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作者：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 内容简介 通过说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和苏联精英们的利益、抱负、幻想、恐惧以及误解，祖博克对这个 20世纪最大的僵局提供了一种苏方的观察。除其他资源之外，他还利用最近解密的政治局记录、密码电报、日记和谈话录音，使本书成为从苏方出发对冷战进行完整地描述的第一部英文著作。《失败的帝国》呈现出的历史与西方胜利者所写的大不相同。 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认为，西方有关冷战的阐释，错在要么夸大了克里姆林宫的实用主义倾向，要么夸大了它的侵略性。通过说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和苏联精英们的利益、抱负、幻想、恐惧以及误解，祖博克对这个20世纪最大的僵局提供了一种苏方的观察。除其他资源之外，他还利用最近解密的政治局记录、密码电报、日记和谈话录音，使本书成为从苏方出发对冷战进行完整地描述的第一部英文著作。《失败的帝国》呈现出的历史与西方胜利者所写的大不相同。 祖博克在此书中认为，自斯大林始，长期对苏联领导人的对外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是革命-帝国范式，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和追求成为社会主义帝国这两大因素主导了苏联领导人在冷战中的决策。直至戈尔巴乔夫的出现，这一点才发生改变。另外，此书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作者认为在历史事件中，领导人的个人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比如，作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太过于浪漫主义，正是他在追求与西方世界的和平这一问题上的天真导致了苏联的崩溃。如果换一个领导人，苏联还是会在全球范围内收缩，但可能仍然可以继续凝聚各加盟共和国及中东欧的部分国家，而不至于出现20世纪90年代初的突然崩溃。 本书所获赞誉 “这是一本既适合专家也适合有着广泛兴趣的人阅读的书……它应该会重新激发起对于苏联解体原因的严肃讨论。” ——历史图书俱乐部（History Book Club） “这本书中发人深思的描述也许是迄今为止有关冷战中苏联一方写得最为全面和扣人心弦的。” ——《弗吉尼亚评论季刊》（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祖博克的书确立了用来衡量未来历史研究的重要标杆。” ——长谷川毅（Tsuyoshi Hasegawa），《外交与国际关系史圆桌评论》（H-Diplo Roundtable Reviews） “这是从苏联一方解读冷战的最好的历史书。祖博克的分析远不止是一种概要性的叙述，而是以最前沿的历史研究为基础的。他利用了最新获得的原始资料并对它们作了极其敏锐的解读。” ——威廉·陶布曼（William Taubman），安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 “本书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作了出色的概述，并围绕戈尔巴乔夫的错误与误判，对苏联解体的原因作了有力的解释。” ——文安立（O.A.Westad），《全球冷战》的作者 “（这是）一部有关苏联冷战期间对外政策史的著作，文献极为翔实，对克里姆林宫的关键决策者的动机的揭示发人深省……凡对冷战或1945年后的欧洲史感兴趣的人都该读一读。” ——《欧亚研究》（Europe-Asia Studies） “叙述流畅而可信。” ——《国际关系史评论》（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这本书）对苏联兴亡作了饶有兴味的和真正富有洞见的研究……对于理解苏联史以及整个20世纪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哈珀新闻（WHRW News） “（这本书是）对长期被西方中心论的分析所占据的领域的重大贡献……值得大力推荐” ——《选择》（CHOICE） “在通过新获得的原始资料重估苏联对外政策的那些人当中，祖博克显得特别重要……[《失败的帝国》]把故事扩展到冷战结束，并对整个这段时期作了精彩的概述。” ——《国际关系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它）利用了新的重要的原始资料，但也为影响双方政策形成的因素提供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研究路径。” ——《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它）属于有关苏联的冷战问题的新的权威性作品——对学者和学生来说都是如此……（它）将新与旧很好地结合起来，既对20世纪下半叶苏联的对外政策作了全面的阐述，又为重构政策背后的那些因素提供了鲜活的新材料……这本书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独树一帜。” ——《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中文版序 拙著得以译成地球上最古老的文字并与中国的读者见面，这要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和董风云编辑。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与金融强国，随之而来的是国际责任、义务和挑战，对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因此而变得与认识国家的历史一样重要。单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我希望中国的读者会觉得，《失败的帝国》既有趣又有用。他们可以获得的不仅是些事实，对中国不久前的过去具有重要的意义，还有些解释，以说明苏联过去为什么未能成为全球领导者。 我对“冷战”“帝国”和“失败的”这些词的使用是很谨慎的，因为它们有些反映的是美国和西方的视角。对历史的解读永远不会是中立的，而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完全支配了当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此外，我是在苏联长大的，出生于莫斯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接受的教育。因此我清楚，关于冷战国际史，美国人、俄罗斯人、中国人等之间看问题的视角存在着差异。拙著展示了苏联人的视角。不过，我尽力将苏联人的观点、动机和行为置于一种宽广的国际关系背景中，以说明为什么有时苏联显得那么成功，有时莫斯科又犯下拙劣的错误。 借用卡尔·马克思的话，历史学家们并不能够随心所欲地书写历史，他们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书写历史。我生于1958年，当时正值中苏同盟的高潮，其后我经历了中苏失和的低潮。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80年代初与美国的激烈对抗，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及苏联的解体，这些都令人难以忘怀。25年前，我的俄罗斯朋友们对西方，对“文明国家共同体”，对美国的善意，曾经充满热情与信任。如今，同样是这些朋友，有人已对西方和美国失去了信任，甚至还怀有敌意。这些急剧的变化对于作为历史学家的我的成长来说，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它们让我懂得，过犹不及，不要贸然得出结论。 那么，苏联为什么会失败呢？本书的读者将会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依我之见，当初苏联雄心勃勃，想要成为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结果使自己承担了过多的全球义务。莫斯科未能建立起一个由多个国家组成的、可以与西方共同体成功竞争的国际共同体。最后几代苏联领导人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并试图结束冷战：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是以缓和的形式，在戈尔巴乔夫是以“欧洲大家庭”及与中国和解的形式。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导致了经济、政治和金融的崩溃。金融方面是个关键。苏联在自然资源方面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然而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却并未学会人类文明久已学会的东西，即如何利用贸易和实业去积累金融财富。 苏联失败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社会中的退化。在斯大林之后，这种意识形态充其量不过是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结果，苏联的共产主义堕落成一套空洞的说辞，无法起到激励人们——无论老少，也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和农民——心灵和精神的作用。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没有成为苏联的柱石，所以在政治改革与动荡时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民众中失去自身的合法性也就不足为奇。它被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撂在了一边。 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很多。他们中许多都是我的朋友。我过去从他们那里获益匪浅，现在仍然如此。我也得益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最近对中国在冷战中的角色的发现非常有趣。先是作为盟友和朋友，然后又作为对手和敌人，中国在苏联人的想象中拥有突出的地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发现要留待将来去讨论了。历史学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是永远不会终结的讨论。 英文版序（一） 俄罗斯的复仇 苏维埃帝国的瓦解在地缘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和经济上，曾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作为最后的超级大国，美国成了国际秩序的中心。必胜主义论调在西方甚嚣尘上，几乎所有来自前共产主义集团的国家都眼巴巴地指望着华盛顿的援助、保护和建议。而在华盛顿，人们一致认为，东欧各国和俄罗斯正在美国顾问的引导下朝着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方向“过渡”。这也曾是俄罗斯的期盼。 在美国的领导下，获得胜利并且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西方开始东扩，吸纳那些传统上具有强烈亲西方取向的东欧国家。甚至在1989年欧洲分裂局面结束之前，这些国家就已开始偷偷摸摸地转向西方。欧盟的扩大是冷战结束后欧洲最具建设性的新发展。建立共同欧洲的计划以及追求现代与繁荣的愿望，帮助化解了困扰着大陆东部的德国与波兰、罗马尼亚与匈牙利，以及保加利亚与土耳其之间的历史恩怨。在过去，这些新成员国大多都是被当作想从大国餐桌上讨得一些残羹剩饭的帝国行省、卫星国或二等国家来对待的，有些甚至从来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加入欧盟让这些国家在精神上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帮助它们抵消了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由于令人痛苦的衰退而带来的影响。按规则办事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从政治上确保了后极权主义体制向民主体制的顺利过渡。“新”欧洲与“老”欧洲的一体化，用没有贸易保护主义和签证壁垒的共同空间取代了“铁幕”。 1989年后，美国扮演了为欧洲安全提供保证的角色。1996年，美国支持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从那以后，北约采取门户开放政策，欧洲的任何国家都可以加入它的行列。按照挪威历史学家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的有名的说法，美国在冷战期间曾扮演过“受邀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的角色。而此时北约在接着扮演这样的角色。2004年，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加入北约。一战后受到排挤二战后又被斯大林化的中、东欧及波罗的海国家终于交上了好运。 事实证明，对于原苏联的中亚各国、白俄罗斯、乌克兰——特别是俄罗斯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作为苏联最大的继承国，俄罗斯联邦在1992年获得承认，成为苏联的合法继承者。新俄罗斯不但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永久席位，还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苏联债务。由于其地理位置再加上辽阔的疆域，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约，对于俄罗斯来说都不合适。华盛顿、莫斯科——尤其是伦敦和柏林的国务活动家及外交官们，不会忘记北约第一任秘书长伊斯梅勋爵（Lord Ismay）的名言：该同盟的目的是要“让美国人进来，俄国人出去，德国人躺下”。克林顿政府曾向俄罗斯人保证说，这句话不再适用了，而且还主动提出在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建立特殊的伙伴关系。俄罗斯接受了。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极为孱弱，其领导层似乎急不可耐地想加入西方的序列而不管条件如何。然而，俄罗斯的行为很快就开始让西方失望了。 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的眼里，俄罗斯未能实现共产主义崩溃后他们所期待的那种“过渡”。叶利钦政府——西方国家为之提供了口惠而实不至的帮助——对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试图像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一蹴而就地建立市场经济。这一政策带来的伤害和争议比在东欧国家还要严重。克里姆林宫的经济改革家们一心想让俄罗斯摆脱国家集权主义的苦难并防止共产党东山再起，所以就迅速将庞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这些国有资产最后大部分都落到了犯罪集团和少数与政府官僚机构有勾连的大企业寡头手中。俄罗斯的经济萎缩了2/5还多，这样的衰退比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遭遇的还要严重。国家的各个领域，包括军工综合体的几十个大型产业集团和技术城市，都因失去资金而凋敝。改革家们未能阻止恶性通货膨胀，失去毕生积蓄的俄罗斯人就从卢布逃向美元。苏联时代全面的社会服务体系，从免费幼儿园到免费医疗和带薪休假，一夜之间都消失了。暴力犯罪猛增，平均寿命也从70岁骤降至65岁。俄罗斯人口急剧减少。它的科学与工程以及教育与文化都在挨饿，只是靠美国慈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和少数西方基金会的资助才得以保全。150万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才干的俄罗斯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经济原因而移居国外。叶利钦推行的改革所忽视的不仅有俄罗斯社会，还有国家制度。从苏联解体中产生的这个国家非常虚弱，无力征税，也不能进行有效而必要的市场改革。腐败之风如海啸一般席卷俄罗斯。俄罗斯军队的状况也令人扼腕。它遭到严重的破坏，以至于1994～1996年间在车臣山区输给了分离主义分子的非正规部队。 俄罗斯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家们就像其东欧同行一样，以为政治会按照卡尔·马克思预言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以为资本主义的新俄罗斯将会建立起西式的民主制度。相反，正如有些专家曾经警告的那样，经济变化带来的令人痛苦的冲击在俄罗斯社会引发了巨大的心理和政治反应，人们反对叶利钦政权及其“民主”道路。俄罗斯与波兰、捷克或波罗的海各国的情况不同，在那里，全国性的强烈的亲西方共识抵消了这种反应。而在俄罗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感召力，连同鼓吹其优越性的政治党派和领导人一起垮掉了。主张采取有力手段恢复“秩序”并保护普通公民不受寡头和犯罪分子侵害的呼声越来越高。观察家们开始担心，由于经济受挫和宗主国自尊心受到伤害，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有大爆发，结果就会出现一个“魏玛共和国式的俄罗斯”（Weimar Russia）。1999年，这一切开始影响到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反美情绪急速增长：在俄罗斯的大众意识中，在知识界的精英中，冷战结束时对美国抱有的明显好感和正面印象都消失了。俄罗斯政府不但没有仿效美国人和美国社会，还开始拒斥“华盛顿共识”——后者在经济上强制要求进行令人休克的转型，政治上则要实行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它还对美国的智慧及其在全球的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 说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失去”了俄罗斯，那有点夸大其词，但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俄罗斯表现出来的日益強烈的不满和反抗情绪，美国的对俄政策是要负责的。冷战期间，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对苏联的扩张主义采取了谨慎的遏制政策，明智地构建起“自由世界”以对抗共产主义集团并在冷战胜利后领导西方扩大自己的范围。不过，对于俄罗斯，美国缺乏远见卓识，缺乏具有连贯性的战略。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俄罗斯在战略上没有被摆到重要的位置。当共产党在莫斯科不会卷土重来这一点变得明朗之后，俄罗斯就从美国的电视屏幕和报纸的前几页中消失了。从中国到中东的其他地区的发展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其次，美国的对俄政策所面向的，与其说是未来，不如说是过去。在美国，许多个人和集团仍然在用充满怀疑和偏见的目光看待俄罗斯揪住苏联和沙皇时代的过去不放。在他们那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制度和古拉格的形象、对犹太人集体迫害的记忆以及有关亚洲落后的独裁统治的神话都被混为一谈。俄罗斯在车臣的无能而野蛮的战争激活了这种带有恐俄心理的想象。美国社会中的狂热分子担心，如果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不能得到拯救并转向民主，它就会倒退回苏联时代的“邪恶帝国”。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俄罗斯陷入无政府和腐败的泥潭中时，俄罗斯在美国政治话语中的形象就改变了它不再是“雄心勃勃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被劫掠一空、处于核武化无政府状态的地带”，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盗贼统治的国家”。1999年之后，美国政府和媒体逐渐开始采用指责的腔调，指责俄罗斯政府未能走上指定的民主化道路。 美国虽然在批评俄罗斯的罪责与缺陷，但却从未给俄罗斯国家和社会提供任何经济激励和精神鼓励。由于一个荒唐的理由，俄罗斯甚至从未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正常权利：国会在1974年因为移民自由问题而拒绝给予苏联贸易“最惠国”地位的立法也适用于俄罗斯（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对俄罗斯旅客和游客的签证限制也收紧了。美国的许多私人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经济和政治咨询机构以及传教士在俄罗斯开展行动，用半殖民主义的方式对待俄罗斯人，向他们宣教并劝说他们改变信仰。1993～1999年，克林顿总统与“他的朋友”鲍里斯·叶利钦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不过，俄罗斯改革家们想为自己抛弃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帝国而获得的回报可远不止这个。对于叶利钦的亲西方取向持批评态度的人声称，俄罗斯从其与西方的关系中一无所获，而且还被当作延长了缓刑期限的罪犯来对待——如果不是更糟的话。随着欧盟与北约的扩大，俄罗斯无法融入“新”欧洲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找到一席之地，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北约邀请曾经属于苏维埃帝国的那些国家加入它的行列，这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在那些国家，反苏反共的情绪引发了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怨恨。在波兰、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许多人都忘记了，俄罗斯人也曾是斯大林主义的牺牲品。这些国家的许多人都怀疑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只不过是那个老帝国的化身。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有些政治家认为，北约的目的是想保护他们不受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侵害。 当然，俄罗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疏远“新”欧洲及美国，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对此也负有很大的责任。