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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一场历史的“华丽悲剧”
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
内容简介
★ 宋氏家族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缩影，不了解宋家就看不懂中国革命与改革的脉搏 除了恺撒家族以外，没有哪个家族能像宋家一样如此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走向。他们曾在中国的政界、金融界、军界呼风唤雨，连美国白宫的政策制定都与这个家族有关。闻名世界的宋氏三姐妹各自的性格与命运至今仍为世人所津津乐道。这个诞生于旧中国腐败、混沌、堕落的背景下，代表奋进、创新、不懈开拓并勇于同旧制度对抗的新一代中国家族的命运，不仅堪称传奇，同时又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革命与改革的脉搏息息相关。因此，走进宋氏家族，也是对中国近代历史的重新追溯与深思。 ★ 大量从未对外公开过的家族史料，剥去历史的华丽外衣，真实展现宋氏家族的善与恶 历史的呈现总是具有偏爱性，宋家的历史也不例外。据了解，20世纪4060年代之间，蒋介石每年要花费数亿美元来维持自身以及宋家在美国的形象，以借此来保证其政权的延续性，甚至连《时代周刊》都是其帮凶。因此很少有人能真正了解，有关这一家族在攀登权力宝座的征途中如何互相扶持又互相牵制的真实故事。经过数年的材料搜集、走访调查，作者得以掌握大量从未对外公开的珍贵史料，这些真实的历史足以颠覆世人对宋氏家族的认识。 ★轰动全美的首部家族传记，宋美龄亲自撰文评价该书，当时因其巨大影响力作者甚至收到死亡威胁。 《宋氏家族》自1985年出版之际，便在全美轰动一时，销量惊人。一时间，蒋介石政府努力在美国维系的正面形象瞬间崩塌，宋美龄不得不亲自撰文驳斥作者，可见当时本书已在美国社会舆论中掀起不小的波澜。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甚至收到了匿名的死亡威胁，从此不得不过上隐居的生活。
序言 帷幕拉开
如今的上海不再弥漫着从前那种神秘的东方气息。我本来满怀期待，想好好感受从前的氛围，但现实让我震惊不已。驱车从南京路出发，首先要路过旧时英租界的跑马场，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公园；然后再穿过几条马路，两边满是树冠高大的法国梧桐，繁茂的枝叶形成长长的甬道，斑驳的阳光透过枝叶间的缝隙洒落在路面上；最后来到两边树木交叉成拱顶的霞飞路。霞飞路位于以前的法租界中心区，现在称为淮海中路。我乘坐的那辆由上海某个人民工厂（这种工厂现在已遍布整个上海）制造出来的小轿车，最终在一小栋砖体别墅前停了下来。别墅前面的木门十分高大，从旁边门牌上的汉字可以看出，这正是我要找的地方。一阵咯吱咯吱的声响之后，大门小心翼翼地闪出一条缝，一个满面倦容的年轻人从里面探出头来。这是一位解放军士兵，身穿佩有鲜红领章的草绿色军装。看到面前站着的是一位大胡子圆眼睛的外国人，他脸上茫然的神色立刻一扫而光。20年战争培养出的战斗精神立刻显露出来，他此时已是充满警惕。
“是的，”他用上海人特有的那种轻声细语不太情愿地说道，“宋庆龄副主席曾在这里住过。”这一点门牌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过他不允许我进去，因为这栋别墅里目前住着一位党的高级干部。
在我的印象里，这栋别墅里建造的人工园林精巧雅致，我仿佛能听到以前的人们玩棒球时的击打声，以及1920年曾在这里住过的那位个子不高的孙逸仙博士的笑声。我向这个士兵提出，能不能让我进去看看：不做全面细致的参观，只到里面随便转转。他眯着眼睛想了一下，然后摇了摇手，摆出一个“白鹤亮翅”的姿势，而这个姿势是老年人每天早晨在外滩打太极拳时经常出现的。
失望之余，我的目光越过他的肩头，试图看一看院子里印象中的那些花草树木、整洁的山墙和能够旋转的窗户，听一听透过树叶从后院住所传来的佣人们的说话声。那个士兵抬高肩膀，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所寻找的是已消失了的半个世纪前的景物，这一点即便说出来他也不会明白。
除了故事开始的这个地方，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拥有668家妓院、被喻为“罪恶渊薮”的旧上海，已经荡然无存。昔日的大班[1]们曾在旧时的英国俱乐部，也是著名的酒吧Long Bar（长吧）里面饮酒品茗。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曾把里面的长腿桌椅锯短，供那些身材矮小的日本军官使用。而现在，这里已被改造成一所商船船员疗养院。
一天晚上，我出去寻找这个城市那些昔日的幽灵。当然，他们早已不复存在。如果说他们还阴魂不散的话，那也只能在以前中国人居住的城区才能找到他们，也就是现在的中华路上城墙围着的那片地方，四周出奇地静谧。一个世纪以前，甚至是半个世纪之前，要想在这些狭窄的弄堂里安安静静地散步是不可能的事。这里的大街小巷一度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时不时还能听到有人大声地清嗓吐痰。乞丐们四仰八叉地躺在道路两边的阴沟里，像一只只受伤的蜘蛛猴。那时候只需不多的“现金”，就能找一个年仅9岁的小女孩玩上个把小时，或者雇凶用剜肉尖刀将某个人肩膀的大筋挑断，让他一辈子再也举不起任何东西。
然而，那些古老的气息已经荡然无存，昔日的幽灵也无影无踪。即便在以前中国人居住的那些地方，现在也被打扫得干净整洁，健康卫生，充满了吸引力，不再危机四伏。不妨说一下，我曾经去过法国的里昂、英国的曼彻斯特和美国的奥马哈，相比之下，上海人显得更为友好一些。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各地的城市之间进行串联的“红卫兵”也已销声匿迹。
现如今的中国人为什么变得如此友好了呢？在靠近云南省边界——也就是我长大的地方，那些中国村庄里的贫苦的农民总是非常友善，质朴而又幽默。但这一点对上海来说却是难以想象的。当苏联和美国争抢登陆月球第一人的荣誉时，中国人则大张旗鼓地宣称，他们将会在地球上造就一代新人。他们成功了吗？如果成功了，那么，再没有哪个城市比这个曾被称为“地球上最为罪恶深重的地方”更适合这一代新人。因为这里是我们要讲的故事发生的地方，这个城市的性格对宋氏家族的影响巨大，所以有必要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上海的演变过程。
19世纪初，在宋氏家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这座旧中国的城市还只是一个位于泥泞的黄浦江岸边、距离长江口17英里[2]的小村庄。“上海”这个词也不比“滨海”浪漫多少。没风的时候，船夫们便沿着岸边的纤道，把一艘艘货船拖往上游。在这儿，方圆数英里内地势平坦，水灾频发，却控制着沿长江通往内地1 000英里范围内的所有贸易。
当时，外国人的贸易还仅限于南部港口城市广州。自18世纪末以来，英国一直通过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但到了19世纪初，英国遭遇了严重的资金外流问题。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和丝织品的价值远高于其出口中国的商品的价值。中国人对英国生产的那些昂贵商品的需求量很少，如羊毛制品、棉制品和金属制品等。有了对印度实现商业征服的经验，英国商人们坚信，除了广州之外，只要再开放几个通商口岸，他们就能在中国打开另一个巨大的市场。而英国人用来撬开这些港口大门的杠杆，就是鸦片。
那时候鸦片主要产自印度和中东地区，为英属东印度公司垄断。一些地道的英国人，如大鸦片商威廉·渣甸，从印度种植者手中以低廉的价格收购生鸦片，然后再以10倍的价格经由香港转售中国内地。
在一段时期内，通过向中国走私鸦片，英国人成功地获得了进口茶叶所需的资金。但是，随着茶叶消费数量的不断增加，走私鸦片的数量也需要相应的提高。由于清政府禁止鸦片贸易，英国商船必须把货物运到位于珠江口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在那里卸下货物之后，再用合法船只把鸦片送到广州港。后来，很多清政府官员也参与到这项违禁贸易中来，运送鸦片的船只便直接驶进广州港，并且肆无忌惮地将鸦片存放在位于江边的库房里。
19世纪20年代，美国人开始参与鸦片贸易。一些老牌公司，如波士顿的帕金斯商行和拉塞尔商行等用快速帆船运输鸦片，数量巨大。英美两国输送的鸦片数量，1821年是每年5 000箱，到1837年已经达到每年39 000箱。英国增加的鸦片数量又一次平衡了其在茶丝进口中产生的贸易逆差，阻止了白银外流。但是，这对中国并非幸事。尽管政府禁止，不断增加的鸦片消费量还是导致了社会灾难。上至贵族地主一，下至士兵娼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吸食鸦片。些政府官员甚至难抵诱惑而参与鸦片贸易，使得腐败问题在官场中持续扩散。最终的结果是，白银流向发生逆转，中国的白银开始快速流入英国，其数额之庞大，令人惊骇。
民族自尊和国家主权也同样危如累卵。1838年12月，广州的地方官把一个鸦片走私商钉在库房门前的绞刑架上示众，洋鬼子冲出来，把绞刑架砸了个稀巴烂。这起事件导致近万名中国人奋起示威。那些西方人只好向一个名叫伍浩官（本名：伍秉鉴）的大商人求助。伍浩官是鸦片贸易的中方头目，他出钱买通了地方官府，从此开创了鸦片贸易的新模式。
当时地方政府规定，所有英国商船船长必须签署一份协定，保证永不挟带鸦片来华。美国人开始秘密运输英国鸦片，或者授意英国船只悬挂美国星条旗进出广州港。事件爆发的导火索是一群醉酒的英国水手在争执过程中打死了一位中国村民，而英国领事拒绝让中国政府对他们进行审判。作为报复，地方政府下令断绝英国人的一切物资供应。1839年10月1日，英国对华宣战。
长久以来，英国鸦片商一直竭力鼓吹这场战争，因为他们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一支以配有32门火炮的“涅墨西斯”号明轮船为首的英国舰队开到中国，轻松打败了清政府的海军。丧权辱国的清政府不但支付了巨额赔款，还对英国开放5个通商口岸，给予英国“领事裁判权”，即英国在华侨民的一切事务均不受中国司法管辖。
根据条约[3]，新开放的5个通商口岸中，上海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在英国人大批进入之前，那里不过是一块又脏又乱的租借地。马德拉斯炮兵部队[4]的乔治·巴富尔上尉是第一位驻上海的英国领事，随他一同前来的还有一名翻译、一名外科医生和一名办事员。巴富尔把基地设在上海县城北门外靠近黄浦江的地方，因为那里最适合船舶停靠。
巴富尔说：“我们的海军可以开到那里。看到舰队，他们就会明白我们的实力如何。如有必要，还可以当即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的厉害。我们的目标是全面控制整个长江。”
上海不仅位于长江农产品运输的咽喉之地，还通过运河、湖泊与有“丝绸之都”美誉的苏州相连，沿京杭大运河还可直达北京。中外各种贸易品在此都可自由进出，畅通无阻。
刚开始，外国人移居此地的速度并不快。只有为数不多的传教士和商人在精明的中国买办陪同下来到这里。通过协商，美国与清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给美国人单独划出一块租界，并给予其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一位名叫吴利国（本名：亨利·沃尔科特）的美国领事在苏州河北岸升起星条旗。由于先来此地的英国人连旗杆都没有竖起来，因此，这可以称得上是有史以来在上海升起的第一面外国国旗。醒过神来的巴富尔领事急忙在苏州河南岸挂起联合王国国旗，并把领事馆建在了那里。后来，美国请求英国帮助处理租界内的治安和其他事宜，最终导致两块租界合二为一，变成公共租界。法国人则置身其外，在江边建立了自己的租界。
最初来这里的美国人大都是满腔热情的传教士，商人则几乎没有。他们当中大多是坚持宗教极端主义的清教徒，拥有《圣经·新约》里描述的种种美德。“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他们乐观地认为，“只要用基督精神稍加点化，即可崛起于亚洲民族之林，其前途不可限量。”
曾经的纤道上建起了一排货栈，或者可以叫作“洋行”，即今天的商铺。楼上是大班及其助手们的办公室。这些人极能吃苦耐劳，他们远道来到亚洲，首要目的是中饱私囊，然后才去顾及公司及国家利益。他们都没有携带女眷。彼时的上海，还不是淑女们能待的地方。
大班们在那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们的生活起居都模仿英国的乡下绅士，日子过得十分悠闲。他们日上三竿时才起床，饱餐之后，再到洋行里查看一下由他们本国业务经理保管的账目。之后稍事休息，再配着英国麦酒和荷兰杜松子酒吃一顿丰盛的中式午餐。午饭后，他们往往会跟三五好友一起来到阳台，一边品着威士忌和雪茄，一边看江边装卸货物的场景，直到晚饭时刻。晚宴的特色酒菜包括西班牙雪莉酒、法国红葡萄酒和苏特恩白葡萄酒，以及精心烹饪的中国鸡鱼、进口烤牛肉和羊羔肉，再配上印度咖喱、各式点心、奶酪、香槟、咖啡和雪茄。他们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希望成立一个俱乐部。
上海逐渐繁荣起来。强盗掠夺式的资本主义占据了上风，奸商四处横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杀人越货及尔虞我诈之辈层出不穷。当时有一句话说，区别罪犯和资本家的唯一方法，是看他们的钱袋有多大。对怡和洋行的渣甸和合伙人马地臣来说，颠地洋行（又称宝顺洋行）的兰斯洛特·颠地及其合伙人比尔是第一个真正具有威胁的对手。这两家洋行都使用快速帆船到加尔各答或香港提取邮件，然后向北疾驰，赶在那些慢吞吞的英国邮轮之前回到上海。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比那些新出现的潜在对手提前一两天获知欧洲最新的商业情报，然后果断出手，大赚一笔。当时知名的美国洋行有旗昌洋行、琼记洋行、魏特摩洋行、同孚洋行和森和洋行。它们之中，老牌鸦片商旗昌洋行的实力最强，其后台是声名显赫的美国三大商业家族：罗斯福家族、德拉诺家族和福布斯家族。
如果说英美两国的发展前景光辉灿烂，那么对清政府来说，这却是灾难的开始。
英国取得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表明，自1644年以来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已经日薄西山。作为少数民族，清政府统治者一直未能完全征服中国南部。阴谋、反叛层出不穷，反清的秘密会社遍布南方乡村。清政府利用残酷的镇压抑制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但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胜利，表明统治中国两个多世纪的清政府已经腐化殆尽、极度虚弱。反清力量联合起来推翻帝国的统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清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它集中力量抵抗外来侵略，国内就会发生暴动；如果它全力镇压内乱，就不得不打开国门，满足外来势力的各种要求。国内的各个秘密会社和西方各国都抓住了这一点。西方各国希望清政府的统治失去平衡，但又不至于垮台。各种秘密会社则通过不断袭击传教士，在清政府和西方各国之间制造麻烦。每一次袭击事件都会促使西方各国给清政府施加新的压力。
讽刺的是，正是具有残忍基督精神的《圣经·旧约》把整个事件推上巅峰，煽起了一次历史上著名的大暴动，即太平天国起义。在中国南方，一位失意的秀才[5]因为科举不第，转而信奉基督教以寻求安慰。他自称是耶稣的亲弟弟，是众人的救世主。他成立了拜上帝会（自称是基督徒），奋起反抗清政府。他们的目标是恢复汉人统治，实现土地公有。同时，他们还坚决禁止卖淫、吸毒、酗酒、通奸、赌博、裹足、买卖奴隶以及虐待妇女。他们的观念非常前卫一。支由饥民和劳工组成的基督教大军挥师北上，建立了太平天国。
《圣经·旧约》中宣扬的这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暴力复仇方式，并不符合秉承《圣经·新约》教旨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的本意。加上又听说耶稣在中国可能还有个亲弟弟，有些传教士心里不太高兴。
太平军和清政府打了14年，战争覆盖20个省，致使2 000万人丧命。战争后期，他们犯了一个错误：试图从洋人手里夺回上海。他们只占领了中国人居住的那片地方，两年后，他们被法国人给赶了出去，最后又遭到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所率领的华尔洋枪队的痛击。
来自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华尔一直碌碌无为。他不甘心在长江上当水手，想做一些靠劫掠发财的勾当。后来清政府出钱，委派他组建一支洋枪队，帮助剿杀太平军。华尔把他的洋枪队更名为“常胜军”，实际上却斩获甚微。华尔并没有给太平军构成真正的威胁，并且没过多久，在一次战斗中他就被打死了。他的继任者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危险人物，即查理·乔治·戈登。
戈登是一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战斗英雄，他留着大胡子，锐气十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戈登被派到中国，1860年10月随同八国联军一起攻进北京，烧毁了宏伟壮观的圆明园，逼迫清政府签订新的条约，做出一系列新的让步。随后，晋升少校的戈登被委派接管华尔的常胜军，负责“保卫”上海。戈登是个意志坚定的奇才，这对太平军来说不啻是一种灾难。戈登没有像阿喀琉斯那样待在帐篷里生闷气，而是一次次对起义者发起漂亮的袭击。（“戈登”这个名字成了当时英国新闻界的一个热词，他们给他起了个诨名：中国戈登。）他采用突然袭击、大炮强攻、炸药猛炸和现代化步枪进攻等方式，对付那些仅靠弓箭、矛枪、便盆和铜锣作战的太平军，取得了一连串辉煌战果。太平军变得士气低落，在战斗中失去主动权。他们之前从未见过西方人如何打仗。后来，一支清军包围了南京城，那位耶稣的弟弟为了免受凌迟之苦，选择了自杀，太平天国随之覆灭。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发起的暴力反抗已结束。它是另一场规模浩大的革命运动的发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在近一个世纪之后将革命运动推至巅峰。从此以后，农民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斗争、中国人民与掠夺成性的西方列强之间的斗争将同时展开。上海在这两种冲突之间获益匪浅。
就是在这种充斥着腐败、革命、虚伪和贪婪的背景之下，宋氏一家开始了他们的家族传奇。
自波吉亚家族[6]以来，很少有哪个家族能对人类命运起到如此巨大的扰乱作用。在将近一个世纪中，诸多影响亚洲历史甚或世界历史的事件中，宋氏家族的成员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宋家人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如“中华民国国父”孙文之妻宋庆龄，蒋介石之妻宋美龄，其他的家庭成员则分别担任过民国时期的行政部部长、外交部部长或财政部部长。这些人积累了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笔财富，宋家长子宋子文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的故事甚至引出了一句名言：“从前有三个姐妹，一个爱财，一个爱权，一个爱国。”宋霭龄因其狡诈的敛财手段而恶名在外，不过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她还掌控着整个家族的命运。曾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她是个男人，也许整个中国都是她的了。”蒋宋美龄是历史上最负盛名、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她影响了两代美国人，很多年来美国人都称她为“全球十大最著名的女性”。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她不但影响了美国领导人做出的决策，还通过这些决策影响了整个世界局势。她被公认为国民党政府背后的实际掌权人物。姐妹中的第三人宋庆龄一生忠于其夫孙文的革命理想，后来当上了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
她们的父亲宋查理因为资助孙文的革命事业而闻名于世。这场革命最终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作为一个生活在宗法制度中的家长，宋查理所做的一切可谓无人能比。他教导出来的孩子个个学识出众，三个女儿举止优雅、能力非凡，分别与民国时期军界、金融界和政界的顶尖人物结为夫妻。宋查理本人也是当时中国最为杰出的企业家之一。如同中国历史上许多传奇人物一样，宋查理出身寒门，却创立了一个超级家族。他的长子，哈佛出身的宋子文曾资助蒋介石一步步夺得政权。“二战”期间，宋子文还巧妙地说服罗斯福总统拨出巨款，帮助“他们的”中国——蒋介石和宋氏家族统治下的中国，与日本人和中国共产党作战。
宋氏家族让《时代周刊》公司的老板亨利·卢斯十分倾倒，他通过旗下的报纸杂志人为地放大了宋家的声誉。卢斯本是在华传教士之子，手握大权的宋家人代表着他那业已消逝的世界留下的一抹痕迹，是他在想象中虚构的浪漫中国形象的一个象征。他给美国人戴上了一副变色眼镜，让他们通过这副眼镜来了解亚洲事务。众多有影响力的美国人为宋家的魔力所折服，其中包括一些传奇性的人物，如飞虎队的陈纳德，以及一些新闻记者，如白修德和约瑟夫·艾尔索普。此外还包括华盛顿的一些著名说客，如罗斯福总统的朋友，有着“软木塞”之称的汤米·科科伦。就在罗斯福总统戏称“让蒋夫人尽情地来‘勾引’我吧”的同时，另一些主张用更为客观的眼光看待中国问题的人则几乎被宋家人整垮，其中包括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外交官谢伟思和约翰·帕顿·戴维斯。
本书也讲述了他们的故事。此外，还记述了苏联共产国际代表米哈伊尔·鲍罗廷的故事，以及年轻的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的悲剧性罗曼史，讲到了鲍罗廷的亲密盟友、美国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还有具有强烈独立精神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史沫特莱这位从科罗拉多矿区的废渣里爬出来的人物，后来成了世人眼里并不看好的事业的拥护者。
要写宋氏家族的成员其实格外困难。在荒野之中，一些动物因为具有某种有效的伪装，人们很难发现它们的存在。像童话里的柴郡猫一样，宋氏家族的成员只有在他们自己想露面的时候，你才能见到。他们看似无处不在，实则深藏不露。他们有讨人喜爱的外表，让人眼花缭乱，交口称赞。这样的公众形象一旦建立起来，人们就更不可能通过观察他们的实际活动来记录他们真实的习惯和个性，或者其他在普通人身上可以轻易辨别的性格特征。
中国人无论穷富，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含蓄、内敛，甚至深藏不露。在所有中国人当中，宋家算是最西方化的了。即便如此，他们外在的开放和平易近人也只不过是后天养成的一种仪态，而不是脱胎换骨的转变。与他们有密切接触的随从们也无法穿透这层面具。他们的公众形象被一大堆政论家们过分夸大并大肆宣扬。众所周知，从20世纪40—60年代这近30年的时间里，蒋介石政权每年都要花费数亿美元来维护自身在美国的形象，并借此来保证其政权的延续性。与此同时，这个政权还大力压制各种负面影响。比如，蒋介石的前妻曾写过一本批判性的蒋介石传记，据说台湾当局花了100多万美元来购买这本书稿。毫无疑问，书稿后来被销毁了。
多年来，我发现几乎无人敢夸口说他深谙宋氏家族。真正了解这个家族的都是蒋介石政权内部的人，而这些人有足够的理由保持沉默。宋家权势如此之大，以致他们可以严惩任何做出轻率之举的人。为数不多的几个西方人，如陈纳德，服侍蒋夫人数十年，却始终小心翼翼，拒绝回答与宋家有关的任何问题。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前程全靠他们的庇护人宋家的持续成功。只有像项美丽（本名：艾米丽·哈恩）和亨利·卢斯这样自称与其关系非同一般的人的那些带有倾向性的看法，才能得到认可，并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其他像白修德、谢伟思和约瑟夫·史迪威等经常谴责宋氏家族的人则遭到排挤。上述三人当中，只有白修德免遭身败名裂的厄运。谁抨击宋家人，谁就会被贴上同情共产党的标签，这已经成为惯例。
有关孙文和蒋介石的传记已经出版了不少，其中有几本还对两人做出过温和的批评。另有两本关于宋氏三姐妹的传记，写得跟《圣徒传》差不多，明显吹嘘过头了。除此之外，赛珍珠还根据三姐妹的故事写过一本虚构的儿童读物。这些书都避而不谈这个家族历史中相对阴暗的一面。本书是迄今为止第一本有关整个宋氏家族的传记作品，在审视他们做出的积极贡献的同时，第一次把他们长期不为人知且更为邪恶的行为一并揭露出来。只有把整个家族的所有成员放在一起详加研究，才有可能弄清在通往权力宝座的征途中，他们是如何既相互扶持又相互牵制，以及他们家族与上海黑帮之间的长期勾结与深刻依赖的关系。
这样的传记此前之所以一直没有出版过，是因为宋家人不想看到此类作品。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转变对华政策之前，如果任何一名新闻记者对宋家人表现出“不正常”的兴趣，特别是对蒋家人持有哪怕些许不谨慎的态度，都足以危及他的饭碗。《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遇到的种种麻烦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本书中我希望能以较为公正的态度重述一下他的遭遇再举一个例子。，杰出的新闻记者斯坦利·卡诺多年来一直担任《时代周刊》在香港的驻地记者。他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和老板亨利·卢斯到台湾出差。当时他们正坐着一辆高档轿车赶往豪华的金钰饭店（该饭店是宋家的房产，在饭店顶上可以鸟瞰整个台北市），这时候卢斯发现运送行李的汽车没有跟上来。他皱了下眉头，没好气地说：“我想他们把我们的行李给弄丢了。”卡诺向来不会装腔作势他顺口说了一句，：“他们丢的可不止这一个。”听了他的话，卢斯并没有感到好笑，但这句俏皮话破坏了卢斯对他的兴趣——如果想在卢斯手下谋职，就必须让他觉得你有吸引力。卡诺告诉我：“一年后我就离开了，《时代周刊》。”
由于种种原因，在本书中，我把那些一看便知来源的“观察”和“洞见”，如克莱尔·布思·卢斯、项美丽和陈香梅[7]等宋氏家族的盟友们对宋家人的评价都剔除在外。她们对宋家的评价早已广为人知。1940年出版的《宋氏三姐妹》一书，主要记述的是项美丽担任《纽约客》杂志驻上海记者时，与宋霭龄相识后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大部分篇幅写的是三姐妹幼年时期的一些居家琐事，以及宋美龄的婚礼盛况。这些描述的党派倾向过于明显，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
与之相反，我没有局限于仅通过某些朋友或敌人的描述来解开宋家的秘密，而是另辟蹊径。如同帕尔修斯避免直视美杜莎[8]的眼睛一样，我也转换角度，以当时的时代为镜，并从与他们密切接触过的人的生活中去寻找素材。如此一来，他们那漂亮的外表就不再让人眼花缭乱了。
在此只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宣传者们对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夺权过程中的阴谋手段略去不提，许多肮脏的故事细节被掩盖或者直接抹去，剩下的只是对青年时代的蒋介石那虚情假意的吹捧，这使得我们直接了解蒋介石当时的各种行为及其动机变得尤为困难。不过，最近一些中国学者发表文章，揭露了蒋介石早年的一些密友的生活情况。我小心谨慎地把这些素材拼到一起，向大家展示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蒋介石和这些人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并根据这些线索重新勾勒出一个巨大政治阴谋的大致轮廓、运作手段及主谋人物。蒋介石于1926年冬季之后便与臭名昭著的上海青帮开始公开来往一事，多年前就已被外界广为知晓。不过，人们只是隐约感觉到，早在那之前他们就已经搭上了关系，但对这种关系如何影响他的人生却不甚了解。现在，我们第一次有可能找出在1910年前蒋介石的青年时代就把他与青帮联系到一起的那根“神线”，以及青帮头子是如何借助蒋介石（蒋介石也利用了他们）把联合政府从孙文的手中夺走。过去在传说中才有的故事，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了解其具体情况。至于蒋介石是如何接掌了大权，以前的官方版本从来就没说明白过，现在终于可以弄清楚了。
运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揭开宋氏家族中其他人的秘密。由于宋氏家族的成功是依靠家族之外的幕后人物，因此，只有弄清这些幕后人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才能透彻理解宋家的全部故事。虽然他们并非宋家成员，但必须视他们为家族的盟友。这些人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青帮老大杜月笙，以及听命于他的一帮手下。杜月笙本人则基本上已经是这个家族的一员。
在此，我得说明一下，我绝算不上是什么中国通，仅仅是个过路者而已。路过现场时，有人对我说了一句令人颇为沮丧的话：往事已随风而去，当下紧随其后，而未来则吉凶未卜。缓过神来，我禁不住想知道到底谁该为此负责。虽然似乎有无数个答案，而其中一些更耐人寻味的可能选择却让我兴趣盎然。每发现一点与他们的外在表现不甚相符的地方，我对宋氏家族的兴趣就增加一分。有一天在新加坡，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一份古怪的文件。那是一份英国殖民政府文件的副本，内容是蒋委员长在旧上海巡捕房的犯罪记录，上面除列举了蒋介石参与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谋杀活动外，还有对他持枪抢劫的起诉。这些事情外人几乎毫不知情。美国人之间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约定：永远不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谈论宋氏家族，尤其是蒋家这一支的任何事情。他们通过这种方式防止人们知道某些可怕的家族秘密，就像不想让人知道阁楼上大门紧锁的房间里，罗切斯特太太[9]正戴着哗啦哗啦乱响的锁链等待着被大火烧死一样。这个家族的所有成员是美国成年人构建的中国神话的一部分。
本书首先要说的是，这个家族其实并不姓宋。
[1] 大班，指旧时中国的洋行经理。——译者注
[2]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3] 条约指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译者注
[4] 马德拉斯炮兵部队是英国皇家炮兵部队。——译者注
[5] 秀才，指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
[6] 波吉亚家族是15世纪和16世纪影响整个欧洲的西班牙裔意大利贵族家庭。——译者注
[7] 陈香梅，是陈纳德的太太。——编者注
[8] 帕尔修斯是宙斯之子，希腊神话中的一位英雄，他杀死了女妖美杜莎。美杜莎为希腊神话中一个有双翼的蛇发女妖，任何直视她双眼的人都会变成石像。——译者注
[9] 罗切斯特太太，英国19世纪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中的人物。——译者注
第一章 年少离家
有关宋查理的神奇传说是20世纪所有虚构故事中的一篇杰作。其始作俑者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的传教士们。他们根据为数不多的几条线索，添枝加叶，编造了最初的故事。继而，西方记者们又拾起他们的牙慧，大肆渲染一番，然后通过各类报纸、杂志散播开来。在世人眼里，这只不过是一个博人眼球的东方传说而已，与许多其他的故事一样，虚虚实实，真假莫辨。
根据传闻，宋查理出生于中国南方海南岛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875年，9岁的宋查理被过继给他的舅舅，随后被带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在舅舅开的茶丝店里当学徒。他渴望接受美式教育，以期将来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一天，他偷偷离开茶丝店，来到波士顿港，登上了一艘名为“科尔法克斯”号的轮船。幸运的是，船长查理·琼斯是一位信奉上帝的基督徒，他很喜欢这个小家伙，便留下他在船上做船员，还教给他一些宗教教义。“科尔法克斯”号抵达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市之后，琼斯船长把这个对他满怀感激之情的孩子带到当地一座监理会[1]教堂接受洗礼。为了感谢船长的收留，这个年轻人在受洗后，取教名为查理·宋。教会里的一班会众对此举颇为感动，便又开始张罗查理上学的事。最后，应会众的请求，参加过美国南北战争的大英雄朱利安·卡尔将军收养了查理。卡尔将军很喜欢查理，供他读完三一学院（即现在的杜克大学）后，又送他到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范德堡大学神学院深造。按照教会的宏伟计划，待到时机成熟，查理将会以监理会传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向他的同胞们传播上帝的福音。回到上海后，查理靠印发《圣经》发了大财，随后，他利用这些钱资助孙文的革命活动。查理一生育有6个子女，他们后来都成为民国时期的当权人物。
这些传说只有一小部分是真实的，其他大多是无稽之谈。那艘名为“科尔法克斯”的轮船从来没有在波士顿港停泊过，历任船长中也没有一个叫查理·琼斯的人。卡尔“将军”服役期间的最高军衔不过是个二等兵。查理的父母也并非贫苦农民，并且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查理去了美国。此外，他们的家族姓氏实际上是“韩”，而不是“宋”……上述几例仅仅是驴唇不对马嘴的情节中的一部分而已。
事情的真相更有趣。有关查理身世之谜的第一批线索源自他于1881年给他父母写的几封信。当时他已经离家6年了，之所以写这些信，是因为他的父母那时候还不知道他已经离开亚洲。20世纪30年代末，新闻记者布雅各在书写父亲的传记时，无意间发现了这批信件。布雅各的父亲步惠廉是一位传教士，也是宋查理的生前挚友。这些信出自一位刚学英语不久的孩子之手，通篇文字佶屈聱牙，十分难懂。信中提到的种种情形，对于当时尚不了解事情来龙去脉的布雅各来说，简直就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在信中，查理写道，他的父亲住在位于“中国东南方广州州的孟寿县”（原文如此）。乍看之下，确实让人费解。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广州州”，指的应该就是广东省，中国南方的大港口城市广州即位于该省。然而，没有一张广东省地图上标有“孟寿县”这个地名。
至于父亲的名字，查理用英语写成“Hann Hong Jos’k”。他不知道如何把中国人的姓名按照标准读音译成英语，于是便依据海南当地的方言发音直拼出来。
值得庆幸的是，在一页信纸的底部，查理还用汉字写下了父亲的名字。如果按照当时汉语的标准读音译成英语，他父亲的名字应该写成“Han Hung-i”（韩宏义）。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的家族姓氏应该是“韩”，而不是“宋”。这的确让人难以理解：孩子姓宋，父亲怎么会姓韩呢？在父亲名字旁边，查理还用汉字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翻译成英语，应该写成“Han Chiao-shun”（韩教准）。很显然，查理有两个名字。因为不知道他在何时何地缘何改成宋姓，人们也就无法厘清这其中的种种矛盾，更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随后，这些信件被束之高阁，逐渐被人遗忘。若干年来，查理的宋姓来源之谜也就一直没有解开。
1945年，在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档案馆里，一位研究人员发现了另一份让人困惑的资料：宋查理在一艘美国缉私船上的服役记录。如果当时这两批资料能够凑到一起，查理的姓氏之谜应该早就破解了。遗憾的是，那位海岸警卫队的研究人员并不知道保存在布雅各手里的那些年代久远的信件。
当我把一块块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资料碎片如七巧板般拼到一起，答案立即跃然纸上。原来，查理的真实姓氏是他在海岸警卫队服役期间，由于发音问题，被人弄错了。这完完全全是在无意之中造成的错误。于是，宋查理便成了这个孩子在美国的化名。身为现代历史上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其姓氏竟然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如果说宋查理实际上根本不姓宋，那么他的子女们也就不该姓宋了。蒋介石夫人的闺名应该是韩美龄，而不是宋美龄。这一发现是一个极好的警示，它提醒我们，在审读任何与宋氏家族有关的资料时，都应该小心谨慎。事实证明，这种谨慎很快就能得到回报。
通过研究查理留下的支离破碎的信息，以及从其他地方一点一滴淘选出来的零星资料，我们可以重新勾勒出他早年大致的生活情形。
查理确实出生在广东省，该省的版图现在仍包括位于中国南海、形如一滴水的海南岛。[2]该岛大约有爱尔兰的一半大小，当时还是一片蛮荒之地，群山连绵，雨林遍布，只是在沿海一带，偶有几座村落和零星种植在低洼处的小片稻田。在岛上高峰入云的内陆地带，居住着苗族和黎族山民。他们占据着这片中国南部边疆的大部分高地地区，耕作着时欠时丰的小块土地来养家糊口，还种植鸦片以供闲时消遣。在地势低平的地区，居住着相比而言更为勤劳、来自大陆地区的汉族人。在过去近1 000年的时间里，或是为了躲避瘟疫和饥荒，或是为了逃避政治迫害，这些汉族人渡过不算太深的海峡来到这里。滨海村庄的沙滩上，到处都是棕榈树和黑松林，村子里住着很多朝廷缉拿的要犯。他们当中许多都是各类反清秘密会社的成员，当初为了避难，才坐着咯吱咯吱乱响的舢板沿着海边一路逃到这里。即便在最虔诚的外国传教士眼里，海南也是一个是非之地，不能按照常规行事。这里匪盗成群，他们常从敞开的门窗潜入室内，肆意夺财害命，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外国人口在逐年减少。
除了传教士，常常还会有一两个年轻的英国海关工作人员被派来长驻此地。海关关卡设在正对着琼州海峡的海口港，那里直面大海，常年海风肆虐，谨慎的走私者都驾着走私船另找停靠的地方。当时，最好的停泊点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最知名的应属位于一处开阔海湾（即现在的清澜港）、堪称走私者天堂的文昌。当地人说话带有浓重的喉音，他们说“文昌”两字时，听起来有点像是“孟庆”，又像英语中“一只鞋”的发音。即便是略通汉语的人也不难看出，在信中，查理是把“文昌”误拼成了“孟寿”。事实上，再仔细看一下地图和相关地理资料，我们就会清晰地发现，船只进出频繁的文昌城是查理家乡唯一可能的所在地。文昌是闻名遐迩的海南舢板的主要进出港，这种船只从事贸易的路线，与查理信中描述的一模一样。
靠近海岸的地方，舢板一排排连在一起，船民们以船为家，长年累月居住在船上。像中国的大部分海港一样，刺鼻的鱼酱味、猪油味，腐臭的粪便味，与新锯开的湿乎乎的柚木散发出的香气混杂在一起，终日弥漫在港口上空。以当地标准来看，韩氏一族远非贫苦之家。查理的父亲无疑还是一位富裕的商人，一位造船场主，一位秘密会社里的资深长老。此外，他还从事走私活动。根据各种不同的资料，我们了解到，查理的父亲拥有若干艘大型远洋货船。他的贸易船队定期从靠近广州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出发，一路南下，直到安南[3]的河内，最远可达苏门答腊。整个航程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写于1881年的一封信中，查理这样写道：“他们的船队从澳门开往河内，要走6天的水路。”）
查理的先祖居住在远在中国北方的山西省。那里距离大海数百英里，群山环抱，气候干旱，土地贫瘠。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社会动乱频发。跟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查理的先祖也被迫南迁至广东，后来又渡海来到海南岛避难。查理的先辈中有一些还是客家人。远在南宋时期（1127—1279年），由于中国北方被来自中亚的部族占领，他们便迁移到了南方。“客家”的词义即为“做客的人”，专门用来称呼那些客居他乡的北方人。客家人有着强烈的宗族观念，现如今他们虽然散居在世界各地，这种观念却依然保留。在海南这片世人眼里的流放之地，查理的先祖们隐居于住在文昌港口的船民之中，开始了舒心惬意的新生活。
在美国国务院一份几乎被人忘记的档案里，提到宋查理的大儿子宋子文曾送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一艘海南舢板模型，其中的内容证实了上述大部分事实。宋子文在赠送船模时随附了一封短信，内容如下：
敬悉您喜爱帆船，今特请我国驻华盛顿大使转赠精美海南远洋舢板船模一具。此船模由我国海关监制，完全按照实物精制而成。海南为广东省沿海岛屿，我家祖辈世居于此。岛上居民吃苦耐劳，远近闻名，他们每年定期驾驶这种小船出海贸易，最远可达印度。
这种大型海南舢板是一种三桅帆船，非常适合航海。其造型也与众不同，整体形状像一个大香蕉，可以在海洋里破浪前行。船上配有小型火炮，用来防御海盗骚扰。船头画着一双大眼睛，目光向上，看着远方。这双眼睛，再加上张开后如同公鸡鸡冠般的红色船帆，使得这种船看起来像一只大眼睛的公鸡，它也因而得了一个外号：大眼鸡。
每年夏天，韩家的“大眼鸡”船队都会离开海南，开始一年一度传统的贸易之旅。西南季风吹来，他们驾船载着货物向北驶往澳门、汕头和厦门等地。西南季风之后，东北季风随之而来，船队便会满载中国商品向南驶往暹罗、马来亚联合邦[4]和爪哇。进入南部海洋之后，如果遇到单独航行的船只，或者某个毫无防备的海边小城，船上的水手们就会冲上去大肆掠夺一番。驾驶游艇航行的人至今仍尽量避开这片海域。春季到来之后，船队便会在各岛屿之间进行贸易，逮着机会就抢上一票。然后，等夏季的西南季风再次刮起的时候，船队就会掉头向北，返回家乡。
那时候，小孩坐船跟着大人们出海是家常便饭，宋查理小时候肯定跟随他的叔伯或兄弟们到越南一带跑过几次短途贸易。根据查理后来的回忆，1875年他满9岁的时候，父亲决定让他跟着一位略年长些的兄弟去爪哇，到一位远房亲戚那里学手艺。这次旅行开始时一如往常，风平浪静，谁料想前后竟然持续了10年之久，把查理带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那年8月，一支“大眼鸡”船队带着查理驶离港口，穿过琼州海峡，前往广州。早期的照片显示，那时候的查理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身材结实，看起来像一根柚木。双目炯炯有神，像一只正学说话的八哥。那时候他的发型还是按照清朝统治者的规定，前面剃得圆润光滑，背后拖着一条又长又重的辫子。
中国南部沿海一带，青山连绵不断，众多海岬与大小岛屿犬牙相错。沿途最适合停泊船只的地方挤满了广东本地的船只。这些船的船头也都画着一双大眼睛，不过目光是向下注视，似乎是在寻找鱼群，这跟那些眼睛盯着远处地平线的海南商船完全不同。8月末，乘着最后一段时间的西南顺风，这支海南船队抵达位于珠江口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那里的滨海地区到处都是伊比利亚式[5]的平房和低矮的货栈，天主教堂也随处可见。4个月后，随着东北季风的到来，已经销售完货物的商人们通常会购置新货上船，然后呈不规则编队从澳门向南进发。“大眼鸡”船队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河内，第二个是西贡，然后穿过暹罗湾来到马来亚。每一处港口都有外出经商的海外华人的定居点。再往南，在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和婆罗洲[6]等地，则有大量住在农村地区的中国人，他们当中有的开锡矿，有的开商铺，有的人则从内陆地区往海边贩卖各种原料。
海南商人在东南亚的商业网络由潮州帮联结在一起。潮州帮是中国势力最大的秘密帮会之一，其最初的成员是从广州北面约170英里的汕头逃难出来的船民。潮州帮一直坚定地从事秘密反清活动。有组织的抵抗被瓦解之后，帮会成员四散奔逃，远走高飞。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他们虽然散居各地，但从事秘密活动的习惯却保留下来。如同海上的吉普赛人一样，潮州帮成员将他们的方言和与众不同的行事方式作为秘密联系的纽带。正是他们这种置于中国传统家族关系之上的联系纽带，使得潮州帮的商业圈比任何一支海外华人的势力都要强大，联系也更紧密。当时，潮州帮控制着中国沿海地区的走私贸易和鸦片运输，同时他们在香港、上海和新加坡的英属租界都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由秘密帮会发展成具有排外性的行会，这些行会又慢慢发展成为具有强大势力和财富的大财团与同业联盟。在西方人的想象里，在阴森恐怖的摩鹿加群岛[7]深处，潜伏着凶恶的中国海盗，他们走私黄金，贩卖毒品，恐吓妇女，而西方人所描绘的，其实就是当时潮州帮的形象。直到现在，担任这片地区大银行老板的潮州帮首脑们仍然操控着从印度支那的金三角经由泰国曼谷到阿姆斯特丹和其他毒品交易中心的国际毒品贸易。西方禁毒机构对此只能装作视而不见。
就像一个盒子套另一个盒子似的，有许多人全家都加入了潮州帮。除帮会生意之外，他们的家族自己也有独立的走私网络。由于帮会生意不容外人插足，所以为了生存下去，那些从其他地方逃难或流放至此地的人不得不想方设法融入帮会之中。即便是从山西移居此地、拥有强大客家宗族势力的韩氏家族，要想全面操控19世纪的海南商业圈，并发展海上贸易，也必须通过联姻的方式与潮州帮联系到一起。韩氏家族成员也不得不加入帮会。韩家定居海南之后的几百年间，只有通过与帮会成员联姻，使得双方产生相互依附的关系，才能把家族的商业网扩展到东南亚一带。他们的家族就是这样逐渐发展起来的。
查理的哥哥要去住在东印度群岛的一位韩氏本家那里当学徒，查理也在那里的一位亲戚家做了三年雇工。到了1878年初，这个心怀不满的孩子找了个机会离开了那里。那时的查理已经12岁了，他遇到了一位远房亲戚，他称其为“舅舅”，不过查理从未提起过他的名字。舅舅是一位移民，很久以前就跟着建铁路的人一起到了美国。
19世纪后半叶，为了躲避太平天国运动引起的战乱，成千上万的南方人移民到了美国。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是苦力出身，而是技术熟练又有自己抱负的工人。他们自己出钱买船票，并且还有足够的钱财以供定居美国之后的花销。在美国，铁路工头雇用他们与欧洲移民一起干体力活。相比而言，这些“来自‘天朝’的中国人”工作起来更卖力，而且很少抱怨。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劳工在中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员工比例就达到了80%，铁路铺设的速度也突飞猛进。随后，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都开始雇用中国劳工，最苦最累的活都安排中国人去干。比如，把工人装在柳条筐里从悬崖峭壁上吊下去，在坚硬的石壁上开凿路基。中国劳工的薪水比白种人劳工要少1/3，且食宿自理。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于1865年给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没有他们（指中国人），要想在议会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宏大国家工程的西部路段是不可能的。”
查理遇到的这位舅舅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州只待了很短一段时间，然后就搬到了新英格兰。他很有商业头脑，又吃苦耐劳，不久就攒够了钱，自己在波士顿开了一家店铺，专营各种中国货。这一次，他衣锦还乡，回老家小住了几日，正准备返回波士顿，途中在爪哇换船时赶巧遇到了查理。他建议查理跟他一起走，坐船绕过半个地球到那个中国人称为“福山”的神奇国度。这个建议对于比他更为务实的查理来说，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于是，就像伏尔泰笔下的赣第德和潘格洛斯一样，查理跟着舅舅一起出发了。多年后在给父亲的信中，查理写道：“我在东印度群岛与哥哥分开了。”
从爪哇赴美，需要从位于爪哇岛西端的阿涅尔港坐船。运输茶叶的船只在那里最后一次补给淡水和食物之后，便会快速西下，穿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前往伦敦或波士顿。很显然，查理和那位舅舅应该是在1878年的春天乘船赶赴美国，因为他们到达波士顿的时间是当年初夏。
1878年的波士顿已经不再依靠海运和与中国进行贸易来获取财富，虽然如此，海边遍布红砖瓦房的波士顿港依然错落地停泊着各种大型船只。内战已经改变了这里的一切，以前积累的财富现在大都投到铁路建设、面粉加工和制鞋等行业。新兴工业的兴起引起了劳资纠纷，退伍军人和欧洲移民要求增加薪水，改善工作环境。受内战余波的影响，经济逐渐萧条。1873年，经济大衰退的浪潮导致一万余家公司倒闭。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们无法容忍工人罢工，他们的对策就是从西部各州招收华工，查理的舅舅趁此机会来到了波士顿。
当时在波士顿，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国人住在查理河对岸的坎布里奇。他们都是公派赴美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富家子弟，其中有两个幸运儿，一个叫温秉忠，一个叫牛尚周（用西方人惯用的方法，写成B. C. Wen和S. C. New）。温秉忠和牛尚周都来自上海，他俩有一种奇怪的特点，那就是两人的饮食起居、言行举止等几乎一模一样，就像彼此的镜子一样，即便是姓名的拼法也很相似。因为这种特点，他们得到了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先生的垂青。他俩终生都保持这种古怪的习性。回到上海后，他俩娶了两姐妹为妻，还一起保媒，让查理娶了他们的妻妹，从而三人结成连襟。此外，他们都获得了差不多一样的财富和官位，还一起致力于在中国出版第一批西方教材。他们俩对中国现代史及宋氏家族的崛起产生了间接却又深远的影响。
温秉忠和牛尚周是以官派留学生的身份来到美国。这个中国教育代表团由一个名叫容闳的广东人组织成立。容闳是第一个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人。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他就下定决心，今后要通过选派有潜质的中国幼童到西方各个学院和大学留学的方式为祖国的变革做出贡献。1871年，清政府批准了他的计划，来自上海的温秉忠和牛尚周加入了官派留学生的行列。
在1878年的冬季，他俩经常到查理工作的店铺，一边喝茶一边探讨如何利用西方模式改造中国。
他们逐渐对查理产生好感，便督促他去学个有前途的专业。后来，他俩又怂恿查理去向舅舅提一下想上学的想法。查理的舅舅是个极为现实的人，只关心日常实务，听说查理要去寻求更好的前程，而不是准备接他的班，他非常恼火，断然拒绝了查理的要求。于是查理开始酝酿出走计划。
1879年1月，即距离查理离开东印度群岛不到一年的时间，他最后一次向舅舅提出上学的请求，还是没有成功。
再次遭到拒绝的查理收拾好自己简单的行李，步行来到政府船只专用码头，偷偷登上了“阿尔伯特·加勒廷”号缉私船。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他确定自己想做点事。就像中国船上的那一双双眼睛一样，有的俯视着海里的鱼群，有的则充满期待地凝视着远方的地平线。
当天晚上，那艘缉私船便出海巡逻。这艘船远离海岸，来到深海停靠点之后，查理才被人发现。他立即被带到船长那里。
船长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时年39岁，是个机智灵敏、敬仰上帝的挪威裔美国人。他的老家位于遍布岛屿的博肯峡湾附近的斯塔万格市，是西方最古老的航海区之一。身为造船匠的后代，他从小在船上长大，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也是在海上度过的。1861年4月，即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夕，他移民美国，并加入了联邦军[8]。战争结束后，他满怀信心，以税务署缉私官的身份重返海上。他所在的船只停靠的母港是位于南塔基特海峡玛莎葡萄园岛上的埃德加城，那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社区，住在那里的都是有清教信仰的船长和船主。
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到任不久，就开始追求马萨诸塞州航海领域的头面人物利特尔顿·温彭尼的女儿。温彭尼一家一直参加埃德加城监理会教堂的唱诗班，于是加布里埃尔森也成了那里的虔诚信徒，并于1867年11月17日和温彭尼小姐在该教堂结为伉俪。
多年来，加布里埃尔森船长因其指挥坚决果断、办事公正无私，且体恤下属而被世人奉为楷模。
落到他手里，查理真的是撞了大运。
加布里埃尔森内心极为自命不凡，他坚信这些“中国佬”的为人处世生来就不对。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一个强大的监理会里做事积极、信仰坚定且言行一致的教会兄弟，他肯定要按照上帝的旨意纠正这些错误。这个孩子无疑是他舅舅店里的奴隶，南北战争已经让黑人摆脱了奴隶的身份，加布里埃尔森也绝不会把这个有前途的年轻人送回波士顿那堪称罪恶牢笼的中国城继续接受舅舅的血汗压榨。他们的谈话内容虽然没有记录下来，但我们可以查到这件事的结局。加布里埃尔森问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查理回答说叫“教准”。这两个字在美国人听来，就像是“周孙”或者“查理孙”。1879年1月8日，加布里埃尔森在船员名册里写上了“查理孙”这个名字，同时还注明查理已满16岁，达到了法定服役年龄。实际上查理当时只有14岁，可以想象，船长一定是认为有必要隐瞒查理的实际年龄才这么写的。
这是迄今为止能查到的查理第一次用“孙”作为自己姓氏的记录。后来查理学会用英语阅读和写作后，他又把自己的姓氏拼成“松”，这也许是他自己觉得这个发音更合适一些。再后来，在他回国后不久，迫于压力，他不得不再次修改这个姓的拼写方式，以便适应中国人的习惯，于是又改成了“宋”。这个字是人们普遍认可的宋朝的“宋”的标准写法。
有加布里埃尔森船长相助，查理顺利当上了“阿尔伯特·加勒廷”号上的服务生，成为美国财政局税务署下面一个领工资的船员。
查理不仅换了个新名字，剪去了辫子，还从船上仓库里领了一套崭新的、专为美国政府船员制作的航海服。有了这个身份，再加上有他的船员同事们和强大的税务署做后盾，查理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便能够乘坐“阿尔伯特·加勒廷”号自由进出波士顿港。当时拍摄的一幅照片显示，身着船员服、理过头发的查理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是个中国人。
加布里埃尔森和查理之间建立起了非常亲密的关系。“阿尔伯特·加勒廷”号抵达埃德加城后，船长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年轻人的情况。数月来，他坚持用基督精神教导这个年轻的异教徒。在船上待上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便会上岸与家人相聚数日，周末则可以去监理会教堂做礼拜。加布里埃尔森给查理买了一件苏格兰羊毛粗花呢西装，胸前有4个扣子。这是查理有生以来的第一套西装，每逢礼拜天上午，查理都会穿上这身西装，再配上白色硬领衬衣和黑色领结，去教堂做礼拜。在一封充满温馨回忆的信中，查理写道：从教堂回来之后，他会陪着加布里埃尔森夫人的侄子、时年8岁的哈里·温彭尼一起在船长家的院子里玩。
1880年1月，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查理便又续签了一次服役期。然而，让他没有料到的是，4个月后，加布里埃尔森船长被调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
有两个月的时间，查理一直闷闷不乐。他给加布里埃尔森船长写信，恳求他帮一下忙。船长恳切地给他在华盛顿的上级领导写信，安排这个中国小孩退出了现役。
查理迫不及待地赶到波士顿港口，坐上第一班发往威尔明顿的轮船，向南行驶，去跟自己的恩人团聚。
轮船抵达威尔明顿后，查理立即去寻找加布里埃尔森船长的新船。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现在是一艘被财政部官方称为“二级明轮船”的船长，船的名字是“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这艘美国税务署下属的汽船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机帆两用船，产生于帆船时代末期，具有帆船的船头、香槟色的船尾横木，残留的桅杆却又短又粗。这是一艘蒸汽船，船上不配船帆，完全依靠明轮驱动。正是依靠这个特点，它才能在追赶那些驾驶帆船进行走私活动的走私犯时占据优势。
查理没费多大劲儿便找到了停靠在海关码头的“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加布里埃尔森再次收留了这个孩子。虽然不能像以前一样安排查理在船上当服务生，但他还是在船上的餐厅里给他安排了个位子，并在花名册上登记下来。
有一段时间，生活又回到了熟悉的轨道上。“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从威尔明顿出发，一路经过卡斯维尔要塞灯塔、炸锅浅滩灯塔船和鲍尔德山灯塔，然后向北到达博迪斯岛。他们巡航的任务，一是搭救遇难船只，二是缉拿走私人员。
在“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上的船员眼中，查理是个怪物。1880年，在美国南方，中国人并不多，且大部分都被带到新奥尔良的棉田里干活，填补那些获得自由的黑奴留出的空缺。他们当中有少数几个已经开始经营店铺和洗衣房。这些人大都散布在靠近南部的几个州，从没人到过北卡罗来纳州这边。查理是这个地方的人们迄今为止见过的第一个中国人。
当时这个孩子已经15岁了，谎称17岁。如果想让他接受教育，走好人生第一步，那就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幸运的是，加布里埃尔森在当地教堂的朋友们对此很有兴趣。其中一位是罗杰·摩尔上校，他是一位南北战争时期的老兵，也是前街监理会教堂里的头面人物，主管男子读经班。与很多邻居不同的一点是，摩尔知道中国的地理位置，也了解监理会传教士们在中国想要达到的目的。19世纪后半叶，信教的美国人普遍认为，白种人肩负的主要责任是教化和基督化这个世界上的另类。中国拥有全世界1/4的人口，在那里传教最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拯救更多的灵魂。
摩尔的后代现在仍然是这个社区的知名人物，他们对这个故事津津乐道。据他们介绍，一个星期六，上校发现这个“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上的餐厅服务生坐在码头边的一根系船柱上，便邀请他第二天上午到格蕾丝监理会教堂去参加礼拜活动。查理与他一拍即合。
第二天，摩尔和朋友们带着查理来到第五街教堂，把他介绍给托马斯·佩奇·里考德牧师，一位为人循规蹈矩、做事风风火火的斗士。
查理在一生中注定将遇到很多革命者，里考德牧师无疑是第一位。里考德牧师出生于巴尔的摩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幼年便沦为孤儿。他的叔叔收养了他，带他去了墨西哥城。他在墨西哥城上了大学，学习如何传教。后来，他卷入19世纪30年代的革命风暴，成为一名游击队员。他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在从墨西哥逃亡法国的路途中受伤被俘。不久之后，他回到美国，到弗吉尼亚大学学习法律。在某一次布道会上，他突然顿悟，转而改信新教。他那个信仰天主教的叔叔听到他改变信仰后，觉得简直难以置信，直接与他断绝了关系。虽然如此，里考德从容应对，于1841年在弗吉尼亚正式成为一名监理会的牧师，后来又转到了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海边的一个位置偏僻、环境幽暗的村子里。
从当年那些呆板的照片来看，里考德的长相有些吓人。他个子不高，身形消瘦，面容枯槁，样子就好像在一个极不舒服的地方寻找了40个昼夜，最终找到了一本《圣经》，然后拿回来当作证据一样。他总是愁容满面，留着像先知们那样又长又乱的胡须，讲经时，孩子们总是充满畏惧地盯着他。在可怕的胡子上面，是一双更令人生畏的眼睛。这双淡蓝色的眼睛虽然一天到晚眼泪汪汪，眼球像牡蛎一样浑浊不清，但能洞穿任何一个人的身体，看清人们内心深处的灵魂。很显然，哪怕是稍微流露出一点点虚伪，撒一个小谎或者编造某个托词，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被他盯上一眼，女士们会显得坐立不安，而男士们则会觉得脖子后面发冷，衣领都得竖起。
第一次看到查理，这位阅历丰富的牧师就意识到这是“基督赐予的良机”。他邀请这个小伙子私下聊天。他俩在牧师家的客厅里谈过多次，每次谈话时，牧师那位长相俊美的女儿罗莎蒙德都会给他们端来柠檬水。如果查理能够接受西方教育，成为一名传教士，或者一名懂医术的传教士，那么他就会将其所学带回中国，既可为他的同胞们医治身体疾病，又可拯救他们的灵魂。如此一来，他个人的命运，乃至中国的命运都会为之改变。这就是里考德的设想。
温秉忠和牛尚周唤醒了查理内心的渴望，加布里埃尔森的事迹表明，移民也能取得不凡的业绩。而里考德牧师这个当年曾被墨西哥政府称为土匪的家伙，却激起了查理的事业心和宏大抱负。
1880年11月，第一个星期日的晚间礼拜仪式上，查理站起身来，走到前面，双膝跪倒。看到这个来自天朝上国的人跪倒在圣坛前，在场的教众都呆若木鸡。坐在后排长椅上的一位年轻女士目睹了查理受洗的一幕。她注意到，查理起身时，“满面红光，似乎非常高兴”。
仪式结束之后，教众们起身离开，消失在夜色中。查理一遍又一遍自豪地说，他已经“找到了救世主”。这些开朗而又热心的人们一旦团结到一起，就能形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们。这些人都成了他的家人，查理跟他们讲，自己非常渴望归国当一名传教士。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们高兴的事情了，于是，在里考德牧师和摩尔上校的带领下，他们开始筹划此事。查理把自己的想法又跟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说了一下，听完此事，加布里埃尔森亲自给美国财政部部长写信，请求再次允许查理退出现役，以便这个来自中国的孩子能够接受大学教育。
1880年11月7日，也是11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威尔明顿《星报》“第五街监理会教堂”专版上发了一篇简报，内容如下：
本教堂今日上午将举行受洗仪式，一名中国信徒也将参加。此人也许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在北卡罗来纳州接受基督教受洗仪式的“天朝人”。托马斯·佩奇·里考德牧师将主持仪式。
那个星期日发生的事情令人终生难忘。整个教堂内部一片雪白，圣坛就设在一处拱形墙下。圣坛前面是一排排黑色栎木长椅，后面悬挂着一块红色的天鹅绒幕帘，两边则是都铎风格的高背座椅。圣坛的右边摆放着一架伴奏用的立式钢琴，旁边摆着一排唱诗班专用的普通直背椅。
里考德牧师身着常穿的那件双排扣阿尔伯特王子式常礼服，秃头上戴着一顶引人注目的假发出现在大家面前。他在圣坛前面的台阶上铺上一条手帕，然后跪下，开始祈祷。祈祷完毕，他站起身来，双手放在查理那精心涂过发油的黑发上，神色庄严地给他施洗命名，确定其教名为“查理·琼斯·松”。
查理从哪里弄来了“琼斯”这个名字呢？各种解释一直相互矛盾。真相其实很简单，并且罗莎蒙德·里考德在当时就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她说是她父亲让查理采用这个名字作为中名。当时船上的人叫他“查理·孙”，而教会里的人都叫他“查理·松”。这都是因为他发音含糊不清的缘故。里考德需要填一张受洗记录表，上面必须得有姓氏、中名和名字，查理还缺一个中名。按照罗莎蒙德的说法，她父亲不过是凭空想到了“琼斯”这个名字，就给查理用了。这种说法，在那些喜欢编故事的人眼里，缺少足够的吸引力。
更容易为人接受且在后来被广泛传播的一个说法是，查理采用“查理·琼斯”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那位“带他来到威尔明顿的船长”。据那些人讲，查理所说的船，可能是指直接把他从中国带到美国的那艘，也可能是指从波士顿带他来这里的那一艘。另一种更为荒唐的说法是，“查理·琼斯”即是“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缉私船船长的名字，就是他把查理介绍给里考德牧师和威尔明顿的教众。多年后，当年的老人们信誓旦旦地说，他们记得确实有“查理·琼斯”船长这么个人，他常来教堂做礼拜。另一些人则说，他即便不是船长，至少也是个水手长。时代出版公司旗下的杂志非常认同这一说法。
然而事实证明，“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从来没有到过波士顿一带。它的母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号整个服役期间，从来没有一个名叫查理·琼斯的人当过船长或者水手长，美国税务署的其他部门也没有这么个人。同样，税务署下属的所有船只花名册上记录的任何岗位上都没有“查理·琼斯”这个名字。
不过，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确有其人。那些编故事的人相信，查理采用“查理·琼斯”这个名字，是一种知恩图报的德行。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能见到的有关宋氏家族的所有档案中，却从来没有提到过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的名字。
受洗之后，查理在当地一家印刷厂找了一份工作，开始学习印刷技术。与此同时，一系列更为重要的事情也开始酝酿。
派遣一位得到救赎的异教徒去向他那些尚未得救的异教徒同胞们传教，这一设想在威尔明顿监理会中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通过查理，他们就有机会改变这个世界上另一个遥远阴暗的未知地区的历史。当地会众们经过讨论，最终制订出一个行动计划。
计划的第一条，是安排查理上学接受教育。
三一学院是南北战争后南方幸存的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之一。在富豪和监理会会众的支持下，校长布拉克斯顿·克雷文带领6名教职工维持着这个学校。1880年12月，也就是查理受洗几个礼拜之后，里考德牧师向克雷文提议：他能否允许一个中国孩子到三一学院接受教育，以便将来完成重大使命？
为了解决查理的学费问题，摩尔上校给一位住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名叫朱利安·卡尔的美国南方富商写了一封信。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卡尔经常收到此类信件，写信的大部分都是南方邦联军人的遗孀，她们希望卡尔能帮助她们的子女上学。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卡尔都是有求必应。这一次，他又一次解囊相助。
前面曾经提到，人们叫他卡尔将军，但实际上卡尔并没有被正式授予过军衔。虽然多年以来，他的崇拜者们坚称他“口袋里装着一份任命书”，只不过因为为人谦虚低调而不愿接受，但实际上在整个战争期间，他最高不过是个二等兵。后来，因其为人慷慨大方，北卡罗来纳州联邦退伍军人协会才授予他一个“将军”的荣誉头衔。
朱利安·卡尔财富惊人，他在当时是当地最大的资本家之一，在烟草行业和纺织行业曾经历过两次大起大落。另外，他还是杜克大学的创始人之一，还资助查理发起了数次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
一位传记作家曾这样写道：作为教堂山[9]一名成功商人的孩子，卡尔“从小便受到他那虔诚而又堪称楷模的父母的深刻影响。他们打小就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了道德原则、基督精神和远大抱负的种子”。
从南方邦联军退伍后，朱利安·卡尔决定向住在达勒姆附近的一位年轻女士求婚，并向父亲借了4 000美元，买下了达勒姆城里一个小烟草厂1/3的股权。
对士兵来说，战争中有两样东西不可或缺：一是烟草，二是威士忌。南北战争结束后，这些需求仍然持续。卡尔给自己的公司起了一个古怪的名字——“公牛达勒姆”。这完全是模仿在英国广受欢迎的“科尔曼”牌芥末酱商标上的那只公牛，那家芥末酱的产地位于英格兰的达勒姆，名字与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一模一样。卡尔的公司主要生产一种新型的、口感温和的金黄色烟叶。这种烟叶在北卡罗来纳州那贫瘠的土地上长势很好，投入市场后受到南北双方战士们的一致欢迎。卡尔的主要贡献是通过在全美国投放广告，使得“公牛达勒姆”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他很快就成了百万富翁。另外，他还发展机械化的批量生产，使“公牛达勒姆”烟草出口世界各地。1880年那些忙乱的日子里，美国妇女从谷仓后走出来卷烟抽时，十有八九用的是“公牛达勒姆”烟草。马克·吐温曾开玩笑说，参观埃及金字塔给他留下的唯一印象，是上面挂着的“公牛达勒姆”广告。
1871年，卡尔的公司资产尚不足三万美元，但到1887年已经增长到惊人的400万美元。卡尔成为许多公司的董事长或大股东，这些公司包括达勒姆第一国家银行、达勒姆电灯公司、有轨电车公司以及各种土地开发、铣轧工厂和矿产资源公司。尽管在事业上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功，卡尔依然关照南方邦联军退伍老兵，并设法保证自己的工人能够挣到足够的钱，以便其能成家立业，抚养子女。卡尔有个特点，就是他做这些事时，从来不爱张扬，也不图任何回报。
他是承担查理上学费用的不二人选。
1881年4月的一个晚上，天气暖和，空中灰蒙蒙一片。深夜时分，查理和里考德牧师从威尔明顿坐火车来到了达勒姆。当时达勒姆还是个边境小镇，店面不多，出车站不远就是农田。红灯区位于埃奇蒙特区，但平日里很少看到妓女。酒吧倒是随处可见，人们在大街上打架斗殴倒是常有的事。当时只在东大街那边有几座建得不错的房子，其中一座是卡尔的豪宅，另一座是另一位烟草业大亨华盛顿·杜克的住宅。杜克主要销售一种名为“成品香烟”的新产品。正如卡尔家那位黑人佣人威尔克斯·考德威尔说的那样，达勒姆不是“有涵养的人来的地方”。
那时，马车比骑马更受有钱人青睐。朱利安·卡尔就是驾着一辆四驾马车到车站去迎接里考德牧师和查理的。
卡尔性格开朗，彬彬有礼。他前额高耸，胡须浓密，眼神平静，充满睿智。虽然已经36岁，他向后梳的头发依然乌黑铮亮。
与他结婚已有9年的南妮·卡尔是一位活泼而又温柔的达勒姆姑娘。她那灰色的眼睛显得极为冷静，皮肤白皙而有光泽，似乎也很享受身为人母的感觉。正因为有南妮的存在，卡尔才首先考虑在达勒姆进行投资。她育有两个女儿、三个儿子，用一位仰慕者的话来说，“每当全家人聚在一起，她身上女性美德那神圣的光辉都会笼罩着大家，全家人的生活为之生色，这也是他们能够幸福生活的主要原因”。
卡尔为查理准备了一间卧室，让他住在自己家里。查理随身携带的行李中，唯一有价值的是一把小木梭，这是别的水手教给他的一种源于北卡罗来纳州外滩岛乡间的手艺，他在船上时常用它来织绳索吊床。他计划在达勒姆编些吊床来卖，以便继续挣点儿零用钱，这一点体现了一位真正资本家的本能。
卡尔一家带查理去了三一教堂，把他介绍给那里的会众。查理身着一件虽不新潮但仍体面的米色亚麻布西装，里面配一件马甲，卡尔夫人还给他系上一条打着四手结的领带。他的一头短发梳向右边，紧贴着头皮，洗得干干净净的脸上不时展现出笑容。用西方人的标准来看，剪去辫子的查理帅气惊人。
“你知道，”一位跟他同龄的女孩发现，“他看起来根本不像中国人。他穿着体面，举止优雅。这位中国绅士非常非常有礼貌，这一点是得到大家公认的。”
达勒姆三一教堂的主日学校承担查理在学校期间的日常开销，这成了他们从朱利安·卡尔那里获得经费的渠道。他的学费则由三一学院从州卫理会基金里划拨，在校期间，他与其他几个孩子一起住在一位教授家里。
那年4月，查理几乎认识了达勒姆的每一个人，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詹姆斯·索思盖特及他的女儿安妮。安妮长得小巧玲珑，满脸雀斑，说话尖酸刻薄，为人冷酷无情，却又爱开玩笑。当时她还是个孩子，还没到身穿荷叶罩衫步入青春期的时候。她成了查理的知心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调皮捣蛋。索思盖特和他的儿子一起从事保险业，但他一直想在达勒姆成立一个“男青年基督教协会”。每当在索思盖特家吃晚饭时，查理都会听到他们谈论这个协会有多么好。而在之前，查理连这个组织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愉快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查理动身来到三一学院。这所学院设在一栋独栋大楼里，以前是兰道夫县政府所在地，周围是一片针叶林，向北到海波因特只有三英里远。那一年有200名学生入学。以前这里招收过几个印第安人，但在查理入学之前，还从来没收过中国学生。1881年6月9日，也就是在查理刚上学没几周时，布拉克斯顿·克雷文博士就在年报中写道：“他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好，学习认真，日后必成大器。”
查理来这里并没有接受常规的学校教育，他被视为三一学院一位“特别生”——不过这在当时的美国并非不同寻常的安排。教授们已经同意对他进行短期学前培训，利用几个月的时间给他恶补一下英语阅读、写作和数学等其他学生已经学了十几年的内容。大家都知道查理将来要回国当传教士，因此许多常规的教学内容都一概而过。比如，像学校里大部分教授们都很擅长的拉丁语、希腊语和德语等课程，只让他简单了解一下就行了。与此相反的是，教授们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提高他的英语水平上，每天让他沉浸在《圣经》的世界里。
查理住在甘纳韦教授家里。甘纳韦教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在学院里教授拉丁语。而查理大部分课程都是在克雷文博士家里进行。这位品德优秀、超负荷工作的绅士精通形而上学和修辞学，每天早上，他都为如何选择自己最适合的衣着而大费脑筋。除了克雷文，承担查理教学任务的还有克雷文太太。她经常连续数小时坐在这个15岁的小伙子身边，给他讲述西方文化的神秘之处。查理凭借聪明才智，再加上囫囵吞枣式的死记硬背，把她讲的内容都塞到了脑子里。中国儿童素有背诵经典古籍的习惯，他们通常是在老师的监督之下，一边摇头晃脑后轻摇着身体，一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圣哲之言，不求甚解，不问何意，直到将其深印在脑海里。查理也非常善于模仿，他能够背诵读过的《圣经》段落以及讲道时听到的语句，看起来好像已经理解了似的。实际上，与背诵古籍的孩子一样，查理能明白的似乎也并不多。从他的书信内容来看，他引用的《圣经》语句显得杂乱无章，而他的导师们不但没有感到头疼，反而对他那快速模仿的能力印象深刻，将其视为已有明显进步的标志。
到了夏天，查理的英语已经达到了能够写信的水平。从他最初写的几封信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关他童年生活的一些线索。其中一封信是写给他在海南的父亲，该信有一封给上海监理会布道团团长林乐知[10]的附函，文字稍微改动过，内容是请求林乐知把这封信转交给他的父亲。
亲爱的艾伦先生：
我希望您能帮我一个忙，我离家6年了，我想让父亲知道我在哪里，在干什么。他们住在中国东南部广州州的孟寿县，他们的船队从澳门开往河内，6天的水路。我父亲的中文名字叫“韩宏义”。我希望您能找到他们，几个月前我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入了教。现在达勒姆主日学校和三一学院资助我上学，我特别着急接受教育，这样我就能回中国向他们介绍我们的救世主，收到信后请给我回信，非常感谢您，再见。
查理·琼斯·松于美利坚合众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1881年6月25日
考虑到查理已经离家很长一段时间，小时候学的那点儿汉语也早忘记得差不多了，因此他用英语给父亲写信就不足为怪了。他的英语运用得还不是很熟练，不过他一直都说英语，在校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练习如何用英语写作。
亲爱的父亲：
我写这封信是为了让您知道我现在身在何处。1878年，我在东印度群岛与哥哥分开了，来到了美国，幸运地遇到了我们的救世主基督。感恩基督的怜悯，上帝正在拯救我们的路上。现在达勒姆主日学校和三一学院资助我上学，我特别着急接受教育，这样我就能回中国，跟您说说达勒姆的朋友们的和善以及上帝的恩惠。他派自己的亲生儿子来到世间，以死来拯救所有的罪人。我是个有罪之人，但因上帝的恩惠而得救。我记得小时候你带我到一座大庙里去跪拜那里的木头神像。哦，父亲，跪拜木头像是没什么用的。如果您坚持拜他们，一辈子也不会得到一丁点儿的好处。以前大家对基督一无所知，但现在我已经找到了救世主，无论我在哪里，他都会安抚我。侧耳倾听，你就会听到神灵的话语；抬头仰望，你就会看到上帝的光辉。我信仰上帝，并希望能够根据上帝的旨意在有生之年再次见到您。现在适逢假期，我住在达勒姆的朱利安·卡尔先生家里。收到信后，请您立刻给我回信，收到您的信我会非常开心的。代我向哥哥、姐姐、妹妹们问好，也问您好。下次写信我会告诉您更多的事情。卡尔先生和卡尔太太都是善良的人，他们对我一直很好。再见，父亲。请把信寄到北卡罗来纳州的三一学院。
您的儿子韩教准（查理·琼斯·松）于美利坚合众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1881年6月25日
尽管人生地不熟，学校的同学们对查理都很热情。他们喜欢跟他开玩笑，戏称他为“中国佬”，还拿他的姓氏开玩笑。查理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用自己的一套恶作剧来对付他们，并通过与他们辩驳来提升自己的口语水平。每当他们提到查理奇怪的姓氏，他总是这样反驳：“我宁愿快点[11]也不愿意太慢。”
为了不使查理忘记为他选定的严肃使命，他的资助者们认真培养，反复打磨，力求使他胜任向异教徒传教的角色。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会见，人们都反复强调他身负的使命。1881年圣诞节的前一个星期，人们在三一学院小教堂里专门为他举行了一场令人难以忘怀的仪式，兼任当地教堂牧师的克雷文博士也参加了。那个星期日，他布道的题目是“走向世界，向所有人传播福音”。整个布道活动一直围绕着查理进行，活动还宣布了他的任务。这次礼拜仪式还有另一项内容，就是正式把查理的教友身份从威尔明顿转到三一学院。仪式上，大家高唱着圣歌，不停地同查理握手。
每逢假日，查理都会去威尔明顿看望里考德牧师和他的女儿罗莎蒙德。主日学校放学后，他则会跟住在达勒姆的安妮·索思盖特一起闲逛，或者在卡尔家豪宅的门廊下轻哼小曲，哄南妮·卡尔的小儿子睡觉，而年仅5岁的莉莎则会坐在他旁边的台阶上玩自己喜爱的洋娃娃。
很显然，这个中国孩子牢牢记住了他从“卡尔爸爸”身上学到的一切东西。数年后，他在上海仍然不断模仿和复制卡尔的生活和处世的细节。随着查理一步步开展自己的生活，这些细节与他的生活产生了耐人寻味的共振，其中包括卡尔给孩子们取的名字、对妻子的昵称以及他自己从事的事业。卡尔在经商手段和业务判断方面也给了查理非常有效的指导，培养了他的经商才能。
查理对女孩子越来越感兴趣。在三一学院的第一学年结束后，他给一位名叫戈登·哈克特的同学写信。16岁的戈登（查理都叫他“戈尔登”）当时已经回老家威尔克斯伯勒过暑假。查理的信是用华丽如雕刻般的字体写成，这也是查理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得益于查理在幼年时期的毛笔书法训练。信的内容详细讲述了三一学院暑假期间发生的新鲜事：
两位菲尔德小姐还在学校。下周五上午她们就回家了。我跟你说过，她们都是年轻可爱的淑女，我非常喜欢她们……在学校的日子非常惬意，但我不知道她们离开之后这里会成什么样子……比德古德小姐还在这里，我想她会待到下个月才离开吧。她还像以前那么漂亮。我有时会去看她和卡西小姐。她说话真可爱……戈尔登，跟这些女孩子们在一起，我玩得可开心了，每天都开心。从学期结束至今，除了《圣经》，其他书我一直没有好好看过。这里现在一切都很好。玛米小姐和另外两个女孩子昨晚来找我，我们玩得开心极了……我们一起去看望了埃拉·卡尔，玩得可开心了，你都想不到。
查理对这位个子消瘦、双腿细长的青春洋溢的女孩埃拉·卡尔特别上心。埃拉的父亲卡尔教授，是朱利安·卡尔的堂兄弟，在三一学院教希腊语和德语，家境不太富裕。这个中国孩子跟卡尔夫妇交上了朋友，他经常跑到卡尔教授家里听埃拉·卡尔弹钢琴，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毫无疑问，查理在三一学院的学习生涯是突然之间结束的。这都是因为在那些漫长而又温暖的下午，在从榆树枝头吹来的熏风的吹拂下，查理没有禁得住诱惑，与埃拉小姐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从他给戈登的信中可以确定，暑假结束后，查理还准备在三一学院继续上学，因为他在信中督促戈登“能回来就抓紧回来”。查理许诺，如果戈登回来，他俩将一起“做点儿事情”。
夏天刚过了一半，埃拉的母亲突然把查理从她家里赶了出去，并不许他再去她家。我们只能通过想象来分析她当时突然打破的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场面，并通过卡尔夫人反应的激烈程度来判断事情的严重性。经过一番匆忙的安排，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查理发现自己变成了位于遥远的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范德堡大学的一名学生。
监理会教堂针对此事对外界做出的解释，虚伪得恰如其分。这从罗利[12]的《新闻与观察员》中引用的教会有关宋氏家族传奇论述的摘要便可略知一二：
克雷文博士曾就查理今后的传教生涯与之进行过多次长谈，并把此事提交给布道团理事会讨论。理事会成员向他建议，这位年轻的中国人在范德堡大学可以得到更大的提高。在那里，他在继续学业的同时，还可加深与纳什维尔布道团理事会成员及归国传教士之间的交流，从而接受传教方面的培训。
随后，文章以一种更加欲盖弥彰的语气继续写道：
虽然此举会让他加速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在答应离开北卡罗来纳州之前，查理还是与克雷文夫妇详尽地讨论了具体细节。
在他们设想的查理职业生涯的定位方面，这些监理会信徒们开始表现出双重标准。对查理来说，在梦幻般的传教事业中找到自己的角色，这无疑是恰当的。如果他愿意回到中国传播监理会的福音，帮助走了4 000年歪路的中国步入正道，那么他的赞助者们也愿意在缩减学习时间的情况下，资助他接受教育，并提供尚能满足温饱的衣食。如此一来，双方都是皆大欢喜。查理是可以给他们装饰门面的“天朝人”，但这个中国人和他们的女儿之间的亲密关系必须在一定的界限之内。
在三一学院的最后一天，查理显得郁郁寡欢。他送给克雷文太太一件告别礼物——他亲手编织的最后一张吊床。后来，克雷文对朋友们吐露：给她告别礼物的时候，查理还精心准备了一番告别的话，随后便控制不住，抱着她大哭起来。
在威尔明顿，大家都津津乐道于这段丑闻式小插曲的另一种说法。第五街监理会教堂的会众们多年以后还私下盛传这样一个故事：由于被朱利安·卡尔当场逮到查理“与他女儿在一起”，查理还与朱利安·卡尔发生了冲突。伊丽莎·卡尔和埃拉·卡尔这两个名字确实很像，不过当时朱利安·卡尔的女儿只有5岁。虽然如此，至少他们还没有把姓氏弄错。
刚乘火车来到纳什维尔，查理便精心打扮一番去了一家照相馆。在那里，他照了一张很正式的照片，然后通过朋友转寄给了三一学院的埃拉·卡尔小姐。半个多世纪之后的1937年，这张照片仍然是已至垂暮之年的埃拉·卡尔珍藏的心爱之物，不过那时她的身份早已变成住在海波因特的德雷德·皮科克太太了。
从那之后，各种流言蜚语便一直缠绕着查理。自认为是文化人的一些监理会元老将其斥为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一个大骗子、一个吃白食的家伙。如果说大部分人对查理还不错的话，那么这些所谓的文化人就是专爱吹毛求疵的家伙。范德堡大学神学院代理院长就是一位不那么善良的人：
松（查理）于1882—1885年在此上学。他是个冒失粗心的小家伙，充满活力，也很有趣，但学习成绩不怎么样。我们看不出他对宗教有什么真正的兴趣，更不用说布道工作了。事实上，他回中国后很快就办实业去了。在那期间，他与一位肯定比他强的女士结了婚。
这就是代理院长乔治·B.温顿博士对他的评价，这种评价代表了与他关系密切的那些教会高层人士对查理的一致看法。
查理在范德堡大学的同班同学约翰·C.奥尔牧师对他的评价则要温和得多：
起初大家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松（查理）。大家只把他当成一个奇怪的人，他只不过是个中国人而已，但他还是慢慢发生了改变。他头脑聪明，努力学习如何准确流畅地使用英语。言行举止间经常能显示出他的睿智、幽默和善良的本性。大家都开始喜欢他，带他参加校园里的各种社交活动。他的字精致如雕版，笔触细腻，花体字绚丽花哨，同学们经常找他代写卡片。虽然对英语语言知识的缺乏使他学习起来困难重重，但他总能认真预习，顺利通过考试，并在四年级时以优异成绩毕业。
同学们普遍都很喜欢他。他的另一个同学詹姆斯·C.芬克回忆说：“他为人非常和蔼友好。”怀特是查理的室友，后来到佐治亚州的开罗任牧师。怀特证实：“他天生是个快乐的人，喜欢纵情大笑。所有的学生都喜欢他。他头脑聪明，成绩处于中上等水平。”塔特尔牧师听过几次查理的布道，确信他的布道“对所有的听众都极具精神上的启迪”。
无论查理表面上在人们眼中的印象如何，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个背井离乡、寄人篱下的孩子。
据奥尔回忆，当时每逢礼拜天，一些学习热情较高的学生常会在早餐前到卫斯理大厅的小教堂里聚会，交流宗教方面的经验体会。一天早上，松（查理）起床后便站在那里，什么话也不说。过了一会儿，他双唇颤抖着说道：“我感觉自己是如此渺小，孤单一人，远离自己的同胞，和陌生人一起待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块顺着密西西比河漂流的小木片。”说完眼泪夺眶而出。没等他接着说下去，十几个孩子围在他的身边，伸出胳膊抱着他，并向他保证，他们会像兄弟一样爱他。松（查理）的举动打断了那天早上的聚会。
学生当中最了解查理的莫过于步惠廉。在范德堡大学神学院学习时期是他们毕生交往的开始。步惠廉对查理的评价既不尖酸刻薄，也不感情用事，而是坦率直白。布雅各在为他父亲所著的传记中写道：“松（查理）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既不用自己洗衣服，也不用自己做饭。”
一天下午，步惠廉给查理准备了一个热烈的“欢迎仪式”。他在房屋中间的一张木质写字台上铺上一块毯子，毯子上放上一个盛满水的脸盆，水里放进一枚闪闪发亮的一元银币。脸盆旁边放着一个沉重的金属柄熨斗，桌子底下则藏着一组湿电池，用几乎看不见的细铜丝从毯子底下穿过，连着熨斗和脸盆。
看到查理和其他同学兴高采烈地走进房间，身高6英尺、体重200多磅、身材魁梧的步惠廉走上前去跟他们打招呼。[13]
“我给你们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步惠廉大声说道，“就是桌子上的那个熨斗。这是一个神奇的熨斗，来自大烟山[14]一位巫师的洞穴。任何一个摸过它的人都会失去意识。不信请试试看，如果谁能一手扶着熨斗把手，一手伸到脸盆里把那块银币捞上来，那块银币就是他的了。”
几个人偷偷交换了一下眼色，但没人过去。
“查理，你怎么样？”步惠廉拉长声音问道。
查理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仔细查看那个熨斗和泡在水里的银币，似乎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于是，他便一手抓住熨斗把手，另一只手伸进盆里去捞那枚银币。就在他的手指触到水面的瞬间，一股力量把他推得后退一步，惊得查理目瞪口呆。随后，他尴尬地意识到自己上当了。步惠廉狂笑不止，查理也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大笑起来。
暑假期间，神学院的学生们会参加各类活动，宣传上帝。查理被安排与巡回牧师一起，帮助那些福音传道士为南方举办的布道会布置会场。
他最喜欢的一站是田纳西的富兰克林，因为他和住在当地的斯托卡德一家成了朋友，并且斯托卡德的侄女萨莉也很漂亮。查理把专为埃拉·卡尔拍摄的那张照片又加洗一张，送给了萨莉。由于朋友们取笑她跟一位中国人谈恋爱，萨莉便把那张照片扔到了壁炉里。好在萨莉的母亲及时把照片抢了出来，只是四周烧焦了一点。在1937年德雷德·皮科克太太珍藏的那张照片重现天日之前，各大媒体刊登最多的就是萨莉留下的这一张。
经过巡回布道的锻炼，查理变得更为从容自若，英语也进步很大。几年后，他甚至可以怀着真挚的诚意给罗利当地的教会报纸《基督教倡导者》撰写文章：
纳什维尔本市居民目前表现不俗。上个月下旬在那里召开了信仰复兴布道大会，一些教堂取得的成果可谓前所未有。复兴大会还在各个不同的教堂继续进行，目前已举行了150场。事实上，目前的成果已经超出人们的预料。本周，来自佐治亚州的南方福音传教士山姆·琼斯牧师将莅临纳什维尔，在搭设于邮局旁边空地上的一顶“福音帐篷”里布道。这对纳什维尔市民来说不啻为天赐良机。我们坚信，他将凭上帝的帮助和恩惠，引导数以百计的民众走近基督。
在《基督教倡导者》上的一篇文章的脚注里，编辑向读者们介绍了查理的生平。那位编辑在文中略带傲慢地加了一句：“从信的内容来看，他（查理）的英语水平有显著提高。”
现在几乎已经确定，等到1885年查理从范德堡大学毕业后，就会被派往上海。此事由范德堡大学校长、主教霍兰·N.麦克泰耶勒最终拍板决定。麦克泰耶勒同时还主管派驻中国的监理会布道团，他把此事向上海的林乐知做了通报。1883年春天，查理收到了林乐知博士写来的一封言简意赅的正式确认函。一切似乎已经准备就绪，查理回国后将到上海中西书院任教。查理的回信则显得极不自然：
亲爱的艾伦博士：
收到您的来信已有一段时间了，您能写信给我，我真的非常高兴。我知道您已经完全把自己的工作、生命和精力都奉献给了上帝的事业。我希望按照上帝的意愿，尽快见到你们。我不知道自己还会在美国待多久，但无论怎样，我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来充实自己，为回国做准备。等我结束学业之后，我希望能把上帝的光带给中国人。我生活的目的就是行善、敬人、赞美上帝。对其他人行善事，可以将他们从永恒的惩戒中拯救出来。愿上帝能助我一臂之力。几天前，一位监理会的女士问了我一个不常遇到的奇怪问题，她说：“松兄弟，你是个传教士，你愿不愿为了信念而甘愿遭受苦难，或者为了基督的事业不惜献出生命？”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但是，为了顺从自己的内心，我根据自己的感受做了回答。我对她说：“是的，女士。如果上帝愿意帮助我，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愿意为了基督而承受苦难。”她接着说：“你所说的正是我们应有的感受。因为如果我们对上帝深信不疑，他就会帮助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大家，把我们的珍宝带到天国，并以极大的热情服侍他。这样等到最后时刻我们才可以说：“我已经忠于我们的信仰，我已经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奋斗过，因此我将收到生命的冠冕。”愿上帝保佑您和您付出的一切。
查理·琼斯·松 1883年7月27日 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范德堡大学卫斯理大厅
1885年5月28日，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到了。威尔明顿的《明星报》对这位“虔诚而又雄心勃勃的‘天朝人’”的毕业情况做了如下报道：
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范德堡大学毕业。他在达勒姆与他的朋友和资助者们待了几周。我们估计，随后他将返回中国，到金西省（原文如此）上海中西书院担任教职。据我们了解，这种安排对那些极为热心地关注他的待遇的人们来说，肯定会感到非常之满意，他也始终对这些好朋友们怀着最深切的感激之情。
以前，人们常说查理毕业于范德堡大学，上文又十分肯定地称他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该校，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了尽快达到让他回国为上帝效劳的目的，他的整个学业只不过是匆匆忙忙走了个过场。
他们确实给他发了个文凭。但是，最后查理不愿意走，他不想去上海，至少暂时不想去。他希望先去学医，朱利安·卡尔完全支持他。如果查理想去学医的话，卡尔愿意资助他。但麦克泰耶勒主教坚决不同意，他宣称，这个领域里行医的传教士已经“太多”了。这个理由有点儿荒谬可笑，主教不同意查理学医的真实原因，在他给林乐知的信中已有暗示：
亲爱的艾伦博士：
我们准备今年秋天把松和柏乐文医生[15]派往你处。我相信你会立即给松安排巡回布道工作，如果他无法乘车前去布道，那就让他步行前往。松本来想再待一两年去学医，以便将来更有大用。他那位慷慨的赞助者朱利安·卡尔也不是不愿意继续帮助他。
但我们认为，最好是让这个中国人留点精力，以便他回到中国后能为宗教事业出点力。他已经尝到了安乐椅的滋味，也不排斥享受更高级文明所拥有的舒适生活——这不是他的错。
让这个我们为之付出心血的年轻人开始也学着付出吧。让他去冲锋陷阵，不留后退余地。关于他想学医的事，我们已经告诉他，布道团里的医生现在已经满员，再加一个就超额了。
我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在你明智的指挥下，松能够做出一番成绩。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那就会极大地鼓舞类似的人们做出同样好的成绩。许多人的命运都与他的成败拴在一起……
你的基督兄弟：麦克泰耶勒1885年7月8日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范德堡大学
主教的这封信，再加上温顿院长对查理做出的“冒失粗心的小家伙”的评价，显现出这位主教和他的同事们丑陋的一面。主教撒谎说这里的医生已经过多，当各大报刊都认为查理将会去林乐知创办的书院任教时，主教却私下里指示林乐知把这个年轻人安排到穷乡僻壤去传教。
无须给予特别的考虑，查理就该被派到最底层去。他将徒步从一个城镇走到另一个城镇。这一安排意在贬低查理在自己同胞心目中的地位。中国人出门向来重视轿子之类的外在东西，而查理却被降格到农民的地位。主教认为，查理现在变得娇气，放纵任性，这都是监理会的教众们给惯的。不过，只要他能够变得谦逊一些，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中国佬”还是有可能做些有价值的事情。
那年夏天，监理会全州大会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召开，查理在会议上被任命为执事。那时候他已经19岁了，按照惯例，本来只能授予他临时教职，两年之后才能转正。麦克泰耶勒主教对此进行了干预，他恨不得这个“中国佬”立即动身回国。该次会议的会议纪要第53页有这样一条记录：“查理·琼斯·松，赴中国任传教士。”
查理做了一次长途旅行，去跟各地的朋友们告别。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机会，是因为监理会正好准备在威尔明顿、华盛顿和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举行一系列信仰复兴大会。
去三一学院毫无意义，因为他的罗曼史在那里遭遇了惨败。最后一次拜访了住在达勒姆的卡尔一家之后，查理回到威尔明顿第五街他以前常去的那座教堂，在那里做了一次告别布道，以感谢里考德牧师。加布里埃尔森船长已经退休，回到了他深爱的马萨葡萄园岛。查理一直跟他保持着书信往来。
查理跟里考德一家住在一起时，他和罗莎蒙德调情的方式让当地人大跌眼镜。罗莎蒙德有一双紫色的眼睛，当时她已有15岁，已经过了天真无邪的年龄，变成可爱的年轻淑女了。军人出身的里考德牧师眼光敏锐，他把这个活泼可爱的姑娘送出城，让她住在已长大成人的姐姐那里，让姐姐看着她。
为了在一切还没有变得糟糕之前把查理送出威尔明顿，里考德带他去了乡下小镇华盛顿，里考德要给那里的一个宗教暑期班上课。看到有那么多女孩子参加这个学习班，查理高兴坏了，这成了他跟达勒姆那个一直与他志同道合的安妮·索思盖特之间谈论的最佳话题。
虽然我只认识几个姑娘，但我在华盛顿还是玩得非常高兴。他们说这里的男女学生比例是1∶7。有几个姑娘非常漂亮，我深深爱上了一位叫贝尔的小姐。可我最终还得离开我在华盛顿的爱人，只身一人回中国去。你不觉得这事情太糟糕了吗？不用担心我会爱上里考德大叔的那个女儿：珍妮小姐跟一位只有7英尺9英寸[16]高的年轻小伙子订婚了。罗莎小姐只有15岁，她太年轻了，目前去了她姐姐那里度暑假。所以你看，即便是我想，这里也没人跟我谈恋爱。
随后他坦白地说：“安妮小姐，我必须承认，我还是更爱你，在达勒姆的所有女孩当中，我最爱的就是你。”
查理信中提到的漂亮的“贝尔小姐”就是金发女郎欧拉·贝尔，华盛顿当地的“一枝花”。她参加暑期班纯粹是出于无聊。多年后她承认：“我们参加学习班，恐怕不是为了学习什么知识，而只是想找个让年轻人在课前课后或者每天休息时能见见面的地方。”她说，查理最大的不利之处在于他是中国人，所以她从没跟他正式约会过。不过，查理在暑假班的那段日子里，贝尔每天都能看到他。
一直到12月，查理才和传教医生柏乐文一起在纳什维尔登上火车，去了堪萨斯城，然后在那里改乘贯穿美国大陆的火车。那时候的火车座椅很窄，两个人坐在一起腿挨着腿，靠背也很矮，想靠在上面打个盹儿都不行。火车上提供的报纸和杂志充斥着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戏剧性事件。在苏丹的喀土穆，英国将军“中国戈登”（就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那个戈登）几个月前被狂热的马赫迪战士[17]撕成了碎片。在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路易斯·里尔因为率众反叛渥太华政府而被施以绞刑。在英格兰，格莱斯顿上台后又被赶了下来。在巴黎，路易斯·巴斯德发明了狂犬病疫苗。而在位于太平洋西北岸的西雅图，反华暴乱已经发展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以致克利夫兰总统不得不下令采取相应措施。
美国那“狂野的西部”正陷入反华的狂怒之中。正当查理穿越美国大陆之际，在富饶的平原地带和紫色的深山之中，到处都有中国人被白种人杀死。随着白银繁荣时代的终结，经济大衰退的浪潮在19世纪80年代席卷美国西部沿海地区，求职变得极其困难。工厂业主们改聘华工，因为这些“天朝人”要求的待遇更低一些。作为报复，在一些寡廉鲜耻的报社编辑和政客们的怂恿下，失业的白种人掀起了一场消灭“黄祸”的狂热运动。各地的中国城被付之一炬，白种人治安队员组成“剪辫子队”，他们不仅剪去中国人的辫子，还把他们的头皮一起剥掉。砍头这种美国原先并不常见的事情，现在即便是远在西北的蒙大拿州都会发生。有记录的最极端的暴行是，一伙暴徒割下了一名中国人的生殖器，拿到一家餐厅烤熟后，像吃鸡蛋一样给吃了下去。
为躲避白种人的迫害，数以千计的中国人逃回中国。结果就是，到19世纪80年代末，“天朝人”在美国西部的人口数量从原来的110 000减少到60 000。查理动身返回上海之时，正值这场血洗运动的高峰时期。就在那段时间里，在怀俄明州的罗克斯普林斯，一群暴徒将28名中国居民乱刀砍死，并将剩下的活活烧死。而这个镇上的那些有教养的淑女们则站在旁边，一边鼓掌叫好，一边哈哈大笑。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听了《蒙大拿人》（Montanian）报社一位编辑的建议：“我们不在乎人们杀死这些‘中国佬’，不过最近杀得确实有点多。他们不该死，就别杀。但如果该杀，为什么不多杀几个呢？”
美国各地反华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多，以致国会也开始对中国移民做出限制。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限制某个特定国家的居民入境。最初，清政府禁止中国人出国，但外国列强需要廉价劳动力。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成果之一就是迫使清政府同意中国人移民外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发起并操纵了华人苦力贸易。在于1868年签订的《蒲安臣条约》[18]中，美国国会确认了在美中之间自由移民的权力。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当铁路建设完成之后，大量廉价的华工就成了一种负担，而不再是福音。于是，美国国会修改了《蒲安臣条约》，并于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规定除教师、学生、商人和游客之外，其他中国人不得赴美。已到美国的中国人，则禁止其取得美国公民身份。1881年，查理还在三一学院时，赴美的中国人每年有40 000人之多，而当1887年查理刚回到国内的时候，每年只有区区10个人。
中国国内的反应非常强烈。小股武装分子经常攻击美国和欧洲布道团。在农村的一些地区，外国人外出旅行面临着极大的风险。西方媒体和历史教科书往往大肆渲染那个时期白种人在中国遭受的屈辱，而对同一时期在美国发生的有组织的恐怖反华暴行却视而不见。这种歪曲手段使得西方列强可以不断给北京那个虚弱的帝国政府施加新的压力。为了安抚白种人，清政府派遣军队，四处镇压各地的反抗活动。迫于外交压力，清政府还发布告示，号召全国人“与基督教士和平相处”，而华盛顿方面却没有采取类似的措施去限制那些反对“黄祸”的美国暴徒。
查理是在冒着生命危险横穿整个美国，不过他自己对此毫不知情。太平洋两岸同时掀起了将会影响查理及其子女生活的暴力对抗。幸运的是，他平安抵达了旧金山，然后登上太平洋邮轮公司的蒸汽船，驶向横滨和上海。经过10年浪迹天涯的生活之后，他终于可以回家了。
[1] 监理会，于1844年从美国卫理公会大分裂出来。美国北部的教会称为“美以美会”，南部的教会称为“监理会”。1939年，南北教会再度联合，称为卫理公会。——编者注
[2] 海南原隶属于广东，于1988年正式建省。作者写作该书时，海南尚未脱离广东。——译者注
[3] 安南，即越南。——译者注
[4] 暹罗，是泰国古称。马来亚联合邦，是马来亚的旧称。——译者注
[5] 伊比利亚半岛位于欧洲西南角，分属西班牙、葡萄牙、安道尔和英属直布罗陀。——译者注
[6] 婆罗洲，即加里曼丹岛（Kalimantan Island），位于东南亚马来群岛中部。——译者注
[7] 摩鹿加群岛，又称马鲁古群岛，印度尼西亚东北部岛屿，属马鲁古省。古时以盛产丁香、豆蔻、胡椒等香料而闻名，被早期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商人称为“香料群岛”。——译者注
[8]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方军队称为“联邦军”，南方军队称为“南方邦联军”。——编者注
[9] 教堂山是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县的一个镇。——译者注
[10] 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基督教美国监理会传教士，上海监理会布道团团长，旧上海时期著名的翻译家，创办了《万国公报》。——编者注
[11] “宋”（Soong）这个姓氏，查理最初拼写成soon，英语意为“立刻、马上、很快”。——译者注
[12] 罗利，北卡罗来纳州首府。——译者注
[13] 1英尺≈ 0.3米；1磅≈ 0.454千克。——编者注
[14] 大烟山位于田纳西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交界处，1934年设立大烟山国家公园。——译者注
[15] 柏乐文，威廉·赫克托·帕克（William Hector Park，1858—1927)，美国在华传教医生。清光绪八年（1882年）到苏州参与筹建博习医院，光绪十年（1885年）回美国获医学博士学位后，返回苏州博习医院任首任院长。——译者注
[16]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17] 19世纪后期，非洲国家苏丹遭到埃及和英国侵略。1881年，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以“马赫迪”（救世主）的名义发动农民起义，呼吁通过“圣战”将异教徒（英国人）和叛教者（埃及人）统统赶出苏丹，建立“一个普遍平等、处处公正的美好社会”。——译者注
[18] 《蒲安臣条约》，即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译者注
第二章 受命回国
1886年1月，查理乘坐的蒸汽船缓慢驶进浑浊的黄浦江，停靠在位于虹口的英联船厂的码头上。江面上停满了外国轮船和载货帆船。在停放于外滩附近的船只当中，有5艘废弃的臭名远扬的鸦片运输船。它们曾是趾高气扬的快速帆船，现如今，船上的桅杆已被尽数砍去，只剩下短短的木桩，看起来倒像是古罗马时代那种单层甲板的大帆船。这些船只的甲板上支着遮雨棚，船舱里还堆积着从印度运来的鸦片，这些精心保管的鸦片都是外国洋行的存货。
按照惯例，乘客们一般不在脏乱嘈杂的虹口下船，而是会改乘舢板沿河逆流而上，来到距此几百码处的外滩，在此登岸，这样显得体面一些。查理后来给步惠廉这样讲述了他回到上海时的情景：他和柏乐文医生一起乘坐舢板驶往外滩。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太婆在船尾摇着船桨，舢板悄无声息地划过苏州河口，来到英国领事馆前的河堤。那时已经有很多关于外滩的照片流传，从照片上看，这里呈现出的是一派完美无瑕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悠闲风光。从领事馆的大门可以看到里面漂亮的花园，此外还有红花绿树掩映下的砖结构屋舍，英国国旗则懒洋洋地在空中飘荡。外滩上正对英国领事馆的地方是一座半圆形的演出台。日落时分，住在此地的白种人便会携女眷一起来此品酒赏乐。那时外滩的道路已经铺上了石子，路旁也种上了各种遮阳的树木。那里警戒森严，不允许东方人出入。不过黄包车夫却随处可见，他们静静地等在那里，车把手向前倾斜着放在地上，有些黄包车的座位上还装了带流苏的遮阳篷。整个外滩到处都是壮观威风的小洋楼，大都有三四层高，廊柱高大庄严，阳台宽阔，站在上面可以鸟瞰江面上那一派繁忙的景象。
虽然那里呈现的完全是西方景象，而四周弥漫的却是浓郁的东方气息，这一点毋庸置疑。这种气息像是一种由各种鲜花、少量酸梅酱、秘制烤蒜和扭动的枪乌贼混杂在一起所产生的气味，又像是一种对饥饿的回忆、对要被砍头的恐惧，或是一种排便后的快感。住在这里就像是浸泡在羊水中，离开它则如同把胎儿从子宫里猛拉出来。
放眼望去，江面一直延伸到天边，一望无际，天水浑然一片，颇有新加坡或孟买那样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雄伟气势。如果你是英国人，此时此刻一定会为自己身处这个黄金时代而感到自豪。
根据安排，查理动身去远在虹口另一端的地方拜会上海监理会布道团的首要人物林乐知博士。这次会面注定不会有太好的结果。林乐知一向自视甚高，虽然他是美国人，却跟许多英国人一样，多年前就来到了中国，在这座东方象牙塔和思想的花园里扎下了根。美国南北战争前，林乐知便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内战切断了美国国内教会给他的所有资金。为了生活，他找了一份工作，在上海广方言馆担任教师，兼做一些翻译工作。在那里，他开始广泛接触中国的特权精英阶层。在林乐知看来，“传教士”这个词有点儿误导别人。从基督使者的传统来讲，他应算是一位高级牧师。他并不愿意向那些未受洗的平头百姓宣讲西方宗教思想，或者强迫他们去关心基督的种种美德。他认为自己更像是中国知识阶层的布道者，他设想，如果能让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产生深刻印象，让他们接受西方文化乃至玄妙的基督教教义就会更容易一些。
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林乐知向这个圈子里的人传播西方知识的主要工具是他创办的一份名为《万国公报》[1]的文言文杂志。该杂志刊登的大都是政治、经济、科学、宗教和社会问题等方面的文章，各界要人争相阅览。这份杂志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主要汇合点。此外，林乐知还在上海创办了中西书院，配备的师资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模式培养出来的年轻有为的中国学者，他安排学生们用文言文撰写体现他思想观点的文章，然后在《万国公报》上发表。
在他眼里，查理不过是个野心勃勃的村夫而已。
1886年，上海监理会布道团只有6名传教士，受林乐知的直接领导。其中有三人因不堪忍受他的管理，请求调到日本。
就在查理抵达上海的前两天，林乐知博士在给麦克泰耶勒主教和纳什维尔监理会的信中公开表达了他的疑虑。他说，这个学成归国的人造成了一个难题：也许查理已经美国化了，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人，因此不应享受特殊待遇；如果说要资助或者提拔某个中国人的话，那也应该从林乐知培养的人当中去选。
“还有另外一条……”在给监理会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第十条：我希望说明一下的是松先生的薪水问题。再有两天他就到上海了，但我还不知道理事会希望给他何种待遇，即给予他什么职务、多少薪水。此事处理起来问题颇多。中西书院的男生和年轻人都要比他强，因为那些高年级的学生很多都学贯中西，写作和翻译都能胜任，并且已经做了大量这方面的工作。他们的文章和译作在传教士会议上公开展示时，受到那些德高望重的教士们的交口称赞。而松（查理）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学者，充其量不过是个失去民族身份的“中国佬”。除非给他超出其能力的地位和薪水，不然他不会满意，心情也不会愉快。但结果是，我发现我们的教会兄弟中没人愿意带着他（去传教）。
林乐知声称，留在中国的那三个监理会的传教士都不愿让查理担任他们的助手。
林乐知给查理定的月薪，用美国货币来算还不到15美元。如果是一个普通农民，没有太大的欲望，这些钱其实已经足够生活了。可是查理既不普通，对生活的欲望也不低，面对如此待遇，只得忍气吞声地暂时接受。不过，他也向林乐知提了一个请求：在正式工作之前，希望林乐知能允许自己请几周的假，以便能回海南看望一下家人。他已经离家10年了，从9岁起就再也没见过自己的父母。林乐知拒绝了他的请求，他坚持要等一个月后过春节时再让查理回家，因为那时候其他传教士也都放假。这个理由也并非不合理，但查理很不高兴，也许是因为林乐知说话的语气太霸道了。在给安妮·索思盖特的父亲的信中，查理向他吐露了心中深深的怨恨之情：
不，我还没有见到父母。林乐知博士说春节时候才能让我回去。我对他这种专横的态度非常不满，不过我必须得耐心忍受。如果我草率行事，家里的人（尤其是我在达勒姆的朋友们）一定会觉得我是个不忠的卫理会教徒，一个破坏规矩的人，所以我一直像老鼠一样默不作声。不过，等到时机成熟，即便是他极力抗议，我也要灭掉目前这位权威的傲慢气焰……改变他对本土牧师的憎恶态度。就是这位大人物（林乐知），在一年前曾想解除所有本土牧师的布道任务；也就是他，无视我应得的权利和平等地位。我不喜欢在他手下工作，我将申请调往日本。
查理确实提出过调动申请。那三位提出反抗的传教士获准在日本创立新的监理会布道团，以便脱离林乐知的控制，但查理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
查理的第一个布道任务被安排在上海远郊的吴淞。黄浦江从那里汇入长江，黄褐色的江水与天空浑然一体，一眼望不到边。那里地势低洼，土地平坦，长长的沙堤一直延伸到母亲河中。那里乡下的民居大都是土坯和灰泥建成的平房，院墙摇摇欲坠，鸡鸭四处乱飞，肥沃的黑土地四周是满是鱼儿的小水塘。查理将在这个地方开始他的第一次任务，向那些早已成为虔诚的监理会教徒的中国会众布道。
同时，查理还在教会学校给教友们的孩子上课。这些学生都是些无法无天的乡巴佬，喜欢捉弄老师。据其中一位名叫胡适（后来就读于康奈尔大学，最终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的学生回忆，查理走上讲台的一刹那，他那方形的身材、剪短的头发以及典型的南方人的长相立即引起了一阵窃笑。等到嘈杂声平静下来，查理才拿出课本，开始上课。学生们立刻安静下来，这并非是因为查理课讲得好，而是大家强烈得感觉到查理跟他们一样，也是一个中国人。查理并非官派出国，也未得到传教士资助，而是凭一己之力去了美国。当在美华人普遍遭受屈辱的时候，查理却自己闯出了一条路。一眼便知，他来自农村。那些一辈子光着脚丫在稻田里干活的农民，如果让他们像鸭蹼一样张开脚趾，就能看到脚趾缝里的泥巴。像他们一样，查理的脚趾缝里依然残留着泥巴。林乐知最看不上的就是他平凡的出身，而这却成了查理最能吸引学生们的地方。他成了学校里最受欢迎的老师。第一个学期结束后，消息越传越广，他班上的学生人数也翻了一番，从原来的12个增加到了24个。
然而，在大街上的那些人眼里，查理却显得滑稽可笑。他的一口海南方言没人听得懂。把他当成外国人也许更好一些，在课堂上他也不得不讲英语，因为这是他和学生之间唯一共通的语言。别人都穿着黑布长衫，褪色蓝的裤子和上衣，梳着发辫，而查理却穿着洋鬼子的西装，头发剪短，梳着西方人的发型，用发油把头发抹得油光滑亮。他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而是像西方人那样率真活泼。他周围的人都是高挑身材，他却又矮又胖。孩子们在大街上遇到他，都喊他“洋鬼子”，大人们则喊他“小矮子”。他甚至不喜欢中式饭菜，而偏爱火腿排骨、红眼肉汁和碎玉米粥。
林乐知决定剥去查理这种美国人的外表。他要求查理先学会说上海话。他的上海话老师是位非常有名的人物，教名为查理·马歇尔。马歇尔很小的时候就去了美国，在那里待了14年，给一位名叫凯利的监理会传教士当仆人。美国南北战争期间，马歇尔跟随主人一起加入了南方邦联军，跟其他军官带领的黑奴住在一起。受这些黑奴的影响，马歇尔的英语也带有浓重的南方乡下口音，说话也都是南方人喜欢的用词。
查理·马歇尔给宋查理上课时，经常从讲课变成争论如何用准确对等的英语来表达汉语词汇。受过高等教育的宋查理难免会不时地纠正老师的英语错误。有一次，这两位传教士带出来的教会兄弟又因为争论一个小错误而哄堂大笑，但到最后，马歇尔却突然变了脸。“你，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他勃然大怒，“你为什么总拿北方佬的话来堵我？我学英语的时候你还没生出来呢。滚开，离我远点儿！”
此外，查理还需要重新学习一下中国社交礼仪。一个星期日，他在教堂看到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士羞涩地瞥了他一眼，便决定像在纳什维尔和达勒姆时那样，过去自我介绍一下。但他忘了一点：有身份的中国人，无论男孩女孩，在结婚之前从不约会，有的甚至连面都没见过。中国人参加上海的外国人组织的社交场合时，也会对旧有的道德准则采取折中态度。但是，当涉及自己的女儿时，中国人还是会坚守原有的道德底线。到了结婚年龄的女子进出教堂，都要有近亲家属陪伴左右。
查理打听到这个女孩是位于上海西区南翔的一所教会学校的老师。该校校长就是以严厉著称的雷金贞[2]小姐，她是第一个来华的监理会女传教士。她于1878年到达中国，查理就是在那一年离开了东印度群岛前往波士顿。雷金贞治校，除了采用东西方社会中最为严厉的道德规范之外，自己还另创了一些。
不明就里的查理来到了南翔，礼貌地询问雷金贞小姐，自己是否可以拜访那位漂亮的女教师。大惊失色的雷金贞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并把他赶了出去。她把那位年轻女教师锁到房间里，直到查理离开了学校，才放她出来。
不过，另一件事却让查理感到非常高兴，也让他更有自信：林乐知后来终于同意他回家看望父母了。在给索思盖特一家的信中，查理写道，他乘着轮船回到海南，没有提前打招呼就直接来到了自家门口，刚开始他的父母都没认出他来，随后便是整个家族的大聚会。年事已高的韩老伯是当地潮州帮的老大，查理的大哥也已接掌他们家族在东南亚一带的贸易网。查理虽然身处北方，但潮州帮在上海公共租界有强大的势力，查理的家族可以借此给予其很多有用的人脉关系。查理对索思盖特一家人说，直到此时他才发现，林乐知博士根本就没有把他6年前给父亲的信转寄出去。
在吴淞进行了6个月的语言训练之后，查理被派往地处内陆的昆山担任巡回牧师。昆山是个水乡，地处通往苏州的要道。经过长江几个世纪的淤积，这里的农田都是肥沃的黑土。黄绿相间、瓜果遍地的田野里，垫高的小路纵横交错，身穿蓝色布衣的农民跪在地里劳作。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农产品兵工厂。白色的大萝卜和浑身条纹的西瓜像炮弹一样整齐地堆放在水渠两边。高高搭起的架子上，挂满了像手榴弹一样的笋瓜和子弹带似的青豆角。架子下面，成群的鸭子像士兵一样在围栏里走来走去。
昆山是个老城市，城外有约4英里长的城墙，城里住的都是衣衫褴褛的穷苦人，总人口约有30万。这里除了以查理为代表的监理会布道团外，还有一个南浸礼会布道团和一个法国天主教布道团。每个布道团的信众都不多，因为城里的大部分居民都信仰佛教、道教或伊斯兰教。
靠自己微薄的薪水，查理租了一栋很小的民房。这是一段正式觉醒的时期。他发现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不喜欢他，对他避而远之。喜欢交往而又天生幽默的农民对陌生人则是充满戒心。跟他们比，查理显得不伦不类，是一个十足的陌生人。查理发现，他在昆山显得更惹眼，因为那里的人思想保守，除了从远处见过西方人，或者在茶馆听说过一些关于西方人的暴行之外，他们对西方人几乎一无所知。白种人传教士也不想带上他，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查理不是他们潜在的信徒，而是他们事业上的竞争者。为了能更好地融入居民当中，查理脱下了美式服装，换上中式长袍，头上还扣上了一顶瓜皮小帽。
他最大的压力是孤独。他经常回忆在美国那些善待过他的人们。接着另一个可怕的打击接踵而来：安妮·索思盖特去世了。一向身体柔弱的她最终因为一种难以名状又痛苦万分的疾病倒下了，大夫们通过蚂蟥吸血和放血等办法为她治疗，但还是没能救得了她。1887年2月4日，他几乎是语无伦次地给詹姆斯·索思盖特回了一封信：
得知安妮小姐离世，内心悲痛万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知道她在天国会比在人间过得更好，又是十分欣慰。毫无疑问，热爱上帝的人们无论做任何事都将得到善果。愿上帝给你们以慰藉，用他的慈爱和恩惠支撑你们的心灵。此生任务完成之后，我们都将在那幸福的彼岸与她重逢，永不分开。安妮小姐是我的好朋友，她的基督圣徒之心给我树立了榜样，值得在此一提。离开美国时，我想不到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这种事情，以致没能在约旦河的此岸与她做最后的道别。一想到上帝从我们这里摘下并带走了这朵最美的花，心中悲痛至极。不过，这朵花现在正在天国里上帝的花园中盛开。睡在上帝怀里的人有福了。能将世间悲痛化为天国欢乐之人将得到三倍的幸福。愿上帝让我们远离罪恶和脆弱，并最终将我们带到他的家园。在那里，我们将与所有的朋友和亲人重逢，与基督永不分离。
后来，查理的命运发生了转变。有一天他正在上海，一个人在大街上闲逛，突然遇到了以前的一个熟人：曾在波士顿留学的牛尚周。
得知查理的苦恼之后，牛尚周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让查理娶个老婆。按照中国传统习俗，他还自告奋勇当起了媒人。他心中甚至还有了一个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他年方19岁的小姨子。
牛尚周当时刚结婚不久，妻子出身于中国最古老、最显赫的基督教家族。这个家族是明朝一位宰相[3]的嫡系后人。1601年，这位宰相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4]施洗，入了天主教。
牛尚周的岳母出生在上海西郊的徐家。她的家庭教师是一位姓倪的学者，还是一位圣公会教徒。相处日久，她最终嫁给了倪先生，自己也变成了圣公会教徒。这对夫妇生了三个女儿，倪夫人为每个女儿都裹了脚，以保持其纯真之美。然而，最小的女儿在裹脚时出现了严重的身体反应，发起了高烧，倪氏夫妇也只好作罢。由于排行第三，婚嫁之事对家庭影响不大，所以之后也就再没有让她把脚给裹上。不过，这样一来，再也不会有哪个乡绅的孩子会考虑娶她为妻了。
这只“丑小鸭”名叫倪桂珍[5]。她长大后，身为学者的父亲高兴地发现，虽然她有一双大脚，却非常喜欢读书。从5岁起，家里便请了一位老师教她认字。其他姑娘们学习女红的时候，她则在练习书法，阅读古代经典著作。8岁时，倪桂珍进入上海妇女联合救济会开办的布里奇曼女子学校。14岁时因成绩优异，进入位于上海西门的佩文女子学校读高中，17岁毕业。她精于数学，还会弹钢琴。当时，在大部分的中国人眼里，钢琴还是一种陌生的外来乐器。
倪桂珍女士的大姐与从波士顿学成回国的牛尚周十分般配，经过一番说合，便被明媒正娶过了门。牛尚周的表兄兼知己温秉忠也在那时从波士顿回国。在牛尚周娶了大小姐之后不久，温秉忠又娶了二小姐。现在只剩下小妹还待字闺中。她没有裹脚，接受过西式教育，还喜欢弹钢琴——这些特质都决定了不可能有哪个正统的中国男人会愿意娶她为妻。
如果说倪桂珍不太好找婆家的话，那么查理想娶老婆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温秉忠和牛尚周安排查理跟他们一起去教堂，因为倪小姐也会去那里参加唱诗班。那个星期日，初次见到倪小姐的查理眼前一亮，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他感到非常满意。站在他面前的这位姑娘相貌平平，双颊饱满，目光柔和，眉毛齐整。她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一头平整的黑发在后脑勺处挽了一个发髻，一侧的耳旁还挂着一小串细细的珍珠。倪桂珍那时19岁，比查理小两岁。她身高不到5英尺，跟查理差不多高。她虽没有天赋的美貌，却浑身洋溢着一种特别的气质和个性。
当日下午，又有人在倪小姐的母亲面前把查理的优秀品质大赞特赞了一番。稍经斟酌，倪老夫人宣布，她同意这门亲事。
婚礼于1887年仲夏举行。先是由传教士里德牧师主持，在教堂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仪式，然后便遵照中国传统，开始了喧哗热闹的上海式家庭宴会。酒桌上摆上了数十道菜肴和整坛整坛的高粱酒，参加宴席的有数百位亲朋好友，及其他很多查理不认识的有权有势的人物。这些显贵人物或与徐家同业，或通过商界、银行业、军方乃至皇亲国戚等渠道，与查理的岳父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已经微微打开。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查理的家人是否从海南赶来参加了婚礼。不过，由于潮州帮在上海公共租界实力强大，因此，即便是查理的父亲或兄长来上海参加了婚礼也不足为怪。只不过这两个地方确实离得太远了。如果是在几年前，依照查理的个性，一定会在给北卡罗来纳州的朋友们的信中公开提到自己的家庭。但此时此刻，他对自己的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缄口不言，到底是何原因，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婚礼结束后，查理带着新娘子回到了昆山。在那里，他们第一次开始互相了解对方。查理的生活进入了甜蜜时期，但他的薪水不高。现在虽然有两张嘴巴要吃饭，可查理的薪水每月仍然不到15美元。按照习俗，查理的新娘子出嫁时，家境豪阔的娘家给她陪嫁了数额巨大（具体数目不详）的嫁妆，这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薪水不足的问题。这些嫁妆是他宝贵的创业启动资金。与她家族联姻还使得查理能够有资格进入与等级森严的英国贵族差不多的社交圈。到此时为止，查理在上海既有了地位，又有了知名度，他可以充分利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带来的各种机会。
他在范德堡大学的同学步惠廉目睹了查理的蜕变，正是得益于步惠廉的记叙，我们才能了解查理在这个时期的很多生活细节。1887年10月，步惠廉乘坐蒸汽船抵达上海，准备去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监理会布道团第二届年会。身材高大、满身肥肉的步惠廉还留着络腮胡子，跟以前已经完全不同。他发现来参加年会的同行里有一位身穿黑绸长袍、头戴瓜皮帽的中国人。直到林乐知博士给他做了介绍，步惠廉才认出他来。
查理一边大笑一边说道：“你应该没有把那只魔法熨斗也带来，是吧？”
“没有，”步惠廉咯咯地笑着答道，“不过我想我应该再组装一个。”
为期5天的年会结束后，步惠廉被安排到上海县政府所在地淞江布道。他跟查理离得很近，可以经常见面。查理则根据安排，继续留在昆山。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的查理已经不再为自己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也不再担心林乐知排挤他了。他已经有了很多秘密的计划。从查理于1887年11月4日给《基督教倡导者》写的第二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内心充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表面上，他是在说与布道有关的事情，实际上，字里行间不断在暗指自己光明的前景：
