密探毒杀。 山田良政在突围中被俘，清军假装不知道他是日本人，将其杀害，后来孙文称他是“为共和牺牲之日本第一人”。 在广州为配合起义的兴中会会员史坚如，他采用了暗杀朝廷高官的方法。年仅21岁的史坚如在两广总督府附近挖地道，试图炸死两广总督，失败后被捕被杀。史坚如是革命派中采用暗杀手段的第一人，他万万没有想到，仅仅几年后，革命者将在低潮中掀起一股暗杀朝廷大员的高潮，涌现了一个个慷慨悲歌的人物，最著名的那个暗杀者叫作汪精卫。后来，孙文称史坚如是继陆皓东之后的“为共和牺牲之第二人”。 还有一个人也将永远地离去，他就是毕永年。三洲田起义时，毕永年脱去僧衣，穿上西装参加了起义，后来他成功突围，但此时的他不仅要躲避大清密探的追捕，还要躲避来自保皇会的追杀。康有为正是要除去毕永年这个为数不多的知道“围园杀后”秘密的“同志”，他早就指示保皇会，悬赏 5000元要让毕永年永远闭嘴。突围成功后，毕永年联系不到兴中会，只好卖掉西服，重新穿上袈裟，隐居在惠州罗浮山的一所寺庙里，偶尔去广州的亲戚家中走动。没想到这个亲戚怕被株连，竟然向清军告发。毕永年惨遭追捕杀害，年仅32岁。毕永年也可以说是死于亲戚之手，因为这是“家丑”，被毕家后人一直保守秘密，中国国民党史料对毕永年也曾以“下落不明”为记载，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由毕家后人披露。（此史料由毕家后人1991年披露在《长沙文史资料》上。） 最后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也将永远地离开孙文了，他就是杨衢云。在香港的杨衢云再次被朝廷通缉，两广总督府悬赏三万巨金买杨之首级。1901年，杨衢云在香港被朝廷收买的凶手刺杀，兴中会的首任会长就此告别人世。杨衢云死后，家人生活凄凉，一个女儿甚至只能出家为尼。 大概是曾经有过不太愉快的经历，与陆皓东、史坚如甚至是日本人相比，后来的孙文对杨衢云很少提到，更没有以事实来评价杨衢云是“为共和牺牲之领导者第一人”。中国国民党党史方面对杨衢云更为语焉不详，为他写传记的几乎没有。后来，蒋介石曾经派人重金收购一张照片，准备加以销毁——在那张照片中，杨衢云坐在前排，孙文则站立在第二批——蒋介石认为这很不利于孙文的“国父地位”。其实不论是蒋介石的这种行为还是唐德刚所言“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要从杨衢云写起”，都改变不了孙文或者杨衢云该有的历史地位。唐德刚似乎有些矫枉过正，而蒋介石为“国父”正名，其实也不过是为他自己正名，以维护他作为孙文“继承者”的历史地位。我们相信，终有一天，历史一定会给所有人一个公正的评价。
第八章 在革命最低潮中成立同盟会！
孙文提出“三民主义”
新的一天开始了，孙文失望地离开台北指挥部，回到日本。离开之前，他表达了对日本政府的不满：日本在八国联军中出兵最多，原以为日本在八国中也会奋力居主导地位（意指不接受“门户开放”政策，不顾其他七国，单独出兵占领厦门），那么我也会奋力崛起，与日本政府步调一致；没想到日本政府优柔寡断，坐视利益为他国所取，本人的革命事业也不得不受到挫折！ 孙文已经完全明白了，日本政府所谓“支持”他的革命，只是出于利益，而不是道义。 革命进入了最低潮。从1901年年底到1903年下半年近两年的时间里，孙文主要居住在日本。他很孤独，但又并不孤独，他的身边还是有女人陪伴的。 我们知道，18岁的孙文曾奉父母之命与卢慕贞结婚，那时候他还在香港读书；返回香港后，孙文认识了比他小7岁的教友陈粹芬，两人开始同居。此后，陈粹芬基本都在追随孙文的脚步，陪伴在孙文的身边，两人在共同生活中结下了革命情谊。 1897年，经历“伦敦蒙难事件”的孙文返回日本，在横滨华侨的家中，认识了小他17岁的日本少女浅田春（时年15岁），两人相恋并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1902年，浅田春去世，此时孙文又向比他小22岁的横滨高中女生大月薰提亲，得到了大月薰父母的同意。第二年，时年16岁的大月薰与孙文结为“内缘婚”（实质性婚姻，没有进行婚姻登记并举行婚礼）。 在孙文与浅田春和大月薰生活的这段时间里，陈粹芬陪伴在孙文身边。 在那个年代，男人三妻四妾并不违法，而且没有重婚罪，孙文并不违反传统与法律。只是孙文是基督徒，他并没有遵守基督教一夫一妻的规定。冯自由就曾怀疑孙文是否真的为基督教徒，因为他与孙文同在日本与美国时，他发现孙文除了发表革命演说外，从未去过教堂。 孙文在日本有限的华侨中筹款，但是三洲田起义伤亡巨大，再加上朝廷在国内外不断对这个“匪党”组织进行反动宣传，恐吓与兴中会有关的人员要杀头或者株连九族，很多人对兴中会已经避之不及。革命已经到了一种最低潮，连成立数年的兴中会的这块牌子都必须换了。既然“革命”这两个字很好，很有高端的意义，孙文就把兴中会改称为“中华革命党”，这大概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含有“革命”两个字的组织。其实对于当时的孙文来说，叫不叫兴中会是无所谓的，只要意思能传到位、能筹到款就好，但是，孙文对兴中会原来的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却有了重大突破！ 孙文确定的新的十六字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几年以后，孙文会把它再次进行精炼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大主义”（后改称三民主义）。现在，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下这个新的革命理论。 民族主义，这是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提炼而来，它的内容就是反满。一直以来，汉人中是存在所谓“夷夏之防”的，也就是说，汉人才是正统，其他少数民族并不属于“中国人”。而几千年以来，“民”和“族”其实是很少组合在一起使用的，虽然也有“民族”一词，但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正是为了反击孙文等人的排满革命，梁启超借用日文中“民族”的近代含义，把“中华”与“民族”相连，竟然生生造出了“中华民族”一词，彻底超越了传统“夷夏之防”等狭隘民族观念和“大汉族主义”。 梁启超的意思是，中国大地所有的人都属于“中华民族”，由于当时大家了解到的民族主要有五个（汉、满、蒙、回、苗），这五族都属于“中华民族”，既然大家原本就是一家人，所以只要政治革命（改革），而不要种族革命（暴力排满）。你们革命党人把所有的罪恶都推到满人身上，鼓吹只要驱逐了满人就万事大吉了，这样确实可以减少了汉人的阻力，缩小了打击面，唤起汉人对革命的支持，以至于大家都认为只要把“鞑虏”一驱除，自然就万事大吉了，但这样的共和只是汉人的共和，并不是中华民族的共和，那么你们三民主义的第一条民族主义，就是最明显地要反对共和的呀。 梁启超的说法确实是与时俱进，那么孙文也与时俱进。在“民族主义”理论中，孙文很快吸收了梁启超的观点，一般不单独提排满反满了，只提反对满人中腐朽的皇帝和统治阶级，后来甚至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概念，也是对这个理论的提升。 而在中华民族的敌人还有入侵的列强，孙文的民族主义并没有要赶走列强的意思，难道只是因为孙文的革命要借助列强的“帮助”才故意回避？其实在孙文看来，情况不是这样的，这就必须说清楚他的下一个主义——民权主义。 民权主义，这是从“创立民国”提炼而来，孙文心目中的“民国”，就是民主共和之国。参照他比较熟悉的美国模式，废除世袭的君主，由人民选举最高领导人和政府，实现民权。 实现民权和实现民族独立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观点——人人独立，国家才能独立。如果一国之内的人民真正实现了民权，得到独立，那么离富强到废除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和赶走列强也就不远了。反之，民族主义如果不是来自于人民自身的独立性，而是来自于其寄生性，则是危险的，明治维新中的日本就是以这个理论为指导最终实现独立的。如此看来，孙文并不是反对彻底的民族主义，只是借鉴了福泽谕吉的观点，想学明治维新中的日本。 接下来就要说到民生主义了，它提炼于“平均地权”，相比前面的政治革命，这是社会革命（分配财富）。大家知道，土地是任何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土地所有权问题是一国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按照孙文的设想，他主张“土地国有”。在将来“民国”成立之后，由政府把全国的土地定个价，以这个价来向地主收税，由国家以这个价格把土地从地主手中买过来。地主得到了钱，政府得到了土地，可以在土地上发展工商制造业、房地产业等等，那么土地上的这部分增值就和原来的地主没有关系了，增值部分是全体国民获利，这就是“平均地权”。 可见，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理论。根据孟德斯鸠等正统的“资本主义”理论，它的核心是私有制，土地永远是私有的，私人只有把土地出卖给政府的权利，而没有义务，除非他自己想卖，政府就无法获得私人土地。这是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出发的，但也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弊病：土地被大资本家垄断，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以及工人、无产阶级与资本家的对立，反抗事件不断发生。 1896年伦敦蒙难事件之后，孙文曾经在大英博物馆阅读大量的英文原版书，其中包括马克思著作。孙文还有可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读到《共产党宣言》英文原版的人。孙文的“平均地权”部分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又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很不相同。无产阶级是主张用暴力手段而不是赎买把土地从地主和资本家手中夺过来变成国有，但孙文的革命恰恰需要向地主和资本家筹款，于是提出了平均地权理论。 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孙文的三民主义本身并不新鲜，但他却能结合国情，他把凡是他认为有用的、值得学习的东西都统统吸收过来了，揉捏成了一个集大成的“主义”，或者说是“有中国特色”的主义。孙文也成了一个结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容合了东西方的政治家。 是的，西方用枪炮把古老的中国拖入近代，但对于中国如何走向近代化，西方不会也没有能力给出答案。西方也怀疑古老的中国接受他们价值观的诚意和能力，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摸索。孙文希望用对文明饥饿般的追求，来补偿过去的落后与野蛮，他太想建立一个理想国了。对他来说，任何理论只要有用，他是来者不拒的。其实无论是孟德斯鸠还是马克思的理论，这些理论都和当时西方社会的环境有关，都有自己的“因”，理论只是一个功能性结果而已。孙文并不在乎“因”，他重视的只是“果”，为了获得结果，他可能也是“不择手段”的！孙文加入洪门，在美国再次被捕
1903年9月，在日本仍然看不到什么希望的孙文借到了路费，再次前往檀香山寻找机会。然而，檀香山的情况比日本更糟，三洲田起义之前，梁启超已经在这里挖走了兴中会大批的会员。孙文宣布了与梁启超绝交，在报纸上澄清了革命与保皇的区别，放弃兴中会的名号，重新打出“中华革命党”或者“中华革命军”的新名号，宣传那十六字宗旨，发行“建国”债券。但愿意出钱购买的人还是寥寥无几，大家仍然觉得保皇更有前景。 孙文不得不注意到洪门在檀香山的堂口——致公堂。很多华侨都是其中的会员，孙文决定加入致公堂，也把兴中会并入致公堂，借洪门来发展兴中会，甚至将来有可能的话，要把整个洪门按照十六字宗旨进行改组，变成真正的武装反清机构。如此一来，洪门就会变成事实上的“兴中会”，变成革命的组织！ 也就是说，孙文加入洪门，并不只为保留革命这么简单，而是要“借船出海”，即使是在兴中会危如累卵的时候，孙文的格局仍然很大！ 在檀香山致公堂，孙文带着所剩无几的几个兴中会会员加入其中。孙文被授予了“洪棍”之职，这是一个主管纪律的高级职务，大概相当于我们常说的“护法”，至此之后，孙文就是洪门中的“大哥”了。 虽然孙文是革命者，但按照洪门规矩，那也是要喝鸡血、过火刀、对天盟誓的。作为一个革命者，孙文应该要做这一套规矩的，而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也只能对上帝发誓，应该拒绝对“天”发誓，但孙文自然地完成了这一切。这大概是后来梁启超评价孙文“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一个原因。其实，梁启超哪里知道，对于孙文来说，革命才是他最大的信仰！ 在孙文的努力下，檀香山致公堂接受了“革命化”的改组，接受十六字纲领作为新的宗旨，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个接受革命宗旨的帮会组织，在革命派与帮会关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孙文并不满足于此，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整个美洲洪门，这就需要首先把分散在美洲各地的各个堂口进行再注册，接受革命化改组。于是孙文决定前往美国本土，第一站是旧金山。出发之前，檀香山致公堂通知了旧金山致公堂的首领黄三德去码头迎接孙文，一切看上去都不过是孙文漫长旅途中正常的一站。 为了让孙文更方便地进入美国本土，檀香山致公堂还给孙文弄来了一张本地出生证明。就这样，孙文成了“美国夏威夷州人”，自然就可以自由出入美国本土了，一切看上去也都没有什么异常。 然而，孙文不知道的是，旧金山海关早已接到了匿名人士的举报。孙文一抵达码头，就被海关扣留住，关进一间小木屋里接受调查。 孙文立即出示了他的出生证明，并写下书面材料，表示他出生于檀香山，三四岁时才被父母带回大清，因此他是美国公民，可以自由出入美国本土。 海关展开了调查，他们发现，那张出生证明在纸张、格式和签发上都是真的。根据美国法律，除非海关能够找到确凿的相反证据，否则孙文就自动成为了美国公民，无须自证清白了。但是海关又发现，早在1896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文就有从檀香山入境美国本土的记录——当时持有的是大清上海核发的旅行护照（就是请盛宣怀帮忙弄的那张）。既然持有过大清的护照，那么这张出生证明即使是真的，也说明孙文在那时已经自动放弃了美国公民身份，“加入”了大清国籍，因此，出生证明无效，美国应该拒绝孙文入境，甚至应该将他以清国公民的身份遣送回大清。 危险骤然降临：一旦被遣送回国，朝廷又将对孙文千刀万剐！ 得到消息的黄三德立即展开了营救行动，致公堂方面花大价钱请到最好的律师，和美国政府打官司，不把孙文救出来绝不罢休。 美国人其实也清楚孙文是大清“革命者”的身份，他们也并不想把这样一个人遣送回大清，这将遭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并不利于美国的“国际形象”。最后，美国商务暨劳工部执行部长发出长达三页的决议：在孙文“出生于夏威夷州”没有争议的情况下，根据法律，孙文具有美国国籍，是美国公民，可以自由出入美国本土并居住；至于孙文曾利用大清国核发的护照入境美国，那是由于他暂居清国，在当时是入境美国的唯一办法，并不能说明孙文自动放弃了美国国籍，取得了大清国籍，因此，孙文仍然可以自由出入美国国境并居住。 在被禁闭17天后，孙文又重获自由了，这17天禁闭换来的是，孙文从此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美国公民”，以后不仅可以自由出入美国国境，还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声明他是“美国公民”而受到保护，躲避朝廷密探的追捕。直到1909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亲自撤销了这个裁定，认为孙文不能取得美国公民资格，孙文的“美国国籍”才被废除。 一场风波过后，孙文总算有惊无险，那么，那位举报的匿名人士是谁呢？根据种种资料来看，他应该是致公堂中的保皇会会员，是故意来置孙文于死地的。事实上康有为已经对孙文十分憎恨了，在一年之后，康有为还亲自下达了暗杀孙文的密令：“此人险毒已甚，今复来此（指纽约），必专为谋我……穷我财力，必除之，如不在纽（约），则跟踪追剿，务以必除为主，皇上与我乃得安。” 孙文一脱险，就投入到改组洪门的工作中，遍访北美洪门堂口。然而，这里不比檀香山，无论孙文如何努力，没有一个堂口愿意接受改组。孙文的计划失败了。 在加拿大的一家华侨餐厅里，有人问孙文：“孙文，听说你要推翻大清，你有多少兵力啊？” 孙文微笑地回答：“我们的军队多着呢！朝廷的军队就是我们的军队，朝廷在给我们养军队呢！” 众人大笑，“大炮”的名号传得更广了。 孙文也笑笑，不再理睬他们，一个人落寞地吃饭。1904年12月，孙文再次前往欧洲，改组洪门失败，他访问了马克思主义组织——第二国际，并向对方申请加入第二国际，同时，申请兴中会成为第二国际的会员单位。这是孙文为兴中会想到的另一条出路，但是申请并没有下文。 然而，一个意外收获也很快到来了。 在欧洲，孙文碰到了一群年轻面孔——留学生。留学生们告诉孙文，其实革命在留学生中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日俄为争夺满洲领土，又在满洲的土地上大战，朝廷却束手无策，年轻气盛的学子们早已经不满，很多人都有了反朝廷思想，革命在他们中恰恰是最好发动起来的。其实除了留学生，国内的新军也有很多人具有新思想，可以策动他们造反！ 孙文之前虽然也发动过留学生，但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这一群人身上。在孙文看来，学生们年轻，往往爱说空话大话，经不起现实的磨难，他们是真正的“大炮”，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且学生们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不是筹款和发展会员的理想对象。至于新军，其实广州起义时就计划过策反，但最终失败了。现在，留学生报告的这个新情况却让孙文重视起来——年轻人已经接受甚至向往革命这是大好事，事实上相对于中年人的犹疑算计、患得患失，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容易受到革命的鼓动，也更容易作出舍生取义的决定！ 1905年7月，孙文从欧洲重回日本。此时的他即将年满40岁，第二次绕了地球整整一圈，而革命仍然处于低潮中，兴中会名存实散。但是，在大清留学生最多的日本，革命似乎又要迎来新一轮的转机。 情况正是如此，当初毕永年失踪之后，孙文曾派人四处寻访无果，孙文对此十分惋惜。毕永年是兴中会与长江流域帮会联络的桥梁，失去了毕永年，兴中会就很难再向长江流域发展。而孙文并没有想到，有一个湖南籍的留日学生即将来到他的身边，他成立了一个以两湖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反清组织，他的到来，不仅将重建兴中会与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反清势力的联系，还将成为孙文接下来甚至一生中最得力的帮手和伙伴！ 黄克强已经横空出世了。从忠于大清到反清：黄兴组建华兴会
1902年6月，湖南籍学生黄轸以官派留学生的身份，抵达日本东京私立宏文学院速成科学习（学制八个月）。此时，日俄争夺朝鲜和满洲已经激烈化，日本的重点在朝鲜，而俄国的重点在满洲。俄国人向朝廷提出了独占满洲的要求，对于这一点，日本国内媒体自然要大肆报道，煽风点火，并宣扬日本“抗俄援清”的口号，留日学生看到报纸，悲愤交加，点燃了他们的“爱国”热情！ 1903年4月29日，黄轸与老乡陈天华等其他留日学生联合起来，成立了“拒俄义勇队”，要求以学生军的形式上战场杀敌。可见此时的黄轸等人还是“忠君爱国”，他们体谅朝廷，不惜以一腔热血杀敌，而朝廷驻日公使蔡钧却向国内密报：留日学生不过是找了抗俄的名头，实际上是要“谋划革命”，要密谋推翻太后的统治。 事实证明，蔡大人写这个报告并不是敏感得过头，只是准确地摸准了慈禧的心思。日俄有可能在满洲爆发大战，国内外局势即将风云突变，每当这个时候，慈禧的神经都很紧绷，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确保她的权力安全。果然，慈禧命令蔡钧跟日本政府严正交涉，施加压力，要求日本政府取缔这个组织，同时密令国内各督抚严密防范，如果留日学生回国，发现他们行踪诡秘，确实有“闹革命”的意思，随时缉拿，就地正法！ 此时的日本政府也不敢得罪朝廷，在几天后就取缔了拒俄义勇队。这一行动彻底地激怒了黄轸、陈天华等人，他们不明白，自己明明是出于保家卫国的激情，不惜上战场杀敌，朝廷却是这个态度，防范学生甚至比防范要占领满洲的老毛子还厉害。朝廷这个态度，留日学生们能不被大清密探抓走保住性命就不错了，还谈什么上战场抗俄、保大清？ 留日学生的怒火在熊熊燃烧！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朝廷对外一直都很软弱，处处以维护统治的稳定为首要，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虽然也有过严重不满，但一般都是积压于心或者私下发发牢骚而已。而这批留日学生却不同了，他们已经看过了外面的世界，已经明白了大清落后的根源，正是政治体制的落后，几十年来，朝廷对外处处挨打，对内却又处处愚化压制百姓，这已经开启了年轻学子的轻视之心——朝廷不过尔尔，反了又如何？他们对朝廷从来不抱有希望，只有绝望，既然寄希望于朝廷反入侵的俄国不成功，那么只好愤而反清！ 陈天华有口吃的毛病，性格忧郁内向，但写文章厉害，他用极大的热情写出《猛回头》《警世钟》。蔡大人终于有“证据”了！这两篇长文真的成了革命檄文，猛烈抨击朝廷不过是“洋人的朝廷”，“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 然后，留日学生们转入地下，以刺血的方式成立了秘密革命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分为鼓吹、暗杀、起义三部。黄轸加入的是暗杀团。 1903年6月，已经毕业的黄轸该回国了。抵达上海后，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黄兴，改号为克强，并有意结识了一位牧师。这意味着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决心不会因为回国而改变，并为自己找到了一道基督教的护身符（黄兴于1913年正式加入基督教）。接下来，黄兴与陈天华、22岁的湘籍学生宋教仁等人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并策划发动一次起义，失败后纷纷逃往日本，继续革命活动。宋教仁一边学习法律，一边办起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定期寄回大清国内销售，宣扬革命。 几乎与此同时，其他省份的留日学生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团体。在浙江，它叫光复会；在湖北，它叫科学补习所。革命的学生基本都知道一个“老牌革命家”的名字——孙中山！ 孙文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孙文以前在日本时，为了安全起见，经常使用日本化名，比如“中山樵”“高野长雄”“中山平八郎”等等，日本人也时常称他为“中山先生”。 1903年，留日学生不断把“中山先生”的事迹传回国内，包括从十年前起就已经发生但大清国内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广州起义、三洲田起义等等，一位叫章士钊的人还专门写了一本书来介绍这位“老牌革命家”。不过章士钊此时还没去过日本，他并不清楚日本人所称的“中山先生”，其实是姓“中山”，而不是名“中山”，章士钊就把这个“中山”日本的姓与中文的孙姓连在一起，生生发明了中日结合的名字——孙中山！ 从此，“孙中山”这个名字也就在革命阵营中渐渐地传开了，以至于比“孙文”这个本名还要著名，而孙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孙中山”指的就是他。在他的一生中，几乎从不自称或者署名“孙中山”，而是自称“文”，署名孙文，也从来没有人当着他的面称呼他为“孙中山”。后来中国国民党执政，禁止使用孙文这个“名讳”，一律改称“总理”或者“国父”。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章士钊已经是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参与审定历史教科书，他又改回了“孙中山”。但我们要知道的是，“孙文”才是本名。 好吧，孙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回到日本的：越来越多的留日学生加入革命阵容，他在革命的学生中也有一定的名气。宫崎寅藏又在动脑筋了：继当年运作康有为失败之后，现在可以把以黄兴、宋教仁为核心的这股留日学生界的新兴革命力量，与孙文联合起来！ 一个新的革命联盟即将诞生！同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对于孙文来说，兴中会名存实亡，急需补充新生力量，他对成立联盟极为重视，宫崎寅藏希望这个联盟要以孙文为领袖来成立，如此一来，黄兴、宋教仁会不会同意？ 宫崎寅藏找到了黄兴、宋教仁等人，向他们介绍孙文，称孙文是世界罕见的伟人。黄兴还是很有大局观的，他明白日本方面的意思，也明白孙文在革命领域早已经积累了巨大威望。黄兴知道，他的工作就是要主动维护孙文的地位，否则联盟就有可能无法成立，对双方以及整个革命事业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通过华兴会内部开会，黄兴、宋教仁等人最后决定：同意加入新的联盟，但华兴会的会员是否加入这个新的联盟则属于个人自由，会员们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新的联盟，这就是说，联盟成立之后，华兴会仍保留组织上的独立性。 宫崎寅藏很快地组织筹备会议。会议是在黑龙会的本部，也就是内田良平的家里召开的。到会者七十多人，除了三名日本人，包括黄兴、宋教仁在内的华兴会会员约六人，包括孙文在内的兴中会为五人。光复会的正副会长此时都还没有来到日本，只有一名普通会员参加，其余的人基本都是想加入革命的留日学生。也就是说，筹备会议其实也是在吸引更多的留日学生加入到革命阵营中来。 正是为了要在更多的留日学生中发展革命成员，也扩大孙文的影响，筹备会议之后，黄兴、宋教仁开始策划一个公开的“留日学生欢迎孙文大会”。黄兴、宋教仁本身在留日学生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很多学生还是《二十世纪之支那》的读者，会有很多人来的。孙文提出，这个大会应该卖门票，遭到黄兴、宋教仁等人反对。孙文自然不是为自己赚钱，他只是无时无刻不想着如何为革命筹款而已。 欢迎大会最后来了近2000人！害得日本警察都不得不如临大敌。孙文一身白西装，发表了近两个小时的革命演说。这大概是孙文从事革命工作以来，第一次面对如此多的听众来阐述革命思想。而台底下的人，不再是华侨，也不再是帮会分子，是一群年轻的面孔，他们对孙文的演讲听得十分认真，不时爆发热烈的掌声。 万事已备，新的联盟就要成立了！ 1905年8月20日，在大清驻日本使馆附近，突然又来了很多的留日学生。他们中有的人找不到路，还跑到使馆门口去问：请问这里是成立革命联盟组织的地方吗？ 在犬养毅的同乡家里，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了，孙文被推举为总理。宋教仁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民报》，作为同盟会宣传革命的机关报。正是在《民报》的发刊词中，孙文详细阐述了原来的十六字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并把它再次精炼为三民主义。 那么，中国同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一直以来，同盟会被认为是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的联合，其实从过程和结果来看，它更是孙文与以黄兴、宋教仁为核心的革命留日学生的融合，是老牌革命势力与新生代革命势力的一次大融合。这种融合是松散的，同盟会成立之后，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依然存在，甚至还存在相互独立的情况，下层会员仍归本会控制，秘密活动仍由本会部署，各有各的筹款渠道。打个形象的比喻：同盟会虽然相当于“集团”，但这个组织下面“山头”林立，作为总理的孙文并不能真正领导它们，他更多地成了一面旗帜，一个总的号召人，或者说一个精神领袖。 同盟会的本部设置在东京，在其他地方设置支部和分会。加入同盟会必须捐会费一元，支部收取的会费，必须上缴本部。在本部里，又设置执行部、议事部和司法部三个部门，分别对应西方国家的政府部门（内阁）、立法部门（议会）和司法部门。也就是说，同盟会在组织架构上参照了当时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那么这三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就很好理解了。 同盟会的总理，实际上是指执行部的总理，也就是对应西方国家的“内阁总理”，他由全体会员选举产生，每四年选一次，可以连任。但这个总理只能领导和节制执行部，他可以向议事部（议会）提交议案，获得批准之后再去执行。如果议事部不批，总理有权解散议事部，再在全体会员中通过选举产生新的议事部。反过来，议事部也可以弹劾总理，提前进行“大选”，章程的修改权也在议事部。最后，司法部也是独立的，它也由全体会员选举产生，负责监督章程的落实和处理违反情况，并只向全体会员负责。 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三个部门是相对独立的，它们之间是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的关系。同盟会的最终权力并不在总理手中，也不在其他两部的领导手中，而是在全体会员手中。 孙文直接成为总理，是因为当时黄兴主动表示，不必选举，推举孙文为总理。黄兴担心的是，凭着他和华兴会在留日学生中的影响力，一旦进入选举程序，孙文可能选不上，他自己可能当选，但是日本人是支持孙文的，甚至可以说日本人会让孙文对总理之位志在必得，如此一来，同盟会可能就成立不了。所以黄兴作出了上述表示，孙文顺利当选，黄兴被选为执行部庶务（相当于副总理）。 应该说，在同盟会成立的过程中，条理井然，并没有出现像十年前杨衢云与孙文“争当会长”的情况，这与黄兴的主动谦让是分不开的。但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孙文其实是以违反同盟会章程的方式成为了总理，在同盟会成立之时，它的章程就被违反了，这确实不是一个好现象，也为日后的内部冲突埋下了伏笔。 另外，宋教仁被选为司法部的检事（相当于检察长）。根据章程，孙文是黄兴的直接领导，却不是宋教仁的直接领导，他与宋教仁是相互合作和制衡关系。
第九章 同盟会成立了，为何没迎来革命的转机？
孙文和黄兴连续发动九次起义失败
同盟会成立之后，从1906年起，孙文和黄兴共发动九次起义，然而，九次起义全部失败了。 1906年12月，湘赣边界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失败。这是孙文借助黄兴的势力首次在两广之外的地域发动的起义，以哥老会为班底，声势浩大。失败后哥老会遭受重创，孙黄的起义地域再次回到两广，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两湖。 1907年5月，广东潮州黄冈起义，失败。 1907年6月，广东惠州七女湖起义，失败。 1907年9月，广西钦州、廉州、防城起义，黄兴亲自潜入清军营中进行策反，未能成功，失败。 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孙文和黄兴共同指挥，孙文从广西边境地区潜入战场，亲自指挥，并亲手开枪开炮射击清军，起义最终失败。 1908年3月，再次在广西钦州、廉州、上思起义。黄兴任总指挥，失败。 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黄兴亲临指挥，起义失败。 1910年2月，试图策动广州新军起义，事情泄露失败。 八次起义失败，康梁等保皇会的人指责孙文在海外“骗取”侨胞捐款，自己却长期扮演“远距离革命家”。每次发动的所谓的“起义”，只是百十号帮会分子参加的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连大清的一个县衙都撼动不了，却好像是在给“投资人”演戏，证明自己确实在革命，好进行下一次“敛财”，继续这种循环暴动筹款方式。 这些话很难听，却也让孙文等人一时无法反驳，孙文的亲信汪精卫一怒之下，不顾危险潜入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最终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汪精卫在狱中仍然视死如归，写了不少诗句，其中最著名的四句是：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孙文和黄兴决定最后一搏！1911年4月，再次在广州发动起义，黄兴亲自指挥，率领洪门弟子、留日学生和部分策反成功的新军士兵120余人直扑两广总督府。黄兴战至两手指折断，后成功突围，其余义军视死如归。阵亡86人，最后找到尸骸72具，其中68人为洪门弟子，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为了避免这个名字犯朝廷的忌讳，改名黄花岗，史称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失败对革命的打击是巨大的，革命党人在两三年内都再无实力策划一次起义。孙文不无悲哀地说：革命的成功，恐怕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不能及身以见其成） 革命又一次进入了最低潮，它并不单单指这九次起义失败，雪上加霜的是，同盟会的组织溃散！同盟会内斗