俄罗斯的政治领导层开始以伟大的俄罗斯而不是已经名誉扫地的民主改革观念为基础来加强社会的团结。起初很微弱的反西方的声音，慢慢成了主流。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新”俄罗斯与北约首次出现了严重的对立。1999年，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北约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结果，轰炸了塞尔维亚（南斯拉夫），而这样做据说是为了防止塞尔维亚军队对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的种族屠杀。然而，俄罗斯人将此举视为对塞尔维亚主权的侵犯，而该国在历史上就是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的盟友。俄罗斯政府是把轰炸行动当作“北约侵略”来对待的。在俄罗斯媒体上，亲西方自由派的声音实际上消失了。美国在欧洲发号施令并无视俄罗斯在欧洲事务中的地位及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这让俄罗斯的政治精英觉得受到了侮辱。叶利钦想在解决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争端中发挥作用的种种尝试，只能暴露出俄罗斯的无能到了什么程度。美国人在1989年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的建立“欧洲大家庭”的承诺，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渐渐地，俄罗斯人——不仅是官员，还有广大民众——都倾向于认为，美国和西方不想让俄罗斯在这个世界中拥有一个体面的位置。在叶利钦的继任者弗拉基米尔·普京执政期间，这些趋势一如既往。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对美国发动袭击之后，普京总统立即主动表示要提供援助，这些援助为打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过，俄罗斯的精英们却认为，美国笑纳了俄罗斯人的帮助，却从未做出相应的回报。布什政府反而恢复了似乎已被冷战的终结埋葬了的“星球大战”导弹防御计划。由新保守主义观念支配的华盛顿还宣布发动圣战，要将民主传遍全球——首先从中东阿拉伯地区这个最困难的地方开始。当美国在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时，俄罗斯的对外政策精英们都被激怒了，就连那些先前支持亲西方取向的人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这是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最恶劣表现。当美国开始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中亚推销和支持“民主革命”时，普京政府进行了尖锐的反击。在克里姆林宫的官员和政策分析人士眼里，美国此举表明，西方排挤俄罗斯的游戏进入了新的阶段。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尚未谋求在原苏联周边地区推销民主。相反，它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立场，利用华盛顿对沙特阿拉伯维持了几十年的那种模式，把注意力放在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这些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的威权主义国家身上。与此同时，美国和英国还修建了输油管道。这些管道故意绕开俄罗斯，把原苏联周边地区与西方的商业利益拴在一起。不过，2003～2005年，为了迎合救世主式的政治观念，这一谨慎的模式被放弃了。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让对俄罗斯怀有敌意的领导人上了台。2004年12月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尽管是自发的群众性现象，还是让俄罗斯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陷入僵局。双方都力挺自己的候选人竞选乌克兰总统。俄罗斯对乌克兰选举的粗暴干涉结果适得其反。乌克兰，它从各方面来说都比叶利钦执政时的俄罗斯更为混乱和腐败，接受了西方的支持，成为“民主的灯塔”。 就连美国的一些权威人士也批评布什的对外政策中“关于利用北约推销民主的唠唠叨叨的说教”。这种“唠叨”对普京领导下的克里姆林宫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克里姆林宫的官员是透过新发现的、带有俄罗斯特色的实用政治的镜片看待这个世界的。戈尔巴乔夫的理想主义的救世观念和叶利钦的罗曼蒂克的西方主义的后遗症，让俄罗斯的新领导层明白，好的意图不如权力来得重要。而俄罗斯也不再是20世纪90年代的那个软弱而混乱的国家了。普京，这位前克格勃军官，镇压了车臣的分离主义活动，强化了俄罗斯国家和军队的力量，并使俄罗斯社会变得更加团结。他对“华盛顿共识”置之不理，却信奉“北京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榜样，它表明，一个牢固的威权主义国家，如果采取谨慎的政策，是可以驾驭市场的力量并推动经济的飞速增长的。普京政府特别关注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克里姆林宫试图建立一个中国式的威权主义国家，它不仅要控制大众媒体和大众政治，还有大公司。2003～2004年，普京驱逐或关押了一些与政治掺和到一起并挑战其权威的企业巨头。在普京的批评者当中，有些人是以死亡而告终的。他以及他身边的那些老克格勃，动用国家力量查抄大公司，并创建了一批“国家捍卫者”，也就是国家垄断企业，由普京的助手及其子女管理。出售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资源的收入也改变了流向，流到了克里姆林宫那里。普京和他那些人小心翼翼，不给在他们看来可能是受西方势力操纵的大众政治以任何可乘之机。 俄罗斯的经济复苏在普京之前就开始了，但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却开始有了奇迹般的表现。1999-2007年，俄罗斯的经济以每年大约7%的速度增长，并最终达到了它在崩溃前的规模。实际收入和个人消费翻了一番还多，恶性通货膨胀结束了，卢布又成了稳定而坚挺的货币。虽然俄罗斯未能从美国那里得到任何经济角色，但全球经济却突然为之提供了大把赚钱的机会。在中国、印度和世界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下，能源价格的飙升为俄罗斯预算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结果，普京的俄罗斯从石油中获取了比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得到的更多的暴利。尽管普京的俄罗斯之前连工资和养老金都没钱支付，但它现在却积累起了世界上第三大外汇储备，偿清了它的大部分外债，并开始在美国和西欧大量投资公债和证券。社会发展趋势也随着经济的恢复而发生了变化。出生率开始上升，缓解了人口灾难。由受过教育的年轻的俄罗斯人构成的为数达几百万的新中产阶层出现了。他们拿高薪，讲英语，在欧洲、土耳其、埃及、印度和泰国度假，拥有公寓、乡间别墅和汽车，在互联网上查阅信息。这种繁荣总体上偏向于莫斯科，但俄罗斯其他地方也从建设和消费的浪潮中得到了好处。俄罗斯人从来没有像他们在普京领导下生活得那么好。 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采取了苏联时期的某些习惯性的和标志性的做法，其中包括苏联有关二战的爱国主义宣传。由教育部向几百万俄罗斯高中生推荐的新教科书称赞苏联“对于全世界无数的人民来说，是最好、最公正的社会的典范”。这本教科书还说，美国“发动了”冷战，并且由于这个原因，“民主化当时不是斯大林的选项”。该教科书解释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没有得到任何安全保证的情况下就拱手交出了苏维埃帝国；北约的扩张“为莫斯科定下了一个任务，要在后苏联时代的世界里追求一种更加积极的对外政策”。 大部分俄罗斯人都支持普京的道路及其刚柔相济的威权主义。俄罗斯的新中产阶层并不支持那种反对克里姆林宫把财富和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里的政治主张。叶利钦在20世纪90年代的“民主”大跃进，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都是个苦涩的教训。他们把西式的改革与不幸、犯罪及国家制度的崩溃联系在一起。2004年，他们以压倒性的优势使普京再次当选。民意调查显示，稳定、降低犯罪率和有利于平民百姓的收入再分配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经济与社会的复兴提升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尊心。2004年，58%的俄罗斯人希望普京恢复俄罗斯作为一个伟大而受人尊重的大国所应有的地位。在国家控制的电子媒体的影响下，他们对于被神化的苏联的过去有了一种怀旧感。尽管在俄罗斯也有谴责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帝国的书籍和电影，但许多俄罗斯人在这个问题上都很糊涂，有些人甚至把斯大林视为俄罗斯历史上的正面人物。 这两种趋势——西方的扩张与俄罗斯的复兴，必定要产生摩擦。2005年，普京把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概括为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确保国际秩序稳定”的伙伴关系。然而到了2006～2008年，俄罗斯逐渐开始挑战北约和美国。使得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的是，俄罗斯与其北约邻国之间的小摩擦妨碍了它融入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开始是波兰，接着又是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成为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障碍。俄罗斯在普京领导下的复兴，除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反莫斯科派系之外，也令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惴惴不安。老式的安全困境出现了。有些东欧领导人认为西欧太过依赖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他们担心西欧国家，尤其是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会出卖他们。东欧人力主修建从亚洲到欧洲的新的输油管道，它们将绕过俄罗斯并提升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独立性”。另外，克里姆林宫和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都把波罗的海各国、波兰和捷克视为对俄罗斯怀有厌恶和恐惧心理的地带。普京身边的那些克格勃出身的人，愤怒地拒绝让“新”俄罗斯为苏联过去对这些国家的占领和不公正的待遇承担任何责任。俄罗斯国家和名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的能源垄断企业得到德国的支持，沿波罗的海海底修建“北流”管道，绕过波罗的海各国和波兰。他们还说服土耳其、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合作修建“南流”管道。在此期间，普京与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的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达成排他性协议，确认了俄罗斯在对欧油气供应方面的垄断地位。2005年12月～2006年1月，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取消对乌克兰人的价格补贴并在议价中采取强硬立场，用减少天然气供应进行施压之后，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爆发了“天然气战争”。一位重要的西方专家评论说，俄罗斯对能源的垄断，使其相对于西欧的地位，“比它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为牢固”。换句话说，普京的克里姆林宫觉得自己拥有比斯大林或勃列日涅夫的克里姆林宫更多的对付西方的手段。 继与波兰、波罗的海各国及乌克兰的争端之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又爆发了战争。格鲁吉亚是南高加索的小共和国，也是苏联的15个继承国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关系就日趋紧张。当格鲁吉亚的具有民族主义狂热情绪和亲美倾向的领导人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ail Saakashvili）不顾俄罗斯的反对，想让他的小国加入北约并恢复对分离主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控制权时，冲突就加剧了。俄罗斯支持那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尤其是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依据国际协议在那里驻有维和部队。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那天，格鲁吉亚军队攻入南奥塞梯，杀死了一些俄罗斯士兵和平民。不过，俄罗斯军队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击溃了格鲁吉亚军队并在格鲁吉亚的领土上建立了缓冲区。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在战后兴高采烈地宣布从格鲁吉亚独立，俄罗斯政府立即予以承认。顷刻间，冷战的一幕似乎又要重演了。从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各国到波兰和罗马尼亚，对俄罗斯人的恐惧如潮水一般传遍整个东欧。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家们站在格鲁吉亚一边，指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东欧人和波罗的海各国向“自由世界”呼吁，要与“俄罗斯帝国主义”做斗争。他们要人们不要忘记苏联在1956年对匈牙利和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南高加索地区的种族对抗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几乎被完全忽视了。对“新”欧洲来说，需要应对的是由于俄罗斯国力的复兴所带来的挑战。 实际上，俄罗斯和格鲁吉亚是陷入了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朱加什维利（Joseph Dzhugashvili）（斯大林）所制造的麻烦。斯大林的母亲是格鲁吉亚人，父亲是奥塞梯人。他曾经负责苏联大部分加盟“共和国”边界的勘测工作，包括俄罗斯联邦和格鲁吉亚。斯大林高大的塑像如今仍然伫立在格鲁吉亚的哥里市（Gori）。他的同胞维护着他的博物馆，保存了他出生的小屋和他1945年从莫斯科到柏林去同富兰克林·罗斯福及温斯顿·丘吉尔商谈世界前途时所乘的列车车厢。斯大林为格鲁吉亚划定的边界，就像俄罗斯的那些一样，是随意的，是基于分而治之的原则。斯大林主义时期在高加索地区绘制地图的方式就跟西方殖民时期在非洲和亚洲的做法一样。它把大“民族”并在一起，把包括奥塞梯人在内的小一点的族群分开，一半在俄罗斯，另一半则在格鲁吉亚保持“民族自治”。苏联垮台后，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分子想用武力解除奥塞梯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并把他们赶出格鲁吉亚。作为回应，来自北高加索的非正规武装在俄罗斯军队的帮助下，对格鲁吉亚人进行了反击并打败了他们。国内不同民族之间长期的流血冲突过去并未引起世界的注意。然而，2008年，由于冲突是在俄罗斯与北约僵持不下的背景下发生的，事情就不一样了。东欧国家和英国要求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就在本版即将付印的时候，审慎、克制的态度又在西欧和华盛顿占据了上风，可人们并未因此而如释重负，因为，沿俄罗斯与北约断裂带的地震尚未结束。 随着冷战的终结而产生的那种扬扬自得的必胜主义论调，不是进入21世纪的好向导。欧盟和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在东欧表现很好，响应了该地区人民希望被纳入西方自由主义规划的意愿。不过，美国对俄罗斯缺乏远见。在涉及俄罗斯的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制定最终沦为冷战中几次将美国引入歧途的那种救世主式的行为的牺牲品。美国的对俄政策被自己某些盟国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给绑架了。可怕的记忆、不信任、没有安全感，这些往昔的幽灵依然在后苏联时代的世界中游荡。当普京的俄罗斯向美国领导的、在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和理解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发起挑战时，这些恐惧似乎得到了证实。 对苏维埃帝国卷土重来的恐惧在俄罗斯的那些较小的邻国中广泛存在，但是这种恐惧被夸大了。俄罗斯永远不会再成为苏联。它无论从幅员还是人口来说，都要小很多。它的军队预算只是美国的一小部分。不错，俄罗斯现在的确已经从半无政府状态变成了威权主义的中央集权，并在“秩序”的口号下成为一个堂而皇之的社团主义和官僚主义国家。然而俄罗斯国家和社会避开了那些最可怕的隐患。它没有陷入装备有核武器的无政府状态，没有退化为刻毒的民族主义，而是用和平手段——除了在车臣之外——巩固自己的主权。这个国家成了常常与中国、印度和巴西相提并论的蓬勃发展的“新兴市场”。从1999年至2006年，俄罗斯股票交易的价值从740亿美元上升到1万亿美元。与冷战时截然不同，俄罗斯现在并不想与西方分开，而且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也会给它造成很大的损失。它想成为“新”欧洲的伙伴并准备利用强硬的谈判争取更好的条件。在文化上，俄罗斯在对欧洲的认同与民族自豪感之间左右为难。从长远来看，前一个因素更为重要。俄罗斯社会，尤其是在城市和莫斯科、圣彼得堡这样的见过大场面的大都市，商业和旅行使其与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多。俄罗斯领导人、精英及社会中的许多人都把俄罗斯视为一个伟大的欧洲强国。俄罗斯加入了欧洲教育的博洛尼亚体系。俄罗斯国有公司在设法购买欧洲的经济资产。就连克里姆林宫也利用其社团主义的国家机制想让全球的经济游戏变得对自己更加有利，而不是为了挖西方的墙角。 尽管俄罗斯常常虚张声势，可它依然是个发展中国家，有大堆的尚未解决的问题。腐败猖獗、交通和基础设施不完善、历史上一贯漠视法律、对环境的骇人听闻的态度等，这些都要由俄罗斯国家与社会去处理。俄罗斯国家和政策是靠领导人的心血来潮和精心盘算引导的。在没有任何监督和制衡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俄罗斯领导层将来有可能做出灾难性的政策选择从而导致停滞。俄罗斯的经济力量依赖于能源的高价格，而这个基础是不牢靠的。巨大的石油收入已经造成了“荷兰病”——被高估的卢布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压力，扼杀了俄罗斯工业部门及农业的竞争力。从全球的视角来看，与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以及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后苏联时代的国家相比，俄罗斯的复苏并不是那么出色。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奇迹也令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相形见绌。 从地缘政治的意义上来说，俄罗斯设法恢复了它在欧亚大陆的地区性大国的地位，但它的成功是由于有利的全球形势，而不是它自身的努力或深入的改革。除了中国和印度的新的能源需求给俄罗斯带来的新的机遇之外，俄罗斯靠的是美国的错误政策。公正地说，无论是克林顿政府还是布什政府在这方面都处理得不好，两者都是受救世主式的意识形态和情绪化的政治主张而不是战略智慧驱使的。越来越多的分析家都开始把美国霸权的衰落和由复兴的中国等地区性大国领头的、多极的“后美国世界”的崛起作为写作的主题。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对于这些预测是很当真的，因为它们让俄罗斯有理由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们设法让俄罗斯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相信，要想从全球化蛋糕中分到最好的一块，只有靠强硬和坚定。这在短期内可以提升俄罗斯的士气，但也让它缺乏长远的考虑和可靠的盟友。事实上，俄罗斯在与格鲁吉亚的冲突中使用“人道主义干预”这种西方式的语言，表明了克里姆林宫即使自己想，也不可能提出新的帝国主义范式。尽管俄罗斯摆出一副自负的样子，但如果它在高加索地区、中亚或乌克兰问题上与美国和西方发生冲突，那要冒很大的风险。对于俄罗斯的现代化和安全来说，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依然是必不可少的。鉴于这些理由，人们可以希望，俄罗斯接下来的政治精英会彻底改变那种反美倾向并引领俄罗斯融人民主的欧洲。 “新”俄罗斯的崛起不可能使得俄罗斯与西方陷入新的“冷战”。不过，它有可能由于一些偶然因素而导致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从而出现1914年“八月枪声”那样的局面——当时，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种族仇恨、大国与小邻国之间的恩怨以及宗主国的自尊心在国际上引发了爆炸性的化学反应。美国领导层要三思而后行，不要被摆出一副亲西方“民主派”姿态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所左右。审慎、耐心而有远见的美国领导层要确保俄罗斯的崛起及其重又陷入“现实主义”模式不会威胁到欧洲的和平与稳定。美国的军事“防御系统”和基地、北约的急剧扩大以及有关民主的肤浅说教，对于解决俄罗斯问题来说是不够的，或者说不是明智的策略。并不是俄罗斯的每一项“特殊利益”要求都该受到“帝国主义”的强烈指责。对俄罗斯作为地区性大国的崛起加以管控、纾解东欧的恐惧情绪以及克服俄罗斯与“新”欧洲之间的历史偏见，在这些目标之间，美国领导层应寻求审慎的平衡。
  1. 本序言是作者为英文平装本所撰序言。——编者注?????
