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抗日战争的细节3 作者：魏风华 内容简介 从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8年冬，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秋，是八年抗战中最艰难的三年。在正面战场，日军唯一的野战机动部队第11军攻势不息：冈村宁次先率机甲军奔袭南昌，随后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薛岳第9战区从此成为当打之地。在李宗仁第5战区，从枣阳到襄阳，中日两军多次会战。日军突如其来的宜昌攻略，更搅动了重庆的神经。从桂南昆仑关到塞北的五原城，烽火千里。最精彩的一役，则出现在江西的上高。阿南惟几走马上任，二次野望长沙，湘中古城战火再燃 作者以细腻的笔法，通过战场上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行为，向您讲述一场真实的抗日战争，还原抗战八年最艰难的岁月；翻开《抗日战争的细节3》，查看细节，直抵真相。 自序 真实的历史藏于细节 这是一部写国民政府指挥下的正面抗日战场的书。 先看一个细节：1937年12月13日凌晨，天还黑黑的，在南京城下，日军京都第16师团第20联队的中队长四方藤造，用白漆在中山门城门上写下这样的字：“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前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日本人用4天时间攻占南京，但通往南京之路，他们走了400年。 可这不是最后的历史。 当那名疯狂兴奋的少尉手舞足蹈地从废墟上下来时，踩响了中国士兵埋的地雷。 南京陷落了，但中国没有屈服，而是迁都再战。这时候中国实际上已经赢得了战争。 但也有人说：如果不是美国和苏联后来参战，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法战胜日本。即使最后胜了，也是“惨胜”，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想说另外一件事： 战争结束的1945年，在这年春天，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制订着进攻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计划，中日正面战场最后一役湖南雪峰山之战实际上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而重庆的国民政府，做出再次迁都的预案：一旦战事不利，就把首都迁到西南边境上的西康省（今四川和西藏的一部分），在那里继续战斗。 西康省现在已经没有了，但省会的名字，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康定。好了，即使你五音不全，也一定会哼哼两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就是这样一个浪漫的小城，在那个血战的年代，差点成为中国的首都。 这样一个中国，日本是打不败的。 在那个年代，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停止了抵抗，但重庆和延安仍在战斗。至于“惨胜”的说法，只能令人苦笑：不“惨胜”，难道还能易如反掌地胜利么？如果当年中国具有顺顺当当地战胜日本的实力，日本它还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战争么？ 不是那么回事儿。 回到我居住的地方：天津，一座北方沿海城市。在当年，侵入中国的日军师团，大多是在这座城市的大沽口登陆的。1937年7月30日天津陷落。前一天，北平失守。往前推三周零一天，1937年7月7日夜，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的导火索在北平旁的宛平城外被点燃。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到1937年，已经6年了。如果从1928年日本关东军刺杀张作霖、谋取中国东北算起，则已整整9年！ 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到1937年夏天，中国的局势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那时候，在国际上，美英玩的是“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只要自己的直接利益不受损，邪恶的就让它邪恶去吧。但羸弱的中国，在没有一个真正盟国的条件下，仍决心与日本一战。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蒋百里写成《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结尾处，他这样说：“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在那山河激荡的8年里，在无限艰苦而又充满无限希望的岁月里，中共领导了敌后战场，国民政府指挥了正面战场，在上海，在南京，在南口，在忻口[1]，在太原，在台儿庄，在徐州，在武汉，在枣阳，在宜昌，在长沙，在南昌，在昆仑关，在石牌，在上高，在常德，在衡阳，在桂林，在龙陵、在松山，在腾冲，在雪峰山…… 一寸河山一寸血。 这确实是长期的战斗，而非一次慷慨的赴难。 我们所没经历的那个时代，决然是个伟大的时代。而且你会发现，那段历史离现在其实并不遥远。 关于正面战场，很多人都写过了。但因所涉及的是中日间的大会战，所以一些帷幄中和战场上决定烽烟走向的东西，或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或因不好捕捉而流失了。再经过岁月的风化，于是最后我们看到的，也就成了一份阵中简报。我知道这不是那场战争的全部所在。其实，历史和战争从来就没有枯燥过，它甚至比眼前的一切都更鲜活。而这种鲜活，不是来自于大树的主干，而是表现在细枝和末叶上。 只有细节，才是最生动的。 于是，我想到两个不太常见的成语：“雪泥鸿爪”和“吉光片羽”。雪泥鸿爪，指大雁在雪泥上踏过时留下的爪印，比喻往事留下痕迹。吉光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片羽则是一片毛，吉光片羽借指残存的珍贵之物。 所以，我想用微观的视角，扒开时光的树叶，去探究那个战场前前后后的细节，寻找遗留在那里的雪泥鸿爪，发现它的吉光片羽。同时，我也确信，必能挖出一条绵延的钢铁筋骨。这就是本书的使命所在。 最后，我想用战争爆发前一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代表该校师生前往绥远[2]前线看望抗日将士时发表的《告绥远将士书》作为结束：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爱护…… 2011年秋于天津 [1] 忻口，古为军事要地。位于太原北面100公里的忻（县）定（襄）盆地北部，是五台山、云中山东西两山峡谷中的一个隘口。 [2] 中华民国时的塞北四省（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之一，简称绥，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主要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 第一章 继续抗战（1939年3月～1939年10月） 烽烟再起 武汉会战结束后，中国的抗战进入战略相持的阶段。 说到这场战争，对日本来说是场不义之战；对中国来说，则是一场反抗暴日残酷侵略的正义的战争。这就决定了战争最后的结果。但是，就眼下的形势来讲，又是敌强我弱，于是更印证了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那句话：这决然是长期的战斗，而非一次慷慨的赴难。 只说1938年初冬，开完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蒋介石飞离衡山，前往桂林视察，直到12月8日，才从桂林转飞重庆，正式开始陪都生涯。 蒋介石当天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下榻。 行营位置在重庆城南储奇门附近（此后，蒋介石在重庆的活动地点，还有位于曾家岩德安里101号的“尧庐”以及西郊歌乐山的“林园”）。转天，在护卫下，蒋介石和宋美龄坐渡轮在长江南岸海棠溪码头登陆，乘车转轿上到黄山别墅。 黄山别墅位于与重庆隔江相望的苍山之上。 这座山属于真武山系，但由于顶上有黄姓富商的私人别墅，后来就俗称黄山了。山虽然不是太高，但谷幽峰秀，林木葱郁，雾气缭绕，地形复杂。别墅位置更是隐蔽，空袭日机不易发现。为保险起见，在蒋介石起居办公的云岫楼附近开凿了防空洞，以备不时之需。 别墅由云岫楼、草亭、松厅、莲青楼等寓所组成，蒋介石的起居办公地点是云岫楼。这是座临峰而建的三层木质小楼，四周花树蔽日。进入云岫楼，一层是客厅、会议室和耳房，二层是卧室（蒋睡左边第一间）和办公室，三层是个小小的阁楼——从这里，可以眺望重庆和长江的景色。 蒋介石登上阁楼，极目远望，巴蜀山川有寥廓之势。想到自己从南京辗转武汉，又从武汉移驻重庆，这个宁波人不禁想伤感一下，但随即便没有心情了，因为当年那个刺杀摄政王的少年出走了。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以外出给学生训话为名，带着追随者以及他那个神奇老婆悄悄离开重庆，赴昆明与龙云小晤后潜行至越南河内。龙云在汪离开昆明后致电蒋介石，后者听完大惊（当时他正在西安给江北战区的将领开会）。在当天的日记中，蒋这样写道：“不料精卫之糊涂卑劣乃至于此，诚无可救药矣。” 没几天，1938年12月29日，香港《南华早报》发表汪精卫回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声明，表示愿意在“中日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基础上与日本谈判。一周前，东京的首相近卫在得知汪精卫出走后，发表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第三次声明，这份诱降声明的内容包括：中国放弃抗日政策，承认伪满洲国，经济提携，共同防共，允许日军保留部分部队在华北地区如内蒙古一带驻屯。 “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这是海外华侨领袖陈嘉庚的提议。这份提议在国民参政会上曾被汪精卫朗读。 现在，汪精卫却选择了与之相反的道路，一条万劫不复的附逆之路。虽然他打的是拯救国家的旗号，但汉奸就是汉奸。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争辩的。他纵然有千百理由，但唯独不曾想：横暴的入侵者还心安理得地踏在中国的土地上。在这个事实面前，一切的和谈都是瓦全。 对汪的出走和应和近卫声明，最初蒋介石想低调处理，因为这关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声誉。但在1939年元旦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国民党元老林森、张继、居正、吴稚晖等都愤然主张严惩汪精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提议：“此事关系国家存亡，不能因维护一个人，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汪兆铭（即汪精卫）应予严厉处分，否则将无以对因抗战而牺牲之同志与军民。”最后，大会以高票通过决议，开除汪党籍，撤销其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副主席及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务。 关于汪精卫出走的具体的前因后果与一路上的经历，在这里没太多必要提及，而只想说一句：汪出走除政治主张跟蒋介石不同外，还有一个原因，即离开蒋而后快。因为孙中山去世后，作为国民党元老，汪本人从没有实权在握的时候，在党内斗争中连续被蒋击败，这种挫折感叫他对蒋有一种复杂的态度。 正如前面说的，作为国民党内二号人物，汪精卫一旦倒向日本人，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对国民政府的声誉都是沉重打击。所以尽管汪应和了近卫声明，蒋介石还是通过各种办法联络汪，又派跟汪关系密切的要员进行劝说，仍旧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并带话给汪：如不想回重庆，去欧洲考察也行。 只是天要下雨这件事，是没人挡得住的。汪精卫拒绝了重庆方向伸过来的手。 汪精卫出走一事为国人所知后，延安中共方面对汪的行径进行了严厉批判。那些貌似与蒋同床异梦的地方实力派，也都纷纷通电拥护重庆而斥责汪。此外，从国内大众到海外华侨，也无不抨击汪的所做所为。 一下子，蒋介石的威望获得空前提高。这个结果叫蒋有点意外。 这个状况汪精卫也没想到。汪曾认为，他拉起“和平大旗”后，跟蒋介石有隔阂的龙云、刘文辉等西南地方实力派会响应他；粤系的张发奎、薛岳也有可能被他争取。但汪精卫不明白的是：在民族大义面前，但凡有良知的中国人，谁能且谁敢仅因前事或派系恩怨就越此雷池？！这时候，正赶上东京更换首相，新内阁态度未知。一时间，汪精卫进退维谷。 1939年早春，军统河内刺汪事件突然爆发。对这个事件，解读历来是多样的。 一种看法是，蒋介石并没给军统下达刺汪的命令，行动是戴笠自己策划的。汪险些丧命后，蒋来信慰问，说自己并不知情（汪当然大骂蒋装好人）。 另一种看法是，刺汪令当然是蒋介石下达的，但不杀死汪（汪的下属曾仲鸣做了替死鬼）也是故意的。因为如汪不死，投奔日本人后，他就是民众眼里中国最大的汉奸，这样一对比，蒋形象也就更为高大，地位也就更为稳固。 第三种看法是，蒋介石叫军统刺汪，但莫名其妙地失手了。 第一种和第三种可能性最大，第二种来自旁观者的合理想象。第一种和第三种相比较，历史真相最有可能是还是中规中矩的后一种。 河内刺杀事件后，汪精卫是铁定了心一去不回头，而蒋介石下令刺汪，也意味着他放弃了把汪拉回的努力。在此之前，蒋介石宣布设立成都行辕、西昌行辕，向外界表示继续做抗战持久之计。 再说东京那边。 对蒋汪决裂这件事，日本人当然乐见其成。不过，近卫内阁还来不及继续应对这个突发的事件就于1939年1月总辞职了，原因之一是重庆对新的近卫声明仍不予理睬。 近卫推荐枢密院院长平沼骐一郎重组内阁。 在日本司法界，平沼具有相当的地位，只是应对时局的本领还差点儿。不过，平沼也不必惭愧，因为战争期间历任的日本首相谁也不比谁强多少，上台后的他们很少真正去想这个国家的未来，唯一的活计就是推着军国的战车往前走，什么时候把它推下悬崖什么时候完事，什么时候把它推得撞到南墙什么时候齐活。 对平沼来说，上台后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汪精卫事件，二是要不要跟德国结盟。 让躲在河内的汪精卫尴尬的是：日本新首相似乎对他的“和平运动”不怎么感兴趣。平沼的理由是汪实力不足，对日本来说利用价值不大，这是平沼上台后汪迟迟滞留河内的原因之一。用汪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孤独的正月”。 但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日本军方里这些“中国通”的观点与平沼正好相反，认为汪有极大的利用价值。在他们的策动下，平沼态度最终有所转变。在双方接洽后，汪一行人先前往上海，再去到东京，最后在南京成立伪政权，彻底走上附逆的不归路。 平沼内阁的陆军大臣是留任的板垣征四郎。板垣的副手也就是陆军省次官，已不再是以关东军参谋长身份进入陆军中央的东条英机了，而是后来出任第3师团长的山胁正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高知县人）。近卫内阁时，东条在一次恳谈会上狂妄地叫嚣同时跟中国、苏联、美国、英国开战，导致东京的激进派也觉得他太不像话，最终迫于压力，辞职当陆军航空总监去了。 板垣想跟德国结盟。 可海军反对。外务省站队时，排在海军后面。平沼出任首相的几个月里，基本上每天都是在两派的争吵中度过的：跟德国结盟，不跟德国结盟；跟德国结盟，不跟德国结盟；跟德国结盟，不跟德国结盟；跟…… 回到战场。 进入1939年，侵华日军高层人事已发生变化。 关东军第3军司令官山田乙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长野县人）接替畑俊六，当上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军事参议官杉山元接替寺内寿一，成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驻华南的第21军（后扩编为华南方面军）司令官由第5师团长安藤利吉接任；师团长的位子则由陆军省兵务局长今村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宫城县人）坐定。 正如前面说的那样，他们所统领的日本侵略军，已经停止了战略进攻的步伐。 战略相持阶段的这几年，抗战格局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在华北，太原会战结束前，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正面战场上的国军作战；太原会战之后，八路军已成为华北最重要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起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开辟了一片片抗日根据地。继抗战之初的平型关伏击战后，随后几年，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又陆续进行了广阳伏击战、雁宿崖战斗、黄土岭战斗、神头岭伏击战、齐会战斗、长乐村战斗、冀中反扫荡战、晋察冀边区反扫荡战、鲁南反扫荡战、晋西北反扫荡战、百团大战等众多战役。新四军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也向华东、华中敌后挺进，给以长江南北腹地的日军各种打击。 说起来，在敌后坚持抗战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在正面战场，军队后方还有开阔辽远的纵深地带，而在敌后战场，四面八方都是敌人。举个例子：1942年初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西蒲城人）在河北遵化野瓠山战斗中为国捐躯。打开地图可以看到，遵化已是敌人的腹地，这边是华北方面军，那边就已经是关东军了。在这样的无助地带抗战，所需的意志力是可想而知的。从这个角度说，1940年春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农运出身，河南确山人）在白山黑水间的战死，更是震撼人心。 至于正面战场，硝烟最浓的仍是中南这一片。 这一区域以武汉为中心，北到河南信阳，西到湖北宜昌，南到湖南岳阳、长沙，东到江西九江和安庆，东南到南昌。中国军队的野战主力集中在这个区域，这个区域也是冈村宁次第11军的作战境地。 作为侵华日军在中国山海关以内唯一一支野战机动部队，第11军担负着所谓“摧毁中国正面战场主力部队和打击重庆政府抗战意志”的战略任务。在正面战场，中日双方一共打了23场大会战，其中14场会战是第11军发动的，另有两场（浙赣会战为第11军协助第13军发动，算半个；雪峰山会战是第11军配合第20军发动，也算半个）由他们担负助攻。 在正面战场，侵华日军的历史几乎就是第11军的历史。 1939年的日军在中国依旧残酷地继续着杀戮、强奸、掠夺、纵火，日复一日的罪行让“鬼子”这个称呼是如此的名副其实。他们狂热而麻木，新兵虽然对过于血腥的场面感到战栗，但打过几次活靶子之后也就慢慢无动于衷了。在军国阴影之下，从鬼回归到人不那么容易，但他们却证实着从人变成鬼的简单。 从残暴本质的角度看，日军是没什么变化的；但从战力的角度看，1939年的鬼子稍微出现了一些状况，这主要体现在兵力结构上。 在中国大陆的日军，现役士兵（1935年到1937年入伍的）只占11%；剩下的89%都是预备役、后备役和补充役士兵，其中后备役士兵又占一半（1920年到1929年入伍的高龄士兵）。这样算下来，岁数最大的士兵已在40岁左右，其战力跟侵华之初的日军相比已经有所下降了。 至于重庆政府这边，军事委员会在1939年春把部队一分为三：正面部队（潼关、洛阳、郑州、襄阳、长沙、衡阳连线，在这一线，与日军东西对峙）、游击部队（在日战区活动）、整训部队（以贵州、成都、天水等为训练基地）。正面部队和整训部队互相轮换，一支部队打一段时间，就撤下去整训，随后整训部队又再顶上去，如此循环作战，以保证战斗力不出大问题。 为应对相持阶段后的战局，蒋介石在1938年底于南岳衡山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善打运动战的汤恩伯出任教育长，并邀请中共方面的叶剑英出任副教育长，国共携手培训游击干部人才。但三个月后，由于江北日军调动频繁，一场新的大战在所难免，汤恩伯便奉命带着第31集团军北返。 就在汤恩伯率军返回江北时，冈村宁次已下令攻击南昌了。 占领南昌对日军来说是武汉会战期间的一个任务，只因当时第106师团受困万家岭而没能完成。 南昌属于第9战区所辖，司令长官陈诚，由薛岳代理，副司令长官罗卓英、杨森、王陵基，参谋长施北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浙江缙云人），战区的集团军总司令有关麟征、商震、卢汉等人，主力部队有俞济时第74军、李觉第70军、夏楚中第79军、彭位仁第73军、欧震第4军、张耀明第52军、陈沛第37军、霍揆彰第54军、傅仲芳第99军。 武汉会战后，第9战区已成为兵力最雄厚的一个战区，薛岳掌握的部队超过50个师，分布在湖南全境、湖北南部以及江西西北部。 如此一来，本就性格刚烈的薛岳，就更加不服管了。 对薛岳来说，他只对陈诚和蒋介石负责。陈在薛不得志时，两次有恩于他，所以薛脾气虽大，但对陈非常尊敬。 至于何应钦，则完全不在薛岳眼里。何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向薛发公文，薛如觉得内容不合己意，往往会直接在上面批上“不理”“胡说”这样的词。何应钦一点办法没有。 白崇禧同样降不住薛岳，虽然他是薛的顶头上司（白是桂林行营主任，负责督导长江以南各个战区）。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北伐时，薛是第1师师长，白是薛的上级，在上海时，白撤过薛的职，后来两人关系一直不怎么样；二是薛跟陈诚关系密切，白是陈潜意识中的对头。再加上薛岳的坏脾气，以及广东人对广西人的不服，所以薛根本不买白的账，使得后者发来的公文跟何应钦一个待遇。 据第9战区参谋处副处长赵子立回忆，有时候，就是面对蒋介石发来的公文，薛岳觉得不对的或有问题的，也会批上“存”或“待办”，然后束之高阁。 一句话，在作战上，薛岳基本上不受上级限制，只要他同意，幕僚就可以放胆办事。 如果在军情判断上没失误，那么有如此风格的长官，确实是参谋和部队长的幸运。当然，享有这种幸运的同时，也得做好随时挨数落的准备。因为薛岳脾气太急，手下的参谋或其他幕僚，如果一句话说不到点子上，薛岳就开始皱眉头；假如第二句话仍有点昏，那么他就开骂了。也就是说，在薛岳手下做事，心理素质得好，人得聪明、反应快。 对薛岳来说，他也坚信自己是个聪明人，至少在指挥作战上是这样。但事实上，“聪明”这个词不足以完全形容薛岳，更适合他的词是“执拗”。正像上面说的那样，如果在军情判断上没有失误，执拗自然不失为一名战区司令长官的优点；但话又说回来，一旦判断有误，执拗就是刚愎自用了。几年后的长衡会战是个最好的例子，薛岳最终为自己的个性付出了惨重代价。 薛岳的对手冈村宁次，也就更为诡计多端了。 这一次，冈村必取南昌，在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一是可掐断浙赣铁路（浙赣铁路是第3战区跟大后方联系的枢纽）；二是可切断安徽、浙江通往江西腹地的通道；三是南昌有中国空军重要的机场，如果这个基地在，就可以以最短的距离袭击长江航道上的日军舰船；四是在第3战区和第9战区间砸进一个钉子。 至于打南昌的部队，冈村力排众议，坚决使用分别在庐山、万家岭有过丢人战绩的第101师团和第106师团。前者师团长，由斋藤弥平太（曾任职关东军，女谍川岛芳子的初婚媒人，后在伪满出任拓殖公社总裁，战后在东北失踪）取代了伊东政喜；后者师团长仍是在万家岭被中国军队打得胆战心惊的老鬼子松浦淳六郎。 冈村这样做，连他的作战主任参谋宫崎周一都反对。不过，冈村没听宫崎的，他同样固执己见。这叫东京军部的人不禁窃窃私语。 按冈村的说法，这样做是要“挽回两个师团的名誉”。在此之前，冈村给国内熊本留守部队的负责人写了封信，叫他转告熊本、宫崎、大分、鹿儿岛四个县的知事（即县长）：“第6师团已成为日本第一的强大师团，第106师团成了日本第一的软弱师团。” 老谋深算的冈村当然不会冒失地使用那两个师团。 在战术上，他上了双保险，策应南昌攻略、掩护主力侧背的，是第106师团的“表哥”，稻叶四郎的熊本第6师团。有第6师团压阵，前方日军的心里会稳当点。此外，他还采取了声东击西的计策，叫江北的藤江惠辅第16师团做出佯攻湖北汉水一线的姿态。 武器配备上，冈村不同寻常地为两个师团配备了将近300门大炮。指挥官是炮兵专家澄田赉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爱媛县人）少将。后来，在向南昌攻击的过程中，炮兵数量一度快追平步兵部队。这是八年中，日军炮兵配属比例最高的一次战役。 在冈村看来，他必须百分百地给第106师团和第101师团以胜算。如果没有一场“恢复信心”的战役，以后这对难兄难弟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幺蛾子呢。 按冈村的计划，打南昌，是在鄱阳湖登陆的少量部队的策应下，以一百多辆坦克为先导，主力沿南浔线进行的一个机甲奔袭战。 三十四年前的3月10日，日军取得奉天会战的胜利，奠定了日俄战争的胜局。后来，日本人把这一天作为陆军纪念日。冈村把攻占南昌的日子，就定在了1939年3月10日。可进入三月，江西雨季提前到来，道路泥泞难行，冈村只好往后推迟了一周。 开战前，南浔线沉寂得有点反常。 就在薛岳计划调部队北上增援汉水一线时，日军的作战意图率先被重庆识破了。在军令部作战厅长刘斐呈部长徐永昌的报告中，提到这样一句：“第9战区之敌有先行攻占南昌之企图，现已判明。” 根据军令部的敌情判断，蒋介石下了道命令，要薛岳在赣北方面出动部队，先发制人。 薛岳接报后，认为做这件事有困难，出动大部队正面强击，不如以少量部队进行侧击，所谓“斗智不斗力，出奇不用正”，搁置了蒋介石的计划。 跟日军硬碰硬，中国军队的战力确实没到那一步，且武汉会战后各部队都在休整（其实，在战时，不可以以休整为借口，因为仗随时都在打）。但是，蒋介石先发制人的决策，重点在于打乱日军部署。 尽管如此，薛岳还是没有执行。 日军那边，推迟一周后，3月17日，发动了侵占南昌之役。 打南昌要渡过修水（修水后面还有潦河、赣江）。在修水布防的是罗卓英第19集团军，从西到东：李觉第70军、刘多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9期，辽宁凤城人）第49军、夏楚中第79军。李与刘的防线以张公渡为界，刘与夏的防线以馒头山为界。 作为陈诚“土木系”（按郭汝瑰回忆，“土木系”的“木”，指的是第18军没错，但“土”说的不是陈诚的起家部队第11师，而是陆军大学第11期毕业生。这一期毕业生有方天、刘云瀚、李仲辛、刘劲恃、李树正、石祖黄、周朗等人，多有黄埔6期和黄埔7期背景）的二号人物，罗卓英是比较稳健的，要换个词呢，就是说挺保守的。比如，每次作战，他手里都掌握着大量预备队。有人说了，这是优点啊，太会打仗了。可如果后方预备队人员在数量上逼近一线部队，就有点怪了。 南昌会战中，罗卓英的一线部队和预备队之比，有的已达到三比二。而且，预备队和一线部队间缺乏第二道防线，两部前后距离亦过长。这是个致命伤。夏楚中第79军是个甲级军，辖三个师，在决定巩固修水一线后，实际上顶过去的只有一个第76师，后面两个师蛰伏在修水、赣江形成的三角区，这两个师跟第一线距离多远呢？即使急行军也得跑一天。 更要命的是，从一开始，中国军队就判断错了敌情。 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预判：日军若强渡修水的话，进攻方向必然是修水东段（即张公渡以东），因为东段以平地为主，西段则是复杂的山地，不利于日军行动。基于这种判断，布置兵力时，重点放在了东段。 没想到，冈村宁次放过平坦的东段，而把攻击重点定在以张公渡为突破点的崎岖的西段。 修水西段防线薄弱，同样没有纵深配置。对这一点，身在张公渡以西守备的第70军第107师的邹继衍连长深感忧虑。他们师原本驻防浙东，1938年冬调赴赣北修水。面对整个呈一字长蛇形的野战工事，邹继衍和他的战友在壕洞口里蹲了一百来天，用他的话说：“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受过军事养成教育、稍具头脑的下级军官，也都认识到像我们这样一字长蛇阵的河防配备，既少纵深，又无重点，处处设防，处处薄弱，突破一点，全线皆垮……” 进入3月中旬，邹继衍终于听到日军的炮声。 鄱阳湖边的古镇吴城此时也遭到日军水上攻击。商震第32军与登陆日军展开巷战。修水一线，东段涂家埠首先遭袭击，主力日军则攻向西段张公渡，枪声十分密集。 修水东段虽不是日军攻击重点，但由于一个大队从夏楚中、刘多荃的接合部馒头山突入，使两军陷入慌乱中。夏、刘二人互相认为是对方过早失去阵地而使自己的部队陷入被动。 夏楚中说：“我的部队被迫撤下来，因为左翼第49军第105师王铁汉（‘九一八’事变时驻沈阳北大营，任东北军独立旅第七旅620团团长，打响当夜第一枪）的阵地过早丢失。” 刘多荃马上反驳，说：“我的部队丢了阵地，跟右翼夏楚中部被日军包围有关。” 南昌会战从一开始，中国军队就陷入被动。但日军亦有胜之不武处：强渡修水前，除进行三四个小时的炮击外，还在10分钟内发射3000枚毒气弹，其中多是喷嚏式瓦斯弹，顶在一线的第79军第76师师长王凌云（中央军校高教班，河南洛阳人）和手下的旅长、团长几乎都中了毒气，士兵们的情况可想而知。 自武汉会战以来，侵华日军频频卑劣地使用毒气弹。 毒气战中，鬼子主要使用催泪性苯氯乙酮瓦斯（一旦呼入，人体呼吸系统和内脏即受伤）。此外，还有呕吐性毒气以及糜烂性芥子气（对眼睛、呼吸道和皮肤伤害极大）、氯乙烯氯砷（即路易氏气。皮肤中毒后，在灼痛感下，出现红斑、水泡及至腐烂；人体吸入后，则破坏整个呼吸系统）。 第76师的阵地上黄色的毒烟弥漫，在其笼罩中，日光也惨淡下去。 该师老兵苏有才回忆，他所在的那个连，从连长往下全部被毒气熏倒，咳嗽声响遍整个阵地。他看着战友的血从鼻子里淌出来。在惊讶的同时，却不知自己的血也已流出来：“那种难受劲儿，没经历过的人是永远也想不到的。” 会战前，冈村宁次给此战定性为奔袭战，以“快”字当头。 渡过修水后，日军弃左右两翼的中国军队于不顾，以坦克部队为前锋，沿尚未被破坏的九江到南昌的公路直下而去。 我们说过，日军的坦克，比如“94式”，犹如超级玩具，这玩意放在欧洲战场，不堪一击，但在中国士兵面前，却有很大的威慑力。中国军队的一道道阵地就是这样被撕破的。跟进的日军步兵攻占南昌外围的安义后，又佯攻一旁的奉新。就在罗卓英组织兵力争夺奉新时，穿过安义的坦克部队已在赣江大桥前等着第101师团了。 关于南昌没办法保全这件事，作战厅长刘斐在判断军情时已讲到：“依过去作战经验，敌之补充圆活、装备优越，如其坚持某一要点或某一要线时，我军至最后亦难保不失……”同时，刘斐也提了一句，“我军战力消耗至如何程度，即应决心放弃南昌？” 刘斐的意思是：对没必要决死保卫的城市，只要周边部队消耗到二分之一，即可放弃该城，转移势态。他解释道：“如部队不打到消耗二分之一，那么就不能消耗敌人；如不保存剩下的二分之一，就不能保证持久战打下去。” 情急之下，守备南昌的商震派出一个爆破组，冒着日军坦克的炮火炸毁了赣江大桥。但那个爆破组的战士，多数都为国牺牲了。 一天后，赶到的日军第101师团开始强渡赣江。 罗卓英的电话这时候也从上高打来，跟薛岳说：“南昌必将不保。” 薛岳叫来参谋处长狄醒宇（黄埔军校4期，江苏溧阳人）和副处长赵子立，叫两人拟定撤退令。 狄、赵二人互相看看，都不同意立即就撤，认为还有仗可打。 狄醒宇说：“以前担心的鄱阳湖方向并无太大敌情……” 赵子立说：“李觉第70军和夏楚中第79军还有战斗力，南昌外围布防的欧震第4军正处于应战中，卢汉第1集团军已在赶往江西的路上，在赣江以东还有吴奇伟的部队，第74军也已经赶到战场。” 总之，两人的意见是：在这种情况下，结束会战，匆匆撤退，有点说不过去。 薛岳想了想，说：“那你们回去吧！这个撤退计划由我自己拟定。” 关于薛岳坚持放弃南昌这件事，赵子立的分析，一是因为罗卓英是陈诚的人，当年薛落难，是罗找到陈，陈又找到蒋介石；二是因为薛岳不想叫自己的嫡系第4军守南昌：“第4军既是张发奎的嫡系，又是薛岳的嫡系，好像一个兼祧的儿子，两门子都爱如至宝，怎肯放在南昌担任风险呢？所以他要放弃南昌。” 上面是多年后赵子立的回忆，且是跟薛岳掰了（1944年长衡会战）以后的说法，难免带有“想当然”的意味。至于薛因跟罗卓英、陈诚的关系而迁就罗放弃南昌一条，不能说没一点因素，但假如以为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就有点武断了。 实际上，薛岳从一开始对南昌之战就没提起过精神。 薛岳觉得南昌跟长沙不一样。南昌在战略上有没有价值？当然有。是不是非常大呢？至少薛岳认为要画问号的。所以，当日军兵临赣江，赵子立提议将卢汉第1集团军和王陵基第30集团军主力拉到江西参与会战时，他摇了摇头，最后仅同意第1集团军开往南昌外围。 1939年3月27日薄暮，商震第32军一部打了半天多巷战后，南昌被日军第101师团攻陷。 南昌会战主战场虽然失败，但王陵基第30集团军跟掩护日军侧背的第6师团在武宁一线长达8天的激战还是可圈可点的，令稻叶四郎的部队损失不小。此外，第101师团攻入南昌时，第106师团在南昌外围遭俞济时第74军的猛烈反击。 会战开始后，在湖南休整的第74军奉命开赴南昌外围遏制日军兵锋。作为先头部队，第51师师长王耀武因胃出血留在吉安。军长俞济时发急电叫在桂林病休的副师长李天霞火速赶回军中，代理师长指挥此次作战。 李天霞接电后，立即由广西动身，坐火车到湖南，随后带部队乘汽车由湘入赣，在上高下车后，以最快的速度前往南昌外围的高安布防，刚到祥符观一线，就跟迎面而来的日军第106师团一部遭遇。 冤家一定路窄，万家岭之后，两军再次交锋。 正是在这场外围战中，第51师第153旅旅长张灵甫在率军冲锋时右腿膝盖被鬼子的机枪子弹射中致残。 激战中，高安一度失守。 第74军全部到齐后，俞济时布置反攻，李天霞师仍为箭头，第57师和第58师一个在侧翼，一个打迂回，很快又重夺高安。不过，由于南昌外围局势恶化，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在整体上已呈颓势，罗卓英亦认为孤军占领高安意义不大，便下令退守上高。 南昌陷落后，蒋介石虽然没打薛岳的板子，但仍把罗卓英撤职了。最后，在陈诚劝说下，才叫罗戴罪立功，组织部队反攻南昌。 但对反攻这件事，薛岳仍热不起来。 最后，罗卓英反攻南昌的阵容是：第1、19、30集团军以及第74军。蒋介石觉得这些部队不够，叫顾祝同第3战区的第32集团军从景德镇过来，参与反攻。这个集团军的总司令是上官云相（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山东商河人）。 反攻前，一个团的便衣队成功混进南昌及郊区。但外围主攻部队作战不力，以卢汉第1集团军为例，主力执行警备任务，一部参与对南昌附近的奉新县的策应攻击，但是丝毫没有进展。 蒋介石不管这些，他也没法管这些，他能做的只是下命令。 5月1日，江北第5战区的随枣会战打响当天，蒋介石电告薛岳：最晚在5月5日拿下南昌！ 守备南昌的日军部队，除第101师团外，还有后期抵达的海军陆战队一部（由于华中战场一边是洞庭湖，一边是鄱阳湖，故而每次会战都能看到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身影。派海军出入两大湖作策应，是日军惯用的战术）。第101师团长斋藤弥平太把守备任务转交给陆战队后，亲自率队出击，跟城外的第106师团两面夹击反攻南昌的中国军队。 上官云相的部队此时已前进到南昌外围阵地莲塘，发现在日军的火力下没法再进一步了。作为上官集团军主力的第29军军长陈安宝（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浙江黄岩人）又不敢下令撤退。犹豫间，第101师团已发动反击。 战斗中，第29军军部被日军炮弹击中，瞬间大乱。溃退时，军长陈安宝中了乱枪。开始时，还有四个卫士保护他，后来两个卫士被日军击杀，剩下那两个犯了愁，因为军长很胖，根本架不动他，所以没走几步，就被日军一个分队追上。两个卫兵扔下陈安宝，自己逃命去了。陈军长则倒在一片稻田里，看着几名鬼子冲上来…… 几天后，中国士兵在稻田里找到陈安宝已经失去头颅的尸体。 打这一仗，很多部队没尽全力，一个原因就是部队长对能否攻下南昌持怀疑态度。比如陈安宝的部下，曾激战淞沪的第26师师长刘雨卿，他指挥的部队，走走停停；另一个部下，第79师师长段朗如（黄埔军校2期，湖北英山人）也是如此，因擅改进攻计划而被枪决。 事情是这样的。 按作战计划，经莲塘攻击南昌，正面部队放上陈安宝第29军，以军所辖段朗如第79师为主力，刘雨卿第26师策应。最初，莲塘由日军一个联队守备。段朗如带部队压上后，想一鼓作气发起攻势，但因故没被上官云相批准。当上官下令进攻时，莲塘日军已增至一个旅团。接下来，段和上官发生了如下对话。 段：“敌人已增加到一个旅团，我军没有完成任务的可能。” 上官：“段师长！你说什么？完不成任务，就让你负责！” 段朗如扔了电话，召开团长会议，问大家怎样才能既完成任务又保住部队。大家面面相觑。最后，一个团长出主意：组成一个突击队，从间隙中穿过莲塘阵地，混进南昌放把火，回报上级就说第79师已攻到南昌。段朗如认为这个办法不错，就把突击队长的担子压在一个团附身上，并告诉他一旦摸到南昌城下，就给上官云相发电报。 没想到，团附在临出发时溜了。 此人失踪后，段朗如犯傻了。在团附失踪后，段朗如的手下认为事情不妙，叫段赶快下令，发起对莲塘的进攻，但段依旧迟迟按兵不动。 团附这时跑到第29军军部，把段朗如的事告诉了陈安宝，上官云相随之得报。后者正因进攻不力而犯愁，觉得没法向顾祝同交待，于是立马派人抓了段朗如。 一声枪响。 这时候，薛岳正在寻思怎么终止这次作战。副参谋总长兼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虽跟薛岳不合，但这一次也站在薛岳这边。 薛岳在给陈诚的电报中，则这样说： 查南昌、奉新方面之攻击，自四月漾日（23日）开始，已十一天。因我军之装备等不及敌人，而敌人之重兵器、机械化部队与飞机等，能处处协力敌陆军之作战。因此攻击颇难摧毁敌之坚固阵地。现迭奉委座电令：“我军作战之方略在消耗敌人，而不被敌人消耗，避实击虚，造成持久抗战之目的。”故此次南昌之攻击，即在消耗敌人、避实击虚之原则下，预行设伏，采用奇袭方式，四面进攻，冀以最迅速敏活之手段，夺回南昌。现时已持久，攻坚既不可能，击虚又不可得，敌势虽蹙，但欲求五月五日前攻克南昌，事实上恐难达成任务。除严令各部排除万难、不顾一切继续猛攻外，拟恳与委座通电话时，将上述情形婉为陈明。 陈诚把电报转呈蒋介石，后者也没办法，只能就此打住。 前期会战失败，现在反攻又不成。重庆黄山官邸小阁楼里的蒋介石望着滔滔江水，觉得要在战场上做成一件事真是难。 南昌会战后，第9战区既没总结，也没进行检讨。对薛岳来说，他想赶快翻过这一页。 在第9战区，仔细琢磨这次会战的，似乎只有参谋处副处长赵子立。 在赵子立看来，日军强渡修水时，背后是安全的，从九江到德安，从德安到修水北岸，补给线完全控制在其手里；当渡赣江，逼近南昌时，其背后的情形完全变化了，除补给线拉长外，身后和侧背都是中国军队（李觉第70军和夏楚中第79军虽撤下来了，但并没丧失战斗力）。在上面这种背景下，只要大家努一把劲儿，对孤军深入的日军形成包围并非不可能。而且，日军强渡修水时，动用了大量炮兵，但渡赣江时，炮兵已减弱到原来的五分之一。他认为，无论薛岳，还是罗卓英，当看到日军强渡修水，连克多座县城而逼近南昌时，只有南昌失陷在即这样一个判断，而没看到整个事态的进展是对中国军队有利的。在误判下，中国军队没能对深入且数量并不庞大的日军形成层层抗击和反包围。他举了武汉会战之万家岭战役的例子。当时，各路大军奔向万家岭围歼第106师团，当日本人的援军经星子县前往万家岭搭救伙伴时，却被王敬久的部队长时间层层阻击于星德公路（星子到德安）。 赵子立觉得，只要中国军队形成了包围态势，当时日军未必会侵占南昌。他坚持一个观点：日军打南昌和后来打长沙的作战目的相同，意在捕捉第9战区野战部队的主力，而非一定要占领这座城市。但是，赵在这一点上的判断基本上是错的，打南昌和打长沙的背景不一样。正如前面所说的，打南昌是武汉会战的一步，对日军高层来说是既定的，是要决意长期占领的，通过占领南昌锁定中南战场格局；打长沙则别有不同，那时候南昌已经陷落，中南战场格局基本已定，这种背景下的前三次长沙会战，日军高层的目的已不再是长期占领城池（尽管冈村宁次对此持反对意见），而是打击第9战区的野战力量。 不管怎么说，反攻南昌的结局很令人沮丧。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也警告了日军：中国军队仍有力量随时发起反攻。 反攻南昌时，外围的俞济时第74军在再打高安之战中表现出色，李天霞代理师长的第51师，第三次攻陷高安，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最后将之驱逐出城，成为唯一受蒋介石首肯的部队。 南昌会战后的1939年6月，俞济时出任第1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机械化部队第5军军长。 出生于山东泰安上王庄，并在天津卷过烟、在上海卖过饼干的王耀武，终于独掌第74军了。 王耀武是黄埔3期的。从培养高级将领角度看，3期（高级将领有王耀武、李天霞、方先觉，以及在大陆不出名但后在台湾出任陆军总司令的刘安祺等人）的国军名将似乎在整体上不如1期和4期。实际上，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3期出身的众多青年将校，有很多都战死在抗战第一年了，牺牲率在黄埔前六期中最高，仅南京一战，殉国的就有韩宪元、刘国用、易安华、朱赤、高致嵩五将校。 王耀武1924年底入黄埔军校3期，转年东征陈炯明，因作战机敏沉着，受到上峰称赞。1926年初，王毕业后进入第1军第1师做排长，该师师长正是兼着黄埔总教官的何应钦。王会打仗，又会打理人事关系，很快就被何注意，提拔他为连长。没多久，又被提拔为营长。王早期的晋升虽跟个人能力分不开，但要没有何应钦的欣赏与助力，也就不会那么快。 在抗战时代，中央军将领里，如果没有陈诚“土木系”的色彩，也不是汤恩伯、胡宗南山头上的，那么何应钦就乐于将之看成“自己人”，加上跟王耀武又有上面的渊源，所以何应钦每每力顶王耀武。 现在，王耀武做了军长，但也遇到了麻烦事。 王耀武手下有三个部队长：第51师师长李天霞、第57师师长施中诚、第58师师长冯圣法（以副军长兼）。 冯圣法虽然做了副军长，但心里仍有不平，因为他是黄埔1期毕业的，而王耀武是3期。他联系俞济时，想叫俞把自己和第58师一起调走，去俞做军长的第5军。王耀武知道这事后，当然不干，你冯圣法想走，没问题，但要带着第58师走，那不成。问题是，这时俞济时也想把第58师调到第5军。以王耀武之精明圆滑，当然不会直接跟俞发生冲突，便称胃病未愈闭门不出。 这个节骨眼上，第5军那边也出了问题。 参加完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1938年初，杜聿明的装甲兵团改编为机械化的第200师。后来，这个师扩编为新编第11军，持重谨慎的徐庭瑶（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安徽无为人）出任军长，杜任副军长（当年1933年长城抗战时，杜就已经在徐手下）。进入1939年，新编第11军改番号为第5军，成为中国第一支机械化军。 没多久，徐庭瑶升任第38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当然看重这个机械化军，有意把关麟征调来出任军长。在蒋眼里，关比副军长杜聿明更有魄力。没想到，关推荐老部下张耀明做军长。蒋介石当即回绝。让副军长杜聿明转正呢，此时的蒋介石又不放心。于是，军长仍叫徐庭瑶兼着，杜只以副军长的身份代理该职。 俞济时过来后，想把冯圣法第58师拉到第5军，这样一来就遭到徐庭瑶反对，向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念叨此事，白遂向蒋介石报告，说俞的做法破坏了机械化军的建制。俞济时是蒋介石的亲戚，但蒋这个人就怕别人说自己袒护亲戚，或者说给亲戚加官进爵之类的，故而数落了俞一通，把他转调第3战区第86军做军长。过了一阵儿，再议第5军军长一事，杜聿明才转正。王耀武那边呢，冯圣法坚持离开，到第86军做了副军长，但第58师没能带走。 这时候，上边派陈式正（黄埔军校1期，浙江奉化人）做第58师师长，弥补冯圣法离开后的空白。 俞济时虽离开了第74军，但一直关注着军队的状况。俞济时一度想把第58师调到自己手下，仅仅是觉得老部队用着顺手，而绝非对新军长王耀武有什么意见。恰恰相反，王被提拔跟俞分不开，而且俞、王私交也非常好。见黄埔1期的大哥陈式正到了第74军，俞济时为维护黄埔3期小弟王耀武的权威，就疏通“有关部门”，把陈调到浙江担任副军长去了。 王耀武当然非常感谢俞济时，后者亦写信解释冯圣法一事。 这样一来，黄埔4期的第58师的旅长廖龄奇出任师长。王耀武随即把第51师的旅长张灵甫调到第58师做副师长。这样做可谓一举两得。这话怎么说？李天霞做了第51师师长，而张向来看不上李，但李同样是自己人。怎么办？调张去第58师给廖龄奇当副手，这样既可把张、李分开，还能制约一下桀骜的廖。 王耀武又借力提拔了施中诚（保定军校出身，没有黄埔色彩），叫他做第57师师长的同时兼副军长。没多久，施中诚调出，余程万（黄埔军校1期，广东台山人）补位。 这就是第74军干部的任用情况。 南昌会战后，江西战场陷入沉寂，第9战区也暂时无事。江北的第5战区，则又战云密布了。 武汉会战后，李宗仁的战区司令长官部先迁枣阳，再迁樊城，部队大多撤到平汉线以西的湖北西部、北部以及河南南部，以大洪山、桐柏山为转轴，跟日军对峙于随县、枣阳、襄樊（襄阳在汉水西岸，樊城在汉水东岸）一线，平汉线以东，就剩下在大别山打游击的廖磊第21集团军了。 战区的任务极为重要：屏护重庆，巩固鄂北。 在这里说一下，南昌反攻战的同时，其他战区的部队也在出击，这就是蒋介石说的“四月攻势”。如果说战南昌是这个攻势的一部分，那么5月初爆发的随枣会战则是这个攻势的延续：日军被打后的报复。 其实，“四月攻势”前，武汉周边的日军就开始调动，没想到被李宗仁先打了一拳。所以，进入5月后，冈村宁次集结了第3、13、16师团等部队，开始发起对随县、枣阳等重要据点的攻击。 按李宗仁回忆，随枣会战开始前，第5战区潜伏在南京的情报人员何益之就把情报传向了樊城。 蒋介石侍从室负责军事情报的唐纵（黄埔军校6期，湖南酃县人）在日记中证实李宗仁在南京确实有一内线。1940年重庆与日本人的秘密谈判，被该内线探知，随后发密电给李宗仁。过程中，密电又被重庆截获：“所事言之纂详。委座特电李司令长官辟谣，并请其撤回给谍报员。” 但按李宗仁的说法，就连抗战前一直跟桂系打交道的日军大佐和知鹰二已被他发展成卧底： ……何益之君（化名夏文运）原为日方的译电员，嗣经我亲自接洽而担任我方的敌后的情报员。抗战爆发后，何君即以为敌工作作掩护，并以其个人多年来培植的友谊，与反对侵华的日本少壮军人领袖和知鹰二等相接纳，由和知君等供给最重要的军事机密。何君并在日籍友人私寓内设一秘密电台，与我第五战区的情报科通讯，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 我们以前提过和知鹰二，此人以做桂蒋分离活动著称（武汉会战后，亦在河南信阳设立秘密机关，妄图拉拢李宗仁，但了无成效），但要说最后成了李宗仁的卧底，并以高级军官的身份从日军最高司令部眼皮子底下给李提供绝密军事情报，这事听上去还是有点悬。当然，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李跟一直搞桂蒋分离活动的和知鹰二熟悉，抗战爆发后多多少少会引人非议，为卸掉这种指责，李称和知鹰二为反战人士，又被自己发展为内线。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暂且不去管谍报员的事，只说随枣会战前，李宗仁确实进行了相应布置，以致在面对冈村宁次以“两翼包抄、中央突破”的战术发起攻势时，不是很被动。 日军负责中央突破的是藤田进第3师团，他们沿襄花公路攻击；荻洲立兵第13师团位于右翼，向襄花公路北侧迂回；藤江惠辅第16师团位于左翼，向汉水东岸进击。 开战之初，李宗仁叫汤恩伯率部出桐柏山，切断襄花公路，合击随枣地区的敌人，但汤不听，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胡乱拿我的部队来牺牲！” 李宗仁说：“你以桐柏山为后方，有什么担心的？” 汤恩伯也不解释，拂袖而去，这是李宗仁的回忆。 李宗仁回忆中的汤恩伯完全是个混不吝的形象，但在白崇禧的回忆中，汤则战术不凡。 战场正面在随县，藤田进第3师团集中兵力，以锥形攻势向桂军第84军张光玮（黄埔军校南宁分校1期，广西永福人）第174师阵地攻击。张部依托地形，与鬼子死拼，战斗极为激烈。在短短一公里的纵深，第174师组织了四道阵地，坚持了一个多星期，用友军第189师师长凌压西的说法：“战况之烈，牺牲之大，极为罕见。” 与此同时，塔儿湾一线终日枪炮声不息。 镇守该线阵地的是钟毅（黄埔军校南宁分校1期，广西扶绥人）第173师的一个旅。 大战前，旅长梁津（黄埔军校4期，广西靖西人）命令士兵在丘陵上伪造工事，再在工事前一定距离处挖散兵壕，并于壕中斜挖避弹坑，并在每个伪造工事的两翼修建机枪掩体。 战斗开始后，藤田进指挥第3师团以每天6000发炮弹之量轰击阵地，但多打中伪造工事。随后，冲锋时，失去警惕的鬼子放弃疏散阵形，而使用了密集阵形。梁津集中所有机枪火力，完全把日军压制在阵前，后者伤亡惨重。日军攻右翼不成，转攻中央阵地，受挫后再攻左翼，枪声终日不停。 无计可施的藤田进下令动用瓦斯，中国守军阵地渐失。 第84军抗击起来激烈，溃退起来同样令人惊讶。凌压西回忆，随县一失，“致使全军凌乱奔跑，一泄几百里，停脚点竟超过战区指挥部后方甚远”。 随县之后，枣阳亦失，李宗仁命汤恩伯、孙连仲两集团军南下截击向北迂回的荻洲立兵第13师团，一度使其不能自如。不过，藤江惠辅第16师团在左翼的包抄给中国军队造成大麻烦，李宗仁司令长官部被迫由樊城向鄂西北的老河口转移。 后来，在中国军队的反击下，枣阳失而复得，日军退守随县。 随枣会战在正面战场上具有特殊性，它确定了一个会战模式：从1939年春开始，非特殊情况下，日军发起一次会战，时间上通常在半个月（不包括反转回程时间），一旦超过这个时间，粮秣弹药的补给就会出现问题。会战结束后，日军往往撤回原驻地，两军随之恢复以前的对峙。 第一章 继续抗战（1939年3月～1939年10月） 首战长沙 随枣会战期间的1939年5月，日苏在诺门坎再次爆发冲突。从5月打到9月，战斗激烈程度和规模是一年前的“张鼓峰事件”不能比的。 事情是这样的。 伪满洲国跟蒙古的边境有一段大致以哈拉哈河为界，但有争议。 5月4日，蒙军进入东岸放牧，被伪满士兵驱回西岸。前者发起反击，攻下后者的哨所。得报后，驻海拉尔的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来自熊本）立即派出一个先遣队赶往出事地点，接着对蒙军守备地点发起进攻，将之打回西岸。 事情当然没完。 伪满洲国背后是日本，蒙古背后则是苏联。根据两国协定，苏军立即出动。 关东军也不示弱。此时，位于关东军作战指挥中心的，是两个“小人物”：一个是作战课作战班班长服部卓四郎中佐（战争期间，先后两次出任位于指挥中枢的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课长），一个是爱制造祸端的参谋辻政信少佐。 他们先是叫小松原道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神奈川县人）独自率领第23师团增兵诺门坎。后来发现不行，又派第7师团一部增援。战事越发激烈后，紧急调第13师团长荻洲立兵为关东军第6军司令官，统一指挥诺门坎日军各兵种作战。 但依旧不管用。 从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谋划的作战方案看，显然低估了苏军的战力。 以朱可夫为最高指挥官的苏联红军，在自开战后，往诺门坎地区运送了18000吨炮弹、7000吨燃料，集结的坦克和装甲车达到844辆，作战飞机515架，大炮542门。打到半程后，日本人看着手里那点可怜的坦克、飞机和大炮，开始傻眼了。 这种情况下，东京军部计划调山海关内的第5、14两师团增援，而位于关东军战斗序列的第2师团和第4师团已赶往火线。但最后时刻，增兵再打这件事被大本营制止，进而向苏联请和。 日本先低头。 这一战结束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矶谷廉介、第6军司令官荻洲立兵、第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等全部被拿下，勒令退出现役。但是，策划作战的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却没什么事，只是被调走而已。 “对这两个人的处分仅此而已。责任均由指挥官和幕僚长担任，与参谋无关——这就是陆军的原则。”[3]结果是，日美太平洋开战前，服部卓四郎被提升为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辻政信又跑到服部身边做参谋，两人与作战部长田中新一组成所谓“开战三人帮”，在参谋室里策动了太平洋战争的第一幕。 一年前“张鼓峰事件”爆发时，蒋介石还寄希望于日苏大打。这一次激战诺门坎，他同样寄予希望，只是最后他同样失望了。 不过，就在诺门坎之战的尾声，欧洲局势骤变！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随后英、法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骤然爆发！ 这并非全部的变数所在。 往前推一周，诺门坎大战最激烈时，希特勒跟斯大林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日本人顿时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德意日三国同盟是一年后的1940年秋签订的，但在三年前的1936年，日德还签订过一个针对苏联的《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个协定里，有这样一条：“缔约国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不得与苏联订立违背此协定的条约。”现在，德国人没跟日本人打招呼，就擅自跟苏联人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等于说把东京给骗了。可面对强大的德国，处处以德国为师的日本，又没资本发作，只能跟个受气的小媳妇一样咬嘴唇、甩辫子。 在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首相平沼骐一郎终于撑不住了，最后以“欧洲正在发生一系列怪事”为由拍屁股走人。 欧战的爆发和《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签署着实让东京措手不及。 在此之前，按东京军部判断，至少三年后即1942年欧洲才有可能打起来。正是出于上述判断，1939年春，东京的陆军中央还弄了个截至1942年的作战规划。规划的基础是：在1942年，怎么打赢跟中国、苏联同时进行的战争。没想到一切来得如此之快。 1939年的夏末秋初，东京很热，人人都在谈欧战，这个民族处于一种奇异的状态：大战开始了，日本怎么办？这是一种集兴奋、贪婪、茫然于一体的状态。 无论如何，1939年的世界是个开始加速疯狂的世界。 在那样一个时代，西面是魔兽一般强力的纳粹德国，东面是攻击成性的军国日本，人类世界何去何从？ 美国人还在沉睡，苏联人暂时还不想掺合进去，英国和法国在吃到德国人的苦果后，想奋起反抗时才发现：经过二十一年忍辱备战的德国，在希特勒的掌控下，已武装到牙齿！ 只说接替平沼上台的新首相：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策划者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的岳父阿部信行。 阿部在朋友圈被认为是个平庸到极点的人物。 不过，阿部一上任，却做了这样的表态：“欧洲开打，帝国无意插一腿，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仍是解决‘中国事变’。” 这话一出来，海军很乐意，说：“对呀对呀，说得太好啦！谁说阿部大将平庸啦？阿部是陆军中少数几个明白人好吗！” 海军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们对日本跟德国结盟啥的不感冒。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认为结盟德国，必然得罪英国和美国，他仍认为苏联是日本最大的敌人。海军中央的佐级军官则直接认为，日本的当务之急是准备东南亚作战，把英国、美国、荷兰横扫出去，他觉得，必须控制西太平洋并占有那里丰富的资源，比如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和马来西亚及菲律宾的橡胶。 阿部内阁的新任陆军大臣是刚从中国战场回来的畑俊六。 畑俊六也不赞成结盟德国，认为日本陷入对华战争的泥潭，一个主要原因是后者有苏联、美国支持，现在欧洲大战爆发，大家注意力转移了，日本也就有了迫降中国进而了结战争的机会。 畑这个观点被阿部认可。 就这样，1939年9月上旬，东京的新内阁组成没几天便撤销了原来的华中派遣军，在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用来统一指挥侵华战争。第一任司令官是西尾寿造，总参谋长是前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下辖华北方面军（驻太原之第1军、驻济南之第12军、驻张家口之驻蒙军）、驻武汉之第11军、驻上海之第13军、驻广州之第21军。 中国派遣军虽是个总军，但实际上主要指挥华中的日军。换句话说，华北方面军和华南第21军具有比较大的独立性，比如这两支军队的兵站交通事宜，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就无权过问，而直接由东京的陆军中央指挥。 为应对国际局势尤其是继续加强对苏联的备战（按很多人的说法，经诺门坎一战，日本放弃了北进政策。实际上，1940年初夏，德军降服法国后，军部要人田中新一仍起草了5个月内结束东南亚战事，随后北攻苏联至贝加尔湖的作战计划），东京把一些老牌师团调回国休整，随后将一些新建师团投到中国。以第11军为例，金泽第9师团调回去了，京都第16师团也调回去了，在保留第3、6、13等主力师团的基础上，组建并调来第33、34、39、40师团等部队。 在这里，交待一下第16师团和第9师团的后史。 作为侵华战争前期的主力，这两个师团全员参加了南京战和大屠杀以及此后一年多时间里的重要战役。 第16师团被调回国后不久，在陆军中央失势的石原莞尔出任了师团长。不过，没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就又走人了。珍珠港事变后，第16师团编入本间雅晴第14军，担负进攻菲律宾的任务，后一直屯驻该国。战争末期，爆发日美最大的会战莱特湾海战，此时京都师团的驻地正是莱特岛，后几乎全军覆灭，可谓恶魔部队最适当的结局了。需要提到的是，京都师团被调回国时，其前任师团长、南京大屠杀中的狂人中岛今朝吾被编入预备役。该师团被歼于莱特岛后不久，中岛因尿毒症和肝硬化病死，躲过来华受审以及必定和谷寿夫一起被处以极刑的命运。 相比之下，金泽第9师团躲过了一劫。 回国后的第9师团，休整了将近一年，1940年夏被编入关东军，跟第2师团作为当家部队，一起警备苏联。一待就是四年。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六大主力中的第2、5、6、18师团陆续被投入太平洋战场，第13师团仍在华中作战，第9师团则照旧蜷缩在冰天雪地的东北。直到1944年，日本已穷途末路，他们才奉命去塞班岛布防，可还没到呢，该岛就被美国人打下来了，于是转赴冲绳，归军司令官牛岛满指挥。 冲绳血战前，东京担心美军率先在台湾登陆，于是在1944年底又把第9师团调到台湾。没成想，美军用蛙跳战术，绕过台湾，直打冲绳，使得第9师团在台湾平平安安地等到了战争结束。第9师团在南京战时的师团长吉住良辅，作为大屠杀的凶犯之一，跟中岛今朝吾一样在战争期间被编入预备役，战后意外躲过国民政府的追拿，在逍遥法外中活到1963年。 言归正传。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侵华格局（汪精卫出逃），东京对国民政府的策略调整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怎么才能进行所谓“政治诱降”呢？这就需要军事高压。从这个角度讲，主要战区的会战并没有减少。 中国派遣军刚一成立，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和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把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招至南京，决意发动一次新的攻势。 武汉会战后，在正面战场，最醒目的城市自然是长沙。 板垣虽刚因诺门坎之战的失利被从陆军大臣的位子上踢下来，但并没影响这个“九一八”事变发动者在日本军中的名号。在很多人眼里，无论石原莞尔，还是东条英机，都是他板垣的小兄弟。按板垣的想法，此战目的不是占领长沙，而是打垮第9战区的野战主力。 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皱眉：“如不占领长沙，战略收获将极为有限。” 板垣解释：“如占领长沙，我们就要建立从岳阳到长沙的兵站补给线，但我手里没有富余的兵力来维护这条补给线。” 冈村在点头中质疑：“补给线确实是个问题，但不能因为有这样的问题就放弃长沙。面对问题，要积极寻找办法解决。” 不过，冈村也没说出如何寻找办法，故而最后仍按板垣的计划行事。 此时的长沙，经1938年深秋的大火，市面上仍断壁残垣，萧瑟依旧。一年前的11月13日凌晨，由于电报中差了个“墙”字，长沙的中国守军误以为日军前锋逼近城外三公里的新河。为施行既定的“焦土抗战”策略，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下令放火。但点着后才知道，日军前锋抵达的，是很远的新墙河。火，却扑不灭了。 大火后，社会鼎沸，媒体质询，要求严惩张治中。蒋介石不可能枪毙张，只是把张撤职查办。但不枪毙几个人又没法向国民交待，于是长沙警备司令等三人被处以死刑。 长沙大火对这座城市来说，只是苦难的开始。 八年抗战中，对大城市来说，除南京劫难、重庆轰炸外，没有比长沙的毁灭更惨烈的了。中日在长沙的四次会战，让这座城市无时无刻不散发出硝烟的味道。 1939年9月13日，冈村宁次率第11军战斗司令所离开武汉，悄悄进驻南面的咸宁。 为麻痹中国军队，冈村叫往前方运输弹药的汽车在回来时照样遮上帆布。但这并没有迷糊掉岳麓山下的薛岳。当发现鄂南、湘北和赣北的日军稍有调动迹象，他就知道离战斗已经不远了，鬼子早晚是要打长沙的。 南昌会战后，薛岳一直在做准备，画出三道防线，第一道是中日两军对峙的新墙河，第二道是汨罗江，第三道是长沙外围的捞刀河，并制订了把日军诱至湘江东岸和捞刀河之间的三角地带进行反包围决战的方案：“后退一定距离（如至长沙附近）再决战，则决战的时间、决战的地点、决战时的兵力对比，皆可由我决定，故我主动而敌被动，我优势而敌劣势。能做到这两个的就好些，做不到就糟些。” 9月23日，在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日军发动第一次侵犯长沙之役。 中路是第6师团和第13师团奈良晃支队，左路是新编成的第33师团，右路是第3师团上村干男支队。此外，江西境内的第106师团，担负在分战场牵制中国军队的任务。 第6师团长仍是武汉会战期间的稻叶四郎。第13师团长则由田中静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兵库县人）接替去诺门坎“救火”的荻洲立兵。田中此前是日本国内的宪兵总司令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出任驻菲律宾的军司令官，接替老同学本间雅晴，再后来晋升为大将，做了陆军大学校长和军事参议官。日本投降前夜，他作为东部军管区司令官，镇压了拒绝停战、起兵叛乱的分子。不过没几天他就自杀了。 日军开始行动后，第106师团率先对南昌外围的高安发动牵制战。 第106师团换了师团长，垂垂老矣的松浦淳六郎终于回国钓鱼、种地、写回忆录去了。新任师团长是个叫中井良太郎的无名之辈，上任师团长前不知在哪儿蹲着。不过这小子打仗还是有一套的。在他的指挥下，第106师团的一万来人，竟然在罗卓英、卢汉、王陵基三个集团军中左突右冲，黄鼠狼般穿梭于高安、修水、武宁等地，在战术上确实起到了牵制作用。薛岳派王耀武第74军去围猎。第106师团在第74军的封堵下，虽然挨了一记重拳，但仍跳出了包围圈。 按计划，打完这次会战，第106师团跟第101师团将调回国，士兵全部复员。但在回国的路上，东京一道命令，叫第106师团留下，立即开赴华南参加汕头之战。战役结束后的转年3月，师团就地解散，士兵被塞到其他部队，番号也被取消。这个师团就以这样的方式人间蒸发了。 主战场上的第33师团从鄂南通城向东进行迂回，意在跟中路日军合击新墙河南岸的中国军队。薛岳早有洞察，派杨森第27集团军拦截。初次实战的该部日军手有点生，因行动缓慢一度被友军讥笑（该师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参加缅甸仁安羌之战和印度英帕尔之战）。就在这时候，鄂南、赣北的日军都动了，第3师团上村支队随即由舰船载着从洞庭湖登陆，袭击了营田要塞。 作为中路主力，集结在岳阳的稻叶第6师团和田中第13师团奈良支队，开始强渡新墙河，进而沿岳阳到长沙的大道和粤汉铁路南犯，第一次长沙会战全面打响。 扼守第一道防线新墙河的，是关麟征的部队。 关麟征已升任第15集团军代总司令（薛岳一直担任这个集团军的总司令），除起家部队张耀明第52军外，还指挥着陈沛第37军、夏楚中第79军。关把张、夏两军放在新墙河南岸既设阵地的左右两翼，陈部少量部队放在洞庭湖跟湘江的交汇处营田要塞，主力作为总预备队陈于新墙河与汨罗江之间。 虽然薛岳的战略是诱敌深入，但实际上第一次长沙会战从一开打就极为激烈。 张耀明第52军第2师第3营在斗篷山死守阵地，在与第6师团的搏杀中，几乎全部战死。营长胡春华因战斗之初受重伤被抬下火线而保存性命。在同样激烈的雷公山之战中，第52军第195师第3营，在史恩华少校率领下，对阵第13师团奈良支队。师长覃异之（黄埔军校2期，广西都安人）给史恩华去电话，告诉他可相机撤退。 覃异之说：“我军此番诱敌深入，你部已完成任务，可迅速回撤。” 史恩华答：“诱敌深入诚然为战略，但关键在于层层消耗敌寇，如不能消耗敌寇，则无法给其最终一击。故恩华决意死守，给其以最大消耗！” 打到最后，史恩华残部还剩下不到百人，他叫部下把剩余手榴弹的保险盖都打开，在日军攻上来时，下令全部扔出去。 说到投掷手榴弹，第20集团军总司令的霍揆彰曾谈到很多士兵忘记拉弦这件事。因为在打下某个日军扼守的阵地后，总会发现阵地上中国士兵扔的手榴弹还完好无损地趴在那里，究其原因：“均由于士兵未能练习投掷，致临事张皇，或则护盖亦未拴去，或则拴去护盖而不及拉引琴线，致予敌以还掷之机会者甚多……” 但在雷公山，史恩华的部下没有浪费一颗手榴弹。 乱世崩飞中，史恩华大吼：“刺刀！上刺刀！” 史营长拎起一支步枪，翻身跃出壕沟。这样的镜头在那个年代太常见了，所以当你觉得似曾相识时——哦，紫金山上的罗雨丰营长也是如此啊。告诉你：就是这样。正是这重重叠叠的相同场面构成了一道铁打的脊梁。鬼子可以踏过去，但那脊梁却弯不了。 史部血战五天，全营战死，少校时年29岁。 守营田的是陈沛第37军的一个师：罗奇（黄埔军校1期，广西容县人）第95师。从洞庭湖乘舰艇而来的上村支队登陆后，营田一线陷入激战，第95师第570团营长苗振华同样率部死守不退，最后全营为国捐躯。 胡春华、史恩华、苗振华，这三位30岁上下的营长是当时抗战军人之缩影。 新墙河南岸告急后，陈沛奉命带一部人马由营田方向驰援关麟征主力。与此同时，薛岳命驻长沙附近的李觉第70军派出有力一部（唐伯寅第19师）去支援营田的罗奇。关麟征部虽有陈沛支援，但杀过来的稻叶第6师团和第13师团奈良支队战力太过强悍，加上第3师团上村支队已经冲破营田防线，关部主力有被日军包围的危险。 这种迂回包围是那个时代的国军将领最怕的，连拼命三郎关麟征也是如此。 好在此时由通城南犯的第33师团进展缓慢，没能从另一翼侧击，所以关麟征部在接下来的后撤还是比较从容的。 中路日军渡过新墙河后，9月26日过汨罗江，三天后出逼近长沙以北的捞刀河。 就在这时候，两个同样脾气大的人顶起牛来。按薛岳的部署，要在长沙以南浏阳河谷与日军决战，计划遭关麟征反对。关的意思是：“同样是诱敌深入，诱至长沙以南跟诱至长沙以北区别不太大，但在舆论上却极不同，诱敌到长沙以南，有放弃长沙之嫌，是会被报纸骂的。” 薛岳断然否决，说：“我自不会放弃长沙！” 关麟征二话不说，直接跟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陈述己见。 关麟征的脾气前面说过。再举个例子，当年“西安事变”爆发，关和自己黄埔1期的同学胡宗南都驻军西北（一个在宁夏，一个在甘肃）。胡宗南持重，恐伤及蒋介石，力主等南京的消息，最好和平解决，认为这是上策，下策是以胡、关两军为主力，立即兵发西安。 胡宗南对关麟征说：“校长处于危险中，雨东（关麟征的字），雨东！何去何从？！” 听到胡宗南的话，时任第25师师长的关麟征勃然大怒，说：“吾兄糊涂！校长乃全体同学之校长，非兄一人之校长。弟爱校长，急于拯救校长脱险，并不亚于吾兄！且吾兄之下策，即弟之上策也。” 随后关麟征发电报给驻在汉中的第51师师长王耀武，要他跟自己一起进军西安，营救蒋介石。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听了胡、关的事，对二人的表现都很满意。 可以说，除蒋介石外，关麟征没惧怕的人，包括陈诚、薛岳、汤恩伯这样的角色。 关麟征发电给蒋介石时，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正在说服蒋介石放弃长沙，退守衡阳，不过又没具体的跟进措施。侍从室负责军情的唐纵回忆，白的计划叫军令部皱眉；陈诚回忆则是，因参谋总部的高参们都支持白的意见，所以蒋介石“勉从其议”。 蒋介石叫白崇禧和陈诚一起入湘协助薛岳“处理军机”。 白、陈二人直飞桂林，又从那里乘专列驰至湖南株洲以南的渌口，薛岳已把战区长官司令部迁到这里。 会面后，薛岳力陈：“军人守土有责，且日军攻湘，未见重兵，何言轻撤？我当一方面固守长沙，一方面诱敌于浏阳河谷，与之决战。” 白崇禧说：“长期抗战，以空间换时间，保全实力为急务。” 薛岳道：“空间换时间，自是我方战略，但亦当与敌接战，对其层层消耗，若不能消耗敌兵，空谈空间换时间，则是自欺欺人！现若轻弃长沙，我上无以对中央，下无以对国人，从今不敢再穿军衣了！” 白崇禧一时不知怎么反驳，只说放弃长沙是蒋介石点头的。 陈诚有点矛盾，蒋介石叫他和白崇禧过来，本是想说服薛岳退出长沙。可实际上呢，从内心深处来说，他又觉得在长沙可以一战，尤其看到薛岳固执己见后，更不忍泼冷水。 陈诚自言自语道：“汨罗不战，退长沙；长沙不战，退衡阳；衡阳不战，退桂林……如长此退却，广土亦有尽时，究在何地可以一战？我为二公计，不如且就当前敌我情势，研究我军有无一战之可能。” 薛岳说：“士气未挫，可以一战，除极少数部队失去联络外，余均英勇任战。” 白崇禧见事已至此，就没再坚持。从此，白、薛二人更是相互冷眼。陈诚安慰了一下白崇禧，对薛岳说：“你可筹划反攻。其余事，由我去对委员长说。” 经斟酌，蒋介石还是批准了薛岳的计划。 蒋介石对陈诚说：“你必须把我的话传达清楚，我从没讲过大军全部南撤，我叫薛岳撤出长沙，是叫他向两翼转进，随时保持对敌寇的侧击势态。” 就在这时候，关麟征的电报到了，蒋觉得关说的也不错。最后的结果是，蒋从了薛，薛从了关。 对不憷自己的人，薛岳倒也另眼看待，随后把自己的嫡系欧震第4军交由关麟征指挥。彭位仁第73军、李觉第70军也划到关部。就这样，关麟征指挥6个军在长沙以北捞刀河摆出跟日军决战的姿态。 此时战局如下。 在福临铺（长沙县东北），径直南犯的日军第6师团遭第52军覃异之第195师侧击，伤亡数百人。9月30日，强渡捞刀河时，又遭到陈沛第60师和覃异之第195师的前后夹击。向东迂回转进的第13师团奈良支队，在跟第33师团碰面于平江以东地区后，陷入夏楚中第79军和杨森第27集团军的合围。