是的，仁慈的主对我们确实是关爱有加，我们的内心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前途大有希望。基督的精神正快速进入那些愚昧无知的子民心中。为了基督，我们祈祷并希望今年主能够让我们拯救更多的灵魂。
在华布道团年会业已举办完毕。我们的任命没有什么变化，大家都继续做以前的工作。我还要在昆山再干一年。在上帝的恩典和帮助下，为了我们的救世主，我希望我能比以往做得更好，取得更多的成绩。
我们（监理会）在苏州筹划的妇产医院已经建成。不过那里的易士文医生正在上海养病。在上海英租界建设的新教堂也进入了最后的施工阶段。
中国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政府现在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计划和方案。目前政府正在考虑像美国西部那样，建一条贯通北京至广东的铁路。另外，还计划在台湾建一条铁路，以便于朝廷军队自由进出那片蛮荒之地，及时镇压岛上野蛮部落的叛乱。
暂且就写到这里吧。结束之前，我还得告诉你们一件事：我跟以前已经大不一样了——我结婚了。婚礼由我们布道团的里德主持。
中国春节到来的时候，步惠廉去了一趟昆山，后来他向儿子详细讲述了此行的情况。查理和他在当地的一家茶馆见了面，那时候到处都是鞭炮声。他们回去的时候路过市场，正好有一群农民聚在那里，他们好奇地打量着这个身材魁梧的白种人和那个比他小一号的同伴。其中一人实在忍不住了，他吃惊地说道：“两个洋鬼子——一个大块头，一个小矮子。”
查理住在一栋土坯建造的两层房屋里，屋顶上还覆盖着瓦片。一楼外面有一个带木门的小院子。穿过院子，他俩走进一间既当客厅又做餐厅的房间。房间的角落里点着一个煤油炉，窗户上封着双层蜡纸，这样更暖和一些。
查理的新娘给他们端来了滚烫的绿茶，查理向步惠廉做了一番介绍。看到她的脚与常人无异，步惠廉松了一口气。他当时还正在学习汉语，桂珍能说一点儿英语，不过她不太好意思开口，于是查理便当起了翻译。话题转到了查理身上。查理最不满的地方，就是微薄的薪水以及为林乐知做事所带来的不快。如果自己的薪水只能增加几美元，他们怎么敢要孩子呢？步惠廉有个预感：查理做传教士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平心而论，林乐知的判断也许是对的。查理的本性并不会安安分分地做传教士。他有着不同寻常的个性，他曾远走他乡，他浑身充满了魅力和能量，生性好动，做事八面玲珑。他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人。加布里埃尔森船长、朱利安·卡尔和里考德牧师这些老于世故的人应该早就看出了查理骨子里的那种聪明、多智和机敏，他们将其视为志趣相投的同类人，所以才会出手相助。真正把查理带到他们身边的是他那种大胆进取的精神，因为他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属于那种突破传统的人。归根结底，查理天生就是为打破旧制度而来，而不是墨守成规。那时的中国也迫切需要能够打破旧规的人。旧有秩序已经成为沉重的负担，在各种陈规陋习的束缚下，人们的生活几近窒息。在一个只有匪徒才能夺得皇位的时代，即便是傻瓜也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在中国，这样的时代即将到来。
在昆山的那天晚上，查理对步惠廉说道：“比尔，有时候我想，如果辞掉教职，我也许能为同胞们做更多的事。你应该知道，现在做这个工作，我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不过请你相信我，如果我真的不去布道了，绝不是说我放弃了追随基督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永远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布道团做事。”
步惠廉明显感觉到，查理正在筹划什么事情，正在参与某种活动。查理当时不便公开、后来才向步惠廉和其他人吐露的是，他早已开始准备突破。1888年春节来临前夕，当步惠廉注意到查理态度上的变化时，他实际上已经加入了上海一个势力很大的秘密组织，开始了从传教士到革命者的转变。由于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所以我们无从得知查理加入这个组织的确切时间和地点。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到1894年时，他与反清的共和派之间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跟当时上海大部分革命者一样，参加革命之前必须要加入上海实力最强的反清三合会——“洪帮”。
洪帮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最耐人寻味的组织。在上海的权力圈子里，如果你不是洪帮成员，就会显得无足轻重。查理能够加入帮会，很明显是得益于他那两位无处不在的连襟：牛尚周和温秉忠。正如当年他们慷慨地引领查理进入他们的家族，走进他们的财富圈子一样，这一次，他们又带领查理闯入了真实世界。从此之后，他结交的大部分密友都是洪帮中的爱国人士。到后来，大家都知道，宋查理承担了洪帮所有秘密文件和政治宣传单的印刷工作。
在西方人眼里，中国的三合会属于令人厌恶的黑社会的一部分，只有中国人才能接受这样的团体。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它们给家族交往和商业活动提供了再完美不过的秘密联系渠道，这跟共济会[6]的情况一模一样。除了给帮会成员提供道德和物质上的帮助外，三合会这类组织还致力于驱除满族统治的事业。自约300年前明朝灭亡起，他们就树立了这个目标，至今仍不忘使命。这一事业对于他们的意义，正如耶稣受难与基督再临对于早期基督徒的意义一样。同时，正因为它如此重要，三合会组织的一切活动都笼罩着一层神秘莫测、扑朔迷离的面纱也就可以理解了。
根据上海警界人士平日闲聊以及有关三合会的传闻，洪帮入会仪式通常是在一艘停靠在法租界外黄埔江面的鸦片船上进行。深夜时分，三名洪帮头目把像查理这样的新人带到船上。人称“白纸扇”的师爷负责帮规和财务方面的事务，另一个被称为“洪棍”的执事打手精通武功，传令的则被叫作“草鞋”。他们事先在船舱深处设好祭坛，上面铺有写满汉字的红色条幅。祭坛上摆着一碗生米，上面插着28柱香和三面红色小旗。十余名帮内长老和头领在灯火照不见的地方观看整个仪式。
接着，入会者被要求跪下，开始点香。整把香全部点着后，交给坛主，由坛主把香插到盛着米的碗里。接着，由执事洪棍给入会者们每人派发清香一支，高举过头，跟着坛主读诵一些行话。读诵完毕，把手中的香扔掉，然后再跟着重复洪帮三十六誓，然后每人再拿一根清香抛到地上。随后，跟着坛主发誓，今后要做到尽忠、保密。这时执事洪棍会拿一把长剑对着入会者的肩胛骨做一个刺入的动作，意思是如果背叛洪帮，就会被割断筋骨，胳膊一辈子也抬不起来了。坛主还会刺破入会者的手指，歃血为盟，表明从此结为帮中兄弟。每位入会者都被按照次序编号，学会帮内联络暗号，以便在茶馆和其他公共场合接头。仪式的最后，照例是焚烧掉所有的饰物、旗帜和条幅。
查理的秘密生活就此开启了。直到1894年，他才建立起一生中最重要的帮会关系。不过在此之前，他已经得到了一个帮会势力的帮助，通过后门关系给他提供了上海拥有的一切便利。现在，路已打通，能否发大财就靠他自己了。
查理致富的客观条件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在他的传教生涯和秘密帮会活动的交织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查理最初开始挣钱，还是靠自己传教士的身份。1888年，查理升职为正式牧师。第二年他便转到了上海市区，离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和革命中心更近了一步。1890年，他不再担任巡回牧师，改到上海郊区川沙任驻地牧师。当时，人们盛传他已经开办了自己的印刷厂，并且已经辞去传教职务。查理不再需要监理会了。
到了1889年年末，在他东奔西跑挣钱的时候，查理在美国《圣经》出版协会找了一份业余工作。该协会在世界各地印制销售不同语言版本的廉价《圣经》。它销售或者免费赠送的《圣经》没有注解和评语，因为能从社会上筹到一些资金，《圣经》的价格一直十分低廉。
查理的任务是销售英文原版《圣经》和由裨治文和克陛存等合作修订的汉语版《圣经·新约》。他发现买得起或愿意读《圣经》的只有中等阶层。
大部分中国人没钱买任何图书。即便是廉价的《圣经》，也超过了他们的购买能力。在中国流传最广的《圣经》是用进口纸张印制，皮面装订，售价将近三美元，这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个天文数字。要知道，这个价格可是查理刚担任牧师时月薪的1/5。同一个版本，用中国产的皮面装订的《圣经》售价也需要两美元左右。19世纪90年代曾在中国长老会印刷厂工作过的一名职工对此曾做过如下解释：
有些人认为，因为其内容神圣，因此版面一定要精简，纸张一定要耐磨，装订也要比一般中文图书好。另一些人则认为，由于我们的书大部分几乎等于是白送，因此不管是象征性地定价，还是为了挣钱，要想吸引那些对《圣经》内容毫不关心的人来购买是不明智的。于是便采取了中间立场，即根据读者群的不同，发售不同价格的《圣经》。
售价最低的《圣经·新约》使用的是中国产的纸张，并用硬纸壳代替皮革来做封面，价格只有一美元。
传统的中国印刷术已经不再适用。所有的木质雕版都是用手工一刀一刀刻的，就像西方的木刻艺术一样。刻出来的更像是艺术品，却不经济实用。刻本《圣经》都是用文言文翻译而成，而不是街头巷尾使用的白话，普通百姓很难看懂。
查理有能力改变这种状况。因为他曾在威尔明顿的一家印刷作坊当过学徒，他基本了解西方机械化印刷术的操作方法，再加上他那中国人独具的灵活头脑，此时的他已经万事俱备。作为美国《圣经》出版协会的销售员，他掌握了第一手的经济学知识。如果能搞到几台印刷机，使用本地纸张和硬皮封面，并雇用中国劳工24小时不停机地工作，就能够大批量印制西方各种书籍，价格也会控制在最穷苦的老百姓都能买得起的范围。当时传教士们已经开始着手用各地方言翻译《圣经·旧约》和《圣经·新约》，这样一来，只要认识字的中国人都能看懂《圣经》了。
出版商靠印刷《圣经》获得的利润非常有限，但这样一个值得称赞的项目很容易获得西方各布道团和宗教组织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支持。事实上，查理很快就开始为几家布道团承印材料，他甚至还因印刷林乐知博士主编的《万国公报》而获得大笔酬金。通过重印西方的历史、科学和技术等方面的书籍，查理获得的利润大幅增加。他甚至还偷偷为一些秘密会社印刷政治传单和帮会成员证明等材料。一位中国台湾官员曾自豪地对我说：“那个宋查理啊，他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个盗版商！”
他的连襟温秉忠是位教育家，与清政府关系深厚，同时还与那些希望用西方知识和技术武装中国的具有改良思想的贵族联系甚密。温秉忠很快就发现，如果能够在中国印刷价格低廉的西方教科书，即便是英文原版的，也能够让数百万人接受西方教育，从而为国家复兴做出贡献。
查理需要钱，因为桂珍已经怀孕了。1889年年初，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是个女孩。查理给她起名霭龄，意为“心情愉悦”。另外还给她取教名为南希，以纪念南妮·卡尔。1893年1月27日，二女儿庆龄（寓意为“心情快乐”）降生。庆龄的教名是罗莎蒙德，是为了纪念里考德牧师的女儿而起的。
第二个孩子出世时，查理已经摆脱了经济上的困境。利用妻子的嫁妆、两位连襟的数目不小的资助，以及洪帮兄弟数额庞大的投资资金，查理又购置了一些印刷机，并在法租界买了一处小房子，专门放置这些机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与朱利安·卡尔书信往来，商讨他的计划。购置机器设备的资金到手后，剩下的交易很显然是通过他在达勒姆的这位恩人来帮助完成的。查理通过洪帮买下的那栋小楼是位于山东路上的一座废弃的仓库。在这里，爱国人士可以自由进出，而不用担心引起清政府密探的注意。
他给自己的印刷厂起名“华美书馆”，并且很快签订了一系列的合同：为美国《圣经》出版协会印刷《圣经》，为美南监理会印制宣传单，为其他的布道团印刷赞美诗等。工人夜以继日地印制西方教科书。几乎没有时间来为秘密会社印刷那些煽动性的宣传单了。此时的查理只有在业余时间才会从事布道工作。到了1892年春天，他完全辞去了监理会驻中国布道团中的职务。
在北卡罗来纳州，人们对查理的行为异常恼怒。四处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宋查理又去拜他的木头菩萨去了。
查理大为恼火，他给《基督教倡导者》的编辑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里德兄弟：
北卡罗来纳州的某些地方盛传一则与我有关的谣言，不知是否能够借贵刊说上几句，以匡正错误，还我清白？一位朋友来信告诉我，他所在城市的报纸上报道我“又去拜木头菩萨去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这纯粹是一派胡言。自我加入基督教后，就一刻也没有想过要放弃我珍爱的救世主耶稣，重新去膜拜那些毫无生命的木石神像。人生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舍弃永生而去追求永灭。
制造谣言的人也许会说，所罗门是有史以来世上最聪明的人，然而他后来却膜拜神像。为什么别人就不会这么做呢？我的答案是，我不像所罗门那么聪明，也不像他那样愚蠢。但我在此要声明的一点是，我将尽全力侍奉主，并且只要一息尚存，就将继续这项事业。
我之所以离职，是因为布道团给我的薪水无法维持生活。每月15美元左右的薪水无法养活我和我的妻儿。我希望朋友们能够理解，我离开布道团，并不意味着放弃宣传基督和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目前我与美国《圣经》出版协会保持着联系，并且仍然做与我们公会有关的布道工作。这一点，和我一起为主服务的希尔和博内尔兄弟可以作证。因此可以说，我离开布道团，只是说明我现在是监理会布道团的一名独立工作人员，或者说，我只是想在不依赖家里（指美国）教会资助的情况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布道团做事。
我现在负责一座新的监理会教堂，它是由来自堪萨斯城的摩尔兄弟捐建的，是中国目前最好的教堂。
我们在教堂里办了一所规模很大的主日学校，拥有一批优秀的教师。我自己也给其中一个班级上课，这个班的学生年老的年轻的都有。我们都很喜欢“国际主日学校的课程”。如果某个星期日上午你们哪位来到这里，我们一定用让你永生难忘的方式来欢迎你，并向你们展示一下孩子们的功课学得有多么好。
我希望那些听说我“又去拜木头菩萨去了”的人能费一下心，读一读我上面的话，自己判断一下我到底站在哪一边。我热爱自己的宗教，也希望朋友们能像我一样。
最后，我还有几个请求：首先，朋友们请为我祈祷，祝我在引导人们的灵魂走向基督方面能做一些有用的工作；其次，为布道团在这片黑暗、蒙昧的土地上的工作而祈祷；最后，向主祈祷，希望他能派遣更多的人来这里，因为庄稼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7]。
查理·琼斯·松1892年9月8日于上海
在这封信中，查理最后一次用“松”来代表自己的姓。此时在上海的他已经改用了“Soong”的拼法来表示他的姓氏“宋”。为什么要做这样奇怪的改变，宋家人从来没人提到过，至少查理本人没有做过任何解释。
“松”这个姓，查理在北卡罗来纳州已使用了5年，被派到上海时，他的英语名字还是用了这个词，因此到达上海后改回“韩”姓似乎毫无必要。中国男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会使用一连串的字、号来表达自己某种新的心态或抱负。一个人在孩提时期的名字可能叫“贵志”，而上学后则可能改为“子文”。这些都是脑袋灵光一现产生的结果。在一个充满绿林传说和英雄传奇的国家里，男人的姓名经常因其观察周围特定环境的方式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宋查理只是一个台面上的名字。上海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中国朋友当面都直呼其名：嘉树。为什么这么叫，从来也没有对西方人做过任何解释。
等到他要离开在中国的布道团，开始自己印刷事业的时候，查理需要把“松”这个奇怪的字眼变得符合中国规范。美国人也许愿意接受这个姓，但在中国，“松”并不是一个声望很高的姓氏。查理在一本名为《百家姓》的古书中找到了答案。这本书罗列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望的姓氏——历史上最早的100个豪门大姓。谁想另选一个姓氏，明智的选择是从这本书中挑选一个。与查理使用的“松”字最接近的字是“宋”。这是中国古代宋朝的国号。
从1892年开始，在印制名片时，查理开始用宋朝的“宋”字作为自己的家族姓氏。如此一来，他便在上海上流社会的传统中国人中获得了新的合法地位。对他来说，采用古代一个伟大王朝的国号作为自己的姓氏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因为他正在现代中国开创另一个伟大的朝代。
随着姓名的改变，查理的收入似乎也开始不断增加，即便是最勤劳的出版商也无法挣到像他那么多的钱。
时代已经变了。
他乘坐由保镖拉的黄包车往返于家与他的印刷厂。回家的路需穿过上海外滩那绿树成荫的公园，然后沿着英国租界前的河岸一直走，从英国领事馆门口经过，再经苏州河到达虹口区。那个地区属于郊区（林乐知博士也住在那里），地势开阔平坦，盖起来的房屋也越来越高大，星罗棋布般地点缀在农田之中。沿着种满各种蔬菜的黑土地中间的一条土路走过去，便可到达查理自己盖的第一座新居。
他的新居虽然看起来有点儿怪异，但却怪异得恰到好处。为了不忘自己是个海南人，他在房子周围种上了从中国南方运来的椰子树。为了防止孩子们落水，他在门前的小溪边砌了一堵矮墙，小溪前便是一片很大的院子。房屋正面的外观完全是19世纪美国南部地区（如威尔明顿、新奥尔良、萨瓦纳等）的建筑风格。他仿照朱利安·卡尔在达勒姆的第一座房屋，在一楼建了一个大阳台，二楼正对的地方也是一个阳台。除了外墙没有青苔和生铁铸造的饰件之外，其他所有的都是一派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建筑风格。一楼的室内布局包括查理的私人书房、餐厅、一间中式客厅和一间西式客厅。西式客厅里放着专为妻子购置的一架钢琴，另有几把套着流苏椅罩的手扶椅。再往里则是储物间和楼梯间。
楼上有4间卧室，都与阳台相通。另有两个宽大的浴室，里面放着苏州产的黄绿相间、绘有龙形图案的釉面浴缸。浴室内安装了供应冷水的水龙头，洗澡用的热水则需要从厨房提过来。浴缸旁边是豪华坐便椅，上面的盖子可以掀起，下面则暗藏着马桶。每天清晨，佣人们把马桶拎到屋后，然后由本地的清粪车运到附近的农田里当作肥料。所有的房间都用煤油灯照明，取暖则使用煤气炉。来访的客人还会发现，他们家的床也别具一格，因为上面铺着西式床垫。中式床铺是硬板床，三面围着雕花扶手，上面还有一个木刻床顶。家境好一点儿的人家则睡“炕”，即一种用泥砖砌起的平台，平台下面与做饭的炉灶相通。睡床上铺美国床垫可以说是一种奢侈之举了。宋查理的几个孩子长大后，还称西方人的床为“炕”。
屋后还有一个内院，院子后边是单独一座小平房，里面有厨房、食品储藏室和佣人住房。厨房里有砖砌的炉灶，下面可以添加炭火，上面再放上各式炒菜锅，可做出各式各样的饭菜。平房后面是一片菜园，规模不小，可以常年提供各类新鲜蔬菜。菜园由查理亲自打理，这更让人觉得他是个古怪的人了。
靠着每月15美元的薪水过了好几年后，查理对自己事业上的成功缄口不言。秘密会社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前景。保持沉默既是一种游戏规则，也是一种必要策略。他在三合会中的那些从事秘密活动的兄弟们，一旦行动暴露，必将会以最严厉的方式被处以极刑。帮会对口风不严的人的处罚就是把舌头割掉。一面是主日学校，一面是洪帮，查理过着十足的双重生活，沉默已经成了他的一种生活习惯。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教导下，他的孩子们也养成了这种习惯。因此，他们在童年时期的个人生活还广为人知，之后便突然变得模糊不清。跟父亲一样，他们努力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但对自己的私人生活却保持沉默，让人无法看透。
查理的财富到底从何而来，这一点始终迷雾重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除了妻子的嫁妆之外，他还从朱利安·卡尔那里借了一笔钱。那位烟草大亨向来是声名在外，连不认识的人都可以向他借钱，何况他还把查理看作“自己的家人”。现在他们虽然天各一方，但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如果查理告诉他，自己要在愚昧昏暗的中国建一家专印《圣经》的印刷厂，没有谁会比卡尔更愿意出手相助了。
除此之外，应该还会有其他的来源。1887年，查理回到家乡后受到韩氏家族的热烈欢迎。之后的几年里，他又回去过几次。1910年前，为英国商人办事的潮州帮成员一直掌控着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切犯罪活动。之后他们宣布了一项休战协议，并与驻扎在法租界的各敌对帮派合为一体。这意味着，查理的父亲和哥哥能够轻松地为他首次创办的实业提供帮助。清政府在执法时有一条约定成俗的原则：一人犯罪，株连全族。这更让查理有理由保密了，一切都变得神秘莫测。
但实际上，查理致富的真正原因是他从事的一项平淡无奇的副业：面条生意。印刷业只不过是一只鞋拔子，他踩着它滑入了上海的商业世界。在这个商业圈子里，充当经纪人（或者说是“买办”）的查理穿梭于东西方世界之间，很快成了红人。
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上流社会人士开始着手创办实业。起初，一些进步人士认为，中国之所以屈服于西方列强，原因即在于后者的军事力量更为强大。因此，他们谋求通过发展现代军事工业和采用西方军事模式来强壮国力。但后来，中国的改良派占了上风，他们声称，西方真正的强大之处不在于军事力量，而是工业实力。
于是，西方的各种思潮、机械、工业和洋行大量涌入中国。一部分富有的中国人决心奋起竞争。但由于西方各国垄断着各类市场，创业绝非易事。但后来发生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导致外国银行业开始萎缩，中国实业家们趁机填补上了各行各业产生的空缺。随着上流社会的财富涌入棉花、烟草、食品加工、海上运输、银行业和贸易公司等行业，中国本土的资产阶级开始逐步形成。中国开始出现一个举足轻重的中产阶级，而它的心脏，就在上海。
查理在印刷行业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之后，新出现的中产阶级的领军人物之一、家财丰厚的阜丰家族请他担任一家面粉厂的经理，这家面粉厂后来发展为亚洲最大的面粉厂之一。阜丰公司需要一位像查理这样能够周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代理人。当公司需要与西方人谈判时，这个人可以充当买办的角色，为他们分析外国人的动向和态度。当他们的面粉厂需要从美国购置机器设备时，这个人又可以当他们的中间商。当时，中国的南方主要吃米饭，北方则吃面条，而上海是生产各类面食的新兴工业的中心，向从日本到印度尼西亚的广大市场出口产品。
朱利安·卡尔在美国拥有资产达百万美元的碾米工厂。在他的帮助下，查理成为第一个为本土公司进口重型机械设备的人。他成了阜丰面粉公司专门负责对外联系的总经理，直到他去世前，一直担任这个高薪职位。此外，作为酬谢，他还成了该公司的大股东。
这种买办的角色处于掀起20世纪多次革命浪潮的各种仇恨的核心。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类似介于皮条客和贵族之间的角色，它把东方各个不同经济阶层联系到一起，在东西方交流过程中起到润滑作用。一时间，上海成了买办们的天下。
没有任何一位英国绅士，或者说，没有任何想摆点儿绅士派头的外国人愿意跟中国人直接打交道。这么做有点儿自降身份，并且也很难做到，因为你首先需要掌握汉语，了解中国的社会风俗，以及中国人的商场规则——最后一点尤为神秘。以前从事鸦片贸易的时候，英国人就曾雇用波斯人或伊拉克人来充当买办。这些人中许多因此成为巨富，一些甚至发展成上海的显赫家族，如沙逊家族、哈同家族和嘉道理家族等。人们曾形容他们是“骑着骆驼从巴格达来到上海，开着劳斯莱斯回去”。
像他们一样，许多中国人也因担任买办而发迹。没有他们的存在，一切都将停止运转。他们如同手段娴熟的政客，从买卖双方获取利润。许多成功的买办都是三合会里的主要成员。洪帮的首领本人就在法租界殖民当局的巡捕房里任督察长：一个专门与犯罪行业打交道的买办。
查理具有进入买办世界的充分条件：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海南话和上海话，英语更是脱口而出，并且还能时不时引用几句《圣经》里面的话，足可以赢得经商的美国清教徒的信赖。此外，他还在新英格兰和美国南方生活过，一口纯正的南方口音更能消除外国人对他身份的怀疑。通过财富惊人的卡尔，他与美国商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上海这个地方，所有正直的外国人去教堂，是因为它本身非常重要。而所有不正直的人也都去教堂，是因为这是一种社会需要。对后者来说，教堂是一个聚会的场所，各式各样的人物和金钱在这里广泛接触，再产生出丰硕的果实。查理算是一个异类，一个接受过美国培训的中国牧师转变而成的买办。
1893—1894年，宋查理突然崛起，从默默无闻之辈变成了家喻户晓、功成名就的印刷商和实业家，同时还是公共租界一座主要教堂里的知名牧师。西方人不再把他当成不值一提的“本土牧师”，他俨然成了上海的大名人。人们开始谈论他的发迹史，听说过他故事的人又跟其他不知道的人谈论此事，神奇的传说就这样逐渐产生了。
对查理本人来讲，穷困的日子已经结束，密谋革命的时代即将开始。
[1] 《万国公报》于1868年9月创刊，原名《教会新报》（Church News），1874年9月更名为《万国公报》。——译者注
[2] 雷金贞，原名洛基·兰金（Lokie Rankin，1851—1929），美国人，1878年在上海嘉定南翔镇创办悦来女塾。——译者注
[3] 此处宰相指徐光启（1562—1633）。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查理的岳母为徐氏后人。——译者注
[4] 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实际上，根据记载，徐光启是于1603年在南京由耶稣会士、葡萄牙人罗如望施洗加入天主教，获教名“保禄”（Paul）。——译者注
[5] 一作“倪珪贞”。——译者注
[6] 共济会，也称美生会，它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世界上众多著名人士和政治家都是共济会成员。——译者注
[7] 典出《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原文为：“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译者注
第三章 投身革命
1894年，宋查理结识了一个秘密会社的兄弟。此人后来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也一度使他流亡海外。他们的名字因为婚姻和共同参与了历史上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活动而永远联系到了一起。他们一起迷惑清政府，将这个帝国推到了覆灭的边缘——只需最后一推，便会立即分崩离析。
这个人名叫孙文。因其四处煽动民众而被清政府通缉，他用了很多的化名，但真正让他闻名于世的是“孙中山”这个名字。孙文早年留学海外，年少时期就怀有不凡的抱负。
孙文的家乡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靠近澳门的翠亨村，父亲是村里的更夫。19世纪70年代，他的哥哥孙眉加入了广东移民大军，坐船到了夏威夷，在那里的稻田里给人做工，后来他自己开了一家店铺。他用经营所得的利润在毛伊岛购买土地，财富积累得越来越多，他还不断往家里寄钱。
孙眉是个恪守传统的人，他于1878年返回中国，与父亲给他选好的一个姑娘结了婚。这次回家，他还给弟弟讲了很多毛伊岛上的生活情况，讲到了在卡拉卡瓦国王的领导下，那里的人们享受着中国人闻所未闻的自由生活。同时，孙眉还劝说母亲允许他把弟弟带到夏威夷。几个月后，12岁的孙文坐船横穿太平洋，来到了檀香山。
孙文进了英国圣公会在檀香山开办的一所学校，里面的教师都是英国人。对一个农民出身的人来说，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出人头地的机会，而西式教育却在他的心里孕育出了无法实现的抱负。后来孙文进了奥阿胡学院[1]学习，他开始对医学、政治学和基督神学产生了兴趣。哥哥孙眉却不允许他接受外来宗教，在一番激烈的争吵之后，他带孙文离开了那所学校，把他送回了中国。
但是，一切为时已晚。有了在国外的经历之后，孙文已经与那个世代居住的小山村里的生活格格不入。为了表示抗议，他整天跟当地的一些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学习一种名为“形意拳”的武术，还加入了三合会在当地的分会。
又矮又瘦的孙文虽然拖着长辫，长着中国人的相貌，但骨子里已经不再适应农村那种周而复始不断轮转的生活。为了表示对这种生活的轻蔑，一天晚上，他和一位朋友捣毁了村里土地庙里的木头神像，结果被村里人给赶了出去，孙文只好去在香港的朋友那里避避风头。在香港，他又继续上学读书。1884年，孙文在香港接受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的洗礼，入了基督教。喜嘉理给他起了一个正式的名字：日新，广东话读作“逸仙”。
不过捣毁本村土地庙的事情还没有了结。孙眉听说了这件事情后，命令他返回夏威夷，让他在自己的店里做伙计，决心让他学会敬畏别人。然而，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接受哥哥的管教没几天，他就从朋友那里弄了点钱，乘船回到了中国。最终，哥哥大度地原谅了他，接受了他这种特立独行的性格，并同意继续供他上大学。孙文进了广东一家医院的附属医科学校上学，随后又转至香港一所专为中国人新开的医学院。在香港这片皇家殖民地，他接触到了一些重要的中国自由派人士，其中就包括何启博士。何启曾留学英国，在香港做律师和医生。他极力鼓吹议会政治，在当地有极高的威望。另一位是詹姆斯·康德黎博士，他是一位英国内科医生，后来因在诊治麻风病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而闻名于世。康德黎是雅丽医学院的教务长，聪明而又想象力丰富的孙文成了他最为喜爱的学生。
孙文的心中满是狂热的想法，行为举止表现出来的热忱具有超凡的吸引力，很多中国的激进分子都聚到了他的身边。年轻人时间充裕，又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因此他们经常会连续数小时听何启博士抨击清政府“道德沦丧，习俗乖谬”。何博士认为，中国需要改革，以便结束腐败，重振纲纪。在巨大的传统力量的熏陶下，孙文和朋友们开始以革命者自居，并着手在化学实验室里制造炸弹。
1892年，孙文以优异成绩毕业。不过他的文凭在社会上毫无用处：医科学校的课程设置没有达到英国的法定标准。他在澳门开了一间中药店，但遭到葡萄牙医生们的举报，当局便以其没有葡萄牙护照为由，把他的药店查封了。孙文又去了广州，在那里开了几家中药店，交由几个朋友打理，他自己则配制西药，专治外科疾病。与此同时，孙文继续试验制造炸弹，并开始有了成立反清地下组织的想法。不过，此时的孙文革命思想还不彻底，在开始反清活动之前，他为能挤进清政府的官僚机构做了最后一次努力。
凭着过人的胆识，他准备向当朝权臣、大学士李鸿章上书自荐。李鸿章是孙文曾就读的那所香港医科学校的赞助人之一。如果能得到这位大人物的青睐，他就能在政府中觅得一个要职。
孙文上书的内容来源于何启博士的观点：通过本国人士的智力，中国也可以做到像西方国家那样富强。孙文首先赞扬大学士素有提携人才之名，随后便简述了自己的阅历：
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学，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2]
1894年年初，孙文北上，准备去天津向大学士李鸿章面陈己见。途中，他在上海稍事停留，遇到了一位名叫宋查理的三合会兄弟。
孙文当年参加的那个名为“三合会”的秘密会社，与宋查理家族在海南岛加入的社团同属华南三合会，属于潮州帮的一个分支。在上海公共租界，查理加入的也是这个组织。此外，他还是洪帮成员。
孙文和宋查理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在摩尔捐建的那所监理会教堂。星期日的礼拜仪式结束之后，经人介绍，他们相互认识了。终其一生，孙文都定期到教堂里募集新人。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不属于教堂里的那个基督，而是属于身为革命者的耶稣基督。”
除了都是帮会成员之外，他俩之间还有很多共同点。比如，他们都来自广东省，说同样的方言，都能讲英语，都在海外留过学，都是基督徒。他俩还都曾想学医，都怀有远大抱负，都很难融入孔孟礼教社会，因为他们都是一种融合体——受过西方教育的农民。他们都能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查理对孙文的天津之行不抱太大的希望。尽管如此，他还是尽其所能促成此事。他向孙文保证，如果北上不能达成目的，他还可以回来投靠查理，依仗洪帮的势力在长江流域一带继续他的事业。查理还向他介绍了另外两个大人物，即洪帮重要首领：大买办郑观应和著名记者王韬。王韬给孙文提供了一个可用的关系：大学士手下一个地位不高的官员。凭着这个关系，孙文继续他的上书之旅。
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对清政府官员有些许冒犯，就会落得掉脑袋的下场。其他人所写的那些抨击时政的文章，大都是用匿名的方式在香港发表，或者私下偷偷流传。就连孙文的老师何启博士的那些大胆的建言，也只敢用笔名发表在香港的《中国邮报》上。而现在，孙文却准备去面见一位权倾朝野的人物，亲自向他陈述自己那些曾被有意忽略的政见。在当时的环境中，此举确需超人的勇气。
然而，此行的时机选择得相当不好。大学士此时需全力以赴应对各种紧急事务。针对朝鲜问题，清政府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几个世纪以来，朝鲜一直是中国的属国。但自从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砰”的一声枪响打开了日本的门户之后，日本闭关锁国的状态结束了。日本快速实现了国家现代化，其霸权触角开始伸向矿产丰富的朝鲜半岛。
抵达天津之后，孙文把备好的上书草本交给了王韬的那位熟人，希望能够转到大学士手中，结果却是空欢喜一场。他没有等到任何结果，没人安排他们见面。大学士没有闲余时间去思考一个微不足道的南方农民出身的草医提出的那些不着边际的社会改革方略。
此时的孙文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返回上海后，他住到了宋查理家中，由查理在幕后操纵一切事务。宋查理把孙文给李鸿章的上书以改革论文的名义发表在林乐知博士主编的《万国公报》9、10月号合刊上。这是孙文的政治观点首次见诸公共视野。
在查理的印刷厂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孙文认为，社会改革绝无成功的希望。现在应该沿着秘密会社的路子，组织新的政治运动，最终走向革命。
从此之后，孙文常会定期来到查理家中，在他的书房里召开密谋会议，查理的孩子们都视其如教父。无论孙文到哪里去为他的事业筹集资金或争取支持，查理都向他通报新的情况，并自掏腰包支付他的各种开销。
这完全是一种中国古代的江湖兄弟情义，最能体现这种情义的是古典小说《水浒传》。在一片水乡泽国中一座名为“梁山泊”的山寨里，小说中的那群草莽英雄建立了一个“解放区”，即谋反者建立的共和国。在那个群魔乱舞的朦胧世界中，善行总是与一定的欺诈相伴而存。经过世代口口相传和地方戏曲的传播，这些侠盗义贼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另一个常为人们传颂的故事，是一个农民加入了反叛大军，最终当上了明朝的开国皇帝。
历史上总是不乏这样的秘密会社、盗贼团伙和秘密帮派。但在17世纪以前，这些组织都是零星出现。1644年，清军入关成了一道分水岭。自此之后，全国各地建起了新的秘密会社网络，矢志要将满族人拉下马。
关于这些会社是如何演变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的三合会的问题，除了法国历史学家谢诺主编的一本学术论文集外，再无公开发表的权威性英文著作讨论过。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宋氏家族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依仗这些三合会组织。因此，这个话题虽然晦涩，有很多难解之谜，很难完全梳理清楚，却是讲述宋氏家族历史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入关之初，满人仅仅控制了华北地区。在华南，海盗首领郑成功仍然效忠明朝王室，在陆地和海上不断对抗清政府。郑成功出生在日本长崎，其父是一个有名的中国海盗，母亲是日本人，是他父亲的小妾。由于这个原因，郑成功至今仍是日本木偶剧中的主人公。满人拿下南京后，郑成功和他父亲退守群山连绵的福建省，在与荷兰人统治下的台湾岛一水之隔的地方，拥立唐王称帝，号称明朝正室。
清政府无法击败他们，于是便贿赂郑成功的父亲，令其叛变投降。盛怒之下的郑成功于1659年率领10万大军向重兵把守的长江三角洲进兵。但他只善于海战，不擅长陆战。虽然他差点儿就攻下南京城，但最终还是被清军击退。郑成功只得再次暂避于福建深山，后来又从荷兰人手中夺下了台湾岛，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此后一段时期里，郑成功一直控制着台湾岛和厦门一带的沿海区域。1662年，由于自然原因——可能是癫痫发作，郑成功突然离世，他的起义运动戛然而止。正是郑成功的起义导致了各类新型秘密会社逐渐产生。
虽然在西方几乎毫无名气，但在中国人心目中，郑成功可是一位酷似亚历山大大帝的大英雄。郑成功在反清过程中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间谍系统和地下组织。他去世之后，这些组织也分崩离析。但有128名参加过起义的和尚却聚集在福州附近的南少林寺，继续对抗清兵。他们个个武功精湛，却被一名叛徒出卖，只有18名僧人侥幸逃脱。
这些英勇的和尚一个个被缉拿归案，最终只有5个得以幸免。这5位功夫大师通过古代的门派和海盗帮派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了新的反清核心。他们根据明朝开国皇帝的年号“洪武”，给自己命名为“洪门”。洪门致力于推翻清政府，恢复明室，在中国，他们的爱国口号连小孩子都知道：反清复明。
洪门成员散布在从福州、厦门到汕头的沿海地带。他们当中很多是数百年前流放至此的客家人。为了集体生存下去，过去的流放犯和现在的亡命徒紧密联系到一起，共同进行反清大业。他们平日里从事贸易，偶尔干些打家劫舍的勾当，一有机会，便会袭击清军。后来他们来到了历来对外人抱有很深成见的广州城。
这些流浪者操着一口极为特别的潮州话，相互之间也用潮州话交流。由于不为广州人接受，他们便组成各种帮会，以便使自己在敌人中间活动时，能够得到庇护、支持和帮助。这些帮会兼具联谊和谋反双重功能。
这些帮会逐渐演变成了两个大的组织。在北方，由于政府控制得极为严厉，他们很少有公开表现的机会。他们更侧重精神方面的组织，常以门派的形式出现。八卦门就是其中的一支，它也被称为“义和拳”，西方人则称其为“拳匪”。
在南方那些远离政府严密审查的地区，这些社团便较少显露其精神色彩，更多地发起明目张胆的活动。他们模仿《水浒传》中的匪徒，并依据等边三角形的样子，给该组织取名“三合会”，三条边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概念中的天、地、人。三合会又可分为三个分支：“天地会”“三点会”和“三合会”。查理和孙文就属于其中的三合会分支的成员。
各地帮会成员发展得很快。由于满族人入关彻底打碎了中国人的正常生活，在之后的数十年中，全国各地的农村到处是流浪汉、前朝士兵、游民、乞丐、盗贼、暴徒、杀人犯、劳工、各色商人、江湖艺人、工匠、士子和政治流亡人士。为了接纳各色各样不断增多的成员，各地三合会的组织规模成倍地增加。到了19世纪，已经出现了数百个附属帮会，他们之间仅保持着名义上的联系。其中的一些，如哥老会[3]，属于罗宾汉式的帮派，其成员由穷人、农民和运河船工组成，他们建立了一整套以走私为代表的地下经济网络。
很多在正常社会中晋升无门的冒险者都加入了三合会。通过各地的组织，这些野心勃勃的人能够操纵大量资金和闲散劳力，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获得相应的补偿。一些地方的三合会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爱国组织，而另一些则借爱国之名行犯罪之事。其他的则两者兼而有之，表面上是爱国的组织，暗地里由一根看不见的“暗线”连接着一个犯罪组织。上海的洪帮就属后一类。
任何一位被人疏远、受到欺辱或遭受挫折的人都能在三合会里得到关爱。对很多人来说，能够加入三合会，掌握帮会成员之间的接头暗号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们在茶馆里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端起茶杯或饭碗，就可以在任何地方与兄弟帮会成员取得联系。像西方社会里的工会组织一样，只要有需要，三合会总能提供相应的帮助。不过，一旦成为帮会成员，终生再难退出。
1894年，宋查理和孙文决心在上海与另一个小圈子里的谋逆者携手合作时，他们把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团结各地三合会的潜在力量上。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许多三合会组织从政治斗争转向了谋求经济利益，现在是时候带领他们返回他们最初为之奋斗的事业上了。孙文估算了一下，全国各地约有3 500万三合会成员，这些人很有可能再次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他明确表示，自己将以推翻清政府、创建一个“充满机遇的亚洲”为己任。他遍邀各地好友和会中兄弟加入他的团队，宋查理也加入进来，成为他从事的秘密活动的谋划人员之一。
他们很快便开始策划一次武装暴动。
在查理位于虹口的家中的书房里，摆着沉重的黑木椅子和一张大办公桌，一派西式风格。那些密谋反叛的人们在这里通宵达旦地策划，为起义做准备。他们把目光聚焦到了广州——一个视暴动为家常便饭的地方。1894年的广州城，周围的乡村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挤满了小股海盗和走私犯，孙文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熟悉，可以把他们发动起来对付朝廷军队。城里的地下组织控制在三合会手中，只要付钱，帮会成员就会起身响应。他们推断，一旦广州落入孙文的掌控，就可以在那里组建一支军队，然后从清政府手中夺回天下。
就在孙文住在宋家期间，一位亲日的朝鲜领导人被诱至上海后遭到刺杀。孙文的这个小团体没有参与这次刺杀行动，无法善加利用此事，但洪帮中有很多人总是喜欢利用任何可能的机会给北京的政权制造麻烦。那个人的尸体被装在中国海军军舰里运回了朝鲜，在当地分尸示众，以恐吓叛乱者。日本对此事非常恼怒，战争似乎一触即发，这将把清政府的所有精力都牵制在北方。
1894年8月1日，战争开始了。而此时的孙文还没开始组织广州起义所需的人马。他首先要做的，是建立一个更为广泛的政治组织，以及找到稳定的经费来源。孙文安排宋查理及时给他反馈事态的发展情况，自己则动身去了夏威夷。1894年11月24日，他开始召集人员，筹建一个名为“兴中会”的组织。有120名在夏威夷的华人加入该组织。
1894年12月，孙文仍在夏威夷奔波，寻求资金支持，这时宋查理给他来了一封急信：清政府在日本人手中遭遇了一连串的惨败。国人对此公愤极大，他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看到此信，孙文极为振奋。1895年1月初，他从檀香山奔赴香港。一些夏威夷华侨也追随在他左右，准备回国参加暴动。宋查理则继续留在上海负责财务保障，同时充当孙文在长江流域的耳目。
在香港，以杨衢云为首的一干人等加入了孙文的组织，但人手仍然不够。时间就这样一再拖延下来。到了春天，消息传来，中国在朝鲜遭到惨败。到了1895年夏天，他们总共才召集了153人。尽管如此，孙文和杨衢云却不顾后果地认为，发动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
为了确保成功，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花钱雇来的匪徒们身上。这些人包括流氓、恶棍、秘密会社里的暴徒，以及退伍的士兵。
根据算卦的卜算，起义的时间定在了阴历九月九日（阳历10月26日）。这个时候举事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中国各地的人们都要在这个日子里上坟祭祖，各家各户都要出门，正好可以掩盖孙文手下那些人的行踪。此次行动的主力是3 000名三合会成员，他们将在香港集合，然后化装成普通乘客，坐船前往广州。随船还载有几千把手枪，这些枪被封装在印有“波特兰水泥”字样的圆桶里。在广州上岸之后，这支雇佣军便会分头行动，赶往当地政府官员和军事指挥官的家中，刺杀他们，或者将他们囚禁，直到起义成功。
孙文和杨衢云这两位起义组织者分头行动。杨衢云负责在香港召集雇佣军，并将他们运送到广州。孙文则负责召集三合会成员，并监督整个军事行动。行动之前，孙文派了一个代表前往上海，向宋查理等人简要报告了最终的行动计划。
时任香港《中国邮报》记者的英国人托马斯·里德支持起义，历次起义筹备会议他都获准参加了。为了让外国人士能够理解这次起义，他开始撰写一些有预谋的文章。在里德看来，华南地区的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他声称，清政府一旦被推翻，一个“负责”的新政府将会愿意接受外国政府和公司提供的慷慨援助和无私指导。他故意说这些谄媚之言，是为了引起外国金融资本对中国的兴趣。
里德如此冠冕堂皇地描述这些密谋起义的人：“尽管依靠‘中国佬’实现他们的愿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他们确实是想实现立宪改革，以便把他们的国家从不公的暴政体系中解放出来。这种暴政体系一直把中国与西方的影响、西方贸易和西方文化割裂开来。”
离起义还有两周的时间时，发生了第一个意外事件。10月9日，孙文的兴中会成员之一朱琪写了一篇讨逆檄文，准备起义当天在广州城中张贴。这篇檄文把朱琪的整个家族都置于危险的境地。如果起义失败，家族中的所有人都将受到严惩。朱琪的大哥知道了此事，他没有参与密谋计划，但从传统的角度来讲，他肩负着保卫整个家族安全的责任。最终，他向官府告发了此事。
听到这个密谋计划，广州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哈哈大笑。孙文只不过是个做事总是半途而废、以自我为中心的家伙，没人相信他能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情。虽然如此，为了安全起见，当局还是派了几个密探去密切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孙文发现被人跟踪，便尽量避免做出可疑之举。那几个密探回去汇报说，他跟往常一样，没什么实际动作。
10月26日黎明前数小时，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惹出了麻烦。在香港，杨衢云雇来的那些人已经集合完毕，然而他们却为谁该使用好点的武器而产生分歧。就在他们在码头上争吵的时候，渡船径自开走了，他们一个也没登上船。
火冒三丈的杨衢云只好给广州的孙文发电，告诉他“那批货”第二天才能运到。这确实让孙文非常难做。他雇来的那些暴徒和三合会杀手早已到位，随时可以发动进攻。但如果没有香港的那支队伍做援手，单靠上海的人马肯定是必败无疑。当下的理智之举，就是取消原来的计划。于是孙文便给他们付清了钱，安排他们各自回家去了。
然而，还没等他把取消起义的决定传给杨衢云，香港那边的武器之争就平息了，杨衢云的雇佣军比预定的期限晚一天登上了“保安”号轮船。此时香港警方已经完全获悉此事，某位警察署长打电话告诉了广州的清政府当局。当“保安”号到岸时，大队的清兵正在码头等候他们。一片混战后，大部分雇佣军成员得以逃脱，但为首的十几人和其他50多个参加起义的人不幸被捕。
在广州的其他地方，清军袭击了兴中会的藏身之处，抓捕了一些密谋起义的人，起获了一批武器、制服和造反用的旗帜。孙文躲在一位中国基督教牧师家里逃过一劫，随后他化装成女人，躲在一顶带帘子的轿子里逃至澳门，再从澳门乘船去了香港。
被捕的起义者被按照典型的清朝刑法来惩处。孙文的两个亲密同志被处以斩首之刑。另有一位被600军棍责打致死，还有一位则被施以“千刀万剐”之刑，也就是用刀把身体一点点切成碎片——这是对谋逆者的标准刑罚。
这次惨败之后，孙文开始了流亡生涯。清政府对他进行悬赏缉拿。
尽管计划失败了，他却在一夜之间成了名人，一位大家公认的从事反清大业的英雄志士。
在接下来的16年间，他一直是朝廷缉拿的要犯，四处流亡，再也无法回到中国大地。此时的孙文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倚仗宋查理在金钱方面的帮助，同时也更需要依靠其他兴中会领导人替他处理革命事务。他从一个国家辗转到另一个国家，不断寻求海外华人对他的支持，终年奔波不停。
为了逃避追捕，孙文很快便离开了香港，带着两个助手前往日本。在神户登岸后，他们发现日本人已经详细了解了广州起义的始末，他们将这次损失惨重的起义称为一次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孙文备受日本人的推崇，拥护他的人也不断增多。于是他决定马不停蹄地赶往夏威夷。因为在夏威夷，那些支持他的人经济实力更强一些。
登船之前，他决定把自己乔装改扮一番。穿着中式长衫，背后拖着一条长辫子周游列国确实有点太招眼了。他剪掉了发辫，理成西式短发，还买了一套西装。最后，他在上唇还蓄起了胡子。经过一番打扮，效果确实很惊人：他看起来简直就是一位体面的日本外交官。
1896年1月，孙文抵达夏威夷时，他的家人已先他一步来到，住在他的大哥孙眉家中。孙文的妻子是他父亲给选的，名叫卢慕贞，是一位农村商贩的女儿。此前他流浪在外，或在香港游学的时候，卢慕贞一直待在村里，孙文只有偶尔回去时才会见到她。这次在夏威夷团圆之后，他们有了第三个孩子：1896年11月，他们生了一个女儿。
在夏威夷待了6个月后，孙文决定去美国本土的华人社区去争取支持，这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为了方便行事，他又加入了广州三合会在美国的一个分支——“致公堂”，被授予堂内“洪棍”之职，一个负责执法事务的高级职位。
致公堂是当时美国最强大的三合会。它源于广东省，最初的成员大都是走私犯、海盗和沿海商贩。致公堂在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起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许多成员逃到美国，并在那里建立了分会。除此之外，美国还有数个其他的三合会组织。安良堂以纽约城为中心，其势力最远达到位于美国西部丹佛市的唐人街。秉公堂活动在西部沿海一带，控制着温哥华和旧金山。协胜堂在旧金山和纽约的势力也很大，英端堂则控制着美国西南部地区。此外，规模较小的合胜堂和萃胜堂在洛杉矶的势力较大。现在，通过他在致公堂的地位，孙文可以同任何组织取得联系。
然而，孙文在旧金山却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他到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照片，其中一张落到了清政府密探手里，然后被送回了北京。孙文的“新形象”很快就传遍了世界各地的中国公使馆。
孙文的第一次美国之旅几乎没筹到什么资金，新加入的成员也很少。由于在中国发动革命可能会给华盛顿带来麻烦，没人愿意出钱资助孙文，他在美国的生活可谓举步维艰。
孙文乘船前往英格兰去拜访他的朋友康德黎博士。他刚到英国，就被斯莱特侦探社的便衣给盯上了。这家侦探社受雇于清政府，专门寻找孙文的下落。那个侦探尾随他来到康德黎位于伦敦市覃文省街的住所，然后又看着他住进了离此地不远的葛兰旅店的一间简陋的房间。
巧合的是，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就位于离康德黎博士家不远的波特兰区。孙文每次步行去看望他的老朋友时，都要路过公使馆门口。他很快就变得自负起来，觉得自己的化装非常管用，公使馆里没人能认出他来。即便他进去跟他们聊聊天，然后再离开，他们也不会察觉。
他实在抵抗不住尝试一下的冲动。10月10日，星期六，孙文信步来到公使馆门口，跟一个年轻的中国学生聊了起来。当孙文问他这里有没有广东人时，这位学生请他进了公使馆，把他介绍给一个姓邓的翻译。孙文自称名叫“陈载之”，但眼尖的翻译发现这个陌生人的怀表上刻了一个“孙”字。孙文冷静地跟他谈起了清政府目前的乱局，然后就离开了。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引起了那位翻译的怀疑。
孙文走了之后，那位翻译便向公使馆的上司们做了提醒。上司们都震惊不已，因为就在前几天，孙文刚从斯莱特侦探社的侦探眼皮底下溜走。既然他敢莽撞地一探虎穴，那么很有可能会再来。于是公使馆便安排邓翻译在街头看着，只要孙文一出现，就把他引到公使馆内。另外，他们还在大门里面安排了两个身强力壮的护卫。
第二天，也就是1896年10月11日，孙文离开住所，斯莱特侦探社派来监视他的那位侦探正在打盹，没发现他走了。孙文准备去康德黎家，再次经过波特兰区时，他看到有个中国人在公使馆门口晃悠，那人正是邓翻译。他俩聊天的时候，邓翻译慢慢引着他靠近了公使馆的大门。这时那两个护卫走了出来，挡在孙文身后，然后请他进去，说是已经备好了香辣可口的湖南菜，他们可以边吃边“聊”。说罢他俩便伸出粗硬的大手，一边一个抓住孙文的胳膊，把他给拎了进去，大门随即砰然关上。孙文被推搡着进了楼上的一个房间。为了监禁他，公使馆还特意派人把里面的家具都给搬走了。
当时中国驻伦敦公使馆的公使是龚照瑗，他是清政府派来的代表。不过，公使馆的日常事务都由一位名叫哈利迪·马戛尔尼的英国参赞打理。这位马戛尔尼参赞的先祖是曾于1793年率领第一个英国访华使团来华的乔治·马戛尔尼伯爵。当时中国的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因此，“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哈利迪·马戛尔尼爵士曾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当过军医，后来又在印度和中国的英国殖民管理机构里谋得了不错的职位。他的阅历引起了大学士李鸿章的注意，便雇用他代表清政府处理与英国之间的外交事务。他为官苛刻，虽然是英国人，但骨子里的东方人性格比中国人还难以捉摸。
马戛尔尼早就向英国政府提出申请，一旦孙文来到英国，就把他引渡回国。英国政府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但这并没改变他要教训一下这个黄皮肤江湖郎中的想法。把孙文逮到公使馆后，他立刻着手联系格林邮船公司，准备租一条船，把这个霉运当头的革命家非法偷运出去，让他去接受死刑惩罚。
被囚禁在室内的孙文想尽一切办法想给康德黎博士报个信。他想顺着窗户栏杆往外抛纸条，结果他们连窗户也都给用钉子钉上了。公使馆派了一个名叫乔治·科尔的英国杂役来监视他。他试着贿赂科尔，但科尔不为所动。
与此同时，孙文的失踪也引起了康德黎博士的警觉。他决定找侦探来帮忙，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当时伦敦规模最大最有信誉的斯莱特侦探社。这家侦探社认为同时为两个雇主寻找同一个人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于是便很高兴地接受了为康德黎博士“寻找”孙文的任务。事实上，在它的另一个雇主把孙文抓住之后，他们确实也不知道孙文现在身处何地。
那个英国杂役虽然固执地拒绝了孙文的求助，但他却与公使馆里的女管家谈到了这个被囚者的可悲处境。这位女管家是英国人，人们都叫她霍维夫人。精明能干的霍维夫人决定帮他一下。
在孙文被困一周后，霍维夫人按响了康德黎博士家的门铃，在他的信箱里塞了一张便条，然后便匆匆离去。便条上写着：
您的一位朋友自上个星期日以来一直被关在中国公使馆里。他们准备把他送回中国，回国后他必将会被处以绞刑。这个可怜的人真的是很不幸，如果不立刻采取行动，他将会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被押解回国。我不敢署名，但我说的都是真话，请相信我。不管你将采取什么措施，请尽快行动，不然就晚了。他的名字好像是林银森。
霍维夫人的举动让乔治·科尔良心发现，第二天，他便带着孙文写在两张名片上的密信出现在康德黎博士的家门口。信的内容如下：
我于上个星期日被中国公使馆给绑架了，即将被送回中国接受死刑。请尽快来救我。公使馆早已雇好了船，准备用船把我送回中国。一路上我都会被绑在船上，无法跟任何人联系……哦！我便有祸了！
康德黎和另一个同事，孙文在香港学习期间的好友、著名的“热带医学之父”帕特里克·曼森[4]博士立即联系苏格兰场[5]和外交部。与此同时，曼森博士还跑到中国公使馆打听孙文的下落，却被告知公使馆里没有这个人。
到了星期日晚上，康德黎博士近乎绝望了。外交部和苏格兰场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又跑到《泰晤士报》报社，将孙文的遭遇告诉了编辑们，但星期一的报纸只字未提孙文的情况。在政府选择恰当的行动之前，报社的编辑们对此事采取了审慎的态度。然而，《环球》报社的编辑们却不太关心什么外交礼仪，风闻此事之后，他们立即出了一个特刊。记者们蜂拥在中国公使馆门口，其中一位还警告邓翻译，如果不立即释放孙文，第二天早上这里就将会被愤怒的群众包围。
事实上，第二天天亮前，伦敦的所有报纸都刊登了这一事件，公众要求释放孙文的呼声震耳欲聋。英国外交部立即采取行动，他们给马戛尔尼下了最后通牒。10月23日下午4点30分，在孙文被困12天之后，苏格兰场总督察贾维斯与康德黎博士及外交部派来的女王国内信使一起来到中国公使馆，认领被扣人质。
一大群旁观者和新闻记者簇拥在公使馆门口，孙文从公使馆里被带出来，上了一架双座小马车，直奔苏格兰场。他又自由了。
历史再次重演，孙文又一次名声大震。他现在已经闻名全世界，记者们纷纷要求对他进行专访，他很享受这种名人的感觉。他没有告诉别人这是他咎由自取，而是对此事加以美化，声称自己是中了圈套才被抓起来的。他在伦敦出版的那本名为《伦敦蒙难记》的回忆录中就巧妙地采用了这种障眼法。一时间，孙文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在中国，查理和他的朋友们也是欣喜非常，他们在印刷厂里翻印了这本书，四处散发。
那么孙文到底是如何影响他的那些追随者的？他有什么魔法吗？回顾以往，根据我们事后的认识，以及多年来众多学者搜集整理的信息来看，孙文的冒险经历很像威尼斯滑稽歌剧迷们喜欢的那种以流浪汉为主角的讽刺剧。但在孙文的时代，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些参与其中的人们已经入戏太深。革命激情使得每一次可怕的挫折都变成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悲剧。但是，当剧本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杀头、断肢和绞刑为结局时，没人能从中看到哪怕是点滴的喜剧成分。孙文的一次次失误不像大木偶剧场上演的喜剧那样有趣，演出者们每次都面临着致命的后果，虽然观众们对此并没有什么感觉，比如英国外交部就不拿他当回事。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谋反者参与其中，只有在其事业看起来陷入孤立之中时，孙文才会站出来振臂一呼。在这方面他无疑是很有天分，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演说家，能够清楚地阐明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并鼓动人们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如果没有他，那些人只能白白浪费精力和激情，每天醉醺醺地空谈谋反大业，导致大部分的革命计划都胎死腹中。从某些角度来看，正是他善于鼓舞他人的这一特质，使其在革命中能够独善其身，而其他更优秀的革命者却落得惨遭杀害的结局。当时清政府到处屠杀革命志士，许多煽动叛乱或者阴谋反叛的人的下场都惨不忍睹。这些逝去的人中或许有很多都比他高尚得多，只是因为过于执着才不得善终。
那些活下来的人同样也会重书历史。于是，历史不断地被人篡改，外在宣传和事实之间产生了永久的矛盾。这样一来，孙文对自己在伦敦被绑架一事的回忆就变成了神话般的英雄事迹宣传报道，成了革命者的福音书。多年后，通过对已经离世的孙文进行系统性的神化，他的形象被抬高到了神一样的地位。总的来说，孙文真正的革命艺术就是像玩魔术一样使自己悬浮于空中，而他的领导地位之所以能够像其他许多著名的领袖那样屹立不倒，只是因为他身边的一切在不断消逝，而他却活了下来。他具有唐璜一样的直觉——知道该在何时离开阳台。一言以蔽之，他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位政治家。
孙文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里度过了6个月的时光，并同一些极具鼓动性的人，如《自由俄罗斯》杂志的编辑、流亡革命家菲利克斯·沃尔霍夫斯基等人交上了朋友。
1897年7月，在英国停留了不短的一段时间之后，孙文终于动身，从伦敦乘船前往日本。在此后的数年间，日本成了他的活动基地。他受到一批实力强大的日本大陆浪人[6]的欢迎。他们都是一些精力充沛的危险人物，若是处在日本中世纪，他们肯定会成为武士，而现在，他们只能独立进行政治冒险。数年之后，这帮激进的家伙成立了一个名为“黑龙会”的极端爱国组织，轻率地让日本卷入了亚洲的军事战争之中。他们为孙文提供庇护和赞助，和他一起策划谋反活动。他们不仅想通过他来推翻清政府，更希望借助他的影响把西方列强从东亚赶出去。他们沉醉于让日本成为大东亚共荣圈领袖的幻想之中无法自拔，其中较有影响力的人物有菅原田、宫崎寅藏、犬养毅、大隈重信和副岛种臣。
接下来的8年里，孙文又精心策划了几次起义，但都没有成功。他现在不仅不为中国大陆地区所容，就连英属香港也不能去了，无奈之下，他只好通过密使远程操纵革命活动。他开始在中国各个城市建立革命基层组织，并开始建设党组织。宋查理则负责全部的财务账目和帮会成员名单，他把筹来的每一分钱都进行投资，以便扩充党的活动经费。同时，他还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定期在山东路的印刷厂里召开筹划会议。他并非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却是组成核心圈子的几个领导者之一。他们从事的主要活动就是四处散播华美书馆秘密印制的革命刊物。
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西方列强继续欺凌中国，这给孙文的事业带来了新的动力。在西方国家，义和团通常被简单地认为是一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狂热平民，由于在山东省受到德国殖民官员和矿主们的欺压才揭竿而起。因此，他们最初只是反对外国人的高压统治，以及不愿或无法抵抗外国压力的帝国政府。当八国联军冲进北京城，准备教训教训义和团及清政府时，慈禧太后和她的大臣们一逃了之。中国蒙受的屈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那时起，愤怒的中国学生开始源源不断地前往日本，他们或是学习科学知识，或是接受军事训练。这些学生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更为激进的革命力量核心，他们视孙文为业已成名的革命家，很多人都聚集到了孙文的身边。孙文利用这种支持，说服另一个与他对立的反清帮会的头目们与他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同盟会。
传统的秘密帮会成员以商人和工人阶级为主，而同盟会把他们与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联合到了一起，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但这是一个极不稳定的联合体。
1905年7月30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筹备会。宋查理从上海赶了过去。这是一次商讨政治战略的封闭式会议，讨论的大部分内容自然而然是资金问题。孙文要求宋查理挑起重担。要想取得革命成功，靠一点一滴的捐赠肯定不行，他们需要相当大的一笔资金。大家都知道宋查理与美国很多富豪都有联系，不过这都是他的私人关系，别人无法插手。因此，大家一致同意，数百万美元的经费募集任务就交给他了。
[1] 奥阿胡（Oahu）即瓦胡岛的音译，该学院为美国教会创办。——译者注
[2] 译文摘自孙中山的《上李傅相书》。——编者注
[3] 哥老会源于湖南和湖北，是近代中国活跃于长江流域、声势和影响都很大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译者注
[4] 帕特里克·曼森第一个提出了蚊子携带能够引起疟疾的寄生虫。——编者注
[5] 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的代称。——译者注
[6] 大陆浪人是日本近代史上以所谓“经营大陆”（主要指中国朝鲜）为志的“民间志士”及一部分政界、军界人物的统称。——编者注
第四章 财务总管
第一次广州起义惨败后的几年里，查理的出版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华美书馆出版了大批通俗读物和宗教书籍，其中包括他的老友柏乐文博士编辑的中国第一本方言版《圣经》：《苏州方言版圣约书》。
随着事业的不断拓展，查理也成了上海滩的名人，外国人都称他为“印《圣经》的宋查理”。他和另外一些人合资创建了上海商务印书馆，除了为中国人印刷西方教科书之外，还从事大量的商务类印刷业务。这家出版社后来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出版社之一。宋查理日渐强大的商业帝国涵盖多个领域，印刷的内容包括政治传单、《圣经》和工程类教材、中国文学名著。此外，他还从事面条生产。在朱利安·卡尔的鼓励下，查理投资入股了卷烟厂和棉纺厂，同时还为这些工厂进口机械设备。到1904年，他的个人资产已经非常可观，于是他将流动资产都贡献给了革命活动。
查理为革命做出的另一个贡献是创立了上海华人基督教青年会。同盟会的高级领导们依然在他虹口的家里或者位于山东路的印刷厂里碰头。其他普通帮会成员则把基督教青年会作为安全的活动场所，他们可以经常在那里见面交流，而又不至于引起别人的猜疑。
查理的身体已经有些发福，眼神略带一丝忧郁。他下身穿一条皱巴巴的宽松长裤，上身一件白衬衣，脖子上松松垮垮地挂着一根条纹领带，看起来就像一位饱受摧残的堪萨斯报社编辑。只有传教士步惠廉和他的夫人阿迪·伯克等少数几位外国朋友知道他参加了革命活动，看起来他一时半会儿还不会被人发现。然而，为了以防万一，他设法买了一本葡萄牙护照，声称自己出生在澳门。虽然当时护照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使用，他去日本也不是非要用它不可，但拥有了葡萄牙护照就可以避开美国新颁发的《排华法案》的束缚。今后一旦事发，他和家人就可以到美国避难。
1905年，查理乘船去美国为孙文筹措经费。此时的他已经称得上是有钱人了，他在太平洋邮轮公司的船上订了一个特等舱。轮船在旧金山的码头靠岸后，致公堂的一大队人马都在那里恭候他的大驾。致公堂的总部坐落在新吕宋巷36号，在那里，查理认识了一大圈华裔银行家和富商。虽然这个三合会组织后来因涉嫌贩卖毒品而遭到美国财政部的调查，但在1905年的美国，鸦片还没有被视为非法商品，而海洛因还没有被发明出来。致公堂自诩为“世界华人自由共济会”，为此，他们还专门刻了一个小牌子挂在新吕宋巷的入口处。从为党派筹款的角度来看，在与这些急于证明自己爱国之心的华人富商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查理的收获还是相当不错。虽然如此，他只在旧金山逗留了几个星期，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去拜会朱利安·卡尔。
卡尔现在已经是一位典型的南方绅士。他的头发和胡须已经开始发白，整个形象跟马克·吐温特别像。1895年，他以30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他的“公牛达勒姆”，这在当时可是天价。卡尔因此跻身最富有的美国人行列之中，他的总资产可能是“公牛达勒姆”售价的三倍。他还进军了一个新行业，开办了达勒姆针织厂，以充分利用其在棉纺行业里的优势。这个工厂后来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针织厂。在1900年召开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卡尔被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们提名为美国副总统候选人，不过他谢绝了这一提名。他又在乡下成立了一个名为“奥克尼奇”的实验农场，后来发展成当时一流的农业和植物研究中心。
最能展现卡尔慷慨大度一面的是在1898年美西战争时期。当达勒姆的男人们都去参战时，热衷于正义事业的卡尔宣布，他将在后方负责养活战士们的家庭。他还让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其他城市的一个白种人连队和一个黑人连队（每个连队有120人）的士兵们的家属把她们日常生活开销的账单交给他，全部由他来支付费用。他还去了佛罗里达州，那里的战士们正在为攻打古巴的西班牙人做准备。在北卡罗来纳州第一团的驻地杰克逊维尔，卡尔宣布，他将在不触犯军规的前提下，为该团提供任何可能需要的奢侈品。另外，他还给了指挥官25 000美元以供部队今后的花费。
朱利安·卡尔习惯用金钱来支撑自己的信仰。20多年前，他就肩负起了培养这个年轻的中国人的担子，因为他信任宋查理，便把他带回家中，并为他支付教育费用。而现在，查理正准备将一项新的事业呈现在卡尔的面前。
这一次，当卡尔在达勒姆火车站迎接查理的时候，两人的地位已经不相上下了。
查理已经今非昔比，不再是1881年从威尔明顿坐火车来到此地的那个腼腆又笨拙的“天朝”毛头小伙了。他现在已经是富甲一方、身穿蓝色哔叽毛料三件套西装、头上戴着他钟爱的褶边软呢帽的绅士了。
卡尔和查理同乘一辆敞篷马车，前往位于主街东头的一座拥有5英亩[1]花园的宫殿式豪宅：卡尔的那座闻名于世的萨默塞特庄园。别墅的名字源自他的祖先罗伯特·卡尔，据说罗伯特曾被封为萨默塞特伯爵。现在的卡尔已经富到不知道怎么花钱才好的地步，也变得喜欢炫富。他在达勒姆的这座大宅成了美国著名的景观之一。与纽波特的那些高大的城堡式建筑不同，卡尔的豪宅属于那种精雕细琢却又华而不实的维多利亚风格，整个建筑通体用当地的松木建造，房顶带有很多塔楼、山形墙和华丽的尖顶。周围都建有阳台，最大的有220英尺长。塔楼的外形看起来就像女巫的帽子扣在了一块葡萄干布丁上，楼顶上有一个价值500美元的铜制风向标。在北卡罗来纳州，除了位于阿什维尔的范德堡家族的比尔摩庄园之外，卡尔的这片产业可以算得上是“美国南方最宏伟壮观的园林”。能工巧匠约翰·奥丹尼尔斯和来自荷兰、法国及爱尔兰的园林景观专家们精心布置，用大丽花、草夹竹桃、长春花、绣球、鼠尾草、美人蕉、锦葵、马蹄莲、玫瑰和紫苏等把整个庄园装扮得如同一支绚丽的交响乐。他们在一个40英尺长的花坛里用红、蓝、白三色花卉组成了一面美国国旗，在另一个花坛里则用金黄和古铜两色花卉组成一只翼展30英尺的美国秃鹰。
室内的装饰也是一片富丽堂皇。萨默塞特庄园至今仍被称作“全世界最美、最幽静的私人住宅之一”。阳光透过窗户上的彩色玻璃照进室内，水晶雕花吊灯一盏就价值5 000美元。这里也是北卡罗来纳州为数不多的同时使用煤气灯和电灯照明的宅院之一。此外，里面还安装了防盗和防火系统。（卡尔为人非常谨慎，他还给自己购买了赔额达100万美元的人身保险。）各个房间里装饰用的地毯和家具总值达40 000美元。主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用巨大的彩色玻璃制作的肖像画，画中描绘的是名诗《晚钟今夜不再鸣起》中的画面：一位身披薄纱的性感少女搔首弄姿地贴在一座大钟的钟锤上，它表达的正是这样的诗意：钟摆左右摇动之际，正是激情澎湃之时。为了把这种优雅发挥到极致，宅内的天花板上到处都绘有爱神丘比特的画像，浴室里也铺着产自意大利的大理石。
接下来的几周里，查理经常陪着朱利安·卡尔到俱乐部去。那家俱乐部是达勒姆的一个私密会所，位于主街和商业街的交叉口，俱乐部的客人主要是那些功成名就的商人。在四周镶着橡木护墙板的房间里，查理坐在满是酒渍的皮椅上与卡尔及其他几位老朋友（如安妮小姐的哥哥索思盖特）促膝长谈。卡尔还把查理在三一学院和范德堡大学读书时的密友都请了过来，他们现在都当上了牧师或者店老板。几位三一学院的教授也蹒跚着赶来，只为看一看这个当年因为对他们同事的女儿关注太多而被赶走的矮个子“中国佬”有没有什么新的绯闻。他们发现，此时的查理已是腰缠万贯，变得精神抖擞，信心十足。
卡尔的私人秘书戈尔曼当时也参加了谈话。他后来回忆说，查理在俱乐部里就像在家里那样自然，他的兴趣爱好也与本地的富豪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不过，接下来的几周里，当查理和卡尔私下讨论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时，戈尔曼并没有在场。在卡尔那摆着真皮躺椅、书架和油画的书房里，查理向卡尔讲述了数次失败的武装起义的详细情况，讲述了清政府对被捕革命者实行的野蛮暴行。考虑到卡尔的为人，想到大批的人被砍头、活埋、绞死，或者凌迟处死，他一定会火冒三丈。作为孙文财务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查理坚定地认为，历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经费不足。组织遭到打击，经费被削减，义军仓促举事，最终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们的目标是把中国从专制政治下解放出来。如果革命成功，无数的中国人将摆脱农奴身份，获得新生，基督教也就会有机会繁荣壮大。现在的形势对他们很不利。不过，只要能解放中国一隅，他们就能获得大量本国资金。富有的海外华人也会对革命越来越有信心，数百万美元的经费就有了下落。最终，革命将会靠本国的财力继续下去。
外面的大街上就有朱利安·卡尔自己开的银行，他随时可以提取大笔的巨额款项。美西战争期间，他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花掉了十几万美元。实际上，美西战争跟他个人没有丝毫关系，但坐在面前的宋查理是他终生的门徒，是他自己教区的基督教领袖，是一场解放全世界1/4人口的斗争的主要策划者。
虽然戈尔曼后来并没有发现朱利安·卡尔和宋查理之间有任何财务往来——连提出资助的请求他都没见过，但他仍然坚信，将军一定给过查理一笔相当可观的经费。这符合卡尔的一贯作风。
达勒姆之行结束后，查理又乘火车北上纽约，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之中。他与那里的美籍华人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募捐经费的事情还是谨慎为妙。他就像一条在浑浊的河水里游荡的大鲤鱼，除了水面偶尔泛起的浪花表明他来过之外，再无其他痕迹。
在纽约，他的连襟温秉忠已经给他铺平了道路。温秉忠在革命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表面上，他是慈禧太后信赖的教育顾问，实际上他却有着双重身份。跟他的连襟牛尚周一样，他也为宋查理敞开了大门，进一步说，是为反对朝廷的共和派敞开了大门。温秉忠和牛尚周都是上海政府中的权势人物，他们占据着令人羡慕的职位，就像资助西班牙政府的富格尔和韦尔泽等德国银行业家族一样，在纽约，温秉忠为查理打开了金融界的大门，把他介绍给各位华人社区领袖和华人银行家。
返回上海后，查理向同盟会的财务部上交了200多万美元的资金。这个数字得到过很多资料的确认，曾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施肇基1936年在杜克大学的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个数据。可以肯定，其中的一部分是由很多人捐赠的，但种种迹象表明，最大的一部分应该是从他的老朋友兼恩人朱利安·卡尔那里得到的。
由于1905—1906年在美国的筹款活动取得成功，宋查理被任命为同盟会财务总管。以前他只是兼任这方面的工作，而现在已经正式负责革命活动的经费保障了。此外，他还继续担任孙文在上海同盟会总部的执行秘书，用自己口袋里的钱供给孙文的个人花销，主要是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孙文的革命活动都不能中断。
自1907年起，在清政府持续的外交压力之下，孙文不停地从一个国家流亡到另一个国家，他的行踪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流亡者的生活是艰难的，但他总能受到女人们的热烈追捧，每到一处都有女士设酒宴招待他。他擅长燃起那些离开祖国多年的人们的激情。很长一段时间里，孙文获准可以在日本自由活动。但是，由于到日本的中国激进分子越来越多，到了1907年，日本政府渐渐感到不安，于是便给了孙文一笔钱，礼貌地请他离开日本。于是，他便去了印度支那，在河内和西贡的大型华人社区继续谋划革命。他得到了同情革命的法国殖民当局的支持。法国殖民当局通过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获取了丰厚的利润，此外，它还与上海法租界的秘密会社保持着利益关系。在红河和湄公河的上游活动着多支中法混合军队，主要从事货物走私，并从当地山民部落手中收购生鸦片。
孙文觉得，可以利用这些贩卖鸦片的私人武装去骚扰清廷防御薄弱的边境地区，说不定还能在广西或云南夺取一席之地。他在河内的支持者也慷慨地表示愿意把这些“军队”交给他来指挥，他接受了。经过一系列小规模的进攻，孙文借来的这支军队占领了一片地区，但缓过神来的清军很快便发起反击。孙文的部队抢了一辆火车逃回法国人的地盘。但清军依然穷追不舍，结果在中国和法国之间引起了一场国际纠纷。虽然清政府明显是受害一方，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跟以前大多数这样的纠纷一样，以中国向法国赔款了事。作为回报，法国答应清政府，将逼迫孙文离开河内。孙文只好去了新加坡，随后又到了曼谷。在曼谷，他很快就把一个人数众多的华人社区给鼓动了起来。惊慌失措的美国驻曼谷大使汉密尔顿·金于1908年12月15日给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伊莱休·鲁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长期淹没在美国国务院的档案馆里，因其内容颇能反映出孙文那复杂的性格和变通的手段，因此很值得重视：
他到达这里之后，一直不动声色地进行他的工作。然而，无论是当地的中文、暹罗文，还是英文报纸都立即公开发表与中国革命和革命者有关的文章，文中还提到了孙文的名字，提到了他正在从事的工作，并回顾了他来暹罗前的革命经历。他们提醒与清政府友好的暹罗政府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于是政府便派警察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及时汇报他在聚会时的讲话内容。
12月4日，曼谷市市长和警察局局长找孙逸仙前去谈话。他们首先称赞孙逸仙是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接着告诉他，他的到来让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中国佬”变得越来越不安分。因此，考虑到暹罗的特殊情况，曼谷当局要求他在三天之内离开曼谷。孙逸仙闻此大为惊讶，随后声称时间太过仓促，他希望能够宽限几天，以便能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完。当问到需要几天时，孙逸仙跟他们讲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曼谷方面督促他尽快离开，他平静地回答说，在正式回复之前，他得去见见他的大使。当他们问他的大使是谁时，孙逸仙没有回答，而是礼貌地起身告退了。
看起来直到此时，暹罗政府里还没人想到这个“中国佬”会处于另一国政府的保护之下，住在这个城市里的其他各国人士也几乎没人能想到这一点。从市长那里出来几小时后，在《华暹日报》报社一位朋友的陪同下，他拜访了美国大使馆。这次会见的时间很长，其间，他的那位朋友一直在外面等候。会见中，博士提到，这是他第一次在东方国家提起他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人们很快就会发现，暹罗是孙逸仙发现的第一个美国拥有司法裁判权的国家。孙逸仙博士毕业于香港医科学校，他从小就希望能够到美国接受教育，只不过，由于对基督教过于狂热，他父亲拒绝了他的请求，并把他打发回了中国。现在他已经不再公开宣称信仰基督教。他的英语说得非常好，只是略带一点儿口音。他为人机智，意志坚强，机警果断，而且相貌俊秀，举止高雅，态度温和，始终彬彬有礼，还有他没有留辫子。
……
孙逸仙博士出生在夏威夷，父母都是中国人。（随信附上他的护照和出生证明）他曾两次到达美国，第一次以中国人的身份，1904年第二次去的时候则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不过他在入境时遇到了一些麻烦——他承认，这次遇到麻烦是因为他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上次他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入境，而这一次却持有美国护照。最终，1904年12月4日，孙逸仙离开了美国，从那之后，他便周游四方，到处宣讲“共和体制，向海外华人灌输他的思想，鼓吹用共和政府取代当下体制，鼓吹中国人掌权，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等思想。他崇拜美国，在演讲中常以美国政府的各种事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他在日本待了几个月，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和各方面的支持。但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日本方面要求他离境。在日本，他为自己的革命活动打下了广阔而又令人欢欣的基础。
后来他来到法属印度支那，参与了云南省的起义。他自称得到了法国殖民官员的同情，但在北京政府的压力下，法国政府也要求他离开。在交趾支那有16万中国人，而在东京和安南则几乎没有。[2]
来曼谷之前，他曾在马来联邦和新加坡开展活动。新加坡是他自己主动离开的，因为当时他已获悉中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责令他离境……
他父亲是夏威夷一位富有的种植业主，孙逸仙和他哥哥在那里都有自己的产业，不过全都由他哥哥一人负责打理，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也住在那里。
应他要求，在此我将他的登记申请递交给国务院，这非常有助于我进一步处理此事。其出生地在他出生时并非美国领土，但后来却纳入美国版图，因此我建议，可以按照本土出生的公民标准来对待他的申请。若国务院能采纳我的建议，我将非常高兴。随信一并附上他的护照及出生证明。
这封让人忍俊不禁的信件表明，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孙文是多么轻而易举地捏造了事实，又是多么从容地宣誓效忠美国。他还带去了各种发誓是真实的文件材料，其中包括一些声称自从他在夏威夷“出生”就认识他的人出具的“证明材料”。
美国政府无从辨认孙文提供的资料是真是假，国务院也没有将他的护照和伪造的出生证明予以没收，而是在三个月后退回到曼谷。在给汉密尔顿·金的信中，国务院指出，孙文是真正的美国公民，但他的行为一点儿也不像美国人。
很显然，根据1900年4月30日通过的《国会法案》第四条关于“在夏威夷地区成立政府”的规定，孙逸仙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不过，他现在是否已经有权受到保护则是另一个问题。公民资格在享受各种权利的同时，也需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孙逸仙必须在政治关系所涉的责任和血缘关系决定的权利方面做出选择。而现在，他似乎已经选择了后者，把自己视为一个中国人。他不但没有履行任何美国公民所应承担的责任，甚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的政治运动之中。另外，他还在反对一个与美国友好的政府的运动中担任领导人的角色。
……孙逸仙是否已经放弃原籍可能还存在一些争议，但只要他仍继续从事目前的活动，国务院就会认为他没有资格持有美国护照或以美国公民的身份注册登记，也不会给他提供任何保护。
换句话说，美国国务院承认孙文的美国公民身份，即使他无限期地待在国外，也不会丢失公民资格。不过，如果他继续煽动百姓滋事，就别指望美国政府会给他提供任何保护。
如果美国国务院不嫌麻烦，把这封信转给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一份，一定会使那里的工作人员火冒三丈。美国驻北京的大使一直称孙文为“臭名昭著的革命分子”，如果知道他被认定为美国公民，一定会惊得目瞪口呆。
与堂吉诃德不同的是，孙文为人机灵，做事小心，立场摇摆不定，个性反复无常。他经常冠冕堂皇地说谎，还能根据情况的需要，轻易转变原则和立场。他是个政治场上的变色龙。
与此同时，批评宋家的人把查理看成是一个诡计多端的投机钻营者，认为他把孙文当成了获取权势的工具。其中一个名叫陈丕士[3]的人写道：
在中国共产党解放中国之前，每个中国人都会去“寻找机会”，这已经成为一条处世原则。机会来到，就要认清并抓住它。因为这个机会一旦失去，可能就永不会再来。在宋查理眼中，孙文也许就是那个“机会”。这么做虽然有点冒险，但仍有希望借此使他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获益。他活着的时候没有等到这个机会，但毫无疑问，他的孩子们却等到了。
陈丕士错了。孙文仍然从事着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从新加坡到萨斯卡通[4]，他一路不停地发表革命演说，宋查理则担任他的财务总管。他俩可谓是唇齿相依，如果中途分道扬镳，吃亏的是查理。
话又说回来，从查理孩子们的角度来看，陈丕士的话可谓料事如神。
[1] 1英亩=4 046.86平方米。——编者注
[2] 交趾支那位于越南南部、柬埔寨东南方，法国殖民地时代，其首府是西贡。当时越南还包括安南与东京（今越南北部）两地。——译者注
[3] 陈丕士（1901—1989），祖籍广东中山，香港大律师。——译者注
[4] 萨斯卡通（Saskatoon），加拿大西南部城市。——译者注
第五章 送女留学
在退出监理会布道团后的15年间，查理又添了4个孩子。宋氏家族的成员基本齐了。
在霭龄和庆龄之后，桂珍又于1894年12月4日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他的中文名字叫子文，教名保罗，不过大家都习惯用他名字的开头字母来称呼他：T. V.[1]。
接下来，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孩出生于1897年阴历的二月十二日——阳历3月5日，长得胖乎乎的，面如满月。为了跟霭龄和庆龄的名字保持一致，查理给这个新生的女儿起名叫美龄（意为“美丽心情”）。
在美龄之后，宋家又添了两个男孩——T. L.（子良）和T. A.（子安）。这样一来，宋家共有6个孩子，男孩和女孩正好各占一半。
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后，宋太太变得更加虔诚，对虹口家中事务的管理也更加严格。查理开始喊桂珍“妈咪”，朱利安·卡尔也是这样喊他的太太南妮的，不过两人的相似之处也就这么一点。宋太太每天都坚持祷告，并严禁孩子们做诸如跳舞或打纸牌等在她看来属于腐化、堕落的事情。美龄出生后，也就是在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宋太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从一个精力充沛的少妇变成了虔诚信教的阔太太。1900年似乎是她人生的正午时光，纵情欢乐的上午之后，便是冷静清醒的下午。这个转变从她的儿女身上也可一窥端倪。她前面的4个孩子个个充满活力而又调皮顽劣，充满激情和创造力。而后面的两个孩子子良和子安则性格温顺，行事谨慎小心。
这与查理有很大的关系。对于前面的几个孩子，他都是以鼓励为主，非常溺爱，有求必应，这让孩子们觉得世上没有他们得不到的东西，世界就在他们的脚下。查理撑大了他们的胃口，培养了他们的志向，而这种志向只有通过超常的干劲和进取精神才能最终实现。查理自己的人生就充满了各种冒险的经历，“胆大方能成事”——他的经历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诠释。
但是，在后面两个孩子出生时，查理变得非常忙碌，他的时间都花到了别人身上。他成了百万富翁，还担任革命党的执行秘书，与流亡海外的孙文保持着密切联系。结果就是，只有出生在1900年之前的那几个孩子后来成为才华横溢的人物。
他最喜欢的孩子是霭龄。霭龄像个假小子似的，身材矮壮，相貌平平，但她精明伶俐，天性机灵，这都是查理培养的结果。无论去印刷厂、面粉厂、烟草厂还是棉纺厂，查理都会带上她，并一一给她讲解其内部运转流程。坐着查理那辆由车夫兼保镖拉着的黄包车走在大街上时，他还会给霭龄讲到这个城市以及隐藏其中的那一股股弱肉强食的暗流。霭龄成了查理办公室里的固定一员。当那些商人们甜言蜜语地哄骗她的父亲，或者怂恿他对一些模糊不清的项目进行投资时，霭龄就在一边冷冷地看着，脸上丝毫不透露任何表情。
5岁时，她嚷着要上学，遭到母亲的嘲笑，但查理带着她去见了中西女塾[2]的校长海伦·理查逊。这是上海一所最为前卫且独一无二的学校，其名字就是取自那个让查理在当传教士时吃尽苦头的麦克泰耶勒主教。理查逊小姐是一位杰出的女性，一位无与伦比的教育家。在主日学校时，她就与查理的孩子们相熟，她早就知道查理有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需要解决：他的大女儿非常早熟，心智比实际年龄要成熟许多。
听完查理的话，理查逊小姐表示同意霭龄以特别生的身份入校，由她亲自辅导。这跟查理在三一学院上学时的情况一模一样。理查逊小姐表示愿意为她改变学校里的某些校规。
学期伊始，霭龄和母亲道别后，跟着查理来到了中西女塾。多年之后，她跟项美丽提到了上学第一天时的情景，一切似乎仍历历在目。当时她穿着整洁的绿裤子，上身穿着一件格子花呢褂子，发辫上系着彩色丝带。右边口袋里装着一小盒卡拉尔·鲍泽公司生产的奶油硬糖，左边口袋里装着同一家公司生产的半糖巧克力。后面还跟着一辆黄包车，上面拉着一个崭新的黑色箱子，里面装着她的衣物和个人用品。因为上的是寄宿学校，每件衣服上还都工工整整地做了标记。
查理把她一个人留在理查逊小姐的办公室，然后离开了。沉重的大门关上的那一刻，霭龄的眼泪夺眶而出。
大家都没料到，霭龄竟然成了学校里极受欢迎的人物，只有查理不感到意外。她成了学校里的福星，大家都喊她“宋小姐”。假期时，她则回到虹口的家中。经过两年的单独辅导，她现在已经可以转到正常班级，跟其他学生一起学习了。等她长大了一些，能够在自行车上坐稳时，查理就骑车带着她沿着外滩一直骑到南京路，在梧桐树那怡人的树荫下兜风。霭龄10岁时，查理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霭龄常会骑着车子来到外滩。在南京路与黄浦江的交汇处，有一个锡克族巡警在那里指挥交通，霭龄常骑车绕着他转圈。
1900年，刚满7岁的庆龄也来到中西女塾，和姐姐一起上学。与宋家其他几个孩子不同，庆龄是一个真正的美女。她长得模样清秀、身材柔弱、气质沉郁。她的下唇略有一点儿上翘，眼神温柔，又带有一丝怅惘和伤感。她就像中世纪一位被囚禁在城堡中的公主，从极远的地方悲伤地看着这个世界。她没有像办事有条不紊的霭龄或娇惯成性的美龄那样，把头发随随便便地梳在脑后，而是让头发轻柔地从额前垂下，然后绕到颈后，再用一根缎带扎起来。
庆龄身上没有她那两位姐妹的飞扬跋扈的气质，她的性情更为柔和亲切，非常讨人喜欢。
美龄则算得上是家里的小霸王。她身材胖墩墩的，所以得了个外号“小灯笼”。她为人虚荣、自视甚高，这跟她外在的美丽极不相称。她是一个天生的婆罗门[3]，年少的时候就傲慢自大、专横跋扈。她很崇拜勤勉的大姐霭龄，无论霭龄安排她做什么事都从不推却。每当霭龄在那里安排家庭事务，她都会在一旁仔细观察，似乎是在学习如何替代霭龄的角色。
美龄5岁时，执意要跟霭龄到中西女塾上学。于是家里人便给她装好旅行箱，穿好格子花呢褂子，叮咛嘱咐一番，然后便送她去了学校。不过，美龄没有在学校里待太长的时间。在学校的那几周里，白天她都表现得非常好，很得人心，年龄大些的学生也都听她的指挥，功课完成得也很快。但是，每到晚上，她一个人躺在宿舍的床上，看到屋檐下突然出现的树影，常会猛然从噩梦中醒来，尖叫声一次次打破女生宿舍的平静。
最终，家里人只得把她接回家，另请一个老师教她功课。她可没有霭龄那样钢铁般的意志力，而是表现出高度的紧张。每次她一紧张，浑身就会起疹子，这个5岁的孩子全身都会长出红色的肿块或者水疱，完全没有了端庄的形象。
美龄的大哥子文是唯一得到查理真传的男孩子。他跟霭龄很像——虽然没有霭龄坚韧和专一，但子文做事确实也很坚决，富有进取精神。子文天生具有识破伪善之人的能力，与霭龄不同的一点是，他极具幽默感，这使得他很有人缘。他个子不高，性格开朗，身体结实。学习的时候，常会眉头紧锁。另外，他对数字具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赋。
由于上海没有像中西女塾那样专门为男生开办的监理会学校，子文跟着私人教师在家里学了几年，然后就进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所学校由圣公会创办，里面有专门为小男孩办的学习班。
1899年秋，身材高大的步惠廉和他那小巧玲珑的妻子阿迪·伯克从松江转到了上海。步惠廉夫妇现在有4个孩子，都出生在中国。同时，他们与步惠廉的老家，位于佐治亚州的梅肯市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896年他们还趁着休假回去过一次。步惠廉此次转到上海，是准备担任上海教区的监督长老一职。这意味着他又可以经常与宋查理见面了。
布道团的牧师宿舍位于云南路，离查理开办主日学校的监理会教堂很近。它的隔壁就是中西女塾。步惠廉的4个儿子经常爬到宿舍后面院墙旁的树上，偷看中西女塾的女孩子们玩游戏。
查理准备把孩子们都送到美国去读书。1903年的一天，他就此事询问了步惠廉的意见。霭龄当时已经13岁了，她自己也说已经做好了出国留学的准备。查理在三一学院上学时年仅15岁，而霭龄现在比父亲当年准备得要充分得多。查理觉得，只要在美国学上一年，她就可以到正规大学去学习了。
步惠廉主动提出他将给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院长杜邦·盖里写信咨询此事。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是美国第一所特许设立的女子文理学院。跟范德堡大学、三一学院和埃默里大学一样，它也是监理会主办的学校。与南方邦联地区的其他学院不同的一点是，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并没有毁于南北战争。幸存下来的梅肯市静静地藏在木兰树丛之中，平静而又雅致。
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院长盖里是步惠廉的好朋友，步惠廉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介绍了查理的背景，说明了他是如何在范德堡大学成为监理会牧师，以及他在中国取得的成就。信中还谈到了他那几个出色的孩子，特别强调了霭龄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个。
1903年夏末，盖里院长的回信到了步惠廉的手里。招收一名中国牧师的女儿入学的想法对他很有吸引力。建校以来，已经有好几个印第安女孩在此读书，但中国人倒还是头一次。盖里建议可以让霭龄住在他家里，直到她适应了这里的一切（或者说等到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女孩子们都适应了她）为止。那时候的大学设定的入学标准非常灵活，专门为富人开办的小型私立学校尤其如此。盖里院长建议霭龄可以以预科生的身份入学。
查理关心的是怎么把霭龄送到佐治亚州。步惠廉说，他们全家第二年5月要回国休假，霭龄可以跟他们一起走。
霭龄开始计算出行的日期了。当漫山遍野的冬色逐渐退去，春天姗姗而来的时候，她已经收拾好了行装。步惠廉计划带着全家人于5月28日乘太平洋邮轮公司的“高丽”号轮船离开上海。查理也给霭龄定了这条船的票，然后他又去葡萄牙领事馆付了一笔“特别费”，给霭龄买了一本护照。这本护照与查理1895年买的那本一模一样。他声称自己出生在澳门，因此按照父母的国籍，霭龄也算是葡萄牙公民。这在当时是常见的，也花不了几个钱。查理希望这至少能在名义上给女儿提供一些保护。
乘船启程的那天，伯克夫人的身体并不是太好。她患伤寒刚刚痊愈，身体非常虚弱。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一起登上了“维多利亚”号小艇，沿着黄浦江行进约一个半小时，到达位于长江的深水码头。霭龄跟伯克夫人以及与她的小儿子同在“高丽”号的一间特等舱里，步惠廉和另外三个大点儿的儿子在另一间特等舱里。
宋家人只在虹口的家门口跟霭龄道别，没有一起送她上船。只有查理一人带她到码头，然后一起坐上小艇。“高丽”号十分敞亮，它的注册地是美国，船主也是美国人。作为20世纪初西方智慧的象征，“高丽”号可谓是一座反差强烈的水上宫殿：它的船舱里载有538箱气味浓烈的鸦片，甲板上则坐着一群刚刚培训完毕的传教士。在这个闷热的5月里，他们浑身上下大汗淋漓，手里抓着《圣经》，身体却热得不停地扭来扭去。他们眼睁睁看着查理坐着小艇离开了“高丽”号。
查理挥手告别的时候，霭龄抑制住了自己的情感。再次见面要等到两年之后了。她站在游步甲板上望着父亲渐渐远去。此时的她梳着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头顶和辫梢各扎了一个黑丝绸做成的蝴蝶结。要不是因为自己是个女孩子，再加上母亲的一再要求，她才不会扎什么蝴蝶结呢。她身穿一套西式女装，这是上海的一位名叫J. W.克兰的监理会教徒为她缝制的。此时，西方的地平线上正传来隆隆的暴风雨声。直到最后，她才拿出了一条手绢。一直站在她身旁的步惠廉意识到，霭龄哭了。
对坐在头等舱里的乘客们来说，去日本那三天的航程可谓平安无事。霭龄是头等舱里唯一的一个东方人。但就在抵达神户的前一天，坐在统舱里的一位中国人生病死了，船上的大夫说是死于急性肺炎。然而，在神户登上“高丽”号的日本检疫人员却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这是明显的黑死病症状。
日本人被黑死病吓得要命。他们要求“高丽”号在驶往横滨之前，必须从头到尾消毒一遍，船上的每个乘客也都要上岸，浸在一种药力强劲的药水里“洗个澡”。生病的伯克夫人也不能例外。
步惠廉提出抗议，他的太太是个大病初愈的病人，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然而，跟那些日本官员争辩毫无用处。
第二天，伯克夫人跟其他人一样穿上旧衣服，步履蹒跚地来到检疫站的浴室。在这里，男女被分成两拨，然后被带到里面。浴室里摆着一个个盛满药水的木盆，乘客们脱下衣服，站在盆里，有人便开始把热乎乎的药水浇到他们身上。等待衣服消毒的时候，他们每人被发了一套棉布和服穿在身上。等到返回船上，伯克夫人开始发起了高烧。
在神户待了10天后，“高丽”号终于再次起航，前往横滨。此时的伯克夫人已经病得不能动弹。心急如焚的步惠廉赶忙联系带她上岸，到横滨综合医院进行抢救。他先坐着马拉救护车把伯克夫人送到医院，然后又回来接他的孩子们。他们无法继续前行了，至少目前如此。
步惠廉向霭龄解释了当下面临的情况。霭龄必须要准时到达梅肯，她要赶上秋季学期的课程，步惠廉不想耽误她的学业。霭龄说她愿意自己一个人去。同船的还有一对监理会传教士夫妇，他们跟步惠廉是朋友，答应帮他照看霭龄。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步惠廉又回到医院，跟孩子们一起照顾伯克夫人。
霭龄不知道的是，就在她离开日本几天后，伯克夫人走完了她与病魔斗争的道路。1904年6月30日，在她39岁生日刚过去一个月后，伯克夫人离开了人世。步惠廉和孩子们把她葬在了横滨。
与此同时，“高丽”号仍然在驶往檀香山和旧金山的途中。后来，霭龄曾难过地跟步惠廉提到，那时候她感到非常孤独，便到下面的船舱里去找那对传教士夫妇。快到他们舱门口的时候，霭龄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离开这样一个地方真的是一种解脱，”那位女士说道，“我真是烦透了那些肮脏的‘中国佬’和那些可恶的日本佬。真希望能在家里多待些时间再见到他们。”
霭龄匆匆返回了自己的房间。
对其他乘客来说，“高丽”号上唯一能引起他们注意的是美国记者杰克·伦敦。杰克·伦敦刚刚报道完在满洲里发生的轰动全球的日俄战争，脾气暴躁的杰克·伦敦曾因为心生厌倦，揍了一个日本马夫一顿。为此他差点儿被日本指挥官送上军事法庭。不过，事情最后以他被从朝鲜驱逐出去结束。有这么一个名人在场也提不起霭龄的兴致。杰克·伦敦与日本人的这段接触经历更增加了他对东方人的恐惧和厌恶，他更加坚定地认为，西方正面临着一场“黄祸”。在亚洲人和其他种族的人眼里，杰克·伦敦“首先是一个白种人，然后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不幸的是，他的观点在美国越来越有市场，西海岸一带尤其如此，其中又以旧金山为甚。
剩下的旅程，霭龄除了与一个年轻的美国女士聊天之外，其余的时间都是一个人待着。那个极富同情心的美国女人名叫安娜·拉尼厄斯，她是在横滨上的船。由于安娜也是监理会教徒，所以两人一见如故，成了朋友。安娜一直在日本传教，此次是第一次休假回国。在檀香山短暂停留之际，两人一起登岸游览了一番。
她们回到船上后，船上的事务长把安娜带到一边，告诉她说，在她们登岸游玩的时候，移民局官员检查了船上所有人的护照资料。事务长说，他们对霭龄的护照颇有争议。那本葡萄牙护照似乎有点问题，等她到达旧金山时肯定会遇到麻烦。
“高丽”号驶入旧金山海湾时，翻卷的浓雾滚滚而来，把入口处都给遮盖得严严实实。移民局官员们在甲板上的休息室里摆了张桌子，乘客们排好队伍，一个个上前递上他们的证明材料。霭龄手里紧握着那本葡萄牙护照，一位官员从她手里接过去看了一眼，皱起了眉头。根据霭龄和安娜的回忆，他们进行了如下对话。“想凭这玩意儿蒙混过关，”那位官员轻蔑地说道，“好多中国人都这么干过，小妹妹。没用的，你就在这儿待着，回头把你送到拘留所去。”
霭龄紧盯着自己的护照，这位移民局官员不可能知道她的出生地，因此，他唯一可能质疑的就是这本护照本身的真实性。然而，这是一本合法的由上海葡萄牙领事馆正式颁发的葡萄牙护照。上面填写的信息也许不正确，但护照本身毫无疑问是真的。
她盯着那位移民局官员的眼睛，厉声说道：“你不能把我送到拘留所。我是坐头等舱的乘客，不是坐统舱来的。”
那位移民局官员愣在了那里。
这时安娜·拉尼厄斯也上前一步说道：“你们绝不可以把她送到拘留所去！我会一直跟她待在一起，让你们不能得逞。”
那几位移民局官员紧急交换了一下意见。一个名叫加德纳的医生当时担任公共卫生检察员，他似乎颇有同情心，为霭龄说了一句话：“那里可不是有自尊心的动物待的地方。”
他们提到的拘留所是位于旧金山码头附近的一个监狱分区，离水手监狱不是很远，里面关押的都是些恶贯满盈的犯人，如杀人犯、杀手、强奸犯，以及在世纪之交时从停放在码头的那些破船里逮来的叛乱者。从淘金热兴起到旧金山大地震前的那段时间里，很少有哪个港口像旧金山那样因其残忍、邪恶和腐化而扬名在外。
正常情况下，移民材料有问题的中国人大都会被送到太平洋邮轮公司码头上的一间小屋子里。那里条件极为恶劣，因此很多中国人一旦脱离移民局官员们的控制，就会满怀厌恶之情匆忙回国。只有那些殴打移民局官员或暴力抗法的人才会被关押到拘留所。而现在，这些官员们竟威胁要把这个15岁的女孩子送去跟这些人待在一起。
安娜·拉尼厄斯的坚决起了作用。移民局官员们没有把霭龄送到拘留所，而是把她俩一起关在了“高丽”号的一间船舱里，然后很快就忘掉了此事。
根据安排，“高丽”号现在需要消毒和重新布置。待到最后一名乘客离船后，工人们便会上船把地毯、台布、垫子和房间用具全部撤走，把这条船从头到尾全面消一遍毒。安娜·拉尼厄斯和霭龄被关在一间很小的船舱里，给她们提供的饮食是牛排、土豆和面包，一日三餐都是这些。
没有人知道她们此时的处境，她们似乎也找不到人来帮忙。
事实上，“高丽”号靠岸时，曾有人来接过霭龄。此人名叫克拉伦斯·里德，就是主持查理婚礼仪式的那个人。此时他正在旧金山的华人中从事传教工作。里德到达港口时，因为霭龄正在接受移民局官员的检查，所以没有及时见到她。他在那里等了几个小时，霭龄一直没有出现。由于周末还有安排，他便匆匆离开了码头，所以并不知道霭龄那边出了什么事。
在漂浮的船舱里困了三天后，安娜郁闷得都快病倒了。一位职务不高的移民局官员同意安娜上岸打电话联系里德牧师。打了十几通电话之后，在旧金山长老会牧师的帮助下，她终于联系上了里德。
第二天一大早，里德就带着一位护士上了船。那位护士替了安娜的班，负责照顾霭龄。拉尼厄斯小姐则匆匆忙忙地下船赶往密苏里州的家中，把这段恐怖的经历尽可能地忘到脑后。
此时的霭龄已经被囚禁了两个多星期。在此期间，移民局官员们一时兴起，将她从“高丽”号挪到了另一艘船上，随后更是不停地给她调换船只。她总共被关押了19天。
霭龄不是那种遇事便喜欢坐在舷窗边哭泣的女孩子。她确实也曾流过眼泪，不过那是因为沮丧和愤怒的缘故。她为人一向坚强、精明，又有自己的主见。这些天她处境难堪，自己又无能为力。她在船上等候的日子里，里德近乎疯狂地通过宗教渠道与华盛顿进行沟通协调。最终他的努力有了成效，仿佛在突然之间，霭龄重获自由。没人再来问她要证明材料，更没人向她提起护照的事。虽然她的护照是真的，只是上面填写的信息有问题，但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现在，美国政府已经接受了她。
里德博士护送她离船登岸，霭龄在旧金山跟他一起待了三天。此时她已获悉阿迪·伯克的死讯，并得知步惠廉和他的4个儿子此时正在“支那”号轮船上，预计7月25日可以抵达旧金山。
情绪低沉、悲痛万分的步惠廉到达旧金山后，霭龄跟他一起坐火车到了圣路易斯，然后又到了梅肯。8月2日后半夜，霭龄到达了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此时的她比在上海时更加成熟，也更加坚强了。
这次经历在她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到达佐治亚州的第一天上午，霭龄一早起来，就发现关于自己的报道刊登在梅肯市《电讯报》的显眼位置：
来自中国的宋霭龄小姐在赴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学的途中，曾被扣押在旧金山的一艘船上。今日凌晨0点30分，她在威廉·伯克牧师的陪同下来到梅肯。伯克牧师在从上海回国的途中稍微耽搁了一段时间。伯克太太在回家的途中于日本横滨不幸离世，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她。那位曾于旧金山被困的中国小姐一直在等待着伯克牧师的到来。
宋小姐的母亲是一位中国基督徒，她从小在上海长大。她的父亲希望她能来美国完成学业，然后回中国从事传教事业。
“她从小就深受基督教思想的熏陶，”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院长盖里昨天说道，“我们教会的伯克先生非常高兴她能在这个夏天跟他一起来美国。当然，他更愿意看到她能够到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学，因为伯克先生的姐妹和外甥女们大都毕业于本校。”
伯克牧师曾给盖里校长写信，准备安排这位牧师的女儿到该校上学。他们还在校规允许的范围之内，做了必要的准备。
伯克牧师抵达旧金山后，这位中国姑娘跟他会了面。这样，她就不会独自一人跋山涉水来到梅肯。据说这个姑娘非常聪明。
“当然，她不会强迫自己（别人也不会强迫她）去跟其他年轻女孩住在一起，”盖里校长接着说道，“她们是自由的，能自己选择适当的相处方式。我坚信，大家一定会对她以礼相待。”
按盖里校长的话来讲，宋小姐是该校创办以来的第一位中国学生。不过大家都知道，在不同时期，曾先后有几位印第安姑娘来该校上学。
盖里院长认为，在霭龄入校之前，有必要登报向她表达歉意，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学校不会强迫哪个女孩子跟她住在一起，盖里院长在自己家里给她准备了一个小房间，霭龄从第二个月便开始了“预科生”的学习生涯。
霭龄求学的城市梅肯是一个绿树掩映、草木成荫的温柔小城。它位于奥克马尔吉河岸，始建于1823年，以时任立法委员的纳撒尼尔·梅肯的名字命名。在南北战争期间，这里曾是一个重要的军火库，还储存过南方邦联军的黄金，尽管如此，它却在战火之中幸存了下来。战争期间，数千名南军伤病员曾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教学大楼里接受救治。
当时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坐落在小镇前方的一座小山上，越过松林，四周美景尽收眼底。学院只有一栋希腊复兴时期风格的大楼，楼前立着一排圆柱，像邦联军纠察队一样护卫着这里。随着校园不断扩建，又增加了其他不少希腊风格的建筑。后来，在19世纪末，主楼又被改造成维多利亚式那种华而不实的建筑风格，增加了尖角塔楼和有双重斜坡的屋顶。市里人都称它为“最完美的教学大楼”。学生宿舍位于顶楼，宽敞舒适，里面配备了大壁橱和更衣室。每层楼还设有一间盥洗室，专门用来摆放浴缸和瓷制便壶。“之所以如此设计，是为了确保宿舍的舒适、整洁和健康。”1900年，为了给新来的75名学生提供住的地方，学校又建了一栋附属建筑。
那里的学生大都来自南方的小康家庭，即便家里不太富裕，至少也都是有身份的人。她们身着带有无数衬裙的花边长裙，头发用精致的头巾扎起。虽然霭龄到达南方的时候，南方邦联派早已销声匿迹，但这些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女孩们每逢照相之际，仍会摆出南北战争前常见的姿势。如果她们的父辈看到这样的照片，一定会马上挺直腰杆，开始大声地清嗓子了。
霭龄那坚强的性格终于有了回报。入学仅仅数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其他女生们就断定，这个个头矮小的、长着一张扁平脸的中国女孩不会给她们带来预想之中的威胁。1932年，一位名叫尤妮斯·汤普森的女校友把霭龄的同学和老师对她的第一印象搜集起来，以宋氏姐妹的求学时代为主题，在纳什维尔的《田纳西人》报上用一整个版面刊发了一篇专题文章。从文章内容来看，大家都认为这三位天真无邪的姐妹显得古怪而又传奇。
总的来看，霭龄是个严肃的学生，她为人性情冷漠，不苟言笑，似乎只有她不在乎穿着打扮。也许全校学生中只有她一个人知道那些外在的虚荣到底值多少钱，也只有她能分毫不差地计算出每个女孩的家里有多少净资产——这些都是她靠脑袋计算出来的。宋查理的这个女儿没人能愚弄得了。霭龄的同学们把她的缄默看成是害羞的表现，因此对她毫无戒心。
盖里太太为人古道热肠，她尽力让霭龄找到家的感觉，结果就是，这个受宠若惊的女孩跟盖里院长和他的夫人结下了一生的友情。查理定期写信给霭龄，除了告诉她上海新近发生的事，还给她推荐一些中国经典历史书籍，她都认真地研读。在查理的影响下，霭龄拥有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而在对外交际方面，她做了一些外在的改变，以便适应周围的环境。在学校，她只穿美式服装，还学会了不少美国俚语，英语说得也非常好。第一学年快结束时，她把辫子剪掉，换成了当时流行的四面向上翘起的新发式。
她的外表很容易引起误解。据她在学校的密友回忆说，有一天，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一位教授从头到尾打量了她一遍，然后说她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合格的美国公民”。恼怒的霭龄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提醒他说，自己不是美国公民，而是一个中国人，并且为此而感到骄傲，这让教授非常难堪。看来，她仍对自己在旧金山那次遭遇耿耿于怀。（在这次争论时，霭龄忘记了她曾自称是葡萄牙公民的事。）
1906年1月，经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特别许可，霭龄动身赶往北方。她请假的理由是，她的姨父温秉忠率领慈禧太后派遣的一个帝国教育使团到了华盛顿。那时候学院不允许女生单独外出，因此盖里院长让他的太太陪着霭龄。到了华盛顿，霭龄陪着姨父参加了白宫的招待会，她被介绍给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以一贯的不拘小节的风格问这个16岁的中国女孩在美国的感受如何。
霭龄后来说，当时她是这样回答的：“美国确实很漂亮，我在这里过得很好。不过，您又凭什么说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呢？”她简洁地把去年夏天在旧金山的遭遇描述了一遍，然后接着说道：“如果说美国是个自由国家，那为什么要把一个中国小姑娘拒之门外呢？我们中国人绝不会如此对待自己的客人。美国还自称是自由国家呢！”
她说，罗斯福总统被她的话震惊了。听她发了一阵火之后，他只是随口嘟囔了一句“我很抱歉”，便去招呼另一位客人去了。
后来霭龄又陪着姨父从华盛顿去了纽约，并在那里见到了父亲。宋查理刚从住在达勒姆的朱利安·卡尔那里回来，他发现，眼前的女儿已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小姑娘，而是出落成一个体形健美、打扮入时的妙龄少女了。跟着父亲转了几个地方之后，霭龄返回了梅肯。
霭龄在佐治亚州的那些美女同学们大都是当地人，见识不广。霭龄虽不像她们那样举止轻佻，但也不乏放松的时候。在学院的喜剧社里，霭龄跟其他女孩子们一起拿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开过一些温和的玩笑。在1909年举办的一次班级活动中，主要节目是一部名为《校园风云》的话剧。它改编自贝蒂·威尔士的著作，编剧是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三位年轻的高年级学生，其中一个就是宋霭龄。在当年的毕业典礼上，她朗读了一段根据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原剧本改编的台词，她扮演的是被年轻的美国海军军官平克尔顿中尉抛弃的善良纯洁的日本艺妓巧巧桑。为了这次演出，她写信让父亲给他寄些丝绸来做日本和服。查理给她寄了足足40码[4]的玫红色锦缎。
拿到学位之后，像25年前她父亲那样，霭龄也登上了开往旧金山的火车。回到上海后，查理在虹口家中的书房和山东路印刷厂的秘密政治总部里分别给她准备了一张书桌，霭龄成了孙文的英文秘书。她主要负责处理孙文的信件，修改润色他的各类讲话稿，并把准备发给他（无论他身居何处）的电报译成电码。霭龄的归来，使查理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管理革命财务的工作中去。
1906年，查理在纽约与霭龄见过面后，又跟着温秉忠渡过哈得孙河，到新泽西小镇萨米特去参观克拉拉·波特温女士创办的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
克拉拉·波特温一头栗色头发，身材高挑，精力充沛。19世纪末，她父亲曾在耶鲁大学教过几个中国学生，都是富家子弟。毕业回国后，克拉拉还曾随父亲去中国看望过他们。经过多年的接触，她逐渐对远东地区有了切实的了解。
波特温家的祖先来自白俄罗斯，原姓波特罗温。父亲去世之后，克拉拉继承父亲的工作，在自己的学校里招了几个中国学生，辅导他们备考美国大学。
该校位于洛克斯特街。房子是租来的，整个框架为白色，上面覆盖着棕色的柏木瓦顶。
通过克拉拉的父亲和萨米特本地一位名叫威廉·亨利·格兰特的朋友，温秉忠了解了克拉拉的情况。格兰特是一位教育家，曾在离萨米特不远的曼哈顿做过多年图书馆馆长。此外，他还热衷参加长老会的各类活动，对国外布道团的工作尤其感兴趣。在中国随布道团巡回布道的过程中，他认识了温秉忠，并通过他成为广州格致书院的美方创始人之一。
离格兰特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大宅，那里以前曾是曼利家族的家产，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栋学生公寓，改名为圣乔治礼堂了。每有中国朋友至此，格兰特都会安排他们住在那里。
1906年，温秉忠赴萨米特的目的，是想安排他的教子埃贾克斯·王到波特温小姐的学校里上学。这个孩子准备在两年之后报考宾夕法尼亚大学。宋查理喜欢这所学校的气氛，便问波特温小姐，他想让自己的两个女儿——庆龄和美龄明年来此上学，不知道她是否愿意接受。
美龄当时只有8岁，查理的这个决定似乎有点为时过早。不过，他的人生现在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策划叛乱面临着种种危险，被朝廷发现似乎只是时间问题。到那时，如果不想被捕处死，他只能选择逃亡。
霭龄现在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如果波特温小姐收留他另外两个女儿，那么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他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的大儿子子文也即将从上海圣约翰中学毕业，毕业后马上就会到哈佛大学深造。另外两个儿子——子良和子安年龄还小，遇到紧急情况的话，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拖累。
克拉拉·波特温很高兴地接受了查理的请求。
送庆龄和美龄去美国的是温秉忠。1907年，他带了另一个使团赴美考察。他的外交身份使庆龄和美龄免于遭受霭龄在旧金山的那次痛苦经历。
1907年夏天，温秉忠和他的妻子带庆龄和美龄登上了“满洲里”号轮船，同行的还有格兰特。有这么一帮人相陪，庆龄和美龄在旧金山轻松通过了移民局的检查，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波特温小姐的另一个名叫埃米莉·唐纳的学生回忆了她们听说有两个中国姑娘要来学校后的反应：
在我们那个小天地里，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但过了很久也没有任何动静，我们都把这事给忘了。一天早上，当我们来到学校时，发现她俩已经到了。
大点儿的那个严肃文静，大约有15岁。当时我们大多都是9岁左右，她看起来比我们大不少。她的中文名字叫庆龄，但我们都叫她罗莎蒙德，不知这名字是怎么来的……我们很少见到她，由于性格和年龄的原因，她很少参加我们这些小孩子的游戏。
另一个小女孩却是活泼开朗，她叫美龄，年龄跟我们差不多。她浑身充满活力，又非常顽皮……美龄像个可爱的小黄油球，什么都问——新发现的或不认识的树木啊、花朵啊、校舍啊、刚看到的人啊，见什么问什么。
她俩来到后不久，她们的姐姐霭龄就来看她们了。此时的霭龄已经长大成人，她为人和蔼，对我们非常友好。她的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嘴上和脸颊抹得通红，都到1908年了还这样打扮，我们都感到震惊不已。不过我们都意识到，像她这个年龄的中国姑娘都这样化妆，就好像年龄大一些的美国女孩都喜欢化淡妆一样。我能看得出来，她的化妆水平还是很不错的。不过，我还记得当时我站在小女孩的角度，曾打心眼里希望美龄长大了可别像她姐姐这样把脸弄成这般模样。
有一天，从中国寄来了一个包裹，里面除了有许多小女孩喜欢的五颜六色的小玩意儿之外，还有一身给美龄做的可爱的黑色丝绸套装：一条黑色丝绸裤子和一件绣有青龙图案的上衣。美龄穿着这身衣服去爬树，结果爬得太高，自己下不来了。于是，我哥哥便爬上去接她，我和其他几个人则站在树下看着，真心希望那身衣服别给树枝刮破了。还好，最后衣服没有刮破。
镇上的图书管理员路易丝·莫里斯发现，这两个中国姑娘都酷爱读书。“严肃点儿的”庆龄喜欢看小说和其他“远超她这个年龄的姑娘趣味”的书籍。美龄则更喜欢看“彼得兔”之类的儿童书。
美龄经常想家，一想家了她就会跑到住在学校里的玛格丽特·巴尔内斯老师那里去：
她晚上经常到我房间里来，跟我聊她的家人和他们在上海的生活情况。两个姑娘都不喜欢自己的中国发式，恳求我教她们像美国人那样梳头发。后来，她俩买了一些红丝带，每天早上，美龄都会在自己乌黑的头发上扎两个蝴蝶结。
在萨米特愉快地度过一年后，庆龄就到了可以去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学的年龄了。1908年夏天，她和美龄还有朋友们一起到佐治亚州的山顶城市德莫雷斯特去玩。皮德蒙特学校就位于此地。该校由一位监理会巡回牧师于1897年创建。这位牧师的具体情况无人知晓，后人只知道人们称他“斯宾塞修士”。秋天来临之际，庆龄该回梅肯继续秋季学期的课程了。她把美龄留在了德莫雷特，跟小伙伴们一起到当地的一所学校上学。
多年以后，美龄满怀深情地回忆起那段经历：
我那时候还小，才11岁，不到上大学的年龄。我喜欢那个村子，又和村里的几个小姑娘玩得很不错，姐姐（庆龄）便决定把我留在了莫斯太太（我大姐大学同学的母亲）家里。
我在皮德蒙特上了八年级，在那里的9个月我过得非常开心。最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我的许多同学实际上都是大姑娘和小伙子。他们都来自遥远的山区，为了攒够到皮德蒙特上学的学费，很多人都在小学教过几年书。他们都对我怀有极大的兴趣。而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则开始关注那些为了谋生，或是为了获取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而努力奋斗的人们的生活。我想，在少女时期与这些人接触的这种经历，对我日后关心那些贫苦出身的人们是有影响的。如果没在皮德蒙特上学，我恐怕一辈子也遇不到这样的人。这让我看到了他们的真正价值所在，因为，是他们及像他们一样的人组成了民族的脊梁。
到皮德蒙特之后，我才学会了如何从语法的角度分析句子。由于刚到美国两年，我对英语还只是略知皮毛，在语言表达上经常闹笑话，这让我的语法老师一度很头痛。为了让我改正错误，她开始尝试教我语法分析。她的努力一定是取得了一些成效，因为现在大家都说我写的英语很棒……村民们都习惯把我当成一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管它古怪不古怪，我却是真的喜欢亨特先生杂货店里卖的那种5美分一块儿的橡皮糖，我的小伙伴们都很爱吃。我还记得，亨特先生的玻璃橱柜里摆着奶酪饼干和大棒棒糖，我们三四个小女孩中，谁要是能拿5美分去请大家吃一次，我们就觉得是一次丰盛的款待了。那时候，我们几乎一点儿都不知道苍蝇和细菌的危害，即便是那些与满是斑点的粘蝇纸摆在一起的零食，我们也一如既往地喜欢。我现在不也活得好好地给你们讲这些故事嘛。
有一件正义的慈善之举曾让我激动万分，那种感觉此生再未有过。圣诞节前的某一天，弗洛伦丝、海蒂·亨德里克森、弗洛西·阿迪顿和我都认为，圣诞季的真正意义在于让别人感到幸福快乐。我们决定把我们的善念付诸行动，于是我们每人出25美分，共凑成一美元，准备去买些土豆、牛奶、汉堡牛排、苹果和橘子送给铁路对面的那户穷苦人家。我们尽量低调，谁都没把这件善事告诉别人。不过，由于我们都很兴奋，连坐在杂货店里的亨特先生都听到我们在谈论该买哪种食品才最合适。那时候我最喜欢的课程是生理学，我还记得我当时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多买点糖，这样的话，糖里面含有的碳水化合物可以让瘦弱的孩子们暖和些，也可以给他们的母亲提供足够的能量。而另一个出了份子钱的女孩却坚持认为土豆是最能充饥、最能产生热量的食物。亨特先生好奇地听着我们的谈话，看到我们争得激烈的时候，他忍不住笑了起来。最后，他慷慨地每样都给了我们一些，才平息了这场争吵……当我们抱着盛满食物的包裹吃力地穿过高架桥时，那感觉就好像圣女贞德去执行一项神圣的任务一样。我们来到那栋摇摇欲坠的棚屋前，看到那位衣衫褴褛的母亲无精打采地站在那里，她的孩子紧抓着她的双手，从母亲的裙子后面偷偷看着我们。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全都惊得目瞪口呆，谁都说不出话来。我们放下包裹，撒腿就跑，一直跑到觉得敢说话了，我们中的一个人才壮着胆子大喊了一声“圣诞快乐”，然后加快脚步快速跑开了。
我们当时最喜欢的娱乐活动是采坚果……我还读了很多的书，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我住的房子旁边那两棵树之间的那把木头长椅。我住的是莫斯太太的房子，她是男生宿舍的楼长，我跟她住在楼下的一间套房里，同住的还有她的女儿罗西娜和鲁比……每当莫斯太太想表达对我的亲切之情时，就会让我做饼干。不过我从没有做出过像样的饼干，看来我天生不是做厨师的料……
我再也没回去过皮德蒙特，不过我还记得在那里度过的那段快乐的时光。
美龄12岁了，但上大学还是年龄不够，即便是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当一个“特别生”也显得偏小。不过，盖里院长退休后，“非本校学生不得入住”的规定取消了，在新任院长安斯沃斯的安排下，美龄来到了庆龄的身边。
宋家三姐妹都在佐治亚州待了5年，但美龄正式上大学的时间只有一年。其余的4年里，美龄都是在各个学校里转来转去，人们或是修改校规，或是违反校规，甚至重订校规，只为了能够让她入学。她在大学里也可以自由活动，被年长一点儿的姑娘们称为“福星”。宿舍楼里离卫生间不远的地方给她单独留了一个房间，但她大部分的时间里是住在校长安斯沃斯家里。安斯沃斯有个女儿，比美龄小两岁，名叫埃洛伊塞，她身体羸弱，但性格开朗。她俩很快就熟络起来，常结伴在维多利亚式主楼的走廊里跑来跑去，偷看并捉弄读大学的那些女孩子。后来，埃洛伊塞的母亲安斯沃斯夫人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来追述那段时光：
埃洛伊塞回忆说，能有一个跟她年龄相仿的人做玩伴，她感到万分高兴。从一开始她（美龄）就跟我们处得非常融洽，大部分的课余时间都跟埃洛伊塞在一起玩。一次，因为一件事跟埃洛伊塞不和，她在一边噘着嘴生气。后来她们好像和好了，但美龄还是生气。看到埃洛伊塞很担心伤到朋友的心，我决定跟美龄谈谈如何学会原谅别人。我问她，表现出如此不雅的一面，自己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她轻轻眨了眨眼睛，快速回答道：“没什么不好意思，安斯沃斯太太。我还挺喜欢这样呢。”
这两个小家伙最喜欢从客厅的百叶窗往外偷看那些约会的女生，每次都会咯咯地笑着跑回来跟我讲她们看到的情景，再没有比她俩更浪漫的小精灵了。每当有女生订婚，她俩也像大家一样的兴奋。
我的两个儿子威廉和马尔科姆经常用手推车推着她俩在校园里那长长的走廊里来回跑，她俩都高兴得不得了。每当此时，美龄那两条黑色的发辫就会从额头滑下来，随风飘来飘去。男孩子们推着她玩的时候，她本性中善良的一面就显得温柔可亲。在社交方面，美龄总是能一帆风顺。
学院安排玛吉·伯克斯和露西·莱斯特两位年轻的教师专门辅导美龄的功课。伯克斯小姐的母亲伯克斯夫人是学院里的英语教授，她负责美龄的日常生活——给她做衣服，帮她到城里去买鞋子等。宋家三姐妹虽然穿美式服装，但衣服的用料都是从上海寄来的。每当她们独处的时候，就会立刻换上中式旗袍。这时候如果有校友突然走进美龄的房间，她就会飞快地跑进大衣橱里换上西式装扮，然后才会出来。
大家都认为美龄有点早熟。她异常活跃，经常搞恶作剧。不过她一向口齿伶俐，这使她避免了不少麻烦。那时候口红和脂粉还被认为是不雅之物，有一天，人们发现她用中国胭脂和唇纸化了妆。
