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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细节2
作者：魏风华
内容简介
 东京，靖国神社，密密麻麻的灵牌中，供奉着一个叫东宫铁男的关东军大佐；虽然只是一个中下级军官，但头号战犯东条英机、日本前首相岸信介都专程给他献过花圈。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23分，东北军大元帅张作霖的专列从北京行至皇姑屯路段，一声巨响，列车被炸上了天。200米开外按下起爆钮的那个日本兵，就是时任关东军沈阳守备队第四中队长的东宫铁男。1937年11月14日晚9时许，入侵杭州湾的东宫铁男被陈安宝将军率领的国军79师击毙于浙江平湖长泖河，左胸中弹，当场毙命。50多年后，神田泰之助拍摄的相片被曝光，人们才看到列车腾飞在半空中的画面，前景是东宫铁男那张龇牙咧嘴的脸。得益于在东北的恶行，东宫铁男被日本人称为满洲移民之父。 作者以细腻的笔法，通过战场上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行为，向您讲述一场真实的抗日战争；翻开本书，查看细节，直抵真相。 

自序 真实的历史藏于细节
这是一部写国民政府指挥下的正面抗日战场的书。
先看一个细节：1937年12月13日凌晨，天还黑黑的，在南京城下，日军京都第16师团第20联队的中队长四方藤造，用白漆在中山门城门上写下这样的字：“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前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日本人用4天时间攻占南京，但通往南京之路，他们走了400年。
可这不是最后的历史。
当那名疯狂兴奋的少尉手舞足蹈地从废墟上下来时，踩响了中国士兵埋的地雷。
南京陷落了，但中国没有屈服，而是迁都再战。这时候中国实际上已经赢得了战争。
但也有人说：如果不是美国和苏联后来参战，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法战胜日本。即使最后胜了，也是“惨胜”，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想说另外一件事：
战争结束的1945年，在这年春天，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制订着进攻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计划，中日正面战场最后一役湖南雪峰山之战实际上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而重庆的国民政府，做出再次迁都的预案：一旦战事不利，就把首都迁到西南边境上的西康省（今四川和西藏的一部分），在那里继续战斗。
西康省现在已经没有了，但省会的名字，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康定。好了，即使你五音不全，也一定会哼哼两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就是这样一个浪漫的小城，在那个血战的年代，差点成为中国的首都。
这样一个中国，日本是打不败的。
在那个年代，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停止了抵抗，但重庆和延安仍在战斗。至于“惨胜”的说法，只能令人苦笑：不“惨胜”，难道还能易如反掌地胜利么？如果当年中国具有顺顺当当地战胜日本的实力，日本它还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战争么？
不是那么回事儿。
回到我居住的地方：天津，一座北方沿海城市。在当年，侵入中国的日军师团，大多是在这座城市的大沽口登陆的。1937年7月30日天津陷落。前一天，北平失守。往前推三周零一天，1937年7月7日夜，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的导火索在北平旁的宛平城外被点燃。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到1937年，已经6年了。如果从1928年日本关东军刺杀张作霖、谋取中国东北算起，则已整整9年！
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到1937年夏天，中国的局势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那时候，在国际上，美英玩的是“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只要自己的直接利益不受损，邪恶的就让它邪恶去吧。但羸弱的中国，在没有一个真正盟国的条件下，仍决心与日本一战。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蒋百里写成《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结尾处，他这样说：“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在那山河激荡的8年里，在无限艰苦而又充满无限希望的岁月里，中共领导了敌后战场，国民政府指挥了正面战场，在上海，在南京，在南口，在忻口[1]，在太原，在台儿庄，在徐州，在武汉，在枣阳，在宜昌，在长沙，在南昌，在昆仑关，在石牌，在上高，在常德，在衡阳，在桂林，在龙陵、在松山，在腾冲，在雪峰山……
一寸河山一寸血。
这确实是长期的战斗，而非一次慷慨的赴难。
我们所没经历的那个时代，决然是个伟大的时代。而且你会发现，那段历史离现在其实并不遥远。
关于正面战场，很多人都写过了。但因所涉及的是中日间的大会战，所以一些帷幄中和战场上决定烽烟走向的东西，或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或因不好捕捉而流失了。再经过岁月的风化，于是最后我们看到的，也就成了一份阵中简报。我知道这不是那场战争的全部所在。其实，历史和战争从来就没有枯燥过，它甚至比眼前的一切都更鲜活。而这种鲜活，不是来自于大树的主干，而是表现在细枝和末叶上。
只有细节，才是最生动的。
于是，我想到两个不太常见的成语：“雪泥鸿爪”和“吉光片羽”。雪泥鸿爪，指大雁在雪泥上踏过时留下的爪印，比喻往事留下痕迹。吉光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片羽则是一片毛，吉光片羽借指残存的珍贵之物。
所以，我想用微观的视角，扒开时光的树叶，去探究那个战场前前后后的细节，寻找遗留在那里的雪泥鸿爪，发现它的吉光片羽。同时，我也确信，必能挖出一条绵延的钢铁筋骨。这就是本书的使命所在。
最后，我想用战争爆发前一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代表该校师生前往绥远[2]前线看望抗日将士时发表的《告绥远将士书》作为结束：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爱护……
2011年秋于天津
[1] 忻口，古为军事要地。位于太原北面100公里的忻（县）定（襄）盆地北部，是五台山、云中山东西两山峡谷中的一个隘口。
[2] 中华民国时的塞北四省（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之一，简称绥，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主要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

第一章 一九三八年（1937年12月~1938年3月） 虎口脱险
从教导总队作战参谋刘庸诚的南京之夜说下去。
刘庸诚在淞沪会战中负伤，又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937年12月12日夜，在城内太平门附近的富贵山地下室，烧完军事文件后，他抬头看了看，发现整个指挥部已经没几个人了，剩下总队参谋长邱清泉、两名贴身卫士和传令兵小魏。
刘庸诚想跟邱清泉一起走，后者按灭手里的烟头，说：“刘参谋，你先走吧！”
刘庸诚说：“中华门已被鬼子占领，城陷在即，广东部队已从太平门突围，参谋长，现在再不走的话，就脱不了身了！”
邱清泉站起身，走近后，扶住刘庸诚的双肩，说：“你在上海受过伤，还是你先走。”
随后邱清泉对传令兵小魏说：“你马上跟刘参谋走！”
小魏不知所措地看了看刘庸诚，又看了看邱清泉，后者把手枪拍在桌子上，说：“你们他妈的快走啊！”
随后，邱清泉缓缓地说：“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还有两个卫兵保护。时间耽搁不得，你们马上撤。”
刘庸诚鼻子一酸，拉着小魏跑出地下室。
这时候，中华门方向枪声不断，时密时疏，中国守军使用的捷克式机枪的声音刘庸诚是熟悉的，但已经听不到炮声了，说明日军已经占领了城门，交火应该是在城垣地段。
富贵山就在太平门东边，在稠密的夜色中，小魏想往城门方向跑，被刘庸诚一把拉住。因为他知道，出太平门，等于往日军的正面撞过去，叶肇、邓龙光的广东部队虽然已经冒死冲了出去，但毕竟他们是几千人，要是两个人走太平门，难保不被日军捕获，于是他拉着小魏掉头穿越南京城，往挹江门方向飞奔而去。
此时整个南京漆黑如墨，陷入了一种不可言说的诡异气氛中。
大街上，人影憧憧，哭声和喊叫声此起彼伏，他们是想在这一夜逃出南京的市民。更多的则是士兵，他们默然无声。不停咒骂的，是靠在墙边走不了的伤兵。没人知道他们在骂谁。
人群几乎全部涌向挹江门。
出了挹江门，就是下关江边，过了长江，到了北岸，就安全了。这是很多人的想法。至于怎么过江，是否过得了江，人们都已经顾不得去想了。
奔跑中，刘庸诚想的是：南京是中华民国首都，城破了，日军会干些什么？他时而闭上眼，试图想象出明天南京城的场面。但他失败了。
不知道跑了多久，在纷乱的人群中，他们终于成了幸运的人，冲出了乱成一片的挹江门！
深夜时分，江边人山人海，绝大多数军民都望江兴叹，因为船只寥寥。
有人开始沿江往上游跑，另有不少人奔下游而去。一些士兵见没船，走不了，又掉头重新回到城里。
刘庸诚陷入茫然。
作为教导总队的作战参谋，他知道无论是上游的上新河方向，还是下游的燕子矶方向，都必定有日军的拦截部队。要想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过江。
但船！船！船！
传令兵小魏着急地问：“刘参谋，我们怎么走？没船啊！”
刘庸诚稳了下心神，问：“你害怕不害怕？”
小魏下意识地立正，说：“不害怕！”
话音未落，就被一个士兵撞了个踉跄。那个士兵冲身后的四五个战友喊：“妈的，不跑了，不怕死的跟我回城里去，打死俩鬼子赚一个，打不死老子就把命给他们，拼了！”
刘庸诚愣了一下，随后问：“真的？真的不怕？”
小魏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多少有点。”
小魏又说：“但我不怕鬼子……只是现在看眼前的阵势，心里有点发慌。”
时间已越发紧迫，刘庸诚拉着小魏，在江边寻找船只以外的渡江工具。找来找去，他们发现一块木板。
就是它了。
木板扔到江里，刘庸诚叫小魏先爬上去，随后自己也上去了。但木板实在太小，刚刚能放下他们俩，在向对岸划的时候，由于江水汹涌，有几次差一点就翻了。
寒风中的江面上星星点点，市民和士兵找来各式各样的渡江工具，比如临时编成的筏子、浮木、大盆、门板等等。此时就看命大不大了，因为一个激流冲来，没准就翻了，或者被冲向更漆黑的下游。
刘庸诚和小魏伏在木板上，用双手划着水，后者说：“刘参谋，要不您自己走吧！我会凫水，这板子盛不下我们两个！”
刘庸诚说：“这话应该我说，你比我年轻，以后的路更长。”
小魏笑了一下，说：“但您比我有用，我只是个小兵，您是参谋，以后打鬼子，还得用您出谋划策呢！我说的是真的，你叫我跳下去吧！”
刘庸诚说：“我也会凫水，但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这12月的天，即使游到对岸，也冻死了，即使冻不死，胳膊腿也得残了。我们两个都要安全地过去，就像你说的，将来还要打鬼子。现在军队缺乏有作战经验的人，南京这样的大场面你都经历了，以后还怕什么？”
正在这时候，有条小船从他们身边划过，小魏大喊一声：“船！”
刘庸诚也看到了，上面是五六个士兵，他叫那船等一等，说自己是教导总队的参谋。小船靠近了他们，看清了，上面的人都是宪兵。
他们把刘庸诚和小魏拉上船，并不说话，继续疾速向北岸划去。
船只是条木船，上面的人都很疲惫，他们轮番划着，一路上都沉默不语。刘庸诚回望了一眼南京城，多处火光冲天，但枪声似乎渐渐停息了。当大家意识到这一点时，几乎同时心里一紧。
刘庸诚一行人抵达对岸的浦口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这是1937年12月13日凌晨的天空，灰沉沉的，用“云色惨淡，冷风凄切”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浦口小镇家家关门闭户，大街上几乎没有一个居民，只有三五成群的士兵惨然地走过。他们是从南京幸运脱险的人。一夜之间，他们已经是老兵了。大家都在寻找自己的部队长和所在部队的收容告示。
以后的日子，他们必然是抗战一线部队中的栋梁；而现在，他们是丢掉首都的败残兵。一种巨大的压抑感随着大家低沉的脚步声笼罩住浦口，它几乎可以在一个瞬间让这座小镇坍塌。
在浦口，刘庸诚看到李慕超，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还记得李连长吧？上海战时，他所在的教导总队第1团，是最后一支守备八字桥的部队。当时，由于连长身负重伤，作为排长的李慕超代理连长，指挥部队与日军格斗，之后转战南京，现在冲出危城，可谓九死一生。
两个人久久无语，抬起头时，眼泪掉了下来。
刘庸诚、李慕超和小魏三个人跟在队伍后面，沿着津浦铁路，朝乌衣镇方向转移。
乌衣镇地处江苏、安徽结合处，东连浦口，北接滁州，是个军事要冲。12月13日午后，一行人终于赶到乌衣火车站。
直到这时候，他们才从小贩那里买了几个馒头，坐在站台边吃起来。周围都是退下来的士兵，有野战部队的，有宪兵，有警察，还有不少他们教导总队的人。
李慕超说：“老百姓受难，是军人的耻辱。”
刘庸诚点点头，他推测着此时南京城里的情况。
小魏嚼着馒头，突然想起什么，问刘庸诚：“您说邱参谋长脱险了么？”
刘庸诚摇摇头，叹了口气，说：“很难讲！邱参谋长是条汉子，叫自己的部下先走，自己最后撤，在昨晚的南京，有多少部队长能做到这一点呢？”
正说着，听到轰隆声，抬眼一看，由北而南开来一辆装甲列车。
车停住后，下来一位军官，看领章是个中校，他似乎看到刘庸诚军服上教导总队的标符，便跑过来问南京的情况，说自己是铁道兵，此行目的是到浦口方向侦察战况。
刘庸诚说：“日军应该在上午就进城了，城里的情况现在不可知。我们渡江时，日本人的海军还没到达江面，浦口也没发现日军。”
就这样，刘庸诚等人上了装甲列车。
列车一共5节，外皮都装有钢板，最前头一节，配有两门火炮，车顶上还有一挺可升降的重机枪，士兵做出随时射击的姿势。后面一节车厢顶上装有一门德式“苏罗通”高射炮，炮口直指天空。
刘庸诚等人被安排到第3节车厢的指挥室，这时才发现，最后一节车厢差不多挤了一连的士兵。
在列车上，一聊才知道，那名军官是铁道部队的营长，叫冯庸，是黄埔4期的。
就在列车刚要开动时，教导总队第2旅旅长胡启儒气喘吁吁地跑来，一边跑一边招手。
教导总队的战将中，胡启儒表现不怎么样，南京弃城后扔下了部队，自己一个人溜了出去。南京战的表现似乎预示了他的结局：1938年初，调到贵阳警备司令部当司令，3年后任贵兴师管区司令，又过了一年，因“浮报名额、扣饷不发、擅权杀人、行使贿赂”而被枪决。
只说此时的胡启儒，上车后，听说列车是往浦口方向去的，一闭眼，说：“这个时候，怎么还往日军眼皮底下钻？！”
冯营长说明了自己的任务，他必须要到浦口走一遭。
胡启儒说：“南京已经陷落，迂回夹击是日本人惯用的手法，此时浦口应该很危险了。”
胡启儒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冯营长还是命令列车开向浦口。后来的事实证明，去这一趟还是具有很大价值的，因为又接上了几位从南京脱险的将领，其中包括王敬久。
前一天傍晚，参加完唐生智召集的高级将领会议后，王敬久直接去了明故宫，那里有他的第87师的一部，匆忙传达了撤退命令后，他没回富贵山地下室指挥部，便直接奔下关出城了。
王敬久虽然也是从南京退下来的，但穿戴上不像别的将领那样狼狈，里面是黄呢子军装，外面披着青毛哔叽披风。不过，精神依旧沉郁。跟在富贵山地下室一样，上了列车后，他仍一言不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这辆装甲列车沿途又接上了南京卫戍司令部副参谋长佘念慈、第74军军长俞济时和他的部下第51师师长王耀武、第58师师长冯圣法，以及王耀武的爱将——身受重伤的邱维达。
但就在这辆军列快到浦口时，接到紧急情报：日舰已进至八卦洲，浦口发现敌情！此时如果军列贸然进抵浦口，显然是十分危险的。
在这种情况下，俞济时站出来立断，说：“军列的任务是侦察敌情和沿途接应南京撤下来的部队，可以说已完成了大部分任务；此时若冒险到浦口，等于把已经接到的人再送进虎口。”
所以俞济时叫冯营长马上回驶，若上级有所怪罪的话，一切由他来承担。有了俞济时的保票，冯营长立即叫军列回驶滁州。
太阳落山前，列车驶入滁州车站，车上诸人看到了唐生智。
唐生智满眼血丝，身上披了件黄呢子军大衣，头上戴着红绿色相间的鸭绒帽，嘴里叼着烟猛吸。不一会儿，在长江中讨得一命的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也赶到了车站。
昨天晚上，桂永清带着几个士兵出了南京城，来到三汊河一带，也是没有船，最后找到一张不大的木筏，几个人一同上去，拼命往对岸划。好不容易靠了岸，但岸边淤泥很深，桂永清身子胖，一脚下去竟有自沉的危险，几个士兵慌忙把绑腿解下来，结在一起扔给他们的部队长，经过一顿拉扯，桂永清才上了岸。但上岸后发现，这里根本不是浦口，而是顺流漂到了浦口下游。于是大家摸到公路上，徒步来到滁州。
缄默不语的唐生智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但这已经是他最后的军事生涯了。他带着司令部的人上了装甲列车，转赴武汉向蒋介石请罪去了。
刘庸诚呢，则被桂永清留下，协助胡启儒收容部队，然后去开封休整。桂永清问邱清泉的情况，刘庸诚如实相告，桂永清长叹一声，说：“雨庵（邱清泉字）危矣！”
直到12月17日，刘庸诚完成部队的收容后，才跟随胡启儒前往开封，新的战斗生活随之开始。但教导总队的番号已经不再存在，从南京脱险的士兵被编入第46师，桂永清出任师长，周振强担任副师长。师内其他两个旅为第46师的老部队，另外一个旅则为教导总队的班底，旅长由从太平门正面突出重围的马威龙担任。
此时，在华东，上海、南京陷落后，杭州在1937年12月的平安夜也被日军牛岛贞雄第18师团和伊东政喜第101师团攻占，更为激荡的1938年就这样到来了。

第一章 一九三八年（1937年12月~1938年3月） 唐生智走了，韩复榘来了
1938年1月，武汉珞珈山，冷云密布，清寒异常。
南京陷落前，蒋介石飞往庐山，再从那里来到武汉。平时办公，在交通银行的大楼里。寓所则在东湖岸边的珞珈山下。紧挨着寓所的，是一处不大的防空洞。因为离日机密集空袭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蒋介石必须作好随时钻防空洞的准备。
这一天，在寓所里，蒋介石习惯性地踱着步。他喜欢突然转过身审视来者的那种感觉，只是此时站在他对面的不是黄埔学生，而是垂头丧气的唐生智。
但蒋介石依旧对唐很客气。
唐生智坐在一旁，与其说不安地喝着茶水，倒不如说沮丧地嚼着茶叶的苦。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已经传了出来，所以唐生智见了蒋介石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委员长，我对不起首都的市民，对不起守城的部队，我是有罪之人。”
唐生智叫蒋介石发落自己，后者长久地缄默。
当初守南京，没人愿意站出来，最后担子落在唐生智身上，对此蒋介石心里有数。南京城破是迟早的事，蒋也是照样清楚的，他只是低估了日军的残暴。至于南京战撤退时的混乱，蒋介石此时只知一二。
蒋介石问唐生智以后有什么打算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弃用他了。唐说想回湖南老家打发以后的日子。蒋当即批准。
一场南京战，叫唐生智在国人面前体无完肤。
老唐并非无识之人。当初“七七事变”骤发，蒋介石还在庐山，何应钦在南京主持对日决策会议，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的徐永昌认为战端不可轻开，如果日本真的想局部解决，那南京就可以给宋哲元一个妥协标准。当时参谋总长程潜也持相同意见。但唐生智反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宋明轩（宋哲元）已在中央许可范围以外，从事妥协之运动，如果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冀察已非我有，故目前中央宜表示强硬，而任宋明轩之妥协运动之进行，如结果不超出中央期望之外，则中央可追认之，否则，中央仍予以否认。至军事准备尤不可忽。”
多少年后去看唐生智这个观点，仍是很有见地的，至少是在徐永昌和程潜之上的。现在好啦，对于老唐来说一切都结束了。
就这样，唐生智带着五味杂陈的心情，告别了蒋介石，踏上了回湖南东安之路。一个人的背影，就这样彻底消失在抗战的烽烟中。
但中国的抗战才刚刚开始。
又过了一些天，在给从南京突围出来的将领颁发勋章时，蒋介石得知了更多南京撤退时的详情。
国民政府的军人勋章有国光、青天白日、宝鼎、云麾等多种。
国光勋章于1937年11月设立，级别是最高的。在大陆时期，只有蒋介石和傅作义获得过。其次才是很多人熟悉的青天白日勋章，其颁授对象是卫国抗敌的军人。这个勋章不是随便就给人的。陈诚算蒋介石身边第一人吧？但直到1943年因鄂西会战才获得该勋章；后来一直在湖南跟日本人打的薛岳，也是到了1941年底因第三次长沙会战才拿到一枚。
整个抗战期间，只有166人获得青天白日勋章。“七七事变”之后，守卫上海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和营长杨瑞符获得过这一勋章。第3枚则颁发给从南京太平门突围的林伟俦（黄埔军校4期，广东台山人），林时任第66军第159师第475旅旅长。
林伟俦在上海战时腿部受伤，随后跟随叶肇参加南京战。万众突围之夜，引部队出太平门，在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的正面撕开一个口子，突破多重防线后，把部队带到了安全地带。后林伟俦到武汉治疗腿伤，事迹被上报军委会，感其奋然决绝，终授青天白日勋章。
颁发完勋章后，蒋介石问林伟俦南京战的情况，林向蒋抱怨陷城前夜撤退时的混乱。
当时蒋介石还召见了第66军另一名旅长喻英奇（西江讲武堂，湖南保靖人）。喻跟张灵甫性格极像，也是非常骄傲的一个，相貌也同样英气逼人。当时喻率部在南京外围汤山与日军接战，膝盖受伤，后背亦被炮弹炸伤，但坚持不下火线。蒋介石在召见喻英奇时，后者也道出撤退时的进退维谷，下关江边用作转移部队的船只奇缺。
随后的汇报陆续到了蒋介石那里。联想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蒋开始大骂已经回乡的唐生智。
但已经没用了。
丢了南京的唐生智走了，在山东一退再退的韩复榘来了。
开战后，韩复榘的官职是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
关于韩复榘，时常在相声里听到他的名字。在逗哏的口中，他是个被嘲笑的对象，粗俗而没文化。
实际情况小有差别。
辛亥革命前，韩复榘入伍到了冯玉祥部下。没多久，就被冯提升为营部司书一职，由此可以看出来，韩还是有一定文化的。但后来有人为了在这方面给他平反，又将其塑造成一个军阀中的文化大师的形象，这就有点过了。
韩复榘在冯玉祥手下的时候，是冯部最能打的干将之一，后因不堪忍受冯玉祥家长制的管法（曾被冯玉祥罚跪），反戈一击，归顺了蒋介石，此后长期主政山东（1930年9月出任山东省主席）。
这7年，韩复榘确实做了一些事，比如吸引梁漱溟到山东搞乡村建设，也拨了一些教育经费。但其本人，说到底还是一个带有旧文化背景、旧军阀与新军人相结合的“混不吝”。这7年，跟南京国民政府，韩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若即若离的关系。比如，他曾抵触中央军进入山东，一度还解散了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弄死了党部负责人，如此等等。但他也没接受日本人的拉拢，拒绝在山东搞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
一句话，韩复榘的原则是：我的地盘我做主。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日本人，都别想牵着我的鼻子走。
中日开战后，韩复榘负责守备津浦铁路山东北段。
此时华北的战局因多个月前宋哲元的踌躇不定而迅速恶化。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命令何应钦调拨给宋哲元300万发子弹，但宋无意大战。后来，陈诚在总结第一期抗战（“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结束）时说：“……首先开辟的就是北战场，但这个开始实在不够良好，以致半年之间，随着平津的失陷，冀、察、晋、鲁，以及豫省北部的许多名城都相继沦入敌手。身当冀、察军政之冲的宋哲元氏，对此是应当负一大部分责任的。”
所以，一时间，整个华北战场在看山西和山东。山西那边的正面战场，阎锡山在八路军的配合下，已经跟日军打了不短的时间。山东这边，就看韩复榘的了。
但韩复榘不想打。
日军进入山东地界后，除了在德州敲打了一下、在济阳有过短暂的交火外，韩复榘没组织起任何抵抗。日军凌厉的攻势叫韩复榘胆战心惊，仅有的一次到前线视察，差点被日军俘虏。于是炸毁黄河大桥后，他带着部队完全退到黄河南岸。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先后两次飞赴济南找韩复榘“谈心”，但作用不大。韩复榘认准了一个理儿：日军太强大，跟人家打，只能叫自己的部队白白损失掉。上海和南京都守不住，叫我守济南，开玩笑么？
所以尽管李宗仁以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下令叫韩复榘守济南，一旦城破就带人到沂蒙山打游击，但还是被韩复榘拒绝了。他只在济南留了一点人，自己带着主力先弃城而逃了。
先不提这是一场卫国战争，仅就在战场上违抗军令这件事，就够韩复榘喝一壶的了。作为军人之大忌，放在哪个时代都是杀无赦的。但韩复榘不怕。为什么？一是习惯了，军阀习气那么多年了，打蒋介石他都打了好几次，李宗仁的命令算什么？再者是，后退有什么关系呢？首都南京不都丢了吗？唐生智不也没事吗？
此时的韩复榘处于一种恍惚状态：他还不想倒戈当汉奸，但又觉得血拼日军没意义。
还有一点，抗战开始后，一些具有地方色彩的将领认为，自己被推到第一线，是蒋介石的计谋，要借日本人之手将其消灭或削弱。韩复榘就是这种心态，所以他要保存实力。用他的话说，要能保存实力，就是退到天边，也能有吃有喝，谁也不敢轻视我们！
于是韩复榘从济南退到泰安，把自己的物资全部转移到平汉线上的漯河车站，军委会叫他在泰安构筑阵地，韩置若罔闻，又准备退出泰安。李宗仁劝说，韩很不客气地回应：首都尚且不守，区区泰安如何守得着？
韩复榘又从泰安退到济宁，李宗仁打电话给韩，后者说：“全面抗战，何分彼此？”
李宗仁也没办法了，将原话转述给蒋介石，蒋立马被气了个倒栽葱。
韩复榘的意思是：既然是全面抗战，在哪儿都是打，何必要守着一个地方？从逻辑上说，似乎没错。但问题在于，自从德州和济宁撤下来，他韩复榘撤到哪儿都没打过。至此津浦线洞开，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徐州也暴露在日军面前。
有人问韩复榘对山东战局的看法，韩答：“我认为山东是守不了的，我们打不过日本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保存实力，把军队撤到平汉线以西，等待国际上的援助，然后再反攻，别的出路没有。欧美是不会让日本独吞中国的。这些道理蒋介石肚子里比我明白得多，还装什么样子。”
淞沪在打，南京在打，山西在打，河北平原虽然打得不好，但也在打，到了山东这儿，韩复榘轻易地就跑了！而且还振振有词。这是蒋介石和武汉的军委会没法容忍的。严重的事情还不止于此。
南京失陷后，蒋介石通过戴笠的情报部门，拿到韩复榘和刘湘往来的密电。
抗战爆发前，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到四川整军，想叫川军国军化，但“七七事变”突发，何应钦回南京主持对策，整军暂时停止。刘湘认为这事到此也就打住了，所以到南京开军事峰会时表示将出人出粮。但随后跟蒋介石一谈，后者说整军还会继续下去。刘湘自此又开始嘀咕。加上后来南京陷落，政府机关将全部西迁四川，刘湘作为一方割据诸侯气数将尽。
同样不得志的韩复榘的身影，在此时出现在刘湘绝望的窗户外。两个人互相招了招手。
最初的时候，韩复榘听从了幕僚的建议，计划带着手里的四五万军队转移到陕西汉中，在蒋、日之间来一个自保。在跟刘湘联系上后，又表示支持刘湘“拒蒋入川”：先促使四川独立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之外，再跟日本谈判，倒蒋使其下台。韩复榘甚至讲到他可兵进襄樊，率军偷袭武汉，生擒蒋介石。
在今天看来，这显然是个通天计划，他韩复榘有那么大胆子，敢动蒋介石？
其实，对那一代军阀来说，这样的计划还真不算什么。具体到韩复榘，他追随冯玉祥多年，一会儿拥蒋，一会儿打蒋，从背后捅蒋一刀常见得很。虽然蒋也习惯了地方军阀对他明里暗里的抵触，但在抗战之初就出现这样的事，还是震惊不小。
不处理刘湘和韩复榘，很难说不会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韩复榘代表一线将领，不严惩的话，以后军令没法下达；刘湘代表大后方的将领，不解决的话，四川以及云南的龙云那边都会陷入巨大的动荡。
相比之下，蒋介石对刘湘的愤怒远在韩复榘之上。道理很明显。这还不算完，在戴笠报上来的密电中，还看到了宋哲元的名字。但戴笠告诉蒋介石，宋哲元是否真的参与了，还不能确定。
就在这时候，宋哲元主动联系蒋介石，告诉蒋韩复榘和刘湘正在密谋，欲策动事变，要他加入反蒋集团，但被他拒绝了。
宋哲元提供的情报太及时了。
本来蒋介石对宋并无好感，但此时宋提供的消息叫蒋对宋另眼相看，后来宋入选人数寥寥的军委会委员，很难说不是因为在此时立功。
刘湘因胃病正在武汉的医院疗养，蒋介石决定先解决韩复榘。
为此特意跟何应钦、白崇禧、陈诚三人开了个秘密会议。陈诚要求严厉制裁韩复榘。白崇禧则认为，如果不制裁的，全国180多个师、40多个旅就没法指挥了。一向温文尔雅、不急不慢的何应钦也恼火了，他跟蒋介石说了句话，原话是：“若让韩自由进退而不加以制裁，则民心士气必将受到严重影响，应以军法严办，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蒋介石还是沉得住气的。
对付旧军阀，他绝对有一套，而且一点也不憷头，属于那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状态。
1938年1月初，蒋介石叫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发了个通知：1月10日在河南省政府所在地开封召开第1战区和第5战区联席会议，两个战区军以上没作战任务的将领都必须参加。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上一次李宗仁于徐州召集第5战区会议时，韩复榘已经推托过一次了。
随后，蒋介石把电话打到韩复榘那儿。
为避免韩的怀疑，蒋介石打电话时，还是走了下程序，先问山东的战况。韩一时间找不出应对的词儿，只是说形势不好，日军攻势太凶，他有负委员长的重托。蒋介石趁机对韩复榘说：“向方（韩复榘字）兄，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开个会，看看接下来怎么应对，你说这样好不好？”
不好，我不开会，我不参加。韩复榘的胆子还没大到这种地步。他愣了一下，再也找不到推托的理由。
电话里，蒋介石叫韩复榘带上身边的主要将领。
韩复榘也不傻，他必须琢磨一下。但也没多太想，认为最严重的结果是被痛批一下。他相信这种事对他来说意义不大。乱局中，有部队就行，蒋介石真把他逼急了，他就把部队拉出去，他料蒋介石不敢对他怎么样。
尽管如此，韩复榘还是决定带一个特务营去开封。
韩复榘坐的是专列，手下两员大将孙桐萱（行伍出身，河北泊头人）、曹福林（行伍出身，河北景县人）随行。
对于开封，韩复榘并不陌生，因为以前他做过河南省主席。但此时的开封如临大敌，军警宪特，戒备森严，韩复榘心里不免有些发毛，多少有点后悔前来，但如果不来的话，就等于公开跟蒋介石闹掰了。
开封是河南省主席兼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峙的地盘。在一定程度上他比韩复榘还紧张。
为防止日军空袭，会议定的是1月10日晚上召开。蒋介石当天下午飞来开封。在武汉机场，蒋对白崇禧说：“我们最好各自分乘一架飞机。”
白崇禧明白蒋的意思：一旦遭遇日军战机，不至于大家都遇险。就这样，白坐了一架运输机先走。下午3点多飞抵开封机场。没想到，刚到机场上空，就遭到高射机枪的射击，子弹嗖嗖地从机身四周滑过，吓得机组人员不知所以，白崇禧也晕了。高射机枪打了一会儿，不打了，飞机这才缓缓降落。白崇禧刚下飞机，刘峙就满头大汗地跑过来，第一句话就是：“白总长！实在是误会，误会啊！”
决定在开封开会后，刘峙就开始忙活，主要是得保证蒋介石的人身安全。当时街面人流混杂，刘峙晃了下脑袋，随后灵机一动，在蒋介石飞来前，叫防空司令部拉响警报，警报一响，街上的人自然躲起来。但是，忘记通知机场的防空部队了。就这样，警报一响，机场的高射机枪立即对空警戒。就在这时候，白崇禧的飞机到了……
刘峙说：“白总长，此事万不可报告委员长啊，就算我求你了。”
白崇禧说：“多亏了你的部队射术不精，否则飞机就中弹了。”
当然有挖苦的意思。但只要白崇禧不报告蒋介石，他刘峙就谢天谢地了。
白崇禧说：“如果我中弹了，当然没法报告委员长；现在没中弹，自然也就没有报告的必要。”
刘峙慌忙点头。没多久，蒋介石的飞机也到了。
在机场的一个屋子里，蒋介石、白崇禧、钱大钧、刘峙四人开了个短暂的会议，主题就是捉拿韩复榘。刘峙是在这个会上才知道要查办韩的。他一直在擦汗。蒋介石问他怎么了，至于如此紧张么？刘峙能说什么呢，他还在后怕刚才的事。如果他的部队真把白崇禧打死了，他抵一命是小，关键是叫人笑话。
刘峙调整了一下情绪，说：“我一定完成任务！”
何应钦、徐永昌等人随后也飞到了。陈诚留守武汉，没能过来。
夜幕降临后，会议开始了。其他将领提前一两天就到了。
在门口，韩复榘陆续看到了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徐永昌、程潜、刘峙、汤恩伯、关麟征、孙连仲、李品仙、廖磊、孙震、商震、冯治安、张自忠……
大家表情严肃。
韩复榘跟孙连仲打招呼，当年他们都是冯玉祥手下的“太保”。进门前，孙连仲拍了拍韩复榘的肩膀，没说什么。
长条会议桌，大家在两旁坐满，韩复榘坐在右侧靠后的位子，左边是张自忠，右边是关麟征。
不一会儿，蒋介石在钱大钧和刘峙的陪同下来了。
韩复榘以前打内战时是非常彪悍的，有一次在武汉蒋、韩会面，前者称其为“常胜将军”。而现在，“常胜将军”成了畏敌如虎的角色，要是他能把军阀互相攻掠的劲头拿到抗日战场上，倒也不负韩复榘“拼命三郎”的英名。但人世中多是迷路的灰鹤，韩复榘一方面内心顽强，另一方面又六神无主，此刻他望着蒋介石，后者脸色铁青。
按很多记载，会上蒋介石一开口就点了韩复榘。实际上并非如此。会议之初，蒋介石先叫程潜和李宗仁分别汇报各战区的情况。
随后蒋介石说，自“七七事变”到现在，全国抗战已经有半年了。淞沪会战和首都保卫战后，我们已迁都重庆，现在全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是武汉，保卫武汉是今年最紧迫和最重要的战略任务。怎么保卫武汉？不是说等敌人逼近了再保卫，而是要在外围扼住敌人的进攻。不要认为津浦线跟保卫武汉没什么关系，它是牵制日军的战略区域。
蒋介石话锋一转，说抗战是举国之事，顽童尤知，武汉街头卖报的孩子都在为抗战捐款，支持我们去购买和建造抗击敌寇所需的武器。但是，有些高级将领却不明此义，逆大局而动，违抗中央的命令，不战而退，造成恶劣影响，这个责任必须有人担负！
韩复榘没想到蒋介石口气如此严厉。
有人曾绘声绘色地描绘当时的场景，说韩复榘跟蒋介石吵起嘴来，所谓“济南丢了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南京丢失了责任谁负”，蒋介石答：“现在追问的是山东而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其实这只是想象而已，当时蒋介石并没点韩复榘的名字，只是在会议的最后宣读了作战奖惩办法，谈了对将士的四点要求：
一要对得起已死的将士，二要对得起总理（孙中山）的灵魂，三要对得起生自己的父母，四要对得起痛苦的民族。
一时间大家沉默无语。
散会时，蒋介石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韩复榘。
韩复榘想上前说点什么，但被钱大钧挡住了，语气不冷不热地说：“韩长官还是先休息吧，明天还有一天的会。”
刘峙当时兼着河南省主席的职务。他凑上前，拉着韩复榘去他的寓所休息。韩复榘沮丧地跟着刘峙出了会议室。
在大院里，韩复榘看到何应钦。两者并不是很熟悉，几步之遥，何应钦只是冷冷地望着韩复榘。
韩复榘回头对刘峙说：“我在德州、济阳跟鬼子打过仗了。”
刘峙笑，并不说话，只是叫韩复榘上车。韩复榘发现面前停的不是他的车。刘峙说是自己的车，顺手把韩推了上去。韩复榘一上车就发现事情不对了，因为坐在前面副驾驶位子上的一名青年爬到了后座，然后向他出示了逮捕证。
韩复榘闭了一下眼。
他冲着车外大喊：“刘峙你他妈的混蛋，唐生智丢了南京，你丢了保定！你们一起算计老子！我要见蒋介石！”
当然没人理睬他。
喊完了，韩复榘冷静下来，按照他的盘算，蒋介石顶多收了他的兵权，还能如何？而且，能不能收了还不一定是蒋介石说了算。至于跟刘湘的电报，他坚信那仍是一个秘密。
韩复榘随后被押解到火车站，塞上了开往武汉的火车。当然，他带来的特务营早已经被缴械了。
当天深夜，蒋介石就下令于学忠（北洋武卫左军速成学堂，山东蓬莱人）由第3集团军副总司令升为总司令，韩复榘的大将孙桐萱为副总司令，曹福林为前敌总指挥。但当时于在前线，后改由孙桐萱任总司令。
再说韩复榘，到了武汉，被交至军法执行总监部，关在军委会的一座二层小楼。
被关了一个多星期后，韩复榘再次见到何应钦，后者已经带着特别高等军法会审判长的身份了。
韩复榘要见蒋介石，当然不可能。
此时他的精神陷入了一种奇异的状态。
他当然没有疯，但也很难说镇静从容。每次审讯中，他都紧闭双唇，有时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最后，法庭给韩复榘定的罪名是：违抗命令，擅自撤退。这几个字，对军人来说，字字杀机。初援德州不力，后又擅弃济南，拒不在泰安布防，退至济宁又为敌所跟进，军委会一切命令均不尊奉。确实名副其实。
1月24日晚7点刚过，一名宪兵通知韩复榘，说何应钦找他谈话。韩复榘以为峰回路转，大约自己表个态，就可被宽恕？但快走到楼下时，韩复榘发现自己错了。
院中都是持枪的宪兵。
韩复榘说自己脚上的鞋不合适，要上楼换一双。这完全是下意识的话。如果他将被执行死刑，上楼就能逃脱么？韩复榘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中，他太不甘心了。
就在韩复榘往楼上跑的时候，枪响了。
韩复榘后背中了第一枪。他转过身来时，胸口又中了六枪。韩复榘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打我……”
有人说，抗战八年中，蒋介石对临阵脱逃的将领的处罚确实非常严厉，但他只枪毙杂牌军的将领。这样的说法未必公允。蒋介石确实有袒护嫡系的毛病，但这种偏差并非如很多人想象得那样大，因为被他下令枪毙的黄埔系将领也不少，有的还来自王牌军，比如第74军的师长廖龄奇、第88师师长龙慕韩。
只说韩复榘。大约临死前他还没想通：为什么丢了北平、天津、南京、保定、太原的人没事，而自己丢了山东就有事？到最后，他仍不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地方是可以丢的，看怎么个丢法。一而再，再而三，军令下了十八道，他违抗了十八道，没有谁可以宽恕他，也没有人可以救他。
对于韩复榘以及宋哲元在开战之初的所为，陈诚后来在谈到华北战局时有一个评价：
“其时，平津一带的日军为数有限，宋氏果能遵照中央的指示，实时奋起抗战，并请中央军火速北上增援，则在开战之始绝无一败涂地之理。平津之拱手让人，对尔后北战场的部署极感困难，且士气影响极巨。我们不愿意指责宋氏当时是否别有用心，但对于凶残变诈的敌人缺乏认识，这是宋氏铸造错误的基本原因。至今思之，犹为之扼腕不置。后来韩复榘在山东境内的表现，尤为丑恶，遂使北战场终抗战之世，成为一块死棋。”
微观那个时代的恩恩怨怨，会发现韩复榘与蒋介石的冲突不是两个人的冲突。蒋介石想政由己出，而不是被半独立的军阀牵着鼻子走。但地方军阀，一直作为逆袭的势力，消解他的这种努力。
在内心深处，蒋介石对旧军阀和杂牌军深深地厌恶，这多少影响到平时对这些人和部队的照顾上，比如给中央军10块钱，也许杂牌军拿到手的顶多只有5块。这一点又不是他可以端得平的，于是杂牌军就出现离心倾向，而这种离心力又远远大于蒋介石的疏远度，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至于韩复榘，谈不上一世枭雄，到底还算个人物，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混合体。
这样的混合体，可以举出很多个例子，一如袁世凯，又如冯玉祥。在他们的身上，都集合了中国人积累了一个甚至几个时代的痼疾。拿韩复榘来说，他没一个政治信仰，缺乏现代格局，更没有国家意识。这是那个时代旧军人的致命伤。
韩复榘死前3天，1月21日，在武汉万国医院，刘湘直挺挺地被护士推向太平间。
刘湘之死至今是一迷案。
刘湘是1937年11月下旬住进医院的，胃出血。到1938年元旦，军委会把刘湘所兼的第23集团军总司令的职位给了其部下唐式遵。虽然此时刘湘还挂着第7战区司令长官的名号，但动一下脑子就会发现：已经是虚职了。因为第7战区的作战范围是江苏太湖以西和皖南以及浙北。南京沦陷后，除皖南徽州等个别地区外，其他战区辖地多已被日军占领，也就是说第7战区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刘湘给川中部下王缵绪下了条密令：作好带兵控制宜昌的准备，依据局势变化，阻拦中央政府入川。但这只是个传闻，一直没被证实，而前面说的与韩复榘的联系却确有其事。
刘湘之死有多个版本：
一是受惊吓而死。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到医院宣布他的第7战区司令长官一职由陈诚接任。刘湘不知所措中，又听到何说韩复榘被捕了。惊恐之余，刘湘试探着问为什么要抓韩。何应钦没提擅自撤退，而是猛地回了一句：他想带着部队到襄樊！
这一下子把刘湘吓着了，几天后因惊恐过度而死去。
还有一个版本，说的是被戴笠的特工毒杀了。因为相关档案至今没有开放，所以其死因仍是个谜团。当然，最后一个版本是正常的因病死亡，但这是最不可信的一种。
无论如何，刘湘的死对蒋介石来说是“适时”的。但接下来的事，却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
刘湘死后，窥视四川省主席职位的川军人物有多人：王陵基、王缵绪、邓锡侯、刘文辉……蒋介石当然不想把四川事务再交给川中军阀。刘湘死后，他立即命令张群出任四川省主席，叫刘湘旧部王缵绪把川中部队编成第29集团军，立即出川抗战。但王不想出川，推举另一名将领许绍宗为集团军副司令，代司令职出川。
张群虽然是四川人，但早已“中央化”，作为蒋介石的亲信，任命刚公布，就遭到四川大小将领的反对，发起“拒张运动”，到处张贴标语，要求“川人治川”。四川和西康的局势一度极不稳定。
蒋介石已经决心把四川建为抗战大后方，担心冲突加剧对局势不利，于是只好退一步，撤掉了张群。
在当时抗战大背景下，川军将领这一带有浓重军阀色彩的举动显然是非常糟糕的，心中没有国家概念和大局观可见一斑。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一度想顺坡下驴，任命省保安处长王陵基为四川省主席，但后来发现王在川中威望不高，于是转任其为第30集团军总司令，叫他率军出川抗战。王陵基是第一个通电反对张群入川的，闹了半天自己也没当上省主席，不过出任了集团军总司令，于是也比较满足。蒋介石随后任命跟自己关系比较近的王缵绪为四川省主席，把在前线的另一名川军将领邓锡侯调任川康绥靖主任，以为把几名“川军大鳄”摆布好了。但没多久，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川军将领联合云南的龙云，一反对蒋介石控制西南，二反对王缵绪当省主席，王没办法，只好出川抗战（1939年10月），一气之下，蒋介石宣布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
貌似蒋介石喜欢兼任各种职务，但就四川省主席一事，可以看得出来，他实在没办法。直到1940年，国民政府在四川扎下根，张群才走马上任。

第一章 一九三八年（1937年12月~1938年3月） 武汉的春天
1938年的春天终于来了，武汉三镇景色明媚，但风中有不安的消息。
半年前，北平出事后一周，蒋介石曾给不知所措且抱侥幸心理的宋哲元发了一份电报：“卢案（指卢沟桥事件）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能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绝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古老中国的说法，当蒋介石说出这一番话时，证明他确实失去了与日本周旋的耐心，因为他无法判定日本下一步又要闹出什么事。正如上海战期间陈诚赴任前敌总指挥时跟蒋说的一席话：“东京的内阁不能约束军部，这已经导致变局随时可以出现，而军部本身又没法约束其激烈分子……”
开战半年来，在日军强悍的战力下，孤军作战的中国，就真的存在了一个玉碎的可能。
开战四个月后，也就是淞沪会战结束时，当何应钦把一份中国军队伤亡的数据单拿给蒋介石时，后者眼前一黑：河北方面的第1战区死伤72000多人，山西方面的第2战区死伤37000多人，上海方面的第3战区死伤187200多人。
仅仅四个月伤亡就如此之大，一年过后呢？两年过后呢？五年、八年过后呢？
最要命的是此时国际形势绝难判断，中国必须要有长期孤独抗战的准备。在欧洲，德国已经开始伸懒腰，意欲一雪凡尔赛和约之耻的希特勒的扩军备战已经公开化。英国和法国在提心吊胆中自顾不暇，对远东的中日战事毫无兴趣。至于美国，也仅仅是在道义上站在中国一边。而且，作为战略物资的石油和钢铁仍在向日本出口（1940年9月开始对日禁运废钢铁，直到转年8月，才实施包括石油在内的全面禁运）。此时唯一给中国军事援助的是从自身利益考虑的苏联。至于跟中国一度关系密切的德国，并不想为中国开罪于日本，从中国撤走军事顾问和断绝军火往来是迟早的事。
所以说，多少年后人们可以讲“坚持抗战8年就可以了”，但在1938年的春天，是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到底要打多少年的。所以，在接见苏联志愿航空队的飞行员时，面对一人的提问，蒋介石的回答只能是“日本必将失败”。
武汉的花已经开了，很多国人在这个春天还看不清前方有什么样的景致，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正如那个英国人在《双城记》的开头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在一切都很模糊的情况下，幸好中国这边有“通过空间换时间”这样一个持久战的定策。
这一年春天，延安的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国共双方高层都认识到持久战的重要性，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正如陈诚说的那样，如果没有这个战略的话，只能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顶多在南京失陷之后，我们早就签订城下之盟了，哪里还有什么同盟国之可言？”
蒋介石的性格特质在此时也确实起到了作用。“优点是意志坚定”，在“忍辱负重”方面超于常人。这是多少年后张发奎对蒋介石的评价。淞沪落败，南京又陷，虽然很多人从没有过屈服的想法，但毕竟局面叫人沮丧，一些人也确实动摇了。为此，蒋介石说了这样一句话：“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对蒋来说，除了坚持抗战外，能做的就是等待国际风云的变化。在德国和日本都在壮大的情况下，美国和英国以及苏联会怎么应对？珞珈山下的蒋介石大约相信，一定会出现一个让人惊异的变局，虽然他不知道这个变局什么时候出现。
这一年的春天，武汉已经成为中国首席焦点城市。
从地图上看，武汉居于中国的心脏部位，靠着浩瀚的长江，京汉线和粤汉线又在这里衔接，是当时中国无可争辩的陆路和水路交通枢纽。
作为辛亥首义之地，武汉三镇在1911年秋天的怒起，引发了全国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摧毁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中华民国得以建立。1927年，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将这里作为正式的首都，虽然只有5个月，但已说明这座城市在民国政治地理上的重要性。
虽然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就作出迁都重庆的决议，但到1938年春天，除政府主席林森已坐镇重庆外，更多的机关实际上都聚集在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不用说了，行政院、司法部、交通部、实业部、资源委员会……此时的武汉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
这几个月，中国的机关、实业、物资、人才向大后方的转移一直没有间断。
如果说故宫国宝的转移是其一，那么另外最引人注目的大转移，就是教育人才资源的转移了。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已迁到重庆；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则迁到成都的李庄；浙江大学迁到了贵州遵义，北洋工学院（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迁到了西安；武汉大学迁到四川乐山……
不仅人在迁移，动物也迁移。当时，中央大学农学院有一批从国外进口的畜类和禽类，是上课时需要用的研究对象，为了把它们转移到四川大后方，学院的教职员工护送着这批鸡、鸭、兔、羊、猪、牛开始了一次艰难而奇异的旅行。当校长罗家伦在重庆看到这批动物时，一时间百感交集：“……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
当然，最著名的迁移，还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三家。早在1937年11月，三家就合建了长沙临时大学。为安全起见，也让这批教授、学生有安全安静的研究和读书环境，政府叫他们再迁云南昆明。就这样，三所大学分几路赴滇。其中一路在黄师岳将军的率领下，师生们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一千多人徒步从湖南跋山涉水，经贵州到云南，在那里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倭虏，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
从1937年秋冬，政府机关向武汉转移，到1938年春天政要贤达、各界名人云集而来，一时间，武汉三镇成为1938年中国抗战气氛最浓厚的城市。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也来到武汉，参加抗战会议，商讨相关事宜。1938年春八路军在平汉线、同蒲线、正太线上开展的破袭战，已叫日军吃了不少苦头，配合了正面战场的抗战。后来打武汉会战，日军放弃顺着平汉线推进的计划，当然跟花园口黄河决堤有关，但另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所说的华北的“治安问题”。这里的“治安问题”，指的就是八路军在敌后的不断袭击。
针对战局变化，军委会重新划分了战区：
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在河南平汉线和陇海线中段作战；
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山西作战；
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长江以南的安徽、江苏和浙江作战；
第4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在广西和广东作战。何应钦挂名，实际由余汉谋负责；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山东和苏北津浦线、陇海线东段作战；
第6战区和第7战区撤销，同时在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增设第8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任，实际由朱绍良负责。
新战区建立之日，蒋介石致电各省政府主席及战区司令长官：“凡战区内或邻近战区地方之县长、专员及其他负有地方责任之官长，一律不准擅离治区，不得托故先离县城，如有擅自先退者，一律按军法惩处！”
此时从上海和南京撤下来的部队都处于紧张的兵力补充和训练中。
在武器弹药方面，蒋介石一方面叫兵工署加大“中正式”（德国图纸）步枪的制造；同时，增加了向当时第一军火出口国捷克的订货力度，中央军的很多部队都换了装备，性能良好的捷克式步枪和机枪大量配备军中。年初时，蒋介石直接下令，把杜聿明的装甲兵团扩编为第200师，辖两个战车团、两个摩托化步兵团和一个战车防御炮团，副师长和参谋长分别是从南京潜逃出来的邱清泉和廖耀湘，向苏联购买的87辆9.5吨级重型战车以及从德、美购买的500多辆军用卡车（由广州上岸运至内地）装备该师。
进入1938年，日本陆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对中国内地城市的轰炸开始蔓延：西安、咸阳、宝鸡、兰州、天水、洛阳、成都乃至宁夏都遭到日机的袭击。其中位于西北腹地的兰州是首要目标，因为新疆到兰州到西安这趟线，是当时苏联援华的通道，兰州属于中转站。至于对重庆的轰炸，因为天气的原因一直在延迟。
中国空军方面，笕桥航校已经迁到大后方的云南昆明和广西柳州，继续培养飞行战斗人才。在1937年秋冬的上海、南京等系列空战中，中国的飞行员已战死大半，战机也损失殆尽。不过，现在又接收了一批来自苏联的战机（伊-15、伊-16战斗机156架、SB-2轰炸机62架、TB-3重型轰炸机6架），这些飞机立即被装备到中国空军的4个大队（第1、2大队为轰炸机大队，第3、4大队为战斗机大队）。与此同时，又来了一批苏联志愿飞行员。
前一年的10月26日，中国第一王牌飞行员、击落日机最多的第5大队第24中队的刘粹刚在飞赴山西前线时，在黑夜中，因地形陌生意外撞到高平县城楼而殉职。一个月后，奉命去兰州接收苏联援助飞机的第4大队长高志航，在完成任务后，停留在河南周家口时，遭日机突然袭击，没来得及上飞机，当场牺牲。
所以1938年中国的首席飞行员，是前面写到的新任第4大队长李桂丹。
第一场大空战发生在2月18日。前一天，李桂丹才率第4飞行大队由樊城机场转赴武汉王家墩机场。当时，第4大队队员吴鼎臣正和战友在飞机旁吃午饭，刺耳的防空警报骤然拉起，吴鼎臣和战友用最快的速度钻进飞机，迅速升空。
这一天，武汉上空晴朗，能见度非常好。
当吴鼎臣的战机上升到3000米高度时，日军12架重型轰炸机在26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临武汉上空。
日机位置比中国战机高，空战时，居高者占优势，瞬间即有一架日机俯冲而来，朝吴鼎臣的座机猛烈开火。吴鼎臣驾机迅速转身，避开飞射而来的机枪子弹。日机也一个大转弯，企图从后面继续跟进射击。吴鼎臣驾驶技术娴熟，突然一个最小半径的急转弯，一下子出现在日机身后50米开外的地方。
这一下日机慌了。空战时，最怕对手近距离出现在自己后身的视域死角。
吴鼎臣战机上的4挺机枪同时开火，日军飞行员中弹毙命，飞机失去操控后直线飞了一段，便一头栽下云端。
这天午后的武汉长空，不时有日本或中国的战机被击落。危急时刻，从孝感机场起飞的另一队中国空军加入战斗。
而吴鼎臣开始寻找第二个目标。
当发现一架友机正遭日机攻击时，他拉动操作杆，回旋扑向敌机。此时中日双方已陷入混战。就在吴鼎臣快接近敌机时，不成想左机翼被友机撞掉，飞机一下子失去控制，向下坠落。危急时刻，吴鼎臣背着降落伞跳出机舱。
在高空中，他环望四周，只见漫天的飞机如幻影一般在空中格斗。在离地面600米高度时，吴鼎臣拉开降落伞环，安全落在地面。
此战中，吴鼎臣击落日机；
柳哲生击落日机；
刘志汉击落日机；
李桂丹击落日机；
……
虽然空战只有12分钟，但中国战机一共击落日机13架，其中两架重型轰炸机和11架护航战斗机，中国空军则有5架战机被击落，中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李鹏翔为国捐躯。同时殉国的，还有李桂丹大队长。
大战开始后，在日军惯用的集中攻击领队长机的战术下，李桂丹的座机遭4架日机围攻。在击落一架日机后，李桂丹座机中弹燃烧。此时，机枪子弹打得他的椅背护板当当作响，李桂丹身中数弹，飞机失控，蓝天玉碎。
在没有海军而陆军又往往不是日军对手的情况下，中国空军的勇士在那个年代用他们最大的激情和爱恨于万里长空跟日本空军做殊死搏斗。
他们的战斗生活是如此单调：白天除了战斗外就是支棱着耳朵坐在飞机里。为的是一旦有敌情而能够迅速升空迎击。对于那一批空军小伙子来说，生活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活。这是他们短暂而辉煌的年轻岁月。3年后的1941年也就是民国三十年的3月14日，诗人林徽因的三弟作为空军的一员战死于成都上空。又过了3年，林徽因写下《哭三弟恒——三十年空战阵亡》一诗：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三年了，你阵亡在成都上空，
这三年的时间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说来，你别悲伤，
因为多半不是我们老国，
而是他人在时代中碾动，
我们灵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们已有了盟友、物资同军火，
正是你所曾经希望过。
我记得，记得当时我怎样同你
讨论又讨论，点算又点算，
每一天你是那样耐性的等着，
每天却空的过去，慢得像骆驼！
?
现在驱逐机已非当日你最理想
驾驶的“老鹰式七五”那样——
那样笨，那样慢，啊，弟弟不要伤心，
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
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4月20日，中国空军总指挥部计划派第4大队和苏联志愿飞行队去轰炸日军位于广东外海三灶岛的空军基地，消除其对广州的威胁。第4大队机群飞赴南昌，跟在那里的苏联志愿飞行队会合。但就在这时，驻孝感的中国战机在试飞时，意外发现一架日本侦察机，随即将其击落，在残骸中获得情报：4月29日（日本天长节，昭和天皇生日），日机将大规模空袭武汉。
就这样，轰炸三灶岛的任务被取消，在南昌会合的第4大队和苏联志愿飞行队重新呼啸着返航武汉。
1938年4月29日，武汉上空少有的云朵，像静物一样安然不动。
上午，无事；
正午，无事。
到了午后，大批从芜湖机场起飞的日机逼近武汉近空，三镇防空警报又一次尖利地响起。
市民对那刺耳的声音已经习惯了。每当日机来袭，中国战机迎敌时，总有大量的市民忘却了危险，或推开窗户，或爬上屋顶，或在大街上驻足观看，为中国战机助威。
第一波日机36架，第二波也是36架。
中国第4飞行大队和苏联志愿飞行队的战机总共也达到70架，两军战机在数量上持平。但日机属于轰炸机和战斗机混编，所以就战斗机数目来说，中国方面保持着优势，而且战机主力是苏联援助的最新型的E-15、E-16。前者为双翼战斗机，时速360公里，空中停留时间达到两个半小时，主要用于空中格斗；后者为单翼战斗机，时速超过400公里，空中停滞时间两个小时，适合于空中追击。
当第一波36架日机快要进入武汉领空时，被中国空军的第一批27架战斗机拦截。
吴鼎臣再次上阵，作为副大队长座机的僚机，他驾驶的战机冲在最前面，在上升到4000米高空时，发现日机出现在头顶上，恶战再次开始。前面说过，空军接战，高处占优，本来中国战机可以在日机到来前升至更高处，但由于防空警报拉响后，王家墩机场的战机为躲避日机轰炸，跟战斗机同时起飞，造成战斗机升空时间不足。但尽管如此，此战中仍击落日机23架。
空战中，陈怀民的战机中弹起火，机身下坠，但此时他已抱了必死的决心，所以猛拉操纵杆，向一架敌机撞去，最后同归于尽，英雄的肉身如花瓣落在武汉三镇外的群山之上……
这是一种人生选择。
与陆军战士学会打枪就可以上战场不同，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培养出一名飞行员有多么艰难。在抗战岁月里，中国空军飞行员战死870多人，击伤、击落、炸毁日机1450多架。抗战前5年，日军掌握制空权，中国的小伙子们（大多二十三四岁），从航校毕业到为国捐躯，大多不到半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每一名航校毕业生，从他毕业的那一刻起，就只有6个月的生命了。
而大千世界，还有另外一种人生选择。
1938年3月28日，以梁鸿志为首领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在此之前，以王克敏为头领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
两个伪政权分别发了一份“奉劝”抗战者的通电。
王克敏政权的通电，对进行抵抗的中国军民做了如下讽刺：
“……抱幼稚虚骄之疾，酿国破家亡之祸，本政府已言辞声讨……”表示“不可容忍”国民政府的“焦土政策”，同时也道出这是“破釜沉舟之计”，然“强弱悬殊，时代迥异”，奉劝武汉军政要人“知时务”，别再跟日本军对抗。通电最后说，抗战者只凭一时之气，而使民众遭殃，实为浅薄。
文采倒是有，但内容却是没有逻辑基础的妄谈。
通电一出，本以为会取悦日本军部，不成想遭到一些日本人的责难，认为这样的措辞会叫国民政府彻底走上“不归路”。怎么跟中国的抵抗政府打交道，已成为1938年春天东京最头疼的事了。

第一章 一九三八年（1937年12月~1938年3月） 迷失东京
前面说过，南京战前后，纳粹德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派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日本为此开出停战条件，但最终被蒋介石拒绝。希特勒有点窘，随后叫陶德曼继续调停。其实，德国人所谓的调停，就是互相传话，所起到的仅仅是个传声筒的作用。
南京陷落后，东京又拿出一个更苛刻的“和平方案”。
第一就是叫国民政府承认所谓的满洲国；第二是中国放弃抗日政策；第三是在华北和内蒙古设立非武装区；第四是华北特殊化（建立一个“更自主”的政权）；第五是内蒙古自治；第六是共同防共；第七是在华东设立非武装地带，上海由中日共同维护治安；第八是“中日满”经济提携，签订经贸矿产等方面的协议；还有最后一条，那就是向日本赔款。
中国何以答应？
但日本人在等消息，而且很认真地等。这是日本人的特点。他们给出的最后期限是1938年1月15日。
最后期限到达前4天，东京开了个御前会议，参加者除昭和天皇外，还有陆军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博恭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将、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内务大臣末次信正、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
首相近卫文麿没参加，因为正赶上生病，但天皇急着开，所以没等他。
会上表现得最抢眼的倒不是军部的人，而是内务大臣末次信正。此人来自海军，入阁前曾担任联合舰队司令官。
这个会几乎成了末次一个人在天皇面前的演说。
在末次的鼓动下，会议最终提出：在中国“幡然悔悟”的前提下（接受“和平方案”），重新开启两国谈判的渠道；但如果中国不来求和，东京就将扶植一个新政权，不再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
1月15日到了，中国没理睬日本。
当天上午9点半，东京召开紧急会议。
这一次近卫首相出席了，少言寡语的他似乎已确信自己决断的脆弱性了，正如他一度想跟国民政府谈判，但派出的特使却被军部的人抓回了东京。他这个首相能干点什么呢？
外相广田觉得，这事本应该中国向日本求和，现在搞得像日本求着中国讲和似的，所以他附和末次信正，要求政府不再接触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将其彻底甩在一边。
军部则认为：还可以再等等。
讲话的是求稳的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
总长载仁亲王则在没话找话，问：“我们的方案有很多条，能不能保证一条条传达到中国那边呢？”
近卫首相一言不发。这不是第一次了。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多田认为，现在否认蒋介石政权的存在是愚蠢的。因为那样的话，只会继续把蒋介石政权放在日本的对立面。跟石原莞尔一样，他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同样认为日本首当其冲的战备任务是对付苏联，至少陆军看来是这样。在会上，他提出一个问号：开战之初提出的“膺惩南京政府”到底是什么意思？
多田继而问陆军大臣杉山：“‘膺惩’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仅仅叫中国屈服吗？如果中国不屈服，怎么办？当时有没有人想过？把战争一直打下去吗？一直打到中国屈服吗？这次战争的目的就是要中国屈服吗？”
多田几乎快说上绕口令了。
开会的人互相观望，没人能回答出来。
在那个年代，日本的决断，不是来自于一个如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也不是来自内阁，而是既有内阁因素，更有军部因素。比如，后来接替广田上任的新外相宇垣一成（当年一直没做上首相的那位）一上台就说一定要想办法结束中日战争，只要有第三国调停，日本就会考虑方案。但宇垣说了没两天，升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就说：调停？别开玩笑了，日本不会停战，也不会接受任何调停，一定要继续打下去，直到把中国打得起不来。这是板垣的原话。
而军部因素又分陆军因素和海军因素，更要命的是即使在陆军内部，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观点又不一样，更别指望东京机关和一线日军的观点一致了。
在会上，多田灵机一动，提出个新方案：我们是不是可以抛开德国人，直接找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再深度探询一下国民政府的意思？
没什么人应和他。
广田外相和末次内相都强硬地认为，必须立即终止跟国民政府的交涉。
广田质问多田：“以我的外交经验，现在的中国是没有诚意的！阁下是否不信任作为外相的我呢？”
多田还没回答，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起身说：“政府是信赖外相的。如果陆军不信任外相，那就是不信任内阁，那么内阁只能全体辞职。”
一向没什么棱角的米内也站在了广田一边。最后近卫首相说：“那也只能这样了，按照广田外相和末次内相的意见办。”
多田没办法，回到陆军参谋本部，连夜举行会议，最后决定向内阁服软。
这是陆军最为奇异的一次服软。
多田就是这样一个人，有自己的观点，而且这个观点在当时往往是明智的，但就是缺乏坚持观点的勇气和力量。
1月16日正午，东京电台广播员播发了政府的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对手。”
这就是第一次近卫声明。
这个声明很难说充满了近卫的意志。
不以其为对手，相当于在不宣战的情况下，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所以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启程回国，随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也返回东京。
从政略上讲，东京的这个决定是非常仓促和愚蠢的。
陆军参谋本部虽然有个战争指导课，但整个国家没有一个稳健的战争指导机构。即使开战后设立了大本营联席会议，仍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人的军事战略和外交政略是分开的。此时，中国虽然在战场上失败，但国家战略却一步未失；而日本，尽管前线不断取得胜利，但军事的胜利没法转为政治的胜利，而是随着军事胜利的继续，使局势陷入日本根本没法解决的复杂状态中。
当然，现在日本人还没意识到这个决定的不靠谱。别着急，他们很快就会发现。
东京作出这个决定后，随即出台了一个“不扩大”方针，计划最迟到1938年7月，把驻中国的兵力减少三分之二，在华中方面，把第9、11、101师团撤回国，留下第3、13、18和台湾混成旅；在华北方面，调回第10、16、20、108、109、114师团，只留下一个第5师团。
但计划如果不实施的话只能是计划，前线的战事还在一步步推进着。
早在南京陷落后，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就想把华北和华东两片地区连起来，也就是进行打通津浦线的作战。但被多田骏和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河边虎四郎拒绝，河边发电报给华北方面军的作战课长下山琢磨大佐，说：“部队只能在胶济线（青岛到济南的铁路）警戒，不可南下作战。”
下山在回复中说：“陇海线（连云港到宝鸡的铁路）北面和胶济线南面之间的地域，还有十多万没受打击的中国军队，给予痛击是极有必要的。”
河边的回复是：“如果要打，顶多也是将敌人一时击退，或使其阵地南移，结果对我们来说，只是扩大了占领区，牵制了更多兵力而已。”
在这种观点的对峙下，折中出台了一个占领青岛的计划。
青岛历来被日本人看做是自己的地盘。仗打了几个月，青岛还没拿下，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是多田与河边，也赞成攻取青岛，连接起胶济线。
按参谋本部的计划，以华北方面军的总预备队，也就是板垣征四郎的广岛第5师团为主力进行青岛攻略。
此时板垣的参谋长是樱田武大佐，下辖第9旅团（旅团长国崎登），辖长野佑一郎第11联队和山田铁二郎第41联队；第21旅团（旅团长坂本顺），辖片野定见第21联队和大场四平第42联队；骑兵、野炮兵、工兵、辎重兵各一个联队。
但这时候海军想插一腿，搞来搞去东京最后的决策是，两面合击青岛，把登陆任务交给海军陆战队，第5师团则沿胶济线东进。
问题出现了。
此时第5师团正在保定集结，赶到青岛需要多日。在这种情况下，病了一阵刚来上班的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下村定，担心海军陆战队独自完成对青岛的占领，于是命令刚参加完南京迂回战的国崎支队坐船在青岛登陆。
但日本海军先发制人，提前了行动时间，最后还是跑到陆军前头了：1月10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青岛。国崎支队登陆已是4天后了。又过了几天，老板垣才气喘吁吁地带着师团司令部甩开后面的大部队赶到青岛。
青岛陷落后，下村定的职位被桥本群接替。
指挥杭州湾登陆是下村个人军事生涯中的巅峰，他的另一个记忆点则是1945年秋天作为日本帝国最后一任陆军大臣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下村和桥本交班时，提了一个建议：不等中国喘息，在华东日军的策应下，华北日军沿平汉线直下，穿越中国第1战区而直下武汉。这个作战计划有很大的冒险性，因为徐州周边中国第5战区的野战军还没被肃清。在这种情况下进攻武汉，即使可以击破正面的中国军队，自己的左侧背也会暴露（华北的主攻部队是否够用也是个问题）。兵行诡道，作战的本质就是冒险，三国时邓艾走阴平小道，穿越险山直下成都是最好的例子。
但桥本群也属于稳健派，对下村的提议表现出犹疑，他认为现在部队最需要干的事儿就是休整，最好大家都抱着枪睡上两个月。由于自己已经走人，下村也就没有坚持自己的建议，冒险但有极大价值的直攻武汉的谋略被搁置了。于是我们看到了后来的历史：1938年的春天，日军没有直下武汉，而是步步为营地打徐州。当然，即使按下村的计划，也不可能迫降中国，但却可以给正向西南大后方转移的中国造成极大的困难。
这叫人联想到战争末期，1944年底，冈村宁次接替畑俊六出任在华日军最高司令官后，很快就制定了以两支最强日军第3师团和第13师团为主力合击重庆的计划，1945年的湖南雪峰山会战实际上是其中一部分。假如冈村早一年上任的话，后来的局面未尝可知。但偏偏过于求稳的畑俊六长期担任最高司令官，使历史在这里出现一丝神秘的模样。
所以说历史的改变很多时候都来自于细枝末节上。而决定细枝末节的，则是相关位置上的那个人。
桥本上任第二天，作战部战争指导课（课长崛场一雄）搞了个昭和13年（1938年）陆军用兵指导大纲。按给出的计划，最晚在1941年结束战争。
随后桥本带着大纲去参加内阁的碰头会。
在会上，话多的还是内相末次信正，他跟桥本说了两点，一是内阁拿不到陆军确切的有关国民政府想法的情报，二是要求立即进攻武汉和广州（末次倒是意识到马上攻占武汉的价值）。
桥本在日本军中属于老实人，但老实人也有发怒的时候，那位本应负责国内事务的大臣实在是喧宾夺主了。
桥本告诉末次，无论打哪儿，前线的军队都要休整一段时间。
说完居然就走人了。
回去后，桥本把作战课长河边虎四郎喊来，叫他把这个意见通知陆军大臣杉山和次官梅津美治郎。请注意，桥本用的措辞是“通知”，而不是“征求”。
桥本随即在参谋本部召开整军会议，先是把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从南京调出来，回归华北方面军建制。然后对华东日军进行了布置：
牛岛贞雄第18师团驻杭州；
伊东政喜第101师团驻湖州；
第6师团在芜湖一线。师团长谷寿夫在1937年12月28日已经被调回国内，新师团长由稻叶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大阪人）担任；
第5师团国崎支队也回归华北方面军建制；
藤田进第3师团主力在镇江；
吉住良辅第9师团主力在苏州；
荻洲立兵第13师团主力开往安徽滁县警戒；
第11师团天谷支队接替第16师团警备南京（1938年1月16日达到，一周后最大的屠城恶魔第16师团启程离开南京）。
桥本随后又把末松茂治第114师团从华东调到华北待命。同时，把国内的旭川第7师团转调中国东北，加强对苏联的警备。
桥本最后一个动作，是直接“注销”了柳川平助第10军的番号。
这还不算完。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已被叫回东京，实际上是因为南京大屠杀在国际上引起公愤而被撤职。桥本不但将第10军番号取消，而且下令改华中方面军的番号为华中派遣军。此时，陆军教育总监畑俊六大将出任新司令官，参谋长则是河边虎四郎的哥哥——“七七事变”的主角之一河边正三，但武藤章依旧担任副参谋长。
畑俊六，日本帝国最后一位陆军元帅。
他与松井相似，说的是相貌、身高，都是个小老头的模样，矮小奇瘦。随后几年里，除了短时间做军事参议官和陆军大臣外，一直都担任日军在华最高司令官。
畑俊六上任后，下达的第一个命令，是叫荻洲立兵的第13师团向北扫清淮河一线的中国军队。
荻洲带领师团司令部进抵安徽滁县，随后把主力推进到池河（定远县东南）一线，然后迅速攻占了淮河南北岸的凤阳、蚌埠、怀远和临淮关。但任务也仅仅是这些。所以在2月10日，荻洲师团占领临淮关后，就计划把主力拉回滁县。
但不料此时风云突变！
北面原本在胶济线一带的矶谷廉介第10师团沿津浦线迅速南下，荻洲师团于是被电令在原地待命，作好继续向北攻击的准备。
到底发生了什么？
展开1938年春天的日军作战地图，会发现华北方面军第1军主力还在山西转战；山东方向的第2军，占领济南后，前锋推到济宁、蒙阴、青岛一线。按当初多田骏通过河边虎四郎传达给寺内寿一的命令，第2军的部队只能留在胶济线附近。桥本群上任后，虽然搁置了下村定快速奇袭武汉的计划，但这个方案并没在他脑子里完全消失。虽然保守如他，但毕竟坐在作战部长的位子上，不得不考虑直接进攻武汉的作战价值，况且连内相末次信正都想到了这一点。
桥本跟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关系不错，这一天下班后，在东京的一个酒馆里，两个人盘腿喝着酒，聊到这个问题。
梅津直截了当地告诉桥本，说现在最好的作战计划就是同意寺内寿一的要求，进行津浦线作战。
桥本问为什么？
梅津说：“现在北平和南京都成立了新政权，需要把这一区域连接起来，为此打通津浦线是难免的。”
桥本突然说：“直接进攻武汉对蒋介石政权更具威胁吧？”
梅津吓了一跳，想了想，说：“帝国已经不再视其为对手，他无足轻重。”
这话从梅津嘴里说出来，让桥本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但梅津又补充了一句：“进行津浦线作战，攻占徐州后，仍可以进攻武汉，那时候沿陇海线挥师中原，取郑州后再拐弯沿平汉线南下，依旧是不错的选择。”
喝完酒后，桥本没回家，而是重新回了参谋本部，叫值班人员给寺内寿一发了电报，问他进行津浦线作战的目的何在？
第二天，收到寺内的回电，答复居然跟梅津所说的一样。
寺内的解释是：鲁南、苏北仍有大量中国军队，必须对他们加以消灭。
桥本把寺内的电报给河边虎四郎看。
河边有点怪，他既否定了武汉作战，也否定了津浦线作战，认为日军的当务之急是稳固占领区。
桥本叫河边起草这一年的作战计划。随后叫河边带着计划飞往中国，华北方面军、蒙疆兵团、关东军、朝鲜军，一家一家地走，一家一家地传达命令。河边没去华中派遣军那里。因为离开东京时，他哥哥河边正三在正好回东京公干，于是他把命令直接给了作为华中派遣军参谋长的哥哥。
在北平，河边虎四郎向寺内寿一下达了华北方面军的作战任务。什么任务呢？保证现在占领区即胶济线和黄河北岸地区的治安。同时，叫寺内寿一解释第10师团位置越来越南移的原因。
这个蛛丝马迹被河边发现了。
寺内告诉河边，现在他手下的第1军刚刚完成平汉线中段和山西作战，已经把司令部推进到位于冀南的石家庄。第2军的矶谷廉介第10师团，自去年底占领济南后，沿津浦线追击中国军队，连克兖州、曲阜、邹县、济宁；第5师团正在配合其行动。他的解释是：这完全是追击眼前之敌，绝非擅自深入南部进行作战。同时，还要求大本营批准往南部投放更多兵力，扫清这一带的中国军队。
回到东京后，河边把情况一说，桥本群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节骨眼上，以谨慎保守著称的河边虎四郎另有任命，继任作战课长的是陆军省军事课高级课员稻田正纯。
稻田一上任，形势马上不一样了。
这是个激进的家伙，他立即批准了寺内要求增加南进兵力的要求，认为进抵鲁南滕县、临沂一线不成问题。在寺内寿一的要求下，完成淮河作战的第13师，也被命令继续北上，呼应南下扫荡的第10师团和第5师团。
实际上，这就等于下达了打通津浦线的命令，揭开了徐州会战的大幕。
寺内原本就是个平庸的军人，而稻田则属于愣头青式的角色，他们的合力无意间帮助了中国，因为置津浦线于不理而迅疾直下武汉的可能性已彻底没有了。这样一来，中国向西南大后方转移的时间就至少多出了5个月。华北方面军的参谋长是足智多谋的冈部直三郎，他没有拦住寺内的欲望是件可悲的事。寺内到底是怎么想的？或许，这位有着贵公子背景的“官二代”只是希望南北对撞，享受一下跟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会师的感觉？