而沿粤汉铁路向长沙突进的第3师团上村支队，遭彭位仁第73军连续不断的侧击。 还没等决战，日军势头就有渐颓之势了。 10月1日，冈村宁次命令各部日军迅速反转北撤。薛岳立即命令战区与敌接触的各部队全部跟进。 只说欧震第4军的一个炮兵营在营长沈德全带领下，在一个雷鸣电闪、大雨如注的黄昏，全营士兵“落汤鸡”似的到达汨罗江以东的长乐街。 入夜后，在半明半暗的马灯下，沈营长召开作战会议。 转天拂晓，全营人马抵达汉粤铁路旁的桃林地带。当晚，部队野营，对火炮进行最后的检查，擦炮膛，校正仪表，上润滑油，擦拭炮弹，查看引信包。 后方的人们正在温馨甜蜜的睡梦中，又有谁曾想到在百里、千里之外，有人在战斗，在厮杀，在流血…… 这个营担负的任务是给第一线的主攻团提供炮火支援。 天明后，战斗开始，主攻团在攻击中受挫，该营两个连的炮兵立即从待命攻击线跑步投入战斗。全营18门迫击炮进行群射（炮弹落点呈梅花形）和纵深射（呈直线形），一时间敌人的火力被压制。 步炮配合，说的是当步兵发起冲锋时，炮兵必须延伸射程。 炮兵延伸射程也就是步兵发起冲锋的信号。第4军的战士提起上了刺刀的步枪，向日军阵地发起进攻…… 第一次长沙会战，在第9战区各部的追击军号声中戛然而止。 日军一路退回新墙河北岸的岳阳，这是抗战开始后，他们第一次没有占领城市而撤回会战前屯驻的地界。 日本人说，他们此战的目的在于打垮第9战区的野战主力。从结果上看，冈村没有达到目的。冈村在回忆录中的解释是：“（这次会战）谈不上中国军队获胜，因为当时没有攻占长沙的想法。”冈村大致没撒谎，但问题是，他也没能围歼任何一支中国部队。从这个角度说，日军更是难言胜利。 会战期间，为预防日军进攻湘西，蒋介石叫陈诚组建第6战区，屏护重庆。 现在，一切无恙，蒋介石还是很高兴的。他再次飞到衡山，召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 在会上，薛岳这个司令长官正式去掉了“代理”二字，实际上在日军撤退的当日，1939年10月2日，任命就下来了。战区参谋长，也由吴逸志接替施北衡。关麟征亦受嘉奖，正式升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 两个月前，胡宗南刚以黄埔学生第一人身份出任集团军总司令，关则成为第二人。这一年，关麟征只有34岁。 此战后，关麟征率部到广西休整，后进驻昆明，开始了长期的驻滇生涯，一直到抗战胜利，此后五年中的大战，就再也没机会参加了。在云南，“土木系”第54军归关指挥，在何应钦调出军长黄维后，关有意叫老下级张耀明继任军长，但遭该军军官反对。后陈诚飞赴昆明，向来不睦的关、陈为此大吵。再后来，关接替蒋介石，成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二任校长。1949年“国民政府”撤向台湾，关归隐香港而不愿去台，跟陈诚主政那里有直接原因吧。 前面说了，冈村宁次不承认第一次长沙会战失败。 冈村说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占领长沙，这执行的是南京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命令。那他自己的想法呢？在他看来，对中国军队控制的重要城市，如仅仅是攻而不取，不加以长期确保，那么即使日军作战胜利了，在战略上也是中国军队占便宜，因为宣传机构会借机鼓舞士气。 他提到一点，蒋介石为保存实力，并不进行大规模反攻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如果拿不出解决“中国事变”的办法，最后只能是掉到陷阱里。他对总军“以占领区治安肃正为第一要务”这件事提出质疑。后来，在回忆中他提到，当时如想尽快迫降重庆，除“穷追猛打”外别无良策。 第二章 昆仑关（1939年11月～1940年2月） 广岛师团又来了 日军在1938年秋攻占广州，意图掐断从东南亚经香港至广州再到内地的运输线。 这个运输线掐断后，在西南，就只剩下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了。占领广州后，东京发现战略物资还是源源不断地运进中国。参谋们拿放大境一看：“哦？经越南到广西的这个通道还通着。” 越南当时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 这个国际运输线实际上有两条：除直接由越南港口城市海防到中国云南昆明的滇越铁路（路权属法国）外，还有一条比较隐秘的线路。这一条先是越南境内的铁路，由越南河内到同登；然后是公路，从同登到中国广西南宁。 日本人对法国人说：“你们给我把这两条线路掐了。” 虽然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给人外强中干的感觉，但在被希特勒彻底打败前，面对日本人时，底气还是有的。 “掐了？”法国人的潜台词是，“我可是欧洲第一陆军大国，跟我这样说话，你还差点儿。” 除法国人外，英国和美国也在利用这两条线路往中国运物资。这种做法有没有道义上支持中国的意味？不能说一点也没有，但更多的着眼点还是跟中国做贸易本身，一句话：赚钱。日本人的一厢情愿也就必定碰壁。 这种情况下，陆军还没做出反应，东京的海军将佐第一个提出侵占南宁的计划。不要认为东京的海军是从战略全局出发而提出这样的建议的，不是那么回事儿。你也不要认为陆军脑子就真的反应慢。真相仍是日本海军和陆军一贯的对立与争锋。 海军提出占领南宁，是有自己小算盘的。对他们来说，浩瀚大洋才是用武之地（年初时，海军策动实施了入侵海南岛的作战）。攻取南宁后，可控制中国西南交通枢纽，威胁法属印度支那，这是他们秉持的全面向南洋进军战略的一部分。 面对海军的鼓动，陆军中央是怎么想的？ 开始，跟法国人没搭理日本人一样，东京的陆军也没搭理海军。一是确实不想搭理，再就是没工夫搭理，因为诺门坎之战把陆军中央搞得焦头烂额。不仅关东军，就连陆军中央的一批人也丢了位子：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失势，被重新打发到中国战场；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桥本群也走人了；在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中大出风头的作战课长稻田正纯则被赶到一个军校当副校长。 海军在窃笑：“陆军不是天天喊着要跟苏军较量吗？这下好了，呵呵。” 接替桥本群出任作战部长的叫富永恭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5期，熊本县人），此人跟东条英机关系密切，所以很难说是个聪明人。富永上任后，觉得陆军在近一段时间特别消极，难道被诺门坎之败吓傻了？这样下去怎么好？于是开始琢磨是不是顶一下海军的建议，实施南宁攻略。 东京陆军中央在此时正考虑减少山海关内军队的问题，想把更多士兵调到东北警戒苏联，导致新任陆军参谋本部次长泽田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高知县人）在最初的时候对南宁攻略也没兴趣。富永的决心出奇的强，实际上是想通过南宁攻略投机一把。在他看来，中国虽然还在坚持抗战，但已非常艰难，如果把滇越铁路掐断，没准会成为压倒中国抵抗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对泽田茂说：“这是彻底解决‘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而且要抓住欧洲大战的国际局势，争取浑水摸鱼啊。” 富永说的鱼，指的是法属印度支那。 对解决他们嘴里的“中国事变”这件事，某位名不见经传的课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打到重庆、延安，二是从中国撤军。” 要想打到重庆和延安，需要动用大量部队，在警备苏联的前提下，东京貌似集结不了至少15个师团的兵力。至于完全撤军，对习惯了占便宜的鬼子来说，是完全没有考虑过的。在那个时代，秉持弱肉强食理念的军国日本，认为他们在中国的一切的专横和利益夺取都是理所应当的。 怎么办呢？这个事渐渐成了道无解的难题。 现在，在富永不断的说辞下，本来兴趣不大的泽田茂没再坚持自己的观点（日本军事官僚的病症所在），遥远的南宁攻略就这样开始了。 驻广州第21军的司令官是安藤利吉，参谋长是前面曾提到过的根本博，副参谋长是佐藤贤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9期，石川县人）。下面两个参谋，作战主任参谋是出身第6师团的藤原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1期，冈山县人），高级作战参谋则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夜恶徒般跳起来指挥一个中队来进攻沈阳北大营的今田新太郎。 安藤手里的王牌，除第5师团外，还有第18师团，其他部队则是新调来的近卫混成旅团、第38师团、第104师团以及台湾混成旅团（打武汉的波田支队。武汉会战中，由于先后攻克安庆、九江等地，积累了丰富的登陆经验。不过，支队长换人了，也就不叫波田支队了）。 安藤把攻占南宁的任务交给了第5师团。 第5师团长是后来被日本人吹捧为所谓“不败名将”的今村均。 今村跟石原莞尔一样，长了张娃娃脸，小时候非常木讷，做什么都慢半拍，八九岁还尿炕。不过，他在读书这件事上反应却不慢，在陆军士官学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后来又以陆军大学28期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东条英机是那一期第11名）。 今村在“九一八”事变时担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课长。 按理说，他当时的位置非常重要，但由于事变是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发动的，所以也就没今村什么事。当沈阳陷落时，他还在办公室里愣神儿。后来，今村做过陆军省军务局长，1938年11月接替安藤利吉出任第5师团长。两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著名的爪哇海战中，作为军司令官，今村所在军舰被自己的鱼雷乌龙击中，使他不得不跳海逃生。尽管有点喜剧色彩，但随后他还是率军大胜了驻印度尼西亚的荷兰军队。 今村统辖的第5师团，在前一年攻占广州后，回青岛休整了几个月。诺门坎之战尾声，第5师团以大本营直属预备队身份入驻大连，本来想跟苏军过过招，没想到停战协议这么快达成。南宁攻略确定后，需要一支核心部队，该师团遂被编入第21军。 10月27日，今村均率第5师团的士兵在大连上船。不过，他们没直接南下，而是先回航日本濑户内海，在宇品港停驻，补充军需物资。 宇品港离广岛很近。性格温和的今村均下了道不近人情的命令：严禁士兵登上甲板。也就是说，士兵们只能在船舱的舷窗眺望远处广岛的夜景。第5师团的士兵原本就来自广岛、山口、浜田等地，所以很多士兵开始掉泪儿——这是魔鬼唏嘘的时刻。装载完军需物资，片刻的伤感立即被嗜血的狰狞所取代，饱食后的第5师团两万多士兵立即向华南扑去！ 1939年11月9日，参加南宁攻略的日军云集海南三亚。 配合第5师团行动的是台湾混成旅团，此时支队长叫盐田定七，按惯例，这支队伍被称为盐田支队。四天后，海军的五十多艘舰船从三亚拔锚。当日海面上刮起强度为每秒27米的大风，忽然而来的暴风使今村均意识到，这一仗好像不那么容易打。 11月14日，天空晴朗，日头高照，能见度很高。 下午两点刚过，第一艘日舰黑压压的轮廓出现在广西北海郊外冠头岭监测哨中国士兵的望远镜里。 观测哨随即骚动：“鬼子来了？！” 哨兵上报在北海守备的第46军第175师第524团团长巢威（黄埔军校南宁分校1期，广西桂林人）。当时巢威正在点验部队的弹药，得报后，他带人飞奔到观测哨，拿过望远镜一看，海平面上果然出现日军舰船，正分3个纵队前进。其中，第一队日舰，在行进到距海岸大约8000米时停下。巢威判断：在这个距离停下，多半是开始布置登陆作战计划。按他推算，最晚不迟于傍晚5点，日军即开始轰炸滩头阵地。 巢威马上做出应对：首先下令部队进入战斗状态，其次限北海居民三小时内撤离，接着将敌情和自己所在位置电告身在廉州团部的副团长，并叫其在第二线阵地做好迎战准备，最后将敌情上报师长以及钦州方面的友军新编第19师。 一系列处置显现出巢威作为一名部队长的果断与临阵不乱。 这时候，对巢威来说有个问题：什么时候火烧北海？ 按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的命令，一旦日军从北海登陆，要实施“焦土抗战”计划，彻底毁坏这座城市，否则以违抗军令罪论处。为此，部队已把炸药搬到北海各个引爆点，同时将汽油交给了各个街道的保长。 下午四点，最前头的日军舰船在距海岸线4000米的海域再次停下。 半个小时后，舰船上放下汽艇和橡皮艇，日军士兵开始顺着舷梯下舰，随后六七十艘汽艇和艘橡皮艇朝北海海岸迅疾驶来。与此同时，十二架日机钻出云霄，开始进行滩头轰炸。日舰上的巨炮也开始响了。 在火力掩护下，鬼子们强行登陆。 巢威指挥部队迎击，岸防老炮发挥出色，连连击沉日军登陆艇，但炮台上的八名士兵全部殉国。日军损失了多艘登陆艇，不再全力抢滩。 北海市民在此时已疏散完毕，无论上峰还是同事，都叫巢威立即焚炸北海。 巢威迟疑了。 一年前长沙大火的惨象历历在目。长沙的那位警备司令虽是按计划放火，但最后还是被毙了。这个事不得不叫巢威掂量一下。火烧北海，城市将毁于一旦，但万一日军最后不从北海登陆，那么他就摊上事儿了。何况此时日军的打法已出现疑点：没全力以赴登陆。对面海域上，有日舰四五十艘，往前运动的只有第一队的十几艘，不但没集中全部火力，而且只放下少量登陆艇，日本人或许在玩声东击西的把戏？ 巢威想，四大城市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当时南京与北平因经济方面跟前面四城有一定差距，在民国时代不在“四大”之列）撤防时，也没进行毁灭性破坏。相比之下，为什么要把军政价值区区的北海毁灭？ 道理上讲不通。 如果日军作战目标不是北海，而自己却把百姓故园毁了，一定是会背上历史骂名的。就算有桂林行营的命令，最后一切还得由他兜着。思前想后，巢威冒着违令的风险，放弃了火烧北海的计划。 夜幕降临后，海滩恢复平静，日军只留下三艘舰船在6000米以外的月色下监视北海，别的舰船都消失在海平线了。巢威的判断得到印证，他立即打电话给在钦州、防城一线警备的新编第19师，叫他们严阵以待。 果不其然，转天也就是11月15日午后一点，大量日军在钦州湾强行登陆！ 今村均虚晃一枪。 整个二战中，最残酷的一次登陆杀伤，是诺曼底登陆中的奥马哈海滩一役。依据有利地形和强大火力，在一个多小时里，德军射杀2500多名美军士兵。在电影《最长的一天》（The Longest Day,1962）和《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1998）的开头，显示出登陆战是何等残酷。 钦州湾，则是另一种景象。 虽然没有海军力量和强大岸基火力的弱国军队是没办法阻止强敌登陆的，但新编第19师之仓皇与散漫仍叫桂军蒙羞，只打了一个多小时就全线崩溃。此前，今村均久闻“桂军彪悍”之传说。 迅速攻下钦州、防城后，日军分兵三路扑向南宁！ 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有点目瞪口呆。 在欧洲，当德军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必然会结合新的国际形势做出动作，这不难判断。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未必不能得出日军入侵广西的结论。 为什么？ 欧战爆发，英、法自保，必无暇东顾。在远东，英国控制印度和缅甸，法国控制印度支那。日军离缅甸和印度还很遥远，跟英国直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比较小。可是，当日军攻占广州和海南岛后，就直接眺望印度支那了。而且，就中国的国际运输线来说，滇越铁路是极重要的一环。这样，日军的下一步动作，就必然跟印度支那有关，或直接派军队“进驻”（一年后果然那样做了），或在跟印度支那接壤的中国省份用兵，以卡死这条国际运输线。 桂林行营虽对日军入侵广西有个预判，但却始终没重视起来，判断也比较模糊。白崇禧没把中国的战局跟欧洲大战联系起来，以至于在1939年秋仍按部就班地根据军委会的命令，准备于年底在湘赣两地发起对日军的攻势（即后来的“冬季攻势”）。 同样浑然不觉的张发奎遵照命令，把第4战区的主力部队集结在粤北韶关一线。如此一来，广西兵力就非常空虚了，满打满算只有6个师：夏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广西容县人）第16集团军所辖第46军的三个师和第31军的三个师。 根据桂林行营模糊的预判，认为日军真的入侵广西的话，必以海南岛为基地，从广州湾登陆，以桂北重镇柳州为作战目标（联结西南几省的交通枢纽和中国空军重要基地）。这个判断上报重庆后，得到军令部认可。至于南宁，无论是桂林方面还是重庆方面，都认为如果开打，那里只是日军分兵所击之地，不那么重要（当时广西省的省会在桂林）。在夏威上报白崇禧的日军登陆“甲案”中，甚至没提到日军会进攻南宁这件事。白崇禧督促夏威的，也仅仅是破坏桂南的道路。 基于这样的想法，在广西的六个师里，有四个师即第31军的全部和第46军的第170师放在了通往柳州的要道上。也就是说，从钦州到南宁的这条路以及南宁周边完全是空的。当日军登陆钦州湾，兵锋直指南宁后，无论是张发奎的第4战区司令长官部，还是白崇禧的桂林行营，都开始抓瞎。 此时白崇禧正在重庆。 蒋介石在第一时间招来白崇禧、何应钦、徐永昌、陈诚、刘斐等人，当场怒斥徐永昌敌情判断失误，这实际上是说给白崇禧听。白有关日军一旦进攻将直攻柳州的判断被军令部认可，在1939年初秋也就是日军登陆前，又判断：由于兵力有限，日军不再可能进犯广西。为此还专门写了敌情报告，认为广西有自卫、自治、自给的特点，日本断不会咬这块“硬骨头”。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蒋介石在会上定的调子是，调最精锐的部队到广西，其中提到了第5军。 作战厅长刘斐说军令部已抽调杜聿明第5军荣誉第1师到湖南战场了，师长郑洞国带着部队正从零陵开往衡山。 蒋介石听后，说：“不行！”在他看来，第5军的每个师都不能动，必须都放在广西。 蒋介石随后告诉白崇禧，除广西本地夏威第11集团军的6个师外，在湖南、广东的第38集团军（徐庭瑶）、第37集团军（叶肇）、第35集团军（邓龙光）、第26集团军（蔡廷锴）全部投入广西战场，空军要竭尽所能，至少出动100架驱逐机和轰战机配合作战。 蒋介石心急火燎为哪般？ 按蒋的判断，日军虽是冲着南宁去的，但仍有可能顺势北上突击桂林、柳州，这样的话西南大后方将门户洞开。尤其柳州一旦被攻占，就相当于让日军拿下兵进川黔的前进据点。基于这个危险局势，在叫白崇禧全权负责广西战局的同时，蒋介石叫陈诚也飞去广西督导战事。 在广西，基于自己的地盘不会有事的判断，白崇禧在去重庆前把第31军进行了调动，由原驻地桂平、平南向东即广东南面移动。这里没日军，也没粤军。白崇禧这个动作有没有为桂系扩展地盘的意思？还真不好说。 就在调动时，日军突然登陆了。 桂林行营参谋长是从侍从室调过来的林蔚，在白崇禧还没回来前，他叫第31军的三个师立即转进，协同沿海一线的第46军，一起侧击北犯的日军。第46军军长叫何宣（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湖南益阳人），第31军军长是韦云淞。 韦云淞用汽车将苏祖馨第135师运到南宁，作为守备部队使用。 为迷惑日军，在电话里，白崇禧对林蔚说：“可叫韦云淞扩大番号，团称师，师称军，虚张声势嘛！”但实际上没起到任何作用，显然白崇禧的计策更适合三国时期。 白崇禧飞回桂林后，拿出一个作战计划，随即把指挥所推进到迁江（距南宁约140公里），陈诚同时到来。 在这次突变的风云中，最着急的当然还是他白崇禧。 白崇禧知道很多将领和同僚都看着他。抗战爆发后，他被日本报纸称为“战神”（在北伐战争中表现出色）；在国内，他“小诸葛”的名号亦尽人皆知。不过，从“七七事变”到1939年初秋，作为副参谋总长兼桂林行营主任的他，还没亲自督导（他这个职务不可能亲自指挥）过一次大会战。好了，现在机会来了。如此一说，白压力没法不大，就好比一个著名运动员，人人都说他能拿金牌，拿了金牌是应该的，拿不了就会被人看笑话。 进驻迁江指挥所后，白崇禧每天都得到雪片般的战报，一线情况非常不妙。 日军登陆后，第5师团所辖中村正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5期，石川县人）第21旅团和及川源七第9旅团像张开的剪刀，剪向直线距离并不遥远的南宁；台湾混成旅团即盐田支队则在侧翼策应。 广岛师团作战经验丰富，除何宣所辖的冯璜（广西讲武堂，广西容县人）第175师和韦云淞所辖的苏祖馨第135师外，在该师团的攻击下，其他部队都溃退了。 冯璜第175师在得知日军登陆钦州湾后，再警备北海、廉州一线已没意义。他在师部所在地，一个叫小董的地方，电令包括巢威那个团在内的在沿海警备的各部向后转进，并做出抢占陆屋、平吉两处要地的决定。此时何宣的电令也到了，命冯璜控制钦州至南宁公路的一翼，对日军进行侧击。 巢威从北海撤下来后，向狮子岭转进，何宣的军部设在那里。 到了狮子岭，何宣留下巢威一个营做军部预备队。巢威奉命救下一支友军后，守备重要据点陆屋，决心在这里跟日军作一次殊死的战斗。布置停当后，得到情报：日军约两个中队正在不远处的靶齿村和村外高地休息。巢威命令左右两路分别以两个连、两个连加一个重机枪排的兵力同时出击，一路主攻村外高地，一路直攻靶齿村。 这叫正在休息的日军措手不及。一个回合下来，巢威率部打死一百多鬼子，剩下的敌人退下去五六公里。 为阻止中国军队追击，日军释放毒瓦斯。不成想，巢威这个团是配置有防毒面具的，士兵也受过相关训练，他们立即戴着面具，穿越毒气带，以优势兵力继续追打日军。这种场面是第5师团的士兵没遇到过的，所以一下子就虚了。 日军被追到一片森林边上固守待援。 巢威决定在日军后续部队到来前解决森林边上的敌人，并派人去师部请援，希望冯璜派一两个营过来。对巢威的行动，冯璜出乎意料地认为，该团掉头逆袭过于冒失。巢威并不理会，而是把团部和预备队推进到靶齿村和村外高地，命令一线的四个半连再次发起攻击。日军隐蔽进森林。巢部士兵也分两翼潜入，两军士兵在密林中展开激战。此时较量是公平的：没有飞机和大炮，重武器也派不上用场，双方是手枪对手枪、步枪对步枪、刺刀对刺刀、拳头对拳头、牙齿对牙齿。 一旦这样打起来，日军开始不自信了。两个小时后，残余的一百多名日军被追打出森林。 就在此时，巢威接到冯璜的命令，叫他立即停止反攻。可巢威不甘心，再派飞骑传书，讲明有利势态。 被打残的日军等来了两个中队的援军，合兵一处后，集八门山炮轰击森林边缘的巢团阵地。巢威则集中所有迫击炮回应。半个小时后，日军炮声停了。巢威顺势下令正面各部同时出击，再派两个连的预备队由右翼迂回。 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日军控制的阵地被一举夺下。经巢威的穷追猛打，日军又往后退了十多公里。两个小时后，日军残部又等到一个中队的援军，于是再次发动反击。巢威依旧率部面对面、硬对硬地与之接战，这叫日军有点蒙。 巢威对面的这股日军，是盐田支队的一个联队，联队长叫渡边信吉。本来，渡边拿到的任务是扫荡钦州至南宁公路以东地区，没想到遇到巢威的老虎团。 很快，师长冯璜的信又到了，叫巢团迅速向一个叫石门的地方转进。冯师长虽对巢威的不听话和单打独斗有意见，但也不得不承认其果断逆袭收获巨大战果：毙杀日军近三百名。这一战绩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在传书的同时，对全团进行了嘉奖，并上报给军部。 11月17日夜，巢威接到军长何宣的电话：“巢团长，你们打得好！打得痛快，不但将敌击退，还把敌酋渡边联队长击毙了（此消息有误）！刚才白主任打来电话说，昨晚敌人在南京的电台广播称，他们在陆屋遭遇劲敌，战斗力之坚韧，炮火之猛烈，为桂南作战以来所未见。” 巢威死拼时，苏祖馨第135师正面临着巨大挑战。 苏部是桂军骨干，徐州会战中与荻洲立兵第13师团大战安徽明光，武汉会战中又与稻叶四郎第6师团血拼凉亭河、烽火山，最后在鄂豫交界的平靖关阻击矶谷廉介第10师团，掩护大军转移。打完武汉会战，1938年初冬，苏祖馨率军回广西休整补充。在桂林火车站，八桂乡亲为之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经几次大战，部队里的老兵已所剩无几。补充后，师辖三个团，5000余人。本来部队要调回安徽大别山，但由于风云突变，苏祖馨在11月23日黎明被电话吵醒，军长韦云淞命令苏立即带兵沿邕江北岸布防，担负南宁的守备任务。 苏祖馨叫团长伍宗骏带部队乘汽车先行赶赴南宁。此时日军第5师团前锋在旅团长中村正雄率领下已抵达邕江南岸。 11月23日，伍宗骏的一个团进驻南宁。与此同时，苏祖馨带主力也进入邕江北岸的预设阵地。 邕江穿南宁而过，河面超过300米宽，但水流平缓，由于正是枯水期，平均深度只有八九米。问题是，对渡河作战来说，八九米的深度跟八九十米的深度没本质区别，关键在于宽度。中村旅团在强渡邕江时伤亡不少，只好请派飞机对中国军队阵地实施轰炸。 苏祖馨一度指挥部队向对岸日军逆袭。 入夜后，士兵乘着飞箭般的筏子，登到南岸击杀日军，先后达二十次之多。 无奈大批日机飞临，炸弹掉下来就开花，整个阵地陷入火海。11月24日，日军一个中队趁战机刚刚空袭完的空当，偷渡邕江得手。此时，南宁城中，团长伍宗骏与城外师部失去联系。焦急中，他接到一个从南宁远郊二塘打来的电话，对方自我介绍姓邵，是团长。 伍团长：“你到底是哪一部分的？” 邵团长：“第5军第200师！” 伍宗骏：“第5军？好啊！中央军来了，快进城，我正好把南宁防务交给你。” 邵团长：“不不不，我的任务是作为先遣团掩护师主力集结，没有守备南宁的任务。” 伍团长：“那……我们一起来守备南宁如何？” 邵团长：“这个真不行，我的任务中没有这一项。” 在这种情况下，伍团长丧失孤军与敌巷战的意志，决定放弃南宁（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南宁弃城的消息传到白崇禧那里，后者对身在贵县的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大发雷霆，夏则怒斥第31军军长韦云淞，韦本想对苏祖馨发火，但一直联系不上。总算联系上了，苏祖馨主动向韦云淞请罪，后者遂叫苏率残部向南宁城北偏西的要塞高峰隘转移。 中村旅团攻占南宁时，第5师团另一旅团及川源七带领的第9旅团，正向中越边境的龙州进攻。 八桂大地一时硝烟四起。 中村正雄叫部队主力在南宁城中休整，同时派出三个大队和一个骑兵联队，在南宁周边占领阵地。 1939年12月2日，位于前进阵地八塘的日军突遭中国军队密集炮火的攻击。 中村吃惊不小，上报今村均，后者问情报参谋是哪支中国军队，情报参谋除判断这是进入广西的中央军外，其他一无所知。今村脾气不错，叫参谋派人再探，同时命令中村带主力立即出动。 一天后的黄昏，中村旅团开始对正面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 中村发现这股部队的钢盔是德国制造，每名士兵都携带着看上去相当高级的军毯，随后通过战死者身上的标志（第5军士兵左臂上的臂章，上有汉字“五”，衬底色为蓝，形状为中国地图；左胸口的胸章上，注明所属第5军具体部队的番号及自己的军衔职务）才知道，对手是中国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5军第200师一部。 第5军军长杜聿明。 看一下军中配置情况：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郑洞国，第200师师长戴安澜，新编第22师师长邱清泉，军参谋长黄翔（中央陆军军官学校7期，湖北长阳人）。 第5军被称为中国唯一一支机械化部队，主要说的是第200师。但郑洞国荣誉第1师也比较特别。这个师的士兵都是在以往对日作战中受伤痊愈后归队的士兵。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曾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故冠以“荣誉”字样（首任师长宋希濂）。邱清泉新编第22师都是新兵，貌似弱一点，但师长彪悍，所以在后来的战斗中表现是最突出的。三个师之外，还有军部直属的两个步兵补充团、两个战车团、一个装甲车搜索团、一个15厘米口径重榴弹炮团、一个汽车兵团、一个工兵团和一个辎重兵团，这显然属于顶配。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第5军的两个骨干以前都是关麟征的部下：郑洞国、戴安澜。两人都跟着关参加了台儿庄大战。 郑洞国跟关不和，这一点前面说了。关脾气大，人难处，就连杜聿明当年也是因为跟关吵架后才从第25师转投徐庭瑶的。所以，郑洞国跟关掰了后，投奔了杜聿明。杜跟徐庭瑶性格有相似之处，郑跟杜也有接近的地方，且杜、郑早年都是徐的部下。郑洞国来了后，出任第5军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成为第5军的二号人物，他的副手是是打起仗来不要命的胡家骥。淞沪会战时，作为宋希濂的部下，胡率部勇闯火力交叉的唐山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打仗有个特点，每战必身先士卒，必受伤，命却大。郑洞国还招来一批旧部，比如邀请深具才华的舒适存（小学教员出身，湖南平江人）出任师参谋长。舒也是关麟征部下，当时关有意提拔他为军参谋长，但舒固守诺言，仍投奔郑洞国而来。此外，师所辖第1团团长吴啸亚（黄埔军校4期，浙江青田人）、第2团团长汪波、第3团团长郑庭岌（黄埔军校5期，海南文昌人），也都是郑的旧部。 不但郑洞国来了，关麟征另一个部下戴安澜也来了，出任军核心部队第200师师长。在该师师长人选上，杜聿明却是动了番脑筋。他任师长时，邱清泉是副师长，廖耀湘是参谋长。通常来说，邱清泉出任该师师长是水到渠成，但杜最终把戴扶到了第200师师长的位子上。对戴安澜，杜聿明非常了解，“长城抗战”时，戴就在杜手下做团长，儒雅而坚忍，是杜欣赏的人物。 第5军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湖南和广西训练，第200师在广西全州，荣誉第1师在湖南零陵，第22师在湖南东安。 日军入侵广西后，蒋介石决定把第5军投入战场。 杜聿明叫戴安澜率军向南宁进发，因为第200师所在的全州离战场最近。 戴派出一个团作为先遣队，任务是掩护后面的大军集结。该团士兵在桂林下火车后，用汽车往南宁方向运输。 杜聿明又命郑洞国、邱清泉带着部队转进到全州，跟戴安澜第200师主力会合。 戴安澜派出的先遣团，就是前面说到的邵团长的部队：第600团，团长邵一之（黄埔军校6期，湖南湘阴人）。 从全州到南宁有500多公里的路程，一般部队必定是跑步前进，但第600团是乘卡车去的。作为军中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机械化师，第200师拥有美式、德式卡车500多辆，摩托车近百辆，苏式、意式轻重型战车200多辆，这是叫友军羡慕得流口水的家当。 邵一之团长，淞沪会战时，在杜聿明手下任战车防御炮营营长。 邵一之带着部队一路风驰电掣，11月25日赶到南宁外围的二塘，与在南宁守备的第135师团长伍宗骏进行了联系，但拒绝了对方同守南宁的请求。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说呢，也没法指责他。 伍宗骏放弃南宁后，邵一之在二塘与日军遭遇。 中村旅团主力增援后，战斗趋于激烈。中村旅团以优势兵力包围了第600团。邵一之为破险情，亲自带一个连的兵力绕行其后进行夹击，激战中中弹牺牲。第600团先行开到战场最主要的目的，正如邵团长所言，并非为打退日军，而是掩护后面的主力集结。在战场上，想实现任何一个计划，都要付出血的代价，这是战争的残酷之处。 中村旅团打退邵团后，趁机往北顶了十多公里，1939年12月4日，占领了一个叫昆仑关的要塞。 第二章 昆仑关（1939年11月～1940年2月） 围点打援 昆仑关在南宁东北方向，位于宾阳县与邕宁县交界处，距南宁50多公里，相传为汉代大将马援所建。实际上，初建在唐朝中期，但亦有千年历史。这里是南宁北面的门户。北宋时，大将狄青率军与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于此激战。 昆仑关所依山脉海拔虽只有300多米，但山势陡峭，丛林密布，路径崎岖。昆仑关，就位于山道中间，山下即柳州到南宁的公路。昆仑关四周，是一座座小山包，其中东、西两公里处的山包，海拔都比昆仑关要高。 昆仑关西面，是另一要塞高峰隘。 昆仑关下有道路直通北方，高峰隘也是这样。这两个地方为兵家必取之地，退下来的桂军已在高峰隘与日军交火了。 只说昆仑关，这一带每隔几公里就有一座小村庄，分别叫三塘、四塘、五塘，直到九塘。占领昆仑关的日军是第5师团中村旅团所辖坂田元一第42联队的一个大队，大队长叫松本总三郎。 第5师团士兵在关口以北构筑前进阵地，松本把大队本部设在昆仑关下的九塘。 现在，蒋介石密切关注着广西的危局，昆仑关上日军的旭日军旗叫他寝食难安。 日本人是否会继续投入兵力？虽然其战略进攻态势已经结束，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他们夹击长沙甚至入川的可能性。打仗就是这样，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那样的话，登陆的日军只是一部分。在这种揣测中，蒋介石否决了白崇禧提出的立即投入当地桂军进行反攻的计划。 有人说，正是因为这个决策，耽误了中国军队的反击时间。其实，如果全盘过眼桂南会战，会发现：并不存在一个贻误战机的问题。日军刚占领南宁时，白崇禧确实向军委会发电，提出要反攻，但很大程度上，那只是公文中的程序性措辞，还没形成一个详细计划。而且，正如前面所说，此时在广西的桂军极为有限，如只用当地部队反攻，显然不切实际。 12月8日，蒋介石下达反攻命令时，除杜聿明第5军外，李延年第2军和甘丽初第6军已入桂。 白崇禧最后拿出的方案是：中路徐庭瑶第38集团军杜聿明第5军主攻昆仑关；西路夏威第16集团军、叶肇第37集团军攻高峰隘，同时拦截日军援兵；东路蔡廷锴第26集团军破袭钦州到南宁的公路，切断日军辎重补给线，警戒从沿海过来的敌人。 12月10日，已抵达迁江的杜聿明在谭蓬村召开团以上部队长作战会议。会场设在一个花树掩映的石洞。在马灯闪烁的黄光下，可以看到桂南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上，用蓝红两色箭头标出的中日军队的位置和动向。 参加会议的有参谋长黄翔、副参谋长罗又伦（别名友伦，中央陆军军官军校7期，广东梅县人）、第200师副师长彭璧生（中央陆军军官军校7期，湖南蓝山人）、荣誉第1师师长郑洞国、新编第22师师长邱清泉，以及作战参谋和团以上部队长。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因临时公干，此时未在军中。 会场的紧张气氛可想而知。 杜聿明告诉大家，根据先遣第600团在战场上取得的敌人文件，已证实当面日军是第5师团。 杜聿明表示：“这次登陆广西的敌人有两个半师团，正面进占南宁和昆仑关的第5师团，是板垣征四郎旧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战争爆发，板垣曾率该师团在华北前后击溃我们几十个师，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一年多以前，在鲁南，一度遭我军打击。他们的番号是‘5’，我们也是‘5’，而且据我所知，都是各自军中第一支机械化部队，这就是死战之缘。” 杜聿明继续说：“敌人此次用兵广西，目的不外乎切断由越南至桂的公路和铁路，威胁我云贵大后方，逼我们走向谈判桌；同时，给在越南、缅甸有利益的法国、英国以颜色，所以此战至关重要。现在，敌人前锋已推进到昆仑关，四周高地也多被他们占领，并修建了据点式堡垒，各个阵地可以互相进行火力支持。桂南山区丛林密布，敌人的工事完全利用了环境，镶嵌在山体丛林间，非常的坚固，隐蔽性也强，甚至小片阵地都不易暴露。侦察人员提供的情报说，在高山上远望，根本发现不了敌人。” 会前副参谋长罗又伦已拟出昆仑关作战方案，由参谋长黄翔完善后呈报杜聿明。 针对昆仑关的地形，罗又伦制订出“迂回穿插、分段包围、围敌打援”三大战术原则。也就是说，处处机动作战，主动作战。这种战术对中国军队来说并不常见，即使一年前在万家岭，薛岳使用的也仅仅是外线作战，一点点缩小包围圈而已。 这一年，罗又伦只有27岁，出任军副参谋长时，刚从陆大15期毕业没多久（后来做到中国远征军第5军参谋长、第200师师长、青年师第207师师长。“国民政府”撤到台湾，他继蒋介石、关麟征、张耀明之后，当上第四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也是黄埔在台湾重建后的第一任校长）。 按计划，戴安澜率第200师和郑洞国荣誉第1师担负昆仑关正面的主攻任务（以南宁至宾阳的公路为界，公路线由第200师负责），军部直属重炮兵团、战车兵团、装甲兵搜索团、工兵团协助主攻部队；第200师副师长彭璧生率军部直属的两个补充团充当左翼迂回攻击军，打日军守备的七塘、八塘，策应正面攻击部队；邱清泉新编第22师充当右翼迂回攻击军，绕过昆仑关，打五塘、六塘的日军守备部队，同时切断南宁到昆仑关的公路和桥梁，担负拦截援军的任务。 汽车兵团担负辎重运输以及向后方输送伤员的任务。 杜聿明末了说：“军部设在第一线后面，跟随第一线部队行动。攻击时间，12月18日凌晨1点。” 最后，与会众人举手明志，誓与敌寇死战。 明月早已经升起在桂南大地，各部队长乘车返回部队，做攻击前的最后准备。 按杜聿明给的时间，从12月12日到15日，用四天的时间，各部队进入攻击地点。这四天里，避免白日行军，一切靠晚上。 杜聿明望着南方的月亮，沉默良久。 这一战太重要了。除战场压力外，还关系到位置特殊的第5军的荣誉和前途。 12月16日，昆仑关一线的日军大队长松本总三郎派出一个分队在关口正北进行威力搜索。在距昆仑关四公里处的丛林间，发现一支中国军队正在修建战斗工事。松本没太当回事儿。 转天，日本人那边又安静了一天。 杜聿明这边，则迎来白崇禧和督导战局的陈诚。 白崇禧表示，此番中央军入桂作战，在军需上，有什么要求一定随时告知；又说第5军训练有素，与日军接战，必能挫其锋芒，如此等等。陈诚没那么多废话，告诉杜聿明，一切按既定部署行动，重夺昆仑关，围攻南宁，不得有误！ 12月18日凌晨一点，两颗夺目的红色信号弹悠然飞向夜空，中国军队反攻开始了！ 第5军集中了军部直属的重炮和各个师的火炮对日军阵地进行猛烈轰击，一时间山石崩裂，震耳欲聋，浓浓的黑烟升腾于群山之上，融入更黑的夜空。日军炮兵在仓惶中虽进行了还击，但这一次他们完全被中国这边的炮火压制住了，打了一会儿就蔫了。 在战场上，进攻前的摧毁性炮击后，火炮开始延伸射击，步兵随之发起冲锋。在步兵距离敌人阵地200米左右时，炮兵停止炮击。但第5军的重炮兵大约太过兴奋了，想把所有炮弹都砸在日军阵地上，所以当第200师和荣誉第1师的步兵冲到敌前200米时，后面的重炮依旧轰鸣。 杜聿明率第5军军部已进驻昆仑关北，军部设在一座高山临近山顶的洞窟里，山下是南宁至后方宾阳县的公路。徐庭瑶的集团军司令部设在宾阳。洞窟里外架设了电话线。山顶上，架设了炮兵用的远程观测镜。黎明时分，对前面的地形和中日部队各自的行动，看得一清二楚。 杜聿明发现重炮团轰击延时后，打电话痛斥部队长。 趁着漆黑的夜色，最先冲上来的是荣誉第1师吴啸亚第1团。 日军的炮兵老实了，第1团也大意了。夺取昆仑关西面高地仙女山时，摸黑夜袭的吴啸亚和他的士兵，骤然遭到隐蔽部日军轻重机枪极其猛烈的火力阻击，一些士兵还没反应过来就已倒在成为尸体的战友身上了。 吴啸亚如梦初醒后，组织部队进行火力压制。 这一打，就从凌晨打到天亮，第1团伤亡四百多人后，才拿下关口东北的仙女山高地。 在另一翼，第2团在团长汪波率领下，同样付出巨大伤亡，才艰难攻取了关口西北的罗塘高地。 从仙女山到罗塘，都貌似日军外围据点，但打起来了，感觉却像日军主阵地，其火力隐蔽而猛烈。这叫郑洞国心里咯噔了一下。 同样咯噔的，还有南宁的今村均。 12月18日下午，今村感到事态严重，派三木吉之助带着第21联队的两个大队火速奔赴昆仑关。 由于负责打援的邱清泉新编第22师这时候还没全部到位，故而三木带着一个大队侥幸冲了过去，在九塘跟松本总三郎会合。剩下那个大队，随后被邱清泉的部队拦住，再想过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三木统一指挥昆仑关的日军，在当夜即安排逆袭，派一个中队去反攻罗塘，因为这个高地海拔高于昆仑关，控制了这里，就有了炮击昆仑关的据点。 带队去的是个叫田村能康的中队长，他带着一百来人消失在夜幕下的丛林中。 月上中天，田村中队击退山下的中国士兵。就在快攻到山顶时，这名中队长发现三道铁丝网阻挡在面前；几乎同时，密集的子弹射了过来，他身边的几名日军栽倒在地。随后，日军亡命冲锋，中国士兵拼死阻击。日军通常不打夜战，并非说打夜战时就不堪一击，而只是说夜战不易发挥其重武器的优势。当中日两军士兵在暗夜贴身肉搏时，也不能说中国士兵就一定占优势。 争夺中，田村中队最终得手，重新占领这个高地。 在另一个方向，高地争夺战更趋激烈。公路上开来二十多辆中国战车，猛击600、653两高地（分别在昆仑关东南和东北）。 高地上的日军想打战车，但发现居高临下打装甲战车这件事很成问题。由于角度，轻重机枪子弹打到装甲上容易发生弹跳，不能很好地给与其创伤，跟平射效果有巨大差异。就在鬼子百爪挠心时，中国战车部队的后面，第200师第598团士兵在团长高吉人（黄埔军校4期，陕西靖边人）的率领下，已经发起了冲锋。 此时，荣誉第1师第1团攻占的441高地（昆仑关西南）亦被日军逆袭夺回。 12月19日黎明，600高地被中国军队拿下。 高吉人团继续猛攻653高地。这个高地，日军堡垒极其坚固，机枪射界广阔，又组成交叉火力，高团举步维艰，倒下一百多人后，才将之占领。 就在这时候，600高地又被日军逆袭夺回。 一时间，中日两军陷入激烈的拉锯战，由于是正面攻坚，残酷性一下子就超过了第一次长沙会战。 就在这时候，第200师第599团的战士，由团长柳树人（黄埔军校5期，贵州安顺人）率领，在战车掩护下，沿公路直插昆仑关！按杜聿明的想法，在昆仑关周边的高地争夺战陷入胶着的情况下，不妨黑虎掏心般直打昆仑关（后来证明这是个错误）。 第5军的战车冲到昆仑关下。 很多人说，此战中，昆仑关曾先后三次被中国军队夺取。其实，前两次所谓夺取，只不过是战车一度冲到关下，大量步兵并没有跟进控制关口。如果将之称为克复关口，就有点问题了。 接下来的事实是：由于步兵没能及时跟进，昆仑关下的战车很快被日军打了回来。 昆仑关一战，作为机械部队的第5军自然会动用看家的战车，但桂南的山地条件并不适合战车作战。在战前，杜聿明跟战车团团长胡献群（黄埔军校6期，江西南昌人）通话，特别提醒胡在选择攻击位置时，一定注意标出跟步兵协同作战的记号。淞沪会战战车团的失败给他的教训太深了。 可在协同作战时还是出了问题。 比如说，在胡团长指挥下，战车已开到昆仑关下，步兵却没跟上来，于是战车在日军炮口下等着步兵，最长等了三个多小时，不见步兵的身影，叫胡献群直骂娘。由此看，单就战车战术来说，第5军的训练很难说已达精到之境。 纵观八年抗战，在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在使用战车时，成功范例少之又少，基本上都很糟糕，不能发挥其应有威力。 昆仑关正面攻坚并不理想，或者说是出乎杜聿明的意料。无论杜聿明还是郑洞国、戴安澜，都认为很快就会拔掉昆仑关这个钉子，进而围攻南宁，但打起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别说昆仑关，只说关口四周的高地据点，攻克起来就难之又难，士兵遭受了重大伤亡。 相比之下，邱清泉那边捷报频传。 12月19日的晚些时候，他的部队切断从南宁到昆仑关的补给线。 为孤立昆仑关的敌人，邱清泉率新编第22师西行绕过关口，一举插入五塘，随后分兵击六塘。邱清泉派部队炸毁了五塘通往后方的大桥，又临河阻击日军，使鬼子的弹药粮秣迟迟不能运往昆仑关。 后日军反扑，重占五塘。 邱部刘建章（黄埔军校6期，湖南邵阳人）团死扼六塘，日军不能下。邱清泉掉过头来，分兵再打五塘，控制了五塘至六塘间的两侧高地，随时侧击驰援日军。第200师副师长彭璧生，则率一部攻击七塘和八塘，控制了八塘南高地。六塘和八塘间的七塘貌似是清平地带，但由于两边的中国军队都对其保持着警戒，所以七塘实际上处于邱清泉和彭璧生的夹击中。后来，驰援的中村正雄在这里吃尽苦头。 至此，从昆仑关到九塘，从九塘到八塘，从八塘到七塘，从七塘到六塘，从六塘到五塘，已处处接火。 几天前，三木联队增援昆仑关时，由于车辆不足，炮兵弹药没能跟进，当19日运送炮弹的辎重队赶过来时，已经通不过六塘了。 扼守六塘正面的还是刘建章那个团。 邱清泉把邓军林（行伍出身，湖南永兴人）和熊笑三（黄埔军校6期，湖南长沙人）两个团分别放在五塘和六塘间道路两侧的高地，正面的前进阵地只放少数部队吸引日军。 作为师的正副首脑，邱清泉外向桀骜，廖耀湘内敛沉静，但都属于目中没什么人的主。此外，两人经历也相似：都是黄埔生，都被送到欧洲学军事，一个德国，一个法国，后来都参加了南京战，都在城陷后滞留，又同时脱险。 邱清泉和廖耀湘的战术收获极大，多波次的日本援军在六塘被阻击，伤亡惨重还是其次，冲不过去是关键。 此时，苏祖馨第135师残部组成敢死队配合友军逆袭高峰隘，那里有日军一个大队守备。风声鹤唳中，今村均不得不叫南宁的守备队分出一部去增援高峰隘，随后有了效果。高峰隘方向的枪炮声一度陷入沉寂。不过，攻打高峰隘的中国军队并没全退去，而是在随后不断分兵拦截从南宁、龙州方向北援的日军。 现在，对南宁的今村均来说，最苦恼的是辎重部队不能赶到昆仑关。本来脑袋就大的今村脑袋也就更大了。如果他带着第5师团栽在广西，东京就有人看笑话了。今村叫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亲自带队去解昆仑关之围；同时，发电报给攻向龙州方向的及川旅团，叫他们立刻回兵北上。 当初，今村均之所以急于兵进中越边境的龙州，是因为拿到一份情报：那里有“堆积如山”的刚从境外运到中国的军需物资。 军需物资？还堆积如山？太好了！ 今村便分出师团一部，由及川带领，强盗般风风火火地去龙州抢东西。 这支日军在行军过程中被韦云淞第31军发现。韦当时正奉命率部进行大迂回，绕到钦州至南宁公路西侧，出击袭扰该公路。迂回过程中，得到探子禀报：一千多人的日军，配以二十多辆卡车，排成一字长蛇阵，正沿南宁到龙州的公路西行。 韦云淞问：“战场在东，日军西行为何？” 一名军部幕僚答：“也许是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的侧翼？” 韦云淞：“掩护侧翼？” 幕僚：“近来有情报说，日本天皇在东京遇刺，想必第5师团要撤离广西，回国平叛了。” 韦云淞：“日本天皇被刺？你听谁说的？” 随即韦云淞反应了过来：“你赶快给我滚出去！” 还真不怪韦云淞把这位幕僚轰出去，因为确实太不靠谱了。 一名部队长对韦云淞说：“也许我们大迂回的行动暴露了，这支日军是专门迎战来的。我们过江时，也许会遭到他们的袭击。” 韦云淞说：“不可能。这几天，日军飞机没侦察过我们，而且我们行军时也没使用无线电。” 那名被轰出去的幕僚又偷偷进来，说：“军长，我还有一个判断，日军是沿南宁到龙州的公路行进的，龙州是国际货物集散地，英法美卖给我们的东西都放在那里，日本人别再是去龙州抢东西吧！” 幕僚这次说得还算有道理。 确定敌情后，有参谋建议尾随日军，从后面袭击，但部队长们认为跟鬼子打运动战没把握，要打最好以逸待劳，因为抢东西去的鬼子必然还会顺着原路返回，到时再设卡阻击，把握更大一些。 韦云淞说：“就是这意思。” 其实，就在去龙州抢东西的日军出发前，一个南宁当地人已禀告今村均，说最近将有十万中国军队反攻昆仑关和南宁，其中包括中央军第5军。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情报。今村拿到情报后，两肩扛着大脑袋思忖了一会儿，觉得这只是中国军队虚张声势，因而仍坚持把及川旅团的主力派向龙州。 再说去抢东西的及川旅团长，他分兵两路，以第11联队一部奔袭龙州附近的镇南关，主力则下饺子似的跳往龙州。 第11联队长名字充满坚果的味道，叫山县栗花生。名字虽卡通，但干起事来有板有眼。这种有板有眼，说的是日军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中，在时间上掐得极准。 12月21日傍晚六点，两路日军同时完成作战任务，一路占领龙州，一路占领镇南关。 在龙州，及川果然发现大量军需物资，还真有点堆积如山的意思。 占领龙州和镇南关的前一天，及川接到今村均从南宁发来的急电：“中国军大举反攻，昆仑关守备部队处于被围歼境地。”电报里，有点麻爪的今村告诉及川，留一部守备龙州，主力立即返回！ 及川显然很财迷，他是怎么做的呢？第一时间只放回去一个大队，主力继续在龙州清点缴获的物资。缴获了什么？也确实丰厚：汽车100多辆、汽油58万加仑、电解铜和铁棍各2000根、铅180吨、锡近7吨、钨钢1吨，还有大量军服和棉被。 及川窃喜之际，12月23日，今村又一道电报打来，叫他必须尽快把主力带回南宁，所有缴获物资全部就地销毁！ 这道命令听得及川肝儿疼：全部销毁？那么多战略物资啊，真的是堆积如山啊。 但现在如山的是军令。 从今村叫及川立即回援这一点看，在这次会战中，日军投入兵力太少，使用时捉襟见肘。第5师团当然是王牌，但再能打也只不过是一个师团。 及川旅团主力在12月24日清晨出发，开始往回折腾。 关于军需物资的事还没完。在这件事上，日本人疏忽了，情报工作没做细。 日军在龙州缴获并销毁的那一大批军用物资，所有权并不是中国军队的，而是美国人的。也就是说，美国人刚把物资运到边境城市龙州，还没来得及卖给中国军队（当时中美在中越边境的贸易通常采取以物换物的方式），就被日本人缴获了，随后又被销毁了。这事儿有点麻烦。军队惹的祸，最后需要外务省出来收拾局面，所以日本的很多外交官特恨军部的人。事情还能怎么解决？那边是美国人，赔钱了事吧。 几天前的12月20日上午十点，旅团长中村正雄带着两个大队的步兵外加炮兵共计两千多人向昆仑关进发了。 道路本来就难走，刚过五塘，道路开始崎岖，中村心里一紧，就真有几发从天而降的炮弹落在队伍中。 果然有伏击！ 现在，主动权基本上都在中国军队手里，疲于应对的是日军。 打仗这件事，主动出击和被动应战有天壤之别。中国军队在整体实力上属弱势一方，如处处防守，只能加倍扩大这种弱势。所以说，最佳作战思路，是在局部握紧拳头，主动砸向对手。就算砸不倒他，也叫他犯点心绞痛，这点儿礼物第5师团不妨就收下吧。 现在需要强调的是，杜聿明第5军“围点打援”，“打援”的部队表现好于“围点”的部队，换句话说，邱清泉在这一战中的表现比郑洞国和戴安澜出色。 打埋伏战，情报准确是关键。 那边，中村带部队刚一出发，这边，邱清泉就得知了。 中村带人从五塘向六塘转进时，感觉越来越不好。因为他面前的山路越来越窄。走着走着，日军发现已进入类似峡谷的地带，而且这峡谷很长。中村仰头往上看，心里一哆嗦，想：这里真是设伏的绝佳之地。就在中村想到这一点时，密集的枪声已响彻山林，手榴弹雨点般从两侧的山上落下来。读过《三国演义》的中村，立即想到了华容道的曹操。 中村步步受伏时，昆仑关的三木联队已开始挖野菜了。 弹药呢？每个鬼子的子弹数平均下来只有五发了。在八塘负责往前线补给的日军部队，已被彭璧生的补充团包围了两天。 中村带着援军从南宁出发当天，第200师师长戴安澜正在山雾中盘算着仗该怎么打。 杜聿明现在已经把攻击昆仑关正面的任务交给他。任务是攻击正面，但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把全部兵力集中在正面。戴安澜当然清楚这一点。因为如果不肃清侧翼日军的火力点，正面仍是攻不上去的。 戴安澜决定彻底拔下600高地这颗钉子。 这个高地在开战后反复易手。12月20日凌晨，争夺战再次开始。 日军负隅顽抗。团长高吉人最先投进一个连，最后只能在山体一侧与鬼子对峙，两边谁也不能把谁赶下去。高吉人最后使用车轮战法，一个连打完换另一个连，终于把600高地上的鬼子耗干净。 杜聿明催促戴安澜再攻昆仑关，后者派刘少峰（接替阵亡的邵一之）第600团直击，由于关口两边仍有日军据点，所以劳而无功。 12月21日晚，重庆的蒋介石对昆仑关正面没有进展感到不耐烦，给杜聿明下了道电令：“前方各部队与炮兵等，如有不积极努力进攻，或不能如限达成任务者，应即以抗命畏敌论罪，就地处治可也。” 现在，最焦虑紧张的除杜聿明外，还能有谁呢？ 他手里握着中国第一支和唯一一支机械化部队，又有着充足的火力和弹药，人数上更占优，但就是拿不下少量日军盘踞的昆仑关。不要提日军的战力，那没任何意义。你要做的，就是在现条件下，把关上的鬼子一锅端了。能，你杜聿明就是能人；不能，这个军长当得就有问题。 焦躁中，杜聿明把彭璧生率领的军部直属补充团也放到了昆仑关正面；同时，叫郑洞国分出一部分兵力去袭击九塘。 袭击九塘的部队是郑庭笈（黄埔军校5期，海南文昌人）第3团。在那个时代，海南尤其是文昌出了不少战将，他们多是黄埔学生，比如郑庭笈，比如叶佩高。郑庭笈精明强干。此外，既然在荣誉第1师，那么他也必定是作战负过伤的。那是在两年多以前的山西忻口，当时郑庭笈在第10师做营长。伤愈后，出任荣誉第1师第3团副团长，后升任团长。 在当晚，郑庭笈率部占领九塘西侧高地。 中日两军现在已呈现夹心饼干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正因为如此，郑团跟附近邱清泉的一支预备队还发生误战，互相扔了半夜手榴弹。 在杜聿明焦躁的时候，日本人当然更难受。 在一些高地，在中国军队的围攻下，弹药将尽的他们已开始砍竹子了。干吗啊？做竹枪，他们也有狼狈如此的时候。昆仑关一线日军最高指挥官三木，已经独木难支了。他的联队本部在九塘，九塘到昆仑关之间的联络线，现在已被中国军队逐一切断。他迷惘的是：从南宁到昆仑关几十公里而已，怎么援军就打不过来呢？ 三木给中村发电报求援，特别提到昆仑关的制空权也落到中国军队手里：“……这也是中国战线不同以往之日。” 这几天，中国空军出动了大批战机空袭增援中的日军，九塘三木联队本部遭六架轰炸机“照顾”。日军飞机当然也来过，不过是来空投军需品的，令三木郁闷的是：军需品扔在了八塘，被围在九塘的日军根本没办法取，最后叫中国军队不紧不慢地搬走了。 中村的援军，已被邱清泉挡在六塘两天了。 12月21日夜，今村又派出一路援军，这就是坂田元一第42联队主力。初占昆仑关的松本大队就隶属该联队。同时，今村发电报警告中均：“若第二天黎明前仍不能通过六塘，以军法从事！” 中村擦了擦脑门上的汗，向身边的参谋下令：“深夜强袭，冲过封锁线！否则全体人员在阵地上剖腹谢罪！” 参谋传达完命令后，问了中村一句：“如果都剖腹的话，我们没有那么多军刀怎么办？” 由于今村师团在兵力上捉襟见肘，在钦州担负守备和警戒联络线任务的台湾混成旅团的旅团长盐田定七主动打电话来，要求救援昆仑关。这两部队是没隶属关系的，所以今村听后极为感激。 盐田派手下一个联队，在联队长林义雄带领下，经南宁于12月23日开抵五塘，不过，他们也被拦截了。由此可见，中国军队在设伏方面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复合式的。 那边的中村经一夜激战，在伤亡三百多人后，倒是冲过了六塘，前进到七塘附近的一座高地。但七塘同样有中国军队，还是邱清泉的部队，一个野战补充团。补充团随即对日军发起攻击，又是一番激战。12月23日11点过，中村在附近山地指挥作战时，被一名中国士兵用步枪子弹击中面颊而受伤。 同样是这一天，杜聿明终于开始改变攻打昆仑关的战术。将近一周过去了，昆仑关仍在顽敌手里，他再不想办法就晚了。 杜聿明发现，直入打昆仑关的思路有问题。第5军虽克复了关口周边的一些阵地，但并不彻底。现实是，鬼子依托残存阵地，通过坚固的堡垒组成交叉火力网来掩护关口，对中国军队时时形成侧击。要想拿下昆仑关，不彻底肃清周围据点，看来是没戏的。 杜聿明给郑洞国和戴安澜打电话，要他们采取“要塞式攻击法”，把团分到昆仑关四周敌人扼守的高地，一齐发起进攻。同时又下令叫邱清泉在五塘、六塘、七塘留下一部，主力亦回师昆仑关，作为正面攻击部队的总预备队。虽然此时已有友军跟进，协助邱清泉阻击敌人，但邱部主力回调后，日军增援的阻力一定是减轻了。这一点，杜聿明似乎来不及想了。他要做的就是尽快拿下昆仑关。 重新研究地形后，杜聿明认为昆仑关西北的罗塘高地极为重要，必须将之完全捂住手里。这个高地紧邻着仙女山，也是在中日两军间反复易手。 杜聿明说：“如攻下此高地，再丢给日本人，部队长杀无赦！” 结果是：领命的荣誉第1师第1团吴啸亚部久攻不下。 郑洞国换人，汪波第2团上。同时，郑叫人把野战重炮布置在仙女山，从这里向罗塘猛击。 守备罗塘的日军只剩下前面说到的田村以下四十多人了。三木手里也没预备队了，东拼西凑，终于集合了二十九名士兵，在中队长迫田广一带领下前去增援田村。即使日军单兵作战能力再强，二十九人无疑是杯水车薪。三木怎能不明白？打到现在，他更明白的是，在昆仑关东北面的仙女山丢失的情况下，如果西北的罗塘再不保，那么日军就剩下界首高地这最后的屏障了。一旦界首被突破，他的部队将彻底崩溃。 后来日本人谈到昆仑关之战时，说：“这是‘中国事变’以来陆军最暗淡的时期。” 把那可怜的二十九个人打发走后，三木给今村均、中村正雄发了一封内容相同的电报：假如今天太阳落山前援军还无法抵达，昆仑关将不保。 这是平安夜的前一天。 昆仑关上的日本人能否得平安？ 三木不知道。他知道的只是，自己的炮弹已断绝，于是下令叫士兵找地方埋炮。紧接着，向护旗少尉下令：做好焚烧联队军旗的准备。 这话一出口，就说明日本人已陷入绝望。 到现在三木还在琢磨：从南宁到昆仑关，这段距离太近了，援军为什么就打不过来呢？他已经琢磨好几天了。为此，他给南宁的今村均又发了一封电报，措辞有几分抱怨的成分。 三木在几个小时后收到今村的电报。大意是：“为确保九塘，可放弃昆仑关正面阵地；万一九塘不保，可退至八塘，但再勿后退。” 面对三木的抱怨，今村均的回复不软不硬：“贵部连续作战，深表感谢……虽战事凄苦，但当以加藤清正在蔚山的战斗相激励。” 加藤清正，16世纪末的日本战国悍将，一生追随丰臣秀吉。丰臣统一日本后，入侵朝鲜，加藤为先锋。这场战争断断续续打七年。后来在蔚山，遭中国明朝优势部队攻击，加藤以少战多，死守蔚山十昼夜，支撑至援军到来。 蔚山之战在日本陆军战史课中是场经典战役，加藤是那个时代日本军官的偶像。 广西大山中的三木吉之助会有加藤那样的好运气吗？他黑着脸想找一下感觉。就在这时候，两枚迫击炮弹呼啸而过，落在护旗少尉身边不远的地方，当场炸死多名勤务人员。这没法让他立即找到感觉。 对了，去龙州抢东西的及川，不是先派回来一个大队吗？没错。这个大队乘坐105辆卡车，在某某大队长带领下，风驰电掣地经龙州到南宁的公路北返。不过，南宁的今村均，左等他们也不来，右等他们也不来。按日本战史的说法，这个大队的900来人在距南宁60公里处，被一支6000人的中国军队拦住了。 这支部队就是前面说的韦云淞第31军的一个师。 面对中国军队守株待兔的拦截，日军带头的大队长本计划在转天凌晨发起进攻，冲破当面的包围。没想到，还没等发起进攻，六倍之多的中国军队先攻上来了。 开始时，这位大队长计划分兵到公路北侧从后面夹击中国军队，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又想向北迂回，还是没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向东突围，又遭截击。最后，这一路日本援军不但没冲破封锁，反而陷入自身不保的状态。 今村均得知龙州方向派过来的大队被拦截后，已经没什么脾气了。他手上只有最后一点兵力了，那是守备南宁的半个多大队的预备队。为了让从龙州回援的那个大队跳出包围圈，今村把手里那点预备队拿出去。不成想，预备队刚出南宁没多远，就被韦云淞的另一个师拦住了。后来，日军来了几架飞机，轰炸起了点作用，围攻的中国军队被炸开一个缺口，残余的鬼子爬上汽车，落荒而逃了。 虽然韦云淞取得不小战果，但仍受到白崇禧的严厉指责，因为后者拿到从龙州方向回援的第二批日军已步行开拔的情报。他认为韦云淞没能集中两个师的兵力合击那个日军大队，犯了“不知己不知彼”的错误，他警告韦：“如再放过第二股日军，影响昆仑关的战局，必受严惩！” 现在可以说一下了，围攻日军大队的是韦云淞手下的第131师，师长贺维珍（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江西永新人），一个老实人。这时，他的部队跟友军距离过远。日军第二批回援部队还有25公里就到第131师的卡子了，友军第188师还在拦截那支刚从南宁出来的日军预备队，所以不可能反转过来跟第131师合击这边的日军。 贺维珍只好带着人继续在原地守株待兔，等着第二批日军过卡。 这老贺确实老实。你已经带着部队在这里伏击了第一批日军，第二批日军必定知道此事而更改路线啊。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贺维珍没等来“兔子”，因为当天晚上日军就趁天黑经山间小路绕道跑了过去。 老贺立即上报韦云淞，后者哭笑不得，说：“贺师长啊贺师长，你是不是有意想叫白主任整我？” 韦云淞还算没耽误时间，立即通知前面的第188师，叫他们进行二次拦截，同时告诉贺维珍在后面追击。 狂奔的日军终于在黄昏停下来，在路边埋锅造饭。 没想到，路边的山包就是第188师的伏击点。这批日军由于过于匆忙，没顾得对周边进行搜索，就开始休息了。这个错误太致命了。第188师战力平平（此次桂南会战，每打五个破袭战，基本上有四次是失败的），但挡不住这么好的运气。在日军吃饭时，无数火舌骤然出现，二百多日军士兵在瞬间丧命。 惊慌中，日本人在中国的广西迎来了1939年的平安夜。 但平安夜里不平安，说的是另一个方向的中村正雄。12月24日傍晚四点半，他带着部队穿过层层伏击圈，如惊弓之鸟般抵达了九塘，与困守在此的三木联队本部会合。 从南宁到九塘，50公里而已！中村带着部队足足走了5天！ 该着中村倒霉。 好不容易到了九塘，在一个叫枯桃岭的地方，中村又被一名中国狙击手（来自郑洞国荣誉第1师郑庭笈第3团）狙击，一枪打穿腹部。在七塘时，脸颊已中一枪；这一次，命中部位更要命。 前面说过，杜聿明叫郑洞国增加袭击九塘的兵力，后者把任务交给郑庭笈。郑领命后，在九塘一带转着圈作战。 又中一枪的中村被抬到三木吉之助的联队本部，随即在一间茅屋里进行手术。 事情还没完。在外面，不远处的山上，郑庭笈在望远镜里发现草丛深处有日军军官在讲话，旁边的房屋有日军进进出出，于是叫炮兵开火，没想到中了大奖：一枚炮弹正好落在中村进行手术的茅屋附近。此时中村的腹腔已被打开，在第三次受到创伤后，这名少将旅团长终于挂了。 第二章 昆仑关（1939年11月～1940年2月） 筋疲力尽 平安夜这一天，陆续来援的几支日军是这样的。 中村带领的一路残兵赶到九塘；坂田元一第42联队的一个大队在六塘被围；台湾混成旅团林义雄联队刚刚抵达六塘，跟前面说的大队取得联系。 晚八点，荣誉第1师汪波第2团组建敢死队对罗塘高地进行最后一次攻击。 田村能康和迫田广一率部扼守的罗塘，几乎是日军各据点中堡垒最坚固的，火力层次繁复隐蔽，又有铁丝网等障碍物。虽然鬼子的人数远不足百，但着实凶顽。 荣2团的中国老兵们，在敢死进攻中更是英勇。 搏杀中，三名中国士兵的刺刀同时刺中田村。接着，中国士兵将日军另一部队长迫田广一的双眼抠瞎，战斗之激烈可见一斑。 高地上的日军终于全部被中国士兵扑杀，汪波当即受杜聿明嘉奖。 第200师高吉人的第598团和刘少峰的第600团此时也相继攻克目标高地。 但是，由于杜聿明战术应变迟了些，所以在日军就要全线崩溃时，继中村的部队后，坂田元一带来的援军也赶到九塘。 圣诞节之夜，坂田元一派出一个中队，携带十万发子弹，给昆仑关的日军补充弹药。 盐田台湾混成旅团此时又派出一个联队，就是在陆屋遭巢威重创的渡边信吉联队，他们已经赶到了七塘，与林义雄联队合兵。不过，由于邱清泉还有一部在此阻击，友军傅仲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浙江萧山人）第99军也已经赶到，所以这里的日军仍处于自顾不暇的状态，而不能立即援救一线。 在九塘，赶到广西战场的陈骥第66军等部队已加入战斗。坂田元一的部队尽被牵制，虽然离昆仑关近在咫尺，同样不能抽出兵力赶去援助。 现在，就看第5军的了。 第5军继再克罗塘外，又攻取了附近的同兴堡（在罗塘和昆仑关之间）据点，又一次攻下653高地。至此，昆仑关周边的钉子，除位于关口正北偏东的界首高地和西南面的441高地外，已全部被拔除。 作为制高点的界首，迟迟不能攻下。日军中队长津田悦二郎率部在界首负隅顽抗。 鬼子攻占昆仑关虽没多长时间，但他们有个拿手绝活：每攻克一个要塞，就会用最短时间将其打造成坚固的堡垒。界首高地的碉堡不但坚固耐射，而且高度几乎与地面持平，加之藤木掩映，隐蔽性非常好，导致攻击界首的第200师伤亡惨重。 杜聿明终于沉不住气了。说实在的，他没想到打昆仑关会如此之艰难。开战前，杜聿明拿到的情报仅仅是：昆仑关有日军的前进据点。通常情况下，作为非主阵地的前进据点，都不会有重兵把守，火力配置和负隅对抗的力度也不会太猛太大。正如前面所言，杜聿明最初的想法是，一鼓作气拿下昆仑关后，跟友军直接反攻南宁。没想到在昆仑关，一打就是一个多星期，主攻的两个师伤亡惨重，陷入筋疲力尽的境地。 现在，全军将领都在看着杜聿明，蒋介石更在盯着他。他的第5军又是坦克，又是战车，又是汽车、摩托车，又是重炮，装备是军中最先进的，拿的粮饷也是位列前茅的，而且自南京战后，一直在湖南进行训练，假如成军后这一仗打糟了（此前曾有部分兵力参加了兰封之役和徐州会战，战绩不理想），他是没法在蒋介石面前抬头了。 最锋锐的武器配备给了你，你却没使好，到时无论什么理由都解释不通。 第5军是唯一一支机械化军，第200师又是第5军的骨干，杜聿明没法不对其寄予厚望。但现在的事实是，在三个师里，根据战绩排名的话，打得最好的倒是作为小兄弟的邱清泉新编第22师，其次是郑洞国荣誉第1师，戴安澜第200师只能排最后。 可戴安澜又何尝不想尽早拿下这块高地？ 现在对戴安澜来说最头疼的是，之前打某些高地，他的士兵没攻下来，导致杜聿明换郑洞国的部队，这事已叫他没面子了；如果攻不下界首，再换别的部队，那就真的要命了。戴安澜已持枪，望着眼前一个又一个敢死队员倒下，差一点自己就冲上去了。 事实是残酷的，怕什么有什么。 杜聿明果真又叫郑洞国支援戴安澜了。这一次，荣誉第1师过来的是郑庭笈第3团，杜还是留了面子，叫戴指挥这个团。 界首高地在阴郁的雾气中，被震天的喊杀声包围。 由光荣负伤的归队老兵组成的郑团，作战经验当然极为丰富，但由于日军凶顽至极，几个冲锋下来，九个连长伤亡了七个，连郑身边的司号长也中弹阵亡。 杜聿明亲自给郑庭笈打电话，叫其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把这一高地拿下。 杜叫郑、戴把各自部队的火炮集中起来，军部的重炮也调过来。同时，叫开战以来战绩显著但伤亡较轻的新编第22师进行超越式进攻，从后面越过第200师和荣誉第1师，直接摸向昆仑关。 12月27日，中国空军六架战机对驻守昆仑关的日军进行了空袭。转天，第5军对界首高地再次发起攻击。 这个高地，并非只有一个山包，而是数个互为掎角。中国军队几乎所有的炮火都倾斜在这几座山包上。 又激战了一天。机枪的火舌穿过郑庭笈团战士的身躯。怎么接近鬼子的堡垒、壕沟成为拿下界首高地的关键。郑团长最后拿出的办法是：入夜后，叫敢死队匍匐逼近日军堡垒、壕沟，混在尸体堆里，忍一宿不动；天亮后，先发起炮击；在炮击结束后，再奋起做近距离的肉搏。这当然极其危险，因为稍有闪失，敢死队员就会被自己的炮弹炸飞。 炮声停止后，朝霞下的阵地一片寂静。 突然，一个战士拎着枪，一跃而起！两个，三个……对面壕沟里残存的日军目瞪口呆。 付出巨大代价后，第5军终于全歼界首高地群以津田悦二郎为首的日军。此时，山雾也已经转红。 中国的炮兵随即变换阵地，猛击昆仑关上的日军，接下来将是最后的一次步兵攻击。 昆仑关的日军虽刚刚补充了十万发子弹，但没有炮弹，只能藏在掩体里挨炸。虽然日本人在调兵遣将，但并没拿出一个全线反击的时间表，加上来援日军纷纷被阻击，导致苦撑的三木吉之助动了放弃昆仑关的念头。跟另一个联队长坂田元一沟通，后者也同意放弃。12月30日日落时分，关上的松本总三郎下令埋了三门重炮后，带着残兵开始在中国军队的枪林弹雨下突围。 1939年12月最后一天，邱清泉新编第22师邓军林第65团最先突入，把军旗插在昆仑关上！ 昆仑关下的战壕，几乎被尸体填满，中国人，日本人。 整个战役中，第5军战死官兵5683人。杜聿明看到昆仑关上的猎猎军旗，他已疲倦至极。 大战间歇，翻看缴获的战利品时，杜聿明发现一个名叫《皇风万里》的小册子。 在这本口袋书中，日本人有一个记载：1937年冬，残酷的南京战，在城陷之际，两名中国装甲士兵，藏在一辆被击毁的坦克里，连连袭击日军…… 杜聿明眉头紧皱。 杜聿明想起1938年春，他的装甲部队在湘潭地区的东安县收容整训，有个第1连的战士辗转而来，称自己与战友在南京方山外郊孤军奋战，利用一辆被打坏而停滞路边的坦克与日军周旋，打死三四十名鬼子，最后他在夜色中侥幸突围，战友则牺牲在南京城下。 杜聿明的装甲部队在1937年的冬夜有着深深的悲怆。还记得前面讲的一件事吧？ 陷城之夜，装甲部队步兵炮教导队第2营军需官刘树芃终于上了船，开船前，叫人下去炸毁岸边的几辆坦克和汽车，但两个汽车兵和两个坦克兵舍不得。僵持中，那四个人说他们不走了，拆了坦克上的武器，跟进城的鬼子再干一场。随后，几个人下了船。后来，当刘树芃跟杜聿明说这件事时，杜的眼泪顿时就流了下来。 至于在方山阻敌的坦克兵，讲完自己的故事后，杜聿明没特别在意，因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用一辆废弃的坦克打死几十个鬼子？这事儿听上去有点悬。杜甚至认为那个士兵在谎报战功。现在，看到日本人的记载后，他为之一震：那战士，说得竟一点也不假！ 杜聿明马上叫来郑洞国，叫他寻找该战士。 令人难受的是，被分到荣誉第1师的那名士兵，已在两天前战死了。 新编第22师副师长廖耀湘（师长邱清泉车祸受伤，已被送到柳州治疗）听完装甲士兵的故事，更是别有感触，因为他同样有在南京死里逃生的经历。 廖耀湘对身边的一名部队长说：“你我都是幸运的人，至今仍未马革裹尸！”说罢，流下两行浑浊的眼泪。 前路莫测、风云诡谲的1940年，就这样在昆仑关上到来了。 在东京，1940年1月，留着小分头的平庸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取代同样平庸的阿部信行出任新首相。上任第一天，米内就拿到上一届内阁留任的陆军大臣畑俊六递交的昆仑关战报。 此时，后到的李延年第2军一部接手关口守备。 昆仑关前的七塘、八塘、九塘还在激战，在昆仑关和九塘间的441高地，仍在反复争夺中。 第5军夺取了昆仑关，也已丧失战斗能力。 完全接替第5军作战的是刚刚赶来的陈骥第66军所辖的第159师和第160师，他们是参加过南京战和正面突围的广东部队。该军现在隶属于叶肇为总司令的第37集团军。随后第5军全部撤至迁江休整。 对第5军的表现，蒋介石没表扬。 一句话，虽然昆仑关打下来了，但伤亡太大。这多多少少叫他失望。 日军那边，去龙州抢东西的及川旅团主力终于赶回南宁。今村钧告诉及川，要想扭转前方战局，只有一个办法，即由他亲率一部，从四塘和五塘间绕到坂田联队正面的中国军队的背后。今村说现在当务之急是弄一张五万分之一的桂南地图，日军手里十万分之一的地图跟实际地形有不小差距。 对第5师团的命运，无论是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还是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都极为关注，参谋本部次长泽田茂在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铃木宗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爱知县人）的陪同下已直飞广州了。 在广州的第21军司令部，军参谋长根本博向泽田抱怨东京划给第21军的兵力太少，使得该军一面在广东作战（第18师团、近卫旅团、第104师团正与张发奎、余汉谋战区的部队作战），一面在广西作战，顾此失彼。 泽田茂毫不客气地指出第5师团陷入被动跟今村均敌情判断失误有直接关系：12月17日，中国军队发起攻势时，今村仍认为对方不会有大行动，而没拿出积极的应对办法，最后逐次增兵，犯了兵家大忌。 12月29日，铃木宗作以及第21军副参谋长佐藤贤了飞到南宁。按日本人的描述，虽然广州军司令部为第5师团的处境垂头丧气，但第5师团司令部的气氛却“异常平静”，师团长今村均像个练太极的，正在司令部推挪腾移。 联席会上，今村提出亲率人马进兵的计划。 佐藤贤了亮出安藤利吉和泽田茂达成的共识，不希望第5师团单独决斗，一线部队应后退三十至四十公里，全面采取防御姿态，等第18师团赶到广西，再进入反击。推算时间的话，还需要等大约一个月。 佐藤说完，拿起红色铅笔，在作战地图上的三塘和四塘间画了道防线。今村均找来橡皮，把那道防线又擦掉了。他告诉佐藤：“不必等第18师团集结，第5师团有能力和意志独自击破当前的中国军队。” 今村认为，对一线的情况，广州第21军司令部不会比南宁第5师团司令部更清楚。现在，南宁外围的五塘、六塘和七塘的中国士兵在减少，大多已回撤去围困八塘和九塘间的日军增援部队了。在那里，日军被两到三层的中国军队围困，如果后退三四十公里，等于把防线回撤到南宁外郊，如此一来中国军队就会顺势攻打南宁，第5师团士兵失败的情绪就会上升，不但完不成掩护后面日军集结的任务，还会陷入不可收拾的局面。 今村还提到一点：“如果第5师团回撤南宁，中国军队极有可能分出一部分兵力赶往钦州，去阻击将在那里登陆的第18师团。” 佐藤顿时被今村说得如鸡啄米。 今村抗令成功。按他的计划，自己带着部队前去解围，但广州的安藤利吉认为他还是留在南宁比较好，最后解围的任务给了旅团长及川源七，叫他带人替下八塘和九塘间的坂田联队和三木联队。 1940年元旦，及川带着旅团的一个联队从南宁出发。 走之前，今村叫及川“下功夫研究一种操典上没有的新战术”，用来对付中国军队。除带了最大量的弹药和粮食外，他还叫及川带上所有能带的用于修建战斗工事的工具，做坚守一个月的准备。 1月1日午夜，及川带部队悄悄开抵八塘。 过七塘时，当地日军交给及川一个宝贝：从中国军队那里缴获的一张五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 此时，九塘方向枪声不绝。 3日黄昏，坂田联队和三木联队开始撤退。 按计划，三木联队、坂田联队都撤回南宁。但当撤回三木联队后，今村均觉得有点不合适，因为台湾混成旅团（林联队和渡边联队）还在一线。当初，台湾混成旅团主动前来救援，此时把自己的部队撤去，有点说不过去。