  2. triumphalism，它并非是指某种具体的学说，而是指一种态度或信念认为某一特定的观念、宗教或社会制度具有至高无上的优越性，因而应该在全球占据统治地位。——译者注?????
  3. Geir Lundestad，“Empire by Invitat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1945-1952”，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3，no.3（September 1986）：263-77，以及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From Empire by Invitation to Transatlantic Drift（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4. Anders Aslund，Russia's Capitalist Revolution：Why Market Reform Succeeded and Democracy Failed（Washington.D.C.：Peterson Institute，2007），以及How Capitalism Was Built：The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Russia，and Central Asi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Eric Shiraev and Vladislav Zubok，Anti-Americanism in Russia：From Stalin to Putin（New York：Palgrave，2000）.?????
  5. David Fogelson，The American Mission and the“Evil Empire”：The Crusadefor a“Free Russia”since 1881（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6. Andrei Shleifer and Daniel Treisman，“A Normal Country，”Foreign Affairs 83，no.2（March-April 2004）.对俄罗斯改革的长篇大论的批评，参见Peter Reddaway and Dmitry Glinsky，Tragety of Russia's Reforms：Market Bolshevism against Democracy（Washington，D.C.，U.S. Institute of Peace，2001）。?????
  7. Strobe Talbott，The Russia Hand：A Memoir of Presidential Diplomacy（New York：Random House，2003）.?????
  8. Dimitry K.Simes，After the Collapse：Russia Seeks Its Place as a Great Power（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9）.?????
  9. Shiraev and Zubok，Anti-Americanism in Russia，chapter 6；Lev Gudkov，Negative Identity：Essays，1997-2002（Moscow：Novoie Literatumoie Obozreniie，VTSIOM-A，2004）.?????
  10. Michael Mandelbaum，转引自Thomas L.Freedman，“What Did We Expect？”New York Times，August 19，2008。?????
  11. 关于“北京共识”，参见Vladimir Popov，“Shock Therapy versus Gradualism Reconsidered：Lessons from Transition Economies after 15 Years of Reform，”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49（2007）：1-31。?????
  12. Vladimir Popov，“Resurgent Russian Economy：Putin's Policy without Putin，”International Journal l63，no.2（Spring 2008）：254.?????
  13. A.A.Danilov，Istoriia Rossii，1945-2008（Moscow：Prosveshcheniie，2008）；Arkady Ostrovsky，“Flirting with Stalin，”Prospect，no.150（September 2008）：30.?????
  14. Claire Bigg，“Russia：NATO Chief in Moscow for Talks with Putin，”at(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news/russia/2005/russia_050624_rfer01.htm)；Marshall I. Goldman，Petrostate：Putin，Power，and the New Russ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180.?????
  15. 例如，参见Simon Sebag Montefiore，“Another Batlle in the 1000 Year Russia-Georgia Grudge Match，”The Times（London），August 12，2008?????
  16. James Billington，Russia：In Search of Itself（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4）.?????
  17. Douglas W.Blum，ed.，Russia and Globalization：Identity Security，and Society in an Era of Change（Washington，D.C.：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2008）.?????
  18. Vladimir Shlapentokh with Joshua Woods，Contemporary Russia as a Feudal Society（New York：Palgrave，2007）；Popov，“Resurgent Russian Economy.”?????
  19. Fareed Zakaria，The Post-American World（New York：W.W.Norton，2008）.新左派只是最近才主张这样的观点。参见Giovanni Arrighi，Adam Smith in Beijing：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London：Verso，2007）。?????
  20. Dmitri Trenin，Getting Russia Right（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7）.?????
英文版序（二） 本书要探讨的是，在冷战以及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全球对抗中，驱使着苏联的种种动机。俄罗斯和其他前共产党国家的档案的公开，为书写苏联的过去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关于一度隐藏于“铁幕”背后的苏联国内的政治状况及社会文化的发展，原始资料极其丰富。现在，人们可以仔细地检查政治局的审议过程，可以反复阅读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函电，可以观察到动力是如何自上而下地缓缓注入官僚体系的，甚至还可以读到共产党官员的私人日记。一系列批判性的口述史项目，把决策过程的资深参与者们聚拢在一起，提供了官样文牍中看不到的情感背景。 有了这些原始资料，就可以不只是把冷战写成大国间的冲突和毁灭性武器的累积了。不管怎么说，所有的历史都是人们及其动机、希望、罪责、幻想和错误的故事。从柏林的查理检查站到莫斯科的厨房——异见人士在那里谈论着“人性化的”共产主义——从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局到学生的寝室，苏联的冷战有许多战线和维度。它是神经战和资源战，但首先又是思想和价值观的斗争。另外，真正的国际比较研究也可以做到了，而这方面的成就又有助于把苏联的政策与行为置于一种更广阔的视野，即帝国的背景之中。近来，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揭示了克里姆林宫的盟友和卫星国对苏联国际行为的影响。在“新”冷战史著作中，一些最惊人的发现揭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东德、古巴、阿富汗以及其他扈从国对于莫斯科的动机、计划和考虑有着怎样的影响。 这些不断扩展的视界和方法论上的新挑战，对于本书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从民族和所接受的训练来说，我是个俄罗斯学者，但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就一直在美国生活和工作。对俄罗斯、美国和其他国家档案的经年累月的研究，数不清的国际学术会议，以及与同事、朋友和批评者的交流，对我过去的15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参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24集冷战史电视项目，对我来说，是一种崭新的体验。它让我注意到感知、图像和集体想象的重要意义。最后，在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从事的教学工作也在不断地提醒我，过去的经验教训并不会自动地传递给下一代。如果没有持续的探索、讨论和修正，冷战的经验教训就会变成乏味的统计数据。讲述往日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并说明它是如何塑造现代世界的，这项工作充满了挑战，但却很有必要。 本书是对我在十多年前与康斯坦丁·普里沙可夫（Constantine Pleshakov）共同进行的研究工作的继续。我用来解释苏联动机与行为的概念框架仍然没变，那就是革命与帝国范式。对于斯大林及其继任者来说，安全与权力是首要的目标。这些领导人使用强权政治以及外交的手段，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千方百计地促进苏联的国家利益。然而，斯大林及其继任者的对外政策动机，是不可能与他们是怎样想的以及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分开的。苏联领导人，以及苏联精英和无数的公民，都是那场悲剧性的大革命的继承人，都受一种救世主式的意识形态的驱使。我们至少要努力理解苏联领导人、精英和人民对于世界和他们自身是怎么理解的，否则，就不可能明白苏联在冷战中的动机。解决该难题的途径之一，就是看苏联人的意识形态。其次是看苏联人的体验，尤其是二战的影响。第三是检查苏联领导人与精英的生活，以及塑造这些生活的文化因素。 本书围绕冷战中苏联一方主要的发展过程、政策和领导人分成10章。第1章探讨了二战对于苏联政治精英（political class）和一般公众的巨大影响，并说明这种战时体验是如何不仅转化为对安全的追求，还转化为对地缘政治主导地位和外部帝国的追求。第2章说明斯大林的政策为什么在建设苏维埃帝国方面如此成功，但却损害了大国间战后脆弱的合作关系，并且成为冷战的原因之一。第3章研究了苏联的对德政策，突出了克里姆林宫的地缘政治设计与中欧的苏维埃帝国的现实及其发展态势之间的矛盾。第4章分析了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跟新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上的新目标有关，也跟苏联国内的政治斗争有关。第5章探讨了热核革命和新的弹道导弹技术对于苏联的国家安全思维的影响，尤其是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几次极其危险的冷战危机中的独特作用。 第6章非常重要，因为它着手探讨的是苏联社会及其精英摆脱斯大林主义的禁锢并开始社会文化转型这个主题。它分析了去斯大林化（de-Stalinization）时期的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分析了冷战的国内战线上最早的分裂，以及被称为“六十年代人”的新生代的出现——25年后，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执政时期，此事会产生有力的回响。第7章检查了苏联主张缓和的动机，特别强调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个人的推动与介入。第8章描述了苏联人缓和意识的衰退以及苏联出兵阿富汗的过程。第9章论述了从克里姆林宫的老近卫军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六十年代人”的权力过渡。最后一章则集中讨论了针对冷战终结与苏联解体的不同解读。我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突出了戈尔巴乔夫的个性及其罗曼蒂克的意识形态即“新思维”的特别作用。 对于这样一段多事的历史时期的研究，显然无法指望在一本书中就可以一蹴而就。为了弥补我的疏漏，我推荐了许多优秀的著作和文章供读者参考；它们从真正的国际视野出发，深入探讨了冷战的历史。我希望本书能够以其论及的范围和对于重大主题的专注，补偿它对于某些事件的省略和浮光掠影的表述。不过，我最遗憾的就是没有对苏联的经济与财政史进行系统的检讨。书中的最后几章清楚地表明：在20世纪70、80年代，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以及在此之后，经济疲软再加上政治精英在该问题上的无能，导致苏联全球影响力的下降，这也是苏联最终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如果对苏联的军事思维和军工综合体有更深入的研究，肯定可以使我能够把许多有关苏联国际行为的基于直觉的看法和尝试性的假设变为坚实的结论。所以说，最好的书还是有待于去写的那本书。 如果没有众多朋友和同事的大力鼓励、不懈支持和至关重要的启发，就不可能有现在的这本书。幸运的是，多年来我一直是国际冷战研究的学者网络中的一分子。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CWIHP）是该网络的核心。我的CWIHP“老兵”的T恤让人想起了许多会议；在那些会议上，我展示了我的研究，并用来自国际学术网络的深刻见解和反馈来丰富我的研究。CWIHP的领导者詹姆斯·赫什伯格（James G. Hershberg）、大卫·沃尔夫（David Wolff）、克里斯琴·奥斯特曼（Christian Ostermann）给我提供了批评与建议，以及编辑方面的帮助，并使我可以及时查阅新公开的档案资料。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Leffler）、杰弗里·布鲁克斯（Jeffrey Brooks）、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C. Wohlforth）、詹姆斯·布莱特（James Blight）、菲利普·布伦纳（Philip Brenner）、阿奇·布朗（Archie Brown）、杰克·马特洛克（Jack Matlock）、罗伯特·英格利希（Robert English）、雷蒙德·加特霍夫（Raymond Garthoff）、利奥·格卢乔斯基（Leo Gluchowsky）、马克·克雷默（Mark Kramer）、雅克·莱韦克（Jacques Levesque）、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诺曼·奈马克（Norman Naimark）、维克托·扎斯拉夫斯基（Victor Zaslavsky）以及埃里克·希里亚耶夫（Eric Shiraev）和我分享了看法、文献和批判性的评论，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梅尔·莱弗勒（Mel Leffler）给我看了他在美国对外政策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与我生日相同的陈兼（Chen Jian）是位杰出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他让我明白了“老大哥”（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的许多微妙之处。 我是在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工作时开始本书的研究的。该档案馆是个极为出色的非政府智库和图书馆，现设立于乔治·华盛顿大学。托马斯·布兰顿（Thomas S. Blanton）、马尔科姆·伯恩（Malcolm Byrne）、威廉·伯尔（William Burr）、威尔·菲洛加洛（Will Ferrogiaro）、彼得·科恩布卢（Peter Kornbluh）、休·贝克特尔（Sue Bechtel）以及斯韦特兰娜·萨夫兰斯卡娅（Svetlana Savranskaya）帮助我把研究与从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档案中发现有关冷战的新证据这项伟大的冒险活动结合起来。从2001年起，天普大学历史系就为我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之家和教师可以在那里与学生，也就是他们最理所当然的“顾客”见面的地方。理查德·伊莫曼（Richard Immerman）使我确信，美苏之间在决策和行动方面，尤其是在与第三世界有关的决策和行动方面，存在某些相似的地方，这一点并非是我凭空想象的。我的其他同事，特别是詹姆斯·希尔蒂（James Hilty）、霍华德·斯波德克（Howard Spodek）、杰伊·洛克诺尔（Jay B. Lockenour）、大卫·法伯（David Farber）、佩特拉·戈德（Petra Goedde）和威尔·希契科克（Will Hitchcock）给了我工作和生活上的鼓励。拉尔夫·杨（Ralph Young）谈到的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人有关苏联威胁的感受，拓宽了我的眼界。 如果没有许许多多俄罗斯学者和档案管理人员的支持与建议，也就不可能有现在的这本书。