第二章 战徐州（1938年3月~1938年6月） 坂本，别走
荻洲立兵带第13师团北上呼应的情报最先被武汉军令部情报厅拿到。蒋介石随即将荻洲师团的动向通知给在徐州的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同时，给第3战区的顾祝同发了份急电，叫他派部队在第13师团后面进行牵制作战。考虑到李宗仁那边兵力不足，又把廖磊第7军从第3战区划到第5战区。最后，叫第1战区的程潜随时作好支援第5战区的准备。
抗战爆发后，白崇禧飞赴南京，与蒋介石协商抗战大计，李宗仁留在广西，编练新军。淞沪会战期间，李被任命为第5战区司令长官，进驻徐州，战区在鲁南和苏北的津浦线两侧以及陇海线东段。
韩复榘擅退，津浦路正面洞开，为安全起见，蒋介石希望李宗仁把第5战区的司令部从徐州迁到河南归德（今商丘）或安徽亳州。但李还是坚持留在徐州，因为交通和通讯便捷，有着四通八达的电话网。假如迁到归德或亳州，只能依靠无线电了，电报来回及翻译耗时太长，而且容易被日军破译，于军事指挥大不利。
此外，还有极重要的一点：司令部及其兵力集中在徐州周围，等于是内线作战（如圆形堡垒一样，与从外面进攻的多路敌人进行作战）。内线作战看似被动，但一旦打好了，在保证内侧交通线的情况下，可以互相穿插，对外围分散的敌人各个击破，后来张自忠部在徐州战场上南北纵横，对友军多次进行支援，就完全得益于内线作战的好处。当然，内线作战也有致命处，一旦打不好，包围圈会越来越小，有被敌人围歼的危险。
就在李宗仁拿到蒋介石发来的情报不久，另一份军情摆在了案头：青岛失陷后，板垣师团沿胶济线西进，攻到潍县后转向南攻，连破高密、诸城，兵锋直指鲁南重镇临沂。
鲁南的临沂和滕县，徐州北面的两扇大门。
各路援军此时还没到达第5战区，李宗仁手上人手很少，又没总预备队。想来想去，只好急命庞炳勋带第3军团去临沂阻击日军。
第3军团正在守备苏北海州，军团长是兼着第40军军长的庞炳勋。
此人是个长者，早年在直系军阀里做事，在跟奉系的战斗中被炸残一条腿。跟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他也跟过冯玉祥，而且打过韩复榘，袭击过张自忠。其人虽谈不上狡猾，但总有小算盘，最会保存实力。后来，到了1943年，在一次战役中陷入困境，终于降了日军。有人说，那也是为了保存实力，暂时的。其实，历史哪有那么复杂？汉奸就是汉奸，就跟他在1938年的春天即将成为英雄一样。
按后来李宗仁的回忆，庞炳勋被划入第5战区，到徐州面见李时，两个人有一场对话。
李宗仁说：“庞将军久历戎行，论年资，是老大哥，而我是小弟，本不该指挥你。这次抗战，在战斗序列上，我被编为司令长官，担任一项比较重要的职位而已。所以在公言事，我是司令长官；在私交言，我们是如兄如弟的战友，不应分什么上下。”
庞炳勋说：“长官客气了。”
李宗仁又说：“我们在内战中搅了二十多年，虽然时事逼人，我们都是被迫在这漩涡中打转，但是仔细回想那种生活，太没有意义了！黑白不明，是非不分，败虽不足耻，胜亦不足武。今日大如人愿，让我们这一辈子有一个抗日报国的机会，今后如能为国家、民族而战死沙场，才真正死得其所。你我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也值了。这样才不愧做一个军人，以终其生。”
李宗仁的一席话如情感炸弹在庞炳勋内心深处炸开花。后来老庞死守临沂，与这一席话有着直接关系。
当时庞炳勋说：“长官德威两重，我们当部属的，能在长官之下为国效力，天日在上，万死不辞，长官放心——”
放什么心呢？
庞炳勋说：“我这次决不再保存实力了，一定同敌人拼到底。”
李宗仁说：“好！”
他叫庞炳勋火速驰援临沂。可以说李宗仁的思想工作做得真不错，因为老庞爽快得提兵就走了。
庞炳勋虽然挂着军团长的名号，但下面实际上只有1个军，也就是第40军。这个军下头有多少部队呢？只有一个师。一个装着一个，一个装着一个，名号很多，但实际上就那么点人。加上直属特务营，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各一个营，以及骑兵连和手枪连，满打满算5个团，一万多士兵。
这是支地道的杂牌军。
不过，如果看第40军总参议李瘦吾的回忆，会发现，这支部队的武器装备并不差，人虽然只有13000人，但装备有：步枪8000支，手枪900多支，重机枪60挺，轻机枪600挺，掷弹筒200多具，山炮4门，轻重迫击炮60多门。
这个数字甚至叫人产生怀疑：一万多人的部队，即使补充了武器，会有600挺机枪的配置？
李瘦吾是第40军总参议，执行参谋长之职，虽然他的话是最原始的资料，但在这里也只能存疑。
只说临沂，古之琅琊，诸葛亮和王羲之的老家，魏晋六朝第一豪门王氏的郡望所在地，虽是人文胜地，但也躲不过1938年的硝烟。还好还好，那些历史长河里的人物注视着后来者，并给他们以力量。
庞炳勋把指挥部设在南关省立乡村师范学校，构筑前进阵地和主阵地后，以一个旅守城北诸葛城，一个旅守城东相公庄，城内是补充团，炮兵及直属部队在城南军部附近。
庞军团到达临沂不久，李宗仁就打来电话，说从青岛撤下来的部队正在莒县跟日军厮杀，叫庞炳勋立即派人增援。
庞炳勋派出去两个团。
在路上跟一股敌人遭遇。按拿到的情报，说这股敌人是伪军，但打着打着觉得不对，因为对方火力太猛，再侦察，才知道来者是日军第5师团的坂本支队。支队由步兵第11联队（长野佑一郎）、第21联队（片野定见）为基干，加上野炮兵两个大队和山炮兵一个中队，共5000多人，支队长坂本顺少将（第21旅团长）。
遇见的日军，则是坂本支队的前锋，片野定见联队的一部。
庞炳勋这两个团，总算突破了日军拦截，赶到了莒县，随后一个入城，一个在郊外，本想互相呼应，但实际上这种陈旧的战法起不到这个作用，结果被日军分割，两边失去联系，最后城里的人只好再突围出来。
两个团损失惨重。从莒县撤下来，片野联队一路追赶，追到了1938年3月5日，顺势攻占了临沂外围的汤头镇。
临沂一下子有了敌情。
开战后，日军第5师团除一部在平型关被袭击外，在其他地方几乎没打过败仗，一时间成了日军表现最好的部队，后来板垣征四郎从师团长的位子上直接升任陆军大臣，虽有其他因素在里面，但跟师团的战绩也有很大的关系。
如此说来，就可以想象坂本顺的心态了，面对小小的临沂和一支杂牌部队，按他的计划，两天攻下临沂算是客气的了。
坂本拉过来坦克二十多辆、野战重炮三十余门，狂击临沂县城北6公里处的诸葛城阵地。
但庞炳勋也不含糊，在诸葛城一线，叫部队跟日军展开近距离炮战。
中国这边的山炮，如按通常的炮位布阵，很容易被日军的重炮压制而摧毁，所以就把山炮当迫击炮使，等日军逼近了再开炮，一时间巨响隆隆，一名团副甚至被炮声震昏在战壕里。
只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才能体会到战争的残酷。这并不是一句废话。
多日激战后，补充团也被顶到一线，其中排长李宗岱受命在葛沟阻击日军。
领命后，李宗岱带弟兄们立即出动。这个排有6挺轻机枪，每人背后一把大砍刀，虽然还是初春天气，但很多人光着膀子。
3月9日，日军摸至葛沟。
据侦察，阵地正面是日军的骑兵部队。李宗岱侧耳贴着地面，判断日军马蹄声的远近。他叮嘱身边的士兵，即使日骑进入射程也不要着急开枪，一定等他的命令。
日军骑兵出现在地平线上，最前面的一名骑兵举着军旗，后面的骑兵舞动着马刀。
日军每个师团都有一个骑兵联队（特设师团有的为骑兵大队）。虽然当时日军对骑兵的使用已经非常少了，通常只起到运输作用，但并不是说就完全杜绝了骑兵的冲锋。
在阵地上阻击骑兵是个技术活儿。离远了打吧，由于骑兵在疾速运动中，所以命中率会很成问题的；近点打吧，虽然命中率相对会提高，但阵地却容易在瞬间被敌骑冲垮。李宗岱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当日骑相距300米左右时，他仍一动不动。当日骑大约又前进了几十米后，他狠狠地一挥手，大喊一声：目标！正前方敌人骑兵！瞄准马头！打！
一时间，机枪、步枪同时开火，奔在最前方的马头最先中弹，马上的日军旗手凌空摔了出去，后面的同伴纷纷中弹……
这个距离拿捏得恰到好处。
日军步兵随后跟进，但不是很多，也就一个中队，冲了两次都被打了下去，于是在对面构筑战斗工事。
李宗岱当夜即决定发起袭击，绕道日军阵地的侧翼，对其拦腰一击。他选了20名战士，步枪上好刺刀，每人腰挂8枚手榴弹，背一把大砍刀。
当迂回到一处山坡时，听到坡下传来铁锹挖地的声音。李宗岱立即做手势，敢死队停下来。那是构筑工事的声音。李宗岱带了两个队员，从旁边的一条小路摸了下去，远远望见两个黑影在抡着铁锹，知道碰到日军工兵了。
李宗岱带人潜行。
到距离日军10米左右的地方，看到地上有挺机枪，还有两箱子弹。箱子上，放着两顶钢盔。两个日军工兵一个抡十字镐一个用铁锹，正埋头干活，构建机枪掩体。
李宗岱从背后抽出大砍刀，跟一名队员对了下眼神，后者心领神会，两人一块数道：“一，二，三！”
话音刚落，他们就已冲了上去，就在其中一名日军转身时，李宗岱的刀已经落了下来，那个鬼子的半边肩膀被砍了下来；另一个鬼子听到惨叫时，李宗岱的同伴已经把刀捅进他的肚子。但那鬼子似乎还想反抗，李宗岱的同伴咆哮着往前顶，直到鬼子死死地钉在坡壁上。李宗岱对倒在地上的鬼子补了一刀，抬头时，发现又冲过来4个戴着钢盔的鬼子，前面两个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后面两个正在装刺刀。
此时其他敢死队员也上来了，李宗岱带人飞扑眼前的日军。
日军是蚁集的动物，又是负隅顽抗的动物，意思是说：在一个场景里，当其人数居多时，他们不会怕什么；虽然人数少，但却非近身战斗，他们也不怕。可一旦他们人数少，而且又是近身格斗时，他们的恐惧心理就会成倍放大。所以当李宗岱带敢死队员扑向他们时，那几个鬼子立马含糊了，竟转身朝旁边的阵地逃去。
落在最后面的一个，被追得最快的敢死队员一刀砍在后背上，栽倒在地。
李宗岱带人顺势突入日军阵地。肉搏中，日军搞不明白来了多少中国军队，一时间无心恋战，向后退下去。
在葛沟，日军攻了8次，最后都被打了回去。
李宗岱因功提升上尉连长，连获两枚血染的勋章，但他的连最后只剩下了29名士兵。
庞军团的顽强抵抗不但叫日军吃惊，也让李宗仁多少有点意外。他有把握叫庞炳勋不耍滑头，但庞部到底能支撑几天他实在不晓得。而现在庞炳勋给了他一个惊喜。惊喜是惊喜，部队伤亡也确实惨重，庞炳勋最后不得不向李宗仁求援。
电话是战区参谋长徐祖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江苏昆山人）接的，问：“你还有多少预备队？”
炮弹爆炸声不时响起，庞炳勋怕那边听不清楚，于是扯着嗓子喊：“前两天还有个补充团，现在也已经顶上去了，我手里已经没人了，连警卫连都到诸葛城增援了。再往一线顶的话，只有我自己拎着枪去啦！”
徐祖贻说：“庞军团长！你不要担心，李长官心里有数，在你来电话前，援兵就已经派出去了，天黑前必到临沂，这半天你一定稳住正面，一定要顶住！”
庞炳勋问：“哪支部队过来？”
李宗仁的这个战区参谋长，是那个年代最出色的参谋人才之一，早年于东北军任职，后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进修，军事素养极佳。为人精明干练如他，此时却有些闪烁其词，但军情紧迫，不容扯淡，只好如实相告：“59军。”
作为第59军军长的张自忠，已经从公众视野里淡出半年多了。他本来率部驻在河南，归第1战区节制，津浦线危急后，军委会将其编入第5战区，经归德来到徐州。
见过李宗仁后，张自忠一度奉命驰援正在淮北跟第13师团打的于学忠，但后来由于淮河之围暂解，张自忠又率部北往。过津浦线上的一个小站时，看到冒死工作的铁路职工，张大为感慨。
在小站，有集会的各界人士，张自忠受邀演讲，谈对时局的看法。其间，有人这样问：“张将军！去岁‘七七事变’，我们看当时报纸有消息称，日本人有个命令，就是只打冯治安的部队，不打您的部队，而且您也曾访问过日本，对此您现在有什么解释呢？”
张自忠说：“对兄弟过去做的一些事，国人不谅解我，骂我是汉奸，这是兄弟终身所痛心的一个污点，只有留待用事实来洗雪，所以我现在是无话可说的。”
在徐州，得闻兖州被日军围攻，李宗仁又命张自忠驰援兖州，3月12日傍晚到滕县下火车后，得知兖州已失。正在这时候，又接徐祖贻来电，说庞炳勋所守的临沂处于危急中。张自忠苦笑。怕什么，来什么。
1930年中原大战时，庞率军反戈，弃冯玉祥而投蒋介石，并就近袭击了张自忠的部队，一颗炮弹砸下去，张差点被炸死。多日前，在徐州，张自忠跟徐祖贻闲聊时曾说：“作为戴罪之人，自忠各战场皆可一死，但我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作战，更不愿受其节制。”
后计划调张自忠部驰援临沂时，徐祖贻是非常担心的。但李宗仁叫他不必忧虑，说：“我与北方将领不太熟，唯独这张自忠倒是有些交情。”
原来，去年的时候，张自忠从北平潜行到南京后，媒体皆喊杀汉奸，军委会中也有人建议设立军事法庭对张进行三堂会审。张自忠无言以对。后李宗仁到南京开会，颇闻张之名，于是倾情相邀，张羞愧不至，经再三邀请，才拜见李，按李宗仁的说法，张甚至不敢抬头。李见张终是忠诚老实之人，便在开会之余给蒋介石说了张的情况，蒋本意也不想制裁张，说：“好吧！让他回去，到第1战区做军长，戴罪立功。”
李宗仁说：“张自忠必不会不顾大局。”
的确，张自忠带部队乘火车由滕县连夜奔赴临沂。
在火车上，张自忠跟副军长李文田、第38师师长黄维纲（行伍出身，河南项城人）、第180师师长刘振三讨论军情。
刘振三说：“军长！我们可去救那庞瘸子？当年您可差点死在他手啊！”
张自忠听到这话，开始沉默不语，后来笑了，说：“你倒提醒了我。不过，我们救的不是庞瘸子，是另一支中国军队。”
刘振三虽解张自忠之意，但自己还是没法接受，说：“军长，要救您去救，我不去！这个扣，我解不开。”
张自忠说：“你要不去，就回徐州给我待着！”
刘振三说：“回就回！”
两人是生死之交，说话并无顾忌。李文田、黄维纲等人并不插话，都闭着眼睛半睡，后来就真的睡着了。这些天，在津浦线上东奔西走，他们太过疲惫了。
列车到峄县，天色大亮，新一天又到来了。
对当时的中国军人来说，每当天色熹微时，就是又一次战斗到来的时候。叫醒耳朵的，是日军呼啸而至的战机。在车站的军用电话点，张自忠接到李宗仁的电话。当时，李宗仁安慰完徐祖贻，发现自己心里又没把握了，想来想去，还是决定给张自忠打个电话。
李宗仁开门见山地问：“荩忱（张自忠字），可去？”
张自忠说：“可去。”
李宗仁说：“如何可去？”
张自忠说：“为民族计，皆友军。”
李宗仁再问：“可受庞指挥？”
张自忠说：“绝对服从命令，请长官放心。”
李宗仁说：“你与庞之旧怨，我知道一二，本不想派你，但如今战区两面受敌，各在其位，不可擅动。庞虽打过你，那是不光彩的内战，如今他在前线，孤军瘸腿，与倭寇死拼。以大义为重，不计前嫌，我知道你也定会如此。”
尽管如此，徐祖贻还是向李宗仁请命，自己往临沂走一遭。李宗仁觉得这样也好，在作战计划上，徐祖贻可以帮助一下庞炳勋。
就这样，徐祖贻带了个警卫班，乘一辆吉普出徐州北门，一路风驰向临沂而去。
再说张自忠。从峄县下车后，他带部队强行百里，也正在往临沂赶。
徐祖贻比张自忠早到了半天，一进庞军团在城南师范学校的指挥部，就发现这里离一线太近，炮弹不时凌空而过，便对庞炳勋说：“军团长靠近一线，精神可嘉，但万一被日军炮弹击中，则群龙无首，损失更大，当立即转移指挥部。”
庞炳勋还来劲了，说：“如果我庞某临危后退，前方将士必然动摇，那样的话临沂就难保了，这个罪责我担负不起。”
两个人争论了半天，最后电请李宗仁。李在此时只能挺庞炳勋。
3月12日太阳落山之际，张自忠率部也赶到了临沂。
此时鲁南大地浸在一片冷暖交加的霞光里。县城以北的诸葛城方向枪声不息。张自忠随即前往庞炳勋的指挥部。
在门口，四手相握时庞炳勋有些惭愧，说：“想不到老弟能来。”
张自忠说：“今日之事，不必多言。自忠也不讲大道理，而且你我也没时间说这道理。鬼子就在面前，拿地图来吧！”
话音未落，日军的一颗炮弹砸在院子一角，爆炸声震耳。
过了一会儿，徐祖贻从院子里跑出来，顾不得跟张自忠打招呼，直接埋怨庞炳勋不听他的话。庞炳勋则拉着张自忠的手，说：“你看我这里多热闹。”
在指挥部，三个人坐定。
庞炳勋对张自忠说：“徐参谋长来前在电话里问我手里还有多少预备队，我说警卫连都增援到一线了，再有就是我老庞自己了。现在你来了，真是太好了！”
望着庞炳勋的样子，徐祖贻笑了，张自忠也笑了。
庞炳勋说：老弟呀，人家皆说你要在北平当汉奸，反正我不是相信那些谣传的！
张自忠摆摆手，说：“不要提这些了，自忠终会用行动向国人做出说明。还是讲一下敌情吧。”
庞炳勋也觉得自己的话有些不妥，于是立即叫参谋介绍军情。庞炳勋的意思是叫张自忠把主力放在战斗最激烈的诸葛城，余部守城。
徐祖贻说：“不可。”
徐祖贻解释说：“敌强我弱，推到北线的话，则又陷入日军炮火的正面；如固守县城，那么弱者愈弱。所以不如攻袭日军的侧背。”
张自忠也同意这个计划，说：“我的部队急行军到临沂，非常疲倦了，似宜稍作休息，但兵贵神速，对日作战必须打破常规，获胜几率才更大。我现在即可派出有力一部趁夜色渡沂河，迂回包抄日军。”
在徐祖贻的主导下，形成的作战方案是：仍以庞炳勋第40军主力坚守临沂正面，张自忠第59军黄维纲师渡过沂河，袭日军右翼；第40军补充团和骑兵部队向日军左翼袭击，两支部队以汤头镇为会师目标。第40军工兵营和直属特务营为总预备队，由第39师师长马法五（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河北高阳人）带领，随时准备策应，行动时间定于3月13日太阳落山前。
3月14日凌晨4点，黄维纲带着部队冒着蒙蒙春雨渡过了宽百米、水深至膝盖的沂河。
此时坂本支队主力在庞军团正面，打着打着，不料张自忠强渡沂河，攻其侧背，于是急忙分兵反攻。渡河的部队，有一个旅为行军快捷，没带重武器，所以在日军反击后攻不上去，又退回沂河对岸。张自忠为此大怒，立即把旅长给撤了，叫部队携带装备后再次渡河进击。而此时，日军也开始迂回，这本来就是他们最拿手的，于是张自忠又派出一部驰援渡河部队，中日两军遂陷入胶着。
3月16日傍晚，由于第59军伤亡很大，徐祖贻叫张自忠把部队撤出战场，喘口气。但张希望再给他一天一夜的时间，如果仍不能击退日军，则自行转进休整。
当天深夜，张自忠召见了两个师长：黄维纲和已经从徐州赶来的刘振三（终于想通了），叫他们把手里所有的山炮、野炮和重迫击炮都顶到一线，并带上所有的炮弹，在17日天黑前必须把炮弹全部打完。同时叫黄维纲派出敢死队，袭击沂河对岸刘家湖的日军辎重部队驻地。
敢死队由第228团团长刘文修亲自带领，趁夜色行动，摸向刘家湖。
刘家湖全村的日军，除了辎重兵外，还有一个步兵中队，一共300人左右。
刘文修先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在夜色的掩护下潜入村子，袭击日军的指挥部。主力隐蔽在村边的树林里。
排长徐丹青一行人干掉村口的日军游动哨后，顺着村中主道搜索前进。
日军指挥部设在村中央小广场旁的一个地主大院。日军来的时候，村民都跑了，但这家地主没跑，稳坐中堂，结果一家人都被日军吊死在门口对面的大树下。
9具尸体高低不同地挂在树上，在夜风中摇晃。
在临近广场后，看到日军另一名游动哨。日军显然没想到中国军队来袭，所以只安排了游动哨。徐丹青一枪把那个哨兵干掉。枪声也是进攻令。大院里睡觉的日军顿时陷入混乱。这时候，刘文修率主力进入村子，他把团里所有的迫击炮都带了过来，逐一轰击日军所在的院子。加上一捆一捆手榴弹，日军来不及组织反攻，就被消灭了一半，残部边打边向村西北退却。
坂本顺听说辎重部队遇袭，立即派人搭救，但前后四次都被张自忠的部队拦截。
这是临沂保卫战的关键一役，后来坂本支队后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弹药跟不上了。
3月17日午后，临沂之战进入最激烈的时刻，张自忠部队的炮弹全砸向了日军阵地，日军的阵脚终于乱了。黄昏时，张自忠下令全线出击，仅有的一个反坦克排也奉命跟随部队行动，最后还真派上了用处，当追到一个叫三官庙的地方时，退却的日军用四辆坦克吓唬中国军队，这个反坦克排立即冲上去，很快就摧毁了其中的两辆。
在一个叫苗家庄的地方，刘振三第180师三出三进，杀伤日军600多人，将其彻底撵回汤头镇。战后师作战参谋顾相贞查看战场，看到层层叠叠的日军和中国士兵的尸体纠缠在一起。在一个树林，发现几十名日军的死尸拥簇着一个中佐级的军官。这当是整个临沂之战中第5师团被毙杀的最高级别的军官，一个大队长。
多日后，顾参谋再度查看战场，那是在一个叫展庄的地方，硝烟散尽后，600多名阵亡的中国士兵被集体安葬。看到木牌上的名字，顾相贞百感交集。其中有他当排长时的老兵近20人。此时面对孤独的坟茔，除了敬一个默默的军礼外，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此时张自忠的部队伤亡已经非常大了，但坂本支队——具体地说是片野联队首先顶不住了，联队长片野定见沮丧地下达了放弃汤头镇向莒县撤退的命令。
张自忠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
3月18日，张自忠接到战区命令，留下一个旅后，带主力转进费县，临沂仍由庞军团守卫。但刚走没多久，坂本支队援军就过来了，于是张又接令再援临沂。
在庞、张的通力合作下，临沂坚守了一个多月，创造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奇迹。正因为在临沂牵制了第5师团，为李宗仁在台儿庄围攻第10师团濑谷支队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到4月19日临沂弃城时，台儿庄大捷已经结束两个多星期了。张自忠因功被升为第27军团长。但叫他最高兴的是，3月30日，他接到武汉军委会通知：因在山东战场表现出色，撤销因平津丧失而受到的“撤职查办”的处分。

第二章 战徐州（1938年3月~1938年6月） 3万发炮弹和4万枚手榴弹
1938年1月4日夜半时分，川军第22集团军第45军的团长姚超伦和士兵乘火车到达山东临城车站。
士兵们还在车厢里睡觉，姚超伦先行下车，此时整个车站空空荡荡，只有几个铁路职员和护路警察的身影。
姚超伦碰到巡夜的站长，问临城方向的情况。
站长说：“临城前面已经没有我们的军队了，最后一列从滕县开回来的车到了后，我们也要撤了。”
一名工兵少校溜达过来，递给姚超伦一支烟，问姚是哪个部队的。后者说川军。工兵少校“哦”了一下，说：“你们也过来？”
姚超伦说：“从山西过来的。”
工兵少校说：“那边情况怎么样？”
姚超伦说：“也不太好。”
姚超伦随后问眼下的敌情。
工兵少校说：“日军已经打到邹城了，滕县北面的铁路桥已被我们炸毁，现在我正计划爆破滕县到临城间的另一座铁路桥。”
姚超伦猛地吸了两口烟，说：“现在就炸？是不是早了？”
工兵少校说：“你们有计划吗？是去滕县御敌，还是留在临城？如果你们北上滕县布防，那么我们就延缓炸毁临城和滕县间的铁路桥。”
姚超伦说：“我们团现在领的任务是在临城待命，但情况我会立即向上汇报。”
两个人蹲在站台上又说了会儿话。
姚超伦随后把敌情上报，便接到带部队去滕县前方二十里铺警戒的命令。就这样，徐州会战序幕的另一半，在滕县拉开了。
前面讲过，抗战爆发后，川军出川，一路赴华东，一路入山西。进入山西的部队表现一般，说的是邓锡侯第22集团军（第41军和第45军）。出川时，军需草草，沿途又无兵站补给，需要自行筹粮，不时发生抢拿百姓东西的事件。进入山西后情况更糟，由于武器低劣、精神涣散，跟日军一触即溃。溃败后，军纪更为涣散，以至打劫了阎锡山部队的军火库。
阎锡山直接给蒋介石打电话，死活叫蒋把川军调到别处去，总之他的第2战区是不要了。蒋叫人问程潜的第1战区要不要，不料程潜也不要，而且在电话里一口就回绝了，说自己手下不缺人手。最后补了一句：即使缺的话，也能克服。
话传到蒋介石那里，他也火了，不是火程潜，而是火川军，大怒道：“那就把他们调回去，叫他们回四川称王称霸吧！”
此时报告军情的白崇禧正好在场，便道：“委员长息怒，既然两个战区都不要，那我问问第5战区要不要？现在日军正沿津浦线南下，他们正是需要人的时候。”
蒋介石皱着眉头，立马叫白崇禧给李宗仁打电话，后者说：“要要要，诸葛亮扎草人做疑兵，他们总比草人强吧？”
就这样，在第22集团军代总司令孙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期，四川绵竹人）的带领下，这支部队从山西经河南来到第5战区。
一到战区，李宗仁立即调他们去邹县拦截日军第10师团。当孙震带人赶到滕县时，邹县已经失守。这意味着什么？孙震当然知道，他迅速以第122师、第124师占阵地，两支部队由第122师师长王铭章（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四川成都人）统一指挥。王铭章刚把部队摆布开，日军就到了。
第10师团的师团长矶谷廉介不用多介绍，参谋长是堤不夹贵，平津战时出现过。下面是第8旅团长长濑武平，辖沼田多稼藏第39联队和西大条胖第40联队；第33旅团长濑谷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枥木县人），辖赤柴八重藏第10联队和福荣真平第63联队。其他骑兵、野炮兵、工兵、辎重兵联队一个不少。
具体到濑谷支队，由第10联队（缺一个半大队），第63联队，独立机关枪第10大队，独立轻装甲车第10、12中队，野炮兵第10联队（缺一个半大队），野战重炮兵第2联队一部，中国驻屯炮兵第3大队（两个中队），工兵第10联队一个中队，兵站汽车15中队，以及临时山炮兵和野炮兵各一个中队组成。这还不算，野战重炮第1旅团司令部也随该支队行动。
从组成上说，濑谷支队复杂而庞大，尤其是在炮兵方面，居然超过了一个完整师团的火力配置。为什么矶谷廉介把这个支队武装得这样强悍？实在是件值得人琢磨的事。因为此时鲁南战场上的中国部队都是些杂牌军，作为中央军精锐的汤恩伯的部队还没赶过来。如果一定找个理由的话，只能是矶谷不想打任何的胶着战，而想在鲁南战场一步到位。
每次战役都有自己的特点，如果说临沂之战外围打得激烈，那么对滕县之战来说，最惨烈的则是城防战。
滕县城防战之所以打得惨烈，除了上面写到的濑谷支队炮兵火力太强大外，还有就是支队长濑谷启没按常规出牌，他汲取了坂本顺在临沂被拖住的教训，所以在外围并不恋战，只留了一支部队牵制中国军队，主力在3月15日直接绕行到滕县城外龙阳店。
此时滕县县城里只有3个师的师部（第122、124、127师）和一个旅的旅部（第364旅），每个师部只有一个警卫连。王铭章急报在临城的孙震，然后扳着手指数自己管的两个师，看看外围的兵力有多少能调回来增强城防。数来数去，只有第727团和第731团的两个营。
王铭章火速给第727团团长张宣武（行伍出身，河南沁阳人）打电话。
这个团在张宣武的率领下正在外围北沙河御敌。王铭章命令张团除两个营不能动外，其余一个营和直属部队立即跑步回滕县。
就这样，张宣武带着七八百人一路狂奔，两个小时后出现在滕县北门。很快第731团的严翊带着另一个营也赶到了县城东门。
王铭章当场任命张宣武为城防司令。
张宣武所在的团本来有轻重机枪6挺，但都留在北沙河阵地，他带回来的这个营力量最弱，4个步兵连，既没重机枪，也没轻机枪，虽有个团直属的迫击炮连，但装备是4门四川造老式迫击炮。
但在这个时刻，即使是只羊，也必须爬上树。
早在1937年年底，按军委会的命令，全国各战区内，无论是县城，还是大的城市，城墙都必须拆除，原因是：“因我现在既不能借之以拒敌，转资敌将来利用以御我，必使我游击、攻取均感困难也。”虽有此令，但实际上很多县城（至少山东一带）的县城仍保留了城墙，这个命令执行得并不彻底。
滕县除了县城城墙，东关外还有一道土围子。日军由东向而来，必先打东关，张宣武叫严翊的营在这里布防，利用土围子构筑战斗工事。然后拿出一个连负责东城城垣，一个连负责北城城垣，另一个连做预备队。这样的话，还有两面城墙没有兵力。王铭章电话打到临城，找孙震要人。当晚10点过，从临城调来一个营（营长刘止戎），除预备队外，其余两个连分别守备南城和西城城垣。
就在王铭章和张宣武为弹药着急时，孙震及时从临城发来一火车的弹药，其中有800箱手榴弹，每箱50颗，一共40000枚。按张宣武回忆，在环城和东关土围子守备的士兵，差不多每人屁股下都有一箱。
张宣武把团指挥部设在城东北角的一家山货铺，通信排已在几处阵地架好了电话线。
现在算下来，整个滕县内的中国守军共有10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连、4个特务连（师、旅部直属）。此外，第124师有个连在当晚到县城取弹药，也被王铭章“扣下”守城。这样的话，总共加起来，有2500多人。算上县长周同指挥的警察部队和保安团，合计在3000人左右。但用在一线战斗的，只有2000多人。
此时的滕县，被大战前的紧张气氛所笼罩，从部队长到士兵都屏住一口气。
等待是令人焦躁的，战争中的等待则多了一份残酷。城垣上的士兵，眼睛直直地盯着正前方。
但滕县外一片寂静。
日军在哪儿？
3月16日黎明艰难地到来了。
7点50分，滕县东关外，地面线上，看到第一面旭日军旗，闪着16道刺眼的红光。
全城猛地一惊。
10分钟后，濑谷支队打过来的第一发炮弹落在东关，西关火车站随即遭到密集的炮击。与此同时，12架日军轰炸机飞临滕县上空，炸弹连绵而下。
仅仅10分钟，滕县就成了火热的锅炉。
滕县四门并未堵塞，因为王铭章还没决定死守滕县。此前他曾告示城中居民尽量撤退。日军到来前，已有不少人撤走，但仍有相当的居民留滞城中。现在，日军的炮弹和炸弹倾盆而下，剩下的居民终于看到战争的血光，于是蜂拥向西门涌去，不到一个小时，县城里就已经没什么居民了。
王铭章师部在西城外电灯厂，看着逃去的居民，他松了口气，随后来到城里，跟张宣武以及另外三名部队长——王志远旅长（第364旅）、陈离师长（第127师）、税梯青代师长（第124师）碰头。
王铭章问张宣武：“守城有没有把握？”
张宣武反问：“守多久？”
王铭章说：“两三天。”
张宣武说：“城里的兵力和城外的敌情师长都清楚，您看可以守多久？”
王铭章说：“守一天多有没有把握？”
张宣武说：“现在城里有10个步兵连，其中6个不是我所属的部队，他们的战斗力如何我没法估计，不能保证守一天多。”
作为部下，张宣武一点也没客气，坦诚地道出自己的想法。
这就对了。因为不是客气的时候。
王铭章说：“张团长！我这样告诉你，援兵最快也得夜里赶来，如果我们不能守上一天多，那就不如在县城外进行机动作战。”
这肯定是一个最佳选择。
随后征求两个师长和一个旅长的意见，他们也都赞同把队伍拉到城外。
王铭章说：“那我现在就给孙总司令打电话。”
电话打到临城孙震那儿，当即被拒绝了。
孙震说：“刚才蒋委员长从武汉来电，要我们必须坚守滕县，等待汤恩伯军团前来解围。他们的先头部队，王仲廉的一个团已经到了临城，后续部队马上赶来，我当催促其迅速北上，你必须确保滕县，以待援军。”
孙震问王铭章的指挥部设在哪儿，后者告知在西城外。
孙震说：“不行！你马上把指挥部转移到城里，以便全盘指挥。如果守城兵力不够，可以把城外的部队再往里调！”
王铭章放下电话，环视众人，说：“死守。”
大家互相看了看。
王铭章叫张宣武派人把县城南北城门堵死，东西城门暂留，保证交通，但也作好随时堵塞的准备。随后王铭章传令给全体官兵，没有他的手令，任何人不得出城。王铭章叫县长周同带地方政府人员先行撤离，但被周同拒绝。他还想帮助军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王铭章只好答应，然后把指挥部搬到了城里。
在渐成围城之际，第127师师长陈离向王铭章告辞。陈的部队都在滕县外围作战。此前请示孙震后，得到了批准。至于其他人，孙震的命令是：不准擅动，违令者就地正法。
就这样，王铭章送走了陈离。
陈带师部一行人刚出城即遭日军阻击，受了重伤。
日军从早晨8点开始炮击滕县，随后两个小时没有停歇，打到10点钟，至少有3000枚炮弹落在城内，场面可想而知。从日军的这个发狠也可以看出，濑谷启企图先在精神上摧毁守城的部队。
东关外的土围子最先遭到日军步兵的攻击。
重炮在这里撕开个一米多的口子。在日军的炮火下，伏在土围子后面的川军士兵在连长吴春雨的要求下一动不动。大家身上都蒙了厚厚的一层土。炮击停止后，观察了几分钟，见对面没动静，日军少尉小岛龟人挥刀而起，干号了一声，带着五六十名士兵冲了过来。吴春雨拎着手枪，屏住呼吸。
他旁边的士兵说：“连长！鬼子过来了！打吧！”
吴春雨摆了摆手，说：“等他们跳过壕沟。”
士兵说：“前面的壕沟离我们连20米都不到啊！”
吴春雨说：“少废话，听我第一枪。”
100米，50米，30米，日军转眼间已经冲到壕沟边上。这道壕沟是周同县长带着民夫挖的，非常宽，不助跑的话，一般人跃不过去。小岛到了壕沟边，发现只能先跳下去，然后再爬上来，因为他不可能神经般地带着士兵退回去，然后再助跑飞跳。
就这样，几十个日军在小岛的带领下，下饺子般跳下壕沟，随后又爬了上来。
就在小岛等人爬上来的第一时间，吴春雨大喊一声：“打！”
第一枪响后，轻重机枪猛然开火，上百枚手榴弹同时扔了出去，包括小岛在内的几十名日军再次像下饺子一样中弹后摔进身后的壕沟，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有一条漏网之鱼，还是条胖鱼。
日军士兵没什么胖子，顶多就是矮壮，但上等兵土屋是个例外，动作也就比较缓慢，当他跳下壕沟时，其他士兵已经爬上去了，就在他蹬腿儿往上爬的时候，上面的一名士兵中弹，身子往后一倒，又把土屋砸了回去，于是他成了这次冲锋唯一的幸存者。
日军的多次冲锋都被中国军队的手榴弹揍了回去。
日军轰开的缺口需要堵塞，但没有现成的沙包，严翊营长当即下令，叫人把堆放在东关附近店铺里的一千多包粮食和食盐搬过来，用以堵塞豁口和加固掩体。
部下迟疑：“这……”
严翊说：“快给老子去搬！城陷了，也是留给日本人！”
这恐怕是中日战史上最奢侈的“防御材料”了。
此时东关右翼阵地的守卫士兵伤亡不小，严翊适时地把残部抽调下来，拿营的预备队重新顶上去。张宣武则拿出团的预备队，交给严翊作为营的新预备队。
打到此时，日军倾泻在滕县的炮弹已近万枚。从日军炮火的密度来说，这已经是开战以来最惨烈的县城守卫战。从张宣武团部到严翊营部有条电话线，从东城门内到东关，只有一里多地，但就是这一里多地长的电话线，在3月16日当天，被日军的炮弹足足炸断了25次。
正午的阳光照耀着1938年春天的滕县，中日双方的士兵在眩晕中暂时失去了听觉。剩下的只是黑白画面中寂静的肉搏，于是那鲜血也变成了黑色的。又一枚炮弹划过头顶，声音从它消失的地方重新灌向耳朵，随即到来的巨大爆炸声再次把画面炸成石榴红。
抗战之初的日军，大多背着行装包，负重比较沉，不利于近身肉搏，而且钢盔被砸后，会遮挡住视线，这时候中国士兵的砍刀就会往肩膀子上斜劈下来。一时间鲜血迸溅，肉末横飞，大刀砍到骨头上发出的奇异的声响令人心惊。
打到黄昏时分，在东关土围子正面，日军发起最后一次进攻。那道壕沟成为日军的生死线。为此日军使出重叠战法。每排步兵50人左右，日军部队长精确计算了时间，在前一排日军于壕沟边战死前，后一排日军可以冲抵。
日军死伤惨重，川军也战死大半。张宣武又把团预备队拿出来，支援东关。此时东关外阵地终于陷落，四十多名日军突入内城。
暮色已至，这往往是日军收兵的时刻。这样一来，那四十多名日军就吃亏了。因为看意思，后续部队在晚上是不会过来了，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巩固阵地。对严翊来说，则是要在天亮前消灭他们。
张宣武派过两个排，由连长何经纬率领。这个连是王铭章的警卫连，一直在师部左右，缺乏实战经验，所以面对四十来个日军，在自己伤亡了三分之二后，日军居然还有三十多个。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日军盘踞在东关城门里，中日士兵相距几十步。
张宣武急了，王铭章也急了，要前者想办法迅速击灭那几十个犹如附在皮肤上的蝗虫一般的日军。张宣武想了想，只能把在东、北两城垣上守备部队的预备队抽过来。这个连战力还不错，在晚上8点前，终于把残存的三十多个日军消灭，但自己也战死了两位排长。严翊在此战中大腿也受了伤。
深夜时分，张宣武前往王铭章师部汇报战况，得到后者大加称赞。张团长则把荣誉给了一线的严翊。严营长受到美誉也确实当之无愧。
王铭章告诉张宣武，他已经决定放弃滕县外围阵地，已经命令张宣武团放在北沙河的那两个营以及另外两个团一起进城增援。
王铭章说：“熬过了明天，汤恩伯的援兵就会来了。”
当天夜里，北沙河的部队都悄悄进入了滕县。张宣武立即把新来的部队顶了上去。
至于汤恩伯军团，此时军团所属的一个团已朝滕县驰援了，但行至南沙河时，被日军拦截不得进。恰恰就在这时候，孙震司令部跟滕县这边断了电话联系，滕县在瞬间成为孤城。
3月17日天蒙蒙亮，日军的进攻又开始了。
如果没有强大的神经，在这种战斗不息的日子里是会疯掉的。
对川军来说，在山西，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战争世界的入口，而在滕县一下子就找到了，甚至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适应了这种感觉。
这一天的序幕战跟前一天一样：重炮的炮弹和飞机的炸弹雨点般落在小小的滕县。
整个滕县除北门稍好外（有美国人的教堂），其他地方完全被硝烟笼罩、塌屋连绵。清晨时分，张宣武在西门内旅部开作战会议，开完会，返回东门内团部途中，他整个人都不知所措了，因为完全找不到东、西两条大街了：全被炸成一片瓦砾。
日军主打的还是东关。
此时在东关守备的是昨晚入援的两个营。
为了不叫守军援救东关，日军炮兵进行了遮断式攻击，也就是封锁一线守军后面的交通要道。尽管如此，顶在最前面的士兵还是如焊条般用血肉之躯把日军挡在东关外。恰逢此时东南城角出现危机，日军用重炮专打一点，炸开一个口子，一个中队的日军亡命般涌上来。守备这里的一个连基本上打没了，日军攻上了东南城垣，随即构筑了机枪工事。这是非常要命的。
在守城战中，如果日军突入城门洞，往往问题不大，很多战例表明了这一点。但是，一旦日军占领了城垣地带，也就是城墙上，那么事情通常就不好办了。所以张宣武把最后一支预备队顶了上去，下令必须夺回城垣，不能叫日军在城垣上保有居高临下的机枪阵地。
最后夺是夺回来了，墙垣上近50名日军被射杀，两挺轻机枪和一挺重机枪也归我所有，但这个连150多名士兵，只剩下了14人。血肉与砖石混杂在一起，从连长张荃馨到副连长贺吉仓，以及三位排长，都殉国了。贺吉仓战死时，身中日军五刺刀。但在阵亡前，他用砍刀剁下两个鬼子脑袋，最后说的一句话是：“连长！我赚了……”
连长张荃馨已倒在血泊中了，冲贺吉仓伸了伸手，笑了一下，头随即歪向了一旁。
在东关和东南城垣日军屡屡受阻，于是又转攻正南，一下子集中了12门重炮，飞机也集中轰炸南关，城南地带烈焰升腾，半小时内，这一带的防御工事全部被摧毁。南关守备着两个连，也是前一天晚上进城的，还没跟日军接战，其中将近一个连的士兵就被活活炸死，剩下的一个连被迫向西关火车站转移阵地，南门随之陷落。
这时候，昨晚入城的另一名团长王麟率部接替张宣武团守备东门，营长蔡钲接替严诩守东南城角，张宣武团和严诩营伤亡殆尽，改守西北城墙。
战斗在继续，幸好手榴弹充足。
爆炸声不绝于耳。两个小时不到，在东南城角指挥的营长蔡钲的嗓子就完全哑了，嘴张得很大，但声音很小；东门那边则是尘埃飞扬，团长王麟忙里偷闲吃到一顿午饭，但由于饭菜上落满尘土，吃到嘴里，又不得不吐出来。
下午3点，王麟和副团长何煜荣商讨战况，只见营长雷迅飞步撞进指挥所，说：“一线崩溃了！”
王麟拎着手枪跑出来，何煜荣跟着也出来了，王团长本欲查看情况，没想到刚跑了几步，就有一枚炮弹在身边爆炸，王麟当场阵亡。何煜荣从地上爬起来，见形势不好，又奔回指挥所，想给师长王铭章打电话，但电话线已断，于是第二次跑出来，直奔师部。
当满脸是土的何煜荣到了师部，一名参谋没认出他是谁。
情况万分危急，王铭章在指挥部的地下室召开紧急会议，第124师代师长税梯青、第122师参谋长赵渭宾、第124师参谋长邹慕陶以及旅长王志远、吕康等人参加。最后拿出的计划是：坚守到傍晚，天黑后从西门向南撤退。王铭章叫邹慕陶出任王麟那个团的团长，再打一个反击，但邹极度紧张，不敢领命。
王铭章大骂，说：“等这仗打完了，如果你我都能活着出去，再找你算账！”
在王铭章叫何煜荣接任团长时，张宣武跑进来大声喊道：“敌人已经进城了！”
王铭章叫大家立即分头掌握自己的部队。
此夜的滕县大街是如此冷寂荒凉。王铭章带着何煜荣来到十字路口，双手扶着何的肩膀说：“临危授命于兄弟，辛苦了！你现在赶快去西门掌握部队。”
何煜荣说：“你怎么办？师长！”
王铭章说：“我带着师部行动，入夜后我们就突围，我手里还有一个警卫排。”
何煜荣点了点头，扭头朝城西奔去。
南城被攻破后，日军在城垣上设立机枪阵地，猛击西城城垣上的守军。太阳落山时，东关、东门也陷落了。但由于是日暮时分，怯于夜战的日军没向县城中心攻击。
西门被沙袋堵塞，中间只能过一个人。第124师代师长税梯青在几个士兵的帮助下艰难地出了城。日军发现中国守军的突围意向后，开始用城垣上的火力封锁西门，旅长吕康头部中弹，重伤倒地。身边的几个士兵，在路边寻得一块门板，把吕康抬出了滕县。
何煜荣带着残兵，也好不容易出了城。
王铭章呢？作为最高指挥官，此时他手里只有一个排了。
师部幕僚都在他身边。此时西门方向枪声激烈，王铭章对警卫排长说：“你马上去支援西城门，掩护部队撤离！”
排长说：“师部怎么办？”
王铭章说：“我自有办法，你快带兄弟们过去！”
这只是个警卫排，没任何重武器，只有手枪步枪手榴弹，王铭章一闭眼。
后来，这个排的士兵在扔完手榴弹后全部战死。
西门外火车站有部队守备，掩护了撤出来的部队。王铭章想带师部的人过去与之会合，于是带着两个师的参谋长等一行14人，从西北角城墙上结绳而下。
天越来越黑。中国的黑夜是日军的软肋，因为发挥不了重武器的作用，所以通常他们不打夜战。
但有什么似乎已被注定。
城垣上的日军发现了这十来个人，两挺轻机枪组成交叉火力，左右摆动间，14个人中有12个倒在血泊中。
幸存者是两个卫兵，师长王铭章殉国了。
再说张宣武。残部退集东门附近，张宣武和旅长王志远在一线指挥。战斗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日军迫击炮没法轰击已经关闭的东门，于是调来平射炮，打出一连串的破甲弹，东门骤然洞开。
日军步兵随之潮涌。
从3月16日清晨，到17日入夜，两天两夜，中国守军的至少40000枚手榴弹已经扔完，日军打到滕县的炮弹有多少呢？30000发。
张宣武右腿和双脚都中了子弹，旅长王志远则臂部受伤。
张宣武被抬上担架，王志远指挥残部退到城墙东北角。此时环城只有北城垣还有二百多守军。加在一起，共三百多人。天完全黑下来，尽管日军已占领三面城垣，但并不敢突进街市，也不再进攻，而是等待天亮，这就给了这三百多人突围的机会。
在王志远的指挥下，大家扒开被沙袋堵塞的北门，冲出几乎成了一片废墟的滕县。张宣武在担架上看了一下表，是21点过10分。
天蒙蒙亮后，滕县方向又传来枪声。没能突围出来的士兵开始跟扫荡的日军进行巷战。到3月18日午后，滕县的枪声完全平息。
日军攻入滕县后，县长周同坠城自杀。
保卫战开始前，周同就协助军队忙前忙后，发挥出了那个年代一名县长所能发挥出的最大的能量。坠城前，周同对下属说：“自‘七七抗战’以来，我国将士阵亡无数，但还没有一名地方官员殉职，现在，就从我开始吧。”
日军扫荡过后，俘虏了29名中国士兵。其中包括第122师第364旅副官鲁庆福少校。其他没能突围出来的战士，经过上午半天的巷战，已经全部牺牲。
濑谷支队的一个小队，在小队长寺冈纯的带领下，把29名被反捆了双手的中国战俘押到城外河边。
4挺机枪封锁了区域。
寺冈的脑袋缠着绷带。在打东关时，一发子弹从他耳际擦过。
他亲手斩杀了两名战俘，其中一名战俘的头滚到鲁庆福脚下。其余27名战俘列为两排。刺杀开始。
中国战俘不是被捆在树上，所以刺刀捅进肚子时，由于力量不够，难以一下子致命。有几名中国士兵倒在地上来回打滚儿，被日军残忍地补着刺刀。用力最狠的，就是那个胖子土屋。刺杀到第二排时，几名士兵用胸膛顶住日军的刺刀，同时往前冲，日军被顶得后退。
这是川军在齐鲁大地上最悲壮的一幕。
这29个人里面，有一个幸运者，他就是鲁庆福少校。
当时他中了好几刺刀，躺在地上，日军以为他死去了。到了半夜，附近的老乡为战士们收尸，发现鲁庆福还有鼻息，便悄悄把他背到村子里，经过精心的医护，最终神奇地伤愈。两个多月后，在老乡的护送下，少校回到了武汉，重新成为抗战大军中的一员。