“噢，美龄，”一位年龄大一些的同学高声喊道，“我想你是往脸上抹粉了吧！”
“是啊，”美龄脆声答道，“中国胭脂！”
上法语课时，她可以随时离开教室，到校园里转一圈，原因很简单：她想出去溜达溜达，并且认为这很有必要。
1912年，美龄终于上了大学一年级。事实表明，她并不是很用功。她学习靠的不是勤奋，而是智力和天分。真正用功学习的是她的二姐庆龄。
沉默寡言的庆龄的思维处在另一个层面，她一直思索的是中国革命的更深层意义，思考着困扰父亲和孙文的革命伦理问题。同学们都夸她“长得漂亮”。不过，如果他们用“伤感”或“忧伤”这样的字眼也许更恰当一些，因为正是那种忧伤和沉思的气质才成就了她无与伦比的美。在内心深处，她俨然已经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了。
查理经常给女儿们写长信、寄剪报，让她们及时了解国内动态。庆龄能够把零碎的信息拼接起来，从而了解孙文艰难曲折的革命进程。经过十多年的革命失败后，她的父亲和教父已经学会了忍耐。而她还年轻，没有足够的耐心。当时她并不知道，结局最终还是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到来了。
[1] 在英文里，宋子文写作Tse-ven Soong。——译者注
[2] 中西女塾，1892年由林乐知创办，1930年改名私立中西女子中学。——编者注
[3] 婆罗门是祭司贵族，是印度四姓中最上位僧侣、学者阶级的称谓，为古印度一切知识之垄断者，自认为印度社会之最胜种姓。——译者注
[4] 1码≈0.91米。——编者注
第六章 神秘离世
中国有一个传统，每个朝代，只有受命于天才能掌权。一旦失去天命，王朝就要破灭。清王朝最终也失去了天命。
北京城接连发生了几件不祥的事，似乎是帝国将要崩塌的前兆。1908年11月，慈禧太后驾崩，她有可能是被毒杀致死的。老佛爷像条百足之虫一样，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控制中国长达半个世纪。敢于挑战其权威的人都遭到残酷镇压，早该倒台的清政府因此得以苟延残喘多年。1898年，朝廷大臣中的改良派团结在她的政敌、年轻的光绪皇帝周围，于是慈禧太后便囚禁了光绪帝，至此，改良派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现在，在垂死之际，不想让光绪独活于世的慈禧命太监将他毒死。光绪帝去世的第二天，慈禧太后驾崩。远在梅肯的庆龄得知这一消息，暗中庆祝了好几天。
然而，慈禧的死并没有消除中国国内的罪恶腐败现象。继承皇位的是她的侄孙溥仪。溥仪当时还只是个孩子，太监们只会带着他在深宫之中过骄纵奢侈的隐秘生活。皇权落到了摄政王——他的父亲醇亲王手里，而醇亲王却是个无能之辈。在慈禧太后去世之前或去世之后不久，替她效力多年的那些权势人物一个个撒手人寰，硕果仅存的铁腕人物只剩下诡计多端的军方魁首袁世凯。而此时的袁世凯早被解除兵权，暂时退隐家中，每日以琢磨木工聊以自娱。
权力的分散使中国缺乏有效的统治。清政府的这一明显弱点使孙文得以为革命募集到新的资金。1910年2月，为了再次尝试夺取权力，他又一次动身到美国和加拿大为起义筹措款项。这是自1895年广州起义后的第九次起义，也是自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以来的第七次起义。因为被清政府限制入境，除了第一次起义之外，其他几次孙文都没有直接参加，只是通过派遣密使指挥。跟以前的几次一样，这次起义的准备工作也是一团糟，缺乏有效训练的起义者不能按时间表行事，结果破坏了整个计划。不过惨败也有令人鼓舞的一面：自发动革命以来，第一次有大批的清军变节加入了革命队伍。此外，一些乡绅和商人也加入进来。这表明，人们对清政府的不满已经跨越了阶级的界限。
孙文从新加坡前往欧洲和美国，一路发表演说，筹集资金。他以未来可能成立的共和国的名义向海外华人做出了给予公民权、商业优惠、议员资格等许诺，还答应给他们塑雕像，捐款最多的人还享有用他们的名字给公园命名的资格。
从中国的槟榔屿到东南亚的其他地区，他募集到了再次组织一次起义所需资金的一半，这让他大受鼓舞。把这笔资金转给上海的查理后，他又匆匆启程，再次开始了他的环球之旅。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市，他的募捐达到了高峰：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从该市最大的华人社区里募集到了剩余的一半款项。
新的起义日期定在了1911年4月13日，目标再次集中在广州。然而就在起义前5天，由于太过心急，一位从新加坡招来的起义者自作主张刺杀了清政府驻军统领。收到预警的广州国民政府下令全城加强戒备，并把不太可靠的军队都关到了军营里。这跟1895年香港的革命者们因武器问题争吵不休、渡船却自行开走时的情形一模一样。继续坚持原计划已是徒劳无益，而要收手却为时已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那些捐钱的华侨们都在满怀期待地等待起义的结果。
起义的领导者们犹豫不决，最终在比原定起义时间晚了两周的4月27日发起了进攻。当日下午5点30分，130名手持手枪和自制炸弹的起义者向总督衙门发起进攻。没人去通知准备参加暴动的那部分被称为“新军”的清政府部队，所以他们并没有到场，参加起义的只有这群人数不多的乌合之众。当这些人冲进总督衙门的内院，发现已是人去楼空。他们准备撤离时，却发现后路早已被大批清军堵死。一个起义者自认为可以策动清军士兵临阵变节，结果刚张开嘴就被一颗子弹击倒在地。叛军首领发现大势已去，便溜进街头的一家店铺，换上便装，消失在夜色之中。
剩下的革命者只能靠自己了，结果有将近100个年轻的革命者当场被杀或被捕。被捕者要么被绞死，要么被砍头，就连那些已经惨死街头的人也被砍了头。
“尽管烈士们表现出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精神，”参加过这次起义的历史学家吴玉章写道：
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武装起义终究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任何脱离大众革命斗争的武装起义都只不过是一种军事冒险行为。同盟会领导的许多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却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它们鼓舞了数不胜数的人民大众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使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很多人感到惶恐不安。
革命领导者们对广州起义的惨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此期间，澳大利亚记者端纳访问了宋查理的华美书馆。在书馆中，他发现这里与往常一样，聚集着一大群革命的高层领导。
查理高兴地与端纳打招呼，他笑道：“澳大利亚人有没有什么搅乱敌人的法子？”
他们不停地讨论每次起义都遇到的组织不力的问题，端纳在一旁听了一会儿，然后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说道：
反清大业实现后该怎么办？你们都避而不谈建立政府的问题。创立政府可是件大事，必须建立一个高效运转的政府。这可绝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梦想或者希望。你们必须任用那些既受过训练又有才干的人……
一位参与密谋的人摇了摇手，轻描淡写地说道：“哦，你说的那些都属于具体的问题，我想会有人关心这些细节方面的事情。”
一听此言，宋查理显得十分忧虑。
然而，此时此刻研究夺权之后政府该如何运作已经为时已晚。
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的庆龄刚升大三不久，事情发生了。
在位于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驻军中一批心怀不满的军官正独自策划反抗清政府的起义。10月9日，在他们的一个隐秘据点里，一颗自制炸弹不慎爆炸了。
闻声赶来的巡捕在现场发现了各种文件资料、徽章、印章和旗帜等物品。他们迅速采取行动，袭击了位于不远处的小朝街里的密谋策划总部，逮捕了大批谋反者。一时间，武汉三镇城门紧闭，各处军营被清军包围，巡捕们拿着叛军花名册四处拿人，全城一片风声鹤唳。对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军官们来说，他们面临的选择其实很简单：要么心甘情愿被捕，接受残酷刑罚；要么孤注一掷，发起策划已久的暴动。于是，有4个营的官兵突然发动兵变，并控制了武昌。总督逃到泊在长江中的一艘炮艇上。那天是1911年10月10日，后来10月10日被称作“辛亥革命纪念日”。
兵变部队缺少有效的组织。率众起义的人是当地一个名为“文学社”的革命组织的成员，他们在政坛上毫无名气，与三合会没有太大的关联，跟孙文的同盟会也没有直接联系。虽然如此，他们却在无意之中完成了他人多年来没有做到的事。10月12日，即那颗自制炸弹发生爆炸两天后，叛军成立了临时共和政府，提名他们的指挥官黎元洪担任革命军政府都督。在接下来的数天或数周之内，各省纷纷加入反叛阵营，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统治。
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清政府决定最后一搏，下旨召回“退隐在家”的已故慈禧太后的首席军事顾问、奸诈狡猾的袁世凯。
袁世凯算得上是一个军阀，多年来一直在清政府背后把持着军权。19世纪90年代改良之风在中国兴起之际，他组建了中国首支“现代化”军队，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慈禧太后驾崩之后，他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但在1911年，奉召重掌兵权的袁世凯意识到这是他攫取权力的一次良机。他向叛军发起猛烈的进攻，却故意不将其击溃。他的目的是在对敌作战中取得优势，但又不至于壮大清政府的军事力量，然后坐等双方的实力一点点消耗殆尽。
清政府的命运最终落入了外国列强手中。清政府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这一点各国都心知肚明。当时，英国在中国的势力最为强大，它是支持清政府还是支持各路叛军，将决定事态发展的最终结果，这一点跟半个多世纪前太平天国起义时的情形非常相似。
英国人已经明确表示它不会采取任何支持清政府的行动。看到英国表明了立场，其他各国也站到它这一边。由于西方各国采取骑墙态度，清政府的灭亡已不可避免。不过，英国也拒绝支持共和派，它故意将中国的命运交到了袁世凯的手中，试图将袁世凯扶植成新的铁腕人物，让中国重新陷入专制独裁和社会混乱之中。
革命发生时，孙文正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那天上午，他准备坐火车去堪萨斯城，吃早饭的时候他打开一张报纸，才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报道中列出了可能成为新中国领导人的人员名单，他发现自己也位列其中。他意识到，这个处于襁褓之中的新政府的命运掌握在外国列强手中，特别是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如果他本人能得到西方各国的支持，那么获得领导职位就没有什么悬念。因此，他没有选择急匆匆地返回国内，而是直奔华盛顿，秘密求见国务卿诺克斯。国务卿拒绝与他见面。毫不气馁的孙文又匆忙赶往纽约，从那里坐船去了英国。
到伦敦后，孙文联系上了大军火商维克斯—马克西姆公司的总裁特雷弗·道森爵士。特雷弗爵士也希望与中国的新政府签订大单，便答应把孙文的话传给外交部。除了许诺其他的一些条件之外，孙文还准备给予英国在华优惠政策，许诺任用英国军官执掌中国海军，并确保3 500万秘密会社成员为英国效力。这些连哄带骗的谄媚做法并没有奏效，很久以前英国外交部就认定孙文只不过是个空话连篇的人。实际上，此时英国政府早已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将坚定地支持铁腕人物袁世凯。孙文得到的唯一保证是英国将保持“中立”——这一点北京的英国使馆早就披露过了。
大失所望的孙文又来到了巴黎，在这里，他见到了法国总统克列孟梭，但结果仍是一无所获。两手空空的孙文从马赛登船，返回国内。
一次次的失败使孙文不再受到其主要政敌的重视，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在公众面前树立起的革命者形象，追随他的人们相信是他加快了清政府的垮台。1911年12月25日，孙文抵达上海后，同盟会中那些忠诚的帮会成员，包括查理和霭龄，都像迎接英雄一样欢庆他的归来。孙文直接去了查理家中，与助手们磋商相关事务。在华南大部分地区，革命已成既定事实，不过北方地区的形势还不明朗。包括火药桶武汉在内的光复地区的代表们已经来到了明朝故都南京，这里将成为共和国的新首都。把首都从北京迁至此地意在表明新政府与明朝之间的某种关联：既偿还了明朝的血债，又拔掉了清朝的尖牙。聚集在南京的代表们迫切地想选出一位共和国总统，但到目前为止，对任何一位候选领导人都没有形成压倒性的一致意见。他们正在寻找一位双方都能认可的人物。
孙文在霭龄和查理的陪同下来到南京，再次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并获得全部选票，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文就职后不久，查理给庆龄寄去了一面首批制作的中华民国五色旗。她的室友后来回忆说，看到庆龄拉过一把椅子放在墙根，然后站上去，一把扯下原来挂在上面的大清国龙旗，把新旗挂了上去。
“打倒龙旗！”她高声喊道，“高举民国国旗！”（国旗上的红、黄、蓝、白、黑这5道横条分别代表汉、满、蒙、回、藏5个民族。）
获悉清政府倒台的消息后，庆龄兴奋不已。她比以往更加关注围绕这些巨变所发生的各种情况，以及促成这些变化的那些人。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一份学生杂志上刊登了她的一篇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文章，由于这篇文章体现了她后来的许多坚定的信仰，因此有必要在此探讨一下其中的部分内容：
众多教育家和政治家们一致认为，中国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甚至可以说是自滑铁卢战役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民大众从存在了4 000多年的君主专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在君主专制的统治下，“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都化为泡影。这场革命还标志着一个王朝的覆灭，在这个自私自利的王朝的残酷压榨下，中国从曾经的繁荣富强沦落为现如今的贫穷落后。清政府的倒台，意味着世界上最野蛮的制度和道德沦丧的旧体制已经废除。
就在5个月前，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共和国会建立起来。对一些人来说，就连先成立一个立宪政府的想法都让他们颇为怀疑。但是，上至政治家，下至黎民百姓，每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中国人都具有反清意识。所有的苦难，如饥荒、水灾和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等等问题，归根结底都源于清政府及各级贪官污吏的残暴统治。这次宏大革命的起因正是阶级压迫，表面看来，革命造成了动荡，实际上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大幸事。我们已经目睹了改革的到来，而在暴君的统治下，这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中国正兴起剪辫子运动，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去除了这个累赘——也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还有不计其数的改革正在推进之中……
这场革命在中国建立了自由和平等。为了这两个不可或缺的权利，多少人英勇地付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但中国还没有实现博爱，这是全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如果没有人类之间的友爱，互相之间不能如同兄弟般相待，那么自由就没有安全的基础，真正的平等也只能是一个梦想。
从梅肯《电讯报》的报道中，庆龄看到，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的第一次正式活动，就是率众带着祭品前往明朝皇帝的陵墓进行拜祭。此举意在表明，他最终实现了在三合会歃血为盟时的誓言：反清复明。
但是，一个月后，他辞职了。
虽然孙文在南京挂着临时大总统的头衔，实权仍然掌握在北京的实力派袁世凯手中。袁世凯擅长宫廷权术，又是操纵刺杀活动的老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牢牢掌握着中国的命运。袁世凯坐镇被外国政府视为权力中心的北京城，背后有英国政府的支持，手下的北洋军控制着华北地区，没有他的合作，民国政府不过是一个空壳。小皇帝溥仪仍然在位，充当他的傀儡，也算是清政府留下的一件遗物。面对四分五裂的中国，共和派无法代表全国人民说话。为了让人们彻底认识到这一点，袁世凯的手下在其控制的北方各省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然后在一边袖手旁观。没有袁世凯的北洋军及巡捕的合作，孙文无法平息这些骚乱。他们故意让他显出无能为力的样子。
孙文领导的同盟会根本就没有做好面对革命现实的准备，就连孙文本人也一直认为辛亥革命不过是“纯属偶然”，他领导的同盟会的代表们甚至都没有在新政府里担任领导职务。结果就是，在中国形成了两个共和政府基地：参加起义的革命者们在辛亥革命发生地武汉成立了军政府，孙文领导的同盟会则把上海和南京作为自己的根据地。为了统一共和派势力，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全国性的政党：国民党。新成立的国民党非但不能控制局面，反而不断受到其他反革命集团的抵抗和反对。
几天之后，孙文就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半点儿权力都没有。铁腕人物袁世凯一直背着他跟各个共和派小集团的领导者们进行谈判，告诉他们只有他才是结束乱局、统一天下的唯一人选。袁世凯糊弄他们说，他将加入国民党，并会说服手下的各个部长也加入该党。他许诺说，一旦民主共和派接受他的条件，让他接任孙文担任大总统，他将立即废黜小皇帝，结束帝制。
理性的思考之后，孙文觉得他已经完成了引领中国恢复自由的初衷，但当他最终不得不承认“现如今只有袁世凯才是唯一能够统治中国的人”的时候，内心一定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孙文提出的条件是：废黜小皇帝，迁都南京。只要袁世凯能做到这两点，他就让位。袁世凯接受了他的条件，2月12日，溥仪退位。两天之后，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宣布就职。4月1日，孙文搬出南京的临时大总统办公室，给袁世凯腾出地方。当年9月，孙文就任袁大总统政府下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之职。
随后是可怕的幡然醒悟的时刻。袁世凯当上总统之后，立刻开始着手把那些无恶不作的手下安插到相应的岗位上，最有权势的那部分人则被安排进入内阁。仍留在内阁中的几位民主共和派领导人发现他们处在孤立无援的状态，袁世凯夺去他们手中的权力、实施独裁统治是迟早的事。这种手段似曾相识，虽然如此，很多民主共和派人士却并没有立即认识到危险所在。他们仍沉浸在推翻清政府之后的兴奋之中，他们考虑的是其他方面的一些事务。全国各地都在筹划立宪会议选举的事，精明点儿的政治领导人都在忙着参加选举。
远在梅肯的庆龄比大部分人都看得更清楚一些，她知道真正的革命还远未开始。她开始计算时日，期待自己能早日回去为国效力。
对于孙文来说，他在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职位就是在“度假”——给自己一段舔舐伤口的时间。很显然，他并没有认识到，袁世凯给他安排这样一个职位不过是为了最终把他从政府里赶出去。他拿着每月30 000大洋的月薪，阔绰地四处旅行。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宋查理被任命为中国铁路总公司财务部部长，跟随他四处巡游，霭龄则仍担任他的秘书。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多年来，宋查理和他的家人首次与孙文在公开场合一起亮相，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危险的转变。
他们一起在全国到处巡视，铁路所及之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列车时而沿着长江边飞驰，时而咯噔咯噔地从满洲里的高粱地里穿过，时而又在广东省那怪石嶙峋、郁郁葱葱的喀斯特地貌的山谷中蜿蜒前行。
整列火车配备的都是专列车厢。孙文乘坐的是以前老佛爷专用的那节车厢。慈禧太后当年预定了一列16节车厢的火车，之所以定这个数，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君主也都定这么多。她专用的那节车厢的豪华程度甚至超过了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在西伯利亚铁路的专用包厢。慈禧太后曾带着40双鞋子和2 000件旗袍坐在这个车厢里巡游过一次，此后再没人坐过。蓝色的天鹅绒地毯上绣着金黄色的牡丹花和凤凰，窗户上则挂着黄色丝绸窗帘，陈设颇具皇家风格。
追随孙文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陪着他们去过一次北方。每到一站，孙文都会在一片军乐声中走下火车，接见当地的达官显贵，坐下来品茶，然后发表讲话。孙文还经常跟端纳促膝长谈，讨论如何发展中国。有时候霭龄也会搬把椅子坐在一旁记录，并时不时报以赞许的微笑。
在孙文看来，建设铁路是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答案所在。他坚持认为，在没建铁路之前，美国一直处于贫穷状态，但在借钱建成了20万英里的铁路之后，美国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因为中国的疆域比美国大一些，因此要建的铁路也应该比美国更多一些。
一天上午，端纳又被叫到孙文那里。来到之后他发现孙文正盯着墙上的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手中挥动着一支毛笔。端纳看到孙文在地图上不停地画线，把各个城市连到一起。当他明白过来孙文在做什么的时候，心中暗自思忖：“我找到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孙文已经疯了，还不是一般地疯。”端纳把两人谈话的内容记录了下来，他俩的对话现在看起来仍很经典。
“我想请你帮忙设计一下这张铁路图，”孙文说道，“我计划在10年之内建设20万里铁路线。我正在地图上规划这些铁路线。看到从一个省会连到另一个省会的那些粗线了吗？它们将被建成主干线，其他的则是支线和次要的路线。”
接下来的几天里，端纳每天早上7点都会准时来到孙文的车厢，看着他在那里不停地画线。他会涂掉画歪了的线路，然后重新画上直线。后来，当他们乘坐的火车来到一座预定要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大城市时，端纳开口了。
“我不会把你的铁路图展示给记者们看，”端纳漫不经心地说道，“这会提前泄露你的想法。”
“哦，不，”他嗤笑端纳说，“我不介意。我想让大家知道这个计划。我的铁路图将会拯救中国。”
“几天前你曾说过将在10年之内建成20万里铁路，”端纳反击道，“这是不可能的。第一，这需要很多钱，第二，我觉得这么长的铁路你30年也建不了。”
“这很简单，”孙文回答道，“我们需要多少钱都能弄来。我将用英国人的钱建一部分铁路，用美国人的钱建一部分，用德国人的钱建一部分，用日本人的钱建一部分，如此类推。”
“难道你不知道清政府当年也想这么做吗？他们试图实现铁路国有化，然后利用外国资本运营，但结果却引起了一场铁路暴动。”
看到孙文不再说话，端纳指着地图上群山连绵的西藏说道：“绕西藏的这条铁路你永远也建不成，你也只能地图上用毛笔和墨水画画，仅此而已。你的铁路所要经过的一些山口，有很多高达15 000英尺。”
“那里有公路，不是吗？”孙文说。
“那里没有公路，只有狭窄坎坷的羊肠小道。它们盘山而上，直达云天。那些路陡得连强壮的牦牛也很难爬过去。”
“能建公路的地方，就能建铁路。”说完，孙文便结束了这个话题。后来，端纳记下了他个人对孙文梦想的看法：“我说他疯了，并不是因为他画了那样一张铁路图。因为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并假以时日，他规划的那些铁路，哪怕是再多一点儿也都能建成。我认为他疯的原因是，孙文认为，他画下了这张铁路图，外国资本家们就会给他足够的钱，让他在5—10年之内把它们全部修好！”
孙文的助手们确实也向摩根这样的金融家们申请过资金，不过没有任何结果。他们只与乔治·波林的伦敦公司签过一个合同，后来因为“一战”的爆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即便是那个签过的合同，也只是刚进行到勘探阶段。
这些设想确实让孙文兴奋了一段时间，但端纳发现了一些迹象：孙文对革命的失望慢慢变成了绝望，而绝望中的他似乎失去了对现实的掌控能力。
让头脑发热的孙文冷静下来的很有可能是霭龄。孙文是个梦想家，而霭龄是个现实主义者。作为他的秘书，霭龄最清楚他的弱点所在，知道他属于那种外强中干、夸夸其谈的人。孙文相信什么、坚持做什么，对霭龄这样现实的人来说都无关紧要。信仰并不是什么有形资产。她在查理身边，经常看到他因革命者们不断遭受挫败而扼腕叹息。也许她自然而然地会把这一切都归咎到孙文的头上。不过，在她妹妹庆龄眼里，孙文完全是另一番不同的形象。
1913年年初，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应验了最可怕的一个预言，开始采取行动独揽大权，他准备登基称帝的想法已经昭然若揭。实施独裁统治后，他撕毁了迁都南京的承诺。控制北方各省的军阀都是在北洋武备学院里培训出来的所谓的“北洋军阀”，全都效忠于他本人。把政府设在北京，就可以使之完全处于袁世凯的掌控之下，在外则有北洋军队的严密保护。
袁世凯从位于紫禁城中的大本营里派出刺客，消灭他的主要政敌，目标就是新成立的国民党中与孙文结盟的那几位共和派领导人。国民党当时正以压倒性的优势夺取选举的胜利，但在他们还未完全有能力对抗袁世凯之前，袁世凯派出的杀手们开始出手了。
袁世凯政权非常明白，通过暗杀可以清除那些最有希望与之竞争的领导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事态也正沿着这一趋势不断发展：田野里的花朵被一一拔除，留下的只有等待发芽的种子。
最早牺牲的是年仅31岁的宋教仁。他是新成立的国民党的领导者之一，也是仍留在袁世凯内阁中的4位独立共和派人士之一。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具有一种非常符合中国国情的优势：除了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之外，他还有来自社会底层的出身背景，在农村地区可以得到劳苦大众的支持。以孙文为首的党内高层认为，如果要使农民在民主进程中起到更为直接的作用，必先将他们置于知识阶层的领导之下。相比之下，抬高宋教仁在民众中的地位只不过是一种政治作秀。袁世凯开始揽权时，宋教仁和另外三名独立派内阁成员以辞职相威胁，与袁世凯发生了直接的冲突。1913年3月20日，当宋教仁正准备在上海登上火车时，一位刺客朝他的腹部开了两枪。瞄准腹部开枪是故意让他遭受最痛苦的折磨，他整整受了两天的罪才去世。
追查之下，凶手直指独裁者的内阁总理和一位内阁秘书。一时间，袁世凯笼罩在丑闻之中。但这只不过是一系列刺杀活动的开始——一些刺杀活动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发生，另一些则通过在宴会上或日常饮食中投毒来实施。
丑闻没有给袁世凯带来任何影响，他继续执行清洗计划，解除了国民党党员在政府中的职务，取而代之的是忠于他的北洋军官。过了很长时间，共和派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虽然为时稍晚，他们还是决定跟他摊牌。1913年7月11日，在孙文的鼓动下，江西督军宣布独立，脱离北京政府的统治。紧接着，孙文发表演说，公开谴责袁世凯：“其敢僭自称帝者，全国共诛之。”他很快被解除了全国铁路督办之职，“二次革命”开始了。
庆龄那时刚从梅肯毕业回国，由于“二次革命”刚刚开始，孙文似乎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不停地策划、组织革命事务，同时还要随时提防自己的人身安全。他又一次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并再次树起了英雄般的形象。当庆龄满怀热情和理想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成归国后，看到的正是这种状态下的孙文。
袁世凯下令拘捕孙文，然后将其处死，孙文便于1913年年底逃到了日本东京。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宋查理与孙文关系非同一般，查理意识到此时唯有举家离开方为上策。他把位于虹口的住宅锁好，把孩子们——霭龄、庆龄和另外两个小男孩子良和子安（此时美龄和子文还都在美国上学）叫到身边，与宋夫人一起带着他们去了法租界，然后从那里搭了洪帮派来的一艘汽艇顺河而下，来到长江中的深水码头，登上了在那里等候的一条轮船，趁着涨潮，起航前往日本神户。
查理一家从此也成了政治流亡者。
在日本，他们受到了当地国民党领导们的热情欢迎。查理及其家人临时住在孙文的那些有权势的日本朋友提供的房子里。不久之后他们又搬到了离东京更近一些的横滨，买了一栋建在断崖上的宅子。那片地区可以俯瞰整个东京湾，是外国人最爱住的地方。
查理和孙文又恢复了以前的密谋活动，霭龄则继续担任孙文的秘书。热情浪漫的庆龄则把自己的业余时间都用到了国民党办公室的各项工作上。孙文多年之前曾在父亲的安排下跟本村的一位姑娘结了婚，这一次，他的妻子也一起流亡到了日本。他们的孩子孙科已经长大成人，此时正在美国攻读新闻学。
一天，查理去了位于东京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这是一个流亡者常喜欢去的场所。在那里，查理认识了33岁的孔祥熙。孔祥熙的老家位于盛产鸦片的山西省，查理的先祖在迁移到海南岛之前就曾在那里居住过。孔家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荣耀：他们是孔圣人的直系后裔。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家非常富裕。
孔家的财富主要来自其开设的连号当铺。这些当铺从设在他老家山西太谷的总部拓展到全国各地，主要是向农民和中小商人提供贷款。当时中国的农村还没有西方那样的银行。丰年时节，农民要向地主缴纳沉重的地租。若赶上土地歉收，精明些的地主则会让农民们出公差，或者贷点款给他们，以此来抵消部分地租。在大一点儿的市镇，这种农民与地主直接打交道的方式已经不复存在，上述那种简单的经济手段也行不通了。于是，像孔家这样的当铺老板便涉足这一领域，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孔家人可谓经营有方，每当丰年都收益颇丰。遇到灾年，他们便会慷慨地向农民、地主和店主们发放小额贷款。由于很多抵押品因过期而丧失赎回权，孔家人大发其财，再加上他们善于经营，利润不停地翻番增长。最终，孔家的放贷网络延伸到了北京、广州，甚至日本。孔家现在已经有能力为任何企业提供担保或资金支持。
孔祥熙的父亲最初在北京从事家族事业，后来返回太谷协助管理总部事务。清政府摇摇欲坠之际，孔家的当铺生意也被一些现代化的地方银行取代。于是孔家便开办了自己的银行，还把各地的当铺改成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式杂货铺，并开始探索其他能挣大钱的领域。
孔家是大军阀阎锡山最为信任的顾问。阎锡山曾把山西省从清政府手中“解放”了出来，他在中国算得上那种“开明些”的军阀，也就是说，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他会与外国人合作。孔家在金融财务方面给阎锡山提供指导，确保他的商号能够获得丰厚利润，以支撑阎锡山创办的银行系统。作为回报，面对蜂拥而来的外国公司，孔家拥有优先选择合作对象的权利。
孔祥熙在太谷老家出生，他的母亲在生他妹妹的时候不幸去世。由于父亲一直忙于纷繁复杂的金融业务，他们几个孩子全都被送到了美国传教士丁家立博士在当地开办的一所学校读书。在那里，祥熙秘密加入基督教。他在那里一直读到1896年，后来又转到了位于北京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华北协和学院。后来他参与了一笔非常古怪的资金转账，这笔业务显然与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一笔巨款的转账有关联。
当年义和团在华北横行一时，他们共杀害了200多位外国传教士和50名传教士子女，以及约20 000名中国基督徒。
1900年义和团横扫山西省时，孔祥熙正在老家度假。当时，无论外国传教士还是中国基督徒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孔祥熙当着父亲和叔父的面承认自己也是一名基督徒，这还是他们头一遭听说此事。他们把孔祥熙藏了起来，直到拳匪之乱结束。在他藏匿期间，山西有159名外国人遭到杀害，其中包括137名新教传教士及他们的子女——这些人都是孔祥熙的朋友。
当义和团抵达北京，包围了外国使馆之后，清政府决定支持义和团，并向各国列强宣战。有8个国家派部队前来解救本国的使团，几下子便击垮了清军和义和团的抵抗。德军指挥官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伯爵持有德国皇帝的全权委托书：
遇到敌人，不要手软。不要接受投降，不留任何活口。对落入手中的任何敌人都不要心存怜悯。应效仿1 000多年前阿提拉[1]国王率领下的那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匈奴大军，他们的美名随历史永存于世。希望德军在中国历史上也能留下这样的名声，让中国人自此之后再不敢小瞧我们德国人。
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城后，开始大肆掠夺。外国军队的镇压行动比义和拳的所作所为要残忍得多。北京城内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屠杀，紫禁城被洗劫一空。法国海军军官、知名作家皮埃尔·洛蒂对列强实施的破坏行为倍感震惊：
城墙内外到处是一片死寂。除了垃圾就是废墟，到处都是废墟。四下里到处都是垃圾、纵火后留下的灰烬，以及打烂的青砖——都是差不多大小的碎砖块，数也数不清，散落在被焚毁的房屋宅基周围，或者大街两边的人行道上……大火和炮弹击碎了它脆弱的外壳，好好的一座城市，现如今只剩下一堆残骸。
天津也有数千名中国人被报复性杀害。俄国还往中俄边境小镇海兰泡派了一支部队前去复仇。中国人只放了寥寥几枪，换回来的却是男女老幼数千人死亡的大屠杀，尸体都被扔进了黑龙江。
正当西方军队占领北京之际，孔祥熙却趁机帮了一个大忙。由于庚子教案中大部分传教士都是在山西被杀的，因此西方各国最想严惩的就是山西省。年轻的孔祥熙凭其三寸不烂之舌，竟说服外军指挥官们改变了主意。以往遇到这种事，通常都是先给予外国人巨额数量的“赔偿费”，然后还要同意给予那些急于来华的外国公司以各类优惠政策。孔祥熙当时到底是如何处理山西省面临的问题，其具体细节多年来一直无人披露。然而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包括美孚石油公司在内的外国资本在山西变得空前的活跃，传教士们被杀的事也被忘到了脑后，外国人再也没提严厉惩罚山西的事。孔祥熙这神奇的谈判结果给朝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他被赐予荣誉头衔和一张护照，使他可以体面地去美国的大学深造。他选择了位于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大学。
1905年孙文到达克利夫兰时，孔祥熙曾到该市主要华人堂会的会议厅里听过他的演说。孙文的演讲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由于他正专心学业，所以当时没有立即加入同盟会。第二年，他从欧柏林大学毕业后，又转到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
由于他家族里的人不是银行家就是金融家或当铺老板，孔祥熙对金钱在经济中的作用及如何快速翻番获利有着本能的理解。金钱对他来说并非魔幻神秘或不可捉摸的事物。
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孔祥熙返回太谷，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家族事业之中。更重要的是，他还担任了军阀阎锡山的主要顾问。平日里，孔祥熙担任阎锡山的幕僚，当阎锡山跟外国人打交道时，孔祥熙则充当他的耳目。阎锡山出了名的贪财和狡猾，却也极富魅力，因此，为他工作既轻松有趣，又可获得不错的回报。他们成了至交，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相互扶持。
1910年，孔祥熙跟一位曾在太原的教会学校里读过书的女孩结了婚。这个姑娘是个孤儿，长相甜美，他们在一起非常幸福。不过她身体一直很虚弱。1913年8月，也就是袁世凯在北京独揽大权之时，年轻的孔太太因患肺结核不幸离世。意志消沉的孔祥熙随一群“自由派人士”去了日本。那年秋天，在宋查理遇到他之前，孔祥熙刚被任命为设在东京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查理吃惊地发现，1906年在纽约的一次聚会上，孔祥熙曾与霭龄有过一面之缘。当时霭龄刚从梅肯来到北方，而孔祥熙则正在耶鲁攻读硕士。跟其他人一样，查理一眼便看出这个小伙子很有前途，当晚便邀请他到家做客。
那天晚上，孔祥熙向查理一家详细讲述了自己的身世，他发现自己迷上了宋霭龄。
孔祥熙的条件也非常符合霭龄择婿的标准。他身材矮胖，稚气未脱，举止彬彬有礼，长相也不出众。不过，如果说孔祥熙长相不够帅气的话，霭龄同样也并不迷人。在一群旅居日本的政治流亡者中，他算是比较讲究实际的人。当别人都在大谈特谈政治乌托邦时，他却专注于研究货币的作用。对霭龄来说，理想主义不过是蛋糕上面的那层糖霜，蛋糕需要电才能烤熟，而电则需要钱才能买到。长期以来她一直看到钱的威力，对这个道理有很深的领悟。是钱让朱利安·卡尔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是钱让宋查理从一个巡回牧师变成了叱咤上海商界的风云人物。
当晚一起用餐的还有宋太太、天真烂漫的庆龄及那两个未成年的弟弟子安和子良。孔祥熙和霭龄分坐查理左右，他俩在一起毫不拘束，谈到钱的时候似乎都很兴奋。
在中国的集市或菜市场里，菜贩子或卖水果的小贩常会拿着银圆对敲一下，然后仔细听它们发出的声音。如果声响清脆，说明是真的银圆，生意即可成交。如果发出的声音浑浊，说明这些银圆是伪造的，生意也就做不成了。从云南到满洲里，每天有数百万次的银圆易手，人们也在不断地重复这种熟悉的检验方法。那天晚上，宋查理拿出两块银圆，轻轻地对敲了一下。声音清脆悦耳，是货真价实的真银子。
他们在春天结婚了。
婚礼的那天早上，横滨下起了暴雨。粉红的樱花被雨水沿着大街冲到路边的明沟里，然后汇聚在东京湾的海面上，形成一座座漂浮的“花岛”。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泥土气息。就在仪式举行之前，雨过天晴，到处呈现出四月特有的柔和的诗一般的风光。像四周的樱树一样，霭龄上身穿一件淡灰色的绸缎褂子，下身是绣着粉色梅花的长裙。乌黑亮丽的头发上也按照传统，插着一枝梅花。
婚礼在山上的一座小教堂里举行，查理全家、孔祥熙的表兄妹和一些朋友出席了结婚仪式。典礼结束后，霭龄换上一身绣着数只金鸟的苹果绿缎装，然后和孔祥熙一起乘坐马车前往旅游胜地镰仓。树上的樱花花团锦簇，柔和的阳光从晴空洒下，孔祥熙认为那是大吉大利之兆。
孙文的政治前景却远没有这么乐观。为在讨袁问题上取得日本的支持，他许诺会给予日本在中国的一些特权，殊不知，东京政府早已在私下里与袁世凯进行谈判。孙文以一贯的慷慨态度，许诺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给予日本同英国一样的特权。他成功地刺激了日本人的胃口，但实现交易的时间还不成熟。“一战”的爆发把日本的注意力转到了欧洲。欧战的结局如果影响到英国在东亚扮演的角色，那么日本同孙文的交易内容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事业徘徊不前的孙文出现了精神分裂的症状。有一次，孔祥熙在日本给一位熟人写信时曾提到：“有人发现，由于处境危险，加上心情焦虑，他的精神都有问题了。”
宋氏家族的成员很少如此评价孙文，他们一向对自己的私人生活守口如瓶。不过，如果孔祥熙也认为孙文的精神出了问题，他差不多应该是从查理和霭龄那里听说的。
对任何一位对中国的前途抱有希望的人来说，那段时间都特别的痛苦和难熬。经过上千年的黑暗笼罩之后，辛亥革命终于给中国带来了一线曙光，而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又让中国重新堕入黑暗之中。对于那些即将实现目标的革命者来说，这样的现实尤其难以接受。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这样回忆道：“人们的灰心失望前所未有的严重，有些人实在忍受不了，选择了自杀。”
在这种抑郁的气氛中，孙文需要寻找心灵的依靠，恰好此时庆龄接替姐姐担任孙文的秘书。没有谁像庆龄一样坚定地支持他的革命事业，他们之间产生了伟大的感情。这是冬天与春天的恋爱：他已年近50岁，而她才20岁出头。
他们尽可能地保守两人之间的秘密。不料查理突然宣布他们要举家返回上海，并已经安排人在法租界里买下了一栋规模不大的住宅，就是位于霞飞路上的那栋砖结构小别墅。庆龄坚持不肯随他们回去，宋家人几乎是绑架着她，突然间在日本消失了。跟他们一起回国的还有新婚的孔氏夫妇。
从安全的角度来看，查理选择在法租界买房子是非常必要的。当时大多数中国革命者都居住在法租界，这是因为待在法租界里可以得到保护。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是洪帮的地盘。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是人称“麻皮金荣”的黄金荣，他是上海洪帮的龙头，同时也是千里长江流域势力最大的黑帮老大。多年来，查理包揽了洪帮所有的印刷业务，为黄金荣完成了大量的任务。当查理觉得家人有危险时，黄金荣自然而然会出手相助，在他那神秘的保护圈里给查理买下了一套房子。
回到上海不久，宋家便宣布庆龄与一位出身名门的年轻人正式订婚，结果遭到庆龄的强烈反对，她坚决不愿承认这桩婚事。
查理把她关在楼上的卧室里，庆龄便偷偷给孙文写信，询问自己是否可以返回日本。庆龄的女佣暗中将她的信带了出去，孙文收到信后，立刻回信说：他需要庆龄，让她速回日本。
庆龄把情况跟父亲讲了一下，查理坚决不同意。他命令庆龄回自己的房间去，结果庆龄威胁说，如果查理不同意，她就离家出走。为了以防万一，查理把她卧室的房门锁上了。当天晚上，在女佣的帮助下，庆龄顺着梯子从窗户爬了出去，当晚便乘船去了神户。
孙文提前做好了各种必要的准备，打算跟庆龄正式结婚。“直到我回到日本，才知道他已经离婚，并准备跟我结婚。”多年之后，庆龄回忆道，“我同意与他结婚，此生从未后悔过。”
庆龄回到日本的第二天，他们就结婚了。
婚后不久，庆龄给她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一位同学写了一封信：“婚礼是最简单的那种，我们都讨厌那些繁文缛节。我感到很幸福，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丈夫处理他的英文信件。我的法语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已经能够阅读法文报纸，可以轻松地边看边翻译。所以你看，婚姻对我来说就跟上学读书差不多，只不过不会再有‘各种考试’来烦我了。”
发现庆龄不见了之后，查理四处询问，最后得知她已经登上了一艘去日本的轮船。他立即定了太平洋邮轮公司的船票，紧急追赶庆龄。到了神户后，查理又马不停蹄地乘火车赶往横滨，但此时已经为时已晚，婚礼早已举行过了。
后来，每当提起庆龄的事，宋家人只是会轻描淡写地说上一句：她已经正式跟孙文在一起了。
在美国潜心攻读的美龄和子文也知道了庆龄的事。他俩收到消息时，此事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
美龄和子文对中国发生的事情或中国革命都不太感兴趣，他俩都忙着上课或应酬。庆龄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回国后，美龄便转学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威尔斯利学院，那里与她在哈佛读书的哥哥更近一些。
从1913年秋天到1917年夏天这段时间里，美龄一直在威尔斯利学院上学。4年的时光把美龄从一个胖乎乎的女孩变成了一位仪态万千的女郎。
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她住在威尔斯利村，那里离学校不远。多年之后，她在回忆那段时光时称那个村子“四周围绕着花墙，绿树成荫，地方开阔”。剑桥市离此地不远，子文此时正在位于该市的哈佛大学读大二。在威尔斯利学院的档案里，子文被列为美龄的监护人。
美龄印制了自己的名片，上面写着“美龄·奥莉芙·宋”。奥莉芙这个中名是她一时兴起自己取的。她的英语带有轻快活泼的佐治亚州口音。刚到这里不久，她就不太喜欢这个地方，便去找管理住宿事务的院长伊迪丝·萨瑟·塔夫茨慢吞吞地说道：“嗯，我觉得我不会在这里待太长时间。”
后来美龄改变了想法，很快就专心投入到学习中，并开始交往男友，还经常去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她主修英国文学，对亚瑟王的传奇罗曼史尤其感兴趣。此外她还辅修哲学，并选修了包括演讲学在内的很多课程。
第一学年结束后，她搬到学校里的伍德大楼，在那里一直住到毕业。她不太擅长体育，不过还是参加了班里的篮球队，经常穿着海魂衫和一条过膝的缎灯笼裤打球。有一次复活节的时候，她在格洛斯特郡的海边游泳，结果被一个巨大的回头浪淹没，幸好被一起去的几个女孩子看到，抓着头发把她给拽上了岸。
经常有男生跑到伍德楼门前来找美龄。他们大部分是在哈佛大学或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的中国学生，美龄的同学们只记得这些人的名字都是什么李先生、王先生和彭先生等等——他们都是子文的同学。得知庆龄遇到的危机之后，想到自己回国后也可能遭遇包办婚姻的烦恼，美龄也有点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于是，在不久之后，她便宣布与来自江苏省的哈佛大学学生李彼得订婚。这次婚约只维持了几周，等到美龄的担心劲儿一过，便取消了婚约。
多年之后，一位在大学4年里与美龄关系密切的教师为学院的档案室写了一份保密鉴定：
在我看来，相对于我们看到的那些有关美龄为人多愁善感的评论而言，她身上似乎更多的是一些风趣和内在力量……然而，虽然她最大的特点是其独立的思想——事实上，她对什么事都会不停地琢磨来琢磨去，但美龄对权威却一贯顺从。她总喜欢问各种问题，询问各种概念的确切含义，今天跑来问文学的含义，明天跑来问宗教的含义。她还思考一些伦理方面的问题，有些在常规情况下人们从小就被灌输的道德标准，她虽然没有接触过，却自己悟出了不少。她一贯坚持真理，一旦发现自己受到了传统观念的误导，就会埋怨以前受到的教育。
有人曾言之凿凿地说她为人聪慧，极富魅力，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她冷静的性情中带着忧郁（特别是在她疲惫的时候，更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国的事不得不摆在面前，这让她很难抉择，我想她和子文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她担心回国之后，会重新回归她从小长大的那个世界，并遵照中国的行为准则行事。虽然她社交广泛，广受欢迎，但她好像是在远远地看着我们，咨询问题、提出批评或表达自己喜好时的态度似乎也很冷漠。她觉得中国留美学生的生活特别不自然，这些少男少女们从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国旧道德里解放出来，然后又别别扭扭地共同生活在把他们视为异类的大环境中。
她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并不仅仅因为她长得像两个姐姐那样漂亮，她还富有激情，待人真诚，内心强大……
美龄和子文关系特别融洽，凡事都听他的话。因为子文是大哥，所以说什么美龄都听……我从没听她提起过子良和子安，当然这也许只是某种奇怪的巧合。美龄是个十分顾家的人，对自己的家庭感到非常自豪，只要不牵扯具体的事，家里人说什么都言听计从。她一有空就跟人讲她的两个姐姐，讲起她的父亲，也经常提到子文，偶尔说起她的母亲，但从来没有提到另外两个弟弟。
1917年美龄回到上海后，庆龄和孙文的风波已经平息。美龄一夜之间成了上海的名人。宋家当时还住在霞飞路的别墅里，那个地方对于举办各种聚会来说有点小了，美龄便责怪父亲为什么没有买栋大点儿的房子。后来有一次，一个中国人就该不该送女儿出国读书一事征求查理的意见，查理半开玩笑地说：“别把孩子送出国去。等他们留学回来了，就会看什么都不顺眼。他们会把什么都给折腾一遍……‘爸爸，我们为什么不买栋大点儿的房子？爸爸，我们为什么不装个现代化的浴室？’听我的，一定要把孩子留在国内。”
作为上海滩上的社交名流，美龄被提名到一些常见的委员会里任职。她接受了电影审查委员会和基督教青年会中的两个职务。基督教青年会刚搬进一栋新楼里，它旁边另一栋漂亮的大厦则是查理创办的商务印书馆所在地。
美龄回国正好赶上父亲的老朋友朱利安·卡尔来访。卡尔的妻子南妮最近刚刚过世，卡尔悲痛欲绝。查理知道后便建议他坐船到世界各地转转，顺便到上海逗留几天，好好放松一下。卡尔稍微考虑了一下便同意了。
卡尔乘坐的轮船抵达上海后，查理头顶平日里常戴的那顶灰色呢帽，身穿蓝色哔呢马褂，挺着连衣扣都无法扣上的大肚子到码头迎接“将军”的到来。他带着卡尔直接去了位于法租界的家中，把卡尔向宋夫人和所有的孩子们做了介绍。接下来的日子里，查理安排卡尔会见了步惠廉牧师，又带他参观了华美书馆以前购置的那些设备，以及商务印书馆所在的新楼。
老绅士朱利安·卡尔依然精神矍铄，但双腿已经有些消瘦。他对亚洲数百万人民的勤劳感到震惊不已：“各个城市里每个角落每个地方似乎都像是一个巨大的商店。从小摊贩们兜售货物的人行道或墙洞，到出售绫罗绸缎的大商场，每个地方都可以用来做商店，并且都是敞开门营业，以便过路的人能够看到。”
由于卡尔将军在出钱资助中国革命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有共和派领导人都轮番宴请他。庆龄和孙文此时居住在法租界内莫里哀路的一栋宅子里。一晚接着一晚，卡尔不停地参加一个又一个宴席，每次他都被尊为上宾。孙文自己就宴请了他两次，并且每次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以表达对卡尔的感谢之情。其他政界和金融界的领导人也都竞相安排最为奢华的宴席来款待卡尔。
“他们对我就像招待皇室成员一样，我就像是一个皇帝。”卡尔在家信中如此写道。孙文还自己出钱，请上海滩最优秀的手工艺人为卡尔量身定做了三个精致华美的大瓷瓶。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进一步证明卡尔曾资助过中国革命的话，那就非此莫属了。卡尔在上海受到的款待，就像当年乔治·华盛顿为感谢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所受的帮助而专门设宴款待拉法耶特侯爵一样。卡尔跟拉法耶特一样，是“两个世界里的英雄”。
查理和卡尔能在上海见上一面，对他俩来说都是幸运的。因为在卡尔到访中国之后没几个月，查理就因患上了所谓的“胃癌”而痛苦地离开了人世。三年后，卡尔也因肺炎离世。
查理去世的真相一直扑朔迷离。朋友们只知道他死于胃癌——就像当年他们只晓得他叫宋查理一样，至于为什么这么叫，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查理死于1918年暮春时节的上海，那时候在上海的外国人天天花天酒地，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而每天清晨，都有粪车像运粪便一样把一具具尸体从贫民居住的地方运出去。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事情都不会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简单。查理很久都没有生过病，从那段时间来往的信件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没有提及担心他健康状况的事情。查理去世后，在上海参加葬礼的只有他的大儿子子文和小儿子子安。因为事先没有告诉远在美国的子良，所以他来不及赶回来参加葬礼，因此这里面肯定是另有隐情。在爱德华时代[2]，世界各地都流行用极其委婉的方式来谈论显赫人物的死因。因此，胃癌之于革命年代的上海，就像当时芝加哥和马赛两地常说的铅中毒一样，都是对死因常用的委婉说法。
查理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以致各大图书馆对其去世时间的记载也很不一致，从1918年到1928年，什么说法都有。比如，《韦伯传记辞典》里记载的查理去世的日期就是1927年。就连根据宋家三姐妹的故事写过一本儿童读物的那位赛珍珠的妹妹在书中也提到，1927年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的时候，查理仍然健在。
1918年5月3日，美龄回国不到一年后，时年54岁的查理去世了。查理弥留之际，宋家三姐妹都在他身边。这种姐妹之间和睦相处的场面以后几乎再也没有过。丧事办完之后，两个姐姐各自回到自己的丈夫身边，美龄则跟母亲一起搬到了西摩路上的一栋大房子里。美龄从威尔斯利毕业回国后不久就嚷着要买这栋房子，查理一直没有同意。趁着守丧这段时间，美龄和霭龄在这栋房子里忙着“整理”父亲留下的私人文件。随后，这些文件便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
[1] 阿提拉，古代欧亚大陆匈奴人的领袖和皇帝，曾多次入侵东罗马帝国及西罗马帝国，史学家称之为“上帝之鞭”。——译者注
[2] 爱德华时代，指1901—1910年英王爱德华七世在位的时期。——译者注
第七章 埋下祸根
1918年查理去世之际，上海正经历着一场巨变。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了它最初的情形，以及1886年查理回国时的城市状况。现如今，它的城市面貌和个性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上海的工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一战”的爆发把西方商人的精力和注意力都吸引到了欧洲，中国本土资本便从暗处涌了出来。中国投资者大批购买外国公司，中国和日本资本支持的一些新兴行业，如橡胶、煤炭、钢铁、食用油、面粉、棉花、丝绸、烟草和鸦片等都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为了使数额巨大的资金能够顺利流通，数家中国银行应运而生。上海到处挤满了谋求社会地位的暴发户。与此同时，广州、武汉等工业城市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经济发展的主动脉集中到了长江流域，上海这座遍布资本家、大买办和黑帮匪徒的城市则是它的大脑，是各种新生事物的入口，是财富的集散地。这里夜总会云集，到处藏污纳垢。“一战”结束后，欧美公司大批返回上海，挤掉了一些中国公司。最终，本地商人和外国资本家联合起来，相互勾结，一起掠夺中国的财富。
财大气粗的中国商人都喜欢谈论民族主义，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不过他们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大上海的资本家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他们与外国商人之间的那根经济“脐带”被切断。由于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享有治外法权，没有这样或那样的限制，中国人可以在那里自由经商，从事各种非法贸易，不仅不用担心别人的监管，而且不用交税。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像上海这样的地方了，他们都希望这种状态一直保持下去。
市区沿江不断拓展，并延伸到了周边的农村。市区道路所到之处，贫民区纷纷被拆除，道路两侧则建起了更多的建筑。19世纪外滩四周的那些小房子都被拆掉，取而代之的是石头垒砌的带尖顶的大楼，里面入驻的是渣打银行、汇丰银行以及其他来自纽约和伦敦的银行。另一些新建的大楼则是各国石油公司的办公场所及大班们的豪华住宅。这里还出现了中国第一批百货商场，商场大楼的每一层都摆满了各类纺织品和外国奢侈品。一到晚上，南京路一片灯火通明，如同美国的百老汇。以前的马车也被各种品牌的小汽车取代，它们缓慢地挤过人群，好像围在小水塘边的犀牛。汽车的两边常有黄包车闪过，它们像长角羚羊一般在人群中迂回穿梭。旧时那座外廊正对黄浦江的英国酒吧，现如今也变成了一个用石头砌成的俱乐部——其风格非常符合伦敦西区保守党的品位。
而繁荣的背后却有阴暗的另一面：工厂里的中国工人劳动时间长，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年龄不到10岁的男女童工如同奴隶一般，每天要工作13个小时，筋疲力尽的孩子们经常会倒在机器下面的破垫子上呼呼大睡。他们已经被卖给了这些戒备森严的工厂，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不能离开半步。大街上，穷人、饿死的儿童以及弃婴的尸体随处可见。1920—1940年，从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下水道、地沟和河道里每年都能清理出近三万具尸体。
这一切都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当时，一位旅行作家曾这样写道：“行色匆匆的环球旅行家从他所在的豪华旅馆里出来，如果他的感知能力还没有完全退化的话，走不多远就能发现到处都是尸体。”
对于整个中国而言，清政府的倒台并没有让人们的生活有多大的转变。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只能说是比以前更糟糕了。以前好歹还有一个中央政府，现如今，整个中国被各路军阀和军国主义分子割裂开来，分而治之。军阀之间的小规模冲突不断，农村地区一片狼藉。农产品产量骤降，大米和小麦都要依靠进口，囤积居奇的粮商赚取了丰厚的利润。饥荒使农民无以为生，他们只得啃食树皮、草根，城市里的街道和农村的小巷里到处都是饿死的贫民。据说市场上还有卖人肉的。乡村的大小道路两旁，都有凶狠的女人们在那里购买儿童，然后把他们卖到妓院和工厂里去。
“北京才是至关重要的地方。”伦敦的《泰晤士报》如此说道。控制北京并不意味着统治全中国，却能拥有代表中国政府的权力。各国政府只肯与北京打交道。如果有哪个军阀拿下这座位于北方的首都，便自然而然地拥有了合法地位，可以从与各国政府打交道中获益，可以获得商业优惠权，还能得到政府征收上来的各种税收。
袁世凯控制着北京，他手下各路所谓的北洋系督军们则控制着周边各省，拱卫着北京城。为了养活自己及下属的军队，这些军阀们偷偷把自己辖区内的矿产开采权卖给外国公司，并提前多年向农民征收赋税，把城乡居民仅存的一线生机也压榨殆尽。
1918年，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不过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1905年，孙文的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之初，其内部就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原有的那些来自秘密会社的资产阶级支持者，另一派是孙文的新支持者，即那些激进的学生。刚开始，两派之间的界线还不明显，从“一战”开始，学生们和资产阶级开始相互敌视。学生们发现了中产阶层的两面性，便转而反对资本主义。这些高喊民族主义者的学生们想通过赶走侵略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外国列强，把土地分给农民，取消所有经济特权等方式来完成革命。他们把自己以前的那些中产阶层的盟友看成反革命分子和反民族主义者，因为商人们从与外国列强的交易中获取利润。日本入侵中国彻底导致革命阵营分成了左右两派。
“一战”使德国失去了对遥远地区殖民地的控制，日本趁机派兵从德国手里夺走了山东省。为了争取日本共同抗击德军，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政府都私下向日本许诺，战后它可以继续拥有山东省。
在这些国家的支持下，东京肆无忌惮地向袁世凯提出了所谓的《二十一条》，实际上使中国沦为它的附庸。条约规定，日本将给袁世凯提供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作为回报，袁世凯则必须答应日本永久占有山东省，并在满洲里和其他地方拥有优惠权。日本的无耻要求令人发指，但它威胁说，如果袁世凯不同意，他们将转而支持袁世凯的政敌。袁世凯只得勉强答应下来，条件是日本要对条约的内容绝对保密，而日本人却故意泄露了相关的细节。一时间群情激奋，人们痛斥袁世凯，并在全国掀起了强烈的抗日怒潮。
因为曾帮助协约国抗击德军，中国人觉得他们可以向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寻求帮助，以阻止日本人的胡作非为。“一战”期间，中国曾派出成千上万的人前往欧洲和中东，这些人被编入工兵营，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凡尔赛会议上，中国希望西方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具有理想主义思想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能够帮助他们从日本人手中收回自己的领土。他们支持美国总统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的宏大计划，似乎它是一剂灵丹妙药，能够去除以前的一切耻辱。
威尔逊左右为难。他特别想建立国际联盟，在凡尔赛和会上，他可以直截了当地宣布不赞成他的协约国盟友们与日本达成的关于山东的秘密协定。日本人却暗示说，如果威尔逊这样做，那他们在成立国际联盟一事上也不会投赞成票。一位外交官认为，这是“一种敲诈”。威尔逊最终向日本人做出了让步。他的这项决定很不得人心，即便是那些督促他做出该决定的人也感到非常反感。然而，1919年4月28日，国际联盟正式签约成立。事情已经再清楚不过：威尔逊最终向日本人屈服了。
参加凡尔赛会议的中国代表顾维钧（中国外交官，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拒绝在合约上签字。“如果我签了字，哪怕是遵照北京政府的命令，”他对威尔逊的一位助手说道，“那么今后在政治上就连你们纽约人常说的那点‘渺茫的机会’都没有了。”
1919年5月4日，也就是《凡尔赛合约》签订6天之后，消息传回了北京，并通过电报传遍全国。愤怒的学生发起了抗议，他们把目标对准了那些因与日本人勾结而臭名昭著的中国官员。在北京，一位官员的住宅被烧成了废墟，另一位则被痛打了一顿。第二天上午，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各地教师、记者、自由职业者和一些商人都起来支持学生，抗议示威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并遭到警察的残酷镇压。有所警觉的日本政府向上海等中国沿海城市的租界派出海军部队，威胁游行示威的中国人。在北京，支持学生运动的北大校长被迫辞职，其他1 000多人被捕。上海有6 000多名工人举行了罢工，直到北京政府同意解除亲日派部长们的职务，并释放了被捕学生。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妥协并没有让学生和知识分子们感到满意，但商人们很满意，第二天便开始照常营业。对商人来说，这样就已经足够了，而学生们的反抗才刚刚开始。于是，在那些希望继续反抗下去和那些希望享受既得利益的人们之间便出现了一道分界线。
“五四运动”反抗的不仅是外国列强，还有国内那些勾结外国的反动势力。这是中国革命中出现的新元素，让商人们和秘密会社感到坐立不安。大上海的资本家们住在外国租界及其周边的别墅里，既安全又舒适，在他们看来，革命已经走上了邪路，已经开始危及他们的生活及其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是温和的知识分子陈独秀。陈独秀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即毛泽东曾工作过的那座图书馆所在的学校）文学院院长。在北大任教的两年间，陈独秀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先锋队的领袖人物。他通过一份名为《每周评论》的杂志传播革命“左”翼的最新思想。为了尽可能争取更多的读者，其中的文章都是用白话文写就。“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他到处分发宣传册，谴责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为此被捕入狱三个月，惨遭酷刑的折磨。获释后，陈独秀辞去大学里的职务，去了上海。1919年秋，在他身边聚集了一群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俄国的十月革命引起了中国的学生和中产阶级的密切关注，不过二者关注的目的却截然相反。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一种对政治持怀疑态度的紧张情绪弥漫在世界各地：四处散播着对共产主义“阴谋”的恐惧情绪，各种各样的狂热分子掌握了大权，三K党的势力也得到快速发展，犹太人一概被认为是“共产党人”，“劳动者”也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字眼。
在上海，陈独秀和身边的那群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认定马克思列宁主义非常适合中国当下的国情，下一步工作就是成立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他们是在参加讨论的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1]的引导下得出了这一结论。在陈独秀以前的大学同事和学生们的帮助下，全国各地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小组。在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学习小组的组织者是年轻的毛泽东。
1921年7月中旬，正是上海最热的时候，黄浦江上一丝风都没有，整个城市被热浪包围。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有13个人偷偷地聚集在博爱女子中学一间密不透风的教室里。这所学校位于望志路一所粉色砖结构别墅内。由于暑期放假，学校的大门已被锁上。这些人是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毛泽东便是其中之一。不过，他们当中一个农民或工人都没有。在将近两周的时间里，代表们讨论了如何制定党纲的问题。共产国际派来的两位俄国特使听着这些中国人那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发言，变得越来越不耐烦。
后来，有人发现学校的黑漆大门外出现了一个可疑的陌生人，只得匆匆休会。这次不期而至的来访引起了代表们足够的警惕，他们便把会议地点转移到了城外不远的一处旅游胜地——南湖。代表们登上一条画舫之后，继续开会。他们一边钓鱼、吃饭，一边讨论着党纲和决议。在这次“漂在水面上”的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
这是一个微弱的试验性的开端。在莫斯科眼里，当时中国的共产党人不过是一群极易犯错的政治小青年，但他们的这次集会还是引起了监视他们的上海黑帮的警惕。
如果这些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们知道后来会遇到什么事情的话，当时就会对望志路那栋粉红别墅外看到的那个可疑人物产生更高的警惕。那个探子不仅为法国安全部门服务，还为黄金荣统领下的另一个组织——青帮提供情报。青帮是新成立的一个黑帮组织，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中国最激进的一支反共力量，它的首领名叫杜月笙。
杜月笙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一个十足的黑帮谋士。1888年，他出生在上海黄浦江对岸浦东区高桥村的一个贫苦家庭。高桥是个破烂不堪的村庄，属于中国最肮脏的贫民区。杜月笙父母早亡，从小住在娘舅家里，经常遭到舅舅的毒打。十几岁时，身体健壮的杜月笙便已是嗜血成性。他肩膀狭窄，双臂奇长，满口大黄板牙，一双骨碌碌乱转的老鼠眼。他决定在上海沿江两岸经营鸦片生意。为了谋生，最初他给一个水果商贩帮忙，在法租界的码头卖梨，有时候也帮码头上的流氓阿飞做些杀人放火的事情。
杜月笙最突出的外貌特征是他那颗硕大的光头和一对儿如同木耳一般竖起来的大耳朵。他的面部疙疙瘩瘩，很不平整，就像一个装满土豆的麻袋——这都是孩提时期挨打留下的伤疤。他的双唇总是绷得很紧，盖住前凸的牙齿，看上去好像是在假笑一般。他的左眼总是不停地眨动，给人一种好色的感觉。他的长衫上总是沾着汤渍。他很适应江边的环境，这里四处都是晃来晃去的坏蛋和拉皮条的地痞流氓，这些人都是闻名上海滩的洪帮中的下层成员。杜月笙跟他们臭味相投，不到15岁便加入了黑帮。
与他关系最亲密的那些朋友都是大老板黄金荣的手下。杜月笙借此得以进入黄金荣戒备森严的宅邸，经常到厨房里帮忙打下手，最终认识了黄大老板非常宠爱的一位小妾。通过她，杜月笙得以觐见黄大老板。黄金荣觉得这家伙脑瓜灵活，是个可造之才，便安排杜月笙为他办事。杜月笙办起事来极为卖力，又肯动脑筋。由于他处事平易近人，为人又慷慨大方，总是真心实意地帮助别人，所以到处都有他的朋友。如果遇到哪个街头小贩因欠当铺老板的钱而引起纠纷，他一定会上前帮助那个小贩，吓唬那个老板一顿。
杜月笙最擅长的就是贩卖鸦片，而这正是黄金荣的主要收入来源。一天，杜月笙向黄金荣提议，可以联合几个对立的帮派，一起操控鸦片市场，挣钱大家分。如此一来，他们可以一起控制中国大部分的鸦片生意，价格可以自己说了算，利润就可以急剧增加。黄金荣让杜月笙具体操办此事，也就是说，只跟一部分黑帮头子谈判，而除掉另一些。青帮的领导人不愿意合作，结果被杜月笙干掉了，杜月笙便成了青帮的新老大。蓝帮头子张啸林为人精明，愿意跟他们合作。于是洪帮、青帮和蓝帮便组成三巨头，他们共同合作，控制了上海黑社会、江浙两省、长江流域以及内地的罂粟种植区。
在公共租界，私贩鸦片的生意多年来一直控制在潮州三合会首领、广州人黄隋手中。杜月笙也“说服了”黄隋一起合作。这样一来，杜月笙的势力就进入了公共租界。此后，他便把租界中的各个三合会组织逐一吞并，融入了青帮。最终，除了深深根植于农村之中的哥老会之外，杜月笙地盘上的所有三合会全都被他吃掉了，杜月笙的身家也开始急剧上升。据估算，其总资产一度曾达到4 000万美元。由于从不缺钱，杜月笙对待各路朋友一向出手豪阔，即便是陌生人前来求助，只要理由说得过去，他也是来者不拒。民间流传着很多杜月笙的传奇故事，比如资助寡妇、帮助那些倾家荡产的人、赈济孤儿等。他做事恩威并重，很有手段，手下的人都对他言听计从。
他从来没想过取代他的恩人黄金荣的位子。作为爱国革命者的社会活动俱乐部，洪帮继续存在，而青帮则自1910年起专干一些违法犯罪的事。黄金荣仍然是三巨头中的老大，但具体操作上都由杜月笙来指挥。杜月笙成了上海黑社会的幕后操纵者，他的琴弦一拨，整个上海都会随之舞动。大批城市工人，从码头工人、街头苦力到邮局职员和银行出纳，也都在他的掌控之中（邮局工会允许他私拆别人的信件）。只要一有机会，他便会通过威胁恐吓等手段迫使其他公司的董事们屈从于他，从而间接控制这些公司。与此同时，他的手下则在这些公司里组织雇工们成立工会。这一切都是小心翼翼地进行，以便造成工会处于独立状态的假象。但是，无论是工会还是公司的管理层都有名无实，全部听命于杜月笙。
这就是为什么在1921年夏天，当那13位马克思主义者代表聚在望志路那座粉红色外墙的女子学校里开会讨论成立中国共产党时，会有一个可疑的陌生人在大门外窥视。这个探子是黄金荣和杜月笙派来的，他们觉得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那几个更为危险的俄国朋友的聚会非常可疑，便派人过来打探情况。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布尔什维克代表和组织者又在中国出现，对正在不断拓展发展空间的青帮来说是一个直接的挑战。
正如人们料想的那样，杜月笙结交了一些非常惹眼的朋友。在他看来，其中有几位奸诈狡猾的心计跟他不相上下。这些人中有一位女人，其金融运作的手段和暗室密谋的权术可谓超凡绝伦，她的名字叫宋霭龄，跟她不熟的人都称她为孔夫人。
不知有多少个星期日，当霭龄在林乐知博士的监理会教堂做过礼拜之后，这位黑帮老大便会来到位于西爱咸斯路的孔家与她密谈，他的贴身保镖则守护在四周。他们两家的孩子也从小在一起长大。
在孔家草坪上的这种奇怪的聚会把孔家的银行帝国、宋家的名望以及青帮的巨大影响力这三种资源融合到了一起。1916—1940年，他们齐心协力实行了一连串令人目瞪口呆的投资和接管。宋氏家族的基督徒形象（及其受过高等教育的阅历）令外国人为之倾倒，杜月笙的暗中参与则可以迫使那些顽固不从的中国人屈服。如果对方态度不明朗，杜月笙就会给胆敢挑衅的一方送去他常用的警告工具——一口华丽的棺材，而后对方马上就会转变态度，积极配合。
在上海社交场的另一端，杜月笙喜欢去著名的妓院找乐子，也常去青帮开办的红灯区里的其他妓院里转悠。经常跟他一起去的还有一个年龄不大、脾气暴躁的亡命之徒，他的名字叫蒋介石。
1887年10月31日正午时分——杜月笙出生的前一年，蒋介石在位于上海以西的武岭山区、隶属浙江溪口镇的玉泰盐铺的二楼呱呱落地。蒋的父亲是一个盐商，年龄几乎是他母亲的两倍大。他的母亲时年23岁，是他父亲的第三任妻子。她的母亲给他起名叫蒋瑞元，多年之后，一位教师给他另起了一个名字——介石，后来他便以此名闻于青史。
蒋介石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便过世了。他的母亲也是个不幸的女人，蒋介石对待母亲一直很孝顺。有一次他曾提到，母亲“吃了很多很多的苦”。
蒋介石脾气古怪，体弱多病，性格很不好，因此经常遭到同村人的嘲笑。一个算命的说他的头部骨骼奇异，“怪得出奇”。成人之后的他仍然如此，经常突然之间大哭不已，忽而又怒不可遏，忽而又长时间闭门不出。一位注意到他这种反复无常行为的老师说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长大后的蒋介石操着一口浙江方言，语速很快且嗓门很大。
由于父亲离世，蒋家经常遭到当地政府的欺凌。有一次，一个村民因为交不起米税，逃离了本村。年少的蒋介石被带到公堂之上，他被威胁说，如果不能筹到钱来替那个人交上税款，就会被投入大牢。他设法筹到了税钱，但对这种不公却耿耿于怀。他自称这是“点燃内心革命之火的第一颗火种”。
14岁的时候，蒋介石与本村一位比他大5岁、名叫毛福梅的姑娘定了亲。婚姻并没有使他安定下来，他并不想一辈子待在偏僻的溪口，也不想经营盐铺的生意。结婚4年后，带着母亲给他的一点儿积蓄，他来到了奉化，进入了规模不大的凤麓学堂读书。
在凤麓学堂，蒋介石发现了一本篇幅不长的中国古代军事经典著作《孙子兵法》。这本书是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孙武于公元前4世纪写成的。在孙武看来，“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高超的战争艺术”。孙子主张以机智胜蛮勇，用诈术克刀兵。
孙子还主张“兵不厌诈”，认为战争最重要的是“任用间谍”，而不在于如何用兵。他认为那些既贪且愚、不会使用间谍的将领“不懂为将之道，也不懂辅佐君主的方法”，进而断定他们“没有爱民之心”。武装战争造成极大的浪费和惶恐，并使得经济凋敝，生灵涂炭。只有选择合适的人选去从事间谍工作，“是为神纪，人君之宝也”。不过，孙武也警告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用间，非微秒不得间之实。”任用间谍可真的称得上是一门“细之又细的学问”。
与中国其他的经典一样，《孙子兵法》几千年来也吸引了众多的评注家来为其作注，在原著基础上添加了大量的内容。宋朝的一位注者援引了一个例子，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如何使用间谍的道理：
有一次，我朝曹大将军[2]释放了一个死刑犯，让他假扮成一个和尚，吞下一颗蜡丸，然后派他去了西夏国。这个假和尚到了西夏后就被抓起来投进了大牢，和尚告诉他们自己的肚子里藏了颗蜡丸，西夏人便让他去茅房里排了出来。蜡丸被打开后，西夏人在里面发现了一封曹大将军写给西夏国军师的信。西夏国王大怒，把军师和那个和尚都处死了。
那位注者在后面简单地加了一条评注：“这就是任用间谍的意义所在。”
孙武的思想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兴趣，并形成了他未来谋略的雏形。也正是在凤麓学堂求学期间，蒋介石在老师的指引下开始研读宋代学者朱熹的以严格律己为特点的理学思想。朱熹认为，克己、自律和修德才是达到天人和谐的正道。到目前为止，蒋介石一直在与贫穷斗争，在忍受别人对他长相的嘲讽的同时，还要克制自己的暴躁脾气。因此，朱子的“克己”思想对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试图把它作为自己一生处事的核心原则，不过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
在凤麓学堂，他还养成了一个终生保持的习惯：每天早上黎明即起，穿着睡衣或短裤在卧室的阳台挺身站立，双唇紧闭，双臂交叠胸前，静思半小时。
由于孙武思想的影响，他立志投身军营，开始马背上的生活，指挥三军，调遣密探。1906年，他离开凤麓学堂，到附近的龙津中学继续求学。不过他在那里只待了三个月，就退学到日本接受军事训练，当时他只有19岁。就在蒋介石去日本的前一年，日本击败了沙皇俄国，这表明日军的军事实力在当时的亚洲无人能及，要发展中国自己的军队，日本的经验值得深入研究。
蒋介石给母亲写信索要去日本的路费，遭到母亲的拒绝，于是蒋介石便把辫子剪下来寄给了她，全村为之震惊。最后，他的母亲还是很不情愿地同意给他路费了。
到了日本后，蒋介石才发现，这里的军校只接受清政府官派的中国留学生。他在日本待了6个月，被那里蓬勃的革命气氛深深吸引，他非常喜欢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以及那种依靠密谋的枪杆子政治。
孙文新成立的同盟会给共和革命事业注入了新的力量。孙文最为干练、最有前途的手下是蒋介石的同乡、时年30岁的陈其美。陈其美非常聪明，又极富魅力，是个真正的实干家。起先，他把蒋介石收到自己的麾下，后来二人竟成了莫逆之交。
实干家陈其美比蒋介石稍早一点儿来到日本，之前在上海一家丝绸厂当工人时就受到国内革命的影响，并加入了反清的秘密会社——青帮。他思维异常灵活，又足智多谋，很快就得到了帮中长老们青睐。黄金荣敦促他去日本学习军事，他哥哥也同意给他学费。来到东京后，陈其美进入了一所警官学校。此外，他还加入了孙文的同盟会，积极帮助他招募革命同道。
1906年冬，蒋介石回乡参加姐姐的婚礼。之前他曾跟陈其美在一起谋划，想办法解决官派去日本学习军事的问题。这次返乡，他把两人制订的计划付诸实施。当时河北保定的陆军士官学校每年都举行一次遴选考试来选拔短期训练班的学员，蒋介石参加了考试，并顺利通过。1907年，他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并获得了官派赴日留学的资格。如果古代的兵圣孙子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欣慰：通过这种煞费苦心而又再简单不过的迂回战术，蒋介石克服了求学路上的所有障碍，于1908年重返日本，到著名的东京振武学堂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军校学习生涯。
动身去日本之前，蒋介石14岁时迎娶的那个姑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经国。她与蒋介石及他那位严厉而又呆板的母亲在一起的日子并不舒心，据这位年轻的女人自己回忆，蒋介石对她非常粗暴，还经常打她。蒋介石离家求学，对她来说无疑是如释重负。
1908年年初，在挚友兼恩人陈其美的陪同下，蒋介石去了同盟会总部，并受邀入会，加入了革命者的行列。
在日本求学期间，每到夏天，蒋介石都会返回溪口小住几天，看望自己的母亲，接着便会匆匆赶往上海与陈其美会合，一起搞一些持械抢劫或暗杀之类的勾当，开始逐渐在巡捕房里留下了案底。这些袭击都是革命者和黑帮匪徒联合发动的，所以到头来没人弄得清谁是革命者，谁是黑帮匪徒。1908年，蒋介石参加了一次劫狱行动，目标是要解救青帮兄弟和入狱的革命者。大概就是这一次，陈其美推荐他加入了黑帮，不过具体的时间已无从知晓。
第二年，蒋介石从振武学堂毕业，开始到日本陆军部队里进行实地训练。1910年，他参加了黑帮的一次暗杀活动，根据上海巡捕房档案记载，目标是“住在租界里的一位知名居民”。多年来，蒋介石在英属公共租界里的犯罪记录不断增加，罪名包括谋杀、敲诈勒索、无数次持械抢劫以及各种各样其他的罪名。他曾因上述罪名被起诉，但从未因此被判刑或入狱。
1911年夏，蒋介石又在上海参与了一次暗杀活动，然后回到日军第十九炮兵联队继续受训。就在此时，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日本，蒋介石立即返回国内，并接受陈其美委任，负责指挥第八十三旅。在黄金荣的安排下，3 000名青帮枪手摇身一变，成了蒋介石麾下的革命军。
此时的上海仍处在清政府的统治之下，陈其美意图武力夺取这座城市。1911年11月初，陈其美率领该旅成功占领江南制造局，把上海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并担任光复后的上海督军。按照常理，此时任命蒋介石为参谋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陈其美却把这个职位给了另一位接受过日式军事训练且更加稳重的军人。很显然，陈其美对蒋介石一贯的暴躁脾气和酗酒滋事已经心怀不悦。
不过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做。陈其美安排蒋介石率领一支由100人组成的“敢死队”急驰杭州，帮助当地的革命者光复该市。蒋介石完成了使命，顺利凯旋。作为奖赏，他被任命为陆军第五团团长。
1911年年末，蒋介石做了一件他在青帮早期生涯中最为惊天动地的事：谋杀陈其美的共和派政敌、颇有影响力的革命党人陶成章。陶成章是上海光复会（洪帮的一个三合会分支）的领袖，他试图公开挑战陈其美在上海的政治领袖地位。蒋介石觉得除掉陶成章的时机已经到来，并且此举也许还会使他重获恩师的垂青。他去了陶成章治病的那家医院，吃惊地发现陶成章的身边连一个护卫都没有。根据记录，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蒋介石随后“勃然大怒，掏出手枪，一枪打死了陶成章”。
为了逃避追捕，事后蒋介石匆匆逃到日本。191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深居简出，小心行事。在此期间，他编辑出版了一份小型中国军事杂志，自己动笔写了不少热情洋溢的文章。
然而，蒋介石于第二年冬天回国后，却故态复萌。当时有一个人曾这样说他：
他耽于声色，经常连续几个月待在歌女那里，不到总部露面。不知何故，他变得脾气火暴，对人寸步不让，经常弄得朋友们十分难堪……他还逐渐与上海的各个秘密会社的领袖建立了关系，这对他后来与上海的资本家们打交道很有帮助。
另一个人则更同情蒋介石的处境：
蒋介石的工作很轻松，平均每天只需上班两三个小时，并且收入很不错，这给他提供了很多腐化堕落的机会。了解他脾气的朋友们知道说他也没有用，都为之深感惋惜……他逐渐开始为自己的这种放荡的生活付出代价。不仅如此，他那急躁残暴的脾气也使得他很难与人共事……蒋介石天生固执，经常会突然之间暴跳如雷，没人能受得了他。总的来说，他是个刚愎自用的家伙，这一点特别明显。没有谁能忍受他这一点，同事们也越来越不喜欢他了。
经常与蒋介石一起喝酒的还有杜月笙。据一位熟悉杜月笙的英国人讲，这位黑帮大佬出行的阵势就跟芝加哥的那些黑帮老大差不多。
一行保镖坐车提前来到餐馆，从厨房到衣帽间“查看”一遍，然后各自站好，静候老板大驾。杜老板本人喜欢坐一辆宽大的豪华防弹车……另有一辆坐满保镖的汽车紧随其后。直到车边围满了保镖，杜月笙才会下车，然后保镖从两边搀扶着他的胳膊，他才敢穿过走廊进入餐馆，里面的每扇门旁和拐角处也都有他的人把守。他和客人们在餐桌坐定，保镖们就在前后左右站着，把枪摆在亮处。
据估计，上海每12栋房子中就有一家是妓院，如此算来，仅在公共租界就有668家。其中半数以上为青帮所有，或者归它管理。仅蓝楼一家妓院就有121名妓女。法租界里的妓院则全归青帮所有。
“大家都说我沉迷女色，”在给朋友们的信中，蒋介石为自己辩解道，“但他们并不知道，我也是在心情郁闷的时候，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才会去那种地方的。”
一次，在一位名妓的家中，蒋介石遇到了年轻貌美的女仆姚冶诚。一瞥之下，两人一见钟情，这一切也都被朋友们看在了眼里。在他们的撮合下，蒋介石便纳她为妾，安置在溪口的家中，跟母亲住在一起。蒋家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大家庭：专制的母亲，孤独绝望的结发妻子和脾气倔强的儿子，以及身材标致的姚冶诚。那一年蒋介石刚满25岁。
很显然，他新纳的这位姨太太对他关爱备至。之后不久，他把一个名叫纬国的婴儿带回了家中。刚开始，蒋介石说这是在日本的一个朋友的孩子，这位朋友自己无法照顾，才托付给他。后来他又说这个孩子出生在上海。有人怀疑这是他在日本东京学习期间的私生子。无论实情如何，姚姨太太十分热情地收留了这个孩子，对他视为己出，悉心照料。多年之后，传记作家们在给蒋介石写传记时，普遍认为蒋纬国是他的亲生儿子。
1913年，反袁的二次革命爆发，蒋介石被安排潜入江南制造局去说服他在军内的旧部起义，不料被警卫发现，差点没能逃出来。蒋介石匆忙赶到杜月笙处寻求支援，杜月笙把能召集到的青帮成员全都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率领这帮乌合之众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攻江南制造局，结果损伤惨重，被迫退到公共租界寻求庇护，结果又被英国殖民当局缴了械。蒋介石之所以没有被英国人抓进大牢，最大的可能是没有人认出他的身份。由于蒋介石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还不高，英国人所列的高级军官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名字。
尽管屡遭不幸，他却在此过程中结交了大批政界和黑道人士，这对他日后走上权力之路更为重要。蒋介石、陈其美和参谋长黄郛正式宣誓，结为把兄弟，发誓今后要视彼此的亲人为自己的亲人。这次结拜对蒋介石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后来的事实表明，陈其美的两个侄子做事积极热情，能力也非常人可及。蒋介石与杜月笙的一位至交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此人名叫张静江，是一位银行家兼股票经纪人，同时还在国际市场上从事中国稀世古董的交易，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富豪革命家。后来，一场疾病让张静江瘸了一条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很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这更增加了他的神秘色彩。一些西方人称他“古董张”，上海的法国人则喊他“卡西莫多”[3]，就是这样一个阴险的百万富翁，后来成了蒋介石最重要的政治后台。
由于袁世凯派出的巡捕、密探和杀手到处搜寻，蒋介石和陈其美最后被迫再次退居日本，这个时候担心自己的个人安危是没有错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俩频频潜回上海，干些组织起义、持械抢劫和暗杀之类的事情。陈其美现在已经升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即将接近共和运动的巅峰。在那年春季之前，所有暗杀他的行动都宣告失败。1916年5月18日，在法租界一个安静的小区里，袁世凯派来的一个杀手终于得手了。他设计进入了陈其美在国民党秘密总部的藏身之处，将其射杀。
陈其美的死对蒋介石来说可谓是一次致命的打击：而立之年的蒋介石失去了自己的结拜兄弟、亲密战友和行动楷模。在陈其美的葬礼上，蒋介石宣读完悼词之后，又补充说：“呜呼！从今之后，我到哪里去找像你这样既了解我又关爱我的人啊！”随后，也许又想起了人们因其暴躁脾气、酗酒嫖娼而对他的批评，蒋介石接着说道：“我不介意在你有生之年他们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我现在唯一需要的是一个清醒的头脑，因为你已经不在了。”
蒋介石把陈其美的两个侄子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由于已故叔父的关系，陈果夫和性格安静一些的陈立夫在青帮的地位上升很快，陈立夫比哥哥稍逊色一点儿。无论在私人生活还是在政治方面，他俩毕生都与蒋介石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最终成为国内仅次于宋家的名门望族。
应该可以使蒋介石得到很大宽慰的一点是，在陈其美遇刺的几周之后，曾主导暗杀陈其美的大独裁者袁世凯因尿毒症离开了人世。有人说他是被自己的野心给害死的。
蒋介石的恩师被害之后，国民党重新调整人事岗位，蒋介石在未到场的情况下荣升为孙文的高级副官。1917年秋，孙文和庆龄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如果他们能够在远处的广州建一个新基地，那么二次革命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广州当时早已落入一个宣布脱离北京统治的军阀之手。11月，孙文任命蒋介石担任他在广州的私人军事顾问。蒋介石抵达广州之后，又被提名担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实际上是担任孙文的安保队长和联络员。蒋介石每次都穿着便装到广州执行各种秘密任务，人们都称他“蒋先生”。
当时指挥广东陆军的是军阀陈炯明。他手下的军官是清一色的南方人，都说广东话，而这个长着一颗花生米脑袋的怪家伙却操一口他们听不懂的浙江方言，这令他们十分反感，都不愿意跟他打交道。因此，对蒋介石来说，到广州任职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当时掌握在孙文那些军阀盟友手中的其实只有广州周围不大的一片地方，四周则是忠于北洋军阀的敌对势力。在举事之前，孙文必须要先保证两翼的安全，而仅靠广东军那点兵力还远远不够。为了扩充军队，孙文同往常一样，从各路军阀、三合会组织和黑帮首领那里租用雇佣兵。但是，这些雇佣兵只忠于那些可靠的主顾，而缺钱又是孙文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孙文需要一支真正的军队，但除了自己训练一支军队外别无他法，而自己训练军队又需要大量的外国援助资金。当时的孙文只能选择继续依赖那些反复无常的雇佣兵。
孙文被这些财政和军事上的事务弄得焦头烂额，只能分出很少一部分精力去关注日常公务，于是便把大部分管理工作交付给手下那群只会逢迎拍马的僚属。这帮人一个个自视甚高，执行能力却很差，孙文的下属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有才干的人都被他们排挤出去。失望之余，他对蒋介石变得越来越倚重，曾数次带他南下，试图理顺广州的混乱局面，但收效甚微。蒋介石对孙文给他的各种任命非常不满，因为那都是些没有实权的职务。他一次又一次按照孙文的要求赶到广州，在那里待上几天或几周的时间，然后再怒气冲冲地返回上海。
在上海，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那位瘸腿朋友张静江待在一起。这位百万富翁在巴黎和纽约都有自己的店面，向西方富有的收藏家们兜售中国古代艺术品和宫廷珍宝。在商界友人的庇护下，他还与杜月笙一起开设了一家证券交易所。这家交易所被认为是为孙文及其革命事业筹措政治活动经费的巧妙渠道。他们在交易所里给蒋介石安排了一份“工作”：担任“股票经纪人”，这对一个习惯了敲诈勒索和杀人放火的人来说，有点大材小用。这份工作没有具体的事情可做，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捞到大把的钱。据说在交易所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蒋介石花掉了约100万元，这相当于当时纽约10万美元的购买力。
蒋介石再次疯狂地堕入爱河——这次他的意中人是一位没有裹脚、聪明伶俐的女人，名叫陈洁如。很显然，这个姑娘已经看出蒋介石日后必有出头之日。蒋介石被她的机智风趣和非比寻常的头脑深深吸引，这场爱恋彻底改变了蒋介石的生活。他先跟自己的结发妻子离了婚，又遣走了不久前刚安排在溪口老家的那位女佣出身的小妾，跟陈洁如结了婚。
1921年11月，蒋介石给毛福梅的哥哥去了一封信，请他帮忙办理离婚手续：
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心乃经十年之痛苦，受十年之刺激以成者，非发自今日临时之气愤，亦非出自轻浮的武断。须知我出此言，致此函，乃以至沉痛极悲哀的心情，作最不忍心之言也。英明如兄，诚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
那年11月，蒋介石跟陈洁如按照佛教礼仪举行了婚礼。她成了第二个以“蒋夫人”自称的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出国旅行，都用这个称呼。
那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具体时间众说纷纭，应该是在11月初），宋子文在孙文位于莫里哀路的家中举办圣诞晚会，蒋介石也参加了。在晚会上，他邂逅了一位性格活泼开朗、背景非同一般的年轻女士。她就是宋子文的小妹，传奇人物宋查理的小女儿，孙文夫人的妹妹，杜月笙的密友宋霭龄最小的妹妹——宋美龄。看到美龄的那一刹那，蒋介石酒杯里的酒都洒了出来。
虽然他离过婚，休过一个小妾，不久前刚跟陈洁如结了婚，但据他身边的朋友讲，他还是迷上了宋美龄（以及她那显赫的家庭背景），当即便开始琢磨长期的求婚计划。
当年11月下旬，蒋介石在孙文的紧急请求下来到广州，他借机恳请孙文把他的小姨子介绍给他。蒋介石告诉孙文，他已经与年轻时在溪口娶的那个村姑“离了婚”，并进一步提到，替他抚养纬国的那位姚小姐也被他休掉了。不过他却只字未提他的新婚妻子陈洁如的事，虽然他们才刚结婚不到一个月。蒋介石跟孙文说这些事的目的，就是想让他知道自己的生活现在已经走上了正轨，人生业已翻开了新的一页。按蒋介石自己的话讲，他已经做好担当重任的准备，将“全心全意效力革命”。
“我现在没有妻子，先生。”根据孙文对两人谈话的回忆，当时，蒋介石不停地追问他：“您能说服宋小姐接受我吗？”
孙文略加思考，然后直爽地回答说：“不能”。不过他答应把此事跟妻子说一下。孙文跟庆龄说了蒋介石的想法后，庆龄觉得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她气愤地说，即便蒋介石没有结过婚，但他仅在广州就有过好几个女人，她宁愿让妹妹死也不会让她嫁给这种人。
[1] 吴廷康，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俄国人，俄文名为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魏金斯基。——编者注
[2] 此处的曹大将军应指北宋真宗、宋仁宗朝名将曹玮（973—1030）。——译者注
[3] 卡西莫多是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独眼、驼背、有语言障碍的男主角。——译者注
第八章 与熊共舞
1922年春，庆龄和孙文差点儿被自己手下的军事指挥官杀害。孙氏夫妇当时住在广州，他们的住宅位于一座小山的半山腰，位置十分暴露。住宅和总统府办公室之间用一座木桥相连。为了在季风时节遮挡风雨，木桥的上方做了一个廊顶，两侧也部分封闭了起来。
由于广州历史上暴乱不断，大部分军阀、军事首脑、朝廷命官和富有的当铺老板们（如孔祥熙）都会选择在内城或河中的岛上建造堡垒式的住宅，这样可以利用珠江作为天然的屏障。坐落于山坡之上的总统府却没有这样的保护措施，这样的地方易攻难守，如果使用大炮或迫击炮从山上往下发起进攻更是如此。
身材矮小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将军与蒋介石曾经的恩师、精力充沛的上海革命家陈其美没有亲戚关系。陈炯明出身于在12—13世纪从中国北方南迁的客家人，说一口纯正的客家话。客家妇女不缠足，这一点令外国人十分赞赏。在其他许多方面，客家人也都非常进步。他们是组建潮州帮的主力，也是19世纪50年代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1911年，年轻的陈炯明在夺取广州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使得广东省脱离了清政府的统治，宣告独立。在中国的军阀当中，42岁的陈炯明以其不同寻常的开明政策而广为人知。
袁世凯去世后，孙文联合陈炯明建立南方政府，实际上不过是位于广州的一个秘密会社式的城市国家而已，其控制的区域时大时小，要根据驻扎在临近几个省的军阀们是否归顺他们而定。在他们合作的蜜月期，陈将军实施了很多开明政策，其中包括选派有前途的学生（不管是共产党人还是保守派）出国留学。随着这些社会改革措施的成功，陈炯明越来越关注如何维持和发展他的南方政府，对解放全中国的长远目标却变得不太上心。
与他完全相反的是，孙文仍然准备率领南方军队挥师北上，“统一中国”。然而在南方政府的管理方面，负责人是一群只会溜须拍马的家伙，这些人除了搞搞阴谋活动之外，一无所能。广东全省陷入混乱之中，广州城变得秩序大乱，无人监管，土匪横行，成群结队的士兵也四处骚扰百姓。
很显然，在陈炯明将军眼里，他在华南的根据地还很不稳固，如果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开始北伐，那些与他作对的军阀们会乘虚而入攻占广州，这很可能会让他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此外，孙文梦想在遥远的南京成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这也让陈炯明深感不快。当时，中国各地的军阀为了保住各自的地盘，正四处鼓吹建立一个松散的联邦，各省分而治之，这一观点正中陈炯明的下怀。同时，陈炯明手下的下层军官们也开始腐败堕落，留在南方，依靠广州居民过寄生虫式的生活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孙文一次又一次命令陈将军率军出征，陈炯明却一直犹豫不决。最后他们达成约定，由孙文亲自率领北伐军出征，陈炯明跟他的部队则“留守”广州。
在勇敢无畏的庆龄的陪同下，孙文于1922年5月6日离开广州，北上韶关，接掌候在那里的一支雇佣军。孙氏夫妇的贴身护卫是一支由500名忠诚的国民党士兵组成的部队，这也是国民党当时能够控制的全部真正能打仗的战斗力量。
孙文甫一离开，广州城立刻落入了陈炯明的部队手中。他大摇大摆地进了城，几乎在一枪未发的情况下控制了全局，取代了孙文的地位，留在广州的国民党领导层被架空了。蒋介石和另外一些观察到政局变化的人从上海发电告诉孙文，在挥师北伐之前，当务之急是先“巩固后方”。
5月25日，孙文把他的那支雇佣军留在前方，自己和庆龄在贴身卫队的保护下紧急返回了广州城，住进半山腰那栋安全很成问题的宅子里。看到陈炯明的部队占领了小山四周的有利阵地，孙文急忙给溪口的蒋介石发了一封急电：“危在旦夕，速来救我，千钧一发。”
随后发生的一切，庆龄对一家中国杂志做了如下陈述：
6月16日凌晨两点左右，孙文把我从梦中喊醒，告诉我情况很危险，必须马上离开，让我赶快穿衣服。那时，他刚接到一个电话，大意是陈炯明的部队正准备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必须马上逃到一艘炮艇上，在船上指挥我们的人镇压叛军。
我觉得有个女人跟在身边，他一定很不方便，便督促他先行离开，以便争取时间。我跟他讲，我一个人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后来他觉得我的话有道理，但还是不肯抛下我不管。最后，他留下50名贴身护卫守卫这栋房屋，然后才离开了。
他走了半小时后，大约凌晨两点半的时候，附近响起了枪声。我们的房子坐落在半山腰，有一条通道与位于观音庵的总统府相连。那条通道约有一里长，远远望去像一座架在街道和民居上空的小桥。这里曾是龙济光的私人府邸。敌军居高临下，一边从两侧向我们开火，一边高喊：“杀死孙文！杀死孙文！”四周一片黑暗，看不清敌人所处的位置。因此，我们那支规模不大的防卫部队只能尽量不发出声响以防止被敌军发现。我只能看到黑暗中蹲伏在那里的卫兵们的身影。
天亮后，我们的人开始用步枪和机枪反击，而此时敌人则使用了野战炮。我的浴室被炸成了碎片，卫队的士兵也伤亡了1/3。但剩下的士兵们则更加顽强地抵抗着，其中一人爬上了一个制高点，射杀了很多敌人。上午8点，我们的弹药已经所剩不多，于是便决定停止射击，留着剩下的子弹等最后时刻再用。
此时再留在此地已经没有意义，队长建议我离开，卫兵们也都赞同，并表示他们会留在此地，以防敌军尾随追击我们……后来，根据报道，那50名卫兵都牺牲了。
我们4个人——孙文的外国随员鲍上校、两个卫兵和我，只带着日常必需品，顺着那条通道爬行，准备逃离那里。敌人很快便把火力集中到通道这边，子弹呼啸着从我们耳边飞过。有两次，子弹从我的太阳穴旁飞过，因为两边有坚固的护栏遮挡，我没有受伤。我们很快便爬到一段护栏被损毁的地方，此时别无他法，只能快速冲过去。就在这时，鲍上校大叫一声，鲜血顺着他的腿流了下来：他被子弹击中了大腿，一根动脉被打断了。那两位卫兵便架着他继续往前走。
我们在通道里爬了好几个小时，最终爬进了总统府的后花园。敌军的火力此时又集中到了总统府这边，我们无法还击，因为这栋楼四周都是私人住宅。
我们架着鲍上校来到一间卧室，匆匆给他包扎了一下伤口。他那痛苦的表情让我们都很痛心，他却不停地安慰我们说：“总有一天，胜利会属于我们的。”
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我们一直处在密集的炮火攻击之中，子弹四处乱飞。有一次，我刚离开一个房间几分钟，整个天花板就塌了下来。
下午4点，一直保持中立的师长魏邦平派一名军官前来谈和，提出投降条件。我们的卫兵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保证我的安全，但那位军官没有答应，理由是他无权给别人的军队下达命令。此时对方的士兵已经完全失控，即使他们自己的军官也控制不了他们了。不一会儿，总统府的铁门被轰然打开，一群手持嗜血刺刀和手枪的敌军冲了进来。不过他们并没有过来刺杀我们，而是把我们手中的包裹给抢走了。我们抓住这个机会，朝着两队乱糟糟的士兵跑过去，各自夺路而逃。其中一队是抢完东西后往外跑的士兵，另一队是冲进来继续抢掠的士兵。我头戴鲍上校的帽子，身穿孙文的雨衣，成功地跑了出去。
又一队敌军猛冲过来，准备去抢劫财政部和海关督查办公室。我们绕过这群疯狂的暴徒，最终来到一条小巷，远离了那群劫匪。此时，我已经是筋疲力尽，恳求卫兵开枪打死我。他们没有听我的话，而是一边一个架着我的胳膊，拽着我继续前行……地面上四处可见尸体，有的是国民党的人，有的是普通百姓。他们的胸口都被子弹击穿，四肢也都支离破碎。我们看到两个人面对面蹲在一栋屋檐下，走上前去仔细一看，发现他们眼睛还睁得大大的，但已经死去多时。他们肯定是被流弹打中而死的。
这时，从一条小路里又冲出一队暴徒，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几个小声地互相传话，让大家都躺在地上装死。就这样，我们又躲过了一劫。他们过去之后，我们爬起来继续前行。卫兵们建议我不要看地上的尸体，以免晕倒。半小时后，四处的枪声渐渐稀疏，我们来到一户农家小屋前。屋主人担心让我们进去会给他惹来麻烦，试图撵我们走。结果还没等他开口，我就晕倒了。
醒来的时候，我看到卫兵们正在用冷水给我洗脸，一边用扇子给我扇风。其中一个卫兵开门出去打探一下外面的情况，结果他刚一出门，我们就听到一阵激烈的枪声。屋内的那个卫兵一个箭步冲过去把门关上，然后对我说，屋外的那个卫兵已经中弹，这会儿估计已经不行了。
枪声平息之后，我打扮成一个老农妇，那个卫兵则化装成小贩的模样，然后我们一起离开了那座小屋。在路上，我捡了一个篮子，又拾了一些蔬菜放在篮子里，一路带着。后来我们来到一位朋友的家中，他家那天上午已经被搜查过一次。继续往前走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我们便在那里过了夜。那天晚上枪声一直没有停过，当听到从炮艇那边传来的大炮声后，我们立刻变得信心百倍：这说明孙文已经安全了……
第二天早上，我仍穿着那身农妇的衣服跟其他人一起到了厦门。在厦门，另一位在铸造厂工作的朋友给我准备了一条小艇，我们一起坐着这条小船到了岭南的一处住宅。江面上到处是装满战利品（姑娘和财物）的船只，正在把这些战利品往安全的地方运送。据说有两个运气不好的姑娘，因为跟我长得相像而被抓进了大牢。就在我离开广州的那天下午，我过夜的那位朋友的房子再一次遭到搜查。
最终，经过一场生死考验之后，我于当天晚上成功与孙文在炮舰上会合。随后我们便化装去了香港。
孙文在逃亡的过程中曾遇到一支敌军，不过没有被他们认出来。他的卫兵们手持枪，护送着他登上了国民党的“永丰”号炮艇，后来庆龄就是在这条船上与他会合的。他们暂时安全了，孙文不甘心就这样乘船逃亡，于是一干人马只能在船上等待。他现在急需援助，但他发出第一封电报后，蒋介石并没有做出回应。6月18日，越来越陷入绝望之中的孙文给蒋介石发出了第二封措辞严肃的电报：“情况危急，切盼驰援。”
虽然孙文此时已经陷入乱局之中，但这一次，蒋介石决定出马了。他迅速从上海南下，到“永丰”号上与孙文会合。接下来的56天里，这艘船变成了他们浮动的指挥部，蒋介石似乎要准备组织反击。据说，听到蒋介石又回到了广州的消息，陈炯明的脸色“变得铁青”，他紧皱眉头说：“有他在孙先生身边，肯定会出不少鬼点子。”这话后来成了不易之论，不过这一次蒋介石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炮艇上热得跟蒸笼一般，船上的人差不多快给蒸熟了。他们的白色制服和便服经过浑浊的江水长时间的洗涤，已经变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为了消遣，蒋介石开始阅读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到了晚上，他便带着一帮突击队员溜上岸去采购食物（也许也会忙里偷闲找点小乐子）。在一个个漫长的白天里，为了表明他现在已经改掉坏脾气，蒋介石还会与大家轮流打扫甲板。
我们很难相信，蒋介石是出于真正的骑士精神才会在这个时候前来帮助孙文，并做出这些不符合他性格特点的事。截至当时，每当孙文遇到困难或挫折，蒋介石都会离他而去。对孙文发出的第一封求助信，他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第二次却应声而至。细查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蒋介石的一些信件，我们可以发现，蒋介石是受他在上海的那些右翼朋友的派遣才回来帮助孙文的。因为那些人比蒋介石看得更清楚，知道这是蒋介石跻身国民党高层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谁在这个不幸的黑暗时刻像桑丘·潘沙[1]那样来帮助这位堂吉诃德式的老革命家，都会让他感激终生。看到孙文对苏维埃俄国和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感兴趣，蒋介石的那些密友们深感不安。起初他们的担心或许有些夸张，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如蒋介石所料，他那坚毅而又谦逊的表现给孙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文认定这位年轻的军人已经可以担当革命大任。最终他们厌倦了“永丰”号上的生活，便化装潜入香港，然后借道香港返回了上海，继续谋划下一次的行动。
蒋介石的迅速崛起指日可待。
他们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陈炯明将军的军队烧毁了孙文在广州的住所，焚毁了他所有的手稿——只有几份秘密文件得以幸免。从留下的这几份文件来看，走投无路的孙文已经开始准备恳求苏联援助他的革命事业。这些极具煽动性的文件在香港的《电讯报》上发表后，在保守的海外华人社区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的人们对布尔什维克几乎是一无所知，他们能够了解到的只有各种骇人听闻的谣传。河内法文报《东京未来》[2]在1922年7月24日发表的文章指出：“陈炯明政府披露的一批原始资料，证实了孙文与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前驻北京大使）冯·辛策正在筹备建立中俄德联盟的计划。”
在旧金山，孙文原先加入的秘密会社致公堂愤怒地宣布，因孙逸仙“与布尔什维克秘密勾结”，已经将他逐出门墙。
此事在华盛顿的调查局（联邦调查局前身）也引起了不小的恐慌。此前，由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运动，以及犹太人在世界范围内密谋通过建立工会来推翻现有的工业秩序等事情，美国调查局已经变得惶恐不安。一丝不苟的美国调查局局长威廉·J.伯恩斯决定对孙文进行立案调查，他质问美国国防部情报局：这位孙逸仙到底是什么来头？伯恩斯迫切地想弄清楚孙逸仙是不是犹太人，是否与犹太人有某种联系，或者是否得到某些国际犹太人利益集团的支持。海军情报处处长很有分寸地回答说，看不出孙逸仙与犹太人有任何形式的联系，此外“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与布尔什维克或其他激进主义运动有关联。孙文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中国的保守派也称他为激进分子。他的激进主要表现在其制订的那些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计划上，那些计划超出了中国的现实需要和未来需求，也超出了中国财政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看来，至少在美国海军部眼里，孙文并非一个布尔什维克，他只不过是一个怪人而已。
尽管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却没能促进世界范围内革命事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在海外寻找革命契机的过程中，苏维埃的领导者们做出了拥抱一切的姿态。夺得政权之后，布尔什维克立刻向中国人民喊话，号召大家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独立，同时宣布废止沙俄在中国的所有特权。这一举措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对凡尔赛会议的结果感到失望之后，这种印象更加强烈。布尔什维克派遣密使前往北京评估时局，寻找值得资助的革命者。1922年，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3]率领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来到北京，谋求北京政府承认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的合法地位。当时北京的军阀们正忙着向英国人献殷勤，把越飞撂到了一边。他便转而赶赴上海，会见孙文。
苏俄对此行并没有抱太大的幻想。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为孙文值得栽培。作为一个现成的不太锋利的工具，只要交付到能人手里，国民党还是具有潜在的利用价值，而孙文则可以担任名义上的领袖。
1923年1月18日，庆龄和还未从广州之难中缓过神来的孙文一起，在位于莫里哀路的住宅里设晚宴招待越飞。为了跟孙文商谈事务，这位苏维埃外交官在那里又多待了几天，两人自始至终都用英语进行交流。越飞让孙文明白，苏联对中国并没有宏大的计划。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之中，无产阶级刚开始出现雏形，因此还不具备实行苏维埃式的共产主义革命的“适当条件”。这实际上是重点概括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对中国的基本判断，因此可以说越飞是个非常直率的人。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跟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苏联人民对中国人的苦难抱有“最热心的”同情，中国可以依靠苏联人的支持发动革命。在孙文的要求下，越飞以书面形式重申了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早先坚持的主张：宣布取消沙俄在中国的所有特权，包括沙俄与清政府签订的所有条约和协定。
1923年1月26日，越飞和孙文用英文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总结了双方达成的上述共识。随后，越飞离开上海，赶赴日本东京。
然而，声明中没有披露的一点是，苏联答应出钱资助孙文和国民党，指导和支持他重新掌权。不过，孙文首先得收复他在华南的失地广州，以显示他还有控制大局的能力。然后，为了表示政治上的诚信，孙文还允许经验还不丰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
在他离开广州的这段日子里，华南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以前的同僚陈炯明将军发动叛乱并把他赶出广州之后，孙文又同周边的云南和江西的军阀结成联盟——这两地的军阀都是陈炯明的敌对力量。这两支军队与孙文的北伐军残部以及陈炯明手下的部分逃兵进行整合，包围了广州城。陈将军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宣布自己已经厌倦政坛，搬出自己的办公室，顺利出走香港。这一切都发生在越飞到达上海莫里哀路的两天前，因此孙文现在可以直接返回广州，恢复其非常大总统的职务，这样就符合了莫斯科给他提供援助的第一个条件。
这一次，大家格外小心。为了确保安全，庆龄和孙文被安置在珠江下游河南岛上一座废弃的工厂里，珠江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房屋的结构也十分坚固，可以抵挡大炮的轰击。这栋被棕榈树和九重葛遮住的三层小楼，每一层都有环绕的阳台，楼上则被重新改装成了宽敞的大房间。墙壁上则有身体几乎透明的壁虎在那里嬉戏交配。孙文的办公室位于一楼。为了确保安全，来访者还必须经过他的加拿大籍保镖、职业拳击手马坤的进一步盘查。一位曾拜访过孙氏夫妇的美国人对见面的场景仍记忆犹新：
我们在广州的那几个月里，即便是在半公开的场合里，每次见到大元帅的时候也都能看到孙夫人的身影，此外还有那位天生好斗、时刻保持警惕的马坤先生紧随其后。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们有幸去那栋位于水泥厂里的住宅会见孙文。那位与他形影不离的加拿大籍保镖站在孙文书房入口处楼梯下的角落里，监视着我和妻子的一举一动，似乎是要确保我和妻子不会伤害他的主人。
到了5月，确定孙文已经在广州站稳脚跟之后，莫斯科发来电报，告诉他答应过的援助物资已经上路。
多年之后，庆龄和埃德加·斯诺在一间巧克力店里谈起了与苏联结盟的事。
“当时只剩下联俄这一条路了吗？”斯诺问道。
“是的，可以这么说。”庆龄回答道。
1923年10月6日，米哈伊尔·鲍罗廷乘坐一艘中国轮船来到广州。与他同船抵达的还有200只被暴风雨淹死的绵羊。刚一上岸，他就被带到了位于河南岛的那座水泥厂。
孙逸仙对我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让我在他身边就座，然后盯着我看了几秒钟。我向他转达了莫斯科及政治代表加拉罕同志对他的问候，并告诉他，如果他有时间，加拉罕同志热切希望尽快与他会晤。随后我简短地讲述了此次广州之行的目的，并就目前的国内（尤其是广东）的局势咨询了他几个问题。
孙文的这位来访者原名叫米哈伊尔·马尔克维奇·格鲁申贝格，鲍罗廷是他的化名。他这次来到广州，是受列宁之命担任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首席代表，准备把孙文的国民党重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列宁式的组织，资助并帮助孙文训练一支作战顽强的国民党军队，彻底改变中国各派之间的平衡格局。
鲍罗廷不管到哪里都有极高的人气。一个原因是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已有很大的建树，二是因为他长得比较帅。就连严谨保守的岭南大学校长詹姆斯·亨利博士也评价他：“办事坦率真诚，很招人喜欢。跟他交往非常轻松……我问他是否喜欢中国人，他说自己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见过他的人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他身材高大，虎背熊腰。实际上，鲍罗廷的身高只有5英尺10英寸，虽然比大部分莫斯科的领导人都高一些，但也没有大家认为的那么高。根据他曾待过的苏格兰巴里尼监狱里的记录，鲍罗廷相貌“与众不同”，一头深褐色的头发，一双灰色的眼睛，左边脸颊和身体两侧都有伤疤。从当时监狱里留下的一张相片来看，他的长相跟人们描述的差不多：表情凶恶，一头短发，胡子剃得干干净净（他到中国之后，才留起了斯大林式的大胡子），活像一个看到出纳员贪污而火冒三丈的银行老板。
鲍罗廷于1884年7月9日出生在维捷布斯克省的雅诺维奇村——该地后来归属了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不管是执行秘密任务期间，还是在私人生活中，鲍罗廷对自己的生活细节都很谨慎。每当人们问起，他一般只回答这样一句话：“我出生在雪地里，生长在阳光下。”
少年时期，身体强健的鲍罗廷曾在漂满浮冰的德维纳河上放木排，这也许就是他身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伤疤的原因所在。他的母语是意第绪语，16岁时便在里加的海边为犹太帮走私商品，并初步展示了其策划阴谋的天分。19岁时，鲍罗廷来到圣彼得堡投奔列宁。那一年是1903年。
由于共产党在拉脱维亚还没有建立组织机构，列宁觉得这个年轻人与那里下层社会的关系很值得利用。第二年，列宁派他到瑞典执行一项政治任务。1905年，示威者在冬宫前遭到屠杀的消息传来之后，鲍罗廷匆匆返回了俄国，被列宁任命为驻里加的首席革命代表，从此开始转运了。1906年，鲍罗廷被安排去斯德哥尔摩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会议，他正好坐在斯大林的身边。这个身材结实的拉脱维亚代表在大部分重要问题上都与斯大林投相同的票，这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年7月，鲍罗廷被沙皇警方逮捕。宽宏大度的警方给了他两个选择：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者驱逐到欧美等西方国家。鲍罗廷兴高采烈地去了伦敦。不过，在一次跟伦敦警察厅发生冲突之后，他又去了美国社会主义的温床——芝加哥。在那里，鲍罗廷可谓是如鱼得水，还跟一个长相甜美、身材结实的立陶宛移民法尼娅·奥尔勒克结了婚。1908年，鲍罗廷进入印第安纳州的瓦尔帕莱索大学学习。
在芝加哥的贫民区，鲍罗廷悟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性所在。他开始在赫尔馆[4]给移民讲授英语。赫尔馆是简·亚当斯创立的一个社会福利机构，主要给大型的移民社区提供教育和社会服务。作为一项副业，鲍罗廷在芝加哥的俄国犹太人居住区开设了自己的英语学校。1914年，他担任了“进步预科学校”的校长，在芝加哥的近北区过上了稳定的生活。在被驱逐的这些年里，他一直与欧洲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运动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担任他们在芝加哥的驻地代表。1918年，鲍罗廷被召回国内。
重返莫斯科后，列宁立刻召见了鲍罗廷，并给了他一封致美国工人阶级的信。1918年9月中旬，身负重任的鲍罗廷从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乘车前往美国。路过斯堪的纳维亚时，他的任务突然发生了改变。他留在了波罗的海，在那里负责搜集情报，并为革命事业筹措资金。
鲍罗廷的关系网中有一位名叫卡尔·桑德堡的美国诗人，当时正在欧洲负责美国报业协会安排的一项任务。在美国的时候，桑德堡就因为非常同情社会主义运动而惹了不少麻烦，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弄到了护照。因此，他尽量避开那些激进的朋友们，如他的同事约翰·里德。尽管如此，鲍罗廷还是说服他帮忙带一些布尔什维克宣传册、书籍和报纸去美国散发。此外，桑德堡还同意把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带到芝加哥，以便让法尼娅发放给那里的布尔什维克特工。另带一张400瑞典克朗的支票给法尼娅。不料桑德堡突然临阵退缩，跑到奥斯陆的美国大使馆告发了鲍罗廷，并把那张一万美元的支票交了上去。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桑德堡没有提那些宣传册和书籍的事，等他抵达纽约后，一个政府检查委员会没收了这些资料。整个过程中，桑德堡一直保留着给法尼娅的那张400克朗的支票，最终平安地交到了她的手中。
1920年，列宁任命鲍罗廷担任苏维埃驻墨西哥城领事。他经由加勒比海和纽约前往墨西哥城，随身的行李箱里有一个夹层，里面藏着一批沙皇的珠宝，准备在美国卖掉，把所得的款项用作苏联特工的活动经费。
到了圣多明各后，鲍罗廷觉得亲自带着这些珠宝通过美国海关有些冒险，便决定直接去墨西哥。他把那个藏有珠宝的行李箱托付给一位在旅途中认识的毫不知情的奥地利人，那个奥地利人答应把它带出美国海关，并交到法尼娅手里。
到墨西哥城上任后，鲍罗廷从法尼娅处获悉那批珠宝一直没有交到她的手上。于是，鲍罗廷便派一个特工赶往圣多明各，结果这个特工也消失不见了。他又派了另一个特工去搜寻那个奥地利人和行李箱的行踪，一直追到海地才找到他们。可他在行李箱的夹层里却什么都没找到，那个奥地利人还冲他大发脾气，说他已经发现了藏在夹层里的秘密，不过他没有把那些珠宝送走，而是连行李箱一起藏在衣柜里。鲍罗廷派来的第一个特工从行李箱里扒出了那些珠宝，然后带着它们离开了。
鲍罗廷派出的第二个特工在太子港找到了第一个特工，发现他正准备登船去纽约。他宣称自己并不知道那些珠宝的下落，说自己赶到那个奥地利人家里时，那些珠宝就已经不见了。
两个特工一起返回了墨西哥，经过一番审讯，却毫无结果，鲍罗廷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到了莫斯科。一些共产党员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导演的，他要么是把珠宝投进了大海，要么私藏起来以备退休之后使用。这些含沙射影的指责在短时间内影响了他在党内的地位。但是，在1920年的冬天，法尼娅神话般地带着那些珠宝出现了，鲍罗廷的名誉得以恢复。至于那些珠宝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法尼娅又是如何得到它们的则一直无人提及。
鲍罗廷发现自己再次成为苏联人民心目中的名人。他以做事大胆、处事冷静而广为人知，苏联的无产阶级再次将其列入“伟人”的行列。他结识了当时正在苏联旅游的伊萨多拉·邓肯，温斯顿·丘吉尔的表兄弟、自由派雕刻家克莱尔·谢里丹曾在西方媒体上半真半假地向列宁建议，应该派鲍罗廷来担任驻英大使。
但是，大众对他的热捧以及他与列宁关系亲密引起了其他派系的人们的嫉妒。
他在来中国前的最后一项任务是在1921年去英国煽动煤矿工人大罢工。几个月后，他在格拉斯哥被捕，在巴里尼监狱关了半年，获释后被逐出英国。
1923年2月，鲍罗廷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列宁已经准备好派他去广州。
鲍罗廷坐火车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贝加尔湖，然后再从那里出发，来到了灰蒙蒙的北京城。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短暂会面后，他继续乘火车赶往上海。在上海，他会见了驻沪的苏联代表和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然后乘船前往广州。如果乘坐普通的客船和货船，就必须借道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那样的话，他就有可能会因为在苏格兰留有案底而被香港警方认出。鲍罗廷别无他法，只能选择乘坐一条直达广州的轮船。那条船又小又破，锈迹斑斑，就跟一艘运煤船差不多。它颠簸着向南行驶，在穿过台湾海峡的时候遇到了台风，差点儿被海浪掀翻，幸亏在台湾岛靠岸躲避才逃过一劫。甲板上那200只用围栏围起来的绵羊却被淹死了。几天后，这艘船摇摇晃晃地驶进珠江，停到了广州港，船上的羊肉竟然也都卖掉了。
鲍罗廷此行的目的，是指导孙文如何把国共合作之后的国民党转变成一个以强大的以群众运动为后盾、纪律严明的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并不直接并入国民党，而是与其合作，辅助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12日做出的决定。他们准备建立一支用国民党思想武装起来的、完全独立于任何一派军阀的新型军队。为了打好军队建设的基础，苏联人计划为孙文创办一所军事学校，教员由苏联军官来担任。在去会见孙文的途中，鲍罗廷借机观察了一下这座城市，实地了解了国民党的处境是多么的危险。广州城里挤满了士兵，总数大约有40 000人左右，都是各路军阀手下的那些反复无常的家伙。他们现在由国民党发饷，为此孙文每天要支付26 000美元的费用。真正效忠孙文的贴身护卫只剩下200人，其他的都在前一次的广州之乱中被陈炯明的部队杀害了。