今村琢磨了一下，叫及川把坂田联队留下来，只撤回作战最久、伤亡最大的三木联队。 从1月上旬开始，日军重新掌握了昆仑关上的制空权。 1月13日，近卫混成旅团和第18师团在钦州湾登陆。一个多星期之后，近卫混成旅团出现在七塘，第18师团出现在南宁。现在，决定全线反击的日军的目标是宾阳，也就是昆仑关的后背。 在日军援军不断开来之际，白崇禧抽掉5个师加强正面。但这三万多人马在路上遭日机轰炸，损失严重。 2月初，宾阳徐庭瑶第38集团军司令部遭空袭，一度造成司令部与前线部队的通信中断。此时，近卫混成旅团已攻向宾阳。不过，日军在灵山县与钦州交界的泗合坳，一度遇第46军阻击。 会战以来，何宣第46军和韦云淞第31军（欠苏祖馨第135师）担负了拦截日本援军和破袭交通线的任务。韦部经大迂回，攻击钦州到南宁公路的北段；何部则进攻这条公路的中段（蔡廷锴集团军破袭南段）。 韦云淞手下的那两个师，虽多次拦截日军，取得一定战果，但一打起争夺战就不行了，没攻下沿途任何一个日军据点，无奈中开始往公路上撒三角钉，扎日军汽车的轮胎。 两个师长都不是那种敢放手一搏的人。举个例子，贺维珍那边，当一支部队无意中走到日军背后，请求跟正面友军两面夹击时，贺居然拒绝，认为太危险，又把那支部队从日军背后调到正面。 相比之下，第46军那边就主动多了，叫日军十分头疼。凑过来的近卫混成旅团的任务之一，就是把第46军赶出钦州到南宁的公路沿线。在上面说的泗合坳，巢威又打了一仗。 这次会战，巢威指挥有方，先护北海，后战陆屋，表现出色。军长何宣每每直接跟巢威联系，下发战斗指令，叫夹在当中的师长冯璜很不爽，但也没办法。 泗合坳血战中，近卫混成旅团集合在战场上的兵力达到1500人。 阵地最危险时，巢威带预备队顶上，一线士兵见团长冲在最前头，一个个也都跃出战壕，扑向日军与之肉搏。 激战三昼夜，日军伤亡甚多，中队长浅田亦重伤被俘。巢威发现此君身着一种奇异的战服：用长方形的钢片叠成防弹衣。 因团中正好有一会日语的干部，战斗间隙巢威提审浅田。开始，浅田黑着脸，一言不发。一再讯问，才开口。 “你是哪里人？” “东京。” “叫什么？” “浅田浩。” “年龄？” “27岁。” “军衔？” “陆军大尉。” “部队番号？” 浅田不语。 再问，依旧不语。 转而问：“为什么参加侵略战争？” “打击重庆政府是我们的使命。” “假如我们的军队踏上东京，你会有什么感受？” “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巢威狠狠地踹了浅田一脚。 此战中，巢威的部队夺得日旗十二面。 固守泗合坳，为的是等第46军的其他部队，然后夹击日军。由于友军迟迟不到，日军重整旗鼓，围攻甚急，军长何宣十分担心，叫巢威撤下来，双方争辩良久。 巢威说：“军长，此地位置重要，不可丢！” 何宣说：“我何尝不知？现在援军难以上来，不知那边又有什么新情况，你孤军作战，我担心。” 巢威说：“军长莫担心。对军人来说，阵前决死是最小的事。我决定，死守泗合坳，等友军到来，夹击当面之敌。即使友军不到，我也决定在此流到最后一滴血。我相信，只要顶住最后五分钟，友军一定会到。” 何宣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把特务营给你派过去。” 巢威说：“不可，特务营担负着护卫军部的重任，不可轻调。” 何宣说：“万不可勉强，能顶得住就顶，顶不住就下来，你相机独断吧。” 几个小时后，何宣电话又来了，还是叫巢威撤。巢威坚持己见，叫何宣把军部往后移，免除后顾之忧。 何宣把电话交给参谋长。 参谋长叫张琛，他对巢威说：“巢团长，军长已为你难过得流下眼泪。你还是服从命令，撤吧。” 巢威说：“战斗三昼夜，九十九步已经坚持了，只剩下最后一步。如果现在撤，如何对得起阵亡的兄弟？另外，如果我带部队撤，军心容易散，那样更容易被身后的日军围歼。参谋长放心，我必定完成任务，假如友军不能到来，我当与阵地共存亡，这是中国军人的荣耀，也是我46军的光荣。” 过了一会儿，张琛在电话那边说：“军长说了，支持你的意见。他还说，在你部不撤的情况下，军部不能先撤。军部就在你们后面，成功成仁在一起。万一有变，大家一起殉国。” 坚守中的巢威终于等来第一批援军。 当面日军发现有被包围迹象时，也害怕了。不过，由于巢威的部队伤亡太重，在最后的反攻时丧失力量，援军在包围上也没能做到最好，日军还是突围而出。尽管如此，巢威的表现已足够优秀。后来，蒋介石在柳州军事会议上数落其他将领，唯独表扬何宣。何宣说：“我军之功，多在第524团团长巢威。” 此时，日军开始进攻宾阳，想切断昆仑关与宾阳的联络线时，第2军军长李延年叫郑作民第9师放弃昆仑关。但这个师此时应受叶肇的节制。撤退时，出现溃散的一幕，参加过武汉会战田家镇大战的师长郑作民遭日机轰炸而亡，整个部队也垮掉了。 日军迂回宾阳，布防在南宁至宾阳公路正面的叶肇第37集团军也陷入崩溃，纷纷后撤。 蒋介石叫白崇禧指挥各部夹击向宾阳迂回的日军，白回复：“我各部伤亡太大，在日军迂回下，全线产生动摇，已无法展开攻击。” 一个月后，在重庆，召开各战区参谋长会议，何应钦总结了中国军队作战时的八个弱点。其中一个就是：正面作战部队常因敌人侧面迂回和威胁即行溃乱。 2月3日，赶来的日军第18师团接替第5师团阵地，重新攻占了昆仑关。宾阳县城在前一天傍晚亦陷落，桂南会战就这样结束。 会战中，日军被毙两千多人，自己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伤亡就不说了，十多万军队被击溃。虽然昆仑关的钉子一度拔掉了，但整个桂南会战仍以中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终。 蒋介石在1940年2月21日冷着脸飞到柳州，入住羊角山官邸，准备召开检讨会议。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人的炸弹也来了。 蒋在日记中写道：“午睡初醒，二时十五分，闻机声，命卫士审其方向，旋忽警觉敌机必来炸余，乃急披衣整装外出，其匆促之情，殆不啻于西安事变之初焉。余知敌机如来炸柳，其目标必在余，乃急入后山之上层防空洞。少顷，敌机二十余架齐向洞上投弹。旋又来袭，低空俯冲投弹，弹皆着洞上右方五十米至百米之山巅，计伤卫士十二人。” 日机是得到情报后专门来炸蒋介石的。 幸好蒋介石判断准确，反应快，闻敌机声后，就近藏到山下一个天然洞穴，否则必死无疑。这是他继武汉撤退后最惊悚的历险。蒋还是沉着的，转天仍按计划召开了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开出八年抗战中最严厉的一张罚单。 对会战后期的溃退，蒋介石不能释怀，追问白崇禧，后者说：“当时守备南宁到宾阳公路正面的是叶肇的部队。” 蒋介石对叶肇说：“你是守过南京的，有功；但现在，该枪毙！” 叶肇解释：“第9师不听我指挥，擅自撤退，我也没办法……” 第9师干部说：“叶肇在战局发生重大转变时，毫无当机立断的决心……” 结果是，白崇禧“督率不力”，由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将（1940年春，白崇禧做主任的桂林行营亦降低一格，改为桂林办公厅，至1943年冬最终被撤，后设立赣州行辕，由顾祝同统一指挥长江以南各战区）；陈诚“指导无方”，由一级上将降为二级上将 直到抗战结束，张学良退出现役，腾出一个一级上将名额，白崇禧才重新晋级。陈诚直到1947年因冯玉祥退出现役才得以递补。 除白、陈之外，被惩处和查办的高级将领还有：第37集团军总司令叶肇扣留交军事法庭会审（“抗命避战，贻误大局”）；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撤职查办（“优柔寡断，未能挽回战局”）；第36军、第66军、第99军的仨军长撤职查办；第36军参谋长、第49师师长、第160师师长撤职查办；第9师师长郑作民因阵亡而免究，但该师番号被取消，改无名师；第135师师长苏祖馨也受到惩处，只是稍微轻一些——撤职留任…… 被记功的只有三个人：第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第46军军长何宣、第76师师长王凌云（此时属李延年第2军）。 包括杜聿明在内的第5军的干部没被提及。 白崇禧的桂林行营不再担负指挥各部队的职责，指挥权转归张发奎第4战区。 惩罚之重，可谓空前。正如前面说到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广西是西南国际运输线的咽喉，太重要了；二是蒋介石担心日军趁势经柳州进攻川黔大后方。 罚单开完了，蒋介石长出口气，飞走了。 那么，日本华南方面军到底有没有打柳州的想法呢？ 最初其实是有的。参谋长根本博为此专门到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陈述构想。别以为他的作战计划仅限于打柳州。实际上，他提出一个极为庞大的战略攻势。这个攻势听后会叫人心里“咯噔”一下子。按根本博的计划，打下柳州后，以第5师团和第18师团为主力，组成三个所谓追击队，每个追击队3000人，直接进攻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同时，派一支部队沿长江进攻，另一支部队向长沙逼迫，牵制薛岳的兵力。在华北，山西的日军渡过黄河，攻取西安。武汉的第11军抽出一支精锐部队直下成都…… 依根本博看，在这种攻势下，蒋介石的重庆政权必然崩盘。 可以说，根本博这个设想非常大胆，日军高层拿到这个作战计划后什么反应？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和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用四个字评价这个计划：天方夜谭。同样以胆大著称的板垣觉认为，这样做过于冒失。他的想法是，尽快在南京成立汪精卫政权。在板垣看来，把战线拉长，就算攻占了重庆，也不能保证就一定降服国民政府。如果中国再出现一个战时陪都怎么办？军事就是冒险，这是“九一八”之夜他所坚持的，只是现在他已由大佐成为中将，持重了。 根本博碰了一鼻子灰。 五年多以后，日本投降，那时的根本博是最后一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虽然此人不怎么样，善于投机，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激进派，也不是传统的保守派，而且喜欢打小报告（前面提到过的“樱会”政变事件），可是看1940年春他的作战计划时会发现，它比后来冈村宁次的重庆攻略早了好几年。 前面讲过，桂南会战最后失利，蒋介石难以接受，最担心的就是日军经柳州顺势进攻重庆。 柳渝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 它类似于三国时的子午谷山路。虽艰险，但却可以直插长安，魏延一直建议诸葛亮从这里进兵。如果当时诸葛亮采纳，派奇兵出子午谷取长安，魏国就将面临巨大危急。可是，求稳的诸葛亮每次都绕道祁山，以致五次劳而无功。 1940年，根本博做了次魏延，板垣征四郎做了次诸葛亮。 当根本博的作战计划被板垣扔掉后，重庆国民政府消除了1940年之初的最大危机。 这个隐藏的危机在后来被忽视了，所以很多人不明白，一个桂南会战，蒋介石为什么处罚了包括白崇禧、陈诚在内的那么多将领。 秘密正在于此。 几个月后，在欧洲，法国被德国降服，他们已没力量再控制印度支那，于是日本趁机派兵冲入印度支那北部，滇越线和桂越线由此全部中断。在这种情况下，占领南宁已没什么意义，日军也就撤出了广西。 第三章 傅作义的奔袭（1939年12月～1940年3月） 中计了 打开中国地图，离烽烟未散的广西有数千公里之遥的塞北，有个地方叫五原。 五原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下辖的一个县。这个地方出过一个名人，那就是三国时的吕布。南北朝时属沃野镇，北魏塞北六镇之一。拓跋王朝就是在“六镇之乱”中解体的。 五原在古时的亮点，基本上就这些了。 民国时代，五原属绥远省。绥远（省会归绥即呼和浩特）在内蒙古西南一带，是当时中国塞北四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之一。四省中，宁夏属大后方；热河和察哈尔早就被日军占领；绥远呢，一分为二，日军控制着东面，中国军队控制着西面。 在绥远，中国这边的最高指挥官，是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同时，傅还担任着绥远省政府主席职务。 说到正面战场，在人们印象中，似乎只有中原、华中、华南、西南滇缅边境，而塞北草原被很多人遗忘了。实际上，绥远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块战场，阻挡着日军向西北大后方的窥视。 前推两年多，太原陷落，阎锡山退守晋西南，独守孤城的傅作义于转年春率军来到绥南，后又进驻绥西，在五原建立根据地。 傅作义手里的人马，是起家部队第35军。 第35军身经百战，超过三万人，包括董其武（学兵团出身，山西河津人）第101师、孙兰峰（行伍出身，山东滕县人）新编第31师、袁庆荣（北方军校，河北河间人）新编第32师以及独立炮兵第25团。 绥远地处塞北，草原戈壁两茫茫，骑兵是不可少的。 傅作义军中，就有一支骑兵：中央军系统骑兵第7师。此外，还有一些新编部队和游击旅。值得一提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江桥打响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将军，此时也隶属傅作义指挥。 在继续讲绥远的战事之前，需要说一下与之关系密切的“冬季攻势”。 1939年11月，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完成第二期整训后，重庆军令部作战厅下达“冬季攻势”命令。 蒋介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打一次大规模进攻战？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开始明确反对日本的“东亚新秩序”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决定开展一次反攻，一是振奋军心，二是给美国看看。给美国看，为的是争取贷款和军事援助。 就这样，北起内蒙古、绥远，南至两广，中国军队同时出动71个师，在各个战区内向日军发起进攻。按日本人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里的说法：“这次‘冬季攻势’的规模及战斗意志远远超过了我方预想，尤其是第3、5、9战区的反攻极为激烈。” “冬季攻势”中，日军各地守备部队被分割成一个个孤立据点。 以第11军为例，能集中起来的步兵只有4个大队，其他部队全部受到中国军队分割式围攻：围攻第3师团的有23个师，围攻第6师团的有16个师，围攻第13师团的有49个师。这是日本人的说法，稍有夸张，就算第13师团再强，中国军队也到不了用49个师打1个师团的地步吧。所以，对日军战史里的数字，也需要仔细甄别。 攻势中，中国军队不但弹药充足，而且补给能力也提高了，甚至有的部队用上燃烧弹。 “冬季攻势”的作用不在于歼灭多少日军，而在于用行动告诉入侵者：在正面战场，中国军队依旧有力量而且依旧会继续打下去。 傅作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绥远开打的。 早在1939年初秋第一次长沙会战时，蒋介石就向傅作义下令，叫他在绥远牵制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因为戴笠曾递交蒋介石一份情报说，日军有个骑兵旅团被秘密从塞北调到华中。其实，这个情报并不准确。当时的确有个骑兵旅团被南调，可并没进入长沙战区，而是留在了河南。 “冬季攻势”中，军令部作战厅建议傅作义把进攻目标锁定日军盘踞的大佘太。 大佘太是包头附近安北县的一个镇子，也是县城所在地。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是传说中北宋杨业和佘太君一战定情的地方。 傅作义领命后，却拟定了一个更大胆的作战计划…… 中国军队厉兵秣马时，日本人在干什么？ 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是个沉郁的人。日中战争开始后，作为华北方面军的参谋长，他辅佐寺内寿一在华北取得巨大战绩。在塞北，冈部可以调动的军队相比之下虽然不多，但却掌握着一支骑兵部队。 抗战时代，大约是最后运用骑兵作战的时代。 因地理环境的特点，驻蒙军当时掌握着日军骑兵部队的大多数。 具体地说，是以小岛吉藏为部队长的骑兵集团。这个集团有两个旅团的兵力，一共四个联队。在包头附近驻扎着两个联队：在固阳的第13联队和在安北的第14联队。固阳和安北，是包头附近的两个县，一个在东边，一个在北边。另外那两个联队，正如前面提到的，被调到河南了。 1939年12月19日，华南昆仑关爆发激战时，塞北的日军骑兵集团长小岛拿到一个情报：傅作义第35军主力集结在昆都仑河（流经包头境内，黄河的支流）以东，要在12月20日攻袭包头。拿到情报后，小岛很得意：“看，虽草原茫茫，我的情报网依旧不错。”于是，他下令，叫骑炮兵（混合编制）联队长，一个叫熊川长致的家伙，立即带部队出发，横渡昆都仑河，去拦击傅作义。 熊川是12月20日黎明带队出发的。 小岛出包头西门，为熊川送行。 送就送吧，奇怪的是，一送就送出五里地。给人的感觉是，这一切跟作战没什么关系，而是恋人的别离。 末了，望着熊川带着人消失在霞光崩裂的草原深处，小岛充满激情地吟出一首诗：“静静的草原多美丽啊，随着露珠儿的滴落，大和男儿奔赴了远方战场。”怎么说呢，这诗写得确实不怎么样。 所有不靠谱的事做完后，小岛想起回城了。 他绝对料不到，自己早已中了傅作义的圈套。他带人还没进包头，就听到城中已枪声大作。小岛愣神时，有人来报说，就在他送熊川出城后，外面突然冒出一支中国便衣队，趁机攻入了城中！ 这就是传说中的调虎离山。 小岛骑兵集团的主力驻扎在包头西北周边的固阳和安北，平时进行城防的只有熊川的骑炮兵联队以及少量战车部队和步兵。现在，城防主力已被熊川带走，包头也就一下子空虚了。 小岛带人进城后得知，少数守备部队在中国便衣队的进攻下正节节后退。看便衣队的样子，是要朝骑兵集团司令部推进，现在双方在前面的巷口已陷入死战。他有点蒙了，进城时他并没有把便衣队放在眼里，但看现在这阵势，明显是要端他的司令部。 好在副官还比较清醒，说：“我们赶快抄小路回司令部吧，您需要到那里统一指挥，稳定军心。” 小岛赶回司令部，听到一个参谋正在给张家口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打电话，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多谢司令官，真的不需要，我们自己能顶住，请放心！” 显然，电话那边，冈部之前是这样说的：“我马上派增援部队过去。” 小岛真心想踹这参谋两脚。他想再给冈部打个电话，又觉得不合适，毕竟刚拒绝完。其实，找援军对小岛来说不是个困难事，包头周围不就有他的两个骑兵联队吗？小岛给固阳和安北的骑兵第13和第14联队打电话，叫他们立即回援包头。 坐定后，小岛又站起来。 攻入包头的是中国的便衣队，后面有没有更多部队跟进？这次攻袭战是什么性质和规模的？小岛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正如小岛担心的那样：突然出现的中国便衣队只是打前阵的。 因为临近中午时，他得到最新情报：包头城外，出现傅作义第35军的主力！ 傅作义面憨多谋。回望傅作义的资历，其实是很老的：少年时，他就考入太原陆军小学，那是清帝国覆亡的前两年。辛亥年，傅作义作为学生军一员，参加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武昌首义后，他跟随革命军出娘子关，攻清军。进入民国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步兵战术，毕业后回山西，进了阎锡山的部队。北伐时，任天津警备司令。1931年，傅作义出任第35军军长兼绥远省政府主席。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1936年百灵庙之役爆发前一年，傅作义已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傅作义是阎锡山的部下，虽不是中央军出身，但被蒋介石器重，一如重用孙连仲、商震、徐永昌。 蒋介石对傅作义有好感，还有一个原因。 当年西安爆发事变，张学良曾邀傅作义直飞西安参加解决问题的会议，傅也答应了，但飞机飞赴西安途中出现故障，迫降河北易县，最后没能到西安。这对傅是个意外收获，因为假如他到了西安，参加了张的会议，事后蒋对他必有看法。 抗战开始后，傅作义出任第7集团军总司令，在南口协助过汤恩伯，后又参加忻口会战，守卫省城太原。有意把傅作义从阎锡山手下拉过来的蒋介石，在1938年冬，提升傅作义为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叫他驻军绥西，从此脱离第2战区。 在绥西，傅作义一边抗日一边屯田，这个做法受到蒋介石称赞。 重庆希望傅作义率部进攻大佘太，即安北的日军，但傅认为这个计划意义不大，起不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不如直接进攻包头。跟重庆沟通后，作战厅厅长刘斐觉得有可行性，参谋总长何应钦则比较担心，怕这个行动引起连锁反应：万一包头之战打不好，日军会趁机反攻，进入西北腹地的宁夏。 不能说何应钦的担心没道理。 中国大后方，一个是西南，一个是西北，如果西北方向渗透进日军，确实就不好办了。 至于日军在战略上有没有入侵西北的计划，那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盘算，但作为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参谋总长，何应钦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 傅作义坚持自己的观点。 刘斐跟军令部长徐永昌商议，又上报蒋介石，最后排除了日军兵进西北的可能，同意了傅作义的冒险计划。 第三章 傅作义的奔袭（1939年12月～1940年3月） 黑虎掏心 包头位于黄河北岸和平绥线（北平到绥远省会归绥）上。 在塞北，归绥、包头、张家口呈掎角之势，是日军占领的三个重要据点。相比之下，包头战略作用更大，因为它如同刺入西北腹地的一把匕首。 在包头和附近的据点，日军驻屯的兵力有万人左右。包头的城防也极为坚固。如强攻，中国军队必会付出重大伤亡，而且能不能攻下来还另说。 傅作义深知这一点，故而采取了“调虎离山”“黑虎掏心”“围城打援”三招。 怎么把包头城里的日军主力调出来最关键。另外一个关键就是，怎么把从固阳（距包头70公里）和安北（距包头90公里）赶来的日本援军挡住甚至全歼。只有两者齐备了，才可以保证对包头的“黑虎掏心”。 为迷惑日军，傅作义用了“瞒天过海”的办法，隐蔽作战意图。他叫师长董其武带部队做出在一线筑建战斗工事的姿态，给日本人一个信号：看，中国军队只是固守防线而已。此外，打包头是一次长途奔袭，辎重补给是个问题。若一开始就大规模动用辎重部队，势必引起黄河北岸包头日军的怀疑。于是傅作义叫人昼伏夜出，把大量弹药逐次埋在黄河南岸的沙土中。一旦开打，可用最短时间完成弹药补充。 功夫做足后，1939年12月15日，傅作义一声令下，以第35军为主力的攻击部队——三万多步骑兵，穿越茫茫草原和戈壁，悄悄向包头进发，开始了抗战八年中史无前例的一次长途奔袭。 出发前，士兵们都不知道此战的目标是哪儿，部队长告诉他们：一直向前就是了。 第35军的三名部队长：董其武、孙兰峰、袁庆荣。他们很早就都追随傅作义了，时间最短的也超过十年，都是“自己人”。 民国时代，自己人、同乡、同学、校友、师生之谊，各种能搭上关系的社交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军中的人事录用。人事关系的陈旧传统虽制约着不同部队间的配合，但有时也会起到积极作用：在一个部队内部，假如将帅彼此认定对方是自己人，那么关系就很融洽，主帅指挥起来得心应手，不必担心部下不买账和阴奉阳违的事出现。 在兵力布置上，傅作义做了以下安排。 孙兰峰新编第31师为攻城主力（配属独立炮兵第25团和一个地方警备团），避开日军在包头外围的据点，长驱直入打包头；骑兵第7师破坏包头到归绥的铁路桥，断绝该方向的日本援军，随后作为预备队使用；袁庆荣新编第32师担负打援任务；董其武第101师进入包头西北，以一部扫清昆都仑河到包头沿线各据点的日伪军，同时担负总预备队角色，随时支援孙兰峰的攻城部队。包头受攻击，日军必然会从相距最近的固阳、安北搬援兵，所以袁庆荣部担负的任务极重。如阻击不了日骑援军，孙兰峰的攻城作战也许就会功亏一篑。 按计划，孙兰峰的攻城部队要在12月20日抵达包头北面的黄草洼，总攻击在当天日落后开始。 不想，中间出了岔子！ 骑兵第7师在12月18日完成切断包头到归绥的铁路桥的任务后，本应作为孙兰峰攻城部队的预备队，隐伏在包头外围，成为第二道保险，一旦袁庆荣打援不力，日骑突破防线，骑兵第7师就进行二次拦截。但是，这支由军委会直属的骑兵部队，在进入包头以东，沿铁路破坏桥梁后，并没隐蔽下来，而是向后方撤去了，也就是说提前脱离了战场。 傅作义非常恼火。 此时，孙兰峰的攻城部队已潜行到集结地黄草洼了。 傅作义这时拿到最新情报：“调虎离山”之计奏效，包头城里的日军正在外调，12月20日一大早就会出城。 在这种情况下，已没必要等到12月20日傍晚再开始进攻了。 傅作义把指挥部推进到昆都仑河边的一个村子，下令将攻城时间提前到12月20日上午。各部急行军，估算时间，当兵临城下时，日军主力正好已离开包头。 这个时季，包头地区气温低寒，枪栓冻得都拉不开。有部队长问傅作义怎么办。傅作义说：“不还有尿吗？用尿浇开！” 孙兰峰带着部队，在熊川联队出城不久，就摸到包头城下。 新编第31师的三个团长，是第91团团长刘景新（行伍出身，山西运城人）、第92团团长郁传义（天津警备司令部政训所，山东费县人）、第93团团长安春山（北方军官学校，山西稷山人）。外加配合行动的地方警备团，团长叫于霖瑞（行伍出身，山东德州人）。 部分士兵着便衣。 按孙兰峰的计划，刘景新和于霖瑞这两个团，分别从左右两侧攻包头北门；安春山那个团在包头东城外警戒敌情；郁传义的团作为预备队。但就在安春山带着一支便衣队路过西门时，发现这里没有任何警戒（小岛刚刚从这里出去送别熊川）。 机不可失！ 安春山立即下令，从西门攻城。 从安春山打响第一枪，到控制整个城垣，用了不到半小时。 听上去简单，实际上双方做了残酷奋战。 塞北的战斗异于江南，12月下旬包头的气温快到零下四十度了。严寒中，第35军士兵前仆后继，勇夺城头。 小个子安春山，伫立在塞北的大风中，对身后的士兵说：“包头城里的日军，一个也别给我放过！” 这一年安春山30岁出头，早年毕业于太原北方军官学校的他，是第35军一线部队长中的首席猛将。“长城抗战”时，安春山就跟日军交过手，当时是在北平附近的怀柔；全面抗战爆发前，又在百灵庙、红格尔图与敌血拼；抗战开始后，跟随傅作义转战山西、绥远，无役不与。 安春山打仗，每次都身先士卒。 有一次，傅作义对安春山说：“春山啊，打仗不怕死是好的。身先士卒，本来就是对各级部队长的要求嘛。但是，如果每次你都冲在最前头，我还是担心。万一有个意外怎么办？我不想失去你这个团长。” 安春山答：“军长！被打死的都是怕死的，人要是不怕死，子弹都躲得远远的。冲锋时，在后面拎着手枪指挥弟兄们往前冲，这事我做不来。而且，跟鬼子打了这么多仗，我都注意到，鬼子冲锋时，举着战刀的中队长也跑在最前面。在精气神上，我们要是还不如鬼子，这仗就没法打了。如果我真有一天战死了，肯定会有更好的人来接替春山。要想最后打胜，除了部队长、士兵一个接替一个，还有什么好办法？” 包头西门驻扎的日军只有一个中队，在短兵接战中，被安春山率军全部扑杀。 小岛返回包头时，安春山的士兵已打开各城门，于霖瑞那个团随即冲入城中；另一个方向，刘景新的团也杀进来。于团跟安团搜索城垣四周残存的日军，刘团则直攻日军骑兵集团的司令部。各部步步为营，一条街巷一条街巷地跟日军争夺；日军节节后退，他们先迎头被砸了一闷棍，随后乱棒齐下，确实有点找不着北了。 进入12月20日夜，包头枪声更加密集，巷战进入高潮。 城外的傅作义于战斗最激烈时，在昆都仑河附近的村外高地观战。他先是来到黄草洼孙兰峰师部督战，随后又往前推，离包头城已不到两百米。在这个草原之夜，漫天繁星下，傅作义挥舞着拳头，高声大喊：“胜利万岁！中国万岁！” 城里日军最高指挥官小岛冻得瑟瑟发抖，像一只小鸟。他现在已经知道：傅作义的部队都来了。 固阳、安北的两个骑兵联队什么时候能够到达？是否可以顺利冲破中国军队必定设置的拦截线？小岛想来想去，又想起张家口的顶头上司冈部直三郎，但仍碍于面子，没把事态的进一步变化及时上报。 不靠谱的人身边一定有个靠谱的人。 当时，冈部直三郎放下电话后，他就觉得不对。电话里，小岛那个参谋说，他们只是受到中国便衣队袭击。便衣队袭击包头？仅仅是一支便衣队吗？有没有大规模的部队跟进？冈部叫来自己参谋长，命他马上派两个步兵大队前往包头。 冈部眼前的参谋长生得浓眉大眼，放在今天也算日剧中的一个明星了。遗憾的是，他不是在日剧中，而是在日军中。这个胸前挂着参谋绶带的鬼子，正是中日开战之夜跟武藤章彻夜兴奋的田中新一。 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和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起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田中已做了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直接策划了陆军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的作战。只是后来，他动手打了东条英机的人（时任军务局长佐藤贤了），被发配到前线，做了王牌第18师团长（后来出任缅甸方面军参谋长）。战争快结束时，田中因飞机失事，从天上掉了下来，神奇的是居然没摔死。多年后，他以一部揭秘太平洋战争的《大战突入的真相》而成为日本畅销书作家…… 田中的经历也够奇葩的了。 田中是1939年初出任驻蒙军参谋长的。 田中和武藤在军中都以不老实著称，前者更喜欢越级行事。别着急，很快他就会跟司令官冈部有一次冲突。 却说田中领命后，派了两个大队的士兵乘卡车驰援包头。 那两个骑兵联队呢？小岛吉藏不是向他们发出求援电了吗？从固阳方向回援的骑兵第13联队，在联队长小原一明的率领下已出动；从安北方向赶来的骑兵第14联队，在联队长小林一男的带领下也已上路。 一时间，大草原上，鬼子骑兵奔腾。 但是，想回援就能回援吗？傅作义有那么好对付吗？ 小原和小林两大佐带着骑兵部队刚走到一半，就分别遭袁庆荣新编第32师和董其武第101师的拦截。 说是拦截，实际上傅作义在此前已下了狠命令：围歼！ 先说小林一男。 小林，而且一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日本姓名。 当时日本有7000万人口，姓氏超过10万个。明治天皇维新前，日本平民没权利拥有姓氏。维新后，放开了，而且政府规定，必须自己给自己确定一个姓儿。这一下子热闹了。日本人的姓氏，基本上都围绕着山、川、田、野、藤、木、岛、石、林之类的转悠。最后，佐藤、铃木、高桥、伊藤、渡边、斋藤、田中、小林、佐佐木、山本胜出，成为日本十大姓。小林，居其一。至于名字，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日本男性喜欢郎、雄、男、夫之类的。 所以说，“小林一男”这名字是很大路货的，但现在，小林踏上的，却一条通往地狱之门的羊肠小路。 12月21日，当小林带着骑兵联队奔驰到包头城外五公里处一个不大的谷地时，终于走不了了。 按最初的命令，袁庆荣新编第32师担负打援，董其武第101师是总预备队。包头开打后，傅作义认为攻包头的部队太少，所以电令董其武，叫他火速赶到包头。 董其武率军往包头移动时，先遭遇了一支不知从哪儿赶来支援包头的伪军（行动还挺快），一个照面就把那个伪军团打趴下（没啥战斗力），随后就遭遇了小林的骑兵联队。 塞北绥远不仅仅有草原、戈壁，还有一些谷地，虽不深，却也是伏击敌人的好地形。 小林联队就是在这儿被董其武的部队包围的。第101师的士兵占据两边的高地，日军骑兵则完全沉于谷底。 日军一个骑兵联队辖四个骑兵中队和一个机枪中队，满员在1400人左右。小林从安北出发时带了部队主力，有1000多人。 现在，他们被中国部队包围了，而且地形很不利于骑兵作战。 长期在草原上作战，叫中国士兵掌握了一个针对日骑的战斗窍门：碰到日骑先打马；如果骑兵下马作战，则不必跟其对打，而是先派部队袭击其后面的马群，当日军瞻前顾后时，正面部队齐声喊“杀”，作佯攻状，如此一来，日军阵脚必乱。此时，集中所有火力，猛冲猛杀，无往不胜。 遭埋伏后，小林还想带着部队一鼓作气冲过去，但很快发现：梦想虽然有，但确实没有实现的可能。 中国军队已把谷口用轻重机枪彻底封死。 日骑在往前飞冲的过程中一个接一个地被射杀，前面的谷口很快就人马尸体堆积如山。这样的场面不但叫小林蒙了，就连两边高地上的中国士兵也傻眼了。放弃从正面冲逃后，小林率残部死斗。 董其武应对的招数是，派一个连的兵力绕到日军身后，对他们的马匹进行攻击。 日军马群分了几堆儿，每堆儿一百多匹，有士兵看护。中国士兵以三个人为一小组，编成十八个突击队，两人持枪掩护，一人向马群和日军投掷手榴弹。受到攻击后，马群大乱，前面的日军骑兵不时回头，不能集中精力战斗，场面也就越来越乱。 这是真正的人仰马翻。 正面的中国士兵全体压上，小林联队陷入崩溃边缘。 下午时，狂风大作，塞北的风不比内地，稍微一刮就天昏地暗。对阵的中日士兵被吹得睁不开眼。很多中国士兵干脆也不开枪了，装上刺刀直接往上扑。日骑也抽刀迎了上来，两军在大风沙中白刃肉搏，漫天的黄沙变得通红。 董其武在望远镜里看到小林一男。 从1930年4月到1938年5月，日军一直穿“昭五式”（昭和五年即1930年）军装。这种军装是立领，用肩章上的星杠表示军衔，用领章颜色表示兵种，比如步兵是红色的，炮兵是黄色的，工兵为棕色，骑兵是绿色的。“七七事变”到徐州会战，日军一直穿这种军服。这种军服对日本人来说，视觉效果虽然好，但也有它的缺点：肩章太明显，尤其是将官，上面星星闪耀，容易被中国狙击手发现；肩章易被武装带磨损；材料消耗多。基于以上三点，1938年6月起，日军开始采用“九八式”（1938年是日本神武天皇纪年2598年）军装，改立领为折领，去掉了肩章，用领章表示军衔，右胸前佩戴“M”形胸章表示兵种（兵种颜色与上述相同）。该款军装领章极小（长4厘米，宽1.8厘米），而且从尉官到将官的领章尺寸都是一样的（1941年才微调加大尺寸，并把将、佐、尉军衔在领章上加以区分，同时领章上的星集中向一头排列，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居中平衡排列）。 1939年冬天的小林，绿领章和上面的大佐标志虽极不明显，但仍被高地上的董其武判断为部队长。接下来，十来支步枪瞄准作困兽斗的小林。半分钟后，小林被十枪射杀。这是开战后日军丧命的第一个骑兵联队长，也是唯一一个。 小林骑兵联队从安北出发时有1000多人马，逃出围歼圈的不足200人。一次伏击干掉日军800骑兵显然是大胜，何况还取了头狼小林的首级。这是酣畅淋漓的胜利！ 再说袁庆荣那边，他的部队也赶到包头城外了，在路上拦截了小原骑兵联队。 袁庆荣就任新编第32师师长前是第35军参谋处长。几个月前，傅作义在绥西整军，军事训练和战术指导主要由袁庆荣负责。 袁庆荣对中日两军的战术看得很透。中国军队过去的训练和战术指挥，先学德国，后学日本。很多战术，常被日本人猜到。这也正常，人家是老师。老师在战术上，当然玩得比学生熟练，于是中国军队就吃亏。单兵战力上，日军士兵训练有素，在军国教育之下，武士道和皇国观念深入人心，使得他们即使在作战不利的情况下也绝少投降。 怎么办呢？ 袁庆荣认为只能改变战术：变被动为主动。只有放弃以前陈旧的保守战法，才可能改变中日在绥远的战局。要想变主动，一是要加强奇袭战术的训练；二是加强步、炮兵的配合，使火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三是打积极的防御战，既能打进去，也能退出来。 对奇袭战术，第35军各级部队长研究了很长时间。 袁庆荣、董其武、孙兰峰和傅作义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打奇袭战，须学会使用直插敌人中枢的掏心战术。这又分两个层面：日军在绥远的据点星星点点，确定一处后，主力奔袭，直打目标；当突击部队攻到敌人据点时，采取二次掏心战术，组成敢死队，攻对方指挥部。被“掏心”后，周围据点的日军一定回援，这时正好使用另一个战术：打援。 说到打援，傅作义在率军出动前曾讲过：“攻包头城，打日本援军，哪个更重要？不要认为攻城比打援重要。为什么打包头？不是为了长时间占领，而是在于歼灭敌人。从这个角度说，攻城和打援没轻重之分。唯一重要的是，更多地歼灭鬼子！” 拦截小原骑兵联队的袁庆荣部，也是有骑兵的。如果说董其武伏击小林是一次猎火鸡，那么袁庆荣跟小原联队的拼斗则更残酷，一度出现战场上少见的骑兵对决。 袁庆荣并不与日军骑兵陷入纠缠，随后他把骑兵撤至第二线，集中所有火力狠敲小原联队。 小原联队伤亡不少。不过，在小原的带领下，日骑左冲右杀，阵形没乱。小原跟已命丧黄泉的小林一样，并不想恋战。唯一不同的是，不想恋战的小林没冲出来，而小原则带着骑兵主力冲出了伏击圈。 至于袁庆荣，最初领的任务是拦截日军，但后来接傅作义命令，叫他带部队迅速赶往包头。就这样，战场上出现奇怪的一幕：小原联队的残部和袁庆荣的部队几乎是平行着一起往包头奔。 傅作义叫他们来包头，是因为城内作战的孙兰峰遇到麻烦，久久不能攻下日军骑兵集团司令部。而且，他得到一份情报：一支日军增援部队坐车赶过来了，前锋即将抵达黄草洼孙兰峰战斗指挥部。 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把指挥所转移到包头北面的山地。 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而且，拿着假情报出城“讨伐”的熊川长致也已趁天黑摸回包头城。 跟熊川一起回来的，还有另一批日军，他们由一个叫片桐茂的人带领。这个片桐，是小林和小原两骑兵联队长的上司：骑兵旅团长。此人本来带着旅团直属部队屯驻在离包头不远的一个叫萨拉齐的镇子。得到小岛求救电话后，他先通知小林和小原出发，随后自己带着点步兵也过来了。 现在，傅作义要重新掂量一下。 各路日本援军来了，围歼城里日军司令部的最佳时机已错过。再叫董其武或袁庆荣的部队进城，就很容易被日军反包围。临阵决断时，他电告董其武、袁庆荣，叫他们先解决包头城外黄草洼附近的日军，即从张家口过来的日军。 就这样，黄草洼的日军想里应外合击灭孙兰峰部时，自己在转眼间又被围住。 对于小岛吉藏来说，援兵来了，他开始有底气了，和熊川、片桐商量后，决定在12月21日黎明开始反击。但是，熊川联队主力是骑兵和炮兵，巷战中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以至于到黎明反击时，效果却不大。 打到12月23日，孙兰峰的部队已有点疲倦。 在城外，黄草洼的日军也开始逆袭，董其武和袁庆荣的部队被撕开口子。其中一个中队跟小岛取得联系。 傅作义决定收兵。 对他来说，大部分战斗任务已完成，于是一声令下，几支中国军队撤出包头地区，向西面的根据地五原转移。 吃亏了，这是包头被袭后日本人的感受。 具体地说，是小岛的感受。他是这一片日军最高指挥官，他觉得被损害、被侮辱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与其说小岛被傅作义打急了，不如说是被气恼了，自己守备的城市不但被中国军队远程突袭，而且还被打死一个大佐联队长，士兵战死上千人。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他是接受不了的。 因而，中国军队开始后撤时，小岛吉藏高呼“膺惩傅作义”，带着骑兵、坦克、汽车三合一地从后面追赶。 断后的董其武步步为营，不时打日军的埋伏，最后脱险。 包头攻袭战在八年战争中具有独特性，因为在其他战场很少看到这样类型的战斗：先瞒天过海，后调虎离山，接着黑虎掏心，同时围城打援，且斩获多多，尤其是对小林与小原两支日军的拦截，打得有声有色；最后决定撤退了，城内外的部队一起安全转移。假如不是骑兵第7师提前脱离战场，傅作义也不需要急切地把担负拦截任务的袁庆荣师和作为总预备队的董其武师调到包头城下。那样的话，两师即可全身心地阻击日军，而骑兵第7师亦可在城外拦截日军增援部队。 说到底就一句话吧：任何一次战役取得成功，不是哪个环节打得更好，而在于每个环节都不掉链子。 第三章 傅作义的奔袭（1939年12月～1940年3月） 五原大战 傅作义带着部队从包头撤回后，继续以五原为中心扩展根据地。 以五原为核心的塞北抗战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河套地区。这里北面是乌加河，南面是黄河，东面是塞北第一大湖乌梁素海，再往西则是乌兰布沙漠。 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小岛吉藏外，冈部直三郎也不得不考虑向五原出击，拔掉他们眼里的这个钉子。他的参谋长田中新一兴趣更高，因为到中国后，他还没历经实战。 就这样，1940年1月下旬，塞北日军开始为打一次会战而集结了。 冈部的上峰，也就是华北方面军批准五原攻略后，叮咛了一句：“打完这一仗，立即把部队撤回原先的守备区域。” 日军没更多兵力把战线拉长。塞北属于划定的守势区域。在这里，能不打就不打，能少打就少打。 这也是冈部直三郎的意思。 然而，驻蒙军主力部队第26师团的师团长黑田重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福冈县人）和在包头战中被打得晕头转向想报一箭之仇的小岛吉藏，却联名电告冈部直三郎，要求对五原地区进行长期占领。这，也是田中新一的意思。 冈部告诉田中，即使占领五原也不能解决塞北中国军队的袭扰问题，顶多是在广袤的塞北又为自己制造一个驻兵点而已，那样兵力就更分散了，而且自己手里掌握的兵力，也根本没办法确保对五原的长期占领。 田中一直在望天儿。 日军步兵以第26师团为主力，在黑田带领下，于1940年1月28日，分乘多辆卡车，发起入侵五原之战。 跟黑田同时出发的，是气哼哼的小岛。他率领骑兵集团沿黄河岸，朝五原包抄。 傅作义并不恋战。真正的从容，不是处处顶上，而是进退有据。尽管如此，仍有惨烈的战斗发生，地点是五原的屏障：乌不浪口。这个地方在五原县乌镇东北五公里处。来自宁夏的第81军第35师，在师长马腾蛟（行伍出身，甘肃积石山人）率领下，与日军展开激战。 因天气酷寒，被炮弹炸伤的中国士兵，肠子流出体外后，立即就被冻住了。 在中国，在广袤的土地上，每个地区的抗战都有独属它自己的残酷。而现在这一刻，正是属于塞北的残酷。 傅作义命董其武率部支援乌不浪口。 日军兵力和火力占优，董师支撑不住，边战边退，化整为零，转向阴山；孙兰峰师也主动撤出五原；袁庆荣师在乌加河以北的狼山地带与敌周转。 2月3日，黑田师团攻入五原空城。 占领五原后，黑田师团继续向西追击，前锋一度距宁夏只有几十公里。 冈部直三郎、田中新一随后飞到五原。冈部过来，更多的是想监督一下，怕田中新一搞什么长期占领五原的计划。田中还就真就没老实。他弄出个折中方案，想叫日本特务机关和一支伪蒙军入驻五原。田中的雕虫小技早就被冈部掌握，所以在临撤出五原时，冈部把田中叫了过来：“说说吧。” 田中笑道：“杂牌军而已。” 冈部说：“田中新一啊，你还是太幼稚！如果没有日本军的话，在五原留点杂牌军，无异于在沙滩上建楼阁，有什么用？但留驻日本军，既不是华北方面军的命令，也不是我的想法。你说这事情怎么办？” 冈部叫田中彻底放弃驻军五原的念头。不但日军要撤走，其他部队也撤走。 就在田中的计划功亏一篑时，莫名出现转机。 这一天，后来出任第11军司令官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东京人）从北平飞到五原视察。在临时召集的会议上，当着冈部直三郎的面，田中新一滔滔不绝地讲长期占领五原的好处。而笠原居然被说服，于是同意在五原设立日本人的特务机关，并留驻一支伪蒙军。 要知道，当初华北方面军下达的不必占领五原的命令，也是笠原拟定的。现在等于是笠原把原案推翻了，最尴尬的当然是冈部，按日本人的说法：“这就意味着参谋长田中的本领已突破了军司令官冈部坚定信念的一角。” 冈部说：“我无话可讲，但有几个条件必须满足。首先，这是个暂时据点，留下的部队也是为了搜集中国军队的情报；其次，一旦出现被中国军队压迫的态势，就立即撤回；第三，别指望我手下的日本军支援；第四，只是单纯地留点军队，不要搞地方政权。” 最后，冈部跟笠原说：“中国军队反攻五原是肯定的，等着吧。” 就这样，一些日本特务、一支伪蒙军和一支杂牌军留在了五原。可田中新一并没就此罢手，他联络了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酒井隆，随后又调了不少警察过去（“七七事变”后，酒井一度以旅团长身份在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任职，参与兰封之战。后来，调到张家口做特务机关长。最近，又被任命为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这队警察既有伪蒙警察，也有日本警察，后者超过三百人，带队的是个叫水川伊夫的。 按中国方面的记载，在随后的五原大战中，毙杀了“日本皇族、绥西警备司令官水川伊夫中将”。而且，亲自射杀水川的人写有回忆录。日本当时的战报和后来的战史里却从没提到有个叫水川的中将阵亡。日本人会缩小一次会战的伤亡数字，但不会隐瞒而且也没法隐瞒阵亡的高级将领。 那么，所谓“水川中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我们先看看中国军队的情况。 日军发动绥西攻势并占领五原后，傅作义带第35军转战茫茫戈壁，在寒风中迎来了1940年的除夕夜。 白天时，大军在草原上行进，遭日机轰炸。 有一次，炸弹在很近的地方落下，扬起的沙土把傅作义的半个身子埋起来。 日机飞走后，傅作义掸去身上的沙土，对身边惊慌失色的卫兵说：“慌什么？快过年了，就当是日本人为咱放爆竹了。” 身边的参谋也从沙坑里爬出来，说：“啊，今天就是除夕！” 傅作义说：“好！我们就向前进军，到圣旦格尔庙过这个除夕夜！” 临近圣旦格尔庙，太阳已经落下去了，狼嚎从四面聚拢，戈壁上凄凉孤寂。部队走着走着，天就黑下来。走到一处沙海，又刮起大风，令人睁不开眼，一时间迷失了方向。傅作义叫大家就地休息。战士们采来马棘、干草，点着了篝火。有聪明的小战士发明了一种“火炕”，在快烧尽的草棘上铺上一层沙土，躺在上面十分暖和。 一时间，放眼望去，戈壁上星火点点，如天上的星辰落下。 在这塞北之夜，大家都沉默着，间或有人唱起家乡的小曲。听着听着，有的士兵就抱着枪流泪了。 另一些士兵则继续沉默，他们只是沉默。 傅作义问对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士兵，说：“想不想回家？” 小伙子说：“不想。” 傅作义问：“老家哪儿的？” 小伙子说：“芮城，山西芮城。” 傅作义问：“为什么不想回家？是要打完鬼子再回吗？” 小伙子摇摇头，说：“打完鬼子也不回，回去也没什么意思，我就喜欢到处跑，闯荡江湖。” 傅作义大笑：“这倒是个新说法。” 旁边的参谋说：“不回家怎么娶媳妇？” 小伙子说：“我不喜欢女人。” 周围的士兵放声大笑起来，一起起哄：“你那是没碰过女人！” 傅作义也笑了，这是难得轻松的一刻。他问小伙子叫什么，后者说叫胡一虎，最大的梦想是亲手杀死一个鬼子。 傅作义说：“胡一虎，那你就永远跟着我当兵吧！” 胡一虎站起身，敬礼道：“是！长官。” 傅作义博闻强识，部队里，只要是排以上的部队长和身边警卫连的士兵，都能叫出名字。 在这个除夕之夜，傅作义一个个地叫着第35军部队长的名字。叫完后，有的人噌地站起来；有的长久地没有应答，他们是为国战死的英灵。 1940年2月底，傅作义带着第35军剩余的7000多名士兵扎营在临河县一个叫亚马赖的小村庄。这7000多人里，有4000多人属于轻伤，仍能作战。这个军的其他人，除战死外，或失踪，或重伤，被转移到后方的医院了。 在亚马赖，傅作义召集团以上部队长开反攻五原的会议。 不久前，傅作义刚刚回绝了蒋介石的一个任命。在日军攻略绥西后，蒋介石觉得绥西局势也就这样了，想叫傅作义出任第8战区代司令长官，到兰州上任。傅认为，此时放弃绥西，无论日军有没有长期占领这一带的想法，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因而向重庆力陈，希望继续转战绥远，再做一搏。 蒋介石心有戚戚，最后只好答应。 现在，大家盘着腿坐在土炕上。外面塞上的风像刀子一样切割着已被冻住的夜空。 傅作义和部队长们都穿着棉服，看上去比较臃肿，有的部队长甚至裹着被子。 傅作义面相温厚，任何时候看，都是个和善的长者。但此时，他面色极为凝重。包头之战确实取得了不小战绩，但并不完美。随后的绥西之战，因日军大兵压境，使中国军队损失不小。也就是说，前两仗中日两边基本上打了个平手，所以接下来反攻五原这一仗就极为重要了。 傅作义说：“今天不谈跟日军战力对比的问题，只说对敌情的掌握和部队间的配合。打包头那一仗，我认为咱们的情报做得不错，但配合出了问题。骑7师除破坏包头到归绥的铁路桥外，还担负着在包头外围阻击日军的任务，但怎么破坏完了路桥后就擅自脱离战场了？而且路桥破坏得也不彻底，这不应该是中央军的风格。” 骑兵师长叫门炳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期，河北东光人）。包头战后，傅作义直接给蒋介石发电报，寥寥几字：“门炳岳作战不力。”蒋得报后，立马把门撤职，召回重庆。从这点可以看出来，对傅作义，蒋介石是非常给面子的。 傅作义说：“每年三月中旬，绥西解冻开河。此时水急，沟渠溢满，道路泥泞，日军汽车、坦克和重炮难行，我们在中旬过后反击五原，在时令上最合适。” 1940年3月20日午夜，傅作义指挥部队反攻五原的战斗开始了。 五原分新旧城，守军有一万来人。在旧城，是蒙伪军的两个师；在新城，是汉奸杂牌部队的两个师以及日本特务机关、警察部队，这一堆人数量在800到1000之间。 第35军的7000多人，主力是那3000多没受伤的战士，人数显然薄弱。傅作义又调来一个屯垦旅和一个游击旅的各一部，把生力军人数提高到5000人。 孙兰峰新编第31师安春山那个团，经过多场大战，只有一百来号人了。这些人可谓九死一生。傅作义叫安春山把这一百多人组织起来，成立反攻五原突击队，担负攻打南门守军补给仓库的重任；孙兰峰新编第31师和屯垦旅以及游击旅一部直插五原新城；袁庆荣新编第32师攻打旧城；董其武的部队仍为总预备队，同时担负着在乌加河拦截从包头、固阳、安北方向过来的日本援军的任务；军直属骑兵部队监视伪蒙骑兵，另派一支部队在附近的乌梁素海警备，随时追歼从五原逃出的敌军。 此前，混入五原的情报人员已把城里敌人的分布情况摸得差不多了。 无论是当初打包头，还是这一次反攻五原，第一波突击队都是身着便衣。 傍晚时分，安春山在五原城外意外搞定伪军的一个团，投诚的这个团把五原城防全盘托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交代了当晚的口令。进攻前，一部分便衣队摸了进去，开始破坏城内通信系统。 午夜十二点，攻击开始。 安春山的突击队很快占领补给仓库，获得大量军需品，弥补了第35军两战下来军需不足的苦恼。 3月21日上午，孙兰峰新编第31师的士兵穿上伪军的衣服，乘乱混入五原新城，与潜伏下来的便衣队里应外合，发起攻击；袁庆荣新编第32师拔掉城外的据点后，顺势攻击五原旧城。 攻击中，袁师分成三支突击队，从三面同时攻城。激战中，袁师长身负重伤，身边战死了两个营长。 数百名日本特务、警察被包围于五原，陷入了被全歼的境地。张家口日军司令部接到急电。一切都不出冈部直三郎所料。这一下，田中新一也终于老实了。 田中小心翼翼地问：“是不是立即派兵救援？” 冈部问：“你说呢？赶紧给我派步骑兵！” 当日军的增援部队行进到五原东北的乌加河时，发现桥梁已被中国军队炸毁。 炸桥的是董其武师郭景云（行伍出身，陕西富平人）第302团。 日军占领五原后，在这里修了木桥。战斗打响前，郭景云带人去破袭大桥。 五原虽没驻扎日军，但在乌加河桥却有日军一个小队守备。 董其武告诉郭景云：“此战关键不在于五原方面，而在于能否在乌加河堵住日军增援部队。” 行动开始前，郭景云认为，如果还按团、营、连这样的建制，就太墨守陈规，不如把全团建制打乱。就这样，他重组了三支人马：炸桥队、突击队、火力支援队。郭团长手下只有一个营长（另外两个营长在绥西之战中殉国），新的营长还没补充上来。突击队由唯一的营长段锦堂担任；炸桥队由连长胡祥云担任；其余人员由郭景云指挥，把所有机枪和火炮集中起来，掩护突击队和炸桥队。 中国军队在桥南，日本守备队窝在桥北的碉堡。 攻打时，须先用突击队解决桥北的碉堡，随后迅速回撤，炸桥队再去炸桥。 五原反攻第一枪还没打响，郭景云就带着两支特攻队潜行至乌加河桥南的芦苇荡。另外一支特攻队，也就是段锦堂的突击队已从上游渡河，朝日军碉堡迂回包抄而去。 塞北的初春在深夜仍十分寒冷，星光清冷地洒在空旷的大地上。在连灰狼都懒得睁眼的时候，中国的健儿们睁大眼睛向日军碉堡扑去。 星光下，桥北碉堡外，日军哨兵在来回走动。 郭景云死死盯着对岸日军的身影。当日军哨兵发现段锦堂迂回而来的突击队时，已经晚了，脖子里已经喷出血柱。突击队迫近四座碉堡，同时点燃炸药。碉堡里的日军几乎处于梦游状态，跑出碉堡后下意识的反应是往桥对面跑，想钻回五原城吗？桥对面已放好十几挺轻重机枪。在激爆的子弹声中，几十名日军被射杀在桥上。南岸突击队回撤到北岸，炸桥队的战士随之跟进，摸进了刺骨的河水，开始在木制的桥柱上捆绑炸药。 爆破桥梁后，郭景云带部队在桥南岸构筑战斗工事，等待日军的增援部队。 3月21日中午，五原新旧城的日本特务、警察以及伪军开始突围，但只逃出极少数，大部被歼。 日军增援部队乘坐三百多辆卡车赶来了。在乌加河北岸下车后，日军工兵在火力掩护下冒死前冲，想修复桥梁。郭景云这个团火力太猛。打到天黑后，日军被射杀四百多人，仍没把桥修好。修桥不成，日军又开始在密集的枪弹下用橡皮船强渡，仍不得过，又死伤二百多人。 一个中队的日军向乌加河上游狂奔，想在没有火力点的地方再次渡河。郭景云立即叫人阻击，日军仍不能过。 郭景云已身中两弹，包扎后不下火线。郭跟安春山一样，是猛将一员。在团一级的部队长中，郭素不服安。但郭也确实能打。后来，他因战功一路晋升，先是做了第101师师长，后又做了第35军军长。 因为地形有利，战壕和火力点层次分明，又有多线纵深配置，所以血战一天，郭景云一团的伤亡只有百余人，而河对岸日军的伤亡却达到六七百。这是个不容易出现的伤亡比例。 日军增援部队还在陆续到来，强渡乌加河的迹象并没消失。 为防万一，董其武亲率另外两个团第301团和第303团驰援乌加河，分别在郭景云团的东西两向延伸防线。 中日两军隔着乌加河互射、炮击。日军战机飞来，包括郭景云在内的董其武手下的三个团长都身负重伤，但他们死死咬住日军增援部队。日军眼睁睁地看着五原友军被歼。所以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从东京到五原，而是他们在河那边，你们在河这边，但就是过不去。 这种痛苦，日本人终于尝到了那么一点。 经激战，袁庆荣部击溃伪蒙军，并迫使汉奸杂牌部队倒戈，控制了旧城。 攻占五原旧城后，到一线指挥的傅作义以袁师为预备队，随时支援攻击新城的孙兰峰。他给孙下了死命令：3月21日天黑前务必围歼城内敌人。 城中日本人固守着两大据点。 一是特务机关所在的官钱局，坐镇这里的是水川伊夫以及一个叫作桑原荒一郎的机关长。这个水川，现在的职务是所谓绥西警备司令官。听上去挺吓人，好像官很大，实际上是个差不多临时自封的职务，实际相当于五原警察局长。除特务机关的日本人外，水川指挥的日警也已集中到这里。另一个据点，就是伪蒙军盘踞的屯垦处。 日本人占领五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坚固据点。这是他们的惯例。按日本人的认真程度，这两大据点最后弄得十分坚固，墙高壁厚，四周筑了碉堡，与据点形成联动火力网。 中国军队攻击两大据点时，几个小时内已牺牲了不少战士，但依旧难以将其攻克。 最后，一个连长想出办法：用山炮平射。先打掉四周碉堡，再集中火力轰击围墙。 怎么把炮位架设在二百米外的最佳位置是个问题。但办法总是有的。夜色中，中国士兵穿街绕巷潜行至敌人据点外二百米左右的一处河坡地，在那里架设好炮位，进行连续轰击。碉堡和围墙终被轰倒，中国士兵一拥而上，与日本人展开白刃战，桑原荒一郎以下将近五百名日本特务和警察几乎被全歼。水川伊夫趁着夜色逃了出去。 乌加河那边，急得要上树的日军开始打下游的注意：用飞机将还未解冻的冰层炸开，最后用橡皮艇渡河。由于五原城中的敌人已经被歼灭，河南岸董其武的部队已经出色完成任务，所以没再强力阻击日军，向后撤退了十多公里。 围歼了日本特务机关和警察部队后，傅作义已经命令攻城士兵撤出来，也就是说当日军增援部队冲进五原时，面对的只是一个尸体累累的空城，而追击中国军队又失先机。 冈部直三郎愤愤不已，叫日军全部回撤。 傅作义下令炸毁乌加河大堤，河水汹涌北灌，淹没了五原到包头的公路。日军在水泽中狼狈退去，一部中国军在后面追击，另一部中国军重新占领五原。以后的几年，日军再也没敢西进。 连续的大捷叫重庆极为兴奋，蒋介石为傅作义颁发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傅作义眼睛通红。那个不喜欢女人的小伙子胡一虎牺牲在了五原。 胡一虎中弹前打伤了一名日警。但他最终还是没有永远留在自己的长官身边。他甚至是带着遗憾走的，因为没有杀死一名鬼子。 塞北的故事还没完全结束。 水川伊夫逃出五原后，回头看了一下，神头鬼脸的，还有五十多人，都是日本人。虽然他们逃跑时开了两辆汽车，但出城没多远，因桥梁被中国军队破坏，而不得不扔掉汽车。想逃到安全地带，须渡乌加河。水川面前这段乌加河，有冰冻。几十个人从冰上过河后，在附近村子抢了匹骆驼和几头毛驴。水川骑上骆驼，其他几个有官职的日本人骑上毛驴。他们向东逃，一口气跑到乌梁素海附近。 乌梁素海是塞北一个大湖，放眼望去横无涯际。 是渡湖呢，还是沿着湖跑？大家围住水川。水川身材敦实，留着两道长长的胡子，戴着大棉帽子，虽然有些狼狈，但跟其他人比，还是镇静一点。他问身边的警务官，一个叫池田的家伙：“这里，什么地方？” 池田说：“乌梁素海。过了这片大湖，就是我们控制的安北县。” 水川说：“湖，怎么过？” 池田说：“沿湖必有人家，寻船过。” 水川说：“一只船，我们几十人，怎么过？” 池田说：“您先跑。” 池田又说：“阁下先走，我们定有办法。” 随后，他们等来一个叫张汉三的人。 的确不是胡汉三，是张汉三，此人是第8战区绥远游击军的连长。 张汉三在五原城外东五六十里地一个叫二驴子湾的地方打游击。二驴子湾，离水川一伙人待的地方不远。他听村民说，从五原方向来了一伙丢盔卸甲的日本人，就觉得这是个机会，派一个人装成伪警察，过去探听虚实。 见面后，水川也没起疑心，叫那人把队长叫来，给他们带路。 张汉三随之化装成伪警察队长。按张回忆，他一到那儿，就看到一个“短粗个子、长胡子、骑在骆驼”上的日本人正在看地图。 水川问张汉三：“沿湖绕行去安北，如何？” 张汉三说：“那样太危险，沿湖有中国军驻兵，过不去。” 水川问：“那怎么办？” 张汉三发现，这股日本人除手枪、步枪外，还有几挺轻重机枪。他不敢大意。看了下地形，日本人藏身的地方邻近湖边，四处是芦苇，有一条小路通往乌梁素海，但这条小路很隐秘。他心想：如果把日本人骗进这条小路，叫人把路口一堵，鬼子就没法跑了。于是，张汉三极力劝说水川横渡乌梁素海。 水川叫人去小路查看。 去的人回报水川后，水川皱了下眉头，似乎觉得小路的地形对他们不利，就对张汉三说：“我们不走水路，还是绕湖而行。你不能走，现在就给我们带路。” 张汉三反应也快，说：“即使这样，我也需要回去一下，跟部下说明情况。否则，他们见我没回去，恐怕就会引起误会，到时候一开枪，就会把傅作义的部队招来。” 水川一听，觉得也是这个理儿，说：“皇军相信你。” 张汉三微微一笑，说：“如果你们觉得这里不安全，可以在附近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张汉三回去后立即布置战斗任务。没一会儿，水川手下的两个日警居然找上门，催张汉三快点走。 张汉三看了看周围的手下，对日警说：“我们是游击队，你们要想从我们这里过去，必须缴械！回去告诉那个骑骆驼的。” 在张汉三看来，鬼子那边有轻重机枪，自己手里虽有一百来人，是鬼子的两倍，但没重武器，一旦打起来，未必能赢。在这个事上，把鬼子稳住是关键。现在，鬼子是惊弓之鸟，叫他们缴械，未必不可能，之后再随机应变。 水川闻报后，一时没了主意。 两个日警告诉他，前面的游击队有一百来人。通常情况下，这个人数对日本人来说不算什么，何况对方并非正规军。但此时的水川，确如张汉三所料，无心恋战。而且，他是警察出身，野战经验不足，一心想到安全地带，所以下了骆驼，就真的想去缴械。 警务官池田拦住了他：“慢！” 水川：“怎么？” 池田：“唯恐有诈。” 水川没听池田的，带人朝张汉三的驻地去了。 张汉三和部下伏在一条沟渠中，看着日本人溜溜达达走过来。就在离他们还有二百多米时，日本人突然都站住了，随后迅速往回跑。原来，水川走着走着觉得不妙：这是要缴自己的械，还是要自己的命？他迅速下令后撤。就在这时，张汉三一声令下，几十颗手榴弹飞出去，随后队员跃出沟渠，向日军追击。 张汉三对这一带的地形很熟悉，他迅速分兵，前后夹击，日本人手里虽有几挺机枪，但子弹寥寥。而且，非正规军的他们，战斗意志相对薄弱，几个回合下来，机枪手陆续被击毙，除二十多人冒死突围出去外，剩下的三十多人非死即俘。 张汉三回忆：他和部下一枪打中水川的左臂，另一枪的子弹从他的脸颊飞过。随后，又连续两枪，都击中其胸口。毙杀水川后，在他身上发现一枚印章，上写“水川伊夫”，一旁有小字写明职务。在回忆里，他们俘虏了不少日本人，但这些日本人被俘后赖在原地不走，伺机想反抗逃走，没办法，只好将其中大多数击毙，留了两个战俘。最后，又取了水川的首级和随身佩戴的印章、战刀，上交到董其武那里请功了。 这是一种说法。 日本战史里没有记载水川这个人和其毙命这件事。正如全面所讲，他们会缩小士兵的伤亡数字，但不会隐瞒一个中将的阵亡，因为那没任何意义。如果水川真的是皇族、中将（或由少将追赠中将），日本人的战史中必然会郑重记载。假如没记载，只能说明张汉三回忆中的有些东西是不实的。 其实，水川这个人还是有的，但既非中将，更不是皇族。他是冈山县人，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在日本国内时就职于警察系统，来五原前担任伪蒙疆自治政府治安部代理次长。酒井隆把他推荐给田中新一，后者在调动时，擅自给他新加了个官衔：绥西警备军司令官。 据日本人记载，水川没战死于五原。城丢后，他突围出来，被撤职打发回国，后去了冲绳，在那里继续做警察。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中将，大约是因为他“司令官”的头衔很吓人。正像前面说的那样，该官衔是临时的，或者说自封的，只相当于警察局长。 那么，张汉三打死的又是谁？ 情况可能有两种：一是临时有人做了水川的替身，张汉三击杀的并非真水川，真水川在那二十多名脱险日本人的拥簇下逃了出去；二是张汉三虚报了军功，只取了水川的战刀和印章，砍了个日本人做幌子。 五原被重新拿下，城中的日本人很少逃出，确实可称大捷了。 几家欢乐几家愁。在五原，白白葬送了几百个日本人，对这事总得有人站出来负责吧？ 田中新一做得并不漂亮，因为他没主动站出来。可东京在追查此事，于是冈部把田中抬了出来。田中解释一番，说自己当时也得到了华北方面军笠原参谋长首肯啊。这样一来，责任追查的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 第四章 宜昌最前线（1940年3月～1940年12月） 荩忱不死 1940年3月上旬，蒋介石把全国各战区参谋长召集到重庆，召开有关“冬季攻势”的作战总结会。 在一个多月的攻势里，毙伤日军8000多人，中国军队的伤亡则超过5万人，虽然损失照样数倍于敌，但整个攻势的战略意图却达到了：告诉了日本人，在正面战场，中国军队依旧具有力量，并在不断地补充血液。 会上，蒋介石对各参谋长的汇报进行逐一点评，特别警告参谋们不要成为长官的附属品，而要成为长官的灵魂。 蒋介石发问。 薛岳第9战区在出动了9个师的兵力后为什么没能攻下大沙坪（湖北崇阳与通城间，日军重要据点，第6师团第45联队屯驻，攻势中遭夏楚中等部围攻）？ 张发奎第4战区为什么没能克复南宁？ 李宗仁第5战区为什么没能收复钟祥、随县和信阳？ 蒋介石特别责问顾祝同第3战区为什么没能切断日军的长江航道。 在当时情况下，想完全切断长江航道，显然是不可能的。其实，中国军队在长江的布雷战是英勇的。自武汉会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长江航道，仅用水雷就击沉击伤日军舰船500多艘。 按第21军团长骆周能（中央军校高教班，四川大邑人）的回忆，武汉会战后，海军部在安徽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设立布雷办事处，以两个大队担负起长江下游从安徽铜陵到江西湖口700里地的布雷任务。第21军则负责掩护布雷大队，后也参与布雷任务，“在此犬牙交错的敌我战线执行布雷任务，其艰巨性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一次，骆周能的战友、另外一位团长接上峰命令：“挺进江岸，布放漂雷。”由于领会错了意思，团长带着部队打到长江岸边，刚想布雷，已被日军包围，部队伤亡惨重，团长引咎自杀。按骆团长的说法，布雷这件事只能“选择最坏的气候，大雨、大风、大雪、大雾、黑夜偷布”。 布雷相当于在日军面前装炸弹，难度可想而知。这样说吧，要到江心布雷，除抬着20到50枚单重100公斤的漂雷外，还要抬着船去。很多时候，由于日军封锁，又没法把船弄过去，或为躲鬼子的巡逻艇，布雷队员只能在水下作业。夏天还好，冬天时，为麻痹敌人，多选大雪天布雷，结果是，不少战士任务完成了，也活活被冻死了。 第21军军长是川军将领陈万仞（四川武备学堂，四川仁寿人），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对敌人要像蚕子吃桑叶一样，一口一口地吃，积小胜为大胜，即是我们以很小的代价，换得敌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损失，才是真正的胜利。我们击沉击伤敌舰就是这样。因为一颗炮弹，一只水雷，只花了几十元、几百元的代价，就炸沉了敌人价值几十万、几百万的兵舰，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却被许多军事指挥官忽略了。” 接着说蒋介石。 蒋介石告诉众参谋长：战略上，中国打的是持久战；战术上，一定要速战速决。除再次谈到注意日军迂回战术外，他还强调：在一次作战中，战术预备队的储存顶多只能占部队总量的四分之一；作战时，如与上级失去联系，在没得到命令的情况下，必须死守原地而不能撤退；如得到撤退令，则要从日军两翼退；敌人放毒气时，最好的破解方法是向敌方前进。 会开完，蒋介石叫住第5战区和第9战区的参谋长说，据情报反馈，日军最近将有一次不小的军事行动，但还不能确定是在第5战区发动还是在第9战区发动。 确如蒋介石说的那样，“冬季攻势”里遭围攻的日军第11军正在策划一次大规模报复行动。 以往都是日军主动进攻，但“冬季攻势”是中国军队在各战区同时出击，把日军打得愣了几愣，心理上早就接受不了了。就好比一个小流氓和一个三好生，平时都是前者欺负后者，而这一次三好生突然给小流氓来了个飞踹，于是小流氓心里一下子就不平衡了。 第11军新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熊本县人）就是那个小流氓，在以上背景下策动一场大会战，矛头直指李宗仁第5战区。 园部是1940年3月初接替军校同学冈村宁次的，后者回国出任天皇身边的军事参议官。园部上任时，正赶上汪精卫伪政权即将在南京成立，日军总部也希望给汪精卫打打气。 园部这个人比较平庸，没什么军事才华，作战计划完全由他的高级参谋天野正一一手拟定。按计划：第11军要倾巢而出，打一次武汉攻略后的最大会战。拟定的最远端攻击城市为宜昌。如此一来，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批准就不行了，还需要东京大本营批准。 东京什么意见呢？ 陆军参谋本部次长泽田茂的态度比较含糊。 前一段时间，为充实日军在东北警戒苏联的力量，军部一直在考虑减少山海关内日军的数量；而中国军队发起“冬季攻势”后，南京派遣军总司令部认为在“敌人力量尚强”的情况下再减少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兵力将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所以两方面一直在打嘴架。最后东京虽然批准了会战，但对于是否攻占宜昌没下定论。 现在，日军继随枣会战后，再次对李宗仁的第5战区用兵。 早在1939年底，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叫来了一直做桂系工作的和知鹰二（和知负责的政治谋略工作代号叫“兰”，直接归派遣军总司令部领导），问：“如果切断第5战区跟重庆的联系，然后跟李宗仁、白崇禧谈局部和平。如李拒绝，就击溃他的部队。用作战、谋略同时并举的办法迫使桂系脱离重庆政权，你觉得可能吗？” 和知答：“很难。” 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座，告诉和知：“不必寄希望于桂系停战。” 因为当时，板垣正寄希望于直接跟重庆政府谈判的“桐工作”。 第11军打击李宗仁的作战总计划是：在汉水东岸的枣阳地区捕捉第5战区主力，在汉水西岸的宜昌地区实施最后歼灭。这一次，投入兵力除第3和第13师团两个老面孔外，还有第39师团、第40师团石本支队、第6师团池田支队。 此时，田中静一第13师团驻扎湖北安陆。第13师团的老搭档，第3师团驻扎河南信阳。新任师团长是前陆军次官山胁正隆。驻随县的是第39师团，师团长是个叫村上启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枥木县人）的人。 倒退一年，也就是1939年，日军就感到兵力不够用了，甲种野战师团寥寥可数。为解决兵荒问题，从1939年初，陆续新成立了一批主要用于地方警备的三联队制乙种治安师团，第39师团就是其中一个。 除上面3个主力师团外，天野参谋又从第6师团里抽出来一个支队即池田直三支队；从第40师团抽出石本昌直支队（后来第40师团长天谷直次郎又带了两个大队过来）。此外，还有来自第34师团的一个支队以及来自独立第14混成旅团的分遣队。步兵之外，加上两个战车联队和一个野战重炮旅团。 按计划，第39师团和第6师团池田支队出现在正面，搅动第5战区，最终向襄樊东南进击；第3师团和石本支队由北南下向襄樊；第13师团以主力突破大洪山防线，亦向襄樊转进。攻取襄樊后，伺机渡过汉水，向西逼近宜昌。 开战前，圆部和一郎的战斗司令部由武汉推进到150公里外的应山。4月28日，抵达应山后，园部下令在应山与各师团之间架设电话线，在第一期作战即各师团向襄樊集结这个时间段限制使用无线电，采用静默的方式，以防被中国军队破译。同时，园部叫日军“有关部门”进行两项宣传：一是日军只在汉水以东作战，至于汉水以西的宜昌那边，不在日军考虑范围；另一个是进行诱使汤恩伯部南下的宣传。 为迷惑李宗仁，日军又在江南开始佯攻：海军出入洞庭湖和鄱阳湖，战机轰炸第9战区的阵地，一部日军向九江以西展开扫荡战。在白天，看上去部队都在往南调，实际上是虚晃一枪，夜里日军又坐着火车咣当咣当地北上了。 就这样，在鄂北、豫南，日本人集结了近二十万部队。从数字上看，已是武汉会战后日军最大一次行动了。 李宗仁那边当然也没闲着。 得到日军有可能在五月初展开作战的情报后，在4月13日，李宗仁于战区司令部所在地老河口召开集团军总司令会议。孙连仲、黄琪翔、汤恩伯、张自忠、刘汝明、郭忏等人悉数出席。 其中，孙、黄、张、汤是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是孙连仲的副手，陈诚的左膀右臂之右臂郭忏，是长江上游江防军总司令（驻宜昌）。另两个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因事未在军中，王瓒绪还未到任。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在安徽大别山，因经营大别山的廖磊刚刚去世，李因故未能参加会议。 李宗仁以黄琪翔为中央兵团长，率自己的集团军和孙震集团军担负襄花公路正面，以及大洪山至桐柏山间的预设阵地；以孙连仲为左翼兵团长，率自己的集团军和王仲廉的豫鄂边区挺进军担负桐柏山到信阳一线的阵地；张自忠为右翼兵团长，率自己的集团军和王瓒绪的集团军守备大洪山和汉水西岸的阵地；郭忏的江防军守备宜昌以及汉水西岸至宜昌的纵深阵地；李品仙在大别山区率部袭扰平汉线南段的日军，做策应；汤恩伯的部队依旧为机动兵团。 在敌情判断上，李宗仁认为，即将开始的会战，将是去年随枣会战的翻版，日军的作战目标顶多是夺取襄樊。因而，在兵力布置上没什么新意，仍以随枣为第一线，襄樊为第二线，以襄樊、新野间的地带为决战区，没准备其他的预案。 日本人真的要打一次翻版战吗？ 4月28日正午十二点，在应山，第11军高级作战参谋天野正一开始接要各师团的电话。 冈村宁次被调走后，他的助手作战主任参谋宫崎周一在几个月前也回国做了第7师团的联队长。现在，第11军作战经验最丰富的人，显然是天野正一了，枣宜会战真正的指挥者。 1940年5月1日，右翼日军第3师团、第40师团石本支队，从信阳顺着桐柏山向西南方向行动，大战打响了。 5月2日，左翼第13师团从钟祥穿越大洪山，沿汉水东岸北上。 中路第39师团、第6师团池田支队从大洪山和桐柏山之间的随县出发，向西北的枣阳进攻。 担负“中央突破”任务的本应是强劲部队，但最初被园部和一郎放在中路的只有最弱的第39师团。在天野提醒下，才搭配上第6师团池田支队。 最先跟日军接火的是中路黄琪翔集团军所辖的第48军。徐州会战中表现突出的桂军将校凌压西所率第189师扼守的大竹山，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日军第39师团炮击过后，以疏散队形冲锋。 凌压西的部队刚刚补充了不少广西新兵，韦万宁是其中之一，他后来回忆：“……我趴在半山腰的战壕里，腿一直哆嗦。我们这个连，除连长外，都是新兵，没人知道这仗怎么打，甚至排长也不知道。虽然在广西受过一点训练，但那毕竟仅仅是训练啊，而且时间也不长，所以等鬼子冲上来的这个过程真煎熬。