1907年2月，在同盟会成立一年半之后，一次激烈的内部冲突爆发了。这就是孙文、黄兴之间的所谓“争会旗”事件。 2月25日，宋教仁日记记载：孙文、光复会的大佬章太炎、宋教仁、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人聚会，“艺妓七八人轮流奉酒……歌舞并作”，欢聚一堂。这次聚会中唯独没有黄兴。 三天后（28日），宋教仁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次冲突。 原来，在决定同盟会会旗时，孙文主张沿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以纪念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元老们；而黄兴等人认为这面旗帜实在太像日本国旗，“有日本吞并中华之嫌疑”，青天白日旗应该毁掉，从此不再用，不如用华兴会原有的井字旗——井子旗有井田的意思，象征平民政治。 孙文听后勃然大怒：如果你要想毁此旗，那就把我给毁弃了先！ 黄兴也怒了，当场发誓要脱离同盟会！ 事实上，对于与日本人的关系，一直是孙文与黄兴、宋教仁等人之间的一个敏感话题。在孙文看来，革命势力还很弱小，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取得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势力的支持。据冯自由回忆，孙文在某些场合可能还对日本黑道分子低声下气：“逸仙在会上行主席身份，而会下却对内田（内田良平）等行帮会之礼节，跪接跪送……”想想看，为了革命，孙文连这些委屈都受了，同盟会会旗有“仿日嫌疑”又算得了什么！ 冷静下来之后，黄兴也体谅了孙文。他再一次退让，选择向孙文妥协，并没有因此退出，保证了同盟会没有分裂，并且自此之后，黄兴一次次奋力维护着与孙文的团结，与孙文共同发动了九次起义，当时的人们对他们以“孙黄”并称。 然而，在“争会旗”事件结束后，原光复会的两位大佬章太炎和陶成章（原光复会副会长）又与孙文发生更大的冲突。这是从孙文不得不离开日本的开始。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战胜俄国，声威大震，西方不得不承认日本为“列强”之一。1906年，列强召开殖民地统治会议，特邀日本参加。这个会议决定：不支持殖民地及弱小国家独立革命，以维护殖民地的秩序。于是日本不便再公开支持孙文的革命。 朝廷闻风而动，抓住机会。1907年初，奕劻亲自写信给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把孙文驱逐出境。日本政府征询内田良平的意见，内田良平表示：自前年以来，孙文屡向我朝野人士表示，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来可以把满蒙让渡于日本，然而大清朝廷是无论如何不可能把满蒙让渡给日本的；虽然这一切还是子虚乌有，但建议日本政府不要与孙文彻底闹翻，应该采取当年对待康有为的方式，赠送一笔差旅费“礼送”出境，三年以后还可以再回来。 于是日本有关方面私下赠送了孙文5000日元的旅费，另外一个日本商人公开赠送了10000日元，这样，孙文手里就有了15000日元。当时日本普通工人的月薪不过十几日元，这已经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了。孙文给东京同盟会本部留了2000日元，带走其他全部赠款去了南洋，继续发动革命。 孙文离去之后，《民报》归章太炎编辑，原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也留在东京本部。对于日本政府私下赠送的那5000日元，孙文并没有告诉同盟会本部，章太炎等人是孙文离开日本之后才知道的。章太炎在此事上原本对孙文就有意见，认为他留下的钱太少了，应该多给同盟会本部留下一些钱。在章太炎看来，孙文“私自收日本政府的钱”是不妥的，既然收了，作为总理，至少应该告诉大家一声，否则就有私吞之嫌。 章太炎不愧为当年写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雄文的个性文人，他火冒三丈，大肆宣扬：总理孙文“卷款出走”！他将《民报》社中孙文的照片一把撕下来，要求撤去孙文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为总理。在此事上，宋教仁也站在了章太炎这边，但黄兴拒绝出任总理，再一次避免了同盟会分裂。 这就是史称的“第一次倒孙风潮”，它严重损害了孙文与光复会之间的关系。1907年7月6日，光复会会员徐锡麟成功地刺杀安徽巡抚，被捕后审问是否受孙文指使，没想到徐锡麟愤而回答：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指使我行刺！ 孙文的感情自然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由于三年之内不能再回日本，孙文干脆不再理会章太炎等人，也不再理会东京同盟会本部，转而在南洋全力筹款和发动革命。在之前的革命筹款中，孙文一直把重心放在欧美和日本，一直在盯着那些华侨中的富户，现在来到了南洋，意外发现了南洋是块宝地。这里的贫苦华侨反而对捐款更加踊跃，特别是泰国、越南的华侨对捐款出力最多。越南的挑水工关唐，每挑一担水只得一文钱，却把几乎是一辈子的积蓄3000余元全部捐给革命。说起来这虽然和革命形势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但俗话说得好，“仗义每多屠狗辈”，南洋反而成了孙文离开日本后的一个新起点！ 孙文很快成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由于他认为已经和同盟会本部没什么关系了，就重新规定了选举、经费、发展会员等办法，甚至酝酿连名字都不用“同盟会”了，再改回“中华革命党”。 但是根据之前同盟会的章程，支部的经费是要上缴给本部的，支部也是要归本部管的。在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看来，孙文此举不过是他不得不离开日本之后，抛弃东京同盟会本部“另立中央”。见到南洋筹款形势很好，1908年，陶成章带着光复会骨干李燮和到南洋筹款，没想到这次南洋之行又让冲突的种子再次埋下，史称的“第二次倒孙风潮”也拉开了序幕！ 对于陶成章他们的到来，孙文是反对的。他的意思是南洋的华侨也不多，筹款的市场很小，我们在这里都很难，你陶成章再来，就更难了，建议不要来。但陶成章坚持来了。据说他曾经找到孙文，张嘴要3000元，孙文拿不出来，只好拿出自己的手表等物品，说：就这些了，你把它们卖了，看值不值这么多？ 陶成章认为他受到了戏弄，干脆来了一招恶毒的，与李燮和发布传单，列举孙文的种种“罪状”，什么“贪污会费”“公款私用”“蒙蔽同志”等等，这是同盟会的领导层首次公开对孙文进行攻击。不得不说，连朝廷对孙文的反动宣传都没有如此“切中要害”，康有为的保皇会如获至宝，纷纷在报纸上推波助澜，攻击孙文为“马骗”“棍骗”，甚至多年以后，袁世凯编印《国贼孙文》时，还要从陶成章的传单中取材。 陶成章、章太炎又要求孙文辞职，这次孙文直接给拒绝了。对于孙文来说，革命的成功就是他最大的信仰，为了它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因此，孙文希望每一个会员都能在他的领导下，以取得革命成功为目标，至于其他的，都要服从于这个目标。在孙文看来，革命的成功，需要有坚强有力的领导。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孙文都是“独行侠”，无人可商量，也无人可帮助，难免养成专断的作风。就拿他几乎从不向大家汇报他掌管的经费的使用情况来说，孙文其实也有自己的苦衷。 为了壮大革命的声势，有时候明明只筹了5万，孙文能说出来是20万，剩下的15万就说不清楚了；有时候他明明只给了某位同志活动经费2000，到了孙文嘴里，成了三四万，风声传出去后，这位同志就百口莫辩了，最后就怨恨孙文。孙文对这一切采取的是“清者自清”的态度，但在其他人眼里，这当然是一种专断。 黄兴写信给陶成章做思想工作，希望他们维护同盟会内部的团结，而陶成章的回复是：“我与孙文势不两立，同盟会中有孙没我，有我没孙！” 两次“倒孙风潮”之后，章太炎和陶成章这两人几乎“逢孙必反”。1910年2月，陶成章和章太炎在东京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成立光复会，他们收留了同盟会中对孙文和“孙派”有意见的会员，以同盟会反对派的面目出现。自此，同盟会中已经没有光复会了。 所有人都没想到，另外一个大佬也将脱离同盟会，他就是宋教仁。宋教仁原本对孙文也很是敬佩，立志当孙文的“亲密战友”，但在同盟会成为同事之后，这种敬佩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同盟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在孙、黄的“争会旗”事件中，宋教仁支持黄兴，他在日记中写道：孙文平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黄兴之所以爆发，是这些“恶感”堆积于心，不过是找个机会爆发而已。 和黄兴一样，在对待与日本的关系上，宋教仁并不赞同孙文的做法。日本政府虽然“支持”革命，但更有吞并大清领土特别是满洲的野心，甚至“支持”革命原本就是图谋不轨。在孙文看来，革命党人不能在任何方面“帮助”满清政府，哪怕是涉及领土的问题。相反，只要能够获得日本对革命的支持，承诺一些“不具备革命性”的条款也是可以的，比如把满洲出让给日本。而当宋教仁偶然获悉日本政府有吞并满洲间岛地区的图谋时，他立即运用资料，撰写了《间岛问题》一书，从历史和国际法角度揭露并驳斥日本的图谋，最终使得朝廷成功地维护了对间岛的主权。 在章太炎与陶成章的两次“倒孙事件”中，宋教仁都没有站到孙文这一边，孙文以及他的亲信陈其美等人对宋教仁颇有看法。和章太炎以及陶成章的经费纠纷不同，宋教仁还与孙文存在着巨大的“价值观”上的差异。学法律的宋教仁一直注重追求一种程序正义，在宋教仁看来，不是一个人三观正了，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好，而是反过来，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妥当，他的三观才会变得越来越正。在同盟会里，宋教仁担任的是司法部的检事，可以说他原本就是站在“监督孙文”的立场，即便是革命真的很艰难，但在任何一个组织里，法律是不需要权力来支撑的。法律原本就是限制和制衡权力的，他去监督孙文是天经地义之事，否则就是违背了同盟会的立会原则。同时，也正是因为革命还没成功，才更加需要在革命的过程中注意程序正义，否则，革命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宋教仁干脆辞去同盟会里的职务，只是没有脱离会籍，这意味着宋教仁虽然没有与孙文公开冲突，但也在事实上和孙文以及同盟会分道扬镳了。他对日本朋友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 1910年，宋教仁又与日本朋友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为了革命以及个人前途，宋教仁已经对同盟会以及孙文本人都丧失了信心，他已经表现出了另辟蹊径的意图。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最后一个人也会弃同盟会而去，他就是孙文本人。1910年2月，孙文在旧金山建立同盟会分会时，已经正式废除了同盟会的名号，改为“中华革命党”，同时通知南洋的队伍也一律照改，只是由于大家还是习惯称同盟会，用这个名号在筹款和发展会员方面也有更大的市场，改名之事最后不了了之。 好吧，到1910年时，仅仅成立不到五年的中国同盟会，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即使作为一个松散的革命组织联盟，也不复存在了。“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者之命！”章太炎的这句话虽然有些偏激，但也不无道理。革命是一项新兴的事业，革命和革命者本身都还很幼小，都需要成长。需要成长的包括孙文、黄兴，也包括“反孙”的章太炎、陶成章和宋教仁。 现在我们知道了，对于革命阵营来说，连续九次起义失败并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恰恰是当时大家都不怎么在乎的同盟会组织的溃散。有句话说得好，军事不过是政治的延续。如果同盟会这个组织还很强大，起义失败了，还可以依靠组织的力量再一次发动，否则，即使起义侥幸成功，背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在支撑，也会很快走向溃败。 这就是说，革命阵营的根本问题是：当他们为古老中国寻找一种合适的政治制度的时候，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其他组织，都还无法取代满清统治集团成为新的政党，它们还无法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势力而登上历史舞台；这并不是早已经千疮百孔、破败不堪的大清国家机器太强大，只是同盟会等任何革命组织都还太弱小。 有一个人即将登上历史舞台，在各方势力的合力、绞着之下，他最终将从朝廷最高领导人手中取走退位诏书，终结这个人心离散的大清王朝。他就是袁世凯。而一切的事情都要回到1906年11月，从袁世凯的第一次君主立宪制改革失败之后开始。
第十章 朝廷内部，立宪改革再次转入党争
瞿岑联手对阵庆袁
对于袁世凯来说，他的第一次君主立宪制改革失败了，瞿鸿禨上位，由此吹响了向庆袁（指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进攻的号角。这也并不奇怪，大清官场原本就是踩人式的竞争，你上位了，即使没有下一步动作，也会被人拉下来，不得不继续进攻。 瞿鸿禨明白，要想彻底斗垮庆袁，仅仅靠自己的势力是不行的。其实他早就已经在寻找官场同盟，这个人就是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岑春煊。 在1900年的慈禧外逃中，岑春煊因为对慈禧“有恩”，受到慈禧的回报，1903年被提拔为署理两广总督。来到广州上任后，岑春煊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在广州海关，书办周荣曜实在是很不起眼的人物，但这个人又富得流油，家里有豪宅，外面还有矿厂等产业，家产至少在百万以上。其实在官场内部，周荣曜是一个官员们心知肚明的巨贪，岑春煊来上任以前，一直无人敢动他，原因为何？ 谁都知道，像海关、税关这些肥水衙门里的人，哪怕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官小吏，都是京城里的那些通天人物争得打破脑袋才分配平衡的。这个周书办就是奕劻推到前台的利益代言人，是替奕劻在广州海关捞钱的——当然，奕劻拿大头，他拿小头。奕劻既是亲王，又是首席军机大臣，是仅次于慈禧的大清第二号人物，官场里谁会发晕去找这位大佬的不是？ 问题是岑春煊来到广州后，发现两广财政厅（藩司衙门）里空空如也。号称富甲天下的两广都如此，大清其他省份的地方财政亏空就可想而知了。但岑春煊和其他督抚一样，也想在两广干几项政绩工程，无论哪项政绩工程都需要白花花的银子。于是岑总督把周书办叫到衙门里，让他先出点血（责报效）。 没想到周书办连搭理都懒得搭理他，出了两广总督衙门，就带上巨额银票直接进京找庆亲王去了。接下来的事情只能令岑总督瞠目结舌：周荣曜以三品京堂候补被调离广东，成为大清驻比利时公使。也就是说，周大人可以顺便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去欧洲享清福了。 岑春煊感觉受了奇耻大辱，仗着有慈禧的恩宠，他上奏弹劾周荣曜。1905年10月，周书办被革职，这位老兄吓得不轻，赶紧逃到香港，成为大清外逃贪官之一。岑总督这就不客气，把周书办的家产等全数没收充公，同时放出“要去香港追逃”的风声，吓得周书办只好再逃往泰国等地，彻底不敢潜回国内找奕劻了。 周书办啊周书办，开始客客气气地叫你报效你不报效，惹恼总督大人把你抄家才甘心了？广东人民对这件事情拍手称快，称为“打老虎”。 庆亲王表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一定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把岑春煊撵出广东！ 但是，对于周荣曜是奕劻的利益代言人，慈禧也是很清楚的，在这个当口向慈禧奏请调离岑春煊，那是自讨苦吃。奕劻忍了将近一年，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1906年，朝廷接报，云南发生边患，这件事情看上去和岑春煊是没什么关系的，但对奕劻来说，他知道，慈禧最关心的就是统治的稳定。于是奕劻大人上奏慈禧：云南边患，目前只有袁世凯和岑春煊最有能力平乱；袁世凯主持北洋走不开，岑春煊曾跟随其父在云南平过乱，熟悉那里的情况，奏请把岑春煊调为云贵总督；根据朝廷规定，新任督抚上任前须来京请训，但军情紧急，应该令岑春煊不用来京，直接上任（奕劻担心岑春煊进京面见慈禧之后求情，去不成云贵，连这道程序也给他省了）。 慈禧果然批准了。 面对这份调任，岑春煊表示很生气。他倒并不是绝对不能离开广东，一定要在奕劻的财源之地上跟他死磕，问题是此时朝廷在进行第一次君主立宪制改革，权力的蛋糕即将重新分配，在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向权力中心京城靠拢。没想到奕劻的这招“捧杀”极为厉害，自己只能去往更偏远的云贵。 岑春煊是极为不甘心的，但又不能明确违抗旨意，他用上了李鸿章的那一招——请病假。把工作交接给继任者之后，岑春煊来到了上海“养病”。这里是立宪改革中民间势力的中心，他就在上海作进一步观望。 与此同时，岑春煊的私人代表进京了，他拿着岑春煊的电报密码本与瞿鸿禨做了交换。这就是说，瞿鸿禨一直在攻击庆袁是京官联手外臣，暗地里，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与此同时，瞿鸿禨还在朝廷团结着一批言官、御史等清流，在立宪改革的权力蛋糕即将划定的当口，庆袁和瞿岑两派已经针锋相对！ 正是因为有岑春煊这个外援，瞿鸿禨才敢在第一次君主立宪制改革中单挑庆袁，并成功地押中了慈禧的心思，成功上位。此时的瞿鸿禨最盼望的就是岑春煊进京，和他一起对付庆袁，而庆袁自然要想尽办法阻止此事。1907年3月，庆亲王奕劻终于又抓住机会，奏请慈禧把岑春煊改调四川总督，当然，这次的理由又是因为平乱，然后又玩了一把“军情紧急，毋庸来京请训”的把戏，想把岑春煊直接撵到四川。 慈禧又批准了，第二道谕旨已下。 此时的岑春煊再无法“装病”下去了，只能直接去四川，要不然就只能彻底退休养病去。京城里的瞿鸿禨给岑春煊发来密电，告诉他：您可千万不能去四川，一旦到了四川，事情就再没有挽回的余地，您怕什么？您当年对太后有恩，她还念着旧情，只要绕过奕劻，想办法进京一趟，当面向她求情，她是不会驳回您的面子的。 安排好一切之后，1907年4月，岑春煊打着“去四川”的旗号从上海启程了。他坐上轮船沿长江西进，4月底已经抵达湖北汉口，再往西就是进入四川。奕劻派来的眼线也放松了警惕，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 而奕劻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岑春煊竟然不顾圣旨，在汉口秘密上岸，然后用电报向慈禧发了一封奏折，内容是坚持要“入京请训”，然后不等慈禧批复，就打着“迎接旨意”的名号，立即从汉口坐火车北上进京！ 绝妙，实在是绝妙，大臣亲自跑到京城去迎接太后的旨意，这也不算什么大错，奕劻实在没有想到，瞿鸿禨告诉岑春煊进京的办法，竟然就是利用那道原本要赶岑春煊去四川的圣旨！瞿鸿禨实在是太厉害了，他灵活地用了当年曾国藩“边请示，边干事”的那一招，让奕劻吃了一个哑巴亏。 在保定车站，一个人正在等着岑春煊，他就是瞿鸿禨派出的亲信御史赵启霖。赵御史一方面是迎接岑春煊进京，另一方面是提前和岑春煊商议如何扳倒庆袁。他们相信，岑春煊恩宠正隆，此事应该还是有把握的。 果然，当慈禧听说当年在破庙外亲自为她站岗的“大恩人”到了，老太太瞬间勾起了很多的回忆，不禁大为动容，立即下令召见。她告诉岑春煊：以后你想啥时候见我就啥时候见我，叫人通报一声就是。 有了不断面见慈禧的机会，扳倒庆袁的机会又增大了。按照计划，瞿岑首先要弹劾奕劻，可是慈禧似乎对弹劾奕劻一点兴趣也没有，她就是想跟岑春煊聊聊天，叙叙旧情。在听完岑春煊的面奏之后，慈禧并没有什么表示，只是告诉岑春煊：“奕劻这个人比较傻嘛，他肯定是上了别人的当了。” 岑春煊岂是能够被轻易对付过去的人？一次扳不倒，他来第二次，第三次……一定要扳倒“大老虎”奕劻，反正他有的是机会见慈禧，慈禧想和他拉家常，他就把话题往奕劻身上引。慈禧终于忍受不住了，她很明白地告诉岑春煊：“春煊啊，不是我不想罢免奕劻，只是奕劻现在暂时还有用，他这种位置的人，只能在亲贵中找人担任，但现在亲贵中其他人都太年轻了，如果你以后发现亲贵中有谁能够替代奕劻，保奏给我，我就罢免奕劻！” 话说到这个地步，岑春煊也不好再继续纠缠下去了，他只好先想办法留在京城，从长计议。这一点慈禧倒是爽快地答应了，她改命岑春煊为邮传部尚书。邮传部主管轮船、铁路、邮政、电线，是一个著名的肥水衙门，慈禧对岑春煊真是特别关照了。 没想到岑春煊还没去报到，就在慈禧面前弹劾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奕劻的人），说这个人是个著名的腐败分子，有他在邮传部，我都不好意思去上任了。 事实证明，岑春煊的面子实在是够大。接到岑春煊的面奏之后，慈禧一没有下令调查，二没有派人找朱宝奎问话，直接就把朱宝奎革职了，而上谕中的理由竟然只是“听岑春煊说”（据岑春煊面奏）。 这是大清官场上一件闻所未闻的事件，摘掉一个副部级（侍郎）的顶戴，竟然只凭还没有到任的上司的一句话。慈禧对岑春煊实在是过于恩宠！ 与此同时，一直躲在幕后的瞿鸿禨也出手了，既然慈禧不准备拿下奕劻，那就把奕劻贪腐的证据大白于天下，看到那时，慈禧还能不能不出手？ 瞿鸿禨不愧为官场老手，他很清楚，要彻底揭开盖子就要先来一个朝野上下喜闻乐见的爆炸性“猛料”。他的手中已经掌握了奕劻大公子载振的“性贿赂”丑闻，这就是绝佳的突破口！奕劻之子“性贿赂”丑闻震动朝廷
载振，奕劻长子，商务部尚书，30岁的正部级，加贝子衔。 瞿鸿禨掌握的秘密材料起始于大半年前。1906年10月，此时正是第一次君主立宪制改革时期，朝廷决定结束满洲地区的军事化管理，恢复正常的行省制度，设立黑龙江、吉林、奉天三省。载振就率领着一个考察团先期去东北考察。 去东北要路过天津，直隶总督衙门里的袁世凯在这里已经恭候多时了。对于袁世凯来说，这个与奕劻父子加深感情、提拔自己亲信的大好机会他是不会放过的。老把戏上演了，在袁世凯设宴为载振接风洗尘之后，袁世凯的手下段芝贵陪同载振转移到了下一个场子。这里出现了一个美女，她是全天津最著名的歌妓杨翠喜，段芝贵知道载振贝子一定会喜欢的。果然，贝子被迷得人五人六，若不是还有要出差的重任，估计他连腿都迈不动了，只想留在天津跟翠喜好好探讨一下艺术。 载振还是恋恋不舍地去了东北，回来又路过天津。此时，段芝贵已经把杨翠喜用重金从戏园赎出，作为准备献给贝子的礼物，不过为了掩人耳目，载振先期回京。等到第二年3月底奕劻七十大寿时，杨翠喜就和十万两银票一同被秘密送入庆王府——这是来自袁世凯的寿礼。当然，那10万两银票也不是直隶总督衙门出的，它来自天津商会的“报效”。既是结交袁世凯，也是通过袁世凯之手，去结交庆亲王，反正有报效就会有回报的。 袁世凯首先得到了回报。一月之后，1907年4月20日，东三省的地方官制改革方案颁布，袁世凯阵营里的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朱家宝出任署理吉林巡抚，唐绍仪任奉天巡抚。至于那个亲自送上杨翠喜的段芝贵，他从四品的直隶候补道台，一下子连升三级，出任从二品的署理黑龙江巡抚！ 东三省的地方官制改革之后，这里的四位地方长官全部被袁世凯的人给占据了。自从中央的官制改革方案被瞿鸿禨压制之后，袁世凯终于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他已经把直隶和东北地区连成一片，扩大了北洋地盘，成功实现了“大北洋”战略！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一桩隐秘的“性贿赂”丑闻。瞿鸿禨阵营里的人早就在隐秘地盯着这一切，秘密材料不断汇聚到瞿鸿禨手中。现在，他决定把盖子揭开！ 瞿鸿禨的门生汪康年是《京报》的负责人，瞿鸿禨打过招呼之后，《京报》首先报道了此事，朝野一片哗然！ 瞿鸿禨趁热打铁，授意御史赵启霖将此事正式上奏，弹劾奕劻父子收受美女和金钱的贿赂、买官卖官，当然，暗箭也对准了在天津的袁世凯。 舆论之下，慈禧果然勃然大怒，她当即下令先将段芝贵革职，然后令醇亲王载沣与大学士孙家鼐彻查此事。 消息传来，奕劻被吓得不轻。朝廷风传，奕劻大人饮食大减，下朝回府后扑倒床上大哭，官员们纷纷议论：庆亲王这次恐怕真的是要倒了！ 载振贝子早就没有了和杨翠喜探讨艺术的心情，他秘密前往天津，去找袁世凯。很显然，在这种时候，只有袁世凯才有手段摆平。 袁世凯首先要做的是毁灭“物证”。他从天津派出巡警来到北京接回了杨翠喜，把这个美人交给了天津的王姓富商，此人正是对杨翠喜垂涎已久。袁世凯派来的人告诉他：只要你以后对别人说，杨翠喜是你在几个月前从戏园赎出做使唤丫头的，当时还跟戏园立了一份字据，此后杨翠喜就是你的了，你干不干？ 干，当然干！望着楚楚可怜的尤物杨翠喜，王老爷的头都点得像啄米的鸡，只要能得到美女，这时候别说只要他作伪证，就算挨一刀也愿意啊。 接下来，杨翠喜、王老爷、段芝贵以及提供十万两银票的天津商会会长之间，相关的口供早已经串通好，字据等相关的伪证也早已经备好，形成了“杨翠喜是王老爷的，她根本没去过北京”的证据链，只等载沣大人前来查验了。 没想到，载沣并没有亲自到天津，只是派了几个人过来查验，醇亲王的这个态度表明，他并不想彻查。让庆亲王丢脸，最后丢的也是皇家亲贵的脸面。果然，就这样查了几天，载沣、孙家鼐把查案结果上奏，又是我们熟悉的那句话：查无实据。 见到这个结果，慈禧又勃然大怒了，她以“污蔑亲贵”之名把赵启霖当即革职。 慈禧可能忘记了，她之前是把段芝贵革职的，如果她真的认为此事是赵启霖“污蔑”，那么就应该把段芝贵官复原职，可是慈禧并没有这么做。其实慈禧的用意已经很明显了：把庆袁派和瞿岑派各处罚一位，各打五十大板，老佛爷仍然不想动庆袁，玩的仍然是那招搞平衡战术。 不想动奕劻的原因很简单，慈禧之前已经明白告诉过岑春煊了，在此事中不想动袁世凯，却是另外一个原因：不能动。 奕劻再能通天，人事任命都是慈禧最后拍板，所以对于东三省的地方长官都是袁世凯的人，这一点慈禧是再清楚不过的，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其实就是为了对付日本，保卫东三省。 在日俄战争获胜之后，日本已经取代俄国成为对东三省最大的威胁。而在朝廷所有的大臣中，只有袁世凯有实力去对付日本，也最有经验去对付日本。初他在朝鲜的那十几年里干的就是如何与日本人周旋这件事情，还每每胜多败少。慈禧只能去借助袁世凯北洋系的力量。这就是说，尽管袁世凯用金钱和美女给奕劻父子送礼是真，但东三省的人事任命是慈禧决定的，“买官卖官”并不是实情！ 在慈禧看来，对于这其中的原委，作为军机大臣的瞿鸿禨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但他和岑春煊为了斗垮庆袁，步步紧逼，制造和利用舆论向朝廷施压，让朝野上下都妄议朝廷的人事方针，最后迫使慈禧不得不改变最初的人事任命，以把段芝贵革职作为向舆论的一个交代。在慈禧眼里，这就是瞿岑“不顾全大局”了，慈禧已经对他们心生恶感。慈禧态度的转变，也逃不过庆袁的火眼金睛，他们将抓住这一点，发动对瞿岑的绝地反击！
第十一章 连续整垮瞿岑：袁世凯的惊人手段
“清官”瞿鸿禨被开缺
奕劻和袁世凯制定的反击计划的第一步是：去岑。也就是要先把岑春煊从京城赶走，先让瞿岑无法联手，然后再各个击破。 慈禧还要对岑春煊“报恩”，要把岑春煊赶走是比较困难的，而且不能引起慈禧的警觉。但为了赶走岑春煊，奕劻也豁出去了，他忍痛放弃广州那块肥水之地，让岑春煊在绕了一圈儿之后再回到广州去做回他的两广总督，所谓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吧。 招法还是那个老招法，奕劻还在等待着那个“平乱”的机会，而这次间接“帮助”袁世凯和奕劻的，竟然是孙文的革命人。 前面我们说过，同盟会成立之后，孙、黄一共发动了九次起义。此时，黄冈起义爆发。 此时的两广总督是周馥，李鸿章去世时，他曾经是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的竞争对手。对于这样一个有实力的人物，袁世凯自然不会忘记笼络，他和周馥结成了儿女亲家，“亲不亲，自家人”，现在，如果要把岑春煊赶回两广总督的任上，就需要周馥挪位子，而这一切，进行得十分巧妙。 黄冈起义发生在两广地界上，周馥却一直压着情况没往上报，倒是邻近的闽浙总督忍不住先上报了。慈禧在接到来自福州的奏报后大感惊奇和愤怒，立即命人向周馥发电责问：两广是你的管辖之地，你周馥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汇报？ 奕劻开始给周馥“打小报告”了：此次广东“匪乱”，周馥表现实在是不积极，“剿匪”极为不力，而且周馥这个人不会带兵，恐怕镇不住两广的局势，为了不让“匪乱”愈演愈烈，朝廷需要立即派一位得力大将前去平乱。 慈禧一定对这段话感到耳熟，但她也没有办法，在她这里，稳定永远是压倒一切的，那就又只能让岑春煊重回两广了。于是，慈禧立即颁布谕旨：周馥开缺两广总督，命岑春煊为两广总督。 岑春煊接到这个任命，简直要气炸了。他原本就是在两广上班，奕劻借着局势，翻云覆雨，把他调离两广，一会儿让他去云贵上班，一会儿又让他去四川上班，现在他去邮传部上班还不到一个月，又要回去。既然如此，当初又何必把他调离两广呢？而且按照规定，官员一般不在自己的家乡出任总督，岑春煊是广西人，所以他之前只是署理两广总督，现在直接实授，但这哪是给他升官？明明是朝廷为了安抚他而不惜自坏规矩啊！ 岑春煊连上两道折子，请求慈禧务必收回成命，他只想留在京城，请另派人去两广。 而这次，慈禧并没有再照顾岑春煊的面子，她驳回了奏折，给岑春煊发了一道长长的上谕，勉励他“不辞劳怨”，前往广东。 没有办法，岑春煊只好又离开京城，但他实在是吞不下这口恶气，再加上此时黄冈起义也平息得差不多了，他又玩起了“请病假”那一套，在上海逗留不走。岑春煊还在等待最后挽回的余地。 去岑已经成功，接下来似乎就应该趁热打铁，对岑春煊穷追猛打，使他再没有挽回的余地，但对于庆袁来说，情况却不是这样的。为了不引起慈禧过度的警觉和反感，庆袁是很懂得适可而止的，他们决定调转枪头，进行绝地反击的第一步——倒瞿。 瞿鸿禨已经当了七年的军机大臣了，一直在军机中担任秉笔，七年来慈禧发布的上谕，基本都是他起草的，深受慈禧的信任。更重要的是，瞿鸿禨这个人是难得的清官，他一不贪污，二不受贿，三也不和歌妓探讨艺术，官声和操守都很好，反正如果是贪腐问题，瞿鸿禨没有任何把柄，你要拿他开刀，连架刀的地方都没有。 奕劻和袁世凯却胸有成竹，就在“去岑”的同时，他们已经派人在秘密调查和收集瞿鸿禨“制造和利用舆论事件”的证据，这正是犯了慈禧的大忌。而事情果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除了《京报》，瞿鸿禨竟然还涉嫌暗通境外报纸！ 朝廷原本是对报纸舆论等管控很严的，而甲午战败和庚子国难之后，迫于形势，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管控。正是因为如此，《京报》才敢于揭露庆亲王这样的通天人物，而除了中文报纸，当时的伦敦《泰晤士报》等世界名报也专门派驻驻北京记者，紧盯朝廷局势，及时向西方世界披露大清高层信息。渐渐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是很多原本是朝廷关起门来秘密讨论的重大人事动向等决策，却往往被国外报纸率先准确报道出来了。这就很奇怪了，朝廷关起门来讨论的事情，神鬼都不言，外国报纸是如何知道的？其实，只要仔细想想，原因还是很清楚的：消息就是来自朝廷高层内部！中枢大臣们私下里暗通几张境外报纸，有权力斗争需要的时候，就放出风去，先在境外炒热某个消息，以此变相要挟慈禧和朝廷，达到自己的目的。 就在赵启霖上折弹劾的第二天，《泰晤士报》就刊发了电讯，报道奕劻父子被弹劾的消息，紧接着，《纽约时报》等世界主要英文报纸以“庆亲王即将倒台”为主题迅速转载，这个流言又传回大清国内，难怪奕劻下朝回家又伏在床上大哭了。 问题是，考虑到北京和伦敦之间的时差、当时条件下收发电报的速度以及报纸必要的编辑出版流程，《泰晤士报》必定是提前知道了赵启霖一定会上折弹劾，《泰晤士报》的信息来自哪里？很显然，最大的嫌疑自然是这一派的领头人瞿鸿禨。有了“勾结国外势力”这个事实，就可以把意图篡权的罪名扣到瞿鸿禨头上了，这是慈禧深恶痛绝的。 现在，庆袁需要一个人去给慈禧上折子，把这一切告诉慈禧，当然，上折子的这个人，最好就是瞿鸿禨一派的人！ 袁世凯行动了，他已经派人找到了一个绝佳的人选。 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虽然不是瞿派里的核心人物，却也有着瞿派人物的清廉，对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他平时最看不惯的就是袁世凯这样的“权臣”，而敬佩瞿鸿禨的为人，以至于赵启霖因弹劾反过来被革职的时候，恽毓鼎冒着触怒慈禧、得罪庆袁的危险，为赵启霖发起了饯行聚会。在庆袁和瞿岑两派的冲突中，恽毓鼎清廉自好、不畏强权，表现出了一个读书人该有的刚正和气节。 袁世凯派人找到了恽毓鼎，开了一个价钱：约一万八千两银子（秘密交易，很难精确）。恽毓鼎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把已经准备好的弹劾瞿鸿禨的奏折，用他的笔迹再抄写一份，再签上他的大名，造成瞿派人物反瞿的效果，一万八千两银子就到手了。 面对袁世凯派来的人开出的巨额银票，四品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翰林院是一个清水衙门，他一年的工资（正俸）大约为一百两，也就是说，如果只靠正俸，他要干上180年才能得到这么多银票。京城里的房价很贵，恽毓鼎到现在为止还没买房子，一家几口居住在租来的屋子里，现在，实际上只要他写三个字，就能得到一万八千两，这一定是世界上最贵的签名。 恽毓鼎知道紧巴巴过日子的情况很快就要改变了，被羞辱的感觉很快过去了，变得有些难为情，然后有些小激动，他收下了那张银票，以及那份需要抄写的奏折。 6月16日，原来的瞿派人物恽毓鼎上折弹劾瞿鸿禨！ 慈禧果然勃然大怒，第二天，瞿鸿禨被免去一切职务，开缺回籍（回老家退休）。这意味着不出意外情况的话，至少在慈禧当政的时期，瞿鸿禨将永不叙用。瞿鸿禨败了，败得很彻底，从此再无翻盘的机会。他是大清少有的一生为官清廉之人，不贪不腐，而像奕劻这种“特大老虎”以及像袁世凯这种“权臣”，却反而胜了。 几千年以来，在君主专制王朝统治者眼里，“忠心”是永远最具价值的，相比之下，你是不是一个清官，贪不贪污，就不是最重要的了 正如瞿鸿禨一生清廉，慈禧知道；但政治是肮脏的，专制王朝尤其肮脏，几乎为官必贪，慈禧也知道。她对这个王朝了解非常之深，想想老瞿既然已经成为体制中人，就应该纳投名状，把自己弄得和这个王朝一样肮脏一点，他自己不肮脏，弄成一朵白莲花的模样，那就只能说明他并没有完全接受和融入这个王朝，没有完全接受和服务慈禧的统治，慈禧对他自然也不会很放心。正是因为一直心有芥蒂，弹劾才会最终成为引爆免职的导火索。 当初奕劻被弹劾时，慈禧就说“奕劻这个人比较傻嘛，他肯定是上了别人的当了”，因为慈禧能够确认奕劻这个人是没有什么权力野心的，他唯一爱的就是银子。现在轮到瞿鸿禨被弹劾了，他不爱银子，却有“勾结国外势力”的嫌疑，结果就是直接开缺。王朝的权力一直在把离它最近的东西当作首要危害，一定会被拿下的从来只有那些有政治野心的人！至于清官或者贪官，有可能被拿下，也有可能不被拿下，并不最终取决于是否贪腐本身。 瞿鸿禨被扳倒了，对于还在上海“养病”的岑春煊，庆袁自然也是不会手软，他们也会把岑春煊彻底扳倒，让他再无翻盘的机会。此时的岑春煊已经没有瞿鸿禨这个主心骨，似乎正是动手的绝佳时机，但奇怪的是，接下来庆袁又没有什么动作了，他们暂时收手，按兵不动。政治家是这个世界上最坚忍的动物，奕劻和袁世凯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很明白，能不能动手其实并不取决于他们自己有多想动手，只取决于一件事情——此时慈禧会不会拿岑春煊开刀。 答案是：不会。 对于慈禧来说，岑春煊并不像瞿鸿禨，他曾经对慈禧“有恩”。像坐上慈禧这种位置的人，她其实并不在乎她是否“有负于”岑春煊，而是不能造成外界认为让岑春煊“有负于”她，失去在朝廷中树立起来的这面“死忠”于她的旗帜。 然后，正是因为瞿鸿禨已经倒了，慈禧才不会对岑春煊赶尽杀绝，让庆袁一方独大，破坏她苦心经营的平衡，奕劻和袁世凯如果此时动手，只会引起慈禧极大的警觉。 也就是说，除非发生特别重大的事情，慈禧是不会再拿岑春煊开刀的。这样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从庆袁扳倒瞿鸿禨的过程就可以看出来。奕劻和袁世凯根本不在乎瞿鸿禨是不是清廉，也根本不会像瞿鸿禨那样去深挖对手的贪腐和生活作风猛料，因为他们知道慈禧原本就不是特别在乎，慈禧在乎的从来只是“忠心”，在乎的从来都只是统治的稳定和她自己的权力安全！ 这就是庆袁的水平，远超瞿岑。他们始终抓住慈禧这个核心，始终明白慈禧怎么想才是关键，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站在慈禧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即便是在权力斗争时也是如此。他们见好就收，冷眼旁观着岑春煊和朝廷局势，在等待着一个机会。一个让岑春煊踩到慈禧权力安全的红线，慈禧不得不亲自拿刀去砍倒岑春煊这面旗帜的机会，到那时候，奕劻和袁世凯只需要轻轻递过去一把刀。岑春煊被免的真相