得到喘息机会的陈炯明将军打算重返政坛，他再次率军兵临广州城下，准备重新夺取这座城市。孙文花钱请来的那些雇佣兵整天在街头晃悠，只知道消遣作乐，根本没做任何防御准备。
鲍罗廷马上从中国共产党那些负责街头工作的干部中招募了540名志愿者。11月15日，也就是鲍罗廷到广州的5周后，鲍罗廷带着这支顽强的战斗部队前去面见孙文，不料却发现孙文正在准备卷铺盖走人。孙文觉得这一次陈炯明会血洗广州城，因此孙文此时只想跟他谈如何离开此地的问题。
鲍罗廷此时只得亲自组织领导广州的防务，他采取了布尔什维克在圣彼得堡常用的作战方法。这种战法虽然血腥，却行之有效。他的作战部队用一种中国传统军事行动中从没出现过的作战方式向敌军发起进攻。以往，中国人打仗总是以惨重的伤亡为代价，但这些伤亡大部分都是因为混乱和伤及无辜平民所造成的。鲍罗廷此次采用的是一种目标单一、组织严密的作战方法。与此同时，意志顽强的共产党组织者们也发动那些军阀部队，鼓动他们参加战斗。这种气势汹汹的方法把陈炯明吓得汗毛倒竖，率领军官们迅速逃离了广州城，他手下的步兵也紧随其后，逃得无影无踪。鲍罗廷凭借区区500人的先锋队，击退了数千名敌军，大获全胜。
鲍罗廷能在此紧要关头出现在广州，对国民党来说真的是一大幸事。孙文当时已经染上了疟疾和其他的一些疾病。从孙文的角度来看，由于一直沉湎于北伐这一终生目标，虽然已在广州经营了5年，但其地位依然很不稳固。在广州城中的保守派买办和商人眼里，孙文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有价值了。
孙文与云南、广西两地军阀之间的结盟时断时续，导致位于广州的南方政府的势力范围几乎没有超出珠江口。只有一次，在一场大战中，他手下的将士们打到了远处的农村，随后双方军队便客客气气地后撤，重演了中国传统的臭弹战术，也就是在这样的战斗中，除了喧天的锣鼓声和刺鼻的臭味，双方都不采取具体行动。
即便是在广州城内，孙文的统治也很薄弱。他手下的那些雇佣军无法无天，与海盗、三合会成员以及经常欺负店铺主人的街头流氓们一起在大街上横行霸道。
一位西方旅行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广州城）几乎已经完全被那些衣衫褴褛、行为懒散而又极具破坏性的流浪汉和曾经的匪徒们所控制。广州城的大小庙宇、被没收的工厂、强占的房屋以及其他任何没有外国军队保护的地方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几乎每一天，在码头或其他被征用作为军队指挥部的建筑物门口，都能看到各种旗帜、横幅、鲜花，以及裸露的刺刀和上膛的自动步枪……中国任何地方的士兵都很差劲，但我宁愿跟北方的士兵来往，也不愿与这些散乱幼稚，有时又凶狠放荡的南方兵痞打交道。这些人经常带着现代化重武器在广州街头游荡，他们不仅允许人们赌博、吸毒、卖淫以从中渔利，而且还会出钱资助，或者通过威胁来进行这些丑恶的交易。这些人几乎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没有什么纪律性可言，平日里也没有固定的任务，因此除了这些也没有其他事可做。
政府部门的小汽车经常会朝着亚洲旅馆疾驰而去。车里通常会坐着一位满脸倦容的重要人物，汽车的踏板上则站着4位、6位或者8位身穿卡其布军装、手拿上了膛的自动手枪的士兵。坐在车里的那个年轻人走向电梯，这些士兵紧随其后，然后再一起从电梯上下来，重新登上汽车离开。这种带着上膛手枪四处横行的场景在广州很常见。
1923年的广州城一片大乱。各个国家都抓住这一时机加以干预，美国人自然也不例外。得知有人正在帮助孙文之后，就像依阿古去挑拨奥赛罗[5]一样，美国人也试图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你知道‘鲍罗廷’是个化名吗？你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吗？”
身材矮小的孙文眨了一下眼睛，回答说：“知道，拉斐特。”
法尼娅带着两个儿子来到广州与鲍罗廷团聚。他们一家搬进了一栋阴暗丑陋的黄色两层小楼里，楼的后面是广州练兵场，前面则是一栋同样丑陋不堪的楼房，里面驻着国民党政治统治机构的总部：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名身穿皱巴巴的灰色制服的中国士兵手握钢枪站在他的门口两侧。从门口进去则是一个宽阔而空荡的大厅，二楼楼梯口的平台前也有一个士兵在那里站岗。鲍罗廷一家住在二楼的几个天花板很高的房间里。楼上有一间候客厅，里面空荡荡的，除了在正对着的两侧悬挂着的孙文和列宁的画像之外，什么都没有。
楼下的几个房间里堆积着大量的文件，到处都是忙忙碌碌的翻译人员。鲍罗廷的首席中国助理也住在这栋楼里，全面督查这里的工作。后来，一位在巴黎留过学的年轻共产党员担任了鲍罗廷的秘书，他的名字叫周恩来。
除了靠近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鲍罗廷选择这个地方居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喜欢骑马，如果没时间远行，他可以到练兵场上小试一下。这栋阴暗的房子也非常适合下棋，有时候他一下就是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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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在11月广州保卫战中的果断表现给孙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显然，他对这位苏联顾问非常信任，在接下来的数周内达成了多项协议。他们谈话时，鲍罗廷总是认真地听孙文在那里高谈阔论，只有在孙文询问意见时才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孙文的战略是这样的：如果能够控制华中地区，比如汉口之类的城市，再背靠苏联，在蒙古建立第二个根据地，那么在与外国列强打交道时就可以态度强硬一些。有苏联做后盾，北京就被纳入了他在蒙古基地的打击范围之内。当时鲍罗廷也已答应会建立一条海上供应线，以从苏联购买木材、大米和大豆为掩护，偷偷从西伯利亚的各个港口往广州运送各种武器装备。
从1920年开始，蒋介石便对苏联产生了兴趣，这也许是杜月笙和张静江教唆的结果。他心不在焉地学了一段时间的俄语，其间还曾写信告诉孙文，他认为苏联“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很有道理。
“安”意味着纪律，这一点蒋介石尤为感兴趣。蒋介石深信，由于缺少纪律约束，缺少安定的环境和严密的组织，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多年来，正因为他的同志们不能严格遵守纪律，不能准确执行命令，他的任务一次又一次半途而废。在没有获得足够的实权之前，他拒绝到广州国民政府去任职。
苏联的纪律问题由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安全组织“契卡”负责。契卡与红军开展合作，通过苏联政府在全国强化党的纪律，镇压白俄的叛乱和其他反动行为，清除意识形态上的异己分子，压制一切不满言论。
全世界的报纸杂志都在连篇累牍地报道苏联发生的事件，上海当时成了白俄罗斯人的避难所，这些人的讲述也证实了很多恐怖活动的细节，蒋介石自然也一定了解契卡的所作所为。
尽管如此，在蒋介石的软泡硬磨之下，孙文还是答应派他去莫斯科。1923年8月，蒋介石终于启程前往苏联。不过，他此行的期望有点急促而又不太现实。出行之前，他甚至在朋友们面前夸下海口，说他将在苏联待上“5年或10年”——现在回想起来，他这么说也许是想让自己看起来有点豪气干云的感觉。当发现苏联与想象中的情景大相径庭之后，他立刻感到了巨大的失望。
多年来在上海过惯了放纵生活的蒋介石与苏联的环境格格不入也就不足为怪了。同时，他或许也能体会到莫斯科人对东方人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恐惧和仇恨。
如果不考虑个人因素，单从政治角度来看，他的莫斯科之行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胜利。到达莫斯科之后不久，他于1923年9月2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演说，宣称自己确信中国革命会在两到三年内取得成功。针对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伤孙文及其领导的国民党的问题，蒋介石坚称共产国际并不了解中国的革命运动，要求共产国际再多派一些代表，去获得中国革命形势的第一手资料。
他还视察了红军部队，参观了很多军校和各级党组织，访问了彼得格勒附近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他注意到，苏联海军仍处于两年前残酷镇压水兵反叛布尔什维克时的战备状态。很明显的一点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契卡在一起，学习他们的各种手段。
蒋介石在莫斯科的那段时间里，列宁正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将不久于人世。蒋介石便同托洛茨基进行了多次长谈。托洛茨基向他保证，苏联只是在最大限度上给世界各地的解放运动提供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但绝不会派遣军队去干涉别国政治。此外，蒋介石还会见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契切林，并且也注意到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愈演愈烈的权力斗争。
在莫斯科只待了三个月，蒋介石就准备打道回国。回国后，他在《复廖仲恺书》中曾提到：“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11月29日，蒋介石突然中断他的苏联之行，匆匆返回中国。
蒋介石明白，他的这次苏联之行会使他被党内的其他信徒们另眼相看。如果苏联人准备出钱帮助国民党在广州附近建一所军校，培训一支真正的军队，并配备苏式武器装备的话，那么他一定要设法掌控这所军校，从而控制这支部队。在苏联的经历使他在争夺黄埔军校校长职位中占据压倒性的优势。
经过长途劳顿，经由西伯利亚回到上海之后，他回到了浙江老家。那里靠近杜月笙的一座位于武岭山脉莫干山中一处寺庙里的乡下寓所。就这样，蒋介石的那些保守派支持者们在广州和上海为他疯狂游说，他则静等着国民党领导层上门找他。1923年12月26日，他收到一封电报，许诺他“全权负责”军校事务。电报中称，军校的组成“非君大力筹划不可”。30日，孙文又发来一电，要求他速回广州，“汇报情况并共商中苏合作大计”。
1924年1月6日，蒋介石动身前往广州。选定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出行，目的就是能够正大光明地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如他所愿，大会任命他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主席。
国民党知情人士透露，在讨论课程设置和学校管理时，苏联顾问们和那些在不久前按照苏联援助计划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们曾一起反对蒋介石。蒋介石说完他的黄埔军校发展计划时，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们都提出反对意见。蒋介石当场起身，拂袖而去。回到浙江老家后，蒋介石玩了一把猫捉老鼠的游戏，他给孙文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接受了人们对他的批评，承认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有些“顽固”，并称自己在听到这些批评后“如坐针毡”。不过，这些毕竟属于个人的缺点。他指出，真正让他气愤的是国民党中的“新势力”——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正在挑起派系之争。他承认自己跟国民党中的一些人同样保守，不过他争辩说，在承认国民党中“新势力”存在的同时，不应该摒弃党的传统力量——“那种使之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存在下去的中流砥柱的力量”。
蒋介石在信中指出，孙文认可的干将和忠臣中，有很多不过是溜须拍马之辈、投机取巧之徒。而孙文需要是那些真正既有才能又忠心的人，比如像他蒋介石这样的人。随后，蒋介石提醒孙文说，1922年广州兵变之后在炮艇上漂泊的那段时间里，陪伴他左右的只有自己。如果不能更广泛地处理政治事务，不能让那些“新势力”服从他的意见（即便他的观点有些保守），那么他就无法直接指导军校学员的训练工作。蒋介石还引用了很多“传统的道德准则”来美化自己的那些“陈旧的观点”。
有这些圣人们的言论摆在眼前，孙文无法否定他的观点。孙文让步了，同意支持蒋介石拥有否决黄埔军校政治代表们意见的权力。
从蒋介石那不合常规的在危难之际在炮艇上帮助孙文的举动，到他那次非常特别的由爱转恨的苏联之行，以及争取黄埔军校校长之位的迫切心情可以看出，这里面还是有一些阴谋的影子。国民党领导层的那些保守分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上海的那些右翼朋友们虽然有时做事笨手笨脚，但对孙文转向苏联以及“左”翼分子和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却很警惕。毫无疑问，他们直接影响了蒋介石，并在这段严峻的时期督促、支持并指导他的行动。从他公开的信件中可以看出，蒋介石与这些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并不断寻求他们的指导。他们为他提供舞台指导，给他提醒台词，把他推到台上表演，蒋介石业已成了上海右翼分子的傀儡。
1924年3月3日，蒋介石正式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及新成立的国民党军队参谋长之职。鲍罗廷对蒋介石一直非常忌惮，遵照他的指示，苏联顾问们没有对上述任命提出反对意见。然而，没有阻止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这一令人垂涎的职位是他们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鲍罗廷不知道中国人很重视师生之间的情谊。从传统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最重视对自己家族的忠诚，第二重视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姻亲之间的忠诚关系，第三则是师生之间的情谊。各地军阀们经常利用的就是这种关系，蒋介石也对此了如指掌。如果他担任了校长之职，那么到头来所有的学生便成了他的门生。鲍罗廷或许设想他可以以后再把蒋介石剔除出去，这么想可是大错特错了。他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错误，也许是因为他在三月离开了广州到北京去与苏联外交官们商谈事务，因此忽略了广州这边的情况。
鲍罗廷和孙文已经商谈好，“首要任务是按照苏联模式组建一支军队，为北伐打下基础”。苏联将提供必要的资金和顾问人员。截至1924年，国民党一直没有充足的资金来源，一直依靠从海外华人和国内商界那里贷款。1924年1月底，孙文收到了一笔60 000元（中国货币，下同）的贷款。很显然，这是莫斯科给的。国民党高层对资金的来源问题十分谨慎，当蒋介石问及此事时，党内的“左”派领导人廖仲恺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让他别管闲事：“至于军校的资金问题，我不过问你如何使用，你也不要问是哪里来的。钱不是问题，你大可以放心使用。”后来莫斯科方面证实：“这所学校是在1924年由我们出资建立的，最初的运转经费由我们支付。”莫斯科总共在这所学校投入了约2 700 000元。
一旦经费到位，下一步就是招募培训人员了。鲍罗廷和苏联驻北京大使加拉罕联名致电莫斯科，请求派遣“50名现役军人”前来中国，并应由一名“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又能让孙逸仙满意的同志”带队。
第一个来到广州的苏联指挥官是帕洛夫同志，不过他在珠江游泳时“不幸淹死了”。1924年10月，他的继任者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来到广州。中国人熟知的是他的化名：加伦。
黄埔位于广州城南10英里处珠江的一个小岛上。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曾在此建过一个军事要塞和一所海军培训学校，他们留下的那些陈旧的木头房子便被用作军校学员们的营房。起初，国民党计划在广东省公开招收学员，但招生人员遭到反对派军阀的囚禁和暗杀。于是，国民党只好改为在全国范围内秘密招生，孙文吃惊地发现，全国有3 000名符合条件的人申请报名，而第一期只能招收500名学员。以往，中国的军校学员中有很多都是文盲，而黄埔军校招收的第一期学员却全部都有中学毕业文凭，文化程度很高，这着实让人惊奇。
孙文和鲍罗廷不知道、也没有怀疑过的一点是，首批入学的学员中有一大部分都是青帮成员。对青帮来说，这可是在黄埔军校暗中布局的绝佳机会。陈果夫负责具体的招生工作，他是已故英雄人物、青帮主要头领陈其美的亲侄子。自从陈其美被暗杀之后，他的两个侄子接替了他在青帮高层中的职位，并被蒋介石“收入门下”。据信，通过直接从青帮成员中挑选，或者间接通过家族和依附关系，陈果夫为黄埔军校招纳了7 000名学员，而他几乎屁股都没离开法租界就完成了这项任务。实际上，凭他的势力，办这样的事也不需要他亲自出马。这些学员组成了蒋介石的嫡系骨干力量。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组织还很不系统，因此无法影响此事的进展。
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开课。一个月后，鲍罗廷完成北京的使命回到广州，正式举行了长达一整天的开学庆祝活动。庆龄也陪同孙文参加了典礼，孙文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至于说到民国的基础，一点都没有。这个原因，简单的说，就是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同学，就是将来革命的骨干。[6]
蒋介石这位国民党军事和政治上的右派担任了黄埔军校校长，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左”派领导人廖仲恺则担任国民党在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如此一来，黄埔军校便成了国民党内部和中国革命中业已产生的政治两极分化的一个缩影。军事上的右派分子占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对两派之间的斗争越来越重视。廖仲恺和蒋介石领导下的黄埔军校设有6个部：政治部、训练部、教授部、管理部、军医部和军需部。教员都是来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毕业生。在“左”派领导人廖仲恺的指导下，黄埔军校制订了中国当时最好的政治课程规划，开设的课程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中国历史、西方革命运动史等，而蒋介石则侧重军事纪律和4种军人必备的武德：勇敢、无畏、权威和俭朴。黄埔军校特别强调集体责任的原则——如果临阵退缩，则必处死无疑；如果坚持信仰，则必会得到国民党的厚待。
通过聘用苏联教官，黄埔军校强化了军事技能方面的训练。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完全现代化、机械化的先进陆军正在逐步形成。
中国军阀们一般情况下都是把现代化武器（步枪和大炮等）当作烟花爆竹使用，发射炮弹不过是为了“壮一壮声势”，士兵们并不关心它能不能击中目标。中国城市的外墙都是用土坯建造而成，只需一发炮弹就能拿下一座城池。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发射炮弹的目的不过是造一造声势，以促成政治解决。不过，黄埔新军出现之后，中国人的军事战略发生了变化——鲍罗廷和蒋介石不再满足于吓唬敌人，他们想要的是消灭敌人。
苏联人发现，国民党的军械库里只有13门不同型号的野战炮，一些为数不多的、不同型号不同口径的步枪和机枪以及少量的弹药。凡尔赛会议上签署的禁运协议禁止中国从签约国购置武器装备，但是由于苏联人没有参加凡尔赛和会，所以可以给中国提供武器。仅在1925年这一年中，从苏联运给国民党的武器总值就达250万卢布[7]，此外还有更多的武器装备存放在海参崴[8]待运。
孙子如果泉下有知，也许会对38岁的蒋介石表达自己的赞赏之情。他正在引导苏联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为他缔造一支前所未有的现代化作战部队，这看起来很像是他的密友杜月笙和张静江出的主意。
以前需要钱是为了创建一支军队，现在需要钱，而且是大量的钱，其目的则是进行北伐。孙文听取了夫人的建议，他决定把庆龄的弟弟宋子文从上海召到广州。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金融家宋子文在筹钱方面很有一套。子文是个地道的资本家，出身于家境优越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知名的印刷商和美南监理会牧师，大姐嫁入了中国最早出现的农村银行业家族，这些条件使他能够很大程度上缓解广州商人们的紧张情绪。看到苏联顾问们阔步走在广州街头，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加入了“他们”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些商人们变得越来越警惕。实际上，在黄埔军校筹建之初，还在夸耀自己留着的大学生平头的子文就已接受孙文委托，开始重新打理国民党的财政。
这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当时，中国的经济整体上一团糟，“一战”时期收复的阵地已经不复存在。外国人卷土重来，再次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命脉。庆龄的弟弟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筹集紧急资金以保证国民党的日常活动开支，之后又让他重新整顿广东省的经济，使其税务系统至少能够在表面上恢复秩序。相比全中国而言，他取得的成功仅仅局限在一省范围之内，但这足以令许多观察家感到惊骇。
宋子文是一位个子不高、身材矮壮结实的年轻人，脸蛋像一美元硬币上的头像。他的表情总是很冷漠，因为他脑子里总是装着很多事情。他戴着一副日本天皇和英国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常戴的那种镶着又小又圆的“泡泡眼”镜片的眼镜，这使他看起来更加冷静严肃。大家都说，他是那种喜欢看蝇头小字书写的数字账单的人，或者是喜欢在芝加哥帮人看走向来弄点儿油水。他的上嘴唇似乎总是微微有些汗迹。他在美国有很多朋友。
1915年，子文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到纽约的国际银行上班。不过，他并非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在公司里当经理，而只是那里的一个普通办事员，主要负责面向中国的汇款业务。这个难得的机会让他见识到了海外华人如何处理他们与在国内的家人和商业伙伴之间的那些最为隐秘的财务问题。晚上，他则去哥伦比亚大学进修课程。子文头脑聪明，非常幽默。在政治上，他是个地道的西方自由派，可以同时坚持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1917年，也就是他的小妹美龄回国的那一年，子文也回到国内，到上海的汉冶萍公司找了一份秘书工作。这原本是一家中国公司，主要从事煤矿、铁矿和钢铁厂等业务。日本商人早已对它垂涎已久，根据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日本人于1915年获取了这家公司的控制股权。凭借宋查理的人脉，给子文安排份工作不过是小菜一碟。子文把这家公司的所有账目和财务运行情况整理得井井有条，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大家都说他是个天才，在上海这个地方根本无法完全展现他的能力。考验很快就来了，庆龄向孙文建议让她的弟弟南下广州帮助解决国民党的财政问题。子文于1923年抵达广州，随即便投入到工作之中，准备让华南地区臣服在他的脚下。
由于国民党急需活动经费，子文建议在1924年年初的几个月里实施一系列德拉古[9]式的“紧急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对橡胶、甲醇和化肥用硫酸铵征收特别进口税。2月，又号召广州城里的所有商人“借款”5—500美元不等，然后交给政府。3月，向饭店就餐者征收10%的附加税。4月，开始征收软饮料税。5月，开始对专利药物、化妆品、婚礼、葬礼、宗教庆典甚至黄包车等都开始收税。
孙文一直以来就想在广州成立一家国民党的政府银行，以便集中掌控这一地区的资金流。1924年，苏联给他提供了1 000万美元的贷款作为银行的储备资金，中央银行宣告成立，宋子文担任银行行长。
在当年8月举行的开业典礼上，孙文只是宣布银行的资金来自一笔“外国贷款”，这笔钱到底是真的从莫斯科转到了广州，还是只是口头上的承诺，从来没人知道真相。不管怎样，中央银行从成立之初起业务就非常火爆。中国许多银行有白银储备作保证的现金百分比都不超过5%，但中央银行自称这个百分比可以达到25%。它的声誉如此之好，以至它发行的钞票在中国其他一些不归国民党控制的地方也得到了认可。宋子文谨慎地信守银行的承诺，建立了良好的信誉。1926年，该银行的私人存款增加了6倍。不久之后，即便是普通中国民众也逐渐看到了宋子文的努力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在子文上台之前，中国的封建经济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地方军阀和官吏代表中央政府征收各种赋税，然后留下一定比例的资金供自己开支。由于管理上的腐败，各种赋税并不是每年征收一次，而是每年征收很多次，并且每次他们扣下来供自己使用的税收比例都非常高。盐税的征收也同样腐败。利用这种百姓的日常必需品来捞钱，政府委托的各级代理人借机对老百姓进行层层盘剥。各种纺织品和食品每通过一道大门或者一座桥，那些人都要对其征税。这种被称为“厘金”的商品税让人非常厌烦，但他们在征收的时候却振振有词。
在古代，政府官吏（包括税收人员）的薪酬一直很低，单靠那点儿钱无法养家糊口。这种体制建立在“俸禄制度”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基本工资（或称俸禄）都很低，要想增加收入只能靠贪污，即“回扣”，或者叫“茶钱”。因此，能拿多少钱要看个人对工作的热心程度，也就是他拿“回扣”的能力大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对各级税收人员来讲，这种回扣就来自每一笔税收。
由于子文在筹集紧急资金方面成绩显著，中央银行又在他的管理下井井有条，因此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的财政部部长，并投入惊人的精力来整顿国民党的财政事务。
子文组建了一支专门的武装队伍（只受子文一个人差遣）来督查税收工作，并经常施行即决裁判制度。那些掠夺成性的农村税收人员和地痞们很快就发现，如果征税次数超过一次的话可能就会被处决。子文从来没有亲自下令开过枪，不过他很明白，以利剑为后盾，笔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
他让国民党的干部亲自负责税收工作。不过，为了防止他们“热心”过头，子文规定国民党军队不能直接征税，需要补给的话就到地方党代表那里要。这对一个依赖军队的政权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制约——一种分权制衡的制度体系。
子文在华南担任财政部部长的两年里，在征税课目没有明显增加的前提下，广东省的税收涨了10倍——从1924年年底的800万元增长到1926年年底的8 000万元。增加的这部分收入主要是因为砍掉了“回扣”，以及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收取。从绝对值和比率两个方面看，农民的税务负担有所减轻，对普通消费者的征税没有什么变化，而富有阶层的缴税额度略微有所增加。
子文的工作成效非常显著，但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其中有那些贪污腐败的人，也有那些因循守旧的贪婪的商人。虽然子文是个纯粹的资本家，而广州本地的商人、买办和业界大亨们却视他为又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孙文与莫斯科交好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警觉。广州商团的成员们开始讨论武装抵抗国民党。他们暗中扩大了商团自卫队的规模。这个自卫队成立于1913年，是一支为了保护商人们免受军阀恐吓勒索的私人武装力量。在他们眼中，孙文不过是另一个军阀，而宋子文不过是个替他收税的。广州商人们饱受欺辱，已经准备发起反击。
这样一来，子文的自由经济改革措施便导致孙文的广州共和政府面临第一次武装对抗的威胁。
在反对孙文联共的问题上，广州商团帮会成员们的意见产生了分歧。那些守旧的资本家——买办、富商和银行家们右倾严重，因此，他们既讨厌国民党，也不喜欢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害怕共产党，但在民族主义者眼里，他们又没有什么用。宋子文及其现代化的财政政策推翻了他们的计划。他们认为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也不过是一支布尔什维克军队而已。广州守旧派在海外的朋友主要是英国政府，他们的个人财产大多存在位于香港、新加坡和伦敦的英国银行的保险柜里。
新兴的中产阶级领导者们害怕苏联的原因则与他们完全不同。这些人在民族主义刚开始兴起时，也曾支持过孙文，但他们很快发现孙文的政治倾向开始向左转了。如果孙文转向的结果是“民族主义的”，也就是说，能够扩大中国人参与世界市场的途径，那么他们也很愿意做出某些牺牲。他们需要稳定的环境来享受和拓展他们新积累的财富。孙文走得太远了。在他的领导下，苏联人在他们的餐馆里吃饭，中国共产党则不断深入到工人阶级当中，鼓动、组织并提倡工人罢工。
新兴的商界人士和守旧的富商们都注意到国民党的军队已经逐渐形成规模。这支现代化的军队将很快成为这一地区甚至是整个华南地区的主导力量。商人们明白，等到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无力反抗了。
广州商团正在秘密地获得英国人的支持，不断扩充商团自卫队的力量。广州本地资助自卫队的主要是商团团长、势力强大的汇丰银行的大买办陈廉伯。陈廉伯[10]就像一只雪山玄豹，是一个危险的对手。他开办的企业有缫丝厂、保险公司、10家银行以及数不清的当铺。他在十几个国家都有财产和数十栋房屋。同时，他还是华南三合会中的一个主要领导。作为汇丰银行的买办，他是全世界最有实力的华人金融家之一。他个人的商业帝国拓展到了环太平洋一带，并深入到了欧洲和美国的广州人居住区。1923年秋，他逼迫每家广州公司都要捐出150美元——这个数目可以支付一个自卫队里全职队员半年的薪水。到1923年年底，自卫队已经发展到了50 000人。
自卫队队员从持同情态度的英国商业集团那里获得武器和经费，此外还有英国政府的暗中帮助。子文实施紧急募资措施的那几个月里，自卫队员们开始囤积枪支弹药。这些人当中流传着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口号：把广州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救出来。
汇丰银行的某个人从德国的一家公司又订购了5 000支步枪、5 000支普通手枪、左轮手枪和弹药。这些武器被装上了一艘挪威货船，从阿姆斯特丹起航运往中国。该船向孙文的政府提交了入境申请并获得了批准。后来的事实证明，允许入境到头来是一场骗局。8月10日，该船抵达广州港口，随后便被国民党军队截获。在两艘炮艇的掩护下，货船驶入黄埔，那批枪支弹药被卸了下来。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黄埔军校的学员们已经进入戒备状态。蒋介石这支还没有作战经验的军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8月26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威胁孙文，如果国民党军队进攻商团自卫队，英国海军将进行干预。勃然大怒的孙文给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发了一封电报提出正式抗议，同时呼吁国际联盟出面，不过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实际上，国民党军队并非受孙文之命劫持这批军火，下命令的是鲍罗廷和蒋介石。
商团要求归还军火，并为此举行了抗议示威，导致全城米价飙升。鲍罗廷敦促孙文下令进行军事管制，不开业的商店一律查封，并禁止贵重物品转移出城。孙文同意了。广州城立刻实行了戒严，此时鲍罗廷指挥着全局，他指导共产党员督促工人和农民起来抵抗商团武装。就在广州的命运悬而未决之际，孙文却认为不能因小失大，耽误了他的宏伟计划，因此突然决定撒手不管广州的地方事务，并离开广州城去进行他那期望已久的北伐。鲍罗廷怒火冲天，蒋介石几乎快要发疯了。就在广州局势一触即发之际，“伏罗夫斯基”号轮船载着苏联早已答应却一直没有运来的第一批军火——步枪、机关枪和大炮，从海参崴到达了广州。
听到这个消息，孙文命令鲍罗廷把苏联新送来的这批军火立即运到前线。蒋介石只关心广州的局势，他劝鲍罗廷说现在不是迁就孙文的时候。气急败坏的孙文从前线发来电报，让蒋介石立即前去与他会合，蒋介石拒绝了他的要求。
到了10月，商团提出用20万美元赎回那批被没收的军火。由于苏联援助的军火已经到达，孙文觉得可以交还他们一些，他决定还给他们一半。蒋介石也同意交还武器，但不给弹药，并一直拖到把从苏联新近运来的大炮安置到位后才给他们。
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广州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活动。黄埔军校的学员们穿着整洁的军装组成方队，参加游行活动，其中就有林彪。国民党劳工团和学生团的队伍手持革命旗帜，口喊国民党的口号，一起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旁观者搞不清这到底是一次周年庆祝游行，还是蒋介石和鲍罗廷导演的一场有预谋的挑衅运动。
游行队伍沿着江边向前走，正好遇到商团自卫队在那里搬运赎回的军火。游行的队伍被挡住了前进的道路，两队人马挤到一起，发生了冲撞。游行者们要求自卫队给他们让路，双方开始互相推搡，随后便响起了枪声。十几个国民党游行者倒在了地上，他们是被自卫队开枪打死的，另外还有一些人受了伤。
奇怪的是，事情竟然就这样结束了。这次冲突发生后，孙文匆忙返回，并于10月13日到达广州。他发现，鲍罗廷和蒋介石正准备在午夜时分向商团自卫队发起进攻。他们共召集了800名黄埔军校学员、220名湖南讲武堂的学员、500名云南讲武堂学员、250名装甲军士兵、2 000名警察、在广州的所有苏联军事顾问、320名工人民兵和毛泽东领导的农会成员。大约有50 000名商团自卫队员在等着他们。
为了以防万一，宋子文悄悄地把国民党政府的全部资金都转移到了“伏罗夫斯基”号上，还为孙文、庆龄、宋子文和他们的随从，以及鲍罗廷和他手下的苏联助手们做好了撤离的准备。
10月14日晚上10点，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军校学员们在共产党干部和工人们的支援下，按照预定计划，在广州全城向商团发起进攻。这一次可不是小规模的冲突事件。一片一片的城区陷入火海，到处都有巷战发生，财产遭到的严重破坏如同屠杀一样打击了商人们的气焰。经过20个小时的混战之后，商团请求谈和，幸存的自卫队员被黄埔军校的学员们解除了武装。
这就是“血腥星期三”。到了晚上，除了火光之外，一切都已结束。广州城里大片的地方仍燃烧着熊熊大火。许多外国人居住的广州西区也被焚烧，并遭到了劫掠。被开膛破肚的广州城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珠江两岸也是一片狼藉。
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一次辉煌的胜利。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上海的那些支持者们都没有理由为广州资本家们的损失而感到惋惜。这是一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蒋介石的黄埔新军第一次尝到了血腥的味道，他们给广州的商人们上了一堂20世纪的政治课。自此之后，国民党军队控制了广州城。
鲍罗廷冷静而又正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局势，并完美地指挥了国民党的整个行动。由他创建并经由蒋介石等人训练的这支新军按命令行事。苏联顾问们也在行动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苏联援助的武器也在关键时刻及时运到。整个过程可以说没有一点儿失误。蒋介石的不服从曾让孙文感到非常恼火，但既已取胜，再提此事已经无益。
为了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孙文在“伏罗夫斯基”号停靠的码头前搭起了一道庆祝胜利的拱门。孙文和他的手下身穿白色制服，头戴遮阳帽，陪着鲍罗廷一起登船，向苏联顾问、船长和水兵们道贺。
即使别人不知道，孙文自己却非常明白，他在广州的基地已经失去了。在最后的较量之前，他离开了广州，当时许多人都不赞同这一行为，而孙文却告诉其他的党内领导人说，广州是一盘死棋。这个城市已经背叛了他们，军事上的征服不过是验证了一下黄埔军校学员们的能力而已。然而蒋介石和鲍罗廷没有理会他的深意，让这个城市付出了代价。广州不会原谅他们。现在，孙文需要给他的共和政府寻找一个新的都城。
[1] 桑丘·潘沙，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名著《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的忠实仆人。——译者注
[2] 此处的“东京”是越南北部一地区的旧称。——译者注
[3]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Adolf Abramovich Joffe，1883—1927），犹太人，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译者注
[4] 赫尔馆（Hull House），美国第一个社区睦邻中心，建于1886年，后来成为美国最著名的社区服务中心。——编者注
[5] 依阿古和奥赛罗是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的两个人物。——译者注
[6] 此处译文按《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页原文摘录。——编者注
[7] 1卢布≈0.12元。——编者注
[8] 海参崴，现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编者注
[9] 德拉古（Draco，约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政治家，立法者。其制定的法典以残酷严格而闻名。——译者注
[10] 陈廉伯（1884—1944），字朴庵，祖籍广东省南海县西樵简村，英国籍中国商人，曾任广州商团团长，香港沦陷时充当汉奸。——译者注
第九章 争权夺利
1924年5月15日，《纽约时报》发布了孙文去世的消息。实际上他并没有离世，此时的他正在计划前往北京，去跟当时控制这座北方都城的军阀商谈合作事宜，以免爆发战争。
控制华北地区的军阀派系已经被“基督将军”冯玉祥给赶走了。冯玉祥表示，他已经准备好让孙文来北京就任中国大总统，而不仅仅是在广州当个非常大总统。就是在这种妥协的气氛下，孙文受邀前往北京“就成立新政府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不过是私下谈判的一种委婉说法。
冯玉祥是个潘乔·比利亚[1]式的人物，他曾用消防水枪给他的部队进行基督教施洗仪式。虽然他本人不识字，但他强迫手下的战士们每天晚上要学一个新汉字，不然不给晚饭吃。他到处夸耀，说他教导战士们做人们的仆人。在道德行为方面，他也以身作则，给战士们做出了榜样。但与此同时，他参与了各种阴谋、宫廷政变和地盘之争，逐渐成了一个表里不一的阴谋老手。1924年，厌倦了这种无休无止斗争的冯玉祥自己占领了北京城，然后转向苏联请求援助。莫斯科此时虽然已经在支持华南的国民党，准备帮助孙文发动北伐战争，但克里姆林宫还是决定同时支持冯玉祥。随后，苏联教官和顾问们以及大量军火和其他援助开始抵达北京城。
冯玉祥十分清楚国民党的实力在日益壮大，孙文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欢迎，与他联合有很多好处。1925年年初，冯玉祥与鲍罗廷举行了“多次漫长而成功的会谈”，最终达成了协议，接下来怎么做就要看孙文的了。
但此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1924年11月12日，孙文已经58岁。他的消化系统不好，因此不能沾酒。离开广州之前，为了以防万一，他把事情都进行了妥帖的安排。政府中的重要职位都安排了他的主要助手们担任。为了让上海那些支持国民党的心烦意乱的保守派们放心，他任命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的胡汉民担任“副大元帅”。
11月17日，在庆龄、鲍罗廷和18名国民党官员的陪同下，孙文在上海登上了一艘日本轮船前往北京。他们到达的第一站是神户。在日本，孙氏夫妇受到了公众的热烈欢迎，但官方的反应很冷淡。看到孙文与苏联人交好，日本人很不高兴，因此日本政府对他的到来不予理会。在神户一所学校发表纪念演说时，孙文对此提出了温和的批评：“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日本将成为西方文明之鹰，还是东方力量之塔，这是摆在日本民众面前的选择。”
1924年12月4日，两手空空但满怀热情的孙文抵达天津。在与东北军阀进行私下会谈时，由于身体剧痛，他倒下了。庆龄在他的病榻旁照看了三周。12月31日，一辆专列拉着孙文急驰北京。在北京车站，他受到10万支持者的欢迎，由于病情的原因，他没有发表演说。1925年1月26日，他住进了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经专家诊断，他患的是肝癌，并且已经无法进行医治。随后，他搬进了曾代表中国参加凡尔赛和谈的外交官顾维钧的一栋宽敞的公馆里养病。
孙文患上不治之症的消息传出之后，平日里与他亲近的那些同僚们都匆匆赶到他的身边。由于在南部都城的根基还不牢靠，他的三个最重要的助手——右派胡汉民、“左”派廖仲恺和军方的蒋介石则继续留在广州。
在黄埔军校，蒋介石把学员们都集合起来，传达孙文生病的消息：
我们的大元帅现在在北京患了重病，还没有康复。他病得很严重，可能已经治不好了。他为什么患病了呢？因为数十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国革命，却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够把他的计划付诸实施，所以他得了癌症。我们是大元帅最靠得住的部队，我们知道他得了重病，国家的命运处于危机之中，人们正在遭受苦难——我们必须继续进行艰苦的斗争，拯救国家和人民，只有这样才能医好药物已经无法医治的大元帅的病。
孙文在病榻之上组建了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代表他在北京开展活动。英俊潇洒、油头粉面的汪精卫是这个委员会的高级成员。汪精卫因在1911年“试图暗杀”清政府摄政王而声名鹊起。实际上，那次暗杀不过是一场闹剧。真正实施暗杀的那几个人把一颗自制炸弹藏在摄政王府邸附近的一条沟里，后来才知道他们把引爆线剪得太短了。炸弹被发现了，循着它的包装，巡捕们找到了暗杀者在北京的藏身之处，并在那里抓到了汪精卫。汪精卫确实知道这个计划，不过他并没有参与其中。他被关押了几个月，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才从清政府的大牢里放了出来。后来，他声称是他策划了那场暗杀活动，此后他的生活便开始顺风顺水。汪精卫在任何原则问题上都可以妥协，这种能力使他在国民党中一直屹立不倒。他身边的人一个个被杀害，而他却安然无恙。现在，他有幸站在孙文的病榻旁，非常有可能成为大元帅的继承人。
在这位伟人生命垂危之际，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孙文同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盟是否继续下去；第二，也是最重要的，谁将以国民党新任大元帅或最高领袖的身份来收割孙文长期奋斗获得的果实。权力之争开始了。
大家对此似乎都没有准备。在莫斯科，列宁已经去世，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正在为争夺权力闹得不可开交。鲍罗廷着急地等待着克里姆林宫传来的指令，却什么都没等到。
围在孙文病榻两边的都是宋氏家族的主要成员。庆龄旁边站着的是孙文那不争气的儿子孙科。此外还有庆龄的弟弟、少年得志的金融家宋子文，专横跋扈的大姐霭龄以及她那位为人忠诚、态度恭顺而又心地善良的丈夫孔祥熙。
所有在场的人以及一部分不在场的人都声称，这位伟人临终之前非常在意他们。霭龄传出话说，孙文认为自己须臾离不开孔祥熙，孔祥熙和庆龄之间已经建立了“永久的联系”，鲍罗廷声称博士在头脑还清醒的时候曾说过“只要苏联人继续支持我们……”的话，那些急于安抚西方国家的人则称，孙文气喘吁吁地说，“不要给基督徒带来麻烦……”。即便是那些置身千里之外的人，比如蒋介石也声称自己听到了孙文的临终遗言。这位野心勃勃的黄埔军校校长告诉大家，孙文拼着最后一口气喊出了“蒋介石”这三个字。
汪精卫宣读了一份孙文的由他人草拟、经他签字的政治遗嘱，其他所有人都站在两边专心聆听。宣读完毕之后，孙文费力地说道：“很好，我完全赞同。”汪精卫还宣读了一份私人遗嘱，把孙文的藏书、文件、个人用品以及位于莫里哀路的那栋房屋都留给了庆龄。多年以来，孙文募集并花掉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而他留下来的全部物品却只有这些。1925年3月11日，庆龄扶着孙文的手，在这两份遗嘱上签了字。
孙文的政治遗嘱内容如下：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从此之后，这份被称为“总理遗嘱”的文件，成了对孙文日益增强的偶像崇拜的必读文件，在国民党的任何一次政治会议上都要宣读。鲍罗廷和孙文那位特立尼达出生的属下陈友仁[2]用英语撰写了一份《致苏联遗书》，由宋子文读给孙文听了听，随后便在苏联的党报《真理报》上发表出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3月11日，星期三，孙文要求把他从舒适的大床移到一张行军床上。3月12日，星期四，上午9点30分，他离开了人世。
苏联使馆立刻降下半旗，中国其他地区的苏联办事处也紧随其后，降下半旗。其他的几个国家直到第二天才降下半旗，这是一种有意的冒犯。苏联人还从莫斯科定制了一口特制的精钢棺材，这口棺材通体被漆成黄色，上面带有一个透明的玻璃盖，跟列宁遗体供人瞻仰时用的那种一样。这口棺材设计得有点儿奇怪，最后并没有派上用场。在中国，棺材一般用硬质木料雕制而成，最好的木料来自云南省西部的深山老林之中。庆龄选了一副传统的上等楠木棺材。
3月19日，先是由宋氏家族的成员们低调地举行了一次私家悼念仪式，随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小教堂里举行了公开的悼念活动，由加拉罕同志担任主祭人。孔祥熙对前来祭奠的人说，孙文临终前曾对他说：“如同上帝把基督派到这个世界上来一样，他也把我派到了这个世上来。”民国前司法总长徐谦致了悼词，字里行间闪烁着孙文自己对于基督的追随：
“他是个革命者，我也是。”“他来到世间拯救那些贫穷、不幸和被奴役的人们，我也一直在尽力这样做。”“他谴责犹太立法者们坚持的那些传统，倡导‘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点。正是因为同样的桎梏束缚着中国，我才发起了自己的改革运动。也正是因为组织严密的教会变得支离破碎，我才在很早之前就脱离了它。但我相信基督和他的教诲，并且一直在努力使这些教诲成为我的人生准则。”
美国记者埃德娜·李·布克当时也在场：
一片肃静之中，一队由身穿白色法衣的燕京大学学生组成的唱诗班走了过来。他们手持点燃的蜡烛，唱着孙文生前最喜欢的歌：“甜美的和平，上帝挚爱的礼物。”（独唱部分由《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的连襟莱斯利·赛维林豪斯演唱）优美、庄严而又简朴的仪式继续进行，他们则一直站在灵柩两边。……教堂外面，数千人在那里静等着唱诗班的男孩子们领着前来悼念的人出来。身着丧服、面笼黑纱的孙夫人精神憔悴、满面悲痛，在两边搀扶着的是她的小妹宋美龄和她的继子孙科。一起出来的还有孔祥熙夫妇以及孙文的其他亲友。在最后面的是由24个护柩人抬着的巨大棺椁。
孙文的遗体庄严地停放在那里供人凭吊，大约有50万人列队缓慢地从他的身边走过，为他送行。两周后，那副巨大的棺材穿过一条条两边挤满人群的街道，最后被运到了松林环绕的北京西山碧云寺。（此时苏联人定制的那副棺材也不合时宜地到达了北京，并被匆匆运到碧云寺，结果被寺里那些机智的僧人们藏到了寺庙的一条通道里。）
根据孙文的遗愿，他希望葬在南京郊外的紫金山，那里靠近明代第一位皇帝的陵墓。建造陵墓的计划很快就付诸行动，但过了漫长的5年时间才最终完工。
鲍罗廷没有参加葬礼。预感到情况不妙的他已经返回了广州。在那里，麻烦确实就要来到了。
孙文去世之时，国民党正准备发动进攻，清除曾于1922年将孙文和庆龄逐出广州的那个令人厌烦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制订这个惩罚性讨伐计划的是新来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
加伦是个浑身充满干劲儿的人，他喜欢像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们那样，坐在敞篷汽车里，在手持上膛的左轮手枪、脚踩汽车踏板的卫兵的护卫下，在广州城里巡视。有人说他是个叛变的法国人，有人则说他是个奥地利人，被布尔什维克抓住后才投靠了共产党。实际上，他本来是个俄国农民，1916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其他在中国的苏联顾问大都是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而加伦却从没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他是位天生的战术家，曾4次获得苏联最高军事奖章“红旗勋章”。（不过这些都毫无用处，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斯大林让嗜血成性的矮个子叶佐夫杀了他。）
加伦治军非常严格，这给蒋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能给蒋介石脸上增光。他以过人的军事才能指挥了1925年讨伐陈炯明的战斗，给蒋介石争夺国民党控制权添加了资本。在当时大多数观察者的眼里，蒋介石接班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有很多人的名气都比他大。
公认的最主要的几个竞争对手有右派的胡汉民、中间派汪精卫和“左”派廖仲恺。此外还有一个躲在幕后的第四候选人，公众并不熟悉他，但他跟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很熟悉，他就是好斗的上海右翼分子中的头号人物——青帮首领杜月笙。
杜月笙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控制国民党。第一，直接被提名成为孙文的继承人。从正常程序来看，这种可能性很小。第二，通过选举，找一个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傀儡接班。作为一个瘾君子和黑帮大佬，杜月笙肯定早就明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一个代理人来实现他的野心。他有两个人可以用——培养了15年的军队门生蒋介石，以及他在上海的商业伙伴、瘸腿的百万富翁张静江。不过，杜月笙必须间接行事，由于鲍罗廷的存在，任何明显反共的候选人都不可能当选。
优柔寡断的中间派小白脸汪精卫缺乏坚实的权力基础。他充其量只能当一个过渡人物，担任临时教皇的角色。他和瘦弱精干的右派胡汉民是死对头，谁都瞧不起谁，估计他俩的力量会彼此抵消。
他们当中明显占优势的是在美国出生的“左”派廖仲恺，他是杜月笙间接夺权路上的最大障碍。廖仲恺是鲍罗廷的最爱，也是胡汉民的密友，所有人都喜欢他，孙文的遗孀宋庆龄更是如此。
廖仲恺是旧金山一位中国商人的孩子，后来他去日本继续求学，对孙文倡导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兴趣。崭露头角的“左”派分子廖仲恺偶然遇到了雄心勃勃的右派胡汉民，两人后来成了终生好友。胡汉民主张个人独裁，廖仲恺更钟情于激烈的社会改革。廖仲恺认为，中国已经被自私自利的金融资本剥削得太久了，他认为应该限制资本主义，允许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并且可以通过消费合作社购得各种制成品。他要求最大范围地实现民主，却没能说服孙文直接从农民那里获得支持——在20世纪20年代，即便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个想法也有点太激进了。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希望效仿苏联模式，依靠工人阶级发动革命。
最终说服孙文寻求苏联支持的人是廖仲恺。鲍罗廷喜欢他，无论什么事总喜欢让廖仲恺来替他办。孙文去世时，廖仲恺担任黄埔军校的高级党代表，政治地位与蒋介石不相上下。同时，他还担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省长。如果按照事态的自然发展，廖仲恺最有可能成为孙文的继任者。
孙文去世后的数周里，趁着混乱，两支曾经与国民党联盟的军阀部队进攻并夺取了广州城，鲍罗廷逃到了黄埔军校避难。在加伦将军的帮助下，蒋介石和廖仲恺对敌人发起反攻，很快收复了广州。在48小时内，国民党俘虏了17 000人，缴获了16 000支枪，包围被瓦解了。
广州局势安定之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商定孙文的继承人。会议最后决定不搞个人继承，国民政府将由“左”、中、右三派（廖仲恺、汪精卫和胡汉民）联合执政。汪精卫被授予基本上是礼仪性的代理主席的头衔，胡汉民则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执行权仍掌握在廖仲恺手中。实际上，这是“左”派搞的一次“宫廷政变”。
但是，“左”派的这种做法为自己树立了强大的敌人。1925年的春夏两季，到处发生工人运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积极组织工人和学生运动。他们在全国各地举行的抵抗外国人的游行示威激怒了工厂老板、银行家和外国大班们。5月15日，上海一家纺织厂的日本工头在罢工中开枪射杀了一个工人。5月30日，共产党号召大家举行抗议示威游行。那一天，有大批的人员走上了街头，公共租界的警察们也出动了。一支英国军队朝着人群射击，打死工人12人，打伤50多人。“五卅惨案”引起了国内其他地方的罢工、抵制活动和游行示威。在广州，有52名抗议者被法国和英国的机枪手打死。枪击事件发生之后，驻广州的苏联顾问薇拉·弗拉基米罗芙娜·维什娜雅科娃·阿基莫娃写道，广州沙面岛上的外国租界就像“这个城市活体上的一块碎片”：
它静静地摆在我们面前，戒备森严。一条人工挖开的河道，还有一堵中国人民仇恨与愤怒的墙壁，把它与路堤隔开。桥上摆放着一些锯木架似的缠着带刺铁丝网的路障，上面还装着铸铁大门，只在中间留出一条狭窄的通道，直通里面外国领事们的住所……两个头戴软木头盔，身穿卡其布短裤，手握步枪，腰里别着一把军刀的英国士兵在桥上路障的旁边迈着均匀的步子走来走去。对岸一点声音都没有，整个沙面岛如同死去一般。实际上，这里几乎已经没有人住了。就连那些从陆地上逃到这里的传教士们也早就离开了。
此次事件在香港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罢工，引起英国人深深的仇恨。香港那些一向直言不讳的报纸公开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号召刺杀国民党“左”派领袖。英国人甚至提出，只要停止罢工，他们愿意“贷款”1 000万美元给宋子文。不过，发现国民党“左”派和右派正在进行一场权力之争后，英国人又取消了这一提议。“左”派分子的煽动所带来的这些负面后果让蒋介石的支持者们烦恼不已，这更坚定了他们除掉党内“左”派的决心。
第二年，在一个由共产党新组建的总工会的帮助下，上海的工人们组织了500多次罢工活动。这个新出现的工人组织对青帮领导的工人同业行会是一个直接的威胁。杜月笙和黄金荣可不想让别人在这上面分得一杯羹。杜月笙老早就是中国决心最大、办法最多的反共分子，现在，他开始迅速采取行动了。他策划了一系列带有不祥征兆的活动，其中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张静江去广州通知蒋介石，准备夺权。
1925年8月20日，身在广州的廖仲恺乘车去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他刚下车，大楼门前的柱子后面闪出5个貌似黑帮分子的枪手，开枪将他击倒在地。到底是谁策划了谋杀廖仲恺的计划，一直没有定论。不过传言将矛头指向了温和的右派胡汉民。尽管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都不相同，但此事绝不可能是胡汉民干的，因为自1905年开始，廖仲恺和胡汉民就已经成了至交。尽管如此，为了避免遭到报复，胡汉民和他的家人以及其他许多国民党保守派官员们都逃离了广州。
鲍罗廷和蒋介石展开了契卡式的调查，追查内部的叛徒。一个嫌疑人被带到了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办公室里接受审讯，结果跟他们吵了起来，蒋介石一怒之下，掏出左轮手枪把他打死了。
尽管大家想尽办法想在“左”、中、右三派中找到凶手，但从谋杀廖仲恺的方式来看，此事极像青帮分子所为。这起刺杀活动直接除掉了国民党内的“左”派领导人，接着又吓跑了党内那些温和的右派，如此一来，国民党领导层便出现了权力真空，这为蒋介石的上位打开了大门。然而，在之后重组领导体系的斗争中，又出现了一些难以预料的怪事。
杜月笙长期的商业伙伴张静江之前一直不被人们看好，却于1926年5月19日被选为廖仲恺的继任者，担任了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他在这个拥有决定权的岗位上只待了几周时间，但这已经足以为蒋介石的当选铺好道路。1926年7月7日，蒋介石接任了他的位子。
就这样，身居广州的这位深藏不露的青帮分子，喜怒无常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在突然之间超过了跑在他前面的所有人选，成了孙文的继承者。
蒋介石接管并成为中国独裁者的道路现在已经扫清了。为了防止出现可能会干扰他上台的强烈抵制，他必须亦步亦趋，小心行事。
[1] 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1878—1923），墨西哥民族英雄，资产阶级革命中著名的农民领袖。——译者注
[2] 陈友仁（1875—1944），祖籍广东兴梅，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曾任孙中山外事顾问、英文秘书、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等职。——译者注
第十章 青帮阴谋
蒋介石并非信手得天下，国民党的大权也并非像熟透的果子那样自然而然地落入他的手掌。国民党右派这次突如其来的政变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没有人预知它的到来？此外，更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国民党内的“左”派、共产党领导人以及苏联人都没能认识到它将带来的后果呢？
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蒋介石是国民党内各派系均可接受的一个领导者，因为他没有任何特别的力量基础，也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集团。有关这段时期的传记中经常会提到这种观点，但持有这种观点是很危险的，并且也并不正确。
有点儿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政界有一条基本法则，就是那些有前途的军事领导者通常都会成为他们所在省份或地区的代表，因此就容易沾染上“军阀主义”的病毒。虽然从通常的角度来看，蒋介石似乎并没有什么权力基础，但实际上他代表了一种不同的权力、一种秘密兴盛起来的力量。即便是共产党也不知道蒋介石的一切都得益于青帮的支持。
1925年11月，即廖仲恺被暗杀三个月后，8名国民党右派分子在京郊西山孙文遗体停放的碧云寺秘密聚会，商谈国民党的未来发展大计。这8个人一致认为，所有的共产党员，甚至包括中间派汪精卫等，都应该被清除出党，新领袖应该由蒋介石来担任。这个计划是蒋介石的三个军师——杜月笙、张静江和与蒋关系最密切的政治顾问戴季陶想出来的。他们三人想出了这个主意，并向其他人保证，蒋介石为人理智，可以加以重用。西山会议结束时，提出了一个口号：联蒋倒汪。
逐出汪精卫一事势在必行，因为在廖仲恺遇刺后，由汪精卫暂时负责国民政府。他势单力孤，无法真正掌握实权。在汪精卫的主持下，国民党刚召开了第二次党代会，结果南方政府中大部分要害部门都落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内“左”派人士，如毛泽东、周恩来、周恩来夫人和新寡的廖夫人等人的手中。在上海的保守派看来，这相当于把中国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因此，必须抓紧时间“联蒋倒汪”。
参与策划此事的张静江开始在广州政坛上抛头露面。他之所以受到毫无戒备心的汪精卫和其他人的欢迎，是因为多年以来他一直对国民党非常慷慨，并且共和派革命领导人在一次次缺少资金的时候，大部分都向他贷过款。此外，还因为他是上海滩最重要的权力掮客之一。当时张静江由于患有脚疾，走路有些困难，经常坐着轮椅出行，这从那段时期刊登的照片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脸庞消瘦而苍白，颧骨高耸，嘴巴半张，似乎是在大口喘气。厚厚的眼镜片后的那双眼睛射出冰冷凶狠的目光，整个模样像极了希特勒纳粹德国政府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认为：
张静江成了蒋介石的导师、首席政治助理和顾问……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把权力从摇摆不定的自由派手中夺过来，稳定高层的领导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给共产党和小资产阶级的激进联盟以严厉但非致命的打击……他们的愿望跟蒋介石那强烈的个人野心、他的狡猾、他对政治对手和军事敌手的嫉妒之情、他善搞阴谋的长处以及对权力无比贪婪的追求融合在了一起……蒋介石成了卡尔·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路易·波拿巴式的人物，“一个不是在晚上谋划白天行事，而是白天谋划晚上行动的人”。
蒋介石所选择的发动袭击时间，也确实是在晚上。
1926年3月20日凌晨时分，天气潮湿，广州人还没有起床，心地善良的共产党员们也正沉浸在梦乡。蒋介石命令最忠实于他的黄埔军开始行动。
几周以来，蒋介石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出击。3月19日，机会来了。一艘名为“中山舰”的炮艇在当天晚上从广州市中心沿江而下，停靠在黄埔。这艘军舰的舰长是一位共产党员。蒋介石认为，它停靠的位置具有威胁性，共产党人也许已经发现了青帮的阴谋，正准备先发制人，对他发起进攻。
蒋介石的黄埔军实行了精准的打击。黄埔军校里的所有政治工作人员全部被捕，所有在广州的苏联顾问都被软禁。国民党海军局的那位共产党员局长也被抓了起来。在广州和香港负责指导劳工罢工的国民党办事处也遭到搜查，寻找相关文件和武器。接替廖仲恺担任黄埔军校政委的那位亲共人士也被捕入狱。随后，在中国的好几个地方，成群的暴徒们对农民发动了暴力袭击。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些事件与蒋介石或青帮有关，但是，这一连串巧合的事情就像一条巨龙不耐烦的翻滚之后引起的一连串的反响一样，非常令人气愤。
天明时分，蒋介石控制了整个广州城，国民党领导层震惊不已。慌乱中，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做出了一个站不住脚的结论：“鉴于蒋介石一直以来都在为革命而奋斗，希望他能意识到自己在此事中所犯的错误。”
鲍罗廷又一次没有在场。早在2月4日，他就乘坐苏联“列宁”号轮船前往北京进行会谈，之后又去了莫斯科。汪精卫在鲍罗廷不在场的情况下，向蒋介石做出让步，宣称自己“染病”，并在一个非常耻辱的场景下，在宋子文的造币厂里与蒋介石见面，交出了国民党所有的办公印章。之后，他匆匆去了广州城外的一个小村庄，随后便去欧洲接受“治疗”。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苏联顾问们开始打包行李准备离开广州，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只能隐藏了起来。但是，几天之后，蒋介石突然表示道歉，并释放了大部分在此次事件中被捕的在押犯，称整个事件是一个天大的“误会”，许诺将处罚负责此事的那些军官。
这种恶作剧式的精明手段或许是兵圣孙子的典型作法，却并非蒋介石的处事风格，那些道歉的话也不像是他的语气，而是烙着杜月笙、黄金荣和张静江的印记。青帮有一个典型的特点，那就是在释放被绑架的人质时（在他们付钱之后），总是会不断向人质们道歉。在间接以死相威胁（比如送一口棺材到别人家里）之后，也总是会连连道歉，并不断地解释说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受害者当然不会相信这些鬼话。这一次，虽然话是从蒋介石的嘴巴里说出来的，而动嘴皮子的人却是杜月笙。
看到蒋介石如此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成功，青帮的头目似乎也有些吃惊。如果说共产党人对于青帮的阴谋一点儿防备都没有的话，那为什么不在全国范围内多伸出几条绳索，把他们都勒死呢？
蒋介石的支持者们已经把国民党内那些摇摆不定的中间派打落马下，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在全国范围内与强硬的“左”派分子以及中国共产党搞对立。他们已经占领了宝贵的领地，现在正可以利用“左”派那出人意料的软弱，巩固胜利果实，为最后的摊牌做好准备。
这个时候也没有必要抛弃苏联人那宝贵的支持，以及共产党人出色的组织能力，因为期待已久的北伐即将重新开始。
现在蒋介石已经成了国民党的实际掌权人，只不过他的地位还需要通过正式的仪式来加以确认。5月15日，国民党领导人召开会议，慌乱的领导层老老实实地提名蒋介石担任党的领袖。随后，蒋介石又任命张静江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如此一来，两人便联手控制了全党的决策权。
蒋介石的北伐计划获得了正式批准，他在北伐期间享有紧急处决权。国民党的所有政府机关都隶属于蒋介石的军事总部。国民党的兵工厂、政治部、总参谋部、海陆军的所有学校都划到他的指挥之下。军事政变至此全部完成，蒋介石取得了绝对的权力。
令人奇怪的是，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苏联的共产党领导者们都没有对蒋介石的夺权做出任何反应。列宁曾在1920年发出警告说，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提高警惕，保持革命领导权，谨防它落到那些可能将革命带入歧途的人的手中。然而，此时列宁已经离开了人世，同样意识到这种危险的托洛茨基正在权力斗争中节节败退。斯大林并不认为蒋介石的接管有什么危险，决定对此置之不理。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克里姆林宫甚至否认蒋介石发动了政变一事。苏联及各国际共产主义媒体都没有刊登有关这次政变的消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甚至包括该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都有意隐瞒此事。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世界各地的共产党组织都极力否认各非共产党媒体发布的关于蒋介石发动政变的报道。纽约的《工人日报》宣称，那些报道都是“在撒谎，广州并没有发生叛乱”。
鲍罗廷回到广州后，蒋介石并没有趾高气扬、得意扬扬地前来欢迎他，而是非常谦卑地为发生的各种“误会”连连道歉。为了让鲍罗廷的内心感到一点儿平衡，蒋介石大方地表示他将清洗党内的右派。这无疑也是一项为他自己服务的策略，目的是除掉政府机关内残存的温和的右派势力。如果这些人不是青帮成员，又没有上缴惯常的“保护费”，那么他们就应该被清洗出局。为了向鲍罗廷表示自己的“善意”，蒋介石亲自出马，清洗温和的右派。
鲍罗廷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对手。蒋介石的心理极其变态，他一会儿表现得非常仁慈，转瞬间又会歇斯底里地大发雷霆，骂得下属们不知所措，可转而又会不断自责，在对手面前卑躬屈膝，弄得他们迷惑不解。鲍罗廷和共产党领导层都搞不明白蒋介石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关于蒋介石和鲍罗廷言归于好，重新开始合作的原因，一直以来有两种说法。美国记者乔治·索克思当时在广州，后来又到了国民党政府中为宋子文工作，他认为是蒋介石逼迫苏联人做出选择的：莫斯科必须支持他以及他领导的北伐战争，不然的话就结束中苏联盟，所有在华的苏联人必须离开。这种说法幼稚得让人难以信服。从更广的视野来看，托洛茨基的失败便意味着斯大林的上台。斯大林的传记作者路易斯·费希尔则持另一种观点：“蒋介石最显著的性格特点不是有勇有谋。很显然，他是被自己的行为吓坏了。”但事实并非真的如此。他明确地向鲍罗廷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其实，“双方都明白，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与其现在就血战一场，搞得两败俱伤，让广州的其他军阀从中获益，不如把这个问题留待北伐军拿下长江流域之后再来解决”。现在的局面对青帮很有利，青帮可以借机布下一个更大的圈套。
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鲍罗廷尽力对蒋介石进行安抚，同意撤走他不喜欢的那些苏联顾问。对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来说，这一切全都让人难以理解。后来，一位苏联顾问解释道：
我们觉得蒋介石性格古怪，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对荣誉和权力的欲望，他渴望成为中国的英雄。他声称自己不但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支持全世界其他地区的革命。毫无疑问，他对革命的理解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完全根据个人意志行事，从不想依靠群众。然而，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即获得荣耀，他有时候也会想到利用群众、中国共产党和我们。
后来，托洛茨基更为简明扼要地总结说：“在变成刽子手的过程中，蒋介石希望能用世界共产主义来作为掩护，而且他做到了这一点。”
由于蒋介石正在计划将共产党引入青帮设下的圈套，因此在收网之前，什么事情他都愿意谈。
蒋介石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毫无悔过之意，也没有暂缓实行未来计划的意思，这一点如果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的话，那就是他又按照中国的传统，派了一名媒人——张静江去向寡居的宋庆龄求婚。庆龄对蒋介石曾请求她的丈夫孙文向她的妹妹美龄求婚的事仍记忆犹新。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们急切地想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圣人”孙文以及宋氏家族的威望和财力联合起来，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一次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庆龄回顾了蒋介石向她求婚的事。斯诺简洁地做了如下记录：“1925年孙文去世之后，蒋介石托一位媒人向她求婚。庆龄认为他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爱，因此没有答应。”
1926年夏，北伐开始了，目标是广州东北600英里之外的长江流域。北伐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左”派率领，向西北方向的武汉出击。另一路由蒋介石率领他的心腹黄埔军朝东北方向的南昌和上海进发。
苏联战术大家加伦将军跟西北军在一起，由苏联飞行员事先侦查敌军的方位。行军路上，共产党干部们不断发动农村和城镇里的农民和工人。由农民组成的卧底联手共产党人从内部瓦解了各个地方军阀的抵抗和北方军阀们的前方哨所，铁路和邮电工人们则中断了通信线路。共产党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充分利用了群众对军阀和地主们的痛恨情绪。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农民运动问题做出了名垂千古的不朽回答：
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然而，对蒋介石来说，他的革命就有点类似于“请客吃饭”。共产党人为他在北伐战争中冲锋陷阵，他率领的军队却一路上无所作为。蒋介石率领的东北一路似乎铁了心要毫发无伤地抵达上海，一路上养精蓄锐，步伐缓慢，极力避免与敌军发生正面接触。蒋介石限制与他们同行的共产党人的活动，并禁止农民和工人们对沿途的地主乡绅进行打击。西北路军一连串的胜利引起的恐慌和兴奋已经给人们产生了这种印象：一支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方推进。外国观察家们错误地把与西北路军毫无关系的蒋介石率领的军队说成是此次北伐中唯一“负责人”和“可靠”的部队，而把那些“不负责任”的行动都归咎于“左”派领导的军队。
1926年10月，“左”派军队攻下了武汉，国民党自由派和共产党控制了湖南和湖北两省。12月，江西和福建也落到了他们的手里。
国民党政府开始从广州迁往位于长江中部的武汉三镇，即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地。第一批离开广州的有鲍罗廷、庆龄、庆龄的继子孙科、陈友仁和他的两个女儿以及宋子文，与他们同行的有“左”派的军官们和十几位苏联顾问。他们先是乘坐火车，到达终点后改乘轿子继续前进，同时还要避开敌军控制的地区。后来他们又换乘舢板和小船，再后来便需要骑马前进。有一半多的路程，他们都是冒着倾盆大雨徒步赶路，趟过小河，在泥泞的山路上跋涉。
武汉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武汉由武昌、汉口和汉阳这三个位于长江两岸的镇子组成。它是一座工业化城市，到处都是不安分的工人，支持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力量十分强大。一支由30万名支持者组成的游行大军在那里等候着国民党领导者们。飞机在空中盘旋，接连不断的烟花爆竹声如同机关枪的肆虐声。
1927年1月3日，武汉的民众借着庆祝活动的兴奋劲儿，自发行动，攻下了汉口的英租界。另一批人则接管了位于武汉下游的九江英租界。武汉国民政府宣称这些都是他们取得的胜利，从而提高了他们在中国“左”派人士中的声望。英国政府很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两处租界。但在做出让步的同时，英国人也调集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远征军，以保护他们最重要的战利品：上海。
与无产阶级控制的武汉相比，蒋介石在南昌的临时大本营就像是一个充斥着传统价值观念和乡绅的中世纪城堡。那里除了一座发电厂和一座搪瓷厂外，再没有其他重要的工业。那里秘密会社的势力非常强大，手握大权的国民党保守派领导人在退职之后，也会选择退隐此地。蒋介石与这里的青帮头目们一直过从甚密，这一点鲍罗廷和武昌起义的“左”派人士都不知情。黑帮领袖们获悉，共产党和其他“左”派人士正计划在上海举行一次辛亥革命那样的民众起义，青帮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着他们。
上海的共产党人对于起义的方法和目标的意见并不一致，而斯大林不断发来的那些充满恶意且非常不利的指示又经常让他们陷入迷惑当中。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计划在1926年10月发动工人和共产党员们举行起义。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抵达上海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他们想通过起义来展示自己的实力，并计划在蒋介石到达后，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夺下整个上海。
跟黄金荣和杜月笙商谈了即将爆发的共产党起义之后，蒋介石派了一位名叫钮永建的亲信参谋去向上海的“左”派人士传达他对起义的“支持”，声称将派一支黄埔军“别动队”参加起义。看到蒋介石愿意加入进来，“左”派人士非常高兴，将最终敲定的起义计划的细节都告知了蒋介石手下的军官们。青帮头目们随后便向当时控制上海地区的北洋军阀孙传芳告密。当共产党发动起义时，孙传芳的部队早已在那里严阵以待，而蒋介石许诺的“别动队”也没有出现。看到孙传芳手下那些装备精良的雇佣军，共产党的干部和工人们惊得目瞪口呆，随后便遭到了大规模的屠杀。共产党组织者们却没有怀疑是蒋介石背叛了他们。
血案发生后，周恩来立即从广州赶到上海，负责重新组织被打得支离破碎、士气低落的罢工力量。周恩来曾在鲍罗廷身边工作过，还在蒋介石任校长的黄埔军校担任过政治部主任。他是一位城市布尔什维克，在法国留学时期也了解过巴黎公社的一些经验。
与此同时，蒋介石于1926年11月在九江再次与黄金荣凑到了一起。通常情况下，这位上海三大亨中的老大都会把事情交付给杜月笙办理，但这一次的聚会如此重要，以致这位黑帮教父不得不亲自走出法租界里的老巢。由于国民党军队已经进入了青帮控制的长江流域核心区域，一年前在西山会议上商定好并由张静江在广州负责幕后指挥的那个宏大计划即将到达高潮阶段。蒋介石即将与青帮联手，一劳永逸地消灭共产党人。
自从首次对“左”派进行大屠杀以来，上海的紧张气氛持续升温，达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这不可避免地给人一种印象：上海将被布尔什维克接管，兵临城下的国民党军队也是一支“左”派领导的武装，他们也将参与其中。商人们拖家带口跑到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避难，租界周边布满了缠着钢丝网的路障，四处建起了碉堡，用沙包堆起了掩体，荷枪实弹的外国警察、士兵和自卫队四处巡逻。与此同时，一支30 000多人的军队正从各个国家奔赴上海，以“保护外国公民及其权益”。单就英国人而言，平均每个在上海的英国人都能得到两名英国士兵的保护。英国人的飞机不停地在港口上空执行任务，来自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和葡萄牙的30艘军舰停泊在黄浦江上，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此外还有更多的军舰正在赶赴上海的途中。
在上海的外国人越来越感到恐惧，苏联革命和之后的内战所发生那些令人震惊的暴行仍然历历在目。上海出版的外国报纸《字林西报》不断发出刺耳的警告，弄得四处人心惶惶，人们的情绪几近崩溃。
上海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劳工组织者们还不知道蒋介石就是他们当中的那个犹大，他此时正着急地等待着“自己人的”军队抵达上海。按照预定计划，蒋介石的先头部队应该在1927年2月22日到达上海。为了帮助削减这个城市的抵抗能力，2月19日，即在部队预计抵达时间的三天前，各个工会开始组织大罢工。有轨电车停止运行，黄浦江上的交通中断，舢板停运，轮船抛锚，各处邮局大门也都被锁上了，南京路上所有大型百货商店全部停业，工厂也全部关门。
然而，在2月19日这天，蒋介石仍停留在遥远的南昌城。在上海等待着罢工者的是当地军阀手下的那些全副武装的警察和雇佣军，此外还有外国警察做他们的后援。由于这仅仅是一次罢工活动，他们的目标只有四处散发传单的学生和一些罢工纠察队员。警察和士兵们扑向示威者，把他们拉到大街中央就地砍头。在被罢工者当作避难所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警察把散发传单的学生们抓起来，驱逐到租界前面的障碍物外，等候在那里的军阀士兵立即抓住他们，就地砍头。那一天被砍头的有大约200人。第二天上午，即1927年2月20日，纽约的《先驱论坛报》发布消息称：“刀斧手把受害者的头颅砍下来后，挑在杆子上或者放在盘子里，然后拿到大街上示众。看到士兵们用削尖的竹竿挑着那些头颅赶往下一个行刑地，大街上数以千计的人们吓得四散奔逃。”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为了反击这次大规模的屠杀活动，上海发生了巷战。军阀部队对此早有准备，他们快速冲进反抗者的队伍里，大肆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干部，而这些人还一直期待着蒋介石的部队能够来帮助他们平息混乱的局面。然而，蒋介石已经决心背叛他们，他命令先头部队在上海郊外25英里的地方停止前进。上海大街小巷里那些无头尸体的手里还紧握着这样的传单：欢迎英勇的广州军司令蒋介石。几周之后，指挥部队实施这次屠杀的军事首领李宝章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
1927年的1月和2月这两个月内，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密使在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南昌的军事总部之间往来穿梭，试图重修旧好。鲍罗廷数次与蒋介石当面商谈，两人每次都大发雷霆。很显然，在某个方面出了问题，但没有人（包括鲍罗廷在内）知道是什么问题。蒋介石一直极难琢磨，除非你知道他的真实想法，而除了青帮之外，不会有别人知道，不然的话从他的所作所为上是看不出什么端倪的。
1927年2月19日，蒋介石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公开宣布自己准备清除国民党内外的共产党人。在演讲中，他解释说，孙文的革命已经归于失败：
因为……现在有太多的异端分子、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他们危害到革命工作。这样的人现在还有不少，现在是时候清除他们了，因为他们并非真正的同志……作为一个孙中山学说的忠诚信徒，我有权说，每一位真正的国民党党员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履行这一义务，谁要是反对孙文提出的革命目标和革命方法，谁就不是真正的同志，而是我们的敌人，就不应该继续留在我们中间。
当然，蒋介石在此处所说的“反革命分子”指的就是共产党，因为他们不赞成他的革命方式。
武汉国民政府过了很多天才对此事做出回应。3月10日，庆龄和她在中央委员会的同僚们一起免除了在北伐初期授予蒋介石的紧急处置权。蒋介石闻讯后立即辞去了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在短暂的时间内，蒋介石失去了合法的政治地位，政治前途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不过，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武汉的国民党领导者们并没有对外公布他辞职的消息。“左”派和中间派的很多领导者仍然不愿意承认蒋介石已经放弃了革命。
在上海，巷战暂时停了下来。工人们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看到眼前的这种局面，只好复工。三名在上海的苏联代表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写信，声称他们对当地共产党领导人及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的表现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们不能果断地做出决定到底应该全力以赴夺取整个城市，还是应该等待蒋介石到来之后再采取行动。
我们错过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历史性的时刻，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良机。他们想要的权力就在这里的大街小巷，但他们不知道如何采取行动。更糟糕的是，他们不愿意得到它，不敢去得到它……这次如果他们下定决心进行干预的话，也许早就拿下了整个上海，并已经改变了国民党内部的力量平衡。
在蒋介石控制的其他地区，镇压活动已经开始了。他下令士兵们处死了赣州市总工会的主席，并开始逮捕共产党和“左”派领导人、学生领袖和工会成员。此外还关闭了“左”派创办的报纸。在一些地方，“左”派人士成功抵制了暴徒的攻击，蒋介石派来军队才把他们镇压下去。
蒋介石把他的先头部队留在上海郊外，自己则率领指挥部的全体人员登上一艘炮艇，跟随主力部队沿长江东下。第三路部队沿苏州铁路线从西向东推进，第四路部队则沿杭州铁路线从西南向东集结。这两支部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因为除了上海租界内集结的大批外国军队之外，已经没有重要的中国军队驻守在这一带以防止国民党军队进攻上海，或者防止“左”派的暴徒在街头闹事。当地的军阀早已明智地撤离了此地。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公共租界里的西方官员们私下里与青帮联合起来。一个叫费信惇[1]的美国人当时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总裁，人称上海的“市长老爷”，他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把这件事告诉了《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约翰·鲍威尔。据费信惇透露，他是在1927年2月底开始与青帮合作的。
一天，法租界的总督察来电邀我就本地局势进行秘密会谈。我按照他给的地址去了那里，发现那是一处中式宅院，四周围墙高耸，大门口则有荷枪实弹的卫兵把守。确认了我的身份之后，他们立即把我引进一间会客厅。我忍不住四下观望了一下，发现高大的门厅两边摆满了步枪和冲锋枪。很快，我就听到说话的声音，那位法国总督察带着两个中国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是杜月笙，另一个是一名翻译。我们直接进入了正题。那位法国总督察解释说，他一直在与杜月笙讨论如何防止外国租界免遭共产党攻击的问题。因为北洋军阀指挥官已经率领部队撤离了上海，由北洋系成员组成的上海地方政府也随即垮台。杜月笙以一副谈生意的态度，直接说到了问题的要点。他愿意出面镇压共产党人，但有两个条件：第一，他希望法国当局支援他至少5 000支步枪和充足的弹药。第二，他要求我允许他的军车能在公共租界通行——租界当局从未允许任何中国军队这样做过。杜月笙说，为了把武器弹药从市区一方搬运到另一方，这样做非常有必要。费信惇回答说，如果市政委员会能够赞成此事，他也不会阻拦。
我知道跟杜月笙这样名声的人打交道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因为现在局势危急，如果共产党试图夺取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势必引起大范围的混乱和流血事件，这将危及美国人、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居民，以及数以万计住在租界里的中国人的生命。既然共产党已经意图夺取外国租界，并准备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这就意味着上海的外国人将夹在这相互斗争的两派之间，其结果很可能是一场国际冲突，其严重性将超过建立租界以来的任何一次危机事件。
上海法租界归河内的法国殖民当局管辖，他们与杜月笙和黄金荣在各个方面都有合作。法租界还是青帮控制下的非法鸦片和海洛因的交易中心。杜月笙每个月都能获得650万美元的利润，他会拿出15万美元来“打点”法国官员和租界警察，以维持租界当局与青帮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与其他在上海的外国人不同的是，看到蒋介石的部队即将达到上海，法国人并不感到担忧。外界对此有很多解释，报界人士鲍威尔认为，通过一路跟随蒋介石部队的天主教传教士，法国人了解到了一些内部消息。实际上，他们确实知道了蒋介石的底细，不过将这些告诉他们的人是法租界警局的督察长黄金荣，而不是人们所说的天主教传教士。
法国人很担心日益壮大的共产党和工会组织所带来的危险，因此他们尽一切可能来支持青帮清除“左”派人士。法国当局准备送给青帮5 000支步枪，他们拉费信惇入伙，只不过是为了方便青帮能够自由进出公共租界，以便从侧翼包抄共产党人。
见面之后，费信惇直接去市政委员会通报了此事，并得到了委员会的批准。鲍威尔说：“就在这个时候，枪声响了起来，并且持续好几天没有中断。”
“左”派不再期望蒋介石的援助。他们终于意识到蒋介石已经叛变，因此迫不及待地想在他的军队到达之前夺取整个上海。
从杭州方向开来的那支部队很可能在3月22日抵达上海，因此“左”派计划在3月20日晚间发动起义。此时还留在这个城市里的对手似乎已经不多，所以他们的政变没有理由不获得成功。
周恩来在拉斐特大街上的一栋小公寓内工作，那里离杜月笙的住宅很近。吸取了10月巷战中的惨痛教训之后，周恩来重新把一支5 000人的共产党队伍分成了30人一组的小分队。这些共产党干部得到了商铺店员、工厂工人和大批失业者的支持，他们使用的主要是棍棒、斧头和刀剑之类的武器。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共产党的军械库里只有大约150支枪——大部分还都是老式步枪，平均每个小分队可以分到一支现代化武器。
相比而言，人员倒不是问题。3月20日晚上，起义开始了，约有80万工人举行罢工，整个城市瘫痪了。周恩来亲自率领300人袭击了各处的警察局，并接管了电讯中心和所有的发电厂。到3月21日傍晚，“左”派控制了宋查理建起第一所住宅的虹口、宋查理曾经短期教过书的位于黄浦江口的吴淞、河对岸杜月笙的出生地浦东、公共租界周边地区、法租界向南的一片地区以及人口密集的工人居住区闸北。
截至3月22日下午3、4点左右，上海已经在实际上完全落入了“左”派手中。下午6点，最后一批军阀士兵在北站投降。与此同时，从杭州开来的蒋介石的那支部队也抵达上海。蒋介石下令士兵们在城外扎营，但他们敦促蒋介石允许他们进城参战，蒋介石最后同意了。这支部队的士兵对工人持同情态度，他们想助工人们一臂之力。
第一批进城的国民党士兵们沿着麦根路向前行进时，整个上海市静得出奇。
一切来得有点儿太容易了。
与此同时，在率军沿江东下的路上，蒋介石指挥部队攻下了安庆和芜湖两地，还准备拿下明朝故都南京。每攻到一处，都有青帮暴徒事先包围工会所在地和其他的“左”派工作点，为蒋介石的军队铺路。在南京，当地军阀部队撤离之时，四处一片混乱，青帮匪徒袭击了各处的工会组织，“左”派发起反击，国民党军队也从城外攻入。
混乱之中，抢劫事件不断发生，还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和领事馆工作人员被不明身份的人杀害。一名美国妇女在自己的家中被三个来历不明的士兵拖到楼上，准备实施强奸，不过他们还没有得逞就被吓跑了。尽管如此，有关“强奸”的流言还是在外国人居住区传开了，一位美国传教士将此事透露给上海的媒体，并经由他们传到了世界各地的报纸杂志上。众所周知，这一不光彩的“南京事件”最终被归咎于“左”派人士。美国政府经过调查之后得出最终结论，此次袭击外国人的事件实际上是北洋军阀的士兵们干的，目的是试图让外国列强对上海的事态加以干预，而这份报告却被人们忽略了。总的来说，“南京事件”不过是一个小插曲，它之所以能够载入史册，是因为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误解造成的。
由于南京局面混乱，蒋介石继续乘坐炮舰沿江而下，直奔上海。3月26日，星期六，即“左”派完全接管上海、巷战结束的两天之后，蒋介石的炮舰抵达了上海外滩。除了外国租界之外，这个城市的所有地区全部处在以周恩来为首的过渡政府的控制之下。城里只有极少数蒋介石的部队，并且还是同情“左”派人士的那些人，其余的都在远处的郊外伺机而动。蒋介石与他的参谋军官们登岸后，立刻被专车接到位于法租界外祁齐路上的旧外事大楼。在那里，他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黄金荣，他俩私下商谈了很久。
在会见下一位重要的来访者之前，上海公共租界英国警务处政治科科长帕特里克·吉文斯不请而至，他交给蒋介石一张通行证，特许他可以随时带领自己的卫兵出入公共租界。以前从未有哪个国民党将领享受过这种特权，这是杜月笙和费信惇达成交易的一个附属成果。
蒋介石在上海的峰会继续进行。张静江一行四人前来拜见，另外三人都是这位百万富翁的密友：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李石曾，国内头号反共学者、蒋介石长子的新任老师吴稚晖。张静江能够掌控各界精英的秘密，除了他本人聪明过人且善于钻营之外，还因为在这些人高升的路上，他都曾慷慨地出钱相助。这个举动让那些人臣服于他，而他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驱使他们。在他的努力下，李石曾和吴稚晖都在负责保管紫禁城珍宝的一个政府委员会里谋得了职位。对一个从事国际交易的中国古董商来说，紫禁城里的那些财宝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1925年，李石曾又担任了故宫博物院的院长。
北伐期间，蒋介石委任这4个人担任他在上海一带的“特使”，做他的耳目。现在，他们聚集到祁齐路的指挥部，向蒋介石汇报他们搜集到的情报。这4个人离开后，蒋介石又接见了从他的家乡浙江省来的一帮银行家和上海商会的一批保守派代表。听取了他们汇报的情况后，蒋介石和他的参谋军官们凝视着一张上海地图，考虑如何重新部署手下的军队。当时，上海城内只有3 000名国民党士兵，并且主要集中在工人居住的闸北区，蒋介石并不信任他们。蒋介石随后又同黄金荣、杜月笙，以及上海三大亨中的第三个成员、蓝帮首领张啸林聚到一起，制订最后的计划，准备把上海从共产党人手中夺回来。
与外国租界当局的恐惧相反的是，“左”派取得胜利后，并没有实施大屠杀。共产党对这个城市的控制还很薄弱，总共只有不到3 000名带着武器的工人替代那些被打跑的警察执行巡逻任务。临时组建的市政府控制在共产党人的手里，但很多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仍然不完全相信蒋介石会对他们下手。兴奋之余，很多共产党人仍在憧憬着重新联合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的光辉前景。那些承认两党之间存在尖锐分歧的人正试图寻求在政治上安抚蒋介石的办法，而不是准备迎接一场军事上的对抗。
3月30日，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杭州，蒋介石的军队和青帮动手了。他们关闭了工会的办公室，殴打或杀害反抗的人。上海的“左”派对此仍没有警觉，他们并没有把此事看作一个预兆。
与此同时，蒋介石态度坚决地向采访者们表示说，“没有发生分裂”，“国民党内部仍很团结”。第二天，他在上海实行戒严。按照计划，青帮出面成立了一个“温和的”工会组织，以便制造混乱，削弱“左”派在工人中的力量。
接下来的两周中，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地发表团结声明，在向上海的无产阶级示好的同时，也迷惑了那些“左”派的对手们。正如前一年他在广州政变前夕的所作所为一样，他的对手们被他那前后矛盾的声明搞得晕头转向，搞不清他下一步会干什么事。3月28日的《字林西报》激愤地说：“如果蒋介石想从共产党人的手中夺权，他必须快速而又无情地采取行动。”而在4月8日，该报又报道说：“他对共产党人那种半心半意、心怀歉疚的攻击让人不敢断定两派之间的裂痕是否真的不可修复。”
4月1日，被解职的国民党中间派汪精卫结束在欧洲的流亡生涯，返回国内，这再次给蒋介石提供了一个迷惑敌人的机会。汪精卫此次回国是为了接替蒋介石，再次担任国民党主席一职。蒋介石拿出两天的时间，恭敬地与一年前在广州向他屈服的汪精卫进行商谈，参与谈话的还有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三人就将共产党从国民党政府中驱逐出去是否明智一事展开了争论，汪精卫同意组织一次党内会议来“商讨”此事。
他们一起讨论的时候，蒋介石表现得非常顺从，他的表现让人觉得武汉国民政府似乎比他更担心党内分裂的问题。4月3日，武汉国民政府通电全党，公布了蒋介石完全服从国民党中央领导的讲话内容：
（蒋介石撒谎说）我坚信，汪主席此次回国履职将实现国民党真正的集中领导，因此我们可以在不分裂党的情况下实现国民革命的最终胜利……从今往后，一切与党国福祉有关的事务将皆由汪主席处理，或在他的指导下办理……我们将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各项工作，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服从。
蒋介石这么做是为了等待时机，同上海的资本家们做一笔金钱上的交易。他将和青帮的三位大亨一起，以整个上海城为抵押，索取一笔巨额赎金，这将是他们漫长而繁忙的人生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敲诈。他们的第一个确定无疑的目标，是保护自己的据点不被共产党夺走。黄金荣和杜月笙认为，在此过程中，他们可以按照最高标准索要一笔“保护费”，从而获得大笔的钱财。这些钱中的一部分将交给蒋介石作为行动经费和个人财富，剩下的则归青帮所有。因此，他们同商会、银行家和众多的小行会展开了长时间的谈判。
50个心惊胆战的商人组织成立了一个联合会，会长由与蒋介石认识时间最长的一个朋友，一家日本轮船公司的买办担任。加入联合会的有丝绸商同业行会、面粉商同业行会、茶商同业行会、银行家协会以及本土银行业协会。这个联合会代表了上海最富有的阶层，也代表了中国大部分的商业资本和财产。联合会派了一个代表团谒见蒋介石，并“借给”他300万元。4月4日，这笔钱到位了，但这仅仅是一笔定金，几天后，又给了他一笔700万元的“贷款”。另一个代表团与蒋介石协商后，拿出1 500万“由他处置”。两周之后，蒋介石又得到了一笔3 000万元的“贷款”，这使他有了充足的资金在南京建立一个新的“温和的”政府。现在，蒋介石手里已经有5 000多万元可供自己“随意支配”的资金。这仅仅是他们公布出来的数目，实际上到底又有多少钱转到了他的手里，一直没有确切的记录。
在1927年的中国，稍微有点儿政治意识的人都不难明白，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认同也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蒋介石一派被公开称为“西山”派，这是以右派召开会议的地点命名的。
“我们获悉蒋介石正准备再次背叛我们，”4月1日，斯大林在莫斯科说道，“我知道他们又要耍花招，不过这一次要完蛋的是他了。我们会像挤柠檬一样把他挤烂，然后扔掉。”
斯大林对上海正在酝酿的阴谋了如指掌，不过他不允许周恩来或其他共产党人采取任何行动。此外，克里姆林宫和共产国际还公开向蒋介石示好。法国共产党日报《人道报》将蒋介石到达上海一事称为“世界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苏联的《真理报》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斯大林命令中国共产党把工人们鼓动起来，而与此同时，他又让他们把武器都藏起来，以免被蒋介石收缴。斯大林的做法是在把中国共产党人推向断头台，不过当时共产党领导层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4月的第一周，蒋介石下令他在上海唯一的一支军队，就是同情工人们的那支军队撤离市区。这支军队的指挥官薛岳匆忙赶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以反革命的名义逮捕蒋介石。当时在上海，除了蒋介石那支规模不大的近卫部队和执行戒严任务的巡逻兵之外，再没有其他部队会阻挡他们抓捕蒋介石，而蒋介石的卫队和巡逻兵人数也比薛岳部队人数要少得多。共产党没有同意他的建议，反而建议薛岳装病，以便拖延撤离的时间。机会就这样失去了，薛岳率部撤离了上海。
4月6日上午，军阀张作霖手下的500名士兵在北京的警察和密探的配合下袭击了苏联使馆，攻进了使馆大院。后来得知，这次袭击事先得到了外国领事团的许可。使馆里的苏联工作人员匆忙焚烧各种文件资料，但火被扑灭，文件资料也被掠走。此外，还有20名躲在使馆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被逮捕，其中包括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原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的就是他）和他的两个女儿。遭受了一番酷刑之后，这位年仅38岁的图书馆馆长被判处绞刑，以便警示其他的共产党人。
蒋介石给莫斯科发了一封电报，对北京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表示“愤怒”和“遗憾”，称这又是因为“误会”而引起的。在上海，公共租界里的外国军官在苏联使馆周围拉起了一条警戒线，对过往的行人严加盘查，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4月11日，英国和日本军队袭击了公共租界内的“左”派居所，还冒险越过界线，逮捕住在附近的“左”派人士。这些人被他们交给了蒋介石在上海郊外设立的军事法庭，这些人随后被执行死刑。
4月12日凌晨4点，从蒋介石位于祁齐路的总部里传出了军号声，他那艘停靠在外滩的炮舰也鸣起汽笛与之遥相呼应。刹那间，夜幕中响起了机关枪的射击声，青帮开始下手了。成群结队、身着便衣的枪手以军号声和汽笛声为号，按照事先的计划步调一致地采取行动，风卷残云般地袭击了上海全城和黄浦江两岸的共产党据点、工会办公室、私人住宅以及工人居住区。蒋介石最信任的黄埔军中最精良的那部分，即从青帮中招募入校的那些人趁着夜色潜入了上海城，与青帮匪徒们会合后，他们试图攻进一处工会大楼和一座由共产党控制的警察局。他们得到命令，除了胳膊上戴有白色“工”字臂章的人之外，其他携带武器的人一律格杀勿论。这种白色臂章在前一天专门分发给了青帮枪手们。
看到工会大楼里的“左”派分子组织反击，蒋介石的军队假装站在“左”派一边，允诺出面跟青帮进行调停。工人们相信了他们的话，放下了武器。躲在不远处一座楼里的300名青帮分子从暗处冲了出来，将工人们全部射杀。
共产党的领袖们四散奔逃，只有十几个人逃了出来，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些“左”派分子被俘，然后被绑在一起拉到大街上就地枪决或砍头。另一些人则被用卡车拉到蒋介石设在龙华的军事基地，在那里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然后被处决。白色恐怖开始了。
周恩来躲进了商务印书馆的大楼里。这个宋查理曾引以为豪的地方，从3月以来就成了“左”派的总部机构所在地。400名共产党人坚守在这里，与近千名青帮匪徒对峙了数小时。临近中午的时候，大部分守卫者都阵亡了。周恩来再次撤离，这一次他离开了上海，安全抵达了汉口，与这次反革命政变中幸存的其他几位共产党领导人会合。
直到将近9个小时之后，上海的机关枪声才停了下来。当天在街头枪战和处决中被杀的大约有400—700人，上海警署公布的数字还要少一些。此外，另外一些在蒋介石的军事基地里被杀害的“左”派分子的数量一直没有透露。随后，刽子手们又转移到其他城市进行类似的非法审讯，蒋介石的军队和青帮分子逐渐将白色恐怖扩展到了宁波、福州、厦门和汕头，甚至广州。
埃德加·斯诺当时担任鲍威尔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他从1926年的10月便开始做记录。根据他的统计，上海白色恐怖时期死亡的人数在5 000—10 000人之间。
4月13日，仍留在上海的“左”派领导人号召在全市范围内举行罢工，以抗议前一天发生的暴行和屠杀。10万名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这些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计划前往蒋介石的总部门前抗议。但还没等他们走到近前，大街两旁的士兵们便用重机枪向他们开火了。游行者们准备逃离时，蒋介石的士兵们又开始用刺刀对他们进行刺杀。许多示威者被士兵们从私人住宅里拖出来，然后拉到大街上用刺刀刺死。遇难者的尸体装了满满8辆卡车，这一次至少有300人被杀害。
作家韩素音对在黑色4月里发生的恐怖事件做了一个无情的注脚：
接下来的一周里又有大约8 000人被杀。6 000名妇女和未成年少女——都是工人们的家属，被卖进了上海的妓院和工厂。人贩子杜月笙成了住在上海的欧洲妇女们眼里的英雄。蒋介石也对其大加赞美，称他为大上海的中流砥柱。
上海现在已经被蒋介石和青帮控制。几个月后，全国各地一些重要地区也落入了他们手中。到了4月底，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蒋介石已经与青帮做了一笔交易。当然，自从1922年以来，杜月笙一直在有条不紊地操纵着蒋介石朝这个方向发展。
同权力打了数十年交道之后，青帮终于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在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方面，现在的它比中国任何一派力量都更占优势。中国共产党要等到10年之后才能获得类似的地位。青帮在中国扮演的角色有点类似纳粹德国的褐衫党，想当年正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推动下，希特勒才得以上台。此时苏联国内也正在进行一场与之不相上下的权力斗争，以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派被驱逐，取而代之的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党派。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后，全国一片惊人的沉默。武汉国民政府只能哀叫着表示抗议。庆龄、毛泽东等39位同志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候补执监委员的名义联名通电讨蒋，号召全国民众及革命同志起来推翻蒋介石这个“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他们这是在对着暴风雨哭泣。政府在武汉，而军事力量却在上海。武汉国民政府没有办法强行下达命令，也无法对蒋介石实施抓捕。仍归武汉国民政府控制的“左”派军队（由右派分子和“左”派混合组成）正在忙着跟北洋军阀激战。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不是很可靠。一些较为激进的“左”派军队指挥官，如曾经提出逮捕蒋介石的薛岳，很快就被蒋介石收买了。共产党的实力也被削弱了。
在武汉国民政府中，并非所有的官员都希望声讨蒋介石。一些人认为现在已经是让共产党人向蒋介石妥协的时候了。那些急着跟蒋介石钻一个被窝的人把目光都聚集到了汪精卫身上。庆龄想尽办法想让他们振作起来，却发现这些人已经变得神经兮兮，坐立不安。
鲍罗廷尝试着发起了一场反蒋的宣传运动，但不过是在白费力气。于是他开始焚烧各类文件，并开始安排在华的苏联顾问及其家属们离开中国。
武汉国民政府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左”派组成的政府，它就像是一艘漏水的航船，上面挤满了竭尽全力想浮在水面上的温和派。自从两年前廖仲恺被刺之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就再也没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左”派。现在武汉国民政府里那些所谓的“左”派人士就剩下政治理想主义者、改革家宋庆龄、被一位外国记者称为“忧郁的无能之辈”的孙科、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自由派宋子文、维多利亚式的自我主义者和只考虑个人前途的陈友仁，以及自高自大的花花公子汪精卫。
这些人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对谁都构不成威胁。鲍罗廷认为，庆龄是“国民党整个“左”派领导人中唯一的一个男子汉”，他这话可算是说到了点子上。
鲍罗廷与孙文携手合作的事业眼看就要成功了，但蒋介石和青帮却篡夺了他们的革命成果。莫斯科对此仍旧不发一言。蒋介石与共产党的反目正印证了托洛茨基那可怕的预言，而在斯大林看来，凡是那些能证明托洛茨基正确的消息最好都应该被统统埋葬起来。由于多年来一直是托洛茨基在指导中国的革命，那么中国革命的失败正好可以增加托洛茨基的责任，即便他早已正确预言了可能发生的种种危险，却也于事无补。因此，斯大林的代理人不得不确保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实验归于失败。
上海的外国人一直在为可能发生的事情忧心忡忡，结果到头来发生的却是白色恐怖，他们禁不住欢呼雀跃起来。一时间，讽刺挖苦中国“左”派人士的文章在这个城市的大小报纸上疯狂刊登。有一条报道称，武汉的“左”派人士是如此的低能，以致汉口妇女协会在组织政治游行时，让几个妇女脱光衣服，“露出雪白的胴体和丰满的乳房”。这条以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为原型的虚假报道刊登在1927年4月25日的《时代周刊》上，以此来证明“左”派已经退化堕落：
上周，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8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爱国女性严肃而又充满热情地沿着江边进行了庄严的游行活动。最高的那个女人走在前面，手里用竹竿举着一块标语牌。她戴着一副玳瑁框眼镜，身上什么都没穿。其他7个人也都是一丝不挂。标语牌上这样写着：“解放自己！我们已经摆脱了基督教带来的耻辱，获得了自由！现在我们要摆脱西方列强，争取中国的自由！”……蒋介石上周曾指责过汉口那所谓的“红色”政权，他还将尽最大努力打击中国学生进一步的激进行为。
出版人卢斯经常篡改有关中国的各种新闻报道，这一次又给那一块本不存在的标语牌上添加了一些“遗漏的事实”——因为在哈佛校友的眼中，玳瑁眼镜代表着很深的学识，而那副根本不存在的眼镜框就是用玳瑁做的。《时代周刊》用欺骗的手法轻描淡写地把上海的这次大屠杀描述成蒋介石“处罚”“左”派的一次尝试。很显然，在卢斯看来，蒋介石有权处罚任何人。
当蒋介石的长子公开谴责他背叛革命时，《时代周刊》立即发文，宣称这个小伙子是受到克里姆林宫的影响才会这么做。蒋经国是蒋介石与第一位妻子的孩子。1922年蒋介石与蒋经国的母亲离婚后，这个孩子便离家到上海的一所学校读书。在上海，他加入了“左”派阵营，多次参加反帝国主义的街头示威游行。蒋介石对儿子的“左”派倾向感到忧心忡忡，便把他送到北京一所由反共人士吴稚晖开办的私立学校里上学。这个孩子拒不服从，很快就因参加学生抗议活动被捕。他下定决心要去苏联，跟父亲争论了很长时间之后，蒋介石很不情愿地答应了，并于1925年8月送他去了莫斯科新开办的中山大学，成了该校第一批中国学生之一。蒋经国在那里加入了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蒋经国刚从大学毕业。白色恐怖的消息让他震惊不已，这个年轻人在莫斯科的一家报纸上这样写道：
蒋介石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革命战友，但他现在已经成了我的敌人。数天前，作为革命者的蒋介石已经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反革命者的形象。他对革命总是甜言蜜语，但一旦最佳机会来临，他便立即背叛了革命……打倒蒋介石！打倒叛徒！
[1] 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1875—1943），美国人。1903年来上海任律师，1923—1929年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总裁，任内上海公共租界发生了五卅惨案、北伐军占领上海等许多重要事件。——译者注
第十一章 同流合污
自4月初离开武汉到上海跟蒋介石会晤以来，年龄不大、身材圆胖的宋子文实际上已经成了蒋介石的人质。作为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希望在上海和与其毗邻的浙江和江苏两省的金融界树立自己的威信。由于现代化工业和对外贸易都集中在这几个地区，其税收总额占到全国税收的四成。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暴露了蒋介石的立场，他改变了游戏规则。在此之前，宋子文还曾邀请商界领袖们购买武汉国民政府发行的债券，以协助他来“平衡国家预算”。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头号推销员”，他正在设法让中国的大资本家们到政府机关里发挥作用，同时也给政府插手金融界和商界创造机会。
但蒋介石另有打算，因为他必须得给军队补充军费。之前，上海的金融家们把蒋介石当成他们的救世主，而现在他们却万分沮丧地发现蒋介石已经变成了他们身边的恶魔。白色恐怖的矛头转过来对准了这些富有的商人。记者索克思如此写道：“蒋介石借着搜捕共产党的名义对这些商人进行种种迫害。很多人遭到绑架，被迫捐出巨款以充当军费……这种以反共为借口的恐怖主义给上海和江苏的人们带来了近年来从未出现过的恐慌。”
《纽约时报》报道说：“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中国商人面临的困境值得同情。在蒋介石将军‘仁慈’的独裁统治下，商人们不知道他们第二天会遭遇什么事情：被没收财产、强制借款、流放他乡，或者被处死。”
傅宗耀是当时上海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担任商会会长、中国商业银行总经理，以及中国商业轮船运输公司常务董事。蒋介石向他贷款1 000万元，遭其拒绝，于是蒋介石便下令对他实施逮捕，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傅宗耀逃到了公共租界，为了保险起见，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转到了一个外国人的名下。然而，在杜月笙的帮助下，蒋介石把傅宗耀的大部分财产都搞到了手。走投无路的傅宗耀最后只得向蒋介石缴纳了一笔数额巨大但未披露具体数字的捐款。
借此机会，蒋介石还将上海商会置于自己人的管理之下。
接下来，蒋介石又发行短期“政府”债券，然后派士兵和青帮匪徒们去督促人们购买，从小商小贩到银行老总一个都不放过。有一个百万富翁拒绝购买，结果他的儿子被绑架了。另一个染料商的儿子被以“反革命”的名义逮捕，但在他父亲向蒋介石捐了20万元之后便被释放了。一个棉纺厂厂主花了将近70万元才把儿子从大牢里给救出来。另一个商人年仅三岁的儿子失踪了，他付给蒋介石50万元后，儿子立刻出现在他的眼前。这类典型的敲诈勒索的套路青帮已经玩了很多年，他们做这样的事已经变得轻松自如，现在这些手段又被蒋介石作为政府行使权力的工具加以利用。不过这还远远不是最恶劣的手段。
蒋介石的军队每个月要花费2 000万元，这使得他不得不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税收平台，并开始征收新的进口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需要一个“管钱袋的人”——一个代表他人搜集或分发非法所获钱财的人。
身为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知道蒋介石敲诈来的那些“贷款”都进了他的私人账户。也就是说，一旦蒋介石拿到了这些钱，他就会拿来自己享用，并给他自己的士兵和指挥官们发饷、用作政府日常开支或其他任何他认为合适的用途。这些钱一分也落不到武汉联合政府的口袋里。
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已经产生分裂，这一点并没有得到人们广泛的认识，甚至连明白的人都很少，但银行家和商人们已经感觉到了，他们可不想白白“送”钱给蒋介石。这些人希望至少能够拿到一张由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签字的归还“贷款”的书面凭证，这样的话，一旦从蒋介石那里拿不回钱，他们还可以到负财政责任的宋子文那里要来一些。为了避免使蒋介石的敲诈勒索合法化，宋子文拒不签字。（子文这么做也是为自己家族在上海面粉厂和纺织厂的投资考虑。跟上海的其他家族一样，宋家的财富也经受不住这种经济冲击。）
这件事引发了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直接冲突。4月18日，蒋介石宣布在南京成立新的（右翼）全国政权，并督促宋子文结束在武汉国民政府的任职，到他手下来担任财政部部长。1927年4月中旬的那段时间里，子文一直犹豫不决。但到了4月20日，子文正式宣布不会为那些敲诈得来的“贷款”签字。蒋介石立即关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财政部部长。与此同时，他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下令广州驻军没收了子文在南方政府银行里的所有财产。如此一来，这位金融奇才除了与蒋介石合作之外已经别无他法。
宋子文既非“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一个已经吓破了胆但又有利用价值的“贵族”。他已于3月底离开了武汉，那些担心这位财政部部长会同情保守派的“左”派人士聚集在他的门前举行抗议，并在大街上围攻他。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的前两天来到上海，专程来报道蒋介石夺权的新闻，子文向他讲述了自己对这段经历的感受。
他（子文）对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都感到紧张和害怕……密集的人群让他感到害怕，工人骚乱和罢工也让他感到不舒服。一想到富人可能遭到抢掠，他就充满警惕。在汉口的一次罢工中，他的汽车被一群暴徒围住，一扇车窗也被打碎了。当然，他很快就被手下的护卫救出，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这次经历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从此以后他便发自内心地不喜欢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尽管他对自己的理想仍心怀忠诚之心，但这种对群众运动的恐惧心态在他大部分政治生涯中都一直存在，并最终把他推到了反革命的阵营当中。
在霭龄和孔祥熙位于西爱咸斯路的家中，蒋介石了解到了子文害怕群众集会的这种心理。蒋介石曾在这栋房子里千方百计地追求宋美龄。通过与杜月笙的关系，蒋介石骗得了霭龄和孔祥熙的好感，现在他俩都已经成了蒋介石这一派的人。
蒋介石和宋美龄第一次见面时，美龄已经订婚，所以不太搭理别人。无论如何，当时的蒋介石只不过是一个从浙江走出来的野心勃勃的暴发户，一个盐商的儿子，一个有着青帮背景并且在上海和广州流连于花街柳巷的粗鲁军人。不过她还是同意蒋介石可以给她写信，从那以后蒋介石便开始书信不断。现在，这个暴发户已经变成了“宁波的拿破仑”。
1927年春，去孔家做客的人经常能在那里遇到蒋介石，不过陪他的人是霭龄和孔祥熙。蒋介石和美龄从没有一起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不过有传言说，这位年轻将军征服的不仅仅是上海这一片领地。
孔氏夫妇每次都催着蒋介石去说服子文。他们利用子文那摇摆不定的自由派思想使劲吓唬他。子文每次去西爱咸斯路的孔家，或者到美龄和宋夫人住的位于西摩路的家里，都要被洗脑一番。他情愿待在庆龄位于莫里哀路的那栋空荡荡的房子里，避开霭龄的阴谋诡计。了解到青帮刺客一直在监视这栋房屋，子文感到非常紧张。与此同时，霭龄和蒋介石也在不断向他施压，迫使他屈服。这就像是一个不愿意结交的伙伴，偏偏却不断向他示好，结果就是让他的自尊慢慢消解。蒋介石的部队喜欢把年轻女孩的内脏掏出来，在她们还有知觉的情况下，把肠子绕在她们赤裸的身体上，子文可不是这个军人的对手。
就在蒋介石一边追求宋家小妹，一边威胁宋家小弟的时候，庆龄仍在600英里之外位于长江边上的武汉，远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外。记者希恩赶到武汉去看望庆龄。尽管外界人士普遍认为武汉是一个充满政治妄想、革命者和“左”派流氓的地方，但希恩发现这里相当和平。“我发现的最接近国际事件的一件事，”他说，“是看到一个醉酒的美国水手想到陈友仁先生家的花园里去摘花。”
武汉本身就是一朵奇异的花朵，盛开在“一战”后全球性的悲观失望之中。在西方国家，各种美好的期望已经土崩瓦解，理想主义在节节败退，似乎已经完全没有一点儿希望，就连共产主义者也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不断自我分裂。然而，在这个位于长江边上的工业城市里却充满了革命的希望，以致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代表团不断前来参观学习。
在这朵奇异之花的生长地，希恩找到了庆龄。她就像一台种子运送机，用革命将自己跟已故的孙文联系在了一起。
我听说了大量与她有关的事情，其中大部分都是在胡说八道。美国报纸对她的报道让人难以理解。根据那些报纸的报道，孙夫人是“中国的圣女贞德”，她是中国“娘子军”的领袖，她是这样、那样或其他样的人物，具体是什么样子，全凭报社记者们的臆想随意描写。有人甚至说她曾率领军队参加战斗，这个说法流传甚广，以致连生活在中国的一些外国人都信以为真。在上海，这种奇怪而又可笑的传言又被添加了一些更有冒犯性的谎言，以攻击她的人格和行为动机——这是通商口岸城市最爱采用的一种政论手法。虽然我很理智，不会去相信其中大部分的故事，但这么多的故事叠加到一起肯定还是会给我留下一些印象，因为我一直认为自己即将遇到的是一位令人敬畏的人物。然而，跟我面对面在一起的却是一位天真烂漫、雅致迷人的女性……她的仪态如此自然，完全可以称得上“庄重”二字。我们经常可以在欧洲王室的王子或公主等人（尤其是那些年长一些的）身上看到这种仪态。不过，他们身上的那份庄重很显然是毕生训练的结果。孙夫人的那种庄重却是完全不同，那是一种固有的气质，它是内在的流露，而不是像铠甲一样强加在身上。同时她还具有罕见的道德勇气，即使在危难时刻依然坚定不移。她对孙逸仙以及自己认为应该承担的责任的忠诚能够经得住各种各样的考验……家人的愤怒以及世人的诽谤、中伤都无法让她向自己认为错误的事业屈服。与记者们说她在外表上看起来像圣女贞德的描述相比，她更像是真实意义上的圣女……在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破坏的时候……那些将军和演说家们一哄而散，有的投降，有的逃走，有的从此闭口不言。唯一一个没有被压垮、不甘保持沉默的革命者就是孙逸仙的这位身材纤弱的妻子。
此后，希恩曾与庆龄见过很多次面，对她做过很多栩栩如生的描述，有一些描写很凄惨。埃德加·斯诺和哈罗德·伊萨克斯也有过类似的感受。
然而，武汉这朵花早已开始枯萎，它很快就将结束自己的使命。蒋介石被驱除出党之后，外国列强后开始有计划地采取措施来削弱武汉国民政府的影响力。在长江上巡逻的英美炮舰对江面实施封锁，阻止运输大米、油料和煤炭的船只进出。5月22日，农民运动最为激进的革命发生地湖南省——毛泽东的家乡所在地，发生了惊人的巨变：一位忠于蒋介石的反革命将领控制了长沙城。数以千计的农民奔向这个城市，准备重新夺权，结果却被击退，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庆龄手下的一些意志薄弱的同僚变得越来越急躁不安，如汪精卫就曾这样说道：“共产党建议我们跟群众站在一起……但群众在哪里？受到高度赞扬的上海工人们力量在哪里？湖南农民在哪里？这些力量根本就不存在。你们看，蒋介石没有群众的支持，不也照样很强大。跟群众在一起就意味着与军队相对抗。”过去的一年里，汪精卫在舒适的欧洲度过了一年的流亡生涯，身心憔悴。可他刚返回中国还不到一个月，就开始敦促自己的手下放弃武汉国民政府，转而到在广州曾经羞辱过他的蒋介石那里寻求庇护。这些温和派人士只要再遇到一次挫折失望，肯定会夺路而逃。
就在此时，斯大林决心对中国的事态进行干预。5月31日，莫斯科向鲍罗廷发了一份绝密电报，命令他没收土地，清洗武汉国民政府内的那些不可靠的将领，武装20 000名共产党员，再新成立一支由50 000名工人和农民组成的部队。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名叫M. N.罗易的印度籍共产国际代表把这份绝密电报的副本拿给了汪精卫。他认为，如果能够让汪精卫看到共产党终于开始采取行动，他可能会振作起来。不料，汪精卫看完这份电报后既震惊又害怕。蒋介石之前曾经说过，共产党正在秘密计划，准备接管政府，而现在终于有了确凿的证据。这直接违反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以来莫斯科对国民党做出的所有承诺。汪精卫忧心忡忡地去见鲍罗廷。从罗易后来的举止来看，他很显然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之下才把那份电报拿给了汪精卫。