在此之前，连长告诉过我们，敌人不到200米内不准开枪，谁胡乱开枪暴露了目标，就当场毙了谁。但200米有多远？我不知道。反正我想，只要有人开第一枪，我就打。” 日军炮击大竹山时，凌压西叫他的士兵挨在战壕和掩体里一动不动。这是中国军队对付炮击的最常见办法。就是说，你发炮时，我忍着，如果有人被炸死了，只能怪自己命不好。等半个多小时的炮击结束后，当鬼子开始冲锋到一定距离时，所有步枪和机枪再同时开火。 中国军队这个应对办法，第6师团池田支队已非常熟悉，他们在中国打了三年，对中国军队的战术烂熟于心。打大竹山时，池田只派出一个步兵中队进行策应，主力则是第39师团一个大队。 第39师团从1939年10月来华至今只有半年多时间，除大队长外，包括中队长在内，全部是第一次进行实战。冲锋时，跟一边的第6师团士兵比，他们就显得稚嫩和心虚多了。 开打后，久经阵战的第6师团士兵闷着头一声不吭地往前疾进，同时注意利用身边的掩护物。第39师团的士兵就不同了，胸腔中不时发出沉闷的“嗯嗯”声，显然那是紧张情绪的产物。 战壕里射出的万千子弹，尤其是马克沁重机枪的子弹，叫第39师团的日军尝到苦头，很多人还没看清楚中国士兵的模样就被撂倒了。 马克沁重机枪是英籍美国人马克沁在1883年发明的，虽有种种缺陷，但在当时仍属威力巨大的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索姆河会战中，德军每百米即设置一挺“马克沁”，在将近40公里的正面组成密集阵。英军十多个师冲锋后，在一天内被德军的“马克沁”射杀了多少呢？将近6万人！这是世界攻坚战史中最血腥的一幕。 中国军队在抗战中大量装备了马克沁重机枪。1940年以后，中央军各部队，每个营能拥有6挺“马克沁”，每挺配备12名士兵。但一般的部队，每个营甚至每个团只能配备两挺。 平原阵地战中，多数情况下，当中国士兵打了第一枪后，接下来可以利用的排射时间只有十五分钟左右。也就是说，这个时间过后，以日军的攻击力，他们通常就会冲到眼前，刺刀战和肉搏随之开始。山地战中，时间稍微会长一点。 现在，在大竹山主阵地，两队“菜鸟”陷入厮杀。 开始的时候，第39师团的“菜鸟”被打得很惨。第二天，日机助战，凌压西的士兵死伤惨重。打到第三天，第6师团池田支队又拨过来两个中队。大竹山一线开始告急。此时，在另一翼，凌压西的友军第174师受第6师团池田支队主力猛攻，渐渐不支了。 日军发起攻击的第四天，右翼日军第3师团，正沿桐柏山向西南攻击，突然发现汤恩伯第31集团军出现在自己的右侧背，也就是北面。师团长山胁正隆立即下令停止前进，按他的说法：“第11军发动此战，意在围歼第5战区主力，而歼灭了汤恩伯集团军，也就等于完成了任务。” 对于山胁的做法，第11军司令官圆部和一郎有点不满意。按部署，第3师团必须瞄着西南的襄樊方向全力进击。经一番催促，第3师团勉强前行。 第39师团在第6师团池田支队配合下冲过大竹山。 按第48军军长莫树杰（广西讲武堂，广西南丹人）排兵，作为总预备队的是由钟毅率领的第173师。当顶在大竹山一线的两个师（第189师和第174师）向枣阳溃下来后，带着部队在二线构筑阵地的钟毅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遭日骑冲击。该师骁将凌云上团长虽率一个团在正面强顶，但阵地仍在一天内被突破。 5月8日，枣阳陷落。莫树杰带着军部向北面的新野撤退。 跟军部失去联系的第173师师长钟毅在枣阳北面的苍台镇附近与骤然而至的日骑遭遇，因所率警卫连只有手枪，没任何重武器，遂陷入重围，突围无望，自杀殉国。 第48军的遭遇是这次会战的一个缩影。 中路日军拿下枣阳后，在这里设立兵站。 钟毅殉国后，第173师凌云上那个团被断于敌后。这个团有个电台，但此时既联系不上师部，也联系不上军部，最后联系到老河口李宗仁司令长官部的电台。李宗仁直接命令凌云上统一指挥滞留各部，从后方袭击日军的兵站。 敌后战斗日久，弹药快打光了，凌云上终于联系上师部。军械官告诉他：“枣阳附近的唐县镇东北两公里处，有一山沟，沟里有三个坟，坟前用木牌写着士兵的名字，挖开后，里面藏有弹药。” 凌云上立即派人去寻，果然得到炮弹百余发、步枪子弹三万多发。补充完弹药的凌云上与友军活跃敌后，日军兵站运输线接连被袭，这点后来成为第11军司令部后勤参谋要求取消宜昌攻略而尽快结束会战的一个重要理由。 然而，汉水东岸的整个局势却很不妙。 由钟祥沿江北进的第13师团自突破长寿店第59军（黄维纲第38师、刘振三第180师、骑兵第9师）防线后，一路疾进，汉水两岸的襄樊、宜城相继告急。第59军军长仍由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兼任，此时张的集团军司令部驻地位于汉水西岸的快活铺。东岸的第59军的几支部队，则纷纷向北退去。 由于开战后第5战区各部被击溃太快，使原计划中的一些步骤难以实施。不过，李宗仁仍计划在襄樊、新野之间发起反击，与日军决战。要决战，就得有足够的人手。但现在的局面是，第5战区的一些部队纷纷撤退。在请示完重庆军委会后，李宗仁给宜昌的江防军总司令郭忏打电话，要他从江防军里抽出两个军，驰援汉水东岸的战斗。 江防军名义上属于第5战区，但实际上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由重庆军委会直辖。 总司令郭忏被认为是“土木系”三号人物，人还比较老实，但此时跟李宗仁不太对心思。“冬季攻势”中，因所辖萧之楚第26军作战不力，郭一着急，自作主张地撤军，却被李宗仁在蒋介石那里告了一状，弄得陈诚非常难堪。 这一次，郭忏用商量的口气说：“李长官，三峡江防，至关重要，若汉水西岸军力空虚，敌寇趁机突入，我没法向委座交待啊。” 李宗仁说：“我已请示军委会！你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对我负责。我要你派两个军过来驰援汉水东岸战场，不得有误！” 郭忏说：“我把沙市、江陵一线的萧之楚的部队派不过好不好？” 李宗仁说：“第26军就算了吧。你迅速把周喦第75军调过来，还有李及兰（黄埔军校1期，广东阳山人）第94军。” 萧之楚第26军虽参加过武汉会战以及田家镇大战，但这两年下来，多次作战不力，渐渐被扣上弱旅的名号，所以李宗仁不想要。 郭忏没办法，只好调兵。 江防军在汉水西岸到宜昌间设立了三道阵地（因右翼河网密集，故重点保护左翼）：汉水西岸是第一道，荆门至沙市是第二道，当阳一线是第三道。李宗仁调令下达后，江防军头号主力周喦带着战力很强的第75军由荆门、当阳向襄樊转进；李及兰带着第94军（欠一师，在汉水西岸二线阵地留守）由宜昌向新野转进，去参加那里的“决战”。 这样一来，不但汉水西岸的主力只剩下战力不济的萧之楚第26军，就连宜昌也成了空城。别忘了，武汉会战后，第5战区的敌情判断和任务指导是：“其一，（日军）经由汉宜公路，西攻宜昌，作为进攻重庆的准备；另一则为减轻武汉及鄂中敌军的侧背威胁，经由襄花公路进攻鄂北地区。” 所以现在，李宗仁似乎排除了日军西攻宜昌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忐忑不安的郭忏不得不向重庆（军委会和蒋介石此时没对李宗仁的做法提出异议，证明他们亦对敌情出现错判）要来驻守巴东、秭归的李延年第2军，让他们顶到荆门、当阳一线，随后又要来正在长沙休整的第18军方靖第11师。 后来的势态证明，由于李宗仁的错判，导致汉水西岸的部队不断被调出，结果是宜昌以东出现大片守备盲点。 就在李宗仁把周喦、李及兰两个军调过去时，汉水东岸战场一下子又沉寂下来。李宗仁感到迷惑，重庆军委会的判断则是：日军要收兵。很快，李宗仁便接到要他指挥各部沿途反击“即将后退的日军”的命令。身在汉水西岸快活铺的第33集团总司令张自忠随即接到李宗仁的命令，叫他率部渡过汉水，到东岸掩杀日军。与此同时，汤恩伯也接到要其迅速南下的命令。汤接令后，率第31集团军一举将山胁正隆第3师团围困于樊城以东。 只说张自忠。 汉水东岸激战正酣时，他曾给部下写了封信。 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现在，出击令到了。 第33集团军有三个军：曹福林第55军、冯治安兼军长的第77军和张自忠兼军长的第59军，此时各部分散在汉水两岸，张身边只有第55军第74师的两个团和一个总部直属特务营，不到3000人。 张自忠的困境在于，他手下的主力部队经日军第13师团在汉水东岸的冲击，大多纷纷北退，一时失去了联系。 过河前，参谋长李文田劝张自忠好好计议一番。 张自忠摇摇头。从军人逻辑上讲，上峰命令下达了，他没丝毫理由拒绝渡河。虽然手里直接控制的部队寥寥，但渡过河去联系麾下其他部队，然后向日军发起反击，他认为这是集团军总司令该做的。 出发前，张自忠给冯治安写了封信，内容是这样的。 仰之（冯治安字）我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即汉水）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和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即骑兵第9师），不顾一切向北之敌死拼；设若与38师和179师取不上联络，即带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当时的记者和后来的传记作者，为把张自忠的牺牲描写得更悲壮，便说这是将军提前写的遗书。因为他要主动寻死，进而一雪平津时代的非议。其实，对1940年的张自忠来说，根本不存在以死明志这件事。经3年鏖战，他早就赢得蒋介石、统帅部、身边的同事、周围的将领以及社会舆论的信任。 张自忠的信，其实只是在表达到东岸出击的决心。他每次出战，都会写下一封内容类似的信。 后来，张将军的女儿张廉云亦有这样的说法：“对于父亲的牺牲，当时的记者说是我父亲要洗刷自己，一定要牺牲在战场。这个说法不对。首先，父亲完全是清白的，无需洗刷；再者，我们老家是孔孟之乡，我们家里面受传统道德的教育影响很深，所以父亲受这个影响，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财，武将誓死报国，身先士卒。” 张自忠带着两个团和特务营渡河时，汉水东岸的战局是这样的。 日军几支部队交叉攻击，第39师团和第6师团池田支队攻占了枣阳，前者已推进到汉水东岸；第3师团向汉水东岸（或称北岸）的樊城进击；由南而北的第13师团动作最快，目标直指豫西南的新野；第40师团石本支队在枣阳附近。园部下令叫各部日军最远行进到白河与唐河间（均为汉水支流）的新野，后再行反转，在汉水东岸集结，准备攻打宜昌。 现在，对园部来说，其实是一喜一忧的。 忧的是，山胁正隆第3师团处于汤恩伯部围攻中，枣阳的兵站交通线屡屡被袭。为此，他已经急调在江南警备的天谷直次郎第40师团主力进行增援了。据山胁来电称，汤恩伯攻势凶猛，激战中，第3师团士兵弹药越来越少，一战过后将佐三死六伤。 喜的是，兵力分散的张自忠投入罗网。他的高级参谋天野，已经命正在北上的第13师团迅速反转南下，同时叫离张部最近的第39师团亦转身围攻。这样一来，往东北方向转进的周喦、李及兰两军就打了酱油，因为日军已经掉头回去围攻张自忠了。 过河后的张自忠，在5月8日黄昏最先联系到黄维纲第38师。 第38师属是张自忠核心部队。张、黄二人多年共事，私交又好，是那种两两沉默也不会觉得气氛尴尬的关系。 见面后，黄维纲对张自忠说：“总司令，局势危险。” 张自忠沉思片刻，说：“渡河以来，我已抱与敌血战之决心。” 8日夜，在给部队训话时，张自忠发现第38师一个团长没佩戴手枪，便走上前去，说：“现在是作战期间，每一个军官随时随地都要准备战斗。作为一名指挥官，必须经常佩戴手枪，第一要自卫保身，第二要杀身成仁！” 张自忠命令那名团长立即配枪。 随后，张自忠对士兵们说：“这一次，我带领弟兄们到敌人后方去，是要伏击敌人，遏制鬼子的进攻，稳定我们战区的形势。弟兄们，除了努力杀敌外，在今日之战场上，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当夜大雨不止。 张自忠下令冒雨行军。 行军中，张自忠问担负后卫任务的第38师第114团第3营营长栾升堂（西北军陆军干部学校，山东临清人）：“你们营这一次参战人员有多少？” 栾升堂：“全营共有官兵695人。” 张自忠：“共携带弹药数目是多少？” 栾升堂：“步兵每人带步枪子弹200发，手榴弹4枚，枪榴弹（一种用枪发射的超口径弹药，介于手榴弹、迫击炮弹之间的小型爆炸弹）2枚；轻机枪每挺带子弹2000发；重机枪每挺带子弹8000发，营里使用的是风冷式捷克重机枪（重机枪连续射击中，需要更换高温枪管，冷却方式分水冷式、风冷式，后者亦称气冷式，即自然冷却）；迫击炮每门带炮弹150发。” 张自忠：“你们能带这么多子弹，确实动了不少脑筋。这一次咱们到敌后作战，补充不容易，你们考虑到多带弹药，是有远见的。尽管带这么多子弹，还是应该教育士兵，打起仗来的时候，要尽量节省弹药。” 栾升堂：“在节省子弹方面我们已采取了具体措施，不盲目射击，远距离不射击，瞄不准敌人不射击。” 张自忠点点头。 张自忠在第38师做师长时，栾升堂就跟着他，两人有老乡缘，都是山东临清人。 张自忠说：“今年三月间，我原本准备把你保送到陆军大学特别班受训，你们师长说，你正在连长集训班担任队长，一时还抽不出来，下次有机会再去吧！” 栾升堂：“多谢总司令栽培！” 张自忠：“最近有家信吗？” 栾升堂摇摇头。 栾升堂：“总司令！我上次跟您还乡，是二十二年（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的时候吧？” 张自忠点点头，说：“也已经七年了。” 后来，栾升堂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万没想到这一次谈话竟是同他最后的诀别！” 5月9日黎明，大雨渐渐小了。张自忠、黄维纲带着部队行进到一个叫梅家高庙的地方，搜索士兵回报在不到两公里外发现日军运输队！ 张自忠立即叫部队隐蔽，同时布置作战任务。 按情报，日军一千多人，携大量辎重，战斗人员不足三分之二，有不少骑马的军官，同时携带多部电台。 张自忠下达腰斩这支运输队的命令。 攻击中，一部击日军战斗部队，一部击其指挥部。由于是主动出击，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加上这股敌人战斗兵不多，故而被袭后伤亡惨重。根据缴获的文件得知，运输队属于田中静一的第13师团。打完此战，张自忠接到冯治安第77军何基沣第179师（何此时正在重庆受训）的电报，称他们正在方家集（襄樊东南）以北地区集结。 张自忠遂决定和黄维纲分兵。 张叫黄维纲率第38师去与第179师会合，由黄统一指挥两支部队；电报已联系上的曹福林第55军第74师余部、第59军刘振三第180师和骑兵第9师，在宜城对面的汉水东岸渡口会合，自己随即带第74师两个团和一个营赶往该渡口，亲自指挥这一路军队。 5月11日天亮前，张自忠带着部队赶到渡口。第二天一早，第74师余部到达了，骑兵第9师一部也到了，但是没等到刘振三第180师，此时再电台呼叫，但已联系不上了。 12日，就在张自忠踌躇时，日军为了他已反转南下了！ 同一天，张自忠接李宗仁电报，称有日军反转，叫张率部拦截。就这样，张自忠没法再等刘振三那个师了。 刘师为什么没按时到集合地点？后来成为一个谜。 刘振三是张自忠的老部下，还是比较能打仗的，5月8日，还刚刚获得四等宝鼎勋章。后来，他又继黄维纲之后出任第59军军长。回过头来看，第180师的缺席，使张自忠所率部队越加单薄，几天后终于陷入重围。从这个角度说，刘是要自责的。奇怪的是，对这件事，刘始终没做过解释。 日军第39师团跑在了第13师团前头，不是因为他们更善于运动，而是因为他们离张自忠本部位置更近。 5月14日，张自忠的部队在方家集附近，终于和第39师团撞击到一起，两队人马展开血战。 两天后的16日上午九点，日本第11军通信队截获并破译一道无线电讯，结果出来后叫圆部和一郎大惊，电讯显示：中国第5战区第33集团军司令部位于宜城东北15公里处的南瓜店、长山一带。 按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作战参谋尚奇翔回忆，张自忠是在5月15日以后跟老河口失去电台联系的。张自忠在5月15日发向老河口的最后一份电报，是报告他已联系上刘振三第180师以及骑兵第9师。同一天，张亦直接向重庆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即到。 渝委员长蒋：影密。 报告：一、职昨率七十四师、骑九师及总部特务营，亲与南窜之敌约五千余名血战竟日，创敌甚重。晚间敌我互相夜袭，复激战终夜。今晨敌因败羞愤，并因我追击，不能南窜，并调集飞机三十余架，炮二十余门，向我更番轰击，以图泄愤，并夺路南窜。我各部经继续六七次之血战，牺牲均极重大，但士气仍颇旺盛，现仍在方家集附近激战中。 二、我38师、179师昨已将新街敌数百名击溃，当将新街克复，现仍向南继续追击中。 三、据报，残敌一部约一千余人，因被我各处截击，现企图沿襄河东岸南窜，已饬38师、179师努力截击中。 谨闻。职张自忠叩。 但日本第11军通信队截获张自忠的电报是在5月16日上午。也就是说，16日的电报不是发向老河口的，而极有可能是发给刚刚联系上的刘振三第180师。拿到这个电讯，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立即联系第39师团长村上启作，叫他派兵搜寻张自忠的司令部。后者看了看他的参谋长，叫专田盛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0期，神奈川县人）。村上知道，1937年，专田任职于天津的驻屯军跟张自忠见过面。 专田缓缓地说：“这是绝无仅有的战机。” 日军随即出动两个大队，直插南瓜店和长山间的沟沿村。 张自忠的司令部在长山上一个空荡的村寨。经过连续战斗，他手里的部队——第74师已越打越少。日军再次发起进攻后，张自忠已把所有能派出去的都派了出去，手里只剩下一个特务营。 日军很快攻占对面的一个山坡。 张自忠派上去的特务营基本上以手枪为主，没重武器，打到5月16日午后，就已有一半多战死了。张自忠带着司令部的参谋在山丘上做最后的反击。除俯冲轰炸的日机外，占据对面山坡的日军开始直接炮击这边的阵地。 一时间，硝烟弥漫，爆炸声此起彼伏，情况之紧张与危险可想而知。 张自忠穿着将军服，目标比较明显，四周很快被炸成一个弹坑。为了大家的安全，他把参谋都支向一旁。 日军又一颗炮弹砸来，崩裂的弹片划伤张自忠右肩。参谋处长吴光辽大腿亦被炸成重伤。 这是下午一点到两点之间的事。张自忠见此情景，叫两名参谋搀着吴处长撤：“你们往东北方向，翻过长山去吧！” 吴处长不想扔下总司令，但最后还是被张自忠轰走。 日军炮弹集中飞来，张自忠右腿又被击伤。 参谋长李文田再次劝张自忠撤退，后者苦笑道：“看现在的情况，日军是有备而来，我目标太大，想走不易。你走吧，不要再说了。” 李文田沉默了一会儿，撤走了。 临近傍晚四点，第39师团横山武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5期，广岛县人）第231联队的一个小队，在松本少尉率领下，开始发起步兵攻击。他在望远镜里，已看到张自忠高大的身躯。 经过最后的拼杀，张自忠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科员马孝堂、副官贾玉彬、副官朱增源、卫士谷瑞雪等十二人了。其中有一人，冲出战壕，向鬼子发起了冲锋。最后他死在冲锋的路上。没有人知道这个人是谁。 张自忠叫张敬撤，张敬死活不走。 十分钟后，张敬战死。贾副官亦中弹阵亡。 就在这时候，马孝堂见张自忠“突然向后一歪，右胸就往外喷血”。张自忠显然又中一弹。在日军开始往上冲的情况下，张自忠将手枪顶在太阳穴上，但被副官朱增源夺下（见重庆军委会关于张将军殉国场面的报告）。这可能是个下意识的反应，但这个动作使张自忠在被日军包围的情况下，没能自戕，而是死于敌人之手。按张自忠之女张廉云回忆：“我父亲牺牲以后，这个朱副官就在北碚守墓守了十年。” 十年守墓，或因此疚？ 只说张自忠，伤口血流。等科员马孝堂刚给他包扎好伤口，日军就已经涌上了山坡。 张自忠叫马孝堂、朱增源、谷瑞雪等人快走，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 张自忠左臂和左肋又中弹，已非常虚弱。他闭着眼，半倒着。马孝堂欲哭无泪，他还没来得及走，日军就冲过来了。最前面的日军一共两排，前一排十四人，后一排五人（依据日军后来绘制的攻击阵战图）。在前一排中，有个叫藤冈的一等兵；在后一排中，有个叫堂野的军曹。统领他们的，是一个叫松本的少尉小队长。 攻击中，一等兵藤冈虽较其他日军而言离张自忠很远，但突然甩下其他同伴提速斜插，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直扑张自忠。与此同时，在后一排的堂野，也超越前面的日军，持着枪过来。 本来斜靠着战斗工事的张自忠，猛然挣扎着站起身，怒目而视。 藤冈愣住了，下意识地站住。确切地说，吓住了。几秒钟后，藤冈将刺刀捅过去。 张自忠则用尽最后的气力，大吼着，伸手抓住已刺进自己身体的刺刀后的枪身。从后面赶到的堂野的枪响了，击中张自忠右腹。随后，小队长松本冲上来开枪，子弹从张自忠右额穿过。 被惊着的藤冈怪叫着，用尽全力往前刺。中国士兵拼刺刀时是直接往前刺，日军士兵不同，训练动作中最后一环是往上挑，所以张自忠殉国的场面极为惨烈。 张自忠轰然倒地。 此时，张自忠身边的人朱增源、谷瑞雪等已逃出。马孝堂等几人被俘，马脖子随即挨了一军刀。他翻身滚进沟。日军怕没死，又追下去，向其头部和腹部再剁六七刀，往肚子上又刺了两刀。尽管如此，马孝堂当时仍活着，被附近村民救下，用大箩筐抬着，在5月17日，送到冯治安第77军第179师师部。 作为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是抗战八年里中国军队这边战死的最高将领。 四年后，另一位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亦牺牲。李是在撤退中遭日军便衣队袭击而阵亡的。 抗战爆发后，张自忠经常对部下说一句话：“日本武力强盛，我们国家羸弱，作为军人，除了去抗争、去牺牲外，没有其他办法，但这亦是伟大的时代，是军人用责任和使命力转乾坤的时代。” 张自忠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他闭上眼的刹那，也许会回忆起平津的屈辱、南京的仓皇、临沂的死斗、台儿庄的辉煌、徐州的怆然…… 但是，一切的一切，都化为遥远的前生了。 张自忠是闭着眼睛逝去的，没有死不瞑目。 虽然进攻前，联队长横山说张自忠司令部就在这一带，但此时中队长堂野仍不敢确定被自己的部队击杀的就是张自忠。小队长松本在张自忠的衣服口袋翻出一支派克笔，上刻着将军的名字，他跟堂野互相看看，不禁浑身一颤！随后，几乎同时后退了两步，肃然立正敬礼。 没多久，联队长横山武彦带人赶到。不过，他也不认识张自忠，需要最后的确认。横山下令，叫日军把遗体抬往十多公里外的陈家集第39师团司令部，让参谋长专田盛寿辨认。 专田单膝跪在遗体前仔细辨认。 由于头部中弹，张自忠的遗体颅骨塌陷，面容模糊。差不多一分钟后，专田站起身，唏嘘了一声，对身边的师团长村上说：“正是中国大将张自忠！” 村上亦率人退后几步，朝张自忠的尸骸深深鞠躬。 专田：“怎么处理尸体？” 村上：“建墓立碑。” 村上又说：“放回几个俘虏，叫他们给中国人报信。先埋葬了吧，中国人会来取的。” 就这样，日军在附近的一处山坡上埋葬了张自忠，木牌上写有“中国大将张自忠之墓”的字样。 再说张自忠集团军的另两支部队。 何基沣第179师、黄维纲第38师与敌激战，开始将敌一部包围，没想到很快又被反包围。其中第179师被打散，主力在参谋长徐廷瑞（保定陆军军官学校9期，河北蠡县人）率领下，突围到一个叫王家湾的地方喘气。 5月17日午后，见村民抬来马孝堂，徐参谋长大惊，联想到前一天南瓜店附近枪声如织，仿若爆豆，知道情况不妙，问：“总司令呢？总司令怎么样了？” 马孝堂声音微弱，耳朵贴近后，才能听清楚：“总司令受伤后，已经阵亡……” 道出张自忠殉国场面后，马孝堂才痛苦地死去。 随后，一些士兵回来报告说，总司令阵亡后，日军将其白布裹尸，埋葬在陈家集祠堂后山。 徐参谋悲痛不已，随后联系第38师师长黄维纲，后者听完仰天长啸数声，继而号啕。当晚，黄维纲派便衣队抢夺尸体。日军没阻拦，远远看着张自忠的尸体被运走。没过两小时，第39师团长村上启作就接到第11军司令官圆部和一郎的命令，要他把张自忠的尸体运到武汉，但已经晚了。 冯治安得到张自忠殉国的消息后，顿时如五雷轰顶。 他下令叫第38师和第179师向当面日军反击。可由于主帅新丧，士兵低沉，接战中，伤亡惨重，只能再次突围。 日军在汉水东岸攻势凌厉，李宗仁已把战区司令长官部转移到相邻的均县（今丹江口），李本人仍带着部分参谋留在老河口。老河口位置虽比较隐蔽，但通信条件不太理想。正如前面所言，自5月15日以后，老河口、张自忠之间就失去了联系。 5月17日深夜，李宗仁突接蒋介石急电：“武汉敌寇的电台称张总司令已在宜城以东战死，情况究竟如何？！” 李宗仁大惊，立即派人打探。 5月18日，手下呈上了第33集团军参谋长李文田的报告，证实张自忠在5月16日下午四点前后，在南瓜店附近的长山壮烈殉国。 李宗仁闭上眼，半晌没说出话。 抗战之初，是李宗仁在南京进言，蒋介石才允许张自忠重回军队带兵。当时正是张人生最艰难的时候，所以，李是有恩于张的。抗战军兴，从徐州会战开始，张自忠就一直跟李宗仁征战，不想现在竟斯人已去。 李宗仁没抬头，问：“尸骨何在？” 手下答：“刚刚已被抢回。张总司令身上两处被炮弹炸伤，五处子弹创伤，一处刺刀贯穿伤。” 话音未落，司令部的参谋们都呜咽起来。 李宗仁再抬起头时，已泪眼模糊，缓缓说：“荩忱壮烈！” 同日，张自忠的遗体被运至快活铺。这一天，李宗仁致电重庆军委会和蒋介石，说现消息已证实，张自忠总司令已战死南瓜店。 蒋介石收到李宗仁来电后，惊愕悲痛，不能自已。随后，他亲自撰写电文，发向第5战区。 顷悉荩忱总司令亲临前线督战，壮烈阵亡！噩耗传来，痛悼万分。顾荩忱忠贞英勇，牺牲成仁，本其素志，光荣一死，炳耀千秋！惟在此抗战中途，将星忽陨，使国家遽失长城，损失过大，其何以堪？！此中追念素所信赖爱护之袍泽，不禁悲痛无已者也！至荩忱尽瘁抗日，功在国家，所有表扬抚恤诸事，自当从详拟订，呈请国府明令施行。其所部，请代中善为抚慰，务继荩忱总司令之遗志，益加儆奋，是所切望！闻耗仓猝，未能尽意。现荩忱遗体，已否寻得运回？其阵亡详情，均盼详报。 有人问：“张自忠战死，责任到底在谁？假如上边不下令叫他渡河出击，那他就不会战死。”但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这样的质问没有半点意义。 张自忠遗体被运至宜城公祭，后由荆门运转宜昌。过荆门时，建了衣冠冢，后又在宜昌再次公祭，随后上船，运往重庆。 5月28日，春阳暗淡，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亲自接灵。 蒋介石身后，是国民政府各部要员：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行政院长孔祥熙、考试院长戴传贤、立法院张孙科、监察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长居正、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海军总司令陈绍宽、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 在当天下午的公祭中，冯玉祥抚灵痛哭：“荩忱已逝！荩忱已逝！” 蒋介石表情悲怆，声音哽咽。三年前在南京，媒体抨击张自忠时，蒋网开一面，把张打发回军中。从鲁南到徐州，张自忠表现出色，尤其是临沂一战，名震全国。现在，作为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战死疆场，这是开战以来的第一人。 蒋介石追思前后，又联想到抗战爆发以来的种种艰难与牺牲，不禁潸然泪下。 蒋介石身后的军政官员，很多人都悲痛出声。他们背后，是更多呜咽的重庆市民。 国民政府追封张自忠为陆军上将，将灵牌列入忠烈祠首位。 蒋介石题词：勋烈常昭。 李宗仁题词：英风不泯。 在延安，也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题挽词：尽忠报国。 张自忠的老上级冯玉祥最后的题词是：荩忱不死！ 战争结束后的1950年代，在东京，冈村宁次对来访的何应钦说：“您也许知道，我以前在北平认识了张自忠司令官，而在进攻汉口之后，不幸得很，我们在汉水东岸之战两相对峙下来。那个时候战事爆发，张先生勇往直前，挥兵渡河，进入我方阵地，唯遇我方因战略关系向前进击，他竟冲至我军后面战死。他之死，令我感慨无量……” 此时的日军第39师团，似乎不再是打大竹山时的新手模样，已经显得志得意满，与第13师团再次反转，向北顺势攻向樊城。 在樊城，第11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正指挥刘和鼎第39军进行反击。莫树杰奉李宗仁之命，派凌压西第189师驰援。不成想，第39军战力不济，很快脱离战场，使第189师成为孤旅。但鬼子没敢入城，似想绕过襄樊地区，直窥老河口。 在接下来的5月20日，日军第39师团终于出事了。 他们偷渡汉水支流白河（源于洛阳白云山，经南阳，自襄樊汇入汉水）时，出现了八年不遇的戏剧性一幕。 傍晚时分，第233联队长神崎哲次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鹿儿岛县人）派出三名侦察兵，在樊城东北20公里处白河下游渡口侦察渡河地点。对岸中国军队发现了他们，不时射来子弹。两个日军侦察兵卧倒在芦苇丛中。子弹不是很密集，零零散散的，所以另一个日军士兵始终站着，而没卧倒。 他们同时用望远镜眺望对面，站着的侦察兵的视野也就更为开阔，认为对面的陆地并不是真正的河对岸，而是河中的一片沙洲。但是，卧倒在地的两名日军认为，望远镜里出现的陆地就是对岸。三人为此争吵不止。最后向上级报告时，少数服从了多数，也就是说，以卧倒在芦苇丛中的那两人的情报描述为准。 拿到“正确情报”后，联队长神崎哲次郎带着三百多人的先遣队在当日夜开始偷渡白河。 5月21日零点，黑夜深沉，白河滔滔，神崎拎着战刀带着三百多人来到河边，这里已集中了不少小船和筏子。 日军士兵拼命划船，向对面的陆地猛进。 日军很快就弃船爬上陆地，也就是他们认为的“对岸”，随即升起一颗蓝色信号弹，意思是告诉后面的大部队：我们先遣队渡河已成功，上岸了！ 但就在信号弹发射升空的同时，一名冲在最前面的士兵怪叫一声：“不好！这里不是对岸，是河中的沙洲！”因为他跑了一会儿发现，怎么对面还有水？！ 神崎联队长此时也发现了，他带着这三百多人冲上的不是白河对岸，而确确实实是河中的一片沙洲。神崎闭眼哀号一声：“完了。” 确实完了。 因为这片沙洲上，就有几根芦苇飘荡，没任何遮蔽物。而且，整片沙洲就那么大的地方，对岸的中国士兵根本不用瞄准，只要把所有子弹、炮弹都倾泻到沙洲上，就能保证射杀全部日军。 事实上也是这样。 就在日军“渡河成功”的信号弹升起时，对岸中国军队的枪炮声也响起来。 对岸中国士兵还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些日军登上沙洲后还发射信号弹？这不提醒了中国士兵向他们开炮吗？但想不了那么多了。岸边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组成密集的弹阵射向沙洲。 不到半个小时，登上沙洲的360多名日军士兵全部被打成筛子。那位联队长神崎哲次郎大佐，身中12弹倒毙在尸体堆里。 一次性击杀三百多日军，是非常大的战果。 河对岸狙击日军的是中国的哪支部队？有人称是湖北保安团。但是，枣阳陷落后，李宗仁已急调江防军周喦第75军驰援襄樊地区。第75军到襄樊地区后，又接调令，将该部转用于白河沿岸布防。从这一点捕捉的话，也许他们是周喦的部队。 第39师团长村上启作得知神崎等人全部阵亡后，半晌没说出话来。旁边的专田盛寿也不住地擦冷汗。他们心想：到底还是新上战场的“菜鸟”部队，三百多皇军死得太荒诞了。 那三个侦察兵呢？最后都被送上军事法庭。 虽然其中一个人当时判断对了，但由于没能“及时纠正”，也跟那两蠢货一起被送回日本坐了牢。 猪一样的队友实在太令人恐怖了。 第39师团受挫时，田中静一统领的第13师团继续向西北突进，一直打到距老河口十余公里处。 李宗仁陷入大焦虑。 紧急时刻，莫树杰派出第84军的两个团疾驰老河口，总算挡住了日军兵锋。 如果说一年前的随枣会战，李宗仁摸清了日军的部署，那么此次会战，日军的作战计划叫他难以猜透，此时整个汉水以东陷入了大混战。 这时候，日军内部在作战方向上也产生了分歧。 现在的战局是：第13师团保持着向各个方向机动进攻的势头，第3师团刚刚摆脱汤恩伯集团军的围攻而退守枣阳地区，第39师团在白河受挫后朝第3师团靠拢。在这个情态下，应山的第11军司令部作何打算？ 圆部和一郎在犹豫。 他其实想在这时候收兵，甚至一度跟幕僚们说宜昌不在作战目标之内的命令。这跟会战开始前天野拟定的计划是相反的。 5月23日，已经成为中国派遣军高级参谋的井本熊男从南京赶来。 当天深夜，第11军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后勤参谋都同意打到这一步为止。他们认为，以前每次作战，都打半个月的时间，已形成定律，是黄金点，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很多问题就来了，比如弹药，比如粮秣。现在，作战已足足三周。仅枣阳兵站线被切断这件事就已叫他们手忙脚乱。三周下来，士兵也都累了。如果继续进攻，至少还得拿出一周多的时间，顶在一线的部队受不受得了是个问题。最关键的是，打击第5战区主力的作战目的已达到，所以没必要再西攻宜昌啦。 高级作战参谋天野正一极力反对。 天野观点简单，他特别提到一点：第11军是山海关内唯一一支野战机动部队，既担负着摧毁中国军主力的任务，又肩挑着战略攻击的使命。打到现在这一步，不顺势攻取宜昌，而仅因部队有点累就草草收兵，简直毫无道理。如果那样的话，趁早把第11军的任务交给别的部队吧。 圆部和一郎呆呆地听着。 显然，在天野看来，这个新任司令官还不太了解第11军的性质。 园部：“井本参谋呢，你也说说啊。” 井本笑道：“天野的话无懈可击。为充实战力，我可再向驻扎上海周边的第13军借一个支队！” 井本是有备而来的。 就这样，圆部和一郎决定继续用兵，目标直指扼守三峡之口的战略重镇宜昌。 后来，不少中国将领在回忆这场会战时，都认为日军声东击西的战术用得漂亮：在战役后半程，貌似直捣第5战区中枢老河口，实则悄悄渡过汉水转攻宜昌。 其实，正如前面所言，这并非日军在玩策略，而是当时他们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打宜昌，从而导致几路人马来回反转不停，让人“不明觉厉”。 打宜昌，第一件事就是渡过汉水，进入到西岸。 枣阳地区的第3师团长山胁正隆奉命率军向汉水集结，第39师团，则配合第3师团行动。 天野判断，汉水对岸有中国军队的重兵，所以渡河前必须隐蔽，第3师团和第39师团须统一行动。为此，他专门到第39师团司令部走了一遭，一是现场传达命令，二是询问白河沙洲全军覆灭事件后师团的整改情况。 在师团司令部，天野见到师团长村上启作和参谋长专田盛寿。 天野对白河事件耿耿于怀，但他发现，师团长似乎已经忘记了此事。在离开前，天野对专田说：“这就是警备师团（乙等治安师团）的军事素质么？” 专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做任何回答。 接下来的事叫天野大怒。 按计划，第39师团必须和第3师团在同一时间渡河，这个时间就是6月1日零时。但是，在5月31日刚入夜，晚上七点半时，突然传来爆炸声。一打听，第39师团开始朝汉水对岸炮击了，而且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这等于说，提前把日军要渡河的消息传达给对岸的中国军队了。 天野给村上打电话，问：“怎么回事，难道命令如一纸空文？” 村上答：“为避免再次出现白河沙洲事件，师团决定先给对岸的中国军队以震慑。” 天野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 在电话里吧，他又不好数落村上，毕竟人家是中将师团长，而且东京刚刚发来嘉奖令。但现在，天野已确定，第39师团击杀张自忠这件事完全是靠“撞大运”。无可奈何，天野又给第3师团长山胁正隆打电话，说：“事已至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山胁说：“我们会按既定时间出击，第39师团想先过河，就叫他们过吧。” 6月1日，按部就班渡过汉水的第3师团攻占西岸的襄阳。紧接着，第39师团陷落宜城。 现在，李宗仁终于惊异地发现：日军都向汉水西岸集中了！他感觉不妙，立即下令：守备白河一线的周喦第75军南下，回救襄阳；汤恩伯从枣阳一带向樊城转进；隶属于孙连仲集团军的池峰城第30军开赴老河口待命。 但没想到，日军随即放弃襄阳。 一天后，向南反转而去的第13师团从钟祥强渡汉水。 放弃襄阳的第3师团向西南攻取了南漳。随后，以南漳为中轴，迅速向南面的荆门和当阳之间攻去！ 李宗仁深感意外。 与此同时，第6师团池田支队突破江防，攻取沙市和江陵。 开战以来，日军进攻方向飘忽不定，战场在极快的时间内已多次发生转移。 日军渡过汉水后，基本上成光杆司令的江防军总司令郭忏的电报一个接一个地发往重庆。 蒋介石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显然，根据当下的势态，日军不仅仅是只打枣阳、襄樊那么简单了。 蒋介石外，参谋总长何应钦、政治部长陈诚、军令部长徐永昌、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作战厅长刘斐、交通部长俞飞鹏、侍从室主任张治中参加。 刘斐说：“据刚刚收到的情报，日军出动了大约五到六个汽车中队，向一线运送了至少1000吨作战物资。” 蒋介石一拍桌子。 徐永昌与何应钦面面相觑。 蒋介石吼道：“这个情报为什么现在才拿到？！日本人要打宜昌了！” 在开会期间，蒋介石要通老河口的电话，问李宗仁：“德邻兄！你那里的通信设施如何，你的命令能不能快速传达到一线？现在日军已越过荆门，向当阳去了。当阳的情况究竟如何？日军到底过来几个师团？” 以往面对蒋介石的发问，不太有李宗仁心里没底的时候，但这一次出现了。 李宗仁只好告诉蒋介石，已叫周喦第75军回师，李及兰第94军也已掉头，莫树杰第84军残部也已经向汉水以西增援了。 蒋介石放下电话，问离宜昌最近的中央军部队是哪一支。 何应钦迟钝了一下。 这时候，陈诚说：“第18军，一部在北碚（重庆西北郊），一部在万县（今重庆万州）。” 蒋介石说：“立即把他们调过去增固宜昌城防。军长还是彭善吧？俞飞鹏去安排运送部队的任务。现在就下令，现在就去办！” 蒋介石接着讲了一下大势，意思是：“国际局势总的来说对中国有利，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现在，德军虽纵横欧洲，但最后结果仍未尘埃落定。既然是世界大战，就关涉各国尤其是各大国的利益，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最后都会卷入战争，现在只是时间问题。可目前的战局，对中国又是不利的。这次不比一年前的随枣会战，眼下日本人要打宜昌，先前我们的判断是有误的，宜昌把控三峡，是长江航道上武汉与重庆之间最重要的城市，亦各战区通往大后方的中转站，如果真丢了，重庆必将受到威胁。” 随后，军令部做出一系列应对措施，主要包括：周喦第75军继续西撤，在汉水西岸南漳（襄樊西南）一带阻敌；孙连仲部由襄樊南下，与冯治安（张自忠殉国后，冯代理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一职）余部夹击宜城、襄樊之间渡河的日军，后者亦以有力一部在钟祥西岸阻敌；汤恩伯部在襄樊与随县之间出击，切断日军后方联络线；熟悉宜昌附近地形的李及兰第94军经襄樊，全力回归江防军统辖。 蒋介石最后说：“现在战场形势已急速变化了，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对汉水以西的作战指挥已经失灵，必须就近组织新的司令部。” 这个任务压在陈诚肩上。 很多时候，蒋介石抓瞎时，能想起的只有陈诚。 关于陈诚，我们前面说过，他有理想，意志坚定，严于律己，但军事才能难说很杰出。现在，也确实为难他了：乾坤逆转如何能反掌做到？ 第四章 宜昌最前线（1940年3月～1940年12月） 江城魔镜 6月2日，陈诚坐轮船穿越激危的三峡，带着刘云瀚等少数参谋先期赶往宜昌。 转天，陈诚到达距宜昌十多里的西陵峡南津关，在附近的三游洞设置了指挥所，随即叫刘云瀚与宜昌的郭忏取得联系。从武汉会战起，刘云瀚就跟着陈诚，已是其身边最重要的参谋。有一段时间，陈诚为锻炼总坐办公室的刘云瀚，把他派到第18军第11师当团长，但很快又将其调回自己身边。 刘云瀚联系完郭忏，发现局势比他预期的还要糟。 陈诚这相当于硬着头皮往前顶，对战局没有一丝的把握。其实，对他来说，现在不是哪个部队不掉链子的问题，而是整个局势已处于不可逆的状态。换句话说，大火已经着了，他拎着几碗水前来扑，怎么成？ 在陈诚赶到南津关时，6月3日，拿到军委会急令的第18军军长彭善，带着两个师（第18师、第199师）从北碚和万县乘木船到重庆朝天门码头，在码头换江轮顺流而下，驰援宜昌。在此之前，暂未归建制的第18军另一个师即方靖第11师，在多日前已由长沙赴当阳，归李延年第2军指挥了。 再说往汉水西岸回援的第75军。 军长周喦久经战阵，行动非常迅速，部队行进到南漳附近时，追上向当阳攻击的日军的辎重部队，立即命令部队平行行军，在侧翼占据有利地形，向鬼子发起攻击，不但斩获四百多人，且夺得了不少弹药。 后面的李及兰第94军路过战场时，硝烟还没散尽。 第94军没第75军那么幸运。当他们行进到方家集时，突然遭遇日军第40师团。这个师团在师团长天谷直次郎率领下，从江南驰援过来没多久，本想扫荡大洪山，但经桐柏山时，意外发现穿山而过的第94军。 第185师师长方天在这个军里。他带着部队已经过去，后面的友军第121师没走脱，被天谷师团拦住，两军发生激烈的遭遇战。方天派出一部，掉头搭救友军。 一时间，桐柏山谷枪声大作。 李宗仁急忙解除莫树杰第84军的任务，又叫汤恩伯一部南下，去解第94军之围。 虽然天谷师团在合击下最后损失不小，却意外消耗了向宜昌增援的中国军队的时间。 打到这一步，李宗仁方寸有些乱。现在，他最担心的是，西进的日军会攻宜昌，进而逆流夺取重庆。如果那样的话，他的过失就大了。 6月6日，荆门已经陷落。 汉水西岸的李延年第2军一部已被击溃，主力向当阳靠近。当阳另一翼，是萧之楚第26军，守备的沙市、江陵亦遭日军攻击，现已放弃阵地转入二线。在宜昌以东，就只剩下一座当阳城了。处于荆门和宜昌间的三国古城当阳，既是宜昌外围第三道阵地，又是汉水以西纵深阵地的核心，可以说至关重要。 守备当阳的是方靖第11师。 方靖能做作为“土木系”核心部队第11师的师长，涉及一段“公案”，这段“公案”亦是国军内部人事调动的一个缩影。 方靖之前，第11师师长是叶佩高。 叶是海南文昌人，出身滇军系统，在陆大深造时，认识了黄维，被吸纳进第11师。他当师长后，新来了个副师长，这就是胡琏。 胡出身黄埔，以前在第11师做团长，再次回到老部队，很快就把出身黄埔的几个团长吸收到自己身边，孤立了叶佩高。在那些出身黄埔的团长看来，你叶佩高可以做第11师参谋长、副师长，但要真做地位特殊的第11师长，这事就得念叨念叨。 胡是叶的老部下，淞沪会战时，叶是旅长，胡是团长。论资历、战功，叶都不在胡下。后来的武汉会战，如果挑出几个发挥最好的师长，叶是要进入前三名的。但黄埔出身的干部有一种天生的凝聚力，他们一起排斥叶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叶佩高选择离开，给第54军军长黄维做参谋长去了（正是这个调动，使叶后来有机会参加滇缅作战）。在这种背景下，陈诚把同样具有黄埔背景的方靖调到第11师（当时，方在第75军军长周喦手下做第13师师长）。胡琏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因为他觉得自己会当上师长，没想到来了资历更深的方靖。 入主第11师后，方靖对闹事的团长说了这样一番话：“你们把叶师长挤对走，这一页翻过去。我的资历和背景你们清楚，你们的资历和背景我也清楚。我对你们没别的要求，服从命令而已。如果谁像对付叶师长那样跟我耍心眼，你们的结果会很难看。” 但现在，在当阳城头，方靖想来想去，对胡琏还是抚慰了一番，就一个意思：“一旦我调离，会向上峰推荐，师长的位子必是你的，只是现在大敌当前，你我当携手杀敌。” 胡琏还能说什么？ 胡琏说：“如果我在当阳战死了，师长您就永远欠我一个人情。” 方靖笑。 到达当阳的日军，第13师团攻正南，第3和第39师团攻东北，第6师团池田支队攻东南。方靖第11师的3个建制团分别扼守东、南、北和西北面，野战补充团控制西面的长坂坡。 长坂坡。 三国的硝烟早已散尽，抗战的烽火已是熊熊。 6月9日，日军围攻当阳。下午两点过，战事进入白热化，在城外西北九子山高地，胡琏已拎枪上了第一线。 在战斗最激烈时，方靖收到第26军军长萧之楚的电话：“喂！喂！方师长吗？” 方靖：“是我！” 萧之楚：“我是老萧啊！” 方靖：“萧军长？！你部怎么了？” 萧之楚：“是这样，鬼子火力太猛，我侧翼第94军的一个师（没被李及兰带到汉水东岸的那个师）的阵地已被突破，现在已中断跟该师师长的电话联络，我部正面正被急攻，身后又出现鬼子，你们右翼可能很快就会暴露……” 方靖：“萧军长，你到底想说什么？” 萧之楚：“我的部队快顶不住了，希望你们自己掌握情况啊。” 其实，也该萧之楚倒霉。他们退到二线阵地后发现：这里虽有战斗工事，但碉堡口都是向东开的，而攻击第26军的日军，恰恰不是从正东面来的，一时间，萧部阵地陷入混乱。 方靖表示无语时，李延年电话也到了，叫方靖准备突围。 李当然知道第11师对陈诚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这个师临时调配给他指挥，如果在他手里有个好歹，他是没法向陈诚交待的。 此战中，李延年还是相当卖力的，虽开始与日军接战时，手下一个师迅速被击溃，但随后他组织兵力，在一个叫峡口的地方，把第3师团连拖了好几天，导致该师团丧失了攻取宜昌的先机。 现在要说的是萧之楚。 撤退倒没什么，令人头疼的是，萧之楚没带着部队向宜昌方向退去，进行节次抗击，而是跑着跑着，就直接过了长江，提前脱离战场了。这样的话，就等于使宜昌以东洞开，直接导致由重庆驰援而来的第18军刚到宜昌就仓促与日军接战。 一天前的晚上，第18军所辖罗广文第18师最先开抵宜昌，随即一个团进城担负城防任务，两个团在外郊占领前沿阵地即江边至镇境山一线（镇境山为宜昌外高地，罗广文将师部设立于此）；稍后到来的宋瑞珂（黄埔军校3期，山东青岛人）第199师控制在城外西北山地，作为机动部队使用。 军长彭善到来时，江防军总司令郭忏拉住彭，说：“情况危急，日军马上就要到了，我先撤，这里就交给你了。” 彭善跟郭忏也是有交情的，说：“郭兄，您就这样撤了？” 郭忏愣了一会儿，突然说：“李德邻毁我！” 说完，郭忏气呼呼地带着江防司令部的人坐船过了江。 彭善在宜昌的夜色中不知所措，日军马上兵临城下，他这点儿人马能守城么？ 1940年6月10日，圆部和一郎向第13师团长田中静一下达攻占宜昌的命令，因为他的师团攻击速度最快。 本来呢，按园部的计划，是想叫第3师团担负攻占宜昌的任务的。在他看来，仙台兵源的第13师团太过野蛮。宜昌为河港城市，有很多西方国家的派出机构，为避免外交麻烦，他觉得相对文雅点的名古屋人更靠谱。但第3师团偏偏被超水平发挥的李延年第2军阻击在峡口，打了几天都不能冲过来，任务也就只好落在冲在最前头的第13师团身上了。 第13师团代号为“镜”，曾第一个攻入徐州，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又后来居上地率先攻入长沙。这一次，从五月初开始行动，到最后进攻宜昌，第13师团来回扯动的路程达到1184公里，在鬼子各部队中位居第一。 占领宜昌的命令是6月10日早上下达的，转天拂晓，兵临城下的第13师团就发动了攻击。 到中午，一部日军由宜昌城与镇境山之间的缝隙插入，直取城外西北郊的飞机场，将守城的那个团和城外的两个团割裂。就在罗广文联系不上城里那个团的时候，该团皮姓团长竟潜行逃跑了。一时间，宜昌城防部队群龙无首，轻易地崩溃，大批士兵出城逃向东岸。 第18师其实是参加抗战的老部队了，打得最激烈的一战是在淞沪会战中的大场，当时师长朱耀华差点自杀殉国。但从武汉会战开始，这个部队就有点路子不正了。在富池口、半壁山之战，当时的师长李芳郴临阵脱逃，自己划着小船先跑了。从那时起部队长爱逃跑的传统似乎留了下来。宜昌一战，先是守城的团长潜逃，后是师部的参谋长赵秀昆（河北政治军事学校，河北景县人）假装中了日军毒气弹，这一点见第199师师长宋瑞珂回忆： 彭善本人（我和其参谋长梅春华随行）亲自走到前坪小高地上指挥观察当前情况。到黄昏时，他命令第18师师长罗广文到后坪收容部队，以其副师长李钦若和参谋长赵秀昆指挥第53团，以作准备收复宜昌的支撑点。罗再三在电话中请求说，李副师长情况不熟悉，愿自己留在那里，让他们下来收容，彭遂将赵参谋长和参谋主任汤国城留在山上指挥。在6月11日入暮前，敌集中火力向镇境山猛攻，赵等所在的掩蔽部因敌炮火硝烟浓密冲入，使人感觉呼吸困难，汤国城素来胆小，喊了一声“是毒瓦斯”，赵当时将计就计伪装中毒，就自动率第53团放弃镇境山……到晚间，赵秀昆被人用担架抬了下来，说是中了毒气，彭善立即叫军医处长王文明赶紧抢救。王诊断后，悄悄对我说（六年前他跟随我做过卫生队长）：“并未中毒。”我嘱咐他不要说出去。 当日傍晚五点，第13师团的一个中队突入宜昌城区。只一天的光景，宜昌就陷落了。 枣宜会战开始后，李宗仁调走守备主力在先，陈诚派彭善孤军救火于后，中日两军一守一攻，而守者寥寥，正面又宽广，且无坚固工事、纵深配备。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有一点胜算才叫奇怪。 尽管如此，眼前的局面还是叫陈诚难以接受。 第18军毕竟是他的部队。本来，蒋介石是叫他来保宜昌的，可一天的工夫就丢了城池，说起来也太快了。更忐忑的是，攻下宜昌后，日军会不会继续逆流上而打重庆？他在琢磨这个问题。他的担心跟李宗仁的担心是一样的。 陈诚叫彭善组织反攻。 彭善把任务给了宋瑞珂第199师，并令方靖第11师迅速归还建制，一起参与反攻。 宋师长很早就在第18军任职了，但做第199师师长却是这几天的事儿。虽然其本人英武逼人，确是一员战将，但要想逆袭回宜昌，到底总是个泡影。结果第199师在反攻中牺牲颇重，死伤超过3000人。 周喦第75军和李及兰第94军虽即将回撤到宜昌地区，但无奈战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陈诚跟李宗仁沟通，调汤恩伯部攻荆门；后向薛岳第9战区借兵，要了三四个军，在长江南岸待命；又派周喦部转攻当阳；命李延年统一指挥第2军、第18军和第94军，再图宜昌。 应该说，陈诚的协调能力还是不错的。现在的问题是，该布置的都布置了，但无论是打荆门，还是打当阳，还是打宜昌，结果是都打不下来。陈诚也没辙。 作为交通要冲，宜昌是连接华中和西南的战略要地，不仅距重庆只有480公里，而且是武汉会战以来长江中上游第一物资集散地，尤其是中国的工业设施，大多是从这里转移到西南大后方的。现在，这座城市被鬼子占领。但对圆部和一郎来说，他并不准备长期派兵据守这里，预案是：先销毁中国人滞留在这里的战略物资，然后再在城里休整几天，接下来第13师团全部撤离，结束此次会战。 南京那边，中国派遣军高级作战参谋井本熊男却力主长期占领宜昌。 对井本的意见，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不置可否，他现在脑子没在这儿。 五月底，从东京飞来一帮人，目的只有一个：削减中国派遣军的数量，进而充实关东军，用以警备苏联。西尾正为此事头疼。1939年诺门坎之战后，日本人见识了苏军强大的火力。到1940年，苏联在远东已屯驻了30个师和2800架飞机。日本人跟苏联人一比，就傻眼了。此时关东军飞机只有700架，战车450辆，苏军在远东的战车则有2700辆。至于步兵，关东军有12个师团，苏军有30个师。 在这种背景下，陆军中央强烈要求充实关东军。陆军省部的课长们为此事专门宴请了一次海军的人。干什么呢？叫海军支持优先扩充警备苏联的陆军装备。 海军的人也够绝，一向骄傲自满而不买陆军的账，饭他们是吃了，但吃完了，一抹嘴，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说：“什么？军费优先分给陆军？不可能不可能。” 陆军的课长们非常尴尬，说：“你们现在好意思这样说么？” 海军的课长们站起身，说：“你们陆军请我们海军，是你们给我们面子。我们海军出席这个晚宴，是我们给足你们面子。” 陆军说：“海军不要太气盛！” 海军说：“不气盛叫帝国海军吗？” 这对话听着有点耳熟吧？告诉你，情形基本上差不多。 但这一次陆军也很决绝，即使海军不支持，也要扩充关东军军力。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削减山海关内85万日军的军费（一年消耗20亿日元），同时在未来两年里，把兵力压缩到40万。 西尾寿造为上述之事而头疼，对宜昌那边有些心不在焉。 对占领宜昌这件事，最初第11军是比较积极的，但作战过程中，司令官圆部和一郎又一度跟幕僚传达宜昌不在目标之内的命令，所以才有高级作战参谋天野正一力排众议进而攻占宜昌的行动。攻占并长期保有宜昌是天野的想法，准确地说是他的老上级冈村宁次的想法。关于宜昌攻略问题，在1940年3月上旬冈村离任时就被提到了，甚至曾一度派天野到南京商谈此事。 当时，冈村对天野说：“扶植汪精卫政权是个糟糕的决定，只会进一步刺激和凝聚重庆政府。我不理解板垣征四郎为何如此热衷于此事。如果不直接从中国撤军，那么解决‘中国事变’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进行所谓‘积极作战’，一是在湖南战场保持对中国军队的打击，二是在河南信阳跟华北方面军合作打通平汉线，三是兵进湖北宜昌，进而攻略重庆。如果不是这样的，用山海关以内85万日军中的大多数维持据点和城市没任何意义。在日本军之正面，亦所谓重庆军之正面战场，敌抗日势力之中枢不在于其政府之要人，也不在于若干地方杂牌军，而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 插一句。抗战开始后，黄埔军校迁到四川成都，并在九个地方开设分校。战争爆发的1937年，正是第11期学员毕业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直接上了疆场，大多成为连排级军官，阵亡在了一线。实际上，从“七七事变”爆发，到淞沪会战结束，在四个月的时间里，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就已阵亡一万多人。由此可以估算到1940年乃至整个抗战期间黄埔毕业生的战死人数。 被奸雄冈村面授机宜的天野，在南京，提出进行宜昌攻略，要在五月初对汉水两岸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进而在六月汉水上涨前完成对宜昌的占领。后来的作战进程确如天野的盘算。但现在，对是否长期占领宜昌，大小鬼子又吵成一片。 东京军部态度暧昧，南京的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则认为占领到7月底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可以配合在7月会有眉目的“桐工作”。 派遣军作战课长，也就是当初跟井本熊男一起来华进行参谋旅行的公平匡武，虽跟井本一样偏向于长期占领，但他也知道那就意味着要在武汉到宜昌间设立兵站基地和补给线，而在东京要压缩派遣军兵力的当口，日军又没那么多人保持这些据点。 希望保有宜昌到7月底的板垣征四郎给东京发了份电报，说：“从政略考虑，占领宜昌是有价值的。前提是，推迟对中国派遣军部队的削减。同时，再派两个师团入驻华中。如果这样的话，将保有宜昌，对重庆威胁，从侧面推进‘桐工作’进行。” 东京在回复中，仍模棱两可。 在这种情况下，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给第11军发去电报：“还是从宜昌撤军吧。” 6月14日，公平匡武飞抵第11军司令部，跟天野正一做了一次长谈。他告诉天野：“现在东京和南京在兵力运用方面处于一种奇怪状态，没人知道到底是谁在这当中作梗，所以我没办法确定派遣军能分一部分兵力支援第11军，以保证对宜昌的长期占领。此外，秋季可能要在湖南用兵，打击薛岳第9战区。在这样的背景下，更是难以保证有富余师团调到宜昌。” 公平飞回南京后，天野不顾板垣征四郎希望占领到7月底的意见，一气之下向田中静一下达了6月17日零点立即撤离宜昌的命令。 但就在此时，几天前到南京协商削减山海关内兵力的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中国班班长荒尾兴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5期，高知县人）中佐，受到德军攻占巴黎的刺激（田中率军袭破宜昌的6月12日，巴黎被德军攻占），回东京后没几天，建议军部下达长期占领宜昌的命令，观点是：巴黎陷落后，世界局势已为之一变。新局势下，法国已无法保护在亚洲的殖民地印度支那，这给了日本兵进东南亚的绝好机会。要兵进东南亚，最好先结束对华战争，无论从政略诱降的角度，还是从军事压迫的角度，长期占领宜昌进而威逼重庆政府走向谈判桌，都具有巨大的战略价值。 荒尾的观点一出，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似乎一下子冒出来很多明白人，齐声说：“呀，还真是的，快快长期占领宜昌！” 以前一直对占领宜昌不感冒的军部参谋次长泽田茂也开始低头。此人曾说过：“（‘中国事变’）为什么长期得不到解决？日本的力量究竟还有多大？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畑陆军大臣[4]也是这样判断的。依靠武力决战解决‘中国事变’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因为没办法跟中国军队进行决战。要想叫蒋介石放弃抗日，只有立即从瓦解其政权着手……” 6月15日下午，两名皇族，即陆军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和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宫博恭亲王觐见昭和天皇，后者提出：想保持对重庆的战略轰炸，必须确保宜昌作为中转基地，这是海军的意思。 天皇侧脸问载仁：“对保有宜昌，陆军有什么办法吗？” 载仁说：“陆军将把最精锐的第13师团放在宜昌。” 就这样，6月16日傍晚，东京向南京发了份急电，要求不得放弃宜昌。当晚八点，南京收到电报。板垣征四郎向西尾寿造展示电报，一旁的公平匡武和井本熊男互相看了一眼，后者嘟囔了一句，当时没人听清楚，但他写在了日记里：“（在到底是占领还是不占领宜昌这件事上）中央的见识，总军的判断，都不高明，消耗的只能是第一线士兵……” 南京接到电报后，把命令传达下去，程序是：先发电报给在应山的第11军司令部，随后再由第11军司令部发给在宜昌的第13师团。 第11军司令部是在当晚十点过后接到南京电报的，已错过军司令部和第13师团每天例行无线电联络的时间。天野正一急得大叫，因为再过两小时，按最初的计划，第13师团就开始从宜昌撤军了。天野用有线电话通知第3师团骑兵第3联队（该联队处于有线电话最外端，荆门至当阳间），叫第3联队派出骑兵星夜赶往宜昌，通知第13师团不要撤离。 再说田中静一那边。 按计划，他将率第13师团在6月17日凌晨一点从宜昌撤军。 16日黄昏，第13师团各部就已开始收缩一线而进行集中了。在此之前，已把宜昌城里的军事、交通和通信设施破坏，大量物资抛入长江。 6月16日夜九点，第13师团以汽车部队为先导，开始从宜昌和外围阵地悄悄撤军。 日军这个动向最先被宜昌城外第94军方天第185师的团长杨伯涛（中央陆军军官学校7期，湖南芷江人）发现：“日军由宜昌方面来的汽车一辆辆衔尾向东疾驰，车上灯光忽明忽暗闪动，煞像一条蜿蜒翻滚的长蛇。” 带兵伏于山上的杨伯涛叫炮兵进行炮击。但因为天黑，无法测距，炮击效果并不明显。 正在这时候，参谋长李仲辛（黄埔军校6期，湖南长沙人）传达师长方天的命令，全师撤退（李跟陈诚身边的刘云瀚是陆军大学11期的同学，两人又为至交，同为“土木系”青年将校的代表人物）。 只说夜色中的杨伯涛，带着自己的团向北撤，路上突遭一队日军，近得已能听到对方说话的声音了。自己这个团，经过一个来月的作战，已没多少人了，所以杨担心贸然出击的话，反而会被不明数量的日军包围，于是就硬着头皮跟那队日军平行行军。那队日军当然发现了杨团。奇怪的是，他们好像也不想惹麻烦，同样闷着头走。 在一个岔路口，中日两支部队“分别”，杨伯涛的团继续向北，日军则折向了东面。 杨伯涛把情况报告给方天。方天还没说话，副师长石祖黄（黄埔军校6期，湖南邵阳人）说：“鬼子要撤了！” 陈诚拿到消息后，立即给第18军军长彭善下令，叫他的部队在第一时间发起反攻。 彭善一面给离宜昌城最近的第199师师长宋瑞珂打电话，叫他马上布置攻城；一面给已转进到宜昌城外镇境山的第11师师长方靖打电话，叫他组织追击队。 6月17日黎明，宋瑞珂指挥第199师的两个团冲进已是空城的宜昌。 17日上午十点，田中静一带着第13师团司令部出现在距离宜昌十公里的野地里，突遇第3师团一中队长送来的“继续保有宜昌”的紧急命令。 田中静一捋着浓密的胡子，想了想，压住火，说：“那就重新攻占宜昌吧。” 于是，本来要进行追击的方靖第11师的侦察兵在望远镜里发现奇怪的场景：开始，日军是往东撤，但走着走着，又掉头过来，重新往西奔跑而来。 一眨眼，日军又重新出现在宜昌城外，二话不说开始攻城。 结果是：几个小时过后，第199师的部队又被从宜昌城里赶了出来。 在这里不得不说一下第18军的战力。第18军作为陈诚的起家部队，在中央军几大主力中建制时间最长。不过，这个部队有个缺点，就是在抗战时代，它所辖的师屡屡变动。最初的第18军只辖有第11师，那是1930年。一年后，第14师加入。1934年，定下的规模是：第11师、第14师、第67师、第94师。这也是抗战爆发后淞沪会战时的建制。淞沪会战后，第94师、第67师相继调离，第60师、新编第23师加入，仍是各军中辖部队最多的。为此，武汉会战中，陈诚将该军一分为三：第18军、第54军、第79军。第18军辖第11师、第198师、第199师。很快，第198师又调出去，第18师加入，即宜昌战时第18军的阵容。后第199师调出，暂编第34师进来。再后来，暂编第34师调出，第55师加入。雪峰山之役时，第55师被裁剪，第118师加入。 上面就是第18军纷乱的建制史。 跟武汉会战后第74军即确立第51、57、58师的固定阵容相比，第18军的建制史太混乱了，直接导致军所辖的各支部队战力不整齐。现在，对鬼子又回来了这件事，从宋瑞珂到彭善到陈诚，都一头雾水。继续打吧。接下来，虽然周喦第75军协助第18军进行了反攻，但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田中静一率军重新攻占宜昌，郁闷只有这个师团自己清楚。按《第十三师团机密作战日志》记载，他们在撤离宜昌前，把城里的军事、交通、通信、营房全部破坏，所以二占宜昌后，很多士兵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于是只能认倒霉。 宜昌被日军占领，为保卫重庆，焦虑中的蒋介石第三次设立第6战区，由陈诚出任司令长官，驻扎在鄂西的恩施。同时，蒋要军委会严惩枣宜会战中作战不力的将领。为此，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陈诚一起飞抵老河口出席检讨会议。 会前，李宗仁看看白崇禧，白崇禧看看李宗仁。 白崇禧说：“胜败乃兵家常事。” 李宗仁长叹一声。 检讨会上，经历多次大战且均有上佳表现的第75军军长周喦被嘉奖，晋升为集团军总司令。嘉奖理由是：作战努力，牢牢掌握部队，能在第一时间赶到奉命要去的地方。 李延年第2军所辖的无名师也被表彰。该师即昆仑关之战中的郑作民第9师。当时，因部队崩溃，师长阵亡，蒋介石一气之下，定其为无名师。这一次在峡口，该师作战勇敢，死死咬住日军第3师团，由此恢复番号。 众多将领受到惩处。 江防军总司令郭忏被撤职（郭后到陈诚第6战区做参谋长，开少校工资），由吴奇伟接任；第18军军长彭善亦被撤职；直接丢宜昌的罗广文无事。 陈诚是不想撤掉彭善的。 按宋瑞珂的说法，彭善“为人正派，秉性刚直，不会吹牛拍马，不善交际应酬”。性格严肃的彭善，从淞沪会战开始，就带着第11师打拼了。陈诚当然知道，救宜昌这件事，换了谁去，结果都一样。 可在开会前，蒋介石就打来电话，说彭必须撤掉。 蒋介石这样做，一是因为宜昌确实太重要了，救火的第18军作战不力；二是因为第18军是陈诚的嫡系，不惩罚这个军的将领，别人会有话说；三是因为，确实有人向他嚼舌头。 至于嚼舌头的是何应钦还是白崇禧，我们不得而知。 继任第18军军长的是方天。方天虽有黄埔、陆大双学历，但由于资历不深，所以本来是轮不到他的（由师长直升军长），但因争当这个军长的人太多，一时间搞得陈诚焦头烂额。 陈诚无形中建立了自己的“土木系”，但本人又非常反感系内部关于人事方面的争权夺利。想来想去，他决定不从第18军内部提拔，而直接把第185师师长方天调了过来（方所在的第94军，亦是陈诚嫡系，成立于武汉会战期间，军长李及兰的前任正是郭忏）。 跟老实的彭善、方正的方靖不同，作为后起之秀，方天属于比较有心机的人，这一点跟胡琏相似，上任后先是挤走了副军长（罗树甲），又收拾了参谋长（梅春华。梅贩私盐，以重罪枪毙）。后来，第11师师长方靖升为副军长，胡琏升为第11师师长。可方靖不愿给方天做副手，很快就向陈诚申请，做了个暂编军的军长。腾出来的第18军副军长空缺，则由第18师师长罗广文递补。 第18军的摊子稳当后，陈诚开始打理重建的第6战区，此时该战区已成为重庆外围的屏障。 1939年秋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曾设第6战区，先以陈诚为司令长官，后以商震为代司令长官，但在1940年春撤销。现在，战区再次设立，由于出任司令长官，陈诚向蒋介石固辞包括军委会政治部长等在内的中央兼职。在他看来，因兼职太多，故而每每被临时派遣，艰难困苦不说，反而被人嫉视，诸如桂南、宜昌之战，“人家偷了牛，由我来拔橛”，以至其心意难平。 这一回陈诚力辞兼职，终被蒋介石批准。 陈诚在回忆录中说：“这一回算是生效了，委员长准我摆脱中枢方面的职务，专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从二十九年（1940年）八月起一直到三十三年（1944年）底我接任军政部部长时止，未再在中枢任职。这中间四年多的时间，以在第六战区任内为最久，虽尚不满三年，但也所差无几。事后检讨，这三年总算尚未辜负国家和人民对我的期望。在军事方面，宜昌以西，敌人未得寸进，拱卫陪都的责任，差不多可以交待下去；在政治方面，湖北省政府在地瘠民贫的条件之下，军民生活大致尚称安定……” 第6战区辖境不小，包括鄂西、鄂中、鄂南、湘北及湘西、川东、黔东。 蒋介石极为重视再度设立的第6战区，曾说过“军事第一”“第6战区第一”的话。 作为四川大后方的外围，第6战区相当于在第5战区和第9战区后面系了条腰带，并与第5战区和第9战区互为掎角。接下来，陈诚在鄂西小城恩施度过了将近三年的时光，应该说是尽心竭力的，不但屏护了川东、拱卫了重庆，在当地的建设搞得也很有声色：减租、兴市、惩贪、吏治、办学。一时间，鄂西群山中的恩施，成为抗战后方的明星城市。 继续说枣宜会战。 如果说在汉水东岸的战役中，中国军队仍掌握有一定主动权，比如汤恩伯之围攻第3师团，那么汉水西岸的战役，则一败涂地。会战爆发后，军委会曾下令给薛岳，叫第9战区发起攻势，牵制日军的兵力，但薛岳搁置了这条命令，基本上是按兵不动，以致重庆军委会苏联总顾问福尔根在给蒋介石写的会战检讨报告中有这样一条：“第9战区司令长官公然不执行军委会命令。” 作战地境横跨鄂豫皖三省（长江以北，黄泛区以南，津浦路以西）的第5战区，其战略任务第一条就是确保宜昌、沙市，屏护重庆；第二条是保持鄂北，巩固重庆外翼。但经此一战，宜昌、沙市均告陷落，外加第6战区成立，其重要性立马下了一档，在日军的眼里也成了鸡肋，所以李宗仁是非常郁闷的。 至于日军那边，虽攻占了宜昌，但从后来的行动看，并没最大限度地利用它的战略价值（只多了一个空军基地而已）而再西攻。 其实，当时陈诚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日军一旦进攻四川，除走水路外，陆路只能走宜昌长江西南岸（东北岸是大巴山，不好用兵），而西南岸只有一条路经恩施入川。所以，在这条路上，第6战区修建了不少战斗工事。但攻占宜昌后再无动作的日军，似乎仅仅满足于对“锁住重庆咽喉”这件事的想象。从这个角度说，这些天东京最大的亮点，就是叫仙台的苦力们来回折腾了两次。 第四章 宜昌最前线（1940年3月～1940年12月） 艰难时刻 1940年的六七月份，是蒋介石一生中最紧张的几个时刻之一。 因为攻取宜昌的日军随时有直接打重庆的可能。 此时的欧战战场，法国没抵抗几个礼拜就投降了，除英吉利海峡外，似乎已没人能挡住纳粹德国的进攻步伐了。在这种背景下，重庆已有人发出这样的论调：看这意思，得跟日本人讲和了。此时，很多日本人也相信：重庆政府会被迫坐在谈判桌前。为此，东京下令加强对华的空袭频率和强度。 早在1940年5月，日军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就发起了代号为“101”的重庆大空袭。无差别、不间断的大轰炸使整个山城陷入一片火海，民众死伤惨重。这是抗战期间侵华日军犯下的重大罪行之一。整个夏天都在轰炸。在雾都，只要天一放晴，日军飞机就会蝗虫般扑来。与此同时，延安也遭到大规模空袭。重庆和延安之外，兰州、西安、成都都是日军轰炸的重点。 在大轰炸中，从市民到官员乃至蒋介石都在煎熬。 在历时五年的重庆大轰炸中，蒋介石寓所曾家岩德安里101号“尧庐”多次遭空袭。至于黄山别墅，一开始，日本人摸不到具体位置。但事儿坏在一个意大利人身上。日本陆军航空兵第3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从这个离开重庆的意大利外交官嘴里大致搞清了别墅方位，对“尧庐”和黄山别墅同时进行轰炸。这时，蒋在黄山。空袭警报叫响后，在侍从人员催促下，他躲进云岫楼附近的防空洞。刚钻进去没几分钟，炸弹就掉了下来。54岁的蒋介石虽腿脚还比较利索，但多少年的委员长做下来，已使他一举一动都比较矜持，故而对侍从人员来说，最煎熬的是从小楼下来到钻进防空洞这个过程。“可算钻进去了！”每一次，望着蒋介石的背影，侍从人员都会在心底发出这样的声音。 半个多月后，日机再次空袭黄山别墅时，正赶上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警报声中，高级将领们都跟在蒋介石后面往防空洞转移，虽然心里忐忑着急，但步子又不好超过蒋，琢磨起来还真比较难受。这一次，大人物们无恙，但两名侍从室的卫士被炸死。 至于重庆平民之安危，也就可想而知了。军国日本之罪恶如此。 7月的时候，东京又走马灯一般换了首相。已是陆军省军务局长的武藤章想建立个“举国一致”的内阁。他认为留着分头的首相米内光政太过消极，而且反对日本跟德国结盟，难以应对欧洲战争以来急速变动的世界大局。这个变局之一即法国降服后留在亚洲的殖民地比如印度支那由谁去装入口袋的问题，陆军的很多人都在嚷嚷“不要耽误公共汽车”了。于是，在武藤的鼓捣下，畑俊六不情愿地辞去陆军大臣的职务，按日本的规矩，米内内阁也就垮台了。 接下来，前首相近卫第二次组阁。 好战的东条英机入阁出任陆军大臣。与此同时，近卫启用了声称自己“必须具有外交决策权”的松冈洋右担任外务大臣。松冈有着极富煽动性的口才，在外交上属于亲德而又对苏联怀有拉拢之心的奇怪人士（他梦想建立德、意、日、苏同盟）。近卫再次上台后，仍要面对他们眼里的所谓“中国事变”这个棘手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棘手。战争是日本发动的，日军全部撤离中国，保证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还会有事么？日本人不这样想。他们想的是：怎么一边占着中国的便宜，一边从战争的泥沼中拔出腿。这是强权时代日本人最典型的思维逻辑。 当时，日本那边有几拨人谋求占中国便宜下的和谈。 一是中国派遣军的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情报课课长今井武夫；二是任职于陆军参谋本部作战指导班的天皇的弟弟秩父宫雍仁，以及追随他的几个参谋；三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此人也通过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给重庆传话。此外，还有一拨看似无关的人也在打酱油般地“谋求和谈”，比如日本的某些商人、前军人什么的。说起来，他们其中的不少人根本没经过军部和政府授权，也就是说没有跟重庆政府和谈的资质，但仍嘻嘻哈哈地去凑热闹了。 上面这帮人有个相同点：都反对建立汪精卫政权，认为建立了汪政权，重庆方面就更不会坐在谈判桌前了。 各种渠道出现后，慢慢地，其中一条亮了。 这条线上的主要人物叫铃木卓尔。他对外身份是驻香港武官，实际上，是奉板垣征四郎之命，专门从事跟重庆政府接触的任务。 早在1939年底的时候，铃木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曾做过新闻记者，一度在华北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任职），与一个自称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宋子良，宋子文的弟弟，曾任广东省财政厅长，抗战期间在西南运输公司任职。宋子文一度居住于香港，弟弟子良亦在港，其人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与张治平是同学）的人接上头。按参与此事的今井武夫的描述，这个“宋子良”年龄在四十岁上下，面色白皙，身材不高，英语说得很好，经常把雪茄拿在手里。 当时还做陆军大臣的畑俊六觉得这件事可以进行下去，就想把秘密接触转变为内阁的正式授权。可这时东京正计划扶植汪精卫政权。最后呢，香港的接触就定位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牵头的谋略工作了，日方谈判代表最终定为铃木卓尔、今井武夫和陆军参谋本部第8课课长臼井茂树。 这就是所谓的“桐工作”。 