第二章 战徐州（1938年3月~1938年6月） 想撤就先拿头来见我
碾过血肉滕县，矶谷廉介第10师团濑谷支队顺着津浦线南下，于1938年3月18日深夜攻陷临城，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继续南下，主力则沿津浦线台枣铁路支线攻占位于滕县和临沂之间且更靠南的枣庄，随即又陷落了鲁南重镇峄县（台儿庄所在县）。
此时最紧张的未必是徐州的李宗仁，而有可能是武汉的刘斐。
面对日军在鲁南的攻势，已升任军令部作战厅厅长的刘斐，必须在最短时间里拿出自己的判断和计划，然后经军令部长徐永昌签字呈献蒋介石。
刘斐深得蒋介石信赖，其作战计划在蒋那里往往“一稿过”。抗战期间，在正面战场，刘斐的作用实际上要大过何应钦、白崇禧。当然，这不是降低何、白乃至于陈诚等人的作用，而只是说刘斐这个中枢位置太重要了。
矶谷、板垣两师团在山东的南下和荻洲师团在安徽的北上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例行的战役扫尾，还是想发动一个新的大会战？无论东京怎么想的，地图上的实际情况是：南北两个箭头，都在向徐州方向撞去。
在鲁南战场，面对两股日军的夹击，中国军队是主动跳到外线，还是继续在内线作战？刘斐倾向于后者。前面说过，内线作战有利有弊，弊端是容易被敌人合围，好处是部队可以在内部穿插调动，对外围敌人各个击破。进行内线作战有个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必须掌握强大的预备队，以便随时机动使用。
蒋介石同意刘斐的观点，叫他立即到第5战区走一遭，根据这个思路协助李宗仁拟定作战计划。
从3月中旬起，中国军队调动频繁，源源不断地向第5战区转进。刘斐赶到徐州时，滕县已经失守，汤恩伯和孙连仲的部队刚刚开过来。
经上一年的南口大战，汤恩伯确实声名日隆，当时最著名的《大公报》发回多篇战地报道，一时间使汤成为蒋介石嫡系中央军中名气最大的将领，此时已升任为第20军团长，统辖关麟征第52军和王仲廉（黄埔军校1期，安徽萧县人）第85军，分别辖郑洞国第2师、张耀明（黄埔军校1期，陕西临潼人）第25师、陈大庆（黄埔军校1期，江西崇义人）第4师、张雪中（黄埔军校1期，江西乐平人）第89师，以及临时拨调的张轸（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河南罗山人）第110师和一个独立的德式重炮营。
在这里需要说一下，汤恩伯的起家部队是第13军，这个军所辖的两个师，一个是第4师，一个是第89师。但在汤升任第20军团长后，军委会给了他一个“第85军”的番号，汤恩伯没把这个番号给新部队，而是给了第13军的部队。而第13军这个番号呢，后来给了张轸的部队，而老汤自己还兼任着第13军军长，所谓“新部队老番号，老部队新番号”，这被认为是老汤扩充自己军力的一个隐秘做法。当时，汤军团士兵（不包括张轸的部队）的左臂章上，都写有一个“伯”字，用以区别其他部队。
在河南休整了几个月，此时整个部队战力更加强劲。在王耀武第74军还没冒出来之前，在第18军和第5军没有更多战绩的时候，在胡宗南第1军名大于实的情况下，汤恩伯的部队实际上是中央军的首席。至少抗战前两年日本人是这样认为的。汤恩伯本来就心高气傲，性格里又有执拗的东西，用后来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的话说，汤恩伯的眼睛长在头顶上，谁都不放在眼里，地方军和杂牌军的将领见了汤恩伯都噤若寒蝉，怕得要死。
早在1936年，汤恩伯就主动向蒋介石请命把部队开往绥远前线，去协助傅作义，当时他的表态让蒋介石很动容，原话是：“凡是人家所不敢打的难仗，都交给我打；凡是人家所不敢去的危险地方，都让我去。”面对这样的表态，很难说蒋介石不对汤恩伯青眼相加。于是汤的部队成为当时唯一一支到塞北布防的中央军。在当年秋冬之季傅作义打百灵庙之役时，汤恩伯率军策应出击。
“七七事变”后的第一次中日大战南口之役，汤恩伯的部队率先与敌接火，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在发给部下王仲廉的电报中，老汤说：“南口阵地，即为吾侪光荣之归宿。我死则国生，我贪生则国死。”又说，“我们是中央军，假如士兵和下级官兵有畏缩不前的，由各直属长官把他们就地枪决。如有营、团以上的长官怕死，我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你们，你们自己拿头来见我好了。”
开往鲁南战场前，老汤在许昌驻地宴请部队战地服务团的文艺青年们，希望团员们多对他的部队进行宣传和报道。谈到南口之役时，汤恩伯说：“南口作战中，有两件事叫我最伤脑筋，一是无论我的指挥部在哪儿，都有汉奸放信号给日军炮兵和轰战机；二是部下任意枪杀日军战俘，始终没能给我交上一个活的！”
宴席间，服务团的一名教员或是奉承或是无意地说：“都讲湖南出军事长才，我看浙江也是名将辈出啊。”
教员提了陈诚、胡宗南等人的名字。
汤恩伯喝到痛快处，见有人提到胡宗南，便说自己经过南口之役后，在全国的声望和在蒋介石的眼里，已经跟胡宗南不相上下啦。
关于这两个人，或者再加上一个辈分老点的刘峙，对比起抗战时的作为，是有点意思的。
刘峙“运气”不好，在1937年的河北战场上一败涂地。但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河北是大平原，在这样的地形下，说句公道话，就算是换了薛岳，换了王耀武，换了孙立人，当时也挡不住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强力推进，所以刘峙当是“有苦难言”的。除了地形外，刘峙当时还向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抱怨地方军队战力太差，请求再调两支中央军到河北作战。但当时中央军都在上海打，根本不可能抽出部队支援河北。
至于汤恩伯和胡宗南，两个人都是浙江人，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但胡宗南只参加过抗战初期的淞沪会战、兰封之役、信阳之役，再打就是后期的灵宝之役、豫西之役了，一共跟日军打了5仗，直接指挥的只有前3仗，其余的时间一直在陕西警戒。当然也非常重要，因为从战略上讲那里可以确保四川的安全。不提战绩，只说指挥风格，汤恩伯是压胡宗南一筹的。按冈村宁次的说法，他与汤恩伯交战多次，对汤在一翼被击时敢于直插日军腰腹的战法颇为心悸，这指的是汤恩伯最擅长的侧击运动战。
大宴完战地服务团的文艺青年，汤恩伯一声令下，率大军即行开拔：由许昌乘火车到漯河，然后走公路，步行到安徽阜阳。在阜阳休息了3天，突接李宗仁命令，说矶谷师团正从津浦线南下，叫汤恩伯立即北进。
一路行军，战地服务团的青年们刷了一路的抗战标语。
汤恩伯乘汽车，见服务团的青年实在辛苦，过亳县时，叫副官购买了10辆自行车，发给小伙子和姑娘们。
汤军团3月中旬在徐州利国驿车站下车。
很多人说，老汤下车后，就主动让开了津浦线正面，向位于台儿庄北面枣庄附近的抱犊崮山区隐伏。因为与其层层拦截，不如张开一个口子，把日军第10师团放过去，当他们在正面受阻而精疲力竭时，再叫一支有生力量适时地在其侧背横刀一切。其实，这都是后来“想当然”的猜测。因为汤军团下车时，日军还没南下台儿庄，虽然可能性很大，但毕竟没有完全明朗化。所以，汤恩伯最初的计划，仍是拦截枣庄的日军。
这也是李宗仁许可的。
当然，在怎么使用汤军团上，李宗仁和到达战场的刘斐也是颇动了一番脑筋的。此时的有生力量显然非汤军团莫属，灵活使用该军团也符合刘“内线作战必须掌握强大的机动部队”的思路。
此时，按李宗仁的参谋长徐祖贻的判断：日军第10师团打下滕县后，有可能不等在临沂受阻的第5师团板垣支队，而孤军向南冒进。
李宗仁和刘斐都同意这种敌情判断。徐祖贻的观点是，如果汤军团上来就跟日军硬碰硬，不但没有任何技术含量，而且汤军团也还没厉害到那种地步。所以，希望汤军团不要过早暴露番号，主力伺机而动。其实这也是当滕县被围时，汤恩伯只派出了少量部队的原因。
对于不要过早暴露汤军团番号，徐祖贻是有他的作战逻辑的：汤军团是进入鲁南地区的唯一一支中央军，也是此时中央军的首席部队，如果过早地暴露番号和行踪，必然会引来大量的日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日军第10师团就不再构成孤军冒进的可能性，对第5战区围歼一支日军以扭转开战后颓势的计划大不利。
3月22日晚10点，汤军团关麟征第52军向枣庄东面迂回，计划跟集结到北面抱犊崮山区的王仲廉第85军合围枣庄。关部张耀明第25师为先头部队，后面是郑洞国第2师和关麟征的军部。先头部队进抵了一个叫郭里集的地方。村子离枣庄不是太远，四周有几座楼形碉堡。该旅连日行军，比较困乏，进了村就休息。
大意了。
因为此时，在村口一个碉楼里，日军第10师团第10联队第2大队的小队长山口明二中尉正拎着战刀，闭着眼屏住呼吸。本来他们是作为搜索部队从已经占领的枣庄出来的，但没想到一下子遭遇大批中国军队。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在派出一人向枣庄送信后，其余五十多人都钻进碉楼。
张耀明这个旅进抵郭里集，一时大意，偏偏没有搜索这个碉楼。
山口和士兵伏在碉楼里，整整等了一夜，但外面没有任何动静。这一夜对他们来说是难熬的，因为鬼子们都明白：死亡已开始倒计时，中国军队早晚会发现他们，否则那就真的是战场上的奇迹了。而一旦发现他们，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战死，除非援军能够及时到来。
转天清晨，一名中国士兵在村口撒尿，无意间看了一眼旁边的碉楼。开始的时候，他怀疑自己看错了，揉了一下睡眼。这一次，他确认自己看到的确实是黑漆漆的枪口，藏在射击孔里。
士兵撒腿就跑，日军的枪随之响了。
开始时，该旅还以为在村口碰到日军便衣队，但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碉楼里有敌人！
随后一下子就把碉楼围住了，用轻重机枪和苏罗通机关炮压制了日军火力。
虽然火力被压制了，但日军顽守的本事确实可以，打了一个多小时，居然没把这个碉楼打下来。最后开始用挖地道的方式，用炸药进行爆破。但日军枪法精准，这边牺牲了多名战士后，仍没能进入日军的射击死角。
说时迟那时快，枣庄方向派过来的两个中队的日军已经到了，幸好被张耀明的手下，戴安澜（黄埔军校3期，安徽无为人）的部队拦住了。但碉楼内的日军还没有被端掉。情况被后面的关麟征所知后，暴脾气的关麟征大怒，把张耀明大骂了一番，随即派过来一个野炮连，一炮就把碉楼的上层削去。盖子没了，里面的日军犹如一窝地老鼠，慌了神。
实际上，山口一直都在慌神。他知道这个小队已经完蛋了，能熬到援兵来就是奇迹了。但奇迹之所以称为奇迹，就在于通常情况下它不会发生。
日军开始往碉楼外面跳。
土黄色的军服在阳光下显得很刺眼。
有不少日军成了中国士兵的靶子，大多数被歼灭，包括山口，他中了七弹。也有没被击中而一路狂奔的。
第2师师长郑洞国也带人赶到了，在望远镜里，4名侥幸逃脱的日军跑得极快。郑洞国看到，中日士兵相距不到50米，但后面的中国士兵就是追不上前面的日军。日军士兵虽个头不高，但身体素质确实强于中国士兵。本来抓几个活的，但结果只抓了一个负伤的中士小田原俊夫。
小田原随即被提审。
小田原死撑了半天，最后交代了两点：一是他所在的是第10师团的第10联队，联队长赤柴八重藏大佐，他的小队归属这个联队的第2大队，主力正在枣庄，最初准备向临沂转进，支援那里的第5师团坂本支队，但后来又叫待命；二是第10师团濑谷支队攻陷滕县后，沿着津浦路南下，攻占了临城火车站，一部继续向南，另一部则向东，目标好像是峄县的台儿庄。
关麟征马上把敌情报告汤恩伯。
汤恩伯需要琢磨一下了。按部就班的计划是：率领王仲廉、关麟征两部潜入抱犊崮山区，警戒并待机攻击枣庄之敌。反身关门合围南下日军不是计划内的，而且汤恩伯觉得，此时日军刚刚南下，他马上就掉头合围，时机远远未到，顶多跟日军陷入胶着状态，从战术上讲，意义不是很大。所以他没搭理南下台儿庄的日军，而是继续向枣庄而去。
小田原说的他所在的大队开始被要求支援临沂，后来又叫原地待命，一点也不假。3月19日的时候，日本华北方面军第2军参谋冈本清福由济南来到矶谷廉介设在兖州的师团司令部，要求矶谷派出一部分兵力支援在临沂苦战的第5师团坂本支队。矶谷当即答应，通知濑谷启，把支队所属的赤柴八重藏的第10联队转向临沂方向。
濑谷随即派兵，同时叫第63联队长福荣真平派一个大队直指台儿庄，自己则带余部坐镇峄县，作好随时支援两支部队的准备。但就在这时候，一份来自空中侦察的情报摆在濑谷面前，说在跟津浦线平行的微山湖发现大量中国军队用于运兵的船只。有多少呢？情报显示是上千艘。这叫濑谷启不得不三思，于是擅作主张取消了向临沂派援兵的计划。
此时，第63联队第2大队的一千多名日军，沿津浦线枣庄到台儿庄的铁路支线，一点点搜索前进。
台儿庄，位于鲁南与苏北交界处，徐州西北面的门户，打下台儿庄，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可兵临中国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徐州。
整个台儿庄背靠运河，有一千多户人家，听上去是个镇子，实际上是座小城，四周有砖石城墙。庄内的街道亦多用青石铺成，非常狭窄，民居密集，多为砖石建筑。这实际上决定了几天后血战的残酷性，那是真正的砖石横飞，而非一般的暴土扬长。
为在台儿庄拦截日军，第2集团军司令孙连仲也带着田镇南（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河南项城人）第30军和冯安邦（行伍出身，山东无棣人）第42军于3月22日经徐州开抵津浦线台枣支线上的车辐山车站。
这两个军，一共只有3个师：黄樵松（行伍出身，河南尉氏人）第27师、张金照（行伍出身，河南郾城人）第30师、池峰城（行伍出身，河北景县人）第31师，外加吴鹏举的独立第44旅，其中冯安邦的部队在山西娘子关损失殆尽。
按李宗仁对老西北军的印象，觉得进攻非其所长，所以孙连仲的部队一到，就被拉去进行台儿庄的守备。
此时集结在鲁南的中国军队既有中央军，也有西北军，又有川军，后来又来了滇军。如果换了别人，指挥起来确实成问题，但李宗仁到底有魄力，尽管后来他还是认为汤恩伯不太服从命令，但总的来说在令行禁止方面没出现什么问题。
3月23日上午，日军先头部队最先与池峰城第31师的骑兵接触了。
日军的这支部队也是骑兵。
骑兵是人类留下的战争化石。现代日军成军后，非常重视骑兵战术，日俄战争中骑兵的表现是他们的骄傲。如今在齐鲁平原上，中日两国骑兵挥舞着马刀，向对方冲去。
骑兵战斗，从某个角度来说，才是最残酷的战斗。因为你的脸所面对的，是最原始的冷兵器，你不是把敌人斜劈下马，就是被砍过来的钢刀划开面颊。日军骑兵到底是强大的，战术也灵活，几个冲锋下来，第31师的骑兵开始拨马后退。
日骑风卷残云般追赶，1938年春日午后的台儿庄，已经遥遥在望了。
池峰城第31师时是前一天进驻台儿庄的。开战前，已经叫庄里的居民全部撤出。
孙连仲到达前线后，把司令部推进到庄外西向5公里处的一个村子。当时，军委会的规定是，集团军一级的司令部距一线只要不远于20公里就行。
孙连仲想拼。他叫张金照第30师守备台儿庄右翼，黄樵松第27师守备台儿庄左翼，池峰城第30师一分为二，部署在庄内外。吴鹏举独立第44旅一部扼住庄后运河上游，一部作为集团军的总预备队。
台儿庄最初由第31师王冠五的一个加强团守备，王镇久部守备庄东，王祖献部（后胡金山代理）守备庄西，师长池峰城的师部在庄外火车站附近。此时大家并没有意识到这到底是一场怎样的战役。台儿庄需要守几天？打到什么程度？王冠五不知道，池峰城不知道，甚至孙连仲也不知道。
黄昏时分，日军进行了一阵炮击。转天清晨，进攻正式开始了。
一上来，日军攻势还是非常凌厉的，而且也颇见效果，半天下来，台儿庄外的前进阵地就被攻陷，一个小队的日军还顺势冲到台儿庄城下，从炮弹轰开的豁口处攻入庄东北角。虽然他们在第二个回合中被打了出来，但仍有15名日军残留城中。此时战斗虽然紧张，但还不算激烈。不算城里的15个人，日军打了一上午，伤亡只有132人，其中战死也就20个人。
台儿庄战打响的时候，3月24日，蒋介石带着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新任侍从室主任林蔚直飞徐州。
随后蒋介石在李宗仁的陪同下，到车辐山火车站，视察了前线。他叫李宗仁不要担心部队的问题，杜聿明机械师第200师的3个战车营和1个师直属炮兵营都交给李宗仁调遣；更不用担心弹药的问题，军需部门会把弹药准备得足足的。
李宗仁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说将拼尽全力打好这一仗，挽回淞沪和南京战后中国军队的颓势，给困境中的国人鼓把劲。
蒋介石说：“德邻（李宗仁字）兄也不必担心中央军的问题，对汤恩伯军团的指挥，你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
这样推心置腹的话让李宗仁吃了定心丸。
李宗仁说：“我必当全力以赴，不辜负委员长、国民和全军的期望。现在前线危险，委员长还是早些返回后方为好。”
蒋介石走前，把白崇禧和林蔚留下，跟先期到达的刘斐组成参谋团，共同协助李宗仁。等于说，蒋介石把他的高参都放在了徐州。李、白原本就是老搭档，合作起来当是言无不尽，顺风顺水；林蔚稳当，刘斐睿智，再加上徐祖贻，这样的参谋阵容当是非常强大的。
3月25日，在峄县的濑谷启给台儿庄前线的日军添加了两门野战重炮。在兖州的矶谷廉介告诉濑谷启，要求他在台儿庄采取“果敢的攻势”。濑谷遂命令第63联队长福荣真平大佐亲自带一个大队去增援台儿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转战东南亚最终在新加坡被处死的福荣真平，此时还不知道，他的“成名战”正式开始了。
虽然台儿庄内的15名日军还在顽抗中，但庄外的进攻一时减弱下来。这好像是激战前的短暂宁静。为防不测，池峰城把在城外的禹功魁的一个营调进庄里。
果然，从3月27日开始，战斗一下猛烈起来。日军从凌晨5点就发起袭击。3个多小时后，福荣真平率领的一个大队赶到了。日军援军到后，又有两个中队冲进庄内，一部盘踞西北角，与东北角的日军遥相呼应；另一部直扑位于庄内正中的大庙。
大庙是庄内的显著建筑物。
守军第8连连长裴克先急了，率全连士兵逆袭，与日军展开肉搏。在搏杀了大量日军后，裴克先全连战士殉国。
日军仍控制着大庙，以此为基地，像章鱼的触须一样，开始向左右和正前伸去。
庄外师指挥部里气氛异常紧张。显然不能坐视庄内日军如毒瘤一样越来越大。但池峰城苦于手里机动部队寥寥。副师长屈伸建议把城外的工兵营顶上去。就在这时候，接到团长王冠五的电话，说：“鬼子正在亡命突击，已潜进离我团部十五六米远的房子里！”
屈伸倒吸了口凉气，敌我之间相距十五六米是什么概念？
但屈伸能说什么呢？他语气一下子平静下来：“王团长！就是只剩下半米了，你也要给我顶住！不是给我顶住，是给师长顶住!”
池峰城抢过电话，说：“王冠五，你听好了，不是给我顶住，是给孙总司令顶住，给李长官顶住！”
大庙外，第8连全连殉国后，徐运太第7连在庙外北街中段阻击日军的进攻。
临街的重机枪阵地上已先后倒下3名机枪手，最后徐连长亲自顶上去。每次扫射下来，都有五六名日军被毙杀。日军则使用掷弹筒加重机枪反制，徐连长身中9弹，但仍打出最后一串子弹。
前面说过，台儿庄宅院密集，多为砖石结构，而且街道狭窄，从作战角度来说，极其适合巷战。每个房子都是个天然碉堡。所以进入激战后，每个院子和屋里都有中日双方的士兵，一个屋一个屋地争夺，一条街一条街地死拼。有时候为争夺一个院子，两边要死几十人；争夺一条小巷，两边要死上百人。
几天后，再俯视台儿庄，已经是处处残垣断壁，满眼战斗工事。
除了沙袋外，庄里一切能用上的掩体材料，都用上了：家具、水缸、门板……墙壁上除了弹孔就是血迹乃至于脑浆。由于中日士兵隔墙而战，导致一面墙上既有中国士兵挖的枪眼，又有日军挖的枪眼。很多射击孔都伸有步枪，而战士已经阵亡。当往外拽殉国战士的身体时，他手里的枪突然响了。因为，战死的瞬间，他的手指还紧扣着扳机。
城内守军与日军死战时，城外的部队当然也没闲着。
黄樵松第27师的士兵发现阵地前一片寂静。正奇怪时，对面的开阔地带多了几条交通壕，日军工兵像鼹鼠一样挖掘，由于中国军队阻击猛烈，日军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向中国军队的阵地一点点靠近。
台儿庄战事吃紧，李宗仁急电汤恩伯，叫他从后面“侧击南犯之敌”。
此时汤恩伯军团在哪儿？
3月27日，汤恩伯已分出两路攻击，关麟征部郑洞国第2师主攻枣庄，张轸第110师袭峄。就是在攻打峄县时，前一年在南口血战的罗芳珪团长，在与副团长李友益指挥作战时，为日军炮弹击中，两人双双殉国。
枣庄那边遭日军顽抗。汤恩伯叫部队保持对峄县的攻势，但收缩了枣庄方向王仲廉的部队，只派出了一个团协助第2师。关于这一点，关麟征很不高兴，在电话里冲汤发脾气：“到底还打不打枣庄？”
汤恩伯说：“情况发生了变化，需要重新制定作战计划。”
但关麟征气没消，放下电话后对部下说：“汤先生是我们的老长官，对我们也玩弄这一手，实在太不应该。”
汤恩伯说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是指李宗仁叫他立即全军南下台儿庄。此时，孙连仲也给他发了求援的电报。汤恩伯不为所动，最后做出的新计划是：保持对峄县的攻势，牵制一部分敌人，对枣庄方向采取警戒，王仲廉第85军主力仍在抱犊崮山区不动，关麟征第52军慢慢向峄县与台儿庄之间的兰陵镇转进。至于救援部队，他只从关麟征和王仲廉的部队里各抽出一个团，再加上炮兵和骑兵部队，先期赶赴台儿庄。
关于这一点，招来了众说纷纭，但不外乎两个看法：一是汤恩伯避重就轻，怯于南下台儿庄；二是汤恩伯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作战节奏，不等台儿庄方向的日军陷入筋疲力尽时他是不会南下的。因为他认为，只有等日军消耗完最大战力后，他的率军合击才能取得最好效果，所以他等待的不是“一鼓作气”和“再而三”的日军，而是“三而竭”阶段的日军。
汤恩伯的这个想法，不跟李宗仁做任何解释，所以搞得李既愤怒又烦恼。
汤恩伯是傲慢的，但他手下的关麟征是暴脾气。老汤虽然是蒋介石嫡系，但不是黄埔出身，关麟征可是正儿八经的黄埔1期，蒋介石的学生，后来做到陆军总司令且继蒋之后成为第二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校长。关麟征脾气不好是出了名的。关有两个部下，他青睐张耀明，而对郑洞国态度一般，后者曾多次被其数落，有一次，郑干脆就不接关的电话了。
后来，再次接到李宗仁的电报，此时关麟征也主张全军南下。
汤恩伯终于没拧过关麟征，而且时机也差不多了，于是下令叫王仲廉的部队在左，关麟征的部队在右，又以右翼为主攻方向，挥师台儿庄外围。面对从后面扑来的汤军团，濑谷支队挤出一个大队进行拦截。但就在这时候，关麟征第52军侧背突然遭到日军袭击，来者正是由临沂南下的第5师团的坂本支队。
濑谷支队当初没能支援临沂，尽管如此，板垣的第5师团还算够意思，暂时停止了对临沂的进攻，前来解救濑谷。当然是奉了第2军司令部的意思。面对新的敌情，关麟征只好下令叫第25师师长张耀明带着戴安澜的一个旅在峄县和台儿庄之间的兰陵镇御敌。
等于说濑谷支队背后出现汤军团，汤军团后面又出现坂本支队，台儿庄战场成了夹心饼干。这时候，对汤恩伯来说，前后都有敌人。日军的两个支队相距已经不到30公里。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合击老汤的话，每个支队只需向前推进15公里。
汤恩伯没法不嘀咕一下。此时他不知道台儿庄的濑谷支队到底打成了什么样子，是不是还有力量反扑一口。如果那样的话，处于两面夹击的就是他了。
怎么办？
而台儿庄军情又急，将成玉碎之势。
汤恩伯的军团司令部跟着关麟征的部队行动，他对关麟征说：“我们在两支日军之间，大兵团进行内线作战，可以有胜机，但几个师打内线战斗，则十分不利，必须快刀斩麻。最好的办法是跳出内线，然后对日军进行反包围，这样也可以集中使用火力。”
关麟征说：“这也就意味着台儿庄里的守军要再顶上两天。”
汤恩伯说：“给孙连仲一个成名的机会。如果现在按原计划立即打到台儿庄，前面不能保证全歼濑谷支队，后面同样不能保证堵住坂本支队。再推迟两三天，等濑谷支队筋疲力尽时，可一击而成，取得最大的战果。”
就这样，在4月1日凌晨，汤军团主力没直下台儿庄，而是从濑谷支队和坂本支队中间跳了出去，随后呈弧形，在外线反包围日军，一点点地收紧。
从战术上来讲，汤恩伯的做法没错，随机应变是一个优秀指挥官必须具备的素质。有问题的仅仅是，整个台儿庄地区，就他一支中央军，其他都是杂牌军，所以本来就谁都不服的汤恩伯更加“独立自由”，没把自己的作战想法和行动计划告诉李宗仁，导致后者认为汤恩伯畏敌不前，觉得自己指挥不动汤恩伯。
关于打仗时汤恩伯“独立自由”这一点，并非仅仅出现在鲁南战场。这几乎成了辨别他的一个标志。在外人看来，老汤打着打着就自己玩了，不管其他部队了。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上面说的老汤的部队是骄兵悍将外，还跟他喜欢打运动战有关。
汤恩伯痛快了，但李宗仁难受了。
战后汤恩伯军团参谋处处长苟吉堂说：“汤军团长敏捷的处置，我们从研究战史的眼光来看，是那样的切合时机……这一正确而快速的处置，是我们在台儿庄会战胜败的主要关键。”作为汤的部下，当然有美誉的成分，但这也是白崇禧的观点。对于在台儿庄战中汤恩伯的表现，白用了四个字：“灵活适宜”。
《扫荡报》记者胡定芬跟着汤军团采访了3天，在一篇战地采访中这样写道：“20天之内，他们（汤军团）在抱犊崮台儿庄百余方里的地区内来回走了八次。”具体地说，“最初渡过运河向山地（抱犊崮山区——作者注）迂回，进攻郭里集、峄县、枣庄，其次由山地迂回到台儿庄东北侧袭敌之后路，再次迂回到洪山、兰陵腰击沂河西岸向西增援之敌，最后依旧迂回到台儿庄东北侧袭敌之后路……”
这是汤恩伯擅长和推崇的运动战。
但也有不少人对这种打法不认同，认为汤恩伯手里掌握着5个师，七八万人，光来回跑了，起到的作用不大。汤恩伯在接受《扫荡报》记者采访时解释：敌人装备较我占优，故不宜迎头顶，更不宜集中兵力来死守一地，而应在运动中争取主动攻势，不时打击日军的侧背。
不过，也不能指责李宗仁。因为台儿庄取得大捷之前最艰难的时刻，李宗仁并不知道孙连仲那边到底还能顶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汤恩伯的作战想法和行动计划。作为战场上的最高司令，他完全有理由郁闷，有理由抱怨汤恩伯。就这一点来说，认为李宗仁沉不住气，完全是事后诸葛的做法。
打到三四月之交，台儿庄内守军跟庄外池峰城师部的通信联络中断了。
在庄内情况不可知的情况下，孙连仲派第30师的一个团增援台儿庄。在庄外，这一天晚上，组织了敢死队，营长仵德厚（成都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陕西泾阳人）担任队长，手下40名死士，除了两名机枪手外，其余每人身上带8枚手榴弹，腋下再夹着一箱（每箱50枚）。部队是西北军的底子，所以每个士兵背后都有一把大砍刀。另一只手，则拎着上了刺刀的步枪。
仵德厚一声令下，队员由西门飞奔入台儿庄内。他领的任务是夺回日军占领的西北角阵地。
什么叫敢死队？首先当然是不怕死，在报名的那一刻，就必须有赴死的准备。但如果仅仅是去死，那还不是敢死队，敢死队的终极使命是完成任务。所以说到底，让每个队员拥有一种决死精神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这种精神下，一个人会爆发出超人的力量，完成平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然，仵德厚和他的队员没有想这么多，也不可能想这么多，他们唯一想的就是：用这几十条命把那阵地换回来。
在进入台儿庄之前，仵德厚见到池峰城，后者只是告诉他日军控制了庄内西北角。
但是，当进了庄子后，仵德厚分兵两路向西北角搜索前进，倒下两名队员后，他才吃惊地发现：日军早就分散开了，几乎每个院子里都藏有他们幽灵般的身影。最少的藏着一个，通常是两三个。于是，整整一晚上，仵德厚带着敢死队员打起了逐屋战。好在日军兵力分散，可以各个击破，用仵德厚的话来说，“进一个屋子把敌人歼灭后再上另外一个屋子去”。
就这样，到天亮时，残余的几十名日军重新被压缩到西北角的土围子里。
在接下来相持的一天里，日军收集了不少家具，当然不是要卖废品，而是做战斗掩体。有人说了，这玩意儿管事吗？你还别说，到底管点事。因为那个年代的家具，都死沉死沉的，一个个的都是实木，没有什么三合板的。
又过了一天，在机枪没能压制住日军火力的情况下，虽然手榴弹照样发挥了作用，但仍不足以把阵地拿下。这时候，城外日军有增援的迹象。仵德厚叫队员潜上西面城墙，这是非常冒险的，因为这意味着要面对城外日军的子弹。日军好像在提醒：中国的敢死队员不要太气盛。但不气盛能叫敢死队员么？城墙上的十多名队员匍匐前进，用两挺机枪封锁住城外日军进攻的通道，随后把一桶汽油运了上来。
没错，仵德厚想用火攻。
面对龟缩在死角且用一堆家具做掩体的日军，似乎没有比火攻更适合的了。
蘸了汽油的棉絮被绑在木棒上，如一个个巨大的火柴，被点燃后由上而下扔了出去，一时间日军的那一小块阵地成了巨大的火海。仵德厚带敢死队员趁机强攻，日军被烧死二十多个，两名伤兵被俘，其他全部被击灭。
但也有多名敢死队员最终魂绕台儿庄。
多少年后，隐姓埋名在乡间的仵德厚老人在回想起这一幕时，仍不禁为牺牲的战友怆然落泪。
泪水中包含了一个民族全部的过去。
进入4月后，矶谷廉介开始训斥濑谷启，认为他犯了个错误，不该对台儿庄逐次增兵，而应该一次性压上。濑谷解释说他不是不想压上，但有一支中国军队正在围攻峄县，好像是汤恩伯的中央军，他没有更多的人手顶到台儿庄。
矶谷廉介一惊，立即上报。
汤恩伯枣庄撤围后，濑谷启下令叫赤柴八重藏的第10联队投入到台儿庄。但就在这时候，又接到情报：张自忠的部队出现在峄县东面。濑谷启四顾不暇，只好派第10联队主力去警备张自忠部。这样的话，增援到台儿庄的第10联队实际上只是一部分，大约500人左右。
4月1日当晚，孙连仲命令在庄外的第27师师长黄樵松亲自组织敢死队。
黄樵松以20人组成队伍，由外向内对日军发起逆袭。敢死队的带领者，就中国这边来说，多为连长一级的，由师长亲自带队是以前没有过的事，日军渐渐有些凌乱了。第30师的一个团也参与逆袭，傍晚5点多，冲进庄里时有500多人，转天早晨7点多出庄时，还有不到20人。
台儿庄已经成为一个大熔炉，而孙连仲和福荣真平仿佛两个工人，一下下地往这大熔炉里填人，填进一个连，死一个连；填进一个中队，死一个中队。日军在白昼强攻，中国军队在夜晚逆袭。一来二去，你来我往，上午日军把中国军队逼至庄内一角，下午中国军队把日军打得连退三舍。
打到最激烈时，池峰城下令把身后运河大桥拆除了，以求背水死战。此时濑谷支队的日子更不好过，因为他们弹药将绝，补给线又屡遭拦截。联队长福荣真平已经开始叫部下控制每天的弹药打出量了。此时中国军队的弹药仍非常充足，沿途铁路站点停靠着一列列火车，除了不断供给的黑压压的弹药外，就是来自大后方的慰问品，光来自四川的榨菜就堆积如山。
台儿庄内外的日军进退维谷时，突接矶谷廉介的电报：本师团第10联队解除了对张自忠军团的警戒，主力已撤回，现正与台儿庄外之敌接战。
矶谷说的“台儿庄外之敌”，正是黄樵松的第27师。
赤柴八重藏的第10联队有份战斗详报，里面写着这样一段话：“研究第27师第80旅自昨日以来之战斗精神，其决死勇战之气概，无愧于受到蒋介石之极大信任。凭借散兵壕，全部守军顽强抵抗到最后……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尸山血海，非独日本军所有。不识他人，徒自安于自我陶醉，更应以此为慎戒！”
这是来自敌人的赞美。
庄内中日军队陷入胶着，庄外增援的日军和拦截的中国军队也已全面接火，台儿庄之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刻。白崇禧、林蔚、刘斐等人视察完前线，回徐州跟李宗仁商讨最后的反攻问题。
4月2日，日军再次突入庄内，并控制了东半部。此时，城内守军王冠五部和城外师部的通信得以恢复。
王冠五的第一句话就是：“师长，我快顶不住了。”
池峰城则给集团军的作战参谋打电话，说：“你的作战计划把我收拾得够呛，你不应该总是叫我打头阵，我的部队伤亡太大了，弹药也消耗太多，你不为我保实力，就太对不起朋友了！”
对方听后一愣，说：“池师长！你在说什么？好啦好啦，有人要求守核心据点，想多杀鬼子，为此还托人向我说情；你倒好，反而想下来？！好得很，我向孙总司令报告，把你换下来吧！”
池峰城一听这个，马上说：“别别别，我就是抱怨两句嘛，还不叫人说话了？千万别跟总司令说，否则他非吃了我不可。”
倒也可爱。
或者说，这才是最真实的战地对话。
没有完美无缺的形象，有的只是激战间最真实的人性流露。难道因为池峰城说过这样的话他就不是台儿庄的英雄吗？
没那回事儿。
参谋告诉池峰城，不要担心弹药不够用的，庄内有中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弹药库，至少还存有8000颗手榴弹和20万发步枪子弹。
4月最残忍，从死了的泥土中滋生丁香。所以4月是生死交加的季节，既有死亡的气息，更有生命的怒放。
4月的战斗，由激烈转为惨烈。
为对付日军的坦克，蒋介石调来了杜聿明的机械化第200师，把该师的3个战车营和1个师直属炮兵营交给李宗仁调遣。这3个营，每个营有37辆战车；炮兵营则有18门当时最先进的战车防御炮。
不过，在战防炮的使用上稍有问题。
战区拿到这些硬家伙后没有集中使用，而是分散到各个部队，到了各个部队后，再一次被切分。比如，孙连仲这里领到了一个营，然后把这个营一分为五，像牛肉一样分给下面的部队，有的领到了一个连，有的领到了一个排。
当时，阵地上的中国军队看到日军的坦克冲过来就心慌，即使是师长也不例外。在左翼阵地，有一次，第30师师长张金照来到一线督战，远远望见十多辆日军坦克沿公路压了过来，但战车防御炮排长迟迟不开炮，认为坦克呈纵队而来，要等它们全部出现后再打，炮打首尾两辆，这样的话中间的就没法行动了，最后再群炮将之摧毁。
但张金照沉不住气，使劲催。排长没办法，只好开炮，结果只打中了前面的4辆坦克，其他的就跑回去了。
这个回忆来自于杜聿明。杜聿明虽然没到台儿庄，但挡不住第200师的先进通信设备，每个营都有无线电，可以直接向杜聿明汇报。但到了张金照的回忆里，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按张的说法，当时他确实催促排长开炮。但排长说：“打日军的坦克部队，要打中间几辆，这样的话，前面的坦克很难回去，后面的坦克又不易跟进。”在张金照的描述中，排长后来从容镇定地开炮，击毁了日军的4辆坦克。
当坦克一字长蛇阵出现后，到底怎么打？显然上面的第一种说法是靠谱的。
虽然因分散使用没能发挥出最大的功效，但台儿庄战中杜聿明部队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上海和南京战。从3月23日到4月6日，第200师的参战部队一共摧毁日军坦克和装甲车39辆。加上其他部队摧毁的，整个战役有66辆坦克和装甲车被消灭和俘获。这在当时来说是个巨大的数字。
从归德前进机场起飞的中国空军第3大队第7（驻孝感机场）、第8（驻信阳机场）驱逐机中队的22架战机也飞临台儿庄上空。
第7中队长吕天龙（广西航校1期，广西陆川人，南洋归国华侨）；
第8中队长陆光球（广东航校6期，广西田东人）；
大队长是吴汝鎏（广东航校3期，广东新会人）。
他们原属广西地方空军，李宗仁的老部下，其中不少飞行员都在日本明野陆军飞行学校留过学。抗战开始后，被整编入中央空军。
两个中队的任务，一是轰炸日军，二是激励中国部队，让他们看到自己国家的飞机。
但在这一天，轰炸完日军阵地后，吕天龙驾驶着“伊-15”意外发现一架为炮兵提供目标的日本侦察机。
在台儿庄上空，日本侦察机也发现了吕天龙的座机，慌忙下降。吕天龙一个掉头，俯冲攻击，一顿机枪扫射，先把驾驶员身后的机枪手射杀。
日军侦察机不时降低高度，以诱使吕天龙座机进入日军地面高炮的攻击领域。但吕天龙飞行技术高超，在日军地面炮火中左躲右藏，紧紧咬住那架日本侦察机不放。
就这样，中日阵地上空出现激烈的一幕：
日军侦察机在前面飞逃，中国的战机在后面紧追不舍，低空掠着树梢呼啸而过。最后，吕天龙驾驶战机进入日机身后的视线死角，呈难度非常大的一字线追逐。这下子日军飞行员傻了，慌乱中一头撞在自己的阵地上。
4月3日，庄外孙连仲司令部。
参谋们均无睡意，侧耳听着从庄内传出的枪声。
枪声不是非常密集，但这并不是说战斗不激烈。断断续续的枪声，恰恰道出双方打的是逐屋争夺的巷战。这才是最动人心魄的。打阵地战的话，顶多需要盯着正面，即使敌人侧击或从背后包抄，具体打起来时，面对的仍是正面。巷战就不一样了，你根本不晓得在什么时候在什么位置会有枪口对准你。
孙连仲一直在抽烟，眼睛已熬得通红。
池峰城给他打电话，说：“敌人攻势过于猛烈，我军伤亡已十之七八，请准予暂时转移！”
孙连仲说：“转移？池峰城，你记住，即使你们31师只剩下一个人也要给我顶在那里战斗！你想撤就先拿头来见我！然后我拿头去徐州见司令长官！”
在此之前，孙连仲曾给李宗仁打过一次电话。
孙连仲说：“第2集团军伤亡达到了十分之七，敌人也被我们打死众多，可否叫我们到运河南岸休整一下再战？给我这个部队留点种子！”
李宗仁说：“我与倭寇血战一周，胜利决定于最后5分钟。汤恩伯军团明天中午就可到达庄外，你军必须坚守到明天。明天早晨，我也去台儿庄督战。这是我的命令，如有抗命，立即军法从事！”
听完后，孙连仲安静地说：“好吧，长官，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
李宗仁说：“为配合内外夹击，你在今天还需组织部队进行逆袭，使其明天早晨不能进攻。”
孙连仲说：“我连预备队都顶上去了。”
李宗仁说：“我悬赏10万元，没预备队，你就把炊事兵、担架兵和你司令部的所有能拿枪的人都顶上去！”
孙连仲又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遍：“好吧，长官，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
前几天，李宗仁一直发电报催汤恩伯军团南下，但汤并未立即执行。后来两边的通信联络一度中断。恢复后，李宗仁再次电报汤恩伯，叫汤军团主力必须迅速南下，如贻误战机，按韩复榘前例问罪！
电报发出去后，李宗仁又给蒋介石去了一份，向蒋告状，说指挥不动汤恩伯。在武汉的蒋介石也着急了，亲自拟电汤恩伯，问他迟迟不南下是何道理，叫他一定要听从李宗仁的命令。在回电中，汤恩伯才作了一番解释，这番解释本来是应该说给李宗仁的。他说自己的部队一直在打运动战，牵制着南下支援的日军兵力，先打由峄县支援临沂的第10师团赤柴联队，后打由临沂支援台儿庄的坂本支队。所以当《扫荡报》记者看到他时，已经20多天没睡过一个完整觉了。当然，最后一句话老汤没跟蒋介石说。
汤军团全军南下。
一切优势都集中在中国军队这边。
几天前，在汤恩伯变阵后，坂本支队在距濑谷支队还有5公里时，怎么也打不过去了。他们被反包围了。
此时第5师团司令部已推进到临沂外围汤头镇，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以为坂本支队行动顺利，可以很快解濑谷支队之围，所以在4月4日、5日间，板垣发去一封电报，叫坂本顺返回临沂继续攻城。坂本顺遂电告濑谷启：支队为占临沂，奉命返回，预定6日日落后开始行动……
到了晚上，坂本顺觉得这样就溜掉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又给濑谷启发了一封电报：“支队虽奉命返回临沂，但拟定撤走前给敌一击，望贵支队攻击我支队当面之敌背后。”
身在台儿庄外一个破庙里的濑谷启和他的联队长福荣真平收到第一封电报后对视大怒，立即回电：“贵支队预定在怎样的时机下开始返回？马上告知！”
坂本收到这封电报时已是4月6日早晨8点55分。
此前，濑谷已把坂本的动向电告矶谷廉介。兖州的矶谷面色阴沉地叫手下给板垣征四郎发电报，质问板垣为什么坂本支队现在就撤退，而不与濑谷支队协同作战？
身在临沂汤头镇的板垣也有点晕，回电说：“原以为坂本支队已顺利击破当面之敌，没料到我军在台儿庄陷入苦战。”
矶谷没搭理板垣，直接给济南的第2军司令部发电报，说：“现在台儿庄大战，我军陷入敌优势和强劲兵力的包围中，只有联合阵前各部才可取胜，第5师团应协助我师团战斗，断不可自顾擅退！”
措辞非常严厉。
接到矶谷的电报后，第2军参谋长铃木率道（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广岛县人）的第一反应是：两师团协助作战，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啊！他告诉矶谷：“板垣师团长那边我们会严厉警告，坂本支队立即配属给你，命令马上就会发布。”
再说坂本顺，接到濑谷启的电报质问后，一时不知如何回答，随后给板垣和濑谷发了相同的电报：“因当前急务是击败当面之敌，估计10日左右才可返回临沂。”
在4月5日的时候，濑谷支队的后方联络线被张金照第30师的一个团切断。
在台儿庄外的泥沟这个地方，中国的炮兵调来两门当时最先进的射程达20000米的德国卜福斯野战重炮，把濑谷支队的辎重弹药库打爆。至此濑谷支队已经处于弹药告罄、汽油奇缺的绝境。
被压至庄内一角的中国守军也开始反攻，经过一夜的浴血逆袭，恢复了四分之三的阵地，反而把日军逼到庄内北门。庄外，汤恩伯军团已切断濑谷支队的后路，台儿庄两翼的张金照和黄樵松的部队同时出击。
濑谷支队的战斗意志至此崩溃了。
武汉的军委会下了死命令：台儿庄诸部队，当于4月10日前击破面前之敌，奏凯奖励10万元；否则自师长以上全部军法论处！
这个命令太严格了，严格到残酷，为八年抗战中所仅有。
李宗仁接到电令后，以第5战区的名义又加了10万元。随后，已经赶到徐州协助指挥的程潜以第1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又加了10万元。
再说日本人那边。第2军司令部做出了保证，一定安排好第5师团坂本支队协同濑谷支队作战这件事。矶谷廉介的火于是才消了下去。但就在这时候，濑谷启发来一封电报：“师团长！支队将暂时撤离台儿庄，兵力集结于后方……”
矶谷差点晕倒。
在别人要继续帮忙的时候，自己的部队先顶不住了。
他的参谋长堤不夹贵表示反对，说：“应该立即叫濑谷支队长停止撤退！”
但濑谷死了心，尽管接到矶谷要其顶住的电报，但仍坚持了自己的想法：走人。这是日本现代陆军成军以来所罕见的。
4月6日下午3点30分，濑谷下令支队残余人马向北面“转进”，攻击坂本支队正面之敌的侧背，换句话说，开始突围了。同时下令，将战马集中在城北野外，全部射杀。重炮牵引车由于没了汽油，不得不扔在路边。
濑谷决定撤退时，由于电报联系中断，没能迅速通知坂本。看到濑谷撤退，已经决意再打一阵的坂本非常懊恼，也无心恋战，带部队跑回了临沂。
在濑谷支队决意逃跑的时候，孙连仲也下达了总攻命令。
池峰城叫部队向西关和北关猛击。庄内的日军，只有福荣联队第2大队的残部，最后剩下的三十多人困守在庄东北的一座教堂。不可能指望日军打白旗出来，围攻的部队长开始用火攻。
最后一锅端。
小队长太田荒二郎在被烧死前裹着军旗剖腹自杀。
但就在守军打扫战场时，发现庄东一个房子里，居然还藏着几名日军。守军也没费劲，最后掀开房顶，往里投掷了18捆手榴弹。
此时台儿庄街道上光手榴弹弹片就有三四寸厚了。
当天深夜，濑谷启和福荣真平带着残部拼死向身后的关麟征第52军逆袭，在丢下众多尸体后，撕开一条生路，向峄县方向仓皇而去。
李宗仁、程潜、白崇禧、林蔚、刘斐、徐祖贻等人都来到台儿庄督战。
台儿庄大战，日军第10和第5师团最终的伤亡是11000多人，其中战死2300多人。但这是来自日军的数字。很多人认为日军的数字是客观的，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夸大敌人死伤数字、缩小己方伤亡数字是战争中的惯例，日本也不能免俗。按战场上通常三比一的伤亡比例估算，日军战死人数要超过3000人。中国这边给出的数字是日军伤亡20000多人，未言及死亡人数。但缴获的轻重机枪达到900多挺，各类战炮130多门，击毁和俘获坦克、战车近百辆。
这确实是中国军队的胜利，以至于包括武汉在内的很多后方城市的人认为战胜日本已指日可待，甚至不少人判定：年内就可以把日军赶出山海关，恢复“七七事变”前的事态。这显然就不靠谱了。不过，却也反衬了这次战役的鼓舞人心。
中国太需要这样的胜利了。
在武汉，4月8日晚，10万市民进行火炬祝捷游行。
但不能忘记一支部队，它虽然当时不在台儿庄战场，但又相当重要，那就是桂军大将韦云淞的第31军。台儿庄战前后，归属廖磊指挥的韦云淞带部队在淮河流域的安徽明光与日军血战长达一个月，在延缓了南路日军推进速度的同时，让李宗仁得以全身心地指挥台儿庄之役。
此时的台儿庄火车站基本上已被炸平，只剩下一个标牌，视察战场的李宗仁站在标牌前照了一张相。后来我们一次次看到这张照片，被凝固的时光总是令人感慨万千。在他的指挥下，日军出现了自“七七事变”后第一次在进攻战中的崩溃。这是李宗仁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当两个月后他回到武汉时，上万人来迎接这位司令长官。
1938年5月1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宣布：孙连仲、汤恩伯、田镇南、冯安邦、黄樵松、张金照、池峰城、王仲廉等11人同时获得青天白日勋章。一次给11人颁奖，这个规模在抗战中绝无仅有。老汤依旧高傲，在合影中可以看到，11个人，他站在了最中间，李宗仁在他的一边。但11个人里，没有关麟征的名字。

第二章 战徐州（1938年3月~1938年6月） 汤军团引爆徐州会战
从1938年4月中旬开始，得到补充和休整的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再次南下，二攻台儿庄；第5师团也蠢蠢欲动，再次与张自忠的部队交火。后者打电话给第2集团军司令部，说：“板垣征四郎来势凶猛，你要作好他们突破我的防线南下与矶谷廉介会合的准备。”
台儿庄战后，孙连仲陷入忧虑中，取胜对中国军队来说只是暂时的，接下来怎么办？
几天下来，在濑谷支队二攻台儿庄的事态下，池峰城是真的受不住了。
4月14日晚，池峰城打电话给孙连仲的参谋：“我们的部队伤亡实在太大了！我要撤退！我一定要撤退！我找孙司令讲话！”
电话还是上次那个参谋接的，这一次他没敢顶撞池峰城，急忙去报告孙连仲。后者正躺在床上对着屋顶愣神。报告完了，孙连仲一骨碌下了床，说：“什么？他要撤？敢！”
孙连仲大步来到参谋的办公室，拿起电话，说：“台儿庄得失直接关系徐州战局，你马上带着师部人员到庄内增援，你打完了，我带着总部的人员顶上去！”
挂了电话，孙连仲说：“都给我准备，司令部所有人员都给我准备到一线去！”
但就在黄昏时，池峰城的电话又打了过来，得意地告诉参谋说：“你报告总司令，敌人又被我们打下去啦！”
孙连仲得报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池峰城这小子，不从后面踢他屁股就不行！”
当然有玩笑的意思。
日军二打台儿庄，已经是徐州会战的一部分了。实际上，直到濑谷支队在4月6日被打出台儿庄后，东京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徐州会战的计划。
正如前面说的那样，虽然第5师团和第10师团在南下，第13师团也在北上，但对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来说，具体打到哪一步，并没有一个定案。一线的战斗，看上去只是寺内寿一说的追击战。在日军的词典里，追击战相当于主战役的收尾战。但在日军的另一个词典里，追击战往往又会成为一次新会战的序幕战。
在1938年3月底，也就是台儿庄大战趋于激烈时，华北方面军作战课长下山琢磨发现：中国方面仍不断地向徐州集结军队，随后发现汤恩伯部队番号的情报也被送了上来。
下山的第一反应，是给东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发电报，要求在徐州四野打一次大会战。
从这个细节处可以看到中日战争前期汤恩伯军团在日本人心里的分量。
下山的理由是，如果不打徐州会战，那么集结在徐州四面的中国军队就有可能自由施展，以优势兵力对日军各个击破，濑谷支队和坂本支队已经不能用遇到麻烦来形容了，在中国军队的血拼下，两个支队的战斗力直线下降。而且，3月中旬时，第2军的情报部门截获了一份中国第5战区的电报，电报中，李宗仁已显示出在徐州附近与日军来一次大战的动向。
所以下山希望东京立即批准打徐州会战，歼灭徐州周边以汤恩伯军团为主的中国军队。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当然拍手认可。担任第2军司令官的西尾寿造没表示反对。东京的稻田正纯自接替河边虎四郎出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后，还没什么大手笔，所以接到下山的建议后立即来了精神。
稻田是个有身份的人，哥哥是后面露面的坂西一良（因入赘而改姓坂西，中日正面战场最后一战湖南雪峰山会战的日军主帅），岳父是阿部信行（陆军大将，后出任首相）。在稻田的牵头下，徐州会战成为定案，对此他有一段回忆，顺便谈到那两个支队的溃退，并为其进行了辩护：
濑谷、坂本两支队自台儿庄后退问题，从战况上看是当然的。当时，方面军也好，第2军也好，都焦虑地感到，为什么不更早一些后退呢？台儿庄的后退，并非败退，这是从一开始就和大本营说好了的，所以不成问题。得到台儿庄方面出现“汤恩伯军的情报”时，就担心情况要糟，过于突出的第2军那一部分，如果不及早收住，就很危险了。这是因为汤恩伯军的出现，意味着蒋介石的主力决战来了。由于濑谷、坂本两支队已脱险后退，所以安心了，但同时由于让敌人主力靠近了身边，这样就形成一个决策：那就来一场徐州会战吧！
稻田说濑谷支队的溃退“一开始就和大本营说好了的”，自可一笑了之。因为稍有常识的人都能明白：这可能吗？难道濑谷支队进抵台儿庄前就电报东京大本营，说自己几天后要撤退那么一下？
所谓信口雌黄，说的就是稻田正纯这样的家伙。
4月7日，台儿庄大战结束后的转天，东京向现地日军下达了进行徐州会战的命令。
会战主要由西尾寿造的第2军担纲。
按这个计划，刚刚打完南京战的隶属于第1军的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和末松茂治第114师团暂时划归第2军，加上原本所辖的板垣第5师团、矶谷第10师团，这样就至少有4个师团成为会战的主力部队。
这几支部队领的任务是，占领河南兰封（今兰考）以东、陇海线以北地区，捕捉中国野战军主力。由土肥原贤二任师团长的第14师团（隶属第1军）领的任务是强渡黄河，迂回到兰封至归德（今商丘）一线进行包抄，类似于南京战时国崎支队的角色。至于华中派遣军，任务是协助第2军作战，拿出第9和第13两个强力师团，攻占徐州南面津浦线地带，以一个师团控制合肥周边（后来出动的是第6师团），切断南、东南、西南三个方向中国军队的退路。
这个作战计划是稻田拟定的，随后上报作战部长桥本群。
1938年4月15日，桥本群带领部下组成大本营派遣班，从东京直飞济南，现地商讨徐州会战计划。
两天后，徐州作战会议在华北方面军第2军司令部召开。
会议由司令官西尾寿造主持，参加者除桥本等人外，还有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武藤章、华北方面军作战课长下山琢磨、第1军参谋友近美晴、第2军参谋长铃木率道、第2军作战参谋冈本清福等人。
会议主题只有一个：作战的首要目的是占领徐州，还是围歼中国的野战部队？
再次露面的武藤章代表畑俊六的华中派遣军发言，认为徐州会战的首要目的在于歼灭上海和南京战后的中国野战力量，为进一步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增加砝码。至于占领徐州，只是一个顺带的副产品。
冈本清福则认为：徐州虽然不大，但处四战之地，为兵家所必争，占领徐州仍具有重大意义，是作战的首要目标，至于歼灭中国军队，只能是占领徐州过程中的一个事。
深谙中国文化的第2军参谋长铃木率道不住点头，认为冈本说得不错，徐州位置太重要了，他甚至举了《三国演义》里各路诸侯争夺徐州的例子。
武藤章大笑，说：“铃木参谋长，您是不是有些迂腐了！”
武藤安静下来后，一字一字地说：“主攻任务分给了华北方面军第2军，按计划，第2军开始攻击后，我们华中派遣军的两个师团才可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很有可能担心自己被歼灭而跑掉。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功亏一篑。所以华中派遣军的观点是，先用第2军吸引住中国军的主力，在第1军的部队和华中派遣军的部队完成对中国军的合围后，第2军再开始攻击，这样才会取得最大的战果。”
说实话，武藤章讲的比铃木率道靠谱多了，以致华北方面军第1军的作战参谋友近美晴没有力挺自己的兄弟部队第2军，而是转向支持武藤章。
下山琢磨则认为，中国集结在徐州的部队不可能撤退，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以占领徐州为目标，即使最小规模的包围，歼灭周围中国军的成果也不会小。
显然，下山站在了第2军的立场上。
就看作战部长桥本群的意见了。
事实证明，桥本虽然持重，但也确实不是一个勇于决断的人。他开始骑墙。大本营确定的徐州主攻部队是第2军，他担心得罪第2军而影响战局，所以最终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支持铃木率道等人的。
武藤章为此极不客气地说：“桥本作战部长还是去年‘中国事变’之夜那个桥本吗？”
桥本群的回答倒也坚定：“一直是那个桥本。”
西尾寿造资历极深，他和畑俊六是陆军大学的同学，毕业时畑俊六是首席，他居第二位。西尾为人刻板，是个典型的职业军人，但此时他沉默不语，因为他认为桥本群带来的会议议题有些莫名其妙。在他看来，根本不存在一个首要目标的问题。他相信在中国第5战区司令部徐州附近会集结大量的中国军队，而且中国人不会轻易放弃那里，这样一来打徐州和围歼中国野战军就是一回事。
西尾关心的是作战时间。他的参谋认为第2军5月10日就可以发起进攻。但第1军的参谋认为，自己所在部队担负迂回任务，至少需要到5月15日才能完成合围。华中派遣军一直强调他们距徐州的路途要比第2军远，所以不管别人几号进军，反正他们4月底就会行动。
会议最后也没明确徐州会战的首要目标是什么，在吵吵闹闹中众参谋不欢而散。桥本群把派遣班的几个参谋留在济南，自己先行飞回东京，武藤章则飞回南京向畑俊六复命。
就这样，1938年4月8日，矶谷廉介给在台儿庄受重创的濑谷支队和坂本支队（已临时配属第10师团）下达了继续进攻的命令。
为了鼓舞士气，矶谷廉介于10日深夜由兖州抵达枣庄。
在台儿庄退却后，两个支队受到中国军队的追击，虽然没让中国军队取得更大的战果，但毕竟有差不多10个中国师在自己的正面。换句话说，矶谷所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对正面的这些中国师进行反击。
这一打，第10师团伤亡又不小。
西尾寿造被迫把第16师团的一个大队和第114师团的4个大队临时编入第10师团。
矶谷又把在后方警备的师团长濑支队（支队长长濑武平）抽到一线，警备任务转交给第114师团。
就这样，形成了长濑支队、濑谷支队、坂本支队三个攻击箭头。
4月18日凌晨，开始向正面以关麟征第52军为主力的中国军队发起反击。
台儿庄一战确实把濑谷支队打残了，从新的进攻中能看出端倪。
进攻开始后，三个支队齐头并进，但打着打着，在右翼的濑谷支队就被甩在了后面，没办法，矶谷廉介只好叫濑谷启带着部队跟在长濑支队后面转进。打到獐山，濑谷支队遭到不久前赶到战场的周嵒第75军第6师的猛烈攻击。第6师曾血战淞沪，部队里有不少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打了两天两夜，濑谷支队才前进了3公里不到，基本上陷入停滞状态。左翼的坂本支队情况同样糟糕。
矶谷廉介一筹莫展。
几天后，矶谷跟随长濑支队进入峄县兰陵镇，开始在一线进行指挥。
矶谷一面着急于怎么向徐州推进，一边还得分神应对不时出现在后方的袭扰，一时间焦头烂额。
矶谷廉介深通政略，在对华问题上头脑清醒，但在战场上并非一个随机应变的指挥官。在台儿庄败退前，他的部队只在滕县打了一个硬仗。其他时间前路畅通，只是得益于韩复榘的弃逃。跟板垣一样，会战结束后他也高升，接替东条英机出任关东军参谋长，所依赖的并非战功，而是仰仗跟司令官植田谦吉的关系。
由于第10师团进展缓慢，第2军司令部不得不把作为军总预备队的第16师团的草场辰巳旅团编成支队配属给矶谷，并派作战参谋冈本清福到第10师团参与指挥，后者一到军中就制定了横渡微山湖，从西面近逼徐州的计划。
至于草场支队，在南京虽然屠戮甚重，但在徐州战场上却成了一条虫。本来矶谷琢磨着他们是有生力量，得露两手吧，但没想到一周后，就被中国军队拦截于峄县白山西，不但没能往前进攻，而且被打得由攻转守。加上这时候第16师团也在济宁开始了行动，所以第2军司令部又把草场支队踢给了中岛今朝吾。
相比之下，临沂的板垣征四郎的情况稍微好一些。
板垣以国崎支队为前锋，攻克临沂后进展顺畅。不过，到4月29日，打到一个叫北劳沟的地方时，再次受到张自忠部队的拦截。作战经验愈加丰富的张自忠，上来就切断了国崎支队的后方补给线。日军粮秣弹药供给不足，火力顿时弱下来，在张部的猛攻下损失惨重，伤亡率超过70%，一个联队的兵力还不足一个大队。从日军的伤亡数字上看，这是一次被忽略的大捷。
在徐州战场，张自忠表现得确实可圈可点。后来白崇禧说过这样一席话：“孙连仲能守，汤恩伯善打运动战，张自忠则是能攻能守。”
至于板垣征四郎，当师团司令部过了临沂，推进到郯城时，遭到于学忠的拦截，在这里血战了整整9天。于学忠手下的旅长死伤3人，团长死伤7人，以下部队长和士兵的伤亡数字自可估算。
板垣此时手上兵力不多，坂本支队在受矶谷廉介节制，国崎支队被困北劳沟，后者已经连发了4封求救电报。第2军只能把在兰陵镇做预备队的第16师团片桐护郎联队派给板垣调遣，驰援北劳沟。国崎支队有援军了，但郯城的板垣自己还是缺人手，第2军的预备队已经没了，他唯一的办法是找矶谷廉介要人。后者还算够意思，把刚刚接收的一千多名补充兵划给了板垣。
两人完全称得上是鲁南战场上的难兄难弟。
此时中国军队正源源不断地开赴徐州战场。
蒋介石已亲自下令，把台儿庄内池峰城的部队拉下来休整。向孙连仲辞行时，池峰城摊了摊手，意思是：这可不是我要下来的。
孙连仲拍了拍池峰城的肩膀，说：“老池，以后有硬仗我还想着你。”
池峰城脑袋一大。
接替池峰城阵地的，是来自云南的卢汉（行伍出身，云南昭通人）第60军第184师张冲（行伍出身，云南泸西人）部。
滇军早在1937年秋就出滇北上了。当年11月底，在湖南常德待命的卢汉部队走浙赣线进入浙江，军委会有意将其调到南京参加保卫战，但南京战打了几天就结束了，卢汉随后接令转赴湖北。
矶谷廉介二打台儿庄时，孙连仲防线虽然还在硬撑，但李宗仁知道已是强弩之末，必须向蒋介石要兵，蒋找来陈诚，叫他联系在湖北钟祥的卢汉。很多人说，蒋介石喜欢越权指挥，实际上，对于非中央军系统的部队，蒋介石通常不直接下命令。
卢汉去武汉觐见蒋介石。
张冲则带着部队开向徐州，4月21日在车辐山车站下车。津浦线台枣支线上的这个车站（台儿庄外10公里）和徐州的利国驿车站，已经成为这个春天中国最繁忙的两个车站了，几乎每天都有军列停靠，士兵从这里下车转赴徐州四面战场。
第60军有3个师：第182师、183师、184师，40000多人，装备都是从法国进口的，士兵们都有钢盔，甚至还有专门的防毒队，属于徐州战场上的生力军。
当天上午，卢汉已提前到了徐州，拜见了李宗仁和白崇禧。
滇军与桂军，在军阀混战时代，是互相结了仇的，李、白二人就吃过滇军的亏。眼下的情境自然不一样了，李宗仁告诉卢汉，日军这次卷土重来，台儿庄东北前进阵地情况不好。
李宗仁命卢汉归属孙连仲节制，去接防汤恩伯和于学忠的部分防线。卢汉先去拜见孙连仲。此时孙仍在台儿庄外的司令部，问及敌情，孙对卢汉说：“敌军攻势虽猛，但我军打得很好，局势已趋稳定。”
卢汉又去车辐山车站附近的于学忠司令部，后者告诉卢汉：“台儿庄东北线战斗吃紧，你应快速集结，准备战斗。”
实际上此时台儿庄东北一线已出现了溃退。
按李宗仁的命令，卢汉拿出张冲的师接替池峰城在台儿庄的防务，另外两个师去接替台儿庄东北面汤恩伯和于学忠各一部分防线。后一个命令是有问题的，要么先把汤恩伯的部队换下来，要么先把于学忠的部队换下来，而在汤、于两部之间分别接防两边各一部分防线，是极易被日军抓住战机的。
事实比想象得还要糟。
就在卢汉的第182师和第183师往台儿庄东北线集结时，突然遭到日军的攻袭，打了卢汉一个措手不及。按照上面那几个人的说法，此时前面还有汤恩伯和于学忠的部队在顶着。实际上，汤恩伯的部队已经开始撤了，于学忠的部队也在转移阵地，就这样，日军的坦克一下子冲到滇军面前。
滇军就这样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跟日军接了火，一天之内，第183师就伤亡了3000多人。
对这支滇军来说，徐州会战中最刻骨铭心的，是随后的禹王山大战。这座海拔不到130米的小山，是云南子弟记忆中永远的一片血色。
禹王山位于徐州北部、台儿庄东南向的运河北岸，虽然山峰不高，但在鲁南平原上已经是巍峨了。巍峨到成为两军必争的制高点。
扼住禹王山，就可以给转进的中国军队以从容的时间；否则的话，日军可弃台儿庄而直下徐州，如果愿意的话，炮上山峰，还可以直接打到台儿庄内。
守备台儿庄的张冲最先注意到禹王山，他打电话给卢汉，认为必须控制住这座山峰。卢汉随即派第182师一部上山，但还没站稳，就在日军的强袭下被赶下来。危急时，张冲说：“叫我带人把它重新夺回。”
卢汉在电话里叹了口气，说：“如何做得到，你守着作为焦点的台儿庄，擅撤当是死罪。”
张冲说：“如果禹王山丢，台儿庄的守卫就毫无意义了。”
张冲又跟了一句，说：“现在禹王山的价值已大于台儿庄。”
其实，此前卢汉已向李宗仁、孙连仲请求从台儿庄抽兵再攻禹王山了，但两个人没同意，也没反对，只是强调守台儿庄是委员长的命令，那意思是，你看着办吧。
张冲还在坚持。
卢汉一咬牙，终于点了头，对张冲说：“你带人去吧！有什么事我担着。”
张冲随即留一个团守台儿庄，其他3个团尽皆出动，在他的带领下逆袭禹王山。
从最初坚守到最后从容撤退，滇军在禹王山与日军血战19天，战死3500多人，山下的十几亩麦田里埋满牺牲的士兵。
大战中，中日两军在山峰的左右两道棱形线上对峙，中国士兵在棱线上构建单人掩体，点点相连而形成鱼鳞形坑道，战士们环山把壕沟挖向日军。日军也在挖。最后两边的人都可以听到对方说话的声音了。
接下来便是近身肉搏。
在山下村子火石埠的激战中，由于电话线已断，轻机枪手杨正发奉命给团长送战报，此时他已受伤，子弹从肋前穿入，弹头半露在后背上。团长用简易的卫生工具帮他取子弹，问轻机枪手疼不疼，后者说：“不疼！死也划算了，火石埠的机枪掩体都被我用遍了，变换了几十个阵地，鬼子倒在我机枪下的多了！”
在卢汉的回忆中，特别提到杨正发。
在机枪阵地上，当时只剩下杨正发一个人了。虽然已经负伤，但就是不肯下火线，一挺轻机枪，反复转换掩体，阻击日军一个多小时。
此战是滇军抗战的一个传奇，用于学忠部下曹宗纯（副团长）的话说：台儿庄战后期，来自云南的第60军阻击最顽强，作战最勇猛，是任何友军所不能比的。
一名叫吕建国的排长，带着十几名战士在阵地上死战不退，最终连掩体带人被日军的重型坦克碾成肉饼，融入了徐州的大地。
鲁南一战，第60军战死5000多人，受伤15000多人。这是该军的一半。
鲁南大地上是浴血的彩云，战死的亡灵也就真的化作了云彩，向南飞回红土高原上的故乡。
在第60军中，有个战地服务团，团员大多是在校中学生，她们跟随第60军离开七彩云南。路过平汉线湖北花园车站时，卢汉下令叫服务团停止前进，留在这里的后方医院工作。大多数人留下了，但不成想，以宋云飞为首的15名女中学生混进了开往徐州的军列。
上车后才被发现，报到卢汉那里，没办法，只好把她们带到前线，专门派了一名参谋照料。
到了禹王山前线，参谋说：“你们过来不是捣乱吗？还得看着你们！”
宋云飞说：“我们也能帮你们做事呀！”
参谋说：“能做什么？不扯我们后腿就万幸了！”
宋云飞说：“我们可以帮战士们写家书……”
参谋一时无语。
后来，美丽勇敢的少女们跟汤恩伯的战地服务团团员相遇，大家一见如故。汤军团的团员贡献之问她们怎么“混”到前线的，宋云飞一五一十地讲述，讲着讲着少女们开怀大笑。
此时的徐州战场，除了卢汉第60军外，李仙洲（黄埔军校1期，山东河西人）第92军到了，刘汝明第68军到了，冯治安第77军到了，李延年（黄埔军校1期，山东广饶人）第2军也到了……非常能打的董钊（黄埔军校1期，陕西长安人）第28师也过来了。董师曾在秦晋交界的风陵渡大战，拒日军于黄河渡口。在徐州战场，该部在郯城反攻战中光步枪就缴获了800支，同样是个被人忽视的胜利。
这些军队是怎么过来的？是蒋介石主动派来的，还是李宗仁要的？
按李宗仁的回忆，白崇禧给他打电话，说蒋介石还在继续向徐州派军队，然后两个人有这样的对话：
李宗仁：“委员长调来这么多部队干什么呢？”
白崇禧：“委员长想要你扩大台儿庄的战果……”
李宗仁：“现在已经太迟了！”
按李宗仁的说法，在4月20日左右，他就判断出日军合围徐州的新战略，认为不可重演上海战的覆辙，所以在5月初就安排大军撤退了。
情况是否如此？
话说台儿庄战后，作战厅长刘斐回武汉向蒋介石复命。
对于这次大捷，蒋介石当然非常高兴，毕竟振奋了民心士气，但同时他也保持着警惕。在4月7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此乃初步之胜利，不过聊慰八月来全国之期望，消弭我民族所受之忧患与痛苦，不足以言庆祝，来日方长，艰难未已，我同胞应力戒骄矜，时加警惕，唯能闻胜而不骄，始能遇挫而不馁，忍劳耐苦，奋斗到底。
此时刘斐最担心的是派到徐州的各路部队怎么使用的问题。
中国在增兵，日军当然也在增兵，拿到的情报显示：集结在徐州南北的日军已接近20万人。而中国，放在徐州的部队已超过50万人。这已经是当时中国有战斗能力的野战部队的一半了。
刘斐认为台儿庄战后，日军必然会反攻，而中国军队是在内线作战，要想保持主动，正如前面说的，必须在一线的后面掌握强有力的机动部队，一些不重要的阵地应该主动放弃，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在运动中制敌的态势。所以在他看来，增援徐州的部队万不可全投在第一线。具体地说，是要在鲁南留出强大的机动兵团，在徐州西面放置足够的预备队，警备由皖北而来的日军和从鲁西迂回的日军，并时刻能对津浦线上的日军进行侧击。
刘斐回武汉不久，就给李宗仁打了个电话，提出在运河以北只留少数部队，主力完全抽回运河以南和徐州以西。
但李宗仁轻视了这个建议或者说命令。
李宗仁也不是反对刘斐，而是因为几个月来一直处于风暴中心，不能完全跳出来回望战局，有点“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意思。
刘斐代表军令部，李宗仁代表战区。
蒋介石怎么想？
他当然想再在徐州战场上取得一次大胜，所以对李宗仁的思路没明确地表示反对。
但刘斐的话又有道理。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又不是个冲动的人，他必须考虑刘斐的意见。最后蒋介石表示，虽然应从一线抽些部队下来留作机动，但现阶段还无需把部队都调到运河以南和徐州以西。至于刘斐别的建议，他表示全部接受。
这就形成了一个折中方案。
4月21日，军令部把这个方案下达到第5战区。
命令发下去后，刘斐担心得不到贯彻，天天跟战区参谋长徐祖贻联系，得到的消息是：预备队和机动部队不仅没抽下来，驰援徐州的一个个新部队，也都被顶到了一线。按徐的说法，李宗仁想通过包抄获得日军的侧背加以攻击，而这也是日军的想法，如此一来，中日军队的侧翼开始不断延长……
刘斐问到最近过去的一支部队的位置，徐祖贻告诉他也已经被顶到一线，正与敌苦战。刘斐又问：“汤军团呢？”
徐祖贻说：“在邳县以北陷入阵地战。”
刘斐轻易不发火，这一次勃然大怒，说：“李长官糊涂！燕谋（徐祖贻字），你应晓得当前战局的厉害，50万大军都顶到一线，西起微山湖，东到郯城，阵地正面达300多里地，漫无边际地占领阵地，跟日军在阵地延长上竞赛，意义何在？日军一旦迂回包围徐州战场，我们几十万大军如何转移？！”
就在这时，汤恩伯也跟着添乱。什么事呢？蒋介石转告刘斐，说汤恩伯直接给他打电话，想亲自带着6个师攻击向郯城南下的日军。蒋觉得汤恩伯精神可嘉，但计划太过冒险，所以没答应他。
到了5月上旬，津浦线南侧的日军荻洲立兵第13师团由蒙城攻占宿县后，没沿津浦线前进直下徐州，而是放弃了津浦线正面，向西往永城、萧县迂回。
这是个不妙的信号。
与此同时，第10师团横渡微山湖后，犹如百足之虫向鲁西南迂回；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则由菏泽南下，向豫东疾进。日军正在形成一个带有双保险的虎口……
5月10日，苏北的日军与郯城南下日军会师新安镇（距徐州100公里），也就是说徐州东面中国军队的侧背已经被捕捉到了。
蒋介石也发现事情不妙了。
面对骤然变化的战局，蒋介石亲自出席军令部的会议，根据对敌情的判断，在5月11日拿出一个应对方案：
立即改变现在徐州战场上与日军的对峙线，把该撤的部队从一线撤下来。同时，孙连仲的部队对鲁南日军采取守势，汤恩伯的部队击破由淮河而来的日军。第1战区迅速组织豫东兵团，急调大将薛岳（时任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在皖南打游击）到河南，在接应徐州战场的同时，拦截由鲁西向豫东进犯的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
蒋介石首肯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各路大军之间互相掩护转移的计划。但如果在地图上把兵力位置都标明的话，又会发现这是个反包围计划。
1938年5月12日，蒋介石给刘斐打了个电话，叫他立即赶到机场，跟他一起飞郑州。刘斐到达机场时，林蔚已经在等他了。
自3月接替钱大钧出任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以来，林蔚忙得有点四脚朝天，于是理解了钱大钧的诉苦。
侍从室是1936年1月成立的，下边设有两个处，直接对蒋介石负责。第二处的职务由陈布雷（浙江高等学堂，浙江慈溪人）长期担任，负责党政；第一处的职责是军事，主任通常也兼任侍卫长，负责蒋介石的安全。林蔚是浙江黄岩人，后来又在陆军大学深造，这个人没那么多旁逸斜出，属于老黄牛类型的，这一点为蒋介石所喜欢。
在飞机上，蒋介石承认：徐州大军处于危险中。
他对第5战区是否能很好地执行昨天军令部的命令感到担忧。
三个人在飞机上聊了一路，刘斐谈到一点：苏北和淮北之敌加在一起不到万人，尤其是淮北的第13师团用在一线的只有5000多人，李品仙和廖磊的部队打得不好。汤恩伯军团此时能否拦截住这支日军？
蒋介石也在沉思。
对他来说，到郑州有两个目的：一是督促落实5月11日的计划；二是现地查看黄河堤岸的情况。关于后一点的目的，接下来会写到。
5月12日黄昏，蒋介石一行飞抵郑州机场。
在机场，蒋介石对刘斐、林蔚说：“徐州的部队必须马上撤下来。”
蒋介石说自己想到徐州亲自向李宗仁下命令。
刘斐和林蔚自然反对。
蒋介石的意思是，只有自己亲往，才能用最快的时间叫李宗仁执行命令。
刘斐说：“如果一定飞徐州的话，我去就可以了。委员长放心，我定把命令下达到李司令长官那里。”
林蔚说：“我一同去。”
刘斐早年在李宗仁、白崇禧手下，开战之初，还亲飞广西接白崇禧到南京，所以刘斐二赴徐州下命令，蒋介石还是比较放心的。
蒋介石说：“你们去也好，要跟德邻（李宗仁字）说，敌人已经开始大包围了，不赶快撤出来，几十万人都会丢掉，你们还要跟各级将领讲清楚，要他们贯彻统帅部的命令。我叫他们给你俩准备一辆专列，你们马上就去，一路上也要当心，我叫人通知沿途各站的将领，要他们到火车上向你二人报告敌情。”
军列呼啸而出。
车过归德，已经是5月13日凌晨两点。
俞济时第74军已被调到豫东，归属薛岳指挥。俞赶到归德，在火车站等候刘、林。
刘、林并不下车，俞济时上车报告归德周边的敌情。
此时豫东、鲁西南、皖北、苏北一带局面极端复杂，中日军队开始“混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没有纯粹的“后方”之说了。
俞济时说：“日军离铁路线很近了，不出意外的话，天亮前会切断陇海铁路。那样的话，你们这趟车就是这条铁路上的最后一趟车了。”
不知为什么，这话叫刘斐有些感慨。
战局瞬息万变，一个小时一个样，是如此残酷。
刘斐和林蔚冲入战云密布的徐州，见到李宗仁、白崇禧，说明他们前来的原因，问5月11日的命令接到没有。
李宗仁看着刘斐这位桂系出身的湖南人，有些不耐烦，说：“命令接到了，传下去了。”
刘斐提到4月21日军令部下达的关于抽调机动兵力的问题。
刘斐说：“如果当时早动手，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了。台儿庄战后，不该把二线的兵力都顶到一线，这样主动制敌的自由就不在手里了。”
李宗仁十分不悦，说：“一线的情况绝不是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就能晓得的，什么叫把二线的部队都顶到一线了？不顶能行吗？不顶我一线的阵地就都保不住了，这个责任谁负？你刘斐吗？委员长不叫轻弃阵地！部队好不容易都拉上去了，能一下子都撤下来？我没有这个本事！”
白崇禧见二人话语不对，急忙打圆场：“军令部的命令战区当然会执行，昨天的命令已经下达到各部队。但我们的情况你也知道，容易顾此失彼，调动一支部队，相邻另一支部队往往会产生动摇。稍有不慎的话，就会形成溃退的口子，到时候想掌握部队就不容易了。”
作为二人的老部下，刘斐属于小字辈，语气平和下来，说：“现在情况已经非常严峻了，敌人要进行迂回大包抄，四面的部队已经超过20万了。”
林蔚这个时候说：我们野战部队的一半都在徐州，一旦被围歼，在新部队还没训练完的情况下，湖北、湖南两地就难保了，那样的话四川大后方就会洞开。
刘斐说：“所以必须保证徐州战场上部队的转移。只向一线的部队长下命令还不行，应该把他们召集过来，说明利害关系，立即召开部署撤退的专题会。”
徐州合围的厉害李、白又何尝不知？只是战场上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又确如他们所说。就在这时候，副官汇报说，日军便衣队出现在徐州以西黄口车站。那是陇海线上的要冲。随后砀山县大铁桥被日军炸毁的情报送了进来。陇海线至此被切断。
李宗仁也意识到敌情的严重性，但他到底是经过风浪的人，此时显得非常沉着，叫白崇禧下令召集军以上指挥官会议后，对刘斐和林蔚说：“你们二人不必惊慌，对于撤退我自有安排，南京的场面断不会在徐州出现，我李某人不是唐生智。”
接到开会的命令时，汤恩伯正和张自忠在一起，临沂之战打完，后者就被提升为第27军团长了。两个人此刻盘腿坐在邳县西南运河东岸的沙滩上，盯着地图研究作战方案。
警卫班在四周持枪放哨。
从这里可以眺望徐州。此时徐州上空又一轮日机来袭，爆炸声接连不断。对于这样的场面，两个人都习以为常了。
汤恩伯虽然难相处，但大战期间跟张自忠合作得很好。二打临沂时，张自忠得到汤恩伯骑兵团的援助；后来汤恩伯部在郯城遭日军袭击，张自忠前去驰援。再后来，徐州撤退，张自忠搭救了汤恩伯军团落在后面的两个炮兵营，一直派人把这两个营护送到许昌。
远远地，汤恩伯看到他的军长关麟征和警卫员骑马而来。
关麟征的第52军损耗极大，李宗仁已经批准他们脱离战场先行到后方补充休整了。关麟征向汤恩伯和张自忠告辞。
张自忠开了句玩笑，说：“52军战绩非凡，关军长是越打越精神了。”
关麟征说：“其实我最想跟两位兄长坐在这野地里喝上半斤酒啊！”
汤恩伯说：“酒不缺你的，徐州打完了，约上荩忱兄，我们一醉方休。”
张自忠说：“好啊！很久没喝醉了，这酒我可是等着了，今年没机会，那就明年，明年没有那就后年，总之一定要喝的。”
汤恩伯说：“这样一说，那当是打败日本人后再喝了。”
张自忠说：“我等着这顿酒。”
关麟征跟汤恩伯做了简单的汇报后，辞行飞马远去。
日本那边，4月底，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回东京升任陆军教育总监，时任军事参议官的东久迩宫稔彦亲王出任新司令官。5月5日到济南，这位亲王随即把自己的战斗司令部推进到兖州。
此时坂本支队回归第5师团，板垣征四郎立即把该支队的一个轻型装甲车中队、一个半野战重炮大队和两个步兵中队转给国崎支队。板垣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让东久迩宫感到第2军的兵力上严重不足，在没跟他的上司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打招呼的情况下，直接向东京大本营求援，后者从关东军第2师团和第7师团里分别抽出一个独立混成旅，加起来整10000人，疾驰徐州战场。
按任务划分，相对于北面的第2军，南线的日军是辅助部队。打到5月13日，在安徽蒙城，后来因此战获得宝鼎勋章的凌云上团长（黄埔军校南宁分校2期，广西桂平人）正搬开阵亡战士的身体，亲自扣动重机枪的扳机，向扑上来的日军扫射。他是桂军廖磊的部下，第173师第1033团团长。
这些日子，廖磊的部队一直在阻击北上的第13师团。
在蒙城布防前，皖北一带大雨连天，黑云密布，正是血战前的光景。凌云上带部队冒大雨刚到蒙城，日军就攻来了。战斗打了三昼夜，最后打到团以下部队长阵亡殆尽。蒙城最后的突围，完全是从日军正面杀出去的，最后全团只剩下了17人。
在日军北、南、西三面合击的5月15日，第5战区军以上部队长会议也在台儿庄外的运河南站紧急进行。
参加者除李宗仁、白崇禧、徐祖贻、刘斐、林蔚外，还有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第22集团军代司令孙震、第20军团长汤恩伯、第27军团长张自忠、第3军团长庞炳勋、第60军军长卢汉、第2军军长李延年、第92军军长李仙洲、第51军军长于学忠、第75军军长周嵒、第68军军长刘汝明等人。
按计划，大军主力向豫皖边界转移，一部向苏北转移。当时，日军光注意陇海线以西了，对苏北没怎么留神，苏北方向成了中国军队转移的一个安全出口。
李宗仁把任务都分下去，最后对大家说：“徐州的撤退，我们必须交叉掩护，你掩护我，我掩护他，这样才可以突破日军封锁。如果在座的部队长有谁胆敢只顾自己的部队脱身而不依照命令掩护友军，即使日后突出重围，我也定会找他算账。现在军令部的长官都在，我李某人说话是算数的。”
卢汉和正在萧县（位于皖北，是徐州的西大门）的刘汝明的部队，被定为掩护大部队转移的主力。
在这里需要提一个人，他就是李延年第2军战车防御炮连连长安占海。
散会后，李延年回到驻地，叫来安占海，叫他带着队伍和战炮赶到徐州司令部，安问什么任务，李说到了那儿就知道了。
安占海到徐州时已是这一天凌晨两点。
由于日军的炮弹已数次打入徐州城，李宗仁把司令部转移到城西南5公里外一处别墅花园的地下室。但日军的炮弹像长了眼睛，随即又打到别墅，李宗仁身边的一个传令兵被炸死。
战区司令部的一名参谋领着安占海来到地下室，一位高个子、戴眼镜的将军接见了他。
那人第一句话是：“是行伍，还是学生出身？”
安占海说：“学生。”
那人马上叫参谋打开地图，叫安占海先看5分钟。
地图上的形势叫安占海倒吸一口冷气：除了安徽与河南交界处的永城、萧县之间还有一个缺口外，其他地段基本上都已画满太阳旗，徐州正在被合围。
那名将军说：“天亮前你和部队在城西门等候，我派汽车送你们去萧县，上午10点必须抵达该县南门，68军的人在那里接你们。”
安占海随后离开指挥室，问身边的参谋，刚才那个人是谁。对方回答：“白崇禧。”
就这样，安占海带着部队和战炮在当日上午10点前乘车赶到萧县，在那里见到第68军军长刘汝明。
刘汝明叫安占海前进至永城，在北城外占领阵地。这一天午后，7辆日军战车开出永城北门，但很快就被安占海的部队打掉了。
白崇禧用心良苦。
作为最后撤出徐州战场的部队，刘汝明第68军后来出色地完成掩护大部队撤退的任务，跟把一个战车防御炮连放在萧县和永城之间阻击日军有很大的关系。
就在中国将领开会的当天深夜，矶谷廉介第10师团横渡了微山湖，在后方警备的第114师团也被轰到一线。同样在这一天，第5师团增援国崎支队的部队赶到北劳沟，但中国军队已经悄悄撤走了。
5月16日黎明，第10师团主力在微山湖对岸登陆，开始进攻古城沛县，主力遂绕行南下，在5月19日迫近徐州。但矶谷没想到的是，荻洲第13师团比他们更快。
只说5月17日上午，云南战地服务团队长宋云飞跨上军部接她们撤退的军车前，找到还留在前线的汤恩伯部战地服务团的团员贡献之等人。
宋云飞说：“日军已在西边偷渡黄河，陇海线也被截断了，徐州马上被合围啦！”
贡献之说：“那又怎么样？没什么好怕的，李长官的司令部不是还在徐州么？汤军团长也还没走呢，你们女孩子就是沉不住气。”
此时贡献之正和其他团员向当地民众下发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特派专员送来的战地赈灾款。
宋云飞说：“不是啦！我是提醒你们要注意安全！我们60军已经接到西撤的命令，你们最好还是马上赶回徐州，跟着战区司令部一起撤！很多战地记者和慰问人士都到那里集合了！”
宋云飞走前说：“希望以后还能在其他战场看到你们！”
贡献之向她敬了一个军礼，说：“我们这就回徐州，谢谢你！”
宋云飞点了点头，还了一个军礼。
没有更多的话，也没有更浪漫的情节，这只是战场上的一天，一天中的片段。但放在历史的深处，却又是如此闪光。
按李宗仁的安排，由于卢汉的部队到得晚，所以令其断后，接张自忠的防线，挡住日军的正面，以一部守徐州，掩护其他部队转移。
当正式接到命令后，按孙连仲的描述，卢汉在电话里大哭。
卢汉想的大约是：自己的部队已经打了将近一个月，在禹王山就血战了19天，4万多人已经伤亡过半，如果最后走的话，万一被日军围了，60军的家底就都完了。
但军令如山，卢汉没法直接抗令，只好带人开往徐州。
5月18日的徐州孤独而冷寂。长官司令部已空空荡荡，地上是烧毁的军事文件，李宗仁已经带着司令部一行人撤退了，留守人员把中央银行搬不走的22万元小额钞票给了卢汉，说是部队3个月的伙食费，一旦徐州不守，就在周围打游击。
卢汉问：“谁的命令？李长官的，还是孙总司令的？”
对方说：“李长官的。”
卢汉问：“现在孙总司令在哪儿？”
对方说：“在徐州郊外的一个村子。”
在徐州，卢汉看到警备铁路的士兵正在火车站点火，焚烧没来得及运走的物资。这时候，听参谋说，徐州附近的交通要道上已经看不到大部队转移了。同时，告诉卢汉，火车站还停靠着几辆军列，其中一列上都是伤兵，都是不能行走的重伤员，现在火车正准备开出。
卢汉说：“还走得了吗？”
参谋说：“只能听天由命了。据说往南去的津浦线铁路桥已被炸毁，不知道是敌人炸的还是我军炸的，西行陇海线上的黄口火车站也被日军占领了。”
卢汉问：“伤兵有多少人？”
参谋说：“铁路警察告诉我将近3000人。”
卢汉长叹一声。
当天深夜，在徐州外的一个村子，卢汉看到孙连仲。连续的作战已经叫老孙的神情有些恍惚了。
卢汉说：“孙总司令，你们叫我守徐州，目的是什么？掩护大部队撤退，还是守到不能守时再突围去打游击？现在鲁南的部队基本上都已撤离完毕，交通要道上已经看不到大部队的身影。如果是固守徐州，有没有其他部队协助，叫我守多长时间？”
孙连仲说：“这是李长官的意思。”
卢汉说：“我的部队来的时候4万多人，已经伤亡了一半，我的部队必须休整了。”
说到二十多天死伤两万多云南子弟，卢汉一下子又哭了。
在徐州战场，虽然卢汉奉命受孙连仲节制，但卢汉的资格并不比孙浅，所以孙连仲也不能把卢汉怎么样，加上卢汉声泪俱下，而且局势紧急，孙连仲也没了争论下去的欲望，说：“既然如此，我另派部队，你们就先撤吧！”
说这话的时候，徐州西南方向已经听到枪声。那是北上而来的日军第13师团的前锋。
孙连仲闭着眼睛想，这时候能用的，只有刘汝明第68军了。按最初的命令，只是叫刘汝明的部队做掩护，并没要其守徐州。但事已至此，孙连仲下令，叫刘汝明的部队迅速开到徐州，作为总殿后部队。
刘汝明已经不是几个月前被东条英机在张家口打得一败涂地的刘汝明了。他的抗战意志已经非常坚定。
中日开战之初，刘一度犹疑过，当时主政察哈尔，汤恩伯的部队要经过他的防区到南口迎击日军时，他没有太积极地配合，最后汤恩伯辗转在怀涞扎营。当《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在火线上采访汤时，面对刘的所为，老汤“眼泪往往盈眶欲坠，默对客人出神”。老汤当时是非常克制的，否则按照他的脾气，早就先把刘汝明的部队灭了。
抗战胜利后，上海一家出版公司找人攒了本《抗日战争演义》，卖得非常不错，在当时很是畅销，其中有这样一章：“汤恩伯血战南口，刘汝明误失张垣。”刘看到后很不高兴，出版公司倒是灵光，立即改了一字，成为“汤恩伯血战南口，刘汝明痛失张垣”。
无论如何，经过这几个月的磨炼，刘汝明愈战愈坚。在晚年时，他居于台湾，写下《七七忆战友》。他的很多老战友，虽抗日之路曲折，但终细流成海，而且其中不少人最后战死沙场。在文章中，他说了这样一句叫人泪眼迷蒙的话：“我们仍然人神有隔，我必一一到你们灵前去祭吊的。”
在徐州会战中，原本归属第2战区的刘部第68军赶赴徐州，出色完成掩护大军转移的任务。在日军占领徐州前一刻，刘汝明带领部队一个漂亮的反身，从日军包围圈里跳了出来，这成为他抗战生涯中最精彩的一次行动。
接着说战地服务团的贡献之等人。他们赶到徐州后，一打听，汤恩伯军团已经撤离了。于是，一行人向前追赶，在5月19日黄昏，到达符离集车站前，赶上了正拖着7门重炮前行的汤军团。汤恩伯告诉他们，由于通信中断，没能联系上他们。
撤退中，汤军团避开跟津浦线平行的公路，直接穿插于涡河、淝河、浍河之间，一路上有惊无险，用贡献之的话说，穿越公路时，可以用手摸到被日军坦克履带碾压过的深深的痕迹。
5月20日夜，汤军团冲过日军封锁线，顺利转移到安全地带。但在滕县血战的川军，在撤退中就没那么顺利了。
血战完滕县后，孙震第22集团军又打了一些战斗，最后只剩下不到5000人，于是编成5个团。5月初，有2000多名从四川赶到的新兵被补充到军中，虽然部队弹药非常充足（几个团都补充完弹药后，还剩下20万发子弹带不走，于是就近交给地方抗日武装，但还是剩下10万多发，只好就地埋藏起来），可一时间缺少枪支，2000多名新兵中大多数还没来得及配上枪，就接到大撤退的命令。
孙震把他们分成4个营，分别由人带领突围。一路上遇见得最多的，是日军第13师团北上的骑兵，有的新兵营幸运地躲了过去，有的在老兵的带领下，与日军边战边退，最后也脱险了。而下面这一路，却一点点被日军骑兵圈进了梦魇。
这路新兵由第731团第3营营长罗浚带领。
5月17日，他们一行400多人向亳县转移，走到中途时，见一支日军骑兵卷着沙尘从对面奔来。
罗浚有点慌。
他手里这400多新兵没任何作战经验，手里也没枪。有几个新兵因第一次见到日本人而感到好奇，不知其中利害，说：“营长，打吧！”
怎么打？有枪的，是带队的连长、排长、班长，加上罗浚和副营长唐少斌，一共不到60人。
罗浚叫唐少斌领着新兵往不远处的黄河故道隐蔽，然后他带着五十来人卧倒迎敌。
按罗浚的想法，眼前的日骑只有几十人，他带各级部队长阻击一下，等新兵们转移到黄河故道后，自己再带人想办法脱身。
日军骑兵速度迅疾，不易捕捉目标。但好在罗浚这边有两挺轻机枪。不过，日军骑兵也配有轻机枪，这是日俄战争时“日军骑兵之父”秋山好古建立的传统。当然，日骑不会在马上攻击，而是弃马来战。罗浚也只能边打边退。当退到一片广阔的麦田时，手下各级部队长已战死20多人。
这大约是八年抗战中仅有的一次营长、连长、排长、班长同时顶在一线，掩护新兵转移的战斗。
事情开始不妙。
罗浚发现日骑越来越多。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次遭遇的不仅仅是第一波冲过来的几十个日骑，后面紧跟而来的是这支骑兵的部队长，日军第13师团骑兵第17大队大队长小野良三中佐。
已经是午后两点多。天空异常晴朗，虽身在田野，但没一丝风。阳光照耀着5月的麦田，一切仿佛画中的景象。而噼里啪啦的枪声，则让画面不时爆裂开来。
打到3点，罗浚这边子弹已经没有了。日骑发现这一点后，立即回身上马，转瞬间压上来三百多人。
罗浚下令把所有的步枪枪把都打断，不留给日军，两挺机枪埋在麦地里。
犹如古时作战，三百多日本骑兵把没能跑到黄河故道的那些赤手空拳的四川新兵包围起来，围着他们奔驰，每转一圈，包围圈就小一点。然后，日骑挥舞着战刀，以“一”字形纵队，冲入人群，刀落下的地方，四川新兵应声倒下。
很快麦田就被旋转成殷红色。
罗浚下令停止抵抗。
日军叫战俘把双手背在身后，到麦田边的空地上坐下，有两名战俘没听日军的，随即被两枪射杀，人群中发出一片叫声，四川的新兵们一下晓得了战场的血腥和日军的残酷。
带领日骑冲杀的是中队长黑川真吾大尉。他策马巡视。过了一会儿，骑兵大队长小野良三在副官的陪同下从后面飞驰而来。
黑川向小野汇报：俘虏了400名左右的中国战俘。
小野策马来回转了两趟，转身对黑川说了些什么，随后带着日骑主力呼啸而去，现场只留下黑川和28名日骑以及所配备的两挺轻机枪。小野和黑川都参加过南京战。当时，他们所在师团的两角联队以一个中队不到的兵力，在幕府山下俘获了一万多名中国战俘，此事成为当时东京报纸的头条，所以他们相信这个人数已经足够对付400多名中国战俘了。
黑川挥了挥手，叫部下对战俘进行搜身。
十多名日军持枪警戒，另外十多人翻身下马，冲向中国战俘。
在战俘身上洗劫了少许钞票和几块手表外，日军重新上马。黑川用生硬的汉语，嘶哑着嗓子喊：“起——立！”
同时，他做着手势。
喊到第三遍，罗浚才听出是什么意思，于是招呼大家起来。
在日军的押解下，这400多人走上土路，向黄口火车站方向行进。过黄河故道时，黑川下令战俘分三排坐在大堤下。
黑川和手下的两个部队长窃窃私语。
罗浚等人不知道日军在说什么。即使如此，日军动手的企图也已非常明显。罗浚看了看四周的环境，是空旷的地带，没有任何遮蔽物。
罗浚先是举了下手，向警戒的日军示意，然后站起身走过去跟黑川交涉，说：我们已经停止抵抗了，是战俘，你们不能屠杀我们；而且，你们日本军队不是讲求武士道吗？杀害没有武器的战俘不符合这种精神。
至于面前的日军听得懂听不懂，罗浚当然不知道，所以他不停地比划。
黑川看懂了，他并不理睬罗浚。第13师团杀俘的恶习继续着。实际上，小野良三走之前，就已经交代黑川把这批战俘“处理”掉了。
罗浚知道已经无望，于是大喊一声：“兄弟们！鬼子要下手了，拼了！”
几乎与此同时，日军的两挺机枪组成交叉火力，打响了。
在空旷的河床上，川军无路可逃。在罗浚的带领下，少数士兵冲过大堤，与日军展开肉搏，更多的士兵已被扫射倒于河床上。河床上都是沙土，子弹打得沙地啾啾作响，一时间沙土升腾。
此时暮色将至，在肉搏下，罗浚带人弄死了几名日军，但他的两个手指也被刀砍断，最终硬是带着十几个新兵冲了出来，其余战友尽皆被射杀。罗浚这十来个人，最后分成多个小组，一路分散潜行，4天后才转移到安全地带，5月底抵达河南潢川，随后到襄阳回归部队。
中国军队的撤退还在进行中。
孙连仲带着集团军司令部，没走主力转移的豫皖边界，而是去了苏北韩德勤（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江苏泗阳人）的防地。
刚到淮阴，何应钦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叫他马上在淮阴修建一个300米长、100米宽的简易机场，说这是蒋介石的意思。孙连仲只好照办。很快建完，上报武汉。当天蒋介石就派专机直飞淮阴，把孙连仲和司令部的人接走了。
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罕见的，对孙连仲这样一个非中央军出身的将领，蒋介石倒的确是够意思。除了有台儿庄血战的直接因素外，还跟孙连仲耿直的处事方式有关，他没那么多事，完全可以像指挥中央军一样指挥他。后来孙成为战区司令，虽然自己运作过，但终归是受蒋介石信任的。
最后说说李宗仁。
战区司令部的撤退是在徐州陷落前一天深夜也就是5月18日晚11点开始的。
除李宗仁、白崇禧、徐祖贻、刘斐、林蔚外，到徐州慰问的各界人士和记者共计千余人也跟随司令部一起转移，突围方向是萧县以南的阜阳。
这是一支要人荟萃的队伍，万一路遇凶险，对中国这边来说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开始是坐火车，本来想南至宿县后进而西转，但没想到刚开出四五十公里，就听到前方有爆炸声。特务营一打探，得知是中国工兵部队正在爆破前方的铁路桥，因为工兵连长以为徐州司令长官部的火车已经在一天前过去了。
按最初的决策，5月18日全线撤退，但由于接替卢汉军守禹王山的黔军第104师一天内就丢了阵地，所以改由17日一线部队总撤退。为稳定军心，司令部的撤退仍定于18日夜。但这个命令没被担负破坏铁路桥任务的工兵部队接到，于是出现眼前一幕。
桥已经炸毁，火车走不了了，李宗仁只好带人步行向前进。行至宿县外，此时县城已失，在附近看到汤恩伯的部队。李宗仁找到汤，后者精神矍铄，问李宗仁：“需要我带人把宿县夺回来吗？”
李宗仁说：“算了吧，没什么意义。”
老汤笑了笑，说：“那跟我的部队一起转移吧，这样还安全些。”
经过这近一年来与日军的对战，汤恩伯在战场上已是从容得可以谈笑风生了。
李宗仁说：“你的部队应迅速西撤，我带人从宿县东面绕行。”
汤恩伯说：“那样有点危险。”
李宗仁说：“你不必担心，我已经命令廖磊的部队在宿县南30里处接应了。”
实际上，李宗仁带人转到宿县东南前20分钟，有一队日军骑兵飞驰而过。这支部队正是前面写到的小野良三率领的第13师团骑兵主力。
为避开日军飞机，李宗仁一行昼伏夜行。即使如此，危险仍如波浪般涌来，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和大家一样，时不时地趴在麦田里躲避敌机。而很多地方的麦田，经过激烈的战斗，被机枪扫射得只有半尺来高的麦秆了。
有一天，日军侦察机在大家隐蔽的村子转了一圈儿，随即飞走。这显然不是好事。李宗仁叫大家分散隐蔽。果不其然，没多久就飞来一群日机，对村落进行了轰炸，白崇禧和刘斐卧倒在地，俯冲日机里飞行员的帽徽都看得一清二楚。神奇而幸运的是，由于早做了隐蔽，一行人竟没伤亡一个。
绕过宿县，又走了整整一天，他们终于在涡河北岸遇见前来接应的廖磊的部队，随后直抵阜阳。
在阜阳，刘斐、林蔚告别大家，经河南周家口转赴武汉向蒋介石交差。李宗仁、白崇禧则在当地设立指挥所，收容退下来的部队。
而徐州，终于在5月19日陷落。
由城中居民大多已疏散，日军得到的仅是一座空城。第一个冲进徐州的，不是华北方面军的第10师团，而是华中派遣军的第13师团。
打到5月初，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发现担任主攻的华北方面军第2军动作缓慢，几乎每支部队都被中国军队拖得像蜗牛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武藤章认为：重任再次落到华中派遣军身上。他建议畑俊六，全速攻入徐州。畑俊六虽然持重，但此时也下了决心，因为他上任后还没有打过大仗。为此，他从在后方警备的藤田进第3师团里抽出6个半步兵大队、两个野炮大队、1个山炮大队，外加1个工兵联队，一起放在奔袭徐州的部队中。
藤田进第3师团、吉住良辅第9师团、荻洲立兵第13师团各有作战区域，但他们与华北方面军的作战区域，武藤章却没画出来。当跑在最前面的第13师团的师团长荻洲立兵问武藤时，后者回答：能打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不要顾忌华北方面军！直到后来华北方面军大为不满，告状到东京，大本营才训斥了畑俊六，并划定了两军的作战区域。
虽然日军攻占了徐州，但这次会战中日本暴露的问题，意外地多于中国军队。
中国军队之所以能在徐州会战尾声从容地跳出包围圈，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是日军兵力不足。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这是一次主动和有计划的撤退。有计划就不用说了，至于主动，意思是没溃败情况下的撤退。
此外，由于徐州战场在两片日军之间，也使得日军要想设立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在操作上有难度。再有就是日军对攻打“大城市”没有“免疫力”，好像南北日军全部目的就是往徐州而去，看谁先攻进去。冈村宁次曾痛批这种恶习，因为在他看来，为了叫自己的部队第一个攻占某城，一线的部队长往往会破坏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在战争后期的桂柳会战中，冈村作为最高指挥官，最为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当然，中国军队安然转进，也跟前面说的会战之初日军那边就没有一个清晰的作战目的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没能围歼任何一支中国军队，更别说会战之初他们想捕捉的老汤的军团了。日军终于攻陷了城市徐州，中国的野战部队也如愿以偿地安全转移了。
好像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可是，徐州火车站还有将近3000名没法走的重伤员。
卢汉的担忧最终成为现实，那列火车最终没能顺利地开出。杀戮者不是最先占领徐州的第13师团，而是同样恶性难改的南京屠城部队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按东史郎在日记中描述，当他所在的部队来到徐州火车站，看到一节节车厢里重伤的中国士兵，于是“习惯性”地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往里捅刺刀……
在当时，铁路线被日军切断的情况下，转移这批难以行走的重伤员确实成了问题。
这次暴行跟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1943年的湖南厂窑大屠杀，并称日军在华三大暴行，但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当几乎所有战史研究者都在称徐州会战结束中国军队转移得漂亮时，却遗忘了这次屠杀。
李宗仁在撤退前对这批重伤员的安排成了一个谜。虽然撤退艰难，但就真的扔下了他们么？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总有些事情在后来是无解的。
在徐州，在鲁南，能走的都走了，但还需要有人留下，比如峄县代县长李同伟。
这名教员出身的县长，在徐州战期间，作为地方行政人员，积极协助军队：做向导、搞侦查、组织民工构筑战斗工事……带着临时组成的教导队，还不时袭击日军的散兵，并生擒了一名日军，交给了一直想要战俘的汤恩伯。
会战期间，李同伟先后拜见了庞炳勋、张自忠等人，台儿庄战罢，关麟征部下第25师师长张耀明带着李同伟去见汤恩伯。
汤恩伯亲自迎接，说：“我部从南口转战到台儿庄，走过很多地方，部队还没到，村民就逃避一空，既见不到百姓，也见不到地方政府人员，但山东在这方面组织得很好，能协助军队作战，全国都这样，仗就好打了。”
汤恩伯说得不假。
中日开战后，在山东，很多地方政府人员都自觉地出着自己的一份力，除了滕县城破后跳城楼殉国的周同外，还有聊城县长范筑先。韩复榘跑后，他留在鲁西北坚持抗战，将周边武装和民团改建成游击队，后日军猛攻聊城，陷城后不屈自杀身死。相比之下，另一些地方的行政官员做得就不好，宋希濂在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到这件事，他说的是后面的河南兰封之战。在该役中，军队看不到地方行政官员，县长都跑掉了，导致军队在粮秣补给、伤兵运送等方面十分麻烦。用宋希濂的话说，除了打仗外，每天想的就是这些琐碎事，叫人大伤脑筋。
台儿庄大战后，经媒体报道，很多人都产生了乐观情绪。李同伟也是一样，他问汤恩伯战局走向，后者说：“也许很快就能收复济南了。”
从汤恩伯处回来后，李同伟遇到作为老乡的第92军军长李仙洲。李入黄埔前也做过教员，两个人一见如故。李同伟随李仙洲去前线巡视，谈到收复济南这件事，李仙洲大笑：“谁说的？这是速胜论，不现实。”
转天，李仙洲告诉李同伟，说上级有命令，要他和92军留下来在山东打游击。李同伟非常高兴，说一定配合。隔了几天，李同伟在抱犊崮山区办公处，闻报潍坊到台儿庄的公路上出现大量日军，于是带着人去侦察，在日军宿营处，发现一个木盒上写着“板垣师团长野联队”的字样，于是把敌情迅速通报汤恩伯。
在回来的途中，碰到整装待发的第92军，于是再见李仙洲，报告了敌情。
李仙洲说：“战局迅速变化了，现在敌人的后援部队已到。土肥原师团也已偷渡黄河，迂回向豫东进发，徐州可能要放弃了。我刚刚接到新命令，掩护大军向后方转移，不在山东打游击了，马上就得出发。”
李同伟县长怅然若失。
李仙洲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保重吧！后会有期。”
说完，李仙洲上马而去。李仙洲终于没能留下来。望着远去的身影，李同伟百感交集，用他的话说：几天来人欢马叫热气腾腾的山沟，顿时变得一片沉寂……