6月17日，远在上海的岑春煊得到了瞿鸿禨被开缺的消息，他十分不满，开始闹情绪，以退为进，立即电奏慈禧，说明自己病还没有好，还需要继续在上海“养病”，恐怕很难去广东上任。 慈禧批复：着赏假十日，假满即速赴任。 岑春煊再次上折：我的病更重了，实在是没办法去广东，要不然您也把我也开缺得了。 没办法，慈禧只好又“赏”了岑春煊十天假期，要求他赶紧“养病”，假满后再去上任，上谕中还说明了去两广上任的重要性，勉励了岑春煊一番（两广地方紧要，该督向来办事认真，能任劳怨）。 岑春煊仍然没有去两广，继续上折子强调自己的病还没有好，还是不能动身，要不然太后您还是把我开缺了得了吧。 到这个地步，慈禧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她对岑春煊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如果把慈禧比作“老板”，这个老板也实在是很够意思的，不断给员工放假，还不扣发他的工资奖金，而岑春煊的表现简直是戊戌变法时康有为的翻版，当时光绪不断催促康有为出京，康有为就是不动身，还不理不睬。现在的岑春煊倒是理睬了，不过他竟然和慈禧拧上了。 一个月后，7月16日，慈禧再一次对岑春煊颁布上谕，苦口婆心地说：“你世受国恩，办事不辞劳怨，两广地方紧要，我对你是寄予厚望的，而且已经委以重任，你却一再要求开缺，未免太辜负我的期望了吧，再给你15天假期，假满后你一定要去广东上任，绝对不可以再推迟了。” 7月31日，15日的假期满了，根据圣旨，岑春煊应该启程去两广，至少应该奏报行程，然而岑春煊不仅没有去两广，他甚至连折子都懒得上了，似乎还在那里生闷气。慈禧当然也没有再作进一步表示，但也没有处理岑春煊，慈禧还想保住这面“死忠”于她的大旗。 朝廷里的人都已经对此事避之不及，就等着慈禧最后如何处理。时间过去了将近半月，正当所有的人都以为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的时候，8月12日，慈禧却突然发布上谕：岑春煊着开缺！并且还送上了一句告别的“祝福”——安心调理，以示体恤。 这下可好了，之前岑春煊一再地请假和请求“开缺”，慈禧一再挽留，置之不理，现在岑春煊没上折子了，慈禧却突然将他开缺，这并不亚于一场官场地震，给人感觉是：岑春煊这次真的栽了，不但丢官，而且丢大了面子，表明岑春煊已经彻底失去了慈禧的信任。上谕中虽然只说“开缺”，并没有强令回籍，但明眼人都知道，岑春煊真的步了瞿鸿禨的后尘，只能灰头土脸地告别大清官场，慈禧再也不会起用他了。 现在，相信岑春煊和我们一样，一定想知道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多年以来，历史上一直流传一个神奇的答案：岑春煊是被袁世凯用一张“合成照片”给整垮的。根据我们现在的说法，袁世凯也就很不幸地成为了我国“PS界的鼻祖”。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岑春煊赖在上海不想走时，广东的贪官们也不想他回任，否则难保不再发生针对周荣曜那样的“打老虎”事件。广东政商两界想了一个办法：秘密发出告示，谁能阻止岑春煊回广东，商会愿意拿出一笔重金酬谢。 革命阵营里的陈少白发现了这个机会，他知道岑春煊正与庆袁权斗，也知道慈禧最恨的人是康有为，于是想了个绝妙办法：让人把岑春煊、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康有为在国内的代言人——也是他的女婿麦孟华这四个人的照片，利用翻拍技术合成一张照片，找到时任外务部参议的广东老乡蔡乃煌，由他送给袁世凯。袁世凯大喜，以60万两白银买通李莲英，将此照片呈送慈禧。慈禧又愤怒又伤心，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说：真想不到人心竟是如此！他负我，我不负他！于是这才有了岑春煊被突然开缺的谕旨。当然，陈少白因此获得广东商会巨额报酬，拿这笔钱“开办港省轮船公司”，连珠江码头都成了他的财产。 “PS”整倒岑春煊已经够传奇了，不过这个说法并没有完。当岑春煊明白内情之后，他实在难以咽下这口气，又花了40万两求救于李莲英。李莲英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他把自己和慈禧的两张照片，又翻拍合成一张照片，拿给慈禧看。慈禧自然知道自己从来没有拍过这样的合照，于是明白了之前的照片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虽然没有让岑春煊官复原职，但也总算消除了对岑春煊的“误会”，还是认为岑春煊是她的“恩人”。 故事很精彩，李大总管就这样吃了一方吃另一方，轻轻松松赚了100万两白银，实在令人不胜佩服，这个故事也流传甚广。不过，历史并不是演义，也不是传奇，根据考证，这个故事最早是由兴中会会员刘成禺在民国年间写下来的，而他是听陈少白说的。大家知道，陈少白是最早追随孙文的兴中会元老，如果他当时真的从广东商会得到了一笔巨款，还能开办轮船公司，革命党方面应该有所记录，很可惜，我们翻遍革命阵营的史料，也找不到任何佐证。也就是说，老陈的这份口述是孤证，很可能是他吹牛，或者在同志之间开开玩笑。反正革命党人吹牛也不用向朝廷交税。 其实，只要仔细一想，陈少白的说法是并不成立的，破绽不出在他这里，而是出在李大总管与慈禧之间。现在我们把李大总管第二次送“PS”照片给慈禧的过程，用情景剧来还原一下。 李莲英：“太后，我之前送您的照片是假的呢，那是袁世凯他们伪造合成的，我们冤枉了岑春煊。” 慈禧：“那你……第一次你收了袁世凯多少钱？” 道理很清楚了，李大总管能不能“赚”到那100万两白银，其实关键并不在于李莲英，而是在于慈禧。慈禧虽然不会什么翻拍合成技术，但她可是比谁都精的，对官场十分了解，对身边人更是十分警惕，李莲英玩这样的把戏，慈禧只要稍一追问，一切都会露出马脚。所以如果说李大总管收第一次钱——也就是袁世凯拿“PS”照片陷害岑春煊还有可能，那么李大总管第二次拿“PS”照片为岑春煊洗脱应该没有这个可能，李莲英也绝不敢这样做。 那么，问题又来了：袁世凯拿“PS”照片陷害岑春煊到底有没有其事呢？神奇的是，除了刘成禺的记录，还有另外三份史料留下了相关记载，只是他们并不认为最初的照片是出自革命的人陈少白之手。 第一种说法来自费行简的记载，他认为“PS”照片最初是袁世凯的儿女亲家、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伪造的，然后再交给袁世凯，而且照片里只有岑春煊和梁启超，并没有康有为与麦孟华。 第二种说法来自于岑春煊自己。在岑春煊晚年的回忆录中，他写道：自己当年被老佛爷撤职，就是被袁世凯这个小人给陷害了，陷害的方法就是袁世凯指使某些人，把他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照片合成一张，慈禧误以为真。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两种记载都发生在民国时期，那么，最早的记录在哪里？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是宣统三年（1911年）曾任御史的胡思敬写的一本叫《国闻备乘》的书，书中关于此事的记载是这样的： 时任外务部参议的蔡乃煌官场失意，了解到岑春煊和袁世凯正在权斗，觉得可以通过巴结袁世凯升官，于是把岑春煊与康有为的照片合成一张送给袁世凯。袁世凯大喜，由奕劻上呈慈禧，岑春煊被开缺，蔡乃煌因此被擢升为上海道（蔡乃煌确实在第二年即1908年出任上海道）。 胡思敬记载的时间最早，看来应该是最接近事实的说法，后来的种种说法应该都是在《国闻备乘》的基础上演变的。问题是《国闻备乘》并不是正史档案，很多内容来自官场传闻，而胡思敬本人是著名的“满清遗老”，他在整本书中对袁世凯的记载都不公正。鉴于此，胡思敬只能勉强算作袁世凯拿“PS”照片陷害岑春煊的人证。我们还需要寻找一下最直接的物证——那张照片。 只可惜，不仅这张照片没有，关于这张照片的其他记载也没有。 看来我们的探案似乎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再没有其他什么突破口了。根据破案的技巧，现在，我们要把案件倒回去追查：既然“PS”照片是作为岑春煊“暗通康梁”的证据而存在的，那么，岑春煊是否真的有“暗通康梁”的行为呢？这个答案倒是明确的：绝对有。岑春煊在逗留上海期间，麦孟华就一直陪在岑春煊的身边，甚至梁启超还从日本秘密潜入上海租界，计划与岑春煊直接见面会谈，只是因故没能见上面。 现在我们知道了，岑春煊赖在上海不走，并不只是傲娇，而是在斗垮庆袁无望的情况下，与康梁重新搭上线，想以此扩大自己的势力！“暗通康梁”，这已经犯了慈禧的大忌，岑春煊虽然进行得十分隐秘，但也逃不过庆袁一派的眼睛。当袁世凯收集到岑春煊的秘密材料之后，和当初扳倒瞿鸿禨一样，他又需要一个人把此事捅到慈禧那里去。 四品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写日记。他的《澄斋日记》洋洋洒洒有上百万字，不过在岑春煊被开缺的三天前（8月9日），我们仍然能够找到关键的两条信息，翻译过来就是： 我在写奏折，（准备第二天）弹劾岑春煊抗旨不遵，逗留上海，并勾结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康梁都来自日本，我担忧岑春煊会借助日本的力量颠覆朝局，不得不上奏。 然后还有一条：蔡伯浩（即蔡乃煌）来，久谈，夜雷雨。 日记中并没有记录下他们当时“久谈”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但蔡某人应该不只是来串串门聊聊天气，否则在恽毓鼎写奏折、第二天就要上奏弹劾岑春煊这么重要的时候，他也不会留蔡乃煌“久谈”，谈的应该就是奏折之事。我们有理由怀疑，蔡乃煌就是作为袁世凯的代表，来“指导”恽毓鼎写奏折的，甚至就和当初弹劾瞿鸿禨一样，蔡乃煌干脆带来了一份袁世凯事先准备好的奏折，只需要恽毓鼎以他的笔迹抄写一份再签上大名，然后又有一笔银子落入口袋。 第二天，恽毓鼎上密折弹劾岑春煊。史料记载，在收到奏折后，慈禧一面将奏折“留中不发”，一面密电湖广总督张之洞立即来京，有“面询事件”。很显然，对于恽毓鼎的上奏，慈禧既十分惊怒，又有点拿不准，此事又不能声张，她需要当面询问一下张之洞这个老臣的看法。 张之洞的回电是他正在重病中，恐怕无法立即动身。不知张之洞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病得连火车都坐不了，还是已经嗅到了朝廷不寻常的气息，不想卷入这场是非之中，总之他把皮球又踢回给了慈禧。 没有办法，两天以后——即8月12日，慈禧颁布谕旨将岑春煊开缺！慈禧亲自砍倒了她苦心树立的这面“死忠”于她的大旗。 真相已经浮出水面了。看来对于袁世凯来说，一事不烦二主，收买人还是收买熟的好，他第二次收买了恽毓鼎，又扳倒了岑春煊，扳倒岑春煊的原因并不是传说中的“PS”照片，并不是什么“高科技”，只是一封普通但厉害的奏折而已。 在恽毓鼎上奏之前，朝中也有御史曾经弹劾过岑春煊“暗通康梁”，一直都被慈禧压了下来，而与那些奏折相比，出自袁世凯之手的奏折有十分厉害的一条——“康梁都来自日本，担忧岑春煊会借助日本的力量颠覆朝局（也就是推翻慈禧的统治）”，弹劾大臣勾结国外势力意图篡权，这真是太会抓慈禧的心思了，当初瞿鸿禨栽在这一条上，现在岑春煊又栽在这一条上！ 而对于袁世凯来说，即使被慈禧发现他就是恽毓鼎的幕后指使，他也光明正大，因为他刚刚肩负对付日本来保卫东三省的重任，他也有职责把这一切向慈禧上报！ 好吧，谜底都已经浮出水面了，但是破案并没有结束——是谁最先捏造了那个“PS”照片事件？其实联系前后几年发生的事情来看，绝大部分的嫌疑都指向了一个人，就是我们熟悉的恽毓鼎。 据日记记载，大约三个月后，恽毓鼎成功地在京城买上了房子，还有了大笔存款。清廉的好官恽毓鼎突然富了起来，人们并不奇怪，虽然弹劾岑春煊用的是密折，又被慈禧“留中不发”，当时的人们并不知晓此事，也不知晓他收了这笔黑钱，但弹劾瞿鸿禨是公开的，恽毓鼎被收买的行为已经遭很多读书人不齿，甚至连他的江苏常州老乡都特意登报，表示要与这位老兄划清界限，羞于与其为伍。有了房，有了钱，过上了好日子，却再也得不到同僚的尊敬，失去了“清廉”的好名声，恽毓鼎的内心也是极其痛苦的。遍翻《澄斋日记》，很多地方都写得十分详细，唯独在弹劾瞿岑这里特意简写了，还留下了很多空白，可能他自己也觉得没脸记吧。 相信此时的恽毓鼎最想做的，就是如何为自己“补名”，他毕竟不像袁世凯这种“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人，他只是个读书人，还是很在乎自己的历史名声的。 1908年，在倒岑事件中为庆袁立了功的蔡乃煌受到重用，升任上海道台，但在两年后（1910年），上海发生著名的橡胶股票危机事件，蔡乃煌处理不当，人人喊打。在舆论纷纷攻击蔡乃煌的时候，恽毓鼎只要顺势把倒岑的责任全部推到蔡乃煌的身上，捏造出极具传奇色彩而又能让人们津津乐道的“PS”照片事件，就能彻底掩盖他曾经上密折弹劾岑春煊的真相，然后这个传闻又被胡思敬记录在《国闻备乘》里，再引发后来种种说法，流传至今，也并不是不可能。 可怜的岑春煊，直到去世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原来是被恽毓鼎参倒的。慈禧其实一直在奋力保住他这面“死忠”的旗帜，任命他为邮传部尚书，这都是典型的肥差，她其实并不介意岑春煊去搜刮点银子，享受享受，只要不太过分，慈禧是不会管的，奕劻不就是这么做的吗？可是岑春煊可能误解了慈禧的意思，他以为领导重用自己是想让自己“好好表现”，去“打特大老虎”，非把奕劻拉下马不可。慈禧只有在大臣们的“忠心”得到确认后才会关心他们的贪腐问题，这一点，岑春煊不清楚。 瞿鸿禨和岑春煊先后倒台，庆袁一方独大，朝廷里的权力格局重新洗牌，这一场发生在朝廷最高层面的权力斗争也结束了，1907年是丁未年，史称“丁未政潮”。对于慈禧来说，她失去了苦心维护的“平衡”，但这种现象是暂时的，她即将开始她一生中最后一次权力布局。而对于袁世凯来说，他也在客观上排除了干扰和阻碍，继第一次君主立宪制改革失败之后，即将开始第二次君主立宪制改革。这将是他在大清为实现君主立宪所做的最有成效的一次改革！
第十二章 光绪死亡之谜
袁世凯主导第二次君主立宪制改革
1907年7月，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在公开场合成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省部级官员在公开场合遇刺，朝野震动，慈禧终于意识到，必须回应民间呼声，推动立宪改革，否则，下一个被刺杀的目标就是紫禁城里的人，甚至是慈禧本人了。 9月，慈禧颁布谕旨，同时调改革大将袁世凯和张之洞入主军机。慈禧此举可谓一箭双雕：袁、张二人都是改革大将，又存在“北南竞争”关系，既大力推进立宪，又终于在军机处取得了“平衡”；而与此同时，慈禧也调了24岁的醇亲王载沣入军机处学习行走。后来的事实将证明，这才是慈禧权力布局中最重要的一环！ 朝堂外的人们关注的自然还是立宪，特别是“改革第一人” 袁世凯入主军机。报纸舆论欢欣鼓舞，发表评论：政府之前途将换一局，立宪之前途将放一光明！ 那么袁世凯要从哪里打开突破口呢？第一次方案中设置责任内阁的提议刚刚被慈禧否定，肯定不能再提了，朝廷不会这么快自己打自己的脸，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宪法和议会入手。慈禧终于下诏，同意袁世凯提出的方案，筹备成立国会的前身——资政院。大清终于在三年后（1910年9月），正式成立资政院。 除了国会，地方议会机关也在强力推进立宪改革，慈禧下诏，在各省会城市速设“咨议局”，也就是省议会，省以下的各府、州、县等基层议会一并筹划，从速设立。两年以后（1909年10月），除新疆之外，其余21个省都成立了咨议局，通过选举产生了各省的咨议局议长。 不得不说，无论是资政院还是咨议局，都不是真正的中央或者地方议会，但它们确实是以立法权独立为目标而设立的。人们竟然可以选出议员作为立法的代表，而官员只能负责执行，这是几千年以来的头一遭！ 接下来就是制定所有人（包括皇帝和皇室）、所有法都不能违抗的根本大法——宪法了，在当时世界各君主国，宪法的出台有钦定、民定和协定三种。所谓钦定，就是最终由皇室来定；民定是最终由议会或者全民公决来定；而协定最终是由皇室与民众相互协商来定。大清选择的是钦定。1908年8月，慈禧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模仿日本的明治宪法，以“皇帝领导下的三权分立”为目标，先制定一个纲要，作为将来正式出台的宪法的主体和原则。虽然它还不是完整版，但这不仅是大清的第一部“准宪法”，也是几千年以来的第一部准宪法，迈出了走向君主立宪制的重大一步！ 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以上这些都还是基础性的工作，大家关心的是到底什么时候最终实现立宪。可贵的是，在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力推之下，慈禧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回避。结合实际情况，慈禧颁布了一张办事“清单”，规定自1908年起的九年后——也就是1916年要办成立宪的三件大事：正式成立责任内阁（新定内外官制一律实行）；颁布正式的宪法；进行国会议员选举，直至召开国会。而这九年之中，朝廷和地方政府每一年要办什么事情、怎么办，都写到一张“九年办事清单”中。 慈禧规定，要把这份清单公告天下，分发下去，凡是朝廷厅级（司道级）以上的衙门都要把这张单子悬挂于正堂之上，每月每年照单办理，每六个月向朝廷专管部门奏报一次。为了避免踢皮球，如果这件事是中央部门与地方合办的，由中央部门负责；如果这件事情是地方独自办的，就由督抚负责，督抚有调动而交接时，要将办理进度奏报朝廷，由交接双方共同签字确认，做到权责清晰。最后，朝廷还指定了专门负责考核的机构——都察院，如果发现有任何人办事不力或阳奉阴违，都察院都要指名道姓地给予曝光和弹劾，借助全社会的舆论和力量，切实推进进度。 一张实实在在的立宪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确定了。在袁世凯的第一次君主立宪制改革中，除了当时直隶总督袁世凯外，其余督抚都是不直接参与立宪改革的，他们只能听令，这还引起了岑春煊等“有志督抚”的强烈反弹。现在，在袁世凯等人的推动下，朝廷终于不再牢牢把控立宪改革的权力了，而是把它们下放到地方上，让所有的督抚、地方官员甚至民众参与进来，让全社会都卷入立宪改革当中。事实就是这样，立宪改革原本就不只是朝廷之事，而是全大清与全社会之事，需要调动从朝廷到民间的力量来参与——把改革权力的下放，才是真正的改革之举！ 这一次的真心改革，是袁世凯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是慈禧的“回光返照”，她已经等不到这一切的结果了，“九年办事清单”，竟然成了她交代的最后一件事。1908年11月15日，慈禧在仪鸾殿去世，享年73岁，而在她去世之前不足十二个时辰，37岁的光绪皇帝竟然也离奇离世！光绪和慈禧去世过程
现在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爱新觉罗·载湉，这位深宫里无比寂寞的皇帝。光绪的身体状况一直都是不太好的，1907年，宫廷里的一份档案记录下了光绪亲笔写下的症状：遗精之病已有将近20年，腰、腿、肩、背经常酸沉，耳鸣也有近10年。 1908年春，军机处开始陆续发出廷寄，命令各将军、督抚征召各地名医和上等药材，急速来京为光绪诊治。 在大内，无论是谁为皇上以及皇室其他重要成员诊病，都要把症状、病情、药方等一一详细记录在案，这就是《脉案》。会诊的太医写完《脉案》后，当时就要呈给皇上看，也正是因为如此，太医们写的《脉案》就比较“有艺术”了，主要是怕写重了，皇上一时震怒，难免会处罚太医，所以太医们一般都要尽量在语句上淡化一下病情，遇到皇帝病情十分严重时，还需要先请示军机大臣和内务府大臣才能决定到底怎么写。 但这种情况在光绪皇帝这里不同，太医们担忧的不是自己写重了，只是怕自己“写轻”了，否则光绪皇帝就会大发脾气，暴跳如雷，反过来会把太医们大骂一顿。其实这也好理解，光绪是没有实权的，他的病只有足够“严重”才能引起大家的重视，这个可怜的皇帝并不是真的希望看到自己“病重”，只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他而已。 但是，光绪对朝廷（其实就是慈禧）派来的太医似乎并不彻底信任。档案记载，太医们开的药，他并不是每一剂都服用，而是会仔细检查和分辨，但他也只能找这些人看病，因为慈禧特意下过一道命令：任何人不允许私自给光绪看病或者用药，否则定拿此人是问。 这一年，光绪37岁。遗精和相关的并发症出现了多年，说明光绪的身体确实不好，但所患之病也只是长期病痛，绝没有病入膏肓，更别说有生命危险，否则也病不了近20年。用我们一句熟悉的话来说，光绪真正的身体状况是——大病没有，小病不断。到了10月27日（慈禧去世前的20天），他的身体状况和之前仍然没有显著变化，以至于太医们甚至考虑干脆给光绪停药算了，反正是个长期病，没什么大碍，免得药用多了还适得其反。 那么，在前一年，军机处又为何打着为光绪看病的名号，征召各地名医名药急速来京呢？ 真正的原因是：慈禧病了。 据慈禧《脉案》的记载，从三年前（70岁）开始，慈禧身体状况已是江河日下，精力大不如前，经常小病不断。光绪的病不是最重要的，慈禧的病情才最重要，也才是最高机密，军机处只好打着为光绪看病的名义征召名医名药。 10月30日，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开始亲自为慈禧主治。太医院的最高领导都出马了，说明慈禧的病情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据《脉案》记载，此时慈禧的病情主要是消化不良，肠胃不好，还伴随着拉肚子，需要时不时跑一下茅房，这个病状已经十几天了，一直没有治好。这也难怪，老人家了嘛。 11月3日（农历十月初十），这天是慈禧的生日，慈禧和光绪都出席了庆祝活动，慈禧十分高兴，接受了大臣们的朝贺，而当天，她的《脉案》首次出现了“小水发赤（尿中带血）”，腹泻再加上尿血，这已经是很不妙了。 果然，从11月5日起，连续两天，慈禧都破例没有到中南海勤政殿召见军机大臣。这是不正常的，给出的说法是“太后伤风感冒”。7日，慈禧勉强到勤政殿召见军机大臣，并命令奕劻亲自前往东陵视察慈禧的“万年吉地”（陵墓）；8日，奕劻动身前往。 9日，先期前往东陵视察的礼部尚书爱新觉罗·溥良回京复命，新任直隶提学使傅增湘入宫请训，慈禧和光绪都一一公开召见。虽然召见过程极其短暂（数话而退），慈禧的精神状态也很不好，但她毕竟又能够公开活动了，说明慈禧的病情在加重过程中有反复（正常现象）。 此时的光绪身上仍然看不出什么异样，《脉案》记载的病情也和过去的“遗精并发症”差不多，太医出诊人数、时间均正常，并没有临时加班出诊，甚至数天之内都只有一位太医来为光绪正常请一下脉而已。 而接下来，一切风云突变！ 11月10日，内务府电令在外地的两位医官（张鹏年、陈秉钧）火速来京，令在京的医官吕用宾等就近住宿，又规定内务府相关人员自11日晚上起轮流值夜班。这三位医官都不是太医院太医，是外地督抚遵照之前军机处的廷寄推荐的名医，说明慈禧的病情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事情果是如此，根据军机章京许宝蘅的记录：11日起，慈禧进不了食、起不了床，用医学术语来说，已经到了病危之际。 而令人惊奇的是，之前还一直正常的光绪皇帝，病情急剧加重！许宝蘅记录：六时入直值班，皇上以不能坐，未召军机…… 之前还算正常，到慈禧病危之际时，连坐都不能坐了，实在太过诡异了。这其中的内情军机章京许宝蘅自然是不会知道的，我们需要寻找到一位目击证人——11日当天为光绪出诊的医官。 年初各地督抚接到军机处廷寄之后，他们先后向朝廷推荐名医。直隶总督杨士琦（袁世凯心腹）推荐了一名叫作屈永秋的医官。 屈永秋，字桂庭，广东人，朝廷公派留学生。相信大家还记得，孙文毕业的那一年，李鸿章在筹办我国第一所官办近代西医学校——北洋医学堂，孙文没有来京，李大人选用的就是这个留过洋的屈永秋。屈永秋在培养后出任北洋医学堂总办，后来袁世凯又委任他为天津卫生总局总办。看来，这个屈永秋确实是个西医人才。 在各地进宫的医官中，屈永秋是唯一的西医，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在皇宫中是不那么受重视的。大家不敌视西医就已经很不错了，哪还能让西医来为太后、皇上主治呢？ 正是因为如此，屈永秋进宫之后，只给光绪看过病，从来没有为慈禧诊治过。当然，我们翻阅光绪的《脉案》，是找不到他写的记录的，这并不奇怪：这位老兄是一名西医啊，他是不请脉的。 问题是11月11日白天为光绪出诊的只有屈永秋。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屈永秋向当时杂志的记者讲述了他当天的出诊经历，并写成《诊治光绪皇帝秘记》公开发表。在材料中，可以找到几条极为关键的信息。 首先，光绪虽然突然病重，但在宫内仍然不受重视（中医俱去，左右只余内侍一二人），屈永秋也说明了原因：“盖太后亦患重病……帝所居地更为孤寂，无人管事。”慈禧病危，太医和医官都奉命去慈禧那里抢救，派到光绪这里的就只有他这位从来不受重视的西医了。 然后，光绪皇帝这天病症也出现奇怪的变化。他突然肚子痛，并且痛到满床翻滚（帝忽患肚痛，在床上乱滚），向着四周大叫“肚子痛得了不得”。屈永秋立即上前检查，病状为“心急跳、面黑、舌黄黑”。这让屈永秋也觉得十分诡异，因为这是以前完全没有出现过的症状，并且和光绪之前的遗精并发症（失眠、腰胯痛、头晕）也没有任何联系。 太医不在，屈永秋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余格于形势又不能详细检验，只可进言用暖水敷烫腹部而已）。这是事实，给光绪看病有一套繁琐而严格的流程，即使是太医们在请完脉后，也只能先开张方子，抓药的是一批人，熬药的又是另外一批人。屈永秋是西医，相信他的药箱里也是有西药丸的，但根据慈禧之前的命令，除非有慈禧的批准，才能“私下用药”。现场没有管事之人，只有内侍，在光绪皇帝病情十分严重而又无比诡异的时刻，屈永秋自然也怕惹事上身，于是，连最寻常、照中医方法来说最保险的“用暖水敷烫腹部”，他都只能“进言”，绝对不可能自己动手。 屈永秋很快离开了现场，接下来宫内发生的事情，他就不知道了，但我们马上又能从其他人的记录中发现蛛丝马迹。11日当天晚上，光绪病情进一步加剧，先后有太医杜钟骏等人被内务府急召前来请脉。光绪自己似乎也感觉到了时日无多，他可怜巴巴地问杜钟骏：“你有何法救我？” 12日白天，光绪已经无法进食，说不了话，他病情一路急转直下，严重程度竟然首次超过了慈禧！慈禧虽然起不了身，但至少还能说话，她命令原本在东陵视察的奕劻立即回京。很显然，慈禧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命令领班军机大臣回京，这是要为自己的后事作准备。 11月13日，光绪的病状出现了“眼闭、翻白眼、嘴唇颤抖、流口水”的可怕现象，用医学术语来说，光绪进入弥留，一切都已经回天无力了。 14日，朝廷突然发布了一道比较长的上谕。在这道上谕中，首先回顾了光绪的病情，说明朝廷一直在为光绪“征召天下名医名药”，现在再次命令各将军、督抚继续派良医火速进京，哪怕是民间郎中也无所谓，都准许进宫。熟悉朝廷“政治语言”的人都知道，这道上谕看上去是为光绪的病情继续想办法，实际上是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尽力了，但光绪也快不行了，不久将有重大消息发布。 果然，14日18时33分，光绪在瀛台驾崩。从11日发现他的病情突然加剧开始，短短三天的时间，光绪的病情直线下降，并且没有反复，直接进入了死亡。 第二天未时（15日下午1时至3时），慈禧也跟着光绪的后脚去世，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竟然恰好死在了没什么大病的壮年男人之后，前后相差不到一天！ 慈禧去世前，她做了权力交接。由于光绪没有儿子，慈禧命光绪的弟弟醇亲王载沣两岁半的儿子溥仪过继到光绪门下，继承大统，成为新皇帝，光绪原来的皇后叶赫那拉·静芬（慈禧的侄女）升格为皇太后（后上徽号为隆裕太后）。溥仪年幼，生父载沣为摄政王，大权掌握在载沣和隆裕这一对叔嫂组合的手里。 关于权力布局的事情我们接下来再说，现在我们要来破解光绪的死亡之谜了！慈禧毒杀了光绪？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光绪死于谋杀的可能性非常大，而最大的嫌疑人自然就是慈禧。一直以来，只有慈禧能掌控光绪的医药、身边的内侍和生死，也只有慈禧是那个既能谋害光绪又不会被追究的人。 不过奇怪的是，当时流传最广的最大嫌疑人却不是慈禧，而是把矛头指向了另外一个人——袁世凯。 朝袁世凯泼污水的，自然就是康有为。 11月14日，光绪去世的同一天，在海外的康有为得到消息后，立即给美国总统罗斯福拍了一封电报，指责是袁世凯谋害了光绪，请求美国联合其他“民主国家”，对大清王朝的权力变动不予承认，阻止慈禧任命的摄政王载沣、袁世凯等大清反动势力上位。很显然，此时的康有为虽然消息灵通，但并不十分了解朝廷内幕，他还认为载沣和袁世凯是一伙的，把他们捆绑在一起营造一个“反动集团”，想拉美国下水去干涉大清内政。 罗斯福方面没有回音，康有为只好第二次致电，这次他倒没有把袁世凯和载沣捆绑在一起，也忘了刚刚说的载沣是反动势力。电文中声明的是袁世凯正在利用隆裕太后“破坏世界和平”，希望美国军队能够保护他秘密进入美国驻北京使馆，亲自与载沣会面，挽救大清局势。 罗斯福方面还是没有任何回复。康有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海外大肆发表文章，攻击袁世凯：袁世凯“出卖”变法，倒向慈禧，害怕将来被光绪反攻倒算，于是在慈禧去世前谋害了光绪。康有为还呼吁摄政王像当年康熙除鳌拜那样，诛杀袁世凯。 康有为这么做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慈禧时代结束了，康有为急切地想重返大清政坛，而袁世凯是清楚他当年围园杀后内情的，不除去袁世凯，康有为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只好先倒打一耙。 虽然光绪去世时，康有为不仅没有在现场，连在大清国内都没有，但他这种“权臣害皇上”的说法影响了很多人，之后的每一个传言都煞有介事，比如传说光绪临终前曾下密诏给隆裕或者载沣，杀掉袁世凯。《旧京琐记》还记载：光绪生前每天写“杀袁世凯”泄愤（日书项城名以志其愤），就连后来的溥仪在写作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时，也写道他“听人说，光绪是被袁世凯派人用药害死的”。 这些说法都绘声绘色，然而却是站不住脚的。要知道光绪被慈禧幽禁于中南海的湖心孤岛瀛台，一直被慈禧派人严格“保护”，首先就是防止光绪自杀，其次正是要防止有人谋害光绪。光绪一死，就破坏了慈禧以太后名义临朝训政的模式，所以说，除非有慈禧的旨意，任何人包括袁世凯在内，都是无法在守备森严的皇城之内谋害光绪的。 那么慈禧会不会指使袁世凯或者奕劻谋害了光绪？只要仔细想想，这个可能性也是没有的。 很简单，谋害光绪，这是慈禧在为她去世后的最高权力布局做安排。此时此刻，最需要防备的就是庆袁这样的权臣，防止他们插手此事，否则慈禧就得付出与他们合谋的代价，比如授予他们在自己去世后更大的权力，而光绪的一切原本就掌控在慈禧手里，她只要交给身边一个小小的太监去办就可以了，慈禧“杀鸡焉用宰牛刀”？ 多年以后，我国著名书法家启功在《启功口述历史》中讲述：他的曾祖父溥良曾经看见一个太监奉慈禧之命给光绪帝送去一碗“塌喇（酸奶）”，不久，光绪死了。 光绪到底是不是死于一碗“酸奶”？多年以来，启功的这种说法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但我们知道，时任礼部尚书的溥良是在9日入宫向慈禧复命，恰恰在11日，光绪的病情急转直下，至少从时间地点上说，溥良所言是经得起检验的。 民国二十年（1938年）左右，光绪的陵墓被盗，地宫和棺椁被打开，尸体被丢在棺材外（在此严重谴责一下盗墓人士）。虽然盗口当时就被填埋了，但尸骨一直暴露在外，直到1980年才被有关部门重新清理和封闭进棺椁。在封闭之前，当地县城医院和防疫站曾对尸骨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检测，结论是：没有发现外伤和明显中毒表现。但鉴于当时的检测水平，这并不是一次精密的检测，好在封棺之前，有关部门把光绪的一些头发、遗骨和衣服另外保存了下来，留待日后再检。 从2003年开始，更加权威的部门又对这些保留下来的遗物进行了检测，这次有一个重大发现：光绪的头发、衣服等含有高浓度的三氧化二砷，这是砒霜的主要成分。现在，只要我们能够有力地排除光绪陵墓被盗时没有受到污染，盗墓人士当时没有使用同样可能富含三氧化二砷的消毒粉剂之类，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光绪死于砒霜中毒，准确来说是急性肠胃型砒霜中毒，也可以正式联想到那碗“酸奶”了。 只可惜，当时盗墓的现场也许永远无法还原了。光绪到底是不是死于谋害？凶手是不是慈禧？历史也许在这里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谜案，我们只能期待将来会有新发现了。 而我们说慈禧有谋害光绪的最大嫌疑，并不只是从光绪死亡的过程来推断，还因为她对去世后的权力布局，正是在这场慈禧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权力布局中，隐藏着谋害光绪的动机！慈禧为什么要谋害光绪？