他们中有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Vladimir Pechatnov）、谢尔盖·米罗年科（Sergei Mironenko）、奥列格·瑙莫夫（Oleg Naumov）、亚历山大·丘巴良（Alexander Chubaryan）、娜塔丽娅·叶戈罗娃（Natalia Yegorova）、娜塔丽娅·托米莉娜（Natalia G. Tomilina）、塔蒂安娜·戈里亚耶娃（Tatiana Goryaeva）、卓娅·沃多皮亚诺娃（Zoia Vodopianova）、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Oleg Skvortsov）、尤里·斯米尔诺夫（Yuri Smirnov）、列昂尼德·吉比安斯基（Leonid Gibiansky）、爱丽娜·祖布科娃（Elena Zubkova）和鲁道夫·皮霍亚（Rudolf Pikhoia）。《史料》（Istochnik）杂志的编辑谢尔盖·库德里亚绍夫（Sergei Kudryashov），一直在关注我的研究。格鲁吉亚时任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抽出时间来接受采访并允许我查阅格鲁吉亚的总统档案。对于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俄罗斯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档案馆、俄罗斯当代史国家档案馆、莫斯科公共运动中央档案馆、格鲁吉亚总统档案馆和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对我的没完没了的要求所表现出来的耐心，我深表谢意。俄罗斯老一辈的冷战研究者给我的教导之一，就是要把文献置于个人和历史的背景中加以评估。我要特别感谢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Anatoly Chernyaev）、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Georgy Shakhnazarov）、卡连·布鲁坚茨（Karen Brutents）、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Georgy Arbatov）、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Georgy Kornienko）、尼古拉·杰季诺夫（Nikolai Detinov）、维克托·斯塔罗杜博夫（Victor Starodubov）、维克托·苏霍德列夫（Victor Sukhodrev）、罗斯季斯拉夫·谢尔盖耶夫（Rostislav Sergeev）、叶戈尔·利加乔夫（Yegor Ligachev）、谢尔戈·米高扬（Sergo Mikoyan）、大卫·斯图鲁阿（David Sturua）、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Oleg Troyanovsky）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N. Yakovlev）。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提供了他对戈尔巴乔夫政府的一些资深官员的采访副本，这些采访是在有关冷战终结的口述史项目框架下进行的，并得到了国家安全档案馆和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的资助。 纽约卡内基基金会为我在俄罗斯、格鲁吉亚和美国的研究提供了经费。在我不同阶段的工作中，乔基恩·劳弗（Jochen Laufer）、迈克尔·莱姆基（Michael Lemke）、迈克尔·苏曼（Michael Thumann）、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奥拉夫·尼乔尔斯塔德（Olav Njolstad）、萨巴·贝克斯（Csaba Bekes）、阿尔弗雷德·里伯（Alfred Rieber）、伊斯特万·里夫（Istvan Rev）、利奥波德·纳蒂（Leopoldo Nuti）、维克托·扎斯拉夫斯基、爱丽娜·阿佳萝西（Elena AgaRossi）和西尔维奥·庞斯（Silvio Pons）为我提供了在德国、挪威、匈牙利和意大利从事研究的机会和经费。最近，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Collegium Budapest）和卢卡制度、市场与技术高等研究院（La Scuola di Alti Studi IMT di Lucca）以及罗马的路易斯大学（Luiss Guido Carli University），为我最后的编辑工作提供了极好的环境与支持。 我要向读过全部或部分原稿的人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和威廉·陶布曼（William Taubman）读过几稿，每次都敦促我把它写得更加清晰、简洁。拉尔夫·杨、鲍勃·温特穆特（Bob Wintermute）和尤塔·克雷斯－雷纳（Uta Kresse-Raina）作为最初的读者，都提供过宝贵的意见。杰弗里·布鲁克斯、威廉·沃尔弗斯、大卫·法伯、理查德·伊莫曼、佩特拉·戈德、维克托·扎斯拉夫斯基、霍华德·斯波德克和大卫·齐尔勒（David Zierler）对不同的部分和章节作了评论。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的恰克·格伦奇（Chuck Grench）和帕芙拉·沃尔德（Paula Wald）在各方面都给予了耐心的帮助。 从事写作与研究需要独处，也需要亲人的不懈支持。我的妻子爱丽娜、我的孩子安德烈和米莎以及我的父母，柳德米拉和马丁·祖博克，成了我最重要的后援团队。我的父母依然是我写作本书的最主要的动力源泉。我写作苏联的冷战花了很长时间，而他们却不得不从头至尾都生活于其中，我要把这本书献给他们。
  1. Communism“with a human face”，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中提出的改革口号。——译者注?????
  2. 至于不同的角度，参见Taubman，Khrushchev；Suri，Power and Protest；Wittner，Resisting the Bomb and Toward Nuclear Abolition。?????
  3. 过去十年，冷战国际史项目（主管为克里斯琴·奥斯特曼）与国家安全档案馆（主管为托马斯·布兰顿，研究主管为马尔科姆·伯恩）合作开展了这一类的国际项目。关于共产党盟友和第三世界扈从国的影响，参见Harrison，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Westad，Global Cold War。?????
  4. 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苏联人民和斯大林，1945
当时，罗斯福相信俄国人会点头哈腰地向美国乞讨，因为俄国是个穷国，没有工业，没有面包。 但我们不这么看。我们的人民已经为牺牲和斗争做好了准备。 ——莫洛托夫，1976年6月 我们不是被情绪牵着走，而是遵从理性、分析和计算。 ——斯大林，1945年1月9日
1945年6月24日早晨，红场上大雨如注，但数万名苏军精锐部队的士兵对此几乎浑然不觉。他们军容整肃，准备列队通过广场，庆祝对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胜利。十点整，骑着一匹白色牡马的格奥尔吉·朱可夫（Georgy Zhukov）元帅出现在克里姆林宫门口，发出胜利阅兵开始的信号。在庆祝活动的高潮，佩戴军功章的军官们把缴获的两百多面德军军旗掼在列宁陵墓的基座上。阅兵的盛况让人印象深刻，但也会让人产生误解。实际上，尽管胜利了，但苏维埃巨人已是精疲力竭。“斯大林的帝国是靠无数苏联人的流血牺牲赢得的，”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认为。究竟流了多少血，军事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还在争论。与西方通常的看法相反，苏联的人力储备并不是取之不竭的；到二战的尾声，苏军的人力资源跟德军的一样极为紧张。难怪苏联的领导层和专家对纳粹入侵给苏联造成的财产损失锱铢必较，却害怕公开人员伤亡的真实数字。1946年2月，斯大林说苏联损失了700万人。1961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把该数字“升级”到2000万。1990年以来，经过官方调查，人员损失的数量已经上升到2660万，其中穿制服的人员有866.84万。但即便是这个数字，现在仍有争议。一些俄罗斯学者声称该统计并不完整。事后看来，苏联对纳粹德国赢得的真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 巨大的战斗损失和平民损失既是由于纳粹的入侵与暴行，也是由于苏联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采取的总体战策略。苏联在进行这场战争时从头至尾都表现出对人的生命的惊人漠视。相形之下，美国在欧洲和太平洋这两个战场上的总的人员损失也不超过29.3万人。 苏联解体后得到的证据证实了美国情报机构早先认为苏联经济薄弱的估计。当时官方估计的总损失为6790亿卢布。按照这一估计，该数字“超过了英国或德国的国民财富，是美国总的国民财富的1/3”。与对人员损失的估计一样，对物资损失的估计也同样巨大。苏联后来的测算估计战争的代价是2.6万亿卢布。 新的证据表明，当时绝大多数苏联官员和人民并不想与西方对抗，而是更愿意集中精力进行和平重建。然而，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二战结束后，苏联在东欧的行为是蛮横的。在中东和远东，苏联也竭力想获得军事基地、石油特许权和势力范围。所有这一切，连同意识形态的说辞，逐渐使莫斯科与美、英两国发生对抗。一个元气大伤、满目疮痍的国家怎么可能对抗得了西方呢？苏联的国际行为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国内外因素呢？斯大林的目标与战略又是什么呢？

胜利与宿醉

对苏联的公众来说，抗击纳粹的战争有一种解放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不问青红皂白的国家恐怖常常模糊了善恶的界限。一个人可能今天是“苏维埃儿女”，明天就成了“人民的敌人”。这种大恐怖给社会造成的麻木不仁在战争的煎熬中消失了，许多人又开始了独立思考与行动。人们在战壕中再次建立起了同志友爱和彼此的信任。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就跟一战时的欧洲各国一样，苏联也出现了“前线的一代”或者说“胜利的一代”。这些人属于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满足了在国内难以得到满足的对友谊、团结、合作的需要。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他们一生最重要的体验。 战争还有其他深刻的影响。在苏联1941～1942年的大后退期间，官方的无能、失误、自私和谎言，削弱了党政机构以及许多官员的权威性。东欧的解放让许多人摆脱了苏联那种患有恐外症的环境，第一次看到了别样的世界。战争的牺牲证明了在志愿参军的青年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代表中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价值。反抗纳粹主义的正义之战的精神以及国外的经历，使他们梦想着政治与文化的自由化。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的结盟似乎让人看到了开始注重公民自由与人权的希望。即便是那些头脑冷静的名人，也有了相同的梦想。在与记者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的交谈中，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Alexei Tolstoy）想知道：“战后会怎样？因为人民已今非昔比。”曾经属于斯大林小圈子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在20世纪60年代回忆说，许多从西方归来的苏联人都“变得不一样了，眼界开阔了，要求也不同了”。当时到处洋溢着一种新的感觉：觉得应该得到当局更好的对待。 1945年，苏军中有一些受过教育、思想高尚的军官，感觉就像“十二月党人”一样（从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回国的、受政治自由主义思想浸染的优秀的俄罗斯青年军官，后来成了“十二月党人”，即反抗独裁统治的武装叛乱的组织者）。他们中的一个人回忆说：“当时在我看来，就跟1812年战争后一样，继伟大的卫国战争之后，必然也是社会与文学的活泼泼的复兴，而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参与到这场复兴之中。”这位年青的战争老兵期望国家“不只是用免费的乘车券，而是用更大的信任和更多的参与权”来回报他们的苦难和牺牲。在他们当中就有未来的自由思想者——他们将参与斯大林死后社会文化的“解冻”，并将最终成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支持者。 战争的体验对于塑造苏联人国家认同的影响，超过了自俄国革命以来的任何事件，而这对于俄罗斯族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的国家意识相对于苏联的其他族群而言，一向相当淡漠。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人成了党政官僚系统中新成员的主体，俄罗斯的历史也成了官方新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支柱。电影、小说和历史书籍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描写成俄罗斯帝国的继承者。大公与沙皇，也就是这个大帝国的“聚拢者”，取代了英雄万神殿中“国际无产阶级”的位置。但是，正是德国的入侵让俄罗斯人对国家团结有了新的认识。尼古拉·伊诺泽姆采夫（Nikolai Inozemtsev），炮兵情报军士和莫斯科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院未来的院长，1944年7月在日记中写道：“俄罗斯人前途无量，他们属于世界上最有才能、最有天赋的民族。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离经叛道的行为。”在胜利日这一天，他写道：“我们所有人的心中都洋溢着自豪与喜悦：‘我们俄罗斯人无所不能！’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而这是我们未来安全的最好保证。” 战争也暴露了苏军各种丑陋和被压抑的方面。斯大林主义不仅使苏联人民深受其害，还令他们的体面与正派荡然无存。苏军的许多新兵都曾经是街头的小混混和贫民窟的儿童，从来没有养成文明的城市生活习惯。在数百万苏军官兵越过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边界时，其中有些人就丧失了自己的道德意识，疯狂地抢劫、酗酒、破坏财物、杀害平民和强奸。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其他地方，这支军队针对平民和财产的暴行也是一再发生。在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经历过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的战火的那些英雄们的丑行”，让苏联军事记者格里戈里·波梅兰茨深感震惊。要是俄罗斯人民在争取公民权利时也表现出同样的干劲就好了。 带有俄罗斯中心论色彩的新的爱国主义，养成了一种优越感和自以为是的残暴。柏林战役奠定了俄罗斯人这种新的伟大感的基础。战无不胜的新神话压抑了对刚刚过去的浴血厮杀的记忆（从军事角度来看，这种记忆没有必要），压抑了对针对平民的暴行的记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许多人心甘情愿的——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都一样。战争老兵、作家维克托·涅克拉索夫（Viktor Nekrasov）回忆说：“胜利者不受审判。我们当时原谅了斯大林的所有罪行！”几十年来，许多战争老兵一直把胜利日当作国家的节日来庆祝，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把斯大林当作领导他们取得战争胜利的人为他干杯。 在现实生活中，战争造成的种种积极和消极的影响都混杂在一起，很难把它们分开。从欧洲带回家的小饰物、衣服、手表等战利品，与租借法案提供的美国产品有着相同的效果。它们让俄罗斯军人、工人及其家属进一步意识到：与国家的宣传相反，他们并不是生活在可能生活得最好的世界中。同样还是这些公开抢掠和骚扰欧洲平民的战争老兵，对内务部和“间谍死神”这两个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机构的官员也开始不放在眼里。他们中有人当众质疑官方的宣传人员，而且在党的会议上也不愿再保持沉默。大量的报告提到：官兵与地方当局发生冲突，甚至散发传单，号召“推翻不公正的政权”。“间谍死神”的报告说，有些军官发牢骚，“要把社会主义妓院炸上天”。在驻奥地利、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军中，这种情绪特别明显。 这种反叛的情绪从来没有变成反叛的行动。在竭尽全力打赢了战争之后，多数老兵在社会中又陷入了麻木，并试图让自己适应日常的生活。波梅兰茨回忆说，“1946年秋，许多复员的官兵都丧失了他们的意志力，变得懦弱了”。在战后生活中，他认为，“我们所有人，连同我们的军功章、奖章和嘉奖，都变得一文不值”。在农村，在小镇，以及在城市的贫民区，许多人变成了酒鬼、懒汉和窃贼。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大城市，那些未来会成为领导人的年轻老兵们发现，参加党的工作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上实现自己抱负的唯一出路。有些人选择了这条路。另外也有许多人通过紧张的教育以及青年人喜欢做的事情即恋爱和娱乐找到了逃路。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消沉是由于许多老兵在回家后感受到的震撼与疲惫。刚从军队复员不久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未来苏共统治机器中的一分子和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站在自己家乡的火车站，看着把苏联人的战俘从德国运往西伯利亚的一节节车厢，突然开始意识到苏联生活中其他残酷的现实：挨饿的儿童、把农民的粮食充公、稍有违法就要坐牢。“越来越明显的是，所有人都撒了谎，”他回忆道——这指的是有关民众在战后的优越感和必胜信念的宣传。另一位老兵、未来的哲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Alexander Zinoviev）回忆说，“事实证明，国内的情况要比我们根据道听途说想象的差多了，[与国外的苏联占领军在一起的]生活太舒服了。战争把国家完全给吸干了”。战争给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农村带来的灾难尤为深重，有些地区失去了过半数的“集体农庄的农民”，而且大多是男人。 当时，美国的退伍军人一般都能找到较好的出路并重新融入国内的家庭生活。与他们不同，苏联的战争老兵回去后要面对的是被毁掉的生活中的无数的悲剧、伤残者的痛苦和许许多多的孤儿寡妇的破碎的生活。官方承认的有生理或心理障碍的“伤残退伍军人”就有近两百万。就连表面上很健康的老兵，也由于莫名其妙的疾病而垮掉了。医院里挤满了年轻的病人。 战后的苏联人民渴望和平与稳定。在苏联的城市和农村，人们普遍厌倦战争和军人的价值观。20世纪30年代后期曾经激励过年轻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那种沙文主义和浪漫的爱国主义不见了。与此同时，患有恐外症的文化与有关受到敌对势力包围的斯大林主义神话，在群众中依然根深蒂固。普通公民往往会相信官方的宣传，认为当前的生活之所以没有得到改善，战争的结果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原因在于西方盟国。最重要的是，要想把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的“悄悄的去斯大林化”继续下去，苏联人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这样的习惯。他们中有许多人对伟大领袖斯大林的敬畏要比以往更甚。特别是俄罗斯人，他们未能把自己在战争期间表现出的惊人的国家意识，转变为一种关于个体自尊和公民自主行动的文化。对俄罗斯社会中的许多人来说，二战的胜利与大国观念、集体荣耀以及对死者的仪式化的悼念活动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当冷战开始的时候，民众的这些情绪就可以为斯大林所用。它们有助于他推行自己的对外政策并在国内消除潜在的不满与异议。