第二章 战徐州（1938年3月~1938年6月） 当我们谈论花园口时我们在谈什么
徐州陷落后，寺内寿一小有郁闷，因为他的部队没能第一个攻占徐州。尽管如此，当他下了飞机，跟畑俊六在野外的庆功宴上碰杯时，仍陶醉在南北会师所造成的兴奋中。
作为日本军中的“官二代”，寺内寿一的水平不怎样，但他无所谓。拿眼下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这个职位来说，简直太好当了：总体谋划有他的参谋长冈部直三郎，一线有那些精通战术的部队长，一切都无需动脑子，他只需要等待，等待时间嗖嗖地过去，然后登上更高的职位。
徐州城下，硝烟和花树间，喝了几杯后，畑俊六问寺内：“14师团现在到了什么位置？”
徐州陷落前一周，5月12日凌晨2点，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开始偷渡，以伤亡40人的代价，出现在黄河南岸，随后直插豫东重镇兰封。按华北方面军的命令，叫归属第1军的第14师团渡过黄河后立即马不停蹄地疾进，协助第2军的第16师团占领对包抄中国军队具有很大价值的归德。但第1军的作战参谋友近美晴没理会这个命令，而是下令叫土肥原渡过黄河后攻占兰封，然后对河南省会开封保持攻势。
第14师团在5月24日拿下兰封后，东边的徐州会战已经结束，中国军队撑竿跳一般撤到豫皖边区。土肥原贤二正在兰封愣神时，随即遭到12个师的中国军队的围攻。指挥这12个师的是薛岳。
淞沪撤退中，薛岳跟死亡只差了半米远。
当时薛岳的左翼军司令部设在上海安亭镇。就在薛岳跟第67师师长黄维通电话时，周围枪声大作，薛岳慌忙放下电话出来观看。他身边仅有的特务营已跟前来偷袭的日军交火了。薛岳被司令部的参谋和卫士拥上一辆吉普车，没开出多久日军的子弹就叮当地打在车上，薛岳的司机、副官、参谋、译电员当场阵亡，薛岳则趁着夜色滚到车下，潜伏在旁边的田地里，随后游过多条河流，上岸后已经半昏迷的薛岳，被路过的霍揆彰第54军搭救。
劫波度过，裹伤再战。这是大时代里军人唯一的选择。这次围攻土肥原师团，蒋介石又想起薛岳。
作为粤军大将，薛岳曾追随那些政客反蒋，失败后一度闲居。后来，蒋介石在围攻红军的作战中屡次失败，经陈诚的保举，薛岳被拉了过来。薛岳上阵后，跟先前相比，果然取得了很大成效，蒋介石这才发现薛岳确实是个军事长才。再后来，见了面，蒋就一口一个“伯陵（薛岳字）”地叫着。
两个人，始终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中。
对于蒋介石，天生倔强的薛岳既尊重、感恩，又有一种不驯服的劲头；而蒋介石对他，则是信任、放手和无奈。其实很多事是矛盾的。一方面，蒋介石希望他的学生和将领对他言听计从，另一方面又希望他们有点棱角，用兵果敢、谋略超群，而薛岳显然就是后一类人物的代表。
淞沪会战后，薛岳被任命为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在皖南整编部队。5月10日接到蒋介石急电，转天即被蒋介石派来的专机接至武汉，随后跟蒋飞去郑州，见过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后，出任豫东兵团司令，拦截同样孤军冒进的日军第14师团。
此前一直躲在暗室的土肥原贤二，跟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一样，在中日开战后，成为在一线带兵的师团长。第14师团是日本战前17个常备师团之一，下辖的步兵联队来自水户—佐仓（第2联队）、高崎（第15联队）、松本（第50联队）、宇都宫—习志野（第59联队），战力在17个师团里属于中等。此时这个师团除土肥原外，著名角色还有时任第59联队长的坂西一良（东京那位作战课长稻田正纯的哥哥）和时任第28旅团长的酒井隆。
土肥原以前长期做情报工作，当拎着战刀当上野战师团的部队长时，日本军中很多人都在怀疑，甚至有人想看这位前机关长的笑话。私下里和土肥原关系不错的板垣征四郎就曾半开玩笑地说：“土肥原将军确实是谍报天才，但在原野和山地打仗，却是我们这些笨拙的人该干的事。”但土肥原是个福将，带着部队自8月20日从天津塘沽登陆后，从河北到山东，从山东到河南，一路上没遇到阻力。
在土肥原5月12日偷渡黄河的当天，正如前面写到的，蒋介石正在飞机上跟刘斐、林蔚聊天，谈着徐州部队的转移问题。
谈完徐州，蒋介石叫二人进一步分析战局，说：“虽然我一直讲保卫武汉是今年最重要的任务，但死守武汉一城是没有意义的。打武汉会战而不在武汉打，这是我们的原则。我们要在武汉外围层层阻击日军，为政府西迁入川和物资、人力向大后方转移争取时间。”
林蔚说：“日本人下一步打武汉的主攻路线现在还不能确定，顺长江由东向西主攻，可以发挥海军的火力；但从平汉线由北往南推进，速度应该更快。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扼守郑州。郑州如果丢了，武汉指日可下。”
刘斐说：“一切都需要看徐州会战后的形势。”
蒋介石说：“你们觉得掘开黄河堤岸的建议怎么样？”
全面抗战前的1935年，有一次，蒋介石到武汉行营，行营参谋长晏勋甫（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期，湖北汉川人）就提过：一旦中日开战，日军必沿平汉线夺取郑州，郑州之失不是一城之失，而关系日军西进南下问题，所以可掘黄河堤岸来阻击日军。
1938年初，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来武汉时，重提晏勋甫的计划，此时晏正好是程潜的参谋长。按他的计划，应在郑州附近选择决口地段，用黄河水阻日军于郑州以东。
徐州会战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和军令部次长熊斌等人也提到类似建议。
面对蒋介石关于黄河决堤的问话，刘斐和林蔚互相看了看，林蔚说：“委员长，我以为决堤的关键在于到底值不值，也就是说，对日军的阻击力量有多大，对全盘抗战的功效有多少。后者是关键。如果事倍功半，就需要再斟酌。但如果事半功倍，则可以实施。”
刘斐则直接从军事角度切入，说：“现在日军已进入豫东，如果黄河决堤，首要目标是寄希望于使其辎重部队尤其是重武器辗转难行。放水豫东南，有希望保住包括洛阳在内的郑州以西大片土地，如果郑州不落入敌手，又有黄泛区阻隔，日军走平汉线攻武汉的概率就会降低。但黄河决口后对日军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的损失又有多少，还应再次集合黄河水利专家进行商讨。”
蒋介石说：“局势紧急，留给我们考虑的时间没几天了。”
到了郑州，在派专列把刘斐和林蔚送往徐州后，蒋介石马上叫驻扎在那里的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河北保定人）和第39军军长刘和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安徽肥东人）带他去看黄河大堤。
商震出身晋绥军，少时考入军校后，一面学军事，一面学英语，后参加同盟会，并留学日本。商震是少年英才，二十三四岁，就已经是袁世凯政府陆军部的高级顾问了。后来一直追随阎锡山，先后主政山西、河北、河南。他是武将，但又能文，个人文化素质好，英语讲得也不错，这在当时的将领中是不常见的。
有人说，商震会英语，但只会“YES”“NO”，单词一过3个就不会说了。这是多少带点羡慕嫉妒恨的玩笑话，事实是商震说得确实可以，不但自己学，还在部队里开了培训班，叫手下跟着学，场面有点“疯狂英语”的意思。
虽然出身晋绥军，但商震极被蒋介石倚重，这一点类似于在中枢的军令部长徐永昌。看一下商震后来的职务就清楚了：第6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长、赴缅印马军事代表团团长、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国民政府参军长、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兼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
却说一行人出郑州北门，乘车奔驰十来公里，转眼间到了黄河岸边。这是作为南方人的蒋介石第一次如此近距离且专注地观看黄河。战火将袭，怒河春醒。此时河面水位不是很高，涨水期要等夏秋时季了。
商震的话几乎和林蔚一样。
黄河水灾在历史上就是困扰两岸居民的大问题。一旦主动扒开堤岸，又会有多少民众遭灾？不管阻击日军的效果如何，这都是需要背负后世骂名的。
蒋介石继续思考时，土肥原贤二已经浩浩荡荡地杀向豫东。
第14师团类似于第5师团，是一支机械化部队，坦克、战车、卡车、炮兵牵引车加在一起，有500多辆，南下时，光正面就摆了五六里地之宽，确实是够吓唬人的。
最初守兰封的是宋希濂的部队。
在南京时，宋希濂的部队守卫下关，伤亡相对不大，撤退时部队大半过江。尽管如此，宋从南京下来后还是被撤了职（南京下来的部队长，被查办的很少，宋被撤职，当与其部队在南京的位置与担负的任务有关），于是回到湖南老家闲居。当然，大敌当前，正是用人的时候，蒋介石不可能弃用黄埔1期的宋希濂，所以在宋闲居一个多月后，就任命他为荣誉师师长了。什么是荣誉师？荣誉师的士兵，都是作战受伤治愈的老兵。宋希濂带着荣誉师在浏阳训练了一段日子，1938年5月接到何应钦的急电，叫宋立即赶到武汉。
在武汉，何应钦对宋希濂说：“你马上就任第71军军长！这个部队的人事你是熟悉的，在指挥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宋希濂一愣，说：“军长不是王敬久吗？”
何应钦说：“委员长把他撤了！”
原来，南京战下来后，第71军军长王敬久拉着队伍到洛阳整训，奉命受当地警备司令节制，两人以前在一个部队，当时王的官职要比那位警备司令大，所以对受其节制这件事想不通，总闹脾气，传到蒋介石那里，老头子很生气，一怒之下把王给撤了。
宋希濂说：“那我现在先回去料理一下，然后到71军那里去。”
何应钦说：“不必了，你不必回湖南去了，我给你派车，你现在马上去郑州。昨天晚上，委员长已经去郑州视察战情了，走前特意嘱咐我，叫你去郑州见他。现在豫东敌情危急，71军的部队已经往那边开了。”
就这样，宋希濂马不停蹄地到郑州向蒋介石报到。
蒋介石一阵嘉勉，告诉宋日军偷渡黄河，现正孤军冒进，薛岳正组织部队对其围歼，叫宋希濂马上去兰封。实际上，直到这时候，中国这边仍不知道过来的这支日军的番号，只是随后商震的骑兵部队袭击了一辆日车，在被打死的少佐身上搜出一份部队编成材料，这才知道土肥原贤二已拎着刀来到战场上了。
走之前，宋希濂问蒋介石：“我归谁节制？”
蒋介石想了想，说：“你归我指挥吧，有什么事直接向我报告。”
又说：“你到了部队里，一定跟士兵和各级部队长说清楚，在此战中我们占据绝对优势！”
从蒋介石叮嘱的这句话里，可以体会到一种现实而又无奈的东西。
宋希濂带着部队到了兰封，很快接到蒋介石电话，说桂永清第27军马上赶到，叫宋等该军到来后，就率第87师去兰封与考城间击日军的侧背。宋问第88师（此时只开过来一个旅）呢，蒋说跟桂永清一道守兰封。
桂永清第27军，所辖主力第46师的前身是血战南京的教导总队。
在第14师团狂攻兰封的时候，为延续教导总队的“香火”，桂永清把第46师撤了下来，把城防任务交给第88师，此时这个师的师长是龙慕韩（黄埔军校1期，安徽怀宁人）。龙慕韩拿着桂永清给他的字条很气不过：“你走了，叫我守着？”虽然他是师长，但此时开到兰封的只有一个旅，觉得无论如何守不住城，所以跟日军稍微接火后，便于5月23日夜撤离了兰封。
兰封轻失叫薛岳大怒，觉得直接破坏了他围攻土肥原师团的计划。在郑州督战的蒋介石也十分震怒，但最后倒霉的不是桂永清，而是龙慕韩。
蒋介石给豫东兵团司令薛岳下令：从5月25日凌晨到26日凌晨，必须在一天内歼灭土肥原师团。
此时，薛岳手里有十来个师。
就这样，土肥原师团被中国部队团团围住。
土肥原的参谋长佐野忠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静冈县人）采取了内线作战的办法，把自己的战线绕成一个圆。跟徐州战场上中国军队的作战相比，这是更为纯粹的内线作战，换句话说，第14师团缩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龟壳，随后向后方发电请援。
前面说过，土肥原师团本来的任务是协助第2军第16师团攻取归德，进军兰封的行动是第1军作战参谋友近美晴的擅自决断。但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鉴于形势已经如此，只好追认了第14师团在兰封的行动。土肥原师团被围后，冈部把独立第13混成旅和第10师团濑谷支队配属给第16师团，命其火速援救。
在第16师团赶来前，薛岳是有机会的。在兰封，已集结了12个师，堵他一个师团总可以吧？何况这12个师里不少都是中央军的压箱底部队，大多参加过淞沪和南京战：宋希濂第71军、桂永清第27军、胡宗南第1军、俞济时第74军、李汉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广东吴川人）第64军，杜聿明的第200师也来了。
但5月25日到26日的强攻还是没能把土肥原的部队放倒，虽然第200师在副师长邱清泉直接率领下，一度在战场上撵着日军跑（连下7片阵地）。邱清泉是两个多月前才从南京逃出归队的，对于日本人，他着实憋着一口气。
担负反攻兰封任务的是宋希濂，土肥原见中国军队越来越多，觉得死守兰封无益，于是叫守卫兰封的一个大队的日军逆袭，在宋希濂攻城的间隙突了出来，随后师团死守西面临近黄河的三义寨、罗王寨、曲兴集三个据点，以确保黄河渡口的补给线不被切断。
在追击中，宋希濂的部下捕获了多批东洋战马，把其中最壮实的一匹献给宋希濂，宋当即给那马起了个名字：土肥原。
就这样，宋希濂骑着“土肥原”，继续着自己硝烟弥漫的日子。
薛岳下了死命令，他坚信再推一把，土肥原贤二的胖身子就倒了。
从三义寨到罗王寨，子弹密集度之大，令很多参加过上海和南京战的士兵也称奇。
战斗中，从南京突围出来的教导总队旅长马威龙（此时任第46军旅长）为国捐躯。虽然李汉魂第64军所属第155师经血拼终于反攻下罗王寨（何应钦认为这是开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攻陷日军阵地），但就在5月29日，黄杰第8军擅弃归德。归德一陷，等于中国军队的侧背顿时暴露出来，而此时第10师团濑谷支队已跟第16师团合兵，大有与第14师团反包围中国军队的势头。
东京大本营一直关注着兰封战事，5月29日下达的命令是：越过兰封、归德等地区向西的作战必须经过批准。
但华北方面军照样没理会这个命令，把第14师团配属给第2军后，命令其向兰封以西的中牟反攻，第16师团从归德向尉氏追击，攻略开封、郑州进而切断平汉线。
此时，日军那边有两个人事变动：
5月30日，华北方面军第1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被替换回国。
这位“七七事变”期间日军最高指挥官，对这场战争似乎一直兴奋不起来，加上总跟上峰不合，导致态度日益消极，最后索性把事务都交给参谋，自己一个人关起门来练书法，或者到田野上独自溜达。
新任司令官是梅津美治郎。
梅津在6月4日由东京飞到石家庄，召开第一次参谋会议，把听到的最多的话总结到一起，意思就是：前任司令官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始终处于一种梦游状态。
第5师团也换了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像坐上直升机一样，直接升为陆军大臣。这是破天荒的事。继任师团长是陆军教育总监安藤利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宫城县人）。由此可看出日本军部对第5师团的重视，因为教育总监、陆军大臣和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是陆军三大长官之一。
土肥原死守三义寨，中国部队拿不下，日援军又至，在这种情况下，围攻的中国师开始撤围。这次兰封之战和同年的广州之战，以及1941年的中条山之战、1942年的浙赣之战、1944年的豫中之战（豫湘桂会战河南段），是八年抗战间中方打得最糟糕的5次战役。
围歼土肥原不成，中国军队随即面临日军凌厉的反攻。
日军3个多师团对中国军队全线压上。
此时敌情分析显示：日本当以华北方面军为主力，西取豫中后走平汉线直下武汉。
6月1日深夜，蒋介石终于批准第1战区关于炸开黄河堤坝拦截日军的动议。
蒋介石当夜打电话给程潜，叫其在决堤河段上一定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此时土肥原贤二带领第14师团已兵锋直指开封，程潜正计划带领长官部西迁洛阳。会议上，专家给出的决堤地点是中牟县的赵口。
首先因为日军正集结在中牟及下游，二是在此处决堤，可使黄河流经以前的故道，随后至安徽注进淮河，损失相对最小。
具体任务落到商震那里。按命令，最晚6月5日0点开始决堤。战区参谋长晏勋甫指派工兵课长去现场指导。
商震先出动一个团，急奔赵口。
中牟在郑州和开封间，赵口在黄河南岸，距县城25公里。
6月5日凌晨，黄河两岸一片漆黑。在赵口，中国士兵轮动锄镐，挥汗如雨。
所谓决堤，派点人挖个大口子不就完了？显然大家把事想简单了。6月中的黄河水位还比较低，加上南岸基石坚硬，这一个团的士兵，从午夜干到第二天，直到临近中午才把大堤掘开一个口子。随后，工兵用炸药进行爆破，想把口子再扯大点，但不成想爆炸声过后，本来不大的口子，又被塌陷的土方堵住了。
等于大家白干一夜，于是士兵又拼命挖，想把口子重新弄开。
情况报到商震那里，一向沉稳的他也把心提到嗓子眼。此时日军第14师团正在急攻开封。中牟到开封多远？不到百公里。决堤的士兵们虽然没感到什么，但集团军司令部的人都紧张到极点。
蒋介石打来电话，问决堤进度如何。
蒋介石很纠结。此前，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专家曾当面向他陈述过预计情况：
黄河下游豫东南的百姓首当其冲，受灾地区至少包括中牟、尉氏、扶沟、西华、淮阳、周口、太康、开封，以及安徽甚至江苏的一部分，受灾人群有可能超过800万。至于损失多少人口，没有人能做判断。
蒋介石这个人，信仰是基督教，精神是儒家的，但终是军政强人，虽然黄河决口有纠结处，但最后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而且，他坚信自己的出发点是基于整个抗日战略。所以他催问商震到底挖开没有。
商震只好如实讲来：“赵口的挖掘近乎失败，需要重新寻找地点。”
蒋介石在电话里提醒他：“土肥原的部队已经打进开封了！6月9日正午我再给你打电话。”
显然，蒋介石给了他三天时间。
商震喊第39军军长刘和鼎，后者小跑而来，商震说：“最晚到6月9日中午，必须挖开大堤，否则军法从事！”
刘和鼎一哆嗦，说：“誓死完成任务！”
商震说：“我不要你死，我要你完成任务，你把大堤给我扒开就行了！你要多少士兵我都给你，有那么困难吗？！”
商震最近一段时间火气大。原因之一是他觉得日本人太可气了。这话怎么说？
多日前，他的一支骑兵袭击了日军的一辆军车，打死了一个少佐军需官。本来是件好事吧？而且从军需官身上得到一份重要的情报，也就是第14师团的作战动向，以及这个部队的番号、机械装备和各级部队长的名单，但同时，情报上也有这样一句话：“我军南进中，对考城附近的商震部队不必顾虑，派少数部队向他警备即可。”这也太拿豆包不当干粮了，他商震的部队有那么不堪吗？商震越想越生气，最近天天在司令部里用英语大骂日本人。
话说刘和鼎走后，商震给在驻京水镇的新8师师长蒋在珍（贵州讲武堂，贵州桐梓人）打了个电话，叫他带一个团去协助刘。
6月6日，刘和鼎亲自带着一个团到首次决口处东30米继续挖掘新口。
刘和鼎的用意是：新口挖开后，跟旧口之间30米长的堤岸在受重上必然减弱，黄河水也就有了将其冲溃的可能。大家用重磅炸药爆破新口，但结果只能炸开坚硬的石基，对土地的豁口撕裂不大。而且炸药爆炸后，土块被炸向空中，落下来又填住缺口。所以炸药使了不少，豁口的深度仍不明显。至于两口之间的30米堤岸，则纹丝不动。
刘和鼎有点急了，一个劲地跺脚，就差拿脑袋撞河堤了。
此时陷落开封的日军迅速向郑州疾进，前锋已在中牟境内与中国军队接火。从蒋介石到商震，一个个脑袋都开始发紧。
就在这时候，出现一个转机。
蒋在珍接到商震电话后，立即带着团长熊先煜（黄埔军校洛阳分校4期，贵州道真人）和部队乘卡车赶往赵口。
熊先煜向蒋在珍建议，实在不行就在他们的防区挖，比如花园口。
到了赵口后，蒋在珍跟刘和鼎碰了碰，刘和鼎随即叫蒋、熊二人飞车去郑州面陈商震。
见到商震后，两个人提出在花园口另辟挖掘点。商震皱了皱眉头，说：“有区别吗？赵口挖不开，花园口可以？”
按商震的意思是，再往赵口派一个团过去。人多力量大嘛。所以他没批准转掘花园口的建议。蒋、熊返回赵口。但刚到赵口，商震的电话就追了过来，表示同意在蒋在珍新8师防区内寻找新地点。
刘和鼎、蒋在珍和熊先煜互相看了看，蒋在珍说：“必定是委员长等不及了。”
蒋在珍叫熊先煜先行返回防区。
6月6日深夜，熊先煜亲自驾驶一辆军用吉普，带领作为专家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堤修防段长张国宏和两个工兵营长黄映清、马应援飞驰花园口。
花园口在赵口西40公里处。
执行爆破花园口任务前，为阻断日军之路，新8师已爆破了黄河大铁桥。
到花园口后，几个人通过实地勘察，熊先煜和张国宏都认为关帝庙西300米处条件最适合。这里正好是黄河拐弯处，从力学上讲，在这里挖，堤岸受到的河水压力要比直岸更大，也就意味着堤岸更容易被河水冲垮。
大家盘腿坐在河堤上，中间是张地图。按分析，从这里决堤后，黄河水会经贾鲁河（发源于新密，过郑州，经中牟入开封、尉氏县、周口，最后流入淮河）注入淮河。
熊先煜用树枝指着地图，最后询问大家，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这样定了。
张国宏仰天长叹一声，说：“弱国的无奈之举啊！”
熊先煜、黄映清和马应援相视无语。作为军人，他们没有办法。这是耻辱。黄映清干脆跪在地上，两行长泪淌下来。诸人都跪下。他们知道随后所做的事对豫东南的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
悲情归悲情，活还得干。
这次决堤，有了段长张国宏现场指挥，更加专业了，进度也就一下子快起来。
花园口堤岸同样坚固，石子与黏土混合。由于在赵口使用炸药的效果并不明显，所以花园口完全是人工挖掘，新8师战士和附近村落的民工加在一起将近三千人，整整挖了两昼夜。到6月9日早8点，口子终于被撕开。
此时中牟县城已失，日军正要打过来。
9时许，滔滔黄河水灌进偌大的缺口，转瞬间扑向下游。虽然下游村庄的村民已提前疏散了，但没人知道更远地方的人们怎么躲避。随后开口越来越大，不一会儿就接近20米宽了。此时天空中阴云密布，暴雨将至。高地上的熊先煜、张国宏等人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伤。
商震如释重负。对他来说，任务完成了。
至于刘和鼎和熊先煜，前者心情稍有复杂，历史的口子他没有挖开，当时还在焦躁，现在想却也暗自庆幸；后者则如坐针毡。这口子是在他的指挥下破开的，他是抗战英雄，还是后世罪人？
武汉的蒋介石松了一口气，眼前的珞珈山似乎充满水汽。
决堤转天，花园口暴雨如注。黄河水大涨。决口处已被冲宽到30米。波涛汹涌，泥沙俱下，豫东南顿成泽国，并波及安徽和江苏的一部分，数十万民众在滔滔黄河水中灭顶。
这是时代的悲剧，是一个弱国最无言的代价。
土肥原搞情报出身，中国军队挖掘花园口的情报早就被他拿到，但却被他忽略了。黄河水奔涌而来，一时间，身在中牟境内的第14师团狼狈不堪，转眼间，这个师团又成了被围的对象。
身在尉氏县的第16师团更惨。因为这个地方地势低，所以最后导致其遭受水灾的程度比第14师团还严重，整个师团的辎重兵寸步难行，差点把这支部队搞神经了。
没办法，第2军只好派出工兵和架桥、渡河部队，在中牟到尉氏之间一顿忙活，最后搞得两个师团精疲力竭，补给也完全依靠空投了。直到7月7日，第16师团才艰难渡过宽达600米的泛滥区而脱离险境。
从后来的事实看，爆破花园口堤岸后，保存了围攻土肥原师团的中央军主力，使他们可以退下来经休整后投入武汉会战。至于是否改变了日军的进攻线路，我们一点点看。
徐州会战结束后，日本人会向哪儿伸触角？当然是攻略武汉，而攻略武汉的关联动作当是袭取郑州，先往中原腹地砸一个钉子，所以军令部依据情报厅厅长徐培根（保定陆军军官学校3期，浙江象山人）提供的敌情做了这样的判断：
一路日军当沿陇海线奔郑州；
另一路日军由安徽六安取河南信阳；
最后一路日军沿长江进攻，在北岸必先攻取安徽省会安庆，再经宿松、广济、黄梅，在海军配合下逼近武汉。
前两路日军都会担负切断平汉线的任务，但如果第一路日军率先切断平汉线，那么后一路日军就有可能分兵，一面直趋武胜关（信阳南35公里，位于大别山、桐柏山之间，为河南通往湖北的咽喉），一面过商城、潢川、麻城、黄安，与经平汉线南下的日军合击武汉。
应该说这个判断还是非常有水平的。但徐培根忽略了一点，就是如果走平汉线，那么与沿长江而上的一路日军在距离上过于遥远，两军在协同指挥上是个问题，东京会不会考虑到这一点？
下面看看日本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最初东京在考虑武汉攻略时，确实计划由寺内寿一的华北方面军作为主力走平汉线，畑俊六的华中派遣军沿长江辅助进攻。但随后又琢磨，如果走平汉线的话，等于从程潜的第1战区正面突进，侧背还有李宗仁从徐州撤下来的第5战区的部队。这样一来，就得动用大量兵力。而华北因八路军的破袭又容不得日军抽调太多兵力。还有就是上面提到的，一路走平汉线一路走长江沿岸，两地相距过于遥远，指挥协作上是个问题，也就是说，在花园口掘开前，日军实际上已经放弃主力走平汉线的想法。
东京拿出的新方案是：主攻部队沿大别北麓进击，辅助部队沿长江两岸行动。比起第一个方案，这个计划用不了那么多师团。但花园口决堤后，淮河水猛涨，走大别山北麓，渡淮河艰难事小，后勤补给困难事大，所以只好改主攻方向为长江两岸。
这样的话，等于花园口决堤最终还是影响了日军的行动。
这种影响对中国又是有利的。因为如果日军沿长江主攻的话，两岸复杂的地势必会延缓日军的推进速度，进而推迟武汉的陷落时间。
花园口虽然代价很大，但确实起到了战略作用。
花园口决堤后，新黄河贯通豫东南，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屏障，日军在新黄河以东跟中国军队隔河相望，这一望就到战争行将结束的1944年。不仅郑州、洛阳和中原大部分地区得保多年，也使这片地区成为陕西的隔离带。否则日军攻下豫西，极容易造成虎视陕西的局面。即使东京没有进攻陕西的计划，但很多时候挡不住一线日军擅自的决断。正如当初打南京那样。如果陕西陷落了，而湖北再不保，就等于日军的两个钳子夹向了四川，此时就算国民政府退到重庆，也难免被日军迅速合围。
其实这才是花园口决堤最大最隐蔽的功效。

第三章 烽火南浔路（1938年6月~1938年10月） 三条攻击线
6月初，郁闷的薛岳从河南回到武汉。
关于兰封之役，他能说些什么呢？他曾向军委会发电，要求枪毙桂永清。在他看来，兰封最后的被动完全是桂永清和黄杰两个人造成的。否则的话，孙连仲和汤恩伯能打出一个台儿庄大捷，他薛岳有何不能把同样孤军冒进的土肥原贤二的脑袋削平？电报到了蒋介石那里，他看完还是压下了。
韩复榘可杀，桂永清不可么？
最后倒霉的只能是资历相对比较浅的龙慕韩。
其实，龙慕韩是黄埔1期出身，以前是汤恩伯的部下，也是大战过南口的，算地道的蒋介石嫡系，所在部队又是打响淞沪会战第一枪的第88师。但在不杀一个人不足以平四周尤其是薛岳的愤愤然时，龙慕韩的人头被取了下来。
桂、黄二人只是撤职查办。桂永清从此退出抗战一线，后来做了驻德国和英国的武官，坐观欧战风云变幻去了。至于黄杰，倒是在抗战后期实现逆转，辗转出任第11集团军司令，率部进行了滇西缅北反攻战，打了包括龙陵围歼战这样的名役，洗雪了在兰封的耻辱。
6月的武汉，已经热得叫人心烦气躁了。但中国人必须在这个夏天冷静下来。
蒋介石特意叫人在军委会的那幢褐色小楼里安装了当时最先进的空调。在他看来，这是必须的。他没法想象在一个浑身冒汗的地方大家会安下心来讨论问题。蒋介石对细节是很看重的。
这次军事峰会用了不长的时间检讨徐州和兰封之战，随后便是商讨接下来的武汉会战。
作战厅厅长刘斐先讲了进入夏天后的敌情，情报厅厅长徐培根补充了最新得到的情报。
军令部长徐永昌提到中国军队这一次尤其需要注重阵地的纵深配置，但遭到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的反对。切列潘诺夫认为：这样做的话，虽然从阵地攻坚战的角度来说没问题，但本质上仍是层层防守，尤其不能破坏日军的节奏，顶多叫他们费些力气而已。他希望中国军队在一些地方主动出击，在日军还没有行动前先发制人，袭其后方或者侧翼，打乱日军按部就班的进攻节奏。
蒋介石觉得这是下面的事，对于他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讲清“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这个策略。武汉地形本身就非久战之地，加上上海、南京战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不可能再做孤城斗兽。至于切列潘诺夫说的，他觉得，在没解决纵深阵地配置前，中国军队不足以跟日军打对攻战。
但苏联人也确实提醒了蒋介石，所以他又说：“如果说徐州会战是一次内线作战，那么接下来的武汉会战就是一次外线作战。”后来，在会战期间，每次作战计划中都点到“无论状况如何变化，我军务必立于外线地位与敌作战，确保机动之自由”。
从职务角度来说，在这样的会上，作为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应该话很多。但现实是：何虽资历极深，但却是个特别谨小慎微的人，蒋介石在场的情况下，他通常很少表态，一如相声里捧哏的，张口就是“嗯啊这是”，最后一句：好的。他能放开，但不是在这样的场合。何应钦是如此的小心翼翼，用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的话说，在探讨军事的会议上，何应钦是个与作战方面的问题毫不相干的人。
何应钦如此这样，除了性格原因外，当然还有政治上的因素。按张发奎的说法，自1927年以来，蒋介石就没善待过何应钦。何虽然官位很高，但却早就不被蒋介石视为自己人，因为有一次当蒋的政敌逼蒋下野时，何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后来又有“西安事变”何欲取蒋而代之的传言，所以蒋基本上放弃了何。
如果没有八年抗战，何应钦一定是个完全悲剧而平庸的人，仅仅因为代签过《何梅协定》就会叫他的人生暗淡下去。但抗战的到来，给了他一个逆转的机会。当我们在谈论何应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关于何到底是不是“亲日派”这一点，前面已经分析过，简单地说他亲日是没有道理的。
何在中日开战前一个月，曾跟中央社特约通讯员吴醒耶交过心：“……我不能不对你说，我现在的身份是军政部长，对国家存亡的大计，负有责任，不允许意气用事，轻易把国家的命运孤注一掷；同时，我又是国民一份子，古人言，‘国之兴亡，匹夫有责’嘛！我何某也何至于无耻下流到甘做亡国奴啊！所有这些，是我何某内心的话，一切外间流传的‘三月亡国论’，什么‘不抵抗论’等等，究竟从何而来，谅你必可思过半矣。”
抗战这一年来，位于国民政府军事中枢的何应钦，虽然你看不到他的棱角，但也确实兢兢业业，在中国军队屡败屡战的情况下，显示出了自己的意志，让以前的种种指责化为乌有。
在这个会上，何应钦虽然谈得不多，但还是点到了一处：怎么在战斗中避免日军的坦克、重炮和飞机这三样。他觉得，相比于上海和徐州战，武汉周围的地理会更有利于中国军队，江北是大别山脉，江南是幕阜山脉，会影响日军坦克和重炮的使用，而且鄱阳湖畔的赣北山区多雨雾天气，不利于日军飞机行动。
蒋介石最后把豫南和赣北定为硬碰硬的地区，大别山东方、北方皆为正面阵地，要江北第5战区的部队死守，也就是孙连仲第3兵团和李品仙第4兵团。孙、李兵团暂由白崇禧指挥，因为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正在武汉疗病；薛岳被任命为第1兵团司令，跟第2兵团司令张发奎在长江南岸作战。为此新建立第9战区，包括湖北长江以南的部分，以及江西东北部和湖南全部，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兼第9战区司令长官，统一指挥薛、张两兵团。
这就是即将爆发的中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会战——武汉会战中国军队这边的骨架和班子。
陈诚身兼两项重要职务。抗战爆发后，陈节节上升，除上面的职务外，此时还出任军委会政治部长、湖北省主席、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在珞珈山继续训练中高级军官。此前在淞沪，他的表现中规中矩。陈的军事才能实际上有限，不适合当集团军总司令、前敌总指挥这样的角色，更适合做个需要组织全局、明了战略的战区司令（武汉卫戍总司令一职，具体事由副司令罗卓英干），比如现在这个角色就对了。
陈诚是东征陈炯明时因指挥炮兵有方而纳入蒋介石视线的。后因对蒋的忠诚和对己的严格而受到重点培养（如果从星座的角度去探寻，1月4日出生的陈诚刻板、稳重、保守，符合一切摩羯座的特质）。1935年出任武昌行营整编办公室主任是他的转折（负责整理蒋介石手中的军队），超过蒋介石刻意栽培的出身黄埔的胡宗南。
除了胡宗南这样的独立山头外，黄埔系将领此时基本上分成两拨，一拨追随陈诚，一拨追随何应钦。追随后者的非常松散。因为何不可能再有政治前途，所以跟何关系密切的人，一般来说仕途或军旅上升势头会很快停滞，除非像王耀武那样的人，既会运用人际打通关系，又能在战场上用实实在在的战绩说话。但能有多少王耀武呢？追随陈诚的，则构成稳定的“土木系”，他们属于有希望的人。
陈诚指挥的是薛岳和张发奎两个兵团。
上海战时，他们就在陈诚手下，分别担任左、右翼部队总司令。私下里，这俩粤系将领跟陈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有个主要原因：陈当初由浙军投奔广东国民革命军，最先落脚的地方是粤军第1师，这个第1师就是后来的北伐铁军第4军，而张、薛都是第4军出身。所以后来当陈开始上升后，一直保举薛、张二人。
在中国应对随即到来的武汉会战时，长沙的一位叫邹炳蔚的老人说：如倭寇侵入武汉，我当赴水死，以使亲友同仇敌忾。
此时的东京，箭在弦上，为攻略武汉，计划向华中增兵40万，新编兵力24万，投入33亿日元的战争预算。无论从兵力估算还是从军费预算上看，数字都是空前的。在日本军部看来，攻占武汉具有绝大的价值，是摧毁中国抵抗意志进而迫降中国结束战争的最好甚至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乐观的东京参谋甚至认为：只要一打下武汉，国民政府就会迅速地向日本求和。
日本人认为：控制了作为中原地区的武汉（当时中国最大的内地城市），再拿下广州（切断中国的海路国际补给线），就可以完全“支配中国”。这个观点出自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也就是情报部。情报部长是本间雅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新潟县人），他手下的情报课长是个叫渡边进的无名之辈。这个明显夸张的论断来自于渡边，而他的上司本间雅晴居然就信了。本间身高一米八，是当时日本将领中最高的，但并不意味着是智商最高的，虽然后来他在菲律宾大出风头，并把那个叫麦克阿瑟的打跑。
日本的海军本来总跟陆军对着干，但这次却坚决地支持陆军的武汉攻略。原因很明显：打武汉，其中一条攻击线必然是长江。如此一来，海军就又可以掺和进去了。此前，在青岛，两军已经闹得很不愉快。徐州会战尾声，海军又不顾上面的命令，擅自决断攻占了连云港。而占领连云港的任务，按计划，本来是应该由陆军第101师团负责的。
1938年4月，东京樱花的季节，陆军参谋本部的两名大尉领衔策划武汉攻略计划。
这两个人，一个是去年跟公平匡武来中国“旅行”的井本熊男，另一个叫今冈丰。前者是高级作战课员，后者负责兵站工作。
两个人拿出的第一个方案前面已经说过了：主力沿平汉线南下，另一部沿长江西进，从北面和东面分两路直取武汉。计划报到作战课长稻田正纯那里后，被否决了。稻田认为华北的“治安”成问题，抽不出更多的兵力走平汉线。稻田也许犯了一个错误，井本和今冈的计划虽然冒险，而一旦克服阻力，却具有致命一击的效果。稻田不同意也没办法，俩大尉只好继续思考。
他们在屋子里又关了几天，然后拿出一个新方案：
主力沿淮河西进，走大别山北麓，占领信阳后再转平汉线南下；辅助进攻部队的路线不变，依旧沿长江西进。
这个计划被稻田看好，上报到作战部长桥本群和参谋次长多田骏那里。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这时候，花园口决堤了，黄河东流去，直接导致淮河水大涨，于是该方案又悬空了，主要是后方补给有大麻烦。于是俩大尉掉头又回了作战课的小黑屋，最后拿出第三稿：干脆不再以华北方面军第2军为主力，虽然他们仍将走大别山北麓的路线，但只能作为辅助部队了；主攻方向改为沿长江两岸推进，由华中派遣军担纲。长江北岸的日军直取汉口，南岸的日军进行大迂回，并切断汉粤铁路，包抄中国军队。
稻田正纯签字。
桥本群签字。
多田骏签字。
闲院宫载仁亲王签字。
大本营签字，随即发往中国前线。
顺长江主攻武汉对日军来说有利有弊。有利的是，夏秋时节江水大涨，大型舰船可逆流而上，协同陆军作战，加上空军，完全是三位一体的火力网。弊端是在皖、鄂、赣三省湖网和山地密集，天气炎热，传染病容易流行，加上阴雨和浓雾，都将困扰日军的推进速度。东京实际上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将作战时间定为1938年入秋后。
但是，就在这时候，本间雅晴的情报部门又提供了一条消息：至少在1938年夏天，苏联是不会参战的。
这个消息对日本来说很重要。
因为在当时的局势下，按东京的判断，苏联是随时会对日开战的，于是又把攻略武汉的时间提前到了夏天。
1938年6月1日，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在南京转发了东京大本营要求攻占安庆的命令，叫稻叶四郎的第6师团在合肥集结，然后立即向安庆转进；同时，波田支队在海军第3舰队第11战队舰船护送下，由水路逆长江而上，目标也直指安庆！
武汉会战的大幕，就此缓缓拉开。
第6师团无需多讲，只说波田支队——武汉会战前期的“明星”。
日军的支队，是一次战役中的临时性编制，往往从一个师团里抽出一个旅团或联队，以此为基干，辅以炮兵等其他部队，形成一个在结构上形同于师团的独立作战单位。战役结束后，支队里的各部队回归原建制。支队由旅团长或联队长率领，支队以部队长的姓氏命名。比如，打南京时，第9师团在横渡太湖时，编成秋山支队；沿江进攻的第13师团，编成山田支队；在打鲁南时，第5师团编成坂本支队，第10师团编成濑谷支队，如此等等。
波田支队的支队长是波田重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广岛县人），所率部队是来自台湾的守备队（混成旅）。打上海时他们就露过面，由重藤千秋率领。当时，日本有登陆广东的作战计划，所以把重藤支队拉出上海，但后来广东作战计划取消，他们就顺路回台湾休整。养了半年多，到1938年2月22日又拉了出来，被编入畑俊六的华中派遣军。
波田支队由两个步兵联队（驻台湾步兵第1联队、第2联队，联队长分别为佐藤要和高桥良）和一个山炮兵联队（联队长中岛要吉）组成。他们6月7日由镇江上船，3天后集结在芜湖。当日夜，波田重一下达奔袭安庆的命令。
6月11日，波田重一在距安庆20公里外的水域眺望古城。
12日凌晨3点，一声令下，波田支队主力和3个中队的海军陆战队于长江北岸登陆，直扑安庆。
自清初安徽建省，直到民国时代，安庆一直是省会。它位于皖西南的长江北岸，在南京和武汉两大城市之间，南靠江西九江，北临湖北黄梅。因在军事地理上极为重要，有“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的说法。太平天国后期，这里曾爆发激烈的安庆争夺战，曾国藩拼尽全力攻下安庆，并以此为基地，最终攻克南京。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制造出国产第一支步枪。
在淞沪战场，川军杨森打得不错。撤出后，他率第27集团军在安庆一带布防。6月初，日军攻占临近的巢县，杨森命令第133师反攻。
前锋是第794团团长李介立（四川讲武堂，四川犍为人）。他率军开至巢县时，立即侦察敌情，一当地居民冒死报告，说巢县内有数百名日军。而且，还提供了一条重要消息：巢县南城城墙上被炸开了一个洞，当时日军就是从那里攻进城的，洞很大，士兵弯着腰即可通过。
李介立一面把情况报告师部，一面拿出两个营组成突击队。
巢县城下有条不窄的护城河，工兵连夜赶制浮梯，随后跟突击队摸到城下。一个班的战士从豁口潜进，干掉日军步哨后打开城门。等在城门口的两个营的士兵，悄悄进了巢县。
借着漫天星光，李介立举着手枪在前面带队。
巢县的县城不大。最初的时候，李介立认为日军必定睡在机关或民房。在带部队潜行到巢县十字大街时，才发现日军是在大街上露天宿营的。
想不了那么多，李介立说了声“打”，轻机枪、步枪、手榴弹同时攻击。
一个袭击就打死日军二百多人。日军回过神儿来，马上反击。进城前，中国军队已作好打白刃战的准备。刺刀战中，中国士兵并不占优势。这时候，驻城北的一个大队的日军增援过来。两军利用店铺、柜台等遮挡物展开巷战。
中国军队是半夜两点进城的，巷战一直打到拂晓前四点。虽然在巢县小有斩获，但此时安庆已危在旦夕。
波田支队登陆时大雨连天。
连日的阴雨叫中国守军在精神上似乎无法集中。杨森指挥部队在舒城和桐城构筑前进阵地，提防着从合肥而来的第6师团，却忽视了从长江登陆的波田支队。6月12日傍晚，波田支队先是冒雨占领了安庆机场，随后一袭而下安庆城，前后竟不到3个小时。
此时同样向安庆进发的第6师团还在泥泞的路上。
安庆陷落得太容易，蒋介石要制裁杨森，但一想，川军中盖过杨森、王陵基的，又不容易找，思来想去，只好作罢。杨森后来却主动找到蒋介石，说自己的部队，就是第133师李介立那个团，由安庆往潜山退的时候，全团殉国。蒋介石一听，顿觉悲壮，计划给杨森奖励。不过，没多少日子，李介立的士兵陆续出现在武汉。原来，向潜山撤的时候，这个团分散转移，一时间没能联系上杨森的司令部，后者以为他们都阵亡了。
如果有手机的话，这时候蒋介石再给杨森打，那么后者一定关机了。
杨森摆了乌龙，畑俊六则在放烟幕弹。
攻取安庆后，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叫日军在宣传上刻意迷惑国民政府，造成一种日军不想沿江攻打武汉的假象。在他看来，只有进占江西湖口或九江后，才可把沿江进攻武汉的战术意图暴露出来。所以日军放出风，下一期进攻重点放在浙江，以蒋介石的老家宁波为目标。
实际上日军这个做法完全多此一举，有点掩耳盗铃的意思。
波田支队袭击安庆前一天，东京陆军参谋本部的今冈丰大尉几个人飞抵上海，跟华中派遣军主任参谋公平匡武等人会商武汉作战的细枝末节。就在开会时，他们接到花园口决堤的消息。
尽管如此，公平匡武还是坚持派一个军的兵力照走平汉线，哪怕遇到再大困难，也要横渡黄泛区，因为他坚信这个进攻路线的战略价值最大。公平认为，走平汉线右翼可以窥视陕西，必定会牵制中国军队的不少兵力。如果沿大别山西进，看似是斜插，实际上打的照样是从徐州战场上撤下来的中国军队的正面，必然陷入层层抵抗。
但大本营意见不容更改。
公平匡武说：“沿大别山进击也行，但平汉线一路也别撤销，加上长江一路，三路人马合击武汉。”
东京来人的回答是：“似无必要啊！”
公平匡武说：“如果一定这样，那么必须增加华中派遣军的后续力量，把华北方面军的兵站部队多多地划给我们点。”
这是没有问题的。
东京来人说是会商武汉会战，其实只带来两个具体任务：一个是协调兵站问题，怎么把华北方面军的兵站部队调到华中，另一个就是运输船舶的拨划。
东京大本营和现地日军把意见统一起来后，进入6月下旬，组建了专门担负主攻武汉任务的第11军。
1938年6月21日深夜，正在东北担任第2师团长的冈村宁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东京人）突然接到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急电：“调任第11军司令官，速往参谋本部报到。”
赶回东京后，7月1日，冈村向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报到。
第11军司令部正在陆军士官学校的一间教室里搭建班子，配属给冈村的参谋长是吉本贞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德岛县人）、作战课长宫崎周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长野县人）。后者在一个下午拜访了冈村，随身带了不少小字条，字条上写满武汉攻略的想法。两个人在偕行社新馆的顶层进行了一番密谈，谈到一线日军的战力和军纪问题，冈村提到一句：“这次打武汉，我所指挥的部队主力，还是打南京的那批人。但武汉不允许再发生南京一样的事。”
随着一个个话题结束，宫崎手里的一个个小字条也被揉成团，扔进火盆。冈村是非常细心的，他取出火柴，接连把纸条点燃。
前往中国的前一天，7月5日，冈村带着吉本贞一入宫拜见天皇。
昭和说了些客套话，冈村也回了些客套话，随后从皇后良子手里接过来一条为其亲自编织的围巾。
最后昭和天皇说了一句话：“将军是帝国少有人物，希望顺利攻下武汉，结束‘中国事变’。”
武汉会战事关重大，大本营最初考虑第11军司令官时有三个人选：
首要人选是时任东京湾要塞司令官的下村定中将；
其次是冈村宁次；
第三是陆军大学校长塚田攻。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希望他所欣赏的下村定入掌第11军。一向低调沉默的参谋次长多田骏这次居然公开反对这位亲王。他是不喜欢下村的，在下村做他的部下时，他显得特别心高气傲，说下村没实战经验，希望陆军大学校长塚田攻出任该职。就在争执不下时，新任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提出他在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冈村宁次出任第11军司令官。板垣的理由倒也充分：冈村在中国待过多年，曾任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对华中地理非常熟悉，而且实战经验丰富。
就这样，鹬蚌相争，冈村得利。
从指挥角度来说，冈村也确实是当时日本军中难得的人物。中日开战后，当板垣等人亲率师团转战时，冈村带着仙台第2师团窝在黑龙江。由冈村出任首任司令官的第11军，后来一直转战中南地区，成为日军在中国大陆唯一一支机动野战军，也是作战实力最强大的兵团。武汉会战后，在正面战场，几乎所有最残酷的大战，都是跟第11军打的。
7月12日，冈村宁次带着司令部在上海登陆，华中派遣军参谋长河边正三前来迎接。在此之前宫崎周一已先期到达。
畑俊六对冈村说：“武汉会战的首要任务是攻占武汉，至于歼灭中国军队则放在第二位。以沿大别山进攻的第2军为助攻部队，以在长江两岸西进的第11军为主攻部队，重点进攻放在长江北岸，南岸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用作迂回切断粤汉线。”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东京对武汉的政治作用太过看重了。
冈村则向畑俊六提了一个条件，由于攻略武汉主要走长江水路，陆军和海军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协作联系，所以必须跟海军签订一系列协议，防止海军和陆军互相不买账的情况发生。
畑俊六说：“这是必然的。”
在协同作战时，海陆军互签协议，是日军的一个传统。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纠纷也是经常出现，主要是一贯自视甚高的海军不买陆军的账。自开战以来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多次了，攻占青岛和连云港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海军的独断专行叫陆军十分看不惯，但最后又没办法。
就这样，华中派遣军、第11军跟海军的中国方面舰队以及具体参战的第3舰队（司令官及川古志郎）、第11战队（司令官近藤英次郎）、陆军航空部队（司令官德川好敏）等走马灯似的签了一系列协议。
由于安庆已被攻下，冈村召集幕僚制定新的作战计划，也就是攻占江西九江和湖北黄梅的计划。华中派遣军主任参谋公平匡武和高级参谋池谷半二郎都参加了，后者留在第11军协助冈村。此时归属第11军战斗序列的，有第6、第101、第106师团和波田支队（后来第9、第27等师团加入）。