慈禧去世的前两年（1906年），年轻的醇亲王载沣得了一个儿子，取名为溥仪。在慈禧看来，溥仪的出生简直就是上天送给她的一个礼物。光绪无子，将来只要把溥仪过继过来继承大统，她的侄女静芬就能重复当年慈禧的老路：升格为皇太后，以太后的名义听政，把控最高权力。 但是，按照朝廷家法，君幼，必须再设摄政王或者顾命大臣、议政王等等（慈禧时代，奕?一直为议政王，只是慈禧比较厉害，一直牢牢把控权力），那么如果立年幼的溥仪为帝，这个摄政王又是谁呢？自然就是溥仪的老爸——同样年轻的载沣！也就是说，在慈禧这里，她不是先看中了载沣作为摄政王，是出于让静芬听政的需求，先挑中了年幼的溥仪，载沣才因此成为摄政王。摄政王，不过是慈禧要延续叶赫那拉氏的娘家人把控最高权力而给载沣安排的一个工作。 事实正是如此，慈禧的遗诏明确规定，帝国的最高权力掌握在载沣和隆裕手中：一般军国政事由载沣在前面顶着，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隆裕太后懿旨者，由载沣随时面请施行。也就是说，隆裕享有最终裁决权。 慈禧的遗诏是这么规定的，现实条件也有利于隆裕。想想当年慈禧开始听政时，她还只有26岁，奕?28岁，现在隆裕已经40岁了，比当年慈禧接手时还大了十几岁，载沣（25岁）却没有当年奕?的年龄。隆裕只要有慈禧一半的手段，她完全有条件再像当年的慈禧一样，让大清的最高权力最终落于叶赫那拉氏之手！ 这就是慈禧谋害光绪的动机。在慈禧去世的时候，只有光绪去世，溥仪才能上位，隆裕的听政才能实现。不过人算不如天算，慈禧把掌控最高权力的机会留给了隆裕，隆裕却没有这个能力。她确实处处想学当年的慈禧，也在宫内玩起了垂帘听政，慈禧宠信太监李莲英，她就宠信太监小德张。但慈禧的宠信是因为李莲英处处听她的话，坚决彻底执行慈禧的命令，到了隆裕这里却是她听小德张的——其实谁的话她都听，因为她本身并没主见和决断。 看来一切都要靠年轻的摄政王了。 而慈禧的权力布局并没有落幕。君主专制王朝里的权力就是凶器，它每一次的交接和变动不是要抓几个人就是要血溅四方。对于庆袁这两个大清权势最大的大臣，慈禧又希望她的接班人如何处理他们呢？
第十三章 慈禧留给载沣的政治遗产：袁世凯
慈禧去世前希望如何处理袁世凯？
接班人如何处理前朝权臣，这是无法写到遗诏里面的，写了也没有用，一切都要靠接班人自己去领悟，拿出自己的手段。要领悟慈禧的遗志，需要了解大清朝一段著名的往事。 乾隆时期，也有一位权势冲天、财富惊人的大臣，他就是和珅大人。这位和大人几乎占据了大清的大部分财富，也一直是乾隆的心腹。乾隆去世后，儿子嘉庆继承大统，他上位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高调反贪，把和大人赐死并抄家。抄家所得达八亿两白银以上，相当于当时朝廷15年以上的收入，朝廷顿时有钱了。 当时所有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乾隆皇帝就那么昏庸，竟然让一个巨贪在自己身边几十年之久而没有半点察觉？为什么和珅也屡遭弹劾而乾隆就是不处理？ 其实，这正是乾隆留给他儿子的政治和经济遗产。 乾隆当政时，正是所谓的康乾盛世。与过去相比，老百姓的日子确实好过一点了，一般人家都能吃饱穿暖，再有余粮闲钱的人开始做生意，去发展工商业。根据一般的逻辑，这是好事，朝廷应该出政策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让老百姓进一步富裕起来，朝廷也可以构建一个富人阶层来稳定社会，以民富最终达到国强。然而，皇权的逻辑却并不是如此考虑。“士农工商”，商是排在最末尾的，也是始终被君主专制王朝视为大敌的。重农抑商是千年传统，大清也不例外。 很简单，如果民间有一个稳定而且广泛的富人阶层出现，就会带来很多的改变，首先自然就是体制不再具有绝对的吸引力——想想看，如果混体制不能带来更多的好处，谁还愿意为体制去卖命啊？然后就是思想上的活跃，人们会索取越来越多的其他权益，比如对政治权利、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发展和生活环境的要求等等。这就相当于要求朝廷变成一个真正为老百姓、为社会服务的朝廷，它的很多权力都要受到约束，会向着“小朝廷、大社会”的方式转变，朝廷传统政治架构会受到根本性的冲击。我们前面说到的买办郑观应、刘学询等人正是有此举。 这就是说，发展工商业并不是王朝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维持老百姓们适度贫困甚至始终维持可以在不加税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入贫才是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在这一点上，乾隆皇帝是真正的“英明神武”的。他一边通过“文字狱”禁锢活跃思想的苗头，一边还要想办法既不能让老百姓们太穷（免得造反），又不能让老百姓太富，抑制工商业的发展，以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 这后一条实在是太难了，毕竟大清开国以来几十年的长治久安和人口红利带来了对财富的欲望，也带来了民间财富的积累。靠增加百姓们的税赋？这有一个度，不能无休止地加下去，朝廷也是要讲脸面的，更何况当年的康熙爷还定了一个“永不加赋”的规矩。看来用合法渠道去把民间滋长的财富掠夺到大清朝廷是行不通了。 这时候，乾隆身边的敛财高手和珅横空出世了。他没有政治野心，乾隆的话就是他的最高指示，银子就是他的最大爱好，但此人并不只有永远满足不了的贪污之心，还匹配着炉火纯青的贪污手段。有了这样一位巨贪，大清各地、各级官员的银子源源不断地流向和大人这里。而官员们的银子是从哪里来呢？自然也是从民间搜刮而来。如果把和大人比作一根吸血管，大清各级官员就是伸向民间每一个角落吸血的毛细血管。和大人所贪的每一两银子，归根到底都是通过这个庞大而完备的吸血机器从民间吸血而来。民间财富终于汇聚到了一个巨贪手里。 接下来呢？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乾隆留着和大人不杀，把他养得很肥，肥得不能再肥，留给自己的儿子嘉庆去杀。嘉庆这个新主一上位，立即打掉了一只“特大老虎”，除去国之巨贪——这是一笔巨大的政治遗产；然后和大人被抄家，嘉庆又获得一笔巨大的经济遗产。这就是所谓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新朝的百姓们对新皇“打特大老虎”拍手称快，却忘了这个和珅巨贪也正是朝廷自己养成的。和大人贪污的每一两银子、每一件家什，都是他们的父辈创造的，而不是官员们创造的，更不是和珅创造的。而可怜的和大人，他也不过是一个二道贩子，一个从民间吸血的运输队队长，他在乾隆朝所贪的大部分的钱，不过是要变成乾隆儿子反腐反贪的合法收入。换一种方式来说，“和珅”本身就是朝廷巧立的一个名目，有了这个名目，号称“永不加赋”的朝廷相当于对百姓加了15年的赋税！ 对于大清朝廷来说，既搜刮到了民脂民膏还不用背负骂名，甚至还能宣扬“打虎”的美名。大清朝廷先纵贪，然后再反贪，然后再纵贪，然后再反贪……“盛世”之下的大清百姓创造的大部分财富最终落入了朝廷的口袋，工商业从源头上被压制，民间的财富永远无法超过朝廷的财富，永远是“大朝廷、小社会”，朝廷永远能够用钱来控制子民，朝廷永远是铁桶江山！现在，慈禧也留给了她的接班人一个这样的人，只要扳倒他，新主就能迅速获得政治资产，又能获得白花花的银子。 这个人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他就是奕劻。 奕劻号称“晚清第一巨贪”，这么多年他到底搜刮了多少银子，这是一个谜，只知道他在汇丰等外资银行有大笔的存款——这样看来，即便赶不上当年和大人，富可敌国也是不在话下的，而他又是首席军机大臣，慈禧时代的二把手，拿下这样一位“特大老虎”确实又能让朝廷名利双收。当然，和当年的和大人不同，奕劻毕竟是亲王，也是爱新觉罗的子孙，一刀砍了他也是不太好的，但至少要免职定罪，巨额财产上缴朝廷，判个终身监禁。 载沣决定动手了，他自然也知道新主上位，处理一两个权臣可以迅速奠定权威。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载沣并不是要处理奕劻，而是要——杀掉袁世凯！载沣罢免袁世凯
早在军机处的时候，载沣和袁世凯就结下梁子了。当初慈禧把载沣和袁世凯前后调入军机处，本来是希望载沣好好向袁世凯学习学习，搞好关系，没想到结果适得其反。当时袁世凯在强力推进第二次君主立宪制改革，难免要到军机处念叨念叨，看到袁世凯又在一遍遍老调重弹，一副完全不把皇权放在眼里的模样，年轻气盛的载沣和他激烈地争辩起来，最后，载沣竟然拔出手枪想杀掉袁世凯。还好，旁人拉开了载沣，袁世凯也跑得快，没有造成紫禁城流血事件（醇王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向余射放）。 需要注意的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袁世凯的第二次君主立宪制改革时期（1907年），而不是长期以来流传的第一次君主立宪制改革时期（1906年）。我们是从袁世凯给他三哥袁世勋的家信中证实了准确的时间（弟本已兼协办太学士人赞军机，本月初六奉召入京）。这就是说，当载沣枪指袁世凯的时候，离慈禧去世也只有一年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里，就算是搞关系的高手袁世凯也没有办法修补好他与载沣之间的裂缝。直至慈禧去世，载沣上位，这个梁子还是存在。 从上面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载沣一直对袁世凯怀有成见，认为袁世凯的眼里只有“君主立宪”，是对皇权的巨大威胁。慈禧去世了，载沣自然起了杀袁之心，既要杀袁，自然也就不会处理奕劻了。 载沣的周围已经团结了一批想杀袁的皇族亲贵，但只有亲贵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载沣开始试探军机大臣的态度。 奕劻和张之洞都强烈反对。 载沣痛苦地发现，他可能杀不了袁世凯了。内有军机大臣反对，国际上，估计除了日本人会支持杀袁外，与袁世凯关系较好的英美等国等会强烈反对。载沣不敢负这个责任，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杀不了袁世凯，那就把他赶走吧！ 溥仪的年号定为宣统，1909年为宣统元年。1月2日，在慈禧逝世45天后，载沣以宣统的名义发布上谕：袁世凯是个人才，朕正想重用，不过袁世凯现在腿脚不方便，上班比较困难，为了体谅他，我们决定开缺袁世凯，让他回老家养腿病，以示朝廷体恤。 载沣真的只是想把袁世凯赶走而已，问题是袁世凯被吓得不轻。慈禧已经去世了，那个既可以打压他，又可以保护他的人已经不在。接到上谕之后，袁世凯决定：逃！ 顾不上清点家产和带上所有的家人，袁世凯只带上了部分家眷，从北京仓皇出逃，匆匆逃进天津租界，还准备提取点银行存款逃到国外去。好在等冷静下来之后，袁世凯和众亲信幕僚都判断：载沣应该暂时不会动手，目前服从圣命是唯一明智选择。于是，1月4日，袁世凯返回北京。圣命如山，1月5日下午5时，袁世凯就乘坐火车离京，灰溜溜地回河南老家“养腿病”去了，狼狈不说，还要装作一瘸一拐的样子，以配合朝廷对他“病腿”的说法，十分凄凉。 在袁世凯最需要有人力挺和支持的时候，朝廷里传说中的“袁党”并没有出现，袁世凯一手提拔的北洋系新军将领也没有一个人表示公开的抗议，甚至没有一个将士前来送行。袁世凯也知道，外界一直风言风语，说北洋新军是他的“私家军”，那只是因为他在慈禧时代受到重用，权势冲天，北洋新军将领才会向着他。包括袁世凯自己在内，所有人的俸禄是朝廷发的，职务需要朝廷来任命，钱、权和名气都是朝廷的，袁世凯只不过是会用而已。袁世凯现在正处于人生中最低潮期，寄希望于这支军队来为自己保驾护航，恐怕是要失望的，想依靠自己在军界的影响力来与朝廷对抗，那更是天方夜谭。正是因为如此，虽然早就风闻载沣可能会对自己动手，袁世凯也没有为自己提前作什么军事上的部署，因为他无法作这种部署！ 在忧心忡忡地回到河南之后，袁世凯仍然日夜处于惊恐之中，甚至被载沣这个25岁的年轻人吓得一夜白头（当时拜访袁世凯的王锡彤形容他“须发尽白，俨然六七十岁人，知其忧国者深矣”），袁世凯当然不全是“忧国”，更是担忧他自己的生命安全，即使已经无官一身轻了，他还保留着在军中随身携带胶鞋的习惯，准备随时再跑路。 而袁世凯的生命威胁也终于被解除了。解除它的是一群洋人，当北洋军将领普遍沉默之时，他们为营救袁世凯付出了实际行动。 早在罢免袁世凯的上谕发布之后，英美两国驻北京公使分别向朝廷提出抗议，对朝廷“突然罢免一位改革派的大臣表示严重关切”，担忧大清会回到过去保守、僵化的老路，甚至担忧会出现义和团式的排外事件。这会损害英美等国的切身利益，因此希望朝廷不要再继续处罚袁世凯，否则难保国际社会不会对大清作出进一步的反应和制裁。 在英美两国的强硬表态之下，日本也不得不做出表态。他们私下向载沣表达意见：不要进一步处罚袁世凯，也不要株连所谓的“袁党”，以免政局发生动荡。 载沣不得不彻底熄灭了“杀袁”之心，袁世凯暂时没有了性命之忧。现在，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下，“杀袁”也是慈禧希望的吗？ 并不是。慈禧希望载沣做的很简单：继续用好他。 袁世凯是汉臣，他在朝廷推进立宪需要获得亲贵的支持。在慈禧年代，袁世凯选择的是奕劻，而慈禧正是希望载沣在拿下奕劻之后，取而代之，变之前的庆袁组合为“载袁组合”。载沣需要借袁世凯之力继续推进君主立宪制改革，同时也要成为袁世凯的强大靠山，这一切的秘密都隐藏在那张“九年办事清单”中。慈禧的这张清单既是留给官员们的，更是留给载沣的。只要载沣不是昏了头，他一定明白：离开了袁世凯，清单能否顺利兑现都是问题，毕竟只有袁世凯才是大清“改革第一人”，也只有他才能主导改革的走向，推进改革的进程，稳定改革的大局。 在慈禧这里，载沣的关键就是如何用人。正如当年的奕?用好了曾国藩、奕劻用好了袁世凯一样，慈禧相信载沣不会傻到真的把袁世凯给抛弃了。袁世凯，实在也是慈禧为载沣留下的另一笔政治遗产。 至于隆裕，她要做的就很简单了。之前的慈禧一直强力把控着袁世凯立宪的大方向：参照日本模式实行“实君立宪”。这并不是解除皇室权力，只是限制皇室权力，那么对于隆裕，慈禧希望她能够取代当年的自己，超然于上，驾驭好这对“载袁组合”，成为最后的裁决人。 这就是慈禧布局中关于权力交接的最终秘密：载沣取奕劻而代之，隆裕取慈禧而代之，而继续用好袁世凯才是关键。只可惜无论是隆裕还是载沣，他们并没有这样的眼光和胸怀，他们不是要组成新的“载袁”，恰恰是要宰袁！现在，赶走了袁世凯这员立宪大将，抽掉了袁世凯的办事平台，载沣要独自推进“九年办事清单”了！责任内阁成了“皇族内阁”
根据“九年办事清单”，1909年，各省要一律开设咨议局。载沣首先抓的是这件事情。他态度十分积极，严令各省督抚迅速开办，不得延误，否则严惩不贷。督抚们开始抱怨了，纷纷上奏在这一年之内开设咨议局有很多困难，但载沣态度强硬，他要求除新疆之外，其余各省必须如期完成咨议局选举。新疆是因为地域太广，一时投票选举有困难，这才网开一面。 新主刚刚上位，督抚们也不敢明确对着干。于是到1909年10月，除新疆之外的各省都如期完成了咨议局的选举，形势很好。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九年办事清单”上绝对没有的。 11月，咨议局刚刚成立，在督抚们的幕后支持下，各地咨议局开始大规模云集北京请愿，要求朝廷把慈禧定下的“九年办事清单”提前执行，并提出了两个具体要求：提前成立责任内阁和提前召开国会！ 载沣十分震怒，出动军警造成了流血事件，但是咨议局的态度十分坚决，发动了学生、市民参与其中，朝廷已经压不住了。1911年1月17日，载沣不得不颁布上谕，作出重大让步：原定于1916年成立责任内阁的时间提前到1911年，原定于1916年后开设国会的时间提前到1913年。 1911年5月8日，载沣果然发布上谕，裁撤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袁世凯在第一次立宪改革中的设想终于实现了。然而，大家还没来得及兴奋，却惊奇地发现，在13名新内阁成员中，汉族阁员只有4人，满族阁员有9人——其中皇室亲贵阁员就有7人，而且全部占据要害和关键部门，可以称之为“皇族内阁”！ 相信大家要问了，为什么载沣要狠抓咨议局的选举？咨议局成立之前，督抚们的态度很不积极，而咨议局成立之后，为什么态度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反过来要挟朝廷提前了？ 按照设计，咨议局是地方议会，是要监督和限制督抚和地方官员的权力的，也就是分督抚之权的。在载沣看来，到时候地方议员和督抚们就会争相向朝廷“争宠”，有利于朝廷对各地督抚分而治之，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皇权。这就是载沣的目的。 其实从督抚们一贯的表现来看，加强中央权威也是必要的，但是，载沣眼里的加强中央权威，就是“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强化皇权。于是他赶走了立宪大将兼权臣袁世凯，试图对督抚分而治之，拉拢亲贵中的“特大老虎”奕劻。他并没有想过，如果重用袁世凯，有效地推进人心所向的立宪，这才是真正的加强中央权威！ 载沣要加强皇权，督抚们自然要作出反弹。各省咨议局都如期成立了，但我们只要了解一下选举过程，就能发现其中的秘密了。 咨议局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是有资格要求的，最重要的有三条：首先他要有一定的官职（乡绅、秀才和新式学堂毕业生也算）；然后他要有一定的家产（不少于5000银元）；最后还要求有中学或者同等以上学历。如此一来，被选上的大多是原来“立宪派”。他们原本就是和督抚们关系密切的士绅，以前一直在通过各种途径争取立宪，袁世凯就是他们最大的争取对象；现在，袁世凯被开缺，载沣本人在立宪领域又几乎没什么资历，议员的立宪派们自然要怀疑载沣的立宪诚意，而督抚们既要防备立宪派来“分权”，又想联合他们去对抗载沣的中央集权，于是躲在幕后支持他们反过来向朝廷施压！ 地方上的立法权和行政权竟然还可以勾搭在一起，这也是世界宪政史上的奇观。在请愿运动中，议员们的主要诉求是“提前召开国会”，而督抚们的主要诉求是“提前成立责任内阁”。国会是议员们进军中央权力的舞台，但官员不能当议员，责任内阁才是督抚们进军中央权力的舞台。载沣正是“敏锐”地发现督抚才是请愿的幕后支持者，这才首先满足督抚们的诉求，把成立责任内阁的时间大幅度提前到1911年，然后才把开国会的时间提前到1913年。 既然提前成立责任内阁是在被要挟的情况下同意的，那么载沣也必然要做出他的反弹。这个反弹就是成立“皇族内阁”。 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大清喊了几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面目彻底暴露了。洋务运动虽然只变革技艺，但技术的变革必然会带来制度的变革，而朝廷之所以总是无法作出根本性的政治体制变革，因为朝廷也清楚，根本性的变革就是要消灭这个君主专制体制。这一点慈禧很清楚，所以她拖着不办，把这个烂摊子交给自己的继承人，相信他们有智慧和能力来处理；而载沣怕丢了祖宗江山，本来就不想立宪，也不敢立宪；官员们怕失去既得权力和利益，也不想真正地立宪；咨议局的议员们倒是希望立宪，登上权力舞台，不过他们的实力还很弱小，只能被原本要去监督的地方督抚反过来利用。于是，短短两三年之内，“九年办事清单”的进度和内容都严重偏离了。大清从最高领导层开始的整个官僚系统哪里是在真正立宪？不过是借立宪之名强化皇权和争权夺利，一起促使大清“向后转”罢了！ 虽然这个内阁叫作“皇族内阁”，听起来好像皇族就成了铁板一块，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去对付那些要挟朝廷的督抚，但实际上，它的内部也分成了多个派系。你拆你的台，我使我的招，就差打起来。它的关键岗位是这样分布的： 总理：奕劻 副总理：那桐、徐世昌 海军大臣：载洵 陆军大臣：廕昌 邮传大臣：盛宣怀 度支大臣（财政大臣）：载泽 很明显，一场为立宪而组建的责任内阁，它的首任总理，竟然是大清最大的贪官奕劻，载沣的这张名单也真不知道该怎么服众。对于这三位总理级别的大臣们其实都是亲袁派，载沣心里也是清楚的，所以接下来的这些人物才是关键，他们将在载沣和隆裕的领导下，把控最重要的军权和财权，架空奕劻等人！ 海军大臣和陆军大臣虽然排在奕劻之下，但军事的问题并不归总理管，他们直接向载沣报告，只要在事后知会奕劻一声就行了。而在责任内阁之外还成立一个军咨府（相当于日本的参谋本部），辅助载沣把控一切军权。军咨府的负责人是谁呢？不好意思，他和海军大臣载洵一样，都是载沣的亲弟弟。“亲不亲，自家人”，载沣已经通过两位亲弟弟把控了大清的枪杆子。 邮传大臣盛宣怀，这是李鸿章的经济大管家。1901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理兼北洋大臣之后，清洗李大人的势力，打造自己的北洋势力。盛大人就在清洗之列，一度在官场靠边站，直到袁世凯被开缺，盛大人才瞄准时机，以“六十万金”贿赂高官，这才出任邮传大臣。 而老盛贿赂的这个人正是度支大臣载泽。 载泽不仅是皇族亲贵，还是隆裕太后的亲妹夫。在慈禧时代，太后是慈禧，这种关系并不显赫；慈禧去世了，太后变成了隆裕，意义就不一样了。载泽其实早就瞄上奕劻的内阁总理之位， 隆裕自然是会支持他的，但也要和载沣搞好关系。载沣要集权，还要集资，只有枪杆子，没有资金和资本，收买不了人心，办不成事。载泽抓住了载沣的这个需求，他的计划是：先把大清重要的财权统统收回到朝廷，成为“替载沣把控大清钱袋子”的不二人选。 盛宣怀已经成为了载泽、载沣最重要的帮手，也就是说，他能够绕过总理奕劻，直接“通天”。在最高层的支持下，通天人物盛宣怀即将开始一项重大行动。正是从这项行动开始，席卷大清整个官僚系统的权力斗争即将全面升级。它有发生在责任内阁内部的，也有发生在朝廷与地方官府之间的，议员、士绅、新军等等无不卷入其中，最终将为大清最后的解体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十四章 从保路运动到武昌起义
载沣为何支持铁路干线国有？
作为主管大清铁路、电报等产业的邮传大臣，盛宣怀给载泽出的主意正是：把地方官府修筑铁路干线的权力收回朝廷所有，把各地已经成立的商办铁路公司变为国有，简称“干线国有”。 这项政策其实从慈禧去世的前两年（1906年）就开始酝酿了，却一直没有真正执行，因为它一直遭到地方官府的抵制。 一直以来，像铁路、电报、航运等暴利行业，大清都是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从来没有真正地向市场开放，从来不允许民间的百姓们来投资赚钱，只能让朝廷自己当总包工头，这些企业就是“官企”。需要注意的是，“官企”其实并不是天然的暴利，只是由于垄断，就造成了暴利。但暴利是暴利，“国家”却并没有从中真正获得多少好处。 《泰晤士报》驻北京莫理循就曾报道：英国每年从他的内陆电报中取净利润2500万两，可是大清的人口比英国多十倍，电报收费也比英国贵（例如从北京发16个字的电报到天津，收费3.2美元），大清国却从电报业中得不到一点利润；利润都被管理电报业的当权者榨取一空。 于是乎，“官企”对外普遍只公布营业额，很少公布利润。公开的营业额逐年增长，暗地里的利润却很可能逐年下降甚至亏空，还要反过来伸手向“国家”要钱以填补亏空。即使有一两家利润丰厚的，管理这些“官企”的人也不会把利润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而是几乎都投向了当铺和房地产等来钱更快的产业，进行投机赚钱。这就不奇怪大清洋务运动多年，“官企”中仍然没有一家能拿得出手的像样企业。 现在我们知道了：大清的“官企”，它不是属于大清国的，更不是属于大清百姓的，它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私企”，是皇亲贵族和权贵们的私企。他们打着“国家”的旗号，霸占着这些企业，成为他们的提款机和洗钱工具。最后，朝廷也没有这么多银子来填补亏空，不得不向列强借款——引进外资，比如向外资银行借款修筑铁路。而外资银行自然也不会来个“无抵押贷款”，他们需要朝廷以铁路的经营权甚至铁路沿线的采矿权作为抵押，这自然又引发了爱国人士的不满。 没办法，朝廷只好把由“官企”垄断的部分行业的经营权，由朝廷下放到地方官府，由地方官府向民间资本集资，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称之为官督商办或者商办。“官”之外总算有了一个“商”，看上去是进步了。 在盛宣怀提出这个主意之前，大清的铁路修筑从官办到引进外资再到官督商办和商办，已经在所有模式里做了一个全套。全国最重要的两条干线铁路是广州至武昌的粤汉铁路，以及成都至汉口的川汉铁路。由广东、湖南、湖北以及四川四省官府组建商办的铁路公司，吸引老百姓以出钱入股的方式持有铁路股票，并且不再引进外资，宣称这两条干线铁路光荣地成为了“爱国之路”“完全由清国人自己修的铁路”。 但问题是这四个省向老百姓集了不少资，铁路却基本没修成。比如在粤汉铁路沿线，参与投资的华侨们气愤地发现，工地上到处露天堆放着成堆的铁轨、枕木，任其日晒雨淋，生锈腐烂，没人去管；而在川汉铁路，开工一年半，花了400多万两银子，总共只修通了30多里。汉川铁路本来还请来了著名的詹天佑，可是詹天佑也没有办法，他只能解决技术问题而非官场问题。当他批评一个项目负责人不认真时，这位不知是哪位大官安插进来的小老爷竟然连理都不理詹天佑，径自离开去办理私事去了，詹天佑被气得目瞪口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这里没有可依靠之人，却还要把他们当作是善良的同僚，只要我一得到自由，我就要另谋他职。四川的路，那是修不通的！ 对于百姓投资者来说，当初花银子是为了投资修铁路的；铁路不修，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四省铁路公司股票的价值每天都在贬值，在市面上已经全部跌到票面价以下了。比如兄弟你之前受了“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的鼓动，狠心花1两银子买了一股，现在要在市场转卖出去，对方只能出半两，甚至连半两都不愿意出。 大家总算是明白了，所谓的官督商办和商办，其实还是没有“商”的，对于资源和市场，朝廷从来没有真正地放开过，只是换了一个手段来管控。商办绝不是在商言商，而是在商言政，没有官老爷点头，商民必不敢办，它的本质是在官府垄断资源的情况下，以这个资源为诱饵，诱骗民间资本进行投入。最终在这些企业里“选举”出来的总理、总办以及任命的各级办事员等等，既不是代表民间股东的利益，也不是代表“国家”的利益，仍然是朝廷或者地方上的各路神仙通过各种途径安插进来的利益代言人。这些人自然也是标准的官僚，每天领着数目可观的薪水混日子，从来不会真正关心本职工作，继续当好权贵们的提款机和洗钱工具。 号称把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商办”的朝廷仍然变着法子掌控着资源和市场，这就没办法从根本上改变官本位的问题了。大清的官场和社会向来都是大家都“往上看”，恨不得把眼睛睁着铜铃一样大，最终的结果是有什么样的官，就有什么样的民。只要官场一腐败，便是全民腐败，让原本还在逐渐与商业规则接轨的“商”，也不幸沾上了“官”的毛病，整个商场和民间也学会用官场的方法来办事。 百姓投资者们欲哭无泪。当初之所以投资，是相信投资铁路这样的“国家工程”，回报应该丰厚有保障；现在才发现，想通过与官府做生意发财，那真是一个大坑啊！所以他们只有一个想法：想办法出让股份，爬出坑去，再也不与官府做生意了。他们不仅对四省的地方官府失去了信心，对整个大清朝廷也失去了信心。很显然，在一个官员们需要时刻“往上看”的体制里，如果地方上大面积贪腐，朝廷里却纯洁得像朵白莲花，那也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开展洋务运动多年，大清的子民视野也开阔了，逐渐看清了大清整个官僚系统的流氓本色。地方上假公济私，难道朝廷里不是假公济私！ 了解了百姓投资者的这种心态，这就很好理解地方官府和载沣的态度了。对于地方官府来说，他们好不容易把这些百姓投资者拉上了贼船，让大小官员有了中饱私囊的机会，怎么会轻易放弃这个打着“商办”旗号的发财机会呢？ 而对于载沣来说，“干线国有”之后，又回到了“官办”，自然也要去重新引入外资，因为朝廷是没有钱修路的。这看上去只是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过去的老路上，但对载沣的意义是不同的。他的“官办”，就是起用自己人去办，把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变成“国有”，其实就是变成载沣这个利益集团的所有。只要有了修路权，掌握了这些已经成立的商办铁路公司，就能以“国家”的名义从外国银行中贷到款，不仅可以牢牢把控这部分资金，其中涉及的回扣、大小官位的出售等等，都可以由载沣集团来主导了。这等于打着“国家”的旗号光明正大地夺走地方官府的机会——公款、私款、黑钱都让载沣集团一把给捋了回来。这就是有了修路权，就把控住了钱袋子。所谓“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这句话的关键点只是，万两黄金由谁出？谁来管？怎么管？ 当然，民间投资者对地方官府怨声载道，只想早日脱身的状态，他也是了解的。只是载沣还相信“大清国”这块金字招牌，他认为把原本的商办铁路公司变为国有企业，让百姓投资者变为国家股东，一定会受到百姓投资者欢迎的。这一定是一项大受欢迎的“民心工程”！ 以如何修铁路为代表，大清的经济体制改革陷入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之中，和政治体制改革一样，也到了必须要作出根本性的变革的时候。其实载沣也清楚，只要没有真正地放权，就是假改革，现在需要的是真正地商办、真正地市场化，但这又是需要和政治体制改革中的立宪相互配套的。既然在政改领域，载沣不能也不想真正地立宪，那么在经改领域，自然也要为了祖宗的江山，打着“国家”“民心”的旗号光明正大地“向后转”，把“干线国有”上升到保江山的高度。载沣对实施这项政策的信念是坚定的，态度是强硬的。 只是载沣并不知道，一切都还回得去吗？保路运动真相