“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诱惑

苏联的精英们觉得，这场胜利是他们共同奋斗的结果，而不只是由于斯大林的领导。1945年5月24日，在为红军指挥官举行的盛大宴会上，这种情绪可以说十分明显，而斯大林似乎也默认了。内务部特工和战时游击运动的组织者巴维尔·苏多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回忆说：“他看着我们这些年轻的将军，就像是他抚养大的一代，像是他的孩子和他的继承人。”斯大林会不会像他在战争中学会去依靠他们那样，同意与这个新的统治阶层（这些由党任命的高级干部）一起去治理国家呢？ 与此同时，这场胜利以及苏联向欧洲心脏地带史无前例的推进，也使得精英们与斯大林之间的纽带变得更加牢固。米高扬回想起自己因战时在斯大林周围再次出现的同志般的合作关系而感到的喜悦。他当时相信，不会再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血腥的清洗了。他回忆说，那些与斯大林一起共事的人，“又一次”对他有了好感并信任他的判断力了。军界、政界和经济界的其他许多官员也有同样的感觉。作为军政官员中的多数，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化的人，不仅把斯大林当作战争领袖，也把他当作国家领袖来尊崇。在战争期间，“大国”（derzhava）这个字眼进入了官方的词汇。电影和小说颂扬那些面对内忧外患建立了强大的俄罗斯国家的俄罗斯大公和沙皇。就在同一次宴会上，苏多普拉托夫写道，斯大林提议“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斯大林赞扬了俄罗斯人对其政权的无与伦比的坚忍与忠诚。俄罗斯人用他们“清醒的头脑、坚定与忍耐”做出了伟大的牺牲，因而成为“确保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胜利的决定力量”。所以，斯大林首先提拔的不是所有苏联官员，而是俄罗斯人。 当时在苏联新的边境地区，尤其是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开展了俄罗斯化运动。这不仅意味着文化上的压力，实际上，还有几十万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和西乌克兰人被强制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数万名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和讲俄语的东乌克兰的移民占据了他们的房屋。秘密警察以及卷土重来的、牧首由国家控制的东正教，采取措施争夺信奉天主教的边境地区以及乌克兰的服从教皇权威、受梵蒂冈控制的东仪天主教的牧区。 俄罗斯人取代非俄罗斯人，尤其是犹太人，被提拔进国家机器中最关键最敏感的部门。在战争期间，斯大林的统治机器发现，就如同尤里·斯列兹金（Yuri Slezkine）说的那样，“作为苏联民族之一的犹太人，现在成了一个异族族群”，他们在国外的亲属太多。这也就意味着，以犹太人居多的苏联知识分子，“并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因而也不完全是苏联人”。甚至在苏军在波兰发现纳粹的灭绝营之前，苏联主管宣传的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Alexander Scherbakov）就按照斯大林的命令，发动了一场秘密的运动，为的是从党和政府中“清除”犹太人。犹太人在战争中的英勇事迹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骇人听闻的证据，都被禁止公开。许多苏联公民都开始把犹太人看作懦夫，向后撤退时跑在最前面，到前线去就落在最后面。由于得到了官方的怂恿和支持，基层的反犹情绪便像火一般蔓延开来。战后对国家机器中犹太人的有计划的清洗，迅速蔓延至整个苏联的公共机构。 从长远来看，对传统的象征与习俗的操纵以及官方反犹主义的兴起，对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来说有很大的风险。俄罗斯人歌颂伟大领袖，但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就会觉得受到轻视，甚至可以说受到冒犯。许多官员和公众人物，不管是不是犹太人，都觉得这个国家的反犹主义对自己的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信念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斯大林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操纵将导致苏联官僚系统核心部分的分裂，只是那要到很久以后才会看出来。 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倾向构成了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与苏联精英之间的另一条共同的纽带。在取得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之后，苏联在各大国的同盟中唱起了主角，这让苏联许多高级干部都有点忘乎所以。就连伊万·麦斯基（Ivan Maisky）和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也开始用帝国主义扩张的腔调说话了。他们计划建立苏联的势力范围，并获取海上战略通道。1944年1月，麦斯基写信给斯大林和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认为苏联在战后必须把自己摆在这样一个位置：要让欧亚国家无论怎么联合都“不可能”对苏联的安全构成威胁。麦斯基建议从日本那里吞并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他还提出，苏联在芬兰和罗马尼亚要有“足够的陆、海、空军事基地”，而且要拥有经伊朗进入波斯湾的战略通道。 1944年11月，李维诺夫交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份备忘录，认为苏联战后在欧洲的势力范围（没有说明“势力”的性质）应当包括芬兰、瑞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国家以及土耳其”。在1945年的6月和7月，李维诺夫提出，苏联应该向英国传统的势力范围渗透，如苏伊士运河地区、叙利亚、利比亚和巴勒斯坦。 前第三国际总书记、如今负责苏共国际情报部的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Georgy Dimitrov）认为，苏联红军是比革命运动更重要的历史工具。1945年7月底，当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波茨坦与西方领导人谈判的时候，季米特洛夫和他的副手亚历山大·帕纽什金（Alexander Panyushkin）写信给他们说：“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中东国家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因而迫切需要我们的密切关注。我们应当主动研究这些国家的状况，并采取一定的措施维护我国的利益。 苏联官员中的“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倾向与斯大林的意图及野心有重叠之处。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将利用这种倾向，因为他在战后要把苏联继续建设成军事超级大国。 对于多数苏联官员来说，斯大林关于所有斯拉夫人必须团结起来、防止将来德国威胁卷土重来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话，是很有吸引力的。当坦克工业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Vyacheslav Malyshev）听到斯大林在1945年3月讲到“新的斯拉夫主义和列宁主义者”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激动地写下了“未来几年的完整的纲要”。革命前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新版本在莫斯科的官员当中迅速流传。由国家赞助的泛斯拉夫人委员会主席、俄罗斯人亚历山大·古德罗夫将军（Alexander Gundorov），计划在1946年初召开首次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他向政治局保证说，群众性的“新的斯拉夫人运动”已经开始了。苏共中央机构中负责监督泛斯拉夫人委员会的列昂尼德·巴拉诺夫（Leonid Baranov），把俄罗斯人说成是波兰人的老大哥。莫洛托夫一直到死都把俄罗斯人看作唯一“内心里”想干“大事”的民族。许多俄罗斯官员逐渐模糊了苏联出于意识形态和安全原因而进行的开疆拓土和扩张势力与俄罗斯传统的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区别。 在被占领的欧洲，对于苏联许多军事指挥官和其他高级官员来说，帝国主义就是谋取私利。他们把布尔什维克提倡的谦逊和对财产的厌恶抛诸脑后，像16世纪的西班牙征服者那样聚敛战利品。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把他在俄罗斯的几个家都变成了博物馆，里面有珍贵的瓷器、皮毛、绘画、天鹅绒、黄金和丝绸。空军元帅亚历山大·戈洛瓦诺夫（Alexander Golovanov）把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家的乡间别墅给拆了并空运到俄罗斯。“间谍死神”的伊万·谢罗夫（Ivan Serov）将军私吞了无主的金银财宝，里面据说有比利时国王的王冠。苏联的其他元帅、将军和秘密警察的头头脑脑们，也都往家里成飞机地运送女人的内衣、餐具和家具，还有黄金、古董和绘画。苏联人——主要是指挥官和官员——在占领之初浑水摸鱼，从德国运走了10万车皮的各式各样的“建材”和“家居用品”，其中包括6万架钢琴、45.9万台收音机、18.8万张地毯、将近100万件“家具”、26.4万架壁钟和立钟、6000节车皮的纸质材料、588节车皮的瓷器和其他餐具、330万双鞋、120万件大衣、100万顶帽子，以及710万件外套、外衣、衬衫和内衣。对苏联人来说，德国就是个他们在那里无须付账的大卖场。 战争给苏联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和巨大的伤亡，所以，即便是不怎么贪财的官员也认为，战后从德国及其卫星国获得赔偿是理所当然的。处理战争赔偿问题的苏联特别工作小组的负责人伊万·麦斯基，1945年2月在途经俄罗斯和乌克兰前去参加雅尔塔会议时，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一路上到处都是战争的痕迹：两旁的残垣断壁、东倒西歪的围栏、烧毁的村庄、破裂的水管、砖头瓦砾和被炸毁的桥梁。”麦斯基认为，由于苏联人民遭受的苦难，所以有理由要求获得更高的战争赔偿并把德国的工业设备运往苏联。还有一种看法是，由于苏联的巨大损失，所以它在战后的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行为也是合理的。在列宁格勒，秘密警察的线人报告说：有一位哲学教授讲，“我不是个沙文主义者，但在我们受了那么大的伤亡后，波兰的领土问题，以及我们与邻国的关系问题，我就很关心了”。后来，人们最喜欢摆出这条理由，以证明苏联在东欧的统治地位和对邻国的领土要求是合理的。 历史学家尤里·斯列兹金把斯大林的苏联比作一套“共有的公寓房”，所有的主要民族（“资格”）都拥有单独的“房间”，但包括军队、安全及对外政策在内，都属于“共享设施”。然而，就像在现实生活中苏联的公寓居民都会在他们对集体主义精神的口头忠诚背后隐藏着自己的特殊利益一样，各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也是如此。实际上，他们都把二战的胜利看作通过损害邻国来扩张自己疆界的契机。在苏联官员中，那些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人，也滋生了一种夹杂着民族主义目的的帝国主义渴望。苏共高级干部中乌克兰人的数量与地位仅次于俄罗斯人。1939年，在苏德条约签订之后，西乌克兰成了苏联的一部分，他们对此欢欣鼓舞。1945年，斯大林吞并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鲁塞尼亚（Ruthenia）和布科维纳（Bukovina），并把它们也划给了乌克兰。共产党政权对乌克兰人民犯下了许多可怕的罪行，尽管如此，乌克兰的共产党官员此时仍对斯大林感恩戴德，因为他把乌克兰的各片领土拢在了一起。斯大林也有意助长这种倾向。有一次，当着俄罗斯和非俄罗斯官员的面，他看着战后的苏联地图满意地说，他把一度在外国统治下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的“自古以来的领土”收回给他们了。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官员，可能没有扮演民族主义游说团体的角色，但也主张自己的议程，以作为建设伟大苏联的一部分。当苏军打到苏联西部边境地区并完成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统——”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官员就开始说，该从土耳其和伊朗收回“祖辈的土地”，并与居住在那里的同种同源的兄弟团聚。莫洛托夫在20世纪70年代回忆说，1945年，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各位领导人“想用从伊朗那里得到的土地让自己共和国的领土翻一番。我们还准备对巴图姆（Batum）南边的地区提出主权要求，因为土耳其的那个地方曾经是格鲁吉亚人居住的。阿塞拜疆人想要得到属于阿塞拜疆的部分，格鲁吉亚人要求得到属于格鲁吉亚的部分。而我们想把亚拉腊地区（Ararat）还给亚美尼亚人”。档案的证据显示，当斯大林的战略目标与来自南高加索的苏共官员的民族主义野心协同作用的时候，就产生了更大的效应（参见第2章）。 新的领土与势力范围让苏联官员——不管是不是俄罗斯人——心中滋生了扩张主义和民族主义邪念，这为战后斯大林的在苏联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工程提供了它所需要的能量。只要党和国家的精英觊觎邻国的领土并参与对德国的掠夺，斯大林就能比较容易地控制住他们。那些力量若不被帝国的事业所吸收，也许就会起来反抗斯大林主义政权。

苏联与美国