接触中，日本人提出条件：承认伪满洲国、华北驻兵、内蒙古特殊化、重庆政府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后来，日本人又一度加上优先开发华北矿藏以及在包括海南岛在内的华南岛屿进行“海军合作”。此外，还有一条：叫蒋汪合作。 日本人末了表示：在重庆政府接受以上条款的前提下，日本将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撤出大部军队，此后不再干涉中国内政。 呵呵。 这就好比美国作家海勒的黑色幽默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 小说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的一个飞行大队驻扎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飞行员在战斗中不断地残酷死去，主人公渐渐厌战而想逃避。但飞行大队有军规，其中第二十二条是这样说的：只有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但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可你一旦提出申请，恰好证明了你是个正常人。 这是个自相矛盾的悖论。 现在，日本人弄得就是这种悖论：前面已伤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后面又说，中国在接受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日本将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日本人的逻辑荒诞如此，但他们却很认真地这样说。这正是该民族令人难以理解之处。 至于蒋汪合作这一条，日本人也没动脑子。退一万步说，就算蒋介石接受了前面的条款，会接受跟汪精卫的“合流”么？本来一府独大，正做着最高领导人，最后放弃了，而跑着去跟一个国人眼里的汉奸握手言欢，他蒋介石是傻子么？ 对香港的接触这件事，东京陆军军部的一些人显得很兴奋，异想天开地期待蒋汪合流，甚至有人拿着和谈备忘录去拜访海军军令部的人。 海军的人看完后，说：“你们陆军缺心眼啊？这种接触实际上是重庆政府使用的一种缓兵之计，跟我们接触而又不签字，目的除了阻止、破坏和拖延汪精卫政权的建立外，还会影响我们的用兵。” 提出以上观点的是海军军令部作战部部长宇垣缠（江田岛海军兵学校40期，冈山县人），也就是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发明“神风敢死队”的那位。此人做到联合舰队参谋长，辅佐山本五十六。 这时候，为等待重庆的答复，板垣征四郎还真就把汪精卫政权成立的日子向后推迟了。板垣一直叫香港的铃木催促“宋子良”，叫他尽快带来重庆的答复，但了无音信。板垣觉得被耍了，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伪政权在南京成立。 汪伪政权成立后，局势也就更复杂了。 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一个“忧心忡忡”的兵站主任甚至私下拟定了一个新方案：日军撤出武汉地区，在华中实现跟中国军队的停火，撤销中国派遣军编制，叫司令部成员全体复员回国。 在随后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联席会议上，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0期，广岛县人）怪叫一声：“断不能放弃武汉！” 随后岩畔又神经质地大喊：“还应该攻占新加坡！” 谁也没想到他会来这么一句。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也参加了这个会，听完岩畔的话后笑了，拍了他肩膀，说：“岩畔课长，你把大家都吓着啦！” 从岩畔这句类似于被刺激后的胡话（事实是，没过多久，他们果然占领了新加坡）中可以看出来，当年日本军人之疯狂。岩畔特工出身，早年是“樱会”成员，后来在关东军做参谋，是“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词的“专利发明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岩畔代表陆军参与美日谈判，在美国转了一圈的他，一反以前的观点，又开始反对跟美国开战，认为开战后日本必败。那时候，东条英机已经主导开战，一气之下，将岩畔发配到近卫师团做联队长，叫他跟着山下奉文下南洋，意思是，以前不天天叫着要打新加坡吗？这一次就叫你真的去打新加坡。 回过头来继续说“桐工作”。 重庆政府真的有跟日本人和谈的想法吗？ 1940年4月12日，北欧被德国攻占的当天，英、法大使在重庆拜会了蒋介石。 英法大使说的都差不多，大意是：由于欧洲大战爆发，波兰被闪击，北欧遭席卷，英法两国已无暇顾及远东，为保持他们各自的利益，也就是印度支那、缅甸、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稳定，希望看到日中两国尽早结束战争。 两国大使说：“我们是中国的朋友，有我们监督，停战后，日本不会提出过分要求，否则的话，对中国不利。” 法国大使甚至说：“现在法国唯一想做的事是对付德国的威胁，所以根本没精力顾及远东，也不想开罪于日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要求关闭滇越公路，我们也许会从了，请中国一定要理解啊。” 当时，蒋介石和他的外交部长王宠惠的回答是：“在日军全部撤出中国前，中国是不会放下武器的。中国当然希望实现和平，前提是日本撤走它的侵略军。难道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吗？战争不是中国挑起的！” 接下来的事，自私的英国和怯懦的法国还真做得出来：为自身的利益，不愿得罪日本，先后关闭了向中国运输抗战物资的国际补给线——滇缅公路（7月18日关闭，3个月后才重开）、滇越铁路。 这让蒋介石感到抗战局势尤其困难。 5月13日，在香港，自称代表重庆政府的“宋子良”约今井武夫进行会谈。 今井去香港前，板垣征四郎给他定的底线是：重庆政府必须承认“满洲国”的存在。 板垣说：“所谓承认‘满洲国’，只不过是5个字的问题，像这点事就不能让重庆方面让步吗？” 5个字的问题？板垣真是说得出口。 今井对板垣的固执表示疑虑，当然他也明白其固执的缘由，那个“满洲国”是他板垣一手扶植建立的。 在九龙半岛旅馆的会谈中，关于伪满地位问题和日军在华北驻军问题成为双方的鸿沟。最后，“宋子良”表示：两大问题可成为悬案，留着以后去解决。 今井说：“好啊，那就停战吧，国民政府先发个‘亲日防共’的声明，然后进行正式和平谈判。” 随后，会谈又转移到海上的一艘小艇里。 今井说：“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前，双方搞个高级会谈，我们的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出席，你们的蒋委员长也要出席，地点可以定在长沙。” 后来，今井在回忆录中说，自己之所以想把板垣征四郎拉到谈判桌，是因为板垣虽在“满洲国”问题上不肯让步，但只要他来到谈判桌，领略了双方的谈判空气，那么最后就有可能松口，这样停战的概率就大大增加。 今井的建议被“宋子良”一口否决，原话是：“其实你现在就相当于正在和蒋介石会谈，没有比这更高级的了……要大人物出面，也需要等到会谈成功才行。” 日方愈加对“宋子良”的身份产生怀疑，但一时又无法调查。 第二次会谈，仍在九龙半岛旅馆，跟随今井来的铃木中佐一度用特殊相机从门锁的洞眼拍摄了“宋子良”的照片。 今井返南京后，立即请来陈公博、周佛海，叫他们认一下照片上的人到底是谁。周佛海说很像宋子良本人，但陈公博说一点也不像，于是还是无解。 在南京，今井对板垣的固执深表不满，觉得他一根筋。他认为，不管重庆承不承认“满洲国”，“满洲国”都已存在：“再没有比拘泥于这个问题给结束事变造成更大破坏的了。” 6月4日，日本人跟“宋子良”的会谈在澳门继续进行。 那是澳门郊区一个类似凶宅的地下室，里面黑天白日都点着蜡烛。这一次，日方参加者除今井武夫外，还有前面提到的陆军参谋本部的臼井茂树，此人带来了闲院宫载仁亲王的委任状。 这一次，谈到对汪精卫的安置，“宋子良”提出先由张群代表蒋介石去上海跟汪精卫会谈，叫汪出国或彻底隐退，随后板垣征四郎去重庆，跟蒋介石直接会谈。 对板垣去重庆这一点，东京来的臼井表示反对，理由是：“这似乎表明日本上门去求国民政府？”他仍建议双方在长沙举行停战会谈。先搞完这个会谈，张群再去上海会见汪。 “宋子良”表示反对。 臼井又建议蒋介石、汪精卫和板垣征四郎联合会谈，地点可以在上海、香港、澳门任选。 “宋子良”认为三人会谈可行，但谈判地点不妥，蒋介石是不会出席的。关于伪满洲国和华北驻军问题，“宋子良”说这是中日一切争端的祸根。 日本人给出的最后回答是，这两个问题可以在谈判中用双方认可的“技术性手段”加以解决，反对将它们置于和平条件外。 多日后，在香港，“宋子良”称自己从重庆回来了，并带来“大人物”的回复：1940年7月中旬左右，蒋介石可以出席跟板垣征四郎、汪精卫的会谈，地点必须在长沙。板垣征四郎给参加谈判的日本人发出指示，说不能在长沙，最好在洞庭湖的一艘小船上。“宋子良”坚持在长沙。最后，日本人同意了，定在长沙会谈，时间在8月初（这就是板垣征四郎一度叫攻占宜昌的第13师团把对该城的占领维持到7月底的原因，即保持对重庆的压力）。“宋子良”提出参加者只能是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不得掺和。 6月24日，陆军参谋本部次长泽田茂飞往南京，会见西尾寿造和板垣征四郎，带来陆军中央的一个说法：关于华北驻兵和“满洲国”问题可以不作为谈判条件，等停战后双方进一步协商解决。正如前面说的那样，欧洲战场出现重大变化尤其是法国投降后，东京的一些人急于结束战争，以把兵力用到出现势力真空的东南亚，如印度支那。 这就是日本人和重庆政府秘密接触的来龙去脉。 不过，随着7月份蒋介石极为讨厌的近卫文麿的二次组阁，“宋子良”立即提出三条要求：一是叫日本政府废除当年提出的不以重庆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二是废除跟汪伪政权的条约，三是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在长沙会谈时不涉及蒋汪合作的问题。 驻香港武官铃木转回东京，拜访了似乎心不在焉的首相近卫，后者写了这样一封信： 蒋介石阁下： 顷悉阁下所派之代表与板垣中将所派之代表于香港就日华两国之问题交换意见，已半载有余，其结果是最近阁下将与板垣中将会见。余深信，此次会见当能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 近卫文麿谨启 随后，在南京，板垣也写了封信：“为了有助于日华尤其是中国内部取得圆满和平，对于蒋汪合作问题，应有提出善意的建议的机会，但作为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作为一项停战条件。” 九月初，神秘的“宋子良”对铃木卓尔说：“近卫首相的信有点问题啊，信中没提到取消不以重庆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此外，对长沙和谈，好像不是全面支持，而只是个旁观者。万一以后日本内阁再换，继任者有可能把会谈的执行问题推到板垣的个人身上而不履行承诺。” 随后，“宋子良”告诉铃木：“在当前情况下，和谈很难进行下去了。” “宋子良”说：“在另一个渠道，你们又提到承认伪满洲国和在华北驻军问题。” 铃木说：“另一个渠道？”铃木心里琢磨，有可能是和知鹰二开展的“兰工作”。 “宋子良”说：“你们都是板垣征四郎的代表，我们相信谁？另外，据情报得知，你们把秘密和谈的情况拍了照片，有这事吧？” 铃木慌忙摆手，说：“断无此事。” “宋子良”说：“你们说的蒋汪合作到底是什么意思？最近人们纷纷议论，认为中国依旧有很强的抗击下去的力量，没必要谋取屈服性和平。” 铃木愣了一会儿，说：“日本不考虑缓和和平条件。蒋汪合作是日本的希望，重庆方面若把汪方的要人全部排斥出去，和平将无望。至于照相问题，没有事实根据。中方若有抗战能力，愿意打就打吧。” “宋子良”说：“你们也要清楚一点，战争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 铃木想了想，最后说了一句：“我们知道你不是宋子良。” 诡异的秘密接触至此结束，这是1940年9月的事。两个月后，日本正式承认了1940年3月成立的汪伪政府。 虽然有这次接触，但一个事实是：东京军部更多的好战者，其实从没想过停止对中国的侵略。按日本人自己的说法，当时没计划点对点地直接跟蒋介石谈判，而是只抱着一种“可有可无的、如果成功了也不错”的想法在香港接触重庆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接触还在继续时，也就是一个月前，1940年的8月，华北的八路军出动至少105个团，发动了敌后战场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百团大战。可以说，在情绪悲观的1940年，延安发起的百团大战，极大地振作了全国抗战的士气。后来，日本人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里这样说：“这（香港接触）是八年中中日最接近的时候，但就在这种时刻，在华北，八路军断然发动了深出日军意料的作为运动战的百团大战，因为觉察出了重庆政府和日本要进行谈判的蛛丝马迹。” 在重庆跟日本人在香港停止接触的9月，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华南方面军副参谋长佐藤贤了，趁法国在欧洲战败之际，连同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富永恭次，一起主导策动了军队进驻印度支那北部的行动，意图切断中国另一条国际补给线滇越铁路并在法国被德国击败后一点点控制其殖民地印度支那。 日本如此急切的扩张野心令美国大吃一惊。 此前两个月，进入1940年7月后，《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到期，美国宣布不再续约，两国进入无约束的条约空白时代。在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北部后，美国即开始对日本禁运废钢铁（在此之前，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后，宣布其“东亚新秩序”中的“东亚”涵盖东南亚地区，对此明确表示反对的美国已禁止向日本输出航空汽油）；与此同时，宣布向中国追加一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半年前曾有2000万美元贷款；到1940年底，另有1亿美元的贷款打向中国）。而英国，也在10月8日也重新开放了关闭三个月的滇缅公路。 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北部真正引起了美国的恐慌，由此开始正视中国的抗战并大规模开始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 对于日本来说，从进驻印度支那北部开始，他们确实有下南洋的具体想法了。 一个动作是：东京将华南方面军隶属于大本营，而不再归中国派遣军指挥，理由是国际局势变化太快，华南方面军又处关键位置，直接归大本营指挥可达到所谓“针对局势神速用兵”的目的。 随后，在东京举行了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参加者包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次官阿南惟几（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东京人）、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杉山元、次长泽田茂、作战部长田中新一。有两个变化：一是在陆军参谋总长的位置上干了九年的闲院宫载仁亲王离职，杉山元接替了他的职务；二是驻蒙军参谋长田中新一被调回国内，坐在了作战部长的关键位置上。 跟以前的会议不同的是，他们同时讨论了解决“中国事变”和出兵南洋两个议题。 鬼子高层最后竟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一直抵抗是因为对日本的实力估计过低，而且自身依靠外援。如果占领南洋，一可完全切断战略物资进入中国的通道，二可用那里丰富的资源充实日本的国力。一年前的1939年秋，日本就遭遇经济困难。早在1938年6月，为解决枪支不够用的问题，军部就下令把军校所有教练用枪都收集起来运到中国前线；三可以把对无法解决“中国事变”而出现的抱怨化为取得南洋新胜利后的兴奋。只是，兴奋能持久多久呢？在这个秋天，日本人不去想这个问题。 9月还发生了一件事。 9月27日，在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的推动下，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在柏林缔结了同盟条约。 条约看上去是针对美国的。 在此之前的1936年，三国还曾签订了一个针对苏联的防共协定。 松冈的外交时常叫人摸不透。有人认为他反美而亲德，有人则认为他并不反美，认为只有三国成为轴心后，才可以避免同美国的战争。他曾跟密友说过这样一番话：“我想与之握手的真正对象，不是德国而是苏联。与德国握手，只不过是为了与苏联握手创造条件。自德苏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来（1939年8月），两国关系极为良好，所以通过德国的斡旋，日苏关系调整有了可能。若以德、苏为友，任他什么美国、英国都不会考虑与日本开战。” 随后一天，昭和天皇把新任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杉山元叫到皇宫，问：“跟德国也已经结盟了。下一步怎么办？你们把卫戍东京的近卫师团也调到中国大陆去了，开始说调到华南，后来又调到华中，说叫他们打败重庆政府，但最后又调回华南，你们有没有一个坚决的计划？” 杉山元吭哧半天，说他没参与此事。 这件事是这样的，东京要压缩山海关内的日军而充实关东军，受到西尾寿造、板垣征四郎抵制。讨价还价后，最后决定将85万日军削减为1940年底的72万。削减前，派驻东北佳木斯的大阪第4师团和卫戍东京的近卫师团到华中参战。按板垣的计划，后者放在华南。不过，决定确保宜昌后，板垣又将之调入华中，于是华南方面军就不高兴了，正在东京的副参谋长佐藤贤了走后门，又把该师团弄到了华南。 天皇望着杉山元，1937年夏，时任陆军大臣的杉山保证3个月打败中国而结束战争。 天皇说：“现在，在大陆的日本军，是不是感到中国军队很难对付了？” 杉山顾左右而言他。 天皇说：“现在政府承认了汪精卫政权，等于说跟重庆政府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既然如此，你们有没有把握彻底打败他们呢？” 转天，天皇近臣木户孝允再次质问杉山元有没有把握打败重庆政府这个问题。 这一次，杉山元说了句话：“很难。” 木户说：“既然如此，是不是应调整下战线，以适应我国财政和物资呢？” 杉山说：“很难。突然撤兵，会被外界认为我们战败了。” 木户说：“也许像你说的那样。即使如此，是不是应下决心，制定个方案呢？就是说，怎么打败重庆政府。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方案，一年年这样拖下去，对日本的好处是什么呢？” 杉山说：“这要充分进行研究。” 木户说：“什么时候能研究出来呢？作为总长，您需要关心国家的财力和资源问题。” 在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作战课长公平匡武一度提出直攻重庆的作战计划。他认为，既然政略不行，就用武力降服重庆。后来，他叫一个参谋回东京汇报，其中一条是，如进攻重庆，则需要10个师团和六个月的时间。建议到了杉山元那里，很自然地被搁置了。不过，新上任的杉山元为显示自己精神抖擞，随即出差走了一圈儿。 华南方面军司令官是新上任的东条英机的同学兼密友后宫淳，他极力反对用兵南洋，而主张集中力量给重庆致命一击。后宫说：“为什么我们的战略总是侧重于切断援蒋通道而不是直接对其政权所在地给予一击？假如陆军中央再给我三四个师团，我就可以率军占领昆明，与华中和华北的部队一起成功合击重庆。” 杉山元说：“你这个想法很怪，跟陆军中央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是难以实施的。” 在中国继续抗战、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北部而对整个南洋蠢蠢欲动、日德意已经结盟的1940年冬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第一次向世界宣告：“中美英三国的命运有密切的关系，美国决心负起民主国家之兵工厂的职务，以大批军需援助中国。” 第五章 上高飞虎（1941年3月～1941年4月） 走前打一下 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日本帝国昭和十六年。 初春时，美国对华武器租借法案获罗斯福签署，意味着大规模美式军事装备开始进入中国的抗战军队中。 日本那边，4月13日，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突然跟斯大林在莫斯科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条约签订后，大吃一惊的首先是德国，因为这个条约是松冈访德回国途中路过莫斯科时“顺手”跟苏联人签的。几天前在柏林，松冈还是另一副面孔。德国惊愕的同时，美国人也大为意外。 三个月后，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大举进攻，事先也没通知自己的盟友日本。 按陈诚的说法，德国对苏联的战争，“以为或者可以借此转移英美敌对的关系。谁知英美的反应是援苏，于是苏俄立即投入英美阵营，也成了自由民主的斗士。此时的世界，敌友的关系完全陷于混乱状态，思想对立的藩篱亦已不复存在，大家都成了一时因利乘便主义者，谁都想利用机会，叫旁人为自己‘火中取栗’”。 日苏中立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华盛顿。大约从那一刻起，罗斯福总统就已感到日美在太平洋上的战争不可避免了。 现在，全面抗战已进入第五个年头。 年初的时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在南京召开年会，所辖各方面军司令官和参谋长都来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刚从陆军参谋本部次长位置上转任）…… 在会上，多田骏认为华北地区兵力太少（每平方公里0.37人，跟武汉地区比是1比9），不足以应对中共领导的日益壮大的八路军。按多田的说法，他手下的一个师团，至少要分布在200个地点，在跟八路军作战时常常首尾不能相顾。 西尾和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觉得多田说得有道理，就决定从华中、华东地区调出两个师团，分配给华北方面军，其中包括正在江西守备的第33师团的主力。 会议开完了，多田心满意得地回北平了，西尾也被调回东京了。 西尾走前，曾再度试图捕捉汤恩伯集团军，所以年初时在豫南打了一次为期两周的会战，但毫无战果。 昭和天皇认为需要一位深资历的大将来掌管中国派遣军，想来想去还真想不出别人，于是前陆军大臣畑俊六重返南京，出任派遣军新的司令官。 现在，谁也没想到的是，西尾拍屁股走人前做出的决定（调出第33师团主力），直接引爆了发生在江西上高地区的一次叫日本人刻骨铭心的大战。 第33师团主力调向华北后，南昌周边就只剩下大贺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东京人）为师团长的第34师团了，故而派遣军总司令部又从上海调过来新成立的以池田直三（先前在第6师团做旅团长，枣宜会战时率池田支队参战）为旅团长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 日军有个惯例：把一支部队调走前，往往要在当地进行一次打击性作战，打完再调走。由于南昌周边日军力量单薄，所以日军也想在4月上旬第33师团主力（留一个支队）调走前，把赣西北的罗卓英第19集团军打压一下。 罗卓英第19集团军此时只包括王耀武第74军和集团军司令部直属的少量部队（日军将要行动的情报传来后，顾祝同就近派第3战区所辖的李觉第70军、刘多荃第49军协助罗卓英作战）。在上高训练的第74军总兵力达31000人，已经得到了大量美式装备。 华盛顿通过援华武器租借法案后，第一批美式武器进入中国，但只能装备四个军，经一番竞争，长江以北的两个名额，给了丁德隆第1军（胡宗南系，第1战区）和李延年第2军（第6战区）；长江以南的两个名额，第一个给了杜聿明第5军，剩下一个名额，将从欧震第4军、王耀武第74军、李玉堂第10军中诞生。 何应钦力挺第74军。 最后，蒋介石圈定，他更青睐的第74军成为幸运儿。 定额中，蒋介石绕过第18军，没给陈诚面子，很难说跟他们在宜昌的糟糕表现无关。 装备新武器的几支部队，同时也成为军委会直辖的攻击军，或称之为战略军，即总预备队。这些部队除装备最先进的火力和配备庞大的直属部队（炮兵团、工兵团、辎重兵团、搜索营、高炮营、战车防御炮营、通信营、特务营）外，还有三个特点：一是不再给其确定固定的守备地点，而完全处于机动状态；二是没军委会命令，战区司令长官也无权直接调动；三是由专属的师管区负责后续兵员。 再说日本人那边。 后来的事实证明，日军这次出击是多么不靠谱。 换句话说，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为了执行惯例而打一下，所谓削弱四周中国军队的战力，实际上并不构成一个清晰的作战目标。驻江西日军的上司，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得知自己快被调走了，故而对此战也是马马虎虎。军部的参谋们也都认为，跟湖南战场比，江西战场是辅助性的。在这里的策略是防守而非进攻，只要控制住赣北以及南昌的飞机场就可以了，日军并不打算深入赣南。由于只向赣西北出击，投入第33师团、第34师团以及新赶来的那个独立混成旅团已经足够了。 所以，园部和一郎下达命令时，将此战定位于截断式的“短切突击”作战。 1941年2月20日，东京一位要人飞来南昌，这就是前一年秋出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田中新一。 田中到南昌后，发现第34师团长大贺茂对此次作战极为热衷，似乎反对园部提出的短距离突击作战的计划，给人的印象是要进行一次不小的“一击作战”，从而彻底摧毁南昌附近上高、高安地区的罗卓英第19集团军。 田中虽然发现了大贺的所思所想，但没跟园部和一郎交流，随后就取道上海回国了。 就这样，上高会战前，日军那边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基本上没管；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磨磨叽叽，觉得打也行不打也行，要打最好是小打；要调到华北的第33师团长樱井省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山口县人）的，觉得这一战是应付差事，主要看第34师团的，他的师团只是配合作战，完成任务后就走人去华北了；刚刚调来的独立第20混成旅团是新编部队，属于跟着走的角色。 当然，第34师团长大贺茂热衷于此战也好理解。在他看来，这一战要给上高、高安附近的中国军以重大打击，至少打得叫其一年缓不过劲来，以减少第33师团主力北调后自己的压力。 最致命的，其实还不是上面说的那些。 这次日军动用了两个师团外加一个独立混成旅团。进行这样的作战，是必须要上级第11军司令部指挥的，但实际情况是：武汉的圆部和一郎做甩手掌柜，放羊了。这也就意味着，一线的三支日军在指挥上属于平行关系，互相之间谁对谁都没有指挥权，第11军司令部也没从武汉下达一个明确的书面指导意见：这一仗究竟怎么打，到底打到哪一步？这样一来，三支部队从一开始就处于各自为战的境地。 由此造成的苦头日本人很快就会吃到了。 罗卓英坐镇上高正南的吉安。南昌会战后，江西境内已有一年多没打仗了。 江西一分为二，以赣江为界，赣江以西属于薛岳第9战区，以东属于顾祝同第3战区。作为第19集团军总司令，多天前，罗卓英拿到日军作战情报后，立即召集王耀武以及由第3战区临时配备而来的第70军军长李觉、第49军军长刘多荃等人开会，开始拟定应对战术。 罗卓英想打个翻身仗。 1941年3月15日佛晓，日军分三路出击，其中南北两路率先行动。樱井省三第33师团在北路，从驻扎的安义县出发，任务是击溃西南方向也就是奉新县附近的李觉第70军，向上高进犯；池田直三独立第20混成旅团在南路，从南昌出发，向西渡过赣江后，再由锦江之北进入江南，经独城，最后沿锦江南岸进攻，伺机再渡至江北，与日军主力会合，然后一起进攻上高。 一天后，中路的第34师团在大贺茂指挥下，从南昌出发，在锦江北岸，沿赣湘公路前进，突破高安后，直指王耀武第74军屯驻的上高。 上高在哪儿？ 在赣西北，距南昌不足120公里的锦江北岸。因在高安上游，故称上高。上高境内多丘陵山地，雨量充沛，植被茂盛。南昌至长沙的湘赣公路穿越其中，境内的锦江又称锦河，最后汇入江西最大的河流赣江。 唐朝时，上高就已非常著名，尤其是中晚唐，禅宗在江西大盛，震铄古今的禅宗大师马祖道一（六祖慧能再传弟子，唐时最大禅派洪州禅开创者）传法于南昌，百丈怀海（道一的弟子，中土禅门清规的订立者）传法于奉新百丈山，黄檗希运（怀海的弟子，禅宗五派中最大一派临济宗的祖师）传法于高安黄檗山，洞山良价传法于宜丰洞山，曹山本寂传法于宜黄曹山，仰山慧寂传法于宜春仰山。在上高，亦留下马祖道一、百丈怀海、黄檗希运等大师的足迹。 可以说，这一带是禅宗圣地，众多禅派的祖庭。但现在，禅音寂静，只有炮声。 开始时，日军还比较顺，两天后的3月17日，中路第34师团突破李觉第70军第107师防线；北路第33师团突破第19师、预备第9师防线；南路独立第20混成旅团也没遇到大麻烦。在空中助战的陆军航空兵第3飞行团，在新任飞行团长远藤三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山形县人）率领下，每天出动50架以上的战机，一时间还真就把人给唬住了。 日军行动日，正是第74军结束整训时。 王耀武校阅部队时，接到罗卓英发自吉安的急电：日军今日已有行动，第70军正面情况紧急，你部迅速做好参战准备，一切按照既定战法执行。 王耀武心领神会，不敢怠慢，立即做出部署：以李天霞第51师为总预备队，余程万第57师和廖龄奇第58师（廖此时在南岳培训，副师长张灵甫代理师长）进占上高正面的棠浦、官桥、泗溪一线的既设主阵地，同时各抽出一个团进占杨公圩、村前街两个前进阵地。军部设在上高县城西南的高亭桥，同时在县城东北的花园一地设立指挥所。 按罗卓英部署，第74军居中，北面是李觉第70军，南面是刘多荃第49军。 与此同时，罗卓英向薛岳请援，从最近的王陵基第30集团军那里要了两军（韩全朴第72军和夏首勋第78军）。后来，不少人说，此时的罗卓英，是胸有成竹的，在设置了三路人马的同时，亦设置了三道防线，前面的部队比如李觉第70军是故意败下来的，为的是把日军引到上高附近的第三道防线，叫镇守于此的第74军与回撤的友军反包围日军，实施事先计划的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磁铁战”。 其实，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命悬一线。 面对日军的行动，罗卓英应对的确实是“磁铁战”。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远没那么从容。 按计划，主力布置在北路的李觉第70军第19师、预备第9师在一线消耗日军，随后退至二线；进入二线，与敌接触后，向自己左翼即西北方向做离心运动，引诱这一股日军远离上高；与此同时，右翼顶过来一支部队，然后一起合击日军。 真打起来，在一线，第70军没顶多久就撤下来了，日军第33师团立即追赶。 由于撤退匆忙，李觉这两个师到二线，转向左翼后，有些手忙脚乱，加上右翼侧击部队没及时顶上来，导致没能按最初的计划打击这一路日军，而且还造成了危险。什么危险呢？就是说，在上述情况下，二线等于虚设，日军一旦回过味儿，骤然直下上高城外的第三道防线，也不是没有可能。 如此一来，罗卓英就惨了。 开战后，对南路，罗卓英心里也没底。当初，池田的独立混成旅团一渡赣江，罗卓英就派刘多荃第49军侧击，但刘多荃这个军在两年前的修水一战中大败，对这支东北军部队罗卓英并不看好（最后该部表现出乎他的意料）。在这种情况下，罗卓英只好命令处于第三道防线的王耀武分出一部兵力，顶到第二线。 现在，第57师已领命扼守上高城和外围阵地，王耀武把支援二线的任务派给第51师和第58师。代理第58师师长的张灵甫派蔡仁杰一个团赶往北路，支援那里的第70军；第51师师长李天霞则亲自带着主力向南路日军进犯的独城方向迎击。 先说李天霞的部队。 俞济时做第74军军长时，当然垂青自己做过师长的第58师。可现在军长是王耀武，最受重视的部队，也就变为自己带过的第51师了。 看一下第51师的阵容：师长李天霞，副师长周志道，参谋长刘启勋（黄埔军校3期，江苏铜山人），辖陈传钧（黄埔军校5期，山东滕县人）第151团、张国猷（黄埔军校3期，江西星子人）第152团、卢醒（中央军校高教班，湖北天门人）第153团和胡景瑗（中央军校洛阳分校7期，湖北沔阳人）的野战补充团。 迎击南路池田旅团，要向南渡过锦江。 师主力行动前，李天霞先往日军进犯的锦江南岸重镇独城派过去一个团，陈传钧第151团，掩护师主力集结。 第74军战力最强的是李天霞第51师，第51师战力最彪悍的是陈传钧这个团。 陈传钧属于那种上来就拍砖头的主儿。他们对面的池田直三独立混成第20旅团新成立不久，相当于这边最强的遇见那边最弱的。两军遭遇后，几砖头下去，池田的先头部队就有点蒙。 在此之前，池田旅团已跟刘多荃第49军接火。 陈传钧完成掩护师主力集结的任务后，并不恋战，转移到师主力的右翼。 池田旅团被打了个下马威后，好像一下子就含糊了，这支新建部队没敢恋战，绕向第51师左翼，似乎想尽快渡到锦江北岸，找大贺茂第34师团会合。 但是，在左翼，池田旅团又遭张国猷第152团阻击。 池田带着部队又向西绕行，再遇卢醒第153团（欠一个营）。 支队长池田本人按说是久经阵战的，任现职前在第6师团做旅团长，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有来历的。开战前两天，尽管有刘多荃一部的侧击，但并没干扰其既定行动，可李天霞的部队过来后，带着一批新手的他就开始显得有些畏首畏尾了。 池田攻不过李天霞的阵地，故技重施，使用毒气弹。 第51师死战不退。 池田没办法，再次绕行，以锦江南岸边上的石头街（与江北的棠浦、官桥、泗溪呈连线状）为目标，意图在那里渡至江北。石头街是上高的另一道门户。在这里布防的仍是第51师的部队，也就是上面说的卢醒团所欠的那个营。 池田以优势兵力包围了卢醒这个营，但李天霞兵贵神速，在第一时间派兵增援，内外合击池田，再次将之击破。 就这样，在锦江南岸，池田旅团遭李天霞师和刘多荃军拦截，步履维艰。 再说中路。3月17日，大贺茂第34师团一部攻入杨公圩，主力则向官桥急进，随之与第58师的前进部队遭遇，爆发了激战。 第58师副师长张灵甫指挥战斗，手下是参谋长唐肇谟（黄埔军校6期，湖南邵阳人）、第172团团长王伯雄、第173团团长蔡仁杰、第174团团长邓竹修（黄埔军校5期，湖南常宁人）、野战补充团团长何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7期，湖南道县人）。 张灵甫派邓竹修第174团攻占一侧的猴子岭，该团第2营营长，同时也是张灵甫的爱将明灿（中央军校高教班，湖北浠水人）随之捕捉到日军侧背而进行猛击，给第34师团第一个下马威。 第34师团被明灿打得愣住时，北路第33师团出事了。 按计划，第33师团的任务是突破李觉第70军主力防线，将该军向南压制，即把他们赶往上高一带，合击而歼灭。第70军撤下来时，虽有些仓促，但最后仍按计划向西北做离心转向。樱井省三带着人马在后面追，最后进入苦竹坳。 这是一片极为复杂的险恶山地。 在苦竹坳，日军一下子陷入中国军队包围。 除李觉第70军主力和前面说的派过来的第58师蔡仁杰那个团外，王陵基集团军发过来的援军之一韩全朴（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堂，四川南充人）第72军也赶到。但接下来的一幕令中国军队难以置信：樱井省三见到情况不妙，马上令部队掉头回转，不是小小的退却，而是一路返回了驻地安义，也就是说提前退出了战场。 这种日军战史里很难遇到的事在上高会战中出现了。 没人知道樱井做出这个决策时在想什么。事情就是这样的：会战刚打了不到一半，两军激战正酣时，他告诉部下：“我带你们回去吧，咱们不打了，从哪来的回哪去。” 这确实是一个有个性的师团长。 当然，樱井还是给武汉的第11军司令部发了封电报，解释了一下：前路地形复杂，重庆军多部插入我后方，有攻打安义之势，我带人先撤了。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樱井认为自己配合第34师团进行作战的任务已完成。但仍令人费解，因为此时中路第34师团和南路独立第20混成旅团还在激战中，战况丝毫不见眉目。作为一翼的第33师团，在这种背景下先溜了，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对樱井的举动，大贺茂没任何办法，因为对方不归自己指挥。 从第33师团提前脱离战场这件事可以看出，会战中，没设立战斗司令所的日军，很快就因犯了兵家大忌而陷入各自为战的窘境。有人说了，前三次长沙会战，几支日军不也是并头南下嘛，没见到第11军司令官跟着他们统一指挥啊。其实非也。事实是：从第一次长沙会战，时任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湖北咸宁设立战斗司令所；第二次和第三次长沙会战，司令官阿南惟几在他们的湘北老巢岳阳设立战斗司令所。 当得知对面的日军撤了，而且是按原路返回驻扎的县城后，苦竹坳的中国军队始终没有想通。 当时蔡仁杰给张灵甫打了个电话，后者问：“你确信鬼子不是迂回？” 蔡仁杰说：“侦察人员已确定，他们确实滚回去了。” 在就樱井师团开溜不久，3月19日，大贺茂带着第34师团进入罗卓英画好的决战区域：棠浦、官桥、泗溪一线。得知樱井师团跑了后，大贺同样半天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说好的一起前进呢？最后，他还是带着部队继续朝预定目标上高而去了。 这时候，第3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给大贺茂空投了一封信： 日夜战斗，想极辛劳，气象台虽稍报天气恶化，但仍继续晴天，可谓天佑。上高占领，就在目前，请继续战斗，以收赫赫之战功，不胜期盼。池田支队，已取得联络，弹药已投下，状况较为缓和，请安心。本飞行团虽力量微薄，但当死力协助贵师团对上高之占领。倘因时间迁延，则敌将整顿势态，后方扰乱亦将活泼，希望迅速占领后，即行撤退。请示明总攻击时刻，本团当以全力协助之。请迅速决定时刻，一举突入如何？ 大贺必取上高，跟远藤这封信关系不大，而跟参谋长有直接关系。 参谋长也姓樱井，名德太郎。 对，正是“七七事变”时宋哲元冀察委员会的那位日籍军事顾问，曾一度被宛平县长王冷斋问得哑口无言。事变后，樱井先在第1军做参谋，后来回国到陆军大学教书，1941年年初重新被派往中国，担任第34师团参谋长。 这是他第一次来江西。 像很多日本人一样，樱井是好禅的。 在日本，影响最大的两派是临济宗和曹洞宗，而这两宗的祖庭都在江西。 所以，到了南昌，樱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觅当年禅宗大师马祖道一传法时的驻地开元寺遗迹，甚至计划以私人身份游历周边禅宗圣地。他跟大贺茂介绍，晚唐时，日本僧侣瓦室能光渡海来到江西，求法于良价禅师，并在洞山住了整整三十年。大贺“哦”了一声，他对此了无兴趣。 但现在，樱井德太郎已没那份禅心了。 樱井省三带着第33师团回撤后，樱井德太郎说了句话：“啊，名古屋人啊，一贯的差劲（第33师团长樱井省三原籍山口县，但出生于名古屋）。”其实，樱井德太郎也没太多资格笑话别人，因为第34师团来自大阪。 为什么说大贺师团坚持直攻上高跟樱井德太郎有关呢？樱井既在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教过战术，自己一直嘚啵有个所谓的独门秘籍：突破式反转。这是个什么战法呢？就是说，两军作战时，先寻找对手最薄弱环节，取其一点，全力攻入，随后掉头反转，再攻其中枢。 此次会战，樱井实施的就是这个战法。 只是，叫他想不到的是，罗卓英采取了阶梯式布阵，越往前打遇到的部队越强，所以当日军后来攻到上高城下，再想反转作战时，第74军根本就没给他这个机会。 罗卓英在排兵布阵时，已经占了先机。 几天前，罗卓英上报薛岳敌情时，得到这样的回复：南昌倭寇兵力有限，不似有大动作，宜步步为营，稳住上高一线。除此以外，并无其他战术主导。可以这样说，对江西爆发的战斗，薛岳并不太在意。他一贯不注重江西战场。此外，也跟罗卓英与陈诚关系密切有关。对第19集团军的事，薛岳平时就不怎么插手。 这样的话，上高会战的谋略完全出自第19集团军司令部。 作为陈诚“土木系”的副手，罗卓英打过淞沪，守过南京，转战武汉，再战南昌，败多胜少，打仗时容易犯嘀咕，是他的一个缺点。不过，这一次，却一反从前，大胆拟定了内线作战计划：“敌如进犯高安、上高、万载，则诱之于分宜、上高、宜丰以东地区（即上高城外东北面即棠浦、官桥、泗溪一线）反击而歼灭之。” 抗战爆发后，在正面战场，很多中国将领是不敢于内线作战的，因为一旦打不好（多数情况下的结局）就会被日军合围。现在，罗卓英决心进行内线作战而不是盲目跳出去争取外线，可以说是有相当大的魄力的，对性格相对软弱的他来说实属难得。而日军那边又“先天不足”，把这个好机会给了罗卓英。 确切地说，是给了王耀武。 每支王牌部队必有独属于自己的一战。 八年抗战中，在正面战场，虽然第74军几乎无役不与，但如果没有上高，而仅有万家岭、常德、雪峰山诸役，仍会充满遗憾。上高，是他们确立军中地位的最关键一战。这一战过后，第74军也叫日本人牢牢地记住了自己，“虎部队”的名号成为鬼子心中的阴影。 再说大贺茂。 他跟参谋长樱井德太郎带着第34师团进抵泗溪、官桥、棠浦一线时，手下一个大队的八百多人在官桥东遭优势中国军袭击。不过，袭击部队并非是王耀武的人马，而是按计划向上高外围参与合击的李觉第70军第19师，师长是久经战场的唐伯寅。 这次袭击击毙了大量日军。 袭击中，中国狙击手第一枪就把日军大队长毙杀。 吃了秤砣的大贺茂不为所动，仍在3月20日把师团司令部安扎在官桥以南的毕家这个地方。随后，指挥主力攻向泗溪。 泗溪是个镇子，在上高县城东北，距县城不到20公里。它的南面，是自西向东穿越而过的锦江。泗溪丘陵密布。山地上，是翠如林海的马尾松以及低矮的灌木。从地形上看，这里是天然的战场。 3月21日黄昏，第34师团展开全线进攻。 大贺茂用了锥形攻击法，在第58师第172团团长王伯雄扼守的塘坎扎了进去。 阵地丢失后，一瘸一拐的张灵甫杖紧锁眉头，立即拿出补充团逆袭，但效果不大，涌入的日军越来越多。张一时没办法，只好向后转移阵地。其实，这就是樱井战术里所说的专攻薄弱一点，只是没想到这一点是张灵甫部队的阵地。 作为副师长的张灵甫，原本不用指挥全师，但廖龄奇在南岳受训未归，他只好担起这副重担。别看副师长、师长一字之差，实际上就一次战役来说，担负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原则上，师长需要对他的上级和他的全体部下负责，而副师长只需要对师长负责。从这个角度说，当张灵甫第一次担起指挥全师的重任时，你不能期待他一定会有上佳的表现。 在塘坎取得突破后，第34师团经石洪桥后分兵，形成三路攻击阵容，直取近在咫尺的上高。 左翼部队在大贺茂的亲自指挥下，以第216联队为主力攻打上高城外的云头山、龟形山；右翼以师团步兵指挥官岩永汪（岩永在此战中被打伤，后出任第116师团长，在常德、衡阳山两酷战为攻城总指挥，其部亦成为战争后期仅次于第13师团和第3师团的日军第三号主队部队）为部队长，指挥第217联队攻白茅山；另以参谋长樱井德太郎率第218联队在泗溪扫荡。 就在第34师团看似取得进展时，南路独立混成第20旅团却是越打越囧。 作为部队长，池田直三在指挥上大有问题，不是攥成拳头用兵，而是分成十个手指，一会儿这个手指头往前捅一下，一会儿那个手指头往前捅一下。开战之初，他们虽很快由东而西渡过了赣江，再由北而南渡过了锦江，但在独城遭李天霞拦截后，兵锋立即转向颓势，向上高方向转进中，多次分兵绕行未果。 用中国战地记者的话说：“池田最怕集中兵力跟我们硬拼，老是把每个大队分成几个纵队，来逐次使用。这样一个精锐的旅团，就零零碎碎地被我们击破。” 第五章 上高飞虎（1941年3月～1941年4月） 精彩之春 1941年3月22日，中国军队在上高地区与来犯日军全线激战。 罗卓英一日里跟上高城外的王耀武通了七个电话，叫王必须稳固正面，否则反包围势态功亏一篑。与此同时，罗卓英命北面李觉第70军和韩全朴第72军全部南下，锦江南岸刘多荃第49军所辖第26师和第105师在扫清敌人残部后，也立即向上高正面阵地靠拢。 这一天，第34师团第216联队攻占上高东北高地；随后，另一个联队第217联队陷落上高北1公里处的练仙屯，随即炮击城内。远藤三郎第3飞行团亦加大轰炸，整个上高硝烟弥漫。 守上高的是第57师。 师长余程万外，副师长李琰（保定讲武堂，湖北大悟人）、参谋长程有秋（黄埔军校5期，四川隆昌人），下面的部队长是第169团团长刘安泰（洛阳军官讲习所，山东莱阳人）、第170团团长周义重（黄埔军校武汉分校2期，湖南益阳人）、第171团团长杜鼎（黄埔军校长沙分校6期，湖北枣阳人）以及野战补充团团长宋子玉（行伍出身，山东平原人）。 余程万是黄埔1期，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政治系，从黄埔出来后，又进入陆军大学深造，25岁时就当了少将，但后来仕途曲折，直到1940年才接替施中诚出任第57师师长。很多黄埔1期的老同学此时早当上军长了。 上高在锦江之北，东西北三面环山，江水依城南奔流而去。 余程万在日军来袭的上高城东北，只放了一个团。这看上去大胆而冒险，但第57师凭借顽强的战力，使日军不能再前进半步。当然，在正面，不是自始至终只放着同一个团，而是手里的几个团轮流参战。 就在上高激战正酣时，已有合围部队赶到城外，比如第70军第107师。第107师少校营长邹继衍（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湖南醴陵人）先前率部在第一线拒敌，后奉命做离心运动，再往上高城南转进。 在路上，邹营长带着部队不时看到穿插的友军，望着各个部队的样子，邹营长深深体会到部队间的差别。他先看到从面前走过的川军，觉得他们装备就非常的落后。邹营长看到的川军，来自第72军。别记混了，这个第72军不是守南京的孙元良那个部队。南京陷落后，第72军已被撤销番号。在上高调动的第72军，是用其番号重建的川军部队，军长韩全朴，辖新编第14师、新编第15师，隶属于王陵基集团军，现在奉命驰援上高战场。 用邹营长的话说：“（川军）大都服装破烂，军容欠整，武器装备杂乱陈旧。”而且，能看出来平时没什么像样的训练。因为正好有日机来袭，邹营长命令自己的部队疏散隐蔽，同时用高射机枪保持对空警戒，但那个川军步兵团却大乱，“像一群无头苍蝇，不顾队列秩序，惊慌地乱跑乱撞，既无军官出来指挥制止，士兵也不会利用地形地物掩护”。 临近上高的时候，邹营长看到另一支部队：第74军第51师的一个营。他们正守备一个隘口。对方的营长告诉邹继衍，为避免其他部队干扰部署，严禁他们进入上高地带。邹营长掏出电令，说是奉命参加合围的，这才得以通过隘口。 邹营长发现第51师士兵个个“精神饱满，军容甚壮”，士兵军装的颜色并非一般的灰色，而是草绿色，使用的是清一色中正式步枪以及捷克式轻机枪和马克沁重机枪，还有不知名的美式武器。与刚才的川军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邹营长觉得，自己的部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第107师的部队陆续在上高城外隐蔽集结，部队长请战。 罗卓英回复：“还未到最后合围阶段，此时无须参战。” 由此可以看出来，主动权已在中国军队这边了，现在罗卓英已足够从容，有点胜券在握的意思，于是包括邹继衍营长在内的第107师将士只好作壁上观。 他看到，当日军飞机和重炮猛烈攻击时，整个第57师阵地寂静无声：“好像守军已被消灭，或全部撤走，可是一待步兵冲锋达到有效射界，设置在战壕、山洞中的各种隐蔽巧妙的火力点内的轻重武器喷射出来的弹雨就像泼水一般洒向敌群；配置在后方远射程、大口径火炮，也紧随着发出雷鸣怒吼，进行地毯式的迅猛疾射……” 余程万派出逆袭队，反攻练仙屯，全歼日军的一个中队。但此时，师部所在的云头山遭日军进攻，一度只相距几百米了。余程万持枪指挥，号叫着往前冲的日军身影已在视野中。 3月23日，上高城外第58师退守的白茅山争夺战进入白热化，远藤飞行团在一轮空袭中扔下燃烧弹，造成漫山大火。 攻打白茅山的是第34师团第217联队以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石头街附近一个叫灰埠的地方渡到锦江以北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的两个大队，人数不可谓不众，但在张灵甫率部死扼的阵地前，一次次溃退下去。因为张灵甫明白，自己的部队这一次不能再有任何疏漏了。 在这种情况下，师团长大贺叫日军转移兵力再攻城外另一要塞——下陂桥。 由于前期第34师团没遭受什么打击，所以临近下陂桥地带时，王耀武的侦察人员远远瞭望，目击整个日军呈“一”字形通过，走了好几个小时。 守下陂桥的是第57师杜鼎的一个团。 杜鼎的部下赵相卿少尉带部队扼守桥头，激战中，他的左手指被日军的手榴弹炸飞三个，依旧半步不退。继而张贤宗中尉接替赵，又战死桥头。下陂桥位置关键，战斗愈加激烈。其间，王耀武亲带预备队驰援杜鼎，反击亦达七次之多。 下陂桥战斗激烈，一日内中日两军伤亡均在4000人以上。 在罗卓英的战术里，于节节消耗中吸引日军到上高，在周边对其进行反包围。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正面王耀武的部队在上高发挥如何；二是日军进入第三线决战区后，其他原来在一、二线作战以及从别处调来的增援部队，即刘多荃第49军、李觉第70军和韩全朴第72军（另一支部队夏首勋第78军还在外围），能不能及时转回对日军进行反包围。 从后来的战况看，友军按部就班地回转决战阵地，得益于王耀武第74军在正面长时间的坚守。一位目击此战的战地记者曾这样断言：“救上高事小，救全部反包围战局事大，假定没有王将军在上高正面这样硬顶，反包围势态无由形成，战斗的结果更不称其为精彩。” 在这里，可以对比一下第一长沙会战中的江西分战场。 当时，第106师团在罗卓英第19集团军、卢汉第1集团军、王陵基第30集团军中从容转战，最后中国军队不但没把该师团拿下，还叫他们攻到作战计划中预定的最远端（在王耀武第74军增援后才给他们一定的打击）。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正面的部队没能顶住，两翼包围的部队又不能及时跟上。日军虽相对人数少，可每打当面的中国军队时，却处于优势地位，最终得以各个击破。 现在，为给王耀武打气，罗卓英派出自己的警卫营到一线支援。同时，针对战局变化，罗下令：“对锦江南岸的池田旅团主力采取攻势，对北岸的大贺师团采取守势，确保上高城。” 刚才说过，攻打白茅山的还有池田旅团的两个大队，但该旅团主力仍滞留在锦江南岸。池田带着部队在锦江南岸转悠的时候，一度攻占了独城东南的泉港，并分出一个大队留驻，以掩护主力部队的侧翼。现在，这个大队正遭到李天霞第51师一部和第49军王克俊（行伍出身，四川广安人）第26师一部的围歼。前者正面强攻，后者协助侧击，该日军大队被一举击溃。 追击中，王克俊所率第26师表现突出，将日军残部追到一个叫蜀家堎的地方，经三天两夜的围攻，最终将其全歼（战后罗卓英对并非中央军系统的第26师评价颇高，称其“战力极强”）。该师机枪手曾天耸在此战中射杀包括小队长在内的多名日军后牺牲，他是位马来西亚归国华侨。在那个时代，无论是空军还是陆军，都可以看到从南洋归国参战的华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血洒疆场，为他们的故国奋勇捐躯了。 按照最初的计划，池田旅团沿锦江南岸逼近上高，但由于被李天霞第51师各种堵截和夹击，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急着跟江北的第34师团会合。不过，就在池田主力（其实已经是残部了）好歹也渡至锦江北岸与大贺师团合流后不久，那位师团长扭过头来对池田说了一句话：“兄弟，你还是带着部队重新回到锦江南岸吧。” 池田脸差点绿了，问：“为什么啊？” 池田脸差点绿了是有道理的，因为会战开始后，他们先由东到西渡过赣江，接着又从北到南渡过锦江，随之再由南到北渡过锦江，这一次又要他们再从北到南渡过锦江，他脸紫了似乎也不为过。 大贺说：“转进到南岸，不叫那里的中国军从容北渡，有利于我率师团早日攻下上高。” 没办法，虽然两个人没有上下级的关系，但大贺毕竟是师团长，池田最后只好从了，如果他再甩袖子走的话，这仗还真就没法打了。大贺拍了拍池田的肩膀，叫他注意一下锦江南岸的华阳渡口。由此看来，大贺的脑子这时候多少还有点清醒。此时，锦江大桥已被炸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日军控制附近的华阳渡口，将对基本结束南岸战事而往江北上高方向集结的中国军队大不利。 几乎在同一时间，王耀武也把目光落在华阳渡口。 王耀武命李天霞迅速分出一个团去控制华阳。李得令后，叫野战补充团以最快的速度奔赴这一渡口。 团长胡景瑗说：“如完不成任务，我直接投锦江。” 李天霞微笑，说：“我不要你投锦江。” 胡景瑗心里就有些温暖。 李天霞说：“我要你提头来见。” 胡团长愣了一下，一个立正，说：“是！把头给师长！” 李天霞又一笑，随即正颜，道：“谁要你的头？我要你把鬼子的头取来，快出发！” 胡景瑗带着野战补充团的战士急速奔向华阳。 该部士兵虽来自补充团，但一个个生龙活虎，丝毫不亚于建制团里的战友。 日军到来前，该团的先锋排已抢占渡口旁的华阳峰阵地，随即侧击重新南渡的日军，扼住了渡口，使援军不断开往上高方向，为最后在上高地区对日军进行反包围立下大功。 上高一战，李天霞第51师战功最大，可攻可守，同时保持着强大的机动作战能力。后来，罗卓英总结战役得失时曾这样说：“李天霞及余程万师控制部队，在华阳及下陂桥争夺战时，均以一小时十四五里之行军速度，在敌机轰炸下向任务迈进，结果均能争取时间上之先机与空间上之有利事态，不但转危为安，且能歼敌取胜。”对整个锦江南岸的战斗，罗卓英的评价则是：“每一接战，均如摧枯拉朽，动辄演成局部歼灭战。”所以，最后认定战功时，罗卓英认为：“我锦江南岸的部队，实居首功。” 对于池田来说，噩梦还没结束。 池田带着部队费尽力气，终于又渡回锦江南岸，但夺取华阳渡口不得，在李天霞和刘多荃两部的夹击下越打越没信心，又开始收容士兵，准备再一次渡到江北，总之一句话，非要向第34师团靠拢。渡江时，被李天霞的追击部队击沉15艘满载士兵的船艇，将近300人葬身锦江。至此，日军狼狈之相毕现，正像上面提到的那位战地记者所言：“这是我们最快意的一次狩猎。” 3月24日，王耀武下令，叫李天霞率第51师渡到江北，向正面日军的身后高安进击，切断其归路。此时，王陵基派过来的另一个军夏首勋第78军已赶到上高以北，牵制住了退回安义的第33师团。上高方向，余程万第57师和张灵甫第58师仍在与敌激战。刘多荃第49军也已经渡到江北，李觉第70军和韩全朴第72军都已靠近上高，大贺师团进入口袋已成定局。 为便于指挥，罗卓英命令第70军第107师和第49军第26师也归王耀武指挥。 在电话里，罗卓英问：“佐民，最后一击，有无把握？” 王耀武说：“总司令放心，必取最大战果！” 这些日子，在上高城外的军部，每天王耀武合眼几无超过4个小时，人已瘦了一圈，他知道这一战对江西局势意味着什么，更知道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于公于私，他都必须倾其全力。 中国军队开始收网。 日军开打时，三路并进，采用的是“分进合击”与“中央突破”相结合的战术。第33师团打着打着提前脱离战场后，第34师团右侧背已暴露；池田旅团被李天霞打散后，其左侧背亦已空虚，整个“分进合击”的战术已不复存在，而演化成孤军深入的危险势态。 即便如此，大贺茂仍无撤退的打算。 大贺跟樱井德太郎商量后认为：无论后面和左右侧背有多少中国军，只要能击破正面的第74军核心阵地，然后再行反转，周边的中国军仍会陷入崩溃。 就在这时候，继李觉第70军第107师到达上高不久，兄弟部队唐伯寅第19师亦转进而来，在途中顺便袭击了设在毕家地区的第34师团司令部和附近的日军野战医院以及辎重部队，斩获颇丰。大贺惊魂未定，其下属认为他要下令进行所谓反转撤军了，但事实是没有。 当然，第34师团孤军不退，也不排除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面子因素。 侵华战争开始后，日军胜多败少，养成的习惯是任意攻击中国军队，对侧背相对不太重视。在上高，当大贺后来发现已经骑虎难下时，怕一旦撤退，丢了“皇军的面子”，于是硬撑着，他们的局面终于不可收拾。 现在的情况是，第34师团如愿以偿攻到上高城下，但就是无法击破当面的第74军主力。与此同时，已经渐渐陷入第74、72、70、49的包围。因为在3月24日午后，大贺茂得知李天霞的部队出现在身后的高安，截断了自己的退路。现在，他终于回过神来，明白了这一切：自己的一步步，都是跟着中国军队的节奏打的。于是，他连死的心都有了。可现在，不是他要不要死的问题，而是他的部队能否活着逃出上高的问题，因为参谋长樱井德太郎告诉他：“我们的战术不灵了，师团已被完全包围在东西15公里、南北5公里的狭小地带。” 此时，武汉的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在干什么呢？ 虽说他马上就调到别的地方了，但调走前如果真的遭受一场大败，觉得这脸还是丢不起，怎么说第34师团也是他第11军下面的部队。所以，当得知第34师团陷入绝境时，他电令已退回安义的第33师团重新出发，去解救第34师团于危局，同时，派新任军参谋长木下勇连夜飞往南昌指导作战。 木下在天上飞的时候，王耀武命令上高守军全线出击！ 3月24日傍晚六点，锦江北岸上高一线的反击开始了。前面提到的第107师的邹营长也终于等来了机会。其中，守备上高的第57师在余程万的率领下分六路发起反击；张灵甫亦率第58师分四路合围。 第34师团的日军开始溃退。 打仗靠一口气，假如这口气没了，一切就都不灵了，对鬼子来说也是这样。 现在，第34师团的这口气就泄了，溃退一旦出现，就收不住了。这种场面，参加过多次战役的中国老兵很少见到。 邹营长的部队奉王耀武之命，作为第二波出击部队，攻击撤逃日军的侧面。 不过，由于第一波反击部队已把日军追打得落花流水，所以邹营长所在的部队最后只起到清扫战场的作用。尽管如此，搜索过程中，还是一下子捕获了十几名掉队和受伤的日军。 3月25日凌晨，罗卓英下达中国军队总反攻的命令。 这时候，日军由溃退变成了崩溃，路两边的稻田、山坡，布满凌乱的脚印、马蹄印，以及丢弃的各种辎重。 在罗卓英和王耀武的调动下，上高城下的第74军余程万第57师和张灵甫第58师在中路，向杨公圩、官桥追击；刘多荃第49军向高安方向追击；李觉第70军和韩全朴第72军向安义、奉新方向追击。 日军崩溃之初，大贺茂派了一个残余七百多人的大队做突围主力，妄图撕开一个口子。但是，这支大队撞见了第49军王克俊第26师，被封堵后，死伤一半，剩下那一半，三百多人，又被王师追着打了回来。 这几乎是日军在上高之战中最狼狈的一幕了。 圆部和一郎不是叫第33师团再行出动去营救大贺茂吗？但该师团却没出动主力，樱井省三只派出了一个联队。到3月27日，这个联队趁李觉第70师移动时，占领了棠浦，跟从上高溃下来而跑得最快的一部分日军会合，接下来向棠浦、上高间的官桥方向派出接应部队。 罗卓英在追击调度上还是非常迅速而果敢的，立即进行第二次包围，重新占领棠浦，进而横击从官桥向村前街（棠浦在两地之间偏西北）方向溃逃的日军。后来，作战检讨时，重庆方面特别提到这一点：“对突围敌人，能适时完成二次包围，追击战斗猛烈果决。”长沙的薛岳在最后关头也派出欧震第4军驰援上高，但已经晚了，该部还没到达战场，整个会战已结束。 第33师团那个联队倒是起了作用，似乎觉得他们的师团长以前有点对不住大贺茂，在官桥一地掩护第34师团残部经村前街东逃。 溃逃的大贺残部，师团司令部在最前面，后面是行李部队、山炮部队、病院输送队、野战医院、后卫部队。这个序列后来遭到已到南昌的木下勇军参谋长的痛斥，认为师团司令部有失风范，在危险时刻自己跑到最前面，倒把野战医院的伤兵扔在后面。 27日当晚大雨滂沱，电闪雷鸣，第34师团陷入万家岭第106师团般的悲惨境地。 中国军队三面围住日军。从锦江南岸渡江北上的刘多荃第49军形成一字长蛇的侧击阵形，日军疲于奔命，难以招架。 这成为日本陆军史上为数不多的死亡之春。 更悲剧的是，大贺带人走着走着，一不小心，转移到李觉第70军预备第9师的守备区域，当天亮发现自投罗网后，他陷入一种无语的绝望。 3月28日凌晨，天还没亮，在连绵不停的大雨中，张灵甫第58师的追击部队在狂奔中追上日军的野战医院，护卫日军医院的是野炮兵第8中队，指挥该中队的是一个叫六角的少佐，职务是大队长。他向所在旅团求援，却接到一个叫他愕然的答复：“因情况紧急，放弃第8中队，大队主力立即向旅团司令部靠拢。”对日军来说，极少在战场上丢下一支部队不管，但这种情况在上高会战中出现了。 由此可以看出，第34师团已如惊弓之鸟。 六角少佐的野炮兵第8中队陷入绝望，又向附近的第216联队的一个步兵中队求援。 幽暗中，该步兵中队听到野炮兵的呼喊声，但始终不敢压上去解救。天亮后，他们准备再救援时，自己遭李天霞第51师的两个连围攻。而此时，六角少佐野炮兵第8中队的一百多人以及野战医院负隅顽抗的二百多名伤兵，全部被张灵甫的部队歼灭。 在高安一带，李天霞第51师又对大贺残部打了个伏击，其实已经不能称为伏击了。 最后，在工兵部队保护下，大贺茂一行人侥幸地闯过高安，进入安全地带。他回过头，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伤员，排了整整8公里长。 大贺于4月2日逃回南昌，看到冷脸等他的军参谋长木下勇。 对日本人来说，第34师团被救了出来，但第33师团派出的那个营救联队在泗溪北五公里处的虎形山遭中国军队侧攻，伤亡不小，虽然在4月2日回到安义，但丢下了74名士兵。在一次中型战役中俘获日军74人，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数字。 会战结束后，罗卓英在第一时间给薛岳去电，一是报捷，二是要求战区继续派出增援部队，顺势攻南昌。看得出来，老罗意气风发。薛岳呢，无意取南昌，而是召回了半道上的欧震第4军。 罗卓英跟王耀武说：“薛伯陵有时固执得没章法。” 会战结束当天，罗卓英带着王耀武去第74军野战医院看望伤兵，很多士兵身上都有刺刀伤，有的身中七八刀之多。 一个连长问：“长官，我是参加过两年前的南昌外围战的。但这一仗，我们怎么赢了？” 罗卓英看看王耀武，后者未语。 罗继而慢条斯理地总结：“此战敌寇虽进攻在先，但主动权却掌握在我手中。前期内线作战得当，后期转为外线包围。作战中，一、二线诱敌深入，三线围歼决战，继而反转追击，磁铁战术也！其间虽有危情出现，但纵观全局，我指挥部始终主宰战场。正面部队，王将军第74军抵抗坚强，使包围轴稳固，回师参加反包围的部队得以从容转进，逐次收紧口袋。过程中，能够大胆转用兵力，从非正面最大限度地抽兵，运用于最后的反包围中，打破了过去以同等兵力或劣势兵力对优势敌军不能行包围战的心理。” 罗卓英继续说：“当然，士兵作战勇敢是重中之重。因为战斗保证战术。没有勇敢的战斗，何来战术的成功实施？” 此外，他特别提到一点，就是畅通无阻的通信起到重要作用，使集团军总司令部牢牢掌握着各个部队，下面的军部又牢牢掌握着各个师，以此类推，处处获先机，保证了兵贵神速。 罗卓英说得一点也没有错。 后来，罗卓英一直拿上高会战跟坦能堡会战做比较，认为是该会战的翻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俄两军会战，德国人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指挥下，开始以内线作战，先击溃俄军两翼，最后合围中央主力，取得辉煌胜利。 说起来，上高会战中，罗卓英有一个战术用得非常对头，那就是当日军南北两路先于中路开始进攻后，中国军队尤其是北路方面，进行了离心转向，虽然实施过程中有点仓惶，但却始终与日军接触，这样一来，就使得日军只能前进，离上高地区越来越远，而不能与中路合击，初步分化了日军三路并进的战术。 最后，罗卓英也提到：敌人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缺乏统一的指挥机关，导致三路日军之间没有协调。 正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八中全会的蒋介石闻得上高大捷后非常兴奋，第一句话是：“罗卓英终于打了个大胜仗！王耀武亦会用兵，果然没叫我失望！” 第19集团军给重庆军委会的《上高会战作战详报》中标明：第51师毙杀日军1223人；第57师毙杀日军1007人；第58师毙杀日军907人。这个数字自然会超过日军战报上的数字，但关键是日军战报上的伤亡数字也常常压缩。 无论如何，上高会战胜负分明。 何应钦当然也非常兴奋，虽然会战的集团军总司令是陈诚的人，但战功最大的王耀武被他认为跟自己最近，故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最高赞美给了第74军：“上高之战在今后作战指导上非常重要，其影响之大，莫可比拟。敌人采取分进合击态势，即可谓外线作战。我军始终固守上高一带既设阵地，依内线作战之原则，先击溃其夹击之一翼，然后转向其主力包围攻击，遂将其各路兵力悉行歼灭，可谓为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何应钦进而向记者表示：“我过去抗战宗旨，为敌人一日不退出中国领土，我一日抗战不止；而今（上高会战）后则敌人一日不退出中国，我必须进而消灭它。” 兴奋中的蒋介石，破天荒地将这一会战的具体细节电告各行营和战区一把手： 西安熊代主任（西安行营代主任熊斌）、洛阳卫长官兼总司令（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兴集阎长官（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桂林白主任（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上饶顾长官（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柳州张长官（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老河口李长官（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恩施陈长官（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曲江余长官（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兰州朱长官（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昆明龙主任（昆明行营主任龙云）、苏鲁于总司令（苏鲁战区司令于学忠）。 “罗总司令指挥适切，能放胆集中优势兵力，彻底包围歼灭敌人。而3、9战区作战地境之变更，能使该方各军在统一指挥下，迅速向一地会战，亦为战捷主要原因。指挥官坚毅果决，始终严厉贯彻包围歼灭之企图。对突围敌人，能适时完成二次包围，追击战斗猛烈果决。能完成包围事态之主要功绩，由于74军能依既设阵地，韧强抵抗，求得时间余裕，以待友军之合围……” 重庆军委会嘉奖参战部队，功居首位的第74军荣获最高荣誉蓝底白色飞虎旗一面。李天霞第51师在锦江南岸作战精彩获“第1号武功状”（从1941年春到1945年春，军委会共颁发陆海空军武功状107张，其中李部以获14张而居首。包括上高的这“第1号武功状”和雪峰山会战的“第107号武功状”），余程万第57师守卫上高坚韧获“第2号武功状”。第58师没得到表扬，以副师长代理师长的张灵甫有些郁闷。 王耀武统一指挥出色，获青天白日勋章。 锦旗和勋章由专机从重庆运抵长沙，随后由长沙飞车送至上高，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并不贪功，他代表军委会向王耀武颁发勋章时诚挚地称第74军为“抗日铁军”。后经媒体报道，这个称号开始流传。 上高是第74军的辉煌之地。 后来，王耀武也给自己的部队起代号为“辉煌”。 开战后，鉴于日军对中国各部队的番号比较熟悉了，所以重庆军委会要求各部队自己起个代号。比如，第4军以“抗战建国”为代号，第84军以“发扬光大”为代号，第54军以“还我山河”为代号。 四个字的代号，其第一个字往往为军部代号，其他三个字为所辖三个师各自的代号。代号也有两个字的，比如后来的中国远征军新编第22师代号为“湘涛”，第10军以“泰山”为代号。至于第74军，除军部代号为“辉煌”外，第51师代号为“文昌”（1942年9月浙赣会战后改“前矛”，因该部以能攻著称），第57师代号为“徐闻”（后改“虎贲”，常德会战后再改“常德”），第58师代号为“榆林”（后改“激扬”）。 会战后，日本第11军司令部的参谋们开始重点研究王耀武的支部队，并冠以代号，称之为“虎”，认定第74军为“重庆中央军之最精锐部队”，以至于在随后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出现前面提到的特别针对该军而改变作战计划的事。 第六章 再战长沙（1941年9月～1941年10月） 阿南之野望 1941年4月初，日军在上高大败已成定局，东京军部一气之下提前赶走圆部和一郎，以陆军省次官阿南惟几代之，出任新的军司令官。 在此之前，木下勇已出任第11军参谋长。木下对该军的状态非常不满：一是枣宜会战后到上高会战前，第11军有长达九个月的闲置期；二是军司令部气氛沉闷。阿南上任后，跟木下一拍即合，决定通过一次新会战挽回上高之役以来颓丧的士气。他们把目光再次锁定长沙。没多久，两个人迎来新的高级作战参谋岛村矩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6期，高知县人）。 通常来说，能来第11军做参谋的都有两下子。 岛村中佐跟前任天野正一是陆军大学43期的同学。当时，天野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岛村是第二名。第三名则是辻政信。岛村在参谋本部当作战课课员时，曾参指导诺门坎之战，后调到关东军做作战主任参谋。 就在新上任的三人阿南、木下、岛村策动再侵长沙时，1941年6月22日，德军突然袭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 东京顿时乱成一锅粥。 德国闪击苏联这件事叫日本人大为意外，作为盟友的德国人根本没通知他们（正如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前日本人没通知德国人一样）。欧战扩大后，刚跟斯大林签订中立条约的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喊出一个口号：先不必向南洋进军啦，可以北攻苏联！ 松冈认为，即使为解决“中国事变”，此时也要不失时机地进攻苏联：“只要皇军前锋达到伊尔库茨克，中国就会屈服。”在他眼里，苏联是中国重要的抗战后盾。苏联屈服了，解决中国问题也就好办了。其实，日苏签订中立条约后，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就慢慢停了下来。 日本海军反对松冈。 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参谋总长杉山元站在了海军一边。这还是比较少见的。 松冈进一步解释：现在德军势如破竹，冬季到来前，莫斯科就会降服。如果现在日本不出兵苏联，等德军完全降服苏联后，那么日本就处于外交被动。如果马上把军队派到西伯利亚，不但可加速苏联崩溃，而且还可降低美国参战的风险。 回过头看松冈的观点，很难说是脑子发热的狂想。后来，斯大林也承认：日本没“及时”从背后捅苏联一刀，是其最后逆转对德局势的重要原因。 若日本真如松冈所言，在当时出兵西伯利亚了，显然就可以拖住远东地区的大量苏军，使其不能如愿地调往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这样的话德军的攻势就会更从容，战局也就存在着更多的变数。 现在，首相近卫也反对松冈。 在近卫看来，松冈是个搅局者。正因为松冈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后发表了一系列敌视美国的言论，使美国人恼怒，表示要制裁日本。 为此，近卫内阁在1941年7月的总辞职，目的就是想用这个方式把松冈换掉。 两天后，天皇又授命近卫组阁，于是第三次近卫内阁成立。新换的外务大臣姓丰田，以前是个海军大将。 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继续留任。 现在的事实是苏德开战了，日本人在想自己能干点什么。 东京琢磨了良久，目光最后落在印度支那的南部（北部已被日军控制）。 柏林和莫斯科开打第三天，东京做出了“进入”印度支那南部的决策，在随后的7月28日达成目的（在海军中央即军令部，一名叫石川信吾的海军参谋直接推动了此事）。 