第三章 烽火南浔路（1938年6月~1938年10月） 马当要塞是怎么丢的
接着说波田支队。
陷落安庆后，把城池交给守备队，然后他们马不停蹄继续溯江而上，扑向下一个目标湖口。
要想拿下湖口，必须穿越马当要塞。
马当要塞位于江西彭泽县东北（距九江40公里），是长江通往江西、湖北的咽喉。这段长江江心为一片沙洲，把江面分为两片，北边的水道淤塞不通，南面的水道则极为狭窄，而且水流湍急。岸边就是马当矶，此矶虽只有百米多高，但形势突兀险峭，是极好的天然要塞。
为拦截日军逆流而上，中国这边很早就成立了长江阻塞委员会，在各要塞地区实施拒敌工程。
马当阻塞工程与其他要塞不同，是直接在江水中构筑了一条拦河坝式的阻塞线，仅在南岸留了个可通过一条船的缺口。
阻塞线最底层用铅丝形成大网，里面塞上树枝和石块，用水泥搅拌凝固，然后沉于江底。为避免被激流冲击，在上游处用固定的铁锚拉住，在下游处用打入江底的木桩拦住。中层是帆船和铁驳船，里面堆上尖利的巨石和铁锚，同样用水泥凝固，做成鲨鱼牙齿般的人工暗礁。
暗藏在江水中的阻塞线完成后，低于水面两尺左右。到了1938年夏，进入雨季，由于涨潮，江水大涨，使暗礁和水面距离超过了5尺，于是又进行了一次整体施工，按设计底层的方法，在暗礁上又加了一层乱石。
最后，在水面上又布了3道水雷线。岸边险峰上还有可以控制江面的炮台和机枪阵地。这样一道防线，不可谓不是精心打造。但不怕强大的敌人，就怕愚蠢的队友。任何时代都是这个理儿。
接下来，看看马当要塞出了什么乱子。
波田支队乘舰船开抵马当火线外围的江面，前面的一千多枚水雷已经叫日本海军第11战队的扫雷部队郁闷多日了。扫雷艇只要一靠近布雷水域，就被两岸中国守军的炮火打翻。波田支队的士兵在船头像观看露天的战争电影一样，远远地望着他们的扫雷艇在中国军队的火力下冒死忙活。
要塞争夺战，最好打迂回，日本人自然是行家里手。但波田此时并不着急，因为这个时候，他手里有一份情报。直到6月24日凌晨4点，他才下令在马当东面的香口至东流一线强行登陆，随后向马当要塞核心阵地长山包抄进攻。
为什么选择这一天？
抗战爆发后，中国海军第3舰队将军舰上的武器拆下来，后沉舰船于青岛湾。青岛陷落，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带着一部分海军士兵打游击；另一部分士兵在副司令谢哲刚带领下辗转来到武汉，后谢受命组建江防要塞司令部并出任司令，下辖3个总队和陆战支队第2大队。
为防止日军从侧后登陆攻击马当炮台，用钢筋混凝土在马当以东的香口、长山构筑阵地。其中第3总队的一个大队放在香口（该总队另两个大队由总队长康肇祥带着在湖口要塞守备）；第2总队和陆战支队第2大队守备长山阵地（8个钢筋水泥的重机枪掩体）。两阵地人马加起来，有2000多人，由第2总队长鲍长义统辖。他上面，是马当要塞司令王锡焘。
阵地上的士兵多来自海军，尤其是炮手，以前也只是在军舰上掌控舰炮，只熟悉直接瞄准目标，不会间接瞄准目标。这段时间，在鲍长义组织下，炮手一直在练习间接瞄准技术。
马当要塞司令部上头，还有一个马湖区要塞指挥部（统辖马当、湖口两要塞），司令李蕴珩，时任第16军军长，手下有3个师。在香口方向，除第3总队的一个大队外，还有第16军第53师的一个团。第16军的第60师、第167师放在了彭泽县城和太泊湖（彭泽县城东北17公里）。
李蕴珩这一年已经六十多岁了。人一旦上了岁数，就有点怪了，这李军长之怪就在于：眼前强敌压境，马当火力线之外的水域，都已经看到日军舰船了，而他却不慌不忙地办了一个培训班。这培训班的名称很大，叫“抗日军政大学”，自己任命自己为“校长”。6月10日开的课，把部队排以上军官和地方政府的保长、乡长都召到马当镇，进行为期两周的江防战术学习。6月24日这一天，要举办“结业典礼”，要军中各级军官和当地士绅参加。
在日军压境的危急时刻，对李蕴珩搞这一套，鲍长义第一个反对，为此跟李吵了起来。李蕴珩说：“你爱参加不参加，你是海军的，我管不了你，但我的部队都必须参加。”
鲍长义脾气也可以，二话没说，扬长而去。
6月中旬的一天，白崇禧来马当要塞视察，勉励将士严阵以待、誓死杀敌的同时，特别提出江防部队和第16军要配合好。白崇禧来的时候，马当要塞的掩体刚脱模，负责设计和修建的工程师对陆战队支队第2大队队副杜隆基说：“真希望短期内别发生战事啊！”
杜隆基笑，说：“可能么？人家才不管你工事是不是刚脱模。”
工程师傅方衡、沈鸣荣曾参与设计和修建江阴要塞，听到这里不禁黯然，说：“当初鬼子攻下江阴，杀戮无算，南京劫难，世上仅有，我们羸弱啊，日本人就必要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吗？”
杜隆基神情一下子严肃起来，说：“所以要抗战，为自己，也为后代。”
早在6月17日马当要塞前方江面就发现敌情了。当日，杜隆基在长山阵地的观测所用高倍数望远镜发现封锁线和布雷区外的东流一带江面出现3艘日舰，周围是些小艇，艇上日军用火炮胡乱发射，有的水雷被击中，掀起二三十米高的水柱。杜隆基长期供职于海军，仅凭声音判断，就知道敌人当在要塞外30000米左右。但随后几天，日舰没有更大的动静。
日军似乎在等待什么。
6月23日，李蕴珩命令，所有学员到马当镇参加转天早8点举行的结业典礼。
就这样，第16军排长以上军官都在前一天来到马当镇，包括守香口到东流滩涂的第16军的那个团，从排长到团长都走了，整个阵地的最大部队长是班长。
上尉以上的军官都有请帖，杜隆基也收到一份，但鲍长义已经命令部下任何人不得参加，所以23日午后他只是看着不少第16军的军官结伴从阵地前的公路上经过，去参加转天早晨的典礼。
当晚，陆战支队第2大队长金宝山到指挥部找到鲍长义。两个人都是从青岛撤下来的，私下里关系也很好，金宝山问：“长山守得住么？”
鲍长义说：“不是守得住守不住的问题，我们要做的，是要鬼子多扔下点尸体。”
金宝山觉得是这个理儿，说：“这个时候16军还搞什么结业典礼，排长以上的军官都去马当镇了，阵地群龙无首，尤其是香口到东流一线，鬼子要趁机登陆怎么办？”
鲍长义只是一口一口地抽烟，最后抬起头，说：“事情已经这样，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只要严守住自己的阵地就好，你早些回去休息，也许恶战明天就来了。”
金宝山就要出门的时候，鲍长义在身后大喊道：“妈的！李蕴珩这个混蛋就应该上军事法庭！”
6月24日天蒙蒙亮，在隐约的枪声中，鲍长义醒了。最近一段时间太过紧张，他甚至一时不能确定那枪声是来自梦里，还是现实中。他立即起身，带着卫兵视察阵地，提醒弟兄们随时作好战斗准备。
鲍长义在望远镜里注视着江面的敌情。
当把望远镜转向香口阵地时，发现情况似乎不对。尽管距离很远，还有雾气，但仍注意到在香口阵地活动的部队身着模糊的黄色军装。
他脑袋顿时大了一圈。
随后鲍长义给驻扎在香口的第3总队第1大队打电话。
两个阵地每天都联系一次。但那边已经没人接听了。又跟防守在那里的第16军的那个团联系，还是联系不上。鲍长义知道情况不妙，立即把侦察员派过去，没多久，侦察员回来报告：香口满大街都是日军！有陆军士兵，也有海军陆战队！
鲍长义一闭眼：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守备香口的第3总队第1大队在日军突袭下已全部战死。其侧翼的第16军那个团是否进行了支援？一想到该团排以上军官此时正在马当镇参加那个莫名其妙的典礼，鲍长义就怒火中烧。在命令士兵立即作好战斗准备的同时，他把电话打到马当要塞司令部，值班士兵说司令王锡焘去参加结业典礼了；电话打到马湖区指挥部，也没人接听。没办法，鲍长义只好通过无线电，联系位于武汉的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司令谢哲刚接报后大吃一惊。
雾气散尽，香口的日军已尽收眼底。
从香口逃出来的两名士兵证实了日军在凌晨4点强行登陆，袭击了守备部队，由于团里排以上军官都去参加结业典礼，被袭下，士兵大乱，没组织起有效抵抗。而江防第3总队第1大队也几乎都战死了。
波田在6月24日率军登陆前，已在江面徘徊多日。选择24日登陆显然是拿到了李蕴珩在此日上午集中大小军官搞结业典礼的这个情报。还能叫人说什么呢？除了一声叹息外，有的便是哭笑不得。这样不可思议的事之所以发生，并不能仅用偶然性来解释。这甚至不是一个涉及智力和常识的问题，而跟一个国家的现代程度有关。
日军占领香口后，立即在旁边的香山布置炮位，攻击对面的长山阵地。
香山比长山高，但狡猾的日军没把炮位设在香山顶，而是隐蔽在反斜面，这给长山阵地的中国炮兵的回击造成麻烦。前面说过，守卫长山的部队来自海军，以前只是在军舰上掌控舰炮，对间接瞄准不怎么熟悉，虽然此前练习了一段时间，但真打起来，在测量日军目标上仍不时出现误差。
就在这时候，第一波日军分成三组，每组一个小队，向长山阵地发起进攻。
日军仰攻长山，须经太泊湖口的水荡区。日军每个小队都抬着一挺重机枪。水荡地形使他们三分之二的身体泡在水里，冲击起来火力大减，而长山阵地掩体中的重机枪火力猛烈，10分钟内，一百多名日军全部中弹。
这个回合干净利索，鲍长义和金宝山相视而笑。
日军先后对长山发起4次攻击，没取得任何效果。在步兵进攻间歇，江上19艘日舰上来了，因舰炮集中在军舰两侧，所以日舰以“S”形往返巡梭，不间断地炮击长山。
再说结业典礼那边。
典礼8点开始，到下午才会完餐。鲍长义的电话一直不断，下午3点多，李蕴珩终于接了电话。鲍长义说长山阵地正遭日军攻击，香口已经丢了。
鲍长义拒不参加李蕴珩的培训班，后者已心存芥蒂，对鲍长义说：“丢了？真的吗？”
鲍长义说：“李军长，李司令，难道这种事我还会骗你？”
李蕴珩说：“鲍队长，你到底行不行啊？太不沉着了！你说阵地丢了，那你看到敌军没有？香山有我的部队，我怎么没接到报告？”
鲍长义说：“敌情严重，我没法沉着！我们都跟鬼子打了半天了，还说什么看没看到敌人！你说我没看到敌人，那香山上向我们这边开炮的人是谁？不会是你的部队吧！你们有炮兵没有？李司令！贻误了军机，你我都担待不起！”
这句话吓住了李蕴珩，因为第16军在香山上没有炮兵，于是急忙说：“我这里刚办完典礼，各级主官正在往回赶……”
鲍长义冲着电话怒吼一声：“快他妈的增援老子！”
随即挂了电话。
李蕴珩这下老实了，立即给部下第167师师长薛蔚英打电话，叫他带部队过去增援。
下午时分，长山阵地的压力一度减小，从武汉和南昌飞来迎战的中国空军已抵达马当水域上空，连续向日舰投掷炸弹。但随即日机也飞来助战。一时间，马当陷入炮火连天的海、陆、空大战。
6月25日，日舰由于把从另一个基地飞来的中国战机当成自家飞机，导致中国战机从容投弹，多艘日舰遭到灭顶之灾，在长山阵地观战的中国士兵欢呼声震天。
但这时候，香口方向登陆的日军越来越多，对长山的进攻也越来越猛烈。
在鲍长义率领下，总队战士们虽奋勇无畏，但两天过后，在日军陆海空立体强攻下，已伤亡一半。
波田支队也付出巨大代价，横在他们面前的那片几十米宽的水荡，已成了无法逾越的死亡线。日军尸体横七竖八地漂浮在水荡中。守军始终控制着太泊湖公路口的两个重机枪掩体，战斗中这两个扼守要津的掩体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
战斗中，一架日军轰炸机被中国炮兵在轰击日舰时顺手打下来，在长山上空爆开花，再度鼓舞了士气。就这样，鲍长义指挥着手里有数的人，先后打退波田支队13次进攻。6月25日傍晚，蒋介石、陈诚和江防要塞守备司令谢刚哲相继来电，给予鲍长义第2总队和金宝山陆战支队第2大队嘉奖。战壕里的士兵用一人传一人的方式，接连得到统帅部嘉奖的消息。
但无奈日军越来越多，而守备部队打一个少一个，第16军的援兵迟迟不到！
25日入夜，日军停止了步兵突击，舰炮火力随之转猛，转天凌晨又有大批战机来炸，扼住太泊湖口公路的两个重机枪掩体终被炸毁。26日天不亮，波田指挥日军再次发起突击，由于扼守公路口的火力已被清除，日军很快突上长山，把阵地断为数截。
长山阵地上的守军弹药尤其是炮弹已所剩无几。
鲍长义再打电话给第16军军部，那边说第167师已经出发了。
确实早就出发了。这个师驻扎在彭泽县城，走公路的话，离长山只有15公里。但鲍长义就是等不到他们。没办法，他又向王锡焘求兵，作为马当要塞司令，早先又同属海军，王的态度当然很好，但手里除了一个守备营外，实在没可派的部队。
第167师为何迟迟不到？
出发前，师长薛蔚英在电话里请示李蕴珩：“走公路的话，引来日本飞机轰炸怎么办？”
李蕴珩迟疑了片刻，说：“那就绕太泊湖，走东边的小路。”
其实，在接李的电话前，薛蔚英已接到一个要他去增援长山阵地的电话了。打电话的还不是寻常人，是白崇禧。
前面说过，鲍长义把电话打到武汉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那里，谢哲刚直接报告了蒋介石。后者给空军的周至柔打电话，下令南昌基地的战机立即出动，增援马当要塞。随后蒋又给白崇禧打电话，叫他立即安排人马增援长山。此时白正在另一处要塞田家镇视察军情。于是，白把电话打到驻彭泽县的第167师师部，要师长薛蔚英马上率军出动，走大路往长山方向增援。
白崇禧叫他走大路，李蕴珩叫他走小路。一个近而危险，一个远但安全。最后薛蔚英还是听从了他的顶头上司的命令，为了躲开日军飞机，带着一个师的人马上了小路。
小路有芦苇荡掩护，走起来确实比较隐蔽，但需要绕行，时间也全耽误在路上了。但即使是绕行，也不过40公里，薛蔚英带着队伍走了多久呢？整整3天。没人知道他是怎么走的，或许把救火当成了野游，日后不枪毙他枪毙谁？
6月26日正午，烈日中，鲍长义在一无弹药二无援兵的情况下，放弃长山。手下问鲍长义：“咱手里这3门日造的‘三八式’野炮怎么办？”
鲍长义说：“这炮是日本人造的，不能把他们再留给日本人，炸了也可惜，还有一辆汽车可以开，人下来，把炮装车！”
残余的二百多名士兵边战边退，下午4点到达马当镇时，见到前来支援的第16军的一个团。但为时已晚。
在镇中，鲍长义看到他的上司王锡焘。鲍此时反倒平静下来，说：“仗没这样打的。”
王锡焘说：“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
鲍长义说：“马当一失，不仅彭泽、湖口，九江都难保了。”
王锡焘没接茬儿，说：“你带着人走吧，向湖口方向转进。”
王锡焘问鲍长义手上还有多少人，后者说十不存一，只有二百来人了。
王锡焘说：“一定珍惜这些跟日军有交战经验的士兵，他们是以后再打大仗的基石。”
鲍长义点点头，问王锡焘和他的守备营什么时候撤，后者说现在他还不能走，正在跟武汉的谢哲刚联系。
就这样，鲍长义告别王锡焘向湖口转进。
转天中午，鲍长义一行人到达彭泽流泗桥附近，碰到3架日机去空袭彭泽。随后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在不远处的山丘上，有一白衣男子不时喊叫，并向日机做出肢体动作，没过多久，县城附近一座军用仓库就被精确轰炸。见此情形，联想到6月24日日军趁结业典礼的日子登陆这件事，鲍长义就明白了，立即派一个排长带人去捕捉白衣男子，随后在山丘下的防空掩体里发现3名带着无线电报机的日军谍报人员，立即将这几个人毙杀。
鲍长义带人行至湖口。
湖口湖口，鄱阳湖入长江之口。
在湖口，鲍长义遇到守备要塞的第3总队长康肇祥。
第3总队的一个大队放在了马当，另外两个大队由康带着守备湖口。鲍长义想协助康再战日军。康认为部队已残（他的两个大队还没与日军交火），不如回武汉复命。路过湖口三里街时，被筑建战斗工事的军队拦住。康肇祥只好叫鲍长义、金宝山先离队去武汉，自己带着部队继续守湖口。但随即接到命令，湖口一带失去战斗力的部队立即撤出战场，而康肇祥的部队被认为已丧失战斗力，于是叫他带着人马沿鄱阳湖撤退。在行至庐山脚下，被一支友军缴了械。
谁呢？第74军。
此时军长俞济时率部驻德安，归坐镇南昌的薛岳第1兵团节制。
第74军的一个连长说：“蒋委员长有令，部队不准过湖，凡有擅自过湖者，一律缴械，官兵收编！”
就这样，康肇祥和部队被缴了械。
康肇祥、杜隆基等军官经南昌被解送到武汉，当抬头看到“军法执行总监部审判厅”几个大字时，几个人才知道情况不妙。“作战不力，擅自溃退”，这是审判人员给他们的说法。康肇祥那边怎么解释的，杜隆基不知道，他自己力辩，只承认无令撤退这一事实，至于作战不力不是事实，因为在马当激战中，还收到过委员长蒋介石发来嘉奖电令。后来一查，果然如此。
杜隆基说：“如果讲作战不力，只能是第16军。”
事后第167师师长薛蔚英以“延误军机罪”被枪决，李蕴珩逃脱一命，被撤职。
攻占长山阵地后，波田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去爆破横在江上的阻塞线，长江航道就此重新打开，彭泽县城随之陷落。
彭泽陷落没多久，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就飞到彭泽近郊的简易机场。这是他上任后第一次来前线视察军情。此时波田重一和刚刚登陆的第106师团长松浦淳六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东京人）身在彭泽县城。两地之间还有一段距离。
彭泽地处前线，黄维第18军正在这一带布防，其手下两员大将彭善、陈沛的部队不时突击。所以冈村的手下和前来迎接的第106师团参谋长秋山大佐商量，想叫彭泽县城的波田和松浦前来机场见冈村。
冈村说：“啊，我到两位兵团长那里去吧。”
据说冈村的这句话让在场的崇拜者作战课长宫崎周一大为感动，当即掏出小本儿，把冈村的话记录下来。
这帮人分别乘着汽车、骑着战马，穿越刚刚激战完的阵地，往彭泽县城而去。
可惜黄维没有侦察到这一切，否则就派一支突击队……当日军炮火时常跟着中国军队的司令部转悠时，日军司令部的位置我们往往一无所知。情报工作的不细致和不深入是当时中国军队的另一个致命伤。
在彭泽县城的一个富商大院里，冈村见到了松浦淳六郎和波田重一等人。
冈村夸奖了波田一番。对于松浦，则着重问有什么困难。松浦岁数比冈村还大，马上就“奔六”了，他是冈村的学长，陆军士官学校15期的，比冈村高一届。他说：“我的部队没有任何困难。”
于是冈村就信了。
也可以理解。虽然第106师团是由预备役人员组成的特设师团，战力通常没法跟常备师团比，但毕竟是熊本第6师团的班底，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冈村看来，这个师团与同属特设师团的东京第101师团比，还是占有很大优势的，即使后者曾参加过上海战。
在来彭泽视察波田支队和第106师团之前，冈村在江北的安徽潜山已经跟第6师团长稻叶四郎有过一席谈了。
本来第6师团和波田支队同时受命攻取安庆。但从6月6日行军开始，他们就遇到大雨，这雨居然连绵11天之久，原本就河网密布的地形更加泥泞。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河流因雨暴涨，仗还没打，光渡河时第6师团就意外死伤十多人。当接到安庆被攻占的消息时，他们才行进到距安庆80公里的潜山附近。稻叶一着急，顺势攻占了计划外的这座县城。
在潜山，继谷寿夫之后统领彪悍凶暴的第6师团的稻叶四郎告诉冈村，这支南九州的部队确实能打，“团结心强，排他性也强”，心高气傲，对其他部队缺乏“关心”。同时，士兵“忽视抢掠、强奸等非法行为”。
冈村说：“攻略武汉涉及帝国的政略，如果再出现南京的局面，那么攻占武汉将毫无意义。而且，武汉以后必会成为日本军在华中的前进基地，会有要害部门进驻，即使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容不得对武汉进行破坏。”
稻叶倒是表示赞同。
冈村说：“我听说在南京发生大规模的强奸，而且至少4万中国战俘被集体枪杀，据被俘的敌人军官说，被日本军活捉便遭杀害，退却又要被督战队打死，所以只有顽强抵抗。”
稻叶还是很狡猾的，表示他对此一无所知，他上任时师团就已经从南京撤出来了。而且他告诉冈村，师团里的联队长，很多都被换掉了，打南京的那批人基本上都不在了。
冈村告诉稻叶，由于兵力不足，第6师团有可能将被单独赋予攻取江北一系列重镇的任务，包括武汉三镇的汉口。本来冈村是想先给稻叶吹个风，叫他们作好苦战的心理准备，但没想到包括稻叶在内的部队长都喜形于色。
的确，正如稻叶所说，此时第6师团联队以上的部队长，除第36旅团长牛岛满、辎重兵联队长川真田国卫、野炮兵联队长藤村谦没动外，其他全部被更换了一遍：稻叶的幕僚，参谋长重田德松、作战参谋秋永力、情报参谋赤木喜代治、后方参谋吉川源三。今村胜治接替坂井德太郎出任第11旅团长。几个联队长也都换了，现在的第13联队长是中野英光，第47联队长是岩崎民男，第23联队长是佐野虎太，第45联队长是岩松平治，骑兵联队长和工兵联队长分别是古贺九藏和增田政吉。
在南京大屠杀中指挥部队施暴的冈本保之、冈本镇臣、竹下义晴、长谷川正宪等人已经被转任他职。
冈村很快就明白稻叶和他的部队长为什么兴奋了。武汉相当于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第6师团去年底第一个攻入南京，这次也想第一个陷落武汉，成为日军战史上两克中国首都的部队。
就在日军沿长江两岸节节推进时，东京的人们也没闲着。
7月8日，近卫内阁开出一个预案，即：中国表示想和谈时怎么办。实际上就是新的议和条件：第一条是重庆国民政府与北平王克敏政权、南京梁鸿志政权合并或参加建立新中央政权；第二条是改称和改组重庆国民政府；第三条是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采用亲日亲满反共政策；第四条是蒋介石必须下台。
日本人有时很聪明，有时又蠢得过头，榆木脑袋一根筋。因为退一万步说，即使蒋介石接受了前三项，也不可能接受第四项。所以日本内阁搞出这么个东西来实在是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中国如果不想和谈怎么办？
日本内阁也认真地给出预案：首先就是不停战，叫中国军队连战连败（类似于板垣征四郎说的直到把中国打得爬不起来），尤其是通过占领中原地区（日本人眼里的湖北一带）“引起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崩溃和放弃继续抗战的意志”。关于后一点，所依据的显然是前面讲到的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本间雅晴提供的那份情报。
在这里，日本人进入一个误区：放大了中原地区在现时代的政治作用。
在古代中国（南宋以前），中原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是最发达的，打仗时又处四战之地，得中原者得天下当无疑问。但进入现代后，中原既不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在政治地理上也不是最重要的地区，唯一的战略价值来自于军事地理。这也是中国的不少将领所担心的。
有一天，武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郭忏（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浙江诸暨人）在和参谋处长刘云瀚（黄埔军校7期，江西大庾人）聊天时，谈到时局变化，两个人都认为武汉的失守只是推迟多久的问题。当时郭忏说出一句心里话：武汉失守后，抗战还能不能打下去是一个问题了。
这两个人，一个是“土木系”三号人物，陈诚的“左膀右臂”中的“右臂”（左膀为罗卓英），一个是陈诚刻意培养的后起之秀。他们的忧虑主要来自于军事角度：如果日军控制了武汉，无论是南下潇湘，还是西击陕川，打起来都会比较舒服。而且，还可以作为兵站基地和航空兵基地。事情的严重性在这里。
除了“不停战”外，日本人另一个对策是通过政治谋略，想方设法分裂重庆政府，后来果然促使汪精卫出走。这一点日本人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最初，在日本人的视野里，显然没有汪精卫这个人，一是觉得此人位高权轻，没有真正的实力；二是不认为他会“渴望和平”。所以日本人在建立对抗重庆的“新中央政权”的计划中，特别提到要启用“中国一流的人物”，比如邀请已隐退的北洋元老唐绍仪和军阀巨头吴佩孚出山（但吴不给日本人面子，始终不屈，终被日本人毒杀；唐绍仪则被戴笠的军统刺杀）。
邀请中国“一流人物”出山的计划，被日本人称为“鸟工作”。当然不仅于此，瓦解杂牌军的工作叫“兽工作”，在重庆制造“反共”与“和平”空气的工作叫“鹫工作”，在云南建立分离重庆政权的工作叫“鸢工作”，策反徐源泉的工作叫“牛工作”，策反石友三的工作叫“猫工作”，策反旧东北军的工作叫“狗工作”，策反韩复榘旧部的工作叫“栗鼠工作”，如此等等。
这个计划涉及方方面面，需要一个精通情报和政略的人进行总负责，于是日本军部调回在前线的土肥原贤二，叫他出任对华特别委员会陆军省代表。他们认为，相比于指挥第14师团野战，这个角色更适合土肥原。辅佐土肥原贤二的是柴山兼四郎。陆军在北平和上海各开一分支，上海由和知鹰二负责，北平由大迫通贞负责。后来精通谋略的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也纷纷加入。
就在东京从军事和政治上同时攻略武汉时，1938年7月下旬，苏联军队突然入驻张鼓峰（今吉林延边珲春市防川村北），日本驻朝鲜的第19师团紧急出动，其间采取了多次专断行动，使得两军终于爆发了战斗。最关注这个事件的甚至不是日本和苏联，而是在武汉的蒋介石。张鼓峰上呼啸的炮弹声能不能演化为两国的大战？蒋介石一直支棱着耳朵，但最终他还是失望了。
苏军进驻张鼓峰的目的至今仍不是特别明了。按日本人当时的判断：这是一次为使日军不能派出更多的兵力投入武汉会战而进行的虚张声势的牵制行动。也就是说，苏联人意在帮助国民政府。同时，在紧张的苏日关系背景下，试探一下日本人对苏联的战备情况（实际上，当时日军在东北的弹药储存量，不够15个师团打一次会战的）。但是，苏联人后来一直没承认这个说法。

第三章 烽火南浔路（1938年6月~1938年10月） 委员长又火了
马当莫名失守，彭泽很快陷落，作为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有点坐不住了，他告诉蒋介石，将派罗卓英赶赴湖口组织黄维第18军等部队向彭泽方向反攻。蒋介石说你看着办吧。不是生陈诚的气，他是在生德国人的气。因为后者抛弃了他。
希特勒并不想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所以在日本的压力下，1938年六七月间把在中国的军事顾问都撤回欧洲。
这几年，军队的整编、训练都是仿效德国的，细微到一个“向右转”。以前的训练是仿效日本，就是扭转一下脚而已，而德式“向右转”必须两个鞋跟咔嚓碰一下。德国士兵碰这一下，很得响，因为人家穿的是皮靴，中国士兵碰这一下脚就有点疼，因为穿的是单鞋。
很多人认为，中德的蜜月期是希特勒上台后的事（需要中国的战略物资和稀有金属）。实际上，早在1931年，两国就秘密达成协议，由德国人训练200万中国士兵；另外，由德国人提供技术，在中国秘密制造枪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和约，不允许德国制造军火），然后一国分一半。但这个协议需要国民政府各院的批准，当时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明确反对，才有被蒋介石软禁的事件。这段秘闻的提供者是杜月笙的秘书胡叙五。作为上海滩的黑帮大哥，杜与国民政府高层关系密切，可直通到蒋介石那里，所以未必不可信。
这个内幕里，甚至还有更叫人惊悚的：据说胡汉民曾派人秘密到东京拜访当时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叫其出兵东北，认为这样就会把坐镇北平的张学良的兵力吸引回去，冯玉祥和阎锡山的部队就可以趁机南下，而李宗仁等两广部队也可就此北上，一举把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拿下。但由于中央军提前出兵衡阳，监视两广军队，冯玉祥、阎锡山没敢动，所以最后计划泡汤。当胡汉民再要求日本撤兵东北时，犬养毅虽然答应了，但少壮派军官不同意，才有刺杀犬养毅之举。
上面这段历史的真实性有待考证，现在只能从八卦的角度一观。
放下郁闷的蒋介石不说，只讲罗卓英，他虽比陈诚年长，但一直是陈的“左膀”，“土木系”的二号人物。
在驾驭手下这方面，陈诚自有魅力和手腕。“土木系”的成员，要么是他的老大哥，比如“左膀右臂”罗卓英、郭忏；要么是他的小兄弟，关系远的近的，核心的外围的，名字可以列一串：黄维、夏楚中、霍揆彰、阙汉骞、方天、方靖、胡琏、彭善、陈沛、杨伯涛、邱行湘、叶佩高、罗泽闿、罗广文（黄埔军校4期，四川忠县人）、李树正、刘云瀚……
此时黄维第18军主力，彭善第11师的前锋，在副师长叶佩高（云南讲武堂，海南文昌人）率领下正赶往彭泽。
第11师经淞沪会战后，一直在休整，驻江西上饶。到彭泽不是太远，只有百公里左右，但山路崎岖，非常难走。罗卓英下令，两天内必须赶到彭泽前线，否则以军法论处。
叶佩高三十出头，小个子，长得鬼马精灵，但人非常精明干练，曾激战过罗店，后来又在滇缅战场上血战腾冲，是用倭血浇灌成的一代名将。他想来想去，如果按以往的行军办法，在这种崎岖的山地中赶到彭泽战场也得被军法从事。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一边行军一边做饭，不但耽误时间，还会弄得大家都很疲惫，即使拉到一线，也会精疲力竭。怎么办？他发明了个“蛙跳式”行军。具体地说，就是在出发前先派一部分人赶到下一个宿营地，准备饭食和马匹草料，当后面的队伍开过来，立即休息吃饭。这个间隙，另一部分人又已经到了第二个宿营地，如此循环往复，不仅节约了时间，而且可以叫大家走得从容，最后只用了33个小时，就把部队带到了集结地。
在彭泽，叶佩高不等全师到齐，带着3个团就上阵了，只打了一个反击，就拿下被刚刚登陆的日军第106师团一部盘踞的杨家山。叶佩高参加过淞沪大战，知道日军的实力，于是他觉得有点意思了。对面的日军随后进行了反击，但却没能得手。叶佩高盘算：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当口，第106师团的后续部队和波田支队赶到，并开始使用毒气，气得叶佩高骂娘：不是讲究他妈的武士道吗？这帮孙子。
第106师团用毒气保住了彭泽，罗卓英叫黄维的部队向湖口转进。
波田支队领着第106师团，顺势攻来。
湖口在鄱阳湖和长江汇合处，地势的重要性自不必说。当年曾国藩在此被石达开击败，一度投水自杀。如果曾国藩死了，中国的历史也许在湖口就被改写了。但最后曾国藩又被手下救了上来。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就好比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命运，但国家的命运往往又受人物的命运所影响。
一支军队当然也有它的命运。
经上海、南京大战，第11师作为第18军的绝对主力，战斗力方面没多大问题，陈沛的第60师战力也可以，但另外两支友军第16师和第77师战力就比较薄弱了，以至于在第11师完成任务后，不得不再抽出兵力去驰援友军。所以尽管在湖口附近先后反攻下梅兰口和潭龙山，但仍不能挽回彭泽到湖口一线的战局，加上日军一部从湖口南面登陆，撤退仍是唯一的选择。但好在经过第11师苦战，为湖口守军打造了一条安全通道。
湖口后面就是九江了。
一时间，长江南岸警报连连，武汉的蒋介石和陈诚好像忘记了江北日军的行动，都把目光投向江南地带。
但打到湖口，连续作战一个来月的波田支队终于走不动了。
对波田支队的表现，无论是冈村宁次还是畑俊六，都非常满意，准确地说都觉得这个支队超常发挥了水平。当初把这支驻台湾部队调过来，也是看重其适应炎热气候并具有在河网地带作战的能力。
在湖口休整两周后，7月22日，波田支队在大雨中开拔，发起了向江西重镇九江的攻击之旅。
此时冈村宁次把前进司令部推进到湖口。
在石钟山（鄱阳湖入长江处）上，冈村带着作战课长宫崎周一瞭望了相距只有3里地的战斗一线。几百年前，苏轼船靠石钟山，写下著名的《石钟山记》。山虽然不高，只有四五十米，但却非常秀丽，隔着浩瀚的鄱阳湖，可以眺望水雾萦绕的庐山群峰。冈村在石钟山上设立了战斗指挥所。闲暇之余，他拿起铅笔，画起了庐山远景。
指挥所位于山上的报慈禅林。这片禅林有大雄宝殿和几间僧舍，为当年曾国藩部下水军大将彭玉麟所建。在禅林的一间僧舍，冈村拜访了一位留守的禅师。
禅师问：“您从何处来？”
冈村竟然一时没能回答上来。是啊，他从哪来呢？深谙禅宗的冈村当然知道这话里有机锋，如果回答从湖口来，那当然是愚蠢的；若回答从日本来，则更不高明。
想了想，冈村说：“我从远处来。”
禅师问：“将军何来？又要到哪里去？”
冈村说：“驱蒋爱民，为亲善而来，中日互相提携，建立东亚明朗而有生气的新秩序。”
禅师问：“驱蒋我不懂，至于爱民，我有一问，一如贵军在南京所为么？”
冈村说：“那是个单独的事件，我也深表遗憾。至于我的部队，已进行约束。”
禅师说：“即使将军有仁慈之意，虎狼之师此起彼伏，安可约束？观将军之貌，当是聪慧之人，携师远侵他国，本是不义之举，虽靠强力可得暂时的武威，但终会化作云烟水气。”
冈村默然。
外面下起雨，冈村和宫崎静听了一会儿雨声，一发炮弹的爆响把二人惊起，但禅师纹丝不动。他们惊诧地退出僧舍，冈村似有所失，但他的战争仍将继续。
九江三面环水，东面是鄱阳湖，北面是长江，西面是赛湖、城门湖，南面是通往赣中的南浔铁路，以及九江到星子县、德安县的公路。东南则是民国时代最具政治象征的庐山。
7月23日，九江一带大雨滂沱。
波田支队乘舰冒雨突入鄱阳湖，于深夜零时在姑塘（西靠庐山，三面环湖，距九江13公里，与湖口隔湖对望）以南的芦苇荡地区登陆。
对面山崖上立即有子弹射来。
这段山地是庐山余脉，盛夏之时丛林繁茂，守卫这一线的是李玉堂第8军所辖的预备第11师。虽然中国军队居高临下，但预备第11师作为新组建的部队，实战经验几乎没有，所以面对大雨中争先跳下汽艇的日军，在慌乱射击中杀伤效果甚微，不过手榴弹还是发挥了威力。
那个时代中国士兵使用的手榴弹，从拉出拉火绳到爆炸，时间不超过4秒。一名士兵的投掷距离，通常在60米左右。所以，面对日军的进攻，在平地里，不到60米内，中国士兵是不投弹的。不过，在岩壁上，居高临下又是一回事了。日军只能用芦苇荡做依托，但预备第11师的新兵不管三七二十一，成片成片地投弹，在第一个中队完全登陆前，日军被炸死了近百人。
日军是深夜12点登陆的，但由于通讯不良，当第2兵团司令张发奎接到李玉堂的电话时，已经是4个多小时以后了。
九江是古之浔阳，既是名城又是重镇。
在九江一线布防的是第2兵团，除了李玉堂第8军外，还有王敬久第25军、李汉魂第64军等部队。薛岳第1兵团主力（卢汉第60军、俞济时第74军、谭邃第66军）则在庐山南麓集结。张发奎的预备队，是在九江后方马回岭一带待命的吴奇伟第9集团军，也就是粤军主力欧震（广东讲武堂，广东曲江人）第4军、张德能第59师，此外还有彭孟缉炮兵第10团。
张发奎是有抗战意志的。
多年前他在德国考察军事时，有两件事给了他刺激。
在德国，一位教授历史的讲师问他：“中国有4亿5000万人口，日本只有7000万人口，为什么日本军队只派了128名骑兵就可以占领你们的热河省省会承德？”
还有一次，他站在一家酒馆的橱窗外看那些形状各异的酒瓶，老板从里面走出来，当知道他是中国人后，那位喜欢中国文化的德国老人说：“我这里有很多酒，但这里的酒不卖给中国人。”
张发奎问为什么。
德国老人说：“如果你是中国人，那么请你回去跟日本人战斗，把他们赶走后，这里的酒你随便喝。”
去年打淞沪会战时，张发奎的部队一直在浦东警戒，没打什么大仗。撤退时，由于战区的传令兵驾驶摩托走错道，直接开到胡宗南的军部，所以张发奎得知撤退命令时已晚了好几小时。有关上海的溃退，张发奎认为从一开始就错了：不应把本该部署在后方纵深国防线的部队都顶到上海狭小地带。张的看法不能不说是正确的，因为用前线溃败下来的士兵守卫那两道国防线与原本就有部队守卫意思是不一样的。
现在，张发奎出现在江南战场。
第9战区的部署计划是：张发奎兵团沿江、沿湖布防，李汉魂第64军守备长江沿线，李玉堂第8军守备鄱阳湖沿线。陈明仁（黄埔军校1期，湖南醴陵人）预备第2师作为总预备队，入驻九江南向十里铺地区。从姑塘到星子，则由王敬久第25军守备，再往南，就是薛岳兵团俞济时的第74军在德安一线的阵地了。
看完上面的部署，可以发现：张发奎兵团和薛岳兵团存在着纵深的二线阵地，而张发奎自己的部队并不存在二线阵地。所以后来很多人认为这个布防太要命。因为夏秋长江水涨，日军的大型舰船可以逆江而上，很容易用舰炮压制住岸上的中国军队的火力，即使战区强调必须把独立的炮兵团和炮兵营都集中在沿江一线，仍不足以将日军消灭在滩涂阵地。最危险的是3个军除了预备队外都沿江沿湖布置，使得后面的纵深处缺少兵力，日军单点突破后就会导致防线的全面崩溃。
关于纵深配置这一点，由于在上海和南京吃过亏，军委会已经认识到，横线延长配备不如纵向叠加配备，所以在作战要领上是做了规定的：“现在我军战法，应于硬性之外，参以柔性，务在交通要线上纵深配置有力部队……”
但执行起来仍不尽如人意，向两翼延伸的情况时有出现。为什么会这样？此事必有蹊跷。乍一看，是没执行军委会的命令，或部队长在战术上出了问题，或因兵力不足（这个问题多数情况下不存在），但真实原因，是炮兵相对缺乏（独立炮兵部队只有彭孟缉一个团）而采取的没办法的办法（纵深配备需要大量炮兵，否则事倍功半）。
对第9战区司令部的这个安排，张发奎没提什么反对意见。不过他也留了一手，就是计划在沿江滩涂被突破后，在一线和马回岭之间的黄老门这个地方，设立带有纵深性质的二线阵地。这当然是可行的。但这个计划他没报给第9战区的陈诚，蒋介石当然更不知道。
战前军委会要求：“为达滞敌军之目的，各战区之公路，现在即予破坏。”这里说的公路，指的是中国军队第一线内30公里处的火线公路和100公里外的后方公路。由于公路破坏得早了，导致中国军队向一线集结出了问题。对张发奎来说，他手下的一些部队在日军登陆时并没堵在第一线，因为还没赶到呢。
后来，欧震第4军本想增援九江一线，但张发奎没叫第4军过来。张认为，即使把第4军拉到九江，顶多是延缓几天陷落，意义不是很大，而再想撤退时，由于后方公路已被破坏，就很困难了。如果日军在后面尾随追击，中国军队必陷入混乱而无法还手。他认为，作为兵团司令，他有权力进行这样的部署。
张发奎在黄老门设二线阵地，按他的部署，黄老门前面的张家山、狮子山作为阻击阵地（支撑不住时可撤）。但第9战区司令部要张发奎死守两处阵地，为后面的薛岳兵团在德安、瑞昌一线集结争取时间。但张发奎坚持自己的主意，下令部队后退至黄老门。
一天深夜，张发奎带着卫兵来到庐山脚下，在一片茂密的竹林里找到吴奇伟第9集团军指挥部。
张发奎来的时候，吴奇伟正守着电话机打瞌睡。
当时日机已开始轰炸庐山，吴奇伟的指挥所多次遭袭。日机一来，指挥部的参谋就拖着吴奇伟往外面的竹林里隐蔽，很多时候，吴奇伟不走，说：“不要紧，炸死算了，你们快去隐蔽。”
有一次，当参谋二次去叫吴奇伟出来躲日机时，吴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有时候会想：行军作战是很有意思的事吧？但却永远不了解硝烟和炮火下的残酷。在一次会战中，你很难想象一名部队长能睡个完整觉。举个例子：在多日后的德安县城保卫战中，守卫部队是商震的第32军，团长叫王启明。打到最激烈时，王团长已经把指挥部放在城门洞了，日军的子弹不时射进来，但王所在的地方是射击死角，打不到，子弹当当地击在对面的墙上，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团长愣是在跟师长通电话时睡着了，因为他已三天三夜没合眼了，最后在师长的大喝声中才又醒过来。
吴奇伟见张发奎来了，揉了揉眼，说：“向华兄，你这是……”
张发奎说：“丢那妈，好家伙，几十艘军舰的大炮齐向我岸上阵地开火，头也抬不起，只好后撤。”
张发奎告诉吴奇伟他要回南昌去，后者问一线的情况，前者说：“第4军顶上去有什么用呢？无非是延缓几天九江陷落，但再想撤就不容易了。”
对张发奎的做法，蒋介石只有一个看法：张发奎有意保存粤军核心第4军的实力。抗战期间，这是蒋最讨厌的事之一。而此时在马回岭兵团司令部又找不到张发奎（他这些天一直跟随一线部队转移），于是蒋给薛岳打电话，叫他想法通知张发奎不可按自己的念头来。但张的部队还在往后退，蒋介石一怒之下，越过战区司令陈诚而直接把张发奎叫回武汉，所属吴奇伟第9集团军交由薛岳指挥。
8月1日，张发奎一到南昌，薛岳就告诉他事情不小。
张发奎也觉得自己做的这事有些不对头，即使初衷是好的，但过程肯定叫蒋介石不快。
所以张发奎在去武汉前就作好接受军事审判的准备了。
过长沙时，遇见在那里的何应钦，何说：“向华！你很幸运，倘无陈诚，你可能被扣押。”
张发奎问：“何以见得？”
何应钦说：“你没叫第4军驰援九江，委员长十分生气，觉得你是保存第4军的实力，但幸而陈诚替你说话，说你那样做，是奉了他的命令。这样一来，委员长就不好说什么了。在此之前，我也跟委员长说，说你向华没做错，但委员长不听我的。”
论年龄，张比陈大，论职务，陈大于张。作为战区司令，陈诚能为他张发奎说话，把这事儿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确实够意思，是个长官的所为。一时间，张发奎觉得陈诚是如此亲近而高大。
到了武汉后，蒋介石果然没有斥责张发奎，当后者主动要接受军法审判时，蒋说：“向华，事情到此为止。你休息几天后，立即返回前线，第2兵团还继续由你掌握，我把汤恩伯的部队交给你，但吴奇伟、李汉魂他们，就归薛岳指挥吧。”
后来，用张发奎的话说：“陈诚有肩膀，敢负责，很够义气，他就是这样的人。”在张发奎看来，如果没有陈诚和何应钦，他就算不被枪决，也要被抓起来候审。当然，他也在反思这件事，最后觉得自己作为兵团司令，没能把想法及时跟战区阐明，确实有些冒失。
这一点他不如薛岳。很多关键时候，薛岳也抗命，但抗在明处，这是战场上应该持有的风格，尤其是作为兵团司令这一级别的指挥官。

第三章 烽火南浔路（1938年6月~1938年10月） 熊本来的背包客
中国这边的风波平息了，但九江已经陷落。不过，此时波田支队出现霍乱，部队不得不停下来。
就在这时候，1938年8月1日，陆军参谋本部要员绫部橘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7期，大分县人）突然从东京飞到湖口第11军前进司令部。对于绫部，冈村有所耳闻，知道此人是陆军大学36期的首席。
冈村问他干吗来了，绫部说要人来了。
冈村说：“不会吧。”
绫部说：“波田支队好吧？什么时候能把它调出来？”
原来，武汉会战期间，日本军部的广东登陆战也在策划中。
作为日本军中第一流甚至首屈一指的野战专家，冈村在为人上是平和的，没有很多日本军人的通病。但这一次，听到绫部的话后，冈村立即冷言拒绝了。
冈村说：“现在武汉攻略正在关键期，何时能结束战斗尚不知道，波田支队是这次攻略部队中的重中之重，大本营不会不知道吧？”
绫部说：“正是由于波田支队在此次攻略中表现突出，大本营才决议将其南调广东，发挥更大的作用。武汉攻略打到现在，抽调波田支队应该不会影响战局吧。武汉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广东是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堡垒，粤军的抗击必定会十分激烈，调波田支队南下有助于一举打开广东登陆战的局面。当然，大本营的意思并不是马上就抽调波田支队，最后的时间还是由您来确定，只是希望把这个命令尽快传达到波田支队那里，叫他们作好准备。”
冈村耐心地听完绫部的话，然后说：“第11军难以做到。”
绫部一愣，没想到好性子的冈村抗命了。
冈村说：“如果现在把命令传达下去，势必会影响波田支队今后的攻击，是万万不可能的！所以我要求大本营终止这一计划！”
绫部见冈村出言如此，态度十分决绝，只好话锋一转，说自己也是奉命而来，就个人意见来说，也觉得这个时候抽调波田支队有点问题。
打发走绫部，冈村宁次把自己的前进司令部由湖口推进到九江。
冈村一点点陷入焦躁了，实际上，一路破关夺隘的波田支队已经越来越不叫他放心了。
先是在九江因为霍乱问题被迫停下来，虽然已经再次出发，但战力需要恢复。与此同时，一些低级错误开始出现：攻占九江的当天傍晚，波田支队的一队辎重兵爬到某高地，发现中国军队留下的战炮，几个日军好奇地摆弄牵绳，没想到炮膛里有炮弹，一下子发射了出去。而这时候日本海军航空兵的飞机发现中国阵地上的大炮又响了，立即“负责地”飞来轰炸，当场炸死七十多名日军。
此外，这支和第6师团一样来自南九州的部队，开始暴露出邪恶的面容。
九江对岸是小池口，驻扎在当地的波田支队原田大队强奸成风。本来冈村打算在附近修建个飞机场，当地一名村长已经答应带人修建，但结果原田大队的士兵轮奸了村长的妻子和女儿，导致修建机场的村民一哄而散。用宫崎周一的话说，这直接影响了作战进度。
在日军的进攻途中，这种暴行经常发生，波田支队的一些日军士兵放言：“我们没去过南京，在这里也可以呀！”
公平地讲，作为日军的高级将领，冈村宁次跟中岛今朝吾、谷寿夫、佐佐木到一这类人还是有区别的。同时，他也担心暴行会引起当地民众的极端反日情绪，不利于自己进兵武汉的进度，比如机场停工事件就是个例子。尽管如此，他还是无力约束自己的部下，“各地强奸事件仍频频发生”。江北的第6师团同样强奸暴行不断。冈村通过“调查研究”发现：33岁的士兵最容易实施强奸。而且据他掌握的情况，很多士兵都喜欢拍摄暴行照片，然后寄给国内的朋友。
冈村对此迷惑不解：“日军士兵的好奇心竟发展到如此地步？”
在九江休整几天后，日军兵分两路，一路是搭乘海军舰船继续沿江向武汉方向攻击的波田支队（8月中旬迫近富池口，与霍揆彰第54师激战多日，夺得与江北田家镇隔江相望的这一要塞）；一路则是松浦淳六郎的第106师团，他们沿南浔铁路攻向德安方向。像只虫子一样蠕动的他们，此时还不知道自己已踏上通往地狱之路。
在日本军部决议进行武汉会战后，5月15日在熊本将第6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编成第106师团（因该师团战力不强，于是很多书本和文章认为他们由大阪第4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编成，自鸣得意地把他们定位为“商贩师团”，显然是自己脑子里的一厢情愿，仅看其番号就知道跟第4师团没任何关系），没经过什么恢复性训练，就直接扔到了战场。退伍多年的他们，在重新征召入伍前，有的是矿工，有的是做小买卖的，有的是教书的，有的是纯粹的农民，还有的是村里的无赖，甚至地方上的黑社会打手。像第106这样的特设师团，只有联队长、联队副官、大队长是从其他现役部队里抽调的。但尽管如此，冈村还是对他们寄予厚望，毕竟退伍前他们都是第6师团的兵。
熊本兵不是自称天下第一么？
就这样，带着冈村的厚望，第106师团在松浦的率领下沿南浔铁路往江西深处进发了。
此时伊东政喜的第101师团也投入江西战场，和第106师团一起进行远线迂回合围。日本人喜欢这一手。对他们来说，在一次战役里，如果没有迂回，好像就缺点什么。南浔路作战也是这样。冈村宁次意在攻略德安，兵临南昌，窥视长沙，切断粤汉铁路，封堵武汉战场上中国军的后退之路。
赣北是连绵的群山和经久不散的雾气，在九江司令部，冈村每天坐在地图前，用彩色铅笔一点点标注着，用他的话说“很像单衣的碎点花纹一样”。日军每攻占一个山头，至少得耗费一天的时间，打着打着第106师团就慢慢露出了马脚。
开始向南浔路推进后，冈村先是叫他们确保大天山（九江西南15公里）、马鞍山（大天山南3公里）和金家山（马鞍山东南4公里）一带的阵地。
8月6日，第106师团虽然占领马鞍山一侧，但由于公路被破坏，炮兵没及时跟进，随即被中国军队夺了回来。在此役中，师团的大佐联队长田中圣道（日军陆军士官学校23期，山口县人）被击杀。这是继上海战后日军第三名联队长战死。很多人说田中死于后面的万家岭，实在是误传。
随后第106师团又攻金家山，但很快就被中国守军打了下来。到8日、9日，日军再攻马鞍山，转天又被轰了下来。此战中，第145联队长市川洋造被机枪打成重伤，大队长内海畅生被炮弹削去了脑袋。
又一名大队长福岛橘马带一个中队再冲，经肉搏后终于攻下阵地，但福岛也只剩下十几个人了。就在这名大队长神经般狂笑时，遭到四周中国炮兵的“十”字形攻击。另一名大队长荻尾佐藏欲救福岛，却被中国军队的火力拦截，也被打成重伤。此时福岛等十来人已全部被炮弹炸飞。
经过此战，冈村已经不是皱眉头的问题了。联队长和大队长的伤亡率达到这种地步，是他此前断不会想到的。这就是传说中的熊本兵吗？就好比两个人打架，一个戴着墨镜，五大三粗，胳膊环抱胸前，还撇着嘴角，非常屌的样子；另一个人呢，瘦小枯干，显得弱不禁风，但没想到一交手，后者一脚就把前者踹飞了。
但冈村还是非常细心的，一下子死伤那么多联队长、大队长，扣除中国军队阻击顽强的因素外，他觉得此事必有蹊跷。所以在中国军队撤走后，他叫人对这一带的阵地进行了调查研究。
担任这个任务的是名少佐，叫石割平造，虽然仅是个工兵中队长，但却是个老头了，只比冈村晚一届，而且是第9师团长吉住良辅在陆军大学同学。本来老鬼子早就退役了，战争爆发后，又被弄到前线。调查中，他发现中国军的阵地不是通常简易的战壕，而是由一个个“陶罐式”单兵掩体组成，掩体间是四通八达的交通壕，既可以在正面阻击，也可以侧斜射击，这叫日军吃了大苦头。此外，石割意外地发现：中国士兵撤退前埋葬了战死的日军大队长福岛橘马等十多人。
这个细节叫冈村宁次汗颜不已。
这时候，作战课长宫崎周一拿来一份情报，说赣北一带的很多中国军队的阵地，都是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构筑的，所以打起来比较麻烦。
接下来，两个人聊到第106师团的战力问题。
对日军的常备师团来说，冲锋时，通常是中队长在一线，这我们以前说过了。但对特设师团来说，放在一线的往往是大队长。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如前面所说，只有大队长以上的军官才是现役人员，大队长以下的人员都是预备役人员。所以说，一旦现役的大队长战死，接替大队长的往往是预备役人员，这样的话，整个大队的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如此叠加，整个联队的战斗力便会受到巨大影响，最后波及整个师团。
宫崎认为东京的陆军中央太不负责了，第106师团组建后没经过什么恢复性训练就直接投入到华中战场。冈村觉得也是这个道理：“把在社会上工作了几年乃至十几年的人直接送到前线来的做法有些欠妥。”
第106师团后来成为笑柄，跟上面所说的确实有直接关系。
不要小瞧恢复性训练，哪怕进行一周的训练，情况都会不一样。同是特设师团，武汉会战后期组建的第116师团战力就非常好，该师团由京都第16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编成，按说没第106师团的底子强，但却远远超过第106师团，就是因为该师团组建后，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恢复性训练，预备役士兵们全面温习了当年的战斗技能，随后才开往前线。
之所以没叫第106师团进行恢复性训练，只能说明两点：一点就是武汉会战期间，日军兵力确实出现明显的不足，所以一旦组成新师团，马上就扔到战场。另外一点，就是日本人太自信了，认为不经过训练，也能把中国军队追得满山跑，所谓“一个师团就是一个师团”，认为彼此间不会有太大差别。没想到真打起来后，意思马上不一样了。这也是后来第116师团经过长时间训练后才被放在武汉战场的原因。
无论如何，第106师团的表现开始叫老冈村担心了，他担心这伙人影响自己的进军速度。但现在也不可能把他们踢回日本重新回锅，只能是有什么算什么了。当然，冈村也没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第106师团身上。他早年在中国军阀孙传芳手下做顾问，对华中的地形清楚得很，所以在召开参谋会议时，他跟吉本贞一、宫崎周一、池谷半二郎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敌非敌，地形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
冈村发现，在300米以下丘陵作战与在300米以上高山作战，推进速度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这是为什么呢？假如地形高度没过300米，炮兵的作战办法跟在平原上是没区别的，而一旦超过300米，对炮兵来说就不一样了。而日军进攻中又必须依靠重炮，所以一旦炮兵的作用降低了，那么进攻的速度自然也就减了下来。
现在，冈村一面在焦虑，一面在静观。静观第106师团在九江南20多公里处金官桥的表现。
张发奎撤了下来，薛岳顶了上去，对金官桥一线阵地，薛下了死命令：没有命令，任何人不许退，谁退了，谁就按时恢复阵地，恢复不了，就提头来见。
此时薛岳的作战区域是个大致的等腰三角形。顶点是已失陷的九江，底边是修水（鄱阳湖水系，流经修水、武宁等县），其中的北线一侧从九江经金官桥到庐山北麓。关于这条线，刚刚到任的第1兵团作战科长赵子立（黄埔军校6期，河南永城人）有一个判断：如果守不住的话，越往后退，正面就愈大，也就越不易守，所以金官桥必须坚守，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在所不惜。
薛岳和他的参谋长吴逸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丰顺人）互相看了看，觉得这个刚由陆军大学毕业的家伙有两下子。
当时薛岳的司令部来了一批陆大的毕业生。此外，还有不少从张发奎那里来的参谋。原来，淞沪会战后，张发奎第8集团军司令部解散，按当时的人事制度，司令部的参谋需要“自谋出路”，自己找“下家”。张发奎还算负责，问薛岳要不要人。当时薛岳还在顾祝同第3战区做前敌总指挥。听闻后，薛岳倒也爽快，说：“好！叫他们来吧！”
说到这儿，不要以为当时的参谋都是满脸沧桑，其实都是30岁左右的大小伙子。在屋子里，他们每天面对的除了一张张作战地图外，就是一个个部队的番号；在外面，他们面对的则是老谋深算的五十来岁的日军指挥官。司令部的参谋虽然不在第一线，但由于日军掌握制空权，另外在部队转移时通常也危险多多，所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抗战中殉国。这是那个时代年轻人自己的人生选择。
作为被重点培养的军事人才，赵子立在1935年考入陆军大学深造。武汉会战开始后刚好毕业，直接被分配到薛岳手下当作战科长，这一年整30岁（此后到1944年底，赵一直在中日正面头号战场第9战区工作，长期辅佐薛岳。在作战思路上，两个人既合拍，又有矛盾。至于矛盾一面，则是后话了）。
一般人谁进得了薛岳的法眼？更何况像赵子立这样初出茅庐的。所以在南昌兵团司令部，薛岳给了赵子立一个下马威，丢给他一张地图，叫他说说敌我形势。
赵子立笑了一下，说：“日军进攻武汉，北路当在皖西、豫南，由合肥经大别山攻河南信阳，后南下经河口镇、平汉线上的花园火车站包抄武汉北面和西面。中路用兵于长江南北两岸，这大家都已经看到，其中江北一路当由黄梅进抵田家镇，江南一路则必由九江迫近大冶。在赣北，日军有可能趋兵湘北，切断粤汉铁路，对中国军队进行大迂回。不过，当其感到兵力不足时，则必当由赣北直接转进鄂南，对武汉实行小包围。”
赵子立接着说：“江南一路是日军用兵的重点，鄂南和湘北是中国军队转移的主要区域，只要日军迫近岳阳或咸宁，统帅部就不得不放弃武汉。所以封堵南浔路，以及瑞昌到武宁、星子到德安的公路就显得极为重要。”
薛岳不住点头，他承认自己完全听入了神。
薛岳告诉赵子立，自己在赣北有一个作战思路，就是北守西攻。北守说的是在南浔路上采取守势；西攻说的是在瑞武（瑞昌到武宁）路和瑞通（瑞昌到通山）路上死战，牵制日军对武汉的合围。
薛岳补了一句，说：“这只是初步计划，说在南浔路上采取守势，并不意味着这一线就没激烈战斗，甚至决定性的大战。至于眼下最紧迫的地方，是你说的金官桥，我已经叫那里的部队死守了。”
金官桥发现敌情是在8月3日。
现在可以说说第106师团的组成了，师团长松浦淳六郎的参谋长叫秋山义隆，下辖山地恒第111旅团（已战死的田中圣道第113联队、园田良夫第147联队）、寿木敬一第136旅团（木岛袈裟雄第123联队、已重伤的市川洋造第145联队）。为了给这个师团打气，冈村把第11军直属的迫击炮第1大队配属给了松浦。
拦在金官桥主阵地的中国军队是李觉第70军。欧震第4军在其左翼，从九江退下来的李汉魂第64军在其右翼。
李觉在上海打过。他的部队班底是湘军，会战开始前，在浙江金华休整，后被调往武汉待命。敌情出现后，赶赴湖北麻城、英山一线布防。但很快又因安庆失守而受命去安徽潜山阻击日军。随后江西湖口危急，至此被调到南浔路。这种折腾基本上是当时每支中国军队调动的缩影。
这个军本来有两个师：第128师、第19师，前者由于在鄱阳湖作战不力，已被军委会拿下，番号撤销了，现在就剩下一个第19师了，师长还是由李觉兼着。日军来攻前，李觉说了这样一番话：“兄弟们，军人的荣誉保持在部队的番号上，被撤销番号是军人最大的耻辱，丢人的事我们经历了一次，这一次在金官桥，要么退下来再次被人看笑话，要么你们他妈的就都给我顶住。”
李觉说：“守卫金官桥，上峰下了死命令。所以老子的枪口就在你们后头，薛岳的枪口就在我后头。至于薛岳后面有没有枪口，我不去管。我要说的是，假如你们战死了，我肯定也活不了。但如果我还活着，那就说明兄弟们都在，就是我们重新夺回荣誉的时候。”
话已经说到了这份儿上。所以金官桥一线中国军队的战斗，一反在九江的低靡状态，把原本战力就不济的第106师团打了个鼻青脸肿，半个月内愣是寸步难行，没有任何进展。这在日军战史上是少见的。
冈村除了继续武装第106师团外，一时间也没别的办法，总不能他亲自去指挥吧？所以又把第11军直属的野战重炮第10联队赶了过去，配属给松浦。
8月中旬的一天黎明，大雾弥漫金官桥阵地，松浦用4个中队组成敢死队，对前面的鸡窝岭进行仰攻。李觉指挥部队以白刃相对，中日士兵一千多人在山野间拼起刺刀，这是南浔路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刺刀战。
战至午后，守军右翼被撕开一个口子，27名日军冲向纵深，企图盘踞一个窝点作为支撑。
战斗从早晨7点一直打到傍晚4点，主阵地的日军扔下300多具尸体后再次退了回去。冲进纵深的那27名日军也被收拾得剩下了最后9人，藏进一个岩洞里固守不出。李觉亲自指挥部队围剿，想抓几个活的。由于中国士兵有射击死角，所以连续3次突击都没成功。到了转天黎明，日军自知没法冲出，9人在毁枪后集体自杀，有一个士兵自杀不成而负重伤。
在毁枪这一点上，陷入绝境的日军和中国士兵倒是一样。
李觉的士兵冲进去将那名重伤的日军俘获。但这位老兄一言不发，怒目相视，好像中国人都欠他的。一名战士把李觉的命令抛到脑后，上去一刺刀结果了他。
李觉带着副官上得前来，问人呢。
一名连长说：“被我的士兵打死了。”
李觉说：“我不是命令你们抓活的吗？”
连长说：“报告军长，抓了一个重伤员，但这小子太横了，一点服软的意思也没有，有个士兵气不过，就给他刺死了。”
李觉叹了口气。
他叹着一口气，有两重意思，一是为没抓住活的而惋惜，二是有着同样的疑问：这些鬼子怎么自我感觉就那么良好？来到别人的土地上，还显得特别理直气壮，真他妈的见鬼了。
李觉说：“把那个士兵给我叫来！”
连长说：“军长，您……”
其实那名士兵就拎着枪站在不远处，跑过来后，李觉问：“鬼子是你刺死的？”
士兵说：“是。”
李觉说：“奖50块大洋！”
李觉的部队在金官桥、鸡窝岭一线让松浦师团欲进不得，退又难看，理所应当收到蒋介石的嘉奖。到9月4日，因他的部队连续作战多日，士兵极其疲惫，蒋介石给薛岳打电话，叫李汉魂的部队接防。
第106师团受挫金官桥，冈村宁次大失所望。幸好这时候吉住良辅的第9师团在九江登陆了。
武汉外围战打到盛夏时，冈村宁次已经有捉襟见肘之感。江北的第6师团按部就班地打着，没叫人操心。沿长江逆流而上的波田支队，在进攻上也没什么问题。但在江南作战的第106师团和第101师团（后面会写到）问题越来越多，这两支部队仿佛无底洞一般吞噬着冈村手里的直属部队。就算冈村把手里攥着的一些炮兵部队配属给他们，其攻击仍不见成色。在这种情况下，他直电畑俊六，请求把战力强劲的第9师团发过来。冈村太需要这样稳定军心的部队了。
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七七事变”的中国驻屯旅团也扩编为第27师团，投到了江南战场。师团是谁呢？就是那位认为“控制中原就能迫降中国”的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本间雅晴。你不是有这样的观点吗？那么好，你亲自上阵带着人打武汉。在本间的率领下，这股日军由天津塘沽经海路辗转到南京，随后乘船开至九江，8月30日已经登陆鄱阳湖畔的星子县。
一下子又多了两个师团，冈村宁次有了底气，开始重新考虑各自的任务。
冈村和参谋长吉本贞一、作战课长宫崎周一、高级参谋池谷半二郎等人重新拟定了作战计划。
计划由池谷协助宫崎完成。前者有南京追击战的经验，后者虽没参加过南京攻略，但是当时日本军中不可多得的参谋人才。
宫崎曾在陆军大学教了多年战史课，后来写下的《感悟兵术》一书是有关昭和日军战术的解密之作，又著有《宫崎周一中将日记》，和池谷半二郎的《某作战参谋的回想手记》，成为了解日军参谋战术的“教科书”。
在宫崎的计划里，本来作为总预备队的第9师团主力向瑞昌进击，一部协助第106师团在瑞昌至德安的大道上获得前进据点；第101师团攻取星子县后，切断第106师团正面中国军的退路，计划在8月底占领德安；第27师团在星子附近登陆后，也向德安进击，策应第101师团的行动；至于第106师团，以一部捕捉庐山西南之中国军，主力亦向德安方向追击。
宫崎后来成为日本帝国时代最后一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在他的计划中，江南的4个师团互为犄角。
第9师团登陆后，前锋丸山支队（丸山政雄少将率领）即击溃川军王陵基的部队，迅猛推进到岷山一线，攻击了金官桥左翼欧震第4军的阵地，策应第106师团作战。
军情陡然出现变化。
在第4军左侧背暴露的情况下，薛岳急令俞济时第74军驰援岷山。
成名前的第74军，自从南京撤下来后，似乎没进入状态，在万家岭大捷前，一直迷迷糊糊的。
在接薛岳命令前，第74军还有一个插曲：
九江陷落后，张发奎把部队后撤，第9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给第74军军长俞济时打电话，叫他派手下第58师到黄老门增强李汉魂第64军的防线。此时，师长冯圣法正带着第58师警备德安。接到命令后，部队立即出动。当时南浔铁路已经不通，只能走铁路西侧的一条山路。
但行至马回岭时，出事了。
第58师下面是第172旅和第174旅，前者旅长是在南京战受伤的邱维达，他是由王耀武第51师团长的位子升任第58师旅长的。邱维达的部队，走在最前面的是蔡仁杰（黄埔军校5期，湖南常德人）的团，中间是邱的旅部，另一个团在后面。刚到马回岭，就有日机来袭，蔡仁杰急忙指挥士兵隐蔽。就在这时候，西南方向又枪声大作。
情急下，见日机走后，蔡仁杰带人加快速度，把后边的部队甩开了。
就在邱维达想带人跟上去的时候，发现第174旅跑了过来，从他们面前斜穿而过，等于把邱维达旅部和身后的另一个团挡上了。等第174旅过得差不多后，邱维达想带人继续前行时，意外发现左前方山沟里出现一面刺眼的太阳旗。
是日军的一支骑兵部队。
作战经验丰富的邱维达立即叫旅部特务排占领前方阵地。邱维达下面的另一个团此时还在后面。正在这时，第174旅最后一个营从邱维达面前斜穿。邱一把抓住营长黄剑峰，叫他立即停止追赶大部队，马上投入眼下的战斗。但黄不肯，认为邱不是他的旅长，说他必须赶上自己的大部队，否则会被军法从事的。
见此情景，邱维达想揍黄。
还好旅部作战参谋叶方华跟黄剑峰比较熟，劝说他投入战斗，这样黄营才止步，最后打跑了日骑。与此同时，蔡仁杰那个团，由于第174旅斜插前进，导致自己脱离旅部，在前面遭到另一股日军攻击，伤亡不小。
第58师本来是驰援第64军的，没想到在半道上就出了意外，所以吴奇伟又下令，叫他们回转德安整理补充。
出现这样的情况，作为师长的冯圣法感到很没面子，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邱维达身上，认为邱出发前没跟第174旅协商好，导致两个部队在行进道路上陷入混乱，以致出现交叉“撞车”的情况，而邱随后又没能掌握部队，导致局面混乱。此外，还有一条，那就是指责邱维达拦截别人的部队。
本来冯圣法对邱维达就不感冒，认为他虽然到了第58师，但仍是王耀武的人，总想找机会把他踢走。这一下等于有了借口。上报给军长俞济时，邱维达被撤了旅长职务。冯圣法随后把自己以前在第88师的同事廖龄奇弄到第58师，接替邱维达做了旅长。
这个事被王耀武知道后，大为邱维达鸣不平。王耀武以精明著称，但同时又能为老部下撑腰。“状”告到俞济时那里，认为这样处置不公。俞济时最器重王耀武。怎么办呢？一来二去，把邱维达重新转到王耀武的第51师团，给周志道做副手，做第151旅副旅长。
对于邱维达来说，除了降一级外，其他没什么不好的，因为又回到王耀武手下了。人生在世，所谓知己，就是互相看着顺眼，邱维达就信服王耀武，这是没办法的事。事实也证明，王耀武确实对邱维达够意思，南京突围之夜就不说了，再往后，王耀武做到第4方面军总司令，参谋长还是选用邱维达。
现在，接到薛岳的命令后，俞济时立即往岷山派出了一支部队，但没多少人。
后来看，这是第74军战史上最不堪回首的日子。在8月29日的第一次岷山之战中，到达岷山的第74军一部迅速被第9师团丸山支队横扫。30日，俞济时又向岷山派出一支部队，结果又被第9师团击溃。
薛岳这下火了。火什么？火俞济时逐次分兵去阻击。薛岳说：“俞军长！没你这样的，一次派那么点人，你以为是去打土匪？你给我第三次派兵到岷山，这一次要还后退，就军法从事！我知道你跟委员长的关系，但你现在归我节制，那我就先枪毙你，然后委员长再枪毙我！”
薛老虎脸色要是阴沉下来，还真就不好办了。
于是俞济时就有些慌，薛岳的脾气他当然知道，说得出来就做得出来。
所以在第三次岷山之战中，第74军死磕日军第9师团，终于打出了血色，当然自身也伤亡惨重，这也正是后来蒋介石为什么要薛岳把第74军拉到长沙进行休整的原因。
在第9师团的帮助下，第106师团总算钻过金官桥。
在九江冈村宁次的司令部，一些参谋窃窃私语，其中一名原籍仙台的参谋说：“那些来自熊本的家伙难道是来中国背包旅游来了？打得也太差了吧？我就说熊本师团不可行吧！”
虽然过了金官桥，但第106师团此时士气极度低落，向德安方向进击的第101师团也毫无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冈村宁次所能做的，只有把刚刚在星子县登陆的本间雅晴第27师团调过去。
第27师团9月上旬在庐山脚下集结时，第9战区的判断是：他们要帮助第101师团同往德安方向进攻。但没想到中旬第27师团行动时，突然向西往瑞昌去了。瑞武路，也就是瑞昌到武宁一线，由重返前线的张发奎负责，他采取的措施是变大部队为小部队，叫他们分别占领一个又一个山头，这样的话日军就必须逐次攻占。
9月24日，为统一指挥，战区叫薛岳从张发奎手里接过瑞武路的作战，在第27师团正面进行拦截，并叫薛岳把兵团司令部迁到武宁。薛岳跟参谋长吴逸志、作战科长赵子立一商量，认为这个安排有点问题，兵团司令部现在在南昌，此时迁到武宁也就是日军正面，意义不大，而且与其在正面拦截，不如在后面和侧翼对其进行“遮断式”攻击，也就是用炮兵隔着一线日军轰击其身后的补给线。
战区同意了薛岳的想法。
整个武汉会战期间，每个分战场都有自己的特点，薛岳、吴奇伟、俞济时、欧震、叶肇、王耀武等人在万家岭打的是围歼战，汤恩伯在瑞武路上打的是遮断战和运动战，黄维在麒麟峰打的是争夺战，李延年、施中诚在江北田家镇打的是要塞守备战和打援战，宋希濂在大别山富金山打的是攻防战，从战争美学的角度讲，这确实一场精彩纷呈的会战。
在这种精彩纷呈中，又看到老汤的部队，他们正在瑞武路两侧山林中潜行。
汤恩伯确实又来了。徐州会战结束后，汤升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部队为军委会直属，转进到南阳休整。到7月，接蒋介石电令，要其开赴江西上高，在那里作为攻击军待命。武汉会战后半段，汤恩伯率军杀入，属张发奎第2兵团，在瑞武路和阳新、通山与日军接火。
我们说过，老汤真个刺儿头，在一线的将领中，基本上没他服的，这既有天生的桀骜，又有不断积累的战绩。一句话，就不是个好合作的主儿。但归到张发奎这里，还是比较听命的，用张的话说，“其他人见他就头疼”，但也没觉得太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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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薛岳接替张发奎负责瑞武路上的攻防，汤恩伯跟薛岳是互相有耳闻的，如果薛岳是薛老虎，那么他汤恩伯可以叫汤狮子，但如果两个都很凶猛，最好的办法是互相客气点。你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嫡系，他薛岳也不是白给的，既有陈诚这层关系，又是蒋最倚重的嫡系之外的将领，所以汤恩伯不敢造次，在听从调遣上还是很老实的，知道主动跟薛岳汇报军情了，而不像在鲁南战场，只要李宗仁不找他，他是绝少主动联系李宗仁的。
只说瑞武路上出现一支部队：汤恩伯旗下的第110师第328旅第656团，团长廖运周（黄埔军校5期，安徽凤台人）。
汤恩伯没给第110师安排阵地任务，而是叫他们游荡在瑞武公路两侧，机动地袭击过往日军的辎重部队。打了这些天，虽歼敌数量不是很多，但却也每战必有斩获，尤其是日军的两个汽车运输中队都被打掉了。
这一日，廖团长带部队来到小坳这个地方。
这是两山中的一个拗口，瑞武路在这里呈S形，中间是个十多米的小高地，原来有中国军队的既设阵地，但此时已没人把守。廖团长带人搜索前进，在阵地后面发现一个弹药库，门上有锁，但却没有锁上，进去一看，里面竟然还有一万多发迫击炮弹。
廖团长又喜又恼，他本身在黄埔军校就是学炮兵的，看到那么多炮弹，再加上自己的反坦克连正好缺炮弹，所以非常高兴，恼的是先前守卫这里的部队太马虎了。
廖运周找到他的旅长，后者问：“想不想在这里干一仗？”
廖云周说：“干啊！这么多炮弹留给日军不太可惜了吗？只要把公路两头堵起来，用迫击跑打坦克，照样行，我还就不信了。”
话说廖运周带部队开到瑞武路前，跟着师长到德安以西的一个无名村落，见到了第18军军长黄维。黄听说廖是黄埔炮兵科毕业的，马上给了他一个反坦克连，有4门反坦克炮。
廖运周把这个反坦克连放在小拗山下，公路的正面，也就是S路第一个拐弯处。当时的坦克侧面没有火力，反坦克炮正可一击。在S路的第二个转弯处，即小拗的山后面，放了12门迫击炮。
廖运周在小拗中间的高地设立指挥部。
瑞武路虽已被破坏，但却不是太彻底，加上日军工兵的修护，所以公路上军车、坦克不断。当日下午4点过，8辆坦克轰轰开来，廖运周指挥的反坦克炮干净利索地打坏了前面的两辆。如果是阵地战，坦克被打了，后面的能掉头跑回去，而现在，日军的坦克必须在狭窄的公路上往前开。
瑞武路一侧是山，一侧是水，所以这就麻烦了。更麻烦的是，后面又开来十多辆坦克。这还不算完，坦克后面还跟着24辆军车，上面满载着士兵，看样子是刚从鄱阳湖登陆的补充兵。
此时夜色降临，明月高升，山野清晰如昼。
小拗这段公路热闹了。真正的热闹还没开始。就在日军前进不得，后退不得时，廖运周一声令下，12门迫击炮同时开火。
根本用不着瞄准，只要把炮口对准公路就可以了。
此前他下的命令是：这一战至少要打完5000发炮弹。
一时间，两公里多长的公路上火光冲天，日军的叫喊声响彻山谷。
5000多发炮弹打出去后，已经是午夜。
廖运周没有连夜查看战场，而是安稳地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才带人下山拗。
公路上，20多辆坦克被打得面目皆非，军车则还在燃烧，日军的尸体是廖运周参战以来看到的最多的一次，清点了一下，有400多具，而他的部下无一伤亡。
这是一次优质的伏击，惊动了何应钦，嘉奖在第一时间就到了。而廖运周又带着部队和剩下的5000多发迫击炮弹，寻找新目标去了。