1911年5月5日，根据事先安排，给事中石长信上奏，提出“干线国有”政策，载沣迅速把奏折批转盛宣怀的邮传部“研究”。5月9日，盛宣怀奏复，竭力赞成石长信的主张。于是，5月9日当天，载沣发布上谕宣告“干线国有”政策正式实施！ 大清铁路的每一根钢轨，都纠缠着利益，如此重大的政策，仅用四天时间就批准了，效率真是高得惊人。不过，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另外一个时间就能发现其中的秘密了：5月8日，责任内阁成立，奕劻出任总理。“干线国有”的政策，正是要赶在这位总理大人上班之前出台，奕劻对这个政策不仅事先毫不知情，上谕也没有经他的副署，换句话说，内阁总理已经被晾在一边，再也无法插手这项重大国策，其中的公利、私利和黑钱跟他也就没什么关系了，完全落入载沣集团之手。奕劻很生气，自此之后，他在这件事情上当起了甩手掌柜，万事不管，就让载沣、载泽和盛宣怀他们去折腾吧。 接下来，按照盛大人原本的想法，一切就变得很简单了，就是他的邮传部拿着这个上谕，再出台个细则文件，宣布由邮传部接管四省商办铁路公司，百姓投资者变为国家股东，一切都搞定了。 不出所料，地方官府继续抵制这个政策，不过督抚毕竟还是官员，不敢大张旗鼓。熟悉的一幕出现了，在督抚们的暗中支持下，铁路公司职员和百姓投资者出来闹事了，一向是火药桶的两湖地区首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然后广东跟进。 以盛大人的精明，他自然知道稳住那些百姓投资者才是关键，也明白了他们只想早日脱身，不论是地方官府的船还是朝廷的船都不想上了。于是，盛大人改变政策：两湖铁路公司的民间投资者主要是士绅和商人集资，投资规模并不大（约400万两），目前亏损也不严重，朝廷按票面价付现银来收回股票。 广东铁路公司亏损严重，股票的市场价早已经跌到票面价的50%以下了。朝廷按票面价的60%付现银收回股票，至于那剩下的40%，也转为国家保本无利债券（什么时候能兑现不知道，相当于打白条）。 广东铁路公司的民间投资者主要是华侨。很显然，盛大人给予两湖和广东这三个省投资者的都是优惠政策，他们都比较满意，既然能成功地下贼船，那就不再闹了。而他们不再闹了，三省官员们自然也无法再闹了，只好乖乖地交出了铁路公司所有权，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国有化”。盛大人这一招可谓是釜底抽薪，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盛大人给出的优惠政策，他自己也得到了好处。 在针对广东的政策出台之前，盛大人已经派亲信亲赴港澳、南洋各岛，按照低于票面50%的市场价从华侨手中回购了大量股票，然后等到政策出台，转手就获得了票面60%的现银。盛大人真是精明，左手代表“国家”制定政策，右手就伸向市场从这个政策里捞好处，他也算是公私两不误嘛。（《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 在广东投资者发起“保路运动”的时候，他们曾经致电四川的铁路公司，要求进行串联，大家联合起来发动更大“保路运动”。令人奇怪的是，其他三省都闹得不亦乐乎，只有四川这里一直平静。四川的情况确实很奇怪：四川的官府和铁路公司管理层竟然都不反对国有化，甚至早就盼着国有化，似乎想早点脱身的恰恰是他们。而四川的百姓投资者们的态度呢？他们没态度，因为这些被强制投资者是四川千千万万的农民。 当初四川为了集资修铁路，出台了一道奇怪的政策，可以叫作“田租入股”，简称租股。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有些人有很多田，有些人没有田，有很多田的可以把田地出租给没田的人耕种，收取田租。那么兄弟你只要每年收取的田租达到十石（约1200斤）以上，四川官府设立的“租股局”就要强制性地征收你当年实际收成的百分之三作为修铁路的股金，这就是租股。 而事情并没有完。四川官府和铁路公司规定每一股的票面价为50两银子（后虽推出一种5两银子的“小股”，但并未执行），每股除了将来可以“返本分红”外，每年还可以享受四厘（即4%，后改为六厘）利息。如果农户每年上缴的租股不够50两银子，铁路公司先开收据，等凑够了再换成一股的股票。比如兄弟你如果每年收租正好是十石，上缴3%即三斗，按照粮价，你得交近70年才能换得一股股票。 相信大家已经被数字看晕了，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被强制征收了租股的表面上是有田者，不过，既然他们被官府抽去了租股，负担自然会转嫁到租他们地的无田者身上。正如兄弟你租个房子，如果房东要多缴税，自然会转移到房费上。所以，所谓的租股表面上是对以地主、富农为代表的农村中的中产阶层剪羊毛，实际是对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农户剪羊毛，是一种分摊到四川所有农户身上的税。租田的农户是租股实际上的出资人，却连名义上的股东都不是。而大多数的有田者因为在短时间里都累积不到一股，却也只是名义上股东，手中连一股的股票也没有，自然也享受不了股息。那么这明文规定的那六厘股息哪里去了呢？ 这个答案相信兄弟你已经知道了，被地方官员和铁路公司管理者侵吞了。他们并不需要自己掏钱去买铁路公司的股票，却能够成为铁路公司的实际股东。他们只要把农户们上缴的那些零散租股集中起来，换成一张张股票，就能光明正大地享受利息——这不是贪污，他们有文件。 截止到1910年底，四川铁路公司收入的股金约1200万两，其中地方官府直接出资的只有23万两，商人投资245万两，而租股就有900多万两！这900多万产生的利息，就被白白偷吃掉了。 四川铁路公司资产的主人是千千万万的租田农户和有田者，也就是千千万万的农民。他们才是真正的股东，每年却只有交钱的份儿，连一张凭证都没有。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蛀虫们以“修铁路”立个项，白白吃着农民们利息，然后还反过来享受着“管理铁路公司”的高官俸禄。盘剥到了这种地步，也算是神鬼莫测了。按理说，蛀虫们的胃口应该满足了吧？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不受外部限制的权力和贪欲是不会自我捆绑的，否则他们也不会花了400多万，只修通了30多里的铁路。蛀虫们除了吃利息，另外因挪用和投机造成的损失还有300多万！ 在载沣的上谕中，他规定了川汉铁路国有化的同时，四川要停止收租股。这是很正常的，国有化之后，朝廷要引入外资，铁路由国家来修，不是四川自己修，自然没有理由收租股了。这等于断了地方蛀虫们一条财路，但他们仍然在盼着国有化，秘密就在这300多万的亏空。在他们看来，国有化是最高层命令，硬顶那是顶不住的，但他们相信朝廷一旦国有化，就像为“官企”填补亏空一样，一定会为他们填补这300多万的亏空。这也是一笔交易，他们收租股的财路断了，以后吃不了利息，朝廷拨付300万下来，这很公平吧？ 而盛宣怀和载沣恰恰都不同意。在他们看来，两湖和广东的集资，那是面向市场的集资，没人去强制那些投资者，他们和朝廷也存在一种协议关系，朝廷理应讲点基本的诚信，给退还回去；但四川收的租股，实际上是四川官府代表朝廷向千千万万农户强制性收上来的一种税，老百姓们其实早就把它看作“铁路捐”，看作是皇粮的一部分，很多人连收据都丢了，谁也不会在意70年后还能不能向官府换回那一股，他们的租股是上缴给“国家”的，不是上缴你四川地方官府的，所以朝廷对这个铁路公司想回收就回收。至于蛀虫们自己的造成的亏空，朝廷没有义务去填补亏空，朝廷没派人来查就已经不错了。之所以不查，那也是希望与你们达成默契：朝廷不追究你们的贪腐和挪用责任，你们也不要抵制朝廷的政策，自己去摆平吧。 更重要的是，以盛宣怀的精明，他也知道，即使朝廷真的把这300多万拨付下去，这些地方蛀虫们也根本不会拿它去填补亏空，而是又落入了他们自己的腰包！想想看，他们付给百姓们的只是收据，不是股票，股票都在他们自己手里。即使现在要推行“国有化”，政策有变，地方蛀虫们仍然能够让百姓们相信“等到70年后去换那一股”。退一万步说，即使百姓们中有像与官府打过交道的商人、华侨那样的幡然醒悟者，他们也闹不起什么事来。这是因为有收取租股基层组织的存在——租股局。 四川各县的租股局里，负责向农民收取租股的是官府雇佣的哥老会等帮会分子，以及各村的“痞子能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租股才能顺利地收上来。这些人干着官府正式官吏一般不会直接出面干的催逼索要、强抢拷打等之类的事，同时他们也控制着一些能挣钱的黑道行业。如果做得太过火了，官府会打击一下，但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人都能够在城乡间太平地生存，这是因为他们与官府有合作嘛。这样的人，让大清的基层政权迅速帮会化和痞子化，除非受到领导和组织，农户们绝不可能像两湖和广东那样发起什么“保路运动”，给朝廷添麻烦。 现在我们知道了，对于四川的地方蛀虫们来说，他们对这笔交易的实质看法是：希望朝廷一次性“买断”他们收租股、吃利息的权力！至于买断的价钱，那就是亏空的那300多万两。反正朝廷也有填补亏空的惯例，把这300多万拨付下来，没有人会说什么。大家都名正言顺，心照不宣——这是地方官府与朝廷之间的谈判。这帮官员们大概已经忘了他们头顶上还有大清国了，只记得他们是为朝廷打工，为皇室打工。既然是打工的，条件自然是要谈的。以前还怕被摘顶戴和掉脑袋，现在都不怕了，反正对朝廷不满的已经是大多数，而朝廷内部也已经着火。载沣集团仅仅代表他们自己，又不能代表整个朝廷。 买断，一次性买断，载沣只能在他的皇宫里仰天长啸了。自古以来，代表“国家”的只能是君主，也只能是朝廷。朝廷就算是朝令夕改，地方官府也只有听命的份儿，从来没有听说地方官府还可以代表“国家”，来和朝廷谈条件的。载沣不能退让，这不比当初处理请愿运动，还可以成立一个“皇族内阁”来对付，这是要拿出真金白银，毫无转圜和退让的可能。奕劻不发话，载沣就连续发布谕旨，强令四川必须无条件接受政策！ 四川的蛀虫们失望了，他们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成都等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处有人演讲：什么朝廷不让我们四川人自己修铁路，引入外资修铁路，“卖路卖国”；什么“铁路没了，四川也就亡了”；什么“保路就是爱国，保路就是护川”，等等。演讲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不断有人挥刀断指，写血书表明立场。 市民们突然惊讶地发现，有了一个地方官府暗中支持的可以抨击朝廷的机会！压抑得太久的各界人士亢奋了，他们上街请愿、演讲、罢工、罢市，冲击和打砸不愿意加入“保路”的店铺和衙门，很多连为什么要“保路”都不清楚的市民也只好加入其中，甚至还包括妓女、乞丐和儿童！ “保路”队伍还有一批人是帮会分子，停止收租股，他们就要被砸了饭碗，自然要来“保路”。当然，有些人既是帮会分子，又是革命阵营里的同盟会会员，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杀人夺权闹革命的大好时机，他们在伺机煽风点火，扩大事端。 在火上浇油的还有成都将军玉崐。这个人是奕劻的心腹，他两次与四川总督领衔会奏，抨击盛宣怀欺君罔上、卖国卖路，然后还告诉四川市民：庆亲王是不同意借外债来修路的，说老百姓中必有反对者！ 四川版的“保路运动”终于在四川蛀虫们需要爆发的时候爆发了，局势很快朝失控的状态发展，“爱国、爱川”的口号在震天响。从事实上说，这又一场“义和团运动”，只是十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主体是农民，现在却变成了市民和帮会分子；十年前的义和团运动是憎恨铁路，要扒掉铁路，现在却是“爱路、护路”。时间变了，人物变了，要保护或者毁灭的对象变了，不变的是幕后强大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用极端化的语言，利用和放大民间情绪。 载沣十分痛苦，他死也想不明白，四川农民受租股盘剥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反抗，现在，“干线国有”和停收租股这项“民心工程”出台，受到了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为什么农民们还是沉默，还是不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什么就不能站出来支持朝廷？难道要让载沣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大臂一挥，号召最广大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一起去反对这个官僚集团？可是，载沣就是这个官僚集团的总头头啊，他的统治基础就是这个官僚集团啊！以官僚集团总头头的身份，发动和联合底层群众，去反对官僚集团，摄政王我做不到啊！ 载沣做不到，百姓们更做不到。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是需要建立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的。要使自由和民权这些抽象的概念沉潜到人的内心，是要有经济基础和现实条件的。人只有先衣食无忧，才能成为小飞侠。载沣和朝廷在根本上并不是为了真正让百姓们获得经济自由和民权，难道百姓们真傻？ 但载沣认为他仍然不能退让。正如他在事先认识到的那样，因为各方利益集团到了用皇权都压制不了的程度，“干线国有”政策才并非只事关四川一地，而是关系到大清整个经济体制甚至政治体制改革的全局。几千年以来，从商鞅到王安石、张居正，君主专制王朝的政改和经改总是无法走出“不改就死，一改就乱”这个内生的死局。载沣想到的破局方法就是给政改披上“立宪”的外衣，组建“皇族内阁”；在经改上换成他的皇族亲信来办“官企”。是的，载沣有自信政改不一定会死，要死，那也要死在爱新觉罗家族人的手里。 既然这些地方蛀虫们俨然以老百姓的利益代言人自居，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胁迫朝廷，那么这就不再是民变，而是“官变”！朝廷连民变都要镇压，更何况是“官变”了！ 载沣下旨了，他撤换了四川总督，他也知道成都将军玉崑是奕劻的人。为了防止地方蛀虫与更多的当地驻军勾结，载沣想到了一招：派人调邻近省份的新军去镇压“官变”！ 调哪里的新军呢？ 自然是调邻近省份湖北的新军。湖广总督瑞澂是载泽的妹夫，他对载沣的政策自然会支持。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新军还没有入川，四川的局势在朝着不可收拾的地步发展，向着连地方蛀虫们都控制不了的方向发展。不断有人冲击官府衙门，这些人自然是同时加入了哥老会与同盟会的革命者，在他们的暴动下，9月25日，四川荣县竟然宣布了独立！ 孙文、黄兴之前艰难地进行了九次起义，都没有撼动一个县衙，现在，第一个脱离朝廷统治的县级政权诞生了，比之后的“武昌起义”还早半个月——孙文后来评价荣县独立才是“首义”（首义实先天下）。而对于朝廷来说，这就不再是单纯地“官变”，而是真正地造反了。盛宣怀终于意识到他已经闯下了弥天大祸，赶紧上奏载沣收回成命，按四川的意思办。 载沣拖着不办，一直拖到了10月10日。这一天他发布了“按四川意思办”的上谕，后来又把盛宣怀开缺。盛宣怀在人人喊打中狼狈地逃到日本。然而，正是因为与朝廷离心离德的人就是“朝廷的人”，所以内部生变就会变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继四川“官变”之后，就在10月10日这天，在调新军之地湖北武昌，一场更严重的兵变即将到来！武昌兵变过程
湖北的新军大部分驻扎在武昌及其周边，总计有一个镇（相当于师）和一个混成协（相当于旅）。镇的镇统（师长）叫张彪，协统（旅长）叫黎元洪，一镇一协总计为1.6万人，调到四川的约2000人，绝大部分新军都还留驻湖北和武昌。看来，湖北并非“防务空虚”才给了新军叛变的机会，应该是他们早已经为此准备很久了。 事情正是如此，在新军中，有一批士兵乃至军官，他们既是新军，又是革命派人员。他们主要加入了两个革命组织，其中一个叫文学社，创始人叫蒋翊武，湖南人。这个人是黄兴和宋教仁的朋友，他本人也曾加入过同盟会。也就是说，蒋翊武是作为曾经的同盟会会员创立了文学社，这个组织和同盟会有一定的联系，但又是“自立门户”。蒋翊武没有去日本留过学，朴实无华，发展的会员以新军中出身寒微的下层士兵为主，收取士兵十分之一的饷银为会费，已经秘密发展会员3000多人，成为湖北新军中最大的革命组织。为了联络和管理这些会员，蒋翊武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在新军中设立“代表”制度。比如某营设立一个代表，一旦有事，只要通知这个代表就等于发动了一大片。 另外一个革命组织，就是共进会，它的性质和文学社类似，也是属于原来的同盟会会员“自立门户”。但与文学社不同的是，共进会吸收了洪门的会员，采用洪门的模式开山立堂。比如山名“中华山”，水名“兴汉水”，领导人孙武等多为湖北当地人。 新军士兵参照当年北洋舰队水兵的待遇，普通士兵每月都有很高的4两饷银。和那些四川的地方官一样，士兵之所以愿意拿出一部分饷银加入秘密革命组织，自然也是看到了朝廷腐朽落后的一面，大部分人对朝廷都已经离心离德，年纪轻轻再跟朝廷混不一定有前途，于是只好“吃里扒外”，偷偷自谋前程。这些革命的新军只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让武昌甚至湖北脱离朝廷，割据自立，成立军政府，大家都会有一个好的前程。 1911年9月24日，在多次接触的基础上，文学社和共进会再次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携起手来找机会干一票大的，以蒋翊武为总指挥，在10月6日那天共同起事，同时由湖南的共进会在长沙响应。10月6日这一天是农历中秋节，早在元末明初，朱元璋那帮人起事时就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说法，看来黄道吉日都选好了，只待时辰一到，就要光复汉室江山！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瑞澂已经收到了风声。他刚刚派新军支援四川，没想到自己地盘上的新军要兵变了，瑞澂大人十分紧张，赶紧在总督府召开会议，要求军队里提前过中秋节。节日期间，所有的士兵严禁外出，除了少数执勤士兵外，子弹一律上缴，统一保管，同时瑞澂大人还把他认为有问题的新军分调到各处。蒋翊武很不幸地被调往了岳州（今湖南岳阳）。 总指挥都调走了，自然就发动不起来了，再加上湖南共进会发来电报，声称准备不足，请求延缓10天再起事，于是起事的日期被推迟到了10月16日，领导权转移到孙武身上，一切又在暗中准备着。 10月9日下午，孙武等人正在汉口的租界里制造炸弹，不料引起爆炸，孙武被送往医院救治，虽然没有性命危险，但暂时是指挥不了了。而爆炸声也引来了租界里的俄国巡捕，他们抓捕了尚未撤离的人，并起获了革命党人名册等重要文件，然后这些俄国佬把人和物都移交给了湖广总督府。 瑞澂大人又惊了，他一声令下，全城戒严，军警四出，依照名册搜捕革命党人。领导都不在，军警又在抓人，眼看起事就要彻底流产。好在此时，蒋翊武已经偷偷溜回了武昌城内，他召集余部成立临时指挥部，大家一致同意改变原本等到16日的计划，立即起事！ 10月9日下午，蒋翊武签发命令：当晚12点，由驻扎在武昌城外的南湖炮队首先开炮，城内外的革命新军听到炮声后，立即同时起事。炮兵号称“军中之胆”，由他们先打一炮，不仅传达了信号，也必会壮大声势！ “代表”制度起到作用了，蒋翊武的命令迅速送到有革命军人的各军营。然而因为全城戒严，命令却恰恰没有及时送到城外的南湖炮队。大家一直等到午夜十二点，也始终没有听见期待中的炮声，起事又一次流产了。而瑞澂的军警们仍然在连夜搜捕，一度搜查到了临时指挥部，蒋翊武逃走，起事队伍又一次没有领导了。 对于抓回来的人，瑞澂下令立即审讯，把其中三人连夜处决示众，威慑革命党人。 瑞澂的反应不可谓不迅速，但新军中的革命者有几千人，如何处理那份长长的名册，成了一个头痛的问题。总督府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该立即调兵遣将，依照名册把乱党一网打尽；另一种意见认为军中乱党众多，威慑的效果已经达到，应该立即烧了名册，宣布不再追究，以安军心，以后慢慢处理。总之，在当前情况下，必须当机立断，二选其一，否则迟则生变。 10月10日清晨到来了，瑞澂首先向朝廷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他已抓捕革命党人32名，诛杀3人，还顺带为在抓捕中出了力的几位官员请功。当日，朝廷回电，表彰瑞澂等官员“办事迅速，奋勇可嘉”，然后瑞澂大人就没什么大动作了。他对那两种意见都没有采用，他认为自己已经交差了，接下来就可以像把头埋进了沙子里的鸵鸟，眼不见心不烦了。 瑞澂连夜杀人，还扣留着名册，这种情况让城内外的几千名革命新军感觉大祸临头。拥有这种心情的包括城内的正目（班长）熊秉坤和城外的士兵李鹏升，这俩人都是各自军营的“代表”，他们召集革命新军商议：不能再等炮声了，就在10月10日晚上，无论南湖炮队有没有打炮，都立即起事！ 晚上7时左右，武昌城内工程营哨长（排长）陶启胜例行巡查，他发现很多士兵都没有按照规定回到军营。情况异常，陶哨长怒气冲冲，转身他又发现营内的金兆龙和程正瀛两人正抱着枪嘀嘀咕咕，陶启胜勃然大怒，厉声喝道：“干什么，想造反？” “老子就造反，你能怎样！”金兆龙厉声回敬，随即和陶启胜扭打在一起。程正瀛也扑上前去，先用枪托把陶启胜击伤，随后从背后开枪把他击毙。 枪声响了，史称“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就这样打响了。枪声一响，熊秉坤等人立刻赶到，宣布：干吧！ 几乎在城内打响第一枪的同时，李鹏升也在城外点燃了马草，宣布起事。在战场上，士兵们最喜欢的除了炮，还有火，它能让人有股莫名的兴奋。潜伏在武昌城内外的几千名革命新军立即沸腾了，他们纷纷冲出营房，下意识地冲向枪械所、子弹库、炮台、制高点，抢枪抢子弹，在熊熊的火光中，喊杀之声声势震天！ 一阵激动之后，士兵也明白了：一定要在天明前把湖广总督府打下来，否则全族都是要被灭的！ 南湖炮队已经开炮了，武昌城内的士兵找到了一个比熊秉坤更大的官——连长吴兆麟。就由吴连长担任总指挥，熊班长担任副总指挥，打开武昌城的中和门，迎接炮队进城，合力进攻湖广总督府！ 新军起事并不同于孙文和黄兴组织的帮会分子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职业军人，一旦动起来就是燎原之势。抵抗他们的是曾经的战友，很多人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便倒戈一击，或者坐山观虎斗。在总督府前负隅顽抗的只有在新军中占少数的旗人士兵。瑞澂见势不妙，赶紧带着张彪等人，溜之大吉。 10月11日，革命军占领武昌，“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在这里成立，脱离朝廷、割据自立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人生真是奇妙啊，前几天还在高喊着忠君爱国的口号，今天就已经举起改朝换代的大旗了！旗子是举起来了，年轻的革命小将们还是六神无主。这毕竟是兵变，是背叛朝廷，大军还在朝廷手里，如果朝廷大举反攻，杀头灭族的危险还是没有解除。吴连长也想找一个职务比他更高的人来当挡箭牌，让他来当“叛军”的领头羊，去做军政府都督。 大家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新军里除了张彪的二号人物——协统黎元洪。 黎旅长素来是个老实人，性情比较温和，早在起事之前，革命新军其实就考虑过打出黎元洪的旗号。现在他还没有逃走，那正好，给请了来，请不来的话就绑了来。 黎大人就这样被半请半绑到了都督府，自动成为军政府都督。有一种说法是，当士兵们找到黎元洪时，他正吓得躲在床底下发抖，但我们在参与武昌兵变的当事人所有回忆中，都找不到这样的说法，顶多是说黎大人当时是“躲在了帐子后面”；而这种说法又被邹鲁等人著的中国国民党权威史料采用。其实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黎大人的身份就能发现秘密了：他是被胁迫的革命新军，而不是孙文、黄兴式的老牌革命党人，中国国民党的史料“抹黑”一下黎大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黎大人也不傻，他知道都督这事儿不能干，否则朝廷将来第一个要剐的人就是他。有人拿过来一张安民告示要他签发，黎大人吓得心惊肉跳，赶忙求饶说：“莫害我！莫害我！”革命的小将却由不得他了，他们代黎元洪签上了他的大名，黎都督之名瞬间传遍武昌和全国。 黎元洪干脆来了一个软抵抗，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活像一尊泥菩萨。士兵们就叫他“黎菩萨”。但是，革命小将的耐心也是有限的，有人已经粗暴地告诉黎元洪：如果不答应，就枪毙你！更可怕的是，黎都督之名已经传了出去，生米煮成了熟饭，黎大人即使想下船也是下不来了。 10月11日夜，继武昌之后，汉阳、汉口的新军相继起事，占领这两地，这多少让黎大人看到一点希望。他秘密找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朝廷前“督办八省膏捐大臣”柯逢时。两人约定：将来如革命成功，黎大人保全柯大人全家；如革命失败，朝廷平叛成功，则由柯大人保全黎大人全家。有了这个约定之后，10月13日下午，黎元洪下定决心“革命”，他剪去辫子，开始以都督的身份发布命令，任命军政府官员，到处视察演讲。大家惊奇地发现，黎大人变了，从一言不发变成了慷慨激昂，比谁都爱“革命”。当然，革命的前途如何，黎大人心里还是没底的。 而朝廷也已经准备大举平叛了！
第十五章 袁世凯出山，为何只能抛弃大清，接受共和？
袁世凯出山，巩固北方局势
武昌兵变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载沣突然发现一个尴尬的问题：朝廷有能力迅速平叛的，除了已经在慈禧时代被开缺的岑春煊，那就是袁世凯了，而袁世凯恰恰就是被他载沣自己给开缺的！ 没办法，还是先用满人比较保险，载沣命陆军大臣廕昌率军南下平叛。可是谁都知道，只有袁世凯才是最合适的人选，以奕劻为首的内阁官员纷纷要求起用袁世凯。列强虽然声明对武昌兵变“恪守中立”，既不支持革命新军，也不支持朝廷，但他们却支持袁世凯，要求朝廷迅速起用袁世凯，稳定大局。 在这些人的眼里，袁世凯成为了唯一能够稳定大局的人。一个在三年前就被开缺的落魄赋闲的官僚竟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应该是大清以来极其罕见的。 众人越是力推袁世凯，载沣就越是痛苦，也极为不甘心。这相当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可是他已经没有了其他选择。10月14日，载沣终于发布上谕，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 兄弟你没看错，就是湖广总督。袁世凯三年前被开缺时，他还是军机大臣，虽然现在军机处已经裁撤了，但袁世凯连内阁都没得进，一个小小的湖广总督能让他带着千恩万谢赶到武昌去？看来在载沣眼里，这场兵变还只是湖北一地之事，平息了湖北，一切就万事大吉了，到时候别的地方再有兵变就不关袁世凯什么事了，袁世凯也无权统一指挥和处理。 见到这位年轻的摄政王还是这个心胸和格局，袁世凯笑了，他婉拒了这道命令。他并不是抗拒出山，只是于公于私都不能就这样出山。他已经给自己定下了出山的原则：一定要有实权。是啊，有了实权，才能成功平叛，有了实权，将来也才能成功自保——一旦出山，就不再是民而是官了，载沣有的是机会和借口卸磨杀驴。 袁世凯不来，载沣也很生气，可是半月之内，湖南、陕西新军陆续兵变，宣告独立，连锁反应眼看就要蔓延开来，载沣坐不住了。10月27日，他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为平叛调往前线的海陆各军，朝廷不为遥制，并拨出白银一百万两为军费。 袁世凯终于可以出山了。三天后（10月30日），袁世凯离开河南，率领他当年的嫡系北洋新军南下平叛。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11月1日就指挥部将冯国璋攻下了汉口，给了黎元洪一个下马威。 但此时袁世凯最担心的并不在湖北前线，恰恰是他的后方——京畿。 三年前开缺袁世凯之后，载沣大人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继续进行下一步——清除袁世凯在北洋新军中的势力。为了排挤掉袁世凯的嫡系，载沣大肆提拔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军校生作为新军的领导。比如号称“士官三杰”的吴禄贞、张绍曾和蓝天蔚，这三位分别出任第6镇镇统（此时驻扎保定）、第20镇镇统（此时驻扎直隶滦州，今属河北唐山）以及第二混成协协统（此时驻扎奉天，今沈阳），另外还有阎锡山出任山西新军标统（相当于团长）。这些人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并不属于袁世凯的班底，自然不会忠于袁世凯。不过，载沣也万万没有想到，这四人在留日时受到革命的影响，早已先后加入同盟会。武昌兵变后，以吴禄贞为核心，四人开始密谋：也在北方来一场兵变，联手推翻朝廷！ 10月29日，就在袁世凯赶往湖北前线的同时，张绍曾、蓝天蔚先出手，联络一批将领联合向朝廷通电，要求以真正的立宪改革平息即将在全国蔓延开来的独立风潮，史称滦州兵谏。同一天，阎锡山在太原发动新军兵变，宣告山西独立，阎大人自任山西军政府都督。他们的配合还真是天衣无缝。 山西独立对朝廷的震慑是可想而知的，它距离京城的铁路车程仅在半日之内，这已经快乱到眼皮底下来了。第二天（10月30日），载沣连发数道上谕，同意滦州兵谏的要求，宣布从即日起废止“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推行宪政；赦免政治犯（汪精卫由此出狱），几天后又宣布开放党禁，准许大清国民按法律自由组党。 为了对付闹独立的阎锡山，载沣任命吴禄贞为署理山西巡抚，令他率领新军就近前往山西平叛。此时的吴禄贞也无所顾忌了，他竟然截住了朝廷给在湖北前线的袁世凯运去的军火，并且和阎锡山秘密会面。吴禄贞告诉阎锡山：朝廷任命我为山西巡抚，是想让我和你抢地盘，但我是绝对不会上当的；我们应该趁着袁世凯正在湖北前线，朝廷后方空虚之际，组成联军，由我亲自率领，再联合张绍曾和蓝天蔚，从保定、滦州、奉天三个方向围攻北京，同时找机会除掉袁世凯，一举夺下大清政权！ 四位新军将领的具体兵变计划正式达成了，然而吴禄贞并不知道，他的背后也有一双双眼睛在盯着他。11月7日，正准备按原计划起事的吴禄贞被人枪杀，行凶者正是他的部下，那么，凶手背后还有没有主谋？有人认为是朝廷或者袁世凯，毕竟吴禄贞的军中有朝廷或者袁世凯的几个眼线也是正常。而从种种情况来看，朝廷的嫌疑最大，反正吴禄贞这个主心骨一死，其余三人也闹不起来了，朝廷暂时避免了灭顶之灾。要不然等袁世凯辛辛苦苦在南方平了叛，京城里都已经改朝换代了。 吴禄贞事件让袁世凯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武昌新军迈出兵变的第一步之后，各方势力正蠢蠢欲动，很快会酿成一股独立的风潮；而他袁世凯也没有绝对势力可以掌控大局，因为他也只是众多势力中较大的一方而已。 相比于湖北的平叛，眼下最重要的，是刹住这股独立的风潮。怎么刹住呢？那就是进行真正的君主立宪制改革。武昌兵变之前，经过朝廷迫于形势的两次立宪改革，大清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认识到，只有寄希望于当大清真正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时，闹独立的各省能够接受，平息即将爆发的独立风潮。 从载沣的表现来看，他已经痛定思痛，开始彻底醒悟了。而对于袁世凯来说，他也明白，全大清人民盼望的并不只是他的出山，更不是他以武力南征北战，而是他在前两次立宪改革的基础上带来的进一步的立宪改革。现在他袁世凯要想稳定大局，也只能用政治手段去稳定——一边和已经兵变的黎派等势力和谈，开出条件劝他们归顺；一边在朝廷继续强力推进立宪改革向全国人民显示诚意，希望正准备闹独立的各省能够接受，刹住这股风潮。 对于载沣任命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上奏：臣不敢上任啊。 这次倒并不是袁世凯矫情，按照立宪的精髓，内阁总理应该是由国会选举出来的，而不是任命。虽然大清很多的选举也只是走走过场而已，但形式总还是要有的，形式总有一天会走向实质内容的，如果连形式都没有，那这一天就永远不会到来。载沣只好下令朝廷的准国会——资政院又开个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将有权力任命各部部长，组成内阁。 与此同时，制定宪法的工作也正在大幅度推进，载沣用上谕公布了由资政院起草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与当年仿日的“皇帝领导下的三权分立”的《钦定宪法大纲》相比，这部准宪法的进步程度可以用神速来形容，它在对待皇室和三权分立上已经十分接近英国式的“虚君立宪”和“内阁制”。从今以后，大清国家政权的运作将是这样的： 首先，人民选举出议员，组成国会。国会制定或者修改宪法（这部《十九条》就是资政院制定的），宪法为包括皇帝在内的全民共守，皇帝的圣旨不能再替代宪法和法律，不能再说“朕即国家”；皇帝有国防权，但除非经国会批准，不能再动用军队对内镇压本国民众；皇族不得担任省级以上的行政长官，更别说入阁了（“皇族内阁”永远成为了历史）。皇室的权力基本上被限制为只有中低级的行政执行权和由皇帝代表的对国家礼仪性、象征性的权力。 其次，国会选举产生内阁总理大臣，内阁总理可以挑选各部部长组成内阁。如果国会对这个内阁总理失去信心，可以提出弹劾，不是内阁辞职，就是国会解散重新选举出国会，但一届内阁，不得两次解散国会（避免把相互制衡变成无休止地争斗）。 总结一下，这种模式中，国会处于突出位置，内阁是向国会负责的，但国会是向人民负责的。从理论上看，权力最终还是掌握在人民手里，载沣和皇室其实已经确立了“主权在民”，确实已经作出了最具诚意的立宪改革，只求能够重新收获民心，保留一个基本无权的皇帝和皇室，让他们好好养老。之所以在慈禧之后仍然推出的是“准宪法”而不是正式的宪法，正是因为正式宪法的出台需要遵守严格而较为漫长的程序，需要有专门的制宪委员会，甚至需要全民公决，这也显示了他们在十来年的立宪改革之后有了一种对宪政的深刻认识和严谨态度。同时，这部宪法不仅是向大清人民显示诚意的，也是用来限制袁世凯的，载沣交给袁世凯的只是政府（内阁）。如果不确定袁世凯也要遵守宪法，不确立制衡内阁的国会，他怎么敢一下子废除“皇族内阁”，交给袁世凯呢？ 而对于袁世凯来说，时隔三年，他终于回到了他熟悉的立宪改革舞台上，这原本也是属于他的舞台。现在，他肩负着稳定大局的使命，而朝廷的大环境十分有利于用政治手段稳定大局，袁世凯立即作出决定：把湖北前线的军事交给部将冯国璋去处理，他自己带着大批的卫队进京，趁着大好时机，继续推进第三次君主立宪制改革，也是最后一次立宪改革。对于用政治手段稳定大局，对于在立宪体制下保留“虚君”，袁世凯希望是亡羊补牢，犹未晚矣。 11月16日，以袁世凯为总理的责任内阁组成，这不再是“皇族内阁”，不再是皇族亲贵瓜分国家权力的平台，不再是皇家的办事机构，而是大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也是几千年以来的第一次。想想看，自从1906年的第一次立宪改革起，袁世凯就多么想能够成立一个这样的内阁啊，即使当时没有实现，如果三年前载沣上位时不是把袁世凯开缺，一切也还是来得及的。 然而，即使只从武昌兵变算起，载沣的醒悟也实在是来得太迟了。 我们知道，武昌兵变之后，由于载沣对起用袁世凯始终存在忌惮和犹豫，袁世凯直到20天之后的10月30日才真正出山，就在这宝贵的20天时间里，南方局势又发生了变化。袁世凯的对手从革命的新军，变成了老牌革命党人。虽然他们都属于“革命”，但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革命的新军，他们原本就是“朝廷的人”，对朝廷是内部叛变，本身是袁世凯计划用政治手段来“收复”的对象，只要朝廷能够把局势控制得住，开出的条件合适，他们至少还是有可能接受保留“虚君”，回到接受君主立宪制的道路上。而老牌革命党人，他们是造反。多年来，他们的奋斗目标和合法性都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无论给予他们什么样的条件，他们都不可能接受君主立宪制。他们的目标只能是民主共和！ 带来这一切变化的，是老牌革命党人中的平民政治家——宋教仁。宋教仁成功向黎元洪“夺权”