日本的这个举措彻底激怒了美国。 华盛顿发现太平洋越来越不安全了，他们在东部亚洲的利益越来越难保障，加上出于一定色彩上的道义考虑，于是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冻结日本在美全部财产，并在8月1日开始对东京实行石油禁运。 石油禁运对日本来说是致命的。 在人类工业进入石油时代后，没有石油也就没办法支撑战争。 英国和东南亚最大的产油国——荷兰控制的印度尼西亚随后也对日本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现在来看，假如日军不开进印度支那南部，美国人就不会全面制裁日本。1941年冬，德军兵临莫斯科时，日本还真有可能顺着松冈洋右的思路，开始对苏战争。那样世界局势和二战进程就又不一样了。当然，这种“不一样”指历史时间段的改变，而非最终结果的别样。因为无论如何，作为人类公敌的军国日本和纳粹德国，最后的下场都会死得很难看的。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华盛顿做出对日本全面禁运决断前的三周，东京大本营还真就仔细考虑了一下北攻苏联的可行性，在联席会议上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类似松冈的意见）：如果苏德战局倒向德国，日本就开始对苏战争。 为震慑苏联并提前做准备，军部下令举行25个师团参加的规模浩大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同时，做出一旦与苏联开战，从华中和华北调出包括第6师团在内的五个师团充实关东军的决定。随后，又计划把第3、13、27师团调往东北。 对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坚决反对，派新任副参谋长野田谦吾（南京大屠杀时在第16师团做联队长）专门去东京向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参谋总长杉山元陈述意见。畑俊六认为：“对日本来说，解决‘中国事变’才是关键，然后考虑北进或南下，而不是反过来，通过北进或南下来解决‘中国事变’。” 那是7月30日，在东京官邸，野田坐在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新任次官木村兵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埼玉县人）、参谋总长杉山元、新任参谋次长塚田攻四人对面，大声朗诵了畑俊六的意见书。 东条、杉山、木村一声不吭地听着。 塚田则在中途说：“放心吧，大本营不会干那样的事。” 野田说：“但指导意见已传达给我们司令部。” 塚田说：“再等等。” 塚田判断得倒是不错，8月9日，也就是美国对日本石油禁运的第九天，大本营正式取消北击苏联的想法，抽兵计划随之取消。 随后，东京一边跟美国人谈判，一边把进军东南亚拿到议事日程上来，开始秘密地部署作战计划了。日本人的这种举动在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同时向美、英、荷乃至于澳大利亚开战，日本最后会赢得战争吗？如果说这是蛇吞象，蛇似乎从没想考虑过后果和结局，或者说他们沉湎于一厢情愿，甚至到了战争末期的1944年，在日本已被打残的情况下，取代东条英机的小矶国昭首相，仍搞什么“一击而和”的策略，想集中全部舰队再猛地打一下，随后坐下来跟美国人谈判。日本人想问题永远是一厢情愿。他们的全部逻辑在于：做一件事时，完全按自己的想象去干，同时认为自己的对手也具有和他们一样的思维逻辑。 由于东京专注于下南洋，所以对阿南惟几提出的再打长沙的计划没什么兴趣。虽然最后勉强同意，但却表示要把航空兵主力从华中调到南方，准备随时有可能开始的东南亚作战。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为准备太平洋战争，东京军部对在华各师团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四个联队建制的甲种师团纷纷被调出一个联队，以充实其他部队或新建师团。第11军主力第3师团、第6师团都陆续受到这个政策的影响，但第13师团暂时无恙。 8月26日，岛村和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乘侦察机飞抵长沙上空，转了一圈后，开始和阿南在沙盘上布置兵力，进行攻击演练。 先来看一下现在第11军所辖主力部队的数量。 第3师团，新任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山口县人），一个瘦小枯干却总想出风头的人。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和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都“下克上”地独断专行，前一次独断进攻株洲，后一次一意孤行死攻长沙，没第6师团的搭救还真就悬了。师团改三联队建制后，兵力剩下20171人，战马7750匹，汽车67辆。 第4师团，人们对他们向来多有议论，认为兵源地是商业城市大阪，民风精细而不善战。确实有点关系。但也要看跟谁比，太平洋开打后，他们曾增援在菲律宾作战的本间雅晴第14军，突破巴丹半岛防线，八万美菲联军因此缴械。不过，话又说回来，不少时候，他们也确实不靠谱，一会儿不妨看看其表现。师团长北野宪造（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滋贺县人）。改为三联队师团后，兵力12377人。 第6师团，第一个攻入南京且血债累累的第47联队被调出，兵力只剩下20094人。师团长是新上任的神田正种。“九一八”事变时，他任职于驻朝鲜军中，为驻朝鲜军越境行动以及推动事变大开方便之门。 第13师团，暂时为四联队建制，兵力达26214人，战马9288匹，是第11军中兵力最庞大的。师团长由田中静一改为打南京时的野战重炮旅团长内山英太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鸟取县人），驻宜昌。 此外，还有在上高被殴的长期驻扎南昌的第34师团（兵力14242人）、第39师团（兵力13957人）、第40师团（兵力14260人），以及独立混成第14、18、20旅团等，每个旅团将近5000人。 阿南惟几把向长沙发起新攻势的日子定在9月18日。现在是1941年，大家都知道十年前发生了什么。 第11军神田正种的第6师团主力驻扎在岳阳。 阿南也就以岳阳为中心，集结参战部队：第3师团、第4师团、第40师团、第13师团早渊支队（支队长早渊四郎，以第116联队为基干，由宜昌南下参战）、第33师团荒木支队（支队长荒木正二。师团主力调向华北，但留下了一个支队，由江西方向参战）以及来自独立第14混成旅团的平野支队（支队长平野仪一）等。 自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第9战区与日军依旧对峙于岳阳以南的新墙河。日军在北岸，中国军队在南岸，但在北岸的大云山地区，有第9战区的一个前进阵地。 日军调动频繁，如果说第9战区一点觉察也没有，并非事实。事实是，薛岳有觉察，但情报不详尽，导致低估了战情的严重性。 实际上，早在8月13日，蒋介石就给薛岳发去一电：“据报，岳阳方面近增敌四千余，炮二十余门，木船约五百只，舰艇等约百余艘，情报是否属实？该方面敌最近动态如何，希从速查报为要。” 接电后，薛岳查了一下，回报蒋介石，说所言敌情确实属实，不过进而做出如下判断，“查该敌前似扰乱秋收企图，因我防备严密，岳阳方面敌至今尚未敢轻动。”又在第二封电报中道：“目的在扰乱及夺粮，并无真正攻击企图。” 薛岳坚信自己的判断。 现在，薛岳之下，有三个副总司令，仍是罗卓英、杨森、王陵基，战区参谋长照样是吴逸志，只是赵子立此时已做了参谋处长。 战区辖罗卓英第19集团军（实为军委会直辖的王耀武第74军及集团军司令部直辖的两个师）、杨森第27集团军（欧震第4军、杨汉域第20军）、王陵基第30集团军（韩全朴第72军、夏首勋第78军、李默庵湘鄂赣边区挺进军）、高荫槐第1集团军（本来由三支滇军即第60军、第58军、新编第3军组成，但1940年秋日军开入印度支那北部，卢汉将第60军调回云南驻防，华中前线只留下孙渡第58军和杨宏光新编第3军），以及战区直辖的李玉堂第10军、萧之楚第26军、陈沛第37军、傅仲芳第99军和王若卿（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江苏盐城人）的炮兵部队。 作为战区参谋长的吴逸志，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跟薛岳同岁，也是薛的广东老乡。吴为人平和，在强势的司令长官下很难说发挥出了什么作用。相比之下，后生赵子立年轻气盛，往往有独立的战术意见。 由于战区情报不灵，各路日军在湘北集结这件事没能准确地上报。战区司令长官部只是知道有日军向大云山一带集结，以至于薛岳在9月初的例行会议上表示：“湖北方向，倭寇已占宜昌，若非有直取重庆之心，则不会再在这一区域大规模用兵；江西方面，南昌之敌夹在我两战区之间，如再向南发展，虽可贯通赣粤，但战略意义不大，因其右翼仍有湘桂屏蔽，故不会再向赣南进击，以至于江西境内的有限兵力不得不采取守势。倚此情势看，当打之地仍为湖湘。但这一次，日军的行动焦点即在新墙河以北大云山游击区，或为例行之扫荡。” 会议中，吴逸志说到几个月前的中条山会战。 薛岳冷笑，说：“那么多人被俘，那么多人阵亡，尤其是部队长，徒死耳！这场仗打得太蠢。” 1941年春，上高大捷时，在山西南部、黄河北岸的中条山地区的第1战区的部队在懵懂中被日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不但伤亡四万多人，而且被俘三万多人，日军伤亡则不到3000人，战死仅673人，连日本人都感到意外，认为“收到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蒋介石称之为“最耻辱一役”。 不过，薛岳的话说早了。 对薛岳的判断，蒋介石一直心有忐忑，并不是说他的军事谋略比薛岳高，而是说他能结合国际局势揣测日军的动向。现在的情况是，湖南战场自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已经沉寂了两年的时间；而在国际上，德苏正在激战，美日正在谈判，东京在政略上又不能迫使重庆就范。种种迹象表明，日军有可能再次在中日正面战场的核心区湖南发动大的攻势。 现在，日军各师团已悄悄云集湘北，一部开始围攻大云山。 大云山位于岳阳境内，是南岳衡山余脉，海拔一千多米，是座道教名山。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这里成为第9战区的前哨阵地。 阿南惟几打大云山，实际上是一举两得之计：在围歼大云山的中国军队的同时，掩护后面的日军突袭新墙河。 随后的战斗稍出阿南惟几的意料。 扫荡大云山的是第6师团，第47联队被分离出去后，此时辖友成敏第13联队、有马纯彦第23联队、平冈力第45联队。9月5日，三个联队的士兵从三面包围了南北、东西各长约30公里的大云山。 接下来两天，由于整个山区大雨滂沱，直到9月7日师团长神田正种才下令发起进攻。 扼守山顶的是杨森第27集团军欧震第4军张德能第59师的一个加强营；扼守西麓的是第4军柏辉章（贵州讲武堂，贵州遵义人）第102师的一个团；扼守东麓的是孙渡第58军梁得奎新编第11师的一个营。 神田正种拿出以友成敏为联队长的第13联队，叫他们在大云山旁边的沙港河附近进行作战掩护，另外两个联队围攻大云山。 如神田所料，大云山一交火，杨森立即叫欧震派军驰援大云山。欧震第4军主力此时正在新墙河南岸的正面进行守备。得令后，欧震将张德能第59师主力和柏辉章第102师一部派过去；与此同时，杨森又派孙渡第58军主力向大云山驰援。杨森的作战计划得到薛岳的支持，并把陈沛第37军董煜（黄埔军校1期，广东化州人）第60师北调，具体配属给欧震第4军，参与大云山之战。也就是说，此时无论杨森还是薛岳，都认为大云山出现战况是日军在新墙河北岸的一次孤立行动。 第6师团在大云山有点心不在焉地打了五天，随后神田正种将主力转移到新墙河北岸的草鞋岭，就等阿南惟几下令渡河了，本来给他们的任务就是打长沙。所以，在神田看来，大云山的扫荡差不多已经完成了。 现在的情况是，大云山上的一些据点、确实已经被第6师团拔掉。可是神田并不清楚的是，大云山森林密布、峰谷纵横，他拿下的据点，只有中国军队总守备量的三分之二，山中，仍有不少中国军队在活动，而且杨森的驰援部队马上就到了。 9月11日，神田下令，叫掩护侧翼的友成敏的第13联队把沙港河附近的阵地交给第40师团。神田给第40师团长青木成一的电报是：“我师团已扫清大云山之敌，你们过来接班吧。” 青木随即派重松洁带第234联队过去。 重松得令后，立即跟第6师第13联队联系，友成告诉重松：放心吧，这一带中国军队被扫除干净。 但事实是，友成敏刚把电报发出去，自己所率的第13联队就遭董煜第60师、鲁道源（云南讲武堂，云南保山人）新编第10师、张德能第59师主力以及柏辉章第102师一部的围攻。 另一个方向，在该日午后，当重松联队进入距沙港河不远的甘田以北区域时，遭遇欧震第4军张德能第59师一部，随即发生激战；与此同时，孙渡第58军梁得奎新编第11师主力亦从后面包抄而来。转眼间，重松联队被切割成两半。 一下子，战局演化为中国军队将日军第6师团和第40师团各一个联队包围于甘田南北地区，并重新控制大云山。 第40师团长青木慌忙派一部为先遣队，随后自己带着主力也过来了。 9月13日，第40师团的先遣队即将抵战场，但在徒步涉过一条小河时，遭鲁道源新编第10师发现，后者随即发动袭击，鬼子伤亡惨重。日军这支先遣队有两个大队，呈一字线并排反击，但打着打着，两大队间出现一个接近两公里的缺口，新编第10师在鲁道源指挥下，率部趁机突入其背后，随即掉头反转，前后夹击日军联队本部。如果不是关键时刻青木带师团主力赶到，这支先遣队就被鲁道源率部灭了。 经过一番苦斗，入夜时分，青木师团跟第6师团第13联队终于接上头。 友成敏的第13联队也没客气，见友军凑过来了，立即全线脱离战场，去草鞋峡找他们的师团长神田去了。 如此一来，前面提到的重松联队的侧背就暴露了。 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立即命令欧震和孙渡抓住战机，击灭重松联队。张德能第59师、柏辉章第102师和鲁道源新编第10师各一部在13日入夜后急攻重松。关于这一夜的战斗，中国方面没留下什么记载，日本那边的战史所记亦简略，只留下这样一句话：“13日夜间，重松大佐曾高呼‘军旗危险’，亲自拔刀在附近一带展开混战。” 本来，第40师团换下第6师团，是阿南惟几自诩的一招，叫战力弱的师团纠缠住渡到新墙河北岸的中国军队，随后以战力强大的师团为核心发起对南岸的进攻。没想到，先是第6师团第13联队被困，随后第40师团越打越难看，以至于不得不急派参谋长木下勇提前赶到岳阳建立战斗司令所指挥大云山之战，后者派出第33师团荒木支队去解围。 9月16日午夜，在甘田附近，梁得奎新编第11师伏击了前来解围的荒木支队前锋。 该新编师所属的第58军属于滇军系统，原本战力平平，但此战在孙渡的指挥下打得相当好，处处伏击日军且斩获不小。只说新编第11师，在师长梁得奎率领下攻势凌厉，到什么程度呢？等荒木支队本部赶过来时，根本没法从正面冲过去，而只好挖战壕，用阵地战方式一点点推进。对日军来说，这样的方式太少见了，尤其在增援战中。 新墙河北岸的钉子没拔下去，反而又被砸进去几根，而且砸在第40师团手心，叫阿南惟几非常恼怒，指责师团长青木没摸清楚敌情，以至于造成重大伤亡。日军第40师团长期在中南作战，枣宜会战中，在时任师团长天谷直次郎率领下突入桐柏山，吸引了多个中国师，为第13师团攻略宜昌创造了条件。“鲸兵团”之战力，在乙级师团中并不算弱，此番却处处被动，确与师团长青木的疏忽有关。 此时，新墙河北作战的总指挥杨森，在洋洋得意的同时，又被当头浇了一盆水。 两天前，9月14日，杨森翻看最新情报时发现：日军主力第6师团、第3师团已云集湘北，还有一支部队番号不明（第13师团早渊支队）。此时第40师团已处于中国几支部队的合围中，在这种危情下，上面那几支日军并不搭救，按情报参谋的描述，他们只是“静静地伏在新墙河北岸”。 杨森一拍大腿，说：“龟孙子又要打长沙了！” 杨森立即下令，叫新墙河北岸的各师渡河反转，并叫其嫡系杨汉域（云南讲武堂，四川广安人）第20军做好出击准备；同时，把最新军情和自己的判断电告长沙的薛岳。后者睁大眼睛，但为时已晚。薛岳在当天给蒋介石发的限三小时到的密电中，用了“（日军）扬言进犯长沙”这样的说法。 9月18日凌晨，在新墙河北岸仍在激战的情况下，阿南惟几下令集结起来的320门各种火炮同时向南岸中国军队的阵地开火，步兵随后强渡新墙河。 第一次长沙会战，冈村宁次的重点在于两翼，这一次阿南反其道而行之，采用了“中央突破”的战术，百分之九十的兵力集结在新墙河正面宽20公里的区域内，做策应的仅仅有平野仪一那个支队，他们由洞庭湖进入湘江，去打江口的营田、青山要塞。 扼守在那里的是负责湘江两岸守备的傅仲芳第99军，在青山阵地，中国军队与来攻日军发生激战。 日军大兵压境后，薛岳做的第一件事是叫参谋长吴逸志带着司令长官部去后方的耒阳。武汉会战后，由于长沙时刻面临日军攻击，所以省政府早就迁到耒阳了。第一次长沙会战前，薛岳也叫吴逸志带着长官部撤到耒阳，薛只叫负责具体事项的作战参谋留在长沙。 吴逸志说啥也不走。 吴逸志说：“为什么一打仗就把我轰到后方去？我可是战区参谋长啊，我这是有多碍事？一次可以，要次次这样，别人怎么看我？” 薛岳笑，说：“老吴，叫你去后方，没别的意思。既然这次你不想去，那么好，就留在我身边！” 薛岳的司令长官部设在唐生智旧居，赵子立的参谋处则在文艺中学。在赵子立看来，吴逸志要是去了后方，从作战角度来说，倒还真不是坏事，因为作战参谋可直接跟薛岳沟通战事，若吴逸志在的话，就多了一个呈签环节。 日军发起攻势后，薛岳打电话叫赵子立起草已由他和吴逸志拟定的应对部署：新墙河北岸部队火速回渡南岸；同时，陈沛第37军主力和萧之楚第26军在汨罗江以南占领阵地，防线从第9战区和第6战区的分界点临资口（在湘阴县，湘江与资水汇合处，临资口以西为第6战区）一直到东面的平江附近；此外，电报重庆军委会请援。 按薛岳设想，战区王若卿的炮兵部队亦集结在平江西北、汨罗江南岸的重镇浯口。 抗战中，炮兵一直是国军的软肋。先别说性能，只说数量，简直太少了。虽在1941年日苏签订中立条约前，莫斯科最后援助了200门野炮，但分到七个独立炮兵团后，也没有多少。第9战区的直属炮兵部队统一由王若卿少将指挥，数量亦有限。 赵子立回忆，看到薛岳和吴逸志的应对部署后，他吓了一跳，因为这种一字长蛇阵是两年多以前南昌会战中罗卓英防守修水的翻版。当时，修水之战已成为经典的失败战例，被蒋介石发放到各战区加以检讨。赵子立是在电话里接到薛岳命令的，放下电话，叫作战科起草命令的同时，他赶往长官部，想阻止这件事。 吴逸志见到赵子立，兴奋地说：“这次我们要在汨罗江南岸与鬼子决战！” 赵子立随即见到薛岳，说：“在汨罗江南岸进行决战，将不利于我军。” 薛岳皱了下眉头。 赵子立说：“若以第26军和第37军为主力在汨罗江南岸进行持久性防御和决战，那么一旦两军被鬼子突破，再想后退决战也迟了，全线亦有崩溃的可能。目前就这两个军的力量来说，没把握阻挡住日本人。与其这样，不如等增援部队赶到再做反攻。等待期间，汨罗江南北各部逐次抵抗，右翼至少向东延伸到浏阳一线，避免被敌人捕捉右侧背，反击时亦能攻其左侧背。抵抗到浏阳河南岸后，可进入防御阶段。衡山方面的第10军可巩固长沙城防；至于炮兵，亦应集结在长沙附近。在逐次抵抗中争取外线，援军全部到达后再进行反攻。” 上下级关系中，当大人物提拔一个小人物之前，对小人物的个性和锋芒往往是会保护的；但是，当小人物真的被提拔后，如果仍不停地保持自己的个性与锋芒，那么大人物就未必能接纳了。 现在，薛岳和赵子立的关系就已渐渐转到这个层面上了。 听完赵子立的建议，薛岳摆了摆手，说：“逐次抵抗，说得容易，若不进行坚守，兵败如山倒，又如何掌握部队？与崩溃何异？争取外线，人人会讲，但怎么争取，需看实际情况。” 总的来说，赵子立的战术还是更适合这次会战的。不过，也不可能否认，其中一些东西是事后判断。比如在赵的回忆中，他认为，这二次长沙会战应从罗卓英第19集团军和王陵基第30集团军那边抽调更多的部队过来。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薛岳无法确定日军是否会和第一次长沙会战那样在江西方面进行大策应（日本人称第一次长沙会战为湘赣会战），所以没敢从赣西北抽调更多的人马增援湖南。 回到新墙河。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两边的士兵已隔河对峙整整两年。 新墙河南岸的阵地不算简陋，除布置有绵延的倒钩铁丝网外，还有前沿地雷阵地。后面是主阵地，主阵地又分两块，一是河岸阵地，二是后面的高地阵地。河岸阵地和高地阵地间是空荡的村庄，士兵利用房屋做掩体，又形成一道靠近河岸的夹心阵地。在没有村庄的地段，用纵横的交通壕进行延伸连接。为对日军进行侧击，侧方位也进行了火力配置。这样算起来，整个南岸阵地纵深达到六公里。 但是，由于在新墙河南岸守备的欧震第4军中已有不少部队被派到北岸参战，日军渡河后，该军各部和配属给他们的董煜第60师紧急回防，匆忙回撤阵地，导致局面非常混乱。日军徒步过河（1941年的新墙河最宽处70米左右，平均深度不到1米），趁乱突击，造成中国守军被动的局面。 只说第4军所辖第102师。 从出身看，这个师是黔军系统，师长柏辉章也并非黄埔毕业，但由于战力不俗，被薛岳调到第4军。第4军以“抗战建国”为代号，军部和直属部队的代号是“抗”，第59师代号为“战”，第90师代号为“建”，第102师代号为“国”。 “国”字师守备在新墙河中段关键位置。柏辉章的手里，除三个建制团外（第304、305、306团），还有一个野战补充团。现在的情况是，渡到北岸作战的部队正在回撤中，正面已开始强攻的日军又太多。在这个区域，日军集结了第6师团，以及第3师团和第4师团各一部。 主攻柏辉章第102师正面的第6师团，其师团长神田正种的战术虽非一流，但手下老兵都已在华作战多年，经验极为丰富，从大云山撤退后，就等着这一仗了，因此注定了第102师要面临的血腥和残酷。 这是该师史上的一次血战。 第102师的核心阵地新墙镇遭第6师团猛攻。这是第102师第304团的阵地。鬼子的一顿炮火过来，整个小镇瓦砾成山。但是，该团机枪掩体做得比较好，在镇子两侧的峡壁间组成交叉火力，封死射界内的新墙河面，使日军几次强渡都不得手。 日军从新墙镇以东寻找新的渡河点，强渡过来一个小队，随即被第304团逆袭歼灭。 在另一侧，第6师团的工兵冒着弹雨修架浮桥，亦被第102师炮火击断。该师团再次调转方向，从第306团扼守的阵地寻找突破口。熊本师团也确实能做得出，在炮火的掩护下，骑兵开始踏水强渡，竟然一举突击上岸。 激战一个小时，团长陈希周向柏辉章诉苦：“师长！鬼子后续部队上岸了，火力太猛，骑兵穿插冲击，我快顶不住了！” 在师部，柏辉章一直守着电话机，说：“你部需死扼敌人，莫有半步后退。敌进，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然后肉搏；你退，我留三颗子弹，倭寇、你、我平分！” 话虽如此，半小时后，柏辉章仍派出仅能调动的师部直属工兵营去驰援该团。由于第6师团火力太猛，派过去的工兵营很快就只剩下包括营长杨炯在内的三十一人了。 日军一部向第102师师部包抄，柏辉章率卫士排转移，途中遇杨炯残部，随后跑到一山头上，见有一队日骑飞驰而来，柏辉章立即叫大家开火。 杨炯惊慌地问：“师长！如此一来，不是引鬼子过来吗？” 柏辉章说：“如不开枪，他们倒真要过来了。” 杨炯说：“何解？” 柏辉章说：“鬼子见我们少数人仍敢开枪，定会以为山上有伏兵，徘徊一会儿就会走了。” 果然，日骑被打后再也没回来，但很快有战机飞临轰炸，不过此时柏辉章已带人安全转移了。 第102师另一个团第305团的阵地亦遭日军猛攻，陷入全连牺牲的境地，营以下部队长几乎全部战死。 柏辉章向欧震请援兵，欧震说：“现我军各部均遭日军猛攻，军部直接控制的部队只有一小部分了，难以抽出兵力。薛长官刚刚来电，说当前战场成败，责在我第4军，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柏辉章放下电话，无可奈何。他拔枪在手，叫副师长去304团阵地督战，自己在卫兵保护下，到305团阵地督战。 就在柏辉章身先士卒到一线督战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第102师身后突然出现日军伞兵！ 日军动用伞兵，在湖南战场上还是第一次。 一下子，第102师陷于两面夹击中，最终被击破。两天后，柏辉章清点人数时，只剩下600多人（战前全师5000多人），战死和失踪的士兵超过全师的90%，几乎创造了作战部队损伤率的新高。战斗中，工兵营营长杨炯与师部失去联系，带着几十人转进到日军后方，在那里打游击、破袭交通线，竟取得不小战果。 由于第102师战斗减员严重，残部奉命向株洲方向集结，抵达该地区田心镇时，师长柏辉章对面前的六百多人说了这样一番话：“此次战斗到现在，全师仅存官兵六百余人，牺牲损折九成人数。在历次战役中，先期出省的贵州士兵已伤亡殆尽，军官生存的寥寥无几。历次新兵补充不久，未及训练完，就匆匆赴战。在敌人的强大炮火下，军官身先士卒，士兵负伤不下战场，全都抱着誓死卫国的决心浴血奋战。殉战的官兵弟兄是军人的楷模，是我们大家的榜样。现在在场的都是久经沙场、富有战斗能力的将士，我们要时时刻刻准备再赴战场，为国献身，努力杀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聆听的残兵泪倾如雨，为那已经奋勇战死的黔军子弟哀悼。 闻得第102师的事迹后，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参谋总长何应钦前后发来慰勉电。贵州人出身的何应钦看到家乡部队死战如此，自然感触更深。而且，何一度做过贵州讲武堂的校长，柏辉章正是那里毕业的学生。 新墙河一线，第4军其他部队的阵地同样被日军突破。 开打后，在平江集团军司令部的杨森派在鄂南通城一线守备的杨汉域第20军尾随和侧击南下日军。 长沙方向，面对日军凌厉的攻势，薛岳调整了一下部署： 李默庵湘鄂赣边区挺进军在敌后破坏公路、桥梁，游击日军辎重部队；欧震第4军不必南撤或尾随骚扰日军，而是向东部山区转进，跟孙渡第58军以及杨汉域第20军联系，侧击从东面南下的日军第40师团；傅仲芳第99军一部继续扼守湘江沿线；陈沛第37军（欠第60师）仍守备汨罗江南岸的正面，第99军两个师归其指挥；原本计划放在正面第二线的萧之楚第26军顶到前面，由长沙东南的浏阳到金井（长沙市长沙县境内），由金井而瓮江（金井以北，平江西南）；李玉堂第10军由衡山开往株洲以北、浏阳河南岸待机，随时准备北上。 几支援军是韩全朴第72军，由江西而来，增援第27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平江；王耀武第74军，亦从江西而来，向长沙附近靠拢；夏楚中第79军，由西面的第6战区过来，巩固长沙城防；另有一个军，从南方余汉谋第7战区前来增援。 按原计划，薛岳在汨罗江南岸跟日军决战。 赵子立觉得决战时间还是过早，这样的话只能是逐次投入援军，谁来了就先把谁顶上去，并非最佳选择。 薛岳回了一句：“等人马都到齐了再决战？你想要的这个时机，当面的日本人不会给你。” 越过新墙河后，日军主力向汨罗江疾进，此时阿南惟几也已经来到岳阳的战斗司令所。 对日本人来说，阿南的个头不小，但口才不佳，所以喜欢沉默。很多人觉得这不是个聪明人，因为他当年考陆军大学考了四次才考上。其实，指挥作战方面，在随机应变上，他还可以属于中等偏上，超过其前任圆部和一郎。 阿南跟板垣征四郎关系非常差。 板垣做陆军大臣时，支持天皇的弟弟秩父宫雍仁入主陆军参谋本部，取代年迈的闲院宫载仁。可秩父宫只是个大佐而已，资历非常浅，虽然是皇族，但要出任参谋总长，就有点开玩笑了。时为陆军省人事局局长的阿南反对此事，跟板垣吵了一架，随后被板垣打发到山西前线做师团长了。 后来，畑俊六取代板垣出任陆军大臣，又把阿南调回东京，叫他做自己的副手，也就是陆军省次官。畑俊六之后，东条英机出任陆军大臣。东条是板垣的密友，跟阿南也是互相看不上。此时恰逢日军在上高大败，于是东条叫阿南出任第11军司令官，再次将其调出陆军中央。 不过，对阿南来说，来第11军任职未必不是件好事。这支部队太重要了。后来，阿南出任日本战败前最后一任陆军大臣。当时，他被准备组阁的铃木贯太郎点名，原话是：“阿南是做过第11军司令官的。” 作为箭头的第6师团步兵用了不到两天时间就已出现在汨罗江北岸，速度几乎与撤下来的中国军队持平。 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日军攻到这个区域用了足足一周。 由于速度飞快，以至于跑在最前面的第45联队（联队长平冈力，南京战时是杀人魔）渡过汨罗江后陷入茫然，不得不请示下一步打哪儿。 相比之下，第3师团慢了半拍，因为一路上受到了陈沛第37军董煜第60师的袭扰。 大云山开打后，第60师主力奉命驰援新墙河北岸；日军南下前，部队撤回南岸，随即被第3师团突破。 不过，在师长董煜的率领下，这个师没散，一直在身后尾随攻击第3师团。比如，第3师团停住时，第60师也停住；第3师团行军时，第60师也行军。一眼望上去，好像一个部队似的。快咬上第3师团时，第60师就开打，第3师团被打急了，掉过头反击一下，第60师则朝两边山林隐蔽。第3师团任务在身，又没时间纠缠，但刚重新上路时，第60师又开始尾随了，搞得师团长丰岛房太郎郁闷极了。 在一个叫马嘶塅的地方，丰岛终于忍不住了，突然率部掉头全力猛攻第60师。这一下，董煜就有点惨了，部队没能扛住，一下子被打散。 第3师团在9月19日下午抵达汨罗江时，脖子有种落枕的感觉。不过，日军在江边一处中国军队的兵站基地意外得到1500袋大米，稍微缓解了一下内心的不平衡。 至于第4师团，问题大了点。 冲破当面中国军队后，第4师团向汨罗江追击时，已是9月21日了，比友军晚了几天。 在行军上以慢且乱著称的大阪人，这一次又落在了后面，于是他们就有点沉不住气了。最开始，他们分两路前进，每路一个联队，剩下那个联队，在后面做预备队。走着走着，前面那两联队开始互相抢路。这还不算，后面的预备队也开始和前面的战斗部队抢路。按日军战史记载，第4师团的行军场面“十分混乱”。 第11军直辖的坦克联队和野战重炮联队原本配属给了第4师团，这应该是阿南惟几的关照。可是由于这个师团追击场面太混乱，导致坦克联队和野战重炮联队也慢如蜗牛，两部队长一气之下率部离开第4师团，又回到军的直辖下。这叫第4师团的师团长北野宪造很没面子，但又没理由发作。 为避免前后部队互相抢路，北野灵机一动，叫前面那两联队向两翼扩展，后面的预备队从中路跟进，也就是说将两路队形改为三路队形。走了一会儿，北野又心血来潮，下令变换队伍：右路联队转移到左路，左路联队转移到中路，中路预备队转移到右路。很多部队长对这种变阵大为抱怨，因为除了造成更大混乱外实在看不出所在意义。 这是北野自己的问题，还是说，无论谁来了第4师团都会变得有点神经？ 变阵后，北野叫大家继续向汨罗江“推进”。问题是，这种变阵不是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的变，而是一万多人集体变换行军路线，有多乱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第13师团早渊支队，本来也配属给了第4师团，但由于第4师团行军混乱，早渊四郎跟军参谋长木下勇联系，要求脱离第4师团而单独行动，不过最后没获得批准。 阿南惟几用的是“中央突破”的战术，也就是说侧翼策应的兵力有限，乘船进入湘江的平野支队只算半拉翅膀儿，在会战前期基本上没发挥什么作用，只是在撤退时帮着从水路转运伤病部队。至于先前在大云山遭受重创的第40师团和第33师团荒木支队，脱身后刚刚领了向平江进击的任务，同时压制第4军残部于一侧山区。 在新墙河以南、汨罗江以北击破当面中国军队后，日军的作战目标是围歼汨罗江南岸陈沛第37军主力。 9月20日黄昏，陈沛的侦察兵发现：渡过汨罗江的日军突然变阵，没向正南的第37军阵地发起进攻，而是从西向东横向转进了十多公里。 陈沛感到很奇怪。 原来，第11军的通信队，在关键时刻破译了第9战区的无线电（随后一系列调兵电报被日军破译），得知萧之楚第26军由南而北、自东向西地出现在日军左翼。 阿南虽不爱说话，但作战还是非常果断的，得到这个情报后，立即改变部署：从第4师团拿出一部分兵力守备原第3师团正面，从第3师团分兵一部去警戒第6师团正面，最后把整个第6师团腾出来，迅速去包围萧之楚第26军。 第11军高级参谋岛村矩康专门来电询问神田正种，问他在进入汨罗江南岸后，由既定的“中央突破”战术改为横向运动包围新出现的萧之楚第26军有没有困难。 为什么会这样发问？ 因为第6师团刚刚渡过汨罗江，如果迅速横切的话，在汨罗江和中国军队之间，第6师团的空间是非常狭窄的。这通常是战术中不允许出现的情况，而跟第6师团能不能打没半点关系。 神田自负道：“不会遇到任何困难。” 由于薛岳坚持在汨罗江南岸与日军决战，所以一直催促萧之楚的部队加快行军速度。 萧非常怕薛，不敢有误。没想到，侧击日军的密电被日本人破译。在神田指挥第6师团迅速进入其侧背附近的攻击地带时，刚刚抵达瓮江的萧之楚还蒙在鼓里。 就在第6师团从一翼反包围第26军主力于瓮江时，阿南惟几打算派第40师团攻取瓮江以东的平江。命令下达后，岛村觉得不妥，该师团在大云山伤亡惨重，9月22日拿下平江的时限有可能被推迟。为此，他力主换人，由第6师团分出一部去执行这个任务。 就在9月21日这一天，突然发生日食。 日军为此感到惊恐，炮兵在测距时亦出现问题。 问题不仅仅于此。日军作战时，远距离传达命令用三种方式：一是有线电话，二是无线电，三是空投通信筒。接到攻取平江的命令后，第6师团长神田很不情愿地拿出有马纯彦第23联队，叫他们转弯攻向平江。因为这样一来，对瓮江萧之楚第26军的包围就会减弱，但第40师团却没接到命令。因为日军无线电报出现了故障，而飞机又将通信筒投错地点，导致第40师团仍按部就班地向平江前进。 此时，萧之楚的第26军又是什么情况呢？ 被日军包围后，萧之楚一身冷汗，慌忙给薛岳打电话。 薛岳听后也吓了一跳，随即大怒。赵子立就在薛旁边，听到薛大骂：“为什么叫敌人包围过来？为什么不打？丢了汨罗江阵地，就杀你！” 在一年前的宜昌战中，第26军再次作战不力，已经受到友军讥笑。这一次，如果第26军再打不好，萧之楚就真没法混了。萧放下电话，也豁出去了，立即组成突击队，去咬包抄日军的尾巴，战斗极为激烈。 日军第3师团、第4师团、第13师团早渊支队则继续向南进击，栗山巷一度成为激战的焦点。 栗山巷也在平江境内，它挨着长乐街，后者紧邻汨罗江渡口。 第37军守备在这里。具体扼守栗山巷的是军所辖第140师（跟第102师、第103师一样，也是黔军底色，但经改造，基本已中央军化）的一个团，团长程奎朗。不错，正是南京城沦陷日冲出地狱的众多军官中的一个。 本来，奉师长李棠（黄埔军校1期，安徽桐城人）之命，他率部去长乐街阻敌。快到长乐街时，又接李师长电报，令其部转赴栗山巷守备。 栗山巷东西两山松林密布，程奎朗的阵地十分隐蔽。 程团占据有利地形后，导致第3师团主力第68联队和第6联队各一部久攻不下。为此，师团长丰岛房太郎飞马督战。 当年，第3师团第68联队在鹰森孝率领下参加了南京围攻战。攻栗山巷的第6联队的大队长折小野末太郎，在破城后也参与了大屠杀。有人会问：第3师团参加南京战和大屠杀的不只有第68联队吗？折小野是第6联队的啊。 他现在确实是第3师团第6联队的，但打南京时却待在第6师团第23联队做中队长。1937年底，因所属部大队长战死，折小野代理大队长一职。现在三年多过去，他依旧是个大队长。 这是真正的冤家路窄。 打到最后，程奎朗率领士兵跟日军展开了白刃战。 折小野末太郎虽是见过很多场面的部队长，但面对这支黔军的凶猛攻击，一时间手忙脚乱，师团长丰岛不得不把预备队派上去。 丰岛调第3师团重兵包围栗山巷一带的阵地。附近各个山头上的第140师士兵与日军激战七日，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师长李棠发出求援电报。第37军军长陈沛的军部在金井附近，他拿出一个团支援栗山巷。 与此同时，由于金井、瓮江一线的第26军和第37军处处危情，薛岳又派李玉堂第10军北上驰援。 第10军属于战区机动部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打仗了。按蒋介石的意思，要拿它守长沙。现在，薛岳觉得金井一线兵力薄弱，便急命第10军由衡山北上。由于路遇大雨，第10军被浇了一路，当连跑带颠儿地赶到金井时，已经显得非常狼狈了。 先说这个军的预备第10师。 开战前他们正在株洲的渌口镇整训，官兵准备接受上级校阅。就在这时，突接军长李玉堂命令：停止校阅，部队立即向湘北移动。这是那个时代军人的常态，与敌人真枪实弹的厮杀，随时都会到来。 得令后，师长方先觉（黄埔军校3期，安徽萧县人）率部起程。到达金井附近后，方率部进入阵地，第二天黄昏时分，架设完通信网，本想转天御敌，没想到当夜即遭日军袭击。 这时候，日军占领了距金井只有三十公里的浯口。 浯口本来有炮兵指挥官王若卿的部队，但却没发挥任何作用，日军刚打过来，他带着炮就转移了。此时，金井、瓮江、浯口一线，中国军队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从浯口到金井，处处山地，中间只有一条崎岖小路，危险难行。打金井，另有从瓮江直接南下的大道可行。瓮江一地，按李玉堂所知，有第26军的部队（实际上已陷入日军包围）。为保险起见，他下令严防瓮江到金井的大道。 出人意料的是，日军第6师团骑兵部队偏偏从那条危险的小路潜行而来！当天深夜日骑就杀到方先觉部队的营地，一个偷袭，正酣睡的预10师士兵被打了个晕头转向，死伤三百多人，很多是被日骑的马刀直接砍杀的。 第二次长沙会战中，鬼子的骑兵战术运用得富有成效，屡次袭击中国军队。第10军预10师、第190师以及第37军第140师都吃了这方面的苦头。其中，第140师一部在瓮江公路边宿营时，同样遭日骑黑夜偷袭，损失也很惨重。 第二天黎明，在预10师处于混乱时，第10军另一支部队第190师在师长朱岳（黄埔军校4期，广东台山人）带领下，正向瓮江以南转进，途中接李玉堂电报，称预10师被日军快速穿插部队夜袭，叫他们立即就近占领阵地。刚占领阵地，李玉堂再次来电，叫朱岳向西转进，拦截由浯口到金井的日军后续部队。朱岳刚把部队向西转进，李玉堂的电报又来了，叫第190师马上支援在栗山巷作战的第37军第140师，并受该军军长陈沛节制，说这是薛岳的指示。 朱岳率部行进没一会儿，就遭日军第3师团骑兵部队迅雷般突袭。眨眼的工夫，师长重伤，副师长阵亡，师部被冲散，所辖各团间谁也联系不上谁了。 最郁闷的还是军长李玉堂，他本来是三个师的军长，在薛岳的一次次调动中，手里的主要部队都交给陈沛指挥了。到最后，他能直接调动的，除军直属部队外，就剩下一个团了。 再说方先觉预10师。 被袭后的转天早上，还没等士兵喘口气，日军后续部队就出现了，双方开始了对金井的反复争夺。 战斗十分激烈。 师政治部科长杨正华此时正在二线指挥所留守，接到一线师长电话，说伤兵太多，担架不够用的，叫他联系附近村民准备担架。杨正华叫身边的两电话兵守着电话，自己跑到附近的村子。在村口，他听一个老头说，保长们正在前面的乡公所开会，找了半天没找到。此时有日机在头顶上盘旋。他进退维谷，想到回去后没法向师长交待，一个人陷入“瞻望徘徊”的境地，直到暮色将至。 正在杨正华徘徊时，大批部队从一线撤下来，上去一问，才知道：阵地被日军冲垮，二线指挥所又遭袭击。 杨正华马上想到那两电话兵，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们都牺牲了。 侥幸脱险的杨正华跟着部队往长沙撤，最后辗转到衡阳。在衡阳，方先觉说：“我还以为你被俘了呢。” 杨正华说：“怎么撤退这样快？” 方先觉说：“敌人此次尽用骑兵，专打我们的指挥机构。我们刚离开第一个指挥所，日军就抢先把我们第二个指挥所打烂了，破坏了通信。他们有空军优势，侦察情报准确及时，行动迅速，使我们失去联络，指挥意图无法下达，部队群龙无首，遇有情况无心应战，一味后退，战斗力完全丧失，以致我们这次如此惨败。” 这是方先觉成名前非常窝囊的一仗。 再说瓮江方面，日军第6师团已围攻萧之楚第26军两天，后者伤亡惨重。不过这一回萧之楚来劲了，率部死战不退，又跟鬼子僵持了一天。 这时候，第6师团长神田接到第40师团发来的电报，说他们已占领平江，现师团一部正向平江以南进发。于是，神田下令，叫第23联队停住脚步，转而向金井进攻。此时，联队长有马纯彦带着部队离平江只有两公里了。既然人家第40师团已占领平江，还去那儿干什么？ 可真相是，电报里的平江，是一个叫梓江的地方。就这样，第40师团摆了道乌龙。 不过，对日军来说，有点“塞翁失马”的意思：由于第23联队转向突攻金井，导致第10军军部和附近的第37军军部被袭，李玉堂和陈沛两个军长差点丧命。 好在第10军军长李玉堂经验丰富，在被围后拒绝了参谋长往南突围的建议，而是下令向西北寻找生机。按李的解释：日军包围我们，重兵定放在我们的后方，而西北面即鬼子的后方，必不会有大量兵力。 李根据这个思路突围，果然轻易脱离战场。 李玉堂带部队过来，不是叫他如何顺利脱险的，而是叫他驰援陈沛第37军和萧之楚第26军。结果，“援”变“驰”了，部队和军部都被打散了。当然，李玉堂也有话要说：“为什么把我的部队都交给陈沛指挥？” 李玉堂脱险了，攻取金井的日军也切断了萧之楚第26军后路。该军最后损失严重，跟这不无关系。 攻占金井的有马联队顺势袭击了附近的第37军军部，军长陈沛侥幸突围而出，但已成为孤家寡人了。就这个时候，幸好董煜带着第60师残部跟他会合，手里这才有了点人马。 就这样，继欧震第4军、孙渡第58军被击破后，萧之楚第26军、陈沛第37军、李玉堂第10军等三个整军完全被阿南惟几指挥的日军打垮，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 第六章 再战长沙（1941年9月～1941年10月） 春华山之役 阿南惟几得知第40师团搞错地点，在对师团长青木一顿痛斥后，叫第6师团的有马联队重新向平江进攻。同时他下令，全力围歼萧之楚第26军。就这时候，通信队再次破译了薛岳第9战区的一份电文：“第74军应星夜赶赴沿捞刀河南岸占领阵地，协同夏楚中部固守长沙城。我军将与敌在捞刀河以北进行决战。” 日本人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记载，当时第11军获得这个消息后，整个司令部“顿时为之震动”。具体的说法是：“第74军是王耀武将军指挥的，由第51、57、58师编成的中央系最精锐部队，是第11军长久以来的宿敌。第11军在昭和14年（1939年）秋的赣湘会战中曾与其激烈交锋，其后该敌不断对南昌地区出击。本年3月又在锦江作战[5]中吃过他的苦头。” 按计划，围歼萧之楚第26军后，几支日军部队立即向长沙进击，但现在，王耀武第74军出现了，怎么办？ 阿南对手下说：“如不与第9战区最精锐部队交锋，将被敌人抓住话柄而大肆宣传。” 对自己的司令官急切寻找王耀武第74军并与之交锋的欲望，参谋长木下勇还是比较冷静的。他认为，跟不跟第74军打完全取决于战场形势。在他看来，如果日本军越过浏阳西面的山地向第74军出击，从战术上讲意义不是很大。 对于王耀武第74军的动向，高级作战参谋岛村矩康判断：如果该军沿捞刀河南岸布防，那么必向浏阳西北即长沙以东的永安、黄花两镇的连线转进。为此，岛村出了个折中的作战计划。 解除第6师团第23联队攻占平江的任务，叫他们立即与师团主力会合，随后全师团急速南下去拦截由东向西北转进的第74军，只需击破其先头部队，拖住第74军即算完成任务。第3、4师团以及配属给该师团的第13师团早渊支队继续向长沙追击。至于第40师团，在金井附近担负扫荡已遭到重创的第26军的任务。 然而对日军来说，要想达成一个战术目的，也并非手到擒来。 阿南专门派神田正种第6师团去拦截王耀武第74军。可战场上的事儿变化太快，第6师团还没赶过来，向长沙追击的第3师团的先头部队迎头撞上了第74军（第4师团傻人有傻福，这一次他们动作还算麻利，刚刚走过去）。第3师团的这支部队，由旅团长花谷正率领。 不要怀疑，正是“九一八”事变的那个重要参与者。 谈到花谷，日本人往往这样说：“该部队长的性格最擅长担当此项任务（打前锋）。” 现在，花谷率领的就是第3师团的先头部队。9月25日，花谷部队的前锋池边实大队从野营地出发，按计划，他们穿越前方的春华山，绕过捞刀河，南下进入浏阳河北岸，在那里寻找渡河点，接应后面的主力部队，随后向长沙东南迂回包抄。 9月25日黄昏前，池边大队的前锋第10中队抵达春华山。 春华山位于长沙以东三十公里外，山下有春华镇。春华镇与这次会战的另两个地标永安、黄花两镇呈等腰三角形，春华山就是那个顶点。 日军刚进入山间小径，最前面的几名士兵就被射杀，而且都是一枪毙命。 卧倒在地的中队长石野平三环顾周围，暮色四合中的山林寂静得可怕。他回头看了看身边的部下，一个士兵表情夸张。日军单兵素质强，但也不要认为他们有多神。实际上，作战中，在不少时候，他们反而比中国士兵更紧张，这无关战力，而是岛国民族的天性决定的。 石野扔给那名士兵一根香烟。 士兵颤颤巍巍摸索出火柴，就想点。石野一皱眉头。士兵意会地把香烟夹在耳朵后。石野满意地转过头，望着眼前的一树一石。 初秋的春华山雾气不散，松林密布。石野一面四下警戒，一面派士兵飞报大队长池边。 按池边判断，石野中队遇到的是一股不知从哪儿退下来的被溃败的小股中国部队，所以他叫石野带人进行威力搜索，对其进行歼灭。 大队长没有大智慧，池边错了。 石野拎着战刀，向身后的部下挥了挥手，一百多士兵随即弯着腰一点点地朝前搜索。 正前方是个山包，山包上是一片松林。间或有风吹来，松涛波动，让人出现某种幻觉。石野同样相信，遇见的只是中国的败残兵。 就在这时候，轻、重机枪的火力骤然出现！ 最前面的十几个日军顿时被打成筛子，后面的士兵趴在地上或藏在石头后，意识缓不过神来，包括中队长石野。对面的中国士兵是抬着重机枪败退的？他打了个问号。随即明白了：他遇到的根本就不是败残兵！ 在怎么使用王耀武的第74军的问题上，参谋长吴逸志跟参谋处长赵子立发生了冲突。 吴参谋长虽然留在了长沙，但一举一动都听从薛岳的，真正的主意没拿几个。他认为长沙丢了不得了，所以决定把已经增援但还未至的夏楚中第79军用于长沙城防，又决定把已经过来的王耀武第74军的集结地指定为捞刀河南岸，也就是浏阳河北岸——这也是薛岳的意思。 赵子立认为，这样使用两个部队，是把他们都送入内线，特别是第74军，为进入捞刀河南岸阵地，必须向永安、黄花一线集结，这就等于把右侧背暴露给由北而南疾进的日军。与其这样，不如将第74军安排在更靠后的浏阳东北，也就是长沙的外线，这样的话可以捕捉南下日军左侧背，与其他驰援部队一起从外线反攻，也许会打出新局面。 薛岳不为所动，他当然有自己的逻辑。 现在的战局是，李玉堂第10军、萧之楚第26军、陈沛第37军已被击溃，基本上丧失战斗力。傅仲芳第99军情况稍好，主力已集结在湘江沿线，是不能再动的，而且这一边也有日军（平野支队）。孙渡第58军和杨汉域第20军虽损失不大，但在汨罗江以北。从第6战区驰援来的夏楚中第79军还没到达。 在以上局势下，长沙东面已经洞开，除王耀武第74军外，已没任何可以使用的兵力。假如把第74军拉到浏阳东北，就等于说放弃了长沙。这是薛岳所不愿意的。此外，战区在1941年3月策定的作战计划，原本就是在日军进攻长沙时，于汨罗江以南和捞刀河两岸进行决战。 现在，对薛岳来说，当催促王耀武向长沙外围转进时，唯一后悔的是过早地使用了李玉堂第10军。本来第10军一直在衡山待机，由于过早使用且位置太靠北，使当日军兵临长沙时，他已没预备队可用了。 再说赵子立。 在郁闷中，他接到王耀武的电话，询问具体的作战安排。 电话里，赵子立道出第74军的危情，叫他提防着即将到来的严重的遭遇性战斗，并告诉王，说：“把你们部队向长沙以东拉，我是绝对不同意的！” 王耀武能说什么？ 作为一军之长，面对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命令，他唯有听从的份儿。 接令时，王耀武的军部在江西新喻（今江西新余），跟随李天霞第51师（仍是军的预备队）在一起，余程万第57师在上高，廖龄奇第58师在分宜。最先出发的是余程万第57师，随后是廖龄奇第58师，再后面是王耀武的军部和李天霞第51师。全军取道浏阳，向长沙东面的捞刀河南岸转进。到春华山之前，第57师和第58师在浏阳以西蕉溪岭那8公里长的狭窄山道上一度遭日机袭击。 9月25日，第74军主力已集结在浏阳。 王耀武又接薛岳电报，催促他率部跑步赶赴长沙东向的黄花镇。 临近傍晚时，跑在最前面的余程万第57师主力已迫近黄花，前锋是刘安泰第169团；日军第3师团花谷旅团的池边大队则由北往南而来，两军就这样猛然迎头相撞！ 刘安泰率部抢先一步进入春华山。 发现石野中队后，刘团长认为对方知道自己在山上，是来攻山的；石野那边呢，被打后，以为碰到的只是被击溃的败残兵。 双方都误会了。 就在石野布置进攻时，从左侧背方向打过来三发炮弹，第一发就把他炸碎了。炮弹来自日本人自己。原来，石野中队受阻后，池边大队长派出步兵炮小队去增援，由于距离没控制好，所以炮弹落在自己人身边。 9月26日晨，池边大队主力来到春华山，跟刘安泰团展开手榴弹对攻，随后好歹占领了一侧高地，但很快遭侧方位的炮击，原来第57师另一个团在侧翼包围过来。 战斗随之白热化。 第57师的两团死死扼住春华山，池边大队根本无法从正面闯过去。到这时候，凭借着对火力的判断，那名大队长发现自己完全错了，他们实实在在地遇到劲旅了。 此时，在余程万指挥下，除第57师一部进占春华山外，其他部队也挺进到在春华山至天鹅山（位于春华山以南，与春华山对屹）之间。 现在感到头疼的是日本人。 池边的任务是去浏阳河北岸寻找渡河点，所以思忖了半天后，觉得不能耽搁时间，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最后蔫不溜秋地远距离绕过春华山。在电报里，池边跟后面的花谷说得也比较含糊，只说春华山有中国军队。花谷说：“那打啊。”于是就带着主力部队过来了。 花谷主力过来的时候，王耀武正在下达命令。 余程万第57师扼守赤石河（春华山东北）一线；廖龄奇第58师火速向春华山、永安一线前进，以一部占领春华山，接替第57师阵地，主力控制在永安方向；李天霞第51师则向黄花靠拢，随时准备攻击长沙城下的日军；军部和直属部队跟随第51师行动。各部限9月26日正午十二点之前进入以上位置。 廖龄奇第58师蔡仁杰第173团在上午十点前已经到了春华山，该师其他部队亦赶到战场。 花谷旅团主力过来后，打了半天，花谷正发现面前的部队不是那么好对付。琢磨中，他回过味儿，自己的任务是渡过南面的浏阳河，而不是在这里跟中国军队纠缠，于是最后他跟池边一样，于太阳落山后，采取了远距离绕道蔫溜的办法。 但到了9月27日拂晓，余程万第57师与接撞而来的第3师团主力遭遇了！ 在此之前的凌晨时分，师团长丰岛房太郎亲率第18联队（联队长石井信）迂回攻占了永安。 我们说过，在这一片战场，春华山、永安、黄花三地呈等腰三角形状，春华山是顶点，永安和黄花分别是东西两个边角，位置十分重要。 因此丰岛立足未稳，即遭廖龄奇第58师反击。 现在说说廖龄奇。 会战前，他再一次没在军中。干什么去了？到江西吉安结婚去了。当得知部队向湖南增援时，廖龄奇这才回返，追上了部队。 廖龄奇出身黄埔，在英国进修过战术，性格桀骜，右臂负伤有残。 廖很早进入第88师，那时师长是俞济时，后换孙元良。南京陷城日，时为旅长的廖龄奇不能返城，大骂孙，最后率部沿城奔下关脱身。后兰封一战，第88师新师长龙慕韩被枪毙，廖不想留在这个部队，转投老上级第74军军长俞济时。此时，恰巧军所辖第58师师长冯圣法，以前也是第88师的人，而且正跟手下的旅长邱维达闹矛盾。于是邱重新回到王耀武第51师，廖则取代邱做了旅长，后再升师长。 廖龄奇做师长后，王耀武已经是军长。 在王的眼里，廖性格跟张灵甫有点接近，都历经过大战，一个腿部残疾，一个胳膊残疾。不同的是，王有恩于张，老张服老王，言听计从，廖就不一样了，来第74军是投奔俞济时，跟王一无关系，二无渊源，加上廖有英国学历，说的一口洋文，而且又跟王同岁，故而对王始终保持着一股劲头。平时，两人大面过得去，但私下里，连老实巴交的周志道都看出来了：廖龄奇不服王耀武。 一次，在李天霞第51师师部，作为副师长的周志道对王耀武说：“军长，廖龄奇也太耍性子了，给谁看呢？” 李天霞也在一旁帮腔，说：“军长，这样下去可不行。军队里的事，下级不服上级，今后打起仗来，还怎么指挥？” 王耀武“呵呵”一笑，说：“廖师长是老长官（俞济时）的人，平时对我也没有太大冒犯，只要大家同心杀敌，在这个问题上不出漏子，那么一切都没问题。” 不少时候，老王一句话说出口，听上去很温和，实际上锋芒暗存。 确实，作为部队长，最难受的就是下级不服自己，所以不要怪王微笑后面的冷冰冰。 永安外的廖龄奇，在丰岛袭占该城后，他指挥部队横刀一切，断绝了永安城内外日军的联系。 接下来的战斗极为激烈，不到一小时，第58师三个连长牺牲，日军第18联队则有两个中队长战死。此时，无论是石井信第18联队本部，还是丰岛房太郎第3师团本部，都进入了永安。廖龄奇得知这一信息后，发起了狂攻。 9月27日全天激战，整个永安火光冲天。 在副师长张灵甫指挥的城南围攻中，两军投掷的手榴弹几乎结成了一张天网。丰岛身边的第18联队在会战中光中队长就死了八个，其中三个在这一天被毙杀在永安。在永安，该联队一天之内伤亡超过八百人。 永安之战，是第58师在抗战中最重要的战役之一。 永安战打到最惨烈时，第3师团长丰岛综合战况，判断出与自己陷入混战的中国军队是王耀武第74军。 尽管与第74军决战这件事在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看来意义不大，按高级作战参谋岛村矩康的说法，也只是拖住第74军，但真打起来后，无论阿南、木下还是岛村，都绞尽脑针，想把王耀武撂倒。 在第3师团跟第74军猝然遭遇后，阿南不但把军直属的野战重炮部队、坦克部队全部划归往春华山方向增援的第6师团，而且命令第40师团、第4师团、第13师团早渊支队分别牵制住正面和侧翼的中国军，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不叫任何中国的部队靠近和增援第74军。 对日本人来说，现在的问题是，第3师团怎么就阴差阳错地挨了第74军的拳头。 如果仔细论论上面这件事，不能不说是阿南的一个失误。阿南是9月21日拿到王耀武第74军开始移动的情报的。从21日到23日，日军连续多日通过空中侦察关注该军动向，但到了24日，由于天气不好，雨雾弥漫，第74军去向不明。虽已派第6师团专门对付第74军，但该师团距离还比较远。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第3师团没做任何准备，仍贸然疾速向南进发，以至于在春华山和永安遭受重大伤亡。 在春华山附近的赤石河一线，余程万正率第57师与第3师团后续部队激战。 已将军部开进至黄花的王耀武，叫余程万根据敌情灵活机动作战，派一部到春华山北侧击日军。 任务落在第57师步兵指挥官李翰卿（行伍出身，山东濮县人）身上。他率野战补充团立即行动。本来这个战术没任何问题。没想到的是，战场形势风云突变。就在李翰卿率部跟第3师团的一部交火时，背后突然杀出第6师团平冈力第45联队的一个大队，瞬间李部腹背受敌，李翰卿少将亦中弹牺牲。 9月27日当天，第57师伤亡超过了3000人。这是战事转折的信号。 此时，神田正种带着第6师团以三个纵队（左中右：友成联队、平冈联队主力、有马联队）的阵势杀过来的。在此之前，余程万第57师和廖龄奇第58师自身伤亡虽然也不小，但没叫第3师团占多大便宜，反而狠狠地咬了该师团一口。现在，神田带着第6师团骤然而至，战场上的形势一下子逆转了。 永安方向，打到此刻，廖龄奇第58师全师官兵伤亡达到50%。赤石河至春华山一线的余程万第57师伤亡也超过了40%。 李天霞第51师情况如何？ 第51师是军的预备队，现主力正在黄花至永安间。 李天霞不知道的是，神田正种已专门拿出两个半还多的联队（有马联队的三个大队和平冈联队的二个大队）寻找还未被击溃的第51师主力，并下达了联队级的黑夜强袭令。什么是联队级的？通常情况下，日本人打夜战，规模是比较小的，比如出动一两个中队，而且基本上是逆袭目标高地，在夜里动用一个大队出击这种事都很少。而这一次，是以联队规模在黑夜全线出动。 这有点破天荒。 神田于山林间连绵设伏，于夜间袭击了运动中的第51师。 第51师参谋处上尉参谋黄幼衡回忆：“（9月27日）天将黑时，看到前方永安市大火冲天，火光照到二三十里外。当时日军已过捞刀河，进到我军北侧的各个山头上，但我军毫无觉察，只听说前方第二十六军还扼守着捞刀河。约晚上八点多钟，部队正行进间，忽听到在我军右侧各个山头上响起日军冲锋号，接着步、机枪声大作，不久日军就从北向南冲来……” 第51师被平冈第45联队和有马第23联队截击分割成数段，师、团、营失去了联系，各自为战。黄参谋跟几个同僚以及特务连和通讯连，在师长李天霞的带领下，隐蔽在南侧山丘后的小村落。 李天霞一边叫特务连占领迎面的山丘，一面叫通讯连联系手下的各个团长和副师长周志道，但最后只联系到卢醒和陈传钧，这两人分别控制着一个营，正在跟日军进行激战，张国猷那个团则失去了联系。 很快，前面的山丘就被日军袭占，一颗子弹打飞了李天霞的军帽。 但李天霞控制部队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能联系到的部队捆成一捆儿，向日军发起反击。 此时，第6师团长神田正种亲率友成第13联队直插永安，城里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和第18联队长石井信指挥部队全线逆袭。廖龄奇第58师则吃不消了，在腹背受敌下陷入崩溃。 余程万第57师那边则处于崩溃的前夜。 打到现在，有人开始抱怨，不是李天霞，也不是余程万，而是廖龄奇。抱怨针对薛岳以及王耀武。 正如我们说的那样，战场的形势是日军从北向南攻，而薛岳叫第74军从东向西北到长沙附近布防。廖龄奇的观点类似赵子立，认为这样进入内线是不妥的，希望王耀武向薛岳力陈此事，但王遵从薛的命令。当第58师被夹击而成为伤亡最惨重的部队后，廖龄奇加深了这种抱怨。 而被廖龄奇抱怨的王耀武，于黄花镇险些被日军俘虏。 在9月27日，薛岳得知有日军伞兵在黄花以南空降（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阿南惟几多次动用伞兵，给中国军队造成很大麻烦，不少士兵一见鬼子“从天而降”，往往就六神无主了），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自上高会战以来，第74军就已被军委会树为标杆，如果这个标杆折在此战，那么就算他薛岳再能扛事儿，也没办法向蒋介石交待。 9月27日夜，薛岳叫赵子立发出急电：叫王耀武指挥第74军立即突围，向浏阳集结。打到这时候，薛岳手忙脚乱，有点像枣宜会战中的李宗仁和中条山会战中的卫立煌。两天前，他已把战区司令部撤出长沙。一天前，根据战场急速变换的局势，薛岳已经电告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留下孙渡第58军破袭日军后方，欧震第4军、杨汉域第20军同时南下金井、福临铺一线，从后方攻击日军。 王耀武那边刚把突围命令传达下去，军部就遭到日军的袭击。 原来，激战中，李天霞被迫缩短第51师两翼的阵地，向中央收缩兵力；余程万第57师也是这样做的。这样的话，两个师之间就出现一个大豁口，第6师团一个特别攻击队由此突入，转到身后袭击了王耀武的直属队和军部。 在日军袭击下，警卫第74军军部的特务营被打散，最后只剩下王的卫士排了。 打到最后，卫士排除排长外，全部战死。排长为掩护王耀武而被俘。日军冲过来后，发现多处受伤的排长抱着机枪，孤身伏在土坑里动弹不得，而他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其实，王耀武就在十几米外的有密草遮蔽的沟壑里。 王耀武听到传来中国人的声音：“你们军长在哪里？” 日军有备而来，带着翻译。 排长破口大骂。 翻译继续问：“你们军长在哪里？说出来，他们就会释放你。” 排长仍怒骂，说：“74军没孬种，你们抓不到王军长，他早就脱险了，明天继续带着兄弟们打你们这些狗娘养的！” 王耀武随即听到斩首声。他一闭眼，心如刀绞。 王耀武精明不假，但本色里终有山东人那种与生俱来的淳厚。 王耀武治军有过人之处。他爱兵，没架子，能蹲在地上跟最基层的士兵聊天，但在军纪方面又非常严，恩威并施，深得军心。 牺牲的卫士排长是王耀武的山东老乡，从淞沪抗战时就跟着他，南昌会战后被提拔为排长。当时王问他有什么想说的，排长说：“可荣耀了，保卫大家的军长。” 王耀武说：“在我身边，没事是没事，遇到事，就是生死的事。” 排长说：“当兵可不就是生死的事！” 驰援湖南前，在赣西北驻地，有一天，排长问王耀武这仗还得打多少年。 王耀武说：“十年？八年？说不好，咱们不去想这些，只好好打仗就行，仗打得越好，时间就越短。” 现在，排长为了保护他的军长，牺牲在鬼子的刀下，近在咫尺的王耀武没法不难受。 这一仗，王耀武觉得有点见鬼。对薛岳摆放第74军这件事，王有没有意见？不能说没有，但没廖龄奇大。至于是把部队拉到捞刀河南岸还是浏阳河南岸，王耀武觉得本质上区别不大。 会战讲的是合力，只有几方都不掉链子，才会取得一个不错的结果。假如把部队拉到更远的浏阳河南岸，看上去当然更安全。不过，湘北其他部队打到这个时候是否还有反攻能力，别的援军是否能准时到达攻击位置？如果都不能保证，那么外线作战的好处也仅仅是停留在理论上，在实际中仍存在被日军各个击破的可能。 此时，叫王耀武耿耿于怀的，仅仅是在薛岳的一再催促下，当时自己好像也昏了头脑，光顾着埋头往前开拔了，既没向侧翼放出警戒部队，又大意到没联系友军，以为捞刀河谷有萧之楚的部队，不成想该军早已被击溃。 王耀武胡思乱想时，那队日军已冲向一侧的山林，开始进行地毯式搜索。 王耀武终归是聪明的，当时部下叫他躲进旁边的林子，王观察那林子不大，进去后一旦被包围还真就出不去了，于是就地藏在了附近的沟壑。现在，日军果然去搜索那片林子了，王耀武调过头来朝相反的浏阳方向跑去，老王逃过一劫！ 这是抗战期间王耀武最危险的一次遭遇，超过南京突围夜。 突围令下达后，最先脱离战场的是李天霞第51师。他指挥部队向东南转移，没走多长时间，在黑夜中与一支日军遭遇，贴身的特务连和通讯连完全被打散了。 前面讲到的黄幼衡参谋孤身背着公文，拎着把手枪，躲上一座无名小山的山头。很快山下的村子就挤满日军，而且能听到说话声。 天蒙蒙亮时，黄参谋辨别了方向，悄悄下山向南跑，跑出十多里地后，烧掉身上的公文，又走了十来里路，以为安全了，没想到迎面又遭遇一小队日军。转瞬间，两个鬼子拎着上着刺刀的步枪就冲了过来。 黄参谋慌忙爬上一处陡坡。 两个鬼子随之跟进，刺刀扎过来，黄参谋一骨碌，滚到反面的坡下，正是浏阳河岸边，随即跳入河中。 黄参谋辗转来到浏阳，遇到正在那里收容部队的副师长周志道。 李天霞随后也到了。没多久，第51师其他部队也都过来了。这在军中以滑头好色著称的老李，辉煌时，在上高，攻能攻得上去；现在，困顿时，退也能用最快的时间退出来。不过，该师所辖卢醒第153团损失严重。 9月28日凌晨，第6师团友成联队的前锋鹰林宇一大队在快行进到浏阳西北的洞阳时，在一个村口发现两名中国哨兵。 鹰林派人摸过去，刺杀哨兵后，包围了村子。 按鹰林判断，村里顶多有上百中国士兵。实际上，里面驻的是卢醒第153团的两个营（另一个营由卢醒控制已脱险）。 在日军袭击下，两个营在短时间内被杀伤六百多人。 李天霞忙活完自己的部队收容后，王耀武也脱险归来。王叫李带着人布置防线，掩护第74军全军收容。 按薛岳的命令，冲出包围后，第74军向浏阳撤退。李天霞这样做了，余程万这样做了，最后逃出来的第58师却出了问题。 廖龄奇多打了一天。不是他不想逃，而是在被第3师团和第6师团前后夹击的情形下他逃不出来。当残臂瘸腿的廖龄奇和张灵甫终于拼死杀出重围时，身边就剩下几百人了。就在此时，廖龄奇脑门上隐现出一颗死星。 廖龄奇带着残部渡过浏阳河后，没再跟王耀武的军部联系，也没遵从薛岳的命令，而是扔下张灵甫，拦了辆过路的火车，把一部分士兵带到了株洲。面对呼啸而去的廖龄奇，一瘸一拐的张灵甫也傻了：“廖师长，你这是要闹哪样？对军人来说，这可是死罪啊。” 在南下的火车上，正好有一个第9战区的参谋，他以前见过廖龄奇，所以很是惊讶。参谋随后把这事告诉了战区参谋长吴逸志，后者听完后不太相信：“廖龄奇？他有那么大胆子？最大战紧要关头，敢擅自脱离战场？” 吴逸志把情况上报薛岳，薛岳一听就火了，他的战区还从未出现这样的事，于是第一时间联系王耀武，问怎么回事，廖龄奇去哪。 王耀武说不知道，他已把转进浏阳的命令下达给他了。 薛岳大吼了一声：跑了！他跑了！ 王耀武一时没反应过来，因为在他的印象里，廖只是桀骜一些，绝非怯懦之辈，怎么会擅自从前线跑到后方？ 后来，见到张灵甫，王耀武问此事。 张灵甫迷茫地说：“廖师长确实坐火车走了。” 到株洲后的廖龄奇，又“鬼使神差”地转赴老家祁阳“探亲”了。没人知道他现在想什么。 留下神田正种第6师团打扫战场，丰岛房太郎第3师团主力开始追赶先期绕过春华山的花谷正，但已落后友军不少路程了。第3师团在春华山、永安受阻后，北野宪造第4师团捡了个便宜，跑在各路日军最前面了，长沙已遥遥在望。 不过，在长沙以北，北野第4师团又遇到问题了。 他们跟一个中国师遭遇，愣被“纠缠”了两三天。这还不算。打着打着，被丰岛第3师团赶过来的一支中国军队，顺脚加入了对第4师团的偷袭。“柿子拣软的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对该师团的鬼子来说，所幸第13师团早渊支队配属给了他们，在早渊救援下，大阪人才得以继续向前“追击”。 师团长北野认为好运气来了，终于赶上这拨儿了，于是叫手下加速行军，想第一个攻入长沙。没想到，跑着跑着，第4师团被在自己右翼的第13师团早渊支队反超。按日本人的说法，此时“右纵队的早渊支队，代表第13师团参加主作战的意识异常强烈，虽然配属于第4师团，但却为一特殊的存在”。 早渊四郎是9月27日带着部队来到浏阳河北岸的。 浏阳河最深处超过五米。按早渊的计划，在捞刀河上岸后，全速前进，到浏阳河后，沿河寻找和掠夺渡船。但是，达到浏阳河后他发现，这里比捞刀河还干净，一艘船都看不到。没办法，早渊下令，叫一部分部队返回捞刀河，把在那里渡河用的工具都搬过来，同时竭尽全力寻找渡船。通过在多个地段侦察，终于发现对岸隐藏着几艘渡船，便派几名水性好的偷渡，最终夺取了三艘小船。 早渊支队第一波人马，靠这三艘小船渡过浏阳河。 9月27日午后，已经赶到长沙的夏楚中第79军所辖王甲本（云南讲武堂，云南富源人）第98师，从岳麓山下来对兵临城下的早渊支队进行了拦截，但没拦住。黄昏6点25分，在早渊四郎指挥下，第13师团这个支队率先攻入长沙东北角。 夏楚中急命赵季平（黄埔军校4期，湖南桃源人）暂编第6师尾随日军入城，与之展开激烈的巷战。 当晚十一点，暂编第6师撤出长沙，早渊支队司令部随即入城。 阿南得报早渊攻入长沙后大喜。这是日军第一次踏入这座城市。 此时，北野带领第4师团刚刚准备渡浏阳河。 直到两天后，9月29日，北野师团才赶到长沙城下。这几乎是两年前一幕翻版。 1939年，日苏诺门坎大战，日军前线告急，司令部调第2师团和第4师团赶赴增援。前者用四天时间就赶到战场并投入战斗，后者则用了八天，由于行军速度慢，到前线时，日苏已停战。 尽管又慢了半拍，但第4师团的士兵似乎没半点郁闷，仍兴高采烈。他们的心态确实不错。 但也该着第4师团倒霉。就在他们进入长沙当天，美国支援的空军力量陈纳德“飞虎队”的17架战机来袭，轰炸了第4师团。 那是1941年盛夏，在华盛顿，罗斯福总统宣布援助中国500架作战飞机，并派出志愿飞行员。7月10日，259名美国青年在旧金山登上船。这是飞虎队第一批成员。他们除飞行员外，就是机械师。此外，还有几名护士。这时候，他们没人知道谁是最后的幸运者，可以携着傲人的战绩平安凯旋（最后的事实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长眠在了中国）。 他们的首领是具有法国血统的得克萨斯人陈纳德。早在中日开战之初的1937年夏，他就应宋美龄之邀来华了。作为美国陆军航空兵的一名退役军官，陈纳德有着精湛的驾驶和教练技术。后来，宋美龄叫陈纳德返美，招纳一些退役空军老兵或精通飞行技术的人帮助中国抗战，并给他们开出了不菲的工资。 有大钱可以赚？好啊！不少美国人就是怀着这个最初想法踏上异国土地的。 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在美国本土时都不怎么正经，虽谈不上是偷鸡摸狗之辈，但亦鲜见有品德闪亮者，甚至大多数都是被驱逐出部队的家伙，因此在纪律方面很糟糕。 1941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籍志愿飞行大队即“飞虎队”成立，陈纳德被任命为队长，他手里拥有3个中队的99架机头画有鲨鱼嘴的P—40战斗机，飞行员109名。成队时，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昆明接见了“飞虎队”成员。 蒋介石讲完话后，宋美龄上台，对美国的小伙们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自认也有人情味，不喜欢刻板的人，但我的确希望你们这些孩子记住一件事：全国都在关心着你们，我要求你们的行为举止配得上由你们建立起来的那些伟大的传统，我要求你们给我的人民留下一个印象，一个美国人的真实形象的印象。” 宋美龄这段话平息了那些桀骜的美国青年的骚动。 他们认真地听着，因为最后英语了得的夫人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给我击落一架日本人的飞机，那么就有500美金等着你们。当然，这500美金不是来自于我，而是来自对你们怀有热烈期待的已经坚持抗战四年之久的中国人民。 在“飞虎队”轰炸下，第4师团人仰马翻。 第13师团早渊支队和第4师团先后进入长沙时，因跟第74军相撞而什么也没捞到的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心有不甘，给阿南惟几发了封电报，内容大致是：第3师团不准备进入长沙，而是直接向更南边的株洲进军。 丰岛解释说：“据情报，敌军主力已向株洲转移，长沙已是空城，攻占意义不大……” 9月28日凌晨，拿到丰岛的电报后，阿南眉头紧皱，这是计划外要求。 高级作战参谋岛村说：“如无意外，第3师团现已向株洲移动了。” 在丰岛发电报的同时，花谷旅团作为师团前锋已越过长沙而攻向株洲了。 9月28日夜，在一个叫茭冲铺的地方，中国军队跟花谷旅团的一个大队遭遇。这时候，中国军队做好逆袭的准备。日军军队那边，他们部队长不许手下士兵射击，一是因为子弹已非常有限，二是因为夜战情况不明。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长沙会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白刃战，双方总共有2000人加入到刺刀战中。 暗夜刺刀战的场景可想而知。 格斗中，中国士兵将日军一个大队长刺成重伤，外加两个中队长也被刺死。尽管有此一战，但9月29日清晨，花谷旅团的前锋仍攻入株洲。中午时分，丰岛带着司令部象征性地进城转了一圈儿，随后破坏了一些军事设施，便掉头撤退。严格说，这完全是一种赌气的打法。此时，早渊支队和第4师团已撤出长沙，第79军暂编第6师在师长赵季平的指挥下立即跟进入城。 10月1日傍晚，弹药已经打得差不多的第11军开始北撤反转。日军急着北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陈诚率第6战区的部队开始了对宜昌的围攻。 现在，该战开打以来心情阴郁的薛岳下追击令了。 日军主力部队第4师团和早渊支队居左，第3师团居中，第6师团和第40师团居右。叫日本人没想到的是，反转路上，他们的麻烦一个接着一个。 在捞刀河北岸，夏楚中第79军袭击的早渊支队，一下打死该支队两个大队长。他们被“巧妙伪装”的王甲本第98师的士兵狙击而死。第4师团一个中队被包围，差点被整建制地全歼。日军出动飞机才将其救回，但整个中队没剩下几个人了。在枫林港，遭傅仲芳第99军将第3师团拦截，后者艰难进入第6师团警备地区。在此之前，第6师团在北撤宿营时，师团司令部遭第99军的袭击，作战参谋被打残。尾随追击中，杨森集团军所属杨汉域第20军收获不小，因为这位杨部队长也懂得“柿子专拣软的捏”的道理。 最初时，他得报：至少一个大队的日军步兵迎面撤下来，番号不明。就在杨犹豫时，又得报，后面发现日军兵站运输队。所谓兵站运输队，基本上就是辎重兵和伤病员以及各种勤务人员的大杂烩。杨汉域立即决定，去吃这堆老弱病残的鬼子。杨森亦命欧震第4军一部来助战。 如果没附近第40师团来援，日军这1200多名伤病员还就真被杨汉域包饺子。尽管如此，袭击中，仍毙杀300多日军，可谓不小的斩获。 中国军队在追击中，令第11军损失巨大，跟后者弹药、粮食补给不上而导致士兵战力下降有直接关系。 此时的阿南一下子烦躁了。 阿南叫担负策应任务的平野支队攻取湘江边的湘阴县，作为日军回撤的中转站，不成想，遭第99军第99师第295团曹克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4期，湖南桂阳人）第1营的决死反击。后平野支队、海军陆战队、伞兵从以及前来支援的荒木支队四面包抄第1营，这才得手。曹克人率残部突围不成，最终与战友力竭被俘，随后遭日海军陆战队报复性虐杀，牺牲得极为惨烈。 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硝烟在湖湘的寒风中渐渐散去。 最后看整个会战，日军伤亡接近7000人，中国军队这边战死、受伤、失踪近6万人。 日军全部撤回新墙河北岸后，中日军队继续隔河对峙。薛岳叫一直追到新墙河的杨汉域第20军取代第4军固守该河南岸的阵地。 薛岳告诉杨森，“这个任务只有第4军和第20军才能胜任。”后者听后当然很高兴。 阿南进行长沙攻略时，远在中原河南的日军一度进行了牵制作战。冈村宁次此时已由国内天皇身边的军事参议官转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他的策动下，日军偷渡黄河，在短时间内攻袭郑州，部队长是鲤登行一少将。“七七事变”时，鲤登在第20师团做联队长，以第一波援军身份增援北平日军。 攻占郑州后，日军并没长期占领，随即就放弃了，只在黄河南岸保留了一个前进据点：霸王城（平汉线黄河铁桥以西）。 这是冈村宁次的命令。 在霸王城和附近的邙山，日军屯驻了三个大队（两步一炮），兵力不重。但是在后来，第1战区居然坐视这个孤立的据点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一直忽闪而无动于衷。到1944年，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会战”即豫湘桂会战爆发，河南段的日军之所以进攻顺畅，主要原因就是拥有这个前进据点。 回过头来再说此次长沙战。 如果算上1944年的长衡会战，中日军队一共在长沙进行了四次大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日双方基本打了个平手。第二次长沙会战即本章中战役，类似于南昌会战、浙赣会战、枣宜会战和中条山会战，明显失败的是中国军队，正如第4军第59师政治部主任唐连后来向军委会报告的那样：“（第二次长沙会战）各级指挥官均判断错误。”