第三章 烽火南浔路（1938年6月~1938年10月） 万家岭，血染红
考虑到第106师团的战力，宫崎周一和池谷半二郎商量后，没叫他们直接南攻德安，而给了他们一个辅助任务，在越过金官桥后，向黄老门、乌石门前进，策应第27师团的行动，绕行进入德安西南地区。
就这样，松浦淳六郎带着第106师团踏上“九马小道”。这是一条由九江通往马回岭的山间小路。越过被薛岳故意放弃的黄老门后，9月3日晚部队抵达马回岭。
马回岭在德安的北面，靠近南浔铁路，西面是白云山，东面是庐山西麓，南面也是一片山地。这一地区虽名马回岭，实际上是个三面环山的盆地。
他们抵达前，第9师团丸山支队已在当日正午先行从这里开过去了。
来自金泽的士兵没发现任何异常。穿过马回岭后，他们往瑞昌方向去与师团主力会合。按冈村宁次的说法，这个师团是武汉会战期间他指挥的部队中风貌和战力最好的。不过，也许冈村不知道，丸山支队在走时，顺手牵羊地偷了第106师团的几匹战马。在山地作战，日军各部队之间互相偷马这种事在当时不算新鲜，就连在北路指挥作战的第2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亲王的两匹坐骑也被偷走了。
接下来就看来自熊本的士兵了。
难啃的金泽第9师团是被薛岳故意放过的，所以这事就有点意思了。
有句话怎么说？柿子专拣软的捏。但松浦淳六郎也没法抱怨，因为作为软柿子，你也没有资格抱怨。唯一的使命，就是在变强大前默默接受别人的捏打。但薛岳不想仅仅捏打两下，而是欲碎第106师团为齑粉而后快。
他主要想解兰封之气。
那一仗虽有黄杰、桂永清等人的问题，但他毕竟是总指挥。所以他想，假如这一次不能重创松浦，就回广东打渔种地去了。
晚年的薛岳，慈眉善目。1998年去世时，已是102岁高龄。但中年的薛岳，脑袋圆乎乎的，上面处处是棱角，蒋介石都让他三分，“老虎仔”的外号不是白来的。
薛岳机敏倔强，容易发怒，天生悍将，曾任孙中山警卫团营长，后在第4军做师长，参与反蒋之战，又任第5军军长，参与围追红军的作战。1935年7月，蒋介石把薛岳北调甘陕。但到10月底，蒋心血来潮，又把薛岳东调湖北，将西北围攻红军的任务交给张学良。
现在，薛岳叫欧震第4军、俞济时第74军等部队占领马回岭周边的白云山、乌石门、戴家山、庐山西麓，呈诱敌深入的“反八字”阵地，一如捕鼠的口袋，又如《封神演义》里的金蛟剪。此时的薛岳，是要想要松浦的老命，想要第106师团的全员小命。
其实松浦也憋着一口气。
上任第106师团之初，他认为这个师团的战力没什么问题，应该像由第2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编成的第13师团那样，名为特设师团，实则比很多常备师团都能打。但上任后这些日子，他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虽然兵源都来自熊本及周边，但跟第6师团比完全是冰火两重天。
抵达马回岭时，松浦又接到九江司令部的一封电报，宫崎周一叫他带部队在当地扎营，暂时保持对德安方向的监视即可。同时，叫松浦把野炮兵一个大队和步兵三分之一的兵力拿出来，给瑞昌方面的第9师团长吉住良辅指挥。本来第106师团战力就不怎么样，这一下又被分走了不少火力，松浦就差对着赣北的群山高呼一声：苍天啊……
也就是说，进入马回岭的第106师团是不完整的，人数只有一万出头。
在接到九江的命令后，第106师团像个失恋的姑娘一样在盆地里徘徊，用赵子立的话说，“老是探头伸脑，徘徊观望，不敢大胆进攻”。
薛岳没叫部队马上围攻，因为周边的这几支部队也都很疲惫了，尤其是第74军在岷山伤亡不少，他最看重的粤军首席欧震第4军也显疲态。所以在松浦师团初入马回岭的9月上旬，由于本间雅晴第27师团突入瑞武路，在白水街、麒麟峰一线与黄维第18军发生血战，南浔路这边一下子沉寂了。
松浦就地待命的时候，薛岳利用这个机会，叫警备日军的各部队充分休息，补充枪支弹药。这期间，薛岳从军需补给部门那里领了各种炮弹12万发，轻重机枪子弹150万发，步枪子弹500万发，手榴弹110万枚。在“反八字”线上集中了所有的重火力，其中最近到的一批“新版”捷克式机枪，射程达到了4000米，可以直接打到马回岭。炮兵的射击范围也完全覆盖整个马回岭。
关于中国军队弹药充沛这一点，前面写徐州会战时也说过。武汉会战期间，同样不存在缺少弹药的情况，日军第101师团第157联队第1大队有关星子、东西牯岭的战斗详报里就有记载：“（王敬久第25军冷欣第52师、谭邃第66军华振中第160师）步枪弹每人携带200至300发，弹药极丰富。”
在马回岭四周，薛岳倾其所有，布置了超级强大而严密的火力网。薛岳只有一个想法，一旦开打，就把这些东西都砸向第106师团。
从9月3日晚进入马回岭，到9月24日，松浦师团在这里休息了整整3周。正如九江第11军司令部的参谋所说，他们确实像从熊本来的游客。赣北的山是很漂亮的，第106师团的士兵们对着苍翠的美景发呆，他们在想什么？
这3周中，中日军队虽有零星接触，但主力都处于对峙中。
这是暴雨来临前的片刻的宁静。在这种宁静中，九江的冈村宁次为了增强松浦师团的战力，干起临阵磨枪的买卖，叫他的参谋长吉本贞一从第11军直属部队中抽调了几十名佐级军官，跑到马回岭，训练起第106师团的中队长和小队长。冈村实在担心整个武汉攻略计划被这个师团（包括第101师团）拖了后腿。
本间雅晴第27师团登陆后任务之一就是帮助第106师团，但由于在瑞武路上的麒麟峰遭黄维第18军陈沛第60师的强力阻击，后方补给线又陷入汤恩伯部队的炮火中，所以一时间已经是自顾不暇了。而就在这时候，冈村拿到一个致命的情报，致的是第106师团之命。
这个情报就是：南浔路上的一部分中国部队去瑞武路打本间雅晴第27师团了，使得瑞武路和南浔路之间出现了一个长约5公里的缝隙。这个缝隙是非常小的，所以地面上的侦察不容易看出来，但却被日军侦察机在空中发现了。冈村拿到情报后，第一时间给松浦下令，叫他的部队立即从马回岭出发，由此空隙插进去。
这实际上是一个蝴蝶效应，缺少了哪一环都不行。
最初，第27师团登陆攻击瑞武路方向，武汉的军委会叫薛岳组织这一线的拦截，但薛岳不愿意在正面布防，想用侧击的办法遮断瑞武路上日军的联络线，这样的话就派出几支部队放在瑞武路的侧面。于是瑞武路和南浔路之间出现微小的空当，鬼使神差地被日军飞机发现，冈村遂下令第106师团由空档插入。对日军的行动，用薛岳的话说：“其钻隙冒险之精神固甚可嘉，而其肆无忌惮之气焰尤甚可憎，初不料竟为我全歼于万家岭也。”
战斗在讲求实力、战术的同时，还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对于接下来的万家岭大捷来说，最关键的一环往往不被人注意，这一环就是最初薛岳没把支援瑞武路的部队放在该路的正面，而是放在了侧面进行遮断式攻击。因为这样的话，当松浦师团冒进到万家岭时，这些部队只需要一个转身，就可以成为万家岭合围中的一面。
战争之诡异，正在于此！
由于第106师团的一部分兵力被抽调第9师团，冈村宁次又把刚从畑俊六那里要来的山炮第52联队配备给了松浦师团，增加一下他们的山地作战能力。但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倒霉的师团又遇到一个麻烦：负责情报的主任参谋病倒了，不得不被送回九江。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的冈村，完全成了松浦的保姆和大管家，他又急忙把第11军参谋樱井镣三中佐派过去，一是顶替病倒的情报参谋，二是给松浦老大哥一些指点。在冈村看来，松浦师团屡屡陷入被动，跟情报做得不细有很大关系，这原本是他们日本人的强项啊。
冈村叫樱井带去他的命令，第106师团立即冲破正面的中国军阵地，向德安方向转进。
就这样，经过3周的休整和短暂的培训，9月25日，老松浦一声令下，第106师团的一万多名士兵携带着6天的干粮，出发了。
按松浦的计划，主力轻装前进，到前面的万家岭一带，先击破守备在白云山的中国第4军左侧背。没想到欧震第4军警惕得很，迅速地变换阵形，侧背变成正面，一下子由守转攻，先打了第106师团一个下马威。
此时第106师团实际上已完全钻进南浔路和瑞武路之间的“反八字形”地带。也就是说，松浦所面临的，貌似两线上中国军队的侧背，但实际上这两线上的中国军队一回身，就等于把松浦包围起来了。
薛岳的判断是：瑞武路上的日军第27师团为黄维第18军所阻，补给线遭到汤恩伯部队不间断的攻击，南浔路和瑞武路之间空隙渐大，第106师团从空隙处孤军插入，是为了帮助第27师团。这种敌情判断虽跟日军的初衷不吻合，但却无碍于对松浦师团的围歼。
但薛岳欲大打出手的时候，蒋介石亲自来电，要调俞济时第74军到长沙休整。
如果推测的话，有可能是因为俞济时和蒋介石不远不近的亲戚关系起了作用，促使蒋想把第74军先拉下来，或者干脆是因为俞济时向蒋介石提出了申请。他们在岷山消耗得也确实大。但围攻松浦师团已在眉睫，这个关口把第74军抽下去，显然是有问题的。但电报的落款是蒋介石。换一般人，从也就从了。薛岳毕竟是薛岳，不是一般人，犟脾气在这个时候发了威力，在给蒋介石的复电中，只有4个字：“调不下来。”
蒋介石又一次来电报，说：“第74军在岷山伤亡甚大，应予调下整补。”
薛岳再回电：“赣北各军作战时间都比第74军长，伤亡都比第74军大，各军都未调下整补，对第74军也请缓予调下整补。”
蒋介石被噎得一愣一愣的。
可薛岳说得又在理儿。蒋介石最后把脾气发到俞济时那里：“你休整什么？你们74军都给我顶在那里，一步也不许后退，都给我听薛总司令的！”
俞济时只好连声说“是是是”。
俞济时下来跟两个师长王耀武、冯圣法说：“你们谁也别想撤下来休整！”
冯圣法比较憨，说：“军长，我没要求撤下去休整啊。”
王耀武拉了一下冯圣法，说：“军长不叫咱撤了，咱就接着打。”
后面的战况表明，如果此时真把第74军撤了下去，那么万家岭也许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
薛岳的抗命还不算完。
由于此时广东出现敌情，日军有登陆大亚湾的动向，军委会已有意叫张发奎回广东跟余汉谋组织应对，便下令想把属于粤军的李汉魂第64军调回去。虽然最后薛岳勉强同意，但却扣下了其中的第187师。
对下属来说，有薛岳这样的司令长官是件幸运的事，因为他能扛事。否则的话，嗯啊嗯啊的，老好人是当上了，但手里却没兵了。所以薛岳的优点是，能给自己的部下一个没干扰的工作环境。所有的干扰，他都替你顶着了。当然，做下属的，也必须把事儿干漂亮。
薛岳当然也有缺点，好面子，脾气太倔，固执己见，任何时候不认错，即使知道错了，也在那里强撑着，基本上谁都不服，这一点比汤恩伯还要命，除蒋介石之外，也就听陈诚的话。至于跟白崇禧什么的，他是可以直接拍桌子的。
但人无完人，在现实中，你没办法要求一个人无懈可击。作为一名将领，薛岳的优点已经有那么多了，你不可能把他的缺点再扫除掉，你以为他是圣人或神仙么？
薛岳叫赵子立拟定作战计划，除正在跟第27师团苦战的黄维第18军外，不久前调到瑞武路的部队转身返回南浔路，加从德星路（星子至德安的公路）上抽调的部队，三条线的主力齐集万家岭四周：第74军、第4军、第187师、第139师（缺一个旅）包围第106师团的东面；第60师、新编第13师、新编第15师（缺一个旅）、预备第6师、第91师、第142师包围西面。
在当时，一个战斗力很强的中国师，能跟日军的一个联队（团）打成平手。前提是这个中国师在战略和战术上都不出现失误。这也是日本人自己的看法。宫崎周一就有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一个战力平平的师，是完全打不过他们的一个大队（营）的。这确实也是实际情况。
打过上海战尤其是兰封战的薛岳深有体会，所以他把能抽出来的部队都抽出来了，能扣下的部队都扣下了。
9月27日，在遭欧震第4军反击后，沉不住气的松浦给九江的冈村发了封电报，在电报里说：“师团不断遭受从右侧来的敌人的射击，12时似乎进入梁山（白水街东12公里）附近。出现新的敌人（兵力不明），正交战中。”
冈村拿到电报后大发雷霆，电报上的“似乎”这个措辞刺激了他。这完全不像一名将军发出的作战电报，连自己的士兵打到哪儿了都不清楚。但冈村随即又冷静下来，因为他想起来了：这事好像也不怨松浦。他这位学长手里拿的华中地图，正是自己当年从军阀孙传芳那里顺手牵羊偷来的。
那是十三年前，冈村被孙传芳聘请为军事顾问。转年秋，北伐军攻势凶猛。冈村恰恰待在他如今所在的九江，跟孙传芳在一起指挥部队。当时南昌防线危急，冈村趁到南昌参赞军机时，从当地指挥官手里弄了一套1:50000的华中军事地图。后来，他把此图交给陆军参谋本部，得到了巨额的奖金。武汉会战期间，各部队拿的就是他当初偷来的地图。不过，由于地图上错误比较多，会战期间引来一些不知底细的参谋的抱怨。
如果放在生活里，而不是军队中，那么就冈村的性格来说，他是个老实人，所以面对一些人的抱怨，他只是在心里唠叨：知道当初弄到手多不容易吗？否则的话，打武汉会战连这份地图也没有。
松浦在另一份电报里告诉冈村：地图上的地点跟脚下的地点，有些地方是对不上号的。这是在讽刺冈村么？
但就算地图有问题，冈村觉得问题也没大过第106师团本身。地图虽然在行军作战中非常之重要，但却不是全军唯一的依靠。冈村还是觉得松浦在情报工作上出了纰漏。在他看来这恰恰是不可饶恕的，派去的情报参谋樱井到底在干什么？
对松浦淳六郎来说，还有一个麻烦就是赣北的地形。
此前为了在山地快速行军，松浦下令把所有挽马编队改为驮马编队（即辎重武器由马拉改为马驮），但即使这样，很多道路仍难以行进。时值9月底，连绵的秋雨不但使道路更加泥泞，漫山的雾气更是叫日军陷入迷惘：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从表情上看，很多日军士兵开始思考哲学问题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几天下来，师团的几支部队时常彼此联系不上。糟糕的心情加上地图和情报不准确，使得第106师团走着走着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了。
而中国军队的包围圈在缩小。
当完成合围时，第106师团已经进入万家岭！
万家岭，在江西德安县城西北方向20多公里处的磨溪乡境内，是幕阜山的余脉，一片高低不一的山丘：大金山、小金山、张古山、扁担山、尖山、野鸡垄……最高峰不过50米。但松浦手里的地图上，这个地方没有标注。而且更要命的是，跟欧震第4军接战的转天，也就是9月28日，第106师团跟九江第11军司令部的后方补给线被中国军队彻底切断了。
赣北的秋天雨雾重重。
第106师团像迷路的儿童，似乎怎么也走不出连绵的山地了。在补给线被切断后，日军的飞机因天气原因又不能及时地对其进行补给。
第106师团的这些情况，已经被薛岳摸得一清二楚。此时他早就把司令部由南昌推进到德安，隐蔽在城外一个小村子里。他明白，对围歼松浦师团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已经不是兵力配置问题了。
是什么问题呢？
时间。
围攻松浦师团的部队很多，主力是早已成名的“北伐铁军”第4军和即将成名的正面战场“抗日铁军”第74军。但薛岳感到决定性力量还是不足，想把另一支粤军第66军（此时军长由谭邃出任，叶肇为第1兵团副总司令兼第28军团长）抽到万家岭。但此时这个部队正在庐山南麓布防，按蒋介石的命令，一旦赣北不保，就在庐山打游击。
参谋长吴逸志说：“把66军调过来？”
薛岳说：“必须的。”
吴逸志说：“庐山最为委员长所看重，把66军留在那里可是他的意思……”
薛岳说：“我是战区兵团司令，你是我的参谋长，我们是最了解战场情况的。现在战机转瞬即逝。此次万家岭围攻，于我军来说，时间和空间较任何方面都重要，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跟武汉解释。因为时间一拖，在空间上我们将陷入不利，106师团很可能就会溜出万家岭。到时候，首先不是战役能不能取胜的问题，而是我们先前阵亡的将士就白白牺牲了！我现在就跟委员长打报告，但你不必等我的消息，你现在就立即向66军下令，把他们调过来。我们先斩后奏，有什么事我来承担！”
临阵决断戎机，作为一片战场上的头号人物，薛岳能承担起东西来，对上面的命令，是该听的听，不该听的，顺耳过，于是部队就有了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非常重要，因为一线的事他最清楚，在不出现敌情判断失误的前提下，这种独立性可以换来最大的作战成果。很多次胜仗就是这样打下来的，这使得原本就固执骄傲的薛岳更加固执骄傲，甚至导致后来对上级正确的敌情判断也加以拒绝，终有抗战后期的长衡之败，使他没能在抗战八年中完美收场。不过，对一名优点和缺点都非常突出的将军来说，这也许是最恰当的尾声。
第66军就是这样过来的。
对薛岳来说，第4军和第66军是他当时真心依赖的，因为被他“扣下”的俞济时第74军的战力还在被“评估”中，且先前已在岷山遭日军第9师团重创。
第4军是粤军大本营，张发奎、余汉谋、李汉魂、薛岳、吴奇伟、欧震、叶肇、邓龙光等粤军主将都有第4军的背景。抗战爆发后，第4军在时任军长吴奇伟率领下驰援淞沪，血战大场。武汉会战开始，吴奇伟升任第9集团军司令，师长欧震接任第4军军长。
1938年10月2日，薛岳终于下达进攻命令。
在万家岭正西的雷鸣鼓刘村和哔唭街村，中日军队迎头遭遇。虽说第106师团弱，但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只是相对战力强的日军而言，要是你觉得他们是纯粹的酒囊饭袋，那就未免太过天真了。所以，当双方都认为遭遇死战时，场面是依旧残酷的。
说到万家岭之战，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王耀武，想到张灵甫，想到第74军。其实，严格地说，这是第74军的“准成名之役”，毕竟围攻万家岭的部队太多了，而第74军只是其一，况且此时经过岷山的战斗后，战力已经下降了不少。所以说，真正奠定正面战场“抗战铁军”地位的一次战斗，还是王耀武做军长后的1941年的上高之役。
现在，压力比较大的是俞济时。经过了岷山三战，他觉得脸上也不好看，此时的友军以粤军为主，他不能被广东人看笑话，他代表的是中央军，他甚至觉得自己代表的是蒋介石，加上俞济时本人并非无能之辈，也属于精明强悍的人，所以遂决意在万家岭打翻身仗。此时冯圣法第58师已与日军接火，王耀武第51师还在德安警备。
在第4军、第66军、第74军第58师等多支部队的围攻下，松浦感到事情似乎不妙，好像中国军队不是想防住他，而是想吃掉他！
这把老松浦吓了一跳。
由于雾气蒙蒙，对松浦师团的补给直到10月3日天气稍微转好时才成功，日军飞机空投了有限的弹药和粮食。这一天，参谋樱井向宫崎周一发了份电报：“师团正面之敌，每到夜里仍发起袭击数次，有逐渐将师团包围之势……”
樱井给宫崎发这个电报，并不仅仅是告知第106师团的窘境，因为樱井在电报里还说：“急攻中国军队吧，又受复杂地形的限制，部队屡出错误；不急攻吧，形势越来越不妙，眼看就慢慢被合围了。”最后他的一句话是：“谨此希望给师团以战斗指导。”
这样的电报在日本帝国陆军史上是从没有过的。
在日本军中，师团作为战略单位，在作战上完全是独立的。但第106师团这时候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打了。冈村看到电报后一声叹息，同时不得不害怕起来：万一这个师团真被中国军全歼，他怎么有脸回东京？人们首先笑话的不是松浦，而是他冈村宁次。
冈村问宫崎的意见如何。
宫崎大骂熊本的饭桶们，但尽管如此，他仍表示，第106师团不会那么快就崩溃。
所以宫崎反对增援。
池谷半二郎则坚持立即派出援军，救出第106师团。
参谋长吉本贞一则一直在搓手。关键时刻，这名参谋长发挥了点作用，建议本间雅晴第27师团分出3个大队，在佐枝支队长的带领下前去救援，攻击第106师团当面之敌的背后。加上此时从九江登陆的第106师团的3000名补充兵已到，冈村当即批准了这个计划。
几千补充兵此时正和野炮兵第106联队一起赶往万家岭。中途遇到佐枝支队，于是合兵一起后，在支队长佐枝的统领下，搜寻跟后方补给线已断绝十多天的第106师团。
这是第一支救援第106师团的部队。
冈村仍不放心，又给佐枝支队配了一个战车中队。
这还不算完，又从新到的第17师团里抽出一支部队，编成铃木支队，作为第二波救援部队，从九江疾驰德安方向。
到这时候，开始反对增援的宫崎周一也沉不住气了，主动向冈村表示，要想坐着飞机往德安方向侦查第106师团的境地。
此时的松浦急于扯开一个口子引军转进到他想象中的安全地带。
这个突破地点正好选择了冯圣法的阵地。也就是说，第4军和第66军等部队追着松浦打，后者则追着冯圣法打，第58师伤亡开始增加。
松浦想拿下张古山作为突围的一个支点。
张古山一度失守，但随即又被冯圣法夺了回来，松浦第二次又夺了回去，就这样展开拉锯战。由于在岷山被第9师团打得太狠，所以冯圣法有点顶不住了，在电话里对身在德安的俞济时说：“军长！我能不能撤到第二线，全师快打光了！”
俞济时说：“不行！日本人要是从你的阵地跑了，薛岳不要我的脑袋，委员长也会要我的脑袋！你要是退下来，我就先要你的脑袋！就是打到最后一个人，你也要给我顶住！我马上就把援兵给你发过去！”
其实，俞济时现在可以直接调动的，只有手里的一个警卫营了，他抽出两个连前往张古山增援。
第74军不是还有王耀武第51师吗？
现在王耀武就在俞济时面前。但按薛岳的命令，必须留一个师警备德安，没有薛的命令，俞济时不能把王耀武的部队顶过去。
刚放下电话，电话又响了，这一次是薛岳。
薛岳说：“俞军长！吴奇伟司令的前敌指挥部将推进到第66军军部所在地箬溪（武宁县北），你军王耀武师不必再警戒德安，立即开往万家岭！此战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可再现兰封覆辙！”
俞济时激灵了一下。
有蒋介石的关系，加上本人也能干，俞济时也是挺骄傲的一个人。抗战前，原来在夏楚中第98师的旅长吴继光（战死于上海撤退中），因事弃夏楚中而去，跑到俞济时第58师，在那里当了几天旅长，便跟身边的朋友抱怨：“还不如在98师干，俞济时太厉害了！”
但现在，不知为什么，一听到薛岳的广东腔儿，俞济时浑身就麻一下。
放下电话，俞济时对王耀武说：“佐民（王耀武字）啊，冯师在万家岭告急，现在开始合围，薛岳叫我们74军全压过去。先前在岷山，我军打得糊涂，又有之前路途上两师不谐的乱象，辜负了委员长的栽培，也有辱中央军的名号，此时调重兵在万家岭围堵这路日军，我们正可用这个机会把在罗店的风采打出来。冯圣法已与日军苦战多日，此番你带部队去，作为生力军，一定争取全功。”
王耀武说：“军长放心，耀武不敢说必胜，但绝不会溃败，我已作好了成仁的准备。”
俞济时说：“没那么严重，现在是围攻日军。但万家岭就咱一支中央军，你代表的是委员长！一定别叫广东部队小看我们。”
王耀武说：“我现在代表的是军长，军长请放心，耀武不会给您丢脸！”
这话俞济时太爱听了，于是小有激动，说：“佐民，你是好样的！以后有我俞济时的，就有你的，什么都一样！你马上带队伍出发，我带着剩下的警卫营随后也赶过去。”
王耀武敬了个礼。
王耀武点齐人马，出德安，往万家岭疾驰。
王耀武的副师长李天霞此时暂调第40师任师长，正在庐山脚下与日军激战。王耀武手下两个旅，第151旅旅长周志道、153旅旅长张灵甫。张灵甫是9月才提拔到这个位置上的。此前这个旅的旅长由李天霞兼着。
精明周到而又善于决断的王耀武，虽然滑头但也能打的李天霞，骄傲而又强悍的张灵甫，踏实并厚重的周志道，敏思且经验丰富的邱维达。王耀武的部队在人力结构上，犹如一个现代公司，搭配得非常完美。因为必须有一个像李天霞这样的鬼小子，必须有张灵甫这样的悍将，必须有周志道这样的老实人，必须有邱维达这样的贴心人，当然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针对“带头大哥”王耀武来说的。这是一个由山东人、江苏人、江西人、陕西人、湖南人组成的团队。这是一个传奇的开始。
但传奇开始前很难说王耀武心里有了底。
王耀武带部队赶到万家李固岭前线后，第4军和第66军正在老虎尖、狮子岩、石堡山多处阵地消耗日军，冯圣法也开始用余部逆袭，其他部队都在助战，包围圈已开始缩小。
张灵甫第153旅（唐生海第305团、常孝德第306团）扼住张古山以东，冯师的大部分阵地被周志道第151旅接替，后者担负起主攻张古山的任务。此时的松浦师团仍想在第151旅正面撕口子，但被周志道打了回去，于是改换攻击方向，想从侧面迂回，以差不多一个联队的兵力猛攻第153旅第306团的阵地，黄埔4期出身的猛将常孝德率第306团由拂晓打到傍晚，一天之内与日军肉搏6次，创下南浔路作战激烈程度的新纪录。
第74军属中央军，虽然弹药充足，但装备一般，第51师士兵，只有一部分人持“中正式”步枪，多数人拿的还是老式“汉阳造”。打到最后，常孝德这个团已有2个营伤亡殆尽，常本人也身受重伤，团副卢醒继续指挥战斗。剩下的一个营，由于正面阵地过宽，已经有多处被日军突破。危急之下，旅长张灵甫拎着轻机枪，把残缺两营里所有能战斗的人员和杂役兵都集中在一起，对日军进行逆袭。
对于张灵甫抱着机枪扫射敌人的场面，他的手下并不新鲜。对张灵甫来说，实际上是在一点点地打造自己部队的风格和气质，他想拉出一支动动胳膊都是钢铁声的部队。为支援张灵甫，王耀武下令把全师所有的迫击炮集中使用（全师每团有一个迫击炮排），这才把日军打了回去。
此时日军控制了张古山。张古山不高，前山平缓，后山陡峭。日军占领张古山后，等于扼守住一个制高点，在掩护主力突围上具有重大价值。
10月7日傍晚，在万家岭的一个祠堂，王耀武召集部队长会议。
王耀武说：“怎么拿下张古山并巩固住对全歼敌军至关重要，很可能创造抗战以来的奇迹。你们有什么计策？如果是正面强攻就不必说了。”
此时已是黄昏，赣北的初秋已带凉意。祠堂位于万家岭背溪街西3公里的村边。山地的冷风从夹杂着树叶的簌簌吹进来，叫人不禁裹紧了衣服。
王耀武先问周志道。
周志道一言不发，他在想，攻占张古山除了强攻还有别的办法么？
很多人说王耀武最器重张灵甫，这不假，但最器重的人未必是最贴心的人。在王耀武面前，桀骜不驯的张灵甫当然是很老实的，一是王对他有大恩，二是王确实有能力，张灵甫心服口服。但即使王耀武一再保护和提拔张灵甫，两个人之间也稍微隔着那么一层。这是没办法的事，因为两个同样优秀且风格不同的人不可能关系近到完全的亲密无间。这是人性的一些东西决定的。所以比较起来，完完全全地把自己当成王耀武的小兄弟和纯下级的邱维达就突出了。
邱维达说：“师长，拿下张古山并不是大难题，即使现在部队已经伤亡很大。问题在于拿下后怎么保持阵地不失。”
王耀武说：“这正是我担心的。但失不失现在放在第二位，我们怎么先再次拿下张古山。”
邱维达也陷入沉默。因为他知道，部队重武器不足是最大的问题。
正如我们想到的那样，张灵甫说话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相持不下，则需用奇兵。”
王耀武侧耳倾听。
张灵甫虽是王耀武的部下，但却长王一岁。对于张灵甫，王耀武欣赏的是他作为军人决绝和坚毅。或者说，他就是天生的职业军人，每时每刻都透露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有时叫王耀武本人也自叹弗如。早年的张灵甫又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书生与军人性格近乎完美的结合，使张魅力自现。
王耀武说：“钟麟（张灵甫字），你有办法？”
张灵甫说：“当年魏蜀吴三分天下，曹魏灭西蜀，钟会出剑阁，为姜维所拒；而邓艾率孤旅走阴平小道，在大山中千里跃进，一举攻下成都。虽是古事，对打仗来说，不过时。我们可做邓艾。”
张灵甫站起身，指着桌上的地图，说：“到张古山峰顶，不足50米，北边正面阵地为缓坡，日军占领后多道布防，呈纵深配备，火力叠加，我军强攻无益。其峰后南面，虽峭拔险峻，但并非不可攀登。一部在正面佯攻，我带一部从后山险峰攀爬突击，打日军个出其不意，一战可成。”
张灵甫又说：“兵贵神速，今晚即可飞袭张古山！”
王耀武早已经站起身，抚住张灵甫的肩膀，说：“钟麟！此战若成，你是首功！”
若是别人，此时一定谦虚一番，张灵甫的个性在于不该谦虚时绝不废话，说：“正面佯攻的任务定是志道兄完成了。”
周志道拱拱手。
大家都站了起来。
赣北的夜色向深处钻去，山间的野花橙红寂静。在张灵甫的带领下，一支精兵在潮湿的簇叶间潜行。黎明前的山谷看来需要一次真正的伏击……
张灵甫明白，此战虽然是奇袭，但没绝对把握。
张古山后山虽然不高，假如在攀缘过程中被日军哨兵发现，那么他那些弟兄都是死路一条。所以他必须保证在第一时间先上去一个班，把4挺轻机枪带上去。为此他提醒敢死队的弟兄，不能有一点大意，不能有半点闪失。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张灵甫带敢死队飞越险山，那张古山后山似乎必定是直上直下的。实际上没那么夸张，后山仍呈一个坡形，只是相对陡峭而已，如果往上爬的话，一不留神就会滚落山下。
日军深深懂得扬长避短，所以他们很少主动打夜战，因为这时候重武器火力不好发挥。通常情况下，只要中国军队在夜里不出击，那么日军也绝少在天黑后折腾。张古山上的日军，大多集中在北坡主阵地。
摸到山脚下后，张灵甫停住，做了个手势，大家蹲下，等待正面强攻的信号。
不一会儿，张古山正面阵地传来激烈的枪声。按事先计划，在北坡正面，周志道率部佯攻。
如果没有正面的佯攻，后面的奇袭难免不被日军发现。
张灵甫一挥手，两名队员率先寻藤觅树开始攀缘。
张灵甫随后往上爬。在此之前，他告诉一百多名敢死队员，有谁在攀爬过程中滚下山，即使摔死也不可发出惨叫声。
后面的队员一个跟着一个，在漆黑的夜色中，悄无声息地往上爬。
如果把镜头拉远，就会看到此夜的张古山后坡，一个个死士的身影在无声中移动。
山壁间虽长有藤蔓，但别指望可以一直顺着爬上去。敢死队员不得不借藤蔓、灌木、岩石三位一体，互相转换。山壁上荆棘处处，灌木丛生，很多士兵的双手都被扎出了血；因藤枝折断或山石松动，有多名士兵摔下陡坡。但无论是谁，下摔的过程中，都紧咬着牙，没吱一声。
张古山上的月亮一下子变得如此残酷。
张灵甫和5名士兵率先登顶，运上来一挺轻机枪。随后又上来五六个人，四挺轻机枪排开。
北坡此时打得正激烈，日军忽视了后山的警备，当流动哨发现后山人影憧憧时已经晚了。张灵甫一声长啸：“打！”
张灵甫抱着机枪，居高临下，带队员向北坡阵地的日军猛烈开火。
此时张古山上有日军一个大队的残部，四五百人。在正面阵地放了300多人，另外一个中队在后面做预备队。当这个中队朝张灵甫反扑时，攀登上张古山的敢死队员也越来越多，更多的手榴弹已经飞了过去。
日军虽怕夜战，但打到这个地步，第106师团的士兵也已没辙，白刃战就此打开。
张灵甫早有准备，师里没有大刀，出发前，他叫每名士兵多配了一把刺刀，用以与日军贴身格斗。
此时正面周志道那边，当然已经由佯攻变为了强攻。
两面夹击下，打到凌晨5点，张灵甫终于率军占领张古山主阵地。
张古山对日军来说是一道生之闸门，天亮后的反扑是必然的。虽然日军又一度恢复了阵地，随之又被夺下。但此时日军已没那份从容了。因为这时候，中国军队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松浦全线崩溃在即了。
“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我们向日寇强盗反攻！他，强占我们的国土；他，残杀我们妇女儿童！我们知耻，我们负重，我们是国家的武力，我们是民族的先锋！我们在战斗中成长，我们在炮火里相从。我们死守过罗店，保卫过南京，驰援过徐东，大战过兰封！南浔线上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
这是《74军军歌》，作词者是田汉先生。
松浦淳六郎在漫山遍野的喊“杀”声中，终于打了个寒战。有一种刺骨的东西划入了他体内。
这个日本人胆怯了。
此时第106师团被分割在万家岭一带的雷鸣鼓刘、哔叽街、潘村、张古山、田步苏、箭炉苏等几个村子和山包及谷底间。
10月7日傍晚，在德安郊外的薛岳下达了总攻命令。
第4、第74、第66军等部队都组成了敢死队，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向日军扔出13000枚手榴弹。当然日军也没闲着，他们也在扔手榴弹。如果这段画面被拍摄下来的话，那么观众会看到：两军士兵在相距只有三四十米的距离内互扔手榴弹。手榴弹扔完了，两军士兵也互相冲到了一杆枪的距离，白刃战也就开始了。中国的一名士兵被刺中胸口，日军的那名士兵背后就会中两刺刀；日军的一名士兵被刺中胸口，中国的那名士兵就有可能会被日军的战刀砍中。
万家岭一带的秋色中，两国士兵在红绿交叠的美景中肉搏，那景色中的绿于是慢慢减少，漫山的红叶变得更红了。
此时日军辎重兵已全部被顶到一线。
他们的作战手法更生疏，以濑川大队北川中队为例，这个辎重兵中队一个没剩，包括中尉东鸥哲雄、军曹松木吉人，以及士兵上里好盛、岩下嘉藏、梅田茂德、桥口武雄、鲛岛富夫等在内的一百来人，在20分钟内全部被第58师蔡仁杰团所扑杀。作战时通常都是步兵保护辎重兵，而在万家岭，第106师团的辎重兵被打得如此之惨，可见当时日军之窘迫与绝望。
武昌首义纪念日马上到来，蒋介石特发来电报，一是激励将士，二是叫薛岳必须在10月10日前全线奏凯。
10月10日，第74军再夺张古山，第4军攻占箭炉苏，第66军攻袭取田步苏和万家岭主峰。此时第106师团只剩下进入万家岭前的四分之一了，几个联队的两千多人的残部被中国军队分割包围于雷鸣鼓刘村一带，做最后的困兽斗。
在危险的地形，面对强大的火力，首次上战场的第106师团面对的，是众多有作战经验的中国老兵，所以该师团第1机关枪中队伍长尾崎一次有这样的回忆：“……两边陡崖夹着中间一条路，部队无法散开作战，挤成一列纵队打，前后左右都是包围我们的敌军，挪个身子都挪不动……”
因前途未卜，联队长木岛袈裟雄已命令护旗少尉随时作好焚烧军旗的准备。他的联队离松浦师团司令部最近。此时松浦淳六郎置身于一个石屋，坐在一条破板凳上闭目不语。在外面，欧震第4军的两个连一度攻到离松浦师团司令部只有150米的地方，但因夜色昏沉没能发现日巢。当时老胳膊老腿的松浦也握上了手枪。师团司令部的所有勤务兵都顶到一线。他身边只剩下了参谋长秋山义隆了。秋山拎着军刀，伏在石屋的窗口向外窥视。在屋外，樱井参谋和一个同僚正指挥着几十名日军。“如果你们（指中国部队）坚决前进100米，师团长就被俘或者切腹了。”这是战后一名日军俘虏的话。
九江的冈村并没有忘记松浦。
冈村比松浦还急。通过前方战地记者的报道，东京军部的大小官员都在关注万家岭。
由于第106师团在一线的部队长基本上打光了，冈村宁次派飞机在万家岭空投下200多名中队长和小队长。你一定会觉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查阅日军战史后，你会发现这就是事实。这是抗战八年中空前绝后的。
10月13日，两支救援部队（铃木支队和佐枝支队）会合，统一由铃木春松少将指挥。但铃木没直接去万家岭解围，而是采用了围魏救赵的方式，从东面迫近德安，与黄维第18军陈沛第60师交火。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是奏效的，因为薛岳不得不抽出一批部队应对这股日军，并叫刚刚休整没几天的李觉第19师在修水南岸占领阵地，以防不测。
在这种事态下，松浦做最后一搏，连夜带部队逃出万家岭。
薛岳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为没能擒获此人而痛惜，但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战绩了。武汉会战期间，虽处处血战，但更多的时候，是血战后中国军队的阵地被日军突破。比如田家镇，比如马当要塞上，比如富金山。万家岭不同，在这里，几乎置日军一个师团于死地。
在总结万家岭大捷时，薛岳对冈村宁次的用兵充满蔑视：第106师团金官桥受挫后，第101师团才开始往星子县方向移动，在庐山东西牯岭被挡住后，转而又开始用第106师团外加第27师团转攻瑞武路，这种逐次用兵在薛岳看来犯了兵家大忌。
赵子立则认为，在第27师团登陆九江后，冈村就不应该将其调到瑞武路那边，而应把它也投到德安方向，充足日军在这边薄弱的战力，保证第一时间拿下德安，使这个战略要地发挥最大作用，这样一来也就不会有万家岭这样的战役了。但日本人没这样做，反而把这边的一部分兵力抽调给第9师团，使本来就不强的第106师团更加孱弱。结果是：德安陷落时武汉会战已基本结束。这样的话，德安对于日军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
还是那句话：历史从来都是单行道，路的中央没有一个环岛，不允许人们在那里拐弯然后把经历的事情重新设计一遍。
此时的万家岭，一片狼藉。
如果说台儿庄之战是日军开战以来第一次溃退，那么万家岭大捷则是日军第一次彻底的失败。按照日本人自己写的《熊本兵团战史》的记载，此战中，第106师团被射杀3300多人，伤4000多人。
一年后，也就是1939年，第106师团的一些士兵回国，临走来到万家岭祭奠战死者，在简易的坟茔上插着竹片做的灵牌以及松枝和野花，鬼子们默然，有的失声痛哭，为身葬异国的苦鬼。没过多久，年底的时候，商震第32军第141师师长唐永良到赣北打游击，路过万家岭时，虽然过去一年多了，战场的景象仍凄惨悲凉。
将近10平方公里的战场，灌木丛中，都是军需品，白骨随处可见：钢盔、弹药箱、毒气筒、防毒面具、马鞍、胶鞋、骷髅，日军辎重兵的尸骨最多。在草丛中，有一麻袋手掌骨。按日军传统，士兵的尸体需要夺回火葬，但战斗激烈，夺不回尸体，就砍下一只手掌，以代全尸。但最后由于战斗太过激烈，这一麻袋手掌也被日军扔掉了。
唐永良捡起一面残破的旭日旗，上面写着濑川大队的字样。十六道红色的射线，在万家岭上早已暗淡无光。

第四章 北线有战事（1938年7月~1938年9月） 黄广大道
1938年7月31日夜，长江上空月明星稀。
日本海军第3舰队第11战队旗舰“安宅”号上非常热闹，云集了除第2军外日军所有打武汉的部队代表：华中派遣军的代表、第11军的代表、第3舰队的代表、第11战队的代表、第3飞行团的代表、海军陆战队的代表、波田支队的代表、第6师团的代表、第101师团的代表、第9师团的代表、第27师团的代表、第106师团的代表，后者搬了个板凳儿坐在边上，甚至从国内吴港抽调来的海军守备队的代表也来了。
在这个参谋会议上，大小鬼子每人领了自己部队下一步的作战任务，并且互相签订了保证配合的协议，最后拿出的方案是：第11军攻占黄梅、九江附近后，在瑞昌、德安一线依次集中兵力，准备以后的攻击；以一部溯长江而上，沿两岸进攻，直取武汉三镇及周边要地。第11战队配合陆军溯江部队，尽快打开长江水路……
日军会议召开当天，第6师团今村、牛岛两支队在安徽宿松县烽火山、凉亭河与桂军第135师苏祖馨（广西陆军速成学校，广西容县人）部终日激战。这支部队来自在安徽明光与敌大战月余、叫李宗仁安心指挥台儿庄之役的韦云淞第31军。在烽火山，守军500多人与敌肉搏中全部殉国；凉亭河大战中，掩护主力转进的一个连战士在搏杀了日军两个中队后，尽皆长眠阵地。连长身受重伤，当日军围过来时，他拉响了身下的一捆手榴弹。
桂军的战力在开战前被看好，因为在印象中他们属于民风强悍一类。但是，现代战争早不是冷兵器时代的纯粹的刀刃相见，所以经淞沪一战，对现代战争还不能适应的桂军，表现不尽如人意。经过一段时间对新战场的适应，桂军终于在明光打出了令人感慨的一战。在滇军有禹王山、川军有滕县的时候，桂军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光荣战斗。加上此次凉亭河大战，八桂子弟最终打出了风采。
江北之战，开始激烈起来。
攻打黄梅、九江，是冈村宁次就任第11军司令官后亲手下达的第一号作战命令。
7月13日，白崇禧秘密抵达广济县政府所在地梅川镇，布置长江北岸重镇黄梅、广济的作战计划。抵达梅川后，白崇禧下榻在当地一家图书馆，但没想到当天就遭日军轰炸。由此可见日军的谍报人员无孔不入。
军委会把黄梅、广济划为固守区。所谓固守区，就是死守区。
固守黄、广的主力是桂军第188和第189师。两师所属第84军是开战后在广西新成立的部队，由民团改编而成，其中第188师军官由军校教职人员担任；第189师的情况好一些，是前线和后方将领凑起来的，两支部队从广东经粤汉铁路北上，后乘船转赴广济布防。
第84军军部成立时，白崇禧特意到广济给桂军训话，完毕后，把两个师的将领叫到跟前。白崇禧对第188师的人事配置非常满意，但对第189师的人事配置表示不满，说副师长只能在后方训练民团，参谋长只适合坐办公室，两人都不能在战场上作战，就这样，该师的参谋长和副师长被打发回广西。
白崇禧在军中处事精细，但这一次却出了纰漏，并不是说第189师配置就是恰当的，而是说问题更严重的是第188师。后来战斗打响，出问题最多的恰恰是第188师。当然，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正是白崇禧换人后，第189师的问题才少了。不过，白崇禧忽略第188师的问题实属不该。这个问题就是，该部队的将官相对于第189师来说，从师长、到副师长，再到参谋长，以及团以下军官，没一个有实战经验，以至于打起仗来，军校教官出身的师长刘任，在带部队接刘汝明防线后，一直不敢到前线。最后撤退时，慌乱中，还把130万发子弹留给了日军。
按计划，第189师守黄梅，第188师守广济。
按最初的布阵，第4兵团司令李品仙把第189师放在了广济县城。但黄梅城四面都是开阔地，日军一旦把县城包围，守军只有被围歼的份儿，幸好开战前变阵，叫第189师转进到县城北3公里处的大洋庙山口，以黄梅、广济大道各要点为前进阵地。
这个临阵变化非常必要。
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中日战，很多中国指挥官没能突破固有的守卫城池的观念（日本人也喜欢攻城战），尤其在抗战前期，这种观念更为顽固，不少人认为：作战之胜败，首先看城池是否陷落。虽然武汉会战已显示出中国军人观念的更新，但具体到外围各城之战，把军队主力云集城中的事仍时有发生。
随后第188师也转进到大河铺附近，左面跟第189师衔接，沿黄梅、广济大道左侧高地占领阵地。但第188师只做了一字排开，后面并无纵深阵地。而第189师师长凌压西（行伍出身，广西容县人）熟知军务，本来想布置纵深，但无奈正面阵地过于宽广，如果布置纵深的话，正面肯定出现大缝隙。两难中，最终还是按主阵地和前进阵地的传统样式排了兵。由于两个师是新成立的，里面没有工兵，步兵虽然带了些工具，修建战斗工事时还是比较麻烦。但日军等不了这些，攻占宿松后，第6师团即沿黄广大道席卷而来。
往近了说，黄梅是汤用彤和废名的故乡；远了说，是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的修行之地，是六祖慧能的学禅之所。
一片神奇的土地。
但对日军来说，它只是要踏过的万千土地中的一片。
黄梅县城没放太多兵力，8月3日入夜后为日军所占，转而进攻在大洋庙布防的第189师。
进入1938年后，日军在阵地进攻前，开始大量使用烟幕弹。很多中国士兵一看到烟雾出现，就开始盲目射击。凌压西作战经验丰富，命令士兵：在日军身影从烟雾中出现前，任何人不准开枪。
但这一次，日军跟进的不是步兵，而是骑兵。
日军意图明显，想趁中国士兵在烟幕弹下慌乱之际，先在阵地冲出一个豁口。没想到第一次上战场的第189师士兵临危不乱，在凌压西指挥下，等日军骑兵钻出烟雾时，几十挺轻、重机枪一起开火，日军顿时人仰马翻。
由于初与日军接战，第189师也有军官“不适应”，比如一名黄姓团长，在日军猛烈的火力下胆寒，率部擅离阵地，跑到后面山沟里藏起来了。凌压西派人把黄捉到师部讯问，黄的说辞令人诧异，说宁可在这里被关押，也不想去一线，说自己打不了仗，想回广西老家去，随即哇哇大哭。
凌压西暴跳如雷。
远远看上去，老凌像个日本军官。因为他留着圆圆的卫生胡。这也不奇怪，在那个年代，很多中国高级将领都留这种胡子，跟日本人没什么区别。只是中日开战后，这种胡子就很少看到了，但凌压西还照样留着，他的道理很简单：这种胡型又不是日本人发明的，日本人不也是学欧洲人吗，日本军官可以留，中国军官为什么不可以？
入夜后，日军强袭第189师左翼阵地前的高地。夜袭对日军来说比较少见，看来他们觉得自己遇到麻烦了。
这个高地对凌压西来说十分重要，一旦被占领，日军可沿山脊直插守军后防线，向右可以俯射大洋庙山口的战壕。日军来袭，凌压西身先士卒，带部队进行反击，短兵相接。由于天黑，敌我难以辨认，所以凌压西的士兵在搏击中不时地喊“杀”，使战友辨清哪个是中国兵，哪个是日本兵。
鬼子采取了同样的方式。当时日军士兵平均身高不到一米六五，但通常有蛮力。桂军身材也不高，同样有蛮力。所以肉搏时中日士兵互相都占不到对方的便宜，残酷性可想而知。一夜之间，第189师守卫的高地两失两得。天亮前，日军终于退了。太阳升起，桂军士兵看着漫山尸体，第一次如此之近地看到日本人的模样，一个个都很敦实，皮肤黑红，像山里的农民，并无出奇之处。
虽然早早拿下黄梅县城，但六天六夜过去了，日军仍无法突破第189师阵地。还是那句话，柿子拣着软的捏，于是日军引军往右，去攻第188师在大河铺的阵地。
还没等日军进攻，第188师先来了。出乎日本人意料。
主动出击很好，在精神上自然可嘉，但第188师的出击问题比较多。最后的事实也证明，第188师远没有第189师能打。其实兵员都一样，区别只在于指挥官。所以那句老话“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是有道理的。
第188师怎么个不能打？
只说师长刘任。开战后，他怯于到前线，而把指挥重任交给副师长刘建常。后者虽有勇气，但也没作战经验，以前在军校做战术教官，到前线后在敌情不明、谍报人员未归且没跟友军凌压西取得联系的情况下，贸然下令进攻。
这个师有个炮兵团，但进攻时，却没给这个团下达任何作战任务。
进攻日军的两个团，在没打下阵地的情况下，被侧翼日军炮火拦截，前进不行，后退不得，最终几乎全部阵亡。再战时，刘建常带部队占领连绵的四座石山，但却把指挥所置于一座石山的山脚下，既不能展望敌情，又不能窥视前线。布置兵力时，派重兵在山巅，而两山相连的“马鞍部”没怎么放人。
这一问题被一名团长发现，认为山上都是乱石，不能构筑战壕，士兵拥挤其上，容易成为日机的目标。但团长的建议没引起刘副师长的一点重视。
在这种情势下，两天后，第188师防线被日军中路突破。
此时第189师再扼守大洋庙意义不大，凌压西奉命后退至浠水，走前将擅自溃逃的黄姓团长就地枪决。他终于可以不再面对日本人了。
看完战斗详报后，白崇禧愣了一会儿，随即下令把第188师的士兵补充到第189师，凌压西受到赞赏和嘉奖。
黄梅陷落是在8月3日夜，到9月6日广济县政府所在地梅川镇被日军占领，其间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而两地之间其实只有30公里。第6师团之所以在攻下黄梅后停滞了一个多月，除了中国军队阻击顽强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稻叶四郎采取了“尺蠖战法”。
什么是“尺蠖战法”?
尺蠖当然是一种虫子了，特点是行动起来一屈一躬，也就是有张有弛，具体来说，就是激战一周后，休息10天，以此循环往复，按部就班地向武汉推进。这个战法得到了冈村宁次的激赏。但第6师团停滞于黄广大道的时间仍然长了，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关键的原因是第6师团兵力明显不足了。
这时候，稻叶四郎几乎需要拿出一半的兵力维护从安庆经潜山到宿松再到黄梅的200公里补给线。日军一贯重视补给工作，但稻叶也不想把如此重兵都放在补给线上，所以电报冈村宁次，希望在九江附近尽快建立一个兵站枢纽。
攻陷黄梅后，第6师团长稻叶四郎和大小参谋都在等待第11军司令部的贺电和嘉奖。但一等二等也没等到一句话。稻叶的作战主任参谋长秋永力中佐大怒，给第11军作战课长宫崎周一写了封信，两个人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但信里的质问十分不客气：“历尽艰辛，不惜牺牲，完成占领黄梅使命，军司令部竟无任何反应，是何道理？！”
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打仗这事多难啊，虽然咱日本军够强，但毕竟中国军也不是纸糊的，我们第6师团死那么多人，才占领了黄梅一带，完成了你们下达的任务。最后呢，可倒好，看都不看一眼。欠你们的？你们到底嘛意思啊？叫冈村的，叫吉本的，叫宫崎的，还有那个叫池谷半二郎的！”
秋永力后来转任第13师团做参谋长，战争结束前，又回到第6师团做了最后一任师团长，是个有谋善战的家伙。也难怪他发脾气，就跟组织个演唱会一样，小明星都照顾到了，但偏偏忘记了最大牌。当小明星吃大餐的时候，最大牌却蹲在门口吃着盒饭。秋永力觉得，他们第6师团原本是应该吃大餐的啊！
按宫崎的描述，接到秋永力的信后，他感觉“好像当头挨了一棒”。
宫崎立即责问负责报务的军官。因为黄梅陷落当天，他拟定的贺电就交给报务人员了。报务军官解释：因为占领九江后报务激增，很多都是急活儿，所以到现在给第6师团的贺电还压在他们手里，没发出去呢。

第四章 北线有战事（1938年7月~1938年9月） 田家镇（上）
攻下广济县城，田家镇便出现在眼前了。
在中国军事史上，这是个频繁出现的名字。1854年，西征的太平军与曾国藩的湘军在田家镇大战。作为武汉最重要的门户，地势险要的田家镇要塞，坐落在鄂东广济县，长江在这里陡然转窄，似乎伸手就能摸到江南岸的半壁山。半壁山孤拔突险，有富水在此流入长江，入口处即富池口。
早在1938年3月21日，蒋介石就告诉徐永昌，一旦武汉会战开打，马当、湖口、九江、田家镇防务特别重要，工事与炮位以及部队防务，应由军令部特别督促布置。会战开始后，蒋又增派李延年第2军所属第9师，以及施中诚（行伍出身，安徽桐城人）第57师防守田家镇，原要塞部队也归李统一指挥。
开战初期，不算还没成名的第74军（王耀武），也不算第71军（宋希濂）这样的德式部队，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在20之内的军，最精锐的无疑是第1军（胡宗南）、第2军（李延年）、第4军（欧震）、第5军（杜聿明）、第10军（李玉堂）、第13军（汤恩伯）、第18军（黄维）。
说到李延年，必定还会联想到李玉堂、李仙洲。当然，最后联想到的是王耀武，所谓“三李不如一王”。这四个山东人的关系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李延年跟王耀武同岁，都生在1904年，但李是黄埔1期，王是黄埔3期，其他“二李”也都是黄埔1期。在这里，不拿“三李”和“一王”对比，而是比较一下“三李”。
“三李”中，论年纪，李仙洲最大（1894年生），李玉堂居中（1899年生），最小的虽然是李延年，但却一直是“三李”中的领跑者。
抗战爆发时，李延年就已经是第2军军长了（抗战后半段，这个军军长是王凌云，副军长为钟松，皆一时名将）。这一年李延年只有33岁。此时李玉堂和李仙洲还在做师长。
第2军主力即第9师的前身是黄埔军校教导团。该军最初的军长是蒋鼎文，同时也兼着第9师师长，副军长则是陈诚。随后，李延年接替蒋鼎文出任师长。没多久，隶属第1军的李玉堂第3师（李玉堂、李仙洲曾同在第3师做旅长，李玉堂先提拔为第3师师长，而李仙洲则在其手下继续做旅长）划归第2军。这样，李延年、李玉堂作为师长，同成为第2军灵魂。当然，“二李”也免不了是竞争的关系。
竞争中，李延年胜出，接任第2军军长，李玉堂则在其手下继续做师长。李延年提升军长是1937年8月的事，其他“二李”提升军长则已是1938年了（李仙洲这一年2月出任第92军军长，李玉堂则在8月才出任第8军军长）。但此时李延年又升为第11军团长，仍继续压“二李”一头。直到抗战后期，“三李”才持平，都为集团军总司令，但仍是李延年领跑（1942年6月出任），李仙洲居中（1943年2月出任），李玉堂殿后（1944年12月出任）。
由此看，李延年必有过人之处。
7月初，李延年率第2军进驻田家镇。
此时李延年已升任第11军团长，不仅指挥第2军，还指挥第8军。第8军的军长就是刚从第3师的位子上调任的李玉堂（在九江一线）。此外还有防守富池口的霍揆彰的第54军，这个军的基干是在淞沪罗店血战的第14师（袖章上字为“还我河山”），历任军长霍揆彰、陈烈、黄维、张耀明、方天、阙汉骞都是一时名将，也都是陈诚“土木系”的人。
在蒋介石看来，田家镇要是丢了，武汉必然不保。所以在李延年抵达田家镇第二天，就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蒋介石问李延年是黄埔几期的。
李延年答：“黄埔1期。”
蒋介石说：“很好，我记得你，你以前在第1军，两次东征讨伐陈炯明，你都跟我去了。北伐时，你第一个攻入武汉；中原大战时，你表现也非常出色。”
李延年这个人还是比较老实的，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前面说的都没错，至于在北伐时第一个攻入武汉却不实，虽然他参加了那次战役。当然，他知道蒋介石意在激励他。
蒋介石说：“北伐时你在徐庭瑶的部队做营长，我们临淮关受阻，是你带人最终打了下来。你是北伐的功臣。倭寇横阻济南时，你带一个团与之周旋。”
李延年说：“这是军人的职责。”
10年前北伐时，日本出兵阻拦北伐，在济南屠戮中国军民。蒋介石忍辱决意绕道北伐，留李延年团和另外一支部队守城，掩护大军转进，因表现出色受到蒋的赞赏。
蒋介石说：“你说得对。田家镇，鄂东门户，江防要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当年太平军就在这里跟曾国藩大战。田家镇在，武汉在。此番会战，吸取上海、南京的教训，我们在武汉外围与敌战斗，一是消耗和消灭敌人，二是为政府、实业和人才西迁赢得时间。吉甫（李延年字），你肩负重任。而且，据情报得知，在江北来攻的，是去年打南京的敌寇第6师团，沾我首都军民之血甚重，你不可掉以轻心，当给予其重创。”
放下电话后，李延年出了一身汗。黄埔将领对蒋介石的敬畏是奇异的。他不敢耽搁，立即带人察看阵地。
田家镇东面是黄泥湖，西面是马口湖，两个湖不大不小，中间有条小路。小路前面横着一排高地，是为松山。从广济县城打田家镇，走两湖间的小路是最快的，但需要突破侧背绵延十多公里的松山高地。
李延年以第2军主力郑作民（黄埔军校1期，湖南新田人）第9师布防于要塞北面，也就是松山一线，该师所辖第25旅守备马口湖南岸丘陵（3里宽、7里长，连接要塞核心阵地，右与第57师的阵地衔接），第26旅守备两湖间的隘路和松山口。施中诚第57师则布防于要塞正面（面对长江）和东面（田家镇至下游武穴一线），这个师的第171旅守备核心阵地，第169旅在东面沿线。
阵势布完后没多久，白崇禧就来视察了。他先看了田家镇对面富池口霍揆彰第54军的阵地，随后过江来到田家镇。
白崇禧上来就问李延年能守多长时间。
李延年想了想，说：“半个月？”
白崇禧说：“这可不是个短时间。”
白崇禧很关心田家镇要塞炮台的火力配备情况。
李延年说：“北岸富池口那边第1炮台和第2炮台有8门105毫米口径的舰炮。田家镇这边除了固定炮位外，还有游动炮兵，以及江防部队的两个野炮营，装备有各式野炮22门。另外还有4门105毫米口径轻榴弹炮、4门20毫米口径的高射炮、6门37毫米口径的战防炮，炮兵第16团的野战重炮刚刚也调过来了。”
白崇禧说：“南岸的火力是可以的。”
李延年说：“但田家镇北面松山口方向的防御工事非常简陋，除了必要的交通壕外，据点都是现用石头垒成的，钢筋水泥的碉堡还不到10个。”
白崇禧一皱眉头，说：“大战临近，只能推着走了。如果能守上半个月，当是大奇迹，以血肉之躯为后方的转移换取时间。”
李延年说：“没有命令决不后退。”
就是在田家镇，白崇禧接到武汉的电话，说马当要塞吃紧，他直接给那边的师长薛慰英打了电话，叫薛抄近路支援长山阵地，但薛最后没听他的。
白崇禧走后，李延年命令部队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构筑野战工事，每个主阵地前最多环绕了4道铁丝网。
这一切，都被远远而来的日军第6师团的士兵看到了。
打田家镇的计划仍是宫崎周一拟定的，有参谋认为正好发挥海军的威力，但宫崎认为田家镇下游湖沼遍布，形成天然屏障，且正面炮火凌厉，如果主攻方向在下游附近，需付出重大的代价，所以他叫坐镇广济的稻叶四郎以强有力一部攻击田家镇侧后，这是主打的一路，至于正面的海军陆战队，不到一定程度之前，起的只是虚晃一枪的作用。
9月15日黄昏，李延年拿到敌情报告：日军出现在马口湖和黄泥湖之间的隘路。16日凌晨，田家镇外围阵地松山口的战斗，正式打响了。
来者是第6师团今村胜治支队，前锋是中野英光联队的涉谷久雄第3大队。涉谷大队的正面，是郑作民第9师杨宝钰第26旅。
无论日军还是中国军队，都认为战斗需“渐入残酷境地”。但没成想，田家镇之战刚一开打就是血战。按该旅营长解云祥的说法，阵地上“血肉横飞，天空中刺耳的飞机啸叫声，地面上的枪炮声和战士们与日军搏斗的厮杀声连成一片，响彻山谷”。
打到午后，群山之上阴沉下来，中日士兵近身死战，血光映照着暗淡的天空。
正面强攻一天，阵地没能打下来，联队长中野极不耐烦，决定不留预备队，将联队外两个大队同时扑上去。
副官说：“这样不太好吧？”
中野说：“按中国军的抵抗程度，早晚都需要使用预备队，与其等到最后投入，不如现在就出动！”
就这样，第2大队迂回攻击松山口左翼前进阵地；第1大队攻击右翼前进阵地，如同巨蝎的两把钳子夹向松山。
9月17日傍晚，田家镇开始下雨，虽然不是很大，但极为绵密，中野联队冒雨进攻。
在松山主阵地，日机来袭时，师长郑作民命令，除轻重机枪外，步枪狙击手也对空射击。还别说，真见了成效：一名叫叶成章的连长就用机枪击落轰炸机一架，但叶连长也在敌机的扫射中阵亡。
这还不算完，迫击炮也破天荒地对日机发炮。
看上去场面有些滑稽，但滑稽的背后是深深的悲凉。中国这边太缺少防空武器了。奇异的是，一架日机俯冲时，正好遇到一枚迫击炮炮弹落下，不偏不倚砸在机身上，飞机顿时被打爆。阵地上的守军一阵欢呼，这是苦中作乐的片刻。
郑作民师长始终在一线指挥战斗，他的旅长杨宝珏受重伤。
每个阵地失去后，他们立即组织预备队逆袭，如此反复。在一处山丘，重机枪连的袁次荣排长弹尽后，把阵地上的手榴弹都收集起来，接连砸出去，炸死三十多名日军，使其一度不敢进攻，当最后攻上来时，才发现阵地上只有袁次荣一个人。这时候，袁排长从容打开重机枪的机匣盖，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放进机匣，然后拉断火索，抱紧枪身自杀而死。
中野联队虽8天未攻下主阵地，但拿下了两翼阵地。
就在中国守军吃紧时，中野联队身后遭到了袭击。来的这支军队，是何知重（贵州讲武堂，贵州桐梓人）的第86军。该军辖何绍周第103师（副师长是从南京脱险的万式炯）和牟廷芳（黄埔军校1期，贵州郎岱人）第121师。这是一支有战力的黔军。
南京战时，作为第103师师长，何知重在江阴与日军作战时受伤，副师长戴之奇带领师残部退至南京，参加了保卫战。
1939年，何知重卸甲返乡后投身实业，兴办教育。田家镇之战，是他还乡前最后一场大战。
第103师从南京突围后，一路退到湖北黄陂，收容集中时只有500来人了，后奉命转赴湖南平江休整补充，在当地招募两千多名湖南新兵，贵州的两千多名新兵此时也赶来，师的兵力恢复到5000人。其中，那500多名参加过江阴和南京战的士兵成为骨干。然后大家从平江步行到汨罗。一路上，边行军边训练。这对中国军队来说这是常见的事。因为兵役制度的问题，一场大战打下来，中国这边的军队往往需要把整支部队撤到后方休整补充，日本那边只要就地补充就可以了。
第103师最后乘火车到鄂东战场。过麻城时，全师5000多人全部换发了捷克式步枪。
那个年代，捷克几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军工国家。欧洲大战爆发前，军工企业不输给德国，建造的武器行销世界。在中国军队中，捷克式机枪已是招牌武器了。
军委会对这个黔军师之所以重视，当然有贵州人何应钦的因素，而且新任师长正是何的侄子，曾在淞沪大战的何绍周。
何知重带第86军赶到黄梅时，中国部队正向今村支队反击。
随后白崇禧指示何知重，在田家镇外围松山口从侧背攻击日军，减轻李延年的压力。就这样，这支贵州部队在大雨中向田家镇搜索前进。
松山口附近，是一排排的小山包，其中一处名为骆驼山，被日军攻陷后，由今村支队中野联队的涉谷大队的一个中队守备。为反攻骆驼山，第103师在山四面设置了4处炮兵阵地，山炮野战炮迫击炮，能用的都拉过来了。一时间，炮弹呼啸着落向日军阵地，岩石、树木和泥土被炸得此起彼伏。
此时松山口外围阵地，为捕捉到对方的侧背，中日士兵你攻我的山头，我攻你的山头，完全陷入了混战，除了向山顶突击的，就是往下扔手榴弹的。
第86军决意全线攻击。针对松山口的地形，何知重没叫两个师做左右翼配备，而是第103师在前，第121师在后，呈纵深配备的样式轮番上阵。这带来了最大的战果。所以，当日军攻103师侧背时，第103师轻松向第121师后背转进，随之把第121师顶到前面。这种叠叠转进阻击的方式，给日军以重大杀伤。经血战，恢复了原先失去的松山口两翼阵地，进而与第9师、第57师以三角势态，从南、北、西三个方向，把深入田家镇的今村支队主力合围了。
阴雨中，既有田家镇要塞重炮的炮击，又有子弹如雨的轻重机枪的火力封锁，今村支队一时间进退维谷，遇到成军后最凄苦的场面，转眼间由攻击部队变成困守部队。此时只有东面的湖沼地带开了一个口子，但今村又不敢贸然从那里突围。
9月18日过后，大雨转为瓢泼。
下雨天，相对而言对中国军队更有利，因为天气会使日军飞机受限，地面上步炮配合也会出问题，重武器作用的发挥至少会下降三成。在这种情况下，今村不得不向广济县城的稻叶四郎求助，后者此时正遭白崇禧指挥的桂军围攻，只能在第45联队里抽出一个大队（山本强雄）的兵力。但这个大队行进到半路上，就遭第103师一部的强力阻击，根本打不过去。
直到9月21日，稻叶才抽出兵力，叫第23联队的池田昵大队冒大雨再救今村，但又被第121师阻击。
为打开救援部队的通道，今村胜治派第3大队长涉谷久雄带3个中队和一个速射炮中队向身后逆袭，可直到9月26日才跟山本大队疲倦会师，而且另一支增援的池田大队仍没打过来……
在松山口，为摆脱困境，今村和联队长中野决定发起夜袭，攻取东面的高地，稳住自己的阵脚。
9月21日深夜，中野联队第1大队残部，在大队长白浜胜海带领下，出动了。
白浜在夜袭中使用了“二段式攻击”。这是日本陆军在遭遇死战与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循环进攻的战术。说白了，就是放弃整体进攻，在前一支部队（通常是一个中队）于一线突破后，接着由后面的另一支部队“超越前进”。如此循环往复，力求收获最快的速度与最大的战果。
晚11时，第3中队担任突击角色，第4中队的士兵紧跟在后面。
最前面的工兵潜行到中国军队阵地的铁丝网前，手中的工具上下翻飞，破坏了铁丝网后，步兵恶鱼般首尾相接地冲入阵地。高地由第57师的一部守备，在两军士兵展开激烈的枪战与肉搏时，后面的日军第4中队不失时机地往前突进。
守军虽然在日军“二段式攻击”下退出高地，但附近山头上的中国炮兵部队立即调转炮口，齐击被日军占领的高地。
尽管白浜大队最后拼死控制了这个高地，但此时出现了弹药荒。
为了保有最后几颗子弹，日军不得不用石块砸向反攻的中国士兵；或者把中国士兵扔过来的手榴弹再扔回去。这样的场面在中日开战以来是罕见的。当第一块石头砸到中国士兵时，大家就晓得日军弹药告急了，于是齐声喊：“鬼子没子弹了，冲！”
这样的话听上去是振奋人心的。
鬼子也有没子弹的时候？谁说不是呢。
高地上，在一名军曹的带领，二十多名日军的刺刀已经上好，不再回击中国士兵，只是伏在壕沟里，也就是说已作好近身肉搏的准备。
中国士兵也明白了，第一波攻击的百余名士兵也把刺刀上好了。
按照冈村宁次的说法，只要山高超过300米，对日军来说作战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田家镇后面的这几座山丘远没达到300米高，但日军仍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此时的冈村，已经连续接到稻叶四郎的3封求救电报了。
稻叶依据其情报参谋藤原武（1942年升任第11军高级参谋，与司令官塚田攻由南京返回武汉的途中，遭中国军队炮击，双双坠机而亡）提供的信息，希望冈村给今村支队派去一个工兵中队，从水路对今村支队进行补给。
藤原的情报是：为阻挡日军，施中诚第57师一部在田家镇下游的武穴陷落前炸毁了附近的长江堤岸。这个动作使附近的黄泥湖和武山湖泛滥，原本长江和武山湖之间有条小路，当黄泥湖和武山湖湖水暴涨后，小路被淹没了，此时正好行船。
就这样，9月23日，日军的一个独立工兵中队乘船到今村支队东面，通过水路对其进行了一定的弹药和粮秣补给。除弹药和粮秣外，今村支队最需要的是药品。由于消炎药奇缺，加上连日来大雨不息，一些士兵伤口受到感染，每天都有死去的重伤员，日本军医开始用泉水煮食用盐，用这个办法获得盐水，来给士兵的伤口消炎，甚至拿针头直接注射。
打到这时候，中日双方在田家镇都已精疲力竭。