鲍罗廷也觉得这份电报有些让人难以理解。他竭力安抚汪精卫，明确指出，尽管这是斯大林的命令，但决不能按照他的意思去做。此时庆龄、陈友仁和其他一些人也都看到了这份电报。斯大林这次不合时宜的干涉让温和的“左”派人士（庆龄和陈友仁除外）确信蒋介石以前的判断是对的。
紧接着，从前线传来了更糟糕的消息。为了北上，占领北京，武汉国民政府早先已经派出仅剩的部队出征。在与北洋军阀的战斗中，这支部队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它自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共有14 000名国民党士兵阵亡，余下的军队根本挡不住蒋介石的进攻。
对那些仍想保住武汉国民政府的人来说，现在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争取“基督将军”冯玉祥的支持。如果这位基督将军能够加入他们的阵营，那么就可以用他的军队来对抗蒋介石。
冯玉祥同意双方在郑州会面，商谈联合的相关事宜。冯玉祥长得虎背熊腰，很受外国传教士的青睐，最近莫斯科也在拉拢他。从理论上来讲，武汉国民政府的“左”派有足够的理由对双方的联合保持乐观。这位“基督将军”刚去了一趟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得很不错，收获的成果也很丰富。现在，他的士兵手里有200门苏联造火炮，200支新型机关枪和20万支步枪。冯玉祥还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承诺他的军队将“为国家的解放而战斗”“为国民革命的圆满成功而战斗”。冯玉祥去郑州的过程颇具戏剧性。他坐着一辆货车前去参加会谈，“因为我手下的弟兄们也都是坐着货车来的”。可后来人们发现，他是在快到郑州的时候才登上了一辆货车，一路上大部分的时间里则都是坐在自己的豪华小轿车里。
会谈结束后，庆龄和她的助手们充满了期待，冯玉祥保证他一定会跟他们合作。然而，离开郑州后，这位基督将军又赶紧跑到徐州跟蒋介石进行秘密会谈。在徐州，尝到大甜头的冯玉祥给武汉国民政府发了如下电报：
在郑州与诸位见面时，我们曾谈到过商人和其他上流社会人士受到的迫害，谈到过劳工反对工厂主、农民反抗地主等事。人们希望取消这种专制。我们也谈过对这种局面的解救之法。在我看来，我们讨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如下：第一，业已解职的鲍罗廷应立即离开中国；第二，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成员，如果有谁愿意出国休养，应该予以同意。其他人员，如果他们自己愿意的话，可以加入南京国民政府……我认为，无论南京国民政府还是武汉国民政府都明白双方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我想这一点用不着我提醒各位。针对这一点，我认为当前是联合国民党各派人士、抵抗共同敌人的最佳时机。殷切期望你们能接受上述建议，快速做出决定。
鲍罗廷看到这份电报后，被其中令人费解的讽刺、挖苦弄得摸不着头脑。他问一位瑞典记者自己是不是理解错了。最终，就像以前接受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现实以及斯大林发给罗易的那封破坏力巨大的“秘密电报”一样，鲍罗廷不得不顺从。中国的局势已经不再受他的控制，鲍罗廷现在满脑子想的只有一个目标：如何带领所有的苏联顾问安全离开中国。在南京，蒋介石已经下令悬赏索要鲍罗廷的人头，全国各地都贴着缉拿他的告示。
1927年6月，记者希恩返回了上海。他答应庆龄自己将竭尽所能，力争让子文回到她的身边。浪漫而又带点儿冒险精神的希恩甚至认为自己能带着子文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偷偷回到武汉。
我觉得这事并不难，我所要做的只是给他起个化名，让他冒充我的翻译，跟我一起走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坐英国的商船，我俩待在同一间船舱里，这样肯定安全。蒋介石的士兵再大胆也不敢闯进来。不过，这只是我自己的简单设想，并没有征求子文的意见。
在上海与他会面后，子文似乎准备接受这个计划……他能看得出来，或者我们可以说他能看得出来，真正继承国民党衣钵的是武汉国民政府，而不是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政府。尽管遭到威逼利诱，他却一直拒不加入蒋介石的政府。他的住处一直受到密探的监视（有几处房屋自从建成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全天候的监视，他的住处就是其中的一座），这让子文非常紧张。他不敢离开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因为外面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到处都是蒋介石的士兵，随时都能把他抓起来。如果被蒋介石抓住，他就只有两条出路可选：担任财政部部长，或被投进大牢。我不相信蒋介石会对他处以极刑，但子文自己不敢确定这一点。实际上，他现在处于极度恐慌的状态，我的建议似乎给他提供了一条摆脱各种麻烦的出路。他差点儿当场就答应以广州王先生的名义订一张与我同船舱的票。他对武汉事态的发展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但到第二天，他又改变了主意。我走之后，他同自己的母亲、姐妹、姐夫都谈过，而这一大家子人从骨子里来看都是反动的。
“我去武汉没什么意义，”他忧心忡忡而又神经兮兮地对我说，“你知道我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我不喜欢革命，也不相信革命。如果政府的劳工政策把商人和工厂厂主们都吓得关门大吉，你让我怎么去平衡预算，或者保持货币流通？我无法说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理解这一点……你看他们对我银行里发行的钞票都做了些什么，我那漂亮的钞票啊！……现在它们膨胀得一文不值了……”
“哦，还有我的姐姐……我姐姐也不知道。没人知道事情会有多么难办。我怎么知道等我到了汉口后，那些暴徒们不会把我从财政部给揪出来撕成碎片呢？如果他们继续支持罢工和群众集会，那我什么事都做不了。他们把人们弄得群情激奋，啥都想要，他们注定要失望的……恕我直言，我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也从来没受到过他们的欢迎。那些暴民不喜欢我。去年冬天的那一次，要不是卫兵及时赶到，我早被他们杀了……他们都知道我不喜欢罢工和大规模集会……我去能做什么呢……”
那天他明显成了反革命分子。可第二天，他又变了，认为有更大的希望会说服中央执行委员会改变劳工政策，他非常怀念他那漂亮的钞票，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不过是一个经过伪装的个人独裁政权。并且他认为，虽然武汉国民政府里有共产党人，但它仍然继承了国民党的纯正血脉。
当时在上海的还有另一个名叫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西方记者。她以前就曾来过中国，认识不少大人物。她去了莫里哀路上的那栋别墅，发现子文变了：
也许他自始至终一直是蒋介石的代理人，一个什么事都心知肚明的伪君子。也许他以前的经历让他变成了一个懦夫，也许他认为重新合并可能会拯救中国的国民革命。从与他的谈话中我清楚地看到，他非常明白，真正的革命和真正的国民党人都在武汉，他们都需要他，但他却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没有做出选择。
最后希恩告诉了我们子文的最终决定：
“我不能去，”他说，“我不能这么做。很抱歉给你带来了这么多麻烦，但我真的不能这么做。”
他显得很激动，也很不安。我坐在大厅楼梯的台阶上，吃惊地盯着他。那天下午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而现在……
“那我该怎么跟你姐姐说呢？”我问道。
“我们一起去找我的家人谈谈吧。”他说道。
于是我俩一起钻进一辆劳斯莱斯小汽车，在凌晨1点钟的时候挨家挨户去拜访他的家人。我没有参与宋氏家族内部的谈话，只能想象他们是如何劝说子文不要孤注一掷。跟他谈话的人有高度美国化的妹妹美龄……另一个是他的姐夫孔祥熙。经过几个小时的争论后，子文从孔家大院里走了出来，情绪十分低落。
“事情定了。”他说道，“我不会去了。告诉姐姐我会给她写信。很抱歉让你白忙活一趟。”
我开着如灵车般宽敞的轿车把他送回家，一路上谁都没有说话。整件事一波三折，我已经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他也显得非常忧郁。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那天晚上经历的事情给我留下了最终的印象：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从其代表的一类人的角度来看，子文是夹在两派对立势力之间的一个正直的自由派人士。
当年7月，子文确实回过一次武汉，不过是替他的新老板蒋介石传话去的。南京和武汉之间联合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前提是立即正式地把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
几周以来，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最后的日子”随时可能来到。鲍罗廷已经安排法尼娅动身去海参崴，但在北京却被东北军阀张作霖给抓住并投进了大牢。张作霖急切地想扼死鲍罗廷夫人。在中国，扼死跟欧洲的绞死不是一个概念。欧洲的绞死是刽子手用力收紧一个套在受刑者脖子上的铁枷，而中国人则是用赤裸的双手把受刑者慢慢地掐死，即便是一个精于此道的刽子手会让这个行刑过程持续15分钟以上。整个过程中，受刑者的敌人们都会在一旁仔细观看，眼睁睁地看着受刑者先是大小便失禁，然后慢慢咽气。在处死4月从苏联使馆里逮捕的那些共产党人时，张作霖用的就是这种刑罚。
人们立即开始着手制订营救法尼娅的计划。她的被捕说明最后的时刻已经临近。此时此刻，武汉国民政府中剩余的国民党将领们与蒋介石合作的压力非常之大。不合作的话，那只有跟这个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革命实验的武汉国民政府一起灭亡。蒋介石已经私下里收买了唐生智将军，命他秘密调兵进入阵地，准备在7月15日即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下次会议召开的日子夺取武汉。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当时正在武汉。
我受邀去跟宋庆龄即孙逸仙夫人住在一起……革命在召唤她，她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这不仅是她自己的心愿，也是数百万普通老百姓对孙文遗孀的崇拜之情使然……朋友们认为她是被迫无奈才待在武汉，都劝她放弃武汉革命政府，甚至连去日本的船都给她准备好了。当她明确表示这是她个人的意愿时，立刻引来了一阵冷嘲热讽，所有人的暗箭都对准了她。
7月12日，子文抵达武汉，并与中央委员会进行了会谈。蒋介石托他带来的消息非常明白：立即驱逐鲍罗廷和共产党，同南京国民政府联合，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由于武汉国民政府早就决定在7月15日的会上正式“清除”共产党，因此，主要条件已经具备。蒋介石这份最后通牒中其余的内容则是试图迫使庆龄和她的同僚们向他屈服。
会议结束后，庆龄已经是筋疲力尽，满心厌烦，但她现在还要私下里会见子文。子文向她转达了母亲、两个伶牙俐齿的姐妹和喜欢唱希腊式哀歌的孔祥熙等人表达的各种强迫、威胁和颠覆性的话。然而，庆龄坚定地告诉弟弟：不行，她不会跟蒋介石合作。如果武汉国民政府垮了，她将回到上海，在那里继续跟蒋介石斗争。
多年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开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显然是在庆龄和一位美国朋友的谈话的基础上形成的。文件显示，子文当时吓坏了，他坚持带着庆龄离开了位于长江岸边的住所，一起到外面散步。远离了那栋住宅和监视那里的人后，子文拉着姐姐的手，让她打消返回上海的念头。他低下头，小声告诉庆龄她现在有生命危险，可能会有人从背后对她使刀。庆龄听了大笑起来，但子文却一再坚持说，霭龄已经“像前几次一样，计划暗杀她”。
尽管这些话让人听了感到心寒，并且还面临着被自己的亲姐姐暗杀的危险，庆龄仍然顽强不屈。
子文给上海发了一封加密电报。
记者希恩前去拜访鲍罗廷，却发现他也是个宿命论者：
我将坚持到最后一刻。等他们强迫我离开时我再走。不过别以为中国革命就这样结束了，或者失败了。这一切都是暂时性的。它将转入地下，它将成为秘密的运动，会受到反革命分子的镇压，以及帝国主义的打击。但它现在已经学会了如何组织力量，如何进行斗争。一年、两年，或是5年，迟早有一天，它将再次浮出水面。它可能会遭到多次失败的打击，但最终它会取得胜利……这里发生的一切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
“为了不给人们用以证明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正确性的口实”，几周以来，共产党人的活动已经明显减少。一些在武汉的共产党官员小心谨慎地请求休假，另一些人则申请辞职。共产党告诉鲍罗廷，他们应该主动请辞，而不是等着被驱逐。鲍罗廷则警告他们说，莫斯科绝不会同意这么做。
6月中旬，有人试图在一次宴会上毒死加伦将军，结果却是另一个苏联顾问被毒死了，加伦则活了下来。
在1927年初春时节，通过剪短头发来表明自己革命决心的那些年轻女同志们又把头发留了起来。大街小巷上再也看不到共产党干部们的身影，分布在各处的共产党办事处也是人去楼空。一小队一小队的治安警察和黑帮匪徒冲进共产党人的办公室，见人就抓，或者直接打死。武汉的白色恐怖开始了。
子文再次面见庆龄。当时庆龄正在准备最后一份驳斥蒋介石的声明，她不会抛弃武汉。7月12日，子文通过孔祥熙向蒋介石发了一份密码电报。作为立即投降的代价，汪精卫提出了一些能保住面子的安排，子文在电报中向蒋介石详细汇报了这些条件。7月13日，子文收到了孔祥熙的回电，内容如下：“告诉卖家，商人同意按照要价付款。希望按照约定日期发货。”
“你看，”眼光敏锐的陈友仁说道，“你认为这里的商人指的是谁？就是蒋介石。他们买卖的货物指的就是背叛武汉国民政府。这些用词表现了孔祥熙和子文当时的心态。这是一种买办的语言，他们把中国的命运当作商品来买卖。”
鲍罗廷把事态的发展情况传回了莫斯科。第二天，他收到了克里姆林宫一份严肃的声明：“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角色已经终结，它正在变成一支反动力量。”莫斯科命令共产党退出武汉国民政府。7月14日那天剩余的时间里，毛泽东和其他仍在武汉的共产党领导人悄悄离开了。
现在实际上只剩下庆龄一个人在孤军奋战，仍跟她站在一起的国民党领导者是邓演达将军。他曾是黄埔军校里很受官兵喜爱的一位领导人，不过他是一个独立的领导人，不属于蒋介石那一派。1926年北伐期间，因其才华出众且颇有威信，邓演达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北伐战争中取得的很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都得益于他的指导。
如果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没有青帮或莫斯科的干预，那么最终成为中国领导人的可能会是邓演达，而不是蒋介石。宁汉分裂时期，邓演达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指责蒋介石篡权和背叛了孙文的意愿。蒋介石则称邓演达是一个“共产分子”。与此相反，邓演达和庆龄只是认为共产党的某些计划是对孙文的三民主义的一种补充，他们并不赞同共产党屈从共产国际的命令和斯大林的独裁专制。现在，他们有理由怀疑斯大林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而故意干涉中国。一面是蒋介石和青帮威逼利诱，另一面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阴谋诡计，新生的武汉国民政府还没来得及站得住脚跟，就注定要夭折了。
就在此时，庆龄出面讲话了。7月14日，她发表了一项指责蒋介石篡夺革命果实的声明。她指出，没有工人和农民参加的革命不过是一种伪革命：
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做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反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
……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是改换政府而已。
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交给我们。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
从这个主义，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社会价值的分析和他对工农阶级地位的确定。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的力量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如果我们采取了削弱这种支持的任何政策，我们便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而不是真正忠于孙中山……
但是现在有人说政策必须按照时代的需要而改变，这种说法虽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是决不应改变到如此地步，以至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党丧失了革命性，变成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而本当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制度才建立起来的。
……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比孙中山当初痛感人间不平而终生投入革命的时候是更加困苦了。然而今天自命为孙中山信徒的人，口里谈的是阶级，心里想的却是一种实际上漠视中国千百万贫困农民的疾苦的“革命”。
现在更有人非难农工运动为新近的外国产品。这是谎言。二三十年前孙中山在言论思想中就表示要用革命来改善中国农民的地位……
这些年来，他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但是现在人们又讲什么新近的外来影响了。当俄国还在沙皇铁蹄之下的时候，孙中山就已经倡导中国土地革命了。难道他是外国阴谋工具吗？
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
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我对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这就是孙夫人的最后答复。毫无疑问，她已经同蒋介石的政府决裂。他们以后再也不能通过庆龄来借用孙文的名义把他们的政策合法化了。庆龄的政敌们快速采取行动，想要阻止这位“文雅的”妇人发出的措辞严厉的声明，但她还是安排《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她的这份声明。
第二天，也就是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按照计划开始驱逐政府系统里的共产党人。希望留下来的人必须退出共产党，违者一律“严惩不贷”。
鲍罗廷失踪了。庆龄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她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其他拒绝加入右派的人有的逃离了武汉，有的甚至离开了中国，这些人中就包括庆龄的朋友邓演达将军。邓演达辞去了国民党内的所有职务，谴责武汉国民政府剩余的领导者们向蒋介石妥协，背叛了孙文。之后，他便化装成农民的模样，离开了这个城市。几天之后，屠杀开始了。
这场充满希望的、发源于广东并横扫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就这样结束了。它并非被敌人从外部攻破，而是被青帮颠覆之后从内部瓦解的。北洋军阀在他们面前望风而逃，许多外国政府正准备对它予以承认，但数以千计被偷偷录取到黄埔军校并投到蒋介石门下的青帮分子逐渐占据了下级军官中的大多数职位，从而控制了革命。无论是手无寸铁的农民和工人，还是自称为民主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那些人，都没有力量抵抗内部那些好斗的右派。
经过乔装打扮的庆龄乘坐一艘小船沿江东下，回到了上海。她在莫里哀路的住宅里做了短暂的停留，匆匆忙忙地把自己的事务安排了一番。短时间内她似乎避开了监视，但她担心，如果在上海待的时间太长，很可能会像子文说的那样遭到刺杀，或者会被软禁在家，而蒋介石则会以她的名义使华中和华南地区的大屠杀合法化。庆龄决定让外界都知道她的抗议态度。鲍罗廷建议她采取一个明确的姿态来表明自己已经与蒋介石决裂——公开访问莫斯科。
午夜之后，法租界内鸦雀无声，两边种满树木的大街小巷在树荫的掩映下，一片漆黑。庆龄一身破旧的打扮，在一头红发的美国人蕾娜·普罗默的陪同下悄悄离开了自己的寓所。蕾娜是一位年轻活泼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党报任职。（文森特·希恩爱上了她，对她此行的安危十分担忧。）两个女人像乞丐一样来到江边青帮头目顾竹轩的地盘。在那里登上一条小舢板，划入了水面遍布垃圾的黄浦江。摇晃不定的小船从停泊在江面上的各国军舰之中穿过，然后悄无声息地从其他咯吱乱响的船只旁边滑过去，在经过三个小时的紧张航行之后，最终来到了一艘锈迹斑斑的苏联货船旁。天亮之前，陈友仁和他的两个女儿也来到了这里。借着清晨的海浪，这艘苏联货船起航直奔海参崴驶去。
经过周密计划，法尼娅·鲍罗廷逃脱了东北军阀张作霖的魔掌。当时，鲍罗廷设法得到了20万美元的贿金，这些钱显然是苏联存放在北京的公关费。鲍罗廷把这笔钱交给了使馆的法律专员坎托罗维奇。为了缓和外国使团的敏感情绪，张作霖准备在处死法尼娅之前安排一次“审判”，坎托罗维奇则将在审判中担任法尼娅的辩护律师。坎托罗维奇拿着钱去找负责这个案子的法官。7月12日一大早，当这位军阀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法官匆匆进行了审判，法尼娅被判无罪释放，然后快速离开，消失不见了。那位法官抛弃了自己在北京的妻儿老小，让他们替他受过，自己则跑到了日本，提前过上了舒适的退休生活。
怒火中烧的东北军阀张作霖不得不接受这令人尴尬的失败。法尼娅其实就在他的眼皮底下，藏身在北京一处由孔庙改成的外国人居住区里。追捕的风声过去后，她化装成一个天主教修女去了西伯利亚。
在7月最后的两周里，鲍罗廷一直躲在子文位于汉口江岸的那栋房子里，庆龄也在那儿住过。经过一系列的外交磋商，蒋介石答应放苏联顾问们走，但不能从他的地盘上撤离。鲍罗廷和为数不多的随行人员需要经由陆路，穿越戈壁滩回国。站在鲍罗廷一边的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请求跟他们一起走，鲍罗廷最终同意了。
宋子文拿出大把银圆为鲍罗廷铺路。这些银圆用宣纸包好，盖上国民党政府的印章，然后装到木箱子里。这是武汉国民政府为鲍罗廷的安全撤离而备下的赎金中的一部分，打算送给背叛他们的“基督将军”冯玉祥，因为冯将军做过“保证”，鲍罗廷可以乘坐火车平安通过他在华北的地盘，直到铁路终点站灵宝。下火车后，苏联人就得自己开汽车或乘坐卡车穿越戈壁大沙漠了。对这种路程安排，鲍罗廷尤其觉得艰难，因为除了在一年前患上了疟疾之外，前段时间他又从马上掉下来摔折了胳膊。
7月27日，鲍罗廷和30名随行人员带着中国卫兵在汉口火车站登上了一辆专列。前来送行的“高官”包括宋子文和汪精卫。一支中国军乐队演奏着模糊不清的进行曲，宋子文、汪精卫和鲍罗廷则坐在一节车厢里喝着茶和苏打水聊天。愚蠢的汪精卫按照中国礼节，请鲍罗廷重新考虑一下留在中国，别走了。忍无可忍的鲍罗廷当即回绝了。汪精卫把中央委员会的一封表达“友好情感”的信转交给鲍罗廷，鲍罗廷道谢之后，便跟他们告别了。火车喷着蒸汽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站台上前来送行的人群中，有人流下了眼泪，有人则开始说风凉话。乐队开始演奏国民党进行曲[1]，配的是《雅克兄弟》的曲子。
火车经过湖北省和河南省时，铁路两旁到处都是因战争或饥荒而死去的人。在中国南方的乡下，到处一片葱绿，物产丰富，在这里却连荒原都被烧成了一片焦土，到处寸草不生，树林和灌木丛上的叶子和树皮都不见了，仍然活着的那些人一个个形容枯槁。在通往大漠的门户城市郑州，鲍罗廷一行遇到了热情洋溢的冯玉祥将军。就是因为他向蒋介石献媚，才导致鲍罗廷等人不得不逃跑。
他们安排时年16岁的陈丕士去弄清楚冯将军到底想要多少贿金。
（陈丕士回忆说：）冯将军让我为我们一行将要经过的公路、桥梁以及路边种植的树木捐些维护费……实际上，这一路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公路，也没有什么桥梁，路两边的树木也都是唐宋时期种下的。冯大帅一如既往地彬彬有礼。我把钱交给了他的下属……我敢肯定，一旦交钱之后，这一路上就不会再有哪个将军会向我们伸手要钱了。
冯将军设宴招待了他们三天，然后，在军乐队演奏的《前进，基督战士》的乐曲声中，鲍罗廷一行离开了郑州。
火车载着他们经过了洛阳，最后到达了终点站灵宝。他们把所有物品都装上了4辆坚固的道奇旅行车和一辆用红木支着帆布顶棚的别克汽车。鲍罗廷开着那辆别克车。在这片小麦主产区，黄河曾两次决堤，淹没了周围的农田。洪水退去之后，留下了大片的风沙侵蚀区。在车队前面开道的是一辆道奇，里面坐着鲍罗廷的护卫和曾在冯玉祥手下当过顾问的沃罗辛。紧随其后的是鲍罗廷开着的那辆原属于某位军阀的别克车，里面坐着他的医生奥尔洛夫、秘书基里舍夫和奥尔洛夫的夫人。他们后面的那辆汽车上坐着陈丕士、杰克教士、一名中国翻译以及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此外还装着汽油桶、行李箱、备用轮胎等。跟在后面的另外两辆道奇车和三辆卡车则拉着装在木箱里的文件、燃料桶、帐篷、罐装食品、水罐和一个折叠式帆布浴室。鲍罗廷那位天真无邪的广州厨师则坐在一辆卡车的车顶上。
每天晚上支好帐篷之后，这些苏联人都会拿出一挺破旧的马克沁机关枪，装上支架，然后架在距他们最近的土堆上。每天清晨，那位厨师都会把炼乳、饼干、香肠和罐装咸牛肉等早餐备好，他们在那里大口吃着，那些在河岸边农田里干活的农民们则直愣愣地盯着他们看。路边的河水非常浑浊，河岸也有很多地方都塌了。每天他们都沿着黄土山上车马留下的痕迹前行，很多次都因找不到路而停下来。下雨天，他们则踏着烂泥汤缓慢前进。后来他们抵达了唐朝时期兴建的温泉圣地临潼，这里距西安已经不远，于是一行人便在这里做了短暂的停留，清洗身上的风尘。
在热气腾腾的硫黄温泉里泡了一会儿之后，陈丕士一个人信步来到了一片精心修建的梯田边，无意中撞到了一副让人心酸的画面：刚洗过澡的鲍罗廷在一张睡椅上打盹，满面绯红、容光焕发的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在一边哼唱着“牧羊人们在夜里守卫着他们的羊群”。安娜唱到一半便停住了，轻蔑地看了陈丕士一眼。他觉得自己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尽管由于工作上的联系，鲍罗廷和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之间的浪漫关系持续了20多年，但在他们有生之年，从未有人提及此事。）
鲍罗廷一行人来到了位于西安北部的潼关，遇到了庆龄的朋友、一直在此地等候的邓演达将军，这让他们非常吃惊。乔装成农民溜出武汉后，邓将军沿着京汉铁路徒步往北行进。由于政府悬赏要他的人头，他混在逃难的饥民当中，走了250英里，最终到达郑州。在那里，邓演达获悉鲍罗廷等人将要从陆路返回苏联，于是，他便横穿过田野，赶往西面的西安。从西安再往北到了潼关，然后在此等候鲍罗廷等人的到来。他想搭车同行，苏联人便让他上了一辆轿车。
后来他们进入了内蒙古境内的草原地带。他们在草地上每天可以行进60英里。中原的炎热被抛在了身后，现在他们开始感觉到草原秋天的凉意。到达长城时，鲍罗廷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越过长城便是沙漠，此时他们已经走了800英里，离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还有700英里。他们沿着与孔祥熙关系密切的那位山西军阀地盘的边缘小心前行。再往前走就没有路了，饮用水也变得非常稀少。这时，他们获悉一个苏联接待小组正从西面赶过来，准备在半路上迎接鲍罗廷等人，给他们提供新鲜食物和燃料。
一天晚上，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一个人出去，结果走丢了。鲍罗廷领着大家到处寻找，最后断定肯定是找不到她了。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们看到远处有一个人影。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竟然在沿着他们前进的道路走，这真是太巧了。他们开车在她的身旁停下来时，安娜如释重负地流下了眼泪。
“你到底是为什么离开的呢？”他们问道。
“我太冷了，便出去走走。”她一边喃喃而语，一边哗哗地流下了眼泪。
离开乌兰巴托4天之后，他们遇到了苏联救援车队，大吃了一顿鱼子酱。
鲍罗廷登上一架苏联飞机赶往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站，准备前往莫斯科向克里姆林宫汇报。邓演达、陈丕士和其他人也在几天之后达到了莫斯科。
庆龄与陈友仁及其两个女儿，以及美国人蕾娜·普罗默一起从海参崴登上了一辆专列前往莫斯科。蕾娜在火车上便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头晕症状。在穿越西伯利亚荒原的时候，陈友仁那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尤兰达和西尔维娅一直在摆弄一台需要上发条的手摇留声机。从森林地带到大草原，每到一站，前来欢迎中国同志的接待委员会都会给陈友仁和庆龄送上鲜花。庆龄不断感谢他们对中国革命及对已故丈夫的帮助，说话滴水不漏的陈友仁也对他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火车咔嚓咔嚓地继续前行。
他们在中国面临大灾难的时候离开了上海，到达莫斯科时又恰好赶上了另一场20世纪最大的悲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斗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此时列宁已经去世，对中国革命最感兴趣的那些苏联领导人——布哈林、拉狄克和托洛茨基则陷入困境之中。他们的失败使得苏联开始了长达1/4个世纪的血腥内斗，直到斯大林去世才告结束。这场政治寒冬的第一场风暴已经刮到了苏联的首都，在12月底前离开苏联的中国人都很庆幸。
庆龄到达莫斯科不到三周，托洛茨基就被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开除了。托洛茨基传记的作者伊萨克·多伊彻认为：
这一系列的审讯非常荒唐。坐在审判席上审问这位共产国际的创始元老、无视其革命成就的人，都是一些多次遭受过惨败的革命者：失败了的起义的煽动者、从没成功过的革命者，或者是那些小派系的领袖。这些人都在靠着十月革命的光辉过日子，而在那次杰出的革命中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却遭到他们的审讯。
这些失败者也是斯大林政策的坚定捍卫者，其中就包括那个喜欢制造麻烦的印度人M. N.罗易。
托洛茨基一直赞同列宁在不发达国家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战略，并警告人们不要与像国民党之类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力量建立紧密或长期的联系，因为这些人迟早会攻击共产党人。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这个观点时，就曾遭到罗易的强烈反对。7年后，在武汉把斯大林的秘密电报拿给汪精卫，从而使武汉国民政府遭到致命打击的也是这个罗易。从斯大林不合时宜的发报时间和电报里使用的那些夸张的措辞，以及罗易泄露电报的速度之快这两个方面来看，我们不能不怀疑斯大林是故意想让武汉国民政府垮台的。
共产党人跌跌撞撞地陷入了中国的灾难当中，而这场灾难又反过来决定了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命运。他成了一只替罪的羔羊，而斯大林则成了胜利者，罗易则是斯大林的跟屁虫。多伊彻认为，罗易“尽最大的努力让中国人（共产党人）败在蒋介石的面前”。而现在，罗易又兴致勃勃地准备在政治上给身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以最后一击。
庆龄和得了怪病的普罗默从大都会宾馆搬到了“糖宫”。“糖宫”是沙皇用买卖甜菜所得的利润修建的，这里一度豪华奢侈，而现在已经变得空荡萧条。尾随普罗默来到莫斯科的文森特·希恩前去那里看望这两位女士。
我被引领着穿过走廊，来到另一扇雕着花纹的大门前。征得同意后，我们走进了孙逸仙夫人的房间。跟其他面积过大的房间一样，这里也是一派豪华庄严，宋庆龄站在房间中央，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孩儿。多年来，她第一次穿上了欧洲风格的服装，身上的短裙让人感到很不自在，看起来就像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房间空旷而阴暗，以致我几乎看不清对面的墙壁。她们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居住，可能是想借此表明这个高贵人物在当时情形下不得不面对的事情之大。
那位美国姑娘躺在这栋阴暗沉闷、如同墓穴一般的房子里，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即将不久于人世。两个月前，蕾娜还活得好好的。她是一位无所畏惧、不受传统约束的年轻姑娘，长着一张顽皮的娃娃脸，仪态万千，埃德加·斯诺因此称她为“世间少有的红发叛逆女神”。希恩完全被她迷住，眼里再也装不下任何人。现在他也感觉到她就要离开了。苏联医生们不能确诊她得的是什么病，可能是肺炎，也可能是华中地区流行的一种热带病。希恩焦虑地守在床前照顾着她。
庆龄发现另一位亲密朋友邓演达将军目前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这更加深了她的忧郁和不祥之感。邓演达逼迫克里姆林宫重释其对中国采取的模棱两可的立场，否则就停止干预中国事务。作为身在莫斯科的三位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另外两位是孙夫人和陈友仁），邓演达曾应邀到第三国际发表演说。他在会上大胆进言：最初，中国人民非常欢迎共产国际的友好帮助，但中国革命完全是中国人的事，不能用来为共产国际的目的服务。他认为，从本质上来看，共产主义革命是欧洲的一种革命现象，不能移植到亚洲国家。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此最需要解决的是土地改革问题。共产国际的干预只能让中国革命驶离自己的轨道，并无限期地延长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
斯大林对他的讲话非常恼火，下令契卡逮捕并处决邓演达。在苏联朋友的帮助下，事先得到消息的邓演达趁着夜色逃出莫斯科。他准备向南越过高加索山脉，穿过苏联边境去往土耳其。几周过去了，庆龄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消息。
尽管文森特·希恩不断给她打气，并悉心照料普罗默，但恐怖的气氛越来越重。自从抵达莫斯科后，他们几乎再也没有鲍罗廷的消息。鲍罗廷此时似乎正在接受政治审查，希恩曾见过他几次，但他已经变得沉默寡言、态度冷淡，似乎在等待着莫斯科对他进行最后的裁决。
另一位曾同情孙文革命事业的苏联人也在莫斯科得了重病。他就是曾于1922年在莫里哀路的那栋别墅里与孙文签订友好合约的苏联外交官越飞。越飞得了肺结核，托洛茨基曾与克里姆林宫交涉，请求安排越飞出国治病，却遭到斯大林的拒绝。当越飞后来听说托洛茨基已经被清除出党，并要被流放后，他给这位有20多年交情的老朋友写了最后一封信：“你是正确的，但要想确保你坚持的真理取得胜利，就要做到决不妥协……摒弃一切妥协的可能，这正是伊里奇（列宁）不断获胜的秘诀。我一直想告诉你这一点，但直到诀别时刻才做到了。”写完这些话后，越飞放下笔，拿出一把左轮手枪，开枪自杀了。
鲍罗廷的噩运来得稍迟一些。对他来说，回到莫斯科意味着到达了事业的终点。斯大林并不喜欢他。自十月革命庆祝游行活动结束后，希恩和庆龄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他被安排到莫斯科一家报社做编辑这种无聊的工作。1949年，鲍罗廷在战后“大清洗”中被捕，1951年死于古拉格群岛上的某处斯大林设立的集中营里。
鲍罗廷曾经用一句话总结了自己对中国革命的全部感悟。在他看来，国民党就像是“一个厕所，不管你怎么冲洗，仍会发出臭气”。
此时的庆龄已经是筋疲力尽。在两年的时间里，她从“第一夫人”的位置骤然下降至一个流亡国外的寡妇。尽管如此，她仍然是中国革命领导人的有力支柱。她在《纽约时报》上找到了一则消息，称她即将与陈友仁结婚，克里姆林宫也准备让他们去度蜜月，这让她震惊不已。一位住在莫斯科的英国人向她“即将到来的婚礼”表示祝贺，她才得知还有此事。蒋介石阵营中的某个人——也许是她的姐姐霭龄，决心破坏庆龄的声誉。
庆龄对此消息感到如此震惊，以致身体都垮了。她病了三周，身体刚刚有所好转，报纸上又传来另一个沉重的打击：她的小妹美龄准备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她在痛苦中明白了其中的玄机，很显然，她要跟陈友仁结婚的谣言是为了给蒋介石和美龄的婚礼扫清道路，通过贬低一桩婚事的重要性来凸显另一桩婚事的重要性。世人很快就会忘掉孙文的遗孀，因为她现在是一个要嫁给一位来自特立尼达的“浅褐色皮肤的黑人”（有传言称陈友仁是个中非混血儿）的邋遢女人。中国革命的新的女领袖将会是那位南京大元帅从宋家娶来的娇妻。
随后传来了一则让她高兴的消息：邓演达还活着。他成功越过苏联边境，到达了土耳其，现在已经安全到达了柏林。她当即决定，一旦她的朋友蕾娜的身体恢复到可以出行的时候，她就动身去德国与邓演达会合。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三周后，青帮打手们在街头四处游荡。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全国范围内都在进行处决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向宋美龄提出了求婚，她接受了。
人们对蒋介石的求婚动机比对美龄接受求婚的动机了解得更多一些。1976年，在为蒋介石撰写传记时，布莱恩·克洛泽引用了《大公报》创始人之一胡霖的分析。
蒋介石的再婚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行为。他希望通过成为宋家女婿这种方式把孙夫人和宋子文争取过来。这个时候，蒋介石也开始考虑谋求西方支持。如果美龄能成为他的妻子，那么他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就有了“嘴巴和耳朵”。除此之外，他对金融专家宋子文的评价甚高。不过，如果说蒋介石不爱宋美龄的话，也有失偏颇。很显然，蒋介石视自己为一个英雄。在中国历史上，英雄总是偏爱美人。为了政治目的，蒋介石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在那种情况下，娶一位新妻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这个观点得到了历史学家唐良礼的认同，他补充道：“蒋介石渴望独自一人全盘接受孙文的遗产。”
孙文形象的重要性不可小视。大部分中国人都把他当作一个半神圣化的人物，真正与他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并不多。现在，通过宣传，所有与孙文有关的神秘事件都已经被正式化，全国各地到处都悬挂着他的头像。政客和将领们哪怕曾与孙文只有过一点点的关联，马上就会变得与众不同。包括汪精卫在内的政客们都佩戴着饰有孙文头像的像章。青帮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把蒋介石打扮成孙文在人间的代理人，让人们认为孙文已经通过超自然的力量把革命大业正式托付给了他。
如果说，通过婚姻进入宋家大门并获得孙文神秘权威对蒋介石来说非常重要的话，那么能得到西方国家在财政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支持也同样重要。蒋介石现在急需让他的政权获得经济上的保障。青帮很难支付他所需的全部费用，并且敲诈勒索也需要有个限度。虽然通过征战或者收买各地军阀，他手下军队控制的地盘在快速扩大，但由他实际控制的中国财政收入却几乎为零。只要北京还是公认的首都，他就不可能指望靠正常的税收或中央政府的其他收入来维持他的南京政权。派军四处征讨、雇用流氓打手搞镇压活动、收买对手，这些都需要他拿出大把的钱财，单靠敲诈勒索搞来的那几个钱根本不够用。他需要一项有保证的收入来源。虽然单靠外国援助来支撑他的政权也是远远不够，但要想保持南京政权屹立不倒，少了这个支撑也不行。
蒋介石获得外国资金（包括私人投资和外国政府的正式援助资金）最简便的途径就是通过宋家，尤其是宋子文。子文在外国银行、外国公司、外国政府和诸如美国传教士协会之类在华盛顿有影响力的特殊组织中有一定的声望。子文于1927年4—6月被软禁在莫里哀路的那栋别墅期间，霭龄和孔祥熙一直给他洗脑。面对这样的家庭压力，子文的意志逐渐崩溃。现在蒋介石又想跟美龄结婚。子文本人也刚刚与上海社交圈里的新秀、出身豪门的张乐怡结婚。蒋介石曾因谋杀、持械抢劫和敲诈勒索遭到起诉，还曾娶过好几个老婆，这一切子文全都知道。对银行家宋子文来说，给他个人最感痛苦的是蒋介石没收了他在广东银行里储存的白银，令他费尽心机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陷入瘫痪，子文对此毫无能力反抗。
“在宋家所有人中，”作家韩素音质问道，“到底是谁决定把这个通过婚姻结成强大联盟的计划付诸实施的呢？”她指出，这幕后的策划者是霭龄，其他很多人也持此种观点。
她一直是一个喜欢牵线搭桥的媒人，一个策划者，也是家庭财富的创造者。把自己的小妹美龄嫁给这位势力强大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难道不是一个绝妙的好计吗？“这个人可以利用。”她说道。随后便立即去劝说执拗的美龄，让她明白答应这桩婚事对大家都有利，尤其是宋家。
庆龄也认为美龄与蒋介石的这桩婚事是“安排好的”。埃德加·斯诺这样写道：“我第一次见到庆龄的时候，她跟我说婚姻双方都是出于机会主义的目的，根本没有爱情可言。”10年后，庆龄对斯诺说：“刚开始他们之间并没有爱，但我觉得现在有了。美龄真心爱着蒋介石，蒋介石也真心爱她。”随后她又补充道：“没有美龄的协助，他现在的状况也许会更糟。”
宋家跟孙文存在着直接联系，又能争取到外国政府的财政支援，宋子文和孔祥熙还能提供财务服务，因此对霭龄来讲，为了保证她在南京的影响力，还有什么比与蒋介石联姻更自然的做法吗？
虽然一些人认为她心地善良，对她也没有戒心，但霭龄对什么事都有决定权。1914年，因受袁世凯迫害而流亡的霭龄和孔祥熙在日本结了婚。婚后他们回到了中国，在孔祥熙为安全赶往山西做好充分准备之前，霭龄一直跟父母住在西摩路139号的娘家。后来他俩坐火车返回孔祥熙的老家太谷。霭龄不得不在终点站榆次下车，改乘轿子继续前行，孔祥熙则骑着一匹蒙古马伴在左右，直到到达目的地。
霭龄也许曾对这种种不便颇为恼火，不过她到达新家后一定不会感到失望。孔家大院内房屋的外观虽然丑陋，但规模着实不小。那坐落在宏大庭院之中的住房简直如同宫殿一般，仅在里面服务的佣人就不下500人。
孔祥熙在当地出资兴建了一所铭贤学堂，后来他又在该校与自己的母校欧柏林大学之间建立了联系，创办了几所欧柏林大学中国分校。孔祥熙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很卖力，这使他看起来似乎真的参与了学校的各种事务。不过，从欧柏林大学管理人员的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出，由于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并不准备在美国声张此事。
1916年，霭龄在太谷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罗莎蒙德（孔令仪）。这之后，她又在上海生了三个孩子，分别是大卫（孔令侃）、珍妮特（孔令伟）和路易斯（孔令杰）。就像养育温室里的兰花一样，孔氏夫妇对这几个孩子倍加呵护。
谈到年轻的大卫，也就是孔令侃，白修德认为“他的行为粗鲁不堪”。当时盛传的一件关于宋家的逸事证实了这一点。孔令侃十几岁时就学会了开车，一次他在公共租界的一个交叉路口把车停在了一位锡克交警的旁边。据说那位交警看到他胡乱开车，正准备训斥他几句，不料孔令侃却拔出了手枪。之后发生的事情就不得而知了：有人说他俩都没有受伤，另一种说法则说那位交警的拇指被枪打掉了。[2]
在大家的印象中，孔令伟是一个“狂妄无比”“毫无礼貌且特爱生气”的家伙。成年之后的她特别喜欢穿男性服装，以至经常被误认为是个男人。
项美丽记述了孔家餐桌上发生的一幕：
比如说，他们不得不制定一条家规来解决餐后水果的问题。盘子里高高地堆着苹果、梨子、橘子和各种时令水果，然后绕着桌子一个个传过去。为了避免大家尽捡最好的水果拿，孔夫人规定每个孩子只能拿面前最上面的那个水果，不论大小。有一天，最上面的是一个有个烂点的梨子，果盘首先转到了令侃面前，这个年轻人漫不经心地说：“我想今天我就不吃水果了吧。谢谢。”
随后盘子转到了令仪面前，她按照家规，拿了那个有烂点的梨子，没有一句抱怨。水果盘继续往下传，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餐桌中央，这时候在最上面的是一个没有烂点的梨子……令侃看了那个梨子一眼，然后说道：“我想我还是吃一个吧。”说完平静地把那个梨子拿到手中，开始削皮。其他几个孩子大声嚷嚷起来：不公平，不公平，你在耍花招。
令侃一边削梨一边扬起眉头说道：“这叫‘水果策略’。”
在上海，孔祥熙把自己位于法租界内的小家打理得如同宫殿一般，十分豪华。这里的招待用房里摆放着现代样式的家具。据一位曾去过他家的外国人介绍：
这栋房子里的每一处安排都在向人们提醒孔祥熙的重要性：在餐厅过道前摆放着一张硕大的黑色屏风，上面画着一头矗立在一块凸起的石头上的狮子。它头颅高昂，血口大张，很显然是在奋声怒吼。屏风的一角有一幅毛笔题词：“睡狮已醒——赠给为唤醒中国商业之狮做出无与伦比之贡献的人：孔祥熙先生。”这块屏风是上海展览馆的董事们送给他的。
除了这套住宅外，孔家在北京、广州、香港和南京等地也都有房产。孔祥熙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家族事业当中，同时，他还是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的主要代理人，这给他的家庭又带来了另一项收入来源。
与其说孔祥熙机灵过人，倒不如说他是老谋深算。正因为这一点，他经常被请去当中间人，或受命进入董事会，或应邀参加各种谈判。多年以来，他一直担任北洋军阀们的中间人，这些军阀也都跟他很熟，并因为跟他结识而飞黄腾达。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还曾安排他去跟基督将军冯玉祥和山西军阀阎锡山谈判。
蒋介石和武汉的“左”派人士分裂期间，正是由于孔祥熙与其达成了一项“财政解决方案”，才把奸诈狡猾的冯玉祥拉进了蒋介石的阵营。使用同样的策略，孔祥熙在与阎锡山的谈判中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北京处在阎锡山势力的打击范围之内，他们略施小计便破坏了北方军阀之间的联盟，并使蒋介石得以最终控制这座北方首都。在这些方面，蒋介石欠孔家很多人情。但孔祥熙不是那种会迫使蒋介石偿还人情的人，也不会因为他不还情就给他施加压力。无论什么事，孔祥熙都会按着蒋介石的意思去办，而且还会办得滴水不漏。虽然在做这些事时孔祥熙经常会自作主张，但很显然这么做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认为，孔祥熙在财政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会让他惹祸上身。
真正难打交道的是霭龄。结婚之后，霭龄接管了孔家的财务大权。孔祥熙在各个委员会里忙活的时候，她则在各地之间奔波，同手下的秘书和会计团队一起处理各种事务。她经常让手下的秘书们24小时“连轴转”，还经常利用丈夫的地位获取各种确凿的商务信息，从而大发横财。不过这也让她在中国变得臭名远扬。联邦调查局收集的一份证词里包含了一则关于霭龄的最骇人听闻的口供：这个线人告诉调查局的人说，霭龄已经是名声在外，她经常雇凶杀掉敌人和那些不肯与其合作的商业对手。如果这份供述真实的话，那她又是如何做到的呢？联邦调查局的文件对这一点未做任何说明。
如果她真的采取了这些极端手段的话，那这对她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只要去跟她的朋友杜月笙说一下就行了，因为杜月笙就是干这行的。不过她还有其他的途径。中国很早之前就出现了一个女性秘密组织，其分支遍布亚洲各国。该组织成立的唯一目的就是刺杀或惩罚男人，因此找她们来做这种事也是可能的。那位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补充说：“据说该组织真正的头目就是孔夫人……她是个邪恶而又精明的女人。她坐在幕后，指挥着这个家。”
1942年，约翰·根室[3]在他的著作《亚洲内幕》中曾这样描述宋霭龄，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拥有过人的精力和强烈的支配欲。她能力过人、奸诈狡猾而又野心勃勃。她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在联邦调查局公布有关霭龄的这些评论的来源之前，我们只能通过以下方式来判断其准确性。经过不断的反复盘问，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那位线人说的是真话。联邦调查局特工L. B.尼克尔斯称，他相信这个线人的话。一份包含上述有关霭龄情况的备忘录经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签名后，送给了美国司法部部长、总统顾问哈里·霍普金斯。
在同一份文件中，联邦调查局还通过在香港进行的一大宗房地产交易印证了霭龄的经商手段：
在成交之前，两个年轻的中国人——孔大卫和宋子文的弟弟（子安）去了香港，在那里租了一间公寓，并在里面的一个小房间里装了一台短波发报机，每天跟孔夫人联系，给她提供详细的情报，使她能够及时调整策略，最终在这笔交易中赚取了5 000万。（这里的5 000万显然指的是美元。即便是中国货币，在当时也是一笔不菲的财富。）据说孔大卫和宋子文的弟弟被英国情报机构“人赃俱获”，并责令他们在两小时内离开香港。
当中国人谴责日本人正在破坏中国的经济时，美国财政部驻上海代表马丁·R.尼科尔森却指出：“扼杀中国货币的是孔夫人，而不是日本人。”
1927年4月，孔祥熙和他的太太一直在帮助蒋介石从那些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商人身上榨取钱财。蒋委员长经常去孔家做客。美国亚洲舰队司令马克·布里斯托尔海军上将前去拜会蒋介石，他们见面的地点就选在了位于西摩路的宋府，孔氏夫妇和宋子文也参加了会面。这位海军上将对这次会面感触颇深，在备忘录中，他热情洋溢地谈到了他新结识的这些人，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一样，他也开始仰慕宋家。在一次次这样的会见中，蒋介石有机会目睹了宋家人如何顺利赢得西方人的芳心，又是如何轻松说服他们（特别是美国官员）接受自己的观点。
因此，当蒋介石在1927年5月告诉孔祥熙他想娶美龄为妻时，这只不过是霭龄很久之前就已经布好的一个局发展到了一个高潮阶段而已。
子文做事仍有一点儿急躁和冲动。但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如果提出反对，那以后就别想在上海滩混了，因此只好同意这桩婚事。这次向蒋介石低头彻底改变了他。从此之后，他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者。作为对他在6月这次让步的回报，蒋介石下令让他重新担任财政部部长，从此可以自由操纵财政和经济大权。此外子文还同意协助霭龄和孔祥熙劝说母亲同意美龄和蒋介石的婚事。
宋查理的太太之所以反对这门亲事，一是因为蒋介石不是基督徒，二是因为她知道蒋介石以前娶过好几个老婆。目前，她在宋查理创办的那座位于公共租界的教堂里给主日学校的学生们上课。她那一代人现在上海都身居高位，他们当中有的开办银行、创建工厂，有的建起了医院和学校。
上海发生的白色恐怖很难让宋夫人对蒋介石的行为表示赞赏。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霭龄劝说母亲到日本度个假，到长崎看看朋友，到她和孔祥熙曾经度蜜月的旅游胜地镰仓泡泡温泉，疗养一下身体。家人随后也会赶去那里与她会合。一旦去了日本，宋夫人即便是想干涉这件事也不那么方便了。
而在此时，蒋介石的雄心壮志差点儿毁于一旦。北洋军阀们私下里向蒋介石和青帮首领们提出谈判要求，而又故意不让蒋介石信任的那些将军们知道此事。随后，根据计划安排，这些军阀又出卖了蒋介石，他们暗中告诉蒋介石手下的那些高级军官，委员长正在背着他们跟敌人谈判。这是从孙子那里学到的一招。
正当蒋介石极力否认自己有什么欺骗之举时，北洋军阀们突然发动进攻，蒋介石手下的那些心不在焉的将领们被赶回了长江一带。对蒋介石深恶痛绝的三位国民党将领宣布不再接受蒋委员长的调遣。与张静江和杜月笙商谈之后，蒋介石宣布，“为了（党内）的团结”，他将辞去在国民党内的所有职务，退出政坛。这是一种古老的策略。蒋介石离开了南京城，表现出一副看破红尘的模样。他让出位子，让他的对手们互相残杀。
蒋介石率领200名卫兵退隐江湖。他选择了位于武岭山脉莫干山上的一处寺院作为隐居之地。这里是青帮最爱的休闲寓所，多年来一直归杜月笙所有。
美龄早已向朋友们传出话去，她准备嫁给蒋介石。到了9月，这一消息已传遍了上海城。奇怪的是，最终出来证实这一消息的不是委员长，而是美龄的大姐霭龄。从头到尾操办这一切的孔夫人于9月16日在西爱咸斯路上的孔公馆举办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霭龄把委员长和美龄“介绍”给在场的一大帮记者和摄影师们，同时宣布：“将军将与我的小妹结婚。”随后，大家又转到外面的法式花园里给这对俊男靓女拍照。后来这些照片发表在世界各地的报纸和杂志上。在那个时候，没人费心去想过作为媒人的霭龄在这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也没人去问1921年11月与蒋介石结婚的那位蒋夫人现在的状况如何，她早已被扫地出门了。9月17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条消息称：“蒋介石即将与孙夫人的妹妹结婚。”《时代周刊》驻上海记者米塞尔维茨发布的消息称，一位英国裁缝正在给蒋介石赶制结婚礼服。
米塞尔维茨接着说道：“有人说蒋介石按照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把他的结发妻子给休了。蒋介石否认目前正在美国的那位蒋夫人是他的妻子。除了他的结发妻子外，他好像还休了另外两个‘老婆’，现在已经为迎娶宋小姐做好了准备。”
蒋介石的这些老婆到底都是谁？他有几个老婆？这些问题里面充满了玄机。那位以蒋介石夫人的名义旅居美国的女士不是别人，正是陈洁如。从她在1925年拍摄的照片来看，很显然她当时已经怀孕了。照片上的陈洁如身材瘦高，头发蓬松，脸部线条清晰，非常迷人，她的肚子也明显隆了起来。至于她肚子里的孩子最后怎么样了则不得而知。为了不让她的存在干扰蒋介石和美龄的婚事，杜月笙安排她去了美国，进入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一直读完了博士。后来她搬到西海岸，在旧金山附近购置了一套房子，又在斯坦福待了一段时间。
尽管有这么多蒋夫人存在，米塞尔维茨仍然坚称美龄即将到来的婚礼是“建立在双方真心相爱的基础之上”。
蒋介石即将与宋家联姻以及他可能成为孙文“合法继承人”的消息成了当时最大的新闻。他的属下们都原谅了他曾经试图与北洋军阀达成秘密交易的事。从大局来看，与宋美龄的婚事更加利益攸关。
为了拿到新做的英式礼服，委员长在上海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并再次与他的“首席政治顾问”张静江进行了商谈。他的事业差不多再一次走上了正轨。
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身着盛装乘船前往日本长崎，准备正式面见宋夫人，请她答应自己迎娶她的小女儿。宋夫人当时去了镰仓，蒋介石便又到镰仓去拜见她。
根据项美丽的记叙，在上海时，宋夫人一直拒绝与蒋介石正式见面，而现在她已经能够接受他了。
蒋介石拿出证据证明他已经与自己的结发妻子离了婚，到处谣传的那些关于他有其他妻子的麻烦也都处理好了。然而，现在还剩下宗教的问题。宋夫人问他是否愿意成为基督徒，万幸的是，蒋介石的回答还算让她满意。他说，他愿意尝试一下，他会尽最大努力，好好研究《圣经》。不过，他也不可能在没理解透彻的情况下就接受基督教。宋夫人对他的偏见开始有所消解。之后不久，他们就宣布订婚了。
有几件事让宋夫人感到很不舒心。她希望小女儿能在宋查理的监理会教堂里举行婚礼，由她自己的牧师主持仪式。大女儿霭龄是在日本结的婚，自然无法做到这一点。二女儿庆龄跟人私奔，自然也不能做到。但监理会教堂禁止牧师为离过婚的人主持婚礼，“除非他们是由于《圣经》上所说的原因（通奸）而离婚的那无辜的一方”。曾担任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长并在乔治亚州给美龄提供过住房的安斯沃斯主教目前也在中国，不过他也得遵守教规。景林堂（林乐知纪念教堂）的宋家牧师江长川也是如此。宋夫人问他是否愿意到西摩路的家中为这对新人祈祷，他答应了。
1927年12月1日，宋家全家人和亲朋好友们齐聚在西摩路的宋府，美国海军上将马克·布里斯托尔跟属下的一帮海军军官也来了，他们站在一旁，用赞许的目光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牧师开始为美龄和那位前委员长祈祷。蒋介石跪在那里，身上穿着崭新的正式礼服：条纹裤子、高筒靴、黑色燕尾服和银色领结。他那颗古怪的花生头也剃得油光铮亮。
私家仪式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总干事余大卫主持。仪式结束后，众人又来到了位于外滩的大华饭店举行公开庆典。
中午刚过，大华饭店的宴会厅里便挤进了1 300人，外面的大街上还有1 000多人在排队。宴会厅内，圆形餐桌上铺上了亚麻桌布，周边的椅子上坐着红光满面的赴宴者。在饭店门口，青帮成员挨个对来宾进行搜身。在宴会厅的门口，青帮成员还要对客人们再次进行搜身，然后给他们每人发一个带有新郎新娘签名的胸针。
在响亮的婚礼钟声中，刘易斯育婴堂的孩子们用彩带和白色花朵把宴会厅装饰得富丽堂皇。一座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放着一副孙文的挂像，两边分别摆着国民党的五条旗和国民政府的红白蓝三色旗。布满白花的婚礼台上挂着两块巨大的木牌，上面写着两个硕大的汉字：“囍”和“寿”。一支白俄罗斯乐队坐在另一边的一个平台上。
下午4点15分，乐队开始奏乐，婚礼的司仪在孙文的画像下就位。本次婚礼的主婚人就是右派领袖人物之一、前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博士。蔡元培曾协助张静江为蒋介石拿下上海铺路，最近刚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部长。参加婚礼的来宾还有英国、日本、挪威、法国和其他十几个国家的领事。美国政府的代表是布里斯托尔海军上将。杜月笙也出现在人群当中，他新剃的光头闪闪发亮。
人群突然安静下来，身着优雅欧式礼服的蒋介石在孔祥熙和伴郎（他的秘书长）的陪同下，出现在众人面前。
来宾们突然都伸长了脖子，有的还爬到了椅子上。录像机开始“呼呼”运转，白俄罗斯乐队奏起了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宋美龄与子文挽着手臂，沿着摆满白花、铺着红色地毯的走廊来到了宴会厅。美龄身裹一袭银白色的乔其纱礼服，礼服的一边微微打了一点儿褶皱，然后用一支橘黄色的小花别住。她的身后拖着饰有银边的白色长纱，银色的皮鞋不时从裙纱下显露出来。绣有白色尚蒂伊花饰的面纱把她的一头黑发笼了起来，然后垂下来，在后背处又形成了第二道拖裙。她的手里还捧着一束用银白色彩带扎起、配有几棵蕨类植物的粉红色康乃馨。
跟在美龄身后的是4位身穿桃色软缎礼服的伴娘。走在伴娘的后面的是孔令伟和孔令杰。他俩穿着同样款式的黑色天鹅绒短裤和短上衣，衣边、衣领和袖口都用白缎镶着边。
美龄快走到挂着孙文（而他的遗孀此时正在莫斯科的寒冬里瑟瑟发抖）肖像的婚礼台前时，蒋介石走过来站在她的身边。他俩在孙文的肖像前站好，首先朝着肖像鞠了一个躬，然后朝着左边的旗帜鞠躬，再朝右边的旗帜鞠躬。这时候，四周的照相机开始“咔咔”地响个不停，录像机也不停地“哗哗”作响。蔡元培博士开始宣读结婚证书。读完之后，又在上面盖上了印章。接下来是夫妻对拜，之后这对新人又对着四周的宾客们鞠躬。他们没有接吻，也没有互相拥抱。伴着乐队奏响的音乐声，美国男高音歌手霍尔唱起了歌曲“哦，答应我吧”。
伴着雷鸣般的掌声，委员长和他的新娘快步穿过走廊，来到摆在鲜花做成的大钟下面的椅子前，大钟上的一条缎带被拉开了，成百上千的玫瑰花瓣洒了下来，落到了新郎和新娘的身上。
随后，美龄便退席了。她悄悄地从后门出去，坐车回到西摩路的家中换装。当天晚上，在200名卫兵的陪同下，她和蒋介石一起登上了一辆专列，去了莫干山中青帮的那所寺院。
第二天，《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场婚礼的盛况，并提到国民党将在星期六召开全体会议。“如果会议成功的话，”该报指出，“蒋介石将正式重返造反阵营。”蒋介石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已准备好重新掌权。“我们结婚后，革命工作无疑会取得更大的进步。因为，从此以后，我能够安心地肩负起革命的巨大责任……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人决心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尽最大的努力。”
参加婚礼的人们没有忽略到场的整个外交使团的成员。他们发现，布里斯托尔海军上将和他的全部属下不仅参加了西摩路举办的家庭仪式，还参加了大华饭店举行的公开仪式，这说明宋氏家族的这位新成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美国人对此感到很满意。
美龄和她的新郎刚到达寺院，蒋介石就立即被叫去参加一个据称是“非常重要的”党内会议。这场会议从上午8点一直开到晚上8点，各位青帮首领陪着蒋介石一起度蜜月。
蒋介石于当年夏天辞职后，中国的局势急剧恶化。委员长不在位，国民党中间派无法取得任何进展。绝望之余，国民党只得请求蒋介石再次出山，担任国家领袖。1927年12月10日，也就是婚后的第九天，蒋介石重新担任总司令一职，后来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正如《时代周刊》所标榜的那样，他再次成为“中国的铁腕人物”——委员长。
伴随蒋介石的重新上台，他手下的将领们也不失时机地展示了他的权力在握。他们对蒋介石的领导力又恢复了信心，率军向北推进，把北洋军阀们打得全线溃退。日本人不想让溃逃的军阀越过长城，打破满洲地区的稳定局面，于是不断发出严厉的警告。日本特工炸毁了东北军阀张作霖乘坐的车厢，把他给暗杀了。蒋介石的新盟友、山西军阀阎锡山趁机率军横扫北京，替国民党拿下了这座都城。1928年10月10日，也即1911年武昌起义纪念日这一天，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成了中国的全国性政府。
只凭“中国伟大领袖背后的女人”之类的奉承话是很难理解美龄是出于什么样的个人动机才决定嫁给蒋介石的。
1927年，美龄自称27岁，实际上她已经30岁了，她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人。之前的追求者们，包括许多出身豪门、雄心勃勃的年青富家子弟，都被她一一回绝。她声称宁愿单身一辈子，也不愿意嫁给富豪当老婆。在中国社会里，她的年龄已经快要超过人们在婚姻上能够接受的最大限度了，在这方面撒谎只能更加说明她面临的窘境。
从政治上来看，美龄是个地道的极右分子。她曾经说姐姐庆龄不过是个浪漫主义者。她还认为，在蒋介石的大屠杀中受害的只有共产党人和其他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员，那些“过火的行为”也都是因为士兵们一时过于冲动才造成的。
蒋介石现在已经相当富有，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商界富豪才能与他相比。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手中握有权力。金钱对美龄的吸引力远没有对她大姐的吸引力那么大。霭龄的成长伴着宋查理为赢取人生的第一桶金而奋力打拼的过程，因此内心深处印上了父亲一门心思挣钱的影子。庆龄则不像霭龄那样爱钱，她从小就产生了对穷苦人的同情之心。
美龄出生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已经有了保障。在她眼里，钱不过是一种便利的工具。她最大的缺点是厌烦一切，终其一生对人对事都没有耐心。她脑筋活跃，精力充沛，不过单凭自己的力量能取得的成就毕竟有限。蒋介石能提供她所需要的权力，在蒋介石眼中，拥有权力就意味着具有控制环境和他人的能力。而在美龄看来，权力则意味着影响力。蒋介石给她提供了创造历史、根据自己的想法改变中国人生活的机会。美龄觉得自己能够像美第奇家族的人那样改变人类的命运。他们两人最终得以成婚的关键原因，也许正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女舍监所注意到的那样，除了活泼开朗之外，美龄性格方面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绝对服从权威。她在这里所说的服从应该是指对权力的服从，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服从——这一点她从来没有做到过。因此，即便霭龄没有向美龄描述与蒋介石结婚的种种好处，而是直接命令她嫁给蒋介石，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前文曾经说过，有人曾恰如其分地总结了她们三姐妹的特点：“一个爱财，一个爱权，一个爱国。”
刚当上委员长夫人的美龄急着行使自己新获得的权力，结果蜜月刚结束，她就因为触怒了青帮而给蒋介石惹来了麻烦。数年后，伊洛纳·拉尔夫·休斯从宋家顾问端纳口中了解了其中的详情：
上海的重要人物无一例外都要向青帮交保护费，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蒋介石一直都为自己交费。但在蜜月期间，美龄却开始做他的工作，她劝蒋介石说，他现在已经当上了委员长，是全中国最重要的人物，根本就不需要交什么保护费。
她性格狂放，不受羁绊，也不太注重着装打扮。她的双眼一眨一眨，能够穿过外面的重重迷雾，抓住事物的本质。她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这么多年来宋子文一直在默默替她交保护费，这一点她并不知情。
蒋介石听从了她的建议。等他要与新娘下山时，他俩选择了不辞而别，悄悄溜回了上海。那天委员长还有几个紧急会议需要去赴约，可能要晚点才能回家。
两个小时后，一辆豪华的劳斯莱斯轿车停在了西摩路上的宋家门口，车里坐着一位司机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他们是来接美龄到“她姐姐家”。
美龄坐上汽车离开了，但她没有到霭龄家去。几个小时之后，委员长返回家中，看到美龄不在，顿时急了。他感到事情不妙，赶紧拿起电话，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直接联系上美龄是不可能的，他拨通了子文的电话号码。没说几句，子文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挂了电话之后，子文又拨通了另一个电话。这个号码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几秒钟后，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熟悉而又让人不寒而栗的人的声音——杜月笙。
蒋夫人很好。不要担心。她安然无恙。有人发现她一个人坐着汽车在危险四伏的上海街头乱跑，只有一个女佣人陪着她。考虑到无处不在的危险，这么做非常的不谨慎。为了安全起见，她已被安置到一栋舒适的别墅里。她在那里备受礼遇，因为她是中国新领袖的妻子，大家都很敬重她。不过，尽管大家都费尽心思地讨她的欢心，她似乎并不高兴，什么东西也不愿意吃。委员长自结婚以来太忙了，没有给自己和夫人安排好妥帖的保护措施，杜月笙对此真诚地表示遗憾。在像上海这样一座危险的城市里，这么做真的是太大意了。
也许宋先生能够费心过来一趟，妥善处理一下这次意外事件。很简单，只是为他妹妹的安全办理一些例行的手续。
子文匆匆赶到杜月笙那栋戒备森严的别墅，办好了“手续”，然后开车去“照看”美龄的那栋房子里接上美龄，送到了蒋介石身边。这件事传递出来的信息已经很清楚了：杜月笙猛拉了一下缠在委员长脖子上的那根皮带。
美龄并没有意识到她在嫁给蒋介石的同时，也嫁入了蒋介石的“家庭”。这件事霭龄知道，孔祥熙知道，庆龄知道，子文也知道。但直到自己被绑架之后，美龄才明白过来一件事：杜月笙现在已经成了她的教父。
[1] 此处应指北伐战争时期流传甚广、根据《雅克兄弟》曲调填词的《国民革命歌》。《雅克兄弟》（另译名《雅克教士》）是一首法国儿歌，由于常被重新填词，故存在众多版本，中国人最熟知的版本是《两只老虎》。——译者注
[2] 一说此桩逸事是孔令伟所为。——编者注
[3] 约翰·根室（John Gunther），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著有《亚洲内幕》《欧洲内幕》和《非洲内幕》等书。——译者注
第十二章 姐妹殊途
美龄结婚的前一个月，庆龄在莫斯科寒风刺骨的红场站了5个小时，观看红军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而举行的阅兵仪式。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没完没了地向士兵们挥手致意。陈丕士回忆说：“我们还不懂得要带着报纸去垫脚的窍门，在某种程度上尚可略略隔寒。但父亲和孙夫人则不堪其苦，因为他们穿的是薄底鞋外加橡胶套鞋。”[1]
庆龄的日子过得很惨。别的都先不说，她的钱已经快花光了。她的家人全都反对她的做法，因此她无法从家庭积蓄里取钱使用。尽管子文后来曾夸耀说，他自己掏腰包给了庆龄一笔定期补贴，但他现在大部分的精力都忙着侍候他的新主子。孙文给庆龄留下的全部财产就是莫里哀路上的那栋房子。武汉国民政府给她的那点微薄的津贴也用光了。但她仍很倔强，坚决不向克里姆林宫求助，准备等处理完蕾娜的事后就逃到柏林去。
她很少有哪怕是短暂的休息时间。她应邀到莫斯科郊外苏联领导人，包括苏维埃主席的乡间别墅去参观，还同加里宁夫人一起坐了雪橇。但这只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休闲活动，在这些场合，她实际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她变得憔悴消瘦，正如文森特·希恩向美国国务院汇报的那样，“一副可怜的样子”。
各方面都不断要求她就苏共针对中国的各项声明和政策公开发表意见，这让她十分困扰。他们的观点很明确：苏联人在中国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因此，所有来莫斯科的中国革命者都没有钱，除非到美国，不然在这里也无法得到金钱方面的援助。
11月21日，蕾娜·普罗默去世了。苏联医生一直按照肺结核给她治疗，实际上她是在中国染上了脑炎。她在感恩节那天被火化，所有在苏联的武汉国民政府流亡者都冒着暴风雪前来参加她的葬礼。
悲痛欲绝的希恩这样写道：
送葬那天下午，我们一起走了好几个小时，穿过莫斯科城去新建的火葬场。前来送别的有来自中国、苏联和美国的共产党员代表，很多人跟蕾娜都不认识。天气非常寒冷，我往前走的时候，发现孙夫人弓着腰，浑身不停地颤抖。她从中国的收入来源已经断了，自己又非常要强，不愿意接受陌生人的帮助。她根本没有过冬的衣服，在这阴沉酷寒的大街上，她只披着一件单薄的黑色斗篷。苏联外交办公室借给她的那辆汽车就跟在送葬的队伍后面，车里面至少还能暖和一些。我想劝她上车，但她不肯。她就这样步行穿过了莫斯科城，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美丽的脸庞低垂着。她也是前几天才大病初愈，脸色苍白得吓人。一切都在这寒冷的阴霾之中继续进行，此时我突然发现，宋庆龄是这些流亡者中最孤独的一个人，她跟在这位最公正无私的朋友的灵柩后面，在薄暮之中颤抖着往前走着。
蕾娜的事情既已安排妥当，庆龄便收拾起仅有的几件行李，借口要去布鲁塞尔参加国际反帝国主义大会，于1927年12月离开了莫斯科。她最终去了柏林，那里与莫斯科简直是天壤之别。由于“一战”的失败，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如同服用了过量药物的病人，似乎还没从战败的恐慌中缓过神来。这座城市里有一名蛇蝎美人，名叫安妮塔·柏柏尔的吸毒女，也就是“蓝色天使”的原型。她在“白鼠卡巴莱[2]”歌厅的夜场跳脱衣舞，不管男人女人都可以跟她做爱。当时那里流行一种时尚，私人晚会上经常招一些女招待，她们身穿薄透的女裤，只要付钱给她们就可以随便摸。在著名的库达姆大街，男人穿得像女人，女人穿得像男人。世界简直是颠倒了。那些通常在私下场合才会发生的事情却在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上演，并成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德国已经陷入经济萧条的汪洋大海之中。
柏林也成了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和政客们的避难所。在这里，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你争我斗，而法西斯分子则秘密集会，商讨如何拯救自己的祖国。
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在柏林期间，庆龄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了日益壮大的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联盟上面，她找到了他们可以共同奋斗的事业。1927年12月，她被选为该联盟的名誉主席，20个月之后又再次当选。对她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勇敢无畏的邓演达也在柏林。他俩一起拟订计划，准备在中国发展一种新的“第三势力”，以取代共产党以及蒋介石领导下的反动的国民党。
文森特·希恩在柏林找到了她，对她所处的贫困环境深感震惊。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美国大使馆的一位朋友，那个外交官又以保密备忘录的形式把这一情况向华盛顿做了汇报。
我从一位好友处得知，孙逸仙夫人来柏林已经有三周了。她的行踪如此隐秘，就连警察都不知道她来到了这里。
她在莫斯科待了半年，那里的生活让她对布尔什维主义完全丧失了信心。
她对中国现有的国民政府不抱任何希望，她认为这个政权已经烂透了，她那个靠政治发财的继子孙科也好不到哪里去。
孙科正在进行环球旅行，并于昨天抵达了柏林。也许是提前知道了他要来的消息，他的继母在他到达柏林的前一天离开了自己的藏身之地。
她同国内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目前正在研究如何通过忠实地实施其夫的“三民主义”来拯救这个国家。
她的生活非常拮据，甚至可以用“寒酸”两个字来形容。
美国曾邀请她做30次演说，每次500美元，目前，她还没有答应。
而在此时，南京的一帮人正在策划一次行动，以便能诱使庆龄回国，落入蒋介石设下的圈套之中。他们计划把孙文的灵柩从京郊西山的停放处搬到南京郊外紫金山上的一处永久墓地。这一壮举对蒋介石非常有利，把这位受人尊奉的圣人的遗体搬到离蒋介石近点的地方，可以更好地巩固他的右翼政权。
委员长夫妇拿出一部分新搜刮来的钱财重新整饬了一下破败不堪的南京城。蒋介石无意继续把北京作为中国的窗口，把“北京”（北方京城）两字改成了“北平”（北方平安）。同时，为了适应南京的新形象，蒋介石投入100多万美元在紫金山为孙文建造了一座大理石陵墓。
这座陵墓共耗费8万平方米的大理石，规模宏大，外观丑陋。入口处的牌楼上刻着两个大字：博爱。过了牌楼，里面是一座很大的院子，再往前便是两边种满树木的夹道，道路尽头立着一座三拱的牌楼，上书4个大字：天下为公。再往上就是用苏州花岗岩砌成的8级台阶，直通到上面的一个石砌亭阁，亭后便是陵墓。亭阁有4个尖角，顶上铺着闪闪发亮的蓝色琉璃瓦。里面四壁都刻着孙文的语录，天花板上则挂着他设计的旗帜。这座亭阁的后面专门设计了一个球形陵墓，里面停放着孙文的棺椁。
在蒋介石的敦促下，宋家派年龄最小的子良去柏林接庆龄回国。子良是这个家族里唯一没有疏远庆龄的人。庆龄知道蒋介石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此，在离开柏林之前，她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宣布自己与蒋介石及其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原文如下：
我此去中国，是参加将孙中山先生的遗体移至紫金山的仪式的，葬在紫金山是孙先生的遗愿。
为了避免任何可能产生的误解，我不得不申明，我坚持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在那个声明中我宣布不再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和活动是反革命的……
因此必须十分明确，我参加葬礼绝不是，也绝不能被解释为我要缓和或改变我的决定：只要国民党领导反对孙先生的基本政策，我就绝不参加国民党的任何工作，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子良吓坏了。他说姐姐是个傻女人。据庆龄在柏林的朋友们讲，庆龄的一番话让子良哑口无言，她说：“宋家人是为中国而存在，而中国的存在却并不单是为了宋家。”
她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先到了哈尔滨。一位记者记叙了接待时的场景：
越过边境线后，一路上每到一站，都有人在列队欢迎。火车准点抵达了哈尔滨，包括中国官员、铁路领导以及商界、金融界和其他社会各界的代表在内的一大群人早已在车站等候她的到来。苏联总领事、日本总领事也站在接待的人群当中。孙夫人从专用车厢里出来，快步走进一间摆好香槟和水果的专用候车室，在里面照完相后，便离开车站前往宾馆。晚上7点，人们在六国大饭店设宴款待孙夫人。晚上10点40分，她返回火车站，踏上前往北京的旅程。前来送行的人比迎接她的人还要多，人们给她献上了很多的鲜花。在一片舞动的彩旗和标语之中，伴着军乐，火车徐徐驶离了车站。
委员长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确保庆龄在各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庆龄明白这种宣传对蒋介石的意义，她向见到的每一位记者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国民革命已遭到背叛和完全的歪曲……中国最大的污点是，这种可耻的反革命为首者竟是在公众心目中与国民革命运动密切相连的那伙人……他们……正在试图将中国拉回到为个人争权夺利的无谓的战争这条老路上去。
但她的声明影响平平。西方媒体的编辑们似乎把她视为危险的“赤色狂热分子”，对她的报道只占了很少的篇幅。
在北京，在登上前往南京送葬的列车之前，她谁都没有见。她避开自己的家人，因为他们都支持蒋介石。南京的天气炎热而又潮湿，冗长的下葬仪式让她备受煎熬，攀登紫金山更是苦不堪言。最后，她丈夫的灵柩终于摆放妥当。她随后便去了上海，回到位于莫里哀路上的家中。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的时间里，她一直保持着沉默。随后，在8月1日，即国际反战日这一天，她再次对蒋介石进行谴责。在上海，这么做实属大胆之举。她的这份声明是以致“柏林反帝联盟电报”的形式发表的。
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在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势力，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大众。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但是中国人民大众，不因受镇压而气馁，不为谎言宣传所蒙骗，他们只是将站在革命一边进行斗争。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
虽然她的用词夹杂着一些让人看了脸红的陈词老调，内容却相当尖锐，可谓一针见血。估计杜月笙看了之后，肯定会用比委员长更恶毒的手段来对付她。在声明发表后的那几天里，也许是孙夫人最临近死期的日子。
她的电文被印成传单四处散发，结果发传单的那个人被逮捕了。还有人抱着一大摞传单从位于南京路先施百货公司的屋顶上扔下来。一位朋友问孙夫人在这通发泄之后的感受，她回答说：“自从发了那份电报，我的内心舒服多了……至于我个人会发生什么事已经无关紧要了。”她的住所受到监视，前来探访她的人也被跟踪，有谣言称她家里在夜晚发出的“咔哒”声实际上是“在向莫斯科发送密电”。庆龄依然表现得很平静。“在我的内心里并没有对革命丧失信心，”她对朋友们说道，“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借着探访的名义，一位曾为了使革命走上歧途而给蒋介石助过力的人就传单的问题前来指责庆龄。为了表明这只是一次严格意义上的社交访问，他把自己的老婆也带去了。
这个人就是一度曾加入“左”派阵营的狂热分子戴季陶。戴季陶曾给孙文担任过多年的秘书，很早就跟庆龄熟悉。他祖籍浙江，跟蒋介石是同乡，浙江同时也是青帮力量的大本营。他研究过几天马克思主义，还为《资本论》写过一篇中文简介。他曾鼓励朋友们组建中国共产党，自己也差点儿加入，不过因为在孙文身边工作太忙，他最后放弃了。
1922年，在去四川执行任务的途中，戴季陶突然神秘地出现了精神病的症状。事情发生在汉口，好像是因为与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发生冲突，他的头部受了外伤。当时他企图投江自杀，被救上来之后，转而到佛教中修持苦行的一个支派去寻求内心的平静。1923年秋，戴季陶回到上海后，开始厌恶所有的共产党人和激进分子。杜月笙和张静江都将其视为心腹，并让他相信，救赎之道就在于发动右翼政变，并让蒋介石担任军队名义上的领袖，因为蒋介石这个人“靠得住”。
后来戴季陶突然又不再反对共产党了，并且还在孙文的广州联合政府里谋了个职位，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跟蒋介石成了同事。戴蒋两人通力合作，一起掌控着黄埔军校，对学员们进行精挑细选，悉心栽培。
右派分子对共产党和苏联之间的联盟越来越感到焦虑，于是戴季陶便出面组织了西山会议，把国民党内那些坚定的右派团结到一起，共同支持蒋介石，并把这些人一个不漏地塞进了杜月笙的口袋里。
蒋介石掌权之后，戴季陶当上了考试院院长，掌握了行政部门的任命权——对一个中国的托尔克马达[3]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实权位子。8月10日，戴季陶来到莫里哀路庆龄的家中后，进行了如下的谈话。下面是从孙夫人笔记中摘录的部分谈话原文：
经过一番颇具感情的寒暄之后，戴君便说他的身体坏极了，多次想离国远去。去年，当他打定主意要到欧洲去时，蒋介石和其他许多朋友都来劝勉共襄国家的建设工作，阻止了他许久存在心里的计划。戴君还说，他既不为金钱，亦不贪图地位，参加政府只不过是分担一份党国艰难事业的责任，而没有其他什么动机。我明白戴君是带了蒋介石的使命来探我的消息的，我打断了他，说他没能出国是很可惜的。他被我的话窘住了，默不作声……
在这当儿，戴君从他的座位上站立起来，嗫喏着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看。同时，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回，后来取出一张折着的纸。他正要送到我手里来，我已经看清楚了。我确信地对他讲，那好像就是我发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南京国民政府不许发表的电稿。
戴：“这真是从你这里发出去的吗？我真不大相信，像您这种地位，取这种态度，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这诚然是一桩很严重的事啊！”
宋：“这是唯一诚实的态度，即使孙先生处于这种环境之下，也是要取这种态度的。你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视作共产党的捏造不免太愚蠢了。我有权可以证明，一字一句都是出于我自己的。”
戴：“共产党是要负一切罪恶的责任的，尤其是现在，共产党受莫斯科的指导，在全国制造混乱。你怎能发出这种电报来攻击政府呢？我们把私人关系搁在一边。政府对这种严重的过失，是不能忽视的。纵使政府有了错误，你也没有权利公开地说，你应该遵守党的纪律。而且这件事尤其不好的地方，是拍电报给外国人啊！这无异丢政府和民族——你自己的民族——的脸啊！”
宋：“遵守党纪，虽然，谢谢你们把我的名字列上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实我并不属于贵党。你竟有这种勇气告诉我，说我是没有权利说话。你们是把我当招牌去欺骗公众吗？你的好意正是一种侮辱。相信吧，没有哪个以为南京国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我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这你是知道的！……你们的爪牙杨虎在法国巡捕房控告我装置秘密无线电，布置外国特务来对付我，这不是丢脸吗？你们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多少污点，民众将有一日要和你们算账的！”
戴：“你太性急了，孙夫人，革命不是一日能够成功的，请你不要枉费精力从事破坏工作，攻击政府和几个领袖，与我们合作才是你的义务。你的愤激和感情，我十分了解，这是过去几年痛苦经验的结果。但是孙先生不是一个寻常人，他远远超过一切人，天赋予他一种非常的智慧和才能……”
宋：“……我要警告你，不要把孙先生当作一个偶像，当作另一个孔夫子和圣人。这是对孙先生名声的污辱，因为他的思想和行动始终是一个革命家。我很遗憾，你的思想已经堕落了。”
戴：“正好相反，我的思想已经与时俱进了。改进社会状况，改良人民生活，这不是革命的吗？
宋：“国民党是作为一个革命的组织而创建的，绝对不是一个改良派的会社，否则，它就应该叫作进步党了。”
戴：“那末请问你是怎样理解一个革命者的呢？似乎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了。”
宋：“革命者不满意目前的制度，努力以求建设有益于社会广大群众的新的社会秩序来代替旧的社会。请问，迄今你们有什么革命的成绩呢？”
戴：“恐怕你没有注意到政府各部的进步吧。建设工作正在进行，朽败的房屋变成了新建筑，计划建立新的铁路，改革国家交通，救济人民的痛苦……”
宋：“我除了看见你们妄肆屠杀数以万计将来可以代替腐败官僚的革命青年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穷苦绝望的人民以外，没有什么了。事实上，你们什么都没有做，只进行了反革命活动……”
“你是不是以为孙先生组建国民党是要使富人更富，并吸吮中国几万万垂死人民的膏血呢？”
戴：“介石正在竭力以求实现孙先生的《建国大纲》，他负着极大的责任，要克服无穷的阻碍，全体忠实同志，都应该来辅助他。但是现在情况是很困难而又复杂的。诚然，即使介石把政府交给你，或汪精卫，我敢断言，情形纵使不更变坏，也不会有半点改善。”
宋：“请放心，我并不希望代替蒋君！”
戴：“你不能够到南京来待些时候吗？那里有你的亲族，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你也会比较快活一些。我们都是人，怀有好意和同情心的人。”
宋：“假如快乐是我的目的，我就不会回到这样痛苦的环境里面。目击我们的希望与牺牲被葬送，我同情民众，甚于同情个人。”
戴：“孙夫人，我希望你不要再发表宣言。”
宋：“戴君，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假如不然，这简直就是你们承认了你们所受的指摘并不冤枉。但是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和我一样公开进行，不要……用侦探来包围我。”
戴：“我去南京，回来以后再来看你吧。”
宋：“再来谈话也是没用的了，我们之间的鸿沟太深。”[4]
在与夫人一道起身离开时，这位老人转过身来，舔了舔干燥的嘴唇（他是个容易紧张的人），恶狠狠地说了一句：“要不是因为你是孙夫人，我们一定会要你的命。”
庆龄微笑着回答说：“如果你是自己认为的那种革命者，早晚会这么做的。”
庆龄卧室里藏有发报机的事纯属无稽之谈，不过这也无关紧要。如果克里姆林宫想要获得上海的秘密情报的话，只要联系苏联谍报机构驻上海的迪亚曼特、德利本斯基和佐尔格三位高级间谍就可以了。此外，塔斯社的记者罗弗同志和外交部代表克雷姆斯基同志也在上海。
当时在上海的还有一位美国作家、激进主义分子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史沫特莱身体壮实、下巴宽大，模样长得还过得去。她活泼可爱、精力充沛，很有幽默感，喜欢开玩笑。正是由于这种性格，多年后在红色总部延安的一次晚会上，她曾主动请缨，教毛泽东学跳舞。不过后来她曾善意地解释说：“自尊心让他没有接受我的邀请。”最终，她跟随毛泽东的部队四处征讨，对红军体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所做的牺牲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她过惯了艰苦生活，费正清曾这样说道：“她在科罗拉多矿区的下层社会里长大，在那里，‘美国梦’已经变成了一场噩梦。他的父亲死于酗酒，母亲因为过度劳累而去世，姑姑则沦为了妓女。史沫特莱全凭着自己过人的聪明和坚强的个性才活了下来。”她之所以参加印度的独立运动和中国农民为自由而进行的内战，都是因为受到各种不公现象的刺激。跟一位印度无政府主义者的恋情让她走向了革命。现在，36岁的史沫特莱又以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
史沫特莱因与庆龄和共产党交好而被列入了委员长的黑名单。美国军情部门也对她产生了怀疑，认为她可能与以理查德·佐尔格为首的苏联间谍圈有联系。他们做出这种判断，很显然是因为史沫特莱平日里过于随意，让那些跟自己不熟悉的人用自己的地址来收发信件，这些人中就包括几个佐尔格圈子里的苏联人。史沫特莱住在法租界吕班路85号，离庆龄的住处很近，因此也受到了青帮分子的监视。
史沫特莱和庆龄有很多相同之处，包括她们与反帝大同盟之间的联系。她俩在中国还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其中包括新的“第三势力”的成员以及一些共产党员。她们俩都讨厌蒋介石，并且毫不遮掩对他的鄙视，这让那些仰慕蒋介石的人十分憎恨，差点儿以间谍罪的名义把她们抓起来。
南京独裁政权也不断捏造事实。私下里曾流传着这样的消息，暗指报社编辑约翰·鲍威尔在克里姆林宫那边也领一份工资。
虽然庆龄的言论已被封锁，她跟戴季陶之间的那段值得铭记的谈话也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但她仍有其他途径来发表自己的言论。后来有一张署名“孙夫人”的传单得以大范围地流传，内容是关于她妹妹美龄的一些丑闻。这张传单看起来不像是孙夫人亲手写的，不过，从内容来看，也只有宋家人才会对美龄的日常生活细节了解得如此详尽：
痛告四万万同胞书
去年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取得胜利之后，黑帮出身的蒋介石趁机以国民党及其领袖孙中山的名义……夺取了政府的领导权……
蒋介石的行为如同夏桀和纣王这两个暴君一样，对任何私下谈论此事的人一律格杀勿论……为了谋取一己之私利，他武断地发行各种各样的公债。他在白种人开办的银行里的存款多达5 000万美元之巨……那位与他非法结婚的妻子宋美龄每年固定从法国订购的各种洗漱用品就达400万美元，她使用的经外国药水处理过的卫生纸每张价值20美元，每双镶嵌钻石的鞋子价值80万美元，一件外套就要花掉50万美元，如此骄奢的生活真是前所未闻。
除了对美龄的衣服和化妆品等进行了一番奇异的描述之外，这份传单中的其他内容可以说纯粹是为了宣传而宣传。只有跟她十分亲近、很熟悉她的人才会知道美龄患有荨麻疹，只要一紧张全身就会起红色的肿块。由于她特别容易紧张，所以这病经常犯。据说她对丝绸床单和内衣裤也特别着迷，一个下午让佣人们给她换三四次床单是常有的事。
通过这种方法攻击委员长夫人也许很不光彩，不过话又说回来，在与宋家人的较量中，他们那位性格倔强的姐姐已经几乎没有什么胜算可言。庆龄正在进行一场个人的斗争，她面对的则是南京国民政府、青帮和自己兄弟姐妹的威胁恐吓。庆龄比任何人都明白，她在南京国民政府中最危险的敌人便是他们宋家的人，并且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如此说道：
她以前的同僚们企图通过造谣中伤来玷污她的名誉和声望。四处流传着她在苏联和德国跟不同人士结婚的谣言，任何一位谋求与她合作的知名中国革命者都可能被说成是她的新婚丈夫……即便如此，这类谣言也不如那些否认她拥有独立见解的传闻更让她恼怒……“每当我发表一项声明，”在巴黎时，她对我说道，“他们就会加以否认，说我这样的女流之辈不可能有什么见解。听他们的意思，我的所有观点好像都是受莫斯科的影响。”
庆龄曾去过欧洲一段时间，与邓演达到柏林参加一次军事会议。身在欧洲的邓演达一直通过在国内为他工作的朋友和代理人组建一支“第三势力”。庆龄则劝邓演达与她返回上海，与蒋介石面对面地展开斗争。他们同意一起合作，先在暗中组建“第三势力”，等到其力量足以与蒋介石相抗衡时再正式公开活动。庆龄回国几个星期之后，邓演达也悄悄潜入了上海公共租界，在一处安全的住所里建起了总部，并开始联系全国各地的“第三势力”成员，将其力量凝聚到一起。
随着“第三势力”地下力量的日趋活跃和逐步发展，中国在短时期内又出现了一种可以替代共产党和南京独裁政权的势力。邓演达频繁露面，公开指责南京国民政府背叛了人民，变成了军阀、官僚、地主和财阀们利用的工具。他还攻击共产党，指责它置中国人民的利益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之下。他号召发起一场由所有受压迫的“普通民众”支持的完全意义上的社会变革，建立一个既远离资本主义又远离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
蒋介石通过杜月笙之手做出安排，由英国和美国巡捕出面，在公共租界内抓捕了邓演达。他们根本不需要费心去提什么正式控告，而是跟踪邓演达来到他的藏身之处，然后将其直接逮捕，交给南京国民政府的秘密警察。蒋介石把他监禁在南京城外的一处地方，严刑拷打了几个月。
庆龄竭尽全力想救他出狱，她一再地发出呼吁。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对哈罗德·伊萨克斯说，庆龄采取了非比寻常的一步：她亲自到南京面见那位令她厌恶的妹夫。史沫特莱说，在委员长的办公室里，庆龄打破了自己绝不求蒋办事的誓言，一再恳求蒋介石饶过邓演达的性命。蒋介石面无表情地听她诉说了很长一段时间，一言不发。直到庆龄累得口干舌燥、筋疲力尽，蒋介石才盯着她看了看，简单地说了一句：“我已经下令处死他了。”不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查考。
就在几天前，也即1931年11月29日，在被捕将近一年之后，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邓演达被押出牢房，被一根金属丝慢慢勒死了。据说那位刽子手非常有名气，他能够在行刑时让受刑人在半小时之内不断气。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庆龄为一个业已死去的人不断求情，而蒋介石则不动声色地看着庆龄流露出的脆弱的一面，他似乎很享受这一刻。庆龄对他的回答深感震惊，回到上海后，她发表声明谴责这一政治谋杀行径：
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来讲，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残暴的大屠杀和恐怖迫使革命转入地下。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但是，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地百般拷打，置于死地。邓演达的惨遭杀害就是最近的例子。他为人坚定、耐心、忠诚、勇敢……
我不忍见孙中山40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深信，虽然今天当权的反动势力在进行恐怖活动，中国千百万真正的革命者必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反之，由于国家当前形势的危急，他们将加紧工作，朝着革命所树立的目标胜利前进。
庆龄受到了各种各样的监视和恐吓，与其相反，她的小妹美龄却开始垂帘听政。现在的美龄变得比以往更加精力旺盛，也更加傲慢。蒋介石的追随者们对她的急躁脾气和傲慢态度已经有所察觉，平日里对她以礼相待，却又敬而远之。在与蒋介石婚后的前20年中，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随着蒋介石的忠诚程度以及她促成外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政权的成败而起起落落。亨利·卢斯在《生活》杂志上有意用漫画手法来描述委员长夫妇，把他们塑造成浪漫主义的典型，使他的杂志成了报摊上的热销货。在撰写文章时，卢斯一贯喜欢给登上他杂志的名人起一个绰号。他称蒋委员长为“委座”，称美龄为“委座夫人”。中国的记者们则把这两个名字缩写成“委座”和“夫人”，或者有时候称她为“龙夫人”。身材瘦长结实、态度严肃认真的陆军校官约瑟夫·史迪威时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专员，他给这位中国最高领袖起了一个诨名：花生米。
美龄则成了“花生米”与西方世界对话的翻译。她接受“半官方”的采访，撰写长篇书信、杂志文章和书籍，并在美国出版。对美国人来说，此举产生的诱惑力可谓非同小可，它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假象，让他们感觉这位从美国大学毕业的聪明女子已经接管了中国的大权，正在对这个神秘而又复杂的国度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接连不断地做出自己的评判。除了东方人的长相外，她在其他任何方面都像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正如美龄自己说的那样：“我身上唯一属于中国的东西就是自己的面容。”此外，她还是一位基督徒，这让美国人也感到非常欣慰。
结婚不到两年，美龄便督促蒋介石兑现自己的诺言，让他参加了公开的受洗仪式。做出如此姿态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已经61岁的宋夫人身体并不太好。令众人感到奇怪的是，宋家的这位女统治者已经有点儿喜欢自己的这位新女婿。衣冠楚楚的委员长穿上整洁的军装，身体更显得细长，活像一根军用手杖。他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一大帮衣着整齐的随行参谋、护卫和点头哈腰的官僚们紧随左右。在宋夫人眼中，他预示着宋氏家族的到来——天命通过这位女婿降临到了自己的儿女们身上。宋家人不会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如果当初庆龄没有与孙文私奔，天命是不会降临到宋家人的头上的。
1930年10月23日，在宋查理的教堂里，江长川牧师为蒋介石施行了受洗仪式。消息传出之后，举国震惊。随后人们便认为这是有人杜撰的假消息。但获悉这一消息的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却发出一片赞叹声。经过8年严酷的反基督教宣传鼓动之后，基督教的传播在中国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日子终于可以好过一点儿了，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沉重。美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她具有自欺欺人的本领，很显然，她把蒋介石的受洗当作一种表忠心的举动。
尽管蒋介石受洗的动机值得怀疑，但宋夫人对他的表现感到很满意。1931年7月23日，她在位于青岛的夏日别墅里离开了人世。
并非所有的人都对蒋介石开始加入基督教深信不疑。美国杂志《基督教世纪》上的一篇社论如此说道：
人们普遍认为，通过其颁布的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法令来看，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对中国基督教会实行的一系列计划持反对意见……教会领袖们正在严肃地商讨他们的计划有无付诸实施的可能性……人们对蒋介石加入基督徒的行列表示审慎的欢迎。很显然，中国之外的教会希望对事情的发展再观望一段时间，然后再确定这次受洗仪式是否可以算作是教会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大部分有理智的基督徒都会承认，想当年康斯坦丁的受洗就给西方教会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可怕灾难。同样的，对真正的东欧基督徒来说，弗拉基米尔的受洗更像是一种失败，而非胜利……中国当前的局势中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掺杂其中……比如，很显然它目前急需外国的支援，尤其是在贷款方面……它现在是如此需要钱，以致有传言称，中国已经正式或半官方地允许恢复鸦片贸易……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者们明白，让一位受过教会洗礼的基督徒来担任政府首脑并不会降低西方国家对这个政权的兴趣……这些人鼓励总统走出这一步，肯定是事先已经算好了此举会带来哪些直接或实际性的好处……在此奉劝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们不要认为这次受洗确定无疑地表明中国在基督教传播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信心十足的美龄给那些身居高位的朋友们写信的次数不断增多。这些信件中有许多后来都被公布了（很显然，这也正是她所期望的结果）。这些信件在发表的时候经常配有美龄的照片，比如“与委员长一同野餐”之类。信件的内容则包括国事、与封建军阀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成立孤儿院以及各种令人振奋的运动等等。她的文笔风格非常适合美国中产阶级的胃口，其展现出来的正是美国人希望看到的一个中国的形象。
在第一批发表出来的信件中，有一封是美龄于1928年写给一位大学同学的信。这位同学把此信转交给了威尔斯利学院校友会，后来在《威尔斯利杂志》上发表了。
毫无疑问，正如你从报纸上看到的那样，中国的军阀并没有被彻底铲除。为了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满足一己之私利，他们不顾只有实现中国统一才能拯救国家，公然反抗中央政府。作为国民政府的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我的丈夫竭尽全力阻止叛军将领冯玉祥和阎锡山发动叛乱。但这些满脑子封建思想的将领们眼里只有自己的私利，结果也就不言自明了。中央政府不断下令对他们进行镇压，我的丈夫以总司令的身份亲率军队……想到我的国家面临的种种灾难，我的心在滴血。旱灾和洪水导致了饥荒，“匪徒们”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煽动，而现在，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无耻的军阀们又挑起了血腥的战争。
美龄是在长期以来一直参与中国事务的端纳的建议下，才摇身一变而成了一个完美无瑕的宣传家。这个澳大利亚人再次受到召唤，被请来担任国民党领导层的顾问。他坦率地批评蒋介石和美龄对中国的了解太过狭隘。端纳指出，委员长对这个国家了解得太少，他没有到各个省份去考察。蒋介石在对付军阀和管理军队方面可能很有一套，但他并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在想什么。他只依照下属的报告行事，这是非常危险的。他总是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
而在另一方面，在江西省和福建省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之间，毛泽东正在农民的支持下建立第一个中国苏维埃政权。毛泽东跟农民们同吃同住，了解他们面临的问题和愿望，相信他们的潜力并寻求他们的支持。端纳指出，如果委员长不能像毛泽东那样了解“他的”人民，就不可能发起有效的反共运动，更没有希望统一中国。他应该出去转一转，虽然蒋介石不喜欢坐飞机，但为了到农村去看看，冒险坐一下也是值得的。他应该把美龄也带上，让她与地方上的传教士们交流交流。
在端纳的建议下，蒋介石进行了一次时间漫长、有时候甚至面临危险的巡视，整个过程中他一直表现得心不在焉，无法唤起大众对他的认可。端纳讲述的一个故事体现了蒋介石当时的心情。
在一个偏远的山村，他们看到一个人把国旗当作围裙系在腰间。看到这群陌生人一脸的愤怒，这个人解释说，他是一个屠夫，这块布正好又在手边，因为是红底的布，血溅上去也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便拿起来用了。大怒之余，蒋介石准备把这个人就地处以绞刑。这时候，端纳插话说：绞死一个屠夫并不能解决问题。要想重新恢复国旗的地位，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做。处死这个屠夫这一令人发指的行为只能在一个地方产生效果，蒋介石应该利用自己的权力，下令在全国举行强制性的升旗仪式。无知的是政府，而不是这位屠夫，因此这事不能怪他……蒋介石看到了问题所在，于是便下达了命令。从那天起，每天的早上和晚上，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大学生、士兵、政府官员和各个组织都要围在旗杆周围，向国旗敬礼。
美龄在中国人民当中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她引起了外国人的极大关注。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接见外国传教士，并到妇女俱乐部发表讲话。她本来就是上海最重要的交际活动家，现在又成了全中国最重要的交际家。她把外国的太太团、教会组织和传教士们都召唤到自己身边。能够扩大对政府的影响，传教士们自然十分高兴，不管是真是假，他们开始把美龄看作一名基督教的战士了。
1933年年底，她提议到位于江西省山区的战斗前线去。经过蒋介石的数次“围剿”，共产党已经损伤惨重，但蒋的军队还没有把游击队从藏身之处赶跑。沿途遇到的农民都因支持共产党而受到惩处。在外国观察家看不见的地方，国民党军队捣毁村里的房屋，烧掉田里的庄稼，所有不明就里没有逃走的农民都被处死。他们告诉美龄，这一切都是共产党人干的。她从来没有了解到真实的情况。
1934年1月中旬，由于天气恶劣，道路难走，加上生活条件较差，美龄患了感冒，卧病在床。利用这段空隙，她向秘书口述了自己的冒险经历，然后以书信的形式寄给了她在威尔斯利学院的一位老师。
离开上一个野战司令部后，我们坐了4天舢板，最终到达了建瓯。你也许已经知道，在此次江西“围剿共匪”的战役中，我一直在前线陪着丈夫。这次我带领士兵慰问团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当中，指导江西的妇女们安抚伤员。虽然跟随士兵深入前线的日子很艰苦，但让我高兴的是，我的身体和耐心还都很好，这样我就可以陪在丈夫身边。如果我只是静坐在家里等着，那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与他团聚。我们在任何地方停留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两个星期，因为部队进军的速度很快。我们互相拥有对方，拥有共同的事业，因此无论放弃什么样的物质享受我们都不在乎。
……我想起了上个月在江西抚州发生的一件事。抚州是我们江西“剿匪”的司令部所在地。一天深夜，我们突然听到从城墙方向传来数百声“乒乒乓乓”的枪声，什么情况？我的丈夫让我赶快把衣服穿好，并派出密探去探听情况。这时候枪声变得越来越急，也越来越密集。当时天气非常寒冷，借着微弱的烛光，我匆匆穿好衣服，然后找出那些不可被敌人得到的文件放在手边，以便在事情紧急、不得不离开此地之时投入火炉中烧掉。然后我掏出手枪，坐下来静等着消息。我听到丈夫下令所有能召集到的士兵组成一道防线，以便被包围之后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我们不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我们知道，敌军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因为我军已经取得了众多胜利，彻底“剿灭”他们已经是指日可待，因此他们很可能铤而走险，想尽一切办法来杀掉我们。除了一支人数不多的卫兵，其他人已经都被我丈夫派出去参加战斗去了，因此我们实际上没有什么防卫可言。我丈夫从不留太多的卫兵在身边，经常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有我在他身边，他能稍微谨慎一些。但他经常跟我讲，一个真正的领导者不应过于在意自己的生命，因为过于关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会降低军队的斗志。既然我们是在为国而战，上天也一定会保护我们的。并且，如果我们会被杀死的话，还有什么能比战死沙场更荣耀的事呢？
……回到抚州之后不到一小时，我们得到消息说，晚上发生的事情，是因为城门上执勤的士兵在黑暗中把坐在几辆卡车中的我们自己的士兵误认为是敌军。争执过程中，卡车上的一个人放了一枪，激怒了城墙上的守军，于是城墙周围的士兵们一起朝着这群假想的敌军开火。第二天上午，引发此次事件的那些人都受到了军法惩处。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不过，为了维持纪律，这么做也是很有必要的。当我们不明真相的时候，我也没有感到一丝恐惧。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两个想法：首先，含有我们行动计划和军事部署的那些文件绝不能落入敌军之手；其次，如果我被俘，一定要选择开枪自杀，这样可以死得干净体面，也更加可取。因为如果女人落入敌人手里，将会受到难以言表的侮辱和摧残。
除夕那天，我丈夫带着我到附近的山上散步。我们发现了一株开满白色花朵的李树。这真是一个吉兆啊！……他小心翼翼地折了几枝下来。回来后，我们点上蜡烛，他把那几枝花装在一个小竹篮里送给我。这是他给我的新年礼物！我想，从这一点你已经不难看出我愿意与他生死与共的原因了吧：他既有战士的勇敢，又有诗人的情怀！
美龄文中描述的这场战役是纳粹德国最著名的战略家之一汉斯·冯·塞克特将军为蒋介石精心策划的。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蒋介石请求他给予军事援助，于是希特勒便把冯·塞克特和乔治·魏采尔中将派到了中国。委员长决心“剿灭”共产党，而不是抵抗日本人，这一点很符合希特勒的心意。塞克特制订了一项耗资巨大的战略计划，这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超预期地从宋子文掌管的银行金库里掏银子出来，最终导致两人在1934年8月的时候大吵了一架。
塞克特让蒋介石在江西的红军占领区修建了数百英里的公路，还要求他修建了成千上万个混凝土防御工事，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之下用坦克和装甲车发动进攻。随着国民党地面部队一步步向前推进，修建的混凝土碉堡也越来越多，敌人逐渐陷入了国民党的包围圈。塞克特的战略给山区的百姓带来了饥荒，他的焦土政策也使得许多村镇被夷为平地。有关死亡人数的统计，各方面的数字出入很大。美国外交官柯乐博说参加此次军事行动的国民党军队有70万人，面对的是15万人的共产党民兵。埃德加·斯诺认为此次战役死亡的共产党有6万人，被杀害或饿死的总人数则有100万。按照这个统计，在这100万死亡人口中，至少有94万人不是共产党人。
1934年，美龄和委员长在气候凉爽、松林环绕的风景名胜牯岭度假，其间美龄还接见了也在此地休假的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们。据传教士们反映，蒋介石政权的政府红利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沾不到边。委员长现在已经“控制”了中国相当大的一片疆域，但老百姓对有关统一和发展的宣传根本就不关心。这些传教士们指出，如果南京国民政府期望得到外国政府和外国资金的支持，蒋介石就必须拿出让在中国的外国人感到满意的社会福利计划。毕竟，现在正处于“新政”[5]时期。
美龄很快就抓住了他们讲话的核心。她向蒋介石提出了一项建议，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答应了。美龄便把那些传教士们找来，一起商讨制定中国“新政”的细节。这一政策后来被美龄称之为“新生活运动”。她首先提出了中国的四种美德：礼、义、廉、耻，并按照美国中产阶级的标准重新设计这些美德的具体内容。她的“新生活”标准体现了人们熟悉的美国信条：“吐痰在地，在所禁忌；行路走动，安全第一；举止稳重，步武整齐；走路靠左，上车莫挤；窗牖多开，通光通气；捕鼠灭蝇，习劳勿逸；漱口刷牙，黎明即起；饮食养生，莫恣油腻；互救灾难，和洽邻里；端其听视，走路莫急；小孩清洁，零食勿给；厨房厕所，净扫仔细。”
美龄声称：“只有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人们才能认识到‘新生活’的真正含义。”
各种新奇的事情开始不断发生。中国儿童团团员们拎着木头箱子在全国各地的城市街头执勤。看到有人歪戴着帽子或者嘴里叼着香烟走过来，就会有一位小团员上前拦住他，然后站到木头箱子上，把帽子给他扶正，把香烟从他的嘴唇间扯下来扔到排水沟里，然后给这个人敬个礼，再从木头箱子上下来，静等下一个倒霉蛋。
中国人对这个运动并不热心，而外国人却非常满意。意识到取悦委员长夫人的重要性的那些政府官员们纷纷支持这场运动。热心过度的军队指挥官们急于取得委员长夫人的欢心，派出恐怖的执勤队，看到谁在大街上吐痰就上去痛打一顿。要是有人走路拖着步子，或者在饭店吃饭时喝葡萄酒或白酒，或者点的菜超过四菜一汤，或者给服务员小费等，只要被执勤队发现了，就会被拖出去挨一顿棍子。（从那之后，为了骗过无处不在的儿童团团员，饭店工作人员都把白兰地和葡萄酒装在茶壶里。）
只要看到涂脂抹粉、穿戴西式服装和帽子的姑娘，警察们都会毫不客气地把她们抓起来，用无法擦除的红墨水在她们的皮肤上盖上“奇装异服”字样的印章。给人烫卷发的理发师和出售有伤风化的游泳衣的店主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受侮辱。“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口号贴满了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用硕大的字体书写的大字报也贴得到处都是。
此外，一些更具体的计划也付诸实施，其中包括发起公共卫生运动、修建下水道和改进供水系统等。人们对丧葬仪式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使之不再像以前那么铺张浪费。同时开始举办集体婚礼，以减少婚礼的花费。诸如烧香磕头、燃放鞭炮、送葬时给逝者烧买路钱等迷信活动也受到抨击。政府“鼓励”民众每天洗三次脸，每周洗一次澡，蔬菜要洗净煮熟了再吃，并开展戒烟运动等。
美龄本人尽力不在公共场合抽烟，不过她很喜欢英国的薄荷香烟，私下里经常一根接一根地抽个不停。
委员长在上海的一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用“美龄体”英语写成的文章，支持这场改革运动：
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表现在随波逐流、浑浑噩噩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不分善恶、不辨对错和公私不分。因此，我们的官员们才变得虚伪、贪婪和腐败；我们的民众则如同一盘散沙，对国家利益漠不关心；成年人则变得品行不端、愚昧无知。有钱人沉湎于声色犬马，而穷苦人则地位卑下、肮脏猥琐，找不到出路。这一切致使政府权威和道德纲纪分崩离析，社会动荡不安，这些反过来又使我们在面对自然灾害和外国侵略时显得束手无助。
一方面，蒋介石像墨索里尼一样，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国家打扫得干干净净，教会农民们不要随地吐痰，并确保火车能够准点运行；另一方面，他又像希特勒那样，决心除掉社会和政治上的堕落分子，让民众遵纪守法，即便是遇到几次严重的挫折也在所不辞。蒋介石认为法西斯主义有三个支撑：国家主义、对最高领袖的绝对忠诚，以及对民众实行斯巴达式的军事化管理。
“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的一种通俗表现——一件送给蒋夫人和传教士们的小摆设，整个过程滑稽味道十足，因此，并非所有的外国人都把它当回事。而传教士们现在却无视蒋介石当初受洗时他们在宗教杂志上发出的那些警告，开始忙着搭上“新生活运动”的宣传车，把当初骂蒋介石的政权是反宗教势力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蒋介石对希特勒非常崇拜，最终，他模仿希特勒的“褐衫党”和墨索里尼的“黑衫党”，成立了一个新的秘密组织，蒋介石称之为“蓝衣社”[6]，不过他一直否认该组织的存在。之前蒋介石已有两个秘密机构：陈氏兄弟的党内盖世太保和戴笠的军事秘密警察组织，蓝衣社则是两者之外的衍生机构。
蒋介石变得非常倚重他的青帮导师、被刺杀的革命英雄陈其美的两个侄子。大侄子陈果夫曾负责组织招募7 000名青帮小青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那之后又受蒋介石委任，负责在国民党内部建立一个盖世太保组织。作为国民党的组织部部长，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肃清国民党内和南京国民政府中的异己分子。
为了确保每个党员都对党忠诚，陈果夫建立了一个遍布每个政府机构的间谍网络。他让自己的弟弟陈立夫来管理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他们的叔父去世之后，陈氏兄弟和蒋介石一起参加了一个青帮仪式，从此三人成了“结拜兄弟”。人们普遍认为，两兄弟中的大哥陈果夫为人更为聪明狡猾。他还是个多才多艺之人，曾自己撰写剧本、作诗填词以自娱自乐。他资助陈立夫去美国读书以及到匹兹堡大学学习采矿专业。1928年，陈立夫弃学回国，担任蒋介石组建的特务机构中统[7]（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一职。这个名称是对国民党政治特务机关的一个委婉称呼。
中统在党内大肆刺探情报，搞党内清洗和政治处决等事，而面对公众的大规模恐怖活动则属地位与其平起平坐的军统（军事调查统计局）的职责范围。军统头子是人称“中国希姆莱”的戴笠。在整整20年的时间里，戴笠是一位在中国令人闻风丧胆的人物。他是委员长的浙江同乡，出生于1895年，青年时代曾在杜月笙手下当青帮打手，并在杜月笙的资助下上过学。1926年，他成为被黄埔军校录取的青帮帮会成员中的一个。北伐战争时期，他是蒋介石与各个小城市中的青帮分支的主要联络人。随着军队一路向北挺进，每到一地，共产党干部们都会提前发动农民起来攻击当地的军阀部队，而戴笠则事先警告青帮敢死队从后方袭击共产党的干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戴笠受命负责反间谍活动，对付国内的日本特工，同时还负责策划针对共产党基层组织的白色恐怖活动。整个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生的所有的秘密活动，除陈氏兄弟执行的那部分之外，其余的都是戴笠干的。戴笠相貌温和，浓眉高挑，笑容和蔼，很容易迷惑人，但知情人却认为他极其凶险。戴笠手下统领着10万名政府特工，此外还有大约两倍数量的青帮分子听他调遣。
这两个特务机构都得到蒋介石组建的蓝衣社的帮助。虽然它是模仿欧洲法西斯狂热分子社团组建而成，但同时也像极了日本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狂热崇拜日本皇军的组织：黑龙会。蓝衣社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中国，他们先是聚在一起商定计划，然后便组织实施各种政治暗杀、清除腐败官僚和“国家公敌”。蓝衣社共有10 000名成员，负责管理他们的军官则是毕业于黄埔军校的青帮学员。南京政权里的每个有实力的派系都有代表加入蓝衣社，其中包括以陈氏兄弟为首、以南京“中央俱乐部”开头字母命名的“CC系”，以及以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为首的所谓的“黄埔系”。此外，蓝衣社的成员中还包括那些既不忠于国民党也不忠于军队，而只听命于戴笠和杜月笙的职业杀手。蒋介石为他们举行了结拜仪式，让他们把手指刺破，把滴出的血混合到一起，成为歃血为盟的拜把子兄弟。
“从幼儿园到坟墓……整个国家都要实行军事化，”担任《经济学人》杂志驻中国记者多年的布莱恩·克洛泽如此写道，“他们的目标是毫无廉耻地实行极权主义。尽管蒋介石自始至终都貌似虔诚地辩称自己一直致力于民主政治，但他与蓝衣社也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蓝衣社的成员有很多还是他领导下的黄埔军校毕业生，这一点毋庸置疑。”
让宋美龄引以为傲并得到其夫果断支持的“新生活运动”充其量不过是蓝衣社的一个公开延伸，一种把儿童团、基督教青年会和外国教会社团纳入蒋介石的全国军事化之下的举措。截至1936年，由于蓝衣社成员狂热凶残，胡乱杀人，给“新生活运动”蒙上了恶名。当年的《文摘》杂志如此写道：“最有可能带来混乱的是蒋介石‘蓝衣社’中的那些恐怖分子，他们以平民身份行排外之事，通过爆炸、刀杀和枪击等方式胡乱杀人。这个一度对蒋介石有用、现在已经失去控制的组织变成了一个弗兰肯斯坦[8]式的怪物。”
陈氏兄弟把持的中统对邓演达进行严刑拷打，最终将其绞死之时，备感震惊的并不只有庆龄一个人。
支持蒋介石时间最久也最坚定的一个人此时已经忍无可忍。他就是北京大学前校长、光复会的右派领袖蔡元培。直到邓演达被害之前，他还一直效忠于蒋介石及其他青帮首领们，还曾为蒋介石和宋美龄宣读过婚书。作为回报，蔡元培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五院之一的监察院院长。他还担任过教育部部长一职，负责重组全国的大学教育体制。但是，看到这个新政权的所作所为，蔡元培开始产生怀疑，觉得自己正在帮忙产下一个怪胎。他看到侵犯人权的事件到处都在发生。
跟许多其他右派分子不同的是，蔡元培是一个造诣颇深的学者，又是一位人道主义者，想把他长期蒙在鼓里是不可能的事。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良心自省之后，他辞去了政府中的主要职务，组建了中央研究院，一所进行高级学术研究工作的顶级机构。蔡元培还公开跟庆龄站在一起反对蒋介石，并与她一起建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蒋介石把任何一位与他作对的人都归为共产党，该同盟的主要目的就是同蒋介石的这种阴险毒辣的活动作斗争。由于当时人们普遍害怕“赤色分子”，蒋介石这样做就可以在“理智而又正直的那些人”的赞许声中，随心所欲地逮捕、监禁、拷打、“清洗”或者处死任何人。
该同盟最初策划了很多行动，其中之一就是解救中国共产党前领导人陈独秀。陈独秀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可怜书生，曾担任过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不过，该同盟的行动没有取得成功。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还不到一年的时候，中央研究院中的一位与蔡元培最亲密的同事杨铨被蓝衣社的人暗杀。杨铨是一位工程师，曾在康奈尔大学上过学，政治上非常活跃。杨铨与蒋介石和杜月笙等人都很熟悉，知道南京政权运作的内幕情况，说话又是口无遮拦，因此无形中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1933年，杨铨很显然是发现了蒋介石和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不愿意阻止日本人入侵满洲里、热河，并越过长城入关的个中缘由，这给企图谋杀杨铨的人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得知杨铨被害的消息，蔡元培震惊不已。他辞去了在政府保留的全部职务，并发表公开讲话表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厌恶之情，宣告彻底退出政界。
蒋介石对5位追随文坛领袖鲁迅的中国一流作家加以残害，标志着其政权已经走上了极端。鲁迅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神情和蔼，对国民的悲惨生活怀着深深的同情。他最著名的小说是《阿Q正传》。小说描写了一个目不识丁的苦力因为不理解1911年的辛亥革命，继续过着屈辱的生活，但他总能为自己的各种失败找到理由。最后，他因一项自己并没有触犯的罪名而被判死刑，在赶赴刑场的路上，他依然兴高采烈地唱着一句京剧里的著名唱词：“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个故事意在讽刺个人和国家的堕落，而这种堕落正是那些用不切实际的幻想来麻痹大众的权力造成的。鲁迅通过这篇小说传达的信息是，只有农民自己觉醒，摆脱麻木不仁的状态，并参与到革命当中，中国才能复兴。他认为：“共和国建立之前，我们是奴隶。成立之后，我们成了前奴隶的奴隶。”