九次起义失败之后，老牌革命党人的势力跌到了谷底，可以说既无一兵一卒，又无一分一厘，老牌革命党人一直在利用帮会分子发动起义。包括孙文在内，老牌革命党人对武昌兵变是不知情的，既没有在事先策划这场兵变，也没有在现场领导这场兵变，这场“革命”本身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但老牌就是老牌，新军一旦开始“革命”，他们就发现原本要“清剿”的对象具有作为旗手的威望和号召力，双方又站在了同一战线。 此时的黄兴和宋教仁也是既意外又兴奋。很显然，如果能利用和领导革命的新军，老牌革命党人就能最终取得革命的领导权，把革命引向共和革命！ 习惯武力的黄兴想立即赶到武昌去，他认为凭着他这么多年在起义领域的影响力，只要他亲自去武昌指挥，与袁世凯的北洋军作战，掌握湖北革命新军的领导权不是没有可能。 但宋教仁否定了这种想法。他认为，有了武昌的带头，各省很快就会跟进，酿成独立的风潮，各省的军方实权人物会摇身一变为“革命的都督”。这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不过是看到“革命”已经代表着权力走向，趁着天下大乱，打着“革命”的旗号争权夺利而已。老牌革命党人确实必须利用和领导这股“革命力量”，但由于错过了武昌兵变，使大权落入黎元洪之手，老牌革命党人就只能悔恨了。因为湖北大局已定，黄兴只有指挥作战的能力，本身没有军队，再去一定只能屈居黎元洪之下，掌握不了军权，更别说领导权；另外，湖北前线还有袁世凯这个强劲的军事对手——即使是黄兴指挥作战，也绝不是他的对手。所以眼光千万不能局限于已经独立的武昌，而应该看到“革命的趋势”，抓紧去另外一个能够以老牌革命党人的政治优势来开辟新天地的地方——南京。 在广大汉人心目中，南京一直是反满中心和“革命圣地”。几十年前，太平天国定都于此。它还是长江以南最重要的战略城市之一，进可以挥师北伐，直捣京城，退也可以守住东南半壁江山。而在宋教仁看来，更重要的是，以南京为中心，辐射的是江苏、浙江、上海等大清东南富庶之地，这里有一大批有钱有势的士绅和实业家（即原来的立宪派）。早在慈禧时代，她迫于形势不得不在立宪改革中“开了一道口子”，一步步勾起了立宪派“参政”的强烈愿望；载沣上位，把立宪旗手袁世凯赶跑，自己在立宪改革中却是进退失据，一边迫于形势进一步勾起了立宪派更大的野心，一边又试图走走过场加强皇族集权，立宪派的心早就凉透了。现在，他们会强力支持东南区新军将领闹革命，充当他们的“钱袋子”，只要南京的“革命势头”一起来，风头一定会盖过武昌。 也就是说，在南方，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经济地位，南京都比武昌更能号令天下，这就是趋势。在这个趋势之下，南京地方实力派的情况是有兵有钱，有对大清朝廷“叛变”的需求和动机，他们要的不仅是独立，还要让南京成为未来中华民国的首都。只要黄兴、宋教仁这些“革命旗手”弃武昌而去南京，南京各方势力一定会因为追求内部平衡以及压过武昌而把他们推向前台。这就是老牌革命党人在南京的政治优势。 不得不说，在老牌革命党人没什么实力的情况下，宋教仁的这招也算是“空手套白狼”了，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冷静和远见。然而黄兴在这一点上就是想不明白，他坚持先去武昌“指挥作战，掌握军权”。黄兴确实是一个勇敢的人，不过，缺乏战略眼光和政治眼光的勇敢，这在政治家眼里恰恰是局促和小家子气，正如袁世凯后来评价黄兴“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宋教仁想必是很有同感，他实在是说服不了黄兴，没办法，只好暂时先跟随黄兴到武昌，想办法向黎元洪“夺权”！ 10月28日，黄兴、宋教仁抵达汉口。也是在前一天（27日），载沣才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开始出山，并在11月1日率军攻下了汉口。与此同时，袁世凯派出了使者和黎元洪谈判，告诉他们：大清回到君主立宪的道路上，汉人有了更大的权力舞台，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回来？你们也不想再被我打吧（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息战，否则仍以武力解决）。 新军都是袁世凯一手创立的，打不打得过袁世凯，黎元洪还是明白自己斤两的。正在担惊受怕、六神无主之际，黄兴、宋教仁到了，黎元洪立即打了一剂强心针。黎元洪甚至让一名骑兵举起写着“黄兴到”的大旗，在城里奔驰一圈，算是给大伙儿壮威。不过，当宋教仁提出接下来希望由黄兴出任最高领导时，“黎菩萨”就笑而不语了，他手下的军官们也强烈反对，最后只能由黎都督效仿当年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先例”，来一场“登坛拜将”。黎都督亲自授予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指挥新军与袁世凯的北洋军作战。宋教仁的“夺权计划”失败了。 黄兴去了前线，宋教仁不懂军事，他留在后方。对于暂时“夺权”失败，宋教仁并不十分在意，他是一个有着政治家开阔眼界的人，自然知道在湖北军政府里，并不是铁板一块——在湖北也是有原来的立宪派的，他们也想分享一下黎元洪的权力。这些人有钱有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缺少的只是黎派手中的“枪杆子”。宋教仁就联合他们通过立法来限制黎派“枪杆子”的权力。 革命阵容里的第一部宪法，也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第一部共和宪法——《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在宋教仁等人的手中诞生了。从表面上来看，这部湖北（鄂州）的“省宪法”只是为限制黎派权力应运而生的，但是对于宋教仁来说，并不是这样的。他很清楚是立宪而不是共和才是最大的民心和政治，老牌革命党人最终是要走向立宪道路上的，否则就无法真正取得领导权，这也是宋教仁为共和立宪作出的努力。他在起草这部宪法的时候立意十分高，把它作为未来中华民国的宪法蓝本，共和成功之后，是要推广到整个中华民国的。从整体上看，《鄂州约法》与《十九条》一样，除了没有皇帝，也突出国会，大大提升了国会的权力，而又与《十九条》有了明显的不同。 大清的《十九条》是在各省闹独立后急忙推出的，需要讨好的是各省有能力闹独立的权势人物，对于真正的人民主体——千千万万百姓们的各项平等、自由的权利只字未提。宋教仁不同，他在《鄂州约法》中“讨好”的就是百姓。除了总则，这部法案的第一章就是“人民”，然后才是都督、议会，明确地规定了百姓们各项平等、自由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人民享有平等的选举和被选举权；议会由人民在人民中选举议员组织之。 如果说《十九条》在理论上确立了“主权在民”的话，宋教仁就是几千年以来把这一切进行落地的人。国会是百姓们的政治舞台，百姓们不可能一夜之间拥有“枪杆子”成为都督，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当官，但有可能一夜之间被选举成议员，行使国会赋予的权力，而前提是选举权要真正落到他们身上，一人一票，才能让共和立宪真正变为现实。宋教仁不是官员，也没有“枪杆子”，恰恰需要借人民的势力来制衡“枪杆子”和旧式官僚集团，他只能依靠人民。真正的政治家是始终不忘人民的，敢于向民间借力是有觉悟有气魄的政治家才敢做的事。宋教仁就是这样的人，他是名副其实的平民政治家，为老百姓代言的政治家。 完成这件事情之后，11月13日，宋教仁便不再等待在前线的黄兴，和日本朋友北一辉等人一起乘船东下，来到上海和南京。等到袁世凯回京组阁、把前线指挥权交给冯国璋之后，黄兴也没有挡住北洋军。11月27日，经过20多天的苦战，继汉口失守之后，汉阳也落入北洋军之手，就连武昌也岌岌可危，又有被朝廷收复的可能。 黄兴终于想起了宋教仁的“南京论”。据说兵败之后他向黎元洪提出放弃武昌，率残部去南京起义，遭到黎派的军官拔枪抗议。在这些革命的小将看来，湖北才是他们的大本营，也是他们的势力基础，他们才不会中黄兴等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去南京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接受别人的领导！ 黄兴也不管不顾了，第二天，他就丢下湖北大军，带着几个人来到了上海。 在黄兴指挥作战的这二十多天里，黎元洪也没有闲着。对于宋教仁留下的《鄂州约法》，黎都督自然并不欢迎，因为在道义上他没有优势，但他也是帮手的。趁着黄兴正在战场上替他顶着之际，黎元洪开始做一件大事——找他的帮手，其他独立省份拥有“枪杆子”的人（也就是独立各省都督），为未来的“建国”做准备。 其他独立的省份已经越来越多，黎元洪就以湖北为“首义之地”的名义，要求独立各省都督派代表前来开会商讨。当然，中华民国只能是共和立宪的政府，他们必须确定三件事情：准宪法、准国会和临时中央政府。按照黎元洪的意思，枪杆子在手，宪法和国会他比较不关心，但这个“临时中央政府”就是他的湖北军政府。 黎元洪的这个要求确实也是审时度势的。要知道独立的各位都督都是对大清朝廷的“叛变”，都是打着成立中华民国的“共和”旗号，而湖北毕竟打响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枪，成立了民国的第一个政权——几千年以来都是讲究个先来后到、论资排辈，不以湖北为“临时中央”那是说不过去的。而各省都督们表面威风，实际上对本省的控制能力也很差。有的都督甚至只掌控了省城的几个城门，就浑水摸鱼自立为王，他们都还在胆战心惊地防备手下人来造自己的反，需要在各自的内部平衡各种势力，急需一个“临时中央”来为自己打气壮威。另外，大家都还有袁世凯这个强大的敌人，以都督为代表的独立各省实力派也需要树立一面共同的旗帜来对付袁世凯，不抱团不行。 独立各省都督府派出的代表们赶到了湖北，召开了“各省都督府代表会”，通过了新的准宪法——《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它和宋教仁的《鄂州约法》有了很大区别，也是对《鄂州约法》甚至是对《十九条》的严重倒退，主要的区别有两点： 首先，规定国会采取一院制，称参议院。在参议院正式成立之前，就由这个“各省都督府代表会”充当准国会。也就是说，这些“议员”并不是千千万万的百姓们选举出来的，而是各省都督委派的，准国会摇身一变为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远距离遥控的橡皮图章。这也很正常，地方实力派从老牌革命党人中借来了“共和”这面旗帜，于是他们也成为了革命党人，但国会是百姓们可能的政治舞台，自然要偷梁换柱、严防死守，让代表地方实力派的这个“代表会”代表人民。 然后，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由准国会选举产生，总统经准国会同意，可以任命各部部长，组成内阁。 看来，地方实力派还想控制这个未来的临时大总统，这个人是谁呢？准国会的决议是一句话——“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也就是说，地方实力派认为，即使我们抱团，和袁世凯之间可能谁也打不过谁，也不想费那力气打；如果能够策反袁世凯，把他也拉到“叛变”的阵容中，代价就是最小的。不如我们把临时大总统之位给他预留着，以此为条件把他拉下水。 袁世凯多次表示他拥戴君主立宪制，多次表示“大清不能散，中国不能乱”，君主立宪才能稳定大局，共和只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和毁灭，而且袁世凯已经是大清内阁总理大臣，维护君主立宪制是他的使命和责任，也是维护他自身合法性的要求。不过，袁世凯需要面对的不只是朝廷，而是全大清。现在各省的地方实力派和野心家都需要脱离大清朝廷独立，脱离大清朝廷独立就必须反对君主立宪制，坚持共和，而地方实力派通过准国会是代表“人民”的，共和就这样成了“民心所向”。在地方实力派看来，袁世凯也是汉人，策反他是很有可能的，即使袁世凯不愿意，局势的发展也不是他说了算的，大家会一齐努力，把他同朝廷切割开来，拉回到共和阵营之中！ 正是因为如此，为了表明独立各省确实能够与袁世凯分庭抗礼，让黎元洪有与袁世凯谈判的对等地位，准国会决议以湖北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推举黎元洪为大都督。这并没有增加黎元洪的实权，但给了他一个“名分”，黎元洪也算是如愿以偿吧。 接下来，局势再一次印证了宋教仁所料，东南地区很快掀起了独立的风潮。首先行动的是上海，在这里有两个人掌握的两支队伍，一个是光复会的李燮和，他是湖南人，而上海的新军大部分是湖南人，李燮和成功地把光复会成员安插其中，掌握了上海“革命的新军”；另一个人则是孙文的亲信陈其美——孙文的同盟会向来和帮会关系密切，不过一直是和洪门有合作关系，这个陈其美另辟蹊径，自己混成了上海清帮的头目，他手中的队伍是清帮分子。 李燮和、陈其美在上海不同地盘上同时起事，11月4日，上海光复。自然，对于上海都督的人选，上海各方势力准备推举贡献最大的李燮和。不过，到了正式的推举会议时，帮会分子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清帮分子大闹会场，有人甚至举着炸弹高喊“都督非选陈英士（陈其美）不可，否则就吃我一弹”，于是大家只能推举陈其美为上海军政府都督。 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这是老牌革命党人中的孙派人物第一次登上势力中心。多年以后，孙文称陈其美为“革命首功之臣”，但陈其美的做法还是很不光彩的。 接下来，就轮到宋教仁了。12月初，南京独立，宋教仁果然受到了重视，被推举为江苏省政务厅厅长（他没有动用帮会分子用炸弹威胁），这个政务厅厅长相当于省长，主管警察和民政。既然已经在南京和上海都有了影响力，宋教仁和陈其美都不愿意再让武昌再成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更不愿意让黎元洪出任大都督，他们希望在南京“另立中央”，把未来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大权夺到老牌革命党人这边来！ 东南区的实力派自然会力挺。此时正好黄兴兵败，黎元洪手中的地盘又只剩下了一个武昌，还随时都可能被袁世凯拿下，其他独立各省实力派对黎元洪失去了信心，准国会干脆不设在湖北了，它先后移到上海、南京，最后决议以南京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本来宋教仁还想让黄兴出任临时大总统，不过议员们（也就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意思是，临时大总统之位给袁世凯预留着，这是湖北会议通过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从现实来看，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也“非袁不可”，但可以选举黄兴为大元帅，暂代总统之职，在南京组织“临时中央政府”。至于在武昌的黎元洪，就选举他为副元帅，算是给个安慰奖。 至此，通过宋教仁的准确判断和步步卡位，革命阵容的势力中心从武昌转移到了南京，老牌革命党人在东南区而不是湖北找到了属于他们的舞台，正式走向前台。史书上所说的“革命党人领导了辛亥革命”，实际上是这里开始！ 对于宋教仁运作的这个结果，黎派人物自然是坚决反对的，而与孙文结仇的光复会正副会长章太炎、陶成章也强烈反对黄兴为大元帅。章太炎说得很恶毒，说一个败军之将，如何能当大元帅！没办法，准国会只好调过来：选举黎元洪为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不过，黎元洪很精明，他坚决不离开自己的大本营，去南京当什么空头元帅。黎元洪表示：我就委托黄副元帅全权组织南京“临时中央政府”了。 黄兴同意了，他已经通过立宪派的首领张謇，准备向日本的三井洋行借款30万，作为组建新政府的“启动资金”。然而，最后关头，黄兴却突然表示他不去南京就职了，因为他已经得到确切消息：孙文即将从海外回国！从当年同盟会成立之初起，黄兴就已经想明白了，他是不能得罪孙文的，否则就会发生太平天国那样内讧的悲剧。“黄兴不敢夺孙文首领之位”（胡汉民语），他要留着大元帅之职对孙文“让位”。 宋教仁对黄兴失望且无奈，但大局已定，革命阵容要做的只有两件事情，除了等孙文回国，另外，就是奋力“拉袁”了。独立各省的实力派们都没有实力完全战胜袁世凯，老牌革命党人更不用说了，毕竟他们连属于自己的军队都没有，所以老牌革命党人也一直在加紧“拉袁”。孙文的心腹汪精卫出狱之后，留在了北方，为袁世凯办事，还与他的长子袁克定结拜为兄弟，竟然成为了袁世凯的得力干将。汪精卫曾公开宣称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袁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临时大总统）不可”。黄兴也亲自写信告诉袁世凯：只要你学习拿破仑、华盛顿，推翻大清王朝，组建中华民国，全国人民都会对你拱手听命，一致拥戴你为大总统！ 袁世凯又该何去何从呢？袁世凯的政治手段：利用“民心”让自己和皇室全身而退
在进京推动第三次立宪改革之后，袁世凯指挥冯国璋打败黄兴，收复汉阳，策略还是边打边谈，压迫黎元洪回到谈判桌前。不过，等到打败黄兴，革命势力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南京，黎元洪不再是主要对手了，全国各地已经有十几个省先后独立，但朝廷的地盘只剩下几个省和一支骁勇善战的北洋军了。 载沣再一次亡羊补牢、痛定思痛。12月6日，他上奏辞去监国摄政王之职，从此不再插手任何政事，也没有了所有权力，步了三年前被开缺的袁世凯的后尘。隆裕批准辞职奏折，她的意思是，要让载沣承担造成大清全国乱局的责任。现在监国摄政王辞职了，袁世凯与责任内阁再也不会有什么约束了，大清国民应该清楚，朝廷真的已经痛下决心进行君主立宪制改革，把更多的权力下放，希望能够换取独立各省对朝廷的谅解和让步。隆裕甚至下诏，从即日起准许大清臣民自由选择是留发还是剪发，随你们的便，反正朝廷是要与大清国民重新开始！ 隆裕的这道诏书也是给袁世凯看的，这告诉袁世凯：大清除了还有一个皇室之名，你实际上已经是大清的“一号人物”，你就没必要再去折腾什么“共和”了。是的，隆裕和皇室也需要积极“拉袁”，毕竟让爱新觉罗家族的命运掌握在袁世凯手里，还有生还的可能，一旦他撒手不管，命运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那就很难说了。早就谣传革命人要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报当年扬州三日和嘉定三屠之仇，杀尽所有满人，其中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皇族亲贵。这虽然是谣传，但确实只有拉住袁世凯，才有可能保障皇室，皇室只能把他当作唯一的救命稻草。 第二天（12月7日），隆裕授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总体负责与独立各省和谈。袁世凯委任心腹唐绍仪为总代表，率团与革命阵容的总代表伍廷芳举行谈判。谈判是在上海英租界内公开进行的，也可以说是在英国等国际社会的见证下公开进行的。列强表明了他们的态度：为了维护各国在华利益，希望早日达成议和。这个态度表面上还是“恪守中立”，实际上是暗中支持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是希望早日达成和谈的。 但袁世凯和皇室只能接受君主立宪，革命阵容又只能接受共和，所有矛盾的焦点都落在了袁世凯身上——如果他不向共和“转身”，一切都将谈不成。 另一伙人也在积极地“拉袁”了，他们就是袁世凯手下的北洋军将领。 在唐绍仪与伍廷芳进行公开的政治谈判的同时，一场秘密的军事谈判也在进行中。北洋军将领中出面的是段祺瑞，而革命阵容中的运作者就是黄兴和他的参谋长顾忠琛。12月20日，双方代表也在上海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两军一致同意抛弃君宪，实现共和，同时优待皇室，谁先逼退朝廷谁就当大总统——很显然，这些条件都是为袁世凯设置的，优待皇室，他才好转身。 段祺瑞派人把军界的消息送到袁世凯这里，这就很有意思了，这相当于“劝进”。自古以来，只有“劝进”当皇帝的，还没有“劝进”当总统的，但如果说袁世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或者说现实中完全没有这个条件，将领们也不敢贸然“劝进”了。对于军界的态度，袁世凯真是又喜又怕。要说他对大清王朝死忠到底，那是假的；要说他对这个大总统之位完全不动心，那也是假的。想当年李鸿章大人对“两广共和国总统”都动心过呢，更何况这是全中国之总统。但不知袁世凯可还记得，三年前他被开缺时，也是这批将领，没有一个人为他站出来，现在趋势即将把他推上总统之位，将领们顺势而为，也不过不希望逆潮流而动，为自己谋个更好前程。 袁世凯明白，他一直坚持的君主立宪要不得不放弃了，不得不上共和这条船，因为共和确实已经是“民心所向”。而大清真正的“民心”，千千万万底层百姓们的心声是不被知道的，但这似乎并不重要。正如保路运动中铁路资产的真正主人一样，百姓们的心声就是“被代表”的，被各省实力派所“代表”，但以袁世凯一人之力，已经无法与这个“民心”相抗衡。袁世凯说：要我去讨伐黎都督还有可能，因为这是平叛，师出有名，但要我去讨伐张謇等人，我实在无法办到，这些头脸人物是“代表”老百姓的，而老百姓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啊。 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也告诉他：彻底断了君宪之念吧，无论你有多强的武力，都必须放弃君宪，接受共和；如果还替皇室争取什么君宪，不仅是徒劳的，搞不好你袁世凯自己都得当殉葬品！ 徐世昌说得没有错，麾下将领们要考虑自己的出路，袁世凯更要考虑自己的出路。即使袁世凯能够一时压制住将领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军队的控制力也会越来越差，如果坚持用武力，天下人就会把首当其冲的敌人从皇室转移到袁世凯身上，全民共诛之，全民共讨之。不要以为当共和国的总统只是袁世凯的荣耀，其实也是他的一条出路而已。 但如何逼退朝廷，这确实是袁世凯的一大难题。袁家数代为官，袁世凯又已经是大清内阁总理——如果说逼退皇室一点心理障碍都没有，那就让别的大臣去做好了，袁世凯更加不想背上一个“篡位”的骂名，不想让天下人认为他是“出卖”了大清朝廷才成为临时大总统。如何才能让大清平顺地过渡到共和，如何才能让皇室体面地退位，如何才能让自己光明正大地当上总统呢？袁世凯不愧是袁世凯，他很快意识到，既然共和是“民心所向”，那么就把这个球踢给“民心”吧。袁世凯给唐绍仪和伍廷芳一直谈不拢的政治和谈定个调子：以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来决定。也就是说，无论是共和还是君宪，革命阵容和朝廷任何一方都不能决定，只能“交给全国人民来决定”。具体做法是由各省选出一些代表投票，一旦票决，双方都必须服从，否则即为全民公敌。 此时的袁世凯和宋教仁一定有惺惺相惜之感，他袁世凯也开始向民间借力了，他在将地方实力派们的军：你们不是想以“民心”来实现共和吗？不是想以“民心”来推出和控制我这个大总统吗？如果你们确实是真心追求共和，那么你们敢不敢把投票权真正交给各省的老百姓，就像我袁世凯当年在天津试验过的一样，深入田野乡村去敲锣打鼓地宣传和发动，来一次比较规范和像样的投票，也像已经有过的世界先例一样，让中国的人民对国家前途来一次公决？ 这确实是袁世凯为国家、为皇室、为自己考虑出的万全之策，无论最后结果如何，他都是很有自信的。如果最后票决的结果是共和，有了这个合法合理的程序，大清会平顺地过渡到共和，仍然能够迅速稳定局势；皇室能够以“尊重民意”的形象来体面退位，避免了被用武力推翻和上断头台的命运；他袁世凯也会通过合法合理的程序成为临时大总统，不仅避免了“篡位”的嫌疑和千古骂名，其他野心家也只能偃旗息鼓。 如果最后的结果是君宪，那也是袁世凯求之不得的，这会使他的第三次立宪改革往前进了一大步。想想看，一个朝廷，如果连决定国体、政体这么根本的权力都可以下放于民，这本身就是立宪的精髓，意味着皇帝和皇室只是一个象征，是“虚君”，受益最大的自然就是袁世凯这个内阁总理大臣。虚君立宪下的总理，那也就相当于共和国的总统，双方都是政府首脑，袁世凯又何必一定要去当总统？ 有实力摆在这儿，袁世凯定下的调子就是双方和谈的调子，在朝廷方面，他是议和全权大臣，这个方案又是个万全之策。隆裕批准了。 1911年12月29日，唐绍仪团队和伍廷芳团队达成了召开“国民会议”的协议。为了给开大会营造良好的氛围和必要的环境，双方还一致同意，革命阵营不准再在新的地方宣布独立，袁世凯的北洋军也要在五日之内从防区后撤百里。 袁世凯很兴奋，他命令北洋军从第二天开始就准备后撤一百里，首先拿出朝廷的诚意来。唐绍仪和伍廷芳开始就程序和细节问题展开谈判，双方又开始了扯皮。当然，原则问题已经谈妥了，只要双方真心拥戴“国民会议”，程序和细节也是可以解决的。袁世凯在等待着这个结果。 然而，仅仅一天之后，一切风云突变！ 1912年1月1日，袁世凯麾下大将突然全体发表通电：誓死维护君宪，坚决反对共和！将领们的语气极其强硬而愤怒。 1月2日，袁世凯以“同意唐绍仪辞职”的方式宣告了和谈正式破裂！与此同时，自从和谈以来一直还算友好的氛围再次变得剑拔弩张。唐绍仪团队谴责伍廷芳团队在之前的谈判中只顾一己之私，动辄以“不谈了”相威胁，甚至不许发表不同意见，不准讨论君主立宪之可能性，“其态度之蛮横，形同专制”，与他们追求的民主共和形成鲜明对比。甚至列强驻华外交官也在了解相关事实后，表示双方和谈破裂，责任实在革命方。 北洋军方面，后撤停止了，子弹上膛，炮弹入膛，一场大战眼看又要打响！ 召开“国民会议”是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就连隆裕都批了，如果不是发生了让袁世凯和麾下大将们感到特别愤怒和难堪的事情，他们是不会作出如此过激反应的。那么，1月1日这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就在这一天，已经回国的孙文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不得不有一种被羞辱和“上当受骗”的感觉，之前的和谈是在国际社会的见证下进行的，已经取得了召开“国民会议”的初步成果，现在革命阵容不仅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协议，还让“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承诺成为了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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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为何孙文一定要“让位”给袁世凯？
孙文为革命占据的有利位置：就任临时大总统
武昌兵变了，没人知道孙文到底在哪里。九次起义失败，华侨们似乎再也不相信他了。为了筹款，孙文一直在美国各地马不停蹄地演说，10月11日这天，孙文正与随行人员奔赴美国丹佛市，第二天才在报纸上看到武昌兵变的消息（历史作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称孙文当时“正在美国洗盘子”，此说并无史料证实）。 和黄兴、宋教仁一样，武昌兵变的消息令孙文很是意外，经再三考虑后，他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赶回国内指挥战斗，仍然需要筹款，增加老牌革命党人的资本。可是从美国国务院到英国、法国外交部，孙文在欧美没有换来一个国家的支持，也没有筹到一分钱。没有办法，11月24日，孙文只得离开欧洲回国。这是自1895年广州起义以来，孙文第一次公开回到国内，除了自己的“同志”，大清国内大部分人对他都是陌生的。正如黎元洪所说，他根本不了解孙先生，也不知道他究竟有什么主张。 在香港，曾经的得力助手胡汉民前来迎接，他如今已是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告诉孙文，如果您继续北上上海、南京，一定会被推举为总统，但是一个没有一兵一卒和一分一厘的总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袁世凯不可信任，不如留在广东练兵，将来对袁世凯和朝廷进行北伐，把全国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孙文没有同意，他知道胡汉民这个都督是怎么来的。广东新军起事后，他们原本是想拥戴原两广总督张鸣岐为都督（正如武昌新军“拥戴”黎元洪一样），不过，张大人不敢出任，竟然逃走了，大家这才推举了广东籍的老牌革命党人胡汉民。可见胡汉民这个都督也是“空头都督”，是替别人当的。孙文认为，既然在广东练兵也要从零开始，那还不如北上去“主持全国革命的大局”；袁世凯当然不可信，但可以利用他，如果能迫使他推翻满清王朝，强过用兵十万。 经孙文这么一说，胡汉民想想也对，他立即写了一封手书，就把都督之位转手“让”给他人，跟随孙文继续北去上海。 此时的黄兴、陈其美等孙派人物正在上海急切地等待孙文的到来。黄兴不仅已经向南京的准国会提出“让位”于孙文，还提出不要选大元帅，要选就直接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各位“议员”最开始并没有同意，他们仍然强调临时大总统“非袁不可”。不过，黄兴态度强硬，他甚至有要带兵对准国会“施加点影响”的意思。“议员”们很快又同意了，只是强调孙文这个临时大总统也是暂时的，只要将来袁世凯一“叛变”，孙文就必须“让位”，这就是“议员”们答应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的条件。 地方实力派的态度为何会迅速转变呢？他们并不是忌惮黄兴手里的“兵”——要知道这些兵说到底也是他们的，他们不过是请黄兴出面来指挥而已，黄兴并没有实际上的军权。但以都督为代表的独立各省实力派总算是明白过来了：与其把临时大总统之位一直给袁世凯预留着，那还不如先让革命党的旗帜孙文当上这个临时大总统，逼一逼袁世凯和他麾下的将领们。独立各省反正只需要一面暂时走到前台的“旗手”，黄兴可以，孙文也可以，但都督们自己就不可以，否则其他都督就会有意见。而都督们无论选孙文还是黄兴当临时大总统都是不用担心的，在他们看来，孙、黄就是过渡性的“傀儡”。孙、黄无军无钱，不可能利用临时大总统之名掀起什么风浪，如此才为独立各省迅速接受，连条件都不用谈。如果实力够，大家选举他们，那还要与他们谈条件。 当然，独立各省答应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也并不影响答应袁世凯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反正还是在谈判，先答应再说嘛。 对于黄兴的这个举动，宋教仁又深深地失望了。现在黄兴倒是意识到了要争取的是“政府”的职位，而不是有名无实的军方职位，但他偏偏又要把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孙文。一直以来，宋教仁都希望黄兴能够出头，担任临时大总统。在宋教仁看来，只有黄兴当临时大总统，才有可能让他一直以来坚持的共和立宪落地——实行内阁制。 根据宋教仁的设想，未来中华民国的各个政党都要公开竞选国会的议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的领袖，就是内阁总理，他可以在本党中挑选人员组成内阁。也就是说，内阁总理才是政府首脑，而总统就相当于英国的“虚君”，基本只是作为国家元首和国家的象征，执行礼仪上的活动。 宋教仁的这个设想一出，大家一片哗然：不就是你自己想当总理，掌握政府实权嘛。看上去确实如此，宋教仁虽然有着极强的政治天赋和才干，但他实在是太年轻了（29岁），这么大一个国家，选一个不到30岁、声望浅的人当总统这是闻所未闻，但如果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年长者当总统，宋教仁再出面组阁当总理，这是有可能的。 对于“想当总理的野心”，宋教仁比较坦然，后来他专门在报纸上写了两篇文章答辩。他说，世人污蔑我谋一己之私想当总理，由来已久，虽然没有这个事，但是我不想辩解，我反而是以此来激励我自己来当总理。国家政治既然是共和政治，那么国民人人都应该负责任，如果有人想当总理，这就不能再看作是君主专制时代的“谋反”，国家和人民都应该欢迎才对呀。共和不是学习美国吗？美国的小学生写作文，如果说他立志将来长大以后要为国服务，当总统，只会传为佳话，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另外，作为一个虔诚的宪政主义追求者，宋教仁也是比较坦然的，宪政只是要限制权力，不是不要权力，追求宪政本身并不意味着要消解权欲，却是要坚持“限制权力”才是最大的权力。 章太炎就很支持宋教仁。这个章太炎恃才傲物，能看得上的人没几个，对宋教仁评价却很高。他专门在报纸上写文章，认为宋教仁“有总理之才”，应该以宋教仁为总理来组织内阁。对于孙文，章太炎就很不客气，说孙文这个人善于议论，不能做事，否定了孙文的地位。另外，章太炎到处放风，什么等孙文当总统这是“儿童之见”，即使要选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反正就是明确反对孙文。 但如果宋教仁坚持内阁制只是为了他自己想当总理，那也称不上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了。他是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民国的共和立宪只能实行内阁制的。此时宋教仁的思想正可以用章太炎的一句话来表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章太炎所谓的革命党，其实指的就是同盟会中的孙派人物（以下简称“孙派同盟会”）。