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对苏联发动进攻，日本人也在1941年12月7日对美国发动进攻，这让这两个国家第一次走到了一起。苏联得到了一个强大且资源丰富的盟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及新政的支持者，成了斯大林在反对轴心国的伟大同盟中的战略伙伴，很可能还是他曾经有过的最慷慨的伙伴。即便当纳粹向伏尔加河两岸推进的时候，罗斯福还邀请苏联成为战后安全共同体的共同组织者。1942年5月底，美国总统在华盛顿的谈判中告诉莫洛托夫，“必须建立一支国际警察力量”，这样才能“在接下来的25～30年内”防止战争。罗斯福继续说，在战后，“美、英、苏这些战胜国必须保持它们的军事力量”，德国以及它的那些卫星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必须解除武装”。罗斯福的“四大警察”——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将用武力来维持和平”。这个不同寻常的提议让莫洛托夫非常意外，但两天后，斯大林指示他“立即向罗斯福声明”：总统的提议绝对正确。在总结1942年的苏美谈判时，斯大林特别强调，“就战后成立国际军事力量和防止侵略的问题与罗斯福达成了一致”。 为了避开反苏保守派的宣扬与批评，罗斯福和自己的亲信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以及其他新政支持者，与克里姆林宫保持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后来，由于他们表现得特别坦诚，以至于有人声称在新政支持者当中，有人（也许甚至是霍普金斯）实际上就是苏联的代理人。美国政府的这种“透明”以及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特别是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4～12日）上对苏联人显而易见的友好态度，似乎表明他非常想在战后保持长久的伙伴关系。 作为政府部门形形色色的精英中的代表，苏联官员对美国这个盟友的态度是复杂而且往往是矛盾的。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让有技术头脑的苏联精英心怀敬意。他们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立志要把俄罗斯变成“一个更美好的新美国”。苏联的工业管理者和工程师经常把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得名于弗里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他们是有组织的生产技术的最重要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挂在嘴上。斯大林本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还提倡苏联的干部把“俄罗斯人的革命标准”与“美国人的做事方式”结合起来。在1928-1936年的工业化浪潮中，几百名红色主管和工程师，其中包括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到美国学习机器制造、冶金、肉类加工、乳品业等现代工业的大规模生产和管理知识。苏联大批引进美国的技术，例如冰淇淋、热狗、软性饮料和大型百货公司[模仿美国的梅西公司（Macy's）]的整套技术。 战时的交往，尤其是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证实了一个广泛流传的看法：美国是个具有超常的经济与技术力量的国家。甚至斯大林也对自己身边的人坦言，在1941～1942年，如果美国人和英国人“没有提供租借物资帮助我们，我们就对付不了德国，因为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本来打算给平民的衣服和其他消费品，大部分都被官员私吞了。所剩无几的一点点让领到的人千恩万谢。战时的宣传节目和租借物资还使美国的文化影响力有机会渗透到苏联社会。高级官员及其家人可以看到包括《卡萨布兰卡》在内的好莱坞电影。在美国大使馆，对于西方有能力影响俄罗斯持怀疑态度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承认，“不能低估”放映的电影所产生的善意。在1941～1945年间，数千名苏联军方的官员、贸易代表和情报人员奔波于美国各地。美国生活方式的活力与标准让来访者心中五味杂陈：迷恋、困惑、嫉妒，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在此后的几十年，苏联访问者都对自己的美国之行无法忘怀，而且还跟子女和亲戚一起分享他们的印象。 不过，苏联精英对美国和美国人的看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己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成见。苏联官员当中很少有人清楚美国政府和社会的运转方式，连那些高级官员也是如此。苏联驻美大使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Alexander Troyanovsky）——他也曾担任过驻日本大使——表达过他的困惑：“如果说可以把日本比作钢琴的话，那美国就是个完整的交响乐团。”苏联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在一种排外而恐外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说的是没有办法翻译成其他语言的苏联的“新话”。有些苏联官员觉得，美国的上层社会对待他们——往好里说——有一种屈尊俯就的意味，一种物质与文化上的优越感。率领苏联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的总参情报总局（GRU）局长费奥多尔·戈利科夫（Fedor Golikov）元帅对哈里·霍普金斯很生气。后者是罗斯福的助手，也是美苏伙伴关系最坚定的支持者。戈利科夫在自己的日记中把霍普金斯说成是“无耻的伪君子”：“这位大人物的小听差”觉得，“我们这些苏联人在他面前就该像乞丐一样，对主人桌上的残羹剩饭必须耐心等待，千恩万谢”。很久以后，莫洛托夫也表达了他对罗斯福本人的类似的感觉：“当时，罗斯福相信俄国人会低三下四、点头哈腰地向美国乞讨，因为[俄国]是个穷国，没有工业，没有面包——所以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但我们不这么看。我们的人民已经为牺牲和斗争做好了准备。” 尽管有了从北冰洋运来的援助，但苏联官员和军方中仍然有许多人认为，美国是在有意拖延，要等到俄国人消灭了大部分德军之后，或者也许是德国人消灭了大部分苏军之后，自己才会在欧洲发动攻势。在苏联精英看来，苏联为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美援乃是对它的回报；因此，他们从未觉得有必要表示感谢并对自己的美国盟友礼尚往来。这也是让与他们打交道的美国人十分不满的原因之一。1945年1月，莫洛托夫正式向美国提出贷款请求，只是它听起来更像是要求而非有求于人的请求。这让一些美国人很是反感，也让其他美国人愤愤不平。结果，莫洛托夫又一次拒绝了“讨要主人桌上的残羹剩饭”。在苏联高层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给苏联贷款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这样可以预防美国经济在战后不可避免的衰落。在一群理想主义同情者的帮助下，苏联情报人员刺探到了美国的工业和技术秘密。苏联人就像是这样一群客人——他们得到了主人的慷慨帮助和热情招待，但即便这样还是无礼地偷走了主人作为奖品得到的宝贝。 罗斯福把苏联当作平等的伙伴和大国来对待的政策，骄纵了苏联官僚。1944年底，斯大林要罗斯福同意恢复“被日本在1904年的背信弃义的进攻所侵犯的俄国以前的权利”。罗斯福同意了，甚至都没有坚持要仔细考虑一下。斯大林对苏联驻美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满意地说：“美国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从我们与美国未来的关系来看，这一点很重要。”莫斯科有许多人指望苏联在东欧的计划也会得到类似的迁就。1944年底，苏联情报部门的首脑们认为：“对于这些（东欧）国家战后的前途，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清晰的政策。” 大部分苏联官员都相信，美苏之间的合作在战后还会继续，尽管这其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波折。1944年7月，葛罗米柯认为，“在我们与美国的交往中，虽然有可能会时不时地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两国之间战后继续合作的条件肯定是存在的”。李维诺夫把“防止英美结成反苏集团”视为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他期待在美国退出欧洲之后，伦敦与莫斯科之间有可能达成“友好协议”。而莫洛托夫本人当时也这么想：“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对我们是有利的。这一点很重要。” 无数的苏联精英与普通公民当时是怎么想的，这方面只有一些零星的资料。不过，苏联报纸和中央当局在1945年收到的许多来信中都问到一个问题：“美国在战后还会帮助我们吗？” 在罗斯福的帮助下，雅尔塔会议成了斯大林在政治上最辉煌的胜利。苏联官方从上到下都显得信心满满。外交人民委员部在驻外苏联外交官中传阅的雅尔塔会议成果备忘录中写道：“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谋求妥协的倾向明显。我们认为此次会议是非常积极的，尤其是在波兰和南斯拉夫问题上，以及在战争赔偿问题上。”1945年4月，美国人甚至也没有与苏联人争着攻打柏林。斯大林为此还私下里夸奖了欧洲盟军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将军的“骑士风度”。 事实上，就在罗斯福对苏方意图的怀疑开始与他想在战后继续合作的愿望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去世了。罗斯福在听说了苏联人在东欧的占领手段后十分愤慨。他气愤地与斯大林就所谓的柏林事件交换了意见。总统在1945年4月12日的突然辞世，也让克里姆林宫非常意外。莫洛托夫到美国人在莫斯科的驻地斯帕索宫（Spaso House）吊唁时，“看上去深感悲痛和不安”。斯大林的传记作者之一表示，就连斯大林对于罗斯福的去世也是心绪烦乱。这位战时的伟大而熟悉的伙伴，并且在和平时期也有可能如此的伙伴走了。新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怎么样，还是个未知数。这位密苏里州的政治家有些话让苏联人听起来很刺耳。莫洛托夫对于自己1945年4月23日与杜鲁门第一次打交道就发生激烈冲突所做出的反应，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杜鲁门当时指责苏联人违反了在雅尔塔就波兰问题达成的协议，而且甚至没等到莫洛托夫的抗辩就中止了会谈。震惊不安的莫洛托夫在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电报，汇报此次会谈的情况。当时也参加会谈的葛罗米柯觉得莫洛托夫“担心斯大林在这件事上会拿他当替罪羊”。最后，莫洛托夫决定让这件事过去：在他的与杜鲁门会谈的记录上，对于总统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和莫洛托夫的灰溜溜的离开只字未提。 很快，在美国的苏联情报人员就开始报告说，华盛顿对苏联的态度发生了危险的转变。他们了解到那里有许多集团，尤其是天主教组织和劳工组织，再加上两大政党中大批反对新政的组织，在美苏结成伟大同盟期间，骨子里仍然反共反苏。这些集团一心想断绝与苏联的任何联系。一些军队指挥官[柯蒂斯·勒梅少将（Curtis Le May）和乔治·巴顿将军（George Patton）等人]公开说，打败了“德国佬”和“日本人”之后，就“干掉红军”。 1945年4月底，在莫斯科响起了最初的警报：杜鲁门政府事先没有通知就突然停止了给苏联的租借物资的供应。由此造成的总计达3.81亿美元的物资损失，对本已极度紧张的苏联经济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国防委员会（GKO）——战争期间取代苏共政治局的国家机构——决定从黄金储备中拿出1.13亿美元来弥补损失的部分物资。在莫斯科提出抗议后，美国恢复了租借物资的供应，说是有关部门搞错了；但这并没有打消苏联方面的怀疑。驻美的苏联代表和莫斯科的许多官员，有节制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慨；他们全都把此事看作企图在政治上向苏联施压。莫洛托夫没有隐瞒他的愤怒，而是严令苏联大使：“不要去求他们。如果美国想切断物资供应，那对他们来说会更糟。”这件事在感情上助长了单边主义政策，克里姆林宫决心依靠它自己的力量。 5月底，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NKGB，前身是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纽约情报站站长打电报给莫斯科说，以前对罗斯福的对外政策没有影响力的“经济圈中的人”，正在进行“有组织的活动，以改变[美国]对苏政策”。从在美国的“朋友”、共产党人和同情者那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得知，杜鲁门与美国参议院中的“极端反动派”，如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伯顿·惠勒（Burton K. Wheeler）、阿尔本·巴克利（Alben Barkley）等人，保持着友好关系。电报还说，“反动派特别寄希望于有可能把[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完全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这部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杜鲁门]在这些事情上没有经验，也不了解情况”。电报最后说：“[杜鲁门]接任总统预计会给[美国]对外政策带来相当大的变化，首当其冲的是对苏关系。” 驻英国的苏联情报官员和外交官员也向莫斯科报告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对苏联在东欧尤其是波兰的行动又开始挑事了。驻伦敦的苏联大使费奥多尔·古谢夫（Fedor Gusev）向斯大林报告说：“丘吉尔在提到迪里雅斯特（Trieste）和波兰问题时非常恼火，透着明显的恶意。我们现在在跟一个不讲原则的冒险家打交道——因为与和平相比，他更喜欢战争。”与此同时，总参情报总局也截获了丘吉尔给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陆军元帅的命令——收存缴获的德军武器，有可能要重新武装向西方盟国投降的德军。据总参情报总局高级官员米哈伊尔·米尔斯坦（Mikhail Milstein）说，这份报告加重了克里姆林宫的怀疑。 到1945年7月，乌云似乎要散去了。杜鲁门想让苏联加入对日战争并想让所有人都相信他在继续奉行罗斯福的对苏政策。哈里·霍普金斯作为杜鲁门的特使去了一趟莫斯科——这是他最后一次去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了数小时，返回时自认为在波兰等让伟大同盟开始出现分裂的问题上达成了妥协。克里姆林宫和外交及情报圈中的警报声逐渐平息下来。然而，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8月2日）的头几天乃是这种自鸣得意的最后时光。美苏伙伴关系就要到头了，战后同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即将升级。

斯大林的因素

苏联外交官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曾带着崇敬之情回忆说，1943年，在从莫斯科到巴库（Baku）的火车上，斯大林（他要从巴库换乘飞机参加德黑兰的三巨头会议）吩咐不要打搅他，让他一个人留在自己的车厢里。“他没有批阅文件，而是像大家知道的那样，在里面坐了三天，只是盯着窗外，全神贯注地考虑问题。”我们很可能永远无从知晓，看着被战火蹂躏的国家从窗外闪过，他在想什么。关于斯大林1945年时的想法，这方面的证据如同拼图游戏中的材料那样，东一块，西一块。斯大林更喜欢和少数几个亲密副手口头商议。只是在像遥控指挥外交谈判这种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他才会把他的想法写下来。结果，对于他的意图和计划，就连他的副手也不知道或者说不完全理解。就连最有经验的观察家和分析家，对斯大林也是既印象深刻，又摸不透、看不准。 斯大林这个人具有多重身份。他生长在动荡不宁、有仇必报的多民族的高加索地区，这得使他具备一种戴多副面具和扮演多种角色的能力。他是格鲁吉亚的“金托”（Kinto）（一个罗宾汉式的令人敬仰的强盗）、革命的银行抢劫犯、列宁的谦逊而虔诚的学生、布尔什维克党的“铁人”、伟大的战争领袖和“科学合唱团的领唱”。斯大林甚至自己选择了俄罗斯人的身份。在对外事务方面，他还自认为是个“现实主义的”国务活动家，而且他设法让许多观察家都相信了他的“现实主义”。1943-1945年的美国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回忆说，他觉得斯大林“比罗斯福消息更灵通，比丘吉尔更现实，在某些方面是战争领袖中作用最大的人”。很久以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写道，关于对外政策的处理方式，斯大林的观点“完全是旧时代实用政治的观点”，就跟俄国国务活动家沿用了几个世纪的那种差不多。 斯大林真的是个“现实主义者”吗？1935年9月的一封由黑海——斯大林正在那里度假——发往莫斯科的电报把斯大林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思维方式揭示得清清楚楚。当时，希特勒在德国已经上台两年，而法西斯意大利则公然挑战国际联盟，对非洲的阿比西尼亚发动了残忍而野蛮的进攻。外交部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认为，应该与西方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结盟，以保障苏联的安全，对抗狼狈为奸的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危险。作为一个有着犹太血统并信奉世界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李维诺夫觉得未来的轴心国是对苏联及欧洲和平的致命威胁。在斯大林的大清洗那段最糟糕的日子里，李维诺夫因为反对法西斯和纳粹的侵略战争、维护欧洲的集体安全而在国际联盟中为苏联赢得了许多朋友。斯大林——就像一些学者一直怀疑的那样——发现李维诺夫的外交活动是有用的，但在对世界潮流的解读上却与自己很不一致。在他给莫洛托夫和另外一位政治局委员拉扎·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的信中，反映出一种相反的安全观：“有两个同盟正在形成：意大利与法国组成的集团，以及英国与德国组成的集团。它们之间斗得越厉害，对苏联就越好。我们可以把面包卖给双方，那他们就可以继续打下去。如果一方现在就把另一方给打败了，那对我们没有好处。让这场争斗尽可能地打下去，而且一方不能很快地战胜另一方，那对我们是有利的。” 斯大林希望这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长期对抗下去，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幕。1938年的英德慕尼黑协定让斯大林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1939年的苏德条约是他的一个企图，想让欧洲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这场“争斗”继续打下去，尽管事实证明这两个集团的构成跟他预言的完全不同。对于自己有关希特勒的意图的灾难性误判，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家永远也不会认账，他也不会承认事实证明李维诺夫的路线是正确的。 在国际事务方面，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理论对于斯大林早期看法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欧洲主张实用政治的政治家们相反，布尔什维克是透过意识形态的激进主义眼镜来看待力量均势和武力使用的。他们利用外交游戏来保存苏联，使之成为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作为乐观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相信自由资本主义秩序即将崩溃。他们还相信自己是用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这一点使他们优越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对于权力游戏和争夺势力范围的传统做法，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试图提出一种多边主义主张，而布尔什维克对此却不屑一顾。对他们而言，威尔逊主义要么是伪善，要么是愚蠢的理想主义。在与西方民主国家的自由派代表打交道时，政治局自始至终都喜欢蒙骗他们。