曾经有这么一张照片，庆龄双手交叉坐在中间，她身边坐着的则是萧伯纳、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蔡元培、哈罗德·伊萨克斯、林语堂和鲁迅。照片中的所有人都面带笑容，只有鲁迅除外。鲁迅当年50岁，因患有肺结核而日渐消瘦。1936年，也即这张照片拍摄的三年后，鲁迅因肺结核去世。萧伯纳当时已近耄耋之年，正在上海做短期访问。庆龄和其他几位跟他谈了将近一天的时间，试图让这位老剧作家注意一下蒋介石的暴行，但当时的萧伯纳脑筋已经有一些糊涂，无法从政治的深度考虑这些事情。
多年以来，鲁迅一直在不停地批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防止被捕，他总是居无定所。不过，他虽然跟中共的很多领导人都交好，但并没有加入共产党。他和庆龄两人惺惺相惜，长期置身事外，没有参与共产党的任何活动。
蒋介石终于对庆龄和鲁迅及围绕在他身边的作家圈子忍无可忍。当时以鲁迅为首形成了一个称为“‘左’翼作家联盟”的阵营，蒋介石命令秘密警察抓捕这些作家。鲁迅最终逃脱了抓捕，但包括中国最知名的女性作家冯铿在内的5位[9]“左联”领导人却被捕入狱，后被枪杀。
庆龄悲愤地说道：“这就是我们的委员长，他竟然把我们最优秀的青年活生生地埋掉。很显然，他还没有学到《圣经·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那部分的内容。”
[1] 译文摘自陈丕士《中国召唤我》第106页。——编者注
[2] 卡巴莱是一种歌厅式音乐剧，在欧洲十分盛行。——译者注
[3] 托尔克马达（Torquemada，1420—1498），西班牙第一位宗教裁判所大法官，被称为“中世纪最残暴的教会屠夫”。——译者注
[4] 译文摘自《与戴传贤谈话笔记》。——编者注
[5] 此处指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译者注
[6] 蓝衣社，全称“中华复兴社”，简称“复兴社”，是以黄埔系精英军人为核心组成的一个带有情报性质的团体。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推行对领袖蒋介石的个人崇拜，强化蒋介石嫡系对军队军官的思想控制。——译者注
[7] 中央调查统计局，全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译者注
[8] 弗兰肯斯坦是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在1818年创作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主人公，他创造了一个怪物，后来被这个怪物所害。——译者注
[9] 为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这5位“左”翼革命作家，于1931年2月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枪杀。
第十三章 财政乱局
宋子文答应加入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时，心中充满了美好的愿景。尽管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但他相信自己能为中国的经济出一份力。之前为了出钱支持蒋介石建立南京独裁政权，国民党从上海的商人们手中敲诈勒索了数百万元，现在子文急着想拨乱反正，改变现状——他准备建立一套现代化的合法的税收体制，为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他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想法，并且从理论上讲，作为财政部部长的他也有权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
不过他这么做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他做的每件事都会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他创建了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债券市场，让投资者们感到购买政府的债券比任何其他的投资方式都划算，这是好的一面。不过如此一来，资金储备就流出了嗷嗷待哺的中国民族工业，这是不好的一面。银行和证券交易所都拿出大量资金购买宋子文发行的债券，中国投资者逐渐把子文当成了他们的“诺克斯堡”[1]，这些债券的安全度仅以他的信誉为保障。这些都是好的方面，他在内心里对此也很满意。然而，这一政策带来的问题是，每次子文与蒋介石吵架之后，债券市场立即就会发生波动。子文把中国的资本家们拉到一条阵线上，一起来支持南京国民政府，这件事办得如此彻底，以致破坏了这些人作为一支独立力量的现实，使他们成了独裁政权的奴隶。他的姐夫孔祥熙最终取代他担任财政部部长后，所有的财政限制措施都被取消，宋子文苦心建立起来的财政运行机制毁于一旦。
现在已经不能再像1927年那样明目张胆地采取黑帮敲诈的手段来募集资金，但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国商界之间的这种敲诈与被敲诈的关系确立了下来。由于子文深谙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所以外国人没有看出来这一点。子文自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代言人，而在蒋介石眼中，子文不过是一个魔术师，一个能替他把铅块变成黄金的炼金术士。
1928年年初，南京国民政府每月的税收为300万元，而支出则是这个数额的4倍。（官方数据显示，当时中国货币与美元的比率是3∶1。）这些钱大部分都是从毗邻上海的中国最富有的江苏和浙江两省的“投资者”那里敲诈所得。子文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取消索拿“回扣”的中间人，因为这些人经手的每一笔税收都要被他们“榨取一部分”。想当年在为孙文的广州国民政府筹集资金时，这个方法曾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子文取消对税收人员的监管之后，各省的情况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
于是子文改变策略，他不再干涉贪污行为，而是直接向上海的资本家们示好。1928年6月，他召集了70位上海银行家、工商业界人士，以及45名来自中央及各省、市政府机关的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上，他向这些人重新申明，1927年采取索要手段筹集资金纯粹是出于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的需要。随后，他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民众如果不能参与政策的制定，政府就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现在政府还没有出台民众参与政府工作的详细计划，财政部先开个先例。这次与会的代表中即包括政界之外的相关负责人士和纳税人代表，特邀他们来就我们已做的工作提出批评，并就今后的工作提出指导和改进意见。
他坚持认为，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民主制度向前迈进了一步”。
子文建议限制军费开支，采用预算制度，建立一家强大的中央银行，取消“两”这个计量单位，开办中央造币厂，并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封建的“厘金”税。与会代表们则要求返还他们被没收的财产，同时还集体请愿，希望“政府能制定《劳工法》来管理约束各级工会组织，以免惹是生非之徒利用这些组织制造事端”。这个提议也许是为了限制共产党的那些煽动闹事的人，或者是委婉地请求政府提供保护，以免受到杜月笙控制的那些“工会组织”的骚扰。
次月，在南京召开的一个类似的经济会议上，子文再次提出削减军费开支。他指出，只要裁减蒋介石和他手下的军阀们雇用的那部分士兵，就可以达到削减军费的目的。（许多军队领导人虚报军队人数，这样就可以多领军饷。）因为北伐军已经打到北京，并“统一了中国”，因此子文建议，可以趁此机会开始实施军费削减计划。在《北华捷报》上，子文不留情面地敦促蒋介石接受他的提议，因为“7月31日之后，控制全中国财富的上海银行家们连一分钱也不会再借给国民政府了”。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马克谟的记录说明当时的银行家们是多么希望诱使这些将军与他们合作：“银行家们可以用分期支付的方式，提前支付遣散费……后续的遣散费是否如期支付要看实际遣散情况而定。”
大胆的第一步计划实施之后，子文紧接着警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说，它可能即将破产。由100名上海资本家组成的代表团为宋子文的提议到处游说。在这种压力之下，蒋介石同意成立中央预算委员会，不过他把一些军阀——他本人、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等都弄进了该委员会的董事会，宋子文变成了董事会中唯一的非军方成员。
随着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这些军队领导人的胃口反而越来越大了。蒋介石找到了其他途径来对付宋子文，那段时间里，他不再向上海的银行家们申请贷款，转而第一次把手伸向了北京银行家协会，强迫他们给他300万元的借款。接着他命令子文去向这些余怒未消的银行家们兜售政府债券，再募集5 000万元的经费，这让子文颜面尽失。
1929年1月15日，在军事改编和遣散会上，子文再次重申自己关于裁军的建议。出乎意料的是，会议接受了子文提出的条件，答应把军费开支限制在每年1.92亿元之内，并相应地削减军队人员。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次掩人耳目的把戏，改变预算的相关措施根本就没有实施过。
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中国现在仍然还是一个由各处封建领地组在一起的国家。蒋介石付钱给这些领地上的军阀们，他们则在名义上归顺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为了把这些人笼络到一起，蒋介石通过财政给他们发放军饷，并慷慨地为私人武装上报的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军事行动支付经费。能够削减军饷和军队开支的唯一办法，就是让蒋介石和那些军阀们把自己钱包里的钱全拿出来，并把给他们的拨款减少一半。他们宁愿自己拿刀抹脖子也不会接受这些条件。
南京国民政府现在业已成了一匹特洛伊木马，外表被宋氏家族的人涂得色彩斑斓，而在这匹马的肚子里，则藏着那些将军们、秘密警察和实际掌握中国大权的青帮大佬们。此事也算是子文在任期间的一项主要成就，从头到尾做得可谓天衣无缝，外国人大都被它的表象所迷惑，美国人受骗尤甚。
子文在游说方面的本事有时候也会伤害他声称所代表的那些人。有时候，因为他过于精明，反而会损害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在上海商界寻找盟友，公然反抗蒋介石，鼓励金融家们攻击南京国民政府，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有时候他或许是真的觉得，通过征求这些商人们的意见并获得他们的认可是一种促进民主的行为。这样做可以鼓起他们的干劲，从而使他们把促进国家经济繁荣当成一项神圣的责任。然而，民主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幻想。通过鼓动资本家们与蒋介石展开公开对抗，子文已置这些人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上海资本家们不顾政府解散“闸北商会自卫队”（该组织类似于1924年蒋介石在广州镇压的商会武装）的命令，宣布将增加他们的经费预算。委员长迅速做出反应，发动了一场针对银行家的宣传攻势。上海商会所在地遭到了袭击。蒋介石派青帮匪徒去袭击商会大楼，该楼位于公共租界之内，不过由于是在租界条约签订之前修建的，因此得不到外国警察的保护。1929年4月24日，一伙暴徒冲进了大门，洗劫了整栋大楼。他们抢走了所有的文件资料和各种财物，还把4名雇员打伤入院。商会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南京国民政府还迫使上海的各家报纸不得刊登有关此次事件的报道。
无力反抗的上海商会不得不在杜月笙一位名叫虞洽卿的手下的监督下进行重组，此后便成了一个完全听命于青帮和国民党的组织。
子文的初衷是想为自己在上海的商人圈里打造一个权力基础，不料却一败涂地。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个财政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政府财政的87%都被用作军费开支，并且这笔钱中有差不多一半都是银行贷款，这意味着必须从预算中另拨一大部分资金用来偿还利息和本金。
中国大部分的财富仍然掌控在上海的银行家们手中。在蒋介石看来，必须得想个办法把这些钱从他们的口袋里掏出来。子文认为绝不能再使用强迫勒索的法子，他想到了债券。
他这个点子充满了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他向各家银行减价出售政府债券，以接近50%的折扣卖给他们。政府将在正式发行之日前把债券存入各个银行，而银行则需相应地按照债券面值的50%将现金预支给政府。正式发行之后，这些债券将通过上海股票交易所、上海渣打银行和商品交易所上市出售。银行也可以选择暂时留存，待到商定好最终的售价后再拿到商场上出售套现。由于利润颇具吸引力，出售这些债券并不困难。即便是以12.44%的利率来计算，其利润也比直接投资工业或存款账户的直接利息收入要高得多。
根据现有的不太明确的数据估计，到1931年年底，上海各家银行直接持有南京国民政府1/2—2/3的债券，而这批债券中的大部分又集中在上海银行家协会下属的几家大型商业银行那里。由于他们实行连锁董事制度，因此这些债券大部分都控制在少数几位最有权势的大亨手中。
在上海那种人人梦想一夜暴富的商业气候下，如此不正常的债券市场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疯狂的债券投机开始了。从气候的变化到关于宋氏家族内部争吵的流言都能影响债券的市场售价，这给那些银行和银行家们操纵市场谋取利润创造了绝佳的机会。这其中又以与子文有关的消息最为敏感，子文和蒋介石之间如果发生争吵，必将引起市场的剧烈波动。关于政府内部运转是否正常，有谁能比其领导层，尤其是宋氏家族的人了解得更清楚呢？
在一篇划时代的研究作品《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中，帕克斯·小科布尔指出：
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员参与这场投机的主要工具就是上海的启兴公司。该公司由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他的姐姐孔夫人以及财政部的另外两位官员创办。该公司与青帮大佬杜月笙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杜月笙本人则是上海股票交易所董事会成员，也是多家商品交易所的董事长。杜月笙与孔家之间关系紧密，据说他还出面替孔家人操作债券交易……由于能够提前获知市场趋向的相关信息，又有大量资金做后盾，该公司的几个头头操纵市场，使之剧烈震荡，上海的交易所简直变成了一个战场。
也许这纯属一个无心之举，但子文已经把上海的银行家们引进了一个可怕的陷阱之中。他成功地把政府债券推销给了这些银行家，从而很不自然地把他们与南京国民政府绑在了一起。由于银行家的钱包里塞满了政府的债券，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必须支持这个独裁政权存活下去。
蒋介石为此感到非常高兴。1931年9月，日本夺取满洲里，从而在中日之间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到了年底，蒋介石把子文纳入了自己的亲信圈子。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就一直控制着满洲里。东北军阀张作霖与日本人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一直到他在火车上被好战的日本军官炸死。日本政府耐心地等待着，看张作霖的儿子会跟他们合作，还是会跟南京国民政府合作。看到“少帅”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结盟，日军于1931年9月夺取了这片最富饶的工业区，使之成为继1895年从清政府手中夺取的朝鲜之后日本的新占领区，从而使日本的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境内，在靠近北京的地方建立了新的根据地。
关于日本的这次入侵，国际联盟只是不冷不热地回复说将进行“调查”，美国也拒绝出面帮助调停。然而，看到蒋介石竟然不可思议地拒绝武力对抗日本侵略者，而只是劝诫民众“保持克制”时，中国人民愤怒了。
上海的抗议者攻击在沪的日本商业机构，要求政府对日宣战。委员长的地位一落千丈。此时还有一个不好的流言，称蒋介石和日本人之间有一项“秘密交易”——也许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为了确保日本人支持蒋介石接管上海而达成了一项协议。流言声称，蒋介石不可能对日采取行动，否则日本人将公布秘密协议的内容。另外一则流言则指向了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将军和蒋介石的首席政治顾问戴季陶。作为亲日派的首要人物，这两个人对委员长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过这种说法颇为可疑。还有人私下谈论说，蒋介石和蒋夫人家族的人与日本强大的企业联盟（卡特尔）之间有联系。这些企业联合控制着上海的工商业，而其中很多又与杜月笙有交集。之前我已经提到过，正是因为杨铨发现了传言中这项秘密协定所包含的某些卑鄙的内幕，才导致他最终被蓝衣社暗杀了。
每当局势恶化到如此地步，蒋介石就会发现此时运用太极拳的原理非常有效。看到侵犯者用力冲过来，防守的人抽身闪到一边，让来犯者的身体失去平衡，跌倒在地。
与宋子文商谈之后，蒋介石在关键时刻进行了抉择。1931年12月15日，他辞去了所有职务，与美龄一起去了位于山中寺庙里的那个疗养胜地。南京国民政府出现了权力真空，孙科当选为新的行政院院长，陈友仁则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不过他们上台之后却发现，国库已经空了，军方也不肯合作。委员长虽然已经辞职，但军队仍在他的控制之中，孙科连一支枪也指挥不动。
宋子文请示了蒋介石之后，也辞去了财政部部长的职务，回到了上海。离开南京之前，子文很有远见地（显然也是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把财政部的文件档案全部带走了，并把国库也掏得一干二净。
大部分的省级政府也都听蒋介石一个人的，他们都不把收取的厘金和盐税上交给孙科政府。紧接着，浙江和江苏两省的军事指挥官强烈要求孙科给他们发放军饷。此时的新政府虽然刚刚掌权，却已处于破产状态，并且毫无实权。此时宋子文公开预言说，孙科政府三个月内就会倒台，这给了它致命一击。听了“上海华尔街”的奇才口中说出的这番话，上海那些神经兮兮的经纪人立刻把所有新的贷款项目和债券发行业务都锁到了保险箱里。
承受巨大压力的孙科宣布将暂停债券兑付6个月。第二天，也就是1932年1月13日，上海开始发生挤兑银行的现象。政府发放的有价债券遭到抛售，投资者们试图在债券市场和中国经济坍塌之前挽回一部分利润。以杜月笙为首的国内债券持有者协会的帮会成员们纷纷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抗议电报。几天之后，经过协商，青帮大佬们和张静江同意给政府提供一些贷款，孙科政府则答应恢复债券兑付。随后政府信守协定，重启债券市场，给投资者们兑付债券。但杜月笙和他的同党答应的贷款却没有兑现。
杜月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强迫得了的，因此孙科这一次必败无疑。新政府成立三周后，蒋介石与他的大舅哥宋子文及连襟孔祥熙商谈之后，同意返回南京。这一次子文担任了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晋升。
由于日本人入侵满洲里，上海这边依然是余怒未消。抵制日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上海日本人居住区内的许多小商贩面临破产的命运。1932年1月中旬，日本一个著名教派的5名僧人在上海街头遭到愤怒的中国人的袭击，一名僧人受伤，不治而亡。一群日本居民展开报复行动，冲突导致一名中国警察和一名日本居民死亡。1月18日，5名日本人在一座中国毛巾厂外遭到袭击。两天后，50名日本青年保护会的成员实施报复，他们手持尖刀和木棍来到毛巾厂，到处纵火焚烧，两名中国人在这场突发大火中身亡。
日本政府正式要求中国道歉，偿付医疗费，并保证取缔所有抗日组织。1月24日傍晚，日本海军驶进上海港。两天后，一直在等待答复的日本总领事向上海市市长发出最后通牒。同时，他还通知其他各国防卫部队的指挥官说，如果从市长那里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日本将于1月28日上午采取行动。上海市政委员会立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国际联盟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记录了后续发生的一系列情况：
由于非常担心大量日本人居住的闸北区的安全，帝国海军决定往该地区派遣部队维持秩序……日本海军陆战队和手持武器的日本侨民已经开始沿着四川北路向前挺进……每到一处路口，都会留下一队人马。到了午夜，信号一发，各路人马便一起朝着铁路方向进军。日本海军陆战队遇到了中国正规军的抵抗……在1月29日的行动中，日本人派出飞机，炸毁了车站和停靠在那里的一辆列车。宝山路一带的一些建筑也被燃烧弹击中起火。
虽然中国军队的数量远远多于日本入侵者，但蒋介石一点儿挑战日本人的意思都没有。他只不过简单地向国际联盟发了一封呼吁电报，然后为了安全起见，把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了洛阳。
保护上海的唯一一支部队实际上是在未经委员长允许的情况下投入战斗的，它就是身经百战的十九路军。经蒋介石许可，从广州调来的这支部队被留在了上海，帮助杜月笙“少将”经营毒品生意和其他一些非正常性的工作。美国记者索克思如此说道：“包括日本人和中国人在内，大家都为十九路军的英勇战斗感到吃惊。”不过士兵们伤亡很大，急需后援。
中国200万的武装部队就这么静静地在一旁观望。蒋介石最终派了一小部分军队前去支援。陈友仁这样记叙道：“1月31日，蒋介石郑重承诺，将在一个星期之内派遣10万部队前去支援十九路军……然而，真正到达现场的只有八十八师的9 000名士兵和八十七师的6 000名士兵。这两支部队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不习惯现代战争，所以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不过兵力却损失了2/3。”
在整个上海防御战中，杜月笙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青帮帮会成员则负责后勤保障。杜月笙这么做也许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因为一直以来，十九路军都是在为他服务，保护他的地盘。不过，考虑到另一个奇怪的事实，此事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因为宋子文为保护盐税而组织的那支三万人的税务警察部队也加入了这次非官方的防卫战中，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而没有妹夫的首肯，宋子文是不可能下令部队参战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蒋介石正在试图从正面避开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进攻，以避免正式宣战，导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不管是何原因，此时的上海人都明白，委员长正在玩某种神秘的游戏。
曾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哈佛大学学生费正清当时只有20多岁，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刚到上海，他正好看到了当时的战斗场面。“我们登上公共租界码头，离正在轰炸闸北区的日本‘出云’号巡洋舰和其他一些军舰只有几百码的距离……来自广州的十九路军在被炸毁的大楼废墟里挖掘战壕，继续作战。各种物资则是在夜间从100码宽的苏州河对岸运过来。日本海军无法把这支部队从这里赶出去。”
在费正清从河对岸看不到的地方，埃德加·斯诺正站在闸北那冒着滚滚浓烟的废墟上观察着一切。“1932年1月28日深夜，四处一片漆黑。九龙路那边突然传来步枪和机关枪的声音……我看到一个黑影突然定住，然后便倒下了。再远处，一名中国士兵趴在地上，爬进一个门道，开始射击。此时大街上空无一人，各家各户的铁百叶窗如同蛤蜊壳一样关得紧紧的，最后一盏灯光也熄灭了。”
1932年3月3日双方停火之后，将近60万人成了难民，贸易完全中断，关税收入下降了75%。另外约有900家工厂和商铺毁于战火或处于停业状态，总损失达1.7亿美元。
宋子文对日军进攻带来的严重后果深感震惊，并由此做出了一些危险的结论。“如果让中国在共产主义和实行军事统治的日本军国主义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中国将选择共产主义。”这番颇为大胆的言论是他于1932年3月在接受卡尔·冯·威甘德采访时说的，这让他直接站在了蒋介石的对立面。这种话从这位富有的金融家兼财政部部长的口中说出来，起到的反偶像崇拜的作用更大。在文章一开头，冯·威甘德就指出，由于子文拥有大量的财富，他被称为“中国的皮尔庞特·摩根”。
我们坐在上海法租界内他那座金碧辉煌的别墅的会客厅里。别墅四周围着12英尺高的院墙。两座大门都是用厚厚的纯铁打造，门上连一个小洞都没有，从外面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院子里有8个持枪的警卫，其中两人肩上还挎着短筒防暴枪。他们的口袋里都鼓鼓囊囊的，我敢肯定里面装的不是苹果。
由于激动和怨恨，宋先生的声音有点颤抖。他这个人平日里就很少说话，更不用说在公开场合了。
“你看看，中国难道不是正在被逼入绝境吗？而世人却袖手旁观，一点儿也不愿意帮中国的忙。”
这里所说的“世人”，很显然指的就是国际联盟。
“中国已经受到侵略——满洲里和上海都遭到了侵略。而侵略中国的国家不仅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还是宣布放弃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非战公约》及《九国条约》的签署国。”
“在满洲里和上海都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开战之前以及整个战争过程中，从没有按照国际联盟、《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中规定的原则进行交涉。”
“他们从未正式宣战，但战争还是打起来了——在满洲里，他们是打着‘剿匪’的幌子，而在上海则是无耻地声称要‘保护自己的国民’。后来，侵略者又把这件事称为‘上海事件’，还一度称之为‘紧急状态’。”
“现在我们可知道未来的战争会叫什么名字了。”
“‘上海事件’——没错，确实是一次‘事件’，一次导致一万两千余人伤亡、损坏上亿元资产、致使整个上海商界瘫痪数星期的‘事件’。国际联盟和其他大国就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甚至还允许日本人把公共租界作为作战基地。”
“如果中国为了国家统一并免遭外国军事统治而转向共产主义或苏维埃主义的话，你会感到惊讶吗？”
当大家都心急如焚的时候，蒋介石的注意力却集中在了共产党身上。他现在仍需为自己的“剿匪行动”提供经费。
子文担心，把目光只盯在共产党身上会让蒋介石忽视日本可能带来的真正危险，这一观点得到许多金融大亨和留洋归国的专业人士的赞同。1932年春，这些人在上海组建了一个名为“反内战同盟”的组织。子文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该同盟的会议，但他说，该同盟是“由民族的有识之士组成的”，其“势力正在迅速增大，很快就将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宣告使用武力来解决政治问题是不合法的行为”。该同盟承诺，如果南京国民政府把钱用在打内战，而不是抵抗外国（日本）侵略上的话，他们将停止给它提供一切经费。
从各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古老而棘手的话题，在共产党和蒋介石政权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就已存在。无论政府面对的内部敌人是“拳匪”、太平天国义军还是哪个地方的“土匪”，他们毕竟都是中国人。而任何政权的首要责任，就是要使中国免受外来侵略。但是，在如何定义什么是“外来”的问题上，同盟内部产生了分歧。该同盟成员都是上海各界的精英分子，其中有些人认为共产党是苏俄势力在中国的延伸，而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运动。于是，关于他们到底是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人还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这个问题被提交给了该同盟的常务委员会。把持常委会的是杜月笙和坐“上海三大亨”第三把交椅的张啸林这两位富有的慈善家。委员长刚任命杜月笙担任“剿匪总负责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常委会最终也没能解决这一问题。后来由于又受到一些其他挫折，该同盟也就半途夭折了。
子文对这种情况非常反感，像哈姆雷特那样思考了几周后，他决定再次提出辞职。机会马上就出现了。
正如大卫王把拔示巴[2]的丈夫打发到前线作战一样，委员长把英勇善战的十九路军调到了遥远的福建省去对付那里的共产党，这样可以使自己摆脱掉这支在上海保卫战中受到人们广泛赞誉的作战部队。很显然，蒋介石对它的英雄行为又妒又恨，他正准备再次对红军游击队在深山中的根据地发动进攻，可以借此机会派十九路军到前线去，让它被红军吃掉。
调离十九路军就削弱了上海的防御力量，引起了上海金融界人士的极大不满。这正好给了子文一个现成的能打动他那些金融界同僚们的理由，于是他便于1932年6月4日提交了辞呈。
此时的子文暂时处于上风，他在筹款方面很有一套，对于蒋介石来说非常重要，因此蒋介石没有批准他的辞呈。两人最终达成了一项妥协：如果能把子文从行政院副院长升为行政院院长，他还可以继续兼任财政部部长。这意味着汪精卫必须让位。子文还设计使蒋介石做出让步，同意用部分鸦片收入来支付政府沉重的军费开支。
根据商定，能屈能伸的汪精卫于1932年10月宣布自己因病将去国外“就医”。子文当上了行政院代院长，影响力比以前更大了，于是他立即利用手中的权力再次发起抗日运动。
日本人目前已经占领了满洲里，接下来，他们很可能以消灭共产党的名义侵犯附近的热河、察哈尔和河北等省份[3]。子文号召人们起来阻止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同时还号召人们在全国范围内抵制日货，并再次谴责国际联盟对日本侵略满洲里和上海的行为没有做出有效的回应。日本人果真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向热河发动进攻，在1月飞到热河组织部队抵抗的是子文，而不是蒋介石。陪他一起去的还有少帅张学良。
子文在财政方面虽然比较保守，但从热河回来后，他毫不犹豫地再次组织上海的银行家们开会，又发行了一批债券，不过这一次是为了购买对日作战的武器装备和发放军饷。委员长很快便出手加以阻挠，驻扎在热河省会的中国军队一仗都没打就被蒋介石撤走了。随后，为了让子文老实点儿，汪精卫的政治病奇迹般地“治愈”了，并返回国内继续担任他的行政院院长之职，并且还与日本人签署了一项新的协定。再次回到财政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位子上的子文发现自己所有的收获都变成了泡影，蒋介石又一次欺骗了他。1933年5月31日签署的《塘沽协定》实际上是把热河省旁边的河北省拱手让给了日本人。
子文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多的成就，这很值得表扬，但在中国政坛上他却是一败涂地。他的同僚们经常说，因为他不愿意按照“中国人的规矩”办事，所以才会到处碰钉子。1932年上半年他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让民国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国家收支平衡。不知是何原因，委员长在短期内缩减了军费开支，也许是特意做出这一姿态，以向日本表明其军事力量并非以抗日为目的。不过，《塘沽协定》签署之后，蒋介石又开始大幅增加军费，子文暂时取得的虚幻成就也就化为了泡影。
子文常被比作中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4]，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组建了一家国家银行来充当政府金库。1928年，他就曾与上海的两家主要金融机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打过交道。建立之初，这两家银行都属于国家所有，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动荡时期，它们落入了上海金融家们的掌控之下，管理层现在也不愿意把它们交给子文。由于银行界是政府债券的重要发放市场，子文并不想与金融家们为敌，而是采用权宜之计，从这两家银行借款组建中国中央银行。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正式成立，总部设在上海原德国俱乐部旧址。
到了1933年5月，局势已经非常明显，如果仅仅是继续暗中干扰，子文的工作就不可能取得更多的进展。为了避免落得个鸡蛋碰石头的下场，对他来说，更好的办法也许是应该离开中国政坛，到一个无人能与之匹敌的领域里去一显身手。而此时，“财富”也早已来到了他的眼前，亨利·卢斯旗下的1933年第6期《财富》杂志样本运达上海，大幅报道了中国的这位传奇式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
亨利·卢斯这么做是为了兑现自己1934年许下的诺言。当时他亲自到赶到上海来参访，在法租界子文家中的多次长谈中，卢斯曾一再督促子文去美国转转，声称他肯定会受到美国金融界和政府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为了促成此行，他们做了如下安排：给子文发一封会议通知，邀请他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济会议。然后子文可以从伦敦动身去纽约和华盛顿。卢斯做出专门安排，在子文抵达美国前夕，在杂志上对其进行大篇幅的报道。此外，他还安排子文在伦敦通过美国广播公司向美国人民做了一次重要的演讲。
卢斯孩提时代曾在中国的教会学校里读过书，1932年5月的中国之行是他在20年前离开中国后的第一次回访。这位出版商领着他的美国朋友们在城里四处参观，到青楼区转了转，到卡巴莱歌舞厅与一角钱伴一次舞的白俄罗斯姑娘们一直跳到凌晨两点。后来他乘飞机去了南京和汉口，与那里的银行家、美国石油商和传教士们碰了面。在北京，他访问了他那位传教士父亲曾经资助过的燕京大学。所到之处，中国人民那种惨不忍睹的生活在他的眼里却是充满了浪漫和绚丽的色彩的图画，一切都是他童年记忆中的模样。那些极其单调压抑的场景并不能引起他内心的共鸣。
“亨利的问题在于，”卢斯在耶鲁大学的一位同学的妻子、作家劳拉·Z·霍布森认为，“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既想像自己的父母那样去中国当一个传教士，又想像蒋介石那样做一个军阀。”
这两种选择他都做不到，不过他还有另一个极佳的选择——他可以把宋家人揽入怀中，并把蒋介石转变成一个传教士式的军阀。如果有谁能实现这种转变的话，那就非卢斯莫属了。作为卢斯手下一位不大服气的员工，作家亚历山大·金这样描述道：
我立刻感觉到此人身上充满了一种让人感觉危险的“正气”。我的意思是说，那是一种通常只有在妇女基督教禁酒协会会长身上才会看到的“正气”，一种几乎无人能说得通的固执。很显然，他也不会用哪怕是一丁点儿幽默去掩盖一下自己那近乎疯狂的情感。
《时代周刊》的编辑权最初由合伙人布里顿·哈登掌管。但哈登于1929年去世了，这为卢斯大肆攻击苏俄、支持墨索里尼和蒋介石敞开了方便之门。1927年4月，委员长的肖像第一次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而已。
子文从南京飞抵上海，在西摩路的住宅里会见了卢斯。卢斯发现子文因为患了疟疾正在发烧。“除了《时代周刊》和《财富》杂志的编辑外，他拒不接见任何人。他一直订阅着这两份杂志。”卢斯炫耀道。看到子文孩子们的保姆“穿的衣服与自己30年前的保姆的穿着一模一样”，卢斯也感到非常满意。
到了1933年春，子文已经做好了出访美国的准备，卢斯也很快变成了全世界最有权力的出版商。由他出面负责在美的公关工作和形象塑造，宋家、蒋家和孔家准备做一次轰动世界的出访。从《财富》杂志对子文的评价就可以看出此行会做出怎么样的安排。
文章这样写道：
宋子文坐飞机往返于相距数百英里的上海和南京之间。每当蒋介石的军队需要钱——这种事经常发生，宋子文就会从上海登上那架水陆两用飞机，沿着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江向上游飞去。蒋介石在首都接见他时，总会说自己感到“很没面子”，听到某省新冒出来一个军阀，他连点贺礼都拿不出来。听到这种话宋子文便会怒火中烧，大声咆哮，发誓自己也没有筹到钱，然后连哄带骗，让他的妹夫就着手里的钱凑合用吧。但是，谈话一结束，宋子文就会跳上飞机返回上海，与当地的银行家们一起商讨如何解决此事。
卢斯把子文描绘成了一个卡通式的超级英雄。卢斯的弱点就是崇拜超级英雄，因此，实际上他也很崇拜蒋介石。给卢斯书写传记的W·A·斯万伯格如此说道：
他内心中的那种英雄崇拜精神与那位法西斯超人遥相呼应。这位超人能激励民众向他效忠，并与他合作……他指出，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成功复活了原有的贵族精神。“这个国家凭借法西斯标志、法西斯阶层和法西斯精神而获得了重生。”……卢斯仰慕那种由“强人”统治的强权国家……在他眼里，共产主义是在特意消灭强人，让坏人来执掌政权。从墨索里尼身上，他看到了这种伟大的精神，法西斯主义在政治上那种激动人心的创新让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卢斯认为，美国商业大亨的存在是这个世界需要法西斯统治的最好证据。如果成功的是好人，那么不成功的就是坏蛋。他发现“适者生存”的观点很有道理，他清楚地看到，一个建立在贪婪基础上的社会比建立在仁慈基础上的社会更有活力。卢斯声称：“法西斯主义的道德力量在不同的国家会以不同的形式加以表现，它也许还能成为人类下一次全面进步的鼓舞力量。”
子文施行的许多新的经济政策确实给中国带来了福音，但也有很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这些政策到底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卢斯和《财富》杂志似乎也都搞不清楚。比如，子文通过牺牲广州商人的利益，并帮助从上海和北京的商人那里敲诈资金，为蒋介石上台提供了资金支持；通过发行债券，他把中国资本家们置于任蒋介石摆布的地位。废除厘金制度仅仅意味着中央政府可以在政府军控制的地区统一征税，而其他地区的那些小官僚们仍然继续征收厘金，因此国内贸易便肩负着新旧两种税收负担。从很多方面来看，子文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把事情复杂化了。
尽管如此，《财富》杂志却说这种统一征税制度受到了中国商人的广泛欢迎。卢斯写道（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署名，但实际上是他写的）：
他因为鼓励贸易而受到商人们的喜爱。尤其是他取消了厘金制度，一种每到一个城市都要收税的税务制度，它不但妨碍并延迟了货物运输，而且由于要对官员进行贿赂，或者受到不当估价，商人们要额外缴纳数目不详的费用。商人们明白，厘金税以前在政府税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他们对宋子文做出的牺牲很是感激。
卢斯还赞扬了子文在征收盐税方面做出的大刀阔斧的改革。
盐税……总是带有勒索的味道。宋子文决定不再继续受人蒙骗，他打起灯笼四处寻找一个信得过的人。人选就在眼前，他除了有三位名声显赫的姐妹之外，还有两位不太为外人知道的弟弟。他选了年龄最小的弟弟子安来管理盐税事务。子文事先充分考虑到了子安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如何对付偷税漏税者、如何对付那些抢劫运送税款的驴队的土匪等。因此，他组织了一支人们称之为“宋家旅”的军队，这支盐税征收军的旅长显然也有了合适的人选，因为子文有个漂亮的妻子，他妻子有一个弟弟，姓张。
卢斯承认这一系列任命有点儿任人唯亲的味道，但还是根据发表的需要为此做了辩护。他曾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对助手说：“在中美关系问题的公开宣传中，最不好处理的就是关于宋氏家族的问题。他们……是中国奉行亲美政策的主要力量。因此，跟他们搞不好关系，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不过，在那些粗心大意的美国读者眼里，这种夸大其词的赞美让他们觉得子文似乎成了中国的希望所在。
1933年5月16日晚，美国广播电台的听众收听了子文本人在伦敦发表的演说，《纽约时报》在第二天对他这次演说的主题做了报道。他这次讲话的切入点为他今后10年的职业生涯铺平了道路，因为他把中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夸得天花乱坠。他的观点在华盛顿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兴趣，许多美国人（包括商人、政客、将军和传教士们）都愿意把美国当成中国人的救世主、天然的盟友以及两情相悦的“情人”。这种厚着脸皮的巴结逢迎，再加上卢斯预谋已久的宣传攻势，将使得美国人打开钱包，把大把的钱倾倒给宋氏家族统治下的中国。
子文说道：“在美国革命后的数年里，美国与英国的贸易中断了，结果经济上出现了严重的大萧条。随后，这种经济萧条情况突然转变了，在19世纪初期，美国经济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展——因为美国商人在中国拓展了贸易。”
“美国一些最显赫的家族正在与中国人进行贸易。罗斯福总统的家族，无论是罗斯福这一支还是德拉诺家族那一支的人，在两国早期贸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时数百万美元的金钱可以在不用任何书面担保的情况下进行交接。这是一种互尊互信的极佳范例。”
“美国没有用枪逼着我们硬买下那些商品，我们是因为真心需要才自愿购买的。起初我们简直不太相信还有这种好事，但慢慢地我们便明白了，我们正在跟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民族打交道，这个民族正努力创建一个公正的国际贸易环境，并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新的贸易。”
“各位知道中国议会成员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毕业于美国的各所大学吗？我本人就忝列哈佛大学校友会的名录中。”
“我本人的直系亲属里，我妹妹蒋介石夫人是在威尔斯利学院上的学。我的两个姐姐，孙逸仙的夫人和实业部部长孔祥熙的夫人都是在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的学。”
就这样，子文在美国开始了戏剧性的“求爱”之旅。此后宋氏家族的成员将奔走在美国人的鞍前马后，在巴结奉承、小心侍候之外，还要充当他们的买办。宋家人将负责制定各种规则，帮美国人拎拎钱袋、记记账目，此外还要负责分辨哪些是他们的对手，哪些是来捣蛋的。美国人只需要负责给钱就行了。而美国人所能得到的，仅仅是一种自认为道德高尚的感觉而已。
这一切简直就像是变戏法一般。1933年8月，在从华盛顿返回中国之前，子文与美国农业局成功谈妥了一笔价值5 000万美元的贷款，将以小麦和棉花的形式交付中国。这些商品将刺激中国面粉行业的发展，而宋家恰巧是其中的主要投资商。
这一成功之举在中国可谓史无前例，但子文低估了与其敌对的日本企业对英国和美国金融家们的影响力。为了帮助中国发展，子文提出成立一个“国际咨询委员会”。但摩根家族、英格兰银行和其他一些重要的金融中心机构慢慢地不再理会他的这个计划。美国金融界人士非常担心触怒好斗的日本人。
子文回国后，日本媒体加强了反对他的宣传攻势。日本外交官不断给蒋介石和孔祥熙传话，警告他们必须将子文从政府解职。
比这一切更令子文震惊的是，在他出国的这三个月中，蒋介石又在计划之外从上海的几家银行里挪用了6 000万元的资金。这些钱很显然都被委员长用在了最近一次发动的“剿共行动”上。这个洞又需要子文来给他补了。
1933年10月25日，为了偿还这笔钱，子文与蒋介石商量再发行一批紧急债券，随后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蒋介石为最近发动的这次“剿共行动”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没有成功。但这一次，他把责任归结到了子文的头上。蒋介石火气越来越大，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高。他指出，如果子文能够给他提供足够的资金，这次行动就会成功。当子文为自己辩护时，蒋介石扇了他一记耳光。（这件事虽然两位当事人都没有出面证实，但人们都认为确有其事。）
子文捂着火辣辣的脸离开了蒋介石的办公室，随后便递交了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的辞呈。对于他这次突然隐退，官方媒体的说法是由于“健康原因”。
会见媒体的时候，子文对关于他得了“远东病”一事自嘲了一番。私下里，他自己也承认：“当财政部部长跟做蒋介石的一条狗没什么区别。”
子文脸上挨了蒋介石一巴掌这件事还真的要怪孔祥熙。不过这事说起来有点复杂。
1933年10月29日，这位孔圣人的第七十五代直系后裔取代了宋子文，被任命为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不过没人指望他能干出点实事来。孔祥熙当时已经52岁，有很多内在的东西一点儿都没变。他确实也采取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举措，但结果只能让情况倒退。在接下来的11年里，他成了蒋介石的御用“印鉴”，也就是一枚橡皮印章。孔祥熙对蒋介石唯命是从，再加上还要不时讨好一下自己的老婆宋霭龄，结果把子文为中国经济建立一个独立金融基础的所有努力都破坏殆尽了。从孔祥熙上台到“二战”结束为止，人民的生活费提高了2 500%，孔祥熙于1935年新发行的中国纸币（法币）几乎成了废纸一张。从报纸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老百姓拎着好几篮子的钱到市场上去买几个鸡蛋。
埃德加·斯诺如此写道：
蒋介石很显然更喜欢孔博士，因为他在党内没有威望，也从没有公开反对他的意见。但孔博士对现代银行业一窍不通。“他的能力跟12岁的孩子差不多，”英格兰银行驻中国代表西里尔·罗格斯有一次满怀厌恶地对我说，“如果我把他有关银行业务的谈话录下来，拿回国去放给别人听，那就再也不会有谁拿蒋介石的政府当回事了。”
白修德则这样描述当时的孔祥熙：
他浑身圆胖，面色柔和，下巴松弛，有点下垂……这是漫画家们最爱的形象……他为人友好，不喜欢吵架或惹事，别人一个微笑或者跟他诉诉苦，都能哄着他去给人家办事。那些百折不挠的美国推销员们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客户。他最大的兴趣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喜爱。那些熟悉他的人都觉得他非常可爱，便称呼他为“孔老爹”。
大家普遍认为，孔祥熙是典型的中国做派，相比而言，子文则已是完全西方化了，其直率的态度和简洁的语言风格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新共和》杂志记录了子文当财政部部长时的一段往事：
财政部的员工们时刻都处于紧张状态，他们不能安排私人约会，因为他们不知道大老板是否会允许他们在午饭时间离开办公室去赴约……那些中国员工想出了一个办法来避免挨批受辱：每天上午他们在办公室闲聊的时候，都会安排一个人到外面放哨，看子文的专车来了就赶快通知。这样，等子文进入办公室时，所有的人都已经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埋头统计数字，忙得连抬头跟他打招呼的时间都没有。
相比之下，孔祥熙的下属基本都是宋氏家族的亲友和门客。正如王裕震所说的那样，孔祥熙是“中国政坛上的温和派，他试图讨好所有的政客和军阀”。宋子文说一口纯正的英语，几乎不带一丝口音。孔祥熙则更喜欢按照中国的套路行事，喜欢说汉语，他在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人。
子文像纽约金融大亨那样领导着财政部，这让他受到西方人的欢迎，但也因此在南京树立了很多敌人。性情随和、品性善良而又极富耐心的孔祥熙则完全不同，不管自己的做法多么轻率，只要能暂时解决财政上面临的各种问题，都会高兴地使用手里握着的那一大把橡皮图章。有关他的趣事还有很多，在此再举一个庆龄给他起诨名的例子就行了：当庆龄听说孔祥熙自称是孔夫子的直系后裔时，从此以后便干脆直接喊他“圣人”。
截至1927年，孔祥熙主要是充当宋氏家族的中间人，在蒋介石和北洋军阀（尤其是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牵线搭桥。他在与他们达成一项财政交易时起到了关键作用，最终使得两人倒向了蒋介石的一边，并把北京拱手让给了他。蒋介石在南京正式宣布就职后，作为奖励，孔祥熙被任命为实业部部长。
他在这个位子上一直工作到1932年。在这段时期，他对发展强大中国经济所做的贡献可以用纺织行业面临的一个困境来加以说明。《中国杂志》对此做了如下记载：
在老河口，一担优质棉花价值20美元，那里的军阀征收不少于16美元的税。由于享有治外法权，日本人可以不用缴纳这笔税款。因此，他们不但可以从内地购买棉花供自己设在中国的工厂使用，还可以把购来的棉花卖给中国工厂。这样一来，日本人不仅能够把棉花出售给中国工厂来获得可观的利润，自己的工厂还可以享受低价的原材料。如果中国工厂使用进口棉花，必须缴纳14—15美元不等的棉花进口税。棉花纺成棉纱之后，中国工厂还要为每捆棉纱再缴纳8.5—11.63美元不等的货物税。如此一来，中国工厂的每件棉纱的成本要比日本工厂高出22—26美元。
很显然，中国商家急需政府保护其免受日本企业的恶性竞争，并减轻其税收和关税负担。孔祥熙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对此事置之不理。子文同美国谈好了以小麦和棉花的形式贷款5 000万美元的交易，可以说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制造商终于有一个公正的机会与日本企业搏一搏了。就在此时，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插了一脚，他取消了日本企业的关税，本国同胞们宝贵的成果全都泡汤了。
1932年春，孔祥熙被任命为特使，负责考察西方工业组织，“目的是促使中国工业实现现代化”。他计划出国一趟，到华盛顿拜会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
陪他一起出国的还有孔夫人和时年15岁的孔令侃。这是霭龄自大学毕业后第一次重返美国。由于蒋介石的宣传部门没有把宋家这块抹布洗干净，上海这边关于蒋家、宋家和孔家的很多肮脏的流言都已经传到了美国人的耳朵里。很显然，霭龄发现她贪财的名声已经先她而至。她想去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看看，但又很担心当着老同学的面出丑。
据在此次访问中见过霭龄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友，一名杂志编辑尤尼斯·汤普森回忆：
看到孔夫人留下了真实的女性烦恼的泪水，我亲自取来氨水精油来使她镇定下来……她很担心，即便在离开这里之前的最后一刻受到可能面临的指责，她也无法接受。不过我们向她保证，绝不大肆张扬此事，那些知道她需要安静和私人空间的朋友们在这件事上也很配合。我们只通知了她的同班同学，这些人从全美各地来到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跟她会面。整整两天的时间里，她见到的全是自己熟悉的面孔，终于可以暂时把国家大事的负担从身上卸下来了。
霭龄对“这片熟悉的土地和那些自己喜爱的熟悉的面孔”感触很深，于是设立了一笔一万美元的奖学金，以纪念她在校时的院长杜邦·盖里。
孔氏夫妇随后乘船去了欧洲，进行这次出访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参观德国蒸蒸日上的军事工业。孔祥熙从德国购买了价值2 500万美元的武器装备。由于法西斯主义在当时很时髦，他的妹夫又是其头号拥护者，于是孔祥熙决定去拜会贝尼托·墨索里尼。
霭龄先行一步来到威尼斯，墨索里尼派来的欢迎团乘坐一艘饰满鲜花的汽艇前来迎接。霭龄故作姿态地说道：“你们真是太好了。不过让你们劳师动众，我心里真的过意不去。”孔祥熙抵达后，同意大利人达成了一笔交易：中国仍欠意大利200万美元的庚子赔款的钱，将用来购买“菲亚特”战斗机。墨索里尼让他那相貌英俊、皮肤黝黑的女婿，驻华大使齐亚诺伯爵负责具体办理此事。意大利人对处于婴儿期的中国空军的资助进一步扩大，准备在洛阳建一所飞行员培训学校，在南昌成立一家“菲亚特”飞机组装厂。
孔祥熙在德国和意大利取得如此“成功”并不足为怪。当时，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才刚刚建立，急需合适的右派势力来购买其武器装备。当时意大利是头号法西斯国家。与业已成名的墨索里尼相比，身穿不合体的服装、脚穿破底皮鞋访问意大利的希特勒只不过是个新手。当时墨索里尼已经把罗马的大街小巷整饬一新，所有的贫民窟也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使这座古老的都城恢复了古典的开放和壮观面貌。
宋子文一直在劝说蒋介石忘掉共产党，保卫中国免受日本人的侵略。与此同时，日本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则鼓励蒋介石亲近日本，“剿灭”共产党。意大利和德国都在急着寻找盟友，而中国的地位又是如此重要，因为她与苏联的东部边境接壤。局势很明显，如果苏联忙于东部边境的事务，那么她对西方的威胁就会减少一些。委员长对法西斯国家的军事警察体制也越来越迷恋。最终他派自己的小儿子纬国去德国接受纳粹教育，这也许是为了弥补其长子背叛他而留下来的遗憾。纬国后来在德国第九十八步兵团担任少尉，在回国之前还曾于1938年参加过入侵奥地利的军事行动。
孔氏夫妇结束欧洲之旅动身回国之时，打子文耳光的条件已经具备。这是宋氏家族历史上颇有教训意味的一个时刻：家族内部不同成员间发生了利益冲突，从而带来了惨痛的后果。
了解一下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非常重要。1933年4月，孔祥熙恰好在子文动身去欧洲和美国之后返回中国。如此一来，孔祥熙这只金融界的老鼠就可以趁着宋子文这只老猫不在家的机会随便玩了。
子文一直竭力让蒋介石紧缩反共方面的预算。但是，子文一离开，蒋介石便狡猾地任命孔祥熙担任中国中央银行的总裁，命令他多印钞票。4个月之后，子文从美国返回，发现蒋介石已经比预算超支了6 000万元用在他最近的一次“剿共行动”上。让妹夫蒋介石得逞的正是他的姐夫孔祥熙——家庭成员之间斗智斗勇，其中一位利用另一位来战胜了第三位。子文对孔祥熙的行为非常恼火，对蒋介石的表里不一也气愤不已，他急匆匆地去面见委员长。正是这次见面引发了最终的争吵，最后蒋介石扇了子文一记耳光。随后子文辞职了，孔祥熙取代他的位置担任财政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
不过，孔祥熙为此要负多大的责任呢？他仅仅是做错了事，是一个被蒋介石利用（也被霭龄利用）来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好心的傻瓜，还是事先已经知道他这么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一点Long Bar酒吧里的那些人从来没有得出定论，就连端纳也不能确定。“他的话一文不值，”端纳在1928年被孔祥熙骗过一次之后，在信中向一位朋友抱怨说，“他没有坏心，但请上帝让我们离这样的好心人远一些吧！”
如果说孔祥熙是个傻瓜的话，那他也是像狍子的那种“傻”。
接过子文的职务对孔祥熙来说是一次极大的晋升。不过令人头疼的事情也接踵而来，要不是他，一般人还真的顶不住。1933年11月6日，孔祥熙宣布就职。他在就职仪式上以财政部部长的身份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要求全国人民自愿为反共运动捐款，并直言不讳地宣称“剿共”运动的成功比平衡国家预算更重要。这些话是他为破坏子文苦心孤诣5年建立起来的财政紧缩制度而打出的第一记重拳。
12月16日，孔祥熙把香烟税提高了50%，上海有12家卷烟厂应声倒闭。
像子文之前所做的一样，在筹措经费方面，孔祥熙也主要依靠发行债券，条件也与子文当初提供的一样具有吸引力。到1934年中，上海各家银行超过1/3的收入都与政府绑在了一起。这给农村和工业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本该用于向工业和农业提供贷款的资金却通过债券流到了蒋介石及其军队的手里。实在是没有比购买孔祥熙的债券赚钱更有吸引力的事了。国内银行用白银来购买债券，这些银子通过国内金融市场，沿着长江运送到乌烟瘴气的金融港上海。有两年的时间，各家银行把自己的银行储备都用来购买南京国民政府的债券，可谓兴盛一时。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农民和农村经济则陷入了一片萧条之中。
银行家们短时间内拥有的这片伊甸园不过是傻瓜的天堂。一段时期以来，世界其他地方一直处于大萧条之中，现在这条大蛇已经慢慢侵入了上海。1933年，美国放弃了金本位，同时为了满足受经济下滑冲击的西部以矿产为主的几个州的需求，美国财政部开始用白银作为国库储备。国会给白银的定价是每盎司[5]50美分。对上海的金融家们来说，这意味着，如果他们不购买南京国民政府的债券，而是把他们手中的白银出售到美国，就可以赚取10%的纯利润。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中国的白银快速流向美国，债券销售陷入停顿。白银外流造成中国金融市场紧缩，银行贷款利率急剧增加，这些确实给赤字财政带来了威胁，现在南京国民政府连自身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孔祥熙茫然不知所措。他能想到的阻止中国白银外流的唯一办法就是宣布实行禁运。这位财政部部长宣布：“在接到下一次通知之前，严禁进行外汇交易。”没人理会政府的禁运政策，于是政府制定了更加严厉的政策。如果堵不住白银外流的口子，那就征税。1934年10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一项声明：“鉴于白银价格涨幅已与一般商品价格很不相称，为了保护中国经济利益，维持中国货币稳定，现决定自10月15日起对白银出口征收关税。”这项声明决定对白银征收10%的关税。虽然还有不少人进行走私，以避开关税，但大部分交税的人在纳税之后，其白银价格已经与英美市场上基本一致。如此一来，白银外流停止了，但此时上海的白银储备已经流失了一半，并且孔祥熙的禁运政策也让中国货币贬值了近20%。
面对急剧缩减的政府债券市场，急需资金的孔祥熙第一次把目光转向了中央银行。子文担任财政部部长的时候，规定银行在政府债券投资方面不能超过1 300万美元的最高限额。1934年，孔祥熙把这个数额增加到了1.73亿美元。孔祥熙用政府银行里的钱购买政府自己发行的债券，并给政府发放贷款。如此一来，蒋介石的金库又充实了起来，这简直就是一种财政乱伦。
孔祥熙给白银贸易施加的10%的关税壁垒导致白银贸易中断，但投机者们把目标转向了其他贵金属，于是黄金价格便跳空暴涨。作为中国黄金专卖机构，中央银行在新兴起的黄金市场里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他还免除了银行的白银出口税，这样，中央银行就可以单独向海外市场出售大宗白银，从而获得不菲的利润。即便如此，单凭中央银行一家也无力把南京国民政府继续支撑下去。
于是，政府再次采取紧急措施，避免破产，并找寻一条出路，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以便使整个银行界臣服在它的脚下。尽管很不情愿，但蒋介石还是意识到他现在还需要那位中国金融界第一奇才的帮助。他咬紧那副不太合适的假牙，派人请来了宋子文。两人都是姻亲，表面上都表现得客客气气，但最终达成的协议却是冷冰冰的、直截了当的事务安排。
子文总是精力充沛，思维活跃，似乎永远也停不下来。被蒋介石打了一记耳光之后，他本来可以把自己的基地迁到香港或纽约，把精力都用到商业上面，做个全球闻名的大富翁。然而，现在的子文还年轻，充满爱国思想，他的心还是跟中国际联盟系在一起。他曾努力在古老的中国推进革命，并对自己曾经取得的成绩（虽然时间很短）一直念念不忘。
子文一直在上海经营一家他称之为“中孚公司”的私营企业。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吸引外国人向中国的工商业进行投资。他同时还经营着自己的债券市场，吸引美国公司来中国投资，把人造纤维、化肥、造纸、橡胶和汽车制造等行业引进中国。
蒋介石手里有权，但兜里没钱。子文知道怎样能把口袋装满，不过他现在已经受不了蒋介石那一套。他们最终达成如下协议：孔祥熙继续做财政部部长，受蒋介石指挥，并做他们俩的中间人。子文继续做他的私人金融家，不过蒋介石和孔祥熙有事的话可以找他一起商量。跟以前一样，担任数家银行董事并将其他多家银行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杜月笙在幕后支持这三位姻亲兄弟。他们将一起合作，一次性把上海所有的银行理顺，实现国有化，届时子文将掌控所有国有银行。到了那个位置上，他就有能力抗衡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搞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政策，限制蒋介石在财政上的过火行为。这次行动后来被称为“大上海银行事变”,在这场阴谋中唱黑脸的是孔祥熙，不过他早就被上海的私人银行家们看作一个恶棍了。子文则仍然待在幕后，给孔祥熙提供指导。
1935年5月，政府首先通过了《中央银行法》，要求所有银行要把1/4的资产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和有价证券，并且这些债券和有价证券将由中央银行代为“托管”。这种做法与委员长派军队直接去抢这些银行没什么区别，自然遭到他们的强烈抗议，不过这些抗议没有起什么作用。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强制执行新的《中央银行法》，而是有选择性地将其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加以实施。
由浙江和江苏两省金融大亨组成的上海银行家协会控制着中国将近3/4的银行资产，而南京国民政府直接管辖的只有两家银行——官方的中央银行和差不多是由蒋介石私人控制的中国农民银行。
一些私人银行家们预见到了将会发生的一切，其中看得最明白的是大富豪张嘉璈。张嘉璈是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同时也控制着上海的另一家大型银行：交通银行。这两家银行加起来的规模是政府新成立的中央银行的三倍，控制着全中国所有银行近1/3的资金。这位特立独行的银行家现在也到处在讲宋子文一直在强调的观点：日本人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军队在“剿共”方面花费的钱财太多了，并且南京国民政府的债券一分钱也不值。
为了使自己投入大半辈子精力的银行保持独立，张嘉璈准备做最后一次努力：作为反击，他抛出了自己持有的政府债券。而在此时，孔祥熙正在向那些心不甘情不愿的投资者们兜售价值4 000万元的债券，张嘉璈的这一举动对他形成了干扰，必须让这个爱找麻烦的张嘉璈滚蛋。
这一次，孔祥熙非常小心地采取行动。如果民众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失去信任，那么即便是政府把它们接管过来也于事无补。1935年2月28日，在一次有宋子文、孔祥熙和蒋介石三人参加的会议上，委员长坚持要求采取行动。
孔祥熙随后立即对这两家银行发动了一场流言攻势。孔祥熙跟那些心怀不满的商人们逐一谈话，每次都含沙射影地指出，目前困扰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大银行家们造成的。商人贷不到款，资金缺乏，利息惊人，原因正在于此。他和霭龄拿出自己的钱来大方地款待那些容易受骗的上海实业家，挑拨他们与银行家之间的关系，宋子文和杜月笙也出面帮腔。
那年2月，银行界大亨杜月笙组织上海商界领袖们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杜月笙和孔祥熙都承诺，如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能够合并成一个银行财团，中国的商业就会得到长足的发展，政府也就可以轻松地发放低利率的贷款。一切都设计得非常巧妙，这些看起来都是他们俩的个人设想。很多银行家都被这些会议的论调所蒙蔽。
1935年3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在毫无征兆也没有提醒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将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孔祥熙似是而非地对这一行动进行辩护，他指出，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增加这两家银行的信贷能力，以便向商人们提供更多的贷款来应对目前的经济萧条。然而，等到接管交接完毕，孔祥熙便“忘记了”向中国商人发放贷款的事。
作为参与本次事变的奖励，宋子文取代了张嘉璈的位置，被任命为中国银行董事会主席。宋子文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告诉媒体，政府夺取这两家最大的私人银行的“目的”，只不过是因为“协调政策之需要”。张嘉璈被挪到了中国中央银行排名第二的助理经理的位子上，直接归孔祥熙管理。他跑去找蒋介石求情，这位曾经坚决抵制北洋军阀的银行家败在了“宁波拿破仑”的手下。他跟蒋介石说自己身体非常“虚弱”，无力接受政府在中央银行给他的任命。这样，整个接管宣布大功告成。（张嘉璈最终去了洛杉矶，在洛约拉学院任教。）
随后，孔祥熙采取威逼利诱的办法，与这两家银行的董事们办理了交接手续。1935年3月30日，中国银行选举了新的董事会，宋子文、宋子良和杜月笙当选银行董事。在这次接管之后交通银行举行的第一次董事会上，宋子良又上了董事会的名单。此外，子文和子良在中央银行的董事会里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继3月的行动之后，6月又有三家重要的上海商业银行被巧妙地接管。几乎在突然之间，宁波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工业银行这三家银行发现自己的信誉已经“垮台”，他们已经无力兑付现金。政府强迫这几家银行的经理辞职。这三家银行都被置于孔祥熙掌管的实业银行（其董事会成员包括宋子良、宋子安和宋子文）的监管之下。杜月笙则当选为通商银行董事会的新主席。
南京国民政府还取得了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的控制权，宋子文被提名进入该银行董事会。据传“遇到资金困难”的广东银行也得到子文“出手相助”，待到该银行再次对外开放时，子文变成了其董事会主席，宋子安担任总经理，宋子良则担任中国农工银行的新任总经理。随着广东省的各家银行落入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宋子良被人提名为广东银行和广东银行的总经理。随着一家又一家银行、一个接一个公司落入到这个家族手中，这份名单也越来越长了。
宋子文的两个弟弟占据的肥缺绝不止这些。年龄最小的子安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并于1928年获得学士学位。除了银行里的职务之外，他还掌管着食盐专卖局，他手下的三万盐务警察由子文的妻子张乐怡的弟弟负责。范德堡大学毕业的宋子良在孔祥熙的实业银行担任总经理。同时子良还担任黄浦港务局局长，管理青帮把持的上海港。码头附近的一切事务都归杜月笙的手下顾竹轩负责。在中国沿海地区，即便是最丧心病狂的暴徒听到他的名字也会感到心惊肉跳。蒋委员长手下有一位名叫顾祝同的干将，后来曾担任过总参谋长，因皖南事变而为中国人所不齿，顾竹轩正是此人的哥哥，这一点很少有人知道，提起此事的人就更少了。
子文似乎对自己担任的中国银行董事会主席一职非常满意，现在他的手中掌管着股票、债券和国际贷款等大权，这一切慢慢变成了他新的专业特长。他可谓是如鱼得水，为中国工商业引来了数百万美元的硬通货投资，并小心翼翼地扩大自己在越来越多的国际热门股票上的投资。据说，除了其他公司的股票之外，他个人还拥有大量通用汽车公司和杜邦公司的股票。现在的宋子文很明智地避开各种政治活动，只在幕后操纵事情的发展。在公开场合，他支持孔祥熙的各种政策。在一段时间里，他快速积累了大量的钱财，但他与蒋介石及宋氏家族另一支派之间的争吵从未停止过。
接下来，孔祥熙按部就班地推行自己的政策，一切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由于白银价格波动，中国经济遭受了损失，于是南京国民政府计划取消银本位，把政府发行的纸币作为国家法定货币，简称法币。不过，稍微动一下脑筋我们便不难看出，孔祥熙只不过是在用纸币兑换白银。白银的数量他控制不了，而纸币就简单了，他只要加快开动印钞机就行了。根据1935年11月3日颁布的一项法令，所有银行和个人手中的白银必须在三个月内兑换完毕。4家银行被授权发行新的纸币，它们分别是中国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
按照计划，整个兑换过程将由货币储备局进行监督。货币储备局将准备足够的白银储备，以防预期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和那位杰出的慈善家及人道主义者杜月笙等受人尊敬的银行家都在该局任职。
当孔祥熙再次发现自己的金库面临赤字时，他没能抵抗得住诱惑，开始滥发纸币。1935—1937年，流通的法币数量从4.53亿元猛增到14.77亿元，其中只有大约一半的货币有白银作支撑，剩余的5亿多元只不过是政府为了偿还债务而印刷的毫无价值的废纸。1935年之后再没有相关的准确数字，因为在那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再也没有公布预算和支出情况。后来出现的令人震惊的通货膨胀当然不能全都怪到孔祥熙头上，但他大量印刷钞票的方法无疑是其中的主要因素。
很显然，南京国民政府中的一些官员，尤其是身居高位的那些人利用孔祥熙的经济政策及其操纵的通货膨胀大发横财。中国的各家银行现在已经全部落入了一个大家族（虽然并不和睦）的手中。
[1] 诺克斯堡位于美国肯塔基州北部，自1936年以来成为联邦政府黄金储备的贮存地。此处意为“后盾”“靠山”。——译者注
[2] 拔示巴是大卫手下军官乌利亚的妻子。大卫爱上了拔示巴，在一次战斗中，大卫下令“不要支援乌利亚”，导致乌利亚不幸战死，之后大卫与拔示巴正式结婚。——译者注
[3] 热河、察哈尔及绥远在中华民国时期曾为省级行政区。——编者注
[4]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宪法的起草人之一、财经专家，也是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部长。——译者注
[5] 1盎司≈28.35克。——编者注
第十四章 黑帮大佬
杜月笙现在是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公司和交易所的董事，备受人们敬仰。他几乎是无处不在。1935年，杜月笙设在法租界里的中汇银行是为数不多的几家保持营利的私人银行之一，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然而，经济学家帕克斯·小科布尔却指出：
尽管杜月笙在“合法”的商业圈里声名显赫，但他终究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黑社会头子。就连与他有着密切商务往来的孔祥熙也不得不时刻提防他的权势。进行法币改革的那段时期，孔祥熙把杜月笙也放进了货币储备局。因为杜月笙名声太臭，英国顾问弗德里克·利思–罗斯爵士反对这一任命。孔祥熙承认他说的有道理，不过他告诉利思–罗斯，杜月笙“毫无疑问是一个投机者，但他同时还是黑帮头子。上海有10万人服从他的领导。他随时都会给我们制造麻烦”。
孔祥熙和利思–罗斯之间这场关于财政问题的谨慎谈话就发生在孔家的豪宅里。身为家里的女主人，霭龄也参加了他们的谈话。（很显然，这是孔家人的一贯做法，这样霭龄就可以对她听到的情况加以利用。）当两位男士在一起商讨各种可能实施的白银改革措施时，霭龄开始含沙射影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利思–罗斯慢慢意识到他正在被她摆布。盛怒之下的利思–罗斯中断了谈话，阔步离开了孔家大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他的备忘录里都有记载。
霭龄根据自己对谈话的理解，把政府即将转变外汇交易政策的内幕消息透露给了杜月笙。哪知杜月笙误解了霭龄的话，结果投资失误，损失了5万英镑，这在当时相当于25万美元。杜月笙不愿意自己承担，他向孔祥熙提出由中央银行来弥补他的损失，遭到孔祥熙的拒绝。利思罗斯回忆说：“当天晚上，6个送葬的人把一口头号棺材放在了孔博士的家门口。”第二天，孔祥熙召集中央银行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大家一致同意对一位近期在外汇市场上遭受损失的“爱国市民”进行赔偿。
在监督白银兑换纸币的过程中，利思–罗斯偶然发现了另一件有关财政的怪事。这件事与1933年4月成立的中国农民银行有关。这家银行与委员长的关系极为密切，即便不是由他直接控制，至少也是为他个人服务的。中国农民银行是征收鸦片和海洛因税收的一个渠道，被外界称为“鸦片农银行”，受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每当蒋介石感觉手头缺钱，这家银行便开始印钞票。它从不接受任何部门的审计，利思–罗斯提出，这家银行必须经过审计之后才能授权发行政府新出的法币，结果导致蒋介石大发雷霆。中国农民银行最终也没有公布自己的账目。
尽管孔祥熙在经济上犯下了可怕的错误，导致中国经济近乎窒息，但每当遇到财政方面的困难，蒋介石似乎总能应付过去。这是因为，虽然蒋介石本人对经济不感兴趣，但他却有一个巨大的税收来源，确保他能得到源源不断的外汇。这个稳固的财源就是毒品交易。青帮对中国黑社会的控制实际上是源于其对鸦片运输的垄断，上海本身就是在大批棕色大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像云南之类的几个省份，其唯一能够向外输出的商品就是鸦片。了解这一点，就不会对南京国民政府用毒品收入来支付大量的账单感到惊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英国人良心发现，退出了鸦片贸易，从英国人那里传到中国的鸦片贸易便落到了中国黑社会的控制之下。在接下来的军阀混战时期，鸦片也是统治中国各省的军阀首领们主要的税收来源。通过征收鸦片种植税、运输税以及对烟馆和吸烟用具等征税，这些小独裁者们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来满足自己辖区内的军事和民用方面的需求。孙文曾经向广州的鸦片烟馆征税以增加收入，缓解拮据的财政，蒋介石从鸦片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现实的用途，只不过他的动作更大。
如果蒋介石政权能够控制整个中国的非法鸦片贸易，那将给他的军队提供一个巨大的、用之不竭的收入来源。这个想法一点儿也不新鲜，20年前，正是由于杜月笙向黄金荣提出的同样的计策，导致整个长江流域的三合会组织合并成一个青帮控制下的鸦片垄断联盟。蒋介石不过是想把这一策略“提升”到国家高度。1927年，在宋子文还没有答应加入新政府之前，身为财政部部长的他已经开始着手组织一个官方的鸦片垄断机构，以增加国统区的税收。在国家禁烟局（这个名字非常滑稽可笑）试图把垄断的触手伸到江苏省和杜月笙的老家浙江省之前，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那些热情过头的官员们冒冒失失地闯入了杜月笙创办的“大公司”的领地，杜月笙成立这家公司，专门负责上海周边地区的鸦片销售。南京国民政府突然在很短的时间内撤销了官方的鸦片项目，取消了政府专卖制度。杜月笙的财团便可以安安稳稳地在长江流域从事鸦片的运输和事实上的销售业务，不再受任何干扰。
蒋介石并不仅仅是因为杀气腾腾的杜月笙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影响力才在控制鸦片交易的问题上采取后退策略，他这么做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西方人强烈反对中国大范围存在的吸食鸦片现象。截至1928年，鸦片已经侵入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贵州商会甚至把鸦片作为官方交易的标准尺度。在重要的鸦片种植区云南省，山坡上到处盛开着红色、白色和淡紫色的罂粟花，那里有90%的成年男性吸食鸦片，由于受吸食鸦片的母亲的影响，很多新生的婴儿都染上了烟瘾。
1928年10月，在因闯入杜月笙的私人领地而被迫关闭了禁烟局的一年之后，作为对各种国际抗议的回应，蒋介石在卫生部下面新组建了一个全国禁烟委员会，该委员会公开宣称将在全国范围内打击吸食鸦片的现象。委员长义正词严地宣称：“国民政府不会试图征收鸦片税去捞钱。如果你们发现政府把鸦片税作为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那么这个政府就不值得你信任。”但是，在接下来的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仅从三个省就收取了1 700万元所谓的“禁烟收入”。与盐务税相比，鸦片交易带来的收入多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为了减少青帮和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双方从事鸦片事务的人员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持联系。南京国民政府允许海军和警察部队与青帮展开合作。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人对鸦片的需求也超过了国内的供应能力。从上海的警方报告可以看出，1930年宋子文亲自出面与杜月笙接洽，在国民党军队的护送下，向上海运送了700箱波斯鸦片，以补充业已耗尽的中国库存。参与运输和护送的各方（包括宋子文）都得到了一笔好处费。
1931年4月，《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语调轻快的讽刺文章，内容是关于宋子文对鸦片交易和南京国民政府国库的规划：
上周，财政部部长宋子文高兴地宣布中国将实行“一项切合实际的新政策”……在宋部长看来，“切合实际”的鸦片政策不可以是一项禁烟政策。随后，财政部的官员们专程去台湾地区学习日本人的鸦片制度：政府垄断下的限售政策。如果精明的宋部长能够把鸦片栓到财政部这驾马车上，他也许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找到一种平衡中国预算的方法。
要想划分鸦片的来源、产地、运输和加工等问题非常复杂麻烦，因此最明智的解决办法就是跟杜月笙平分收入。因此，委员长与杜月笙进行了一次长谈。会谈刚开始，蒋介石首先任命这位青帮大佬担任上海首席“剿共”专员，这相当于正式给予杜月笙生杀予夺的大权。这是一个令杜月笙梦寐以求的身份，因为他当时正在忙于洗刷自己的公众形象。蒋介石和杜月笙达成协议，双方一起从事鸦片经营，青帮所有的鸦片运输和生产制造都得到政府的保护，同时，它还在政府部门任命鸦片垄断经营官员时具有否决权，并且在分配收入时也可以得到较大的份额。作为回报，青帮答应向南京国民政府支付600万元作为政府参与下一次交易应得收入的预付定金。
很显然，即便是像杜月笙这样精明的人也有犯错的时候。他付给子文600万元，然后回到了上海，把这笔交易跟黄金荣汇报了一下，然后他突然反悔了。杜月笙要求子文归还这笔钱，子文很不明智地企图跟他耍个心眼，他给杜月笙送去的不是现金，而是政府债券。杜月笙深知政府的底细，这些债券在他眼里一文不值。他立刻还以颜色，提醒这位哈佛出身的经济学家其行为是多么的愚蠢。
1931年7月23日出版的《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题为《子弹与宋擦肩而过》的文章。该报纸刊登了子文自己对此次暗杀事件的描述：
我正从车站里走出来，离出口大约有15英尺远。就在此时，两边同时响起了枪声。意识到我是他们的袭击目标之后，我扔掉头上的白色太阳帽，这帽子在昏暗的车站里太惹眼了，然后跑进人群，躲到一根柱子后面。
车站里很快便充满了枪手开枪射击之后冒出的浓烟，混乱的子弹从四面八方打过来，我的护卫们则不断反击。
枪声足足持续了有5分钟，然后车站才安静了下来。我的卫兵看到至少有4个杀手在朝我们开火，也许还有更多。硝烟散尽之后，我们发现一直陪在我身边的秘书的腹部、大腿和胳膊上都中了枪。子弹从两边击中他的身体，他的帽子和公文包上全是枪眼。我个子比他高，却毫发无伤，这真是个奇迹。
很显然，如果这些杀手们想击中子文的话，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因为他们那些“打偏”了的子弹干净利索地落到了他的秘书身上，把他打死了。不过，这些杀手们显然是事先得到命令，只要把子文吓个魂不附体就可以了。现在子文已经明白，如果他再企图跟杜月笙玩花样，就再也不能指望得到额外开恩。
华北是中国鸦片产量最多的地区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占领该地之后，蒋介石在财政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问题是双重的：蒋介石失去了在这一地区从事鸦片交易所带来的收入，而日本人则利用这片征服地上出产的生鸦片从事国际鸦片贸易，获得了不菲的收入。
蒋介石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首先规定中国人吸食经过提纯的吗啡和海洛因是非法行为，然后又跟日本人签署协议，从他们手里购买鸦片。尽管这事听起来有点儿不合逻辑，但蒋介石宁愿在华北地区出一个基本价从日本人手里购买鸦片，也不愿意放弃他可能从鸦片交易中得到的全部收入。否则，即便他不买，日本人也会向国统区走私鸦片。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鸦片逐渐让位给劲头更大的吗啡和海洛因。这种演变是一步步发生的。19世纪末，吗啡被西方传教士广泛使用，用来治疗中国人的鸦片瘾，因此这种毒品在中国被称为“耶稣烟”。1874年，德国拜耳制药公司的化学家们从鸦片中提炼出了海洛因。1898年，拜耳公司将其作为一种专利药品发行，主要用来治疗吗啡瘾。中国人最初吸食鸦片上瘾，然后改用吗啡，最后又开始吸海洛因。截至1924年，中国每年从日本人手里购买的海洛因数量之多，足可以供4亿中国人每人吸食4次。而就在同一年，美国国会在刚宣布禁酒令不久，又宣布禁止把海洛因当作专利药品销售。美国那些从事非法制造、走私酒水的犯罪集团成员立即转而从事海洛因贸易。欧洲的犯罪团伙从波斯和所谓的“金新月”地区[1]获得鸦片，而美国犯罪集团则觉得从中国购买鸦片既方便又便宜。
1931年，国际联盟为海洛因生产设定了国际配额，以使其产量减少至仅够医疗之用。在同一年，杜月笙在上海江对岸的老家浦东高桥村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杜氏祠堂落成庆典，为此他还专门请了一些戏班子和杂技团进行现场表演，烟花爆竹接连放了好几个小时。约有8万人前来道贺，杜月笙亲自出面邀请的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多达数千位。杜月笙向他们赠送了价值50多万元的礼品，他们也给予其同样奢华的贺礼，包括委员长在内的一些人还亲自挥毫泼墨，用书法条幅盛赞他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整个庆祝活动持续了三天，待到所有宾客离开之后，杜月笙新建的宗祠摇身一变，成了他名下规模最大的制造吗啡和海洛因的秘密工厂。
由于杜月笙的存在，人们才“有幸”能够持续不断地买到全世界最纯正的海洛因。在中国任何一座城市的大街上，都能看到人们买一粒相对纯正的海洛因药丸，然后直接咽下去，或者用烟斗吸食一种粉红色的海洛因片，这种事已经是屡见不鲜。而在美国，人们需要把海洛因直接注射到静脉里，因为毒贩子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海洛因在流通到吸毒者手中前，已经被稀释得几乎没有药力，用其他方法产生不了效果。杜月笙用海洛因片来治疗他的鸦片瘾和吗啡瘾，他为此还经常夸耀，而他却因此终生染上了海洛因瘾。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的《名人录》热情洋溢地盛赞杜月笙阁下：
他（杜月笙）是上海法租界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是知名的公共福利工作者……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上海中汇银行、东汇银行董事长，正始中学创办人兼董事会主席，上海急救医院董事长，总商会监委会委员，杭州华丰造纸厂总经理，中国通商银行、江浙银行、大华大学、中国棉纺品交易所、中国招商局等单位董事，宁波仁济医院董事长。
上面所列的就是他的一系列荣誉和头衔。这些都是在蒋介石接管国民党并当上了委员长之后，以惊人的速度累积起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把杜月笙、黄金荣和坐“青帮三大亨”第三把交椅的张啸林都聘请为“名誉顾问”，并授予他们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军衔。
杜月笙跟法租界当局之间打交道的方式可谓直截了当。杜月笙的很多海洛因都通过官方渠道流入法国，由于上海法租界受河内殖民当局而不是巴黎的管辖，于是在上海、河内、西贡和由势力强大的科西嘉联盟控制的马赛之间形成了一个阴谋网络。法国的安全部门和巴黎的政客们与科西嘉联盟的黑帮分子之间一直处于对立状态，杜月笙游走于这些人之间，从中渔利。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总督察艾蒂安·菲奥里和总领事克什兰对黄金荣和杜月笙可谓感恩至深。菲奥里是科西嘉人，同时也是科西嘉联盟中从事中国毒品交易的关键人物。为了阻止法国众议院为对上海的丑恶交易展开调查而做出的种种努力，杜月笙不停地往巴黎法国政府官员们的口袋里大把塞钱。
然而，到了1933年，麻烦来了。新一届法国政府在巴黎上台之后，派了一位海军上将到上海来整治租界里的腐败行为。在法国海军卫队的保护下，法租界巡捕房的总督察换了人，许多青帮“侦探”被解除职务，总领事克什兰的位子也被人顶替——在他被顶替之前，他被迫把杜月笙的名字从公董局的名单里划掉了。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杜月笙派了一个由一群道貌岸然的“外交家”组成的请愿团前去巴黎贿赂新的法国当局，连曾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外交官顾维钧的妻子这样有威望的人也加入了请愿团，请求法国政府允许杜月笙在法租界自由运输鸦片。
杜月笙非常清楚，为了挽救日薄西山的政治生命，菲奥里和克什兰已经出卖了他。现在他们两人正准备回国，到里埃维拉舒舒服服地过完后半生。他们计划乘坐法国邮船公司的邮轮回去，离开之前，杜月笙在自己家中设宴为他们送行。宴会的菜肴被下了毒，总领事克什兰和其他几位客人痛苦地中毒而死，科西嘉人菲奥里大病了数周，好歹保住了性命。
这次投毒事件让法国殖民当局异常震惊，新任总领事梅里耶立即做出反应。自此之后，杜月笙每次在法租界内运送毒品，他都自愿派人护送。很显然，作为对梅里耶这种表态的一种回应，杜月笙在法租界里的各种行为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嚣张了。不过，他现在已不需要依赖与法国人的合作，此时的他已经受蒋介石的全权委托，可以在国统区公开贩卖鸦片。
杜月笙通过自己的行为一次次地向南京国民政府表明他为人其实还是很慷慨的。1932—1934年，即宋子文和孔祥熙使出浑身解数保南京国民政府不至于翻船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仍有能力从美国先后购买了500万美元的外汇，这让那些对南京国民政府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心知肚明的外国观察家们大跌眼镜。1936年，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大使威利斯·裴克如此评论道：
泛美航空公司的一位官员比克斯比先生跟我说，在过去的三周里，孔博士已经与柯蒂斯怀特公司签署了120架战机的订单，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子“懵了”。我很可能漏看了送到我办公室的相关材料。不光比克斯比先生一个人向我保证此事确定无疑，我在与另一个与孔博士关系密切的人进行谈话时，也侧面证实了此事的真实性。这个人告诉我，两周前，第一批80架柯蒂斯怀斯公司两种型号战机（每架战机售价约2万美元）的购买合同已经草拟完毕，就等签字盖章了……
孔博士从哪里弄到了这笔钱似乎是一个谜，因为这总共需要大约800万元（中国货币）……我们已经看过上海方面发来的报告，说蒋介石将军正在竭尽全力加紧备战，以便使中国能够在军事上抵抗任何形式的外国侵略，但这事还是让我们很吃惊。
给南京国民政府提供经济帮助的正是杜月笙，他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数百万美元，一架又一架地购买美国战机，有一次他竟然一下子给政府捐赠了一个战斗机中队。1936年蒋介石过五十大寿的时候，杜月笙得意扬扬地给他送了一架带有“上海禁烟局”字样的飞机。Long Bar里的那些爱嚼舌根的人又有话说了：“（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能让‘禁烟局’上天的办法了。”
不过对一些西方人来说，“杜月笙”这三个字在1934年的上海滩日渐显赫的声望还是让他们非常震惊。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一个名为“禁烟情报局”的私人组织与国际联盟有合作关系，波兰出生的伊洛娜·拉尔夫·休斯是该组织的成员。她不满足于端坐在遥远的瑞士阅读那些书面材料和字面数据，决定亲自到上海，看看这里的禁烟运动是不是真像报告里说的那样蒸蒸日上。凭着过人的胆识，她罕见地获得了一次采访杜月笙的机会。之所以说这个机会很罕见，是因为这是杜月笙一生中唯一一次接受西方人对他的采访。休斯把这次会面记录及自己在中国的整个历程整理成一本名为《鱼翅和粟米》的书，并于1944年正式出版。也许是因为处于战争时期，这本书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不过它仍不失为一部佳作：
他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就连政府也忌他三分……杜月笙既有点像阿尔·卡彭（黑社会头子），又有点像洛克菲勒……杜月笙出钱资助中国的鸦片生产，用船进口波斯鸦片，出资进行毒品生产加工。这个国家每一笔毒品交易他都拿提成。除此之外，他还是强大的国际毒品交易圈里的中国合伙人，这使得其贩毒活动能够扩大到加拿大的太平洋沿岸、美国以及拉美地区。
虽然休斯听说过杜月笙在上海滩，尤其是她落脚的法租界里的势力非同一般，但她还是不大相信他会在邮政工会里安排人手专门审查所有发往国外的邮件。朋友们跟她讲，要想把信件邮寄到日内瓦之前不遭受审查的唯一办法，就是自己亲自把信送到一艘即将出航的轮船上去。为了试探一下虚实，休斯写了两封信，在信中对杜月笙提出强烈的批评，指责他是中国最大的毒品贩子，却又担任禁烟局局长的职务。这两封信当然被截留了下来，随即休斯收到一封邀请函，请她去采访这位大人物，了解一下他作为上海市民所做的那些出色的活动。
作为对这次采访的回报，休斯必须要在国际上发表一篇文章，赞美一下这位上海最有权势的黑帮慈善大亨。跟她一起参加会面的还有艾梅·米利肯。米利肯心地善良，经常祈祷杜月笙“某一天能够见到上帝的光明，变成一个受上帝驱使的人”。陪伴她俩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位做事干净利索的名叫王贵松的年轻人。王贵松是“一位很受杜月笙信任的社会工作者，杜月笙把自己的一座农业示范中心和8所孤儿院都交给他管理”。他们事先规定，休斯只能问三个事先定好的问题，并且不能提与鸦片有关的任何事。
休斯女士、艾梅和贵松一起被带到了法租界爱德华七世路143号一座规模不大、造型优雅的红色砖结构房子。入口处镶着4个金色大字：中汇银行。他们被引领着乘坐似乎装有防弹钢板的电梯来到二楼，驾驶电梯的是一位虎背熊腰的黑帮帮会成员，他按了一下一个隐蔽的按钮，一堵灰绿色的墙壁从中间向两边分开，出现在休斯面前的是“两个我见过的最凶悍的人，他们身材高大，浑身腱子肉，面色凶狠，口袋鼓鼓的。在左边俯身检查我们的那个人则是个‘独眼龙’”。整个情景显得非常怪异，休斯一上午都不断地受到惊吓，此时的她却突然想放声大笑。不过看到她的两个同伴都吓得面无血色，她最终没有笑出来。
他们被带到一间很大的会客厅，里面摆着扶手椅、盆栽的棕榈树和几套茶几。一群穿着体面的中国商人正坐在屋角聊天，而其他12名围着房间站着的人显然是枪手和保镖。
这时候在场的一个人突然站直身体，眼睛紧盯着休斯身后的那扇门，恭敬地喊道：“杜月笙先生到。”
我转过身，大家一起盯着正在走来的那个人……这个人形容枯槁、双肩消瘦、手臂前后摇摆。他的身上穿着一件有脏点的蓝色长袍，双脚穿着一双不太干净的旧便鞋。他的脑袋很长，像个鸡蛋，头发剪得很短，前额高耸，没有下巴，耳朵却是很大，像两只蝙蝠耳朵。冷冰冰的双唇中露出一口黄板牙，完全是一副吸毒者的病态模样……他一边拖着步子往前走，一边无精打采地转动着脑袋往左右观看，似乎是在看后面是不是有人跟着。
我们被引荐给他。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一双眼睛。那双眼睛暗淡呆滞，眼珠乌黑，好像没有瞳孔一般——那是一双如同一潭死水般无法看透的眼睛……我不禁有些瑟瑟发抖。
他把一只软弱冰冷的手伸了过来。那是一只枯瘦如柴的大手，手上的指甲有两英寸长，颜色棕黄，一看就是抽鸦片熏的。
杜先生表示，我们能来到访，他感到很荣幸。我说，感到荣幸的应该是我们才对，然后我们便坐了下来。
考虑到跟杜月笙只有15分钟的谈话时间，休斯便斗胆直奔主题，贵松则担任他们的翻译。她指出，虽然她有很多关于中国重建方面的问题想问，并且她也知道杜先生在这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另一个问题似乎更具报道价值。正如杜先生知道的那样，她已经在日内瓦的禁烟情报局工作了7年，因此禁不住想问一下他对中国禁烟局势的权威看法。
杜月笙皱了一下眉头，挨个看了他们一遍，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过他仍然非常镇定地回答说，他不过是蒋委员长禁烟委员会里的一个普通公务人员，并不是什么权威。作为该委员会的总监察，蒋委员长是唯一的权威。杜月笙总结了一下政府的策略：实行宽严适度的垄断制度，每个吸毒者都要正式登记注册，配额供应，鸦片只能卖给那些持有政府发放的“鸦片配给证明”的人。这称得上是最好的控制手段。印度的鸦片垄断足以证明，鸦片贸易能够得到充分规范，以满足国家利益最大化。
休斯争辩道：“印度处于那些自认为具有优越感的白种人的统治之下，这些人只把鸦片卖给本地人和当地的中国人。白种人不允许注册登记吸食鸦片。在他们眼里，他们是在向低劣民族出售毒药。”然而她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垄断处于官员们的控制之中，这意味着把毒害自己国人的行为合法化了！中国的事情无法跟印度相提并论，并且印度的鸦片垄断实行起来就像消费税征收局一样，毫不遮掩，鸦片税收占到全国年度总收入的23%。政府并没有假装只是在短时期内实行这种垄断，而蒋介石却早已宣布在中国设定一个时限。如果这其中的收入巨大，那么谁能保证鸦片垄断不会无限期地实行下去呢？她指出，被授权印制和发行货币的4家银行中的一个，即中国农民银行，全靠着鸦片收入的资金和蒋介石的支持存活下去，人们怎么会完全相信这些事情呢？
杜月笙两眼好奇地打量着她。很显然，看到她如此毫无顾忌地揭穿了南京国民政府试图掩盖的一个事实，杜月笙感到非常吃惊，也觉得很有趣。他问休斯，她们在日内瓦是否也谈论过此事。休斯回答说，中国农民银行资金来源和管理情况目前似乎还没有透露到国外。
听完此言，杜月笙便开始为委员长辩护。杜月笙说，蒋委员长曾经很认真地试图动用军方力量根除鸦片生产，结果却遭到“贫苦农民”的武装抵抗，他们“担心挨饿”，所以才会保护自己种植的珍贵作物。蒋委员长最终接受“劝告”，采取垄断的方式逐步减少鸦片产量，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杜月笙坚持认为，蒋委员长的出发点是好的。
“我指出，可以肯定杜先生会同意我的看法：贫苦农民一辈子挣的钱也买不来一挺机关枪。据我所知，武装抵抗发生在富有的地主们农场的外围地区。这些人武装并训练他们手下的雇农。”
杜月笙只是披露了一些关于他是如何用威吓手段迫使蒋介石与青帮平分鸦片垄断的情况。这种事从杜月笙口中说出来可谓是不同寻常，可以说他也是无意中说出来的。实际上，杜月笙不习惯接受别人的采访，更不用说面对的是一位头脑灵活又熟悉情况的年轻欧洲女士了。通常情况下，他一直避免与任何调查人员接触，也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盘问。他虽然表现笨拙，并且似乎有点不太适应，但还是接受了此次采访，是因为他在那段时间里一直试图洗白自己的公众形象。
休斯意识到自己正在占据主动地位，便继续发动进攻。她肯定了中国在鸦片垄断方面取得的成就，认为中国的鸦片垄断组织比政府实行的任何其他的制度都要好，因为出钱资助并负责销售的是上海滩能力最强的那些大商人——银行家和鸦片商。这话略带奉承之词，却又另有所指。
我非常欣赏鸦片商人所做的一切努力，不过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把精力用在组织中国的丝绸、茶叶、锡、钨、桐油出口上面。那样做也许会看起来更爱国一些。我对他们配合蒋介石的禁烟计划持怀疑态度，并且蒋介石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没有能力强迫他们这么做。
杜月笙停顿了一下，拿起一把金色的小茶壶，对着壶嘴喝了几口茶。茶壶盖用一条小金链子紧紧拴在壶身上，壶嘴又细又弯，壶嘴塞不进去任何东西。休斯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他是担心有人下毒才会用这样的茶壶。
我对他说，当初委员长任命这位“鸦片沙皇”担任上海禁烟局局长时，整个日内瓦一片哗然！听了这话，杜月笙的脸色掠过一丝转瞬即逝的微笑，这使他显得有了一点儿人情味。他本人也一定会觉得这是个天大的笑话。
我接着说道，关于蒋介石的禁烟运动，一些人持悲观态度，认为这不过是走走过场。他的第一个财务报告被日内瓦的专家们撕得粉碎。专家们把中国吸毒者的数量乘以他们每天的鸦片配额，再乘以每盎司鸦片的价格，最后确凿无疑地证明中国的鸦片收入是政府公布数字的5倍。
杜月笙反驳说，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蒋介石说得没错，他确实只拿到了2 000万元。因为蒋介石本人并不直接经营或控制鸦片交易，控制鸦片生产、采购、储存、运输、提炼、包装和分配一条龙服务的是鸦片商。营业总收入都到了鸦片商的手里，他们会根据自己认为合适的比例拿出一笔钱交给蒋介石禁烟局的检查员。
这是另一个经过可靠的消息来源证实的秘密情况，休斯再次被这种婉转的招认惊得目瞪口呆。她匆忙掩饰自己的惊讶之情，继续往下说。她告诉杜月笙，相比鸦片而言，她更担心的是吗啡和海洛因的问题。日本人控制了满洲里的鸦片种植区后，通过把大量的吗啡和海洛因运往内地，对中国进行肆意破坏。在不归中国政府管辖的外国租界里，中外商人都能够自由进行毒品交易，却不用担心受到惩处。蒋介石禁烟运动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取消一些鸦片吸食者的配额后，逼得他们不得不改吸价格更高的吗啡和海洛因。说到这里她就停了下来，没有暗示这正是蒋介石和杜月笙实行禁烟运动的用意所在。
看到有机会把皮球踢给日本人，杜月笙一下子活跃起来，他承认日本人的毒品交易确实很猖狂，已经把魔爪伸到了中国内陆地区。鸦片的危害确实更小一些，他认为日本人正在中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走私运动。整车整车、整船整船的各种各样的违禁品在日军的重兵保护之下，一分关税也不用交就进入中国，席卷了全国各地的市场。
我指出我发现海关最近查获了两批毒品。杜先生能否跟我解释一下这些毒品是如何处理的呢？我转过身来看了看他的脸，看到他的双眼似乎正在喷出怒火。我点中了他的要害。他那双毫无生气的眼睛此时充满了活力——眼神睿智、热情而又带着一丝凶残，看上去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真正的决斗开始了，我一点儿也没有退缩。那双眼里的火光此时又黯淡了下去，他转过去对着贵松继续打官腔：那两批毒品已经在政府官员的监督下，在公共场所销毁了。他很吃惊我竟然没有看到焚烧现场的那些照片，这事世界各地的媒体都曾报道过。
休斯抗议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根据最新的规定，上海查获的毒品都要交到杜月笙控制下的禁烟委员会，杜月笙又是怎样处理这些毒品的呢？
杜月笙回答说他把这些毒品都运到了南京，交给国民政府销毁了。
休斯虚晃一枪，她承认，这种说法也许能够安抚国际联盟，但杜先生本人一定非常清楚实情并非如此。被查获并交到杜月笙手里的所有鸦片全都重新流入了地下市场。
休斯厉声说道：“这么做显然比鸦片垄断更可恶。”
杜月笙握紧拳头猛砸到桌子上，桌上的茶杯都被震得“叮当”作响。满屋子的保镖都伸长了脖子，从盆栽的棕榈树后面向这边张望。
他大声吼道：“我抗议。你在撒谎！所有的鸦片都被销毁了，政府只留了一小部分作为紧急储备之用。”
“紧急储备！”休斯也喊了起来，“如果打起仗来，伤员们根本一丁点儿吗啡也得不到。”
没等杜月笙再次发火，有人提醒休斯时间到了。采访就此结束，双方礼貌地互道“打扰”，然后便起身告别。休斯就自己与杜月笙谈了这么多关于鸦片的话题向他“表示歉意”，并提议下次可以专门来聊聊他的那些公益活动。杜月笙一边陪着她们往电梯口走，一边愉快地交谈，并许诺他会考虑一下休斯的提议。
当时很少有人知道杜月笙已经把大部分的精力转到了海洛因生产方面。因此，中国民众只是不停地抗议日本人在中国境内大规模贩运海洛因。休斯本人也谈到，“日本人正在往中国肆无忌惮地大量输入海洛因”。在蒋介石掌权的年月里，政府不断谴责的是那些往中国走私白粉的人，而不是那些控制大部分的鸦片生产，并把越来越多的鸦片用来生产海洛因的人。日本人运来的海洛因数量很大，而中国自己生产的海洛因数量更大，并且随着海洛因流入美国和欧洲市场，中国的海洛因产量变得越来越大了。在1937年9月的一次讲话中，针对中国的毒品问题，蒋介石夫人做了如下夸大的官方陈述：
大家看看，日本人的行为是多么可怕，多么令人作呕。日本人及其爪牙向中国大肆贩运鸦片和其他毒品，主要目的是为了腐蚀中国人，使其身体衰弱，不能保家卫国，同时让他们精神堕落，从而可以轻松地用毒品收买和贿赂他们，使他们为了满足毒瘾而在必要的时候成为供日本人驱使的间谍。
日本人在这方面可谓是用尽了脑筋，我们在中国的不同地方都发现了这样的间谍，主人们给他们提供毒品，他们则为主人们效力……
如果说人类曾经遭遇过某种可怕的罪行的话，那么现在面对的事情就是如此。日本人纠集一些所谓的“自由公民”举行游行示威，支持他们所谓的计划时，世人看到的不是一场正常人的游行，而是一群吸毒成瘾、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可怜虫的游行。不过，日内瓦明白这种悲剧性的卑鄙行径，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也都明白。
上海早已成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心，对茶叶和丝绸贸易来说如此，对海洛因贸易来说也是如此。正如美龄在上述讲话中提到的那样，全世界7/8的海洛因产自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末，一切都变得一目了然，连美国政府都明白，大量的海洛因正在通过外交渠道从中国流入美国。杜月笙与他的同僚们保持联系的方法之一就是给他们安排保镖，在出国访问的时候也陪着他们。多年来担任宋子文保镖的是“汤米”唐（唐海安），他成了宋子文的保镖兼司机，宋子文出国访问他也一直跟着。根据美国国务院档案记载，每当有中国政府官员出访美国时，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都会小心翼翼地给国务院去信，提前沟通，以确保海关遵守“通常的外交豁免权”，不会检查他们的行李物品，这已经成了一种惯常的做法。宋子文的行李都是唐海安亲自办理手续。根据麻醉药品管理局的记录，唐海安是“幸运儿”查理·卢西亚诺掌控的犯罪集团进行海洛因交易的主要牵线人。中国海洛因通过唐海安和上海公共租界里的潮州帮老大王遂走私到旧金山。唐海安后来被任命为中国上海海关关长，这为他走私毒品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掩护。当时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报道这样写道：“唐海安成了蒋介石的代理人，负责向美国准备和运输货物。”
此外，他们还通过邮政系统运送毒品。中国邮政总局一位姓王的局长就是杜月笙的助手之一。王局长定期与美国西海岸的贩毒大亨们单独会晤，1934年还与这些人一起在旧金山参加了一次高峰会议。
有一次，美国禁毒局的官员偶然查获了一艘轮船，他们在船上查获了一批毒品，一盒盒5盎司装的海洛因盒子上盖着中国禁烟局的印章，这证明了中国禁烟局只不过是中国从事国际海洛因交易的一个幌子。美国海洛因问题变得如此之严重，至于在20世纪30年代末，很多中国官员受到起诉。不过由于外交方面的原因，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被免于判罪。1937年，美国财政部麻醉药品管理局的探员们查获了纽约协胜堂的贩毒集团，该堂堂主被打入大牢。
在日本人往中国贩运毒品这件事上，美龄显然是受骗了。她这种可以轻易被蒙骗的个性可以从杜月笙准备效仿蒋介石加入基督教这件事上看得出来。1936年，杜月笙也想加入基督教，美龄对此感到很高兴，心情非常振奋。杜月笙俨然已经成了宋氏家族的成员，他在监理会牧师那里接受“宗教启示”，定期到西爱咸斯路那栋房子里参加祈祷聚会和读经班。当他准备好“带上十字架”时，便去宋查理的那座教堂举行了洗礼仪式。关于教堂当即被雷电击中或洗礼用的水突然变绿之类的传闻没有确切的记载，不过据说在杜月笙受洗的数周之后，美龄一本正经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杜月笙正在转变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自从他受洗之后，上海发生绑架事件的数量明显减少。”她的言论毫无疑问成了整个法租界的一个笑料。
[1] 金新月地区位于西南亚，从土耳其东部，经伊朗、阿富汗一直延伸到巴基斯坦一带，因其形状好像一弯新月，故称“金新月”。金新月地区最大的毒品产地是阿富汗。——译者注
第十五章 西安事变
现在，就连那些宁愿选择独裁统治也不愿意处在军阀混战的无政府状态之下的中国人也对日本人的一步步蚕食感到恐慌。如同往常一样，蒋介石的支持者们再次督促他对日本做出明确的表态，不过他们心里想的并非武装对抗，而是妥协。1935年，委员长咬紧牙关，表示愿意同东京签署一项友好协议，许诺把所有的西方利益集团从中国驱逐出去，把给西方人的商业特权和租借地都转给日本人。这是一种举世震惊的投降行为，日本外务省对此非常满意，不过日本皇军此时正准备对中国进行军事入侵，因此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提议。
蒋介石知道日本人准备发动军事进攻。早在1931年春，即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数月之前，他的首席日本战略分析专家、学者王芃生就警告他说，日本人正在计划夺取满洲里，所以这一次蒋介石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他也不缺少武器。在此之前，孔祥熙又去了一次德国，从克虏伯武器制造厂购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双方达成谅解协议，讲明这些武器装备只能用来对付共产党。1936年10月，中国连续两个月成为美国武器装备和战斗机的最大买家。
不出所料，日本人占领了察哈尔省，并进一步要求国民党军队和蓝衣社的人撤离与其毗邻的河北省。此项要求得到满足后，日本人立即把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五省纳入其统治下的“自治区”。日本人占领了除北京之外的华北所有地区，北京成了日军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
而在此时，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军队已经结束了长征，到达延安，并开始把各派抗日救国力量团结到它的身边。在许多学生看来，红军那种真正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明确的抗日立场非常有感召力。1935年12月9日，约有一万名学生在北京发起抗日示威游行，这次抗议示威活动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隐居上海的宋庆龄也出面支持这些学生，并发起了救国同盟运动。
莫斯科也对日本人的行为感到忧虑不安，它命令中国共产党停止一切反蒋宣传，谋求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
在那一大堆腐败成风、头脑简单的军阀当中，张学良算是个有头脑的人。年轻时候的张学良是个花花公子，大部分时间是在满洲里和欧洲度过。他还吸食鸦片和从吗啡中提炼出的白粉。有迹象表明，他的毒瘾是在就医时被染上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堕落，这种事蒋介石手下的军统头子戴笠最拿手。他的父亲张作霖在1928年被日本人炸死后，受爱国心的驱使，张学良选择加入蒋介石这条线。委员长不让他保卫满洲里，致使他因丢失国土而饱受世人诟病。从此之后，日本人每推进一步，委员长都会把他拿出来当替罪羊。恼羞成怒的张学良辞去了所有职务，每日沉迷于毒品之中。
做事耐心的端纳救了他，他说服张学良在去欧洲前戒毒。为了彻底治愈他的毒瘾，端纳还亲自陪伴着他。1934年张学良回国时，整个变了一个人。他的烟瘾戒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坚定的民族大义。他坚定地认为，要想拯救中国，就需要说服蒋介石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他在上海与宋子文促膝长谈，商讨如何策划此事。子文肯定也意识到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已经落入他的手中，他与这位身材矮小精悍的满洲里将军一直聊到深夜，探讨除政变之外的各种可以采取的对付蒋介石的办法。不过他们似乎并没有找到可以快速解决此事的途径。
1936年年初，张学良私下命令前线的军队停止针对红军游击队的军事行动。他已经认识到，在蒋介石和外国列强的控制下，中国的局面日渐衰微，大部分相信共产主义的中国人都开始投向共产党的怀抱。他坚定地认为，在国家遭受外国侵略之时，中国人不能再自相残杀了。
1936年6月，张学良私下会见了周恩来，商讨能否放下异见，制订一项联合行动计划。他的观点再次得到证实，答案就在于建立联合阵线。张学良信守承诺，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双方的总部之间也建起了联系，救国同盟也在中国东北各地建起了分支机构。
关于这种“背叛”的风言风语传到了住在南京的蒋介石的耳朵里，不过戴笠手下的特务们却没有深入探究其中的隐情，他们只是轻描淡写地跟委员长汇报说，在即将发动最新一轮“剿共行动”之时，西北前线有点儿不听指挥了。蒋介石决定亲自飞往张学良的司令部所在地西安，逼他就范。
委员长抵达西安后，张学良跟他说，他应该停止“反共运动”，跟毛泽东建立统一战线，现在这个时候应该进行一场爱国战争，而不是内战。蒋介石断然否决了他的主张，气冲冲地回到了200英里之外的洛阳野战司令部。张学良跟着他一起去了洛阳，继续争辩此事，却遭到蒋介石一通训斥。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回到西安，宣布将于12月12日正式开始“剿共行动”。本次行动由一名新任的司令官指挥，少帅麾下的全部人马和西北地区的铁腕人物杨虎城将军将被调到华南地区。两位将军试图与蒋介石理论一番，不料歇斯底里的蒋介石甩门而去，带着警卫队驱车去了西安北方12英里之外骊山脚下的唐朝温泉胜地（华清池），这个名为临潼的温泉疗养地就是1927年鲍罗廷回国途中歇脚的地方。
张学良和铁腕人物杨虎城此时已经大难临头。如果不采取进一步行动，他们的前途就将断送，他们将被调至南方地区，不再受人重视。想出解决办法的是杨虎城，数周之前，他就提出过建议，当时他一语双关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
委员长依然保持着以前的习惯，天不亮就起床，把假牙放在床头柜上，穿着睡衣在窗前站立一小时。这栋山中别墅有50名卫兵把守，领头的是一位因镇压过学生运动而臭名远扬的军官。12月12日——即正式发动“剿共行动”的当天清晨5点半，蒋介石正透过卧室后面的窗户向外凝视着院墙外头的山岚。就在此时，在昏暗的曙光中，4辆载有120名全副武装士兵的卡车突然堵住了别墅的各个大门。坐在第一辆车上的营长要求卫兵打开大门，遭到守卫的拒绝，于是卡车上的士兵们便立即开火，发起攻击。
蒋介石被枪声吓了一跳。他以为是共产党煽动的兵变，不料枪声越来越密集，其中还夹杂着喊杀声和破门而入的声音，紧接着他的三位副官冲进房间，督促他赶快离开。蒋介石连假牙都来不及戴上就撩起睡衣向后门冲去，那三位副官紧跟在他的身后。他们托着他翻过院墙，由于用力过度，结果把蒋介石给摔到了墙外边，扭伤了脊柱和脚踝。山坡上到处都是岩石，遍布荆棘，根本无处藏身。蒋介石快速爬上山坡，双脚都被划破。他的脚踝疼痛难忍，几乎支撑不住身体，后背也疼得要命。
他下榻的别墅里，兵谏还在继续进行。留在那里的守卫们被一一枪杀，参与兵谏的士兵们挨个房间搜索蒋介石的下落。确定蒋介石已经逃走之后，他们把那个镇压学生的家伙拖上汽车，来到12英里外的西安，然后把他吊死在城门楼上。
毫无疑问，委员长肯定是逃到山上去了。士兵们把整个山都围了起来，带头的那个营长率领士兵们进山搜了两次都没有找到他。他们再次返回蒋介石的卧室，发现他的假牙、日记和一些文件都遗落在房间里。
直到上午9点钟，也就是兵谏发生4小时之后，在山坡上搜寻的一个班在一块被称为“老虎岩”的大石头后面发现了一个不太深的山洞。蒋介石就藏在这个山洞里，后背紧贴着石壁，他又冷又累，浑身疼痛。一位士兵把他扛到了肩上，全班的人轮流把他背下了山。一辆汽车正在山脚下等着，他们驱车把蒋介石带到了被铁腕人物杨虎城当作司令部的新市政厅。当时的场面极不和谐，院子里，一支军乐队正在列队等候，一大堆高级军官在等候他的到来。蒋介石穿着睡衣一瘸一拐地从车里走了出来，军乐队立刻奏响军乐，等候在那里的军官们也向他行军礼致敬。张学良上前一步，扶着蒋介石走入房间，委员长躺到床上，开始接受医生的治疗。兵谏至此结束。
问题出在了西安的外围地区。此次兵谏最重要的目标是夺取洛阳空军基地——委员长设在西安以东200英里处的野战司令部。清晨5点前，张学良给驻守当地的一位旅长发去攻击指令，不料那位旅长突然反悔，把电报交给了委员长的卫戍司令。那位司令立即加强了机场戒备，并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去警报。这意味着唯一一座离西安最近、可供南京国民政府轰炸叛军的机场仍控制在蒋介石阵营的手里。这次行动计划的失败也使得兵谏的消息提前泄露出去，蒋介石的支持者们立刻反击，发兵夺取了潼关，扼住了陕西省与其北部邻近的山西省之间的咽喉之地。
西安以西的甘肃省省会则成功地落到了叛军支持者手里，从而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张学良随后发布了由众多叛军将领们联名签字的通电，提出以下要求：联合各派，重组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所有政治犯；允许自由举行爱国游行活动；遵循孙文的遗训；即刻召开救国大会。
经过早上的一番折腾，委员长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他拒绝进食，也不肯下床。张学良提议把他搬到一个更舒适的地方，他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肯说。12月14日，端纳（受蒋夫人的委托）抵达西安，经过一番斡旋，蒋介石同意搬到一座私人宅邸。在那里，端纳毫不客气地谈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委员长必须认识到，张学良不是本尼迪克特·阿诺德，而是一个帕特里克·亨利那样的人物。[1]委员长必须认识到，南京国民政府中有一个亲日集团——他指的是以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为首的军人集团。端纳认为，在当前这个敏感时期，何应钦已经决定利用兵谏之机发动军队，利用飞机大炮攻打西安城。何应钦的支持者们将借拯救委员长的名义炸死他，这样便可为自己也为日本人夺得权力。端纳还急促地警告他说，政府军正在开往西安。
远在上海的蒋夫人听到丈夫被绑架的消息后，当即昏了过去。《时代周刊》如此说道：“蒋夫人和她的哥哥、中国金融界的中流砥柱宋子文，以及其姐夫、在国家紧急时期代理行政院院长职务的孔祥熙博士这三个人把东亚的命运攥到了自己的手中。”
在这场危机中，孔祥熙确实是以行政院代理院长的身份涉足其中，不过人们对他的立场颇为怀疑。国防部部长何应钦要求立刻发兵攻打西安，以便显示一下政府的军事实力。戴季陶和其他一些联合青帮把蒋介石扶上台的人都支持何应钦的主张，他们现在明显是想以牺牲委员长为代价，自己夺权上台。
不过他们低估了蒋夫人的威力。宋美龄坐火车疾驰南京，冲着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大发一通脾气。首先她必须改变人们认为妇女在这种情况下无法保持理智的观点，然后她还需要说服那些将军们延迟他们已经准备就绪的进攻计划。事后她回忆说，当时她是这样提出自己意见的：
我向各位提出这样的请求，不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只考虑丈夫个人安危的妇女，而是以一个抱着冷静而客观的态度、希望以最低的代价解决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的公民的身份……但诸位今天在这里商讨的话题严重威胁着委员长的生命。因为在人民的心目中，在我的心目中，在国家所处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委员长的人身安全与国家的持续统一甚至是国家的存亡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用和平手段争取他的获释。
孔祥熙在这个微妙时刻的表现说明，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相信他的忠诚。在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宣布政府轰炸西安的计划时，他态度生硬地说道：“虽然我们急切地盼望委员长能够获释……但我们的态度是，一个人的个人安危不应该成为一种妨碍……这种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在西安，确实有点令人痛心。”把古城西安炸个稀巴烂真是太可悲了。
委员长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这些消息，心情越来越沉重。端纳曾就此事警告过他。蒋介石把最亲近的一名副官叫到身边，命令他乘飞机快速赶回南京，下死命令让军队停止进攻。孔祥熙才刚刚当着全国人的面讲进攻不会停止，这让宋家人陷入了微妙的困境中，《时代周刊》在几天之后将其称为“考验宋子文大哥聪明才智的两难境地”。该杂志接着写道：“伟大的宋先生一直被称为‘中国的摩根’，并且在上海股票经纪人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言：宋大哥跟他的小妹蒋夫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十分融洽。他们现在通过家族关系联系在一起，以后也会继续下去，但总免不了时而会发生一些摩擦。”
有人也曾怀疑整个兵谏可能是宋子文一手策划的，目的是牵制他的妹夫。11个师的国民党军队正在向西安方向集结，南京国民政府的所有空军力量也在洛阳机场整装待命。
在西安，蒋介石坚决反对张学良提出的八项要求。12月16日，在西安公园进行公开演说时，少帅当着很多民众的面说道：“他拒绝把枪口转向敌人，而是留着子弹镇压我们的同胞。”
包括铁腕人物杨虎城在内的其他叛军将领们则认为，现在对付蒋介石的唯一办法就是枪毙他，但少帅制止了他们的行为。
在北方200英里之外的延安，毛泽东在第一时间获悉了蒋介石被绑架的消息。在窑洞里举行的有300名同志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说道：“自1927年4月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的日子）以来，蒋介石欠下了累累血债，现在是时候跟他清算一下旧账了。一定要把蒋介石押到保安，让全国人民对他进行公审。”
大家一致同意派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去西安斡旋，不过他们首先要等待莫斯科发出的指示，此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强大到凡事可以自主进行选择的程度。第二天，莫斯科的指示到了：他们除了妥协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具体事宜由周恩来前去办理。斯大林坚持要建立统一战线，释放蒋介石，毛泽东的提议再次遭到否决。
在一封发往伦敦的外交函电中，英国驻东京大使馆大使克莱夫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日本人在这一事件中的立场：
日本人采取观望态度，并且还有点儿掩饰不住内心的得意之情。他们觉得，世界各国的人现在肯定认识到，正如日本人早就看出来的那样，中国已经回天无力。
在一次会议上，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向日本大使保证讨伐西安的计划将如期进行。何应钦愤怒地命令宋子文不要干涉，但宋子文冷冷地告诉他，自己是一个普通公民，不是士兵。蒋夫人平息了这场争论，她许诺说，如果何应钦停止干涉，她就不跟子文去西安。
宋子文不敢再拖延，他立即登上了一架专机前往西安。
蒋介石从床上抬起头来，看到子文走进房间，惊得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子文递给他一封美龄捎来的信。信上写道：“如果三天之后子文没有返回南京，我定会前往西安，与你生死与共。”委员长深受感动，老泪纵横。子文示意少帅和端纳离开了房间。
他俩私下谈了半个小时。
除了其他事情，蒋介石还告诉子文，抓他的人看了他的日记，明白了他最终的目标还是保卫中国免受日军侵略，便改变了对他的态度。随后他重复了端纳对他的警告，认为目前最大的威胁不是叛军，而是党内那些准备轰炸西安并准备把蒋介石一起炸死的亲日派。
当天晚上，子文带着少帅来到蒋介石的卧室，进行政治上的讨价还价。大家都认为时间紧迫，如果想圆满解决此事的话，那就应该趁着子文在这里的时候把一切都处理好，否则对他们来说一切可能就太晚了。
子文也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经过他的斡旋，南京各派系同意延迟三天开战。时间只有三天，子文的皮包里到底还装着什么能够向他妹夫施加压力的东西，这一点一直不为外人所知。不管怎样，他只用了24小时，而不是三天，便大功告成，蒋介石勉强同意了叛军提出的最重要的几条要求：重组国民政府，建立抗日联合战线，停止内战。蒋介石坚持说，只有他先获释，协议才能够生效。
无论子文是否参与了共谋绑架蒋介石的这场兵谏，他确实鼓励过少帅，让他“做点儿事情”。自1933年被蒋介石打了一耳光之后，他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而这次兵谏带来的一切正是他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结果。此时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在蒋介石获释之前，还有很多复杂的事情需要处理。子文和端纳急速返回南京，带上蒋夫人和军统头子戴笠一起飞回西安。
他们抵达西安当晚的情景确实值得纪念，当时的场面被一位中国记者拍了一张模糊不清的黑白照片，永远保存了下来。随着牵引索发出的声响，一架“福克”三引擎飞机滑行着停在一片泥泞之中，几位疲惫不堪的乘客狼狈地走下飞机，一队头戴羊皮帽的东北军士兵举着火把迎接他们。为了抵御蒙古高原吹来的寒风，蒋夫人把耳朵给捂得严严实实。子文近几年发福不少，下巴和围巾连在一起，都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他头上戴着一顶带耳朵的黑色熊皮帽，圆鼓鼓的脸上满是坑点，像一只皱皮的葡萄柚。跟在他身后的端纳头发花白、满面风霜，此时正神情忧郁地站立在冷风中。后面则是衣着整洁、一脸谨慎的戴笠，他面貌英俊，充满睿智，锐利的目光正扫视着周围的屋顶，似乎是在查看是否有像他一样的人物埋伏在那里。