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取得大胜，日本人对此也是心服口服地承认的。第四次长沙会战（长衡会战之一部分），日军轻易获得胜利。也就是说，四战长沙，中国军队一平一胜两负。这个情况也符合当时中日两军的战力。 第六章 再战长沙（1941年9月～1941年10月） 廖龄奇的死 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再次飞临衡山，召开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 就在10月15日蒋介石刚到衡山后，散步时，突然响起尖利的空防警报。这把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吓了一跳。他们拿到的情报是七架日机来袭（实际上只有一架日军侦察机）。虽然这样的世面蒋介石见多了，但这一次也有点紧张，问贺耀祖防空洞在哪里，后者说还没有完全落实。蒋介石脾气有点怪，按理说，此时应该发火，但最后也只是稍加责备贺不细心而已。 本来计划这一天要开的预备会因日机飞临而取消。 晚上，蒋介石召见了两个人，一个是第74军军长王耀武，一个是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 蒋介石召见王陵基，是想先从下面摸一下情况；至于召见王耀武，是因为第74军在此战中被击破。 王陵基集团军的驻地是赣北，会战开始后一部入援湖南。 汇报完参战情况后，王陵基说部下向他抱怨：“查日军每师团，均有直属炮兵联队，而我军成建制的炮兵团皆为独立兵种，不归师或军直属，打起仗来，步兵等炮兵的事屡见不鲜，而炮兵往往又不能在第一时间赶到，导致步兵攻击时事倍功半。” 面对这样的抱怨，蒋介石能说什么？ 他已听到多次了。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有一次在陈诚带领下觐见蒋介石。聊天中，霍就谈到炮兵使用的种种缺陷。不过，对于这件事，蒋介石也为难。道理很简单：炮兵有限，不可能每个师都分配一个直属炮兵团。但是，既然很多将领都提到这个问题了，蒋介石也就不能完全无动于衷。几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嘱咐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湖南长沙人，曾国藩的曾外孙，先后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哈佛大学、柏林大学）在跟美国政府谈判时，促使他们提供1176门大炮，装备30个主力师（配置给集团军独立炮兵团96门，配置给军直属炮兵团360门，配置给师直属炮兵营720门）。 蒋介石找美国政府寻求一千多门大炮的支持，是因为后来他又看了个数字：德军在苏德战争初期，俘虏了380万苏军，打死、打伤近1000万苏军，缴获或炸毁27452门大炮。看完这个数字，蒋介石叹了口气。当中国军队（其实也包括日军）的每个师还在为两位数的火炮发愁时，世界上最顶级的战争涉及的火炮已达五位数。 王陵基下去，王耀武进来。 如果说蒋介石和王陵基是完全公对公，那么跟王耀武则是公私并行，蒋问王的第一句话是：“你比上次我见你时瘦了几分。” 王耀武说：“校长！” 蒋介石说：“都说你的部队被日本人打垮了，情况究竟如何？” 王耀武多精明，说：“学生叫校长失望了！学生已向战区司令长官部递交了请求处分的报告。” 蒋介石沉吟了一下，说：“很好，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一样主动要求上级处罚。” 王耀武说：“学生给校长丢脸了。” 蒋介石挥挥手，说：“你不必这样，据我拿到的消息，你们虽损失严重，但当面日军也伤亡不小。胜败乃兵家常事，而且与你交战的倭寇，均是自淞沪以来无役不与的狡悍之部。另外，你们此次受损，也跟萧之楚没能在侧背很好地掩护你们有关。” 王耀武说：“学生实不敢将责任转嫁到友军身上。” 蒋介石点点头。 王耀武非常清楚蒋介石的脾气。蒋最讨厌的就是推脱责任，跟他在那里辩解。王不但没辩解，而且一再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就叫蒋介石满心欢喜，但脸色很快又变得凝重起来。 蒋介石问王耀武：“佐民，你跟我说说，廖龄奇是怎么回事？临阵脱逃？！” 王耀武松了一口气，说：“会战之初，廖龄奇请假完婚，未在军中，后赶回来，指挥部队在永安一线与敌接战，突围后失踪。他是我的部下，学生有失察之罪。不过，新近听薛长官说，他回老家了，现已被带到南岳。” 蒋介石来回踱步，背对着王耀武，说：“他是我的学生，但军中无小事，更何况临阵脱逃。这是大罪，是军人之耻！你是我的爱将，74军是我看重的部队，但不能因此而荒废军纪。” 10月16日，大会召开，蒋介石会前训话，大意是：“敌我之比较，处处我不如敌，但我们仍心存最后制胜的把握。为什么？因为仁义礼智信的千年传统。军纪就是礼。现在，有些军人失去自信心，有的师顶上去一两天就撤了下来，全然不知廉耻，武德之堕落令人愤慨！” 说到最后，蒋介石捶桌顿足，怒不可遏，与会将领面面相觑。 会议第一天，蒋介石主要数落李玉堂第10军，大骂李玉堂无能。大家都很紧张，觉得蒋介石下一句话就是下命令枪毙李了。就在这时候，夏楚中递给蒋一张追击战中缴获的日军地图，地图上显示，有三个半师团的番号在第10军正面。蒋看后没说话，随即宣布嘉奖了第79军暂编第6师师长赵季平（收复长沙），并悼念了第74军第57师步兵指挥官李翰卿、第99军第99师第295团营长曹克人、第99军第197师第590团营长刘虞卿等部队长。 蒋介石说：“此战将主力部队逐次投入战场而未形成合力，是一大败招。” 转天会上，再次谈到第10军时，蒋介石说：“现在证明，第10军阵地前的敌人，有三个半师团的兵力，顶在前面的预10师就是铜墙铁壁，也难以阻挡敌人的前进。方先觉能抵抗一天，还算不错。” 李玉堂、方先觉没法不感谢夏楚中。 尽管如此，李玉堂事后还是被撤职了。 接下来，蒋介石主要听薛岳汇报会战得失，进行战役检讨。 薛岳没为长沙失守作辩解，而是始终不承认长沙一度失守这个事实。到最后，蒋介石也糊涂了，搞不清长沙到底有没有陷落过。 在会上，薛岳一直在说别的事，比如夸奖杨森，认为其沉着应战，指挥有方，在尾随和侧击北撤日军时，所辖第20军、第58军表现出色，给敌人造成大量伤亡，缴获众多战马和枪支弹药。其中特别提到第20军射杀日军军鸽而获得重要情报一事，并总结出对付军鸽的方法：“于战场上见飞翔之鸽，先发哨音，摇动树梢，再绕动旗帜等物，鸽便注视，乘而射之。” 众多将领都被批，只有杨森等少数几人受到表扬，杨感觉自然也就不一样了。 蒋介石对杨森和薛岳谈到的鸽子问题频频点头，但他关心的还是：这次战役，日本人到底攻入了长沙没有？ 薛岳似乎一直在顾左右而言他。 接着薛岳开始指责第26军作战不力，萧之楚指挥无方，被日军轻易包围，既没能有效制敌，又没能守住捞刀河，使第74军在运动时失去掩护，长沙以东防线无从组织，最后不但自己的部队被击垮，而且影响了整个战局。 在描述中，薛岳把第26军形容成一触即溃的部队。 说实在的，这有点过了。相对来说，此时的萧部确实不怎么能打，但平心而论，此战是尽力的，虽然被第6师团包围，但作战中并没丢脸。 按薛岳的意思，要送萧之楚上军事法庭。 薛岳认为：第74军受损是因为萧之楚没尽到掩护责任，虽然该军后期伤亡惨重，但极为顽强；同时，指责廖龄奇违抗军令，擅自脱离战场，造成坏影响。 薛岳维护第74军，多少有点在蒋介石那里卖乖的意思。他知道，蒋介石最喜欢这支部队，最欣赏貌憨实精的王耀武。此外，王耀武的行军路线是薛岳亲自指定的，如把责任推到王耀武身上，实际上也就等于批判自己了。薛岳当然不会那样做，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结果是，尽管第74军被击溃，但第51师师长李天霞、第57师师长余程万以及军长王耀武都因顽强抗敌而获得宝鼎勋章。至于第58师，则因廖龄奇提前脱离战场而被痛批。这几乎是上高会战的翻版。 在上高，一无所获的同样是第58师。 两天后，大会继续，轮到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们向蒋介石报告了。 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做完报告，受到蒋介石褒奖，称其为“川军将领之楷模”。平心而论，抗战八年中，川军中打得最好的，也确实是杨森的部队。 第79军军长夏楚中明确告诉蒋介石：长沙在9月27日傍晚一度被日军攻破，后日军撤离，自己两个团率先进入长沙。但在日军进攻之初，他的部队曾尾随日军进城，跟鬼子进行了激烈的巷战。夏楚中还是比较老实的，没有夸大战绩，也没有说自己的部队从日本人手里重新夺回长沙，而只是实事求是地描述当时的情况。 夏楚中是陈诚的人，所以薛岳听后也没办法说什么。 蒋介石叫薛岳在下午的会上再做报告，报告中，薛对长沙陷落过这件事仍只字不提。 有人曾评论薛之性格与为人，虽果决坚强，有军事才华，但同时“好大、喜功、文过、刚愎、情感冲动，尤以冲动之情而处艰危之境”。有上面的特点，部下不敢陈其短，而只能顺着薛岳。 第二天，薛岳似乎觉得自己做得也有点不对，所以写了个东西，说自己在此战中指挥无方，要求蒋介石惩处自己。 怎么惩处？ 免他薛岳的职？那谁比薛岳更强？谁能把第9战区的担子挑得更好？视野所及，蒋介石找不出更合适的人来，于是不了了之。 又过了两天，大会结束前，蒋介石宣布：第58师师长廖龄奇临阵脱逃，着予枪决！ 蒋介石没处理萧之楚。在此之前，第26军的事，蒋侍从室的人专门就有关第26军的事询问过赵子立等人，赵把战区对第26军的使用以及该军作战表现一五一十地上报。蒋介石认为，责任不在于萧之楚。 萧之楚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此之前，他觉得，在薛岳的攒腾下，蒋介石一定会毙了自己。 一度“失踪”的廖龄奇是前几天被“请”上衡山的。廖龄奇回到老家祁阳后，大约也觉得自己这事办得不怎么样，于是联系县长，说自己回来是要打游击的，请县政府援助。县长觉得怪，因为祁阳没日军的踪影啊，于是上报湖南省政府，后者又报告给薛岳，薛立即拘捕廖龄奇。 薛岳认为廖龄奇罪责当死。 蒋介石征求王耀武的意见，后者一言不发，实际上等于赞同薛岳的主张。 廖龄奇没想到事情如此严重。他闯进蒋介石的休憩厅，喊冤枉，想解释。贺耀祖示意不要打搅气头上的蒋。廖不听。蒋站起身，廖仍跟在身后，继续喊“报告”，蒋甩开廖之前，回头说了句：“当着他薛伯陵的面，黄埔的脸被你丢尽了！” 廖龄奇木桩一般的呆站在那里，很快被两个宪兵架起来，随后南岳山峦，听到一声枪响。 关于廖龄奇走人这件事，前面已经说过了，大约当是对薛岳或王耀武有意见后的负气出走。至于向蒋介石喊冤，他应该是觉得，长沙失守，会战打败，战区要揪出一个人来分散薛岳的责任，于是他当了冤大头。廖没仔细想的是，大战中擅自脱离部队这种做法无论在哪个国家的军队都无法轻饶，从而使自己彻底丧失了回旋余地。 会议闭幕日，蒋介石问诸将领：“这次长沙会战失利，你们知道原因是什么？” 蒋介石说：“最主要的一点，是对战区的主力部队使用不当。到最后，没有了用于决战的部队。李玉堂第10军推进得太靠前，使后方空虚，日军得以突入长沙。这一点，跟年初的上高会战正形成鲜明对比。上高会战之所以赢了，是因为第74军使用得当，与此次长沙会战正好相反。” 薛岳面不改色。 蒋介石继续说：“假如第10军的位置不那么靠前，王耀武的部队控制在浏阳，两个主力军对突入的日军能构成夹击势态，即使不能大败日军，也会叫其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蒋说完后，叫大家谈谈自己的想法，但没一个人敢说话。 在蒋召开的会议上，众人通常习惯性地表示附和。就算蒋主动征求大家的意见，很多人往往也不表态。侍从室唐纵曾这样感慨：“一遇大的问题，大家都不表示意见，委座哪里有这么多办法。” 与会者不说话，蒋介石只好继续说。 他特别提到防御工事问题，大意是：“做防御工事，不能由外而内，而应由内而外。在这个基础上，于各个据点，守备以最小的兵力单位，比如一个营，甚至一个连，然后再逐次向外加深加广。” 蒋介石提到的这一点，确实是很多中国将领忽略的，而且讲得完全有道理。 中国军队进行纵深配置时，多由外而内排兵。什么意思呢？假如一个师的部队守备Z城，从Z城到日军之间有A、B、C、D四道防线，师长们往往以D、C、B、A的顺序配置兵力，先琢磨D防线，最后才琢磨A防线。也就是说，会把最强的部队放在D。日军进攻时，最先打的也是D。大战之初日军战力最强，中国这边用自己最强的部队，打最强状态的日军，通常是占不到便宜的。如果反过来呢，先琢磨A地，在这里放上最强的部队，然后逐层至B至C至D，以由弱到强的态势迎战由强到弱的日军，效果肯定要好一些。 蒋介石继续说：“你们在座的，地位不是不高，而是太高；你们不要认为中国军队不多，其实兵已太多。如果不努力上进，不严格练兵，不认真探究战术，为部队注入智谋与勇毅，失败终是难免的。” 最后再说一下廖龄奇。 他被枪毙后不久，军委会又按抗战阵亡将士的标准发放抚恤金给其家属，并将其牌位移到南岳忠烈祠。 这一切又从何说起？至今仍无准确的解释。或许，仅仅是因为，蒋觉得对廖太决绝，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没给他。 廖龄奇终究是死了。自古以来，将军最恨的，莫过于没死在战场，而被自己的军法从事。 在第58师，廖龄奇还是有威望的。他被处决后，师里加上野战补充团，一共四个团长，除蔡仁杰外，其他三个即邓竹修、何澜、王伯雄同时辞职。他们认为廖龄奇被冤杀，而军长王耀武又没替他求情。 王耀武当然有自己的理由。 平时对长官是否尊重这些事不说，大敌当前不跟军长打招呼就离开战场，他老王还有火呢。而且，关键问题在于，不是王耀武想要廖龄奇的命，是薛岳想要。更确切地说，是廖龄奇自己要了自己的命。唯一不妥的是，没交军法处会审而直接枪决了。 现在，王耀武面临着掌管第74军以来最大的一次人事危机。 廖龄奇被处决第二天，蒋介石再次召见王耀武，问谁适合接替廖龄奇。 王耀武说：“无论能力，还是现在的职位，副师长张灵甫都是最合适的。” 蒋介石点头，说：“就这样定了，希望他不辜负我的期望。” 张灵甫从此走马上任，真正独挡一面。 现在，再捋一下张的小史。 张灵甫跟蒋介石其实还是同乡。张生在西安郊外的长安县，但祖籍是浙江宁波。 张排行老五，自幼性格刚强桀骜，吃软不吃硬，不服输不认折，但又非莽撞之辈，骨子里是书香的。他好读史，又有极高的书法天赋，因为这个原因，上学时还结识了在西安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 20岁时，张灵甫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回乡做了小学教员。其间，在家人的包办下，跟邢凤英结婚，但夫妻关系冷漠，当然主要是张的原因。 对中国来说，20世纪20年代是个大时代。张灵甫不甘寂寂，想出去看世界，便又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入学后的一年，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纷乱中，军阀互攻，几无宁日，北京亦不能免，政变频频。张灵甫有一种无力感。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他的想法开始悄悄改变。 从北大退学后，张灵甫一度回乡，随后再次离乡，到河南投了国民军。于右任来豫，见到张后，于非常高兴，称其天资英特，不做军人可惜了，但既然要做军人，就建议他去广东，那里形势蓬勃，考入黄埔，可为国家做大事。一席话说得张热血沸腾。 就这样，张灵甫拿着于右任写的介绍信，顺利考入黄埔4期。 张灵甫以优异成绩从黄埔毕业，被分到胡宗南部做了见习排长，随即参加北伐，多次负伤。第一次国共内战时，张灵甫已做到团长，跟随胡宗南入川作战，在广元县结识师范学生出身的新潮女孩吴海兰并结婚（邢凤英仍有妻子名分）。 吴海兰被送回西安，为张灵甫生下一女。张在前线作战，吴在家带孩子。作战地区离陕西不远，张灵甫有时会抽空探亲。一次回来，听族人说闲话，大致是吴海兰生活不检点，且花钱又大手大脚。张与吴大吵一架后，带着吴从西安市区回长安县老家，过母亲墓地时，叫吴拜祭，吴赌气不肯。联想到吴曾偷翻过自己的军事文件（据后来的妻子王玉玲及部将刘光宇回忆），一怒之下，张灵甫拔出手枪。 张灵甫是黄埔出身的中央军团长，杀妻案惊动西安报界和女界，随后也成为南京媒体的头条。蒋介石很恼，于是胡宗南也保不了张了。张灵甫赴南京请罪，随即被判刑十年。这是1936年的事。 抗战军兴后，张被释放，本欲回胡宗南军中，但未能如愿，便闲居西安。在无人接收时，驻军陕西汉中的王耀武敲响了门，说：“来我的部队吧。” 现在是1941年的秋天。 王耀武希望张灵甫摆平师内人事纷乱。 张灵甫快刀斩乱麻，先将没参与闹事的蔡仁杰由团长升为副师长，其他几个团长经挽留后仍不听的话，也就任其自便了。同时，从第51师要来做团长的卢醒，当师的参谋长。作战勇猛的营长明灿，则提拔为团长。 南岳会议期间，日本政局发生大动：由于在日美谈判问题上打不开局面，犹豫不决的近卫内阁再次总辞职，被认为“决绝”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奉命组阁。好战的东条已上了战车，太平洋上的风已满楼，山雨的到来也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第六章 再战长沙（1941年9月～1941年10月） 十月围城 打第二次长沙会战，阿南惟几动用了在宜昌守备的第13师团的一部，也就是第一个攻入长沙的早渊支队。此时，这个师团的师团长内山英太郎正睁大眼睛注视着宜昌城外的迷雾。 有情报说，中国军队要反攻这座孤城。 宜昌陷落后，蒋介石寝食难安。扼控三峡的宜昌，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如逆流而上攻重庆，没几天就能到达。第13师团攻陷宜昌之初，重庆曾大震。抗战期间，重庆另一次大震，是1944年底，当时也是第13师团，在豫湘桂会战中最远深入到贵州独山（从这个角度说，第13师团可以说是蒋介石的梦魇）。早在1941年初夏，蒋介石就给陈诚下了命令，叫他想办法夺回宜昌，以稳定重庆民心。 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后，蒋介石告诉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这是反攻宜昌的好机会。 日军占领宜昌后，把这里形容为“大陆战线最尖端的要冲”，认为扼住了重庆政府的咽喉。出于这种考虑，当时日军高层没叫攻下宜昌的第13师团走（通常情况下，野战师团攻下城池后，由警备师团负责当地防守），而是直接驻扎在城内外。师团长内山英太郎在接替田中静一的时候，后者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人古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而宜昌，就是重庆政府的卧榻之侧。” 内山心领神会。 调任第13师团长之前，他在关东军做炮兵司令官。日苏激战诺门坎，内山曾调集关东军所有的重炮，跟苏军进行对攻。可无论火炮数量还是炮弹储存，都没法子跟苏联人比，最后可怜地退出战场，这事给内山以巨大的心理阴影。所以，在宜昌的日子里，很多次，他连做梦都梦见诺门坎的场面，那叫他不寒而栗。 第二次长沙会战开始后，阿南惟几感觉人手不够用，就从第13师团秘密抽出早渊支队。 该支队以第116联队为基干，加上辅助部队，一共7000多人。第13师团全员兵力26000多人，早渊四郎带走四分之一多，师团作战主任参谋星野一夫也跟早渊走了。 中国军队开始调动的情报，最先被秋永力（武汉会战时第6师团的作战参谋）拿到。 作为经验丰富的参谋长，秋永力当然知道宜昌对面的中国第6战区极有可能在长沙会战期间发动攻势，早在6月时，日军就发现，中国军队在宜昌对面的长江堤坝上配置了150毫米口径的榴弹炮，但至于陈诚花多大力气反攻，他一时没有把握。秋永把情报递交给内山英太郎，认为应把宜昌的危情及时上报第11军，否则的话以现在第13师团的兵力，难以应对陈诚的大规模反攻。 内山不为所动。 是不想拖长沙会战的后腿，还是认为即使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现在他手里的这些人马也能从容对付？ 宜昌在长江东岸，正北面是立花芳夫第65联队，守备龙泉铺一线；相田俊二第104联队，守备宜昌东北面镇境山慈云寺一线。由于兵力不足，这两个阵地之间没能连上，中间有两公里长的豁口，而且这两支部队后面完全是空白点，这种空白一直延伸到宜昌城外。宜昌以东的鸦鹊岭，是柴田卯一第103旅团的旅团部所在地。 其实，内山英太郎未必不紧张。 第13师团一直打进攻战，冷不丁地进行防御战，心理是没底的。其中一个细节体现在士兵弹药的配置上。防御战中，每个士兵需要配置多少发子弹？这是个技术问题。参谋长秋永力不得不分析以往华中历次会战，在最激烈的一次中，连第一线士兵仍没打完100发子弹。按这个参照，他给守备士兵每人配置了200发子弹。 说到子弹，这个师团是非常充足的，这是叫内山唯一踏实的地方。他算了一下，此时手里的步、机枪子弹仍有320万发。 两天后，内山接到紧急情报，内容是：中国军队有可能明天就发动攻击！ 此时第一线的日军跟中国军队已处于对峙状态，双方相隔的距离不超过三百米。 1941年9月28日黄昏，也就是长沙陷落的第二天，在宜昌城北凤凰观据点守备的第13师团第65联队第1大队第2中队正在举行宴会。 因大队长要出任旅团长的副官，第2中队长高桥铄太郎将出任新的大队长。中队的一帮小队长频频向高桥敬酒。轮到小队长西泽正守敬酒时，高桥突接侦察兵报告：阵地一侧，约有一个连的中国军队摸了过来。高桥一惊，敬酒的西泽自告奋勇，带着一个小队紧急出动。 情报说的是有一个连左右的中国军队，但是当日军迎上去时发现：面对的中国军队可不是一个连，而至少有一个团！后来我们知道，这是第75军的一个野战补充团。前军长周喦已升任集团军总司令，新军长是曾任第9战区参谋长的施北衡。 凤凰观的战斗不到半小时。结果是，西泽小队被全歼，驰援而来的高桥亦陷入重围；与此同时，城东双莲寺要塞遭第75军围攻。 宜昌之战，就这样打起来。 反攻宜昌的关键是将第13师团完全孤立开来。离该师团最近的，是荆襄一带的澄田赉四郎的第39师团。 陈诚的计划是，用冯治安第33集团军（第5战区，临时调配第6战区）和周喦第26集团军分别向荆门、当阳出击，切断武汉、宜昌间的交通线，拦截增援宜昌的日军；霍揆彰第20集团军向沙市、江陵出击，拦截日军增援部队的同时，警戒由岳阳方向回撤的敌人；宜昌主战场，以李及兰第94军、宋肯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河北晋县人）第32军、郑洞国第8军第5师（第8军由荣誉第1师扩建而来）以及李延年第2军和施北衡第75军为出击力量，担任宜昌城和长江西南岸（日军在与宜昌隔江而望的西南岸有个前进据点）的围攻任务。 开战前会时，陈诚跟手下的部队长特别提到一点：注意用战车防御炮直打日军掩体。 中国军队发动攻势后，内山英太郎的浓密的胡须开始颤抖。遭到围攻的几个据点，对守卫宜昌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他跟驻扎在鸦鹊岭阵地的第103旅团长柴田联系，后者派一个中队去驰援双莲寺。龙泉铺方向的立花大佐也派出一个中队去解围。柴田担心龙泉铺兵力不够，于是又派出一个中队增援龙泉铺。 龙泉铺随即遭到宋肯堂第32军的一个半师的围攻。 双莲寺那边，守备队长山根少佐正在苦闷中。他管着几个据点，其中一个叫东烟墩，另一个叫仙人砦。这两个据点都受到中国第75军攻击，危在旦夕。从兵力上看，如果驰援前者，就不能搭救后者；如果搭救后者，就不能驰援前者；如果双向派兵，那么双莲寺就难保了。 一时间，第13师团手忙脚乱。 日军一个甲种师团在通常情况下正面防御地带不可能超过25公里。这个数字是他们的极限。一旦超过这个数字，各种顾此失彼的漏洞就来了。独立作战的中队正面则不能超过3公里。兵力少，守备据点多，顾此失彼。现在，内山英太郎能做的，就是拆东墙补西墙。 再说宜昌西南边，也就是江边，守备日军遭到在古老背登陆的中国军队的进攻。守备在这里的原本是第116联队，也就是被早渊四郎带走的部队。后来，第104联队派过来一个大队守备，但主要是辎重兵和工兵。从9月29日开始，该大队就不断收到郑洞国第8军准备从长江对岸强渡登陆的情报。 9月30日，第8军一部强行登陆古老背，几乎全歼了守备这里的辎重兵和工兵。在另一个据点仙女庙守备的日军来救援，但他们也全部是辎重兵。这批辎重兵乘着两辆大卡车刚到一个叫鸡子山的地方，发现正有中国军队围攻据守在那里的伙伴，便慌忙下车去支援，由于都是辎重兵而在白刃战上等而下之，所以被中国军队的一个反扑，就杀伤了一多半。等于说，还没赶到古老背，这支援军就已丧失战斗力，残余的仨瓜俩枣不得不掉头返回仙女庙。 古老背是宜昌西南面最大的渡口，至此洞开。 作为围攻部队的主力，李延年所率第2军终于在10月2日午后赶到战场，出现在宜昌西北，也就是日军第104联队守备的慈云寺一带。在这里，第104联队长相田俊二带人守备着正面大约二十公里的阵地。 到10月2日前，几个方向的中日军队都已交火，而慈云寺暂无险情。即使如此，按常理说，守备该处的日军也应进入战斗状态了。 可情况恰恰相反。 10月2日上午，到慈云寺视察的师团参谋长秋永力发现日军用水储备和战斗工事都不完善，非常吃惊，立马找来相田，告诉他重庆中央军李延年第2军已迫近，叫他立即带部下加强阵地警戒。相田如神仙散人，不紧不慢。下面的中队长，也是如此，其中一名这样说：“如果说参谋长是来一线慰问的可以理解，但却唠唠叨叨地要加强阵地……” 事实是，10月2日黄昏，秋永力刚走，李延年第2军王凌云第76师就发起了进攻。 转天，王凌云集中各式火炮，一口气打了400多发炮弹，接着率部突破铁丝网，与日军展开贴身格斗。 到这一天夜里，中国军队已完成对第13师团的包围。 宜昌之外，切断日军交通线的辅助作战打得如何呢？不好不坏。 郑洞国第8军荣誉第1师在新师长李弥（黄埔军校4期，江西瑞昌人）的率领下，对沙市进行了突袭；与此同时，何绍周第103师切断了武汉到江陵的公路。但有些据点，以五个师的兵力强攻而不能克。不过，由于宜昌外围的日军只有澄田赉四郎第39师团的少量部队，所以霍揆彰、冯治安、周喦集团军在整体上还是切断了他们跟宜昌的联系。 现在，就看宜昌主战场了。 宜昌城下，陈诚用了分割包围的战术，把城外的日军一个个围困起来，叫他们互相不得支援。在这种情况下，派攻击部队从被包围的日军据点间隙穿过，直插宜昌城。 为了便于指挥，陈诚也从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恩施来到秭归。 10月2日深夜，陈诚收到蒋介石发来的命令，原话是：“三天之内，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宜昌！” 三天？ 围攻宜昌的中国军队虽然达到十四五个师，但那是总的投入兵力，在宜昌城下的部队自然不及此数。为早日拿下宜昌，陈诚把手头上能调来的炮兵团都调来了，最后集中了将近150门各式火炮。 内山英太郎那边，在兵力不够用的情况下，一些连锁反应也随之出现，比如炮兵使用的问题。 第13师团的炮兵联队有野炮、山炮共计48门。至于四个步兵联队，每个联队有四门“41式”山炮（75毫米口径），外加一个速射炮中队，配四门“94式”速射炮（37毫米口径）。下面的步兵大队，每个大队有两门“92式”步兵炮（70毫米口径。用以步兵支援，1932年定型，生产三千门以上，为日军经典武器）。火炮属于进攻性武器，日军进攻时，集中在一起使用，作用是很大的。可现在第13师团是纯防守，兵力被分散使用，炮兵随之被分散，火力也就弱下来。作为关东军前炮兵司令官，在日本军内亦有“炮兵专家”之称的内山自然深知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能不能抓住日军的弱点，把第13师团收拾了呢？ 10月3日凌晨，陈诚以新到战场的李延年第2军第9师为主力，令其在10月5日午夜前，通过从日军阵地间寻隙钻进的方式突入宜昌。 要想叫第9师钻到空子，加强对日军据点的攻势是关键，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他们的兵力。为此，陈诚又把彭位仁第73军所辖韩浚第77师从外围战场调了过来，转到鸦鹊岭方向进攻。 此时的日本人，明显有些老实了。 几天前，他们还不时地在阵地上出击；10月3日以后，开始收缩防线，固守不出。这其实也是因为内山英太郎真正感到了危机。在此之前，他认为中国军队的出击仅仅是象征性地策应一下长沙战场。 这时，城外鸦鹊岭的柴田旅团长一度想分兵增援宜昌城防，但被内山拒绝。 宜昌围城后，外围的澄田赉四郎第39师团由于自己正被攻击已无力驰援宜昌，内山也没发出任何求援电报。就是说，岳阳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和参谋长木下勇对宜昌的巨大危情还比较模糊，他们了解的仅仅是：宜昌方向有中国军队进行牵制作战。 有人要问第13师团四个联队，第116联队被派到长沙，另外两个联队第65联队和第104联队也各有守备，还差一个联队呢？第58联队。这个联队正在与宜昌隔江相望的长江西南岸的前进据点。联队长名字比较吉祥，叫福永转。是不是真的这样呢？现在还不好说。因为他已经看到这样的场景：围攻他们的李及兰第94军的士兵，把厚厚的棉被盖在通电的铁丝网上强行攻击。 宜昌成围城之势后，内山英太郎认为城外威胁最大的空白点在东山寺。该地在宜昌东门外，离城区只有两三公里，位置极为关键。内山想派兵去抢占阵地，但已没什么可调动的人手了。最后，他把师团司令部的勤务兵和野战医院的轻伤员集合起来，凑了380人。这些人里，除一百多个轻伤员外，其他基本上是包括伙夫、卫生兵、传令兵等在内各式各样的勤务兵。 10月4日，这帮“乌合之众”出动了。 他们走后，内山英太郎不放心，随即带着参谋长秋永力出宜昌城视察（可见到10月4日，宜昌城还没受到中国军队的直接攻击）。 东山寺的情况是，没有新的掩体可供利用，只有以前中国士兵留下的一道散兵壕。站在战壕前，望着眼前的勤务兵们，内山想起什么，问了一句：“除了先前作战负伤的轻伤员外，你们当中谁还有战斗经验？” 那堆勤务兵集体陷入沉默。 秋永力补充了一句，问：“谁有实战射击经验？” 那伙人依旧沉默。 内山的脑袋嗡地就大了。 参谋长秋永力还算沉得住气，安慰内山说：“虽然他们没任何实战经验，但那一百多轻伤员可以指导他们。另外，他们毕竟是东北[6]健儿，应该不会太差吧！” 内山望了望东山寺上空的乌云，苦笑了一下，说：“但愿如此吧。” 走之前，炮兵出身的内山英太郎结合地形，亲自在东山寺高地左右配置了三门用于侧击的山炮。 回城后，内山突然想起来：城里似乎还有点日本人啊？ 这就是不久前从日本国内出发到宜昌慰问的著名的东京浅草歌舞团。于是，他给这帮添乱的歌舞团成员每人发了支步枪，叫他们加入宜昌的守备。 10月5日，宜昌战事进入关键时刻。 这一天，东山寺阵地，一名原本做伙夫的日军士兵由于太过紧张，导致步枪“走火”，一时间枪声大作。 宜昌城里的内山和秋永力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就是在这一天，内山终于忍不住，给阿南惟几发了封电报，大意是：宜城有点危险，正在遭十多个中国师的围攻。 也就是从5日开始，离宜昌城近在咫尺的东山寺阵地的枪声就没停止过。日军为消除紧张情绪，不时乱行开枪射击。到10月5日太阳落山，第2军第9师在师长张金廷（黄埔军校3期，山东高密人）的率领下，终于摸到东山寺。 东山寺阵地横向长四公里，而日军才三百多人。在配置上，两名日军间的距离至少是十米，多的甚至超过了二十米，更遑论纵深阵地。这三百多人的领头羊，是个叫龟岛康夫的大尉。虽然是个大尉，而且满脸络腮胡子，看上去很酷，但同样没任何实战经验。当第9师的中国士兵还没开始冲锋，他就大喊叫日军开火，一时间东山寺阵地大乱。 第9师是第2军的核心部队。 张金廷是在前师长郑作民被日机炸死于昆仑关后出任现职的，他还没见过如此沉不住气的日军。 但内山布置的三门用于侧击的山炮起了作用，一度拦住了第9师的士兵。 两三门火炮的作用有限。转眼间，中国士兵拎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进东山寺阵地。白刃、肉搏，这是人类最古老的格斗法，也是战场上最解恨的格斗法。在中国军队的攻击下，东山寺的鬼子伤亡殆尽。 仓惶中，内山叫在宜昌西南守备的日军分出一部分兵力驰援东山寺。该部由一个炮兵大队长带领，在当天进入东山寺东部。另外，城外工兵联队的主力，在联队长带领下，放弃原阵地而进入东山寺北部。 10月6日，中日两军进行了超过五个小时的手榴弹战。 东山寺阵地争夺最激烈时，也就是10月7日一早，内山英太郎把参谋长秋永力叫来，开始了这样一段对话。 内山：“局势未卜，要做最坏的打算。” 秋永：“机密文件已开始烧毁，联队军旗旁已放了罐汽油，随时可以点火。” 内山：“这是其一。” 秋永：“哦？” 内山：“包括你我在内，还有师团司令部各个幕僚，以及周边的部队长，都要做好自杀准备。” 秋永：“……这是应该的。” 内山：“我的意思是，现在就应明确指定每个人自杀的场所，并准备好自杀工具。” 秋永力抬起头看了看内山。 10月10日，国民政府“双十节”，秋永力判断当天中国军队的进攻会达到高潮。秋永按照内山的意思，给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写了信封，日期落款是10月11日。也就是说，在他看来，10月10日，最晚到11日，是他们的大限之日。 前面讲到，关于宜昌危局这件事，内山没跟第11军司令部说出其严重性。10月5日之后，宜昌与外界的联络基本断绝时，才向阿南惟几发出第一封说明情况的电报。 到7日，紧迫中，内山把宜昌的情况告诉留守武汉的第3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大意是：第13师团已做好全部玉碎的准备，但是呢，由于本师团是帝国在华中最重要的战略部队之一，所以要都战死的话，有伤全军士气。尽管如此，还是做好全部战死的准备。有关善后事宜，想跟飞行团长当面交谈。 当面交谈？ 也就是说，内山想叫远藤三郎到宜昌走一遭。 这个远藤中将接到信后，第二天一早竟心血来潮地亲自驾驶一架轻型轰战机单机飞向宜昌。 中国军队虽没攻占宜昌机场，但机场却在炮击范围内。 不过，老鬼子远藤驾驶飞机的技术确实过硬，在炮火下，左躲右藏，最后安全着陆。等在一旁的半个小队的士兵，立即把远藤护送进城。内山握着远藤的手，当然没说“你咋才来呢”之类的话，而是说：“您胆够大的。” 内山告诉远藤，包括轻伤员、勤务兵在内的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员都已顶到一线，手里没有任何预备队了。包括他在内的师团司令部人员，都准备了自杀器具和地点。不过，与此同时，内山又表示：在机场还能用的情况下，哪怕空运给我一个分队也是好的！ 远藤还算够意思，命也大，又开着小飞机离开了宜昌。 返回武汉途中，他将战机降落在荆门，在那里给第39师团司令部打了个电话，要求其立即冲破险阻去增援宜昌。 师团长澄田赉四郎此时正自顾不暇，根本无兵可派。而且即使有的话，想穿过中国军队的封锁，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最后，远藤说明情况，澄田才感到事态极其严重，立即向宜昌空投援兵。 多少人呢？ 45人。 日军一架“97式”飞机就能装下10人左右，这45人被分3次运输。 第三次着陆时，机场上空已是炮火如雨。地面上的日军指挥人员发出叫飞机原道返回的指示，但日机仍强行着陆，随后飞机即中弹。日军像下饺子一样，冲出了机舱，有多人被撂倒。 小队长福岛率领的这几十号人被派到东山寺，同时带去师团司令部一道命令：守备时，福岛小队的士兵没射击的话，那么任何士兵都不许射击。残余的菜鸟们都点头，说好好好。 打着打着，日军两挺轻机枪出现故障，装了子弹打不出来。日军火力弱下来后，第9师士兵发起冲锋。福岛小队长用战刀砍杀了一名手持轻机枪冲进阵地的中国士兵，自己的脑袋也在瞬间搬了家。 按日本人记载：“在我阵地前，战死的重庆士兵尸体，连长在前，军官继后，在地上排成了金字塔形。在一名战死的重庆军连长精心记载的日记本上，写着对部下士兵的无限信任和明天必将占领宜昌的必胜决心。” 现在，宜昌城里的内山给阿南惟几发了第二封电报。阿南对第一封电报的回复是，他正在想办法，叫内山坚持一下。内山的第二封电报就两句话：中国军现有五个师在宜昌东面即将再次发起进攻，请空运兵力。 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看完电报后推测，宜昌危在旦夕。 按照他的说法，虽然电报字数很少，但却能感觉第13师团的部队长“已失去内心的平静”。阿南虽感到焦躁，但当时仍问了一句：“五个师？不会是中国方面的第5师吧？有没有可能写错了？” 木下没说话，拖着阿南匆匆从岳阳前线返回武汉。 福岛小队虽只有45人，但对内山来说，却是针稳定剂。 就在这时候，原先配属给早渊支队参加长沙会战的作战参谋星野一夫赶回来了。这对内山来说是个众多坏消息里的好消息。 星野是坐飞机回来的，降落前在宜昌上空转了一圈儿，对中国军队的兵力做了个基本的俯视判断，随后马上叫鸦鹊岭的柴田分出一个大队回来增援宜昌。 实际上，慈云寺阵地上“不慌不忙”的联队长相田俊二已派出一个中队赶往宜昌了（内山一直拒绝城外阵地的部队入城）。当然，千万别认为相田是真的不慌不忙。他派出了一个中队不假，但这个中队是军旗中队，首要任务不是驰援他们的师团长，而是把相田联队即第104联队的军旗送到城内。由此可见，相田的慈云寺阵地，也已经危险了。 相田派出的军旗中队进城没多久，中国军队就彻底切断了宜昌和城外的联系，导致从龙泉铺方向回援的另一个中队被宋肯堂第32军拦住而没法进城。此前，该中队在路上就已遭中国军队拦截，拖着山炮的战马在行进中不小心掉下悬崖，为此中队长差点自杀。 打到现在，双莲寺阵地终被中国军队攻克，鸦鹊岭的日军亦被围攻，最后的时刻似乎快要到了。 蒋介石定下的攻占宜昌的时限已过。 怎么办？叫陈诚更别扭的是，时限过去后，蒋介石也没联系他。焦虑中，陈诚命令李延年为宜昌攻城司令，集中部队对城池进行总攻，行不行就看这一搏了，因为，此时日军回援宜昌的情报出现了。 第9师久攻东山寺不下，师长张金廷一筹莫展。李延年更是眉头紧锁。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李告诉张关键任务并不在于占领东山寺，而在于穿越阵地直攻宜昌。张如梦初醒，紧忙派一个团的奋勇队摸城而去。随后，战场上出现这样的景象：中国士兵拼命往宜昌穿插，日军则几近疯狂地处处堵漏儿。 宜昌城墙比较矮，日军在城墙四个角分别设置了侧方火力，此外还构筑了防迫击炮的的掩体。先前，参谋长秋永力下令，叫士兵们把城内的粮食袋搬过来，加固交通壕的掩体。 第9师终于打到宜昌城下。 此时的宜昌已经火光冲天，到处是中国士兵攻城的喊杀声。 10月10日凌晨两点半，在最后的总攻中，李延年亲临一线指挥。 天亮前，付出巨大牺牲后，一个营的中国军队终于由东门突入城中，随之又与日军展开巷战，甚至一度迫近第13师团司令部。 内山和秋永力，一个拎着战刀，一个拿着手枪，像两只困鼠伏在师团司令部黑暗的建筑中。此时，司令部大院四周都已拉起铁丝网，装满大米的麻袋被垒成防御工事。秋永身边的护旗少尉握着一个汽油瓶，随时准备点燃第104联队的军旗。虽然终于挨到天亮，但内山相信他们再无生机。 从10日凌晨到当天深夜，中日两军全线肉搏，李延年和内山各自在坚持最后的五分钟。 当年，诸葛亮北伐，困司马懿在一山谷。诸葛用火，司马即将被攻灭。突然，天降大雨，司马侥幸突围。故事出现在《三国演义》中，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在1941年秋天的宜昌，这一切却是真的。 战斗最激烈的10月10日晚，就在陈诚、李延年相信孤城克复就在眼前，内山认为所谓玉碎就在当下时，天突然下起了雨！ 雨伴着夜幕的深邃越下越大。 这场雨对中日军队的作战都有影响，但主要影响了作为进攻方的中国军队。 最终，中国军队因大雨中行动不便，被迫停止攻势。此战亦告结束。 再说武汉那边，返回的阿南惟几见到刚从宜昌飞回来的远藤三郎，从后者嘴里得知内山英太郎已做了自杀准备。这把阿南吓了一跳，才真正晓得宜昌的危局，于是立即将早渊支队配属给澄田赉四郎第39师团，叫他们冲破中国军队的阻击，去搭救仙台人于水火。 第二天，阿南带着木下勇和岛村矩康飞往荆门督战。远藤三郎派出的战机开始空袭宜昌城外的中国军队。 澄田赉四郎奉命去救宜昌。由荆门过当阳时，遭中国军队截击，回救速度缓慢。相比之下，第13师团早渊支队显示出过人的能力。从湖南战场回撤后，早渊支队从岳阳转赴湖北荆门，到荆门时，第39师团主力已向宜昌而去。早渊带人跑步在后面追，在获得汽车运输后，立即反超第39师团，最后第一个赶到宜昌。 陈诚拿到了情报：多路日军正朝宜昌急行，11日下午先头部队就可抵达。他闭上眼，足足想了五分钟。还能如何？ 后来，陈诚在作战检讨时说：总之，反攻宜昌未能成功，是我们无可诿卸的责任，但除掉达成策应第9战区作战任务外，我们还有一点聊以自慰的，就是我们这次反攻，确实是一次找敌打、与敌拼的战斗，比起以不争点线为名、见敌不战自溃者，总算争回一点面子。 现在的迷惑是，第二次长沙会战失败于处处被动，那为什么投入十四五个师主动攻击的宜昌之战仍打不赢呢？ 战斗力什么的不说，只说策略上。 调遣围攻部队时，陈诚的策略是：为避免逐次增兵，等全部人马到齐后再对宜昌发起进攻。这件事本身问题不大。问题在于，第6战区围攻宜昌的日期晚了。第二次长沙会战是9月18日正式打响的。反攻宜昌这件事，对蒋介石来说必然一直没放下，对陈诚来说也一定是念念不忘。既然这样，就不存在临时决断的问题。如此的话，在兵力调配上，就应该有先手。 事实是没有。 长沙会战打了几天后，反击宜昌的计划才开始，当各路人马到齐发起进攻时，日军已打下长沙。本来动手就晚了，再加上攻城主力李延年第2军离得远，当到达战场时宜昌早已开打，湘北战场的日军也开始反转。 打宜昌有两个目的：一是夺回这个战略据点，二是牵制日军兵力，减轻长沙方面的压力。可结果是：为使陈诚有充足的时间围攻，薛岳那边不得不去扯日军的后腿。也就是说任务颠倒、意思满拧了。 没能抓住先机，没有兵贵神速的意识，是此战开始前最大的失误。开战后，参战部队战力又跟不上，对双莲寺、东山寺这样的据点，是名副其实的久攻不下；作为围城核心与主力的李延年第2军，虽被军委会定为四大攻击军之一，但攻击实力实在有限。 于是，三日内无论如何牺牲都要拿下宜昌这句话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了。 最后的结果也只能如此：从围城到切援，十四五个师，灭不了镜兵团，拿不下近在咫尺的宜昌城。 蒋介石无言以对，可以想象此时他内心的郁闷。 其实，上面讲的，仍是表象，真正的原因，仍是国家之积弱和制度之落后：没国产自足的军事工业尤其是重武器工业；部队从兵役到人事到训练缺乏现代化和制度化的保证；至于士兵具体的“专业技能”和民族国家观念这种事，就更别说了。以兵役这件事来说，可谓一个大顽疾。上面的大员们效率低，中间的官员又对经费层层克扣，到下面则演变为“抓壮丁”，而国民教育、宣传的不普及，以及优抚补偿政策缺乏，也使大众对征兵本身存在抵触情绪。在抗战爆发后的前两年，兵役司就征了壮丁480多万人，但其中逃亡将近百万人。光提防着新兵逃亡了，训练质量也就别谈了。这样的新兵被送上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 要想改变这些，是需要在时间的血槽上付出代价的。 第七章 三战长沙（1941年12月～1942年1月） 雪在烧 无论如何，1941年，宜昌的秋色是令人惆怅的。不过，此时整个世界形势对中国却是非常有利的。 苏德战争的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阵营发生大变化。虽然苏军在战争初期遭受了大溃败，国土大片丧失，士兵战死、受伤、被俘总数超过1000万人，可由于苏联有着广阔的纵深、雄厚的兵源与资源，德国人很快就会吃到苦果了。 美国和日本间的巨浪也已在太平洋上掀起。 在华盛顿，日美已经开始谈判，议题主要围绕着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南部撤军以及美国对日石油禁运等问题。此前，罗斯福总统在一次对民众的演讲中说：“现在这里有个叫日本的国家，先不说这个国家、这个帝国，这时是否怀有向东南亚扩张的侵略目的，反正他们在北方是没有一点点他们想要得到的石油的，所以如果我们切断了石油，日本也许一年前就已经到荷属东印度去了，而且我们也许已经进行了战争。”现在回过头去看，会发现：日军进入印度支那南部事件直接加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直到这时候，美国人才真正感受到日本人漫无止境的胃口与危险。当美国人开始寻找盟友的时候，发现中国已经孤独地跟凶暴的军国日本战斗四年多了。 至于那个叫日本的国家，1941年秋天的他们——这台战争机器，在军国魔兽的掌控下已经完全地失控了。 日本人觉得，跟美国的谈判形势似乎把他们逼得毫无退路。其实没有谁逼谁，日本的路有的是，但它却选择了通往悬崖的那一条，而且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理由。10月18日，东条英机出任日本首相兼陆军大臣，这个岛国的战争步伐从此加速。这时候的日本，从陆海军省部，到内阁，再到昭和天皇，都已下决心向美国开战。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奇袭美军太平洋舰队驻地珍珠港的计划在下旬已被御前会议原则上批准，他已经开始带着舰队在鹿儿岛内海进行模拟演练了。 面对日本和美国的谈判，重庆的蒋介石面对合众社记者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美国不要跟日本妥协，在正义与和平未获保证前，中国必会继续抗战。”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和朱德出席大会，分别做了致词和报告。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论美日华盛顿谈判如何，中国的抗战都会继续坚持下去。 日本决心发动太平洋战争，一个理由是华盛顿对其制裁力度的上升，他们固执地认为自己的“生存和战略资源”被美国掐断了，只有“自卫才能自存”。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德军不败，这是军国日本迷恋侵略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东条英机出任首相时，德军已经快打到莫斯科。在此之前，日本的这个盟友已横扫西欧大陆，降服了法国，登陆英伦似乎也指日可待，上帝好像真的站在了日耳曼民族的一边。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岐阜县人）曾给东条发去这样的电报：“苏军几十万几十万人地被俘，斯大林已把首都迁往古比雪夫，莫斯科有可能在严冬到来前陷落。”面对上面的电报，叫人浮想的其实不是莫斯科会不会陷落，而是日本跟德国的盟友关系问题（意大利可忽略不计）。 这两个国家是盟友吗？ 形式上确实是，但事实上却一塌糊涂，因为在二战中，两国的结盟没起到任何战略协同作用。1941年4月日本和苏联缔结中立条约这件事事先根本就没通知德国，两个多月后德国闪击苏联前也没跟日本打招呼。希特勒恳请日本夹击苏联，东京没接话茬儿。至于1941年年底德军在莫斯科城下战败的事，日本压根不知道，还以为德军快把苏联降服了。后来发生的事实是：莫斯科城下的德军接到撤退令的前一天，日本的轰炸机出现在了珍珠港上空。德国人有意无意地坑了日本一道。其实是互相坑。日本也没跟德国交心啊，关于跟美国开战这件事，也从没想过跟希特勒打个招呼。换句话说，两个盟国在各自采取重大行动前，所遵循的唯一原则是：向对方绝对保密。 这确实是一个奇异的轴心。 事情就是这样，当德军在莫斯科城下的暴雪中进退维谷时，日本对美国的战争之弓已经拉满。日本人决定狂赌，跟当年打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一样，拿国运去狂赌。他们之所以坚持这样做，很大原因在于想通过开战之初凌厉的攻势，迫使美国人迅速地“丧失战争意志”，之后在掌控东南亚资源的情况下再与之谈判。 假如美国人不坐下来谈判怎么办？ 日本人不去想。这是他们典型的非理性的一面。入侵中国的战争是这样，跟美国开打也是如此。所以，在几十年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的结尾，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虽然感到前面有危险，但还是选择了感觉有希望的道路：向美国开战，一种所谓的‘非逻辑存在’的人类的宿命。” 日本人把自己后来的悲剧看成是宿命，没有真正的认知和缺少反思是这个民族的致命伤。 从东条上任，到联合舰队的攻击编队向珍珠港驶去，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知道决策内容的日本军政首脑们在兴奋与忐忑间打着秋千，毕竟真要跟美国打仗了。一切都已山雨欲来。进入11月下旬，东京那些知道战争决策的人，状态已由兴奋过渡到癫狂。欲望在这个秋天爆棚，用多日后蒋介石的话说，无异于饮鸩之狂夫：“他拿烈性的毒药，来求片刻的兴奋，而实际是自寻绝灭。”[7] 1941年12月7日凌晨。 从迫近瓦胡岛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日本轰炸机，在总指挥渊田美津雄（江田岛海军兵学校52期，奈良县人）中佐率领下，以密集阵方式直扑珍珠港！7时53分，飞临珍珠港上空的渊田看到外面晴空万里，白云静伏如棉花糖，随后向攻击舰队指挥官南云忠一（江田岛海军兵学校36期，山形县人）发出“虎！虎！虎！”的奇袭成功的信号，接下来才开始扔炸弹。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在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4艘战列舰被炸沉，1艘搁浅，3艘遭重创；6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被炸伤，188架飞机被击毁，死伤3600多人。日本只损失了29架飞机和55名飞行员以及6艘袖珍潜艇。唯一让南云失望的是，美国人的航空母舰没在港里（这也是后来有人怀疑美国人事先知道日本偷袭计划的原因）。 从纯粹的战术角度看，珍珠港事变确实是战争史上一次“经典的偷袭”。这里面有一个插曲：按山本五十六跟内阁达成的协议，发起奇袭前三十分钟，在华盛顿的谈判人员把最后通牒递交给美国人。这样的话，半个小时后再进行攻击就不算偷袭了。阴差阳错，日本人递交的最后通牒晚了一个半小时，也就是说，这边的日本轰炸机已把美国军舰炸沉了，那边的日本人才把最后通牒递交给美国人，后者看完通牒后，没法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无耻的民族。” 美国沸腾了。 中国正是深夜。 重庆郊外的黄山别墅。 前一天晚上，从不熬夜的蒋介石像往常一样早早睡下。即将过去的一年，对他来说还是有很多收获的。尤其是春天时，美国宣布将租借法扩大到中国，这也就意味着贷款和军事援助将更多地到来。随后罗斯福又派遣军事代表团来华，数十名美国著名诗人、小说家及出版社编辑以版税500万美元援助中国抗战。而陈纳德统领的由美国志愿人员参加的飞虎队已升空与日机战斗多日，并取得令人欢欣的战绩。凌晨四点左右，蒋介石被电话铃声吵醒，那头传来一个声音，是侍从室军情处的人：“委员长！得到确切消息，日寇在刚刚不久袭击了美国太平洋舰队所在地珍珠港，大战爆发了！” 虽然早就清楚日本和美国间的矛盾，但听到珍珠港事变后，蒋介石还是大为吃惊。他用最快的速度穿戴整齐，然后大声喊人，要立即到重庆城里去开会。一旁的宋美龄提醒他：“会还是上午开吧，现在天还黑着，这下你可以安稳地睡一觉了。”蒋介石想了想，觉得有点道理。这个消息的确能叫他上安稳地睡上一整天，但又确实睡不着。终于忍到五点半，蒋介石下了山，来到重庆城里的曾家岩，此时后续电报已雪片般飞到手边。 日军侵入天津、上海英美租界； 日机轰炸了马尼拉； 日机轰炸了吉隆坡； 日机轰炸了新加坡； 日机轰炸了香港； 已有日军在马来亚半岛哥打巴鲁登陆（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是在12月7日早晨7时53分，实际上，打响太平洋战争第一枪的是日军第18师团陀美支队。在偷袭珍珠港之前的两个小时，以第56联队为基干的该支队，在支队长佗美浩率领下于哥打巴鲁登陆，从而揭开太平洋战争的大幕）…… 华盛顿和伦敦陷入震惊，东京市民开始祝捷游行。 在一种无法形容的心情中，蒋介石于12月8日清晨主持召开中常委会议，讨论骤变的时局。在当天的日记中，蒋这样写道：“抗战政略之成就，至今已达于顶点。物极必反，居高临危，能不威惧？！”下午时，他召见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表明和宣示了中国将与友邦共同战斗的坚定态度以及立即向日、德、意轴心国宣战的决定，同时提议成立美、中、英、苏、荷、加、澳、新等国同盟，在彻底打败日本及德、意轴心国前，任何一国不单方面与之和谈。 珍珠港事件后，中共中央在延安发表《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其中讲道：“全世界一切民族划分为奉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奉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明朗化了。”实际上，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在谈话中讲道：“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不知道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这种错误观点十分不合时宜。” 美国在珍珠港被袭的转天对日本宣战，同样已遭攻击的英国紧跟其后。 美国以及英国的参战对中国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不过，对蒋介石来说，这时候，他内心深处更迫切希望苏联参战，所以在12月8日，国民政府向日本宣战这一天，他专门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后又给斯大林发去一封电报，敦促苏联尽快投入对日战争。但半年多以前，斯大林已跟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为的就是避免将来两线作战，故而以“苏联正担负着抗德任务而不宜分散力量”为由拒绝了蒋。后者很失望，其实他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八个月前，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后，随之中止了对中国的援助。 一天后，国民政府又向德国和意大利宣战。 德国和意大利在12月11日向美国宣战，美国随之向德国和意大利宣战。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二十多个国家陆续向德、意、日宣战。这个世界上，除日苏因有条约而未处于交战状态外，其他主要国家都已泾渭分明。这是真正的世界大战，所以确切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从1939年德军闪击波兰开始，而是从1941年12月7日本袭击珍珠港开始。 在一切泾渭分明后，中国终于不再孤独地抗战。 但必须说的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虽然在国际大势对中国有利，但赢得抗战胜利的根本还在于中国军民自己的顽强奋战和前赴后继，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荣光可以经他人而拱手相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两周，1941年12月22日，美国、英国、中国等盟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 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在政治上以吝啬著称的丘吉尔亦表示赞同。因为中国战区划定的范围，虽然除了中国外还有印度支那和泰国，但不属于英国传统的势力范围。蒋介石欣然上任，立即叫美国政府给他派一个参谋长，后来跟他打得不可开交的史迪威就这样到来。 兴奋中的蒋，在12月23日，于重庆召开了中美英军事会议，应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亚洲战局（中国战区和二战中的中缅印战区、东南亚战区是不同的概念。中缅印战区，是美国陆军对其在中国、缅甸和印度的军队的作战境地的称谓。东南亚战区则成立于1943年夏的盟国魁北克会议之后，由英国人蒙巴顿出任战区总司令，成立的目的主要在于协调史迪威任总指挥的中国驻印军和斯利姆指挥的英国驻印缅部队以及温盖特指挥的英军特种部队）。 盟国虽然站在了一起，但在太平洋战争之初，战局是非常不妙的。 以寺内寿一为总司令官、塚田攻为总参谋长的日本南方军，以凌厉的攻势横扫东南亚的英美荷军队，整个亚太战场一片黯淡。但是，就在这时候，在湖南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却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给阴霾之下的盟军以巨大鼓舞，此战也成为薛岳平生最得意之作。 从第二次长沙会战到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间隔了没多长时间。日军为什么再攻长沙？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东京大本营从中国派遣军阵营里抽调了第5、18、21、33、38师团以及第3飞行团，为进攻东南亚和香港做准备。此外，第4和第6师团也改为大本营直属，随时准备南下。大本营告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第3师团也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调走。与此同时，考虑收缩华中防线，放弃宜昌、南昌和岳阳。这遭到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的反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阿南在武汉召开师团作战主任参谋会议，说：“东南亚攻略已经开始，有些人认为中国战场已退居次要位置，这是错误的！大本营认为，只要第11军待在武汉四周，就会收到最大战略价值，而不支持军队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给第11军的弹药补给是39400吨，而从1939年到1941年，三年里加在一起，只有13300吨。具体到使用的弹药数字，这三年，平均每年只有武汉会战的十分之一。” 参谋长木下勇则说了具体的事：“现我第23军第38师团已开始香港攻略，根据拿到的情报，薛岳第9战区的一些部队如第4军已从长沙向广东转进，第5、6、66军似乎也在向云南集结[8]，在湘桂边境休整的王牌第74军的动向也值得注意。” 在会后转天，木下勇给驻广州第23军去电报，询问欧震第4军南移对香港攻略的影响。但第23军没有及时回复。这种情况下，木下在一个小时内决定对长沙发起新一轮进攻。计划立即被阿南批准。阿南之所以如此积极，除了上面讲到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隐秘的因素：11月底的时候，阿南被畑俊六召到南京开军司令官会议，在那里听到派遣军司令部流传着一种说法：“打长沙这件事，在很多时候反而给予敌人以反宣传的机会，对日本军很不利啊。” 这叫阿南很生气，他决定再打一次长沙，叫派遣军的那些人看看到底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此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京从军部到媒体，都在看着山下奉文（负责攻打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今村均（负责攻打印度尼西亚）、本间雅晴（负责攻打菲律宾）等指挥东南亚作战的将领，甚至连攻略马来亚半岛的第25军作战主任参谋辻政信都上了东京报纸的头条。这种突然的落差叫阿南心有戚戚，结合在南京听到的冷嘲热讽，他决定以牵制薛岳部队南下为由，在他任内再打一次长沙会战。 由于时间仓促，木下勇拟定的第三次长沙攻略计划简单到家：先用第6、第40师团击溃新墙河南岸杨森第27集团军主力，随后将从鄂北应山赶来的第3师团配置在第6师团右翼，渡过汨罗江，击溃南岸陈沛第37军，随后就收兵。 阿南思忖：“真的这样吗？难道不进攻长沙城？” 就在这时候，南下的第3师团路经武汉，师团长丰岛房太郎说了一句话：“愿取长沙。” 阿南确定12月24日平安夜发起攻势。虽有攻打长沙之意，但此时并没正式下达命令。也就是说，日军在开始行动后，仍没有明确到底要不要攻打长沙城。这种仓促叫他们先输了一着。 日军发动攻势前的一个多月，也就是1941年11月17日，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主持召开过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主要是总结第二次长沙会战。该会战跟第一次长沙会战都是按1939年春的作战指导部署的，这个指导后来被证明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在逐次抵抗、断敌退路以及选择决战区域上都比较模糊。薛岳在会上说：“通过两次会战可以发现，鉴于地形使然，日寇攻长沙，兵力重点必保持于其左翼，也就是东面。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怎么使用右翼兵力就成为一个关键。” 薛岳在会上正式提出“天炉战法”。 薛岳说：“什么叫天炉战法？就是说，在敌进攻前，正面坚持破路清野，于新墙河、汨罗江之间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重点保持在右翼，以伏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为手段，既不叫日寇捕捉到主力，又逐次消耗其战力与锐气。当敌人进抵浏阳河、捞刀河之间，战力消耗到一定程度、补给也出现问题且兵力更加分散时，集中长沙以南、东部山区和西部湘江沿岸的优势部队，断然实施反包围。此战法的关键在于长沙的守军能不能死死顶住。如果这个炉底漏了，就功败垂成！” 薛岳特别提到年初上高会战的例子说，罗卓英之所以打赢了，是因为王耀武第74军死守日军攻到纵深后的正面；王耀武之所以打赢了，则是因为余程万第57师守住了上高。会后，薛岳将印刷成册的新应战方略发给军以上高级指挥官，其中包括敌情判断、作战方针、指导要领、军队部署、兵站补给、交通通信、设施破坏等。 也就是说，阿南惟几再次发动长沙会战时，第9战区这边的部队长都是有准备的。 比如，薛岳对杨森第27集团军的要求是：第20军应守备江南桥方面现阵地，敌以全力或主力由湘北进犯时，应先利用现阵地拒止敌人，继应一面逐次抵抗，一面向梅仙、平江外线转移，尔后待命向西进攻，扼守汨罗江北岸，断敌归路，或依据情况派一部向蹿至长寿街地区之敌攻击。再如，当日军向汨罗江进攻时，要求孙渡第58军、陈沛第37军主力向相公市、沙市街以东外线转移，以一部潜伏于汨罗江、捞刀河之间的偏僻地区，等日军大部队通过后，潜伏部队进行攻袭，并阻断其退路，等总反攻时，主力再向捞刀河以北攻击。 长沙军事会议后的一个来月，各部队都在执行新方略，一直处于备战的状态。 整个战区的兵力配置如下： 王陵基第30集团军，辖主力韩全朴第72军、夏首勋（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期，四川江津人）第78军，控制在赣北澧溪，一部在修水、上高，湘鄂赣边区挺进军以九宫山、大湖山为根据地，并在幕阜山一带活动；罗卓英第19集团军，辖杨宏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云南绥江人）新编第3军，主力控制在赣东高安、奉新（孙渡第58军隶属该集团军，但一直在杨森那边作战）；萧之楚第26军在浏阳、洞阳一线；杨森第27集团军，辖杨汉域第20军，在新墙河南岸江南桥占领阵地，一部在平江以北；孙渡第58军主力亦控制在河南岸；陈沛第37军由战区直辖，主力控制在汨罗江南岸，在北岸长乐街、伍公市、新市设置前进据点，主力位于南岸瓮江、栗山巷一线。战区直辖的部队，欧震第4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调往广东，准备策应香港的英军；傅仲芳第99军依旧控制在汨罗江口、营田、湘阴、临资口一线，警备洞庭湖沿岸；第10军守备长沙，军长暂有李玉堂代理，因第二次长沙会战大败，李被撤职留用，新军长还没下来。 12月18日，日军对香港发动进攻。 同一天，第11军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神田正种第6师团、青木成一第40师团在岳阳集结完毕，丰岛房太郎第3师团则正往这边赶。 薛岳这边的情报很准确。 当日军在岳阳刚伸懒腰，结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大势，薛岳即用最快的速度破除疑惑（毕竟离上次会战只有两个多月），断定日军又将进攻长沙，下令各部队按既定的新方略应战。 对湘北日军的异动，重庆军委会也非常关注。 日军于岳阳一集中，重庆即令由军委会直辖的王甲本（已接替夏楚中）第79军由衡阳推进到渌口、株洲一线；第6战区的彭位仁第73军亦由湘西北澧县转进到益阳、宁乡待命；军委会直辖的另一支部队王耀武第74军则由广西柳州做好开拔北上的准备（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王耀武率部到江西萍乡补充，随后转至广西柳州休整和训练新兵）。 这是真正的严阵以待。 平安夜，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下达强渡新墙河的命令。 对于是否攻占长沙，阿南想来想去，还是认为要根据香港作战的情况再定。事实是，圣诞节刚到，香港的英军就向日军投降了。 以前两次会战，日军都是在天气尚热的9月发起的，这一次时间已是深冬。 平安夜逢雨雪天气，到半夜后气温骤降。新墙河不宽也不深，每一次强渡，日军都无须用船或搭浮桥，而是直接涉水而过。不过，现在正值隆冬，天上还下着雨夹雪。熊本兵哆嗦着下饺子般跳下河。被军国与皇国洗脑的他们，其内心的狂热是外人无法理解的，或许跳下河的一瞬间会有片刻的迷惘：这到底是在做什么？但随着对岸杨汉域第20军士兵的猛烈机枪扫射，他们就又恢复了亡命之姿。 新墙河再一次陷入血雨腥风！ 河以南二十里的龙凤桥，第6师团滨之上俊成第23联队与第20军夏炯（泸州讲武堂，四川温江人）第133师激战长达八小时。该师王超奎营奉命死守南岸最高峰向公岭，全营五百多人几乎全部战死，王营长最终亦自杀殉国。 在另一个方向，第40师团最活跃的户田义直联队不等师团集结完毕，即向第20军杨干才（泸州讲武堂，四川广安人）第134师发起进攻。第134师阻击极为猛烈，户田联队一度前进不得。激战中，该师团龟川良夫联队乘汽车赶到，随即投入战斗。在两个联队夹击下，第134师的防线才被撕破。接下来，两支日军分别向关王桥、陈家桥进击。龟川联队在黑夜中迷路，到26日下午才望见陈家桥，随即又遭孙渡第58军梁得奎（云南讲武堂，云南景东人）新编第11师一部猛袭。 杨森第27集团军所辖第20军一直是第9战区的主力部队，以川军色彩为薛岳所器重，可知该军战力确实非凡。抗战爆发后，杨森就带着第20军参加淞沪会战了，是川军里表现最出色的，随后又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9年初，杨森专任第27集团军总司令，军长由杨汉域接任，夏炯任副军长兼第133师师长，杨干才出任第134师师长。接下来，几乎参加了中南正面战场上所有的会战。 圣诞节之夜，雨夹雪终于转为大雪，日军第40师团户田联队进入关王桥后，继续向前进攻时，跟龟川联队一样，在大雪中遭到第20军一部的埋伏，双方在冰雪寒天的午夜中展开肉搏。 12月底，中国最寒冷的日子。三湘大地，滴血成冰，而雪在烧。 杨汉域第20军在新墙河南岸与敌恶斗，随后根据既定方略，向三江口、王家坊侧面转进，协同杨林街、关王桥侧面阵地的孙渡第58军，自东向西尾随和侧击日军，让一路向南的第6师团和第40师团难受不已。 扬言要取长沙的第3师团在哪儿？ 由于乘坐的粤汉线火车发生事故，延误了日子，直到12月25日，在师团长丰岛率领下，他们才赶到新墙河。渡河后，沿粤汉铁路两侧南下。几乎与此同时，薛岳命令赣北王陵基第30集团军主力向平江转进，向日军的侧翼靠拢。 12月27日午后，大雪又渐渐转为雨雪，第6师团、第40师团和后来赶到的第3师团迫近汨罗江北岸。在这一线布防的仍是陈沛第37军，董煜第60师控制在江北，罗奇第95师和李棠第140师控制在江南，前者在神鼎山、影珠山一线，后者在金井一线。第60师在长乐街与敌激战后，转进到汨罗江中游的瓮江。其他部队亦按计划，在相应阻击后即做离心转向，让开通往长沙之路。 观战时，第3师团长丰岛认为雨雪不会很快停止，也就是说有可能导致江水上涨，于是命令部队将渡江时间由入夜时提前到下午。在被炸毁的汨罗江铁桥遗址附近，第3师团的士兵同样像下饺子一样跳进寒气逼人的江中。汨罗江比新墙河深，加上日军个子矮，水一下子就没到他们的胸部（日本男性在当年的平均身高是1.60米，战争爆发前，17个常备师团的士兵由于选拔严格，平均身高能达到1.65米，但随着兵源渐渐枯竭，挑选就不那么严格了，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平均身高又下降到1.60米）。就在第3师团的日军徒步渡江时，突遭斜后方猛烈射来的机枪子弹的袭击。野地里，只要听到第一声枪响，日军通常能以最快的速度散开，各自找到隐蔽物，但眼下是在河里，他们也就惨了点。 原来，第37军两个战士，完成北岸阻击任务后，撤退时，掉了队，他们没有选择跑掉，而是决定留下来，隐藏在铁桥附近偷袭日军。在毙杀十多名日军后，这两个战士牺牲了，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汨罗江两岸的山野因大雪而洁白。 由于下午雨雪加大，当第6、40师团在夜间准备渡江时，发现河水已涨，只能搭桥通过了。就这样，第3师团反超了那两个师团，其步兵率先进入汨罗江南岸。按阿南的命令，第3师团要跟两支友军配合，迂回围歼第37军。但渡江后的丰岛，没琢磨怎么迂回，而是在第一时间叫还在江北的骑兵联队渡江后直扑长沙。丰岛似乎必取长沙而后快，但这是个独断，因为阿南此时并没正式下达攻击长沙的命令。 在汨罗江两岸，陈沛第37军出色完成逐次抗击的任务。在飘风山，进行截击的该军罗奇第95师见机会有利，一度将第6师团滨之上俊成第23联队本部包围，后者借助于飞机轰炸下才得以解围。第40师团户田联队则在磨刀尖、鸟石尖、牙尖一线同遭第37军另一部伏击；该师团滞留在新墙河以南十公里处寺庙中休息的辎重联队，遭第20军一部袭击，联队长叫森川敬宇，被当场击毙。傅仲芳第99军一部堵击第3师团骑兵联队，导致其始终没看到长沙城的影子，破坏了其本欲在战场上的穿插扯动，直到几天后日军北逃时，他们才在枫林港追上主力部队。 以上种种，就是薛岳在新方略中所说的不间断的伏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 对日军来说，虽然又已打到汨罗江南岸，但由于香港已陷落，也就不再存在牵制战的问题。既然这样，就要反转了吧？很多士兵问部队长是不是这样。天气实在太冷了，而且从渡过新墙河后，雨雪几乎就没停。可是，从分队长到联队长乃至师团长，都不太清楚下一步行动是什么，用日本人的话说：“对今后的行动毫无所知，处于疑神疑鬼的状态。” 阿南惟几到底是怎么想的？ 作战开始后，阿南把前进司令所推进到岳阳。到12月26日，他计划由岳阳回武汉，但由于越来越偏向攻取长沙而取消了这个行程。在他看来，香港虽然陷落了，但从态势来讲，中国军队仍有可能在广东发起攻势，故而有必要继续向长沙进攻，把牵制作战这件事搞周全。对进攻长沙这件事，作战主任参谋岛村矩康比较忧虑。阿南认为岛村不解其真意，所以当夜“冒着风雪”找岛村谈心，说了五点好处：一是给蒋介石政权无声的威胁；二是把第9战区向南转进的兵力留滞在湖南；三是第11军仍具有强大的力量，证明给薛岳看；四是叫湖南民众感到蒋介石不可依靠；五是给第6战区以威胁。 在香港已被攻占的情况下，同时结合广东的情势，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认为这五点基本上都不是必攻长沙的理由，说继续进攻与否需要向东京请示后另行通知。就在这时候，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给阿南发了封电报，认为如果不进攻长沙，那么这次会战就不会收获更大成果。恰逢此时，阿南又得到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在议会演讲时的内容，大意是：薛岳战区向广东转进兵力，意图牵制甚至攻击进行香港攻略的日军，而第11军向长沙挺进，进行了反牵制，挺有效果的。 在12月29日的日记中，阿南记载：“对此深感惭愧，期待进一步发动一场果断的攻击。”也就是说，阿南觉得他这几天的作战，有点撑不住东条的夸奖，加上新墙河和汨罗江之间的几个中国军并没受到打击，这就更坚定了他攻取长沙的想法。 在以上背景下，阿南不等畑俊六回复而进行了独断，通过空投通信筒的方式向顶在最前面的第3师团发出向长沙追击的命令。 第七章 三战长沙（1941年12月～1942年1月） 一战成名 由于连日雨雪不断，导致河水暴涨，加上第9战区中国军民的破坏，通往长沙之路已完全不能利用，而只能在原有公路东面的丘陵地带用原木铺设新路。第11军直属工兵部队一部调到东南亚去了，另一部分正在宜昌帮着第13师团修城墙。会战开始后，能拿出来的直属工兵只有两个中队。