在1925～1927年与反对派的权力斗争中，在把国民党的中国国民政府转变成共产主义政权的可能性问题上，斯大林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乐观主义革命立场。1927-1933年间，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第三阶段”理论：它预言新一轮的革命和战争即将到来，它们“远超过1918-1919年的浪潮，必定会砸烂这个世界”，并导致“无产阶级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 然而，斯大林的世界观并非只是布尔什维克观点的复制品。它是一种不断演变的混合物，汲取着不同的来源。其中之一就是斯大林国内政治斗争的经验。在经历了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斗争、消灭对手和努力进行国家建设的岁月之后，斯大林学会了耐心，学会了对机遇做出灵活的反应和避免用任何具体的立场束缚自己的手脚。詹姆斯·戈德盖尔（James Goldgeier）认为，斯大林“除非觉得胜券在握，否则不会出手”。在权力问题上，他永远是个机会主义者。在国内，他与自己的某些对手联合起来打击别的对手，然后再把他们全都除掉。在对外事务上，想必他也会采取同样的手法。 斯大林阴暗多疑的心理和残忍的、有仇必报的个性，对他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看法有很大的影响。与许多持有世界主义观点的乐观的布尔什维克截然不同，他具有强烈的权力欲，恐惧并排斥外来的东西，而且越来越犬儒化（cynical）。对他而言，这个世界就像共产党的政治一样，充满了敌意和危险。在斯大林的世界里，没有人可以完全信任。任何合作迟早都可能变成零和游戏。作为处理对外事务的方法，单边主义和武力永远要比协议和外交手段更可靠。莫洛托夫后来说，他和斯大林“不靠任何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1947年10月，正在黑海度假的斯大林对看望他的一群亲苏的英国工党议员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支配当代国际生活的并不是“同情”，而是“个人的利益”。如果一个国家觉得自己能够占领并征服另一个国家，那它就会那样做。如果美国或别的国家意识到英国完全依赖于它，意识到它没有别的出路，那它就会把英国吞掉。“没有人同情或尊重弱者。尊重只留给强者。” 在20世纪30年代，沙俄——历史上苏联的前身——的地缘政治遗产成了斯大林对外政策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源头。作为历史文献的如饥似渴的读者，斯大林逐渐相信，他继承了沙皇们曾经遇到过的那些地缘政治难题。在一战前夕和一战期间，他尤其喜欢阅读有关俄国外交和国际事务方面的文献。他还密切关注叶夫根尼·塔尔列（Evgeny Tarle）、阿尔卡季·叶鲁萨利姆斯基（Arkady Yerusalimsky）等苏联历史学家的研究，他们所写的都是关于欧洲实用政治、大国同盟以及开疆拓土方面的内容。当党刊想要重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文章时——沙俄的对外政策在文中被说成是扩张主义的和危险的——斯大林是与沙俄的政策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的观点站在一边的。在193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纪念活动中，斯大林说，俄国的沙皇们“也做了件好事——他们建立了一个绵延至堪察加半岛（Kamchatka）的庞大国家。我们继承了这个国家”。苏联是大俄罗斯帝国的继承者，该主题成了斯大林对外政策与国内宣传的支柱之一。斯大林甚至挤出时间来批评和修改俄罗斯历史教科书草案，使之符合自己已经改变的信念。赫鲁晓夫回忆说，1945年，“斯大林相信自己处在跟打败拿破仑之后的亚历山大一世同样的位置，相信他可以为整个欧洲制定规则”。 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最初掌握政权起，他们就必须协调好自己的革命理想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这是苏联的“革命与帝国范式”的起源。斯大林对该范式提出了新的、也许更可靠而有效的理解。在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曾经把苏联看作世界革命的策源地，而斯大林则开始把苏联视为“社会主义帝国”。其世界观的焦点是苏联的安全与扩充势力。同时，按照斯大林的看法，这些核心目标最终需要改变与苏联接壤的那些国家的政权及其社会经济秩序。 斯大林确信当时国际事务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竞争与危机的逐步发展，相信整个世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还有两点也是源自这个总的信念。第一，在斯大林看来，西方列强很可能在短期内策划针对苏联的阴谋。第二，凭借自己的治国术、谨慎与耐心，斯大林认为苏联有把握战胜资本主义列强的任何联合。在纳粹入侵的最艰难的日子里，斯大林依然设法保持着对伟大同盟范围内的外交事务的掌控。当苏联从落后与低人一等的状态迅速变得强大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的时候，对于苏联的野心与界限，斯大林就不想再把它们限于安全方面的需要了。他让它们处于开口（open-ended）状态，就跟俄国在沙皇时代的扩张一样。斯大林的革命与帝国范式和丘吉尔的实用政治之间发生碰撞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44年10月的苏英“百分比协定”。那位英国领导人想谋求东欧的力量均势，于是就巴尔干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问题主动向斯大林提出了一种外交安排。斯大林同意了丘吉尔的“百分比协定”，但他后来的政策表明，他想把英国彻底赶出东欧，并依靠红军的力量在那里建立友好的共产党政权。 在与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共产党的会谈中，斯大林喜欢披上他“现实主义者”的斗篷，给自己那些缺乏经验的小伙伴上课。1945年1月，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教训一群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说：“列宁活着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会像这样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列宁一直想着所有人都可能宣布反对我们，要是哪个遥远的国家——例如美国——保持中立，那就好了。可现在的情况是，一个资产阶级集团宣布反对我们，另一个集团却跟我们站在一起。”几天后，在南斯拉夫人和前第三国际领导人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面前，斯大林又重复了同样的看法。不过这一次他还预言说：“现在我们是在跟一派结盟反对另一派，将来我们也会跟这个资本主义派别做斗争。” 在对待自己的卫星国时，斯大林摆出一副稳健的“现实主义者”的样子，相信苏联军队可以帮助共产党在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的任何地方夺取政权。当瓦西里·科拉罗夫（Vasil Kolarov）一个为建立亲苏的保加利亚而与季米特洛夫并肩工作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建议把希腊的部分沿海地区并入保加利亚时，苏联人拒绝了。“这不可能，”莫洛托夫后来说，“我得到了[斯大林的]指示，被告知不要这么做，时机不合适。所以，尽管科拉罗夫催得很紧，我们还是只能保持沉默。”斯大林在一次谈到希腊共产党时说：“他们以为红军会打到爱琴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不可能那样做。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军队派到希腊。希腊人犯了个愚蠢的错误。”就希腊而言，斯大林恪守与丘吉尔达成的“百分比协定”，承认它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克里姆林宫的这位领导人认为，在还没有把苏联战时的好处收入囊中之前就在巴尔干地区跟英国人翻脸，是个“愚蠢的错误”。还有些要优先考虑的目标，而这些目标需要英国人的合作，或者至少是中立。他不想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就与同盟国“资本主义集团”中的某个大国发生冲突。这样的策略很管用：丘吉尔投桃报李，在此后的几个月中对于苏联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违反雅尔塔原则的行为，一直隐忍不发，没有进行公开的批评。 1945年春，斯大林的治国术对于其西方伙伴的优势看起来是无可置疑的。随着苏军连同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横扫巴尔干地区，丘吉尔的实用政治以惨败而告终。莫洛托夫满意地回忆说，英国人直到“半个欧洲脱离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后才如梦方醒：“他们失算了。他们不像我们那样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时候，斯大林的自大一定是达到了顶峰。在苏联人民和精英甚至还没有开始庆祝二战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就已经忙于构建“社会主义帝国”了。

建设帝国

斯大林当时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东欧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这一点现在已没有任何疑问。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从战略的角度出发，把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看作苏联用来防范西方的潜在的安全缓冲区。欧洲的地理和历史，包括最近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决定了苏联扩张的两个主要方向：一是经波兰往欧洲的心脏——德国方向，另外就是经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往巴尔干地区和奥地利方向。同时，就像斯大林与外国共产党的会谈所反映的那样，他是用意识形态的语言来定义苏联的安全的。他还认为，通过在东欧国家推行以苏联为样板的新的社会政治秩序，苏联会而且必定会保障自己在那里的势力范围的安全。 对斯大林而言，苏联在东欧的目标的这两个方面——安全与政权建设——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不过，真正的问题在于，怎样去实现这两个目标。有些苏联领导人，其中也包括尼基塔·赫鲁晓夫，希望整个欧洲在战后都转向共产主义。斯大林也想这样，但他知道，力量的均势不会让他实现这个目标。他很清楚，当同盟国军队占领西欧的时候，法国或意大利的共产党是没有机会夺取政权的。所以，这位克里姆林宫的“现实主义者”决定在伟大同盟的框架范围内采取行动，尽可能把他的资本主义的临时伙伴挤出去。 莫洛托夫回忆说，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极为看重《关于被解放欧洲的宣言》。罗斯福有关这份文件的最直接的动机是，想要安抚一下国内潜在的批评者——那些人准备攻击他与斯大林沆瀣一气。罗斯福仍然相信，与其因为苏联在东欧的镇压而与斯大林撕破脸皮，不如继续与斯大林保持合作。同时，总统还希望，让斯大林在这份文件上签字，也许会使苏联人有所忌惮，不会采取更加露骨的侵略行为，特别是在波兰。然而，斯大林把《宣言》理解为罗斯福承认苏联有权利在东欧获得势力范围。在更早的时候，总统还承认了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莫洛托夫对美方草案的措辞感到不踏实，但斯大林告诉他：“不用担心。后面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现在的关键是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 苏联人及其共产党合作者在东欧采取了两种政策。首先是看得见的社会政治改革：消灭旧有的所有者阶层（其中有些因为与德国人合作而受到牵连并逃离了自己的国家）；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工业的国有化；建立多党的议会制或“人民民主制”。其次，对于站在对立面的民族主义武装进行无情的镇压；创建日后可以取代多党制的“人民民主制”的组织，并为共产党政权打下基础。后者通常意味着苏联的代理人对安全机构、警察和军队的控制，苏联的同路人对其他部委和政党的渗透，以及非共产党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的妥协、循规蹈矩及最终的消灭。 通过与东欧共产党的会晤和通信，或者是借助自己的副手，斯大林为这些政策提供了总的指导路线。他把这些政策在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日常的执行工作，委托给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克莱门特·伏罗希洛夫（Klement Voroshilov）和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能够反映出这些人角色的准帝国色彩的是，在莫斯科的权力圈子中，都是用“总督”来指代他们。在东欧各国国内，克里姆林宫依靠的是苏联的军事当局、秘密警察和那些原籍东欧的共产党人——其中有许多是犹太人，他们跟在苏军后面返回了自己的祖国。 在东欧，混乱、战争的蹂躏以及民族主义情绪有助于斯大林和苏联人实现他们在那里的目标。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纳粹德国曾经的三心二意的盟友——苏军的到来成了社会和意识形态尖锐分化的开始。有害的民族主义、种族对立以及历史积怨充斥各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一心想除掉作为潜在的危险分子的少数民族，首先就是德意志人。在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谈话中，斯大林常常把德国说成是“斯拉夫人不共戴天的敌人”。他让南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相信，他支持他们的领土野心。他还支持东欧政治斗争中的种族清洗。直到1945年12月为止，斯大林都在考虑采取泛斯拉夫方案，把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组成若干个多民族的邦联。不过，这位苏联领导人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至于出于什么原因，现在还不清楚。也许是他觉得，相对于多民族的邦联而言，对较小的民族国家分而治之更容易。 在确立苏联对东欧最初的控制方面，苏联军队和秘密警察的活动依然是关键。在波兰，地下军（AK）坚决拒绝斯大林有关波兰的计划。在雅尔塔会议上以及在那之后，围绕波兰的前途问题，苏联与西方同盟国之间首次出现了分歧。丘吉尔指责波兰亲苏政府的权力“靠的是苏联人的刺刀”。他说得绝对正确。雅尔塔会议一结束，“间谍死神”的代表伊万·谢罗夫就从波兰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报告说，波共想要除掉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人斯坦尼斯瓦夫·米柯瓦依契克（Stanislaw Mikolajczyk）。斯大林批准逮捕了地下军的16名领袖，但命令谢罗夫不要动米柯瓦依契克。尽管采取了这一预防措施，但苏联人拙劣的手段还是适得其反。丘吉尔和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对苏联人“恶劣的”行为提出了抗议。让斯大林特别恼火的是，杜鲁门也与丘吉尔一起抗议逮捕地下军的领袖。在斯大林的公开答复中，他说之所以必须逮捕那些人，是为了“保护红军前线的后方”。逮捕并没有停止。到1945年底，苏联人关押了2万名波兰地下组织的成员，而这些人在战前是波兰剩下的精英和公务员。 罗马尼亚也令莫斯科头疼。该国的政治精英公开向英国人和美国人寻求帮助。总理尼古拉·莱德斯库（Nicolae Radescu）和“历史上的”国家农民党及国家自由党的领袖们，毫不掩饰他们对苏联的恐惧。从莫斯科返回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成立了民族民主阵线。他们在苏联的暗中支持下，发动了推翻莱德斯库的政变，并在1945年2月底把国家带到了内战边缘。斯大林将其最可憎的心腹和在20世纪30年代的审判中臭名昭著的迫害者之一安德烈·维辛斯基派往布加勒斯特，并给米哈伊尔国王下了最后通牒：莱德斯库必须下台，代之以亲苏的政治家彼得鲁·格罗查（Petru Grozu）。斯大林为此还命令两个师的部队进入布加勒斯特附近的阵地。西方列强没有干预，但包括国务院特使伯顿·贝里（Burton Berry）、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考特兰特·范·伦塞勒·斯凯勒（Courtlandt Van Rensselaer Schuyler）在内的美国代表都非常震惊，并和罗马尼亚的精英们一样，开始对苏联的统治感到担忧。由于西方越来越感到不满，斯大林决定不动米哈伊尔国王和“历史上的”两党领袖。 再往南，在巴尔干地区，斯大林与南斯拉夫这个重要的盟友合作，建立了苏联的势力范围。1944～1945年，斯大林认为，成立由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斯拉夫各族人民的邦联这个想法，是在中欧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着妙手；这样做还可以分散西方列强的注意力，使之不去盯着苏联在那里的政治和社会经济体制改造计划。然而，获胜的南斯拉夫游击队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Josip Broz Tito）野心太大。具体来说，他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其他成员想要斯大林支持他们对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领土要求。他们还谋求莫斯科支持其“大南斯拉夫”计划——它将把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都包括在内。斯大林暂时没有表示不满。1945年1月，他建议南斯拉夫共产党与保加利亚人成立一个二元制国家，“就像奥匈帝国那样”。 南斯拉夫与意大利从1919年开始就对迪里雅斯特及其周边地区有争议，而在1945年5月，在苏联与西方盟国的关系中，迪里雅斯特有成为另一个分歧焦点的危险。