最后走下飞机的是蒋夫人的女仆和厨师。因为担心遭人投毒，她每次出行都要带上厨师。多年前，在委员长安排的一次宴会上，张学良曾被人下毒，险些丧命，这次到西安，他可以利用吃饭的机会回敬她一下，但这么做却没有必要。
张学良身穿笔挺的军装从火把圈外走了过来，朝美龄深鞠一躬。多年之前，多才多艺的张学良曾追求过她，而现在，他却成了绑架她丈夫的人。
在头戴皮帽的东北军的护送下，一行人驱车通过吊着屠杀学生的军官的那座城门，穿过几条偏僻的小巷，来到监禁蒋介石的那栋平房前。进门后，蒋夫人走到委员长面前，递给他一个东西。那东西很小，被委员长紧握在手里，其他人则礼貌地转过身去。委员长笨拙地把手抬起来遮住脸，然后转过身来对着客人们，咧开嘴巴笑了——自被抓以来，他已经有11天没有佩戴假牙了，美龄把备用的假牙给他带来了。
第二天（12月23日）上午，蒋夫人的厨师把茶泡好，委员长则跟宋子文、端纳、美龄、戴笠和张学良几人一起坐在一张茶几前。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各地的军阀和军阀派来的代表们不断从这里进进出出。他们最担心的是当地的铁腕人物杨虎城，以及西安邻近地区的那些支持此次兵谏的军事指挥官们。圣诞节的前一天晚上，张学良向美龄汇报：“杨虎城和他的手下不愿意释放委员长。他们说，子文和夫人对我都很好，我的脑袋可能会保得住，但他们的呢？他们现在开始怪我不该把他们牵扯进来，并且由于他们提出的条件一个都没有得到满足，如果现在就释放委员长，他们的下场可能会更惨。”
不过，即便是杨虎城这样的强硬人物也能被周恩来说服，关键是看达成什么样的交易。戴笠同意释放一些政治犯，并发电报做出指示。另外，还达成了保证杨虎城及其下属人身安全的秘密协议，有一笔数量可观的款项在外国银行的账户里被周转。人们喝掉了大量的“拿破仑”牌白兰地，抽掉了很多箱50支一听的英国香烟，最终商定出了一个新内阁的雏形。大家承认黄埔系和CC系的人过于亲日，一致认为可以由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将军取代何应钦担任国防部部长，而新内阁则应由宋子文来主持。委员长原则上同意了八项要求，不过他拒绝做出书面保证，坚持只能当着夫人和大舅哥的面做出口头承诺。他这么做实际上等于说，在这个世界上他最不会背叛的就是这两个人。不过听了他的这些话，子文肯定会有点儿恼火，因为蒋介石说的话很少算数。
进入这个房间里的还有周恩来。张学良把他向蒋夫人做了介绍，周恩来显得精明干练，彬彬有礼。24日和25日这两天，周恩来与委员长谈了两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周恩来在讲话。由于他们曾在黄埔军校共事的关系，周恩来称蒋介石“校长”。蒋介石在事后提到这次会晤时，称周恩来是他见过的“最通情达理的共产党人”。在另一个场合，他还曾动情地向周恩来“为他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他在这里指的是周恩来出面与铁腕人物杨虎城交涉，向杨保证他会从子文那里拿到一笔钱离开中国远走他乡，从而最终说服杨虎城放了蒋介石。周恩来这么做算是救了蒋介石一命。此外，他这么做显然也是出于共产党政策的考虑：如果要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得不尽最大可能吸纳更多的国民党右派加入其中，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得要蒋介石来担任这个联合战线的名誉领袖。
蒋夫人对周恩来对国家事务的理解也颇为赞许。据说有一次周恩来曾肯定地对她说：“在当前时期，除委员长外，再无第二个人能担任这个国家的领袖。”周恩来向来是一个能屈能伸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他进一步补充说：“我们没有说委员长不抗日，我们只是说他的抵抗不够坚决，或者说做出的反应还不够迅速。”蒋夫人回答说，将来国内所有的问题都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而不能诉诸武力。她态度坚决地对周恩来说：“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到底在西安转手了多少钱，从未有人透露过，这也并不重要。宋子文当时是除杜月笙之外中国最富有的人，排在第三、第四位的分别是孔家和蒋家。他们对钱并不像那些绑架者们那样看得那么重要。
下午三点，委员长和他的随从们，还有少帅张学良，一起离开那栋平房，驱车前往机场。飞机轰鸣着飞向狂风肆虐的天空，他们回到南京时，正赶上庆祝1937年的新年。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蒋介石逃过一劫这件事被他的崇拜者们理解为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亨利·卢斯不失时机地宣布委员长和蒋夫人将成为1937年的年度杰出人物。卢斯把两人的照片刊登在1938年第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上，标题为“年度最佳夫妻搭档”。蒋宋美龄在国际上的名气更大了。据美国外交家约翰·帕顿·戴维斯说，在西安的时候，中国的第一夫人就表现出自己具有“一种不凡的气质，要是在古代，当个皇帝也是绰绰有余”。关于这种言论卢斯旗下的媒体一般情况下还是很少报道的。
本次不同寻常的事件还有一个尾声。张学良选择跟随委员长一同回到南京无疑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行为，悲观主义者认为他这么做实在是太傻了。为了不丢面子，蒋委员长和夫人后来把自己在这次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描述得天花乱坠，毛泽东对此嗤之以鼻，把他们的描述称为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有趣样本”。
张学良主动向南京国民政府自首，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西安转到自己的身上，这样做有助于避免产生任何余波，并且通过委屈自己，也帮蒋介石挽回了面子。
张学良勇敢地承担了人们对西安事变的全部指责，这样便把蒋介石在民众面前的狼狈洗得一干二净，把责任都转嫁到了自己身上。（有意思的是，张学良被安置在宋子文在南京的家中。）通过促成建立人们期盼已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后来失败了），张学良为中国人民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更加密切，其程度仅次于宋氏家族的成员和杜月笙，他跟宋子文和美龄的关系更是变得非同寻常。但因为深受其辱，再加上张学良又破坏了其粉碎共产党的梦想，蒋介石终其一生都没有原谅他。这件事甚至萦绕在国民党人心头达数十年之久，他们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走向胜利的开端。蒋介石一定也感觉到这位年轻的东北军将领显示出了很多领袖气质，有朝一日可能取代自己的位置。于是，蒋介石没有放他回去，而是将其软禁起来，交给戴笠看管。
1937年春，蒋介石在耶稣受难日那天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虔诚地说：“要记住，基督叮嘱我们：饶恕那些对我们犯下罪孽的人七十个七次。我认为，在悔改之后，可以允许他们开始新的生活。”
包括子文在内的很多朋友试图争取释放少帅，不过最终没有成功。委员长给这位绑架他的人提供了优厚的生活待遇，却使他终生受到严密的监视。据说在被软禁的数十年里，张学良一直在研究明史。
尽管有蒋介石在耶稣受难日那天的赦免令，少帅的同谋者杨虎城将军从欧洲流亡回国之后，还是被抓进了大牢，在戴笠设在重庆附近的一个特别集中营里被关押了11年。他的妻子绝食抗议，最终被饿死了。
多年之后，宋庆龄如此总结蒋介石被绑一事：“张学良做得没错。如果我处在他的位子上也会这么做，只不过我可能会走得更远！”
[1] 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美军将领，曾私通英军，后逃往英国。帕特里克·亨利：美国政治家，鼓吹北美殖民地团结起来反抗英国统治，其传世名言即为“不自由，毋宁死”。——译者注
第十六章 “家族事务”
1937年5月，陈纳德第一次到中国，此时距委员长藏身老虎岩一事已经过去了5个月。他来中国是为了完成一项特殊使命：为蒋夫人找出中国空军无法有效升空作战的原因。
西安事变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中委员长最亲近的一些下属密谋将其炸死，因此把空军继续交由他们掌控已经很不明智。蒋夫人告诉丈夫，自己很乐意亲自管理空军部队，并保证把空军转变成一支能够有效作战的歼敌力量，而不仅仅是将其当成一种政治工具。蒋介石同意了她的要求，把空军交给了她。
美龄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是雇用美军前陆军航空兵飞行员罗易·霍尔布鲁克做她的顾问。她问霍尔布鲁克谁能够帮她把空军部队整饬一新，霍尔布鲁克最清楚这事谁最在行。
没有人能对陈纳德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人们要么恨他，要么爱他。他曾凭借自己的能力，以极快的速度登上人生巅峰，此后却一直郁郁不得志。他精力充沛，思想偏激，这使得他在历史上占了一席之地，不过他到底算是个天才还是狂人，一直没有定论。年轻时代的陈纳德非常好斗，他想去美国海军学院上学，但又受不了纪律的约束。等他应征入伍参加“一战”时，又因为年龄太大而无法接受飞行训练。他想加入最后一批空军支援部队前去欧洲，却又晚了一步，没赶上。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待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机场，负责平息那些粗暴的黑人筑设工人们的骚乱，差点儿因染上席卷全球的大流感而丧命。
战争结束后的和平时期，他在军队中如鱼得水，在特技飞行和空中战术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天分。担任陆军航空兵教官后，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用小型战斗机队对付轰炸机。（这个观点并非他的独创，“一战”期间，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就曾带领他的飞行中队做过尝试。）而把持美军陆军航空兵的是那些“轰炸机将军们”，他们认为重型轰炸机天下无敌，不喜欢陈纳德带来的挑战。陈纳德为此专门发表了一篇专题论文来论证他们的观点是多么荒谬。他在文中指出，通过置于瞭望塔上的双筒望远镜观察敌机，发现情况后立刻通过电话提前发出警告，如此一来，大批的战斗机就可以立即升空迎战。通过运用飞行特技，动作敏捷的战斗机就可以袭击行动笨拙的轰炸机，将其击落。
“陈纳德算哪根葱？”一位名叫阿诺德、绰号“运气”的中校质问道。不久之后，阿诺德被任命为美军陆军航空兵团长，而脾气暴躁的陈纳德却依然官场失意。继续担任教官已不再“合适”，于是便把他任命为一支精准飞行队的队长。在三年的时间里，他和自己的两位僚机飞行员荣任“空中飞人三人组”。1937年，由于抽烟，陈纳德患上了慢性支气管炎，此外他还有点低血压和疲劳过度，并且由于经常进行震耳欲聋的动力俯冲，他的双耳严重失聪，因此不得不停止飞行。他决定找一份文职工作。当时苏联人正在寻找像他这样阅历丰富的人，因为他可能要与那些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苏俄飞行员们共事。陈纳德拒绝了苏联人的邀请，后来蒋夫人的邀请函又送到了他的面前。
陈纳德被蒋夫人的魅力所折服。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她永远是我心目中的公主。”一直以来，他都在等待自己的伯乐，等待一个施展自己抱负的机会。从此，他的后半生一直陪伴在蒋氏夫妇左右。
他对中国空军1937年时的状况非常不满，认为它对自身的危害比对敌人的威胁要大得多。整个空军部队有约500架飞机，而能飞的还不到100架，并且整个部队腐败成风。
陈纳德对孔祥熙根据意大利人的建议制订的训练计划印象非常深刻，同往常一样，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意大利人简直就是在蓄意搞垮中国。”接着，他记录了一些具体的详情：
在意大利人于洛阳建立的飞行学校上学的每个学员，不管其实际能力如何，只要能通过所有培训课程，都能毕业。尽管如此，委员长对意大利人的训练方法还是感到很满意。中国的飞行学院都是从社会上层家庭中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些人在杭州美式军校里被淘汰后，他们那些有声望的家庭不断提出抗议，让委员长非常难堪。意大利人替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空军部队却因此遭了殃。
南昌建立的意大利飞机组装厂也是个骗人的玩意儿。事实证明，该厂生产出来的大批“菲亚特”战斗机在战斗中非常容易自燃。另一种“萨沃亚—马尔凯蒂”轰炸机也完全是古董货，中国人只能把它当运输机来用。
中国航空委员会的做法也非常古怪，这都是因受到意大利人的怂恿才这么做的。不管飞机有无出事，中国官方花名册中的飞机数量从来没有更换过。结果就是，战争开始时，官方登记的飞机数量是500架，而实际能起飞参战的只有91架。
1937年7月，也即陈纳德来华两个月后，日本人进攻北京，向新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起挑战。既兴奋又感到愤慨的陈纳德把蒋夫人新组建的空军部队重新整合起来。日本人的进攻沿着海岸线快速蔓延到天津和上海，为了鼓舞士气，在陈纳德的指挥下，准备不足的中国飞行员们升空作战，结果几乎无人生还。
在苏联空军（其中一些飞行员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支援下，日军的攻势得到了遏制。在中国飞行员得到正规的培训之前，蒋夫人希望陈纳德再多雇一些西方雇佣兵，此时美国一个名叫威廉·波利的企业家正准备向中国出售24架“伏尔提V-11”型远程轰炸机，陈纳德便答应了她的请求。
他知道能招到的人都是些冒险家，不太适合这份工作。不过也有几个人例外，其中包括一直在帮助西班牙人作战的得克萨斯人吉姆·艾里逊，给美龄开过专机的科尼利厄斯·伯穆德，以及艺高人胆大的战斗机飞行员乔治·韦格尔。然而，陈纳德无可奈何地指出，其他的那几个人“几乎完全是依靠烈酒过日子”。
他雇来的那些雇佣兵天天在汉口的酒吧里喝酒吹牛，没多久日本人就把他们想知道的情况全都掌握了：这个国际航空中队有多少人，多少架伏尔提战机，以及他们第二天空袭济南的计划等等。当天晚上，日军的轰炸机便赶过来炸毁了所有新购来的伏尔提战机，陈纳德的计划泡汤了。不过，由于他几乎已经没有战机可飞了，中国人便开始根据他设置的“警报”系统做出反应。一旦有敌机入侵，中国的平民就会通过电话、电报和无线电等快速发出警报，在总部待命的陈纳德就有时间把自己手下的那些飞行员归拢到一起。只要苏联人继续支持，他就能把局面撑下去，但莫斯科的精力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到了欧洲战场，现在能帮助中国的只有美国人了。
聘请雇佣军只是一个方面，蒋介石想要的远不止这些。1939年夏天，委员长直接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去信提出请求，他在信中写道：“中国急需美国政府和财团及时提供更多的物质支援。日本人正企图破坏我们的货币和经济体制，如美国在这个关口若能给予援助，对我们的抗战将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美龄所写的很多文章也清楚地向美国读者表明，目前这种局面既不能怪蒋介石，也不能怪中国人，而是因为西方人正在抛弃中国。
我们希望能够保证供应，以便能够继续抗争下去。如果民主国家不能为了这个目标为我们提供足够的供应，那么他们迟早会后悔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打败中国……如果有人考虑一下这些民主国家如何就这样看着中国饱受蹂躏，一定会怀疑这些国家精神上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端纳也不断敲打美国人的良知，他把大发战争财看作美国最大的罪恶：
日本人正全力诱使金融家们支持他们侵略中国，为此，他们许下了各种各样的好处……如果美国各大财团聪明点儿的话，他们就会认真地通盘考虑一下，然后再决定是否接受日本人的帮助，以牺牲中国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快速致富”。相反，援助中国则可以为外资打开一片宽阔的天地，一个巨大的利益市场……如果民主国家拒绝给中国任何帮助，反而帮助或给予日本人任何形式的支持，那么他们将会犯下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罪行。
1939年6月26日，《时代周刊》发表文章指出，欧洲各国现在已经疲惫不堪，“他们那虚弱的臂膀……无力承担白种人在亚洲的责任”。《生活》杂志也插话说：
全世界的人都在拭目以待，看中国政府和委员长……在精神和物质上能不能坚持下去，继续跟日本人作战。能有勇气投入到这种“注定要失败的事业”中的人并不多见。蒋介石现在面临的境遇比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乔治·华盛顿遇到的情况还要糟糕。迄今为止，蒋介石早已显露出自己超人的勇气和决心。两年前在西安事变中被扣押时，他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个不怕死的人。他是个监理会的基督徒，一直用《圣经》中记录的那些苦难的事例来安慰自己。
其实，蒋介石跟乔治·华盛顿唯一相同之处就是两人都装着假牙。但在这场虔诚的战争中，他被刻画成一位英勇的基督教斗士，一手拿着《圣经》，一手同共产党和日本人作战。美国人不可能拒绝帮助处于弱势的基督徒的一方，特别是这样一位“视死如归”、在西安被扣押期间仍公然藐视“共党分子”的基督徒。委员长正在从事一场“正义”的战争，并且他需要帮助。卢斯暗示道，现在该是美国出兵的时候了。
日本人进攻中国东北地区各大城市时，宋子文曾说：“我预测三个月内……日本的国力就会支撑不下去，国内就会发生革命。”然而，三个月后，宋子文却请求美国海军把他偷偷送出上海，因为这个城市已经沦入日本人之手。就在华盛顿考虑他的请求期间，他花了一大笔钱，请青帮把他偷渡了出去。
1938年年底前，日军不但把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吓得迁离了南京（同时还屠杀了30万毫无抵抗能力的平民），而且迫使委员长仓皇离开了武汉，沿着长江向上游跑了500英里，来到了群山环绕的四川省，一个有史以来就连决心最强的征服者也望而却步的地方。蒋介石在破破烂烂的重庆市成立了战时政府，算是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仍掌控在他手中。由于自1927年以来，美国一直流传着关于他的种种神话，他在重庆反而比在其他地方更能博得人们的信任。在逃亡重庆的途中，国民党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从个人和私人机构手里“拯救”“解放”“夺取”了大量的资金，足够战时政府撑几个月的了。但到了1940年春，蒋介石再次急需大量活动资金。尽管此时孔祥熙已在香港印制了数十亿的法币，并空运到了重庆，但有些东西用大家公认的“废纸”是买不来的，购买外国武器装备需要硬通货，国内谈判也需要真金白银。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人的入侵使得鸦片和海洛因运输暂时中断，严重切断了蒋介石最稳定的收入来源。
于是，在1940年6月，蒋介石便派遣宋子文以其“私人代表”的身份，借“处理家族事务”的幌子奔赴美国。宋子文乘坐的泛美航空公司的那架大型客机抵达旧金山时，有记者问他此行是否是来跟华盛顿商谈战争贷款。子文回答说：“我很希望你提的问题是真的，但实际上，我是来纽约处理个人事务……日本人在这场战争中已经疲惫不堪。中国的抵抗非常成功，军队和民众的士气依然高涨。工业方面，在战争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尽一切可能继续生产。当然，相对人力来说，原材料更为缺乏。”
子文对蒋介石真正要做的事情没有兴趣，这一次他跟老婆孩子在美国待了将近两年。他完成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以向美国出口钨为条件，争取到了一笔5 000万美元的贷款。此时的欧洲战场上，希特勒的国防军正长驱直入法国，戈林的纳粹空军正在轰炸伦敦，美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欧洲。罗斯福正在竞选连任总统，结果还没有最终敲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子文像幼儿园的保姆一样轻手轻脚地溜到了华盛顿。
子文跟他那位漂亮妻子张乐怡（一位中国大使馆官员私下里叫她“甜心”）先是住进了华盛顿肖勒姆酒店一套可以俯瞰岩溪公园的两居室套间。一位私人秘书负责接听电话，并从酒店图书室里替他借阅新出的畅销书。子文就像一只身体超重的海象，经常穿着从体育室借来的蓝色泳裤在酒店的泳池里游泳。泳裤上绣着一个很大的字母“S”，人们都误认为这代表的是“宋”字。住在这里的大部分客人并不知道，这个整天在泳池里游泳的“中国佬”正独自一人力挺着中国这艘船不至于沉没。
由于历史上从没有人连任过三届美国总统，子文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在罗斯福卸任前申请到尽可能多的物质支援。总统手下的一班亲信此时正在为罗斯福连任的事忙得不可开交，帮不了中国太多。子文感觉到这次在美国停留的时间可能要比预期的时间要长，便从肖勒姆酒店搬到了位于马里兰州切维切斯市一处上流社区，在康涅狄格大街找了一栋小房子住了下来。他和劳拉定期宴请罗斯福政府中的内阁和“厨房内阁”的官员们，其中包括联邦政府贷款署署长、后来成为商务部部长的杰西·琼斯，财政部部长小亨利·摩根索以及进出口银行的沃伦·李·皮尔逊。为了显示自己的友好，子文克服了自己喜欢吃牛排的习惯，为这些重要客人们准备了中国饭菜，他们对此似乎也是满怀期待。这完全是中国式的排场。子文吃饭速度很快，饭后还给客人们上雪茄，拆开新的桥牌或扑克牌跟他们一起玩。他桥牌打得不错，打扑克也经常赢。
8月15日，宋博士（他喜欢人们这样称呼他）拜见了财政部部长小摩根索，这是他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会见中，宋子文坦言中国“在物质方面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急需援助”。他在讲这些事时没有显露出一丝尴尬。几个月后，费正清到华盛顿组织了一群中国观察家为战争献计献策。有一次，他碰到子文跟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多诺万在一起。费正清注意到：“子文让我想起了威斯康星球队的那名中卫，他快速向球扑过去，宁愿不顾拦截地直冲球门，也不愿到处转圈子浪费时间。”
小摩根索又让子文去找杰西·琼斯，琼斯答应可以给他贷款5 000万美元。由于选举结果还没出来，似乎没人愿意把子文的请求递给高层。那年秋天，小摩根索对陆军部部长史汀生说：“宋子文这个可怜的老家伙就在这里，而我们却一点儿事都不能为他做。”
但在日军沿中国海岸线占领印度支那后，美国国会于9月25日通过决议，同意贷款2 500万美元给蒋介石，并许诺之后还将提供更多的贷款。蒋介石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他一再向驻华大使约翰逊施压，要求得到更多的资金。约翰逊向国务院提议说：“如果美国不能及时提供支援……中国最终可能会落入共产党之手。”
如果罗斯福总统能够连任，子文联系白宫就更方便了。他已经摸清了华盛顿的处事原则，自己建立了一个朋友圈子，其中包括约瑟夫·艾尔索普和埃德加·安塞尔·莫勒两位有影响力的记者，他俩在上层有一些关系。艾尔索普与罗斯福总统沾点儿亲戚，这使他在工作上沾了不少光，但他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运气好，而不是依靠任何人或事。大卫·哈伯斯坦曾称他是“美国最威严也最专横的记者”。艾尔索普和莫勒向美国政治领导人和国会成员们游说，请他们拯救中国。子文结识的人中还包括总统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和陆军部助理部长约翰·J.麦克洛伊。
子文最有影响力的朋友是罗斯福总统的亲密助手、绰号“软木塞”的汤米·科科伦。在罗斯福的前两任期间，科科伦成了政府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虽然并非白宫的正式工作人员，科科伦却成了罗斯福手下的头号“笔杆子”，他起草了“新政”期间的大多数法律法规，并使之在国会得以通过。白宫里有他这样的秘密操作者，罗斯福总统感到非常欣慰。他们这种人一旦变成行使总统超自然权力的巫师，就可以为所欲为。由于罗斯福总统在白宫的时间不是一般的长，科科伦的影响力也比子文的其他朋友都大。1941年，由于在国会山树敌太多，科科伦离开了联邦政府（不过并没有离开罗斯福的小圈子），自谋生路。他继续帮助罗斯福，并参与到罗斯福的亲属和朋友们的各种生意中。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变成了一个要价很高的律师，常会把政府的内幕消息高价透露给那些大公司。人们四处盛传他的这种不正当行为，虽然经过几次正式调查，最终都没能对他提出诉讼。接替科科伦担任罗斯福总统国内事务首席顾问和全权代表的是哈里·霍普金斯。
上述这些人都明白，罗斯福倾向不遗余力地帮助中国。由于其家族与上海鸦片贸易有着很深的渊源，他的亲属们从来没有放弃恢复这种关系的念头，总统本人似乎觉得自己对中国非常了解，不需要任何事实、经验和细节加以证明。像亨利·卢斯之类的所谓的“中国通”一样，罗斯福对东方世界充满了五彩缤纷的理想主义式的想象。通过在华盛顿的外交官们，宋子文和孔祥熙了解到了这些情况，于是他俩便利用自己多年来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的身份多次给罗斯福总统去信，跟他培养感情，还把茶叶作为礼品送给他——这事先经过了精心考虑，茶叶不是什么贵重东西，不会被当成贿赂而遭到拒收。子文还送给罗斯福一艘木制海南舢板模型。类似的接触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白宫最终确认了子文的外交身份。因为罗斯福的亲信都跟他成了朋友，精明而又慷慨的子文又不断加深与这些人的关系，最终建立了一条连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直接通道。
11月的选举确定了罗斯福的第三届任期，事情的进展速度开始大幅加快。1940年12月2日，大选结束刚刚一个月，罗斯福便要求给中国提供一亿美元的贷款，并得到国会的批准。《生活》杂志向美国人打保票，说这笔交易非常划算。“为了这一亿美元，中国人承诺将把112.5万名日军士兵牵制在中国境内，让日军那强大的海军舰队继续封锁中国的海岸线，这样便会放缓日军对与美国利益攸关地区的进攻速度。这个价格已经够便宜了。”卢斯知道，便宜事找上门来，美国人是不会拒绝的。
这笔贷款的来源有两个部分，其中5 000万美元由沃伦·李·皮尔逊的进出口银行提供，另5 000万由小摩根索的财政部提供——也就是说，负责发放贷款的两个人都是子文的牌友。财政部的贷款将用于“帮助稳定”因孔祥熙无节制地疯狂印钞而严重膨胀的中国货币，而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则将用来支付子文以中国政府的名义从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公司采购的食品、汽油、坦克和卡车等物品的费用。
为了管理这笔数目巨大的款项及后续复杂的交接事宜，子文成立了数家公司，主要有总部设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环球贸易公司和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美国人的援助要经过好几道手续：先由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提出提款请求，然后由环球贸易公司拿着这些钱购买各种物资，最后再把买来的物资装船运到中国。
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负责人是汤米·科科伦的弟弟戴维，汤米·科科伦则担任该公司的总顾问。担任公司秘书的是华盛顿的“百事通”、与战略情报局（后来又同中央情报局）有关联的怀丁·魏劳尔。陈纳德在航空领域业务的大多数股份被中央情报局接管后，魏劳尔最终成了陈纳德在中国的“商务合伙人”。罗斯福总统的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戴拉诺的本家叔叔也在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担任董事，此人属于罗斯福家族中早先在上海从事贸易的那些人。子文曾经说过，他去美国是为了家族事务。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所谓的“家族”指的是宋氏家族、罗斯福家族和科科伦家族。
尽管子文是财政部那数亿美元贷款的经手人，且他与那位财政部部长及国务院里的其他几名高级官员之间的关系也非比寻常，但在财政部的档案里却没有发现他本人及宋家其他人的任何踪迹。从司法部找到的一份联邦调查局的文件显示，1940年，财政部和联邦调查局曾根据小摩根索的指示对子文进行过调查。那次调查被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为了“内部安全”而对“他的财务处理情况进行一次分析”。小摩根索对调查结果一定感到非常满意，因为自调查结束后，他和子文便成了亲密的朋友。不过财政部显然是把这次调查的档案资料都销毁了。
人们已经注意到，“二战”期间美国本土吸食海洛因的现象已经大幅减少。这主要是因为战争期间毒品贸易遭到严重破坏。然而，中国国内的毒品贸易却从没有真正中断过，除了短时间受到几次干扰外，国民党将领和青帮大佬们一直在跨过日本人的防线从事毒品交易，生意做得非常火。1937年年底美国制裁中国外交官事件之后，根据《借款条约》拨付的一亿美元算是美国人给蒋介石政府的一次补贴，这笔钱代替了毒品出口，成为蒋介石政府主要的外国补给。
这笔贷款兑现后，中国毒品立刻不再是美国政府关心的社会问题了，这种快速变化引起了很多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不过财政部的档案里并没有对《信息自由法》的质问做出任何回应。
关于毒品的问题，财政部的工作人员多年来从中国发回了很多相关报告，国务院的特别档案室里也保留着这些报告的副本，但财政部和毒品管理局却声称不知道这些档案的存在，这造成了一种很有意思的局面。所有这些报告中都没有直接提到宋子文的名字，因此没有任何他参与海外毒品贸易的佐证。至于报告中间接提到子文名字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他手下的员工和经常跟他出国访问的随行人员积极参与了向美国大规模走私毒品的活动。
当时美国政府做出决定，向鸦片生产国提供“替代性农作物”和大量的经济援助，以对其在毒品交易方面的损失进行补偿。从美国政府当时的各种政策来看，其禁毒政策很可能是在与蒋介石进行第一笔一揽子交易之后制定的。
10月，委员长派陈纳德到华盛顿帮助子文。中国空军需要飞机。陈纳德跟子文的朋友们一起商讨了很长一段时间，制订了一个采购计划，并试图找到愿意把战斗机卖给他们的厂家。业余时间里，他则抽空去探望约瑟夫·艾尔索普和罗斯福总统的另一位“厨房内阁”成员、经济学家劳克林·柯里。
子文曾告诉财政部部长小摩根索，中国需要500架飞机。而小摩根索则告诉他，这就像要500颗星星那么难。美国已经跟英国签署了供应大量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协议，不过陈纳德获悉柯蒂斯—怀特公司正准备把英国人不愿意要的100架P–40战斗机运往英国。这种飞机机身重、速度慢，还装有防弹装甲，英国人看上的是型号更新、速度更快的美国飞机。陈纳德把有关这批飞机的消息告诉了子文，英国人立刻得到承诺：如果他们同意把这批战斗机转售给中国，那么他们将得到更好的飞机。
日本人此时已经封锁了中国的海岸线。为了通过英属缅甸这个大后门，穿过600多英里人迹罕至的山区把各种补给品运到中国，盟军开始修建滇缅公路。陈纳德的飞机将被装在木条箱子里运到仰光，并在当地进行组装。这些飞机将用来保卫滇缅公路上运行的车队，并负责重庆的空中防务。
子文聘请威廉·波利，也就是那位把这些命运多舛的战机卖给蒋夫人的那个人来负责装配这批飞机。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波利专门成立了“中央飞机制造公司”。
接下来的工作是寻找飞行员。1907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任何一位“宣誓效忠外国人”的美国公民都将被取消美国国籍，因此从美国招收战斗机飞行员到中国参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1936年，国务院曾用这条法律作为武器，制止那些忙着赶去参加西班牙战争的美国人，很多美国飞行员因为正在为（或者正准备为）西班牙“邪恶的一方”驾驶飞机而被没收了护照。出于自己的浪漫情怀（而不是政治动机），大名鼎鼎的美国王牌飞行员弗兰克·廷克也去了西班牙。由于表现出色，他获准驾驶最新式的苏联战斗机与苏联飞行员们并驾齐驱。但在回国后，他却遭到了国防部和联邦调查局的追捕，直到他在小石城一座旅馆的房间里自杀才告罢休。而仅在此事发生一年之后，华盛顿就要准备招募自己的空军飞行员去为亚洲的那位“佛朗哥大元帅”[1]效劳，这事如果传出去一定很没面子。
1941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悄悄颁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允许军人辞职与波利的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签署协议，跟陈纳德一起去跟日本人作战，一年后他们可以重新恢复美国空军军籍。招募人员分头去美国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进行宣传，协议的条件是每人每月750美元，另外还有差旅补贴、住房和每年30天的带薪休假，中央飞机制造公司还同意每击落一架日军战机奖励500美元的奖励机制。为了避免因没收参加西班牙战争的美国飞行员的护照而可能带来的心理上的不安，国务院开始为那些即将去中国的飞行员们准备假护照。从护照的内容来看，这些“美国志愿队”队员的身份分别是旅游者、学生、销售员、演员、银行家和传教士。
以传教士身份到中国的飞行员中，有一个外号叫“老爹”的海军陆战队飞行员格利高里·博因顿。博因顿嗜酒成性，拳头粗壮如树干。他第一次见到陈纳德便不喜欢他，“委座”和“龙夫人”每次到美国志愿队的基地来视察时，博因顿都喜欢捉弄他俩。此外还有一个名叫埃里克·希林的人，看到德国空军的战斗机上画着血口大张的鲨鱼，他把自己驾驶的那架P–40也涂上了同样的图案。陈纳德非常喜欢这个创意，便让三个中队的所有飞机都照样子画上鲨鱼。
日本人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在昆明和重庆轰炸了一年。1941年12月20日，当他们与保卫昆明的P–40战斗机中队在空中遭遇时，日军非常吃惊。美国志愿队的飞行员们利用这种机身沉重的战机俯冲速度极大的优势，沉重打击了三菱公司生产的Ki–21型双引擎轰炸机，迫使它们仓皇逃回位于河内的空军基地。三天后，美国志愿队又在缅甸南部参加了仰光战役。战斗一开始，日军便用“中岛”轰炸机和战斗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空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美国志愿队因其卓越战绩而蜚声国内外，昆明人将其称为“飞虎队”，这个名字很快流传开来。
“委座”每次看望飞虎队的消息都会成为美国的头条新闻。1942年年初，在昆明的一次例行视察中，“委座”和“龙夫人”在宴席上盛赞了美国志愿队。第二天上午，陈纳德陪着委员长和蒋夫人来到一架DC–2型飞机前，准备送他俩返回重庆。就在此时，博因顿率领7架保养精良的飞虎队战机咆哮着从空中俯冲下来，紧贴着那架DC–2飞机的机身飞过，吓得蒋介石和美龄俯身趴在了地上。
正是这种不拘陈规的做法使得飞虎队能够在空战中出奇制胜，但也正是这种做法使他们的使命突然中断，其背后的隐情成功地避开了公众视野。离他们招募还不到一年，一些飞行员便对其使命的神圣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产生了怀疑。博因顿对国民政府领导人的那种冷漠、傲慢和明显的欺诈深感震惊，他四处对人说，他可不甘心为充当美国宣传家和腐败暴君的爪牙而战死在P–40飞机上，不管死得光彩还是不光彩。
由于美国已经参战，美国志愿队的角色也将发生变化，飞行员们的军人身份、正常活动、正规工资和正式军装都必须恢复正常。陈纳德被重新任命为美国陆军航空兵准将，晋升到了新的军衔序列。为了掩护中国步兵，他那些性格粗野的手下承担了危险的低空扫射任务。同时，为了掩护那些速度缓慢的英国皇家空军“布伦海姆”轰炸机，他们还要冒着遭受日军地面炮火打击的危险进行低空侦查。飞虎队队员们哗变了。一份请愿书在队员中流传，请求他们签名支持集体辞职。如果他们算是平民的话，那么这么做就算辞职；如果他们依然算是军人，那么这么做就是哗变。美国陆军部认为他们仍然还是军人身份。34名飞行员中有28人签了字。没有签字的特克斯·希尔敦促同事们不要在这个危急时刻背叛祖国。希尔那满怀深情的请求打动了他们那落后的道德感，哗变失败了。不过，当军队后来又宣布这支部队将于1942年7月4日划归陆军航空兵管理时，队员们的怨气再次爆发。一直不喜欢陈纳德且因入伍时间早而地位比其高出一截的克莱顿·比斯尔准将下令飞虎队员们签字同意。
“如果你们不签字的话，”比斯尔咆哮道，“我将对你们执行重新征调入伍程序，如果需要的话，让你们去当列兵也有可能！”
队员们求陈纳德想想办法。陈纳德对他们说：“我很清楚我们将会遇到的所有困难，并且可能还会遇到更多，但这都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是要把日本人从中国赶出去，赢得这场战争。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神圣的责任。”
队员们并不认同他的看法。陈纳德现在虽然佩戴着美国将军的肩章，但他在蒋介石手下干的时间太长了，队员们签字与否对他影响不大。1942年7月4日，除了5名队员之外，其他人全都辞职了，这支继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义勇军之后最著名的战斗部队就此瓦解。为了掩盖此事，同时也为了利用其在媒体上的崇高声望，数以百计其他来到中国的美军飞行员也被称为“飞虎队队员”。美国现在为蒋介石承担了太多的责任，不想让其受到任何挑战。
蒋介石的抗战被宋子文说成是一场在坚忍不拔的国民党将领们领导下的英勇的抗日战争，但即便宋子文所说成立，那这场战争也是在以一种令人奇怪的方式进行。只有一次，即在1938年4月发生的台儿庄战役中，在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国民革命军向世人证明了只要有毅力，中国军队还是能够痛击日本人的。在这场战斗中，日本人受到沉重打击，中国人为此备感振奋，但蒋介石却下令军队不要乘胜追击。结果在台儿庄战役结束数周之后，日本人重新掌握了主动权。
蒋介石正在节约资源，准备跟共产党重新开战。在重庆稳住阵脚后，他便置民众于不顾。当时的情况，在法国历史学家让–谢诺看来，可以说是“日本人的暴行造成的苦难和国民党的无能带来的灾难交错在一起”。蒋介石很少尝试去阻止日本人的进军步伐，在为数不多的几次行动中，有一次他炸开了黄河堤坝。由于事先没有任何警告，三省11市的4 000个村庄被大水淹没，200万人无家可归，地里的庄稼也全被毁坏，而日军只被困了三个月。尽管记者杰克·贝尔登目睹了炸毁大坝的整个过程，蒋介石政府却试图把责任推给日本人，现如今的中国台湾当局依然持这种态度。用谢诺的话来说，蒋介石在军事上“极端无能，经常感情用事，且又专横独断”，但对自己他却是小心有加。每当共产党的部队似乎要进入“他的”领地时，他都会立即干涉，最终发生了整个战争过程中最残忍的一次暴行——一次没有日本人参与的事变，也就是“皖南事变”。
1940—1941年，蒋介石的势力范围有所减少，而共产党的控制区却随着日军占领区的缩小而逐步扩大。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领区，正规部队、游击队和民兵英勇作战，取得了丰硕的战果。但每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扩大了自己的地盘，蒋介石就会派出军队袭击共产党的部队，而不是去打日本人，以阻止对手夺取更多的领地。这是一场战争中的战争。蒋介石安排了50万军队封锁位于中国西北的八路军占领区。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内容之一，便是将毛泽东的红军交由国民党统一指挥，现有的陕北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另一支留在南方的共产党军队则改编为新四军。1941年，在国共两党的联合指挥下，新四军奉命在长江南岸青帮的地盘开展行动。
青帮的活动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受到严重的破坏。虽然头顶国民党少将军衔的杜月笙已经明智地跑到了重庆，但青帮在日军占领区的活动仍一如往常。杜月笙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上海的青帮总部暂由他手下掌管码头事务的顾竹轩主持。除此之外，委员长还把长江下游地区的一切军务全都交给了顾竹轩的弟弟顾祝同将军。
为了袭击南京和上海之间被敌军占领的主要铁路以及南京和汉口之间的公路，新四军于1940年12月进入了顾祝同的地盘。青帮和日军在这片地区有一些合作，日本人允许青帮在这里从事鸦片走私和其他黑社会活动，作为回报，青帮则答应保障日本驻军及长江流域内日本企业的安全。
顾将军跟蒋介石一合计，觉得新四军的出现对他来说是一个威胁。他命令新四军立刻跨过长江，转移到江北的一处指定地点。新四军的指挥官抗议说，这会让他们直接面对日军重兵把守的地区，而顾祝同的目的正在于此。转移过程中，新四军的主力部队选择了一条相对来说更为安全的路线，其军部、参谋人员、护理人员、女政工干部和后勤人员等紧跟在后面，一支5 000人的小规模部队负责掩护他们。被甩在后面的这支混合部队试图跟上前面的主力部队，不料却在1941年1月突然遭到顾祝同将军手下一支力量强大得多的军队的袭击。除军部工作人员、女干部和护理人员之外，其他人全部被杀害。留在后面负责掩护的5 000名士兵也全部遇难。后据幸存者回忆说，军部的参谋人员当中，男性也全都被杀害了。新四军军长叶挺被逮捕，而担任副军长的共产党人项英（他曾在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逃过一劫）遇害。新四军妇女独立团的共产党人和女政工干部（她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在校学生）则被数百名国民党士兵轮奸，之后她们被关在距离遇袭地点不远的军营妓院里长达一年半的时间。这些妇女染上了性病，一些人选择了自杀。后来她们又被迫背着士兵们的行李，经由陆路转移到了另一所集中营。
白修德将此次“皖南事变”称为“中国内战中查理一世[2]的那颗人头”。
制造这起暴行的顾祝同将军最终被提升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
皖南事变的详细细节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向在重庆的蒋介石发去一封电报：“那班玩火的人，不要过于冲昏头脑……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
此次事件发生后，虽然国共双方表面上仍维持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一涉及各自的直接利益，统一战线就会被扔到一边。后来白修德曾就此次事变采访了蒋介石，委员长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日本人只是皮毛之痒，而共产党却是心腹之患。”
尽管蒋介石对战争的处理方式颇为可疑，但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中国在美国眼里的地位在一夜之间便发生了改变。袭击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当宋子文跟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谈话时，诺克斯忘记了跟他谈话的人的身份，他紧握拳头猛砸在桌子上，然后咆哮道：“上帝可以作证，子文，我们将把那些黄皮肤的杂种们杀得一个不留。”
之后不到三周，子文便被任命为新外交部部长。一些人对此任命感到难以理解，他们认为这会使其不能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金融政治。他们错了，这个新的头衔给他增加了为重庆讨价还价的砝码。
1942年1月初，子文与财政部部长小摩根索见面，并向他转达了委员长的请求：再给他贷款5 000万美元。小摩根索不明白他要这些钱干什么用，他指出，根据《借款条约》，美国已经给了中国价值6.3亿美元的物资，目前都存放在缅甸的库房里。子文耐心地解释说：“委员长希望获得10亿美元（英美两国各出一半）的物资储备供其随意取用。”虽然华盛顿出现了一些怨言，总统还是把贷款的事提交给了国会。1942年2月7日，国会批准如数提供这笔贷款。于是蒋介石又发电向他的新外交部部长发出新的指示，他坚持要求这笔贷款必须没有任何具体担保，不算利息，无偿还条款，也不设定使用条件。最终，蒋介石按照自己的要求获得了这笔贷款。
委员长对这笔交易一定感到很满意。现在他已经拥有了取之不尽的资源保障，因为一旦做出这样的保证，美国人就不得不继续支持他。他有权随意取用这些款项，且无须向国会议员和公众说明其具体用途。然而，此时已经担任中缅印战区美军高级军官且与宋氏家族过从甚密的约瑟夫·史迪威却对蒋介石及美国的援助有了自己的看法：
我从未听蒋介石因我们提供的帮助而对总统或我们国家说过哪怕一句感谢的话。每次刚答应他的要求，他总是会再要更多。他总是抱怨我们给他的物资太少……他会说，中国人已经打了六七年的仗，可我们实际上什么东西都没有给他。从外交的角度来看，追究蒋介石自1938年以来到底采取了哪些军事行动当然很不明智：因为他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
[1]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892—1975），西班牙内战期间推翻民主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军队领袖，法西斯主义独裁者，西班牙长枪党党魁。——译者注
[2] 查理一世（Charles I，1600—1649），因在位期间与议会争权，导致内战，后被克伦威尔的军队击败，并被送上了断头台。——译者注
第十七章 示爱美国
美龄在去美国大显身手之前，她首先在温德尔·威尔基身上小试了一下自己的魅力。威尔基在1940年的大选中败给了罗斯福，作为安慰，他于1942年秋被派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他们两人在重庆照了一张很有意思的照片，照片中的威尔基一头凌乱的黑色长发，满脸稚气，看起来像个体重超标而又面临中年危机的在校学生。操着一口佐治亚州口音英语的美龄则表现得极为放肆，就像东方的斯嘉丽·奥哈拉[1]，红颜渐衰，却风韵犹存。时任美国外事局驻重庆工作人员的约翰·帕顿·戴维斯目睹了美龄如何施展她的魅力：
毫无疑问，宋家小妹表演了一出她的拿手好戏。在主持一次救济组织举办的茶话会时，身披空军中将披风的美龄以女性毫不设防的娇柔讨好威尔基。她坦承道，从见到威尔基先生的那一刻起，“她的心就乱了”。这种表白显然让总统的这位特使非常高兴……有意思的是，此事还影响到了这位独身主义者的判断及之后政治事件的进程。
然而，威尔基却怒气冲冲地否认了此事，他解释说当时的情况根本不是上面描述的那样：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蒋夫人对孔博士和孔夫人说：“昨晚吃饭的时候，威尔基先生建议我去美国进行一次友好访问。”孔氏夫妇转过头来看着我，似乎在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说道：“没错，我知道这个提议没错。”
随后孔博士严肃地说道：“威尔基先生，你真的希望这么做吗？如果是真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对他说：“孔博士，从我们的谈话里你应该能够明白，我坚定地认为，让我的同胞了解亚洲面临的问题以及亚洲民众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我坚信未来的世界和平也许就在于公正地解决战后东方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
“必须从这一地区挑选一位有头脑、口才好且极具道德力量的代表去帮助我的同胞们了解中国、印度以及这两个国家民众的相关情况。蒋夫人将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她那高超的能力（我想她会允许我私下里这么讲）以及她对中国事业的鞠躬尽瘁在美国已是家喻户晓。她会发现，她不仅受人爱戴，而且影响非凡，美国人一定会愿意聆听她的演讲。她聪明而又富有魅力，慷慨大方而又善解人意，举止优雅、仪态端庄、容貌迷人，信念炽热，她正是我们需要的那种客人。”
不管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总之威尔基已经被美龄搞得异常兴奋，被委员长哄得晕晕乎乎。他急匆匆地返回美国，在电台和报纸杂志上与他的同胞们分享他对中国之行的感悟。
在参战的那些年月里，一则名为《特里与海盗》的连载漫画在美国广为流行。漫画描述的是一个以美国志愿队队员为原型的年轻美军飞行员在中国的各种冒险经历，漫画中的很多人物都源于现实，人们常能从新闻报道中认出他们来。该系列漫画还介绍了很多东方人物原型，如能干的苦力“大罗锅”和神秘的“龙夫人”等，这些形象后来都永久性地保留在了美国的民间故事当中。每当遇到危险，年轻的特里·李便会在千钧一发之际被那位如邪恶的精灵教母一般飘忽不定的龙夫人从魔爪之下救出来。虽然把“精灵教母”和“龙夫人”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有些矛盾，但一位身材性感苗条、内心邪恶甚至还可能非常恶毒的精灵教母的形象是如此引人入胜，想必是能够满足那些虔诚的清教徒们的生理欲望。当然，“龙夫人”这个词最早被外国人用来称呼慈禧太后，近来则不止一次被当成了蒋夫人的诨名。很显然，连载漫画中龙夫人的原型就是源于充当美国志愿队精灵教母角色的美龄。由于复杂的问题早就被以简单的漫画形式表达了出来，因此美国人在收听温德尔·威尔基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时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
眼光敏锐、在中国从事橡胶贸易的李国钦是个百万富翁，他于1941年来到美国，并在纽约定居下来。他向宋子文汇报了美国人对威尔基讲话的反应：
温德尔·威尔基的这次东方奇幻之旅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响应。他的中国之行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那真诚而又真挚的报告令人难忘，并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1942年10月26日晚，威尔基先生通过全美所有的广播电台向美国人民广播他的访华报告，有史以来，还没有哪个普通公民能号召这么多的人收听自己的演说。
《纽约先驱论坛报》在第二天的报道中道出了美国人对此事的反应：“威尔基先生所鼓吹的是一个崇高的真理，它与美国在国内外的责任息息相关。”……
……威尔基先生的一些亲华言论激起了一些反对声音。威尔基指出，因被美国人“拙劣的工作”戳得到处是洞，盛满亲美善意的那个蓄水池正在不停往外漏水……人们的反应……再清楚不过了……
在其被广泛阅读的专栏“威尔基先生在亚洲”中，沃尔特·李普曼警告说：“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没有权力来质疑我们诚意的人。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为拒绝出卖中国而做出的一切，比在讨论战争目的和自由公正等问题时所说的任何话都重要得多。”
他的反应表明，即便是在为了保持团结而压制分歧的时候，美国人对任何针对其忠诚程度和对华援助的质疑依然非常敏感……
当然，我们应该澄清我们的立场，尽一切可能让美国人明白其中的真相，并就美国参战的真实原因与公众发言人取得谅解……这项工作似乎应该由在美的中国宣传人员和宣传机构来负责。
很显然，这份差事得由“龙夫人”来承担。
美龄即将访问美国的消息传到远在华盛顿的宋子文的耳朵里时，立即引起了他的强烈反对。美国是他的地盘，宋家不能同时有两人在这个针尖上跳舞。
美龄没费多大力气就说服蒋介石同意她出访美国。重庆当时有谣传称，委员长和他的“达令”[2]（美龄要求蒋介石这样叫她）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婚姻危机。时任美国国务院驻重庆政治观察员的谢伟思小心翼翼地将此类谣言做了如下归纳：
有关蒋家内部家庭矛盾的事情在整个重庆城传得沸沸扬扬。由于委员长跟夫人之间关系紧张，委员长又找了一个情妇。每个听过这个故事的人都对它添油加醋一番，然后再告诉别人。这事竟然闹得满城风雨，说明它似乎并非空穴来风。
正常情况下，这种有关政府领导人私生活的流言蜚语本不该出现在这样的政治报告中。然而，中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这些流言牵扯的人是一个独裁者，他与其妻子家族间的关系又非常之重要。这种关系已经因为委员长与宋子文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有所削弱。如果本性傲慢古板的蒋夫人与她的丈夫公开决裂，宋氏家族必将分崩离析，从而在国内外带来严重影响。即使目前的这种情况传到外国人的耳朵里——这几乎已是必然之事，外国人早晚会知道的，委员长和夫人的声望也将受到严重损害……
夫人现在提到委员长时，只是会用“那个男人”这个词……
夫人还抱怨委员长现在只有在去见“那个女人”时才会把假牙戴上。
有一次夫人去委员长的卧室，看到床底下有一双高跟鞋，便把那双鞋从窗户里扔了出去，砸到外面卫兵的头上……
委员长有一次连续4天没有见客，因为他在跟夫人吵架时，被夫人用花瓶在头上打了个大包……
尽管如此，大部分观察者相信，由于权力的利害关系对宋家人可谓是至关重要，他们（孙夫人对此无所谓，但孔祥熙恐怕要算上一个）一定会尽全力阻止他俩公开决裂，夫人也会放下架子，接受现实。
这些流言并非都是无中生有。20世纪40年代确实还有其他女人跟委员长在一起，其中包括他原先的小妾姚小姐。1942年，蒋介石还跟前妻（第二任妻子）陈洁如重修旧好。为了给他与美龄的婚姻扫清道路，蒋介石在1927年出钱把陈洁如送到了美国，现在她又悄悄回到国内跟蒋介石住到了一起。没过多久，她又一次怀孕了，孩子将在1944年春末出生。很显然，虽然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二人的婚姻几无可能，但蒋介石对陈洁如一直是旧情未了。
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与宋家联姻所带来的社会、财政和政治上的好处已成既定事实，为了便于上位而与美龄结成的婚姻关系又几乎没有一点儿可供继续维持下去的基础。此外，蒋介石早已充分利用了这些好处，现在却在逐渐失去这一切，而宋家人对此却无能为力。与此同时，美龄对蒋介石的愚蠢无能和装腔作势也逐渐产生了厌倦之情。在蒋介石的世界逐渐关闭的同时，美龄的世界却开始向外扩张，现在她已经成了一位国际名媛，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女人之一。人们不断提到她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巨大价值，这一定触到了蒋介石的痛处。
不知是何原因，美龄也一直没有为蒋介石生过孩子。蒋介石的两个儿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蒋纬国已经离开纳粹德国国防军回到国内，他跟继母的关系一直不好。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也在1937年带着一位苏联妻子从莫斯科回国。到机场迎接他时，委员长转过身来对他说：“来见见你的新妈妈。”
“那不是我妈妈。”蒋经国大喊一声，然后怒气冲冲地大步离开，直接去了自己的出生地溪口。在那里，他的亲生母亲正等待着他的到来。这是蒋经国和美龄争夺蒋介石权位的开始，在以后的数十年里，两人之间的争斗曾数次出现戏剧性的高潮。
对美龄来说，雪上加霜的是，她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到1942年时，她的病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她的肋骨和后背都有旧伤，还因身体虚弱、长期失眠而导致神经衰弱，大量抽烟也导致鼻窦出现问题，此外，她还患有阻生的智齿和慢性荨麻疹。肋骨和后背受伤是在1937年，当时她到抗日战线视察，正坐在一辆防弹车里冒着敌军炮火往前行进，不料一个轮胎突然爆裂，车身倾倒在地，在地面上翻滚了几圈，结果把美龄从一扇弹开的车门里甩了出去。她的肋骨断了几根，脊椎被扭伤，并且还有脑震荡。由于神经压迫导致后背下方腰部周围的肌肉僵硬，背痛一直折磨了她5年。在这段紧张时期，任何一点儿焦虑都会让她全身长出大量的“红疹”。简单而言，这位“公主”现在已经成了一位睡在干豆子上的神经紧张的病人。
美龄需要到美国治疗一段时间，对这个理由，子文无法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美龄当时已经45岁了，据知情人透露，蒋介石还怀疑她患有癌症，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好好检查一下。
位于重庆西北200多英里的古城成都郊外，劳工们正在为美军的远程轰炸机修建一座庞大的机场，以便它们从这里起飞去袭击日本本岛。1942年11月某日凌晨4点，天气十分寒冷，从环球航空公司租来的一架名为“阿帕奇”的波音S-307高空客机已经整装待命，准备从成都起飞，此时，一支车队引领着一辆救护车进入了跑道。从车上下来的有蒋委员长、美军第十航空队指挥官克莱顿·比斯尔和其他15名中美双方将校军官。躺在担架上的蒋夫人被人从救护车里抬下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抬上了飞机。这架高空客机的机长名叫康奈尔·牛顿·谢尔顿，以前曾是一位中美洲的丛林飞行员。为了接这位神秘的乘客，他驾驶飞机从美国飞到了中国，但直到此时他仍不知道自己接的这个人的身份。同时登机的还有两位美国护士以及美龄18岁的外甥孔令伟。从美国来华的一路上，在穿越南大西洋、非洲和印度时，飞机的发动机总出毛病。但在返程途中，他向南经由“驼峰航线”[3]返回美国，飞机在寒冷的气流中却一直飞行得非常平稳。
这是第一架设有密封舱的四引擎客机，飞机上只有蒋夫人等人和机组人员，因此整个旅程非常舒适。尽管如此，由于身体状况极差，一贯极度活跃的蒋夫人在整个旅途中一句话也没跟谢尔顿说。由于没有明说的原因，谢尔顿也接到过命令，不允许他跟她讲话。这暗示着她的病情也许已经相当严重，无论如何不能让公众知道。
飞机抵达棕榈滩后，美龄身体有所好转，她坚持在这里住上一晚。随后为了安全起见，谢尔顿换了一架C–54客机载着美龄飞抵纽约米切尔基地。尽管没有明说，但此后每逢出国，美龄都会坚持让谢尔顿来当她的飞机驾驶员。后来美龄得知谢尔顿的梦想是在拉丁美洲开一家自己的航空公司，她便借给他25万美元，成立了一家生产飞机可移动座椅的公司，公司财务由孔令杰掌管，美龄则持有该公司50%的股份。
由于在棕榈滩住了一夜，美龄于11月27日抵达纽约，比预定时间晚了一天。不过哈里·霍普金斯仍然以总统代表的身份赶到米切尔基地来迎接她的到来。霍普金斯记录了当天的情形：
我事先已经做了安排，为了尽可能不让外人知道她到了美国，飞机只能在军用机场降落，因为中国人不想在她住院前让外界知道她的行踪……我接到了蒋介石夫人，然后陪她坐车一起来到哈克尼斯大楼，他们把12层都给她包了下来。
在路上她对我说，她希望总统能够明白，她来美国没有其他目的，只是为了疗病休养。然而，她接着又提了很多与中国和美国有关的问题……
她表示，对日对德这两场战争终将取得胜利，但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击败日本人……这么有说服力的言论以前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
她认为史迪威根本不了解中国人，他还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逼着蒋介石把手下最精锐的一个师派到了缅甸，结果全军覆没。（在日军的压力下，中国的第55师消失在热带雨林之中，再也没有露面。对此，史迪威曾惊叹道：“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糟糕的事。”）她说蒋介石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这么做的……
很显然，她不喜欢史迪威，对陈纳德却赞赏有加。她花了很长时间来解释《生活》杂志上一篇猛烈抨击英国政府的文章。她说那篇文章也代表了她的观点，因此非常希望我也能读一读。
我告诉她罗斯福夫人想见见她，并安排好二人于第二天上午在医院会面。
对于一位要在病床上度过11周的人来说，这个安排有点儿过于武断。第二天美龄见到埃莉诺·罗斯福时，她的状态显得非常好，因为这位第一夫人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真想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帮助她，照顾她。”
美龄的确接受了医学治疗。她的智齿被拔掉了，鼻窦炎也有所减轻，这一切都是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她在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的哈克尼斯大楼登记时用的是假名，美国人还是安排了一大队联邦特工负责安保工作。美龄在哈克尼斯的一切活动均由哈里·霍普金斯和宋子安的未婚妻胡其英一起安排。胡其英是宋氏家族控制的广东银行旧金山分行总经理胡筠庄的女儿。负责美龄治疗事宜的是罗伯特·洛布博士，在这里陪她的则有她的两个外甥女孔令伟和孔令侃——为了讨姨妈欢心，令侃专门请假从耶鲁大学赶了过来。美龄最小的外甥孔令杰则坐着飞机赶赴美国各地，给美龄安排公开访问的路线。
在曼哈顿期间，美龄听说温斯顿·丘吉尔要到华盛顿会见罗斯福总统，于是她便给首相写了一封信，提议他在途中到纽约看看她。丘吉尔则在回信中提议说，蒋夫人不妨跟他一起到白宫与罗斯福总统共进午餐。后来丘吉尔回忆说，他的邀请“被略带傲慢地拒绝了”。尽管如此，“蒋介石夫人没有到场虽然有点儿遗憾，但总统与我在他的房间里共进午餐，过得还是挺愉快”。
美龄抓住时机，充分享受总统给她提供的种种便利条件。出院后，她到位于海德公园的总统疗养地住了两周。在那里，除了跟小狗逗逗乐之外，她还起草了去国会演讲的发言稿。费正清记录了她在那里的一些情况：
极力反对对红极一时的蒋夫人进行夸张宣传的是人赛珍珠。作为罗斯福总统的客人，她的表现实际上就像一位任性的公主。赛珍珠曾因于1934年出版《大地》一书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因此成了全美闻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后来她曾跟我们讲过一个能说明其上述观点的事例，她曾接到过蒋夫人的女仆从海德公园打来的紧急电话，电话中说：“请立刻过来。夫人想见你。”于是赛珍珠赶快从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小镇普凯西赶到海德公园。到达之后她才尴尬地发现，夫人要找的人并不是她，而是夫人的女佣陈珍珠。真是太丢人了！
应罗斯福总统夫妇的邀请，美龄于二月初住进了白宫。她给那里的服务人员没留下一点儿好印象：尽管她要求给床上铺上丝绸床单，但事先还是做了周全的考虑，自己从中国带了一些来。不过她要求床单至少每天更换一次——如果夫人在“炕”上小憩或坐一会儿，床单更换得就更频繁了。据白宫男管家阿隆索·费尔德讲，她的床单每天都要换四五次。无论她在白宫的什么地方，当需要男仆或女佣的时候，她总是不用蜂鸣器或电铃，而是按照中国人的方式拍拍手掌，工作人员们对此颇为不满。她还坚持让人把两位护士及令侃和令伟的饭菜送到她的房间里。令伟的一身装扮让人印象深刻，总统总是开玩笑似的喊她“小伙子”。
与罗斯福总统夫妇一同用餐期间，总统询问她和委员长如何处理战争期间矿工罢工的问题。美龄没有作声，只是用一根染色的长指甲冲着喉咙横着划了一下，让在座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罗斯福干笑了两声——埃莉诺看了看他，然后问美龄：“你见过？”埃莉诺私下里曾这样说道：“在民主问题上她只是说的漂亮，却并不知道民主是什么样子。”此话传出去后，记者纷纷就此事询问美龄，她却拒绝发表意见。
白宫的秘书人员对美龄也颇为厌烦，因为她的每份演讲稿或文章都要修改七八次。在美国国会里的演讲将是她最重要的公开声明，因此她在北美各地之间进行闪电访问时不断重复其中的要点。由于现在她的病已经痊愈，因此可以从“官方的刻意掩护中走出来，向人们展示此次美国之行的另一个更重要目的”。
她在美国公众眼中也并非毫无名气。亨利·卢斯一直不遗余力地在其公司的杂志上提升她的形象，道布尔迪—多兰出版公司于1941年还出版了项美丽撰写的《宋氏三姐妹》一书。项美丽在上海待过，跟霭龄还是好朋友，因此在分析宋家人复杂的个性、左右逢源的经济手腕和模棱两可的政治立场方面一点儿也不费劲。庆龄对项美丽关于她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分析持有异议。孙文那位已近暮年的保镖马坤给项美丽传信说，孙夫人“不是共产党，她也不希望你跟别人讲她是共产党”。项美丽对此愤愤不平，后来她解释说：“竟然有人敢当着我的面撒谎，我感到非常震惊。”
在那些费尽心思挖掘题材的美国媒体界标题党们看来，美龄简直是在“入侵”美国，并“用她的魅力征服了这个国家”。他们像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那些干瘪的老太婆一样在办公室里围成一圈，不遗余力地赞扬美龄，宣称“蒋夫人每到一处，都能引起轰动”。《新闻周刊》关于她二月在国会发表演讲的报道也引人入胜：“演说效果令人陶醉。身穿黑衣的夫人身材显得格外娇小。她穿着一件长款紧身黑色旗袍，下摆的开衩刚好到膝盖。一头平整的黑发简单地盘在脑后，她佩戴着价值连城的翡翠饰品，修长的手指涂着红色的指甲油，脚上则穿着透明长筒袜和略显轻佻的高跟拖鞋。”
美龄的演讲材料同样异彩纷呈。在正式演讲数周前，其内容就已一点一点地透露给了媒体。关于中美之间的亲密关系，演讲材料中是这样写的：“我们两个伟大国家之间长达160年且从未因误解而受损的传统友谊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关于中日交战的问题，她如此说道：
一直存在一种低估我们对手力量的倾向。日本人于1937年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时，各国军事专家都觉得中国毫无战胜之希望。但是，当日本人没能像它自己吹嘘的那样让中国臣服在它的脚下时，世界各国在感到的欣慰同时，声称他们高估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尽管如此，在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后，贪婪的战火无情地蔓延到了太平洋上……在这种情况下，舆论又倒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不要忘记，在全面侵华战争头4年半的时间里，中国是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对抗日本人的残暴进攻的。
尽管她的演讲材料像一篇经过“精雕细琢”的散文，美龄在国会发表的演讲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她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与华盛顿媒体界进行了一次更为重要的接触，有172名记者来到现场，准备再次感受她的风采。美龄身穿一身礼服，上面巧妙地别着一枚中国空军的翼形徽章。记者们就一些敏感问题向蒋夫人和总统连连发问：
有报道称中国并没有动用全部的军力，不知此事是否属实？听了这个问题，蒋夫人显得很生气。她回答说，中国有多少弹药，就有多少人在战斗。总统也说过，我们需要更多的弹药。中国已经训练了一些飞行员，但没有足够的飞机和燃油。
中国将从哪里得到这些物资装备呢？蒋夫人谦逊地转身看着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个人曾处理过很多重要的问题，也经历过很多危机，因此她认为可以安心地让他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场的记者们微笑着看着她干净利索地把球踢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面无惧色的总统捡起球来撒腿就跑，拼命地跑。他回答说，目前把飞机和各种物资运到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美国还是在尽最大努力做这件事。总统接着说，如果他是中国政府官员的话，肯定会问：什么时候再多给点儿，为什么不多给我们点儿？但作为美国政府中的一员，他不得不如此回答：上帝能让我们多快我们就多快吧。说完这番话后，总统满意地向后靠到了椅子上。
下一个问题是问蒋夫人的：针对如何加快美国对华援助步伐的问题，她有什么建议。美龄目不斜视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转身看着总统，说道：“他刚才已经说过了，上帝能让我们多快我们就多快。”不过她还记得有这么一句话：自助者天助之。
一位专栏作家被这场表演弄得有点应接不暇，他说道：“某一天他们也许会让海伦·海丝来扮演她的角色，不过她绝对不会比蒋夫人演得好。”1943年3月1日，美龄再次光荣地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但是，在白宫的生活并非都是一帆风顺。把美龄像女儿一样看待的埃莉诺·罗斯福对她失去了好感。白宫的工作人员一致认为她是罗斯福总统当政以来最难伺候的客人。1943年2月，白宫大管家往财政部部长小摩根索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美龄获悉一批英国薄荷香型香烟刚刚抵达纽约，她希望财政部部长下令海关收税员立即放行这批香烟。小摩根索的手下发现这批香烟还在船上没卸下来，但白宫那边一个劲儿地打电话催。盛怒之下，小摩根索的办公室派财政部的一个办事员去把货提出来，用飞机直接运到了华盛顿。
经历此事之后，再听到小摩根索跟其下属说的这番话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总统简直快疯了……准备把她撵出这个国家。”
尽管非常恼怒，但罗斯福不得不维护美龄在公众面前的声誉，因为这影响到他的对华政策。还有很多宏大的活动计划在等待着蒋夫人，策划这些活动的便是“舞台艺术大师”亨利·卢斯。
此时的亨利·卢斯正忙着帮助前传教士加赛德把8个援华慈善机构合并成美国援华联合会，这样可以减少间接费用，从而把更多的钱拿去援助中国人。卢斯捐出了6万美元，并安排《时代周刊》负责宣传工作的奥蒂斯·斯威夫特和道格拉斯·奥金克洛斯参与此事。随后卢斯还拉来了托马斯·拉蒙特、保罗·霍夫曼、温德尔·威尔基、大卫·O·塞尔兹尼克和其他一些名人同他一起担任援华联合会理事会理事。卢斯还以个人名义向《时代周刊》的读者发出呼吁，募集了将近25万美元的捐款。
截至1942年年底，美国援华联合会已经收到了1 700万美元的汇款。其中一些是由像亨利·卢斯这样有钱有势的富人捐的，不过也有一些来自小城镇里的普通民众。有一笔汇款还附带着一封信：“这是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史黛西读经班的一点小小心意。参加读经班的都是些妇女、孩子母亲和老奶奶，这些钱就是她们捐的。我们都不是什么富人，但我们了解孩子，知道什么能帮助他们健康成长。”不幸的是，一遇到孔祥熙那极端狂热的货币市场，来自史黛西读经班的那点微薄的捐款及其他人的捐赠就在一瞬间蒸发得干干净净。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1938年，物价增长了49%，1939年增长了83%，1940年增长了124%，1941年，增长了173%，1942年则变成了235%。进入中国的外国货币必须按照1∶20的官方汇率兑换成法币，但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则由黑市决定，而在黑市上，1美元能兑换3 250元法币。按照官方汇率，一盒美国香烟在重庆价值5美元，而在黑市上，5美元能买162盒香烟。因此，给中国的那数百万美元的捐款按照官方汇率兑换之后，其价值已经是寥寥无几。按照官方汇率，在中国建一座公共厕所需要花一万美元，这在重庆已经成了一个笑话。另一个例子就显得不那么有趣了：中国官员可能把援助款项拿到黑市上去兑换，从而获取不菲的利润。
卢斯手下驻重庆的记者白修德报道了一些诸如此类让人反感的事实，但卢斯不允许这类文章在自己的期刊上发表，甚至都不愿承认有这样的事情存在。由于卢斯对蒋家和宋家的认识存在盲区，他似乎根本不明白美国人的那些私人捐助都花到了什么地方。在美龄的协助下，他竭力去募集更多的捐款。他在全国各地不断安排宴会和演讲，为期6周的旅行路线贯穿了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地。
美龄到达的第一站是纽约。卢斯已经说服约翰·洛克菲勒担任“蒋介石夫人接待委员会”主任。这个委员会一共包括270名纽约各界的实力派人物，与他同时担任主任一职的还有亨利·卢斯。美龄凡事都要求最好，这一次她住进了华尔道夫大饭店的42层，只比卢斯夫妇的住处矮几层。每次她准备离开房间的时候，都会要求特工们对整层楼进行清场。美龄还不止一次在房间里磨蹭几个小时，最后决定取消外出活动。这在等待聆听她演讲的客人中间引起了相当大的厌烦情绪，因为在蒋夫人做出最终决定之前，他们不得不坐在那里干巴巴地等着她。
3月2日晚，她应邀参加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一次民众集会。当天晚上正好实行战时灯火管制，据一篇报道说，美龄“不得不在黑暗中，靠着护士手中的手电筒那微弱的亮光发表演讲”。文章的作者接着用美国人对蒋氏夫妇特有的奉承语气补充说：“不过她早就在比我们这里还要严格的灯火管制中锻炼过了。”
到广场花园发表演说之前，卢斯在华尔道夫饭店准备了一场经过精心安排的“私人”宴会，准备把美龄介绍给60位特殊的客人，其中包括温德尔·威尔基、哈普·阿诺德将军、保罗·霍夫曼、大卫·杜宾斯基、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以及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康涅狄格、马萨诸塞、罗宾岛、缅因、佛蒙特和新罕布什尔等州的州长。子文也应邀参加了此次宴会。
北大西洋各州的第一夫人们漫不经心地摆弄着面前的那一盘盘已经不太热乎的加了香草的咖喱牛排，她们的丈夫则不断清着嗓子，而蒋夫人却迟迟没有露面。最后，万般无奈的卢斯派人去美龄的房间催她。很显然，美龄感到身体很不舒服，甚至连坐电梯下楼来喝一杯餐后咖啡的力气都没有。实际上她是待在房间里准备晚餐之后的演讲稿。
如果说卢斯对美龄的行为感到恼火的话，《生活》杂志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类似的倾向，杂志的封面上刊登了美龄那晚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演讲时的照片，大标题是“民众盛赞蒋夫人”。文章声称：“当温德尔·威尔基说夫人是‘一个复仇天使……一个为了正义而英勇作战的战士’时，热情的人群里爆发出一阵阵赞美声。”
她在纽约期间还去了一趟唐人街，数千人在狭窄的大街两边夹道欢迎，有人估计当时前来欢迎人群约有5万人。周末，美龄去了她的母校威尔斯利学院，与班里1917届的那些同学小聚了一下。第二天是星期日，她在校园里进行了一次被广为报道的游览活动。她穿了一条宽松的长裤，这种男性打扮让正规女校里的学生们震惊不已。一名学生评论说：“天啊，你看她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大的一个突破！现在人们再也不能因为穿着蓝色工作服数落我们了。”威尔斯利学院院长迈克菲亲切地说：“如果谁觉得自己穿上宽松长裤能像蒋夫人这么精干，谁就可以穿。”
随后，她又乘火车到全国各地进行为期6周的访问。在芝加哥，当地的美国援华联合会理事会在帕尔默旅馆定下了半个楼层供夫人及其随行人员下榻。他们已经说服酒店管理层看在夫人在中国所从事的事业上，免费提供这些住房。但作为本次访程的先遣人员，孔令杰认为帕尔默旅馆并非芝加哥最好的下榻之所。于是，援华联合会只好又花了好几千美元，请夫人住进了德雷克大酒店。
人们还敦促援华联合会的官员们解释：美龄到处呼吁人们帮助贫穷的中国，可她自己的衣着为什么却如此奢华？她鞋子上镶嵌的一些珍珠据说是盗墓贼在1928年掘开慈禧太后的坟墓并损毁其尸体时从她的凤冠上摘下来的。据末代皇帝溥仪说，这些珍珠后来被作为礼物送给了委员长及其夫人。不过，她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影响，部分原因还在于她的做事风格有些不合时宜。在美国人眼里，她是中国贫民的公主、美国式的中国女皇帝、7个东方小矮人庭院当中的白雪公主。（实际上，美国国务院确实在密码电报里称她为“白雪公主”。）她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人，而是美国人常说的那种“还算凑合的复制品”，就像是一盘炒杂烩。
她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替身，这一点在犹他州的一个小镇上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为了一睹著名的蒋介石夫人的风采，包括50多名山村学生在内的全体小镇居民一大早便从家里赶到车站。当火车鸣着汽笛“咔嗒咔嗒”驶进车站时，美龄还躺在床上没有起来。她没有下车，而是派了一位会说几句英语的中国女佣下车来到了月台上。那位女佣曾经无数次经历过这样的场合，且受过充分的训练。她披着美龄的披肩，面带微笑，不断向激动的人们点头示意，人群中则不停地有人高喊“她在那里！她在那里！”巴纳姆[4]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
纽约和芝加哥进行的活动跟亨利·卢斯在洛杉矶的安排简直没法比。3月31日，在大使宾馆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后，紧接着又在好莱坞露天剧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现场座无虚席。蒋夫人接待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玛丽·璧克馥、丽塔·海华丝、玛琳·黛德丽、英格丽·褒曼、金格尔·罗杰斯和秀兰·邓波儿等。州长和市长亲自陪同她进入会场，斯宾塞·屈塞和亨利·方达致欢迎词。洛杉矶交响乐团演奏了赫尔伯特·史托哈特专门为这次欢迎会谱写的“蒋介石夫人进行曲”，沃尔特·赫斯顿和爱德华·罗宾逊则严肃地宣读了一篇关于中国的交响乐般的介绍。全程监督和策划此事的是曾导演过电影《乱世佳人》的大卫·塞尔兹尼克。
根据现场的情形，美龄重点回顾了日军侵华过程中的一些暴行，她特别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她说：“侵略者们大肆掠夺，把受害民众的生活用品几乎劫掠一空。他们蹂躏我们的妇女，身体强健的男人们则被他们抓走，像牲口一样绑在一起，还强迫他们挖掘坟坑，然后把他们踢进去活埋掉。”她说话的声音非常激愤，跟1936年委员长枪杀5位知名作家后她姐姐庆龄发出抗议时的情形一模一样。
当时，美国援华联合会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援助河南省数百万遭受饥荒的民众。让委员长注意到河南发生的情况的是《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1943年，《时代周刊》发表了白修德的报道，美国公众最终也注意到了这件事情。
多年之后，白修德这样描述当时看到的情形：
我现在不再相信当时看到的一切，但当时记录的潦草笔记却提醒我这事千真万确。那儿到处都是尸体：离开洛阳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发现了第一具尸体。她躺在雪地上，已经死去一两天了，面皮紧贴在骨头上。确定无疑的是，她非常年轻，雪花飘落在她的眼睛上，她会一直这样躺在地上，直到各种飞鸟或野狗把她的肉吃干净。一路上到处都是狗……它们一个个长得膘肥体壮，看来吃的不错。我们停下来拍了一张一群狗从沙丘里往外扒尸体的照片，有的尸体已经被吃得只剩下一半了……
我应邀去参观一个孤儿院。里面奇臭无比，我从来没去过这么脏的地方。就连陪同参观的官员也受不了这个气味，拿出一块手绢把鼻子给捂上了，还连连向我道歉。孤儿院里全是被遗弃的婴儿，他们被放在婴儿床上。婴儿床装不下的则直接放在稻草上面。我忘了都喂他们什么东西吃。他们身上全是呕吐物和粪便的味道，如果死了，就会被清理出去。
这就是我当时亲眼见到的情况。不过我听过的最糟糕的是关于人吃人的传闻。我从没亲眼见过有人把别人杀了来吃肉的事……但人吃人的事应该是真的。
驻扎在河南的蒋介石军队只知道不断提高税收，他们征收的粮食税比地里出产的粮食还要多。农村的粮食全都被他们搜刮一空，他们根本不顾百姓死活，从来不从粮食富余的地区运粮过来……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极力想让蒋介石了解这个情况。我发疯似的到处呼喊……我等不及要把灾区的情况从河南发出去。在返回途中路过的第一个能发电报的地方洛阳，我直接把草稿发了出去。按照规定，这篇稿子应该像其他稿件一样，先送到重庆，让我的那些老同事们先审核一下——而这肯定过不了他们这一关。然而，这篇稿子却从洛阳经由成都的商业电报系统直接发到了纽约。要么是电报系统出现了故障，要么是洛阳电报局的某个发报员受良心驱使，无视规定，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直接把我的稿子发给了纽约。就这样，河南的灾情便最先被全美最支持中国事业的《时代周刊》给捅了出来。当时蒋介石夫人正好也在美国，这篇报道让她火冒三丈，她要求发表我文章的亨利·卢斯把我解雇，不过卢斯拒绝了她的要求，这一点让我非常钦佩。我们两人之间发生争执是后来的事。
1943年7月4日，美龄返回了重庆。
在中国为战时新闻局工作的格雷厄姆·佩克注意到，虽然美国本土的民众在中国问题上受到了蒙骗，但美国大兵们了解实情。在印度阿萨姆邦的一处空军机场，为了减轻飞机重量以便穿越危机四伏的“驼峰航线”，美龄的行李被从座机上卸下来，装到美军的一架运输机上。
佩克说，装卸工作在机场一处非常偏僻的地方进行，负责搬运的大兵们不小心把一个板条箱摔到了地上，把箱子给摔烂了，里面的物品都露了出来……这时他们才发现，原来里面装的都是化妆品、女式睡衣和高档百货商品之类的东西，足够蒋夫人用一辈子的了。士兵们怒火中烧，因为此时“驼峰航线”正处于一年中最难飞行的一段时期，很多美军飞行员在往中国运送补给品的途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装卸行李箱的士兵们把所有的板条箱全部扔到地上，砸了个稀巴烂。他们把裘皮大衣和时钟在地上踢来踢去，直到起飞时间快到了才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装上飞机。
美龄回国三个月后，位于纽约圣劳伦斯河畔的一个名叫马西纳的静谧小镇上的圣约翰圣公会教堂里，安装了一扇巨大的彩色玻璃窗。这扇窗户由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家瓦伦丁·德奥格里亲手制作，上面描绘的是天堂的情景。位于最上面的是耶稣基督的画像，下面是圣母马利亚和各位圣徒，按照时间先后一直延续到当代。代表当代圣徒形象的人物肖像拥有东方人的面容——她就是蒋夫人，“基督教王国的第一夫人”。画像中的她手里拿着一幅卷轴，上面写着她以基督徒身份向美国人民发出的请求：“我们必须学会宽恕。”
[1] 斯嘉丽·奥哈拉（Scarlett O’Hara），美国长篇小说《飘》中的女主人公。——译者注
[2] “达令”，英文“darling”一词的音译，意为“亲爱的”。——译者注
[3] “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通道，始于1942年，终于“二战”结束。它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和丽江白沙机场，进入中国的云贵高原和四川省，全长500英里。因其下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驼峰，故得名“驼峰航线”。——译者注
[4] 巴纳姆（P. T. Barnum，1810—1891），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代表19世纪中叶在美国兴起的报刊宣传活动。其一生与各种噱头相伴，且是一位表演艺术家。——译者注
第十八章 内内内内
1943年，开罗会议召开，这是美龄政治生涯的顶峰，也是蒋介石走向末路的开始。礼宾官们在尼罗河畔安排4位著名领导人坐成一排，合影留念，这样安排的目的是确立蒋介石的历史地位。这张照片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照片中，委员长坐在镜头的左边，富兰克林·罗斯福坐在他的旁边，再过去是英国首相丘吉尔，蒋夫人坐在最右边。丘吉尔穿着一身白色的三件套西装，脚上穿着黑袜子，嘴里叼着一根雪茄，圆滚滚的大腿上放着一顶灰色的小礼帽。坐在他旁边的美龄身穿普通的旗袍，外面披了一件白色的短上衣，鞋子上装饰着整洁的蝴蝶结。（丘吉尔故意把她晾在一边，看他的表情，似乎正在跟镜头外面的某个人在说俏皮话。英国人从来就没拿蒋氏夫妇当回事，当时英国流行的一部战时广播剧中的一个人物角色的名字就叫“提现将军”[1]。）照片的另一端，委员长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领子上镶着三颗星。他戴着手套，手里还拿着一顶缀有国民党青天白日徽章的军帽。在他旁边，大腹便便的罗斯福穿着一件双排扣斜布纹大衣，因为拍照，他将残疾的双腿尽量摆放得自然一些。手法老练的罗斯福把身体歪向委员长，好像在跟他聊些什么。蒋介石嘴巴咧着，脸上挂着勉强的微笑，好像听明白了罗斯福的话——实际上他根本就听不懂。据说，罗斯福装模作样地跟他谈话只不过是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施展的一个小骗术，这一招取得了连罗斯福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极佳效果。
邀请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是罗斯福的主意。丘吉尔曾坚决反对，但罗斯福坚持请他来。几个月前，罗斯福还强迫史迪威将军强压着自己的愤怒，将一枚美国“功勋勋章”别在蒋介石的胸前。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物资后，罗斯福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把蒋介石当成一个伟大的国际政治家，世界政治四巨头之一，一个可以跟美国总统在一起开玩笑的人。在开罗，罗斯福通过翻译，与蒋介石进行了一番不太令人愉快的讨论。尽管如此，罗斯福还是许诺盟军将于1944年在缅甸和孟加拉湾发起攻势，以减轻日本人对中国的压力。
在丘吉尔看来，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既冗长复杂，又处于次要地位”。首相认为美国人过分夸大了蒋介石政权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他更关心的是如何把日本人挡在英属印度之外，并计划重新夺回沦陷的基地新加坡，这一直是英国在亚洲的“最高目标”。会后，丘吉尔和罗斯福从开罗直接去了德黑兰，同斯大林举行会商。在德黑兰，罗斯福最终听从了劝告，放弃了在亚洲的作战计划，把精力集中到了欧洲战场。罗斯福改变计划的消息传到重庆后，蒋介石气得火冒三丈。他愤怒地对美国驻华大使说，只有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才能“让中国人民和军队相信你们非常关注这里的局势”。宋子文刚从华盛顿得到了5亿美元的贷款，英国也提供了5亿美元。现在蒋介石希望华盛顿把款项再增加一倍，“提现将军”又出击了。
关于开罗会议那张照片的不同版本在学生的历史教科书和普通民众阅读的报纸杂志上不断出现，给人制造了这样的假象：照片中的这些人关系非常融洽。事实正好相反：罗斯福和蒋介石在照相的时候没有面对面，也没有互相看着对方；美龄的到场让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他最近才好不容易设法让她离开了白宫，离开美国）都很恼火——此时此刻的蒋氏夫妇并不是在走上坡路，而是在走下坡路。宋氏家族丧失天命的时间并不是毛泽东在北京建立政权的1949年，而是在1943年，即在美国不可避免地与它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之前。
那些为媒体和国务院效力的观察家们注意并报道了这个历史性的潮流转变，但他们的发现并没有引起重视。当时提出了一个在现在看来相当可笑的问题：当美国人真正在背后支持他的时候，蒋介石怎么能够失势呢？这是一个判断失误的典型案例，这个错误如此严重，以致数十年来美国一直拒不认错，因为可悲的新闻正是报道者所探求的。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足够的力量向蒋介石发起挑战。50万国民党军队把他们与华南隔断开来。但是，尽管被分割在华北，共产党却有效地对日本人发起了游击战。为了逼退共产党，日本皇军采取了“三光政策”，把农村地区破坏殆尽，这种做法反而使更多的民众被驱赶到了共产党的队伍中。在南方国民党与日军对峙的地区则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因为蒋介石命令军队与敌军保持安全的距离。敌对双方的指挥官们穿过两军之间的无人区进行贸易活动，通过美国《租界条约》配送给国民党军队的各种物资被用来换取各种日本消费品，许多人因此发了大财。
真正能打仗的是史迪威手下那些驻扎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孙立人将军麾下的部队。他们作战的机会不多，但每到非打不可的时候——如密支那战役，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蒋介石和陈纳德联合起来，不断诋毁史迪威，准备把他从中国赶走，“酸醋乔”史迪威每一次都是在蒋介石极力阻挠的情况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在那些名义上受蒋介石统治的地区，局势已经发展到十分危险的境地。虽然孔祥熙仍在继续他的纸币哑剧，但货币已经贬得几乎一文不值。除了贪官污吏和部队军官之外，其他人几乎买不到工业制造品。除了极少数外，这些人中大部分都通过囤积居奇而大发横财。就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竟然愚蠢地支持孔祥熙最新提出的通过限价来抑制通货膨胀的计划。生产者们立即停止向市场供应肉类和食用油等商品，等待更高的价格出现。在重庆，就连中产阶级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饿死。曾经支持国民党的一些有识之士现在也意识到，国民党最关心的只是维护自己的统治，于是也开始调转矛头来反对它。一些人永远与之决裂，另一些人则温和地谴责政府的政策，结果都成了军统镇压的目标。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政权不去跟日本人打仗，却把那些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忠贞之士抓进戴笠的大牢。在戴笠设立的国民党集中营里，他们遭到殴打、挨饿，甚至砍头，或者被迫变成大烟鬼。
在蒋介石的军队中，绝大多数士兵都是强制入伍的，军官们的忠诚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并没有深入军队内部之中。这种事在中国并不新鲜，不过在古代，每当一个王朝陷落，整个官僚机构通常会被新王朝全盘接管，这样便在行政管理方面保持了至关重要的连续性。典型的中国式改朝换代更换的只是最顶层，然而现在，这个官僚体制已经不复存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推翻这个旧的体制。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出现新的官僚阶层。
现在，统治中国的“权利”完全依赖于国民党的“可信度”，即它的声望，准确点说，是指“魔术师的把戏或假象”。这就是国民党“天命”的本质所在。随着蒋介石的可信度不断下降，那些注意到这个情况的人（就如童话里那些知道国王其实并没有穿衣服的人一样）便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蒋介石变得越来越专横独断。越来越多的控制权都被他从宋家人（蒋介石一直以来对他们都很纵容）手中转移到了陈氏兄弟（蒋介石从来都离不开他们）的CC系手里。没有陈氏兄弟就没有蒋介石的今天，因为陈氏兄弟直接代表着那些把他推上权力巅峰的人——青帮的高层，而现在，生存都已经成了问题。杜月笙年事已高，已经无法仅凭一己之力维护蒋介石的地位。蒋介石最终还是选择了青帮，因为他与青帮把兄弟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要比他与宋氏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牢固得多。
宋家人的影响力并没有在顷刻间土崩瓦解。虽然陈氏兄弟一派的势力大大超过了宋家人，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地位和头衔。蒋介石现在已经不再利用宋家人代表的自由主义来为国家装点门面，而是越来越依靠陈氏兄弟和戴笠，他本人也像希特勒那样变得狂妄自大，对美国表现得越来越傲慢。不过这并没有让他失去美国对他的支持，美国政府官员们对蒋介石侵犯人权和通过各种伪装进行统治的做法根本就不在乎。现在美国的主导人物不是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而是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哈里·霍普金斯，他越来越认同蒋介石关于战后“共产主义威胁”的看法。为了取悦委员长及其在美国的支持者，以霍普金斯为代表的华盛顿官员及国务院已经做好了准备，即便牺牲再多本国人民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美国政府派海军指挥官米尔顿·梅乐斯前来帮助戴笠。梅乐斯曾在中国沿海地区从事过针对日本人的“秘密活动”。梅乐斯承认，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要想完成任务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一切事务都交给那位知道尸体埋在什么地方的人，也就是特务头子。他们成立了一个代号为“SACO”（中美合作所）的联合合作机构。结果是，梅乐斯抗日的事没做多少，倒是帮了戴笠不少忙，而戴笠却没有为美国人做任何事。这便导致戴笠和美国间谍头子“野蛮比尔”威廉·多诺万之间发生了一次令人难忘的直接冲突。
多诺万显然清楚，戴笠尽一切可能不让美国战略情报局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然而，戴笠与梅乐斯走得太近了。飞抵重庆后，多诺万在一次宴会中找到了一个机会。当时在场的有美国大使、中美双方的三军将领、戴笠和宋子文。赴宴的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只有多诺万和戴笠依然保持着清醒。菜肴一道接一道地端上了，大家直喝到午夜时分。这时候多诺万突然对戴笠说，如果他阻止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们在中国搜集情报，那么这些特工们将单独进行活动。听到此言，在场的人全都大吃一惊。
戴笠面带着微笑说道：“如果战略情报局想脱离中美合作所单独行动，我会把你们的特工全都干掉。”
“你杀掉我们一个特工，”多诺万回答说，“我就干掉你们一个将军。”
“你可不能这样对我讲话。”戴笠说。
“我就这样对你说。”多诺万回答道。
不过，这样直来直去的谈话场面还是很少见的。美国人并不知道，由于美国国务院没有在意驻华观察家们的提醒，它正在一步步陷入圈套。他们传回来的那些秘密报告只有极少数能够送到国务卿手中，其余的大都被国务院内部亲蒋的一伙人给截住了。美国国务卿虽然见不到这些报告，中国人却能看到。根据联邦调查局当时搜集的情报显示，国务院高层的某位人士一直在把这些秘密信息直接转给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宋子文审阅后，再根据自己的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因此，那些被美国政府派去中国监视蒋介石政权情况的人实际上是在给宋氏家族而不是罗斯福总统服务。
陆军部的情况则截然不同。马歇尔将军对蒋介石充满怀疑，他相信史迪威发出的警告，但要想说服罗斯福对蒋介石产生怀疑却并非易事。总统的耳朵里现在满是像哈里·霍普金斯、科科伦和宋子文身边的那些亲华分子的话。有这么多与总统关系密切的人在那里搅和，要想理性地讨论中国问题是不可能的。凭借其高超的手段，约瑟夫·艾尔索普使重庆的事务变得更乱了。刚开始，艾尔索普被派往中国担任陈纳德的“新闻副官”，负责公关事务。后来他在香港被日本人抓住，遣返回国。艾尔索普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谋得了一个新职位：担任租借法案事务驻重庆代表，再次全力投入扳倒史迪威的运动当中。
1944年日军在华东地区发动“一号作战”行动[2]后，史迪威的问题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次战役是在1938年武汉沦陷之后日军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美国潜艇已经侵入日本海域，拦截通往它所建立的东南亚帝国的海上运输线。目前那些距离遥远的战略据点物质缺乏，易受盟军攻击。日本人唯一的一条替代性运输线就是中国境内贯穿南北的铁路主干线，而以前这条铁路线对它们来说并没有太大的用处。此外，它们还计划炸毁陈纳德手下的第十四航空队建起的那些新的航空基地。
陈纳德向罗斯福夸口说，如果他能建成那些前线基地，如果他能得到飞机，并且不把大部分的战争补给品都给史迪威的话，那么他的航空队就能击沉100万吨日本海上运输物资，罗斯福听了非常受用。陈纳德还说，这些基地可以用来供B–29型轰炸机起降，以便去轰炸日本本土。史迪威却持相反的观点，他预测修建这些基地只会吸引日军前来轰炸。跟往常一样，史迪威是对的。
1944年4月，日军派出15个师团外加5个旅团的兵力发起进攻，担任防御任务的30万中国军队一触即溃。日军一支500人的小规模部队就能打垮数千人规模的中国军队。中国军队指挥官们用卡车把自己的家属和财产运到内地，陈纳德抱怨说，如果史迪威之前能多运一些战备物资给中国军队，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实际情况是，饱受质疑的那些部队中，有一些已经得到了大量的美国装备，而却被指挥官们拿到黑市上给卖了，有的还被卖给了日本人。白修德发现，在委员长声称已经组织力量准备奋勇抵抗的几个地区，只有两个由强征入伍的农民组成的装备奇差的团。面对日军强大的攻势，这样的军队不堪一击。
那些人缓慢地往前走着，摆在这些苦难的中国士兵面前的只有灾难……他们疲惫不堪，面黄肌瘦，枪支老旧，棕黄色的军装上打着补丁。每个士兵的腰带上都挂着两颗手榴弹，每人的脖子上还吊着一个蓝色的像意大利香肠一样的布袋，里面装着大米，这是中国士兵唯一的战场粮食补给。他们的脚上穿着破旧的草鞋，脚都已磨破，头上则戴着用树叶编成的鸟巢式样的帽子，以便遮挡阳光，同时还可以用作伪装。大滴的汗水从他们身上洒下来，脚底下尘土飞扬，炎热席卷了全国，田野里也炎热难耐，稻田里掀起了轻微的麦浪，发出耀眼的光芒。
战斗开始不久就结束了。“中国士兵们几乎是仅凭着血肉之躯战斗，”白修德写道，“他们翻山越岭，在光天化日之下死去，没有任何支援，也没有方向。他们注定要灭亡。”
飞机场被日军炸毁后，陈纳德和蒋介石加紧安排，准备让史迪威当替罪羊。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来重庆小住了几日，史迪威不在重庆，所以无法替自己辩护，他此时正在缅甸境内指挥军队进行跨越时间长、战斗极为惨烈的密支那战役。那次战役是“二战”期间美军在亚洲大陆进行的规模最大、战绩最为卓越的战役，也是美国作战部队（梅里尔的“掠夺者”）直接参加的唯一一场战役。
为了粉饰太平，委员长下令把所有的乞丐都抓起来绑在一起，送到远离重庆市区的地方。负责接待华莱士的是宋子文和约瑟夫·艾尔索普。华莱士的耳朵还没有从飞机的轰鸣声中恢复过来，便塞满了关于史迪威的种种罪过。
经过与委员长的多次会晤，华莱士向其施加压力，成功地说服委员长允许美国人向共产党总部延安派出一队观察员。不过蒋介石也采取了以牙还牙的策略。在乘车去机场为华莱士送行的途中，蒋介石要求让阿尔伯特·C.魏德迈少将来替代史迪威。魏德迈是驻扎在印度德里的蒙巴顿勋爵手下的参谋人员，为人随和，处事也比较灵活。委员长还希望罗斯福新派一个私人代表，替换掉爱找麻烦的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斯。抵达此次中国之行的下一站昆明后，经过一夜的考虑，华莱士给总统发去了如下报告：“蒋介石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只能在短时间内可利用的人，人们不认为他拥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很可能随着形势的演变而出现，或者通过革命方式产生。目前来看，很可能是通过后一种方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重庆方面反对史迪威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美国陆军部却越来越坚定地支持他，并敦促罗斯福把“酸醋乔”擢升为四星上将，坚持让蒋介石把在中国国内、缅甸和印度境内的所有中国军队都交给史迪威指挥。“我们完全理解委员长对史迪威的态度，”参谋长联席会议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但实际情况是，他在英国和中国当局坚决反对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或提出的观点都是正确的。”
因此，在高级指挥官们的敦促下，罗斯福向蒋介石做了通报，告诉他史迪威将得到晋升，并指出，由于“亚洲的未来处于危险之中”，蒋介石应该把中国全部军队都交给史迪威来指挥。
蒋介石无法断然拒绝罗斯福，于是便跟他打起了太极。他坚持让罗斯福先派一位特使来“调节”他跟史迪威之间的关系，使自己的军队能够有时间来适应美国人的指挥思路。这事还没有解决好，日本人却在缅甸公路一带发动了短期的进攻。蒋介石开始担心日本人会不会沿着缅甸公路直逼昆明，于是便威胁说，他将把在缅甸前线的所有中国军队撤离到萨尔温江[3]的安全地带。
罗斯福立即发来指示，让史迪威紧急照会蒋介石。罗斯福在指示中警告他说，如果委员长从缅甸撤回部队，不把军队交给史迪威指挥，那么他将停止所有的美国援助。史迪威意识到罗斯福安排这次照会无疑是“点燃了一个爆竹”。史迪威约见了蒋介石，“把一大把辣椒塞给了‘花生’，然后身体向后靠在了椅背上，长出了一口气。这枚鱼叉正中这个小个子的心口窝，直接穿透了他的身体”。
面对罗斯福直截了当的要求，蒋介石既伤心又恼火。让史迪威来掌管中国军队势必在政治上（而不是军事上）引发一连串的问题，蒋介石赖以生存的那张巨大的腐败网络也将毁于一旦。不过史迪威高兴得有点儿太早了。
关键时刻到来之际，击败史迪威的不是蒋介石，不是陈纳德，也不是宋家的某个人。史迪威的失败，是因为华盛顿不愿相信自己派驻中国的那些观察员，及其用俄克拉何马人[4]的逻辑解决中国难题的倾向。打败史迪威的是一个对中国一无所知的人——罗斯福新派来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
初来乍到的赫尔利第一步就走错了。刚一见面，他就向委员长打保票说，美国仍“一如既往地支持蒋介石”，也就是说，委员长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蒋介石决定试一下看看赫尔利是不是在他面前吹牛。于是，他把罗斯福总统的要求放到一边，在1944年9月24日发出的一封电报里，他再次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他在电报中写道：“新的军事指挥任务规模大、情况复杂、要求精细，史迪威将军不适合这些工作。”没等罗斯福回电，蒋介石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自己不会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这让罗斯福总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想逼迫蒋介石听话，就得当着整个国民党领导层的面这么做才行。实际上，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这明显是一个小小的政治手段而已，但这给了史迪威在美国国内的那些政敌（如哈里·霍普金斯）一个好机会。如果美国政府想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现在正是时候。但正如大家心知肚明的是，美国根本硬不起来。
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带着超乎寻常的政治力量来到中国。他是个身材高大、家境殷实的俄克拉何马人，在胡佛任总统任职期间曾担任过美军陆军部部长，罗斯福遇到什么麻烦事也喜欢交给他来处理。他采用北美乔克托人[5]在战斗时呐喊的方法愚弄大家，跟人打招呼时喊人家“梅毒杰克”和“妓女邓”。有一次，因为对大使馆中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助理准备的备忘录不满意，他竟然拿着一把装上子弹的左轮手枪对着他的脸挥来挥去。赫尔利就像一头闯入瓷器店的公牛，他给罗斯福发去一封短信，督促罗斯福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去办。在头脑简单的赫尔利看来，如果要在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那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蒋介石。罗斯福把马歇尔将军和其他人对他讲过的话抛到脑后，决定把美国的赌注都押到赫尔利身上。他下令立即召回史迪威。
史迪威在日记中记录道：“斧头落下来了。”
作为奖励，在史迪威被召回国后，罗斯福又把高斯大使的职位交给了赫尔利。备受鼓舞的赫尔利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在，他修剪了一下绅士味十足的大胡子，准备单枪匹马在一夜之间把中国的内战问题解决好。他首先去了延安，询问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愿意与蒋介石合作，这让他们大吃一惊。随后，赫尔利带着毛泽东提出的那些直截了当的解决条件急匆匆地返回重庆，结果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委员长对毛泽东提出的那些条件连考虑都不愿意考虑。从那之后，每当蒋介石提到赫尔利，都称他为“大傻瓜”。
赫尔利带着新的计划又一次急匆匆地返回延安，这一次，他竟然试图说服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条件，服从蒋介石的领导。一听此言，毛泽东断然拒绝。从那之后，每当提到赫尔利，共产党都喊他“小胡子”。
负责为《新闻周刊》进行军事报道的哈罗德·艾萨克斯认为，赫尔利“落到了那些政治关系错综复杂的人的手里”。然而，《时代周刊》的安娜莉·雅谷贝的用词则没有这么客气。她指出，赫尔利“忘记了自己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在一起，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美国政府安插在重庆的眼线都是些老中国通，其中有几位还是在华传教士的孩子。虽然其中一些人后来仍长期在外事局工作，并得到了不错的职位，但在本书中比较重要的那些人，如谢伟思、柯乐博、戴维斯和范宣德等人的政治生涯却很短暂。[6]他们跟其他一些人一起被逐出政界，并因为报道一些与中国有关的不受欢迎的消息而在麦卡锡时代遭到迫害。据那些搞政治迫害的人讲，正是他们几个人使得美国“把中国给丢了”。
中国观察家们传回来的情报集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不管华盛顿多么希望蒋介石“统治”中国，蒋介石都即将把中国交到共产党人的手中。这是他们在国务院里的那些顶头上司们极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因为它与美国社会盛传的有关中国的神话截然相反。人们指控那些派驻重庆的观察家们偏离自己的等待预期——他们支持共产党。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在向美国政府发出警告，提醒它注意似乎必定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进程，从而能够制定出一项切实可行的政策。然而，华盛顿对此的反应却充满了深深的怀疑和敌意，它坚持把美国国旗在蒋介石这艘正在沉没的船只的桅杆上绑得更紧了。
“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一团糟。”1944年3月20日，谢伟思在一份典型的谅解备忘录中如此写道：
……整个中国的可悲局面应该由蒋介石，也只能由他一个人来负责……如果备受蒋介石依赖的美国政府能够确切地知道它想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什么，并且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蒋介石是会采取合作态度的……这也许会意味着美国将能在中国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不然的话，作为盟国的中国对美国来说将没有太大的用处。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也许还能拯救中国。
被派去协助史迪威的戴维斯给哈里·霍普金斯写信说：“美国人普遍误认为蒋介石能够代表中国。在中国拥有这种想法的也许只有委员长一个人。”
然而，华盛顿非但没有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还常要处处迁就于他。委员长（或者代表委员长的宋子文）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稍有不满就会发出威胁：如果美国不能满足其最新提出的要求，他们就要单方面跟日本人讲和。蒋介石或宋子文还有另一种威胁方式：他们对华盛顿讲，如果美国给不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就去找莫斯科要。只要稍微动点脑筋就会发现，一个声称反对共产主义的政府却发出这样的威胁，真的是让人感到奇怪。
罗斯福被吓住了。他自认为非常了解中国人的心理。而实际上，他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都来自像美龄和子文这样美国化了的中国人。这样的人在中国都被称为“香蕉人”，意思是说他们虽然外表是“黄”色的，里面却是“白”色的。在开罗见到蒋介石时，总统坦诚地说，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东方人。罗斯福对萨默·威尔斯说，他在与蒋介石打交道时遇到了“数不清的困难”，他发现蒋介石“高度情绪化”，并且罗斯福个人对“蒋介石政权对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缺少同情”而感到非常不满。尽管如此，罗斯福仍然指示马歇尔将军给予蒋介石特别关照：
我们大家必须牢记的一点是，委员长历尽艰难才得以成为4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这是一项异常艰苦的任务：他把各个群体的各式各样的领袖人物团结到了一起，其中包括军人、教育家、科学家、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工程师等人，这些人一直以来都在地方上或政府里不停地争权夺利，在极短的时间里在全中国范围内完成了一项我们用了两个世纪才完成的任务。
除此之外，委员长觉得有必要保持其个人的崇高地位。在那种环境之下，相信你我也一定会这么做。他是行政首脑，又是总司令，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对他说话蛮横，更不能像对待摩洛哥的苏丹那样对待他。
罗斯福对蒋介石的这番错误描述可谓是达到了荒唐的程度。他说的似乎更像是他自己，而不是蒋介石。在1945年接受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罗斯福承认说：“在开罗时蒋介石基本上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后来我想了一下才恍然大悟，我对蒋介石所有的了解都是听蒋夫人说的。”
就这样，美国人制定的政策都是建立在对蒋家、宋家和孔家人个性了解的基础上，而不是依据事态发展、国家形势或人民疾苦。这还得归功于宋家人杰出的政治权术。负责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官方人物是国务院远东司的老前辈项白克。项白克对中国的情况只有一点儿粗浅的了解，并且已经好多年没有接触中国事务了。
项白克就像一条待在国务院里晒太阳的毒蛇，找到一块有阳光的地方盘起身来，静等着那些打扰它睡眠的动物自投罗网。他一生中只在中国待过4年的时间——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在几所国立大学里教过书。他对汉语几乎一窍不通，对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了解得就更少。1916年，他还用自己对中国的那点可怜的了解写了一本名为《当代远东政治》的书，出版不久便销声匿迹。“一战”时期，他以陆军上尉的身份在远东问题上扮演了“专家”的角色。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他的“出谋划策”，亚洲事务被搞得一团糟。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他进一步破坏了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从而为“二战”埋下了祸根。凭着这种可疑的资历，项白克又出版了一本经不起推敲的著作，凭着这本著作及其在哈佛大学的教师职位，项白克又于1928年被任命为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
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任命可谓是国家之大不幸，它使项白克控制了外国事务管理局官员呈送给国务院和白宫的各种情报。他扣下了那些批评蒋介石的情报，不让国务卿知道。他曾说：“美国的远东政策就像是一列沿着铁路线奔跑的列车。铁路早已建好，火车驶向何方也已是尽人皆知。”事实上，这列火车在1975年到达了西贡，沿途一路呼啸着经过北京、金门、马祖岛和鸭绿江各站。
项白克装模作样地把他的无知隐藏在道德背后，依赖国务院那些惯用手段，利用法律和技术上的种种便利来压制那些更了解情况的下级官员的建议。他还声称自己对“神秘的东方世界”有特别而透彻的理解，为常人所不及。项白克和他那位死气沉沉的门徒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严重脱离现实。1944年，他的一些手下起而攻之，反映他私下扣押转给国务卿赫尔的重要情报。尽管如此，他也只是被调整了一下岗位，去担任美国驻荷兰大使，从而不需要为其对之后30年造成的恶劣影响承担任何责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项白克用这样的方式管理其下属的机构，使得很多比他优秀的人的职业生涯毁于一旦，有的人甚至为此丢了性命，而他自己却毫发无伤。
不管怎样，现在一切都太迟了，项白克的快车早已在错误的轨道上失去了平衡。1943年1月初，谢伟思返回华盛顿述职，发现自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第一个从重庆美国外事局返回美国的人。他在报道中说：“屋椽上都长出苔藓了。”由于专业原因，谢伟思一直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他还曾到毛泽东控制的地区进行过一次旅行，对中国共产党了解得非常透彻。
在华盛顿逗留期间，谢伟思写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督促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特别是国共两党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局面进行一次最为透彻深入的研究”。他警告说，国民党离“表面上的民主”越来越远，满脑子只想恢复内战。他指出，如果在打败日本人之前就发动内战，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还说，绝不能低估这件事对美国作战效果的影响，政治上的意义也同样严重，因为共产党目前控制着很大一片国土，并且他们能够动员和教育这些地区的民众。等到日本人被打败的那一天，共产党的统治区将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并会进入因日军撤退而呈权力真空状态的其他地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认为，如果华盛顿愿意的话，就足以迫使蒋介石采取适当的行动。他们认为，美国持续、无限制地援助蒋介石的行为表明，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华盛顿将会支持蒋介石。因此，他们认为美国的援助是一种挑衅行为，这将逼迫他们转向莫斯科寻求同样的支持。
这份写于1943年1月23日的备忘录简单明了地预测了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一切。这份备忘录写好之后，项白克却在页边上潦草地写下了如下评语：“荒谬无理、荒唐可笑、耸人听闻。”在项白克看来，谢伟思的观点“结论轻率、言辞夸张、很不成熟”。
谢伟思把蒋介石看得很透。在另一个场合，他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如此写道：“蒋介石年轻时代在上海的经历对我们了解他的行事方式非常重要。”
跟黑社会帮派大佬们接触后，他学会了如何使用威胁和敲诈等手段。除了这两种手段之外，他还加上了中国人另两种传统的惯用手段：讨价还价，以及在对手之中挑拨离间……从蒋介石的每一次行为中都能观察到这样的特点。凭着平衡人与人、派系与派系之间关系的高超手段，凭着拥有军人政客而非军事指挥官的那种谋略，再加上有黑帮做靠山，他最终得以上台，并维持着自己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谢伟思分析得再透彻不过了。
美国对蒋介石政权政策的错误处理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这个线索一直藏在联邦调查局的文件里，直到1983年文件解密后，这是我为此书查询“情报自由”的过程中发现的。在长达1 000页的文件中，有一部分内容选自报给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一份备忘录。那份备忘录写于1943年1月9日，即谢伟思返回华盛顿之后的几天内。虽然为了掩盖线人的身份，文件中提到的人名已经被涂黑，但提供这些信息的很可能是刚从中国回来的约翰·根室，或者是谢伟思——因为从他所说的情况可以看出，他是一年多来从重庆返回美国的唯一一位中国问题观察家。从语气上来看，这些信息更像是谢伟思提供的，因为文件中所述的种种情况与他出版的回忆录基本一致。不过根室也刚刚在重庆跟谢伟思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备忘录中提到的那些人他都见过。从备忘录中可以看出，作者本人跟宋家人关系密切，熟悉宋家人的情况，其中还记录了庆龄说的一些令人难以忍受的家族逸事，她只会跟信任的人才会说起这些事。
联邦调查局的尼克尔斯与线人进行了谈话，并把谈话内容整理成文。在文件开头的简介部分，尼克尔斯告诉胡佛，他费了很大的劲儿，最终才确信线人清楚自己在谈论什么，并且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谈话刚开始，那位线人就指出，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宋氏家族，他们“掌握着生死大权”。宋氏家族“一直是钱迷心窍，一举一动都是想着如何捞钱”。正因为如此，他们“正在操纵一个巨大的阴谋，对美国人通过租借法案援助中国人的物资下手，并把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钱转到了宋家人的口袋里。”
他指出，蒋介石之前曾正式结过婚，因此在他眼里蒋夫人并“不是其合法的妻子”。此外，蒋夫人与宋子文关系尤为密切，因为子文是“能促进宋家人达成自己目的的一支驱动力量”。子文来到美国后成立了环球贸易公司来处理美国援华物资，公司的员工全是中国人。那位线人还说：“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向中国提供了大约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钱最终都流入了宋家人的腰包。”
（他指出，）宋家的组织极为严密，手段十分残忍。如果有人违规，要么同流合污，要么死无葬身之地……这个集团的首脑是邪恶而又精明的孔夫人，这已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她坐在幕后，操纵着整个家族。宋子文是家族事务的实际操纵者，负责把她的想法付诸实施。他们已经把整个家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现如今，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至少都要经过宋家的一个成员之手。中国人盛传孔夫人还雇有杀手。许多身居高位的中国官员都对她的行径了如指掌，却敢怒不敢言。他们对宋氏家族的操纵行为愤慨异常，对美国人甘愿受骗的做法不以为然。每当有人来中国访问，宋家人都会带他们去参观军营。他们了解到的都是宋家人想让他们知道的情况，通常情况下，他们也不跟了解实情的人交谈……财政部的一位官员（很显然他指的是在重庆国民政府担任经济顾问的亚瑟·杨。此人在战争结束之后还写过一本书来粉饰蒋介石政权）跟“宋家帮”关系密切，经常接受宋家人的宴请。虽然宋家人可能在骗他，但实际情况他还是应该知道的。
那位线人随后告诉联邦调查局的人说，子文把美国援助资金转到自己口袋中的方式，可以通过重庆的一则报道一窥端倪：一艘载有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60辆美式坦克和其他昂贵战争物资的货船已经沉入水底。而事实是：
那艘货船根本没有运载任何坦克离开美国西海岸，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制造那些坦克……此事很好地说明了宋家人挪用美国援助资金的方式：他们把用来制造60辆坦克的钱独吞了。
这本备忘录接着提到，因为怀疑这些钱被挪作他用，在子文抵达美国之前就担任中国驻华盛顿大使的胡适博士（就是宋查理在上海吴淞教过的那个学生）被召回了国内。
在谢伟思出版的回忆录中，他谈到自己曾在战争期间去庆龄在重庆的家中访问过一次。这段记录为她当时的危险处境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
近来有好几个组织邀请她去美国进行访问……然而有人直截了当地对她说，不可能批准她出国……在谈话中，她提到自己的家人“非常生气”。……我不禁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孙夫人目前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她其实跟囚犯没什么两样。
在联邦调查局保存的那份备忘录里，那位线人（据我推测，不是谢伟思就是根室）指出：
庆龄想去美国，但她不敢，她担心“宋家帮”会杀了她……她想从源头堵住美国援助资金流入宋家人的口袋里，她对那位线人说，只有总统能够做到这一点，她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想办法检查一下这些资金的分配和发放情况，并着手调查环球贸易公司。
虽然在交到我手里之前，联邦调查局保存的那份备忘录中的下面一段已经被剪掉，但从内容可以看出，那位线人一直在力图说明，如果宋氏家族里有谁不把霭龄当回事（比如，如果庆龄不顾警告，执意要去美国），她就会给她一点颜色看看。他所说的例子很显然指的是1927年国民党“左”派政权即将垮台的时候，子文在武汉长江边上的寓所里会见庆龄的事。子文当时劝说庆龄与蒋介石达成妥协。他还警告说，如果庆龄拒绝的话，就不要再返回上海。经过我的补充，联邦调查局文件中的那段文字可以恢复如下：
她在远离寓所的地方跟宋子文谈了很长时间。当时宋子文警告孙夫人不要独自一人返回上海。他非常不安，紧握着她的手，对着她的耳朵小声地警告她。他直截了当地对她说，他不指望还能看到她继续活下去，因为有人可能会在她背后使刀。一听此言，孙夫人大笑起来。宋子文说，如果有必要，他可以证明自己说得是否有道理。他之所以知道她面临危险，是因为像之前谋划的其他几次刺杀案一样，他们的姐姐宋霭龄已经计划要刺杀她。
由于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文件往往带有偏见，因此通常情况下不能完全相信里面记录的内容。尽管如此，这件逸事明显是出于非常了解内情的某个人之口，并且其对霭龄的本性及其惯常手法的描述与其他线索的记录非常吻合。目前没有任何曾发生过此类暗杀事件的直接证据，但也没有理由非要去找这样的证据。在中国，这已成为有关宋家人的各种传说中的一部分，人们普遍认为发生过此类事件，这也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什么害怕霭龄，并且，这些传闻部分成就了霭龄成为“中国最可恶的女人”的名声，要想得到这样的名声可不是一日之功。当然，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上述观点是亚洲人对宋查理的孩子们的一种极端看法，而不是美国人的看法。相比之下，当时在华盛顿，围在罗斯福总统身边的那伙人所发表的那些言过其实的马屁和赞美则更令人费解。真相可能存在于两者之间。