加上日军这次作战行动仓促，不但携带的弹药量有限，挽马运输的野战重炮由于路面难行压根就没调过来。阿南和主张积极进攻长沙的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都忽略了这个问题，后者的算盘是：渡过捞刀河和浏阳河后，顶多三天就能打下长沙。渡过汨罗江后，第3师团反超第6、第40师团，在向长沙追击时，一线部队已经喊出“只有我第一个到长沙”的口号。问题是，到了长沙城下能不能打进去呢？ 日本人认为：能。 好，那就试试吧。 在阿南12月26日下达长沙攻略命令这一天，薛岳决定留在长沙。不过，长官司令部大部分人已迁到后方的耒阳。带队的还是参谋长吴逸志。长官部的人留在长沙的，除了薛岳外，还有参谋处长赵子立以及相关参谋。 薛岳没走，是死战长沙的信号。 薛岳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蒋介石来了封电报，说这一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系到国际观瞻之战；其次是因为第二次长沙会战之败（薛岳虽然不承认，但心里明白），这是雪耻的机会，而且对手是同一个人：阿南惟几。况且这次机会也好，相比于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只出动了三个师团，在洞庭湖至湘江水路这边没人马出现，整个湘江西岸是寂静的。也就是说日军攻到长沙后，都没足够的兵力攻取可以俯击长沙的岳麓山。 再说日本人那边。 第3师团率先向长沙而来时，第40师团正奉命攻击金井附近的中国军队，第6师团则在围攻第37军罗奇第95师。就在这时候，阿南的命令到了，要第6师团主力继续攻击当面之敌，同时分出一部去协助第3师团打长沙。第6师团长神田接到这个命令后好像遭遇“晴天霹雳”，这时候才想起第3师团。他定睛那么一看：“呀，人呢？” 本来应该向一侧迂回帮助第6师团围歼罗奇部队的第3师团早就上路径直往长沙而去了。神田愤愤然，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长沙作战》里有这样的描述：“当时第3、6师团互相存在着强烈的争功思想，谁也不愿意甘拜下风。” 压了压火后，神田命令师团平冈力第45联队为先遣队，向长沙追击。 第3师团腿脚还真麻利。12月31日下午，丰岛指挥部队已渡浏阳河，随即做好1942年元旦攻打长沙城的准备。由于元旦将至，从师团长丰岛到手下的几个联队（第3师团的步兵并非全员参加，只出动了石井信第18联队的两个大队、的野宪三郎第68联队的两个大队以及第6联队第2大队，以加藤素一为大队长的大队由师团直属）都有所谓的“无限感慨”之意，鬼子们则不知死活地嚷嚷着在长沙城里过新年。 日军逼近捞刀河时，薛岳才把指挥部从长沙城转移到湘江西岸岳麓山爱晚亭附近的天然防空洞，指定李玉堂率第10军死守长沙。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李玉堂第10军军部被日军偷袭，部队也被击溃，遭到薛岳的训斥，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被撤了军长一职。军委会本计划叫钟彬出任新军长，但钟跟李关系上佳，拖着没来赴任。这时候，日军又再打长沙，薛岳只好保举李代理军长，带着第10军守长沙。但李玉堂一时不买账，蒋介石听说后，一个电话打过来。 蒋介石：“你是李玉堂吗？ 李玉堂：“报告委座，是的！” 蒋介石：“你是黄埔1期的吧？” 李玉堂：“报告校长，是的。” 蒋介石：“那好了，长沙交给你了。” 蒋介石挂了电话。 长沙西城下就是湘江，湘江对面是标高将近三百米的岳麓山，是可以覆盖长沙的最佳炮兵阵地，北城、东城外不远处就是浏阳河，只有南城外没有河道。10军奉命守卫长沙后，李玉堂带人对城内外防线进行了加固，构筑了以地堡、交通壕、散兵坑为依托的半圆形阵地，在城内，于主要路口设置了铁丝网和路障，街道两边的建筑物全部开枪眼。此外，湘江水路这边，长沙以北、长沙以南河段尽皆封锁。 忙活完了后，李玉堂发现兵力不足。 第10军辖三个师：周庆祥第3师、方先觉预备第10师和朱岳第190师。由于第二次长沙会战刚刚结束，被击溃的第10军损失大半，还没来得及补充兵力。其实，就算第10军是全额兵力参战，也不富余。因为至少得有一个师放在湘江西岸的岳麓山（薛岳已下命令）。这样的话，放在东岸城区的就只有两个师了。李玉堂的安排是：方先觉预10师在岳麓山，此时军战力最强的周庆祥第3师控制在城东（预料日军主攻这一面），朱岳第190师一部占领城垣阵地，主力控制南北郊区要点。捉襟见肘是必然的，连预备队都没有。可李玉堂又深知薛岳的性格，直接申请回调预10师，必被驳回，而且岳麓山也确实需要部队；不申请吧，日军马上就过来了，如果守不住长沙，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第10军军部设在城内电灯公司，就在李玉堂如热锅上的蚂蚁时，得到一个消息：彭位仁第73军作为驰援之一部，先头部队在12月31日傍晚已到岳麓山。两天两夜急行军175公里，该部以神速抵达长沙，是后来攻防战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李玉堂的参谋长叫蔡雨时，他对李玉堂说：“你马上联系方先觉，如果他同意，咱就这样办，把他调过来！” 确实需要征求方先觉同意，虽然他是李玉堂的部下，但留一个师在岳麓山是薛岳的命令，如果胆子小点，是不敢擅自挪动阵地的。蔡雨时给方先觉打电话，说：“方师长，友军已先敌一天到达，想必你已经知道，我和军长研究了，还是让你部过江，同意不？” 方先觉说：“给我下命令，我就过江。” 蔡雨时说：“军长命令你即刻过江！岳麓山阵地当由友军第73军一部驻防，事宜你就不用管了，由军长联系。” 就这样，方先觉在31日傍晚带着部队开始渡湘江。人马渡到一半时，第10军军部电话响了，李玉堂和蔡雨时互相看了看，李示意蔡去接。蔡雨时颤抖了一下，随后拿起电话。 果然是薛岳：“预10师怎么过江了？什么情况？” 蔡雨时下意识地立正，大声说：“报告长官，友军第73军先期抵达，可接岳麓山阵地，预10师回调，长沙可确保；否则，我长沙守军正面太宽，兵力……” 薛岳沉默了一会儿，说：“小心你的脑袋！” 蔡雨时放下电话，听到对话的李玉堂说：“应该没事了，他说小心你的脑袋，差不多就是认同这个调动了。” 方先觉预10师过来了，李玉堂原计划，其一部接替北边小吴门第190师一个营控制的阵地，剩余的作为军的预备队。方先觉坚持顶在一线，说：“不是卑职争功，当下情势，三个师都顶在一线，也不富余。第73军已经过来，可跟薛长官协调，用他们做预备队。” 李玉堂盯着地图，发现长沙太像口袋了，没有河道相临的城南就是入口，而这边防守实在薄弱。于是改变部署，叫预10师立即在城南占领阵地。后来证明这是关键的一招。这样一来，长沙的城防态势是：城北是朱岳第190师，城东是周庆祥第3师，城南是方先觉预10师，军内没留预备队。战斗打响前，李玉堂对三个师长的训话是：“我们军是‘泰山军’（第10军代号“泰山”），以前的事就不说了，但此番要对得起‘泰山’二字，能不能坚守如磐？拜托诸位了！” 在岳麓山爱晚亭防空洞，薛岳跟赵子立对坐，一根接一根抽烟。 第9战区炮兵指挥官王若卿（老资格，陈诚在保定军校的同学）跑来说，南门外妙高峰上的塔，在日军进攻时容易成为炮兵的坐标，建议将其炸掉。薛岳当即批准。调往广东的一个美式重炮团和两个迫击炮连在这时候已回防到位，进入岳麓山阵地。此外，第10军的炮兵部队也上了山。加上山上原有的一个炮兵团，如此一来，整个岳麓山就编织成了密集的炮兵火力。 蒋介石注视着长沙。 关系国际观瞻这种事是他最看重的。在太平洋战争刚爆发的背景下，他也确实需要尽全力打个胜仗给盟国看。而且，就在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为首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和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在文件的排序上，四大国领衔在前面，其余22国按国名的英文字母顺序依次排列），表示将共同战败德、意、日，在三国无条件投降前，决不单独与之和谈。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中国跻身四强之列。在这个关口，第三次长沙会战，还真是关系到国际观瞻的一战。 蒋介石频繁地给薛岳去电报，搞得后者很烦。为了这次会战，他已经把整个战区能调动的人马都调动起来了。 在12月31日这一天，薛岳向手下的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杨森、王陵基和战区直属部队的部队长发出如下电文：“此次作战对国家前途和国际政局之关系至关重要，薛岳以必死、必胜的信念，为把握战机，歼灭敌人，特严令以下三项决定，希全军执行之：一、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长要严格掌握部队，亲临前线，力图捕捉战机，歼灭敌人；二、薛岳如果战死，应立即由罗副司令长官代行职务，按预定计划歼灭敌人，集团军总司令、军、师、团、营、连等，如有战死者，即有副主官或经历较深的主任代行其职务；三、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团、营、连等，如有作战不力，或贻误战机者，立即按照革命军人连坐法处，严惩不贷！” 薛岳还下了一道令，守备长沙的李玉堂第10军即使是重伤员亦不准渡江，城西湘江岸边所有船只由司令长官部控制，并在湘江西岸设立机枪点，任何临阵脱逃意图渡江者，杀无赦。 得到这个命令后，第10军参谋长蔡雨时跟李玉堂说：“三面被围，背水一战，真像1937年的南京。不同的是，这次我们外围部队多，只要能顶上四五天，形势就会发生变化。据情报，日军此次进攻仓促，后防补给线没建起来，攻过来的敌军只有山炮，没携带野战重炮。” 李玉堂说：“如果抗战进行到现在，还出现南京保卫战那样的场面，那我们这些军人就太失败了！什么都不要说了，准备打吧！” 1942年1月1日拂晓，第3师团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了长沙。 上午十一点，丰岛师团司令部进驻长沙城东南五公里之李家冲。兵临城下的第3师团的士兵，大多还陷在秋天的回忆中。第二次长沙会战，第13师团早渊支队一度攻入长沙，故而当渡浏阳河，看到飞机投下“占领长沙”的布标后，这些来自名古屋一带的鬼子振臂欢呼，好像他们已经占领了长沙似的。 日军攻城在即。 第10军第190师作战科长黄钟回忆：“守军自上至下注意力都集中于东门与北门。上午九时许，东南角赤岗冲突然杀声震谷……”率先向东南角三公里外高地发起进攻的是第3师团石井信第18联队。不过，城北和城东都不是日军的主攻方向。预10师政治部科长杨正华认为，日军越过捞刀河和浏阳河后，主力之所以绕过东门而攻南门，“可能是欺我预备师为薄弱的一环”。其实，丰岛定南门为主攻方向，完全因为地形使然，他是准备歼灭第10军的，所以上来就封住向南突围的出口。 问题是，第10军压根就没想过突围这件事。 先看下一下守卫城南的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的经历。 方先觉，字子珊，1905年出生于安徽萧县（民国时属江苏），后考入上海法政大学法律系，做律师是他最大的理想。但当时北伐声势浩大，青年人都心向革命，黄埔军校1期生王仲廉在上海秘密招生，方先觉以此契机从戎，考入军校3期。进入部队后，方先觉的第一个上级是卫立煌，其间辗转了几个部队，1933年以营长身份参加长城抗战，在南天门之役中受伤。1936年，方先觉从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4期毕业，进入李玉堂第3师任补充团团长。方先觉最看重平时的训练，更有一套办法，所以他的部队虽是补充团，训练成绩却是全师第一，因此受到李玉堂重视。抗战爆发，跟很多将校一样，方先觉也随部队开往淞沪，后又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以副旅长身份受伤。伤愈后，正逢第3战区以浙江保安队和福建子弟为基干组建预备第10师，李玉堂推荐方先觉出任副师长，后参加策应攻打南昌之役。参加冬季攻势时，该师在皖境失利，师长被革职，方先觉由此接任。到1940年春，预10师转入李玉堂第10军。在方先觉训练下，预10师之战力，此时虽排周庆祥第3师之下，但却已超过朱岳第190师。不过，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在金井，预10师遭日军重创，方先觉受记过处分。所以这一仗，无论是对李玉堂来说，还是对方先觉来说，都不能失败。也可以这样说，后来第10军战力尤强，衡阳战把日本人打成那样，其最初之崛起，是知耻而后勇，完全是在华山一条路下杀出来的。 方先觉将预10师做三线配备： 张越群（黄埔军校6期，安徽桐城人）第29团在金盆岭到湘江边猴子石为第一线阵地；葛先才（黄埔军校4期，湖北汉川人）第30团以冬瓜山、修械所为核心，组成第二线阵地；陈希尧第28团控制城垣阵地，左与城东第3师连接，右至湘江边，兼做师预备队。在这里说一下，很多关于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文字称，第10军首席悍将葛先才时任第28团团长，这是不准确的。葛做过第28团团长，但那是第二次长沙会战时。第三次长沙会战开始前，第30团团长田琳因前一战丢失阵地而被撤职，葛先才遂被调任第30团团长，第28团由陈希尧接任团长。 第3师团石井联队1月1日凌晨对城东南角发起进攻时，渡江到城南的预10师进入阵地没几个小时。眼看刚刚进入阵地的预10师疲于应对，的野宪三郎第68联队作为主攻城南的部队，不等其兵力集合完毕，即猛攻黄土岭。按日本人的说法：的野联队第2大队长横田庄三郎“意气冲天，尾追败敌”。看上去，鬼子们是来劲了，但是别着急，很快他们就会吃到苦头。 鬼头三良第1大队随后赶到城南，加入进攻中。 由于预10师进入阵地时间仓促，一时间城南风声鹤唳。 在危急时刻，方先觉叫来政治部科长杨正华，说：“督战队的督战任务必须认真执行，擅自后退者，就地枪决！”在一个师里，负责督战的是政治部。此时预10师政治部主任和副主任恰巧都没在军中，于是重任落在了杨科长肩上。 但接战仅两个多小时，张越群第29团扼守的第一线就已崩溃。方先觉给他打电话，已经联系不上了。没多久，张刚潜行回到南门内师部，先在杨正华那里落脚，因为不敢直接见方先觉。 方先觉心急如焚，对杨正华说：“鬼子来得太快，攻得又太猛，张越群恐怕抵挡不住了。” 杨正华趁机说：“张团长已来师部，他表示很惭愧，没能完成任务，对不起师长，听候处分。” 大约是因为体谅部队进入阵地的时间太晚，方先觉没处分张越群。由于一线两个小时就崩溃，葛先才第30团扼守的二线马上就将接战。但就在这个时候，该团有个营长跑来师部，说向师长请示问题。方先觉一句话也没说，叫那个营长到外面等着，随后下令将其枪毙。杨正华目瞪口呆。杨来政治部时间不长，跟方打的交道也不多，但之前有人告诉他：军长面目和善，但治军极严。到今天，他终于领教了，后来在回忆中仍心有余悸地说：“我不禁为之毛骨悚然，战时军令确实巍然如山啊！” 会战结束后，有一次，杨正华问方先觉：“为什么不问问那名营长回来的缘由，就直接枪毙了？” 方先觉说：“大敌当前，鬼子马上冲到二线，他跑回来请示问题？没有问题可请示！以向上级请示问题为由逃离一线，是一些部队长惯用的伎俩！你作为督战官，要切记！” 尽管如此，杨正华似乎还是想不通：万一那名营长真的有问题呢？ 方先觉处决营长后，给第30团团长葛先才打电话，说：“艺圃（葛先才字）！现在看你的了，我全力支持你！第29团立即收容整理，统归你指挥，第28团随时可以调用，你一定要顶住二线阵地！” 葛先才说：“师长放心，我不会给您在军长和长官面前丢脸。” 方先觉放下电话，靠在桌子上，他跟薛岳说能守两天。这天数，只能从葛先才的二线阵地上找回来。 葛先才，1904生，湖北汉川人，黄埔4期生，完全靠军功晋级，从排长干到团长，一路血拼过来的。葛先才率部扼控的长沙南城二线阵地，以修械所和冬瓜山为核心，它们位于一线阵地金盆岭和南门外妙高峰之间。修械所东南是黄土岭，黄土岭以北是白沙岭，均由第30师的部队扼控。 在二线四个主阵地，葛先才率部与日军激战五个多小时，由于日军有飞机助战，火力完全压制住葛团，后者伤亡巨大。葛先才的位置在核心阵地修械所。又一次打退日军进攻后，也临近中午了。他决定改变打法：以攻为守。 葛先才给城垣上的第28团长陈希尧打电话，说：“老陈，本团决定采取攻势，请你团对我进行火力支持！” 陈希尧说：“老葛！你要想清楚了，攻出去行吗？” 葛先才说：“放心吧，必须先把鬼子的气势压住！否则南门就危险了。” 葛先才又给方先觉打电话，说明了战况：“就算师长给我派援兵来，也弥补不了不断伤亡的数字。现在还有六个小时才到晚上，就算今天能闯过这一关，明天还有血战，能不能支持到合围部队过来，实在不好说。以攻为守才能喘口气，稳定住城南的局面。接下来再重新调配兵力。” 方先觉说：“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敌势太强，如果出击不成，反而会加重危急，军长恐怕不会同意！” 葛先才说：“你报告军长，我不习惯被动挨打，蛮劲上来了！师长现在你就把南门关闭堵死，在城墙上多准备手榴弹。只要敌人不能从南门打进来，我师就没责任。万一30团攻击受挫，也不会白死，鬼子也要拿命来。我现在立即出击！” 方先觉说：“先才！先才！” 葛先才挂了电话。 这时候，队伍已经在阵地上集合号了。 卫士韩在友给了葛先才一支德国造的20响连发木壳枪，随后把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夹塞进葛右边的口袋，又往左边的口袋里塞了几十发子弹。几秒钟后，韩在友又把葛先才右边口袋的弹夹掏出来，放到了左边的口袋。 葛先才说：“算你聪明！” 韩在友低头笑了一下。右手持枪，弹夹放在左边口袋，自然换弹夹时就快了。 葛先才随即命令迫击炮连做好在冲锋号响起时进行炮火掩护的准备。 葛先才又跟面前的战士们说：“预10师从建立到现在，还没特别的荣誉，如果我们想要的话，那就从现在——1942年1月1日开始，从30团开始！” 战士们疾呼：“杀！” 葛先才身先士卒。 卫士韩在友从葛先才身边走到他的前面。多年后，葛先才回忆：“我明白他的心意，好像敌弹穿过他的胸膛，就不会伤到我。再则，不让我超越到他的前面。感叹一声，意在不言中。” 后来，韩在友战死于衡阳会战。 只说葛先才，叫司号手准备。在随后壮勇的号角声中，葛先才率部冲下修械所高地。 枪法精准的韩在友，持双枪奔在前面。葛先才紧随其后。日军没想到守军会主动攻出来，一时间措手不及，扔下近百条尸体，余部一口气往南退了两千多米。这冲杀的一路，卫士韩在友始终顶在葛先才的前面。 葛先才率部追至七百多米时，停止了前进。 因为上午的时候，中日两军胶着太近，岳麓山的重炮一度没敢轰击，现在两军拉开军力，正是炮击的最好时机。指挥官王若卿见到对岸这个场面后，不失时机地下令猛击，日军顿时人仰马翻。 在岳麓山观战的薛岳打电话给李玉堂，问：“从南门外出击的，是哪一个部队？” 李玉堂答：“预10师葛先才全团。” 薛岳说：“攻得好！攻得好！葛团长了不起。” 后来，回忆起这次出击，葛先才说：“战场上各级指挥官务须根据战况的演变，精打细算，权衡得失，有判断，有决心，有处置，有行动，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这样才能稳定战局，转危为安，取得最后的胜利。” 元旦午后，日本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乘飞机从岳阳飞到长沙上空视察战局（由此可以看出来，在1942年，日军仍牢牢掌握着制空权）。木下坐着飞机在长沙上空转悠了一圈儿，得出的结论是：城南和城东南，双方士兵都陷入激战，城北战事稍平。第3师团想在元旦这一天攻占长沙似乎只是个理想，岳麓山上中国军队的炮火太猛烈了。 下午时，想进长沙过元旦的第3师团长丰岛把师团司令部推进到距长沙东南两公里外的吉祥坡，胆子也确实肥了点。在吉祥坡，丰岛跟直属于他的爱将第6联队第2大队长加藤素一有这样的对话。 加藤：“城南敌军反击猛烈，依现在的情势看，入夜后攻占长沙似有些困难。” 丰岛沉吟了片刻，说：“梦想还是要有的。” 在此之前，丰岛甚至把攻入长沙后各部的扫荡区域都列好了。 中国军队那边，黄昏时，薛岳把电话打了过来，问方先觉：“你能守几天？” 方先觉说：“一个星期。” 薛岳说：“怎么个守法？” 方先觉：“第一线守两天，第二线守三天，第三线守两天。” 薛岳说：“好！” 下午的时候，南城战局稳定。 一轮残阳缓缓落下岳麓山。 就在傍晚时分，被葛先才打出二里地的的野联队发起了反击。 在修械所，葛先才率部再次与的野宪三郎的这股日军陷入厮杀。你来我往，双方一共进行了11次逆袭，葛先才这边6次，日军那边5次。这里就成为整个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打到天完全黑下来时，葛团伤亡已近三分之二。李玉堂把周庆祥第3师一个营拨过来，归方指挥。但方先觉没使用这个营，而是从城垣陈希尧第28团调出一个营，交给葛先才。 入夜后，一个日军小队趁夜色掩护，顺着江边钻隙突入，然后东折潜入修械所后身妙高峰下的民房。方先觉立即给葛先才打电话，叫他别管身后，该股日军自有陈希尧第28团解决。陈希尧派一部杀出城，残余的鬼子固守待援。方先觉命令火攻，最终将这股日军全歼。为避免被日军利用，方先觉下令把峰下街市全部焚烧。 一时间，城南大火熊熊。 但当天晚上，日军后续部队还是占领了妙高峰，并摸黑在上面设立了炮兵观测所；另一部在妙高峰以西湘江边的西灵官渡钻隙潜入，企图直攻南门。 鉴于情况危急，薛岳一边叫王若卿的炮兵把对方观测所打掉，一边通知已经到岳麓山的第73军军长彭位仁，叫他派出一个师渡过湘江，加强城南的兵力。彭派出韩浚（黄埔军校1期，湖北新洲人）第77师，后者奉命去见薛岳，两人之前没见过。 韩浚进了爱晚亭边的防空洞。 薛岳起身说：“啊，韩浚师长吗？你坐下！” 韩浚大气儿不敢出地坐下。 薛岳说：“这个仗打得好狠，我想派你这个师直接参加守城，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 韩浚说：“部队已在渡河点准备。长官，到长沙后，我是否归第10军指挥？” 韩浚和李玉堂是黄埔1期的同学。 薛岳说：“不，你直接归我指挥。你要做好充分准备，敌人这次目的就是占领长沙。我们一定要全力守住。现在南门外打得很激烈，调你这个师去增援，是因为你们战斗力强，士气高……” 后来，韩浚回忆：“薛长官过去不认识我，又听说他是个很骄傲的人，为什么对我格外客气？他使用的是激将法。” 在当时，韩浚想的是，像薛岳这样大家都很怕的人，对他这样看重，不打胜仗，决不见长官，于是说：“全力以赴，打好这一仗，马上渡河！” 薛岳点了点头，说：“好，你可以走了。” 在湘江西岸渡河点，韩浚看到黑压压的部队，紧接着，他用最快的速度传达了命令，并跟三个团的部队长讲话，主要说了两点，一是司令长官之重视第77师，二是长沙大战之重要。最后，说：“长沙是湖南省会，第73军是湘军，我们师的弟兄差不多都是湖南人，更要负起死战长沙的责任！” 左九成任团长的一个团率先渡过湘江，立即看到李玉堂派来的联络参谋，后者说：“快跟我到南门外，接替预10师防务！” 左团长一皱眉：“我们师长说了，全师归薛长官直接指挥，再者说，没有师长的命令，怎么能上来就听你们的调遣？” 参谋说：“你说得很对，但现在情况紧急，耽误了时间，后果不堪设想。我们预10师伤亡已经很大了，方先觉师长已把参谋、副官、书记、文书、伙夫都组织起来顶到一线，如果你们不马上增援，城外二线阵地丢了的话，长沙就难保了。希望你们顾全大局，立即到城南！” 左九成听后，又想了片刻，带着部队跑步向城南而去。 韩浚带着两个主力团渡过湘江，将部队集结在东岸沿江一带，到了第10军军部所在地电灯公司，见李玉堂正在反复看一把葛先才团刚刚缴获的日本战刀，同时跟参谋长蔡雨时说着什么。 韩浚敬了个礼，说：“第73军第77师师长韩浚奉薛长官之命前来增援城防。” 李玉堂似乎没在意，看了一眼，点了下头，继续跟蔡说话。韩浚就有些受不了：虽然你是军长，我是师长，但都是黄埔1期的，架子从何而来？于是说：“既然没什么事，我走了！” 李玉堂听到这儿，慌忙站起身，说：“韩师长，你跟我的参谋长谈谈吧。” 韩浚没接茬儿，扭头而去。蔡雨时慌忙追出来，边走边介绍情况。没人知道屋里的李玉堂在想什么。 韩浚来到城南，见到左九成，后者说明情况。韩说：“你没按指挥系统进行行动是错误的。但就战场危情来看，如果你不增援南门，更是错误的！你做得对。” 左九成说：“听说预10师的一线阵地只守了几个小时就伤亡殆尽，我这一个团……” 韩浚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想叫全师接替友军的城防，这样你的责任还小些，但如果调动全师，就需要薛长官的命令了。我现在就联系长官。但你一定要把城防接下来，我再给你一个加强营，城外妙高峰已失，冬瓜山、黄土岭正陷入反复争夺，江边灵官渡有枪声，越来越近了，看样子鬼子顺着江边往南城来了，闹不好今晚有巷战。我把团里的所有机枪都集中起来，充分利用手榴弹！” 方先觉这时候带着两个卫兵匆匆跑来，说：“是77师的韩师长吧？！我是预10师师长方先觉，军校3期的，知兄是1期的学长，此番带兵增援，实在是感谢！现在有敌寇从灵官渡突入，贵部只需协助我师将城垣的鬼子扫灭即可，至于城外阵地的争夺，我师还有最后的力量，暂不需你们顶上。” 这出乎韩浚的意料。 在方先觉要求下，韩浚这个师的主力控制在沿江，充当预备队。 身边的政治部科长杨正华问方先觉：“怎么不用第77师？” 方先觉说：“仗易打，账难算。仗打胜了，必然说是友军援助的功劳；打输了，又可能说我们不爱惜友军，指挥有偏心。不到最后一刻，不使用他们。”对周庆祥那边拨过来的一个营，方先觉也没有立即使用，葛先才对方先觉的评价是：“师长是具有指挥道德的人。不到最后，绝不使用友军支援的部队。” 就这样，元旦夜，在第77师一个团的协助下，方先觉亲自指挥部队，把由灵官渡冲进城垣地带的一个日军中队歼灭大半，其残部退至妙高峰，跟那里的日军会合。 深夜时，为在天亮前攻占长沙，丰岛把加藤大队派入攻击行列。这个大队来自第6联队，自淞沪会战以来无役不与，作战经验十分丰富，而且最擅长的是夜战。加藤跟丰岛都是山口县人，两个人年龄虽然差得多，但私下里关系非常好。午夜时，加藤带着副官和两个中队出动，意图从长沙东南角突入。 冲锋时，加藤把大队本部放在了队伍最前边。这属于亡命攻击。 就这样，他们攻占了城东南制高点白沙岭，随后破解多条战壕和地堡，进而突击到长沙城下东南角。但途中遭岳麓山炮火的猛击，大队本部和后面的两个中队完全被炮火阻隔。顶在最前面的大队本部，在葛先才第30团和第3师一部的联手阻击下，伤亡不断加大，加藤身边除副官和一个军曹、一个伍长外，就剩下十多个士兵了。2月2日凌晨两点，困在东南角的加藤，被第10军搜索营的冲锋枪射中，肚子给打穿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三天，美国往中国入援了第一批800支“汤姆逊”冲锋枪。在此之前，因租案法案，中国已开始得到“汤姆逊”（以前亦有少量仿制），由于数量有限，在部队里，一般只配备给士官以上部队长或搜索营的士兵。这批当时战场上最先进的步兵武器，12月下旬才运抵广西全州，在日军合围长沙前一刻，分配给第10军300支运进城。 接下来的战斗中，包括加藤在内的大队本部的十几名日军，基本上都被军部搜索营的“汤姆逊”射杀。李玉堂交给搜索营的任务是，满阵地来回跑，专拿冲锋枪打鬼子指挥官。就这样，堵住了加藤素一。加藤送命前，叫伍长回去报信。报什么信呢？说没法在长沙城里过元旦了？那名伍长还真就侥幸摸黑跑掉了。由于受到岳麓山炮火猛击，加藤大队本部后面的那两个中队也伤亡殆尽。 只说逃脱的伍长，一口气跑回师团司令部，向丰岛报告：“大队长身陷重围！” 丰岛睁大眼睛，喊了一嗓子：“啊？救出大队长！” 紧接着，加藤大队剩下的两个中队紧急出动，在“救出大队长”的呼号中，又被打了回来。 与此同时，搜索营的士兵发现加藤的尸体和他的领章，一个少佐大队长，立即搜身上的口袋，还真发现一张纸，上面记有日军的作战计划和所剩弹药数。 在岳麓山上，拿到这张纸的薛岳大喜，一拍桌子，说：“敌寇之底细，已被我所知。虽仅一张薄纸，但比万挺机枪还重啊！二十六年（即1937年）‘八一三’事变，第一个登陆吴淞的就是今日长沙城下的敌寇，到今年他们已在华作恶近五年，此番必予以重击而后快！” 薛岳下令，明晨集齐岳麓山所有火炮，狠打鬼子第3师团。 经过一天一夜鏖战，到1月2日晨，经过短暂的寂静，上午八点过，长沙全线又陷入激战。打到下午两点，城南冬瓜山、城北开福寺、城东袁家岭，三要点被日军攻占。周庆祥第3师已对袁家岭发起逆袭。城北朱岳那边，开福寺没反攻下来。在城南，方先觉命令葛先才重夺冬瓜山。在岳麓山重炮的协助下，冬瓜山和袁家岭随之复得。战前，炮兵部队就已把长沙周围的地形进行了精确测量，开战后又跟各个方向的守军建立专线联系：“只要有请求，不到两分钟，便能听到炮声。”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步炮协同确实做得极好。 上午十点，日机轰炸了岳麓山和长沙市区。 对日军来说，虽然打长沙只进行到第二天，但第3师团的步机枪子弹就已经成问题了，另外师团的炮兵只过来迫击炮、平射炮和少量山炮，野战重炮没带过来。再加上单师团突击，经过一顿激战后，傍晚时，第3师团伤亡已超过八百人。一天下来就伤亡如此，对日军来说已是个不小的数字了。 这时候第6师团到哪儿了？最先往长沙而来的平冈力联队刚到达浏阳河渡口。 下午两点，丰岛给石井、的野两联队长下令，以城区为目标进行白刃攻击。 的野联队依旧在城南，石井信联队仍在城东。后者参加过第二次长沙会战，当时在永安与第74军廖龄奇、张灵甫部激战多日。在石井指挥下，这一面的日军对城东周庆祥第3师扼守的阵地发起敢死进攻，两军反复争夺的袁家山一线杀声震天。相对来说，的野联队在南面的进攻更受罪，因为他们完全暴露在岳麓山炮口下，也就是说他们一边向前冲锋一边还得提防侧翼的炮弹。的野将手下的两个大队分置左右，鬼头大队在右，横田大队在左，后者距岳麓山最近，只隔着一条湘江，所以横田以一个中队警备湘江。 占领妙高峰的日军收容了由灵官渡突入南城下而被打回来的日军残部，在整顿兵力后再次向陈希尧第28团扼守的南门发起突击。打到这时候，南门外，中日两军陷入夹心饼干般的态势。由于这里明暗碉堡比北门、东门更密集，日军迫击炮和平射炮攻击效果不明显，于是他们开始跳跃式进攻。 1月2日傍晚，岳麓山上的炮火稍微轻了一些，但有数百名士兵乘坐小船如离弦之箭一般向东岸袭来，依旧是第73军的部队。横田虽在江边放了一个中队，但终是难以抵当三四倍中国军队的攻击，一时间阵脚打乱，最后这个中队全部被歼。 晚上时，密切关注着长沙战事的蒋介石给前线将领发来一份电报： 长沙薛长官、李军长玉堂、周师长庆祥、朱师长岳、方师长先觉，并转全体官兵均鉴：我第10军官兵两日以来，坚守阵地，奋勇歼敌，至甚嘉慰。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视我第10军之能否长期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此种光荣重大任务，全国军民均瞩目于我第10军之能否完成，亦即我第10军全体官兵成功成仁之良机。敌人悬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攻。我第10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望激励所属，坚强不拔，忍耐鏖战，时时争取最后五分钟，完成使命，无负本委员长及国人所期为要。 阿南惟几那边也给丰岛发来电报，询问攻击战况。后者回电暧昧。阿南见第3师团进攻长沙没有根本性进展，只好把围攻第37军的第6师团主力调往长沙城北，一部协助第3师团进攻城东。 第6师团长神田正种似笑非笑。 1月3日拂晓，神田第6师团友成敏第13联队和滨之上俊成第23联队进入长沙城东北一线，平冈联队仍控制浏阳河渡口，护住师团的身后。神田随即下令夺取东北角制高点陈家山。第23联队一个中队急袭了陈家山，朱岳第190师一部被打散。该山位于城北小吴门和城东兴汉门之间，夺取该山后，一是可以消除守军侧击，二是可使第3师团和第6师团连成一片。事实上，这座小山刚刚被第190师的一个团从第3师团第18联队手里夺回来，现在又丢了。 陈家山失守后，李玉堂电话打到朱岳那里：“陈家山呢？！” 一夜没睡的朱岳正闭着眼，刚想迷瞪一会儿，听到军长的询问，说：“在我军手里啊，昨天……” 李玉堂：“丢了！你去查！” 朱岳大惊，这时候有人来报，阵地果然第二次陷落，于是朱岳拎着手枪组织部队再去逆袭。 第6师团加入攻击后，第10军压力陡然增加，城垣小吴门、浏阳门、兴汉门、南门口都遭到炮击。除李玉堂和参谋长蔡雨时仍泰山般稳坐电灯公司军部外，其他部队长都顶到了一线：方先觉在南门口督战；朱岳在汉兴门督战，周庆祥在天心阁（长沙东南角，城内制高点）督战。城东一度险情频出。周庆祥派人带多挺马克沁重机枪，封锁了城外识字岭隘路，东门险情稍解。 攻打北门的第6师团，到午后已向西推进到湘江岸边。 下午两点过，经过激战，滨之上俊成第23联队攻占城北所有外围阵地，但亦遭岳麓山150毫米口径榴弹炮猛击。在炮火侧击下，第6师团的士兵猛攻小吴门。守卫小吴门的是第190师第568团，团长陈家垕（中央陆军军官学校8期，湖北鄂州人）是炮兵出身，同时又极善于干工兵的活儿，利用树木、家具等各种障碍物，把整个小吴门附近的路口弄得水泄不通，并编制了密集无死角的火力网。 在接下来的指挥中，陈团长更是从容不迫，滨之上联队三攻不成，有点泄气。 在东城，第3师团炮兵第3联队一部，在中队长八木繁树中尉率领下，冲破火力封锁，潜行到城东外二百五十米的圣经学校。学校共三层，八木在二楼和三楼上分别架起一门山炮，对封锁识字岭隘路的守军机枪阵地进行火力压制。联队长石井趁机指挥部队突破识字岭，一个小队直接攻到了东城下。这次会战，日军工兵轻装而来，没携带足够的爆破城墙的炸药，而城墙有八米之高。不过，这个小队的日军携带了四架云梯，用最快的速度接为两架，然后开始上梯攻城。由于一切来得太快，第3师守军陷入慌乱，东城城垣的一段遂为日军攻占。周庆祥亲自带队阻击，使登上城垣的这队日军没能扩大战果，陷入困守中。 这一天早些时候，第3师团跟第11军司令部失去了电报联系。 也就是在1月3日下午的时候，阿南惟几派一架侦察机飞临长沙，在日军控制的东城城垣地带上空投下装有信件的通信筒，询问最新战况。攻占城垣的日军得信后兔子般送至两公里外吉祥坡师团司令部。丰岛复信后，又叫传信士兵带了一块写有“有复信，希吊取”的字板。传信士兵带着丰岛的回信和字板返回城垣，对空放下字板。 长沙城墙8米高，吊取绳索有10米左右，加在一起就意味着飞机距离地面约20米。如果不在城垣上空吊取，就意味着要减去8米，这样的话离地面就太近了，飞机的安全无法保证。当然，城垣上空吊取目标太大，要冒着中国守军的弹雨，但对日军来说只能这样。于是，长沙东城上空出现奇异的一幕：一架日机在城垣上空盘旋，守军第3师的士兵从两侧拿步机枪对空射击，控制城垣的日军小队则进行压制。那架日机虽中了弹，但经反复五次吊取，最终还是把通信筒吊走，然后惊弓之鸟般北飞岳阳。 丰岛回信如下：“敌有四道防线，在街道上设有碉堡，同时又凭借房屋防御，极为顽强。目前师团右翼方向已经展开巷战，不久可取得战果。” 丰岛说的右翼展开巷战，指的是在1月3日下午，第3师团工兵一部穿墙凿洞，不知怎么就从城东北韭菜园攻入长沙市区。李玉堂大惊，先给周庆祥打电话，再给朱岳打电话，两个师长慌忙各派一部去封堵。攻进来的日军有近百，都是工兵，虽然枪法不怎么样，却善于登高爬低。在守军封堵下，这股工兵不能向前推进，后路也被断掉，最后困守在一座四层楼。李玉堂增派军部直属工兵营参与围攻，后者上来就用火攻，楼一着，日军工兵往下跑，即遭守军弹雨的迎来送往，除十多人逃出城外，其余士兵全部被打死，三名军官自杀。 城南的葛先才，由修械所率部再次逆袭冬瓜山，从反斜面一路血战，最后又将之夺了回来，卫兵韩在友直接将日军大队长横田庄三郎毙杀。进攻黄土岭的鬼头大队一直没得手，还跟联队本部失去了电台联系。联队长的野宪三郎派副官神野一郎去联系鬼头大队，结果被岳麓山飞来的炮弹炸没。冬瓜山那边，在大队长庄田死后，一线部队开始消沉，这时候作为预备队第8中队，在中队长黑岩巽率领下，反超一线的部队，再次攻上冬瓜山。修械所葛先才手里已经没什么兵力了，只好从黄土岭分出两个排驰援冬瓜山。经过整整一夜的激战，山上的日军弹药全无，以至于最后全部被葛先才率部扑杀。 第3师团在城南的进攻至此气力已衰。 北门那边日军的情况同样不妙。通常情况下，第6师团出马后，战场形势会发生很大变化，这一次不是这样。打了一天，该师团虽有一定进展，但整个战况却没有扭转，城北朱岳第190师与之死死相持。 岳阳的阿南惟几和木下勇对坐发呆。 虽然阿南已经很忧虑了，但他还是想“再打打看”，但作战主任参谋岛村矩康等人要求立即反转撤退，否则两个师团的下场会更难看。负责后方补给的副参谋长丢下一句话：“在短时间里，没办法保证对一线两个师团的弹药补给，除了空投外，现在没有更快的办法。” 在1月3日下午，日军航空兵给长沙城外的两个师团空投了点弹药，但杯水车薪，一天后基本上又用完了。 在薛岳调动下，第3和第6两师团背后出现了三十个左右的中国师！尤其是长沙东北云集了重兵，在浏阳河一线，日军已发现第26军和第79军的番号，而由广西柳州经湘桂铁路北上的第74军已抵达衡阳。 其实早在3日午后，城南的日军向北进攻时，就发现身后出现不少中国士兵，在那里从容地修筑阵地。这是从广东北返的欧震第4军。按第3师团老兵秋川俊臣回忆：“当时中队长愣了一下，但没理会他们，扭头带着我们继续朝南门进攻。” 南门外的日军，由于重火力不够，没办法摧毁南门外地堡（一人多高，如炮兵火力足够，不难破坏）。如前面所说，他们只能采取跳跃式进攻，想绕过当面的地堡进而从南门突入。到3日傍晚，妙高峰方向的日军攻至城边八角亭、南正街，方先觉在南门督战，陈希尧第28团白刃出击，将之打回去。此时虽有多架日机飞抵长沙上空，但由于中日两军互相胶着而不敢贸然轰炸，转悠了几圈后，便去轰炸湘江沿岸和岳麓山，象征性地扔了点炸弹后，退去了。 就在1月3日傍晚，已出现在浏阳河一线的第79军先头部队，包围了河北岸东山渡口的第3师团工兵一部，一战而除之。两个多月前，第79军老军长夏楚中晋升第12集团军副总司令，军所辖第98师师长王甲本升任军长，同时兼第98师师长。被围歼的这股日军工兵，刚刚修完浏阳河上的一座桥梁，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又咽气了。 第3师团和第6师团都在浏阳河渡口放了部队，这关系着他们的归路。 在浏阳河南岸渡河点警备的是第6师团第13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鹰林宇一（后调太平洋战场，参加著名的蒙达之战，重创美军）发现北岸第3师团工兵陷入中国军队重围后，立即分出一个中队去驰援。该中队想从第3师团工兵修好的桥梁上通过，但遭第79军从东、西、北三面的射击，只好退隐在一处死角，想入夜后再行动。太阳将近落山，鹰林大队这个中队乘船拼死渡河，还没划几下，猛然听到一声巨响。残红的夕阳下，浏阳河水柱冲天，第3师团工兵修好没多长时间的大桥，中央部分已被第79军突击队炸开二十多米。船上的日军在惊愕中往对岸划，船至河中心的磨盆洲，突遭隐蔽在洲上的第79军机枪连的伏击。渡口得失关系着日军的退路安全与否，所以残余的日军在弹雨中登上北岸，第79军的战士随即与之展开肉搏。鹰林无法再派部队支援，他知道，自己这边儿，马上也会受到不知来自何方的中国军队的袭击。 闻听浏阳河渡口被袭，长沙东南角两公里开外吉祥坡的丰岛真有点怕了，由于抽不出步兵了，只能叫工兵联队主力去夺回，这个联队分出一部去抢修断桥，但在第79军猛烈射击下丝毫没有进展。与此同时，在浏阳河渡河点的第6师团平冈力第45联队主力，亦遭萧之楚第26军围攻。这一次，老萧使出全力，自3日后三天，进行了昼夜不停的殊死攻击。这是第26军在抗战十年中最凶猛的一次进攻，而且面对的是第6师团。这个第45联队，正是当年在南京上新河方向封堵中国军民退路的部队。 现在，在浏阳河畔，第45联队伤亡惨重，联队长平冈力已担心军旗被夺了。 浏阳河上除有第3师团工兵修复后又被第79军爆破的一座固有桥梁外，还有一条第6师团工兵临时搭建的浮桥，由该师团辎重兵守卫，也遭第26军猛烈攻击。 1月3日晚，负责跟第10军联系的战区高参容有略（黄埔军校1期，广东南屏人）在弹雨中来到军部，告诉李玉堂：“我第4、第26、第79军以及北面第26、第37军等部队已按计划到达指定决战位置，你部再坚持一天，合围事态即成！” 李玉堂大喜，说：“真的？” 容有略一愣，说：“李军长什么意思？难道不相信薛长官？” 李玉堂慌忙解释。不过，这种疑问也很正常。因为在战场上，经常会有这样的话，比如说：援军已经快到了，你们再坚持两天。两天过后，依旧是这个说法。但容有略现在说的话，确实不是假的。因为中国军队合围的态势，也已被日军侦察机发现，并迅速传递给岳阳的阿南惟几。 在岳阳，作战主任参谋岛村矩康等人围着阿南惟几，恳请他下达“反转”令。阿南虽面目表情有些僵，但似乎仍在坚持着什么；或者说，有点不好意思在这个时候下达撤退令：“第6师团刚刚参加战斗，还没收到战果是理所当然的，不能过早停止进攻，还应该观察一下。” 阿南基本上是在硬撑着。 此时正好接到同样硬撑着的第3师团长丰岛“不久可以取得战果”的信件，阿南向诸人展示，说：“看了没有？” 但岛村和负责后方补给的副参谋长态度坚决，认为不能再拖了。参谋长木下勇也倾向于立即撤兵。僵持中，浏阳河渡口被袭击的电报到了。阿南看完电报，思索了五分钟，然后松口，说：“好吧，反转。” 岛村一个箭步冲出去发反转电报。 木下则立即叫由武汉进至岳阳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南下接应。 1月3日深夜，恢复电报联系的第3师团接到第11军命令：“4日夜开始反转。” 说反转是好听的，实际上是北逃了。丰岛师团司令部的参谋们认为：即使再进行持续进攻，也不能攻占长沙，应该听从军的命令进行反转，因为有的士兵手里只有两三颗子弹了，炮弹已基本打光。但丰岛叫人给第11军回电，坚持推迟一天反转，认为“现在只差一把劲”。另外，他觉得大队长加藤还在“失踪”状态，得找回。丰岛一心要找回加藤，至少也要看到尸体，一个重要原因是加藤身上带有前面所说的情报。其实，打到这一步，那些情报已经不重要。半夜时，丰岛派作战参谋前往第6师团司令部，企图说服神田正种能跟自己协同，晚一天反转，没想到吃了个钉子。 神田的回答是：“我们的意见，应立即按军的命令行动！” 岳麓山的上重炮对日军进行了完全压制性轰击，一枚枚炮弹顶着呼啸的东北风砸向日军阵地。 在接连不断的炮弹爆炸声中，神田正种还是比较冷静的，他认为，取长沙的前提是夺湘江西岸的岳麓山。由于事出仓促，湘江西岸根本没投入兵力，所以当日军这边攻城时，岳麓山那边的炮火根本停不下来。事实上也是这样，前三天，在王若卿指挥下，150毫米口径美式重榴弹炮打了500多发炮弹，山炮则打了10000多发炮弹，日军三分之一伤亡都来自于此。 神田认为，连打三天而没有实质性进展，主要就在于岳麓山上的炮兵压制了攻城的日军。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第10军打得顽强（薛岳为他们准备了够打三个月的弹药）。 实际上，1月4日对中国守军来说是整个攻防战最危险的一天。 日军为了在夜间撤退，而在白天倾力做最后一击。4日上午，两个师团又得到一些空投的弹药。到正午时分，第6师团猛攻北门外湘雅医院，并一度用掷弹筒和平射炮轰击城墙。在午后，一个中队通过白刃冲锋，攻至护城河下，但被第190师同样以白刃战打回。几个小时前，在城南方向，没了大队长的第3师团的野联队第2大队仍攻冬瓜山，鬼头第1大队再击黄土岭。南门外和妙高峰之间的日军决定做最后的攻击，亡命中一度有突破城垣的势头。 战斗最紧急的时刻，方先觉给师部所有人员都发放了武器，并全部指定了固守的堡垒和建筑物，从未指挥过部队作战的政治部科长杨正华也奉命统领一个排，固守沿江的一个仓库。危情下，方先觉以第77师左九成一个团和增援城防的第3师一个营出击。在优势兵力下，将突入城垣一线的日军全部歼灭，随即分兵向冬瓜山、修械所、黄土岭出击。 下午时，战斗一度轻缓，到傍晚又突然激烈起来，甚至达到四天来的最高潮。 如果不是日军做最后的死攻，那就是他们准备撤退了。薛岳认为后者的概率更大。对他来说，长沙守住了，会战任务只完成了一半。“天炉战法”的关键虽在于守住长沙，不叫炉底破了，但却不是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目的在于，外围各路人马的合围，以对日军取得最大的杀伤效果。 现在，日军有了撤退迹象，但要不要马上下达总反攻令呢？ 萧之楚第26军则已完全进入攻击位置。但经粤汉铁路回撤的欧震第4军只有先头部队抵达长沙城外。王甲本第79军呢，前锋虽已与日军接战，但主力还没进入预定区域。此外，军委会特拨来的一个战车营正经湘桂铁路而来，刚到衡阳地区。 薛岳征求参谋处长赵子立的意见。 赵子立说：“从新墙河到长沙，敌军已连续作战十一天，现在到了疲惫的顶点；对我军而言，虽第4军和第79军主力还没到位，但不影响战局。第20、26、37、58、73、78、99军等部队都已蓄势待发。作为湘北部队的第20、58、37军在新墙河、汨罗江沿线曾与敌军恶斗，但却无伤根本，仍保持着充沛和完整的战力，且都已进入预定区域。从北面的平江到南面的浏阳，我军已构成绵延200里的侧击态势。除金井和春华山两地有敌人踪迹外，浏阳河以北各要点都被我军掌握。如此时不发动反攻，万一长沙城下的日军开始有步骤撤退，那么一切就将前功尽弃。” 薛岳仍有些犹豫，因为此时从广西柳州北返的王耀武第74军，刚刚离开衡阳，正向株洲急进。全部进入长沙地区，还需要48小时。在静思了三分钟后，薛岳决定不等第74军等部队到来，立即发动总攻。 就这样，1月4日黄昏，薛岳在岳麓山爱晚亭指挥部下达如下命令：“以4日为最后期限，开始攻击，挺进至第二攻击线。务须勇往直前，彻底歼敌，如敌军由某部队作战地域内逃脱，对其各级指挥官及参谋人员给予严惩！” 具体部署上，薛岳以罗卓英为南方追击军总司令，指挥欧震第4军、彭位仁第73军、萧之楚第26军、王甲本第79军由南至北从正面追击；杨森为北方截击军总司令，率领杨汉域第20军、孙渡第58军遮断长岳古道，切断日军退路，在福临铺、古华山、影珠山、长乐街一线次第围堵；王陵基为东方截击军总司令，率由赣入湘的夏首勋第78军以及陈沛第37军主力（临时指挥）在金井一线由东而西侧击；傅仲芳为西方截击军总司令，率自己的第99军由西而东侧击；第37军李棠第140师为独立挺进军，攻击新墙河之北的日军。 军委会对第74军、战车营等部队还没到达的情况下即发动总反攻有些微词，但亦认为薛岳掌握着最新的战况，当从之。所以，蒋介石随后也下达了电令：“此次会战，举世瞩目。各部务必不惜任何牺牲，发扬高度攻击精神，施行坚决勇敢之包围，聚歼残敌，以求获得空前胜利与光荣战绩。” 1月4日深夜，长沙电灯公司第10军军部的电话又响了。 薛岳：“我各部已进入指定反攻位置，你再坚持一夜！” 李玉堂：“坚持一夜？” 薛岳嗓门马上高了：“什么？！坚持不了？” 李玉堂一哆嗦，解释道：“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坚持一夜就行？” 薛岳舒缓了一下语气，说：“对。” 李玉堂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长沙城外的第3师团和第6师团，丰岛和神田，正安排撤退的顺序。当他们想走的时候，发现已经没那么容易了。 有人问了：日军那边不还有个第40师团么？长沙打这么热闹，他们在哪儿？连个接应都没有？ 他们还在金井。师团长青木成一不是不想增援南面的两个师团（其实到了后来还真是不想接应），而是自己已经到了泥菩萨过河的地步。在金井一带，日本人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围攻第40师团的陈沛第37军。饿着肚子的日军发现周围村庄全部坚壁清野，想找粮食都没地儿，在村口的墙上，还用日文写有这样的话：“湖南是日本兵的坟墓！” 所以说第40师团的遭遇不比长沙城外那哥俩儿更好。 举个例子。1月3日深夜，该师团司令部转进到金井西四公里处的打鼓岭，驻扎在一排房子里。就在午夜时，突然一声巨响，一发炮弹在师团长青木的房子旁边爆炸，整个屋顶被掀翻。再偏几米的话，这名中将就连全尸都找不到了。 其实阿南惟几下达撤退令后就已经叫第40师团接应从长沙被撤的友军了。 第40师团通过侦察机的指示，最后才得以从陈沛第37军的包围中金蝉脱壳。师团长青木将龟川联队留在金井掩护师团侧背，主力则向春华山进发。在途中，开路的户田联队得到日军航空兵补给的十发山炮炮弹。 4日午后，联队尖兵中队接近春华山，发现一侧山谷中有上千名中国士兵正悠闲地仰卧在草地上休息。由于日军弹药奇缺，所以只能像“怕惊醒熟睡孩子般静静地避开”。暮色降临后，日军中队发现那支中国军队已经追上来，边追边从后面扔手榴弹。春华山，第二次长沙会战第74军的死战地。靠近该山时，第40师团的士兵认为要继续向南“进攻”，真正做到接应那对难兄难弟，谁知师团长青木下令，叫部队在该山以西占领阵地，不走了。 1月4日晚十一点，第3师团和第6师团，分别开始撤退了，但前者走得比较慢，除了跟中国军队胶着过近外，还想等待辎重部队送来一批救命的弹药。而辎重部队也正在寻找已经移动位置的第3师团。十一点半，向师团靠拢的辎重部队之尖兵中队走着走着，突然听到对面的黑暗中传来一句中国话：“哪个部队的？口令！” 日军辎重兵刚想散开，机枪就响了。 在冬天的夜雾里，占优势的中国军队很快覆盖了日军的辎重兵中队。踏过这一队日军尸体的，是萧之楚第26军一部，随后又拦截了辎重部队主力。 午夜过后，长沙城外第3师团的日军，已听到第10军士兵“击杀日寇，要回军长（指用大捷保住李玉堂军长的职位）”的呼喊声了。 第10军3个师，在方先觉、周庆祥、朱岳率领下，从北、东、南三线出击…… 1月5日黎明，长沙城外骤然寂静下来。太阳升起后，对第10军来说，会战结束了。城外满地炮弹、炸弹、手榴弹和机步枪子弹的碎片，日军尸体横七竖八地卧倒在山野间，这些都是他们来不及火化的。就在葛先才等一线部队长准备打扫战场时，接到战区长官司令部转来重庆军委会的电令：“战场不动！等待各国驻华使节参观。” 葛先才引导方先觉等人来到城外莲花池，这里曾是日军第3师团的野战医院所在地。在一个院子，大家看到有个三十米见方的新土堆，扒开后，尽是被烧残的日军尸体。师政治部科长杨正华回忆：“都用黄呢子大衣裹着，有的怀里揣着太阳旗，旗上布满千人针和密密麻麻的签名；有的怀里还揣着别人的断手；还有的头上仍带着钢盔，钢盔里嵌着小木佛像。师长方先觉、副师长孙明瑾、参谋长向竹本也来看了，我们相视发出会心的微笑。我们已经圆满完成了固守长沙的任务。” 第10军，一战成名！但是，这并非他们最辉煌的时刻。 第七章 三战长沙（1941年12月～1942年1月） 薛岳的熔炉 1月5日上午，薛岳接到王耀武的电报，询问作战安排。 薛岳叫王率部掉头去衡山休整待命，说进犯长沙之敌已经败退，现兵力充分，不需要第74军加入反攻。抗战爆发以来，在中南和东南战场，第74军无役不与，但唯独缺席第三次长沙会战。如果军委会早两天调第74军北上（第74军元旦当天分批在广西柳州上火车），战果显然会激增，对他们来说这本来就是复仇之战。第74军没能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无论对该军来说，还是对这次会战来说，都是一个遗憾。 意气风发的薛岳带着赵子立等人将指挥部从岳麓山迁回长沙，车过八角亭，看到大量日军尸体，赵子立说：“不是万不得已，日军不会扔下士兵的尸体，都会聚在一地焚烧，这些没来得及收集焚烧，可见他们确实逃得狼狈。” 薛岳说：“就看追击部队的了。对了，告诉李玉堂，叫他们好好休息一下，追击任务没第10军的事了。叫吴逸志快从耒阳回来吧。” 赵子立说：“已通知。” 薛岳看了赵子立一眼，没说话，笑了。 日本人却想哭。 这说的是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因为他们北渡浏阳河的军桥被第79军先头部队爆破了。 焦虑中，丰岛接到阿南惟几的电报，叫第3师团立即向第6师团的渡口靠拢。 阿南同时电令神田正种，叫他的部队死守军桥，先掩护友军渡河，无论如何也要拉第3师团一把。神田接到这个命令后，倒是很乐意：看到没有，关键时刻，名古屋师团还得靠熊本师团拉一把。 几个电报发出去，丝毫缓解不了岳阳第11军前进司令所低沉的气氛，参谋们唉声叹气，阿南强打精神，用自己在华北做师团长时跟八路军苦战的经历“鼓励大家”，并认为：鉴于反转的日军遇到“大麻烦”，有必要在1月6日发起一次反击，一是击退中国军队，二是振作一下士气。就这样，阿南给行进到新墙河南岸关王桥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下了道命令，叫其急速南下，接应友军的同时，从背后攻击杨森集团军的第20、58军。此外，又从第34师团抽调一个大队，加上军直属的一个支队，一起派过新墙河。 1月5日中国军队猛然的反攻加深了日军的梦魇。 一天后，第3师团新任师团长高桥多贺二抵达岳阳。 通常在一次会战还没完全结束时是不会换师团长的。看上去，很难说丰岛的去职跟此战失利没关系。不过，从1月1日打长沙，到4日夜败撤，前后只有四天。而日军更替个师团长，手续不会这样快。陆军省军务局提名后，需天皇亲自批准。长沙这三四天的战况，东京那边未必全知道。也就是说，第3师团长的更换在打长沙前就决定了（日军《海陆军将官事典》记载，东京1941年12月24日即会战发起当日下令更换第3师团长），即丰岛带人向长沙进攻时已不是第3师团长（新职是驻东京留守近卫师团长）。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此人才狂热地想在长沙过元旦（第二次长沙会战，由于被王耀武第74军阻于春华山而丧失攻入长沙的机会），以获取中国战场上所谓“最后之荣誉”。 现在看，正是这种蝴蝶效应导致丰岛一意孤行，结果是在长沙城下大败而归。第3师团是从1月4日晚11点逃离长沙的，撤退时顺序是：卫生队与野战医院在最前面，后面是辎重行李部队、师团本部及直属部队（包括700多名重伤员）、的野第68联队残部、石井第18联队残部。由于原先浏阳河渡河点有第79军一部火控，所以到了1月5日中午，第3师团仍没渡过近在尺咫的浏阳河。奉命向第6师团渡河点靠近，又遭到中国军队拦截。刚开始撤时，师团长丰岛显然还不服，但走着走着发现：到处都是围追堵截的中国军队，加上又跟第11军司令部、第6师团失去无线电联络，第3师团“不服的气氛”渐渐化为“惊恐的感觉”。 第6师团长神田见联系不上他们，只好下令叫自己的部队提前渡河。 其实这时两个师团离得不算远，第3师团在与之相距五公里的一个叫曹家坪的地方，陷入了中国军队的包围。 的野联队的遭遇可以说明整个第3师团之狼狈。 撤退时，的野联队的伤员和辎重兵走在最前，结果刚到长沙东南四公里外的清水塘，遭欧震第4军一部的拦截，日军伤员和辎重兵手里没什么武器，更没有子弹，于是又被打了回来。的野联队长此时在城南两公里外的沙湖桥，闻讯后亲自去接应。由于兵力不够，而不得不动用护旗中队。当这股日军抵达清水塘西北一处山地时，黑暗中，前面传来一个声音：“谁？！”这一次，是日语。 顶在军旗中队最前面的小队长田中象二也迷糊了，马上说：“我！是我们啊！” 田中以为对方是他要接应的伤兵和辎重兵。田中的话声未落，对面的机枪就响了。这是欧震第4军张德能第59师的一个团，此时第4军起的作用是用来兜底的。 一连串的照明弹随之升起，四周顿时如白昼，紧接着，迎春花花骨朵般连串的手榴弹飞过来，一枚在护旗少尉身边爆炸，旁边的联队长的野抽出战刀，命令将军旗置于中心位置，外围排成圆形战斗队形。护旗中队的圆形战阵一出来，就说明这个联队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就在张德能第59师这个团要围歼这股日军时，的野得到一部驰援而侥幸脱险。后来，田中小队长这样回忆：“重庆军的手榴弹投掷距离如果再延长10米，人和军旗就都被炸飞了。” 石井信第18联队相对顺利些。丰岛师团本部随之前行。在5日凌晨两点多，他们集结在东山渡河点以西的野地。 由于没法渡河，且与第6师团、第11军前进司令所失联，石井将联队军旗和丰岛安置在一个荒僻的院子里，留下一些人保护，自己带着一部往浏阳河下游寻找新的渡河点。就在石井刚走后不久，一颗迫击炮弹就砸了过来，距离军旗只有几米的哨兵，上半身在瞬间被炸飞。屋子里的老鬼子丰岛拔出战刀，跑到院子里，有气无力地说了句：“我来保护军旗。” 扑过来的是萧之楚第26军的搜索营。 就在丰岛师团司令部被歼灭在即时，的野联队残部赶了回来，救了丰岛一命。 到了这一刻，丰岛只有一个想法：一下飞回新墙河北岸。但此时到浏阳河下游寻找渡河点的石井信无功而返，最后丰岛只能继续沿浏阳河上游而行，在黑夜中寻找第6师团的影子。但第6师团带着600多伤员已渡过浏阳河。这批伤员中的200多重伤员，由辎重兵联队第1中队长杉本正藏带人护卫，用驮马载行，却不知被第26军丁治磐（江苏讲武堂，江苏东海人）第44师盯了很久。 在浏阳河以北的一处野地，丁治磐的两个营从正面拦住了这队日军。 中队长杉本挥手叫部下卧倒，马上那些重伤员呢？以逸待劳的丁治磐部没给这队日军任何机会，5日黎明前，除一名士兵逃脱外，包括杉本在内的日军全部覆没。 王甲本第79军则咬住第6师团的辎重部队，挫其大半。值得一提的是，第79军几乎是与第6师团平行北上的，一边走一边打。第6师团得益于战力仍在。渡过捞刀河后，第6师团进入汨罗江南岸，由于奉阿南之命，对中国军队发起一次反击，所以他们在战机协助下，试图进攻当面杨汉域第20军、孙渡58军，但不成想西面彭位仁第73军和傅仲芳第99军已逼近，用日本人的话说，这加深了第6师团的胆怯心理。 第3师团费尽周折总算渡过浏阳河，但仍没脱离各路中国军队的围追堵截。到1月7日，恢复无线电联系的阿南惟几，不得不派出一个飞行中队为其炸开一条路，他们才艰难地从浏阳河北岸进入捞刀河一线。 这时候，在薛岳的调动下，中国军队重兵集结的东路，北起平江南到浏阳，已布下绵延二百多里的侧击态势！结果是，在各路军队的围追堵截下，仓皇而逃的日军每退几公里，都会扔下一片尸体。春华山的第40师团主力按命令，是要接应第3师团和第6师团的，结果在两个师团北撤时，他们始终没敢主动出击，而是在春华山野营了两天，等来阿南一份电报，大意是：第3师团进入捞刀河以北了，你们回来吧。于是，师团长青木带部队立即掉头。但他们留在金井附近的龟川联队倒霉了。 龟川联队和该师团的野战医院位置在金井、福临铺之间的大山塘峡谷。 师团主力开往春华山后，联队长龟川良夫把伤员藏在树林里，不成想被陈沛第37军发现，1月5日将其包围。龟川联队只有三发炮弹，每名士兵只有十五发子弹，整个5日夜，该联队士兵和伤员处于极度惊恐的状态中。第二天拂晓，山谷中大雾弥漫，十米之外的地方就已经看不清楚了。 大约在五点左右，第37军司号手吹响了日军熟悉的冲锋号。 由于大雾，当冲锋中的第37军士兵看到日军模样时，双方已经相距不到二十米，也就是说几乎没有射击，手榴弹扔过来后就已经是白刃战。 白雾渐渐化为血红。 打到1月7日晨，第37军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发起围攻，目标直指日军主阵地大山塘两边的双华尖和仙姑殿。双华尖在第37军一部的冲锋下被占领，攻入的瞬间，即击杀阵地上日军的半数。龟川联队一个大队的本部设立在附近，也遭到袭击。进行攻击的中国军队收到显著战果，日军从大队长到两个中队长以及上百名士兵全部被格杀；仙姑殿那边，扼守在此的日军中队长带着几个人刚一出道观门口，中国士兵的手榴弹就砸过来了。在第37军重武器的轰击下，道观墙壁轰然倒塌，躲在后面的日军当场被砸死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在瞠目结舌中被击毙。 仙姑殿是这一带的最高峰，本来山间雾就大，峰顶上更浓，中日两军在云雾中肉搏。 大山塘主阵地的联队长龟川认为不能坐以待毙，便想夜袭第37军军部，以求逆转局势。他给师团本部发去电报，告诉师团长青木，夜袭成功与否无法断定，故而通信有可能中断，意思是，如果成功不了，就死在那了。龟川认为自己这个电报很“悲壮”，没想到对方在回电中叫他“自重”。 龟田联队覆没前，残存的日军士兵看到从春华山撤下来的师团先头部队户田联队的影子。 对龟川联队的歼灭战，是陈沛第37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最重要的一战。 1月7日正午，蒋介石从重庆下达命令：“以福临铺东侧的古华山为界，西面由杨森负责，东面由王陵基负责。督率各军务必阻止，如敌军从某军正面逃走，即枪毙军长！” 岳阳的阿南惟几见各部挪动困难，在1月8日突然改变计划，不但要向中国军队出击一次，还要对其进行一次所谓反包围。于是命第3师团进入福临铺东北，第6师团向栗桥以西转进，第40师团主力先攻击第37军，再以一部向福临铺西北迂回。命令刚下完，第11军司令部获悉：孙渡第58军已占领栗桥当面阵地，傅仲芳第99军已进入附近的达摩山。作战主任参谋岛村矩康带着几个小参谋，立即找到阿南，说第6师团再走栗桥这一路线已经危险，不如改走福临铺一线。阿南认为第6师团还有不小的战斗力，所以并不赞同更改行军路线，但耐不住几个参谋一起嘚啵，于是耳朵根子一软，还是从了岛村等人的意见，让第6师团向福临铺转进。 没想到，这不但没救了第6师团，反倒令其陷入中国军队的重围。 事情是这样的：第6师团改道时，第3师团刚刚通过福临铺，在他们背后尾随而来了七个中国师。也就是说，当七个中国师追击到福临铺时，第3师团刚刚逃走，第6师团恰好到来，于是后者一下子被包围。 第3师团终于捞到一丝幸运。 第6师团得到改道命令是在1月8日黄昏，当时神田正种以滨之上俊成第23联队为前锋，后者正行进在影珠山和达摩山之间的隘路上。就在这时候，师团本部接到要其经福临铺转进的命令。由于没说明理由，神田很疑惑，但只能从命。滨之上联队没能及时接到命令，还在想尽各种办法，破除当面和两翼中国军队的截击，以抵达栗桥以西地区。当接到向福临铺转进的命令时，联队长滨之上俊成完全傻了，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还得按原路返回。这时候，也就意味着本来断后的平冈力第45联队从后卫改为前锋，他们很快抵达福临铺，虽然遇到一小队中国士兵，但随后将之击破，占领附近的飘风山、麻石山。中间的友成敏第13联队和师团本部、直属部队、辎重兵及伤员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当他们刚进入福临铺附近的麻市地区时，欧震第4军、萧之楚第26军以及由东而西进攻的王陵基第30集团军夏首勋第78军立即对其展开围攻。 1月9日之夜，中国士兵发射的曳光弹如萤火虫一般纷飞。 中国军队猛烈围攻日军辎重兵，并似乎发觉神田师团司令部的位置，因为枪声越来越向那边集中。神田后来活到八九十岁，晚年时回忆：“敌弹击中墙壁的声音终夜不绝，甚至以为指挥所坚固的土墙也会倒塌。” 第6师团的伤亡一下子超过在长沙城下的伤亡。 在友成敏第13联队保护下，第6师团司令部、辎重兵和伤兵们一路潜逃。 联队长友成敏根据地图，指定了一个叫梅薮桥的地方为集结地。鹰林宇一大队率先冲出包围。在黑夜中，摸着田间小路前行，其间听到好几次问话。“谁？”“哪支部队？”都是日语问话。到底是第6师团的士兵，不像第3师团那么实在，对此默不做声。 不过结果是一样的。 不回答？照样有机枪子弹射来。 无心应战的鹰林大队兔奔梅薮桥，后来伤员的辎重兵残部也丢盔卸甲地到了。 联队长友成敏带着联队本部和直属部队也过来了。但好像把师团长神田正种给丢了。 神田自己掌握着一个大队，此时对日本人来说只能寄希望于好运气了。接下来的事实是：各路日军刚到梅薮桥，又被中国军队包围。天色将白，视域越来越清晰，联队长友成敏发现：这梅薮桥周围是片开阔地，根本无法抵抗中国军队的猛烈射击。日军在绝望中发现一侧有个村庄，扔下大片尸体后，残部往村庄靠近。由于跑进来的人马太多，一时间，空荡荡的小村落几无立锥之地。中国军队随之包围村庄，手榴弹雨点般砸进来，受惊的马匹拖着伤员又朝村外跑。第6师团之狼狈，到这里达到顶点。围攻的中国军队是第13联队的两三倍，但这支鬼子部队到底有来历，现又有房屋做据点，虽然中国军队兵力皆占优势，但却没能攻进去。不过，友成敏已做焚毁军旗的准备了。 第6师团长神田，带着一个大队突出先前的重围后，进入福临铺以南，跟第13联队一样，再次陷入重围。 岳阳的阿南惟几得到第6师团被围困于福临铺地区的军情后一言不发。 阿南紧抿着嘴唇。岛村等参谋纷纷凑上来，基本上都在重复一个意思：叫阿南别生气了，都是自己的责任。 但有什么用呢？ 神田和他的第6师团只能认倒霉。 到1月10日，在福临铺地区围攻第6师团的中国军队达到10个师，日军不得不再次派出战机轰炸解围。同时，阿南叫第40师团进入福临铺西北，第3师团分出一部掉头往南，去营救第6师团。叫丰岛意想不到的是，当神田得知第3师团派兵搭救他时，第一反应是愤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长沙作战》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当夜，石井联队向福临铺急进。到达该地的神田第6师团长的自尊心很强，对于派兵救援感到不快，情绪激愤……” 就真的很在乎这个吗？还真是在乎。因为神田给阿南发了份电报，大意是：谢谢啊，但救援，就算了，第6师团自己能行。 第3师团的石井联队掉头走人。 第40师团不也奉命驰援吗？因为行动比较慢，还没等行动，第6师团已经到了比较安全的地带，所以第40师团长青木对部下说：“怎么样，我就断定第6师团自己是会有办法的。” 在福临铺地区的围攻中，中国军队杀伤日军第6师团上千人。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来一名司令官除了基本的军事素养、超强的判断力外，还应该具有坚决果断的品质。因为一道命令的下达是直接决定士兵之命运的。另外，在战场上，一个事件的出现往往会导致另一个事件的发生。会战尾声南下接应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的一个临时突击大队在影珠山被全歼实际上也是更改行军路线后的连锁反应。 事件主角独立混成第9旅团1939年初编成于山西，隶属第1军，驻太原，后成为华北方面军直属部队，驻天津塘沽。第三次长沙会战前，在第4师团调向东南亚后，该旅团调转第11军，负责武汉的警备任务。会战中期，阿南决定向长沙突进后，该旅团被紧急抽调到新墙河以南。从华北调过来的这支部队对湖南的地形、气候、河流环境完全不清楚，更缺乏参加大规模会战的经验。在华北，他们参加唯一的大会战是中条山之役，但那又是个一边倒的会战。 1月6日，独立混成第9旅团，在叫池之上贤吉的旅团长的率领下，抵达了福临铺地区，遂遭孙渡第58军一部攻击，后者随之消失在西侧影珠山。由于第6师团变更行军路线，使得该旅团被孤立，旅团长池之上决定暂停继续南下，临时向西攻击影珠山，以解除自己侧背的危险。 影珠山高500多米，呈南北走向，是长沙县和汨罗县的界山。 为进攻影珠山，旅团长池之上临时组成了一个突击大队，由独立步兵第40大队第1中队长山崎茂大尉统领。出发前，旅团的作战参谋告诉山崎，影珠山已侦察过，估计山上及反斜面，有一个中国新编师或暂编师，人数在1000多人，为流动性部队，武器比较落后，似乎也没有火炮，总而言之：如果夜袭，必定成功。 傻呵呵的山崎茂带着人就去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远远出乎日本人的意料。 他们不但没拔掉钉子，手还被死死钉住，因为他们完全判断错了。 影珠山及其附近并非只有1000多人，而是集结了杨森第27集团军杨汉域第20军、孙渡第58军的5个师，其中鲁道源新编第10师以及两个军的军部都设在影珠山（如果日军偷袭得手，后果确实不堪设想）！ 临时大队长山崎茂是二次入伍，岁数已经不小了。 二次入伍前，已是日本当地小有名气的水产品专家，自己还开了个水产品批发的门脸儿。 在薄暮时分，水产品专家望着眼前黑压压的一片人，心里有点没底。作为中队长，他还从没带过这样多的部队。出发前，他说了一句话，前头的话无非是誓死怎么着怎么着，最后一句话是：“大家跟我来吧。” 好像不是带着部队去偷袭，而是领着大家去捞鱼。 1月8日深夜，山崎带着部队从影珠山东北向摸上去，鬼使神差中，意外端了新编第10师师部，师长鲁道源只身脱险。乍看上去的话，鬼子占便宜了。问题是，一切还远未结束。拂晓时，山崎带人攻占了山顶。由于比较顺利，登顶的日军狂喊“万岁”。但他们真喊早了，首先是随着喊声，头顶上飞来三架日机，看也没看，就扔炸弹，接下来则飞来中国军队的炮弹。 日军夜袭影珠山，吓了老杨森一跳——刚才忘说了，第27集团军总司令部，此时也在这座山上。 杨森慌忙命第58军军长孙渡亲自指挥部队反攻。真打起来，日军这个临时大队就显得太过人单势薄了。半天过后，他们的子弹就打光了，最后完全被包围。想下山，下不去，又没携带电台，联系不上主力部队。绝望中，山崎叫部下各自“处理”，有手枪的部队长开始自杀，另外一些士兵则互相用刺刀刺，但更多的日军被攻上来的第58军射杀。而山崎，中了一枚炮弹，人找不到了。 结果是整个临时大队除一个军曹跑掉外，其余全部被歼灭。 被端掉一个临时大队，独立混成第9旅团再也不敢自作主张了，慌忙向第6师团靠拢，伸出自己的小手，想拉在福临铺突围的神田正种一把。但还没拉动，第6师团最后仍靠航空兵协助，炸出一条道路，才得以北返。 1月13日，第3师团新任师团长高桥多贺二在部队反转途中就职，丰岛黯然离开。 说起来，撤起来最快的还是第40师团，12日傍晚时分就到了汨罗江一线的长乐街。 此时，日军兵站线接连遭夏首勋第78军袭击。 直到1月14日上午，日军各支部队全部集结在汨罗江北岸，鬼子在南岸的噩梦告一段落。此后除第3师团一度遭第37军李棠第140师阻击外，其他日军再没碰到中国军队。1月16日，日军的三个师团终于回到新墙河北岸。会战前，第3师团从湖北应山来的时候，士兵们咧着嘴说：“我们就是为攻占长沙而来的。”现在他们大约可以说：“嗯，没打下来。”阿南惟几也从岳阳返回武汉，一路上什么都没说。他基本上没话了，因为就连岳阳也差点不保。 前面写到了，薛岳布置追击战时，将第37军李棠第140师定位为独立挺进军。 何为挺进军角色？原来，蒋介石闻听长沙大捷，给薛岳下了道命令：派一支奇兵，直接进攻日军在湘北的老巢岳阳。薛岳把这个太过艰巨的任务交给具有黔军背景的第140师：“奉蒋委员长手令，着第140师北向岳阳前进，限三日攻下岳阳，望该师为革命军人放一异彩。” 拿到这个电报后，第140师师长李棠感到头疼，虽然长沙取得大捷，但要一鼓作气攻占日军盘踞三年之久的岳阳，还是不现实的。再者说，第140师位于金井附近，距岳阳350多里地，按一般行军速度，五天才能到达。就算是急行军，三天也未必能至。就算到了，已是疲劳之师，如何攻得下来？理由很充分。可在战场上，上峰是不看申诉理由的。命令下达了，就是下达了，除了执行外，没任何办法。李棠只能带着部队走着瞧。 金井附近的汨罗江，因连日雨雪天气，已深达两米。 渡口寻不到船。李棠只好带着部队往上游去。在水浅的河段，第140师的战士在李师长带领下，纷纷跳下江，徒步渡河。上岸后，衣服也顾不得晾，夜以继日地向岳阳进发。在一刻不闲的急行军下，第3天，第140师抵达新墙河。李棠立即下令强渡，进攻北岸的日军。以往都是日军从新墙河北岸强渡南岸，这一次反了过来。强渡新墙河后，李棠命令一个团在左翼沿洞庭湖布防，警备由湖面开来的日军；另一个团护住右侧背，中间一个团直插岳阳城。一鼓作气中，竟真的就攻到了岳阳郊区，并炮击了火车站。 阿南惟几此时还在岳阳，着实吓了一跳，嘀咕道：“中国军疯了！” 对第140师来说，虽打到了岳阳郊区，但三天已过，李棠正琢磨怎么跟薛岳汇报。 这时薛岳又来了道命令：“日军已开始撤退，第140师停止攻击岳阳，转向汨罗江北岸、新墙河南岸，破坏敌人临时通车路，截阻敌人南下的汽车和北上的伤兵。” 就这样，李棠又把部队撤回新墙河南岸，一度阻击了第3师团。 按第140师第420团团长牟龙光回忆：“敌人越来越多，拿着枪，却不射击。” 日军是真没子弹了。 第三次长沙会战，在第140师对第3师团的机枪扫射中，结束了。 后来日本人承认：这次会战完全跳入了薛岳的陷阱，并错误地判断了彼此的战斗力。 在离开岳阳返回武汉前，阿南惟几针对军司令部的参谋们一片悲观的情绪，在黑板上写了两句汉诗：“今更莫把惊惧生，兵家胜败是常情。” 阿南承认，在近万人的伤亡下，他们完全打败了。 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叫军委会派人给李玉堂第10军送去三面“民族荣誉旗”，分别授予周庆祥第3师、朱岳第190师和方先觉预10师。方先觉预10师战前将近7000人，长沙城防四天四夜下来，还剩下2000多人，那4000多人不是战死就是受伤。由此可知第10军全军的损失。李玉堂自然晋级，升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第10军军长。方先觉代理第10军军长。这个位置按通常情况该是周庆祥的。蒋介石之所以选了方，一是有李玉堂推荐，二是南门外的战事比东门外更抢眼。薛岳上报时特别提到葛先才的出击。葛由此升任预10师副师长。 薛岳则首获青天白日勋章，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让他的声望达到顶峰。 会战结束后，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的胜利信心，全赖中国军队之长沙大捷。”英国媒体的措辞是：“在此远东阴云密布之际，唯有长沙上空之云彩光辉夺目。” 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这样说道：“看看你们的地图，看看幅员辽阔的中国，那里有千百万正在进行战斗的人……”两个月后，他进行演讲时再次提到中国：“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美国还没组织起反击之前，特别需要中国的抗战，需要把更多的日军牵制在大陆，这是罗斯福在大战开始后极力密切与中国关系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这四年多孤独艰难的抗战确实感染了这位总统。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美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五亿美元的贷款。对重庆方面来说这是最实际的。 对于这次会战的胜利，薛岳的总结是：除把握先机、判断准确、争取主动和将士用命外，还在于第10军死死封住长沙以及步炮协同上佳，还有就是平江至浏阳间绵延百公里的侧击态势未被日军完全洞悉，且始终控制着线上的要点。最后，薛岳还提到一点，跟他自己有关了：“会战中，余始终在长沙指挥，并指定余战死后之代理人，所予将士精神之鼓舞甚大。” 对敌人之失策，薛岳认为：在主战场上，日军一线的第3师团、第6师团孤军深入，携带粮草弹药过少；二线兵团相对战力不济，有部队甚至只求自保，与一线部队在配合上出现问题。这说的必然是独立混成第9旅团和第40师团了。至于日军出动驻南昌的第34师团在赣北进行牵制作战，由于动用兵力太少，不但没起到牵制作用，反而自陷窘境。 薛岳对长沙危急时增援的第73军第77师很满意，请师长韩浚吃饭，特别取出储藏的滋补药酒：“这回守城，你打得不错，这是我自己泡的药酒，今天特地拿来招待你，来，喝一杯吧！” 韩浚起身，一饮而尽。 （完结）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