章太炎的意思是，既然革命的军事力量（包括革命的新军）都起来了，孙派同盟会这些具有威望的老革命就不能再包办革命了，更不能以一党（孙派同盟会）来组织南京临时中央政府，不能认为其他与孙派同盟会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组织（比如光复会）就是革命的敌人。 另外，从军队的角度来考虑，“革命军”的主力是革命的新军。黄兴虽然被推举为总司令，但他本身是同盟会之人，那么他领导的这支军队到底是革命的新军，还是属于同盟会的“党军”？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黄兴就永远无法取得真正的军事指挥权。 最后，革命的新军中也有不少人是同盟会会员，但是，孙文等人也没有实力来把他们统一组织起来，以“党军”扫平包括袁世凯在内的一切政敌，建立属于“党”（同盟会）的绝对统治。既然如此，“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按照当时向西方学习的共和建国理论，将来民国成立后，需要实现“军队国家化”。军队是国家的军队，“需要与党派脱离”。如果军队中还存在同盟会等任何组织或者党派，那就跟以前大清军队中存在哥老会是一样的道理，最终会造成军队、国家的分裂，甚至出现军阀割据和混战，不利于新生的民国。所以，章太炎认为，必须以“国在党上”为理念，正好趁着孙文回国，解散同盟会——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如革命党不肯自行解散，那么就证明其标榜的天下为公是假的，立党营私才是真。 应该说，章太炎的考虑代表了当时非孙派人物的一些看法，但是这对孙文本人和孙派人物的打击是巨大的。要知道享有同盟会威名的，正是孙文，他的手中没有军队，在“革命的军队”里几乎没有什么资源和威望，却有“革命的党”（同盟会），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本。也正是因为如此，孙文才不会当什么大元帅，他要当选临时大总统，但如果真如章太炎主张的那样，连“党”（同盟会）没有了，那么孙文就什么都没有了！ 宋教仁和章太炎不同，他还是同盟会的人，他不会彻底放弃同盟会。同盟会一直是革命党，是秘密结社，革命党人之前擅长的是暴动、暗杀等暴力活动，这与以国会为舞台的公开的政党竞选有着本质区别。宋教仁主张把同盟会由革命党改组为政党，以便有合法地位参与将来的国会选举，而这也就是宋教仁为何要主张内阁制的原因。现在，各省的都督和实力派成了新式的官僚集团，牢牢把持着行政大权，百姓们在行政系统的上升渠道很小，很难去当官、当都督，也不可能人人参选总统，但党禁已开，百姓们可以自由组党，也可以自由入党、脱党、换党。实行政党竞选的内阁制，就是进一步把政治向百姓们开一道口子，让人明白入党是可以实现政治权利和政治理想的，从而把政治这个盘子做到最大，最终实现全民政治和平民政治。 不得不说，从“建设”的角度，宋教仁的这种想法和袁世凯的“国民会议”有异曲同工之妙。宋教仁之所以希望黄兴出任临时大总统，也是希望将来“让位”给袁世凯之前，先把内阁制固定下来。 对于孙文，宋教仁一直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几年前他就评价孙文是“野心家”和“落后于时代的人物”。宋教仁认为，一旦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孙文不可能接受在他的总统之下再“横插”进一个有实权的总理，他一定会学习美国式的“总统制”——由总统直接组阁，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其实总统制和内阁制并无优劣之分，但与即将诞生的中华民国不同的是，当时美国的选举制度已经很成熟了，选举权也紧紧掌握在人民手里，总统就是由选民选出来的，而即将诞生的民国却没有这样的条件，只能由都督把持的国会选举总统。如果再由总统组阁组成政府，那绕来绕去，未来的中华民国岂不是空有共和、立宪之名，还是一权独大吗？ 另外，实行内阁制，必然要将同盟会由革命党改组为政党，这就意味着不能再“革命”了，必然要接受将来的袁世凯政权，只能以政党竞选的政治手段而不是以武力的革命手段来制衡袁世凯的势力。孙文和宋教仁不同，虽然他们身上都兼具革命家和政治家的特性，但对于宋教仁来说，他主要是政治家，而孙文主要是革命家，甚至可以说是终生的革命家，孙文会从一直以来的革命家完成向政治家的转变吗？革命最终是为了人民，人民的幸福是要大于革命的，而对于一直认为“革命就是取得政权”的陈其美等孙派人物来说，他们会甘心吗？宋教仁对此抱有深深的怀疑。 12月25日早晨，孙文抵达上海码头，迎接他的有21响礼炮，宋教仁果然没有出现在欢迎的队伍里，他甚至连上海都没有去，还留在南京。日本朋友北一辉极力劝说，宋教仁气得满脸通红：“老兄你也学日本浪人（指一贯‘扶助’孙文的宫崎寅藏等人）的那一套吗？你的大元帅主张误了事，黄兴的优柔寡断又误了事，孙文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将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也无所谓，我有兵力（指南京的警察），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 但宋教仁毕竟是同盟会元老，他既然不能像章太炎、陶成章那样彻底脱离同盟会，就必须“有大局意识”。在其他人的劝说下，宋教仁最终还是来到了上海见孙文。 果然，在同盟会内部会议上，就内阁制问题，孙文与宋教仁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孙文的态度比较生硬，他的意思是，为革命考虑，现在最重要的是集中政治权力。既然现在大家都不信任你宋教仁，只信任我，只能推举我当总统，我们“就不能对唯一信任推举之人再设限制”，我个人也不会屈从个别人的意见，把自己当成一个“政治花瓶”，“以误革命大计”。另外，即使要推进民主，在革命成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以专制来推进民主”或许恰恰是这块土地上最现实的选择，因为在专制传统深厚的土地上，人们还没有民主的习惯（多年以后，孙文正式提出了共和立宪分三步走：军政、训政、宪政）。 宋教仁毫不退让，仍然坚持己见。他的意思是，共和立宪本已超越了君主立宪制，如果实行总统制，连内阁制也一并超越了。内阁不善，可以更迭；总统不善，罢免则很困难（民国总统实际上是地方实力派在内部平衡后推选出来的），如必欲罢免，必然引起政治动荡，动摇国本（各地方实力派都会争相推选自己阵容的“总统”）。所以总统制虽然在美国已经很成熟了，但在民国不一定合适。民国有自己的国情，如不顾国情，一味超越，欲速则不达。 现在我们知道了，孙文和宋教仁的想法有着根本上的分歧。孙文果然仍然站在革命的立场。革命家擅长于“不破不立”，坚定地相信只有由革命者将来主导的政治才是“好政治”，革命不成功政治就不会成功；而宋教仁这样的政治家会放弃这样一种信念，即总想发明一种空前绝后的好制度，一种一劳永逸的制度，而不是在世界范围内已有的制度里选择一种普遍最好的，再结合自己国家的国情进行学习和探索。在宋教仁看来，政治是世俗的，也是现实的，尤其不能有完美主义，如果政治家总想凭空创造或者摸索出一条完美的道路，那么就是危险的。 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都完全不一样，两个人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也无法达成妥协。在其他人看来，宋教仁坚持和孙文“作对”，不过是不愿意看到他在南京开创的一片天地中，最后是由孙文来“摘桃子”。宋教仁除了他自己，没人支持他，黄兴劝说宋教仁必须服从“党议”，尊重孙先生。宋教仁只得愤愤不平地返回南京，继续向在南京的准国会游说他的内阁制。 准国会（也就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自然不会理睬这个需要他们让权的内阁制。12月27日，准国会派出了三名代表前往上海与孙文会面，商议选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的程序，三代表首先向孙文强调，这个“临时大总统”是过渡性质的，将来还必须接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非袁不可”的现实，需要“让位”给袁世凯。孙文立即回答：那不要紧，只要将来袁世凯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 另外，孙文还提出条件：总统就是总统，“临时”二字可以不要，并提议中华民国从此改用公元纪年，他于公历1912年1月1日就职——孙文对此又是有现实考虑的，此时还是农历十一月初八，按照惯例，新的就职典礼一般都在新年正月初一举行，而改用西历，孙文在几天后就可以就职。 三代表表示这两件事情太大了，必须赶回去请示，三人于是连夜把孙文的条件带回南京。第二天，准国会开会认为，“临时大总统”的“临时”二字不能去除，因为此时南北尚未统一，统一的中华民国还未建立，正式的宪法也还未制定，正式的总统自然无从谈起；至于改用西历，出于让孙文尽快就任的考虑，最终勉强通过。 12月29日，准国会开始选举临时大总统，候选人有三位：孙文、黄兴和黎元洪。在南京的“议员”们自然不会选湖北的黎元洪，黄兴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当，那自然就是选孙文了。一省一票，总共17票，孙文获得16票，另一票仍然投给了黄兴。选举采用的是无记名投票方式，我们有理由相信，孙文缺的那一票，应该是宋教仁做通了其中某一省的工作。 12月30日，准国会再次通过决议，说明昨日已经选举出临时大总统，“已足见国民多数赞成共和，毋庸再开国民会议”。这个决议本身就说明了独立各省同意让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的秘密：他们急需一个人来继续扛起革命的旗帜，阻止袁世凯的“国民会议”，这个人就是孙文。独立各省实力派挟“民心”让袁世凯接受共和，却不许袁世凯挟“民心”来合法合理地逼退皇室，一定要袁世凯独自承担“篡位”的骂名，一定要让袁世凯也像他们一样彻底地“背叛”大清朝廷，这样他们才有真正的安全感。当然，如果按照召开“国民会议”的原计划，投票权掌握在独立各省都督手中，孙派同盟会必将迅速边缘化，孙文也必须尽快就任临时大总统，从而获得与袁世凯“平起平坐”的地位，逼迫他不得不把孙派人物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增强孙派人物在大清政权覆灭后权力再分配中的筹码——孙文的临时大总统和南京“临时中央政府”，就是孙派同盟会与独立各省实力派合力的结果。 1912年1月1日，孙文离开上海，前往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临时国旗。出于对孙文的不完全放心，1月2日，准国会（实际上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对准宪法《组织大纲》进行了修订，增设了副总统一职；1月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20多天后，准国会改名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孙文果然选择了参照总统制，不设总理，直接组阁。几千年以来，一个以共和立宪为目标的“临时中央政府”诞生了！ 孙文组阁之时，宋教仁曾建议：内阁阁员全部用革命党人，不用旧官僚。当然，宋教仁这又是在为内阁制做再一次努力：排除旧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势力，全部用革命党人，也就是把大清原有的官制变成了政党内阁，革命党就相当于自动改组成了政党。而党务（而不是暴动、暗杀）一向是宋教仁的特长，只要成为政党的领袖或者实际控制人，宋教仁也就相当于内阁总理。但宋教仁这个建议注定是不会被采纳的，出于现实考虑，孙文的内阁名单照顾到了方方面面，既有原大清官员，也有立宪派，还有革命党人。 从《鄂州约法》起，宋教仁已经彻底地得罪了黎派、独立各省实力派、旧官僚甚至孙派同盟会，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孙文原本提名宋教仁为内务总长，被准国会否决，仅仅担任总统府法制院院长。许多人为宋教仁而抱屈，宋教仁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 宋教仁是不会放弃他的政治理想的，他仍然会把握时机付出不屈不挠的努力。接下来，按照程序，南京临时政府就该继续“拉袁”了。地方实力派毕竟不敢彻底得罪袁世凯，毕竟还需要袁世凯去逼退皇室，必须要让他放心：我们虽然在南京选出了一个临时大总统，但这只是暂时的，“非袁不可”的现实仍然没有改变。张謇对袁世凯发电：大哥只要你今天逼退皇室，明天就能拥戴你当总统（甲日满退，乙日拥公），甚至在孙文的誓词中，都不得不加上要“让位”的意思：“至专制政府既倒……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这与其说是让孙文就职的誓词，不如是让孙文表明一定会辞职的誓词，也算是能让袁世凯和他麾下的将领们在愤怒过后，又审时度势，重新回到和谈之路上。 双方的代表唐绍仪和伍廷芳转入了私下谈判。共和已经在南方成为了既定事实，接下来要谈就的不再是共和、君宪这些关于国家前途的大事，而是围绕着袁世凯如何逼退皇室、孙文如何“让位”的程序。这实际上是涉及到革命阵容、袁世凯以及皇室之间的一笔政治交易，自然是不好公开进行的，双方就私底下你来我往，讨价还价。 焦点也回到了孙文身上。孙文不是从大清原来的新军将领摇身一变的“革命的都督”，他是老牌革命党人，或者说，他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会轻易“让位”吗？为避免“让位”，孙文用尽手段筹款
孙文自然不愿意“让位”，至少不会轻易“让位”。1月11日，孙文宣布自任北伐总指挥，任命黄兴为陆军总参谋长，准备对袁世凯和大清朝廷进行“六路北伐、合攻北京”。孙文的意思是，该谈的都只管谈，但并不影响他准备以武力来统一全国。 孙文这个大手笔确实令人瞠目结舌，但他首先要解决的仍然是那个自从闹革命以来就有的老问题：筹款。 孙文回国时，传言他带回了巨额款项，还有先进的战舰，并说他在外洋有良好的信用，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贷款。 没想到孙文对记者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 还是“精神”。革命党人可以说什么都缺，唯独不缺精神。孙文是不得不作如此表态，在从香港到上海的途中，他对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说：“帮助搞点钱吧！越多越好，一千万、两千万都可以！”这个数字惊得山田纯三郎目瞪口呆。 在去南京就职的前一天晚上，孙文又对宫崎寅藏说：“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了，但身无分文……你如果不保证在一周之内给我借到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 孙文说的是事实。组建一个新政府，那也就跟开一个新公司差不多，首先需要有钱把这个政府里的人养活。但南京临时政府没有经济实体，也没有赋税来源，各省都督只是需要先让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至于孙文的实际花销，他们是不会管的；税收也不会上交到南京，不伸手向南京要就已经很不错了。 孙文每天都在为钱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一次安徽省需要军饷，孙文大笔一挥，批了20万。胡汉民手持批条去财政部。然而，“库中仅存十洋”。就是这十块钱，据说还是陈其美的上海军政府支援中剩下的。 南京的士兵都领不到军饷，他们开始骚扰和抢夺百姓财产，简直和过去的清军没有区别。南京临时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大打折扣，孙文不得不两次下令要注意军纪，防止士兵抢劫市民财物。这是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唯一一次就同一个问题发布两个大总统令。孙文本来希望张謇来出任财政总长，让他协助缓解财政危机，可张謇坚决不干，只是勉强答应出任实业总长，而且长期住在上海，不来南京办公。南京临时参议院也在开会时常常连人都来不齐，有时候甚至只来几个人。 没办法，孙文只好又去向列强政府借钱，但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没有得到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式承认，自然也借不到钱了。列强公开的理由是：南京临时政府不能代表革命之南方各省，其临时参议院之“议员”，不是经合法程序产生。当然，列强有自己的打算：他们更看好袁世凯，真正支持的是袁世凯。 多年来，孙文一直希望从列强那里获得对革命的帮助，没想到闹革命时不给予帮助，现在南京临时政府都成立了，还是不予以承认和帮助，这对孙文的打击又是巨大的。一个新政权，如果没有得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认，这意味着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历史中，南京临时政府的地位都是不高的。寻求合法性，成为了孙文迫切的心理需要。 孙文向记者表示：只要列强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即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也就是说，孙文不惜以放弃北伐为条件，首先获取列强政府的承认。或者说，孙文也知道袁世凯必将出任临时大总统，所以希望在“让位”之前，南京临时政府能够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但结果仍然令孙文失望了。 孙文只好又去找日本人。宫崎寅藏、山田纯三郎等人没钱，还是只能去找日本政府，但南京临时政府拿不出任何东西作抵押。孙文和黄兴盯上了原本属于大清的经济实体——汉冶萍煤铁矿公司。 一直以来，日本国内的八幡制铁所都需要从汉冶萍进口优质铁矿石，还是在大清时，日本人就特别热衷于给汉冶萍贷款，当然，日本人是想通过贷款，把汉冶萍变为中日“合办”，最后达到控制汉冶萍的目的。此时汉冶萍已经从日本银行贷款1000万，孙文方面就提出由汉冶萍代南京临时政府再借500万，日方只要支付部分现金，其余的用于南京临时政府向日本三井物产购买军械。除了这项优惠条件之外，同时还规定：汉冶萍股本是3000万，借款总额1500万元作为日本的股份。这样，日方的股份就占了一半，日本只要再付出不到500万的钱，就达到了对汉冶萍“合办”的目的，日本方面肯定会同意的。 日方果然同意了，不过他们再加了一条：南京临时政府将来若对外国出让矿山、铁路、电力等权利而借款时，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让于日本三井物产。 日方没有问题，接下来必须搞定汉冶萍公司。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已经逃到日本的盛宣怀。黄兴在电报中警告盛宣怀：你必须同意，否则就派兵没收你在国内的财产。 一听说“革命的政府”要没收自己的私人财产，盛宣怀也不得不同意，他最终与黄兴达成协议：南京临时政府负责保护和发还盛宣怀在国内已被充公的财产，盛宣怀同意由汉冶萍代南京临时政府向日方借款。 2月2日，孙文、黄兴在与日本的借款合同上签字；2月13日，日本把200万交付给南京临时政府。孙、黄总算是解决了燃眉之急。 而盛宣怀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此事虽然是在私底下进行的，但在签约当日即被上海报纸报道。章太炎立即跳出来“表示强烈谴责”，就连实业总长张謇也严厉反对。张謇对孙文说：“这件事情事先没有通过我，大总统您私自决定，而事后您又不允许我进行补救，我这个实业总长实在是尸位素餐。”张謇坚持辞职。 在湖北的黎元洪副总统趁机找到了攻击孙大总统的机会，他攻击得相当尖锐，说当初的大清朝廷都不敢做这种交易，把汉冶萍大张旗鼓地交给日本人，现在南京临时政府却倒行逆施，悍然为之，此种野蛮专制行为，恐怕连满清余孽都会笑话我们革命党人，百姓们也会说我们连满清政府都不如。黎元洪还攻击南京临时政府“威吓”临时参议院议员，唆使少数议员秘密开会，擅自通过借款合同。黎元洪甚至提出要把签订合同之人枪毙，他表面上指的是盛宣怀，实际上是暗指孙、黄二人。 各省终于酿成了“反对中日合办、废除合同”的风潮，南京临时参议院也向孙文发出质询。不过，社会舆论也普遍认为，这应该是孙文和黄兴受了盛宣怀的蒙骗，因为这位盛大人在“保路运动”中早已经是臭名昭著，没人相信他了。孙文和黄兴就把与日方废除合同这个烫手的山芋又扔给了盛大人，表示只要盛大人办好这件事，将来可以代为向袁世凯疏通，使得盛宣怀能安然回国。没办法，盛大人只好来灭火，合同最终废止。 孙文仍然没有停止借款的步伐。2月3日，孙文向日方提出：希望再借1000万，条件是把满洲“租借”给日本。为了说动日本人，孙文还说明，此项借款是用于对袁世凯进行北伐——日本也一向视袁世凯为大敌——现在南京临时政府还能与你们签订这样的密约，但如果我们借不到钱，政权就要落入到袁世凯手中，到时候他还会不会与你们签订这样的密约就很难说了，所以希望能够在2月9日之前得到确切答复，否则一切都迟了。 此时，与袁世凯的和谈大局已定（2月12日，隆裕正式下诏宣布退位），孙文对日本人说了实话：如果我们借不到钱，那么只有在南京临时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先与袁世凯缔订和议，以防天下大乱，将来再慢慢想办法谋取军费，策划再举，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拟定革新天下之方案。也就是说，孙文仍然认为，“袁世凯不可信任”。只要能够筹集到必要的经费，能够维持南京临时政府的运转和支撑北伐，即使与袁世凯的谈判已经达成，皇室已经退位，中华民国“共和”已成，他还是会想办法以武力对付袁世凯。 在当初与胡汉民的商议中，孙文曾经反对北伐，现在出任了临时大总统，却又突然力主北伐，看来，相比于通过“拉袁”来获得共和，孙文更看重的是如何让革命党人取得政权，如何让“革命成功”。 但日本政府并没有同意借款。不说南京临时政府并没有实力控制满洲，所谓的“租借”不过是一纸空文，而且日本人认为，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经取得了南满，北满还在沙俄手里，“租借”也无效。 现实面前，孙派铁杆黄兴、汪精卫等人都劝说孙文断了北伐之念，回到对袁世凯“让位”的“预定轨道”上来。通过对袁世凯“让位”来获得共和，虽然不那么圆满，但这也许是这么多年来为革命努力奋斗的一个最好的结果，相比陆皓东等历次起义已经死去的人，生者又何须计较个人名分！据说汪精卫还逼问孙文，您不“让位”，难道是留恋总统的职位吗？并说了句特别难听的话，“袁固多诈，孙亦无耻”。（章士钊：《孙黄遗札密诠》） 孙文是在万般无奈、直到最后一刻才放弃北伐的！三次暗杀，清帝退位
在孙文准备武力北伐的同时，双方的谈判也在进行。和之前的公开谈判不同，严重影响这次谈判进程的是三次暗杀。这三次暗杀都是由革命党人指向袁世凯、皇室的暗杀。令人惊奇的是，暗杀对象竟然还包括革命党人自己的“同志”。 一直以来，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不仅与孙文“结仇”，和陈其美也有私人仇怨。这个陈其美大概是个人生活不检点，当年一边闹革命，一边还兼顾嫖娼，甚至在出任上海都督之后，还经常在妓院里办公，落了一个“杨梅都督”的外号。而陶成章却是一个反对贪图享乐，过着苦行僧一般生活的人，自然对陈其美很看不惯。几年前陶成章曾经当着孙文等人的面劝陈其美戒嫖戒赌，让陈其美大失面子，两人就此结下仇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陈其美又瞄上了浙江都督一职，但浙江一直是光复会的地盘，章太炎、陶成章强烈反对陈其美出任浙江都督。陈其美的计划落空了，他和陶成章之间又添上了“新仇”。 正当孙文在南京计划“六路北伐”的同时，陶成章也在上海组建北伐军，积极准备北伐。请注意，这是陶成章的北伐，而不是孙派人物的北伐。正是因为章太炎、陶成章也是老牌革命党人，也能起到“旗手”的作用，一旦他们借“北伐”真的发展起军事力量，这对孙派在南京和南方的地位是严重的挑战。在陈其美看来，“革命”真的就只能由孙派人物来包办，就是孙派这一家，别无分店，陶成章要开分店，自然就是“假革命”，那么他就要“打假”。 这个“打假”就是暗杀。 1912年1月14日凌晨，在自己的地盘上，陈其美指派自己的“小弟”、同盟会会员蒋介石等人将34岁的陶成章枪杀于上海。 陶成章这个主力一死，光复会人人自危，就连狂妄的章太炎也收敛了很多，负责军事的二号人物李燮和转入实业、教育，后来干脆举家迁往南洋，光复会灭亡了。陶成章并没有想到，革命党人的暗杀不仅可以用于对付朝廷高官，还可以对付革命党人，自己没有死在朝廷的屠刀下，却死在了“同志”的枪口下。陈其美是孙文的亲信，暗杀陶成章是不是来自孙文的指示？这已不得而知，不过，陶成章之死的直接受益人就是陈其美和孙文，同时，执行者蒋介石由此也赢得了孙文的信任，最终成为孙派核心人物，登上历史舞台。 陶成章之死是孙派巩固南方地位的大事件，他们仍然站在与袁世凯平起平坐的位置上，袁世凯仍然只能把孙派当作和谈对手。而接下来遭遇暗杀的人，就是袁世凯本人。 1月16日，退朝回来的袁世凯车队在东华门外遭遇炸弹袭击，当场炸死多人。袁世凯被扣在炸翻的车下，爬出来后逃出一命。这次直接实施暗杀的是同盟会京津支部的革命党人，他们有没有接受孙文或者南京的指示？这又是不得而知，总之，如果袁世凯被炸死，自然也是南京方面愿意看到的。 暗杀过后，袁世凯被吓破了胆，深居简出再也不敢招摇过市。 还是赶紧实现共和吧！共和实现了，至少革命党人就没什么暗杀他的理由了。 袁世凯终于要面对逼退皇室这道难题了。隆裕也没什么牌可以打了，她曾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要求袁世凯救救他们孤儿寡母，每天亲自给袁世凯制定菜单，派100多位太监把100多道菜亲自送到袁府上，中午、晚餐各送一次，其中还有一块给袁家用于祭祀祖宗的肉。因此，袁世凯吃饭就变得很麻烦了，首先他得冲着那道圣旨和菜谱叩头，然后把那块肉献到祖宗的牌位上。袁世凯只好赶紧上奏请太后免了赐给他的御膳。 为了笼络住袁世凯，隆裕太后又想出了一招。她赐给袁世凯一等侯爵的爵位，与当年的曾国藩同等待遇，据说前去宣读懿旨的是已经辞职的载沣。很显然，这是让载沣为当初开缺袁世凯而道歉。袁世凯再三上奏推辞，最后隆裕干脆下旨“不许不接”，袁世凯这才接受。 大清气数已尽，再也没有当年的曾国藩相救，只剩下袁世凯来善后了！ 袁世凯一定会适应形势逼退皇室，但也一定会保全皇室。对于他来说，出任临时大总统有两个合法性来源，除了南方孙文的“让位”，还有皇室的退位，这两者缺一不可才能造成共和。袁世凯毕竟是大清官员，南方实际上一直是他的敌人，他一定会更看重来自朝廷的这份合法性。如果说他与大清朝廷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那么他与南方就是“政治交易”的关系。站在袁世凯的立场，他也不想从曾经的“敌人”南京方面承接政权，只想从大清朝廷承接政权，如此他就不需要做“革命党的总统”了，保全皇室的安全与体面，这是他作为大清内阁总理的职责，是他最后的情感所系，也是他维护自身合法性的需要，是他的体面。 在多次指示唐绍仪一定要争取最大的“优待皇室条件”之后，1月20日，袁世凯提出了方案：由朝廷授权（注意）他在天津组织南北统一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成立的同时清帝宣布退位；清帝退位两日后，南京临时政府即行解散。 新的共和政府来自朝廷的授权，也就是说，袁世凯让朝廷包揽了他的全部合法性，不关南京临时政府什么事了，甚至新政府所在地连北京都不是，而是袁世凯的老根据地天津。这相当于为皇室留下了一个北京城，实际是另一种形式上的“虚君立宪”！ 袁世凯的伎俩自然逃不过孙文的眼睛，孙文令伍廷芳传达他的意见：清帝退位后，大清的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新政府的组建必须通过南京。 看来，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大清是否先灭亡”。袁世凯的意思是，大清是已经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而南京临时政府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如果大清先灭亡，那么中国大地上岂不是一时间就没有被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了？国际关系如何处理？如何对待外人？当然，袁世凯其实是以这个理由，为他的合法性来自大清而作最后的争取。 然而，1月22日，孙文不顾伍廷芳的坚决反对，突然以通电的方式公开向袁世凯提出了最后通牒。“让位”必须分五步走：首先，清帝退位，由袁世凯电告国际社会并请各国驻京公使或者驻上海领事转告南京临时政府（这相当于借“让位”之际让国际社会变相承认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然后，袁世凯明确表明赞同共和；第三步，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第四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最后，袁世凯在当选临时大总统之后，必须宣誓遵守参议院制定的宪法。 不得不说，孙文的这个最后通牒确实是对袁世凯的反戈一击，这等于告诉了世人：孙文的临时大总统之位和南京临时政府都成为了正统，临时大总统之位就是孙文“让”给袁世凯的，而不是袁世凯以逼退皇室之功“该得的”。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的合法性不仅不是来自大清，而是全部来自南京。孙文主动“让位”，就是为了共和，他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而袁世凯在事实上是“用大清江山换来了总统宝座”，彻底沦为大清“篡臣”，陷入极端尴尬的境地，道德的责难更加深重——将来的袁世凯不仅会在革命派的史料中留下“窃取革命果实”的骂名，同样会在清史中留下“篡臣”的骂名！ 这自然让袁世凯很愤怒，他立即提出抗议，谴责孙文为什么要为议和突然提出附加条件。不过，袁世凯抗议是抗议，他发现自己还真没有办法拒绝。孙文早就在通电说明这是最后解决办法，如果谈不成再起战端，开战的罪名和责任都由袁世凯负责，如果坚持拒绝，舆论是会一致谴责袁世凯的。“篡臣”的骂名看来是背定了，袁世凯心里多少还有点愧疚，但对于“窃取革命果实”的骂名，他实在是心有不甘。小偷能偷走一只鸡、一头牛，但还能搬走一座房子吗？ 伍廷芳对这份通电也极为愤怒，他愤怒的不是内容，是孙文的方式。孙文此举相当于把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所做的幕后交易全部曝光。对于伍廷芳这些自诩为社会名流的人来说，以前谈谈君宪、共和等国家前途之争还符合身份，现在孙文越过伍廷芳直接发表通电，在公众面前曝光这些幕后交易，令伍廷芳等人颜面尽失。伍廷芳愤而电辞议和总代表之职，而据说充当议和参赞的温宗尧甚至声称如果有一支手枪的话，就要去打死孙文！ 皇室自然也看到了这份通电，反正已经曝光了，袁世凯干脆公开和皇室撕破脸面。1月26日，前线将领段祺瑞等人联名通电，要求清帝退位，否则他们将从前线返京，与阻挠退位的王爷们剖陈利害！ 就在这一天，京津的革命党人又成功地对皇室中反对退位的良弼实施了暗杀。良弼没有袁世凯那么走运，经抢救无效后死亡。王爷们对“留住大清江山”抱有侥幸心理，不过想继续躲在大清朝的温室里，现在发现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只好悄悄打点好家产，取出存款，随时准备出逃。再也没人来阻挠退位了。 袁世凯已经为皇室争取到最大的优待条件——至今我们能够见到的有关清帝退位条件的修改稿，以袁世凯手批版本给出的条件最为优厚，这大概是他最后的补偿吧。 最后的条件包括仍然保留清帝的称号；中华民国政府按照对待“外国君主之礼”来对待溥仪与隆裕；每年由民国政府直接拨付400万两白银做生活费；隆裕母子以及他们侍卫、太监宫女等还可以继续居住在紫禁城——大清的天下，被限制在了紫禁城里头了。 对于隆裕母子来说，住房问题解决了，还有生活费——日本天皇没有退位，还不一定有这样的待遇。这样对待“前朝”的条件，不仅为几千年以来未有，甚至在人类历史上都可能是前所未有的，那就退位吧！ 1912年2月12日，隆裕下诏，宣布率同溥仪退位。也许直到退位的这一刻，隆裕都想不明白，大清究竟是如何自己把自己给搞死的？载沣曾经怕丢了祖宗江山，最终以火箭般的速度丢了祖宗江山；官员们曾经怕丢失权力，最后发现连脑袋都不一定保得住。 在最后几年的光阴里，体制僵化莫过于晚清，改革步伐之大莫过于晚清，甚至思想之开放也莫过晚清，然而大清终究亡了！ 这是大清最深刻的教训。 袁世凯获得了“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权力，诏书同时规定了“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未来的中华民国，不仅要共和，更要大清多年以来一直努力的宪政。 接下来，该轮到孙文履行他的诺言，送上辞职书，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了。孙文“有条件让位”