几个月后，当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斗争接近白热化的时候，谢伟思准确无误地指出，宋子文与他的姐妹霭龄和美龄已经开始了一场分裂斗争，从而给宋氏家族带来了致命的后果。这场兄弟姐妹之间的争吵显然是围绕着子文在大洋彼岸那日益增强的独立性、财富和权势而展开的。从联邦调查局文件勾勒的画面及中国观察家们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争斗的原因，也许是子文截留的美国援助资金超过了家族其他成员所能接受的限度。在家族成员无法干预也无法对其施行惩罚的遥远的美国，子文正在构建自己的独立王国。1944年年初，谢伟思突然警告国务院，“宋子文似乎在突然之间开始失势”。
作为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太过独立，这让蒋氏夫妇（蒋介石和美龄）很不高兴，他们似乎更愿意亲自来处理外交关系……宋子文触怒了蒋介石，并且让孔祥熙和孔夫人（她通常被称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也开始对他心怀戒心，他们刻薄地批评他在处理中国经济问题方面操作不当……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在他们决裂初期（很显然是在1943年11月），宋家曾计划在12月底开个家庭会议，希望大家能够重归于好。不幸的是，当蒋介石问宋子文如何应对面前的经济状况时，宋子文回答说，无法实行有效管理的原因之一便是机构太多，单独的某个机构没有力量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宋子文督促蒋介石允许他设立一个独立的部门来监管其他机构。）蒋介石反驳说，成立这样一个部门……会打乱整个政府架构，也有违宪法。宋子文顶了他一句：“宪法还不是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你当国民政府主席的时候不就是这么做的。”据说当时蒋介石拿起一个茶杯摔到了宋子文的脑袋上，结束了这场谈话。当然，期望立即重修旧好的想法也就此破灭。
认为子文太过独立的似乎不只是霭龄和美龄。委员长和陈氏兄弟也急着想把子文小心翼翼保护着的掌管外国援助的权力给收回来，交到孔祥熙的手里，这样用起来更为方便一些。但不跟他们斗一斗，子文是不会轻易把权力交出来的。他反击的方式之一，就是把他在国外的金融帝国置于蒋介石的势力范围之外。
重庆摔杯事件发生后，子文立即利用其担任外交部部长的职务之便，给他的弟弟宋子良发放了一张特别外交护照，并安排他紧急赶往华盛顿和纽约。子良这次紧急出国，实际上是去接任首席采购代表，负责所有美国援华物资在运出美国之前的管理工作。美国援华之初，子良在中国负责援华物资的接管事务。那时候丑闻频出，大批美国援助的战争物资频繁丢失，最终都被归咎于仓库失火或其他形式的破坏，能运到前线士兵们手中的物资少之又少。作为美国援华物资的主要负责人，史迪威曾抗议说，这些物资是因为官方腐败而被侵吞。比较有名的一个例子是，有一位中国将领负责在缅甸公路上运输战备物资的车队。每次他带领的车队装满各种物资之后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他的私人仓库却装得满满的。
担任西南运输公司总经理并提供600辆卡车运输美国援华物资的人正是宋子良。有时候，那些援助物资到达中国后不到两小时就会出现在黑市上。很多情况下则是从此便不见踪影。总的来说，整个战争期间，子文和子良经手的美国租借法案物资约值35亿美元，一些是在中国接管的，另一些则是由纽约的环球贸易公司经手。这些物资抵达目的地的为数极少。有一次，英国外交部的一名高级官员曾推测说：“宋家人塞进自己腰包的有10亿美元，这些钱大部分从未离开美国。”
通过把子良的活动基地从中国转移到美国，子文让他的弟弟摆脱了委员长、陈氏兄弟和戴笠等人的控制，也脱离了霭龄的直接管理。这样一来，无论子文在重庆的政治命运发生何种变化，对美国援助物资的控制权仍然通过子良掌握在他的手中。这一安排也给予子良以不同寻常的地位，使其有能力同美国最大的公司签署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同。在自己爱人那家境殷实的娘家所在地纽约城，子良成立了自己的办公室，平日里则住在位于里弗代尔的孔家的那栋几乎一直无人居住的豪宅里。
子文反击蒋介石的另一个方式则是说服陈氏兄弟。子文让陈氏兄弟相信，他们需要担心的应该是孔氏夫妇，而不是他宋子文。陈氏兄弟一直厌恶霭龄，也许还有些怕她。宋家有一个人，显然是庆龄，曾经说过：“大姐如果是个男人，委员长也许早就死掉了，15年前中国就归她掌管了。”现如今我们不难相信，她的对手们会不择手段去抢夺她手中的权力。可以肯定的是，在1943年12月“开罗会议”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和阴谋是一个不祥的转折点，它表明霭龄或者家族中的某个人或许参与了一场政变阴谋。
从美龄的角度来看，她在权力斗争中充当的角色正在快速褪去。从美国回来几个月后，她的婚姻状况没有一点儿改善。委员长仍旧只有在去见另一个女人的时候才会把假牙戴上，但美龄勇敢地面对挑战。1943年秋，即在她出发去开罗前，费正清曾去拜访过她。费正清发现“她神态疲倦，头微颤，宛如老人”。
费正清认为：“她竭尽全力想使自己看起来像个坚强的女人。”
我们的谈话有点漫无边际，甚至不切实际。她就像一位演员，有很多令人敬佩的品质，魅力非同小可，且为人聪明，但她的内心却不快乐……她遇事经常生气，喜欢弄虚作假。她美丽的面孔略带一丝忧郁，言谈举止矫揉造作，上唇总是绷得紧紧的。不过有时候也能看到她发自内心地笑出来，面容也放松下来，说话的嗓门也挺高，这时候的她看上去显得更为自然从容，而其他时候的表情则有点强颜欢笑，总是略带悲伤。
随后他补充说：“印象中，我觉得是自尊心让她显得如此做作。”
说着说着，美龄又从悲伤中转到了另一个话题：
（费正清说）她看着远方，幽幽说道，人的一生应该把保持自己的理想、保持自己的幽默感和迎合出现在面前的各类境遇三者结合起来。她还说了一些关于“我们都是一个伟大实验里的演员，自身并不知道最后的结局”之类的话。
开罗会议期间，她病倒了，丘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给她看病。那天晚上，莫兰在日记中写道：“她已经不再年轻了，但仍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惨白的脸上仍保留着某种魅力。”
检查结束后，美龄问道：“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他回答说。
“没有？”她无力地笑了笑，“你觉得我很快就会好起来？”
“夫人，”莫兰勋爵起身说道，“只有紧张的生活放松下来，你才会好起来。”
紧张的生活是不会放松的。
在重庆，她住在孔家，没有跟蒋介石住在一起，同时她还避开各类社交活动，也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人们很少能见到她跟委员长在一起，即便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相互之间似乎也是冷若冰霜。因为患有皮疹，她尽量避开摄影记者。她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深了，并且经常烦躁不安。在蒋介石和宋子文之间发生摔杯事件的6个月之后，谢伟思断言宋家人的命运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十分肯定地指出，宋家人正在逐渐出局。
“当前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博士正在遭受几乎来自所有方面的攻击。跟他一起成为大家攻击目标的还有他的妻子以及小姨子蒋夫人。”谢伟思猜测，关于美龄的一部分流言可能具有政治方面的动机：一旦她名誉扫地的话，要想把她清除出去就更容易了。至于孔祥熙，陈氏兄弟的派系指责他“权力太大”，意思是说他已经老而无用了。谢伟思在报告中指出：“有关这方面的传言称孔祥熙将辞去财政部部长职务，然后出国。”随后，谢伟思又补充说：“孔夫人在国内的政治活动似乎变得没有以前那么活跃了，或许她会在夏天的时候出国度个长假。”
与往常一样，谢伟思的判断准确无误。他曾推测子文会伺机报复，像磁铁一样把其他那些准备复仇的人（陈氏兄弟）吸引到自己的身边，现在终于有结果了。1944年6月，在谢伟思写完这份备忘录的两个月后，美龄“接受医生的建议”，离开了中国。她到达的第一站是巴西。在人们的印象中，霭龄第一次与她一起出国，与她们同行的还有孔令杰夫妇——这证实了关于霭龄被迫退出一场权力斗争的各种谣言。在瓜纳巴拉海湾中部有一个名叫布洛克约的小岛，专供巴西政府的贵宾游乐，这两位中国女士入住了岛上一栋诺曼风格的别墅。她俩在此地隐居了两月之久，美龄在这里接受治疗，霭龄则与巴西铁腕人物热图利奥·瓦加斯斡旋，转移了大笔资金，并在富饶的工业城市圣保罗购买了数量不明的资产。孔家和宋家一直以来都把他们的部分财产分散在南美各地，其中包括据称存储在加拉加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圣保罗的各家银行中的巨额存款。据说他们拥有的资产涵盖面极广，其中包括石油、各种矿产、航运以及其他运输行业的股份，其中股份占比最多的是铁路和空运领域，主要集中在一片路途遥远、几乎没有公路的地区。既然孔家在中国的财政地位已经摇摇欲坠，那么霭龄陪同美龄前往巴西的行为也就可以理解了，这也许表明这个王朝的资产已经开始转移地方了。
布洛克约岛同样也是一个恢复神经疲劳的幽静去处。姐妹俩极少在里约露面。9月6日，两人乘飞机去了纽约，美龄又在哈克尼斯大楼包了整整一层。她患有重度神经衰弱症，由罗伯特·F.洛布博士和达娜·阿奇利博士负责治疗，两位大夫对外声称她只是需要好好休息一下。这一次，美龄在哈克尼斯大楼只待了一个月，就于10月9日搬到了孔家在里弗代尔的别墅。美龄避开公众视野，跟霭龄和小弟子良在此地蛰居了好几个月。
1944年11月11日，伦敦《每日邮报》驻加尔各答记者采访了蒙巴顿勋爵手下的一位不太谨慎的工作人员，发出了如下报道：蒋夫人“肯定”已经与丈夫分居，并将永久性地定居美国。该报道刊登后立即遭到中国外交发言人的否认。尽管如此，一份从重庆发回的秘密情报如是说道：“蒋夫人也许会留在美国，不过他们也许不会离婚，因为这么做所产生的影响将会打击中国人的斗志；知情人士透露，他知道委员长的前妻和两人所生的儿子目前住在他们家中。”这里的“前妻”指的是蒋介石的第二任妻子陈洁如，“他们家”指的是委员长在重庆的住所，而此处提到的“儿子”显然应该是陈洁如在1944年春，即美龄去巴西之前生下的那个孩子。因为委员长的另外两个儿子——经国和纬国当时正在军中服役。
虽然从时代公司的档案材料中可以看出，卢斯一直不断收到各种报道，但这一次，美龄在纽约居住期间，亨利·卢斯却没有发布任何报道。美龄在美国待了12个月，这期间有10个月居住在纽约，然而人们在公共场合只见过她一次。那是在1945年6月，她参观了位于纽约贝德福德山的一所女子监狱。她告诉监狱领导们说，她想搜集一些信息，以期能对管理中国监狱提供一些帮助。
在“二战”结束前的这段时间里，姐妹二人一直待在美国。直到1945年7月，即离开里约一年多之后，美龄才返回了重庆。
1944年6月，就在霭龄和美龄神秘离开中国之际，孔祥熙也被解除了财政部部长的职务，在失意之中离开了中国。在公开场合，他的解职则被说成是要去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伍德参加在那里举办的国际经济会议。他也离开了整整12个月，于1945年8月，也即美龄返回中国一个月后才回到了中国。流亡在外的这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待在里弗代尔的别墅里，偶尔出去到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营业部去看看，或者礼节性地去拜访住在华盛顿的那些“中国的老朋友们”。
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导致宋氏家族中这么多人的命运在突然之间发生了如此惊人的转变？
1943年最后的几个月中，一些旧派系成员之外的年轻将领在战争中掌握了领导权，他们认为，要想拯救中国，就必须立即让蒋介石和他那个腐败小圈子里的人下台。这些年轻将领前去拜见负责在华东地区训练中国军队的美国陆军准将托马斯·廷伯曼，请求他给予支持。美国人在官方场合并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不过很显然战略情报局对这个计划很感兴趣，尤其是在多诺万和戴笠发生直接冲突之后。
政变的准备工作一直在悄悄进行。按照计划，将在“西安事变”纪念日，即蒋介石被扣押的那个日子发动政变，那时候蒋介石正好离开重庆去开罗开会。等他回来时，一切都已成定局。
戴笠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获悉了政变的消息。他给委员长提供了足够的证据，使他相信自己的家族成员也牵连在内。不管宋氏家族的成员参与阴谋的事是真是假，此事给戴笠和陈氏兄弟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使他们能借机把宋氏家族中的对手们连根拔除。我们并不清楚宋子文在此次事件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不过事情过去之后，他不但毫发无伤，还完全恢复了以前的权力和地位。
经委员长批准，戴笠逮捕了600多名军官。委员长从开罗回国后，这些前途无量的年轻将领中有16人被执行死刑。此事过去不久，蒋介石重新启用子文，把孔祥熙解了职，并命令他带着霭龄和美龄离开中国。
毫无疑问，权力斗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每一位专心聆听的人都能够听到权力背后的厮打声和争吵声。重庆到处都是阴谋，《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将其称为一个“充斥着焦虑、猜疑和阴谋诡计的女巫表演场”。
孔家人在斗争中遭到惨败，宋子文与陈氏兄弟和戴笠勾结到一起，赢得了胜利。1944年年底，子文再次担任代理行政院院长，同时兼任外交部部长。6个月后，也即1945年5月，子文被正式任命为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此外他还接替孔祥熙，担任了财政部部长。子文再一次，至少名义上是这样，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这对宋氏家族来说是一段痛苦的时期。现在，整个家族分裂了。从1944年起，家族里的所有人（庆龄除外）都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美国，他们集中全部的力量，共同创造了也许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一笔财富。这笔财产总值大约有20亿美元，也许超过30亿美元。为此，《不列颠百科全书》记载，仅子文一个人的财富就足以让其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开罗峰会上拍摄的那张著名的照片，就会对当时的场景及其中的表演者们略微产生一种别样的感受。
[1] “提现将军”，英语为“General Cash My-check”，与“Chiang Kai-shek”发音相似，直译为“兑现支票的将军”。——译者注
[2] “一号作战”行动又称“豫湘桂大会战”，日军统称“一号作战”或“大陆打通作战”，是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于1944年4—12月在华北（河南）、华中（湖南）和华南（广西）进行的贯穿三地的大规模作战。——译者注
[3] 萨尔温江发源于西藏唐古拉山脉，经中国云南流入缅甸，注入马达班海湾。中国境内称“怒江”，缅甸境内称“萨尔温江”。——译者注
[4] 此处指派往中国的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1883—1963），赫尔利是美国俄克拉何马州人。
[5] 乔克托人，北美印第安部落，居住在今密西西比州东南部。——译者注
[6] 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这三名外交官曾主张在国共之间保持灵活政策，不应该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结果被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1908—1957，美国政治家，美国共和党人，狂热极端的反共产主义者）指责为共产主义的帮凶、美国对中国政策失败的罪魁祸首。——译者注
第十九章 一切成灰
白修德在《时代周刊》重庆办事处所在的那个简陋的小房间里贴了这样一张纸条：“若在这里所写的文字与《时代周刊》发表的任何文章雷同，纯属巧合。”
这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能力越来越感到悲观：如果不能通过自己的报道改变中国命运的进程，那么至少也应该让美国人民了解他和史迪威、谢伟思和戴维斯等美国观察家们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卢斯曾发表了他关于河南饥荒的那篇报道，这让白修德着实兴奋了几天。怒火中烧的蒋夫人要求把白修德解雇时，哈利·卢斯确实也曾力挺他。1944年春回美国休养期间，白修德写了一篇文章，想试探一下卢斯的态度。在美国，他不用担心中国那样的新闻审查，可以彻底弄清楚卢斯对中国的真实情况是否感兴趣。白修德在这样的情况下把文章交给他，卢斯别无选择，只能表现出一副客观公正的姿态。
1944年5月1日，《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生活现状》的文章，署名的是白修德，实际上是很多人一起合写的。文章的措辞坦率到令人吃惊的地步，白修德说：“经过一场激烈而又充满睿智的争论之后，他原封不动地刊登了我的文章。”
到了重庆，你才能体会到国民党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分量。审查制度威胁着作家、剧作家、电影制片人以及其他公众媒体界人士。新闻界则是一个充斥着各种流言蜚语、宣传手册和电讯稿件的黑暗世界。任何诸如饥荒、通胀、封锁、外交关系或公众人物之类的话题都不允许在公开场合如实讨论……
重庆这种阴郁的气氛笼罩着居住在此地的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国的秘密警察机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为国家军事委员会服务，一个为国民党服务。他们手下的间谍和特工无处不在。在中国，任何人都可能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捕，然后被关进大牢或者某个集中营。
目前，左右国民党的政治派系把坦慕尼厅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最坏的一面都糅合到了一起。寡言少语、处事神秘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被重庆的外国人称为“CC系”，他俩通过赏赐、秘密警察、间谍和行政手段来控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大哥陈果夫手段通天，所有上报给委员长的文件资料和备忘录都要从他的手中转出。
他的小弟陈立夫身体单薄，面貌俊秀，地位比他更为重要。他工作起来不知疲倦，为人清心寡欲，经济上也较清白。他写的文章意境神秘、超凡脱俗，貌似富含哲理，不过几乎无人能够看懂。
那年夏天返回中国时，因为卢斯同意发表他那篇关于重庆政治状况的措辞直率的文章，白修德非常兴奋。不过他对卢斯的诚意还是心存疑虑，很快，他便有机会来验证一下自己对卢斯的怀疑是否有道理。从事情的发展情况来看，卢斯当初发表《中国生活现状》那篇文章不过是为了赢得他在纽约的那些员工们的好感。白修德写了一篇措辞尖锐的报告，披露了史迪威危机背后的一些真实情况。卢斯把这篇报道转交给了《时代周刊》社新任外国报道组编辑惠特克·钱伯斯，由他把白修德的稿子重新打乱，“编成谎言”。钱伯斯通过故弄玄虚的言辞和春秋笔法，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史迪威遭到压制的整个事实给颠倒过来，转而从蒋介石和陈纳德的角度来阐述发生的一切。钱伯斯笔下的史迪威变成了一个遇事抓不住重点的土包子，而蒋介石则被塑造成了一个英雄。
白修德给卢斯写了一封长达45页的信，对他的故意篡改提出严重抗议。卢斯平静地回答说，时代出版公司“支持”蒋介石与支持温斯顿·丘吉尔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两人通过电报进行了激烈的争辩，白修德三次提出辞职，卢斯则像父亲对待误入歧路的孩子一般，对白修德好言相劝，并给他涨了工资。卢斯就像一尊神明，如果离开时代出版公司，无疑就会走上下坡路。至少在民间有这样的一个传言：“宁愿在时代出版公司当风尾，不到其他出版公司做鸡头。”不管怎样，这时候史迪威的职业生涯已经完了，卢斯支持的“委座”赢得了胜利，其他的事务来了又去，一切都结束了。白修德留了下来，虽然心情沉郁，但还是满怀憧憬，希望这一切总有一天会得到改变。
没有美龄在身边给他“翻译”对全世界听众们的“讲话”，蒋介石又回到了没有同宋家联姻之前的状态。他20多岁时，也就是充当上海黑社会小混子时的暴躁举止又故态重萌，业余时间里他都跟以前的旧情人和青帮老朋友们待在一起。上了年纪的蒋介石更倾向于儒家的清心寡欲，超然物外。陈氏兄弟也怂恿他这么做，他们把决策的重任从委员长的肩膀上卸了下来。重庆又回到了那种宫廷内斗、偷袭暗杀和背后结盟的状态。与此同时，那些看清形势发展趋势的人则开始为即将到来的灾难做准备。
蒋介石如此脱离现实，以致在某一天，当他听到自己的士兵在大街上饿死的传闻时，怎么也不愿意相信。由于军官们的贪污腐败，士兵们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配给。蒋介石派大儿子蒋经国去查个究竟。蒋经国回来汇报说，传闻是真的。一听此言，蒋介石坚持要亲自去看一看。蒋经国带他去看了部队士兵因为无人过问而死在被窝里的场景。蒋介石火冒三丈，举起手杖猛打到那位管理士兵的军官脸上。这个元凶随后被投入大牢，另一名忠诚老实的军官代替了他的位子。虽然如此，士兵饿死的事情仍在发生。1944年8月，人们在重庆街头运走了138具士兵尸体。蒋介石再也没有出来查看。
那时候正在印刷委员长版本的《我的奋斗》[1]，通过该书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稳定。这本名为《中国之命运》的传记内容严重歪曲事实，把中国的各种灾难，包括由于蒋介石个人原因造成的灾难，全都归结到各国列强的头上。这本书的内容偏执混乱，以致那些负责将其译成英语的人因为不敢面对外国读者，纷纷请病假休息。
“二战”最后一年里，很久之前就站在蒋介石一边的宋氏家族的成员中，仍然留在他身边的只剩下宋子文一个人了，而子文也已今非昔比。1941—1942年在华盛顿待的那段时间里，子文已经弄明白了游戏规则，并且他发现自己可以比别人玩得更好。子文成熟了，他脑子里再也没有哈佛大学那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和道德说教。现在他手中的实权已经超过了蒋介石，他拥有的财富，除了少数几个超级富豪之外，在世界范围内已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即便是比他富有的那几个人，他也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很快超过他们。
在重庆期间的每天晚上，如果没有记者在场，他都会吃专门为他从堪萨斯城运来的牛排。他很爱自己的妻子张乐怡，喜欢喊她的昵称“婷婷”。据说有一次张乐怡病了，他专门派了一架飞机到康涅狄格州去运回来一束山茱萸送给她。她酷爱山茱萸花，为此备受感动。
子文现在负责美龄以前做的那些事，并且比美龄做得还要好一些。他成了美龄的“替身”，担任蒋介石的翻译，跟他厌恶的政客和外交官们一起喝茶，讨好蒋介石，对来访的客人说些爱国之类的话，把蒋介石政权表述成人权和社会进步的坚定支持者。他现在已经完全看清楚了：如果他尽其所能，就能让蒋介石听他的指挥。
蒋介石政府里雇用的人非常多，包括中国人、欧洲人和美国人，分别负责形象维护、公共关系和宣传报道等工作，他们的工作之一就是防止报纸杂志刊登各种丑闻。不过偶尔也会出现失误，比如在1945年5月，时任行政院代理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大会时，美国新闻界就爆出了一个丑闻。广播电台评论员雷蒙德·格拉姆·斯温的一则报道给子文出了个难题：
目前中国发生了一件战争以来最大的丑闻，即由内部人士引发的黄金丑闻。此事牵扯到政府内部高官，这些人趁着3月28日金价正式上涨之前大赚了一笔……丑闻中涉及的那批黄金……是美国给中国的那5亿美元贷款中的一部分……许多人为此大发横财……大众舆论给政府带来了强大的压力。
在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催促下，美国从1943年以来一直在借黄金给中国。按道理来讲，这些黄金应该由中国国有银行负责销售，以便起到稳定通胀的效果，就像给贫血患者注射维生素一样。蒋介石抱怨美国没有把答应提供的黄金及时运到中国。据说正是因为美国人没有及时运来黄金，当时仍担任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才宣布各大银行将出售“黄金券”——一种在黄金运到之后可以兑换成黄金的证券。也就是说，本来准备用来抑制中国业已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这次的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孔祥熙大量加印的法币和霭龄从中投机倒把造成的）的黄金，现在却造就了一个可以被操纵以便进一步从中渔利的期货市场。
在斯温的电台报道播放之前，没人对此产生过疑问。人们之所以没有及早发现这个问题的原因非常简单。通常情况下，人们都会把怀疑的目光对准孔家和宋家的人。而在当时，孔家除了一个孩子留在国内之外，其他的成员都出国了。宋家也只有子文一个人留在国内。子文每天忙于各种政务，没工夫参与这些小把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人们才发现这里面有问题。事情暴露出来后，官方没有立即提出指控，它首先想到的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把这件事捂住。但有消息说，重庆某个能获得官方机密的人正试图操纵期货市场。由于独家报道了这一事件，广播员斯温直接下结论说，这是“战争以来最大的丑闻”。实际上这并不算是最糟糕的事情。此事的始作俑者一直没有被正式曝光，中国有一些人认为幕后操纵这件事的是宋家人，1945年3月，孔家唯一留在中国的就只有孔令侃，在多个行业与他有合作关系的则是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这两个人从未受到过任何形式的指控。
面对旧金山的一众记者，子文声称黄金市场上的异常现象已经引起了他的“怀疑”。他解释说，3月28日，也就是星期五那天，政府提出自3月30日（也即下个星期一）起提高黄金的官方价格时，曾要求与会人员必须严格保密。但在检查成交数字时，子文注意到星期五那天的黄金销售额是近几日平均销售额的两倍。发生这种事情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某个接近权力核心的人把黄金价格将在周末急剧上涨的消息透露给了同伙，使他们能在星期五这天低价买入黄金，而在星期一高价抛出。子文也许以为他这么做是将了孔家某个人一军，而孔家当时正处于极盛时期。子文说，当时他带着疑问匆匆前去面见蒋介石。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相关部门快速进行了一次调查，最终发现这次事件真正的“犯罪者”是中央信托局的两个小职员，而孔祥熙和宋子良两人都是该局的董事会成员。孔祥熙掌控的交通银行和中国中央银行在事发当天的那个星期五把正常的停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迟到了晚上9点，以便购买黄金的人“随时前来购买现货”。尽管如此，从这两家银行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那两位运气不佳的职员被判处枪决，立即执行。临死之前，其中的一个大喊他俩是“替罪羊”，这一点大家心里都很明白。
子文认为这种处决很有必要：“因为对政府在腐败方面哪怕有丝毫怀疑，都应该立即进行全面调查，该罚则罚。这样做只会强化政府的权威，增强人民的信心。”
据说这次黄金丑闻获得的利润数目很大，有新闻报道说有“450亿元”，不过这里指的是通胀时期的中国货币。该为此次黄金丑闻负责的那些没有被点名的“高官们”实际上只挣了大约两万美元。
充当“圣人”角色的孔祥熙有一次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战争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件不幸的事。”他有点儿言过其实了，战争对普通中国人来说确实是件坏事，但那些与宋家王朝有联系的人却例外。正如西北大学的弗朗西斯·徐[2]博士发现的那样：“官位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经济回报，以至成了这个国家最赚钱的行业。”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便是汤恩伯，此人有幸参与了最耸人听闻的战争丑闻，他的经历体现了蒋介石政权最糟糕的品质。汤恩伯外号“纸老虎”，是委员长的浙江老乡，小时候是个农村的小地痞，只学过一点武术。到了上海之后，汤恩伯赢得了青帮的赏识，做了打手，后来又说服当地的一个军阀出钱送他到日本的一所军事学校上学。“二战”爆发时，他已经成了最受蒋介石宠爱的野战军指挥官之一，成了黄埔系中的一员。他做出的第一个“成绩”，就是在河南省掌管军队时，伙同其他几位高级军官一起炸毁了黄河大坝。此外他还跟他人一起，威逼农民们把仅有的粮食都拿出来交“特别税”，从而导致河南在1942—1943年发生了严重饥荒，让白修德唏嘘不已。
“相对来说，他还算讨人喜欢，”白修德回忆说，“他举止优雅，性情温和，精力充沛……农民和普通市民们却把他当作他们苦难的罪魁祸首，他们编了一句顺口溜以示嘲讽：‘河南二殃，黄河与汤’。”
农民们挨饿的时候，汤将军却在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他的地盘位于顾家兄弟在战争时期统管的上海地区的上游。顾家兄弟当时在杜月笙去重庆避难之际，受托代为掌管杜的领地。这样一来，汤恩伯就有机会在青帮下游地区购买日本的违禁消费品，然后用美国援助中国的卡车运到包括重庆在内的内地城市，到黑市上出售。从顾家兄弟那里买不到的，他就直接用美国援华物资跟日本人换。他还贩卖瑞士手表、法国香水和英国毛纺织品，强迫农民种植烟草，然后卖给内地的烟厂，鸦片则卖给青帮。仅这些还不够，汤恩伯还克扣军饷，不给士兵们足够的配给，把本应发放给士兵们的美国援华装备拿去卖掉。他手下军队的花名册有1/3都是徒有虚名，这样他便可以冒领空头军饷。
1944年日本人发动“一号行动”后，汤将军只身离开前线，他手下的军队在惊慌失措之余，溃不成军，四散奔逃。参谋军官们丢下士兵不管，征用了手中的800辆卡车中的600辆，把妻儿老小、金银细软等能带走的全都装上卡车，仓皇逃窜。为了弄口吃的，那些被遗弃的步兵跑到农民家里抢他们赖以生存的耕牛。盛怒之下的农民们拿起木叉奋起反击，结果把5万士兵给缴了械。
作为奖赏，汤恩伯被任命为陆军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下辖14个美械师。抗战即将结束之际，他又得了一个肥差，到长江上海段一带去解除日军武装，接受日本投降。任务完成后，他受命把所有的日军士兵和平民从上海港遣返回国。汤恩伯把20名日军高级指挥官召集到一起，发表了一番令人感动的告别赠言：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相互辅佐。两国人民亦同种同文，合则共存，分则俱亡。8年血战，两败俱伤。忆往昔之苦难，非拥泣不足以慰吾兄弟之悲痛。而今刀枪入库，送君还乡，他日定携玉帛以迎还。
河南省的老百姓如果能听到如此感情充沛的讲话，他们心里一定会觉得热乎乎的。
委员长对汤恩伯的表现非常满意，战后再次对他进行嘉奖，任命他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顾家兄弟所在的上海也在他的辖区内），地位仅次于另一位名声响亮的军界领袖、发动“皖南事变”的英雄顾祝同将军。一位历史学家给他下了一个温和的评语：“汤恩伯是国民党中名声最不好的军人之一。”
每个人都捞到了不少好处。截至抗战胜利日那天，中国至少在账面上拥有600万盎司的黄金及9亿多美元的资金储备。尽管储备了如此数量的硬通货和黄金，“院外援华集团”[3]仍在极力游说，因此外国援助仍然在以惊人的速度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1945—1947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向中国运送了价值6.85亿美元的货物、食品、衣物和装备。此外，子文在进出口银行的那些老朋友们还给了他8 300万美元的贷款，加拿大也拨给了他6 000万美元的长期贷款。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为了维护中国人民的尊严”，宋子文坚持要求这些外国援助物资全部应由中国人管理。1944年蒋介石就曾玩过这一招，现在他这么做自然也无不可。令人费解的是，各个提供贷款的机构竟然都同意了他的要求。尽管当时在华盛顿和伦敦的高层人士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言，说在抗战结束时，宋子文已经成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一，在很多全球最大的公司中都持有巨额股份，他还能找到很多办法从这些公司购买军用物资。费利克斯·格林引用子文的一位朋友的话说，截至1944年，子文单是在美国就拥有4 700万美元的财富。在1953年的一次采访中，英国外交部的一位高层人士就曾反问道：“宋子文在你们通用汽车公司拥有控制股权，不是吗？”当被告知说，美国官方一般认为那是杜邦公司，而不是通用汽车公司，这位外交部官员厉声说道：“他们有很多办法掩盖所有权，不是吗？”
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后，子文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中国国家善后救济总署（CNRRA）来监督联合国救援物资的发放工作。他与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商量好，救援物资到了中国码头后，这两个机构就不再插手了。（在其他国家，联合国官员负责监督整个发放过程，以便确保这些物品得到合理的分配。）卸下货物的大部分码头，存放货物的大部分仓库，以及负责运输这些货物的大部分公司（包括中国招商局轮船公司）都归杜月笙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徇私舞弊而提前做好的局。
所有的救援物资抵达中国后，立即被转入黑市渠道。美国红十字会捐助的血浆竟被以25美元一品脱[4]的价格在上海的各家药店销售。美国海军海岸巡逻队发现后，把剩下的3 500箱血浆从上海的一家仓库里收走了。
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向中国发放了贷款，并满足了子文那不合规定的要求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发现自己还要支付这些物资的海运、装卸、存储和陆运等方面的费用。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子文把上述这一切的“管理”单据交给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会计人员发现这个数目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9亿美元。
1927年，蒋介石和杜月笙曾利用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无知，从上海商人手中敲诈了数百万美元。现在，蒋介石又利用人们对共产党执政的无知，从美国人手里攫取数百万美元的资助。他对无知的利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导致中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达到了惊人的11 000 000∶1的比率。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政权又开始偷偷准备发行一种新的以黄金为支撑的新钞，即所谓的“金圆券”。按照计划，政府号召所有中国人用手中那些已经失去信誉的旧版法币及个人拥有的黄金和白银来兑换新版钞票，这些黄金和白银以后可以按照政府自己制定的兑换率赎回。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骗局，它意味着那些好不容易在战争中把黄金和白银保存下来的人将按照荒唐的兑换率把手中的金银兑换成价值可疑的新版钞票。凡是在中国做过几天小店老板的人都能识破这个骗局，但人们别无其他选择。
谁要是知道货币改革的具体日期，谁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大发横财。对这场大规模骗局来说，著名的“黄金丑闻”不过是一场热身运动而已。这一次，把秘密消息泄露出去的是宋子文本人。
很显然，子文对与他关系不错的一些军官（仅在上海就有293人）做了提醒，让他们在实行改革之前从银行里把黄金提走。不妙的是，其中某个人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上海立即陷入恐慌之中，数百位大客户跑到银行里提取黄金现货，其他一些合法的客户也从政府手里提走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私人黄金。恐慌还蔓延到了其他城市，委员长发火了，他成了全国人民的笑柄。这一次，他彻底受够了宋子文。
子文被正式认定对这次“黄金抢兑”事件负责。蒋介石命令他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同时还取消了他在政府中的其他头衔，并下令陈氏兄弟对子文的金融活动进行秘密调查。调查结束前，为了安慰宋子文，蒋介石任命他为广东省主席和绥靖公署主任。这使宋子文可以轻松地通过在广州和香港的银行把大量的财产转出中国，并有足够的时间变卖大部分的资产。
他在行政院发表辞职讲话时，说了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话：“目前的情况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当前的经济危机是8年抗战和一年表面上的和平期间因极不平衡的预算而累积造成的后果。投机活动又部分加重了危机的程度。”
1947年秋，陈氏兄弟完成了他们受命所做的调查。他们递交了一份长达1.5万字的报告，指责子文“对外国资金处理不当”。报告指出，一些享有特权的公司花费资金和供应品“并非是为了进口用于重新建设所需的物资”。报告中所指的那些特权集团包括宋子文及其中国开发金融公司、宋子良的孚中贸易公司以及孔令侃的扬子发展公司。子文被勒令辞职、卷起铺盖去了广东之后，调查人员发现，中国储备的硬通货和金条——包括子文担任财政部部长时期人们一直认为储存在国库中的9亿美元现金和600万盎司黄金有将近一半不明去向。
它们哪里去了呢？
得梅因市《纪事报》的发行人加德纳·考尔斯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二战”结束后他曾访问过中国。回国后他写了一篇报道，于1947年9月发表。
在上海的一场晚宴中，一位对现政府不满的人对我说：“除非推倒宋家人，不然中国永远也好不了。他们在华盛顿、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各大银行的私人账户上有超过10亿美元的存款。”他离开后不久，中国银行的一个高管对我说：“别信这些屁话，他们家的存款不超过8亿美元。”
此时此刻，孔祥熙远在美国，宋子文被贬广东，毛泽东的军队则以破竹之势横扫华北。在这样的形势下，委员长仍然试图维护政府的脸面。面对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平静，他毅然决定发行金圆券。再三延迟之后，新版货币的发行日期被定在了1948年8月19日。所有旧版钞票连同黄金、白银和各种外币都要在9月30日前上交政府。为了确保这项工作顺利进行，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经国跟新任财政部部长俞鸿钧一起负责新版货币的发行事宜。
委员长给蒋经国下达特别指示，让他首先把上海“打扫干净”。很显然，他想让大家都知道他蒋介石又回到上海了。蒋经国受命清理孔氏家族的所有痕迹，清除仍留在上海的“孔派余孽”。在这次行动中，蒋经国将撵走所有的腐败分子（青帮分子除外），关闭黑市，把那些肆无忌惮的投机者投入大牢，并协助对上海黑社会进行经济“改革”。这项任务有点离谱。蒋经国似乎希望不折不扣地执行父亲的命令，他对各种腐败行为、黑市商人和货币投机者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在大街小巷到处安排莫斯科式的安全干部，一旦发现，就地展开审讯，在路边执行死刑。不过，蒋经国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个错误，他逮捕了股票经纪人杜维屏。这位年轻的经纪人被控在货币改革前抛售了3 000万股股票——很显然，他的父亲杜月笙事先向他透露了消息。
杜月笙这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儿子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接受了蒋经国的审讯，在大家还不知道他被捕的情况下便被判了刑。蒋经国对小杜的处罚相对较轻，只判了他8个月的徒刑，判罪原因却并不是他非法获取货币改革的信息，而是他没有按照规则在正规交易所抛售股票。不过他没有服刑，因为如果服刑的话，对他父亲来说有点儿“欺人太甚”了。然而，他的被捕、受审和定罪却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时代已经变了。
“二战”结束后，由于年事已高，加上长期吸毒导致身体每况愈下，杜月笙的权力之手已经逐渐松开。那些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的对手们也试图摆脱青帮的控制，这让他倍感压力。杜月笙现在已经6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他无心重新打理青帮的日常事务。此时的共产党正如狂风暴雨般席卷东北地区，即将挥戈南下，杜月笙已经很难集中精力重新恢复旧上海的那套秩序，他开始往香港转移财产。
蒋经国犯的第二个错误更为严重。
他在上海四处搜查的时候，在扬子发展公司的库房里发现了大量被盗的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救援物资，此时已经熟知黑市运作内幕的蒋经国立即逮捕了扬子发展公司的总经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表弟孔令侃。
[1] 《我的奋斗》是希特勒的自传。——译者注
[2] 此处指的应该是徐诚斌。徐诚斌（Francis Hsu Chen-Ping，1920—1973），祖籍浙江宁波，后任天主教香港教区第三任正权主教（1969—1973年），也是天主教香港教区首任华人主教。 ——译者注
[3] “院外援华集团”指在美国政界和议会进行游说，进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团体和个人。——译者注
[4] 1品脱≈ 473.18毫升。——编者注
第二十章 宋家遗产
美龄又回到了南京的家中。刚进家门，她就接到了上海打来的一个匿名电话，告诉她孔令侃被抓了。美龄快气疯了，她直接去找委员长，不过蒋介石不愿插手此事。于是美龄乘飞机赶到上海去见蒋经国，要求他把孔令侃交给自己监管。她这位不走正道的外甥很不情愿地回到南京，又被姨父蒋介石给训斥了一通。谨慎的美龄随后督促令侃乘飞机前往香港，然后从那里去了佛罗里达。他不会再回来了，扬子发展公司在中国的办公场所全部关闭，然后在迈阿密海滨重新建立起来。
委员长冷冰冰地给蒋经国下达了指示，让他停止一切行动。这让蒋经国感到非常丢脸，他把这笔账记到了继母的头上。蒋经国愤怒地辞去了职务，不再过问强加给他的这份工作。他向“上海市民们”道歉，并请他们“利用自己的力量阻止不法商人、官僚政客和诈骗分子控制”这座城市。
1944—1945年，在纽约休整了一年之后，蒋夫人在战争结束后返回国内，看看是否还有什么可做的事。她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形势一片大好，她躲到任何其他地方似乎都不合适。正如她的美国朋友们常说的那样，当前要做的是与共产党进行生死决斗。
由于宣传机器的作用，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美龄的婚姻出现过危机。在她的大部分崇拜者及媒体和美国政府中的大多数官员眼中，她的权势并没有削减。美龄回到重庆，又到了蒋介石身边（也许事先在私下里经过了一些协商），重新掌握了以前的权力。
在美龄的坚持下，委员长从他一直称之为“鹰巢”的府邸（另一个女人留下踪迹的地方）搬出来，住进离孔家不远的一栋小别墅。第二个以“蒋夫人”自称的那位陈小姐早已不在蒋介石身边。美龄回国的时间也许与陈小姐的离开有关，而陈小姐的离开也许与其孩子的命运有关。据说她生了个男孩，不过那个孩子没能活下来，同时蒋介石显然对她也已失去兴趣。陈小姐实际上是去了加利福尼亚，后来又去了香港，并终老于此，带着很多的秘密离开了人世。
1945年10月，重归于好的委座和委座夫人在重庆大摆筵席，款待亨利·卢斯。当时孔祥熙也同霭龄一起回国小住了几天，把剩余的一些家族事务处理一下。孔祥熙邀请卢斯到他那装修豪华的公馆做客，在其品茶之际，祥熙厚颜无耻地恭维这位出版商，夸奖他在1945年7月准确地预言“战争在不久的将来即将结束”。卢斯随后与蒋介石夫妇一起吃了晚饭。宋子文也单独摆了一场，款待卢斯。
这个出版商还找了个机会与他最厌恶的敌人、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进行了一次谈话。卢斯当然不可能被共产党人“蛊惑”，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进行了一场愉快的谈话——从坐下来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谈话就很坦率。他说我们（卢斯麾下的报纸杂志）最近对他们不太友好。我回答说这非常遗憾，我们正在世界范围内跟“左”翼宣传做斗争，因为它们就像臭鼬那样肮脏讨厌。”谈到匹兹堡大学毕业的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子陈立夫，卢斯说他认为陈立夫是个“有魅力的人”。
战争结束后，陈纳德仍然留在中国，现在的他喜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变成了一个喜欢穿军用防水短上衣的兵痞子，整日里来去匆匆，经营着他新成立的民用航空公司。他用飞机四处运送武器装备和军队，试图去阻挡潮水般的共军，虽然毫无结果，但他获利丰厚。战争结束后，陈纳德曾回美国待了一段时间，他一度还想在儿时生活过的路易斯安那的河口地带退隐。但他很快就与蒋氏夫妇达成了一笔新交易，随后告别妻子儿女回到了中国，此生再也没有回去。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正在发生奇妙的转变。1946年，杜鲁门总统在民众中的声誉已经达到了低潮，选民对战争的厌恶及其他一些原因致使民意低沉。在民主党总统4届任期内，他的共和党对手们一直处于权力下风，现在共和党在国会中的席位刚有所增加，便开始鼓吹风水轮流转的论调。大佬党[1]希望进一步利用民众情绪，赢得1948年的总统大选。由于法西斯主义已经被消灭，现在共和党最喜欢谈论的话题之一便是共产主义带来的威胁。他们与卢斯沆瀣一气，到处宣扬，说民主党没有给蒋介石除掉毛泽东手下的那班乌合之众提供足够的资金。
马歇尔将军和魏德迈将军通过惨痛的经历，已经把蒋介石看透了。他俩建议对以后的援助要认真地加以限制，并应由美国官员进行严格的监督。任何一笔贷款的前提是，蒋介石必须清除政府中的腐败行为，并建立一个更为广泛的政治基础——实际上就是让他继续走之前与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老路。这么做并非是因为支持这一政策的人对共产党有什么好感。马歇尔在很久之前就已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最大的资本，就是蒋介石政权已经烂透了。为了考察中国的实际情况，魏德迈于1946年夏访问了几个重要城市，随后他坦白地告诉蒋介石和其他国民政府官员，除非国民党能痛改前非，不然根本挡不住共产党的攻势。同时魏德迈还指出，只要蒋介石能变卖一部分国民政府在国外的投资，就能立即筹措到至少10亿美元的经费。
蒋介石和华盛顿的共和党人根本听不进这些话。第一个冲马歇尔的有限援助政策发难的不是别人，正是共和党众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她于1946年7月24日把一封38位支持蒋介石政权的著名人士联名签字的抗议信塞进了国会记录中。这些坚定的支持者包括中国商品进口商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科尔伯格曾帮助克莱尔·布思·卢斯成立中美政策研究会，该协会在“院外援华集团”中属于较为活跃的游说团体之一。
蒋介石手下的顾问们都很明白，如果共和党人在1948年的大选中获胜，白宫肯定会改变对华政策。届时中国面对的将不再是杜鲁门那握得紧紧的拳头，美国将再次给中国提供数十亿美元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资金援助。在此种情况下，中国的代理人们开始上路，前往美国去帮助共和党人赢得大选的胜利，付出高昂的代价来支持共和党的事业。长期以来在政界最为活跃的当属孔令杰，杜鲁门在多年之后总结了他们所做的一切：“许多参议员和众议员都按照他们的指示办事，他们手里掌握着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我并不是说他们把所有人都给收买了，而是说他们手头有大量的资金在流动，在华盛顿有很多人都听‘院外援华集团’的。”
蒋氏夫妇和卢斯夫妇都认为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肯定能赢得大选，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还特地授予杜威“特别吉祥领章”。由于特别期望杜威能够获胜，委员长安排美龄再次访问华盛顿，希望她能够像罗斯福时期那样再次吸引美国人的注意，并亲自呼吁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紧急援助，以便应对国内威胁。这一次她将向美国人要30亿美元的援助。
与此同时，从很多自称“中国人的朋友”的人那里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1948年4月美国大选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由“院外援华集团”和大量共和党领袖们一起发起的亲蒋运动通过了一个一揽子计划。为了阻止共产党，国会以微弱的多数同意给予蒋介石10亿多美元的资助。然而蒋介石再次表示这些远远不够，他还需要30亿美元。
当美国人落入烦琐的民主程序之中时，中国正在一步步丢失。1948年的头几个月里，共产党的军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则四散奔逃，节节败退。如果想救蒋介石的话，速度最好能快点。区区10亿美元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等到当年11月7日美国人参加大选投票时，蒋介石的失败已经是毫无悬念了。
就在这一天，共产党向保卫中原地区的大批国民党正规军发起进攻。这场战役直到1949年1月10日方告结束，前后历时两个月，国民党遭遇完败。这场被称为“淮海战役”的大战是蒋介石和共产党之间最后一场大规模冲突，55万国民党士兵中有32.5万人被俘。在最后时刻，为了避免各种武器装备落入共产党之手，蒋介石下令空军轰炸自己的军队。中国大陆的迷局就要结束了。
多年以来，为了能让自己入睡，蒋介石一直在晚间服用强力安眠药。然而在这最后一战期间，他发现安眠药也不灵了。他开始酗酒，每晚喝上一杯半威士忌，直到把自己喝得人事不省为止。这时候更有消息传来说，杜鲁门在竞选中以微弱优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让他更加焦虑起来：白宫不会再施舍了。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催着美龄前往华盛顿。1948年11月底，美龄乘坐飞机前往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大陆。
这一次，华盛顿没有为她准备红地毯，白宫也没有发帖邀请蒋夫人到白宫过夜或到国会发表演讲。由于国会最近刚通过了一项给蒋介石提供10亿美元的决议，再加上一场艰苦卓绝的总统选举才刚刚结束，杜鲁门总统没有心情去迎合卢斯的那套外交政策和“院外援华集团”的要求。
杜鲁门用挖苦的口气回忆说：“她来美国想再要点施舍，不过我可不会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想她也不是很喜欢住在那里。不过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根本也不关我的事。”
从官方的角度来看，蒋夫人的这次访问显得非常尴尬。对她请求帮助中国进行“目前战争”的呼吁表示同情的只有共和党人、“院外援华集团”和卢斯等人。这次出访简直是一场灾难，杜鲁门非但没有给她留半点情面，而且很不客气地在媒体上发表了一篇声明，指出美国给蒋介石提供的援助总数早已超过了38亿美元。宋氏家族埋下的祸患开始发出了复仇的嫩芽。
随着“二战”的结束，蒋介石政权像一块朽木一样四分五裂。回顾前朝旧事在华盛顿已经成了时髦的话题。比如，情报圈里的人回忆说，1942年，孔祥熙曾挪用两亿美元的美国贷款从上海沦陷区的商人们手中购买各种货物，而出售这些货物的则是杜月笙以及宋家与日本人的合资企业。在人们的闲聊中，这些事情就像木头中的蛀虫一样被尖利的嘴巴一件件啄出来，流言传遍了整个华盛顿，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由于被总统拒之门外，以前使用的那些招数也不灵了，美龄只好气呼呼地离开了华盛顿，再次到孔家那栋位于里弗代尔的豪宅里隐居起来。
杜鲁门一直很坦诚地跟助手们谈论中国政府中的“贪官和骗子”，他指出：“我敢打赌，现在至少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还在纽约（存在中国银行的账户里）。”总统很快就会发现，他的估算有点太保守了。1949年5月，即美龄来美国几个月后，杜鲁门得到一个情报：有银行界人士对国会议员说，宋家和孔家实际上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总统立即下令联邦调查局对这一传言进行秘密调查，以便准确地了解这笔钱的具体数目和存储地点。这次调查的过程和结果非常敏感，其中的细节（在删除了很多内容之后）在34年后的1983年才不再当秘密文件处理。
联邦调查局首先仔细查看了有关宋家的战时档案，重新注意到宋子文“在开始担任公职的时候财产相当有限，而到了1943年1月，其资产却达到了7 000多万美元”。联邦调查局注意到，“二战”期间日本人曾指控子文在大通曼哈顿银行或花旗银行存有7 000万美元，孔夫人在其中的一家银行存有8 000万美元，蒋介石夫人在这两家银行或其中的一家存有1.5亿美元。当初这些传言仅仅被当成是日本人的一种宣传攻势。
埃德加·胡佛向联邦调查局分布在美国各地的外勤人员发出指示，说：“局里希望了解那几位指定人员在国内银行中的存款明细，以及归他们控制下的那些企业、工厂或公司的情况。”旧金山、纽约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银行都做出了回应。其中一些银行说，他们从来没跟宋家人打过交道，另一些则回应说：“如果联邦调查局想要的话，他们可以在保密的基础上提供相关的账目明细。”调查之下，一些没有列在调查名单上的家族成员——如子良和时任旧金山广东银行董事长的子安的账户资料也被挖了出来。
日本人在指控中提到的那两家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和花旗银行也愿意在“极为谨慎和严格保密的条件下”进行合作。为了避免吓跑大客户，这么做非常必要，因为这些人可能会反对银行泄露交易机密。
但在调查曼哈顿银行时，联邦调查局遇到了困难。曼哈顿银行是纽约的一家大银行，后来与大通银行合并，组建成大通曼哈顿银行。曼哈顿银行的高管们刚开始还算配合，向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披露了宋家的一些账户信息，其中包括子文个人的一笔信托基金。但在几天后，特工人员再次上门拜访要求提供更多的资料时，该银行人员的态度大变。对联邦调查局人员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们的回答都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该银行还完全否认了之前提供的各种资料信息，并拒绝提供新的资料。此外，该银行还问联邦调查局能否提供传票。联邦调查局如果出示传票，就要冒公开披露总统下令调查的风险，而杜鲁门早已下令严禁透露此事。（如果“院外援华集团”知道了这件事，势必引起一场强烈的政治抵制。）
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间接地指出：“在这件事情上，为了得到联邦调查局的保证，银行高层官员们似乎准备了一套平淡的说辞。”
联邦调查局确实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它推测孔家在美国的大部分流动资产都存在他自己开办的中国银行纽约分行里，而子文大部分的流动资产则存在广东银行旧金山分行。不过，由于这两家银行由他们家族直接管理，让它们出具详细的细节显然是不明智的选择，另外，在西雅图和波士顿的几家银行里也查出了一些大账户。
人们发现，包括美龄在内的家族成员在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各个城市中都拥有公寓大楼和写字楼。宋氏家族还拥有或控制着很多家公司，其中包括位于华尔街一号的孚中国际公司和莫诺化工公司。但这些发现与其他的资产相比，不过是大巫见小巫。英美金融圈里一直有这样一个传闻，说子文拥有通用汽车公司或者是杜邦公司（抑或是两者都有）的巨额股份。此事如果已被查实的话，那也早被联邦调查局放到保密文件里面去了。
有人告诉联邦调查局，他们要的一些信息可以在联邦储备银行和财政部的档案文件——TFR–300表（所有的外国人都要填写该表）里找到。这份表格里也许列有宋氏家族在美国的所有财产，但联邦调查局不愿意去财政部复印这张表，因为他们认为财政部的一些高官跟子文走得很近，可能会把调查的事情透露给他。他们通过间接的方式得到了这些表格，却发现上面几乎什么都没有。比如，美龄填写的那张表在“个人财产”一栏中一个字都没填。很显然，财政部对她还算客气，没有让她填写具体细节。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试图监视孔家那栋位于里弗代尔独立大街4904号的豪宅。一位特工抱怨说，这事也不好办，因为这个地方极为偏僻，那些大宅子都掩映在树木之中，彼此之间相距很远，询问邻居也都讲不清楚。（1955年夏天，纽约的中文报纸刊登了一件孔公馆里发生的丑闻，联邦调查局终于得以窥视一下孔家豪宅里发生的一些奇怪的事。据报纸报道，从香港来美的几个中国佣人本来是想去中国大使馆工作，结果到了之后才发现他们成了孔家在里弗代尔住宅中的囚犯。他们反映自己并没有得到许诺的薪水，也不允许离开住地半步，甚至不能给家里人写信。失望之余，他们一起逃跑，结果却被抓了回来。根据《中国新闻日报》的报道，为了教训他们，这些可怜的仆人被吊在房梁上毒打。虽然孔祥熙给报纸写信，否认了对他们进行苦力贸易的说法，却没有否认这几个佣人提出的其他指控。）
在西海岸，另一些特工发现，有中国人企图把大量黄金转移到洛杉矶市郊范奈司的一个偏僻的私人机场，不过后来这些特工便再也没能追踪到目标。
联邦调查局对此次调查活动本来就不是很热情，再加上宋家和孔家在美国的特殊地位，后来便停止了。这些人并非美国公民，也不是登记注册的外国代理。他们最初以中国官员的身份来到美国，并且持有外交护照。很显然，他们现在已经不是政府官员了，那他们算是什么人呢？
即便是被赶下台的国王迟早也要填写各种表格，在西方民主国家更是如此，因为在这些国家，只有登记在册的事情才算真实存在。然而，宋家和孔家的人在美国却拥有特殊的名人地位，使得他们可以避开这些要求。他们所处的情形也模糊不清，美国人很显然没有强迫这两个家族写下他们拥有的财产和从事的各种活动。将近20年后，年老的孔祥熙在对台湾进行了短期访问后，回到了西雅图。在机场，美国移民规划局采取合作态度，只是简单地登记为“政府官员”，然后便以“头等人”的身份立即将其放行。
宋氏家族的人似乎到哪里都能畅通无阻。他们可以自由出入美国，在美国居住、存款和投资等等，做一切自己想做的事，而不会遇到各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麻烦。
如果继续调查下去，联邦调查局将在政治上陷入危险的境地，于是，它便拿出老一套的官僚做法，停止调查，把皮球踢给了别人，也就是在政治上异常敏感的司法部的官员们。正如意料中的那样，此事很快被搁置到一边。
杜鲁门总统最终还是得到了一定数量的确凿信息来回答自己最初的疑问。不过他知道的实情对于宋家人的总体情况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多年之后，在接受作家默尔·米勒的采访时，杜鲁门如此说道：“他们全是贼，他们家所有人全是……我们给蒋介石的38亿美元被他们偷走了7.2亿美元。他们偷了钱，然后拿到圣保罗去投资房地产，有一些就在纽约这里……就是那个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以前和现在一直使用的活动资金。”
正当联邦调查局着手进行调查的时候，远在中国的蒋介石正忙着为逃往台湾做准备。一个为了不把武器装备落到共产党手里而敢于轰炸自己军队的人是不会给共产党留下太多值钱的东西的。蒋介石派出自己最信任的那些人有计划地把各大银行、兵工厂和博物馆搬了个一干二净。全国各地出现的这一现象不禁令人想起了纳粹德国最后疯狂的那些日子，当时伦勃朗的许多名画被盗走并运送到私人地下室里藏了起来，等待适当的时机重建天日。
多年之前，在张静江的建议下，蒋介石实行了一个长期计划，对乾隆皇帝收藏在故宫中的宝藏进行“疏散”。乾隆于1735—1795年在位，他的统治时期是各类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乾隆生活简朴，却急欲表达其高雅的品位，在其住处摆满了各种华丽的艺术品，这些后来都成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核心藏品。张静江和他在艺术界的那些朋友们一直对这些藏品垂涎三尺。
委员长将这些宝贝视为其王朝的世袭财产。20世纪30年代初，他派人将这些宝藏从北平运到南京。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蒋介石派人把这些艺术品装到数千个木板箱中，疏散到全国各地，“以免落入日本人或共产党之手”。这些宝藏最终被运到了偏远的中国西部地区，直到战争结束。在这期间，很多名作流入海外富有的收藏家手中，人们一直在揣摩到底是谁干的，但在2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藏品在全国各地不断地辗转，谁也说不清到底丢了什么藏品、丢了多少。1938年，张静江离开中国去了欧洲，在巴黎、伦敦和日内瓦均设立了自己的艺术品展览室。“二战”期间他一直待在美国，并在美国也成立了一个藏品丰富的展览室。1950年9月3日，张静江离开了人世，不过《时代周刊》并没有报道这件事。
淮海战役结束之前，约有25万件画作、瓷器、玉器和青铜器被运到台北。1949年1月21日，也即淮海战役结束11天后，蒋介石辞去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职务。
当然，他辞职的目的是使自己免遭失败的羞辱。不过，跟以往几次辞职一样，指挥权仍抓在他的手里。军队、政府官员、美国援助物资、空军战机等等一切依然在他的掌控之下。一些军人政客叫嚷着想借机掌权，总统一职最终落到了蒋介石党内的老对手李宗仁身上。李宗仁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试图与毛泽东进行谈判。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是让李宗仁把委员长和蒋介石夫人这两个被人民列为头号战犯的人，以及宋子文和孔氏夫妇交出来接受审判。
孔祥熙再也没有踏入政坛。战争结束时他已经65岁了。保守估计，他和霭龄共有将近10亿美元的财富，大部分早已被极富远见地转移到了国外。1946年时，二人曾到上海进行了最后一次短暂访问，清理自己的资产，把能运走的都转到了香港或国外。1947年，他们去孔祥熙在山西太谷的旧宅看了看，在共产党占领之前就把这所豪宅的大门给关上了。随后，孔祥熙告知朋友们说，因为霭龄“身体不是很好”，有必要让她离纽约的医疗中心更近一些，因此他将带她前往美国。
宋子文也没能坚持到最后一刻。他被共产党列入主要战犯的名单，国民党内的政敌们也指责他侵吞大笔公款，要求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至少交出一半。1949年1月24日，担心性命不保的宋子文辞去了广东省省长的职务，与张乐怡一起逃去了香港。他在香港的启德机场走下飞机时，身穿一件双排扣西装，头戴一顶灰色的小礼帽，手持自己最喜爱的手杖，翻领上还挂着两排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颁发给他的奖章。张乐怡走在他的身旁，身穿貂皮大衣，脸上戴着一副墨镜，以便遮掩那双哭得红肿的眼睛。子文的表情从来没有如此严肃。共产党和绿营[2]的人都在追捕他，子文要求香港的英国警方提供保护，他们同意了。5月16日，他去了巴黎“接受医学治疗”。1949年10月10日，子文带着外交护照踏上了美国的土地，这一次又是为了“家族事务”。
1949年2月，虽已不再担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仍然为把政府剩下的黄金储备紧急运往台北做了详细安排。如果他准备让李宗仁来掌管钱袋的话，他显然希望这个袋子是空的，这意味着李宗仁根本没有钱来给那日益萎缩的军队发放军饷，仍在坚守的士兵们也得不到食物。李宗仁发现国库已经空空如也后，跑到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那里请求美国支援，以便自己能有跟毛泽东谈判的资本。司徒雷登大使建议他要求那些把数十亿美元的美国援助款项存入外国银行的国民党官员们发扬爱国心，捐点钱出来。
蒋介石召见了孙科，他的提议肯定让这个可怜的家伙有点儿不知如何是好。蒋介石建议孙科，此时他可以像孙文多年前做的那样，在广州另建一个政府。委员长向孙文的儿子承诺说，如果他能组建起这样的政府，他蒋介石就可以发动一次新的北伐战争。孙科匆匆去了广州，但是没过一个月，就连庸庸碌碌的孙科也明白过来，很快跑到法国流亡去了。蒋介石开始用船只把仍然忠诚于他的那些军队运到台湾岛上。现在他拥有充足的金钱和足够多的士兵，中国大陆上能搬走的财富也都给搬到了台湾，现在就连他似乎也可以在岛上永久地生活下去了。他去台湾之前最后去的地方是上海。
1949年4月，杜月笙在上海见了蒋介石最后一面。委员长还见了汤恩伯将军，汤将军建议让上海成为“第二个斯大林格勒”。这位炸毁黄河大坝的英雄、曾大谈特谈爱国主义的“纸老虎”预言他们能够完胜共产党。他指使数千名苦力挖了一条很大的壕沟，然后在旁边修建了一道10英尺高的竹栏杆，这在军事上没有明显的作用。后来人们才得知，他有个亲戚做木材生意。
蒋介石此次上海之行的真正目的，是想请杜月笙和青帮帮忙劫掠中国银行。他现在急需资金，他不想扔下这些黄金空着手逃到台湾。由于有传言说没有黄金来支撑新发行的金圆券，没过几个月，他对这种新货币所报的期望就破灭了。黄金本来是有的——国库里本来存放着600万盎司的黄金。根据官方的指控，其中有一半的黄金跟着宋家和孔家一起消失不见了，剩下的另一半也不见了踪影。现在中国剩下的黄金只有存放在中国银行里的私人黄金。
金圆券骗局是蒋介石临别前的最后一击。在以4∶1（金圆券兑换美元）的汇率引入金圆券的5个月后，金圆券与美元之间的兑换率暴跌至1 000 000金圆券兑换1美元，随后局势便失去了控制。
这其中受害最为严重的是那些诚实的人，他们一辈子攒了价值一两千美元的黄金，然后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在规定的时间里拿着黄金到银行里兑换成了金圆券。他们手中的金圆券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后，人们能够在上海、汉口或广州的茶馆门口看到他们茫然的身影。他们被国民党抛弃了，而在共产党眼里，他们则被划为资本家一类。他们就这样坐在那里，在大厦将倾之前，他们连把妻子儿女送到澳门或香港的路费都拿不出来。这些人是蒋介石最后的一批支持者。
蒋介石相当小心地实施了他掠夺中国银行的计划。一艘外表破烂不堪的货船停靠在外滩码头华懋饭店的对面。船上的船员是从海军官兵中挑选出来的，化装成衣着破烂的苦力。中国银行的几个行政人员也被重金收买，蒋介石答应事成之后将用船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条件就是打开金库的大门。国民党军队对周围包括南京路和外滩在内的几个街区进行了戒严。“苦力”们挑着沉重的担子蹒跚前行，黑暗中传来他们有规律的喘息声。他们每个人都用竹扁担挑着两个包裹。路灯照亮了从银行到货船之间的道路，在幽暗的灯光中，这些人如食尸鬼一般让人毛骨悚然。英国记者乔治·瓦因当时正在熬夜赶稿子。他从办公室窗户里看到了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惊讶，不过没人注意到他的存在。当瓦因意识到眼前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时，他给伦敦办公室发去了一条言语古怪、寓意丰富的信息：“中国所有的黄金正在以传统的苦力搬运的方式被运走。”
这也是杜月笙进行的最后一次掠夺。在5月25日共产党成功占领上海的数天前，他就溜出了上海。他在香港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两年时光，几十年的大烟瘾已经把他的身体掏空了，他无法走路，最终瘫痪在床，于1951年8月16日离开了人世。蒋介石从台北发来唁电，称赞杜月笙“忠诚正直”，堪为楷模。
1949年5月初，蒋介石登上一艘炮艇，逃往台湾。国防部部长陈诚早已于前一年的10月赶到台湾，为国民党退守台湾做各种准备工作。蒋介石抵达台北后，被安排住在前总督的寓所，但他不愿去住，而是选择住在台北以北8英里之外的台湾糖业公司种植园里的宾馆里。在这栋树木浓密、青山环绕的寓所里，蒋介石得知上海解放了，保存在南京的军统档案资料也全部被共产党获得了，使他们知道了过去30年里蒋介石与黑社会交往的许多细节。这些资料后来被带到了北平，起初放在位于弓弦胡同15号的共产党秘密情报总部，后来又搬到了党中央大楼里。
中国西部的一些偏远地区仍在国民党的控制中。1949年8月，蒋介石和蒋经国从台湾飞到成都，到戴季陶墓去祭奠。这位转变信仰的反共分子曾帮助蒋介石一步步登上权力之巅，1949年1月，他意识到国民党大限将至，便于1月11日晚间服下了致命剂量的安眠药。既然到了重庆，委员长顺便去警察总署处理了一件以前留下来的“私事”。在重庆监狱的一间牢房里，仍然关押着一位不同寻常的囚犯，他就是伙同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绑架蒋介石的杨虎城。虽然后来答应让他流亡欧洲，但他曾激烈地反对蒋介石。于是，在1938年，当杨虎城借一次大赦之机回到中国后，蒋介石下令立即将其逮捕。在接下来的11年的时间里，杨虎城、杨虎城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以及他的一对儿忠诚的秘书夫妇）被关押在戴笠设在重庆郊外的集中营里，饱受折磨。现如今，在诀别大陆之前，蒋介石这次特别的重庆之行只有一个目的：在杨虎城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随后，杨虎城和他的儿子、女儿以及他的秘书夫妇都被拉出去执行枪决。
1950年1月，蒋夫人从纽约抵达中国台湾，前来处理家务。这个岛上的人民并不欢迎国民党，他们是被逼无奈才向暴力恐怖低头。中国台湾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岛屿之一，那里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海边悬崖林立，山顶上云雾缭绕，每到黎明，太阳破雾而出，山峦尽显。经过日本人数十年的统治，这个岛在经济上已经能够自给自足。然而在“二战”结束后，作为开罗会议秘密协定中的一部分，同盟国把它转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用武力迫使台湾屈服。这里曾发生过数次大屠杀，第一次，在台北市中心发生的民众暴动中，有一万人被国民党军队杀害。在蒋介石稳住阵脚之前，又有两万人被杀害。没有被害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有的转入地下斗争，有的则逃到了东京。在这个力量对比悬殊的岛屿上，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和武装部队发挥出了他们在大陆地区从没有过的能力，他们就像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蒋介石在上海那样对待台湾人。
大部分人都认为蒋介石在台湾待不了一年。当时，失败的气氛非常浓郁，英国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美国国防部通知外交人员做好共产党攻打台湾准备，并告诉他们，美国不会给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也不给其提出具体建议。美国的保守派在震惊之余，开始反击。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带头指责说，国务院目前充满了共产主义分子。杜鲁门总统则回敬说，麦卡锡和包括新罕布什尔州的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在内的其他一些共和党参议员是冷战时期“克里姆林宫留下的最大的财产”。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之时，有关中国问题的这场新论战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美国也陷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由于担心政治迫害，论战无疾而终。朝鲜战争第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的政策发生了逆转，华盛顿决定保护中国台湾。美国中央情报局把中国台湾视为其在亚洲的重要基地，并加入了陈纳德的航空公司，使得这个独裁政府获得了宝贵的时间来奠定自己的根基，重塑自己的形象。
20世纪40年代末的美国媒体刚习惯了一种新的编辑策略——在蒋介石政府投入数百万美元准备反攻大陆时，“告诉蒋介石他完蛋了，并且美国也和他一起完蛋了”。参加“亲台”宣传的那些热心的美国人都是那个性质不明的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的成员，他们有的负责筹集资金，有的负责组织工作，有的负责电话联络，有的负责搜集资料，有的负责勤杂事务，此外还有一些国会议员和商界大亨等也都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负责该集团管理、指导和经费工作的都不是美国政府，这个集团服务于宋氏家族和“中华民国”政府。而参与其中的那些人则认为自己是在为了上帝更大的荣耀——或者是“民主体制的生存”而工作。他们实际上是在为“中华民国”政府搞公关。
20世纪50年代的人们都知道“院外援华集团”这个名字，但没有谁能准确地说出它是干什么的，参加的人都有谁。一位法国外交官说道：“如果搞这么一个集团的不是台湾当局，而是莫斯科，那么参与其中的那些人早就被以叛国罪判刑了。”
马奎斯·蔡尔兹如是写道：“凡是了解底细的人都知道，这个能力巨大的援华集团给国会和各行政部门施加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在整个外交史上很难找到哪个代理机构和外交代表能与之匹敌。‘中华民国’政府采取的这种直接干预的方法可谓古今罕见。”这场运动的一部分工作给麦卡锡发动的政治迫害火上浇油。
“中华民国”政府还充分利用那些由赞同其观点的人担任首脑的公司，此外还雇用一些公关公司在美国设立了自己的“宣传部”。它深耕与那些有影响力且同情国民党的人之间的关系，与他们合作建立了一些两党间“非营利性”的委员会，作为向美国政府施压的工具。宋氏家族的成员很少亲自指导各种活动，这么做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他们已经按照宋家人的标准，将一些负责日常事务的中国技术官僚变成了宋家新一代的门徒。
纽约的公关公司——联合集团公司把“中国银行”列为主要客户名单，另一家公关公司汉密尔顿·赖特公司曾跟“中华民国”政府签了6年合约，负责通过撰写发表各类文章、新闻报道、照片影像等为蒋介石及其政权塑造亲民形象。在赖特公司与“中华民国”政府签署的协议中曾有这样的一条保证条款：“报纸的编辑和读者均不得知道我社所发的75%的文章的资料来源。”亨利·卢斯的朋友、共和党人乔克·惠特尼拥有的先驱论坛报社多年以来一直向那些对其没有戒心的美国报纸提供类似的虚假材料，从来不说明材料的来源。
1949年，子文在战争期间创办的环球贸易公司曾被登记为一家替政府工作的外国代理机构，注册资产将近2 200万美元。总部在台湾的“中国新闻社”（CNS）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都设有分支机构，分发了数百万册名为《自由中国周刊》的刊物。它还在几家美国报纸上发表了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新闻报道和特写文章。在1946—1949年这短短三年的时间里，竭力仿效美联社的台湾“中央通讯社”花费了6.54亿美元来捏造蒋介石反共斗争的系列文章，并盛情款待美国和远东地区的报社编辑和记者，平均每年花费超过2亿美元。怪不得美国民众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蒋介石是一个道德典范人物，认为他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据推测，为了欺骗美国民众，台湾每年的花费可能高达10亿美元。台湾当局对美国的极右报刊——尤其是影响力极大的奥克兰市的《论坛报》有着特别巨大的影响。这家报纸的老板威廉·F.诺兰参议员是西海岸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华盛顿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之一，国会的同僚们都称他为“台湾参议员”。蒋介石的另一个坚定的支持者是曼彻斯特极右报纸《工会领袖》的出版人、来自新罕布什尔的威廉·洛比。洛比还支持“院外援华集团”的布里奇斯参议员。此外还有斯克利普斯—霍华德报业集团的罗易·霍华德、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的约翰·戴利，当然还有亨利·卢斯。传记作家斯万伯格做了如下评估：
卢斯现在发现自己一生中最宏大的计划有失败的危险，将要一同失去的不仅是中国和基督教的命运，以及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地位，还包括他自己内心的平静和个人声誉。蒋介石最终统治中国本应该成为克莱斯勒大楼和洛克菲勒中心历时15年艰辛规划的辉煌成果，也是卢斯旗下的各个媒体数不清的宣传报道结下的硕果。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的崛起，促使卢斯采取了一种有力的对抗策略。比如，曾被他当作中国留学生培养机构的美国中国研究所，现如今重新登记注册为一家为台湾当局服务的外国机构（受托人为卢斯本人）。
新闻播报员罗伯特·艾伦报道说：
这场显著的外国袭击最为引人注意之处，就是它实际上是由一些著名的美国人策划的……卢斯一直以来都在为鼓动美国政府再拨给蒋介石20亿美元而不停地进行宣传……尤其在华盛顿，作为“院外援华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卢斯的公司一直在全力以赴地支持蒋介石。
“院外援华集团”的成员中有很多人的父母曾在中国当过传教士，现在他们觉得父辈留下的遗产正在被抛弃。这些人当中有“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和“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的两位理事，这两个组织曾发表大量文章督促美国政府向当时的中国提供更多的援助。“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的理事会中还有好几位权势显赫的人物，包括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成员、美国劳工联合会第二副主席戴维·杜宾斯基、可口可乐出口公司董事会主席詹姆斯·法利。“美国对华政策协会”的会长是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他是一位从国民政府进口纺织品的富商，也是克莱尔·布思·卢斯的朋友。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个机构是“百万委员会”（亨利·卢斯即该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成立于1953年，其成立的宗旨是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后来更名为“自由中国委员会”。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该委员会仍在到处游说，煽动民众支持台湾当局。该委员会有23位参议员，其中包括诺兰、迈克·曼斯菲尔德、埃弗雷特·德克森和雅各布·贾维茨。此外还有83名众议员、十几名海陆军将领和一些商界大亨。
美国劳联—产联执行委员会（AFL-CIO）、美国军队、美国安全委员会、美国保守派联盟和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等机构团体经常发动各种运动来支持上述团体的活动。在许多保守派组织眼里，台湾成了“反共”的代名词。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气氛中，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恐惧使得那些精明的人从不过问这些组织的经费来自何处。
尽管他们个人与蒋介石政权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孔家和宋家仍然是美国特殊利益集团与台湾地区之间的主要联系通道。霭龄、孔祥熙、宋子文和蒋宋美龄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都用在四处游说方面，有时候还凑到一起，在孔祥熙那位于里弗代尔的豪宅里举行战略会议。
从1948年起，霭龄和祥熙就在里弗代尔开始了流亡生活。作为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首席董事，祥熙每周有两三天需要乘车去华尔街办公，其余的时间他则待在家里工作。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是为数不多的对流亡在美的宋氏家族感兴趣的记者之一，他把中国银行称为“院外援华集团”的“神经中枢”。皮尔逊提醒读者说，“中华民国”政府通过其设在各地的办公机构转出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专门用于为宣传战埋单。
孔博士对美国政坛的了解不比他对中国财政的了解少。在路易斯·约翰逊进入杜鲁门总统的内阁之前，孔博士曾聘请他担任自己的私人律师。
有一件事不知道该说不该说：约翰逊后来当上国防部部长之后，成为美国支持台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和鼓吹者……孔博士是声望极高的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斯特尔斯·布里奇斯家中的常客，这位参议员同样一直在督促政府援助台湾和蒋介石。
1948年布里奇斯再次竞选参议员时，曾把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从纽约寄来的2 000美元竞选赞助列了出来。科尔伯格是“院外援华集团”的头面人物，也是孔博士的朋友。
科尔伯格参议员不但投票支持并发表演说声援“院外援华集团”，而且还可能帮过孔家和宋家一个很大的忙……
1948年，也即布里奇斯收到“院外援华集团”的科尔伯格的赞助的那一年，布里奇斯任命艾奥瓦州前参议员沃斯·克拉克为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公正代表，赴中国台湾对“中华民国”政府做一个“公正”的报告。当时布里奇斯在该委员会理事会中担任一个实权职位。
这次调查的目的是证明为什么美国继续援助蒋介石是正确的。
然而，对于这次所谓的公正调查，大多数人不知道的一点是，克拉克并不只有公正代表这一个身份。这位来自艾奥瓦州的前参议员多年以来一直是替宋子文服务的法律事务所的员工。简而言之，克拉克是“院外援华集团”中一个领报酬的说客。
此外，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克拉克是在为美国参议院和美国纳税人服务，但其实国民政府也支付他的一部分开销。
克拉克回国后，强力建议美国政府给予蒋介石更多的援助。
几周后，皮尔逊声称，为了宋氏家族的利益，这些政策仍在继续执行。
蒋介石的一个姻兄弟跟其他中国富商一起垄断了大豆市场，从而使美国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此人就是蒋介石的小舅子、外交部部长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战争期间有价值35亿美元的美国援华物资由宋子良负责掌管。他从这笔大豆生意中赚得3 000万美元的净利，而美国消费者则需要为每蒲式耳[3]的大豆多花1美元。
这次大豆操控交易的奇怪之处，在于其操纵者准确地知道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大豆的确切时间。
前不久，本专栏还报道了宋子良的儿子尤金·宋伙同孔祥熙博士（蒋介石的连襟）的儿子孔令杰把大量珍贵的锡卖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
也许就是因为总是发生这样的事，幻想破灭的中国人才推翻了宋孔王朝，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
孔令杰现在成了家族里的大忙人。1950年理查德·尼克松竞选参议员时，孔祥熙专程派小儿子去洛杉矶给他送去捐款，并给他加油鼓劲。他还说服加利福尼亚的大批华人选民把票投给尼克松。孔令杰的出手相助在孔家和尼克松家建起了一条稳固的纽带，多年来，尼克松夫妇经常到位于里弗代尔的孔家去做客。
宋孔两家的石油资产分布在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和路易斯安那等地，每一处孔令杰都积极参与管理。1956年，孔令杰在“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内创建了夏延石油公司，下辖麦格纳信托公司、西部石油开发公司和阿托卡钻井公司。夏延石油公司争取一些政界要人、记者和电影明星前来投资。如果令杰的油井（比如与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副总裁约翰·戴利签约的那座油井）产油不多，令杰将保证戴利收回投资的本金；如果油井钻探成功，则与戴利平分利润。接受这个条件的一些投资者并不知道控制夏延石油公司的是中国人。在这种模式下，那些有权势的人可以在不冒重大风险的情况下获得可观的利润。
1950年美龄回到台湾地区后，她发现自己卷入了最后一场争夺继承权和维护自己政治生命的战争。在美龄前几次离开台湾期间，蒋经国先是担任了蒋介石的私人助理，后来又担任安全部门领导，被任命为台湾“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在之后的20年中，美龄每次离开台湾地区去美国，蒋经国在政治阶梯上似乎都会上升一级，朝着取代她而成为父亲继承人的目标更近一步。
美龄精神太紧张了，她无法安静地坐在日月潭边画那些简单的花卉。她曾把自己的画送给很多人，也曾给过蒋经国。（送给蒋经国的是一副竹子，上面有她的亲笔题字“赠子”。）她经常去参加社会活动，尤其是办孤儿院——不过那些孤儿几乎毫无例外全都是她丈夫手下的军官去世后留下的。（就连戴笠也办过孤儿院。在中国，为了让特务替你卖命，首先必须要确保他们子女得到很好的保护，因此国民党创办的孤儿院一直都很兴旺。）
由于受不了台湾地区的气氛，美龄就会急匆匆地赶往美国，出现在“院外援华集团”的圈子里。有一次，她从1952年8月一直待到1953年3月。等她回到台湾地区时，就获悉蒋经国收到邀请，将去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院做客。很显然，华盛顿对这位继承人产生了兴趣。蒋经国还将应邀会见艾森豪威尔总统，美龄从1943年来就没有再受到过这种待遇。
美龄在台湾地区虽然没有正式官职，但她与委员长之间的联系仍然非常紧密。蒋介石接见美国官员时，她在一边给他翻译。年事已高的蒋介石喃喃地说上几句，美龄接着能说上5分钟。然后蒋介石再嘟囔几句，接着美龄又会来一段长篇大论。这个场景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橱窗模特穿着蒋介石的衣服坐在权力的宝座上，执掌大权的却是卢斯塑造出来的那位举世闻名的“委座夫人”。
蒋介石手下的将领和官员们很少有人敢去惹她，就连她的继子也忌她三分。她翻脸非常快，并且肯定会报复。卢斯的朋友曾回忆起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在台北，卢斯太太和美龄一起乘车去商场购物。买完东西后，两人来到汽车前，互相让着请对方先上车。互相让了三次之后，卢斯太太没有再客气，先登上了汽车。蒋夫人在她后面上了车。在返回位于北郊的住处时，蒋夫人一直在生闷气。美龄下车走进房间后，卢斯太太问一位秘书自己到底哪里做得不对。她说道：“我都让了她三次了啊。”
那位秘书回答说：“你应该再让一次。”
“院外援华集团”的那些参议员、五角大楼的将军和美国商界大亨等核心人物虽然在中国台湾各地投资了造纸厂、铝厂和电子产品生产线，但他们对亚洲事务却几乎一无所知。20世纪50年代，美国所有关于东方的传说中仍带有詹姆斯·希尔顿的《失去的地平线》[4]一书中的那种怀旧和感伤情绪。蒋夫人成了国民党那失败的事业在现实中的不朽化身，上了年纪之后的美龄身上有一种悲伤和失落交织在一起的神态。她恭维人的方式常使来访者感到惊讶不已，随后便为其折服。她总是随身带着一些价格不菲的小礼物——银盒子、银托盘、镶有珍珠母的柚木小匣子等。幕后那些不知名的人事先在这些礼品上刻上某个人的名字，或者一句简短的名言隽语。因为西方人在生活中很少见到这种讨好别人的东方小玩意儿，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被美龄的这种小手段给搞定了。
1954年4月，美龄在华盛顿待了6个月，鼓动人们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提议。在她返回台湾地区庆祝蒋介石67岁的生日时，在松山机场遇到的一幕再次表明她正在一步步失势。年事已高、白发苍苍的委员长待在候机室里没有露面，到飞机旁前来接她的只有蒋经国和他的小儿子。对美龄来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无礼行为。蒋经国陪着她从一帮政界要人和“中国妇女抗战联盟”的一群妇女面前走过时，美龄神色冰冷，一言不发。她快速从这些人身边走过，大步走进候机室，冲着那位年老的法西斯分子不知道嘟囔了一句什么，然后紧闭着双唇走向候在那里的一辆豪华汽车。
虽然她现在能控制的只有参加中国台湾的扶轮社[5]午餐会的那些听众，美龄依然顽强地坚持着，一些记者私下里不客气地称她为“全世界排名第一的俱乐部女帮会成员”。1958年，蒋经国再次得到晋升，盛怒之下的蒋夫人一口气在美国待了14个月。那时候她已经61岁了，对外则称58岁。为了照顾美龄的面子，蒋经国到“总统内阁”担任政务委员的命令在她离开后两个月才正式颁布。美龄后来还是咬紧牙关回到了台北，这一次，她顽强地待了6年。
孔祥熙虽然年龄越来越大了，但他从没忽视自己作为慈善家的形象。1959年，时年77岁的孔祥熙回欧柏林参加“山西欧柏林分校纪念协会”成立15周年纪念会，并在学校里设立了一笔奖学金。一位记者请他对传言他在美国有“超过5亿美元”财产的说法说几句，这位当铺老板的眼里立即充满了泪水，他摇了摇头，看起来有点稀里糊涂地说，随着国民政府在中国的垮台，他所有的投资都泡了汤，现在只能依靠微薄的积蓄过日子。那位年轻的记者怀着真挚的同情心点了点头，然后把他的话记录了下来。
1966年，84岁的孔祥熙最终辞去了中国银行的董事职务，和霭龄一起搬到了位于长岛蝗虫谷菲克斯大街的一处新宅居住。他的健康状况很快恶化，心脏也非常不好。1967年8月，他被紧急送往纽约医院，于8月15日在医院中去世，终年87岁。《纽约时报》本想将其以政治家的身份进行一番评赞，但几经思考之后，只在专栏里写了下面的话：
孔先生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最近，他以前的一个下属曾说：“在工作中，他是一个很难相处之人。他喜欢聊天，但从不会下达明确的指示。谈到他的能力，跟所有山西银行家一样，他很精明，不过他并不具备金融家应有的那种政治风度。”
葬礼定在第五大道大理石教堂举行。蒋夫人和委员长的小儿子蒋纬国将军带着5位护旗队员从中国台湾乘飞机赶过来。前来悼念的都是“院外援华集团”的核心人物，如理查德·尼克松、主教斯佩尔曼、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詹姆斯·法利以及来自迈阿密海滩的百万富翁威廉·波利。迈阿密转运公司的大老板就是这个波利。波利曾被陈纳德以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的名义招募到飞虎队当飞行员，离开飞虎队后，波利被任命为美国驻巴西大使，而巴西正是宋氏家族最喜欢投资的地方之一。
宋子文没有参加孔祥熙的葬礼。在人生最后的那些年里，这两个人的关系并不是太好。
霭龄比祥熙多活了6年，但她一直没有回去过中国。亚洲一直流行着一个传言说，宋家三姐妹每年都要在香港团聚一次，然而这不过是一种传言而已。她从1949年以来就一直生病，很显然是某种癌症不断复发的原因。尽管如此，她仍以85岁的高龄在纽约离开了人世。《纽约时报》仅用一篇普通的讣告简短地提了一下她的情况。
这个世界上一个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掠夺成性的居民就这样默默无闻地离开了。这个女人在金融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她的财富只有弟弟子文能与之相比，她也许曾是全世界靠着自己的精明手腕获得成功的最富有的女人。此外，她还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媒人，宋家传奇的主要缔造者，宋氏家族走上权力之巅的真正设计师。
宋子文的流亡生活更为坎坷一些，因为他还处于逃亡状态。20世纪50年代初，他和劳拉刚在曼哈顿派克大街1133号的一栋豪华公寓安顿下来，就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紧急邀请函，请子文去中国台湾，就好像科萨·诺斯特拉[6]邀请他回索伦托[7]，或者去“那不勒斯赴死”一样。子文根本没有回去的意思，这也在意料之中。委员长坚持让他回去，并威胁说，如果他不回来“接受国民政府的官位”，就把他从国民党核心集团里除名。子文再次拒绝了他的要求。《纽约时报》如此报道了这一奇怪的事件：
国民党说，宋博士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已经选择了辞职，而不愿来这个小岛。中国台湾是蒋介石最后的避难所。
一年前，国民政府刚从南京转移到了广州，在那之前不久，宋博士就离开了中国。当时国民党中有人正要求他为党国事业捐出一部分财产，而根据传闻，宋博士的财产分布在法国、英国、南北美洲、印度、南非及这条线上的各家银行中。
到目前为止，正如公众所了解的那样，他无视这些要求，并匆忙离开了广州。
子文非常狡猾，他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冒险。他有自己的人生计划，其中之一便是从一家美国军火公司购买了4.5万支恩菲尔德式步枪和弹药，然后存放在加拿大的一个仓库里。1950年1月，就在蒋介石试图让子文卷起行囊打包回国之际，布拉克公司驻华盛顿代表罗伯特·比奇洛向国务院提出申请，要求为这批军火发放出口许可证。他说布拉克公司的老板威廉·布赖洛夫斯基是宋子文的“私交”，他想把这些枪支弹药从温哥华运到中国台湾。美国国务院非常奇怪，提出这一请求的不是台湾地区外事机构，并且其中的细节也颇为可疑：这批军火存放在加拿大，他却要求美国政府发放出口许可证。这些细节暗示，在国民党军队中那些对他持同情态度的军官们的支持下，子文可能准备发动一场政变，推翻他妹夫的统治，建立一个新政府，让子文来担任政府首脑。然而，一位知情人士向联邦调查局透露说，子文的真实身份不过是“一个向共产党出售各种装备的供应商”。正如子文所做的其他事情一样，人们只能看到其中的表象，永不可能弄清楚事情的真实面目。
子文虽然不愿意去台湾，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不断扩张的金融帝国之中，但他确实也在金钱方面支持“院外援华集团”，因为这对他自己也很有好处。“院外援华集团”在很多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子文后来搬出了曼哈顿，在长岛购买了一栋豪华别墅，家里装饰用的各种画作都是找那些他认为比他水平高的人挑选的。此外他还收藏了大量的青铜器，不过他承认，这些也都是别人替他选的。他的豪宅里戒备森严，并安装了精密的警报系统。
美国各个华人社区的街头巷尾都流传着这样的话，说宋子文位于长岛的家中藏着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子文本人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人，因为他是美籍华人中最有权势的大亨，许多“坏人”都靠他生活。被中央情报局聘来担任分析员的一位中国学者则持另一种说法，他认为上述传言并不是说宋子文本人是什么危险人物，而是指他随口说出的只言片语都可以给在美的中国堂会或财团、各家中国人开办的银行以及其他没什么名气的恐怖组织带来可怕的后果。
子文疯狂地从事石油股票、期货和其他新技术行业的业务。靠着不懈的努力，他赢得了“全世界最富有的人”的声誉。
他经常去拜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8]，有时候在华盛顿，有时候则是在哈里曼位于桑德波因特的别墅中。谈论的话题则是关于中苏争论和华盛顿对此的态度等等。他很少见到亨利·卢斯，虽然两人经常书信往来，彼此发出热情的邀请，但都没有赴约过。卢斯夫妇跟美龄走得很近，自然不好再见子文。他真正的朋友包括在新加坡、中国香港、东京和伦敦结交的那些财大气粗的金融家，以及自己各银行分支机构的经理们。
指责子文只顾自肥的国民党保守派现在也没有能力攻击子文，并且这些人正在逐渐离世。战争结束后，戴笠的飞机神秘失事——显然是被事先藏在飞机上的炸弹炸毁的。子文最大的政敌中，除了蒋介石及其亲属之外，当数陈果夫了。而陈果夫也于1951年8月在台北去世，时年60岁。大哥去世之后，陈立夫辞去掌管台湾特务机构的差事，去美国享受乡绅生活。不过没过多久，他又放弃了在美国的农场，退隐中国台湾，活到很大的年龄才去世。
1963年2月，经过十多年的冷静，子文最终接受了委员长的邀请，前去访问台湾地区。他与蒋氏夫妇在台北北郊的住所一起住了几天，会见了一些“没有提到名字的官员”。回美国跟哈里曼汇报此次台湾地区之行的情况时，子文似乎是在有意试探美国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初衷有没有改变。约瑟夫·艾尔索普告诉哈里曼，“委员长夫妇两人都很不喜欢宋子文，之所以请他去台湾地区，不过是认为他也许是最善于分析美国政府想法的人”。很显然，蒋介石觉得，既然不能从子文手里套出钱来，至少还能让他在华盛顿施展以前的那些手段，但是蒋介石错了。子文现在仍然有位居高位的朋友没错，但他已经没心思在这方面费功夫了。委员长的愿望当时没有实现，以后也不会实现了。
1950年之后，子文的小弟子安就被其母校哈佛大学列入“失联人员”名单，这表明哈佛大学已经不知道他身在何处。实际上他去了旧金山，在实力雄厚的广东银行担任董事会主席，直到1969年2月去世。
子文的弟弟子良在“二战”期间曾负责美国援华物资，他在美国的基地位于纽约城，具体情况一直是一个谜。华盛顿的一些知情人士说子良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美国财政部的秘密顾问，从事一些秘密工作，而财政部则声称它没有宋子良的任何记录。
子安去世两年后，即1971年4月，时年77岁的子文和张乐怡再次去旧金山看望那里的老友和亲属。4月24日晚，广东银行的老友余经铠在他旧金山的家中设宴招待他们。尽管整个晚上子文的举止都很优雅，但在吃饭的时候，他还是同往常一样狼吞虎咽地吃了很多菜。吃着吃着，他突然停了下来，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哽咽着站起身来，然后便倒在地上，一会儿便死了。解剖显示，有一小块食物卡在了他的气管里，他的颈部神经向心脏发出紧急信号，然而他的心脏已经太虚弱，无法支撑下去。
也许是用词不当，也许是故意恶作剧，亨利·基辛格让尼克松总统给蒋夫人和委员长发去了如下唁电：“他为国家——尤其是在‘二战’期间我们共同合作之际做出的杰出贡献，将被美国朋友们永远铭记。对于他的离世带来的损失，我们和你一样深感惋惜。”
子文去世时美龄正好在台湾，几经周折，她还是没能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葬礼。
纽约的各家报纸发文声称子文的财产只有“100万美元”，将由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平分。伦敦、巴黎、莫斯科、东京、里约、中国香港、新加坡、约翰内斯堡、马尼拉、中国台北和北京等地的人们听到这些消息后，大都是摇一摇头，然后无可奈何地笑一笑。
1965年，美龄来到华盛顿时，白宫的红地毯终于再次为她铺开，各种外交活动也安排得异常频繁。台湾地区外事机构设宴款待1 500名政界重要人物和“院外援华集团”的成员，蒋夫人则是这场宴会上的贵宾。她乘坐一列私家列车从纽约赶过来，迪恩·腊斯克夫人专门到车站迎接她。她乘车来到专门在卡洛拉马路为她租下的豪华住宅里，距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家只有一步之遥。她亲切会见了埃德加·胡佛、最高法院法官拜伦·怀特和参议员托马斯·多德，此外还在白宫里与伯德夫人一起喝了茶，与约翰逊总统进行了单独会谈。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旧日的时光。
有一个极小的细节几乎被所有的媒体都忽略了：此次陪同蒋夫人来美国的还有她的继子蒋经国。蒋经国现在已经担任了台湾的“国防部部长”，此次是应美龄在美国的邻居、美国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之邀前来美国。他夹在美龄的随从当中，悄悄地办完了自己的事情，然后又悄悄地离开了。
这一切不同寻常的喧闹背后隐藏着一个秘而不宣的目的。多年来，委员长一直在努力说服美国支持国民党反攻中国大陆。但美国早就看透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战胜共产党，他只不过是想拉美国下水，让美国跟中国共产党开战，这样他就有希望再次登上权力之巅。委员长曾不止一次要求美国向他提供核武器来“保护台湾”，“院外援华集团”的说客们也极力为其争取。现在美国已经卷入了越南战争，精力已经转移到了越南。约翰逊政府迫切希望蒋介石能派出军队到“印度支那”作战，麦克纳马拉此次邀请蒋经国前来华盛顿，就是为了商讨此事。然而商谈却陷入了僵局，美国人不会为了取悦他年老的父亲而支持国民党反攻中国大陆，国民党也不愿意出兵到“印度支那”帮助美国。约翰逊政府热情款待蒋夫人，不过是其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让她对蒋经国施加影响，而她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能力了。
约翰逊政府后来明白了中国台湾作为“盟友”的想法，不过这并没有立即明显改变其对国民党的态度。然而在尼克松政府上台后，对中国台湾失望的态度终于盛行起来。亨利·基辛格趁机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付诸实践。
不管是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这一次是美龄最后的辉煌时刻。访美期间，美龄在珍珠港事件纪念日那天应邀去威尔斯利学院给学生们发表演说。她跟从前一样对她们侃侃而谈。人还是原来的那个人，言语和情感还跟吸引好莱坞露天剧场和美国国会时一模一样，但时代已经变了。这一次，《时代周刊》的记者戴维·格林韦听了一会儿便厌烦地离开了会场，草草写了一篇简单的报道。在很多美国人眼里，东方神话已经变成了一场梦魇。在越南共和国，吴庭艳家族与蒋氏夫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让美国人非常不安。记者们把“夫人”也称为“龙夫人”。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有点让人透不过气来。
短暂地出过风头之后，美龄离开了位于卡洛玛拉路的那栋房子，于1966年4月在曼哈顿格雷西广场一栋豪华公寓里住了下来。这栋公寓是她的外甥孔令杰专门给她买的，以便她在曼哈顿有个落脚的地方。美龄曾因患胆结石开过刀，现在她已经69岁了，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因此，她每次来美国，不是为了参加葬礼，就是来进行治疗。数十年来，她一直被列为“全世界最著名的十大女性”之一，直到1967年亨利·卢斯因心脏病发作在浴室中去世才结束。第二年，美龄被确诊得了癌症，并于1970年飞到纽约做了乳房切除手术，之后不久又匆忙赶来做了第二次乳房切除术。
在美国的各大报纸上，有关美龄的新闻已经从头版转到了社会版，再后来又被塞到了食品版。
媒体上有关美龄的最后一点儿浪花是在1975年4月5日委员长去世时溅起的。三周后，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蒋经国当上了“国民党主席”。美龄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她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活。那时她已经78岁，疾病缠身。她隐居在位于曼哈顿东35英里的长岛拉廷镇孔令侃的豪宅里，只有保镖和医生可以进入这片禁区。她只离开过这个地方一次，那次她用了一个假名，到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疗中心进行为期10天的体检，顺便还参观了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到1983年3月28日时，她已经86岁了，在拉廷镇已经隐居了将近10年。人们听说她还活着，都感到惊讶不已。
宋家现在只剩下一个人还留在中国大陆，最后的胜利正向她悄悄走来。
1949年10月1日，孙夫人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数百万人的游行队伍从紫禁城前那宽阔的大道上走过，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时候，庆龄就站在他的身边，那时候她已经57岁了。
正如庆龄经常强调的那样，她并不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是中国革命的一分子。
还是年轻姑娘的时候，她就被孙文的魅力迷住，因为他思维开阔，具有“世界视野”。
在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里，她一直是中国的一个象征。孙文有幸在善恶泾渭分明的时代离开人世，庆龄却一个人孤独地经历了所有的风雨，她的朋友和支持者们则在一次次的折磨、“清洗”和暗杀中离她而去。1931年，邓演达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警察逮捕，然后被转交给国民政府，惨遭折磨之后被处死了，她最后一个亲密朋友也跟她永别了。
她可以冒险讲那些别人不敢讲的话，她激励那个时代的人们起而斗争，但在面临死亡威胁时又无力保护他们。她本来可以流亡到像巴黎之类的城市，过着富足的生活了此一生，但她没有那么做。
她喜欢孩子，喜欢美好的事物，还喜欢跳舞。她讲话机智幽默，也喜欢热闹。她喜欢参加宴请聚会，也喜欢跟朋友们嬉笑打闹。她爱抽“熊猫牌”香烟，喜欢看电影和戏剧。（即使在条件简朴的北京，在其住处仍然有一间特批的放映室，她可以看到最新的西方电影。）
她善于抓住时机，经常让她的对手们防不胜防。她用一个智慧女人具有的游击战术长期跟蒋介石周旋。
战争期间，她一直在重庆，并没有被软禁。不过大家都对她敬而远之：中国人担心因与她接触而被捕，西方人则把她视为“共产党人”。为了救治伤员，她举办音乐会和体育比赛来进行募捐，然而却为此受到别人的指责，说她把募集来的捐款都给了“解放区”。她之所以把精力都集中在解放区，是因为除了豫湘桂会战等为数不多的几次战斗外，国统区再没有组织过像样的战争。根据“二战”期间美国陆军情报局的报告，每当庆龄组织足球比赛，蒋介石的特务们就会警告球迷们不要参加。由于担心被捕，这些人也不敢为庆龄的球队鼓掌喝彩。
1945年8月，庆龄与子文一起去了莫斯科，并于当月14日缔结了中苏同盟。除了去中国香港之外，这是自1931年以来她第一次离开中国。
“二战”结束后，她回到了上海，住进了位于莫里哀路的家中，重新拾起因战争而基本中断的革命政治工作。她再次拿起笔来谴责蒋介石，谴责美国插手中国事务，但这一次西方媒体只是把她当作一个让人难堪的名人的亲属。
1946年7月23日上海电：中华民国缔造者的遗孀孙逸仙夫人昨天讲到，美国和中国国内的“反动派”正在酝酿让苏联和美国因中国内政事务而发动一场战争。
对中国政治保持了两年的沉默之后，在抨击其妹夫蒋介石的政府时，孙文的遗孀——著名的宋氏三姐妹的其中之一指出，美国向中国派出军队对和平事业没有任何帮助。她指出，如果美国不给（国共双方）任何一方提供弹药和军事支持，中国的内战就不会扩大……
她还说：“中国正受到内战的威胁。反动派希望把美国拉下水，进而让全世界都卷入这场战争。”她声称，这场战争的目的是在中国彻底消灭共产主义。她补充说：“这样的一场内战，虽然没有正式宣布，实际上早已经开始了。”
美国人没有理会她的这通讲话。她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美国政府故意冷落她。
庆龄变卖了很多家产来支持她创办的中国福利会。1948年，在蒋介石政权准备逃往台湾、共产党即将取得胜利之际，她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准备组建一个新的组织。这个组织取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庆龄被提名为该委员会名誉主席，其支持者都来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党外政治领导人，庆龄成为副主席的三名候选人之一。她还被授予“斯大林国际和平奖”——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专门提到了这一点。20世纪50年代她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她已不再年轻了。从1956—1964年，即在她64—72岁这段时间里，她从没有离开过中国。她与孙文共同居住过的莫里哀路上的那栋别墅被改造成了一座国家级纪念馆。她被安置到了宋查理临终时的住所，即位于霞飞路上的那栋小别墅里。
政府在北京也给了她一套住房。那是位于紫禁城外一个湖边上的一栋豪华庭院，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就出生在里面。那里距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住处不远，周围高墙环抱，绿树成行。
她被查出患有白血病。1960年，埃德加·斯诺又去了一趟中国，准备去探望她，但最终没有成行，因为“她病得很厉害”。她得的是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虽然会很痛苦，但得了这种病的人有时候能活上10年或更长的时间。为了提高身体的抵抗力，治疗方法之一就是大量服用抗生素。1972年，《纽约时报》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与庆龄一起吃过一次饭。他曾提到，因为服用抗生素，庆龄出现了严重的药物反应，当时刚刚恢复过来。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她的病一直非常严重。
不过，她的生活里也有幸福的一面。她收养了两个女孩：隋永清和隋永洁。这两个姑娘是她一名警卫的孩子。庆龄当时虽然年近70，但她一直没有孩子，也没人跟她做伴，于是她便收养了自己警卫的两个女儿，将她俩视为己出。
在生命的最后15年里，庆龄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两个养女身上。“文革”结束后，“四人帮”以反革命的身份接受人民的审判，庆龄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得以安享晚年。她获准把养女隋永洁送到了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市的三一学院留学，大点儿的那个养女隋永清后来当了电影演员。《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福克斯·巴特菲尔德曾见过隋永清几次。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北京饭店的餐厅里。当时她穿着一件裹臀羊毛短裙，脚穿棕色的高筒皮靴，上身穿着一件橙黄色的宽松上衣。隋永清当时有二十五六岁，身材苗条，相对中国人来说个子也挺高，大约有五英尺八英寸。她的眼影很浓，口红也涂得很厚。她长得不算漂亮，不过显得高傲、惹眼而又性感，看上去像是从中国的台湾或香港来的电影明星。
互相介绍一番之后，我问她做什么工作。她说自己从事电影工作，最近正跟军队的一家电影公司拍电影，刚从湖南回来。
1981年5月16日，庆龄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在同一周，她又被吸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白血病离开了人世。
宋美龄拒绝了邀请，没有回来参加姐姐的葬礼。
[1] 大佬党（Grand Old Party），美国共和党的别称。——译者注
[2] 国民党的绿营，也称“泛绿阵营”，主要包括民主进步党、台湾团结联盟等政党及其支持者。——译者注
[3] 蒲式耳，一种计量单位。美国1蒲式耳相当于35.42升，1蒲式耳大豆的重量为27.215 4公斤。——译者注
[4] 詹姆斯·希尔顿（1900—1954），生于英格兰，英国著名畅销书作家。《失去的地平线》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4名西方人闯入了神秘的中国藏区，经历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这部书造就了西方乃至世界想象中的一个“世外桃源”。——译者注
[5] 国际扶轮社（Rotary International）始建于1905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服务性社团组织，现在168个国家和地区设有3 200个社会机构。——译者注
[6] 科萨·诺斯特拉是意大利西西里黑手党头子。——译者注
[7] 索伦托，意大利南部城镇，位于索伦托半岛北岸，濒临那不勒斯湾。——译者注
[8] 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1891—1986），美国商人、外交家、政治家，美国民主党党员。——译者注
尾声 谁为鸣冤
1982年6月底，四五月间从戈壁大漠吹来的黄沙开始消散，北京的天空逐渐晴朗起来，空气也不再像前两个月那样让人喘不上气来。我到紫禁城那空荡荡的大院子里去寻找一座小小的坟墓，一座现如今早已被人遗忘了的坟墓。殿宇里到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成群结队的游客，侧耳倾听着导游们为他们讲解当年慈禧太后因各种庆典和接见活动，某天某时某刻在这些大殿之间进出时的情况。在宫廷大院的石墙旁，三五成群的年轻人——很多是日本人在低头倾听，仿佛这堵石墙能够告诉他们前朝皇宫太监们的秘密。这些游客大都去过天坛，在那里，导游告诉他们，在这个大院石墙的任何一处，都能清晰地听到100码外人们细声说话的声音。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北京所有地方的石墙都能够听见轻声说话。实际上只有一部分石墙可以听见说话，并且还要在周围没有人的时候。
漫步穿过午门时，紫禁城里的所有墙壁都在自言自语。午门是护城河边的一座高大的城楼，从元朝的蒙古大汗入主北京以来，曾有很多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军队从这里走过。在远处高高的城垛上，在树荫掩映、鬼怪出没的橘黄色檐瓦下，经常会突然发出一阵声响，也许是埋伏在那里的弓箭手，也许只是一群鸟。我穿过鹅卵石铺成的巨大阅兵场，跨过金水河上的拱桥，沿路来到了太和殿，然后绕过中和殿，经过保和殿，穿过乾清门，路过九龙壁，最后便来到了宁寿宫。
在盘根错节的松林中，隐藏着后宫嫔妃们的寝宫。在这一个个拥簇在一起的小小庭院中，似乎至今仍能听到三寸金莲踏在石板路上时发出的叹息声。在靠近宁寿宫的一座小院子里，我找到了促成这次惴惴不安的朝拜之旅的那座坟墓。那是一口水井，井口铺着的那些历经沧桑的石头已经风化。这口井外表看来清白无辜，井口宽度不超过两拃，但井里却令人毛骨悚然。1900年发生在这里的恐怖的一幕至今仍如梦魇般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为了驱除缠绕在心中的那个幽灵，我选择了到现场来直接面对它。
事情发生在1900年8月15日下午申时[1]。当时义和团运动正处于高潮时期，为了营救被困的使团人员，各国军队正在逼近北京，北京城一片风声鹤唳。紫禁城里的慈禧太后决定逃离京城。据说当时心狠手辣的老佛爷命令她的心腹太监李莲英给她找来化装的衣服。老佛爷换上了一身农妇打扮，头型也从满族发式改成了汉族人的发式。几辆马车在紫禁城的后门神武门等着她，准备带她逃往西安。
听说老佛爷准备带他一起去，年轻的光绪帝在他的宠妃珍妃的陪同下，前来请愿。身穿旗装的珍妃性格活泼，气质优雅，身材纤细。她深爱着29岁的光绪皇帝，不过她从未为了讨好慈禧而屈膝谄媚。现在，她跪在地上恳求慈禧太后让光绪帝留下来跟各国将领们谈判。珍妃一直是慈禧太后的眼中钉肉中刺，她认为这个妃子经常给皇帝吹枕边风，干预宫廷争斗，现在是除掉她的时候了。慈禧太后大吼着让人将其处死，两名太监过去抓住了珍妃。惊慌失措的光绪帝跪下请求慈禧饶她一命，而那两名太监却抓着这个不停挣扎的姑娘来到了宁寿宫旁的那口狭窄的水井边。身穿闪闪发亮的丝绸宫装的珍妃拼命大声尖叫，但仍被他们头朝下塞进了井里。由于井口太窄，那两名太监跳起身来用脚使劲踹了几下，她才掉了下去。
现如今，她的魂灵像琥珀中的一只小虫，依然蜷缩在井底下，她的抗议声也变成了石墙上和屋顶上的那些喃喃细语。为了让反抗的人噤声以便保护国家的利益，很多人或被淹溺，或被砍头，或被勒死，或被活剐，紫禁城变成了一座鬼魂的墓地。在这里，谋杀并非一时的冲动行为，而是一种统治手段。这里有经过正式审判的正大光明的死刑，有皇室内部的谋杀，有为了封口而进行的暗杀，这一切都是为了镇压那些企图干预朝政、提出反对意见、表示质疑或公然反抗的人。
对于子女们的结局，宋查理会做何评论呢？像珍妃一样，庆龄也曾被推到井口，不过他们没能跳到她的身上把她踩下去。无论如何，她赢了。宋查理另外的几个孩子则像挤在复活节狂欢队伍中的小偷一样度过了他们的一生，而那些看热闹的乡巴佬们却在专心看着杂耍演员们表演，对他们的行为浑然不觉。
也有很多人认为，由于目光短浅，美龄自始至终都是无辜的。但我却不这么认为，除非这些人也相信处女能怀孕生子。
这个家族中的成员如果能一起站在镜子前（出于自己的选择，庆龄没有与他们同流合污），每个人都会在镜子里留下自己的身影，只有霭龄除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她的任何影像。参考中世纪各大家族的历史，我们从中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在所有本可以对他们采取行动的人当中，我一直不明白哈里·杜鲁门为什么没有下手。他曾下令向日本投射原子弹，还曾罢免过手下的高级将领，最适合采取行动的人就是他。如果说这么做在政治上有点儿冒险，在法律上也不好对他们提出指控的话，他至少还可以找到其他方法来打破他们平静的退隐生活。至少他可以把联邦调查局调查到的情况披露出去，让媒体去一展身手。也许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杜鲁门最终认为，把如此众多的知名人士卷入此事于美国利益不利。因此，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保持缄默，没人出面为受害者主持公道。
那么，谁将为井里的那位妃子鸣冤呢？
[1] 申时，即下午3—5点。——译者注
致谢
多年前在中国时，我便开始了有关宋氏家族的研究工作，本书正是我长期研究的成果。从1980年起，我开始重新核查散落在数个国家的所有旧文件和二手资料，还发掘出了一些新资料。近年来亚洲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也对本书有很大的帮助，他们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我把不同的故事缝合到一起。
为了我的工作，爱德华·莱斯利在美国各地来回奔波，到各个地方去梳理搜寻相关资料。他曾去过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档案馆、威尔斯利学院图书馆、哈佛大学、杜克大学、欧柏林大学、波士顿的各个公共图书馆、巴尔的摩、达勒姆和威尔明顿等。上述所有机构无私地提供了相关的文件资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来自亚特兰大的作家盖尔·杜布罗夫在佐治亚州为我调研了宋家三姐妹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学习情况，她在调研过程中得到了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和宋氏姐妹的一些同学的帮助。新泽西州历史协会的玛格丽特·朗给我提供了宋家人在此地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我从国家安全局的解密文件中发现蒋夫人的肖像曾被绘在纽约马西纳一座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上。那座教堂的历史学者海伦·科弗代尔非常友善，给我提供了相关的背景资料，还寄给我一张彩色照片。
多年来，我曾数次前往中国，最后一次是在1983年，我访问了北京和上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还去了中国台湾几次。我本人对宋氏家族和蒋氏家族的兴趣始于孩提时期，那时候我还住在中缅边境。后来在“越战”的10年间，我担任驻泰国、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地记者时，依然对此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我曾为时代出版公司编辑“二战”期间有关中缅印方面的系列图书，在编辑一本名为《雇佣兵》（关于“二战”期间中国雇用美国飞行员的著作，时代—生活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著作时还曾专门研究过陈纳德和蒋氏家族的相关情况，因此大量接触并熟悉了有关宋氏家族的文献资料。
我根据《信息自由法》提出申请后，美国国家安全局、国务院、美国陆军部和联邦调查局提供了数千页的文件资料，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提供的资料对我的帮助尤为重大。
在此还要特别感谢哈罗德·艾萨克斯、杰克·安德逊、斯坦利·卡诺、罗伯特·麦凯布、罗伯特·沙普兰和丹尼斯·布拉德沃思。多年来，在他们的激励下，我对宋氏家族史的兴趣变得越来越浓厚。
译后记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美国传记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于30年多出版的一部曾饱受争议的作品。评论历史人物，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举足轻重的四大家族中的那些人并非易事，评论者只要稍不留神，就可能因为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等不同而使自己陷入饱受世人抨击的危险境地。尽管危险重重，西格雷夫还是进行了大胆的尝试，经过多年悉心研究，他在本书中揭示了宋氏家族大量之前不为人知的细节，对宋氏家族的生活细节做了尽可能详尽的描述。可以说，本书从新的视角全面考察了自宋查理以来的宋氏家族从发家到衰败的历史，让我们对这个家族有了一个全新的（虽然并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认识。
在描述历史的同时，作者似乎也在评价历史。由于视角和意识形态等原因，作者的评价以及字里行间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价值导向需要我们审慎地对待。书中的诸多细节都很生动真实，由此而得出的推论似乎也合乎情理。但应该注意的是，史书的真实并不等同于历史的真实。正如作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除了其在故纸堆里寻出的各种琐碎的细节之外，宋家人大部分的活动（包括各种所谓的“密谋”）都不为外人所知。书中所举事例相对于宋氏家族丰富的社交活动和私人生活而言，不过是大海之一滴。无论后人如何挖掘，宋氏家族的真面目恐怕将永远湮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了。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许多同志的大力支持，谨对他们的付出表达深深的谢意。本书内容跨度时间长、涉及人物和事件广，限于译者的水平，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望细心的读者不吝指正。
译者谨记 2016年3月于古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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