第四章 北线有战事（1938年7月~1938年9月） 田家镇（下）
日本海军第3舰队第11战队的12艘军舰和36艘汽艇已经冲进田家镇江面。
此时江面上空碧蓝如洗，在这秋高气爽之日，能见度达到极致。日舰溯江而上，军舰上空是24架轰炸机。长江田家镇段本来就有山川美景，就是在这样的景致中，长江两岸崖壁上中国守军的防御炮和轻重机枪同时开火。
一时间仿佛电影中的景象。
李延年本来计划在日军增援部队到来前歼灭今村支队残部，但由于中野联队白浜大队的正面突破得手，使第9师和第57师的两支部队被日军分隔。而且，日军开始使用毒气，守军往往还没格斗就已经中毒了。李延年急调第57师周义重第339团驰援松山口。
9月23日，前来增援的山本大队突破防线，与另一股援军池田大队会师，击破当面另一支中国拦截部队萧之楚（行伍出身，山东菏泽人）第26军的一部。这时候，今村派来接应的涉谷大队也赶到了。
三股日军合兵后，朝田家镇卷来。
打到9月24日，田家镇对面的富池口陷落了。这对李延年来说是个不祥的信号。
这些天，他一直在嘀咕富池口的守备。如果富池口在，那里的炮火加田家镇正面的炮火还可以封锁长江，日本海军也就不能肆无忌惮。而富池口要是丢了，则意味着日军的火力翻倍，田家镇守备部队将完全被夹击。
此时，前来增援今村支队的池田大队、山本大队，先后抵达松山口。援兵也来了，9月26日深夜，今村胜治决定全线出击。
中野联队拿出白浜第1大队和冈山第2大队，分左右翼逆袭松山口两侧的鲁家山、黑家山两座高地。
说是两个大队，实际上还不到一个大队的兵力，冈山大队只有450来人，白浜大队稍微好点，也只有570多人。作为预备队的涉谷大队连300人都不到了，军中中队长一级的，战死了三分之二。来支援的山本大队有800多人，池田大队则比较完整，1300多人。这就是今村支队所有能战斗的兵力了。
中野英光眼睛里布满血丝。此人在到第6师团之前，在济南做特务机关长，野战能力说起来一般，但不妨碍他能喊。其实也没在喊，只是嗓子已经完全嘶哑，所以说起话来就像喊。他副官已被流弹打死。他跟白浜和冈山两个大队长说：“此战关系田家镇要塞的夺取，更关系熊本师团的荣誉，必须在明早天亮前拿下两个高地，拜托了！”
夜袭时间定于9月26日晚11点。
白浜和冈山全副武装，戴着钢盔，拎着战刀，连续的冲锋已叫他们的脑子时不时地陷入一片空白。他们都是熊本人，两个人的特点是都比较矮，冈山只有一米六，非常敦实，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日本军人形象。打南京时，两个人都是中队长，尤其是冈山的中队，在南京陷落的当天，就在雨花台集体刺杀了500多名中国第88师的伤兵和战俘。
晚上11点，白浜和冈山对了一下表，随后各自带着敢死队出动了。
只说攻鲁家山的白浜第1大队。
他拿出第4中队，配属了机枪中队主力、野战瓦斯中队主力和一个工兵分队，负责中路突破。它后面跟的是第2中队，第1中队和第3中队在第4中队的两翼。大队队部跟第2中队在一起。
在一个行动中，日军各部之间的站位是严谨的。
各就各位后，白浜胜海命令大队里的炮兵小队在鲁家山以西设立阵地，发起冲锋后，一旦中国军队在鲁家山右侧出现火力点，炮兵小队就立即反击，对中国军队的火力进行压制。
由于已经决定对中国守军使用毒气，所以第4中队的一百多名士兵都戴上了防毒面具。在那个时代的夜色中，他们一如山中的怪物。使用瓦斯对战场上的风向有着极高的要求。当晚风向东北，正适合向中国军队的阵地袭击。在第4中队攻击前，野战瓦斯中队如幽灵般悄悄潜入鲁家山阵地前的村庄东面发射毒气弹。
武汉会战中，日军对久攻不下的中国军阵地频频使用毒气，这只是一处而已。
日军在讲到自己时，会强调作战中他们在乎尊严，对阵中讲求公平的战力对决，而怯懦地使用毒气，则是对他们的战斗原则的一记回抽耳光。
鲁家山下的村子，有第57师第339团的一个连。除了十几个有经验的战士用湿毛巾捂住嘴鼻外，其余人都中了毒气。日军第4中队随即攻入该村，没中毒的战士边打边撤，剩下的中毒战士倒在地上，全部被日军刺杀。
此时日本海军陆战队陆续在田家镇下游的武穴登陆，正面第57师疲于应对，李延年只好从扼守松山口隘路左侧的第9师第26旅（黑家山一线阵地）中抽出一部驰援，隘路右侧的第57师第339团正在鲁家山一线与敌激战。第25旅主力仍在第26旅左翼，扼守马口湖南岸地带。李延年明白：一旦不支，那将是他的部队唯一的退路。
在武穴到田家镇一线，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队员攀爬于临江的悬崖峭壁上。虽然山势不高，但都非常陡峭，每个山头上都有中国军队守备。在部队长续木祯二的带领下，日军队员陷入了迷狂的状态，冒着弹雨攀缘而上，不时有人坠入江中。
在日军的攻击下，毗邻田家镇的武穴终于失守，守备在那里的第57师一个连的战士全体殉国。
松山口方向，另一路，主攻黑家山的冈山大队第6、7中队已靠近阵地。
第7中队一路潜行，还比较隐蔽。第6中队就有些倒霉了。这个中队由赤星正太大尉指挥。走着走着，一名士兵不小心蹬掉一块石头，在寂静的夜里，石头滑落山坡的响声异常清晰。
那名士兵在黑夜中张开大嘴，露出一个非常懊恼的表情。
赤星大尉做手势叫士兵停止前进。闭上眼睛，他在等前面的枪声。但夜空依旧寂静，前方中国阵地鸦雀无声。于是，赤星冲后面的士兵挥了挥手，继续前行。
似乎一切安然无恙。
日军进入中国阵地百米黑夜射程内。通常情况下，这是枪声必起的距离。但中国阵地上依旧没有枪声。赤星有些奇怪，容不得细想，他要做的只能是冲过去。就在他们又往前蠕动了50米左右后，中国守军的轻重机枪同时开火，最前面的二十多名日军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全部被射杀。
赤星中队长怪叫一声。
第7中队未被中国军队发现，他们仍在黑暗中前进。
再说守备鲁家山的第57师周义重第339团。说是一个团，实际上打到现在只有一个营的兵力了。周义重决意主动出击，歼灭攻占山脚村庄的日军，于是亲自带领敢死队扑了过去。
日军第4中队攻占鲁家山山脚下那个村子后，继续向鲁家山腹地推进。此时已是凌晨3点，天色依旧迷暗，第4中队在松冈政人大尉带领下，走着走着居然在山中迷路了，说什么也找不到中国守军的阵地了。
而这时候，周义重带领的敢死队已摸到山下那个村子。
进村后，没发现一个日军，却发现了上百具瓦斯中毒后被日军刺死的战友。周义重怒发冲冠，捕捉日军的欲望也就更加强烈。
就在这时候，突然发现敌情：一伙日军出现在村子附近。
谁？并非日军第4中队，而是跟在第4中队后面的第2中队。跟第2中队行动的大队长白浜胜海正在其中。他也有些晕了，本来以为最前头的第4中队已把对面的中国军队肃清，不成想碰到周义重的敢死队。
两军在黑暗中遭遇，上来就是肉搏。
白浜胜海少佐这一年多虽久经战阵，但此时也有点慌了，因为第2中队如果抵挡不住，中国兵就有可能直接把他的大队队部端了，于是慌忙叫身边的信号兵给前面的第4中队发出遭袭的信号弹。
第2中队完全被周义重敢死队的气势震住了，一场恶战打下来，包括中队长在内的60人全部被周团扑杀。周义重的部队也付出重大代价：周团长自己受了重伤，战死一名营长，重伤一名营长和两名连长，士兵伤亡一百多人。
周团继续往上冲，围攻白浜大队队部。
大队队部本来就没多少人，可用在一线的更少，白浜少佐在派人去求援兵后，开始准备“转移”，至于前面的第2中队如何，他已经不想考虑了。在当时的战场上，日军很少出现擅自溃退或扔下友军不管的情况，更别说一名现地最高指挥官这样做了。但这一次出现例外，白浜决意自己先跑。
再说第4中队，这时还在山里转悠，可能已经彻底晕了，所以压根就没看到白浜大队长发出的信号。阴差阳错，在左翼进攻的第1中队长（斋滕胜惠大尉率领）发现了信号弹，于是立即派小队长鸟越春少尉带人去增援。
说是救援，鸟越少尉手里其实只有二十来人。
也就是这时候，白浜派出的那位求援兵的家伙在眼镜跑丢的情况下，居然在9月27日凌晨撞见了鸟越小队，他凭借模糊的军装颜色确定对面来的是自己的部队，一把抱住鸟越，说：“大队长已经作好切腹准备啦！”
但看到白浜后，鸟越小队长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此时围攻第2中队的周义重团已向鲁家山侧翼阵地转移。尽管如此，白浜还是想扔掉前面的第2中队，自己带领大队队部“转进”。鸟越很生气，扔下了白浜，自己带着几十号人去偷袭鲁家山。
天亮后，迷路的第4中队长松冈政人终于看清楚方向了。但此时，鸟越等人已经偷袭了鲁家山侧翼周义重的部队，并顺势冲上山顶。按日本人的时间说法是：9月27日午前5时20分鸟越部队占领。白浜少佐此时连撞墙的心都有。从作战任务上讲，他的第1大队按命令在拂晓时攻占了鲁家山。但同时，他又必须为自己的表现而感到惭愧。
半个小时后，黑家山方向的日军也得手了。两山陷落后，田家镇后面的最高峰玉屏山就在眼前了。
9月28日的第一缕阳光出现后，日军从芜湖机场起飞了所有轰炸机，达78架之多，齐扑田家镇。而突破富池口的日舰也集中了所有火炮，轰向田家镇。
在接连不断爆起的尘沙和碎石中，田家镇陷入一片火海。
但最高峰玉屏峰还没攻下来。联队长中野英光倒是有决心，说哪怕把整个联队拼光了也要拿下玉屏峰。但今村没给他这个机会，因为前来支援的池田大队不用白不用。
姓池田的，单字名昵，名字有些萌，实际上非常暴虐。
池田先派了一个中队的日军向玉屏峰攀登，土黄色的身影穿插于葱翠的林木间，差不多就要冲顶了，玉屏峰顶仍寂静无声。
日军怀疑山上的中国军队都已经撤走了，就在狐疑之际，至少20捆手榴弹飞了过来。峰顶上的中国士兵如幻影般出现，随后是轻重机枪的扫射。躲过了手榴弹的日军，没躲过捷克式机枪，不少人被打成了筛子。
日军机枪进行压制射击，但仰攻的角度难以把握，又是正午时候，刺眼的阳光叫日军的机枪手一阵阵眩晕。
池田昵见部队被反击，于是又投过去2个中队，一时间，玉屏峰犹如一支明亮的蜜糖，上面爬满赶也赶不走的虫子，而且粘上的虫子越来越多。守卫玉屏峰的只有第57师第337团的一个连。当第一个日军爬上封顶时，白刃战开始了。
9月28日午后两点过后，玉屏峰再次陷入一片寂静，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中国士兵了。
玉屏峰失守后，田家镇北面完全洞开。
田家镇正面阵地，施中诚第57师只剩下9个连了，旅长杨宗鼎重伤、施中诚的外甥团长龙之育（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河北祁州人）和7个营长杨佑全、夏承武、丁希尧、夏继周、吕玉琨、郑珠泉、谭冠英全部为国捐躯。施师长的副官张云亭也被日军狙击阵亡。从这个比例中可推算出一线战士伤亡之巨。田家镇要塞海军守备队司令梅一平少将与炮台总台长秦德生也在坚守炮台时双双殉国。
打到9月28日傍晚，田家镇失守在即。
李延年并没在田家镇。整个战斗期间，他的指挥部离田家镇都有一定距离。这也是后来其上级第4兵团司令李品仙指责他的一个理由。按李延年的说法，他在9月28日深夜接到了命令，叫他放弃田家镇。但李品仙在给军委会的报告中，说守军撤出田家镇是“擅撤”，他根本没下过撤退命令。
李品仙是李延年的顶头上司，在这个问题上不会说假话，而且也没必要。如果李延年的话是真的，那么他只能是直接接到了武汉的撤退令。有这种可能没有？要说绝对没有的话，也未必是现实的。李延年是蒋介石的嫡系，李品仙是桂系，在撤退的问题上，李延年直接拿到了蒋介石的命令也不是没有可能。
第57师先行撤出田家镇。
后来，第57师被划到第74军，在王耀武的调教下终成虎贲劲旅，常德一战名满华夏。施中诚本人也在王耀武和张灵甫之间，做了第74军第三任军长，成为一代名将。
第9师是最后撤退的。
马口湖南岸的通道始终被第9师第25旅的一个团控制，为的就是一旦不支时掩护大军撤退，所以守军走的时候还是很从容的。
1938年9月29日上午，田家镇陷落。
田家镇丢了。但在守备时间上，应该说还是完成了任务。从8月底打到9月底，让日军占领武汉的时间，至少在江北耽误了一个月。
中国军队撤走前，把要塞炮的零件都卸走，并注入了王水，也就是硝基盐酸，用以腐蚀火炮。所以当日军爬上田家镇核心阵地后，发现各炮位都冒着黄色的烟雾……这个镜头被随军记者拍下来发往日本国内，东京的报纸给这个照片配的标题是：武汉三镇陷落在即。
按宫崎周一的描述，一向矜持的冈村宁次得知田家镇陷落后欣喜若狂。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方意味着什么。相比之下，宫崎则有些麻木，甚至盘算：田家镇的作用有那么大吗？狂喜的冈村在第一时间向畑俊六报功，并特意为稻叶四郎“申请”日军最高荣誉勋章金鵄勋章。
在给畑俊六的电报中，冈村称第6师团战力果为日本军之首。
冈村在就任第11军司令官前担任仙台第2师团的师团长。两个师团都是日军第一战力的争夺者，此时冈村忘却了在东北寒风中挨冻的仙台士兵，而把荣誉给了来自熊本地区的黑小子们。
攻陷田家镇后，冈村宁次也确实感到人手不够用，希望上面再支援一下第11军。畑俊六从新编成没多久的，正担任长江沿岸警备任务的第116师团，拿出一个联队交给冈村宁次。这个师团是以京都第16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编成的，虽然是特设师团，但战力一流，此后七年一直活跃在中南战场，成为仅次于第13师团和第3师团的部队。

第四章 北线有战事（1938年7月~1938年9月） 一座富金山
当长江南岸陷入层层激战时，负责大别山北麓进攻的第2军还没动静。荻洲立兵第13师团才开始在合肥伸懒腰，已经是1938年的8月下旬了。
第2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亲王，是朝香宫鸠彦的弟弟，昭和天皇的叔叔。此时他手下有4个师团：藤田进第3师团、筱塚义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东京人）第10师团、荻洲立兵第13师团、藤江惠辅（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兵库县人）第16师团。
第10师团和第16师团都是从华北调过来的。
在这两个师团中，筱冢义男接替的是矶谷廉介。此前筱冢担任的职务是陆军士官学校校长，来头可以说很大。藤江惠辅接替的是南京屠夫中岛今朝吾，此人是后来的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的女婿，接替中岛前在关东军做宪兵司令官。中岛因打南京时在汤山遭炮击受伤，此时旧伤复发，被调回国内疗伤，并出任中部防卫军司令官。矶谷廉介则跑到东北接替东条英机出任关东军参谋长。
徐州会战尾声，一年前答应天皇3个月迫降中国的杉山元被从陆军大臣的位子上拿下，转任军事参议官虚职。全因首相近卫文麿好不容易发一次脾气，几乎是向天皇哭诉杉山的无能。昭和天皇也在气头上，把杉山找来一顿冷语。此时众望所归的是率领广岛第5师团“所向披靡”的板垣征次郎，于是被召回国内取杉山而代之，出任新的陆军大臣。作为杉山的副手，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也受牵连，被发配到前线出任华北方面军第1军司令官，东条英机则接替梅津的职务，由此正式进入陆军中央。
话说东久迩宫稔彦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在法国待了五六年。跟冈村宁次比起来，这位亲王毫无作战经验。当然，对于他来说，只需按部就班地镀金就可以了，随后顺理成章地成为家族新的陆军大将。
武汉攻略开始后，1938年7月底，负责大别山北麓进军的东久迩宫稔彦，在贵族出身的参谋长町尻量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东京人）的帮助下，在地图上画出两支箭头：北路由筱塚义男率第10师团，向安徽六安、河南固始、潢川、罗山、信阳一线进击，到平汉线后南下；南路由荻洲立兵率第13师团，由安徽霍山、叶家集，直接穿越大别山，攻商城，再转向南直趋武汉。
日军随即抢修从合肥到六安的公路。
这个情报被第5战区的参谋拿到，这位参谋一时沉不住气，以为敌情出现新变动。但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认为，这只是策应长江两岸的第11军而已，所以他坚持此前的敌情判断：日军主力仍在长江两岸，尤其是南岸，以切断粤汉铁路为重中之重。
对于东久迩宫稔彦来说，本计划9月上旬才开始行动。因为花园口决堤而造成淮河泛滥，多处桥梁被冲毁，从华北调来的第10师团和第16师团一再受阻。除了辎重部队外，两个师团的重炮部队更是难行，最后没办法，只好从青岛经水路转运到安庆，在那里登陆后再向合肥集中，这一大圈绕得实在可以。
但就在这时候，一份情报递到町尻量基手上：六安和霍山以东的道路都被中国军队破坏了，以西的道路还没来得及破坏，而且经飞机侦察，大别山北麓的中国军队有陆续向长江北岸集结的动向。于是町尻建议那位亲王，不等部队集结完毕，叫第13师团和第10师团在8月下旬立即行动，还没集结完毕的第16师团暂时在后面负责警备任务，也就是看护交通线。跟第16师团担负同样任务的，还有刚从华中派遣军里调来的藤田进的第3师团。
就这样，8月25日，东久迩宫稔彦带着参谋长町尻量基等人由南京飞抵集结地合肥。27日，一声令下，第13师团和第10师团先行出发了。
从徐州战场脱离了日军包围圈后，孙连仲、庞炳勋、张自忠、汤恩伯、冯治安、孙震、李仙洲、卢汉、李延年、刘汝明等部队已顺利转移到安全地带，于学忠部在撤到河南后，又奉命返回敌后，留在苏鲁边区打游击。李宗仁则带着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由阜阳辗转到潢川（河南省东南）。但由于左颊枪伤复发，导致脸部肿胀，视力急剧下降，只好叫白崇禧代司令，自己转赴武汉就医。
初到武汉，李宗仁如英雄凯旋，城市万人空巷，市民齐声喊“台儿庄”，欢呼声经久不息。在武汉，经美国医生手术，在口腔上颚取出一块碎骨，李宗仁病情这才转好以至痊愈。疗养了将近一个月后，李宗仁重返战场，这时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经转移到湖北麻城的宋埠了。
日军第13师团和第10师团分别进攻霍山、六安，都没有遇到太大困难，大别山第一道门槛很快就被日军踏过。
过了霍山和六安，日军的正面是中央军宋希濂第71军，西面是张自忠的部队，南面是孙连仲的部队。张自忠侧翼，是另一支中央军胡宗南的部队。几道防线的总指挥，是已升任第3兵团司令的孙连仲。对孙连仲来说，手里的部队大多是从徐州战场上撤下来的，生力军只有宋希濂的中央军。
但年轻气盛的宋希濂会听他的指挥么？
虽然已是9月初，但“秋老虎”很厉害，沿途气温已超过40摄氏度，很多日军士兵都中暑了。但总的来说，第10师团的进攻还是比较顺利的，占领六安后，前锋冈田支队（冈田资少将率领）先后攻陷固始、光州，只是在罗山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攻占罗山后，中国军队四面反攻，冈田支队虽一度吃紧，但最后还是将中国军队击退。
相比之下，荻洲立兵的第13师团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
按计划，突破大别山防线后直接南下武汉的任务，只由第13师团一个师团负责。出发前，刚刚首破徐州的荻洲立兵也信誓旦旦，决意再创造一个奇迹，效仿第6师团率先攻取南京那样进入武汉。
作为资深军人，荻洲在第1师团、第9师团做过参谋长，后出任驻台湾军参谋长，先后辅佐的司令官是寺内寿一、柳川平助、畑俊六。中日开战后，他率第13师团搏杀上海、南京。后来，1939年日苏激战诺门坎，他的命运打了个弯：被任命为关东军第6军司令官，意欲挽救诺门坎的败局，但不成想被朱可夫打残，在见识了苏军强大火力后，自己的晋级之路也由此中断。
荻洲师团由沼田重德少将的第26旅团（仓林公住第58联队、添田孚第116联队）和施暴南京的山田栴二的第103旅团（两角业作第65联队、里见金二第104联队）组成，新任参谋长吉原矩，在9月2日占领叶家集后，部队连夜强渡史河（安徽、河南交界处）。
沼田重德第26旅团编成沼田支队（6个步兵大队加1个山炮中队）走在最前面。
但没想到天气反常，越走越热。辎重兵远远地落在后面，步兵开始自己背辎重和粮食，这又增加了中暑的人数。就在日军感到极端焦躁时，看到大别山谷口的富金山上站着一个人。
除了第36师、第88师、第87师外，此时宋希濂第71军还暂时节制钟松第61师，兵力不可谓不强，这将是“德式师”最后的荣光。可以说宋希濂的部队相当于徐州战场上的汤恩伯军团，所以孙连仲的嘀咕是有道理的。但接触了一下，他觉得自己多虑了：眼前31岁的湖南小伙，黄埔1期的干将，丝毫没有架子，对孙尊敬有加，可以说指哪打哪。
日军打来前，宋希濂带各师师长侦察地形，一眼就看中了富金山。
富金山位于河南固始县，在史河南岸、大别山北麓，南北只有4公里长，东西仅有2公里宽，是典型的弹丸之地。但作为大别山口，位置又特别重要。富金山山势不陡，对守备者来说虽陡峭性稍差，但可在斜坡上挖多条战壕，呈纵深设置，所以宋希濂当即决定由陈瑞河（黄埔军校2期，安徽合肥人）第36师扼守左翼富金山，钟彬（黄埔军校1期，广东兴宁人）第88师扼守右翼800高地，钟松第61师入驻作为前进阵地的固始县城（此时宋部沈发藻第87师还没归还建制）。
富金山的战壕呈“之”字形，从山腰一直折至山顶宋希濂的军指挥部。指挥部设立在山顶，当然观察敌情时一目了然，但也容易受日机轰炸。
宋希濂的部队刚构筑完阵地，沼田支队就到了。
沼田先打左翼，也就是陈瑞河的第36师在富金山的阵地。陈瑞河在淞沪会战时做旅长，从南京退下来后，这个师被调到江西休整。1938年7月休整并补充兵员后，才由萍乡运送到河南。这支部队里的老兵不少，很多阵势都是经过见过的，而且部队用了梯形配置，在日军炮击时绝不还手，等炮击过后，抖落浑身的尘土，抬起头，当日军冲至600米必杀线以内，轻重机枪和步枪同时开始射击。
第13师团的士兵来自寒冷的仙台，多日来的酷热已经叫他们非常郁闷了，所以尽管有飞机和野战重炮的配合，但整整一周过去了，仍未攻下富金山主阵地，只是在山脚下占据了几处据点，这叫随军采访的记者大为失望，荻洲在给东久迩宫的电报中也承认：“我军遇到宋希濂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大，战况仍然毫无进展。”
荻洲没主动要援军，但亲王司令官心知肚明，派出第10师团的一个联队，由固始南下增援第13师团。这支部队一路潜行，想迂回到富金山西侧的武庙集切断富金山跟商城间的联络线。但不成想，情报被第88师第523团第1营营长梁筠获得，随之报告师长钟彬，后者随机应变，立即改变部署，临时设伏，一举毙伤日军500多人。
荻洲给一线的沼田重德打电话，说第10师团的援军被中国军拦截，一时指望不上，山田旅团的两角联队正在路上，沼田只好硬着头皮再攻富金山。
宋希濂一直在山顶指挥所。很多事说时容易做时难，因为你很难想象一个30岁出头的人指挥几万人，面对这样的大阵战，还能够镇定若素，但宋希濂做到了。
按孙连仲部署，钟松的师在等张自忠的部队接防固始后，再向宋希濂主力靠近。9月6日，日军第10师团狂攻固始。张自忠带部队已经迫近，但由于双方失之于联系，钟松遂放弃固始。
左侧富金山攻打不下，右侧800高地也打不下来，荻洲立兵一个劲地催沼田，后者一着急，9月8日午后，居然带着5个中队从富金山和800高地之间的谷底冲了过去。这个谷地有个小小的村庄，但村民此时逃之一空。沼田从两支中国军队当中突破，想控制山间谷地后分兵从两处阵地的反斜面攻击。即使这不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也是一个孤注一掷的冒险。因为打中路就意味着将自己送入两阵地之间的火力点。
虽然沼田一度占领谷地，但却伤亡惨重。此时，800高地方向来了助战的于学忠手下第114师，加上陈瑞河的三次逆袭，日军又被轰了回去，沼田本人也受到重伤。
9月9日，宋美龄带着慰问团出现在富金山。
在此前，她拒绝了宋希濂的建议。宋希濂叫她象征性地出现一下就赶快回去。宋美龄决意深入一线战壕，逐次激励死战中的官兵。蒋夫人跟她丈夫一样并不惧怕到前线，这当然叫人赞赏，但有时候也会坏事。
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之所以撤晚了，当然是听了蒋介石的命令，但这其实是宋美龄的意思。按张发奎回忆：淞沪会战后期的一天，蒋介石在松江附近的一节火车车厢里召开军事会议，白崇禧、顾祝同、陈诚、薛岳、罗卓英、胡宗南、俞济时、宋希濂、孙元良、王敬久以及宋子文都参加了。张发奎和薛岳都同意马上把上海的部队撤下来，顶在闸北一线的孙元良也说他的部队实在打不了了。但就在这时，宋美龄突然出现。张发奎还记得她当时穿着毛皮大衣。作为第一夫人，她列席了会议，在会上，要求将领们再多守几天，那样的话就会取得国际支持和援助，所以才有蒋介石最后的表态：上海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坚守。
宋希濂当时也在那节车厢里。他记得当时的情景是，只有少数人应和了宋美龄，大多数将领用沉默不语的办法表示反对。
但最后还是按宋美龄的意思办了。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蒋介石要担非常大的责任。
让我们回到富金山。到9月11日，两角业作大佐带着第65联队终于过来了。这个联队的士兵，在南京下关江边至少屠杀了7万名中国军民，几乎每个人背后都爬着死难者的魂魄。他们在富金山被痛击显得是如此恰当。
沼田、两角合兵，由于沼田受了重伤，部队由两角统一指挥。两角联队在日本军中的外号叫“白虎部队”，十分凶暴，也确实能打。两角接手后，富金山和800高地位于山腰的二线阵地开始丧失。
打到第9天的时候，富金山主阵地上陈瑞河第36师还能作战的士兵只剩下800多人了。在800高地上，第88师和前来帮忙的第114师伤亡也非常大。
虽然在第9天的傍晚富金山终于失守，但第71军阻击日军的任务已出色完成。接孙连仲命令，宋希濂以第61师一个团做掩护，带着第36师和第88师余部向小界岭一线转进。
日军第13师团在富金山伤亡甚重，大队长到小队长基本上都是代理的。至于士兵，按日本战史的记载，富金山打下来后，日军每个中队平均只有40人了。主攻富金山的是沼田重德的部队，有6个步兵大队，24个步兵中队。按每个步兵中队180人建制推算，日军一共战死3360人。当然，打到富金山时，日军中队的建制不可能是完整的，但即使如此，日军的死亡人数也已接近3000人。对日军来说，这个规模已经相当于一次中型会战了。
从密集度上来说，富金山对决是武汉会战中日军伤亡率最高的一次战役。
虽然越过了富金山，但第13师团垂头丧气。那位亲王本来想叫荻洲立兵一个人在大别山搅动，但看此情景后，似乎是没戏了，于是只好把在沿途负责警戒的第16师团也放在了大别山的进攻中。第10师团那边虽然情况好些，但也配属了第3师团，准备攻取重镇信阳。
由于阴雨连绵，日军漫长的补给线更成问题，幸好当初征调了五六百艘船只，于是转而沿淮河运输。尽管如此，到9月20日之前，日军上岸的辎重，以弹药来说，也只够打一个月的。药品也开始奇缺，一线部队的药品只能空投，怎么辨别哪支部队需要呢？士兵们在地上排成“药”字，供日军飞行员辨认。
孙连仲手下田镇南第30军在9月16日退出商城，与宋希濂第71军联手拉起小界岭防线（麻城福田河镇，鄂豫两省交界处）。这一防线是阻击江北日军向武汉攻击的最重要防线。宋、田两军在小界岭守备中配合得极好。在最激烈的沙窝一线，日军进攻一路，必遭两面夹击，第16师团一直到10月9日才占领部分阵地。此战中，日军炮兵几乎失效，一直被中国军队的8门苏式野战重炮及4门15厘米口径榴弹炮压制。由于日军的“三八式”野炮射程比苏式战炮短，所以只能在转换炮兵阵地中推近发射，而在推进中又遭中国军队火力封锁。
川军孙震的部下放弃罗山后，重镇信阳暴露出来，但胡宗南第17军团已经布防了。但奇怪的是，日军迟迟不向信阳进攻，这叫胡宗南有些晕。他担心日军沿罗山到宣化店的公路，直接越过大别山，攻入武汉北面的孝感、花园火车站，在那里切断平汉线，所以他叫部队立即封锁罗宣公路。后来，通过一个日虏才知道了他们没向信阳进攻的原因：日军情报做得非常细，事先已得知在信阳布防的是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中央军，而且有一支坦克部队，外加独立炮兵团，这个阵容叫日军有些含糊，担心伤亡过大，所以没敢贸然进攻。
胡宗南往往叫人一言难尽，因为你也不知道他是优秀还是平庸。
现实中他确实又是蒋介石最器重的黄埔学生。既然如此，必当有过人之处吧？但无论是抗战期间，还是后来，这种明显的过人之处都很难寻找。从这个角度说，蒋介石在用胡宗南上是失败的。有人会说，人才都在那里放着，就这些人，不用胡宗南用谁？就抗战初期来说，中日战力悬殊，用谁对一次战役来说结果都差不多，只是一个能守3天和能守5天的区别。理儿倒也是这个理儿。但尽管如此，胡宗南还是有叫人不爽的地方，在不少方面他比不上汤恩伯，或者说，他没有汤恩伯可爱。
当时胡手里握有中国唯一一支机械化部队：第200师。杜聿明的这个部队有5个团，本来是由军委会直辖的。为在豫南鄂北拦截日军南下，蒋介石把这个师拨给了胡宗南。向信阳集结的部队，看到公路上行驶的中国坦克后都很兴奋。但后来在使用这个师和独立炮兵部队时，胡宗南尽可能地让他们围绕着自己的部队转，这叫其他参战部队愤愤不平。
在信阳一带，这支机械化部队发挥的作用却不大。
不是说中国的坦克比日本的坦克落后（实际上日本的轻型坦克非常不经打），而是整体协同上没使用好。这跟战场情势有直接关系。坦克当然是那个时代很厉害的东西，因为首先会对敌人产生巨大的威慑作用。对中国士兵来说是这样，对日本士兵来说其实也是这样。问题出现了：抗战之初的战役，都是日本军队进攻，中国军队防守，而坦克这种武器，完全是进攻性武器，只有在进攻时作用才能发挥。况且，坦克作战需要步兵协同，对中国军队来说，步兵的布置与节奏常会被日军打乱，这样一来，即使坦克部队在局部有可能发起进攻，也缺乏步兵的跟进，孤军冲入日军阵地，而被日军炮火打坏。
在信阳，胡宗南军团主力第1军跟日军第10师团冈田支队打了一仗。
胡宗南本来想包抄冈田两翼，但不料第10师团主力在筱冢义男率领下很快前来增援，部队右翼遭日军袭击。
为支援胡宗南，蒋介石叫军委会从湖南把驻留在那里的炮兵第15团调往河南。本来胡宗南这边已经有炮兵第11团了，对重炮不足的中国军队来说，像炮兵第11团、第15团这样的独立炮兵部队，是军中绝对的王牌，团长是相当于师长的，像炮兵团长出身的彭孟缉等人后来都成为蒋介石身边的骨干人物。
胡宗南身边一下子有了两个独立炮兵团，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待遇，从这个细节处也确实能看出他的地位。
信阳之战中，胡宗南主力董钊第1师防守的罗山一线战斗尤其激烈，激烈到部队长都开始说胡话了。
在一次进攻前，日军阵地上烟雾缭绕，疑似又在施放毒气。在指挥部里，炮兵连长叫第15团的副营长湛先治闻一闻是不是毒气，湛营长愣了一下，说：“你给我一个防毒面具，我就去闻。”
一下子把周围的人都说笑了。
那名连长也笑了，说自己不是那个意思。
湛先治说：“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别废话了，快带弟兄们进入炮位吧！”
胡宗南的一个团长在9月12日擅自放弃了信阳，已经返回战区的李宗仁叫胡率部向南移到位于桐柏山的平靖关，掩护战区大军向西转移。但胡宗南根本不买李宗仁的账，这一点比汤恩伯还绝，连搭理都没搭理，就直接带着部队往南阳去了。
按蒋介石的脾气，没有命令而放弃城池，无论军长，还是师长都是要枪毙的。一年后，在西安召开江北各战区师长以上军事峰会，检讨武汉会战，蒋介石当面质问放弃罗山的第124师曾姓师长，吓得后者魂不附体，说如果不撤退的话，全师有被歼灭的危险。
蒋介石的回答是：“只有不打仗，你的师才会不被歼灭，难道就不打仗了？”
在即将成为又一个被枪毙的师长时，曾姓师长的上级孙震站出来讲情：“放弃罗山的将领固然有罪，那么放弃信阳的呢？”
这确实问住了蒋介石。
当时的日军不知道胡宗南直接往南阳撤了，为确保攻占地势重要的平靖关，第3师团派出上村支队前去助战，但实际上第10师团的骑兵联队此时已冲过这一隘口。就这样，第10师团在前，第3师团在后，一路向平汉线上的要冲——花园火车站疾进。第16师团在藤江惠辅的指挥下，也攻占鸡公山下的另一隘口武胜关。
武胜关、平靖关，都在河南与湖北的交界处，一个靠东，一个靠西，自古就同属于天下九关之一，地理位置非常之重要。现在两关皆失，湖北面向河南的大门洞开，江北的战场到这儿就不好打了。
此时李宗仁的司令长官部刚从夏店（湖北大悟县，距武汉只有60公里）转移到不远处的陈家庄。李焦灼万状，入夜后无法入睡。仿佛是第六感在提醒他：这个地方也不能待。
李宗仁下令连夜开拔向西转移。
参谋长徐祖贻还在睡觉。接令后，问：“长官一向镇静，如何今晚心神不安？”
李宗仁也说不出缘由，只催促大家马上撤。
黎明时分，李宗仁一行抵达安陆。就在李宗仁带人走后两小时，日军一个大队的骑兵就包围了陈家庄。
日军骑兵冲过平靖关后，切断了花园火车站到襄樊的公路。南北日军实际上在平汉线上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武汉会战，蒋介石意在武汉之外与日军搏杀，留驻武汉三镇的军队并不多，算起来只有郭忏兼职的第94军、方天（黄埔军校2期，江西赣县人）第185师、方靖（黄埔军校潮州分校2期，江苏江都人）第13师，都是陈诚的嫡系。
9月19日，已是初秋，但武汉的天气依旧热得叫人喘不上气来。第13师正在武汉外围修建防御工事。
下午4点，师长方靖突然收到蒋介石手令，命其率部队乘坐150辆卡车，于当日急赴湖北与河南交界的宣化店阻击日军，因为前面平汉线上的柳林车站（信阳南20公里）发现了敌情。
淞沪会战时，方靖在夏楚中第98师做旅长，经历了弹肉横飞的3个月。打完上海战，夏升任第79军军长，方则做了其属下第76师副师长。到了7月，由于从徐州战场上撤下来的第13师师长还没归队，仍在失踪中，所以陈诚一纸调令过来，叫方靖去周碞第75军第13师做师长。本来是提升了，但方靖觉得更习惯在夏楚中这边干，因为夏是他的老长官，脾气也对路，他和彭善本就是夏手下的两员大将，对第13师情况则不太熟。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5年前他曾被第13师扣押。
当时，作为第98师旅长的方靖，正在江西围攻红军。在一次战前，到临川督导部下（“土木系”另一大将罗广文）。为躲避红军袭击，当晚方靖坐了辆装甲车，不成想跟驻扎在临川城外的一支部队产生误会，发生了交火。这把临川城里的人吓坏了，以为部队发生哗变。谁在城里呢？蒋介石和宋美龄。
最后事情搞清楚，方靖也被扣押起来，关在临川城里的师部。而城内的驻师，正好就是第13师。这个第13师，也算得上是蒋介石的嫡系了，早年在广东组建，历史也比较长，凡是这样的部队，各部队长之间都有盘根错节的关系，方靖现在跑到这个师做师长，实在怕指挥不动。
方靖虽然是陈诚第11师出身，但跟何应钦私下关系也不错，因为方靖是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毕业，当时何是分校代校长。加上此时陈诚正在前线视察，所以方靖很自然地找到何应钦，随后两个人有一番对话。
何应钦说：“第13师也是早年成立的老队伍了，战斗力不弱。”
方靖说：“只担心下面各行其是。”
何应钦说：“这有何难？”
方靖说：“愿闻高见。”
何应钦说：“我帮你把第13师的一个旅长调到军委会做高参，剩下的一个旅长，你到任后，把他提为副师长。至于那4个团长，你选两个，一个升旅长，一个升副旅长。这样的话，还空出一个旅长、一个副旅长和两个团长的名额，再从你的老部队里带过来4个人，往里一塞，不就全摆平了吗？”
方靖笑了。
兵贵神速。
方靖带着第13师官兵乘卡车由武汉直趋位于湖北大悟县的宣化店。抵达后，虽然在附近与日军第3师团一部接战，但终不能挽回柳林车站的失陷，平汉线被切断是倒计时的事了。
李宗仁的日子不好过。
按军令部命令，胡宗南的部队划归第5战区，但胡有自己的傲慢劲头，很少主动跟李宗仁联系，更别说汇报敌情了。李宗仁先是在台儿庄叫汤恩伯搞得不痛快，现在又被胡宗南欺负，当时如果他在电话里对胡宗南说：“中央军不要太气盛！”那么胡宗南一定会回：“不气盛叫中央军吗？”
在豫南战场上，张自忠的表现依旧不错，率第59军支援商城的于学忠，但至罗山时商城已失，继而在潢川、息县一线阻击日军多日。任务完成后，张亲带手枪营和一团步兵掩护大军转进，一如徐州战场。由于再次出色完成掩护任务，张自忠受到军委会嘉奖，升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第77军和曹福林第55军划归他指挥。受命时，张自忠说：“军人为国家为民族战，应抱必死决心，贪生怕死，是军人耻辱。”
没有决绝的思想，只有决绝的行动。张自忠在用一点一滴的行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
出平靖关、武胜关后，日军走应山、安陆、云梦、孝感、汉川，在大别山东北作战的中国部队就将被包围。所以军委会电令李宗仁迅速指挥部队向西北转移，同时提醒李宗仁，大别山仍需留一支部队。
李宗仁把两个老部下李品仙和廖磊找来，说军委会有令，留一支部队在大别山打游击，问他俩谁能留下。李品仙还是比较滑的，他一声不吭，担子只好压给廖磊（此后廖磊在大别山苦心经营，到1939年10月，因积劳成疾，竟过早地去世）。
在柳林车站被日军攻占后，江北的局势迅速恶化了。
接着说宋希濂。他接孙连仲电话，后者要他从小界岭一线经花园、云梦、京山撤向钟祥以西。此时第36师和第88师的伤员已被两师师长带到襄樊休整，两师剩余有战力的人员由宋希濂亲自带领，沿黄安到花园的公路西退，
直到这时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日军第13师团和第16师团才突破大别山，分别向孝感和花园附近的京汉线突击。
经历了上海和南京的撤退，宋希濂在这方面已经非常有经验了。当然，这并非贬义。
天上有日机呼啸而过，但没攻击他们，而是飞向西南。宋希濂判断，他们是去轰炸那里的桥梁去了。
到了花园，宋希濂得知钟松率部没向钟祥撤退，而是往孝感方向去了。此时，各路退下来的人马云集花园火车站，那些群龙无首的都加入了宋希濂的部队，希望宋带他们跳出日军的包围圈。
花园不仅是交通枢纽，还是中国军队重要的补给地，存放有大量武器、弹药、军粮。为避免落到日军之手，军需官吆喝着叫经过这里的军队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有健壮的士兵，一个人背了两三挺轻机枪。
宋希濂判断：如果此时再向西行，情况反而不妙，因为安陆方向已传来枪声，不出意外的话，日军已攻占安陆。北面一带暂无敌情。在这种情况下，宋希濂果断下令顺原路向东走，一小时后再折向北面，转天抵达宣化店、三里城。
三里城行人如织，一点战争的气氛也没有。当地军需官告诉宋希濂，这里还有两千多包军粮，这叫连续行军、饥饿不堪的士兵大喜过望，因为除了吃的外，连带的都有了。
宋希濂带着这一万多名老兵，于夜间穿越信阳到潢川的公路，经息县到达河南驻马店。
蒋介石一直在关注第71军的处境。当宋希濂在驻马店电报蒋介石说已跳出日军包围圈时，蒋大喜，命其到南阳休整。
两年后，宋希濂军驻河南灵宝，在纪念“七七抗战”两周年的全军大会上他说：“淞沪鏖战，予贼重创。富沙歼敌，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嗣当激励士气，功期再战，驱逐倭寇，还我河山，余之愿也。”

第五章 寒冬将至（1938年7月~1938年11月） 东京蜗牛与巨型碉堡
正如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松浦淳六郎的第106师团也不是唯一被打得叫苦连天的师团，跟它同病相怜的还有伊东政喜的第101师团。
第101师团虽然跟第106师团一样都是由预备役士兵编成，但由于早一年侵入中国，且有上海、杭州、徐州的作战经验，所以这支东京部队的战斗力当在第106师团之上，但仍被打得有点晕。
冈村派伊东带人向星子方向攻击，是想直插德安，包抄中国军队的后路。在8月21日攻占中国最美丽的县城——星子县（背靠庐山，面对鄱阳湖，白鹿洞书院所在地）后，这个师团一直沿破损的德星公路前进。
星子到德安的公路有多长呢？38公里多一点。但第101师团从星子到德安打了多长时间呢？两个多月。这几乎已经创造了日军进攻最缓慢的记录。尤其在庐山东西牯岭被叶肇第66军等部队拦截，还搭上一个大佐联队长的命。
后来武汉在10月25日都已经陷落了，这个师团仍没打进德安。
什么是东京来的蜗牛？这就是了。
这个事说明什么？除第101师团战力有问题外，主要还是因为武汉会战吸取了淞沪会战的教训，已经开始注意阵地的纵深配置，正如薛岳在《抗战回忆录》中所言：“……德星公路方面，原已筑成多线预备阵地，自星子到德安，长约30公里，与敌101师团苦战两月，节节抵抗，未尝不战而弃寸土，实得力于多线预备阵地，及守备部队之坚忍沉着，保有转移阵地之自由，此在持久战之指导，似尚得要领。”
前面说过，在赣北战场，薛岳有个作战原则：北守西攻。
北守就是扼住从德安到星子间的公路。只有北面守住，瑞武路方面的攻击包括两路之间的万家岭围歼才会从容。进一步说，这关系到江南日军对武汉的合围速度。而庐山，正是德星路上的一个楔子，一个天然的巨型堡垒。
华夏自古多名山，单从自然景致上讲，如果说哪座最奇秀，可参与竞争的有很多，除了庐山外，长白山、终南山、华山、黄山、衡山、天台山、雁荡山、峨眉山、青城山、梵净山、武夷山……可以列出一串名字，但从文化的角度说，集自然之美与文化之胜，或者说综合实力最强的，无出庐山之右者。
屹立在鄱阳湖畔的庐山实为华夏第一文化名山。
从东晋慧远大师建东林寺，到朱熹讲学的白鹿洞书院，庐山集佛、道、儒历史胜地于一体，慕名游庐山的名人数不胜数：陶渊明、王羲之、顾恺之、谢灵运、李白、王昌龄、孟浩然、白居易、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陆游、朱熹……庐山之美，中外皆知。至晚清民国，有25个国家风格的别墅建于庐山，形成风格迥异的中西建筑群，很多西方人都居于庐山，开战后仍滞留于此的英、美、法、德、意侨民仍有百余人。
庐山四季清凉，为民国避暑胜地之首。
蒋介石非常喜欢庐山，自定都南京后，每到夏天就带着人到庐山办公，所以庐山可以说是国民政府的夏都。算起来，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蒋介石有十多个夏天都待在庐山，光是重要的军事会议就召开了十多次。1937年的7月17日，蒋在庐山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上发表的宣言还历历在耳：“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武汉会战开打后，蒋介石特别跟陈诚讲到庐山卫戍的问题。同时，发电报给南昌的薛岳，令其转副司令叶肇：
南昌。薛总司令转叶副总司令伯芹兄：前线辛劳，将士牺牲，无时不为之痛愤。对于东牯岭之苦战恶战，尤为怀念不置。庐山为长江保障，无论战况如何变化，庐山必须由我军掌握。日军炮兵向庐山轰击，万一南浔路各处失利，则兄部应即以庐山为中心，发展运动战，使敌不能向南向西直入，此时应尽量囤积粮米，作三个月之用为要。但此非常人之任，故特赋兄以此重任也。务希竭尽职责，完成使命，必得最后之胜利也。中正手启。
蒋介石关注庐山，有军事上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他太看重这里了。
薛岳和张发奎两兵团云集九江、庐山一带，而九江在地理位置上没法死守，一旦九江陷落，它旁边方圆300里的庐山，当然就成为掩护大军转进和阻击日军的天然堡垒。
1938年7月21日，陈诚带着他的战区参谋来到庐山，在莲花洞召开张发奎第2兵团师长以上军事会议，商讨南浔路的作战问题。
在会上，陈诚问：“你们知道日军现在是怎么笑话我们的吗？”
众人鸦雀，张发奎也下意识地摇摇头。
陈诚说：“日本人说我们的陆军只有一个师的人。”
大家没明白。
陈诚接着说：“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部队只会一个师一个师地单独作战，而不知友军之间协同作战，不能发挥大军的优势所在，结果上百个师只等于一个师！”
陈诚继续说：“原因何在？首先是自私！只知道保存自己的力量；其次是没有一个现代化的作战头脑。所以这次打武汉会战，无论是江北还是江南，无论是大别山还是南浔路，友军之间的协同特别重要！”
会后陈诚在庐山地图上画出一条防线，交给自己的参谋处长刘云瀚（黄埔军校7期，江西大余人），叫他前往九江联系驻守在那里的江西保安第3团、第11团，命令他们立即从九江转赴庐山守备。
进入夏天后，作为第9战区司令长官兼武汉卫戍司令，陈诚忙得恨不能长出三头六臂，除了拟定作战计划，调度军队外，他还要到防区视察军情。6月底，他已经整整走了一遍江防要塞。而比陈诚更忙的，则是身兼两个参谋处长之职的刘云瀚。
刘云瀚是“土木系”重要成员，这一年才27岁。早在18岁，他就考上黄埔军校，后来又上了陆军大学11期，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一年前中日开战，他由陆大教官出任第15集团军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科长，在陈诚手下负责作战事宜。刘本来就出生在一个知识家庭，进入军校后经过锻炼，显示出很高素养，加上其头脑精明，思路清晰，很快被陈诚看中，一路不断提拔，后将其放在嫡系第18军第11师，由营长升为团长，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爆发前，再被陈诚提拔，出任武汉卫戍司令部参谋处少将副处长和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长之重任。
7月23日深夜，刘云瀚带着两名卫兵，骑战马从庐山前往大敌当前的九江。
路程不是很远，20公里不到。一路上，除了匆匆布防的军队，就是从九江方向来的难民，他们逃难的方向正是庐山。
刘云瀚不免担忧。
九江已是一片混乱，城内外守军严阵以待，保安部队正在疏散居民。刘云瀚携带着画有防线的庐山地图找到李汉魂（保安团归李汉魂节制），出示了陈诚的手令，随后在江边找到正在布防的江西保安第11团团长胡家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江西新建人）和第3团团长邓子超（黄埔军校1期，江西石城人），叫他们立即向庐山转进，用坚守加游击战的方式，在那里拖住部分南下日军，作为牵制力量配合武汉的会战。
刘云瀚知道胡家位是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外甥，有这层关系，刘一度担心胡会打退堂鼓，找个借口溜到后方。
显然他多虑了。
胡家位说：“我等人必定坚守庐山，没有上级命令，寸步不移。”
刘云瀚说：“保安部队为地方上的准军事力量，武器本身就不济，但胡团长意志如铁，云瀚佩服，必当向长官部汇报，给你们充足的弹药。”
就在刘云瀚走后的第二天，波田支队就扑到九江城下。
胡家位和邓子超两位上校在忙完眼前的任务后，带着保安团星夜赶往庐山。
上山后，胡家位的第11团团部设在庐山中心牯岭图书馆，防守庐山东面的五老峰、太乙村、三叠泉一线；邓子超第3团团部设大林路，负责防守庐山西面的汉阳峰、剪刀峡、石门涧一线。
8月11日，擅长游击战的杨遇春（黄埔军校3期，江西瑞金人）上山，统一指挥两支部队。之所以说他擅长游击战，是因为杨以前是名红军指挥员，曾任红12军35师师长等职。但在1933年因故转投国民政府。本来按调令，杨遇春要去顾祝同第3战区指导游击战，路过江西时被“扣”下来，战区希望他能留在更熟悉的江西打游击，就这样被重新任命为庐山守军总指挥。
当时庐山有石砌山路9条，山间小路更多，而两个保安团不到3000人，怎么布置是个问题。不过，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庐山本来作为军政要地，就修有各种工事，抗战开始后，又修建了一批。杨遇春上山后，带领士兵继续修建并加固原有工事，一时间庐山碉堡林立，战壕纵横，一个个观察哨出现在群峰之上。
就在这时候，在星子登陆的第101师团第101联队，在联队长饭塚国五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群马县人）的率领下，向庐山东西牯岭进攻。
我们就从这支部队的军曹荻岛静夫的行程写起。
1938年8月23日，是荻岛接到征兵令一周年的日子。按他的说法，一年光阴飞逝，好像在梦中一样就过去了。但对中国民众来说，八年中的每一天都如缓慢行走的大象的步伐。这是荻岛所无法理解的。
荻岛所在的这个联队的前任队长，是死于上海战的加纳治雄，随后风格彪悍、一脸连鬓胡子的饭塚国五郎接任（当然，他的死期也不远了）。他们坐着船，在两艘驱逐舰和多架飞机护送下，沿长江水道，由镇江，经南京、芜湖、安庆，至湖口。途中两岸要塞的中国军队炮击猛烈，炮弹不时呼啸而过，他们的一艘运兵船被炮火击中，近百名日军毙命，眼前的一幕叫荻岛魂惊难定。
虽已是8月下旬，但南方的气温依旧极其炎热，每艘运兵船上本应容纳一千多人，但结果上来了两千多人，拥挤、闷热加上中国军队不时的袭击，叫日军焦躁不安。为了躲避袭击，他们改由夜间行船，按荻岛日记中的形容，他们的船像几头巨大的黑色鲸鱼“向前猛进”。
1938年8月25日傍晚6点，师团长伊东政喜下令，部队在星子县大板桥登陆。
鄱阳湖的辽阔叫日军士兵叹为观止。在日本国内，最大的湖要算滋贺县的琵琶湖了，但也只有670多平方公里，而当时的鄱阳湖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波光浩瀚，渺无际涯，不知名的大鸟在晚霞中缓缓飞行，那是真正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叠翠的山峰，沙洲与林木，丰美的水草……长江是褐色的，鄱阳湖却是碧蓝色的，在江湖交界的地方，甚至界限明晰，奇异的景象叫荻岛和他的同伴惊呼不已。
就是在这样一个奇妙的黄昏，在这样一个拥有奇异美景之地，在炮火的掩护下，第101师团的士兵开始大规模登陆。
荻岛此时在大队本部任职，由伍长晋升为军曹，他所服务的第2大队长已换到第三任：第一任大队长卯野中佐在上海强渡吴淞时战死，庐山之战打响前，“生性开朗”的大队长足立接到调令，到关东军出任新职，现在继任大队长是沉默寡言的尾家少佐。
日军在8月29日抵达庐山脚下，此时保安团基本上都在山上布防，庐山脚下是第66军，谭邃接替叶肇为军长，辖第159师师长陈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广东顺德人）、第160师师长华振中（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始兴人）。
一开始的时候，庐山战虽然不是太激烈，但却是非常有特色的。按日军的说法，中国军利用天险地形，像猿猴一样神出鬼没。重武器虽然少，但是用捷克枪的狙击极为准确，给日军造成很大麻烦。战斗中，饭塚国五郎的坐骑被击伤一目，饭塚当即从马上掉下来，把他的亲兵吓得目瞪口呆。
这是个不祥之兆。
日军开始使用催泪瓦斯。高纯度辣椒和芥末提取素叫中国士兵睁不开眼睛，面部皮肤、呼吸道如火烧般刺激，喷嚏、咳嗽不停。5天后，荻岛所在的部队才进占秀峰寺。
秀峰位于庐山南麓，是香炉峰、双剑峰、文殊峰、鹤鸣峰、狮子峰、龟背峰、姊妹峰等诸峰的总称。当地人有这样的说法：庐山之美在山南，山南之美在秀峰。这一点，荻岛也发现了。
这是短暂的战斗间歇。
荻岛发现西面半山腰，苍松翠柏间，挂着几十尺高的瀑布，而流水蜿蜒曲折，经过他们眼前的寺院。这就是大唐李白诗中的庐山瀑布么？第101师团来自东京，以第1师团的预备役士兵组成，虽然战力平平，但整体文化修养却相对高于其他几个师团，几名教师出身的鬼子凑在一起议论不停。
此时他们身处庐山鹤鸣峰下，面前的秀峰寺是庐山五大寺院之一，建于南唐时代。他们所看到的瀑布，是庐山著名的开先瀑布。李白诗中的瀑布还真是这条瀑布。瀑布流水至眼前，那水是荻岛踏上中国土地后所见到的最清澈的。很多鬼子用水壶装水，另一些鬼子则开始冲凉。
一时间，他们似乎忘记中国军队的枪口，四周陷入巨大的寂静。除流水声外，就是空山鸟鸣。
战争是残酷的，但又是微妙的，这种微妙体现在入侵者片刻的失神中。他们在想什么？寂静当然是短暂的，大片乌云聚集在庐山上空，一场大雨是避免不了的了。
荻岛的大队长尾家告诉他，一个榴弹炮分队遭中国军的迫击炮轰击，全军覆灭。
尾家话音未落，一发炮弹落在300米外的屋舍，整个屋顶被掀了起来。显然，高处的中国守军判断屋舍里有日军的指挥机构。
一时间枪声大作。这时候，雨点也砸了下来。
战斗重新开始。尾家大队摸索着前行，途中又遭中国守军的捷克机枪的猛烈阻击。黄昏迫近时，离中国军队守卫的一座高地只有200米不到的距离了。这时候，大队的子弹几乎打光。尾家派荻岛带人去联系后面的辎重部队，领取弹药。
9月3日凌晨，尾家大队开始向庐山西北高地发起进攻。
此前荻岛给部队发了饭团、栗羊羹、汽水和香烟。这些日子，日军基本上靠挖红薯和芋头果腹，渴了就喝溪中的流水。
在阵地上，荻岛看到了第101联队的联队长饭塚国五郎大佐。
多日连续行军和作战已使饭塚疲惫不堪，原本就留连鬓胡子的他，胡子更长了。饭塚对他的大队长尾家说，如果攻击部队看到高地上的中国军开始溃逃，就立即冲锋，打白刃战。但没想到，这天下午，联队传令兵来到尾家大队，顺便通报了联队长饭塚国五郎的死信儿。
饭塚死时，日本著名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他身边，此外还有几个随军记者。
小俣行男后来以《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而著名。开战前一年进入读卖新闻社，1938年1月开始随军采访，武汉会战开始，小俣紧随第11军，在各个部队穿插，曾跟第6师团派跑了一阵，后来又转到江南，跟同事分配任务时，本来有两个选择，一是跟随第9师团行动，二是跟随第101师团行动，最后他选择了后者。因为他觉得这个师团遇到的麻烦会不少，对记者来说可写的东西也就更多。
不过，小俣也没想到，这个师团的麻烦也太多了，光在星德公路上就耗了两个月，而且他们几个记者还把联队长饭塚国五郎大佐送上了西天。
饭塚之死非常具有戏剧性。
在东牯岭，饭塚面对第66军华振中第160师，连续进攻均不得手。一时间，两军对峙起来。这时候，包括小俣在内的随军记者庐山采访团来到前线，有文字记者，有摄影记者，还有拍战场纪录片的。
因前进受阻，饭塚心思没在采访与拍摄上，但对于东京来的记者，他又没办法拒绝。这天午后，在答应两个摄影记者拍战地写真后，他们来到联队队部外秀峰寺西面的一个山坡上。天气特别炎热，饭塚脱掉军服，只穿了个白衬衣（日军从将领到士兵，衬衣基本上都是白色的，只有少部分是土黄色的）。
饭塚的副官提醒，白色衬衣目标太明显了，意思是叫饭塚最好穿上军装，但饭塚觉得没什么问题，而且他戴着钢盔呢。记者先拍了一组饭塚拿着望远镜瞭望的照片，最后又拍了一组拄着军刀的，最后拍了一组挥舞军刀的。
记者虽然知道前线危险，但显然低估了其危险程度，也低估了中国士兵的本事。对于饭塚来说，同样是这个问题。一句话，大意了。但如果他命好的话，那也没关系。但饭塚最近脸色发青，印堂发暗，不久前所骑战马还被子弹击中。
就在饭塚摆着挥刀姿势时，一支步枪已经瞄准了他。
饭塚所在山坡对面500米开外，是华振中第160师的步哨。两名监视敌情的哨兵发现了对面山坡上奇异的一幕。开始两人吓了一跳，以为日军又开始进攻了。但再一看，那个鬼子又把挥起的军刀放下了，然后扭过头跟身边的人说着什么。
其中一名哨兵瞄了好几次了，虽然他无法断定饭塚的军衔，但由于看到他一会儿举起军刀，一会拿起望远镜，就知道至少是个中队长。稳了一下心神，他扣动了扳机。
这是极为精准的一枪。子弹从饭塚前胸射进，打穿了他的心脏。饭塚没挣扎一下就滚落山坡，死了个结实。
那名哨兵不知道自己刚灭了一个头狼，所以没事人一般继续监视敌情了。
第101师团的悲剧还没完。就在饭塚国五郎被“枪毙”后不久，一场叫日军陷入悲惨世界的金轮峰争夺战开始了。
金轮峰位于庐山南麓，山势尤为险峻，这里乱石横生，藤树蓬勃，而峰顶平坦，呈圆形。上面有座叫舍利耶的铁塔，最初为石塔，建于三国时期，到明朝重铸为铁塔，屹立在峰顶四百多年。最高海拔虽然只有700多米，但由于四周山峰不高，也就使顶有铁塔的金轮峰显得十分突兀。
庐山战打响前，第160师师长华振中在金轮峰上布置了阻击部队。
饭塚死后，备受哀荣，给他拍的纪录片也就成了绝版，一度在东京影院放映，成了1938年秋天的热门亡魂。接替他出任第101联队长的，是布施安昌大佐。此人上任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倾联队之力攻占金轮峰，拿下南麓的这个险要据点。
从9月10日打到24日，日军向金轮峰发动了12次攻击，但都被占据有利地形的第160师打下来。仅在此山峰，仰攻的第101师团就伤亡两千多人。由于是险峰争夺战，所以日军把能想到的爬山方法都想到了，第160师的战士们则把能想到的据守的方法也都想到了。
战斗激烈倒不算什么，对日军来说最头疼的，是这种高峰争夺战的艰难困苦，所以打着打着，中日开战以来从未出过的情况出现了：日军的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借口下山取水，偷偷溜到后方的野战医院去“休养”。要命的是，这种情况在各个中队都出现了，而且人数一直在上升。
为此，联队长布施下达了一道命令：没有中队长的允许，任何人不得下山取水。到9月12日晚，日军雪上加霜，几名菜鸟慌乱中操作失误，把自己的榴弹炮给弄爆炸了，当场炸死7人。
一年前，这支由预备役人员组成的部队从东京出发前，陆军参谋本部的井本熊男特意去看了一下，回来后表示：第101师团军事素养堪忧。后来果然在淞沪会战中伤亡最惨重，居各师团之首。
东京的士兵类似于大阪的士兵（第4师团），虽然战斗力不怎么样，但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当然，这也不难理解，毕竟是大地方出来的人，所以他们是瞧不上什么仙台兵、金泽兵和熊本兵、广岛兵的；进入他们眼里的，或许只有大阪兵和京都兵，但问题是京都兵很强，这又是东京兵比不了的。
面对第160师的阻击，日本人在庐山陷入晕头转向和悲苦中。
9月12日夜，荻岛静夫军曹上了5次厕所。转天一大早就起不来了，一种半生不死的感觉笼罩了他。实际上很多士兵都陷入这种状态。由于后方补给线不时中断，他们的粮食成了问题，士兵们在战斗间歇需要干农民的活儿：跑到地里去挖红薯。荻岛一口气吃下5个后，才稍有些好转，看来是饿的。
无论日本士兵还是中国士兵，在漫长的前线生活中，疾病都是躲不掉的。此时拿第101师团第101联队来说，一线上的军官非死即伤，另有一半士兵不是死伤就是患了痢疾，躺在战壕里苦苦呻吟。
布施联队长一再下令强攻，但下面的部队长接到命令后，在进攻中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夜里日军只能在山坡上露营，用荻岛静夫的话说，看着庐山皎洁的月亮，在疲倦中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此时荻岛还在大队本部，负责跟后方的辎重兵联络，保持弹药的及时供给。由于新任大队长尾家是个事无巨细的家伙，所以搞得荻岛特别得累，开始“怀念”起前任大队长足立那种“大胆放手”的指挥风格。
这一回，荻岛静夫是真的病了，主要是打不起精神来，食欲开始不振，但也不发烧。后来军医景村告诉他有可能得了肠胃粘膜炎。两个人蹲在草坑儿里，聊了起来。
荻岛：“不会吧。”
景村：“怎么呢？”
荻岛：“虽然没啥食欲，但我还是想吃馅饼和罐头。”
景村：“你别做梦啦荻岛！我断定，至少半个月是吃不到这些的！”
荻岛：“吃到红薯也好啊，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了中国的红薯，太好吃了。”
景村：“我觉得你小子神经啦！”
但此时庐山谷底里农民种的红薯，基本上已经被日本士兵和中国士兵挖没了。
话说直到9月23日，在援兵的帮助下，日军才完全攻占金轮峰山腰。在日军欢祝时，第3大队的牧野少尉和十几名士兵意外地从山上滑了下去……
转天，第3大队向峰顶发起攻击，但被打了下来。25日，第2大队再攻，仍没成功。为了加强火力，日军在当天把野战重炮运到半山腰。但糟糕的是，由于士兵技术不精，所发射的数十枚炮弹竟没一枚打到峰顶。
这个消息叫布施大佐极为恼怒，他觉得确实丢人了。
随后日军又调来高射炮。用冈村宁次后来的说法，用打飞机的高射炮攻峰顶，这样的战例是绝无仅有的。但问题是仍没得手啊。
9月27日，第3大队再攻金轮峰，仍不得手。此战中大队长川上重伤。当天夜里，不等日军喘息，山顶上第160师拿出一个营对半山腰的日军第3大队逆袭，在很多有关正面战场的记叙中，这场逆袭被遗漏掉了。其实这是场非常漂亮的夜战，日军第101师团第101联队第3大队的机关枪中队一个没活，另外两个步兵中队也几乎被一锅端。这一战，有接近400人被华振中的部队击杀。
从8月29日到9月29日，整整一个月过去了，日军战事进展迟微。
金轮峰上的阻击只是庐山阻击战的一个缩影。在金轮峰上，第160师一次次把日军打退，到后来，第101联队长布施安昌还差点被打死。华振中指挥部队是很聪明的，在山峰上设置炮位，不时轰击一线后方的日军部队，也就是遮蔽式攻击。由于弹药充足，所以每时每刻都在寻找目标，最大的战绩是一炮把第101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击伤。伊东被拉回九江治疗，旅团长佐藤正三郎火速代其指挥庐山的部队。
在万家岭，薛岳集合10万大军围歼第106师团，而在金轮峰一线的中国守军只有华振中一个师。用荻岛静夫的话来说，金轮峰之战比一年前在上海强渡吴淞河之战更激烈。在上海，在南京，尤其是南京突围中，这支广东部队就表现突出，此时在庐山战力又如此之强，实在令人惊喜。
当然，也不应忘记庐山上的保安部队。
如果说庐山战前期是第160师在消磨日军，那么到了后期则是上山的保安团跟日军周旋了。而且，在华振中的部队跟日军打得最激烈时，杨遇春派一个加强的机枪连，以超过30挺机枪的火力去支援在东牯岭作战的第160师。
10月间，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蒋经国上山慰问守军。
蒋经国是抗战爆发前回国的，此前在苏联学习和生活了12年之久。抗战爆发后，蒋经国任江西赣县县长，后转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此时，冒险穿越日军封锁线，上山激励孤军。
蒋经国在庐山住了一周。下山前一天，他召集营以上军官在五老峰上升起国旗。
1938年10月4日，由于第66军被抽调到万家岭参加围攻松浦师团的战斗，所以完成补充的第101师团趁机猛攻隘口街。这里既是星子通往德安的隘口，也是上庐山的主要通道。在承受了日军6000多发炮弹后，隘口街在9日终于失守，庐山至此成为孤岛。
10月7日，佐藤正三郎下令师团发起对庐山的全面进攻，一时间山谷中枪声大作。担负攻打金轮峰的是荻岛静夫所在的第101联队第2大队。
秋天的庐山，林木飒飒，天空高远，用荻岛的话来说，如果没有炮弹袭来，就可以在这里野游了。他的内心似乎充满遗憾。但凭什么没有炮弹袭来？富士山也同样美丽吧？如果中国的士兵出现在那里，会不会有日本的炮弹袭来？很多时候，不是日本士兵不反省事情的因果，而是这个民族奇异的心理结构和认知逻辑使他们认为：眼下的一切都本应就是这样。这种无法理解的头脑是他们的致命伤，也是他们以后悲剧性命运的真正由来。
正规军撤离庐山后，保安团漫长的坚守开始了。
保安团上山时是盛夏时节，大家都穿着单衣，转眼到了深秋，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庐山上异常寒冷。开始的时候，弹药虽然充足，但日子久了当然挡不住。10月21日，杨遇春通电全国：“山中气候酷冷，各方经济断绝，衣食缺乏，各部官兵皆赤足单衣，忍饥挨饿，在狂风暴雨中，昼夜与敌周旋。”
直到武汉会战结束，甚至到1938年都结束时，日军还是没能拿下庐山。
蒋介石关注着庐山，他叫陈诚想方设法派人穿越日军封锁往山上运粮食和弹药。
直到1939年春天，南昌陷落后，日军第101师团再攻庐山。因任务已经完成，杨遇春接到第9战区作战科长赵子立的电报，叫他们突围下山，向岷山方向转进。
4月17日，邓子超第3团成功突围。转天日军攻占牯岭。胡家位那边，打到18日夜，正要被日军合围时，突降大暴雨，进而引发山洪，水深没过膝盖，日军一时被阻拦，而第11团趁雨夜突围，天亮时撤下庐山。按胡家位回忆，大雨过后，漫山的杜鹃花盛开，战士们掐杜鹃花充饥，穿过南浔铁路，也抵达岷山安全地带。
从1938年夏到1939年春，守军卫戍庐山将近8个月，这本身已是奇迹。正如赵子立分析的那样：没有庐山的坚守，就不可能有金官桥、东西牯岭、隘口街的长久防御，就不可能有第106师团迂回到万家岭被歼这件回事。