孙文并没有食言，两天后（2月14日），孙文正式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交了辞职咨文，但同时附加三个条件： 首先，中华民国的临时“中央政府”设在南京，这是之前的“准国会”所定，不能更改，袁世凯也必须遵守——也就说，袁世凯只能来南京上班，定都南京。 然后，袁世凯亲自到南京任职时，临时大总统以及南京临时政府内阁人员乃行解职——也就是说，如果袁世凯不来南京，孙文其实就没有辞职。 最后，南京临时参议院在《组织大纲》基础上正在修改的新的准宪法——《临时约法》，袁世凯日后必须遵守。 很显然，这三个条件中，最关键的是“定都南京”，让袁世凯离开自己的大本营来南京。孙文明显是仍然认为袁世凯“不可信任”，要调虎离山。而章太炎和宋教仁早就唱过反调。宋教仁认为，中华民国只能定都北京，因为日俄对满洲、蒙古的领土有极大的野心，以中国目前的实力，定都南京则为放弃满蒙。 南京临时参议院不少议员对此抱有相同看法。2月14日当天，临时参议院就这个议题进行决议，包括很多同盟会会员在内的议员都认为定都南京不可行，否决了孙文的提案，并决议定都北京。 得知这个投票结果，孙文大发雷霆，他和黄兴立即召集参议员中的同盟会员开会，要求必须按照孙文的意见投票，然后黄兴又扔下了著名的那一句：这是你们议院自动翻案，政府是不会妥协的，限定你们在规定时间内改正过来，否则我派兵来！ 没办法，临时参议院只好又赶紧在15日复议改正过来，决议定都南京。议员吴玉章回忆，开会时，“陆军总长黄兴以兵临议院，警卫森严”。同一天，临时参议院以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当然不愿意南下。他在电报里说得情真意切，除了也提到保卫满蒙问题，他还说，北方的局势现在还很复杂，我袁世凯都还没有完全搞定，而且北京一直是首都，迁都南京，北方的军民甚至包括列强驻华使节都会有意见；另外，即使我到南京，皇室不可能到南京，如果将来有人利用皇室再反对民国怎么办？所以，我反复考虑，与其让孙大总统辞职，不如我袁世凯先在北方维持着秩序，等着南京方面“将北方各省以及军队妥善接收”，我就退归田园，当一个共和国之国民。 袁世凯自然是在将孙文的军。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袁世凯是没有说出来的：他在北京都遭遇暗杀，连家门都不敢出，哪里还敢去南京？ 可是，孙文的态度是坚决的。孙文干脆派出了一个“迎袁专使团”，专门来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去南京宣誓就职。袁世凯又骑虎难下了。不过，事情果然如袁世凯所说，京津和直隶地区发生了谜一般的兵变骚乱。北洋军以抢劫、闹事来阻止袁世凯南下，列强打着保护使馆的旗号，准备调兵进京。眼看又一场八国联军之祸就要发生，社会舆论、北方各位都督以及远在武昌的黎副总统又跳出来反对袁世凯南下。在这种情况下，孙文自然也没有任何理由再坚持让袁世凯南下了，于是南京临时参议院又开了一会，通过了一个新的决议——袁大总统，允许你在北京就职！ 有人说，这场兵变是袁世凯自己策划的，目的就是拒绝南下。其实是不是袁世凯的授意并不重要，事实就是这样：有袁世凯在，至少能镇住北方；袁世凯不在，无论是北洋军、北方的革命党人，还是其他帮会、土匪等各种力量，都有可能为称王而混战，引发骚乱，导致列强出兵，就连南京的议员们事先都认为定都南京不可能。让袁世凯南下原本就是强人所难吧。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的“麻烦事”并没有完，第二天，孙文在南京签发了南京临时参议院起草的《临时约法》。请注意孙文早在近一个月前就已经辞职了，袁世凯也已经在前一天就任职总统了，孙文已经没权力颁布法令——特别是宪法性的法令，《临时约法》即使要签发也应该是由袁世凯来签发。在各国，宪法出台之前应该有让一个全社会各阶层广泛讨论的阶段，如此才能让宪法对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的任何权力都加以规范限制，不允许任何一方坐大，也才能让宪法不具有党派性，让各个党派都服从宪法。那么南京方面为何要急于推出这样一部准宪法呢？ 在过去很多的书中，人们一般认为，《临时约法》就是孙文等革命党人为了限制袁世凯而出台的。孙文当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参照的是美国式的总统制，等到要“让位”给袁世凯，又变成了内阁制，这明显是“因人设法”，是人治而非法治。 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立法权在国会，无论是孙文还是精通法律的宋教仁，都不能主导《临时约法》的制定。《临时约法》是南京临时参议院（实际上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制定的，地方实力派用参议院制衡着孙文，现在，临时大总统变成了更难对付的袁世凯，自然要更想办法掌控袁世凯。《临时约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它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又一次大大提升了国会的权力。 首先，它增设了总理一职，但与内阁制中“如果某个政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这个党的领袖就自动成为内阁总理并且是政府首脑”不同，《临时约法》规定的是总理由总统任命，但必须获得参议院通过。总统仍然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总理只是总统的下级和助手，是辅助总统掌握行政大权的。然后，国会对包括总统、总理在内的高级官员都有弹劾权，而总统却没有相对应的解散国会之权。 在美国，国会和总统都是选民选出来的，总统有权任命各部部长，但也要获得参议院通过，这些部长们只是总统的下级和集体顾问，只对总统个人负责。总统行使的行政权只对宪法和他的选民负责，不对国会负责，而国会行使的立法权也只对他们的选民负责，国家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完全分立。当总统或者政府的高级官员违反宪法时，国会可以提出弹劾，总统也没有解散国会之权。这就是以行政权最后归属方式而命名的总统制，与宋教仁一直主张更符合民国国情的内阁制相对应。很显然，除了多出来一个一般内阁制中才有的“总理”，《临时约法》已经完全采用美国总统制的模式了。 但问题仍然是，当时美国的选举制度已经很成熟了，选举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总统确实不能解散国会，但国会也不敢轻易弹劾总统以及总统挑选的高级官员，因为总统也是人民选出来的，受到人民的信任，否则国会自己就下不了台。但《临时约法》规定是参议员由各省选派，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虽然也规定了百姓们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毕竟是民国了，要打着共和立宪的旗号），但谁都知道这是根本没有落地的，参议院仍然受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掌控。总统以及通过总统提名的包括总理在内的内阁成员是由参议院（实际上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选举出来的，参议院只要发现总统“有谋叛行为”（而不是违反宪法）就可以弹劾。但什么是“谋叛”呢？这就很模糊了，总统任命几个他信任的人，或者要求动用一下军队，你也可以认为他是图谋不轨，这相当于要把包括袁世凯在内的政府变成受参议院控制的“傀儡政府”！只要参议院发现这个总统“不听话”，它就能够以“代表人民”的名义并依据《临时约法》的名义弹劾。 而总统除非已经在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拥有极强的演讲能力，否则在关键时刻是无法寻求“人民”的支持的——对于人民来说，反正你又不是我们选的，还不如地方实力派跟我们关系密切，我们又何必来帮助你呢？这和当年载沣面临的是同样的情况！ 现在我们知道了，《临时约法》确实是“因人设法”（针对袁世凯），也是“因权设法”（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仍然想把控权力），它表面上学习当时美国的总统制，却又不是真正的总统制，也不是真正的内阁制。这部在匆忙之中推出来的准宪法，只是地方实力派打着共和立宪的旗号向新生的袁世凯政府争权（而不是分权）的产物。趁着新生的袁世凯政府成立的这个“多事之秋”，地方实力派没有压抑自己不正当的权欲，没有在共和立宪的原则下把他们自己也纳入法治轨道，没有把宪政建设和健全宪法放在第一位。《临时约法》本身就是违反宪政精髓的，由于国会几乎没有什么制衡，百姓们制衡不了国会，议员们必将肆无忌惮，行使职权时不顾后果，自身的腐败也必将愈演愈烈。4月，南京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后，很快出现了天天泡在八大胡同里出卖选票的“议员”。正是他们自己开启了践踏宪法和“贿选”之风！ 不得不说，这部“自动代表人民”的粗制滥造的准宪法，为后来的局势动荡埋下了伏笔。随着宋教仁遇刺，刷新宪法和国会最后的希望破灭，自此之后，国会粗暴干涉行政权、军人以武力威胁议员、议员以缺席罢工抗议甚至总统与总理争权的“府院之争”轮番上演，中华民国陷入了连年的政治纷争，最后竟然又回到了“还是枪杆子说话管用”的老路，回到了没有皇帝却人人想当皇帝的老路，回到了被它所取代的大清内部崩溃式的老路。中华民国持续动荡的最为根本的政治原因、民国乱局的一大根源，可以说就在于这部《临时约法》！ 这必然会引起行政权的强烈反弹，正如后来发生的一幕，当有议员洋洋得意地对袁世凯说：议会就是监督总统的。袁世凯反问：谁来监督议会呢？议员给出了“人民”作为答案。袁世凯暴跳如雷，他说：我没看见人民，只看见一个个（在这里装模作样）的人！ 兵围国会！ 袁世凯终于走到了这一步，此时的他并不完全是黄兴当年那样武人干政的作风了，他还透露出一股舍命为之的悲壮，因为他看到的就是一个已经满目疮痍的民国政治，一个怪兽般的民国政治。后来，袁世凯终于将那件好不容易从大清皇帝身上扒下来的龙袍又穿到了自己身上，把那顶曾经受到诅咒的皇冠戴到了自己头上，然后在万千诅咒中死去。此时，民国才仅仅成立五年，袁世凯还不满60岁，民国也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战中：之前是汉人打满人，后来是汉人打汉人…… 民国开始共和立宪时，其实很多人都做好了接受曲折的准备，只是没想到最后竟然曲折成了这个样子。陈独秀后来说：欧美各国的共和立宪出于多数人利益，中国的共和立宪如果不是出于包括革命党人在内的多数国民的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 但是在此期间，也曾经有一个人以他全部的智慧和精力，为民国的共和立宪继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如负重的老黄牛一般艰难地拾级而行，曾经发出耀眼的光芒，和袁世凯成为一南一北两大政治明星，但也如彗星一般划过夜空，和袁世凯一前一后死在民国初年，至今沉冤未雪。 他就是宋教仁。
第十七章 大清灭亡，民国重回革命
孙文“让位”了，同盟会该怎么办？是按照孙文的意思继续保留革命党的色彩，还是按照宋教仁主张的褪去革命党的色彩，改造成公开的政党？自然，孙文已经“让位”，民国已经成立，再革命就没有任何理由了，同盟会要么解散，要么改造，宋教仁的主张才是大势所趋，连孙文也无法阻挡。1912年3月，同盟会由地下走向公开，宋教仁被选举为政事部主任干事，开始对同盟会进行政党改造。 宋教仁果然不负众望，他挑选同盟会中的非激进分子，与其他民主政党、社团合并和改组，成立了合法公开的全新政党——中国国民党。宋教仁成为代理理事长，虽然名义上的理事长还是孙文，但很显然，宋教仁已经成为了这个全新政党的操盘手。这个政党脱胎于同盟会，或者说取代了同盟会，但它又明显区别于以往的同盟会，它成了合法政党，没有了革命的宗旨和色彩，用宋教仁的话来说，这就是“毁党造党”“大公无党”。 宋教仁自然不会只是改造同盟会这么简单，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政党竞选和内阁制。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随之迁往北京，改为北京临时参议院，并立法规定1913年将召开民国的正式的国会（包括众议院、参议院）。说起来这个年限还是当年载沣定下来的，民国都成立了，自然不能比当年的大清还落后，宋教仁早已经瞄准了国会选举。 与宋教仁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很多人，一时间，民国大地上出现了数百个政党，党员人数无法统计。据说在北京，陌生人之间打招呼，在问完“贵姓”之后还要问“贵党”，他们都铆足了劲，准备竞逐第一届国会选举。请注意这是选举，而不再是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指派了。民国毕竟已经成立，共和立宪这个民国最大的政治谁也无法撼动，任何势力都无法反对“国会由人民选举”，北京临时参议院也至少要在立法上把选举权落到百姓们之中——当时规定合法选民除年满21周岁的男性（妇女没有选举权）、在选区内居住2年以上外，或至少满足其中一项：每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有500元以上不动产；拥有小学或相当于小学的学历。这样，民国4亿多人口中，统计的合法选民约有4000万。 现在，民国需要的只是一批防止法律只停留在纸面上的人，需要只是一批用扎实工作把法律落地的“较真”之人，宋教仁即将成为他们的代表。 1912年12月，国会选举正式开始，在这场“选战”中，最辛苦的应该是宋教仁，他组织国民党人马四处集会、演讲、造势，发动选民投票，同时也亲自拉票。他要求国民党全党“要停止一切运动，专注于选举运动”。“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在这个擅长的领域，宋教仁做得风生水起，急剧上升为政治新星。在袁世凯政府成立之后，他几乎成了老牌革命党人中唯一的风光人物，在外人看来，他又表现出向孙文等人咄咄逼人的“夺权”气势。宋教仁也充满自信地说：“无论是孙的势力或是康（有为）的势力，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到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代表汉族抵制满族，这是趋势。” 在宋教仁看来，这新人物无疑就是他自己。 果然，1913年3月中旬，国会选举落幕，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选举中都以压倒性的优势成为第一大党。据统计选民中投票率约占10%，也就是全国约有400万人直接参与了投票。尽管也难以避免选举笑话和选举腐败，但宋教仁联合一些人已经为共和立宪取得了重大一步：突破了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掌控国会的企图，实现了政党竞选，“平民政治”和“全民政治”初现端倪。 接下来接力棒交到了袁世凯手里。 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是政府的首脑，总揽行政大权，总理是由总统提名，获得参议院的通过后任命的。对于袁世凯来说，他只有提名宋教仁为新的内阁总理，才最容易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将来也才最容易获得国会的支持；而对于宋教仁来说，他首先要获得袁世凯的提名，即便成为了内阁总理，也需要继续寻求与上级袁世凯的合作。 如此一来，袁世凯和宋教仁之间有望形成既有良性合作又有相互制衡的关系。宋教仁“拥有”国会，在立法权上既可以支持袁世凯，也可以制衡袁世凯；而袁世凯是临时大总统，他在行政权上既可以支持宋教仁，也可以压制宋教仁。在这种“合作中制衡”的关系背后，正是意味着宪政建设即将上一个新台阶。 这一切自然都是宋教仁和袁世凯希望看到的。宋教仁是一个宪政主义者，原本追求的就是这样的结果；而对于袁世凯来说，虽然他曾经更看重朝廷的合法性，但一旦成为大总统，共和立宪就是他唯一的合法性来源，也是民国的立国之本，他既没有必要，更没有勇气和实力去挑战共和立宪（至少现在没有）。恰恰相反，真正的共和立宪对他是有利的，因为大清灭亡了，“载沣式”的难题留下来了，袁世凯急需通过宋教仁这样的平民政治家，向人民借力，把大清向往多年却不仅没有实现反而导致内部崩溃的设想变为现实——把地方实力派（官僚集团）纳入宪政的轨道！从而最终制定出一部真正权威而有效的宪法，稳定民国的政局。 也就是说，袁世凯的对手始终都是试图通过国会把袁世凯政府变成“傀儡政府”的地方实力派（官僚集团），而不是间接帮助他的宋教仁；地方实力派因私而设的“假共和立宪”，是袁、宋在政治上共同的敌手。在这样的框架之下，他们都难以施展才能和行使权力，都迫切希望改变现状。袁世凯和宋教仁之间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彼此互相需要，需要寻求与对方的合作，他们之间的合作面远远大于冲突面——局势竟然把他们都推到了共和立宪“建设者”的位置！ 现在，高居庙堂的袁世凯和起于民间的宋教仁，成为了受人期待的一北一南、一朝一野的两大政治明星，很多人会害怕和阻挠他们之间的联手，但更多的人期待他们的联手。 袁世凯行动了，他给此时在南方的宋教仁发出了“即日赴京，商决要政”的电报。宋教仁将从上海乘火车进京，这里是老牌革命党人的大本营，但宋教仁却没有见到孙文——相信很多人都要问，此时的孙文干吗去了？ 在卸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孙文曾专程去北京与袁世凯会面，他说，今后要舍弃政事，专心为民国修20万里的铁路。袁世凯正要给孙文“安排个去处”，听到孙文如此表示，随即任命孙文督办全国铁路，在上海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孙文似乎真的是专心修铁路去了，就在宋教仁抵达上海之前，他已经带着一帮人马去日本“考察铁路建设”。 在过去的一些书看来，孙文不想着将对袁世凯的革命进行到底，反而幻想“实业救国”，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软弱性”的表现，但这恰恰是误解了孙文。孙文从来都是认为“袁世凯不可信”，直到最后一刻才无奈放弃了对袁世凯使用革命的手段（北伐）。多年以来，孙文为革命的筹款都是“不择手段”的，而铁路是个大利场，大清变成了民国，铁路主宰由盛宣怀变成了他，这又是一个为革命筹款的好机会！ 也就是说，袁世凯政府成立之后，孙文确实无意角逐政治，孙文还留在革命队伍里，还需要为革命党人争取政权，如果要接受现在的民国，就要接受政权不在手里的现实。站在这个角度，袁世凯比当初的清政府更加危险。当初革命党人为“驱逐鞑虏”流血牺牲，虽然希望渺茫，可毕竟还找得到合法性；现在为各方所接受的民国已经成立，如果还要对袁世凯继续“革命”，合法性又在哪里呢？又有什么理由呢？ 随着宋教仁即将北上，他与孙文之间的分歧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虽然宋教仁也一直认为“袁世凯不可信”，但宋教仁的“不可信”是从宪政、分权的角度出发的。在宋教仁看来，如果没有宪政框架下的分权，换作谁（包括孙文）来当总统都是“不可信”的。所以宋教仁要做的只是在共和立宪的框架下与袁世凯共处；他只会限制总统的权力，不会夺取总统的位置；他不会非得追求“革命胜利后”的革命党一党执政，却不会放弃在民国中以政党竞选参与执政——这必然会导致宋教仁“放弃革命”。在他看来，革命虽然可以推翻朝廷，但共和立宪只能通过协商、妥协和契约才能带来。 孙文却是一个现实的人，他不像宋教仁那样“理想化”，对通过没有武力依托的政党竞选来制衡袁世凯等其他势力抱有根本性的怀疑。对于孙文以及陈其美等孙派人物来说，他们眼里的“袁世凯不可信”却是无视袁世凯政府已经成立的事实，要再一次推倒重来，夺取政权——这也必然会导致孙派“将革命进行到底”，继续用武力来达到目的，对于政党竞选这样的事情自然不会很在意了。 而现在，对于孙文以及陈其美等孙派人物来说，宋教仁让章太炎的“革命党消”变成了现实，也在事实上让孙文和陈其美等人“什么都没有了”变成了现实。同盟会已经不存在了，孙文和陈其美等人手中已经没有了“革命党”，新的政党政治又不是他们希望的道路，也没有他们的位置。随着宋教仁另树一帜，急剧上升为新的政治明星，孙文本人和孙派人物陈其美等人却都被边缘化了。更为可怕的是，一旦宋教仁真的代表国民党与袁世凯达成良好合作，那么，孙文和陈其美等人失去的不仅是家底和手中唯一的牌，也是“革命的前途”，从此只能接受作为“革命党”的同盟会变为民国政党的既定事实。孙文等人如果要继续革命，又只能从头开始，这对孙文的革命事业简直是灭顶之灾——宋教仁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孙文等人的“革命大计”！ 由于这种根本上的分歧，与袁、宋之间不同，此时的宋教仁与孙文、陈其美等人之间既没有了合作的意愿，也没有了合作的可能，而是进入了非此即彼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相信，孙文和陈其美等人即使没能阻止住宋教仁把同盟会改造成中国国民党，也必将阻止宋教仁北上与袁世凯真的达成合作！ 3月20日，是宋教仁从上海火车站启程前往北京的日子。在与革命党人的辞行聚会中，陈其美说：“遯初（宋教仁的字），你不要快活，仔细他们（指袁世凯政府）会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你。” 宋教仁听后笑道：“只有我们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 宋教仁说的是事实，暗杀一直是革命党人的利器，袁世凯对此还生疏得很。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5分左右，上海火车站，枪声响了，宋教仁遇刺，送医院后不久便不治身亡，年仅31岁。临终之前，宋教仁没有留给孙文片言只语，遗言留给了远在北京的袁世凯。他报告了自己遇刺的经过，并提出遗愿：“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使）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他似乎至死都没有怀疑过袁世凯，也没有计较个人得失，没有要求报仇雪恨，至死都在牵挂新生民国的宪政建设。 他没有资源，没有显赫的出身，更没有枪杆子，不能像科举时代的读书人那样“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于是他“货与人民”，却还是以悲剧结尾。 他终于做到了“年轻又有声望”，可是他永远年轻了。 2016年春节，我曾来到宋教仁故居，在这座后来重建的空荡荡的故居之前，已经很难发现他当年的足迹。 谁才是真正的幕后元凶？百余年来，真相一直没有水落石出，正是因为如此，袁世凯是无法排除嫌疑的。此时的内阁总理赵秉钧也是有嫌疑的，宋教仁上位，他必然下位，按照一般的权力逻辑，他就是“理所当然”的幕后凶手。 而陈其美更是有嫌疑的。站在革命的角度，宋教仁就不是当初陶成章那样的“假革命”了，而是“叛变革命”和“反革命”，宋教仁只能死，刺宋案也只能引向袁世凯政府和他本人。但暗杀宋教仁带来的后果和影响要比暗杀陶成章严重得多，而且宋教仁在同盟会里的资历不仅比陶成章要深，比陈其美也要深，如果没有得到孙文默许甚至授意，陈其美能否擅自决定？ 根据《临时约法》规定，作为三权之一的司法权是独立的，并不受行政权的干涉，上海地方检察厅已经向赵秉钧发出了传票，要求他到上海接受问询。只要赵秉钧来上海，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刺宋案都将以司法独立的方式进入法律程序，可以说，这是宋教仁以他的生命换来的民国共和立宪的重要一步！ 赵秉钧称病未到。 几个月后，孙文、黄兴、陈其美等人烧起了民国的第一把战火，发动“讨袁之役”（又称“二次革命”），刺宋案的司法审判程序被战争彻底打断，幕后元凶的追查也就不了了之，至今成谜。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没有了宋教仁，地方实力派又试图通过国会将袁世凯政府变成“傀儡政府”，袁世凯兵围国会，并最终称帝，在各方的群起而攻之中死去。
自 序 在写作晚清的五年里
《晚清最后十八年》写作开始于2011年，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要写它，一切都好像是注定。很多的细节都记不太清了，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当时看到的一则新闻——湖北武汉投资200多亿筹备辛亥革命百年庆典，当时就有一个念头：这是纪念辛亥革命最好的方式吗？ 动笔之后，一开始是把它放在了天涯网上的，与网友们互相讨论和交流。一年多以后，它被评为天涯网“2012年度十大作品”，于是进入出版程序，和读客图书谈合作。我很佩服出版方在一个帖子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就和我签了出版协议，也很感谢他们后来为这套书的出版所做的工作。 那时我已在《旅伴》杂志社工作九年，26岁时从记者、首席记者做到了执行主编，写帖子需要占用全部的业余时间，包括每一个晚上和周末。有一天我接到了女友的短信，她说：在我的观念里，写作是可控的，恋爱才是不可控的，但你对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可控，只有写作对你来说才是不可控的，我们分手吧。 当时她在电视台工作，工作繁杂忙碌，在她特别需要关心和倾诉的时候，我总是不在她身边。 我原本以为我的写作生活就要这么继续下去，直到2013年夏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那天舅舅从长沙打电话过来，说我老兄可能是得了一种怪病，他瞒着父母偷偷跑到湘雅医院来住院，几天后就要进手术室了。 老兄在深圳开了一家塑胶模具工厂，固定资产做到了几千万，但仍然是一个夫妻店，他负责业务，嫂子负责财务，小孩还在上学，在生病的时候，就没有人可以去陪伴，因为工厂还需要运转，每天还有事情都要处理，工人还需要发工资。 我从杂志社请好假，跑到长沙去陪伴老兄。八个小时的手术过后，大夫告诉我：情况很不乐观。在他们开会诊会议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听到了“六个月”这样可怕的词语。 安顿好老兄后，我一个人跑到医院的楼顶上，号啕大哭了半个小时。我觉得人生很荒诞，几天前我还只想着如何做好杂志选题，现在只能一个人躲在楼顶哭泣。然而我也作了一个决定，当我回北京办好辞职手续再回到湘雅医院病房时，我发现老兄一直直勾勾地盯着我手中巨大的行李箱。我告诉他：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我不甘心，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你的病治好。 我每天睡在病房里，照看输液，买饭喂饭，端屎端尿，洗衣服，去旁边的民居给老兄做好吃的，陪他聊天解闷，搀扶他走路，去楼下晒太阳，抽空的时候就联系国内外一切可能的医药信息。有一天，同病房里另一个陪床的壮汉突然塞给我一袋熟食，说这是他特意回家亲手做的。他说：“小伙子我觉得现在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你对你父亲真是太有耐心了。” 我告诉他，这不是我父亲，他是我老兄。这个人听后怔住了，他拍着我的肩说：“相信我，兄弟，你们是会创造奇迹的！” 那一刻我跑到楼道里哭了。 我知道老兄其实是最不容易的。自小我和老兄“画风各异”，我沉浸在书本世界里，老兄却更爱玩闹，用学费买衣服，和人谈恋爱，打架，下馆子，花钱大手大脚，后来读到高中死活不读书了，一会儿要去学武术，一会儿又跑去做音箱生意，大半年的时间把家里的积蓄亏得精光，不得不南下广东，从工厂的一名保安做起，这才开设工厂。我是职场人士，有了事还可以辞职一走了之，他却不能“辞职”，哪怕是进了医院，两部手机还是响个不停，还要处理很多的事情。我只能用心去照顾他。 病房里经常有需要你在一分钟之内作决断的时候。大夫会告诉你，接下来如果用这一种药，医保可以报销，但还有一种从外面购买的进口药品，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5万元一小瓶，一次输液用两小瓶，10万元。我问疗效如何，大夫说理论上会更好，但这种病原本就是没有保证的，所以疗效也不能保证。那时候我经常盼望着时间可以慢一点，这样用下一个10万的时候，也可以慢一点。 有一天，老兄突然对我说，一会儿他有个生意上的朋友要过来看他，他不会有事，叫我别担心。这个人进了病房后，和老兄聊了一会儿，老兄突然表现得十分痛苦，不断地喘着气。那个人见状，十分难为情，欲言又止了好一阵，终于留下一句“你好好养病”就走了。我想起老兄的话，突然明白了：这个人不是来看望老兄的，是来要钱的。老兄的工厂因为一时周转不过来，拖欠了他的货款，他见到老兄病重，这才没好意思开口。 我跟老兄商量，把工厂里的原料先低价卖出去一批，付掉他的货款，等资金周转过来后，再把原料高价买回来。这人也是中小企业主，他的资金周转也很困难，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不会跑到病房里来催款的。 治疗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大夫过来告诉我们，再过几个疗程，头发可能要全部掉光了。晚上，老兄对我说：“你扶我下楼去吧。”原来，他要去找家理发店，剃个光头，然后跟我去买了顶帽子戴在头上——是的，即使病重，人生也要主动。 病房里经常会有告别的时候，可能上午刚认识的病人，下午就见不到他了。陪床的人告诉我，病人在病重的时候，会很没有主张，也会很敏感，陪床人任何一个细微之处的言行都会给他带来不一样的感受。老兄在治疗期间，只能吃特别清淡的饭菜，不能放任何配料，也几乎没有盐。我每天和老兄吃同样的饭菜，跟他一起吃饭，他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是的，我就是要用这种看似可笑的方式来告诉老兄我会一直陪伴他，给他信心。 几个月过去了，冬天来了，有天傍晚，陪他在楼下散完步后，我对老兄说：“你先上去吧，我等一下再回去，我再去吃点儿东西。” 刚刚路过一家麻辣烫摊点，香飘四溢，实在是太诱人，我再也控制不住了，跑回摊前一顿猛吃，直到再也吃不下为止。我把老板的一瓶辣椒酱吃得精光。 我以为老兄早回病房了，但当我走回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楼下的花坛上坐着一个人。天空中飘着小雪，他的背影很孤独，那是老兄，他没有上楼，他坐在那里等我回来。 回到病房后，我觉得心里很难受，躲进卫生间里无声流泪。我责怪自己明明知道最想改善口味的是老兄，他肯定比我更想去吃，可是我为什么没能忍住？ 几个月以来，似乎已经流尽了自长大成人以来所有的泪水，很多的时候，我一度认为我们兄弟俩人生会过不去。但那一刻，我觉得人生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但我要把这种力量告诉我的读者。 在从北京拖过来的那件硕大的行李箱中，除了衣服，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每天到深夜，当病房熄灯、老兄睡去之后，我把病房里的椅子搬到走廊上，借着光亮打字。值班护士过来管过几次，后来也不管了。医院里没有网络，遇到对史料有疑问的地方，我只能先记录下来，等到一个集中的时间去附近的网吧上网。我必须拿手机定好闹钟，因为我怕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病房里还在输液的老兄。 我用这种方式完成了《晚清最后十八年》第二部。 六个月过去了，十个月过去了，在所有亲人和朋友的努力之下，老兄的病情奇迹般地好转了，他可以出院了。后来老兄跟我说，我原本以为我们只是兄弟，现在看来你还是上天派来救我的。 我们抱头痛哭。 是的，书本里的世界很广阔，但如果我们不能从小事做起，不能善待身边人，学习历史又有什么用？如果我们不去经历真正的磨难，又怎会有真正正确的价值观？当我们积极面对困难的时候，心里面一定会有个声音告诉你困难是暂时的，你是在做正确的事。 无论世界多么荒凉，心中的光明总要靠自己点亮。 老兄回到了深圳，我回到了北京，写作还在继续。我发现我有了一个不好的习惯：只要发现银行卡上的钱还够付半年的房贷，就总想着辞去工作，专心完成剩下的作品，因为我其实一直是一个一心不能二用的人。父母反而担心我了，他们从深圳跑过来，监督我好好上班，也监督我找女朋友。 辞职之后，我每天拿着包，从家里出去，有时候是在家附近的咖啡馆，有时候是在公园里，继续写作。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条不经常过火车的铁路，那里永远停着一辆货车。大部分的时候，我坐在铁轨旁打字。对面是一棵树，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有叶子开始从树枝上掉下来了，原来时间已经快过去三个月了。 我在这里完成了日俄战争对马海战的写作。 父母告诉我，他们要回去了。我很愧疚，让他们监督的事情都落空了，父母其实早就发现了我的秘密。后来他们跟我说：“孩子，你每天拿着包出去，但有一天你是穿着拖鞋出去的，我们又怎么能再给你压力呢。” 五年了，写作已经成了一种生理需要。将你的人生，像毛巾浸在水里一样浸在孤独里，拧干了，便是人生的辽阔。我想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去遇见和把握一份属于自己的缘分。我希望将来这套书再版的时候，也能够写下献给某人，我相信我能够组建幸福的家庭，我们在听从内心声音的路上走了多久，幸福的到来就会走多久吧。 五年了，还去过很多的地方，每当史料不能给我答案的时候，我总要到历史人物曾经涉足的现场去转一转，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可爱的家乡。为什么我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是因为我们的眼里总是饱含泪水。 有一个地方是留到最后才去的：浙江海宁。 1916年，绕地球已经数周的孙文回到了国内，他应朋友之邀，来到海宁观看钱塘江大潮。 钱塘江汹涌的大潮，当它涌来时，如万马奔腾，巨浪滔天，惊涛拍岸，地动山摇，卷走了它面前的一切！ 这样的场景，令看惯大风大浪的孙文也无比动容。 观潮过后，他的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他应该写点什么。 孙文似乎看到一种人世间最本质的东西，而这也是我们最终要讲述的历史规律。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黄治军 于2017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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