第五章 寒冬将至（1938年7月~1938年11月） 危情时刻
田家镇被攻占后，武汉的陷落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吸取南京战的教训，在战事趋向高潮的9月中旬，陈诚找到代替他出任武汉卫戍司令的罗卓英，设立了渡河指挥部。由船舶运输总司令部出人，负责运送部队渡江，在江边设立了4座专用码头，每个码头每天至少保证10艘轮船在岗。由于武汉会战在外围进行，留在武汉的部队有限，最后这4个码头南北转运的军队也不过一万来人。
此时，武汉市面上并没有太紧张的气氛。早在1938年春，武汉市民和机关向大后方的疏散就开始了。8月中旬，蒋介石又再次下令疏散，所以此时城内除军事人员外，滞留的市民虽然还有，但数量已经有限了，加上没有死守武汉的意思，所以市面上并没有窒息感。正如黄鄂要塞司令部总台副瀛云萍所言：“武汉撤退不像南京那样乱，损失也不像南京那样大，重要的物资早已撤走，是一次有准备的撤退。”
因为蒋介石有一个机关和市民撤出武汉的命令，所以在8月中旬冈村宁次拿到这个情报后进行的“敌情分析”认为蒋介石要死守“对于国民政府来说至关重要的武汉”。实际上，打到这个程度，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层层消耗日军而非决战武汉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但冈村出乎意料地误判了这一点。
南京的畑俊六和东京的参谋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他们又会碰到南京那样的战斗。不过，冈村到底还是聪明人，到9月初已发现情况不对，他重新审视江南江北战局，认为“武汉驻军寥寥，而蒋介石似乎无意再调军队入围武汉城市”。
田家镇陷落后，1938年10月11日，波田支队已打到华容镇（鄂城），海军已过团风（黄冈）。
进入10月下旬，武汉三镇的陷落已不会超过一周了。
10月23日晚，船舶运输总司令部召集紧急会议，宣布江防工程部征调的2800多吨钢铁材料，经水路转移到汉水上游的宜昌做城防之用，搬不走的沉于长江，以免被日军利用。关于长江上游的船只与开往湘江的船只，一律规定最迟在10月26日开出，之后的报运机关和请运人员将被一概谢绝。
这个司令部是在南京下关成立的，专门负责水路运输任务，最初司令是庄达少将，后由交通部长、军委会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兼任，庄改为副职。南京陷落前，司令部抢运出大量物资。武汉由于处于水路枢纽位置，会战开始后，这个部门的工作也就更加繁忙，主要是往上游宜昌和重庆转移物资和人员。但船舶运输司令部的船只有限，于是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民生公司卢作孚的船队发挥了重大作用。
司令部会议的这个布置，使参加会议的人员意识到：10月26日是撤离武汉的最后一天！
开完会，司令部秘书陈良屏来到大街上。人已经很少了，只有军车不时呼啸而过。
船舶运输总司令部既负责军需品转移，也负责市民和商业机构转移，只要提出申请都一一满足。当然，也有不愿意走的，只好听任了。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4月的台儿庄大捷后，很多原本离开武汉的市民认为局势已经好转，日本人不会攻打武汉，所以不少人又重返三镇。再有就是，苏联志愿飞行队在武汉空战中曾一次性击落27架日机，导致后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武汉没再遭受日机轰炸，一些观望的市民于是打消了迁走的念头。本来呢，从上游宜昌下来的船，把装载的粮秣和工程材料放下后，任务是接上市民再开走。但春夏之交，由于很多市民不愿离开武汉，导致返航的船只往往是空的，所以才有8月蒋介石的再次下令。
望着武汉街头，陈良屏似乎闻到南京血腥的咸味，他想的是：日军攻占武汉后，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这些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听副司令庄达说，蒋介石此时还没撤离，陈良屏默默舒缓了一下，似乎吃了个定心丸。
尽管如此，当夜他仍几乎一夜无眠。
10月24日一大早，陈良屏到司令部后，听同事们正在议论，说江北的日军已攻取黄冈，黄陂也发现敌情；江南的日军则攻陷樊口和鄂城。
就在这一天，陈诚召集第9战区的众人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崇阳（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召开会议，布置撤退问题。在会议尾声的时候，关麟征和罗卓英吵了起来。
已升为第32军团长的关麟征，本来隶属于汤恩伯第31集团军。但在会上，按陈诚的安排，关的部队和李延年军团调给罗卓英第19集团军指挥。同样属于中央军的关麟征不服罗卓英，觉得自己还是在汤恩伯下面打得顺手（关麟征很傲，也顶撞过汤恩伯，但最终还是认可汤恩伯的）。
几个月前打徐州会战时，关麟征率部向归德撤退，至安徽与河南交界的砀山、杨集间的大桥，在日军于桥对面建起火力封锁线的情况下，关麟征带15名骑兵敢死队员，一个冲锋就冲垮了日军的工事。后来在武汉开会时，蒋介石问关麟征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关麟征只回答了一句：“我是校长的学生。”
蒋介石非常满意，在会上说：“各级部队长就要像关麟征这样，退得下来，冲得上去，身先士卒，何愁敌寇猖狂？”
再后来，关麟征受到蒋介石关照，升为第34集团军总司令，成为继胡宗南后黄埔系里第二位集团军总司令。
关麟征虽然小罗卓英将近10岁，但却不买罗卓英的账。罗卓英呢，虽然是“土木系”二号人物，陈诚的左膀右臂，但并非跋扈之人，面对暴脾气的关麟征，只是不冷不热地点了一句：“这是战区的安排而已。”
罗卓英的意思很明显，并非我想要你“关大刀”。
就这样，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来。关麟征的部下张耀明不免替关担忧。在座的卢汉、李延年、李仙洲、甘丽初、张冲、方靖等人都不说话，只是看着两个人吵。怎么说话呢？一个桀骜不驯，一个是陈诚的影子，事情最后还得陈诚来了结。
陈诚能说什么呢？一拍桌子，吓了关麟征一跳。
关麟征的桀骜脾气，陈诚早就知道，也领教过，那是10年前，当时陈还是他的起家部队第11师副师长，关在他手下做团长，罗卓英则是参谋长。当时罗想联合诸人拥陈上位做师长，问到关时，关表示不屑。后来陈当上了师长，关另投他部，否则关也是“土木系”元老了。
陈诚并不是个记仇的人，所以后来对关麟征还不错。只是此时陈诚觉得关麟征有些过分了，虽然罗卓英脾气好，但在这样的会上，也不该这样叫他下不来台，于是一锤定音，说：“雨东（关麟征字）！你何来急躁？此事已定，服从军令，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会战行将结束，在协作转移上不得出现任何问题！散会！”
回过头来再说武汉。
这几天，船舶运输司令部渡江处和渡河处都很闲，没接到任何渡送军队撤离的任务。军队前些天都已经撤下去了。
武汉江防工事中还留有最后的哨兵，但用陈良屏的话形容，此时“瞭望枪口，寂静无声”。
10月24日午前，司令部所属船只都已开往长江上游，各方面基本上都已撤离完毕。坚持不走的，也不能绑架，但已是寥寥。
武汉三镇已相当于一座空城。
但是，还有招商局的一艘名为“江兴”的大型火轮没走。
按这艘巨轮的计划，将于24日午后两点，接走最后一批离开武汉的公职人员和市民。此外，船舶运输总司令部下面还有一艘速度轻快的小火轮在江边待命，定于当晚9点再撤离武汉。
1938年10月24日下午两点，“江兴轮”装满了人，然后准时开出。这时候，蒋介石还没走。
这一天，日军第6师团前锋已迫近汉口郊区。
很多人认为：蒋介石要面子，别人不催他走，他就不走。催他走的，是他的黄埔学生，也不行，还必须是非嫡系出身的将官，比如军令部长徐永昌这样的。也有人说，是在做样子。“做样子”在中国的词典里是个贬义词。问题只是在于，在日军马上就冲进城的情况下，谁能做这个样子呢？
蒋介石没走，宋美龄当然也没走。
进入10月中旬，大家就都催促蒋介石离开武汉了。蒋介石不走，大家也没办法，只好陪着。侍从室主任林蔚已经口干舌燥，另一位主任陈布雷的话蒋也没听。
这时候，还没撤离的，除了蒋介石外，还有白崇禧、徐永昌等少数高官。陈诚此时在长江南岸的崇阳第9战区司令部，李宗仁长江北岸的钟祥第5战区司令部。
蒋介石告诉林蔚，武汉是国民政府行都，现在抗战即将到新的时期，他需要坚守到最后一刻，借此鼓舞军队和国民。
林蔚和陈布雷互相看了看，也无话可说。
陈布雷怎么想的，林蔚不知道，林蔚想的是：理儿是这个理儿，但问题是，万一被日军抓了俘虏，那这一切就太荒诞了。
但蒋介石固执己见，毕竟是天蝎座。
关键时刻，徐永昌的话起了作用。他再一次告诉蒋介石，必须最晚在10月24日撤离，因为武汉城中已经混入日军便衣队。如果再不走，就真危险了。
徐永昌说：“这不仅仅是委员长一个人的事。”
直到这时候，蒋介石终于答应在10月24日撤离。这时已经是10月23日清晨。
林蔚的心才放到肚子里，但随即又提到嗓子眼。因为跟汉口机场地面站联系后，一时间抓不到飞机。
林蔚脑袋顿时大了三圈。
当时蒋介石并没自己的专机。每次坐飞机出行，都要调中国航空公司的普通商用飞机。武汉陷落前，中航的飞机上下忙活，往重庆、成都和宜昌运送政府要员，加上蒋介石表示要到最后一刻再走，所以一时间中航的人没打蒋介石的牌。当蒋介石决定24日走时，临时抓不到飞机了。
这时候，武汉外围基本上已经没中国军队了。
24日太阳落山后，汉口郊外已经听到日军枪声，侍从室的一行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都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在几乎难以说清的情绪下，汉口机场地面站的留守人员打电话来，要蒋介石一行在晚上7点前赶到机场，很快会有一架飞机降落。林蔚松了一口气。
就这样，在林蔚等侍从室留守人员的簇拥下，蒋介石、宋美龄走出珞珈山寓所旁的防空洞，傍晚6时，一行人的身影出现在汉口机场。
此时汉口机场进行了灯火管制，只有飞机降临前才会打开灯光。
蒋介石、宋美龄、林蔚等人站在黑暗清冷的机场跑道边，遥望着武汉上空的天际。按计划，他们要飞往湖南衡阳。
终于，一架中航商用飞机降落在机场。
蒋介石、宋美龄、林蔚等人上了飞机，飞机立即起飞，在漆黑中向南飞往衡阳。
在蒋介石所乘飞机起飞后，白崇禧乘一辆德式吉普，在少数警卫的保护下，前往武汉西北面的钟祥，到那里去跟李宗仁会合。
在此之前，徐永昌也已经撤离。
该走的都走了。
但蒋介石又回来了。
蒋介石所乘飞机的飞行员是个美国小伙子，刚拿驾照没两年，导航员也是个菜鸟。当飞了一段时间后，导航员满头大汗地用英语告诉宋美龄：“我们迷路了。”
宋美龄说：“为什么？”
导航员说：“现在飞的方向可能不是衡阳，导航系统出了问题。飞机已经盘旋了一会儿，照这个情况下去，到不了衡阳我们的飞机就没油了。即使到了衡阳，也应该是半夜，而我们的飞行员是个新手，大约没办法保证在黑夜中平安降落。”
宋美龄问：“你什么意思？”
导航员说：“看来我们得飞回汉口机场了，需要在那里重新加油和校对飞行航向。”
宋美龄说：“你疯了吗？”
导航员耸耸肩，说：“夫人，机上有您和委员长，我们飞行责任重大。在现在的情况下，为了万全，必须返回汉口……”
宋美龄一闭眼，说：“必须？只能飞回去吗？”
导航员说：“是这个意思。”
宋美龄说：“没别的办法？”
导航员说：“没有。您知道，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很短……”
宋美龄想说她不知道。但有什么意义呢？她只好告诉蒋介石，后者这时候也有点惊了，他想到王牌飞行员刘粹刚因飞机迷失方向撞在城楼上殉难的事。他再次通过宋美龄问了一句：“必须飞回去吗？”
导航员说：“委员长先生，必须飞回去，否则我们无法保证安全。”
一边是飞回去，闹不好被日军抓俘虏；一边是继续往前飞，闹不好空难坠机。你选哪一个？
蒋介石当然会选择前一种。
虽然蒋介石经常坐飞机，对此不憷头，但他也明白，这天上的事都是说不准的。
但飞回去也不那么容易。汉口机场此时已经一片漆黑，而机上与机场地面站的电报联系又一度中断，所以飞机只能在漆黑中盲目地寻找汉口机场的位置。
蒋介石面无表情，只是闭着双眼，他是否想到了最坏的结局？
飞机在武汉上空来回盘旋。难道汉口机场不见了？此时燃油已快耗尽。如果再找不到机场，只能一头撞山了。幸好的是，在最后一刻，他们用电报联络上了机场地面站。最后坚守岗位的职员在机场亮起备用的红灯笼。因为这架飞机刚才飞走后，士兵立即破坏了机场的电力系统。
飞机轰隆着着陆。
跑道边，已经来了一些工兵，他们正准备在跑道上埋雷，破坏机场的各种设施。当地面站的职员发现蒋介石又回来了，一个个的大惊失色，慌忙把一行人接进机场边的房子。
蒋介石听到从汉口郊区传来的枪声，已经开始密集了。
日军第6师团牛岛支队佐野虎太第23联队进抵汉口北郊戴家山了，最后留守的部队为延迟日军攻入武汉做最后的努力。三镇多处起火，城中潜伏的军统人员正在做最后的破坏了，日本正金银行等建筑被破坏殆尽。
当机组人员重新定位好航向，在工兵爆炸机场汽油桶之前，为飞机加满了油。当飞机再次升空时，已经是10月25日凌晨4点了。再过几个小时，日军就进城了。
这是抗战中蒋介石的几次遇险之一。
整个事件像一个玩笑。但无论如何，蒋介石最终还是安全地飞走了。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说“江兴轮”了，它的命运就没那么好了。
就在它开出武汉3个小时后，船舶运输总司令部突然接到白崇禧来电，说此时在汉口日租界还有6座高射炮、500箱弹药和一个高射炮队，叫“江兴轮”立即返航，等守备日租界的部队撤退时，把高射炮、弹药和士兵运送出来。
船舶运输总司令部本来就是为战时运输而设立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白崇禧的命令无可指责。如果说有指责的话，就是这个命令下迟了。白崇禧不知道，此时“江兴轮”上，除载有最后一批撤离的军事人员外，还有大量决定最后一刻离开武汉的市民。
电报中，白崇禧说：“此时倘有贻误，以军法论处！”
也就是说下了死命令。因为当时中国军队缺少对付日本飞机的防空武器，所以白崇禧很看重这批高射炮。没办法，船舶运输总司令部只好叫“江兴轮”掉转船头，拉着满满的一船人，重新向武汉驶去……
要知道，这已是日军攻入武汉的前一天了。
前面说过，除“江兴轮”外，船舶运输总司令部还有一艘速度更快的待命小火轮，叫“建兴”。接送日租界的武器弹药，派“建兴轮”去再适合不过了。大约是因为这艘船太小了，所以最后决定叫大、小两艘火轮同时返航。
“江兴轮”开出武汉是10月24日下午两点，在傍晚5点多接到的指令，回航3个小时，在晚8点多重新停靠在汉口码头。船上的人员尤其是市民陷入巨大的焦虑中。他们都清楚：多停靠一秒就会增加一秒的危险，而这种危险是呈几何递增的。
但此时高射炮守备队还没撤离，士兵们正在破坏日租界的建筑，当联系上他们并将6门高射炮和500箱弹药装上船时，已是10月25日凌晨3点。弹药可以装到船舱，而高射炮却没办法下舱，只好放在船面上，用帆布蒙了起来。
就这样，“江兴轮”重新起航，像个落伍的伤兵一样，奋力向上游开去。
“建兴轮”则显得轻便快捷，最主要的是可以不选择水线，自由地直航，所以开着开着，就甩下“江兴轮”了。“江兴轮”呢，作为当时的超级火轮，必须按“曲线水槽”前进。也就是说大船受吃水深度限制，必须按一定线路航行，而不能像小船一样在江面上直行。当行至新堤江面（临近洪湖）时，“建兴轮”已超越“江兴轮”20多公里了。
天色已亮，到10月25日清晨了。
“建兴轮”追上了军委会侍从室的“建武轮”。
蒋介石走前，曾命令侍从室的主要人员先撤。武汉撤离虽不像南京撤离那样仓促，但对最后的撤离者来说，仍有自己不可知的命运。蒋介石本来想叫陈布雷坐飞机走，但后者表示和同事坐“建武轮”走水路就可以了。
“建武轮”上除陈布雷等侍从室人员外，还有船舶运输总司令部的机关人员，包括副司令庄达和秘书陈良屏等人。他们启程时，已是10月24日下午。相对于飞机，水路撤离自然更危险。当天他们就遭日机袭击，射造成十多人死伤，当时陈布雷藏身锅炉旁，身上的长袍被子弹打了好几个洞，幸而本人没被击中。
按当时的规律，船只离开武汉超过15公里，也就是说超出武汉卫戍区防空范畴，就随时可能遇到日机。攻击长江航道的日机通常是水上飞机，不携带炸弹，只配备机关枪，两架编为一队，看到中国船只后，先用机枪扫射，来个下马威，随后一架在空中监视，另一架俯冲，或干脆跟个大蜻蜓一样落在江面，机上日军做出检查手势，用蹩脚的汉语说：“你的国军？”“武器的有？”“检查检查！”
值得一提的是，长江航道上空的日机，见到中国船只后，不是一律攻击，如看到船上有士兵和军用物资，攻击当然是肯定的；但如果是纯粹的民船，或船面上贴有“百姓回乡”之类的字样标志，日机通常在确定不是军船后，就会兀自飞走。这不是日军飞行员有多好心，而只是出于最大限度地在军用船只上取得战果的考虑。
对中国这边来说，如果是军用船只的话，通常都会把物资塞到舱里，船面上放些别的东西迷惑日军，在日军询问时，穿便衣的押送人员会揭开篷布一角，表示都是百姓用的东西，并无军用物资，会来事儿的船工再鸣笛三声，表示向日军“致敬”。这样的话，日机就会得意洋洋地飞走。
日军对长江航道的袭击从战争爆发后就开始了。一年来，航行于长江上的中国船只都积累了不少经验，“建兴轮”开出后也曾遭日机多次袭击，但由于船工经验丰富，所以始终比较安全。问题就出在重新由武汉回航的“江兴轮”。
按当事者给出的数字，此时船上挤了一万多人，从底舱到顶层，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缝隙。
身在“建武轮”上的陈良屏此时非常担心“江兴轮”。
这时候，一名引水员走进底舱。聊天时，引水员告诉船舶运输总司令部的几个人，一个小时前，两架日本飞机飞过去了，后来听到下游传来枪声，两轮之间相距30多公里，“江兴轮”可能遭日机攻击了。后来又看到那两架日机飞走了，一架好像被打伤了。半小时后，又来了几架轰炸机，看来“江兴轮”凶多吉少！
大家几乎同时闭上眼，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副司令庄达随即叫3名船舶运输总司令部人员外加一名水手，乘火轮上的一艘备用小木船前往下游出事地点进行查看，命令他们3日内赶到沙市会合。
几个人领命后，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出事地点，也就是新堤江面，但那里已归于平静，此时天空晴朗，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江面空空荡荡，“江兴轮”消失了。他们下船后，到附近村子打探，有村民说，不久前听到激烈的交火声和巨大的轰鸣声，有人爬到房顶上观看，远远望见江中大轮船上的士兵用机枪射击日本人的飞机，但船最后还是被炸沉了……
正如村民描述，此时“江兴轮”已沉卧江底。
我们回到事发当时，1938年10月25日清晨，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约在6点钟左右，两架日军水上飞机发现并迫近“江兴轮”。此时轮船上人满为患，军民混杂，日军发现军人后，立即用机枪扫射，随后飞行员打手势，叫“江兴轮”回航武汉。自然遭拒绝。船上高射炮队的士兵悄悄拉开所蒙帆布，朝日机开火，当即击中一架，但没有坠落，跟另一架跑掉了。
日机跑掉后，“江兴轮”上的船舶运输总司令部的人员觉得事情危急，建议立即将船搁浅岸滩，疏散人员登陆。但由于船上人太多，这个建议传了半天没传下去，而且高射炮队的一位连长认为，日军水上飞机不足惧，因为他们不携带炸弹，只有几挺机关枪，火力十分有限，根本不是船上高射炮的对手。
在连长的命令下，6门高射炮对空架设。但他忽略了一点：日本人的水上飞机确实不能携带炸弹，但他们却可以给轰炸机报信。也就在高射炮队的士兵还在架设炮位时，4架日军轻型轰炸机在两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呼啸而至。
接下来的场景可想而知。
日机循环往复地盘旋俯冲，除了炸弹外还投下大量燃烧弹。一时间，“江兴轮”上妇女的嘶喊声、孩子的哭叫声、老人的咒骂声和炸弹的爆炸声连成一片。
高射炮手倒是勇敢，在轰炸中对空还击，虽然击中一架俯冲的日机，但于事无补，另外几架日机死死咬住“江兴轮”，船上的炮手也接连受伤。此时中舱起火，船尾中弹严重，船身开始缓缓下沉，为求生，很多人都跳到江里。
武汉船舶管理所书记李世芳和妻子以及三个孩子在船上。在阵阵爆炸声中，位于三层边舱的他，先是用随身携带的绷带把妻子和自己连在一起，叫妻子抱着最小的孩子先跳入江中，随后李世芳一手抱着一个孩子，也不顾一切地跳了下去。
跳到江里，如何就是脱身之策？
但这时候，船上的人除了跳江外再没其他办法。日机像带刺的马蜂，无论怎么驱赶都驱赶不走，一圈圈地把毒刺扎过来。“江兴轮”已遍体鳞伤，船尾完全沉下，船头悲怆地翘起……
一个浪头打过来，绷带开了，李世芳的妻子和最小的孩子消失不见。
李世芳大叫一声，喝了口水，两手下意识地一松，另外两个孩子也被湍急的水流卷走。江中人头攒动，日机上的机枪不停扫射，很多人中弹，江水渐红。会游泳的人，拼命往岸上游；不会游泳的人，很快就下沉了。
李世芳顺流被冲了30多公里，才被村民救起。
按陈良屏回忆，“江兴轮”沉没时载有乘客一万多人，只有84人生还。
这是个大疑问。按当时情况，即使是大型客轮，尤其是内河行驶的江轮，即使上面都挤满了人，是否能装下一万多人？南京战时，被唐生智“赶”到武汉的两艘大型客轮的标准载客人数是800人，即使超载，2000多人当是极限，否则船只正常行驶都是个问题了。所以“江兴轮”装了一万多人这件事使人难以置信。
但遍查史料，有关“江兴轮”的记载少得可怜，能看到的几乎所有记载，都是来自陈良屏的“一万多人”这个“原始数据”。唯一期待的，只能是以后相关档案的真实披露了。
此时需要说到的是冈村宁次。
前推半个月，10月11日，他带着高级参谋池谷半二郎来到第6师团驻地广济。
作战课长宫崎周一当时正在想怎么解救万家岭的松浦师团。走前他叫池谷带了一封手令给广济的第6师团长稻叶四郎，催促他们尽快向武汉进发。
前面说过，第6师团用的是“尺蠖战法”，打一周，休息10天。加上多日被中国军队围攻，部队减员不少，一批3000多人的补充兵正在赶来。在这种情况下，稻叶曾电告宫崎，等10月20日补充兵到齐后，最早在23日再向武汉攻击。这个日子对宫崎来说太晚了。他的作战计划是，必须在10月底之前进占武汉，这也是冈村宁次的意思。而且，此时大别山方向的第13师团在麻城受阻，第6师团快速进击可侧击中国军队侧背。所以宫崎在手令里叫第6师团最晚10月17日必须拔营。
至于冈村，他来广济有两个目的：一是例行视察，另外就是告诫第6师团的部队长在攻入武汉时约束部队，不可再出现南京一样的暴行，因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已把武汉定为监视重庆的前进基地，将有大批日军机关进驻武汉，这座他们需要长期盘踞的城市，容不得破坏。
在广济，冈村先找来11名中队长、小队长，跟他们谈话，问一线的情况，其中很多是打田家镇的家伙。随后冈村跟师团长稻叶四郎、旅团长牛岛满进行了一席谈话。池谷半二郎把宫崎周一的手令拿了出来。稻叶告诉冈村，到现在为止，他的部队仍不时出现强奸等暴行，所以他计划拿出军纪相对比较好的佐野虎太的第23联队（来自宫崎县）打头阵，接替现在正处于前锋位置的鹿儿岛联队。
在督促第6师团进军的同时，冈村希望稻叶拿出一部分兵力帮北路日军占领宋埠、河口镇两处要冲。因为看现在第13师团和第16师团的速度，即使第6师团攻下了武汉，他们也未必能出现在上述两个地点。所以在冈村来广济前，他不顾越权指挥的嫌疑，专门以第11军司令官的名义给本属第2军的第16师团长藤江惠辅发了封电报，希望他们加快点进攻节奏。
对于选择走大别山这条路线，冈村现在觉得犯了一个错误。
稻叶开始加速，在补充兵还没到全的情况下，10月17日，前锋牛岛支队就开始行动了。一周后，10月24日，牛岛支队先头部队佐野联队出现在汉口30公里外的黄陂。
这期间，由于中国军队大部已转移，所以日军在行进中没遇上什么阻力。仅仅一天后，10月25日傍晚6点，佐野虎太就带着部队在汉口4公里外的戴家山渡过黄土湖，入夜后该支队的3个中队率先冲入汉口……
由于城内中国军队都已经撤离，所以没有遭到任何抵抗。
10月26日午后，佐野带领整个联队开入汉口，牛岛满随后进城。
武汉三镇陷落时情况不一样。当时，汉口是经济和商业中心，有些经商者坚持留了下来；武昌是政治和军事中心，所以撤退得非常干净，马路两边的商店、机关的窗户都被砖头塞得严严的，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里都空空荡荡。
进入武汉的日军相对来说比较老实，这一次他们主动设立了难民区。由于畑俊六的命令，日军在进城前，各级部队长携带了需要保护的古建筑和文化建筑的名单。但就跟攻入每座城市后日军都会至少拿出一天的时间进行搜捕一样，在武汉三镇，他们同样对可能存在中国残存军队的地方进行了扫荡。为了给武汉租界的外国人看，扫荡是在宪兵的“陪伴”下进行的，那意思是：看，我们规矩吧？不过是为了挽回一点他们这支军队在国际上的恶劣影响而已。但由于中国军队撤得干净，所以日军最后无所收获。
还记得前面说的长沙那位叫邹炳蔚的老爷子么，他以年老不能杀敌为恨，时常跟人说：“如敌人侵入武汉，即择清泉之滨跃入就义，以激励子侄，矢忠报国，免以我老为念。”当日军攻入武汉的消息传到长沙，老人为叫亲友横心抗敌，果然拿出一命，赴水而死。
老人赴死当天，长江南岸的波田支队进入武昌，会战后期配属给波田支队的高品彪支队（第15师团一部）在武昌渡江，转天，也就是10月27日开入汉阳。最后撤离武汉的是陈诚的大将方天的第185师。在掩护其他部队向鄂西转进后，方天带着部队最后撤出汉阳，至此武汉三镇全部陷落。
但武汉陷落并不是武汉会战的最后尾声。
在岷山多次打击第74军后，吉住良辅率第9师团经短暂休整，向瑞昌以西发起进攻，穿过中国守军的阵地，向贺胜桥转进，欲在中国军队撤退前切断粤汉铁路。但当他们在11月3日出现在粤汉线上的嘉鱼时，武汉已陷落一周了。但第9师团随后没停下，沿贺胜桥经汉粤铁路南下，在11月12日与溯江而来的第6师团兵临洞庭湖边上的湖南重镇岳阳，在新墙河北岸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
本想把日军第9师团作为武汉会战的尾声，但拨开云烟一看，发现了一支不同寻常的部队，如果把他们的行踪作为会战最后的句号，当是再恰当不过了。这就是国军第54军。
早在田家镇陷落前，江对面的富池口已失。
富池口在湖北阳新县城东25公里的长江南岸，富池河在这里注入长江，故名富池口。富池口三面环山，北面临江的峭壁即半壁山。山下江面狭窄，与北岸田家镇形成犄角。第54军（第14师、第18师和第49师）军长霍揆彰兼着要塞司令官。
霍揆彰是陈诚的老部下，早在陈诚做第18军军长时，他就是该军所辖第14师师长了。54军就是以第14师为班底，在淞沪战场上拉起来的，后来历任军长几乎都是“土木系”要人，霍揆彰后面是黄维、方天、阙汉骞等人。从参加淞沪会战时起，第54军士兵就佩戴“还我河山”的袖标，这成为其显著标志。1944年该军作为主力，参加了滇缅反攻战，在腾冲、龙陵跟日军血战，让日军接连“玉碎”，成为后期抗战中表现十分抢眼的部队。
陈诚把坚守富池口、半壁山的重任交给霍揆彰。霍叫第18师固守半壁山、富池口一线。这个师在上海大场曾与日军血战，当时师长朱耀华在绝境中欲自杀，但被部下把枪夺了下来。此时师长叫李芳郴，但他显然没有朱耀华的血性。
陈诚当然重视半壁山、富池口的防务，为此特意给第18师增配了山炮和高射机枪。李芳郴把黄福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8期，湖南湘乡人）的一个营放在半壁山。会战开始后，汤恩伯还拿出一个加强旅驰援半壁山。这个旅配了两个高射机枪连和一个炮兵营，有克虏伯榴弹炮6门，75毫米口径高射炮4门。
虽然火力加强了，但半壁山要塞的防御工事并不尽如人意，只有少数新建的水泥碉堡，更多的是石垒式的半自然掩体。在日本海陆空立体攻击下，除炮兵和高射机枪还击外，守军为了不暴露目标，只是隐蔽在简易的工事或战壕里，挨着日军的炮弹，等日军步兵攻上来，相距300米到600米时，才用机枪和步枪开火。
田家镇开打后，由于日军主攻方向在松山口，所以正面江上军舰的炮火都打向了半壁山、富池口，这叫霍揆彰十分郁闷，但对此局面终究无可奈何。有时候一舰炮砸下来，守军就死伤几十人。由于野战医疗缺乏配备，止血和消炎药品短缺，很多重伤士兵刚脱离战场就死去了。
打到8月下旬，除第18师黄福荫营的阵地外，富池口外围前进阵地尽皆被日军突破。
黄福荫接到师长李芳郴的命令，叫他率全营到要塞东北占领新阵地，掩护师指挥部与要塞核心阵地。黄福荫领命立即转移，没想到这是他作为“掩护角色”的开始。
富池口、半壁山危情后，蒋介石告诉张发奎，这一线要顶上一周的时间。张发奎把命令下达给李芳郴。
李芳郴对张发奎说：“我实在受不住了，如果没有部队增援，那只能撤下来了。否则的话，别说七天，我三个小时都顶不住了！请总司令转告委员长！”
语气很硬的。
身在大冶县城西南山上的张发奎说：“没有命令，擅自撤下来是要枪毙的！”
随后张又缓了一下口气，说：“李师长，你是黄埔学生，委员长栽培了你，你理应感恩报德，不论你能不能守七天，都应该这样去做。”
尽管如此，李芳郴放下电话后还是擅自撤了。胆子确实也够大的。
张发奎抬出蒋介石来也没压住这位李师长。在《抗日战争回忆记》里，张发奎把这一段省略掉了，按后来他在口述自传里的解释是，因为觉得写了这一段有损蒋介石的声望。道理很简单，蒋是统帅，又是黄埔校长，李芳郴既是他的学生，又是他的部下，却没有顾忌蒋的权威，公然违抗其命令，用张发奎的话说，这意味着轻蔑。
当张发奎把情况转告蒋介石时，后者在电话里咆哮起来，说：“枪毙他！立刻枪毙他！”
这叫张发奎想到一年前，在淞沪战场撤退之夜，接到蒋介石的电话，蒋要张告诉上海警察局长蔡劲军，叫蔡留守南市地区。但蔡拒不执行这个命令。张发奎转报蒋介石，后者也说了同样的话：“毙了他！枪毙他！”
用张发奎的话说，“蒋先生习惯于在一时冲动时下这类命令”。说起来也矛盾，面对直接抗命的将领，如果用好话好商量的口气，似乎就更不对了。现在，枪毙不枪毙，李芳郴都没能顶住，七天对他来说确实难。最后扔下部队，他一个人划着小筏子跑了。
师长独身弃阵，这仗自然没法打了。不过，第18师的留守官兵倒没乱，在营长黄福荫指挥下，不但掩护了要塞炮部队转移，撤退前又破坏了要塞上的设施，撤退后又把附近的浮桥全部炸毁。
撤退路上，有经验的老兵听到咝咝滑啸声时，会不加理会，因为他们知道：这时候，鬼子的炮弹正在凌空飞过，在地面上可以照常行动。当然，他们也晓得，但如果听到飞行的炮弹骤然变声，那就需要立即卧倒了，因为此时炮弹一定会在离你不远的地方落下。
李芳郴后来被军事法庭判了3年刑，倒也算是轻的了。对于他来说，至少在3年中不必面对日军的进攻了。随后，第14师旅长“土木系”干将罗广文接任第18师师长。
罗广文上任后，把第18师还有战斗力的部队编成一个团，找了个人当团长。此时张发奎第2兵团司令部没预备队了，于是这个团转为张发奎直属部队，在休整了一周后，被张调往大冶。行前那名团长找到黄福荫，说现在人员困乏，士气不高，想把这个团编为一个加强营，意思是黄任营长，带队伍去大冶，他就不去了。罗广文显然被李芳郴影响了。
黄福荫二话没说，把部队编为四个步兵连，外加一个重机枪连，还有一个通讯排和一个卫生队，立即开赴大冶。
见到张发奎后，张询问了人员和装备情况，随后展开地图，叫参谋长介绍敌情，告诉黄福荫，日军已迫近大冶。
张发奎说：“我手里就你这支直属部队了，现在总部决定在3天内转移，你们营的任务是掩护总部，在大冶县城正面布防。你们只有一个营，作战时务必小心！”
就这样，第18师这支残余部队成为掩护第2兵团总部撤离的生力军。
大冶县城坐落在一面湖的西北面。
黄福荫领命后，立即做出部署：先派人破坏了通往县城的公路桥，随后以一个连守备大冶城西公路交叉点上的高地，用两挺重机枪封锁住路口；以一个连守备县城外东北面，一个班占领城南方向的突出部，用两挺轻机枪封锁湖面；另一个连携带一挺重机枪，在城外西北处守备，封锁由东向西的公路；剩下的两个排和两挺重机枪放在县城北；最后一个排做预备队。同时叫通讯排立即布置电话线。
张发奎对这个布置很满意，告诉黄福荫，等总部转移后，这个营归甘丽初（黄埔军校1期，广西容县人）第6军指挥。这时候，甘的军部在大冶城北13公里的一个村子里。
张发奎走后第三天，日军先头部队出现在大冶城南，黄福荫的部队利用地形的侧面和斜面构筑掩体，杀伤了不少敌人。由于日军不能逾越，只好隔湖炮击。坚守到第7天，有日军沿公路由东南向西迂回。黄福荫把敌情告诉甘丽初，后者告诉黄：“第6军在今夜将向后撤，下面的一个旅负责掩护，你营暂归该旅指挥，可与彭姓旅长联络。”
黄福荫给彭打电话，彭只是叫黄营坚守阵地，其他未做任何说明。
黄福荫苦笑，想：这一回，自己这个加强营是别想走了，又得给第6军打掩护。
后来，第6军撤了，那个旅也走了。走前没给黄福荫下命令。这时候，大冶一线只剩下黄福荫的半个营了。
就在这时候，有个部队长找到黄福荫，原来是第6军的一个战车防御炮连，他们在匆忙的撤退中被甩下了，由于步兵武器不足，想跟黄营一起走，换句话说，也就是要黄的部队保护他们。
黄福荫当即答应。
入夜后，部队沿县城西南大道潜行，在路上遇见甘丽初，黄福荫把那个战车防御炮连完好地交给他。黄问第6军后撤时为什么不通知他，甘丽初自知理亏，所以只是一个劲地称赞黄有作战经验，以后当大有作为。
黄福荫虽然不快，但又能怎么办呢？
在大冶县的金牛镇，黄福荫遇见第185师师长方天和他的参谋长石祖黄（黄埔军校6期，湖南邵阳人）。
黄福荫大喜，因为方、石是他的老上级。淞沪会战时，黄在第14师，那时方、石都是第14师团长。方天的这个师，由武汉警备旅扩编而成，士兵家属多在武汉，所以离开武汉时，不少士兵开了小差，找自己的家属去了。等转战到金牛镇，全师已没多少人了。听了黄福荫的诉说和抱怨后，方天说：“你这个营战斗力很强，加入我的部队，作为主力好不好？由我来指挥。”
黄福荫当然愿意。
按方天的命令，黄福荫带人开赴贺胜桥占领高地，阻击日军南下。
但第三天，方天又打来电话，说军委会下令第185师转赴宜昌休整补充，黄营仍归甘丽初指挥。
黄福荫一百个不愿意，但也没办法，只好再次开拔，向已经位于通城附近的甘军报到。
黄福荫率部马不停蹄地跑了三天，再次见到甘丽初，甘说自己的部队已奉命到湖南永安休整补充，至于黄福荫的营去哪儿，他也不知道，随后下了道手令，叫黄福荫直接联系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
黄福荫拿着甘丽初的手令茫然四顾，他一个小小的营长，去哪找汤恩伯呢？甘丽初告诉他，汤恩伯就在通城。
就这样，黄福荫又率部赶到通城，把情况跟汤恩伯讲了一遍，听后汤也笑了，实实在在地表扬了黄福荫一番，说一定把情况向上面汇报。随后，汤恩伯告诉黄，卢汉第60军正在通城东北方向的金塘与日军作战，要他率部向金塘一线进发，掩护第60军撤退。
黄福荫一听头就大了。
但军令如山，只好硬着头皮顶上去。
在向金塘进发的路上，黄福荫遇见撤下来的第60军通信营营长，后者告诉黄福荫，说：“第60军已经撤了，你别再往前去了。日军正往通城攻击，你就一个营的兵力，再往前的话会被日军吃掉。”
黄福荫听完觉得有道理，于是停下来占领阵地，并派人报告汤恩伯：第60军已经撤了，一个营再往前于事无补。
汤恩伯说：即使第60军撤了，你们也要顶上去，不要怕。
黄福荫心里说：“说谁怕了？老子在罗店都打过，有什么可怕的？”
老汤的命令，他黄福荫还是必须执行的。
黄福荫叫人在占领阵地的同时，派一部向前搜索警戒。谁知这时日军已绕道兵临通城，汤恩伯的部队已经跟日军打起来，战况十分激烈。汤派来传令兵，叫黄不要前进了，立即掉头回援通城，在城西南公路两侧占领阵地，掩护汤恩伯部队撤退。
这一回黄福荫笑了。
笑完了，手下问他怎么办，黄福荫大吼：“服从命令，掩护汤司令！”
掩护汤恩伯部队转移后，黄福荫总算接到一个正式的命令：转赴湘西归还第18师建制。老汤还是够意思的，把黄营的情况向战区做了汇报，才有了这道命令。
还是说说此后的黄营长吧。
第18师后来被调离第54军。作为这个军的老人儿，经对换，黄福荫被调到已归第54军建制的第50师，当上了副团长。1943年，黄维出任第54军军长，将此时所辖的第198师的两个团与第14师、50师互换，黄所在的团又转划给第198师。1944年滇西腾冲反攻，黄福荫作为副团长，率部飞攀高黎贡山，从后面攻击日军，立下显赫战功……

第五章 寒冬将至（1938年7月~1938年11月） 东京又改主意了
武汉会战中，日本动用了35万人参战（9个师团、1个混成旅加其他配属部队和补充兵）；中国方面则有将近100万人（129个师、1个独立旅及其他配属部队）参战，中国军队战死将近85000人。日军战死人数，按他们的说法在7000人左右（伤将近25000人），实际死亡人数当超过10000人甚至更多。因为只富金山和万家岭两役日军就至少战死6000人。
武汉会战，从规模上来说，参战兵力、作战时间、战线距离都远远超过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成为中日战史上最大的一次格斗。会战期间，冈村宁次的第11军一共消耗弹药39400吨，而从1939年到1941年，该军总共使用弹药只有13300吨，是武汉会战使用弹药总量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1938年的武汉会战之激烈。
虽然日军在战场上胜利了，但却无法把这种军事胜利转为政治的胜利，他们像个莽汉一样，每次跳上去用手捂，打开双手后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39400吨以上的弹药没有使中国的抗战意志受到挫折，当东京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时，不得不正式放弃速战速决的想法。中日战场上的相持阶段就这样到来了。
这是真正的转折，所以武汉会战是正面战场上战略意义最重要的一次会战。
对武汉会战，薛岳的作战科长赵子立在战斗结束后有个论断：武汉会战，中国军队不在武汉“内围”作困兽斗，而是在“外围”豫南、鄂东、赣北的“广阔天地”与日军大战，是统帅部非常正确的决策。
举一个例子。1937年深秋，日军占领上海后打南京，首尾整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从真正下达南京攻略的命令时算起，还不到一个月。上海到南京的距离（何况当时日军早已越过上海）要超过九江到武汉的距离。日军自1938年7月底占领九江到10月底占领武汉，其间足足用了3个月的时间。当然，从上海到南京，对日军来说完全是追击战，中国军队也都是从上海撤下来的疲惫之师。但即使扣除了这一因素，仍可以判定：跟上海、南京战相比，打武汉会战的中国军队在经验上确实提高了。综观武汉会战，从富金山到万家岭，从田家镇到金官桥，从马当要塞到庐山东西牯岭，激战千里绵延，在总体作战判断和指导上并无失误之处。这一点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用血肉换空间，以空间换时间，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轻易打赢的战争。
赵子立从参谋的视角对武汉会战进行了点评，是非常有见地的，他认为：日军在作战上，北、中、南三路不协调，无论是后方的畑俊六，还是前方的冈村宁次都没更好地控制进攻节奏。用他的话说，中路的波田支队和第6师团快了，北路和南路慢了。中路在10月24日就迫近了武汉外郊，此时北路第13师团、第16师团刚抵达应山，南路日军最快的第9师团和第27师团还在阳新县三溪口、辛店浦以北地区转悠。北路没能遮断汉水的交通，南路没能遮断粤汉路，使中国军队可以安全撤退。
在赵子立看来，假如日军北路到达湖北花园、安陆以及南路到达咸宁、嘉鱼的时间能够先于或同于中路波田支队、第6师团攻入武汉的时间，那么对中国军队的转移来说将非常致命。在兵力配备上，作为最高指挥官的畑俊六实际上也出了问题。中路兵力的使用没问题，无论波田支队还是稻叶的第6师团，都按部就班地向武汉推进。即使第6师团一度受阻田家镇，且在广济曾徘徊，但最后还是完成了任务。问题出现在北路和南路的兵力运用上。畑俊六显然更看重南路的进攻。但在使用兵力上，南路日军的战斗力却要低于北路。
南路虽然有第9师团这样的角色，但第27师团是从中国驻屯旅团改建而来的，是个3联队建制的师团，也就是说人手上要少很多。第101师团和第106师团的情况前面都说过了，完全属于拖后腿的主儿。作为攻略武汉的最高司令官，如果畑俊六对日军各部队的战力有个正确估计，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比如，把第16师团或第3师团跟第101师团或第106师团对换，也许战果就会不太一样。
南北用兵的颠倒直接影响了推进速度，进而影响了战役的战略收获。当然，对中国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事。
至于北路日军，赵子立认为也有问题，即穿越大别山是错误的。这一点跟冈村宁次的判断一样。穿越大别山，在直线距离上来说确实近，但却非常难走。如果绕一下道，经广水（湖北东北）转进，虽然看上去远，但行动速度未必慢。现实是：当更北面的第3、第10师团到达安陆时，由商城向麻城进攻的第13、第16师团仍在上气不接下气地翻越大别山，离他们的既定目标宋埠、河口镇还很远。在这种情况下，冈村宁次才叫第6师团分兵一部帮助他们占领那两个地方。
当然，这只是事后的看法，日本人也不是神仙，他们在战术上犯点错也没什么奇怪的。
武汉陷落了。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攻占武汉的性质跟攻占南京一样。但东京的军政达人们这一次稍有矜持，在武汉陷落前动员和设计游行时，想好的主题词是叫全体国民“感谢前线的皇军将士”，同时在精神上做好“继续勇往迈进”的准备。也就是说，到了武汉会战后期，他们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个城市陷落的作用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很快不妙的感觉就变成了现实。
武汉陷落后，仍没出现他们预想的场面：中国人打不下去了，前来求和，接受日本的条件。
这样的场面没出现。
东京有深深的挫败感。
虽然居住在狭小国土上的他们喜欢辽阔的土地。当初打武汉，当然不是仅仅为了得到一座城市。
正如前面所说，武汉攻略的初衷是为了尽快迫降中国。在武汉陷落且打下广州后，把海外交通线一封锁，迫降中国在日本人看来有一定的可能性。可以说，日本人是下了赌注的。日本集中军力，就是想年内把一切搞定。
结果仍是事与愿违。
会战结束后，那位亲王指挥的第2军被撤销，司令部全体回国，所属部队转归冈村宁次第11军。
东京的反思从陆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的堀场一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4期，爱知县人），站在办公室一角朝楼下看的那一刻开始。他捏起窗帘，看到这样的情形：“国民狂喜，祝贺行列从宫城前至三宅坂（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所在地），日夜不停。”
堀场后来著有《“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在书里，这位少佐以洞察世事的高人语调总结道：“欢呼万岁之声在战争指导当局看来只不过是留下了哀调。”在那批参谋中，堀场是个类似于河边虎四郎的角色，一直显得忧心忡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一度在南方军做高级参谋，跟和知鹰二、冈本清福、绫部橘树等人做同事。
上级交给他们战争指导课的任务是，在国民“持旗提灯”的狂欢中，引导人们意识到攻占武汉并不是战争的终点。但最终战争指导课成为了看热闹的人，在这方面没能发挥更多的作用。而外面的市民们哪里知道中日战的玄机所在？绝大多数人还真是都认为：这一下子，战争就结束了！中国垮掉了！
事实呢？
武汉是10月27日完全陷落的。在此一周前，广州实际上就已经被打下来了。
当时中国的外援线有三条，一是西北苏联那边，一是西南缅印那边，再就是南方线，物资经香港运到广州，再从广州运抵内地。
广州一失，等于断了一条。把沿海所有重要城市都拿下，不由得你不降，不由得你不坐在谈判桌那一边。这是日本人的想法。由于登陆船只和兵力不足，东京本计划攻占武汉后再进行广东攻略，但没想到武汉会战打起来没完了，一时结束不了，在这种情况下，8月底，大本营决意进行武汉会战的同时出兵广东。
由于广东攻略会涉及英国人的利益，所以日本为此专门开了御前会议，除了陆军和海军的要员外，外务省的人也来了。
海军力主同时拿下海南岛，但遭陆军反对。
关于广州攻略，东京是非常审慎的。这种审慎指的是他们似乎预想到了战役的残酷性。按东京的判断：中国越往南，反日情绪越激烈，广东是他们眼里的另一个反日中心。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大本营特意指派在徐州警备的第5师团和在上海集结的第18师团两支强力部队为广东攻略的班底。同时，命令在东北的第104师团随时待命，一旦兵力不足就填进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日军过于谨慎了。
1938年9月19日，负责广东作战的第21军成立，“二二六兵变”时同情叛军的古庄干郎中将出任司令官，指挥3个师团蚁集大亚湾。10月上旬，第21军下辖第5、第18、第104师团分别从青岛、上海、大连出发到达澎湖。12日，第18师团继在杭州湾登陆后，又在大亚湾登陆。
广东属于第4战区，有14个师的兵力。武汉会战爆发后，蒋介石抽调了7个师援助武汉战场。对于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打广州，是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按他的判断，这时候日军不可能再有兵力在华南大规模登陆。所以在10月初，还在往武汉方向调兵。
古庄干郎面对的中国军主力是余汉谋的第12集团军（四个师又两个团）。为了策划广州作战，古庄很认真地搞了一个由惠州向广州进行大迂回的行动，因为他认为自己面临的必定是凄苦之战。实际情况出乎他的意料，从12日凌晨登陆到21日冲进广州，日军只用了9天时间，此时武汉还没陷落。所谓：“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陈策失策。”当时虎门要塞司令是陈策，广州市长吴铁城（仗打起来，跟一个市长有什么关系呢），广州卫戍司令余汉谋。战后日本人称：在其他战场，广东部队非常善战，在他们的“本土”，却似乎“缺乏战意”。广州之战远比想象得糟，重创日军的期待没有成为现实。
在日军轻陷广州的10月21日，日本内阁应对局势的会刚散。
此时日本外务大臣由近卫首相兼任（随后有田八郎接替），因为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期间接替广田弘毅出任外务大臣的宇垣一成刚刚辞职。一直没当上首相的宇垣，虽然终于弄了个外相当当，但结果还是不如他的心愿。上任前，他对近卫提了个条件：必须取消年初定下的“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政策。连老迈的宇垣也看出这个政策很愚蠢了。宇垣当外相的这几个月正好赶上武汉会战，所以他跟中国和谈的想法根本落实不了，而且陆军大臣板垣放出话来，必须把中国“打趴下”。所以宇垣在过了几个月的干瘾后，像赶公共汽车的小职员一样，上完车后又下来了。
打到这时候，真正感到担心的是堀场一雄所在的陆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
出于工作任务，他的部门必须为军部提供一个能够作为参考的东西。武汉会战后，堀场作为课长，专门跑到近卫那里，叫内阁再出台新政策时，必须加上“继续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这一条，否则局面只会陷入更被动。前面我们说过，“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虽是近卫的声明，但这个声明里有关他个人的烙印并不深。近卫此时也在琢磨：“中国事变”到底在哪儿算一站？他这个总理大臣到底作用何为？尽管有这些思考，但对于他来说，在大多数的日子里，所能做的只是推着走。
1938年11月3日，近卫发出“东亚新秩序”声明，声明中不得不回到以前的轨道，也就是继续承认国民政府为自己的谈判对手。日本人没有坚定和一以贯之的政策由此可见一斑。说得好听点，一切都源于灵活的外交政策；说得难听点呢，是战略上被中国牵着鼻子。至少在汪精卫政权成立前是这样的。

第五章 寒冬将至（1938年7月~1938年11月） 南岳论剑
武汉会战后，中国将领正干什么呢？在南岳衡山开会。
按军委会以前的说法，武汉会战是第三期抗战（全面抗战开始至南京失陷为第一期，徐州会战为第二期）。这个说法在1938年底被身在衡山的蒋介石纠正。
会议是在1938年11月25日召开的，这是抗战史上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在随后的岁月里，衡山取代了庐山，成为众多军事决议出台和作战检讨汇拢的地方。
五岳中的南岳，最初在安徽天柱山，自隋起，易主为湖南衡山。衡山主峰位于现在的衡阳境内，整个山脉则横跨湖南八市县，绵延400公里，有72峰，首峰祝融海拔1300米，虽不是太高，但由于地理环境上佳，是五岳中最苍翠幽深之地，全山古木参天，一如世外。
蒋介石喜在名山办公，庐山陷落后衡山成为他的不二选择。抗战期间，蒋介石一共在这里召开了4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使衡山以特殊的方式把自己的身影留在那八年史册中。
长江以南两个战区——顾祝同第3战区和陈诚第9战区的司令长官、集团军司令、军团长、军长、师长等一百多人参加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应邀出席会议。
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个会，此前已经叫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湖南宁乡人）筹备很长时间了。不过，在会议第一天蒋介石并没有参加，因为要在长沙会见英国驻华大使，所以由何应钦代致会辞。
转天蒋介石来到会场。对于蒋来说，开会的主要目的不仅仅在于检讨武汉会战，更在于全面梳理跟日本全面开战一年多以来的成败得失，为下一步抗战提供政略和战略依据。在会上，他先叫大家找问题。这一年多，到底在哪些方面需要检讨和反思的？大家都沉默不语。蒋介石见此情景，便叫将领们先讲武汉会战。还是没人说话。
蒋介石只好自己说：“我看首先应该检讨的还是军队里的军阀陋习！我说的是滇军的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
日军在10月底占领武汉后，一度向崇阳（鄂东南，湘鄂赣三省交界处）进攻。第1集团军（云南部队）奉命拦截，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龙云虽挂着总司令的职务，但不到前方任职，而副总司令卢汉，又因病到长沙治疗去了。大敌当前，军委会催龙云指挥部队，龙云不来，也不派其他人指挥，导致这个集团军群龙无首，军纪散漫，军部、师部乃至于旅部各自为政。有的团长称病不去前线，有的则不遵守命令，不进入预定阵地，擅自转移退却。如新编第3军，转移到九宫山后，居然不走了，宣布自己在“九宫山打游击”，并自行停止跟其他部队的电台联系，抗战以来从没出现过的情况出现了。
其间甚至发生过更匪夷所思的事。
有一天，第58军军长孙渡（云南讲武堂，云南陆良人）打电话给新编第3军军长张冲（徐州战有上佳表现），说：“正面发现敌情，怎么回事？是不是在前方你们没放部队？”
张冲说：“哪有这种事？绝对不可能！”
孙渡的阵地在张冲后面。
结果一查，本应张冲手下部队布防的地方，果然看不到人影。
怎么回事呢？原来，张下面的新编第12师的两个团长是菜鸟，不会看作战地图，带着部队却没找到阵地的位置……
要命的是，不仅仅团长找不到自己要去的阵地，就连师长也找不到自己的阵地。在11月6日，新编第10师师长刘正富就曾不好意思地给军长孙渡打电，说自己的部队在黑夜里迷失方向，已经转了好几圈了，但没找到要去守备的第二线阵地（其实就在崇阳城郊）。
孙渡大怒，说：“你带着部队在崇阳修筑工事多日，为什么会迷失方向？你不知道军法吗？”
结果也没办法，只好叫刘的部队就近占领别的阵地。
在会上，滇军的表现遭蒋介石痛批。蒋介石甚至要枪毙张冲。但经卢汉说情，念张冲在徐州禹王山血战，最后刀下留人，张冲撤职留用，孙渡记大过。蒋介石这样做，实际上是给龙云看。
屡次作战不力的徐源泉也被查办，因为在撤退阶段，他违抗留在后方打游击的命令，而像在南京一样，撤得特别快，在这方面确实具有天才。
谈到武汉会战，蒋介石认为：中国军队最大的失误，是马当要塞在短时间里失陷；最大的成功，则是与敌人战于武汉外围，逐次消耗对手；再者就是山地战对中国军队的有利程度大大超过以前的估算。所以蒋介石告诉众将，在抗战第二期，要充分利用中南的地形，减少阵地战，多打运动战。
按以前的判定，打到武汉早就是第三期作战了。但会上蒋介石推翻了以前有关抗战阶段的划分，而把整个抗战分为两期，第一期是平津开打到武汉陷落，武汉陷落之后到最后胜利为作为第二期。
说到持久战，蒋介石又想起蒋百里。
前推两个月，也就是9月中旬，身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兼陆军大学代校长的蒋百里，在广西宜山写下《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文中有这样一句：“蒋先生在四年前说：‘我有最后的决心。’三年前的冬天就有人问到底几时是最后，仿佛在催促着似的。去年‘七七’以后，蒋先生又说，我们会得到最后的胜利。近来，我仿佛听见又有人要问到底几时是最后，我老实说，最后就是明天，不过你这短命鬼今天要死，我可没有办法。”当蒋介石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蒋百里已经在宜山病故了。
蒋介石哀痛不已。
一年前，在庐山，蒋介石曾跟蒋百里有一次长谈。当时，蒋介石刚发表完庐山谈话，决意与日本开战，但又忐忑不安。
蒋介石当时说：“百里先生，我们力量不如日本啊，但还是要打。打，怎么打？”
蒋百里徐徐说：“要看全面开战后日本人希望怎么样。日本军事力量虽强，但拖不起，必希望速战速决；他们所希望的，正是我们要避免的。他们要速战，我们当持久战，用空间换时间，在时间里拖垮日本。至于在军事上，在中国地理的第二棱线，也就是湖南及其与四川交界的地方，与他们相持，直至最后取得胜利。”
蒋百里在庐山的一席话，像给蒋介石吃了颗定心丸。与此同时，“湖南战场”这个词也深深地印在蒋的脑海，后来他叫自己最看重的陈诚、薛岳先后主持第9战区，其意也正在于此。
在南岳峰会上，蒋介石告诫诸将领：“武汉陷落后，中日进入相持阶段，北从秦岭经豫西、鄂西、湘西以达黔、滇，是再不能退的绝对国防线。”
检讨武汉会战时，陈诚认为，虽然从持久消耗的战略上讲，中国军队是成功的，但战力和战术问题却有很多，军队“量的优势每为质的劣势所抵消”。特别提到王陵基军团以及孙渡和张冲的部队，并认为很多将领“缺乏积极企图心、牺牲协同心和毅然独断心”，互相之间缺乏协作精神，彼此间不能及时救援，两部间阵地结合处极易被突破。同时，“不能看破战机”。他批评了李延年的第2军。谈到广东之战，认为一无是处。
陈诚提到一个教训，就是经过淞沪、武汉两战，认识到“三军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质，没有强大海军、空军配合的陆军，纵然精锐，也终归无济于事”。
其实还有一点，但这一点陈诚没在会上说，而是后来直接报给蒋介石，那就是军中将领缺乏现代国家观念，很多部队之间的指挥依靠地方色彩维持。他举了例子：李宗仁在第5战区，那么桂军就必须调到第5战区；张发奎和薛岳在赣北作战，那么第4军、第64军、第66军就在他们手里。从一个角度来说，指挥起来确实灵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显然是有大问题的。因为人马还没调动，你就得先考虑一下人际的因素。
这是一个时代的积弊。
会上各抒己见中，交集最多的是抱怨军队中间单位繁琐：军委会、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师、旅、团……一如俄罗斯套娃，想不耽误事都不可能。所以在会上，蒋介石拍板，减掉兵团、军团、旅，指挥系统改为：军委会、战区、集团军、军、师、团这样的指挥层次。其中，以军为战略单位。不过这样的话，每个部队里肯定就有人没事干了。怎么办呢？于是又新增设了一个职务，叫步兵指挥官，由部队里闲下来的少将或中将担任。
很多将领提到阵亡官兵多“暴尸战场，不能掩埋”，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诸人无不黯然，遂决定在衡山修建烈士公墓，也就是日后的南岳忠烈祠。
就战术和装备问题，大家进行了讨论，有抱怨，有无奈，也有经验之谈。
王耀武跟宋希濂一直在讨论步枪的问题，后者说：“我们的‘二四式’，理论射程是2000米，有效射程是600米（能达到预期的精度和威力所要求的距离——作者注），很多部队长只要判断日军进入600米线就开枪，还是沉不住气，尤其是山地战，本应该隐蔽得更好，在最后一刻显露目标，这样才能更大量地杀伤敌人。”
王耀武笑，说：“老宋，你就知足吧，你的士兵在用‘二四式’，我的士兵大多还拿着‘汉阳造’，就是想在600米线内开枪，也够不到啊。”
中国军队使用的步枪，进口的主要是捷克步枪，但数量有限，还有比较老款的“汉阳造”或者叫“八八式”。再就是“中正式”，这种步枪虽是国产的，但依据的是德国1924年版的毛瑟枪图纸，综合性能在同类枪中处于世界一流水平。
“中正式”于1935年在河南巩县兵工厂投入批量生产，当时正好是民国24年，所以最初的名字是“二四式”。对该步枪装备军队这件事，蒋介石是格外关注的，光巩县就去了两次，甚至提出自己的想法，比如他认为原版步枪枪身过长了。这也好理解，原版图纸毕竟是根据欧洲人的身材设计的。蒋认为，如果完全依靠原版图纸制造，枪支在实用性上必然有问题，所以他建议让枪支长度缩下来，更适合中国人的身材。所以，样品出来后，枪身只有1.11米长。这时候有人提醒蒋介石，说：“我们将来的敌人肯定是日本，现在日军装备的步枪是‘三八式’，按我们掌握的情况，该枪枪身长达1.275米，如果将来中日开战，士兵拼刺刀时，我们的士兵肯定吃亏啊。”蒋觉得还真有道理，所以最后决定在刺刀上找齐，将其加长到57.55厘米，超过“三八式”。由于定案过程中，蒋提出一些建议，所以首批步枪出厂时，干脆改名“中正式”了。
宋希濂问王耀武有没有打过“三八式”，后者说还没有，宋说：“我打过，在日本上军校时，他们就用了很多年，当然一直在改进。他们的枪虽然枪身长，看上去有点笨，但实际上用起来非常顺手，射击的精准度也高。”
王耀武说：“我们的‘二四式’理论射程比‘三八式’少400米，但有效射程要比‘三八式’远。我看到过一份情报，‘三八式’有效射程只有460米左右，而我们是600米。所以在步枪上我们是不输给鬼子的。当然，前提是都装备‘二四式’。最后比的毕竟是有效射程嘛！”
宋希濂点点头，说：“那老兄就跟委员长说，给你们51师都换成‘二四式’！你们部队里现在还有多少‘汉阳造’？”
王耀武咧了下嘴，说：“三分之二用的都是‘汉阳造’。”
宋希濂说：“那你应该先找你的俞军长。”
一边的黄维插话，说：“我手下的参谋给过我一份资料，‘三八式’的子弹是比不了我们的‘二四式’的（“中正式”使用的是7.92×57毫米的尖头子弹，杀伤力超过6.5×50毫米的“三八式”子弹——作者注），中弹后多是贯穿伤，李仙洲在忻口战役中胸部被鬼子的子弹打穿，但也就是前后两个洞嘛，人最后不还是没事。
这时候，三个人找李仙洲，黄维喊“老李”。
李仙洲走过来，听完他们的谈话，说：“谁说‘三八式’不行？打你们两个洞试一下？哪有那么不堪！当时没叫鬼子打死，是因为我当时正在往外呼气，这一呼气的话，俩肺叶不就缩了么？子弹正好从中间穿过。据说要是吸气的话就没命了。”
会议开了4天。末了的时候，军委会重新划分了正面战场各战区：
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辖区为河南大部、安徽一部；
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区为山西、陕西一部；
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辖区为江西东部、浙江、福建、江苏和安徽的长江以南地区；
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辖区为广东、广西；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区为安徽西部、湖北北部、河南南部；
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辖区为甘肃、宁夏、青海及绥远；
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辖区为湖南、湖北长江以南地区和江西西部。
第10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辖区为陕西大部；
华东和华北分别又设立了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和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
其中，第9战区司令长官由薛岳代理，辖52个师和其他部队，兵力和战力居各战区之最，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接下来必将烽火连天的湖南战场的重视程度。
由于此时国民政府各机关都已经西迁重庆，所以会上撤销了原来的重庆行营，设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以刘峙为总司令，负责作为大后方的四川警备任务。广州因已陷落，行营自然撤销。为了协调大江南北的军事指挥，又在大后方西北和西南分别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后转至西安）、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
针对新一期作战，在会上，蒋介石提出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邀请中共派人教授游击战术。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当然是挂名。汤恩伯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长驻训练班。
散会后，蒋介石没有马上就走。在寓所，他特意召见了两个人，一个是宋希濂，另一个是王耀武。
宋、王二人都不是第一次被蒋介石召见。
蒋介石说：“你们两个都是黄埔学生，一个在富金山，一个在万家岭，打得都非常好，抗战就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不畏惧，知敌情，攻得上去，守得下来。”
宋、王二人互相看看，齐声说：“这是军人的本分。”
蒋介石说：“荫国（宋希濂字），这一次我向军队讲了你们71军在富金山的功绩，尤其是36师；至于佐民那里，在万家岭大捷中的功绩我当然是知道的，全国也是知道的。”
王耀武说：“上有俞军长指挥有方，下有全师战士用命，尤其是这一次，旅长张灵甫带队飞越险山，耀武不敢贪功。”
蒋介石说：“佐民你不必谦虚，功就是功，过就是过，你打得好，我表扬你，你打得不好，我照样会骂你的。你说的张灵甫，就是杀妻坐牢的那个吗？”
王耀武说：“正是。淞沪会战和首都保卫战都参加了，张灵甫每战必身先士卒，这一次在张古山又亲带敢死队从后山爬上去袭击敌人。”
蒋介石点点头。
三个人又谈了一会儿。
蒋介石最后说：“耀武，你字佐民；希濂，你字荫国，都是好名字，你们我是要重用的。”
王耀武和宋希濂并膝立正，敬了一个军礼。
两个人告辞，出了寓所，衡山的黄昏已经从天而降。
宋希濂对王耀武说：“老兄，在会上，委员长把抗战划为两期，现在才是相持阶段的开始，兄长以为这抗战需要多少年才能胜利？”
宋希濂1907年生，王耀武1904年生，但宋希濂上黄埔军校早，是第1期，王耀武是3期。从年龄上讲，王耀武是大哥；但就黄埔资历来讲，宋希濂在上。
王耀武望着衡山的云彩，说：“不可预期啊。”
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聊。
王耀武说：“你我都是从淞沪一直打到现在的，都清楚日军的战力。很多战场上的局面，甚至不谈战术，仅仅就是因为日本人掌握有制空权造成的。当然，还有重炮的优势。至于刚才谈到的步枪，乃至轻重机枪，还真未必比他们差。至于日军的战术，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并无出奇之处。但有一个关键——”
宋希濂说：“他们单兵的素质比我们强得太多。”
王耀武说：“这也是我想说的。一个士兵对比一个士兵，如果差距有一些，还好办，而且也不明显。但一万个士兵对比一万个士兵，如果每个士兵都有差距，那么这种叠加起来的落后是翻倍的。”
宋希濂说：“日本人的兵役制度非常完善，前线的师团有大伤亡后，新兵很快能补充进来，而且补充进来后就能用。我们这边呢，一天前基本上还都是农民子弟。如果补充进来的是保安团已经是万幸了。”
王耀武说：“所以训练重要，实战经验重要，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太重要了。51师的老兵已经不多了，听说36师这次从富金山上下来时，也只有800人了？”
宋希濂说：“八百多名是还有战斗力的，伤病的有一千多人。但也要了我的命。”
王耀武说：“恶战还在后面。”
在衡山，王耀武和宋希濂互道珍重，于岔路口分手，此时暮色已经升起在南岳的群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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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8年冬，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秋，是八年抗战中最艰难的三年。三年中，在正面战场，日军唯一的野战机动部队第11军攻势不息：冈村宁次先率机甲军奔袭南昌，随后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薛岳第9战区从此成为当打之地。在李宗仁第5战区，从枣阳到襄阳，中日两军多次会战。日军突如其来的宜昌攻略，更搅动了重庆的神经。从桂南昆仑关到塞北的五原城，烽火千里。最精彩的一役，则出现在江西的上高。阿南惟几走马上任，二次野望长沙，湘中古城战火再燃……
敬请期待《抗日战争的细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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