为了与英美一起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竭力劝说南斯拉夫人降低他们的要求。南斯拉夫领导层勉强同意，但铁托克制不住自己的挫败感。他在一次公开的讲话中表示，南斯拉夫人不想成为“利益范围政治交易”中的“小零头”。这话在斯大林眼里可是大逆不道。肯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对铁托起了疑心。尽管如此，在1946年围绕德国卫星国和约问题与西方列强进行艰难的讨价还价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还是自始至终维护南斯拉夫对迪里雅斯特的领土要求。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苏俄官员执迷于泛斯拉夫的想法，也可能是因为南斯拉夫在苏联安全线南翼的位置至关重要。 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斯大林的单边主义行动非常坚决，毫无顾忌。与此同时，他又审时度势，有进有退，避免过早地与西方列强发生冲突，从而避免殃及其他重要的对外政策目标。特别是，斯大林必须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任务与建立一个亲苏的德国之间保持平衡（参见第3章）。另一个目标是将来的对日作战。 雅尔塔会议之后的数月是斯大林在远东地区捞取战利品的大好机会。1945年，斯大林和苏联外交官都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扈从国，并认为需要扩张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以防美国取代日本成为那里的主宰。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东北地区成为苏联在远东的环形安全区的一部分。在5月24日与军队指挥官一起举行的祝捷宴会上，斯大林说“好的外交”有时“比两三个集团军还管用”。斯大林1945年7～8月在莫斯科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证明了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雅尔塔协定——杜鲁门对此是承认的——让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对国民党拥有巨大的优势。斯大林毫不留情地对他们施压，催促他们接受苏联作为他们的保护国以对付日本。他对中国时任外交部部长宋子文说，苏联在亚瑟港、中东铁路、萨哈林岛南部和外蒙古的要求，“都是基于巩固我们对付日本的战略阵地的考虑”。 在与国民党讨价还价方面，斯大林在中国国内有一些力量可以利用。在国民党与控制着毗邻外蒙古的中国北方的中共之间，莫斯科是唯一的调解人。苏联人还有一张没太声张的牌：他们在新疆与苏联接壤的一些地区秘密资助并武装了维吾尔分离主义团体。在莫斯科谈判期间，斯大林提出可以保证中国的完整以换取大的让步。“至于中共，”斯大林对宋子文博士说，“我们不支持也不想支持他们。我们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我们想诚实地对待中国和各个盟国。” 国民党领导层坚决抵制，尤其是在外蒙古问题上。然而，蒋介石——中国的领导人——与宋子文博士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知道，按计划，苏联红军将在欧洲战事结束三个月后进攻中国东北。他们害怕苏联人到时候会把中国东北交给中共。于是，他们就在8月14日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起初，斯大林似乎是守信用的：中共被迫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停战谈判。中共后来声称斯大林背叛他们、破坏他们的革命战略。不过在当时，毛泽东不得不同意斯大林的逻辑：美国在支持国民党，如果苏联介入并站在中共一边，那就意味着美苏伙伴关系的迅速终结。 除苏联即将对中国东北发起进攻之外，美苏在雅尔塔和波茨坦的合作也给苏联人提供了在那里索取特殊权利的理由。杜鲁门不可能公开反对苏联对外蒙古的控制，只是要求遵循门户开放政策。哈里曼私下里要宋子文不要屈服于斯大林的压力，但即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不会再有机会以同样有利的条件与斯大林达成协议”。结果，斯大林从国民党那里得到的让步在某些方面超出了雅尔塔协定的授权。 对于日本，斯大林也一样野心勃勃。在1945年6月26～27日夜里，斯大林召集政治局成员以及最高统帅部成员商讨对日战争计划。基里尔·梅列茨科夫（Kirill Meretskov）元帅和尼基塔·赫鲁晓夫想要苏军在北海道的北部登陆。莫洛托夫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样就违反了与罗斯福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批评该计划从军事角度来看是个冒险的赌博。然而斯大林却支持这个计划。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使苏联在对日本的占领方面据有一席之地。控制日本，防止它在军事上东山再起，这对于斯大林来说就跟控制德国一样重要。 1945年6月27日，《真理报》宣布斯大林就任大元帅。这是这位克里姆林宫领袖执政生涯的顶峰。三周之后，波茨坦会议再次确认了雅尔塔三大国之间的合作框架。这是个对斯大林的外交以及帝国主义政策极为有利的框架。以丘吉尔——在他大选失败之后又以新的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和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为首的英国代表团，起初反对苏联到处伸手。他们特别尖锐地批评了苏联在波兰的行动，并反对苏联从鲁尔区得到一些工业设备作为战争赔偿。杜鲁门的许多顾问，其中包括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怂恿总统和他的国务卿詹姆斯·拜恩斯（James Byrnes）支持英国的强硬路线。然而，杜鲁门在对日战争中仍然需要苏联的帮助，所以就没有听从这一建议。杜鲁门和拜恩斯还接受了斯大林要从西方在德国的占领区得到一份战争赔偿的要求，并同意在德国成立中央政府。为了对批评者有个交代，杜鲁门建议委派一个同盟国的委员会去监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希腊等国的选举。但当斯大林指出美国人并没有邀请苏联去监督意大利的选举因而表示反对的时候，总统对这件事很快就不提了。在波茨坦会议之后，莫洛托夫通知季米特洛夫说，“此次会议的主要决议对我们有利”。他说，巴尔干地区将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西方列强再次确认了这一点。

霹雳

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摧毁了广岛；三天后，另一颗原子弹把长崎化为灰烬。杰出的核物理学家尤里·哈里顿（Yuli Khariton）回忆说，在莫斯科，苏联领导人把这件事看作“是对苏联的核讹诈，是威胁要发动新的、可以说更可怕的毁灭性的战争”。在苏联精英中，无所不能的感觉让位于新的不确定感。有些苏联官员告诉英国记者亚历山大·沃斯（Alexander Werth），他们对德国千辛万苦取得的胜利现在“差不多白费了”。 1945年8月20日，克里姆林宫的大元帅成立了一个制造原子武器的特别委员会，并决定这件事必须“由全党”来进行——这对党和国家的整个统治阶层来说，意味着这个新任务是重中之重，就像先前20世纪30年代的集体化和工业化一样。该计划成了战后的首次大动员，一场高度机密的、花费巨大的运动。战时工业的首脑们，包括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Dmitry Ustinov）、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鲍里斯·万尼科夫（Boris Vannikov）以及其他许多人，又回到了他们在对德战争中从头到尾都在过的那种紧张忙碌的生活。许多参与者都将其与伟大的卫国战争相提并论；有一位亲历者回忆说：“工作量很大，大得难以置信！”另外两个重新装备的宏伟计划——一个是导弹方面的，另一个是防空方面的——接着也很快上马了。 美国的历史学家仍然认为，杜鲁门之所以决定使用原子弹，可能有苏联方面的原因。不管是不是有意为之，原子弹对苏联人造成了很大影响。先前所有的警报现在交织成一种危险的新图案。美国仍然是盟友，但它会不会再次成为敌人呢？正当苏联取得辉煌胜利之时，原子时代的不期而至，加剧了笼罩着整个苏联的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迫使苏联的精英们集合在他们的领袖周围。斯大林无与伦比的权力依靠的不仅是神话和恐惧，还有那些指望他反击外部威胁的精英和苏联人民。在广岛轰炸后，苏联精英们一齐虚张声势，作勇敢之状，企图以此来掩饰他们再次陷入的孱弱感。 这些精英们还希望，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包括新的“社会主义帝国”在内的苏联的伟大的胜利果实，不会被拒不承认。而且在苏联社会中，许许多多由于最近这场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遭受精神创伤、深感和平来之不易的人，都强烈希望不会再有战争，而且信任克里姆林宫领袖的智慧。
  1. Overy，Russia's War，287.另见Beevor，Fall of Berlin.。?????
  2. 1941年苏联人口是19670万，但五年后的统计发现，有3720万人失踪、死亡或不再居住在该国，纳粹的种族灭绝行为要为大部分平民的伤亡负责：740万人被纳粹在被占领的苏联领土上蓄意杀害，210万人作为奴隶劳工死于德国或作为囚犯死于德国人的集中营。Krivosheev，Rossiia i SSSR v voinakh XX veka；Sokolov，“Cost of War，”172.另见Erickson，“Soviet War Losses，”256-58，262-66；Kozol，“Price of Victory，”417-24。?????
  3. 皮洛士是古希腊伊庇鲁斯的国王，他在公元前280年和公元前279年两次击败罗马人，但己方也是损失惨重，以至于皮洛士说：再来一次这样的胜利，我们就彻底垮掉了。——译者注?????
  4. 中情局在战后一直都认为：“苏联的经济状况成了当前苏联实施侵略计划的制约因素。”Kuhns，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82，264.?????
  5. I.Maisky and G.Arkadiev，“Guidelines to the Reparations Program of the USSR，”AVPRF，f.06，op.7，pap.18，d.183，1.9-10；N.沃兹涅先斯基致斯大林与莫洛托夫，AVPRF，f.06，op.7，pap.18，d.181，1.51；Zubkova，Obshchestvo i reformi和拉格斯代尔（Ragsdale）的最新译本Russia after the War，20；Simonov，Voienno-promishlennii kompleks，192。?????
  6. Victor Kondratyev，“Paradoks frontovoi nostal'gii，”Literaturnaia gazeta，May 9，1990，引自Senyavskaya，Psykhologua voini v XX veke，188。?????
  7. 参见Linz，Impact of World WarⅡ；Barber and Harrison，Soviet Home Front；Zubkova，Russia after the War，14-19；Thurston and Bonwetsch，People's War，137-84。?????
  8. English，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44.?????
  9. Ehrenburg，Liudi，godi，zhizn，7：711，8：23；Mikoyan，Tak bylo，513.?????
  10. Beevor，Fall of Berlin，421-23；Pomerants，Zapiski gadkogo utenka，96-97；Barber and Harrison，Soviet Home Front，209；English，Russiaand the Idea of the West，44-46.?????
  11. Martin，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12. Brandenberger，National Bolshevism，55.另见Agursky，Third Rome。?????
  13. Inozemtsev，Frontovoi Dnevnik，181，227.?????
  14. 约翰·加迪斯敏锐地观察到，“由于斯大林和希特勒”，苏联人民“是在一种现代史上少有的残忍的文化中长大的本身受到残忍对待的他们，许多人都不会觉得残忍对待他人有什么不对”。We Now Know，287。?????
  15. 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话题在历史研究中还是事实上的禁区。参见Naimark，Russians in Germany；Beevor，Fall of Berlin，28-31，108-10；Anatoly S.Chemyaev，Moia zhizn i moie vremia，132-33，191-92；Slutsky，“Iz‘zapisok 0 voine’”；维克托·奥列涅夫（ViktorOlenev）的战争通信，发表于Zavtra 19（1997）；Moskva Voennaia 1941-1945.Memuari i arkhivniie dokumenti（Moscow：Mosgorarkhiv，1995），707。?????
  16. Grigory Pomerants（1918～2013），出生于立陶宛维尔纽斯的犹太人，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哲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参加过卫国战争，后被开除苏共党籍并被捕入狱，斯大林死后因大赦而被释放。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成为著名的异见人士，其哲学著作作为地下出版物被广为传阅。——译者注?????
  17. Pomerants，Zapiski gadkogo utenka，95，202，212.?????
  18. Tumarkin，Living and the Dead，88-89；作者2004年7月参观莫斯科卫国战争历史博物馆时的亲身观察。?????
  19. Nekrasov，“Tragediia moiego pokoleniia，”8.关于这一点，另见Grigorenko，V podpolie mozhno vstretit tolko kris，288；Pomerants，Zapiski gadkogo utenka，150；Aksyutin，“Why Stalin Chose Confrontation，”4；Zubkova，Russia after the War，34.?????
  20. Brodsky，On Grief and Reason，3-21；Scherstjanoi，“Germaniia i nemtsiv pismakh krasnoarmeitsev vesnoi 1945 g.，”137-51；Slutsky，“Iz‘zapisok o voine’”，48-51.?????
  21. 到1946年9月，苏军兵力从其高峰时的1250万减少到了450万。“Weekly Summary Excerpt，September 20，1946，Effect of Demobilization on Soviet Military Potential，”in Kuhns，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83；1946年9月19日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N.M.米哈伊洛夫（N.M.Mikhailov）给A.A.库兹涅佐夫（A.A.Kuznetsov）的备忘录“O nekotorikh nedostatkakh politico-vospitatelnoi raboti v voiskakh，nakhodiaschikhsia za rubezhom SSSR”，见于Zubkova et al.，Sovetskaia zhizn，356-60；“Svergnut vlast nespravedlivosti，”Neizvestnaia Rossiia：XX vek（Moscow：Mosgorarkhiv，1993），4：468-75；Pomerants，Zapiski gadkogo utenka，210；Zinoviev，Russkaia sudba，241.?????
  22. 参见Chemyaev，Moia zhizn，195，208-10；Pomerants，Zapiski gadkogo utenka，91，154；Zubkova，Obshchestvo i reformi，73.。?????
  23. Yakovlev，Omut pamiati，50.?????
  24. Zinoviev，Russkaia sudba，245.?????
  25. Ivnitsky，Sud'bi Rossiiskogo Krest'anstva，420.祖博科娃援引的1945年集体农庄中妇女与男子的比例是2.7：1。Russia afier the War，21.?????
  26. Gudkov，“Otnosheniie k SShA v Rossii i problema antiamerikanizma，”42；Krylova：“‘Healers of Wounded Souls.’”?????
  27. 关于战前苏联社会中的爱国主义与军国主义，参见Brandenberger，National Bolshevism，95-112；关于战后军队的精神状态，参见Chemyaev，Moia zhizn，195。?????
  28. Zubkova，Obshchestvo i reformi，77-83.?????
  29. Gudkov，Negativnaia identichnost，34-37；Tumarkin，Living and the Dead.?????
  30. P.Sudoplatov，A.Sudoplatov，J.Schecter，and L.Shecter，Special Tasks，171；另见经过扩充的俄文版，Sudoplatov，Razvedlca i Kreml，206。?????
  31. Mikoyan，Tak bylo，513，514；Grigorenko，V podpolie，288.?????
  32. Stalin，Works，2：203.?????
  33. Brooks，Thank You，Comrade Stalin，188-91；Weiner，Making Sense of War；Miner，Holy War.?????
  34. Slezkine，Jewish Century，297.关于反犹运动的起源，参见Kostyrchenko，Out of The Red Shadow（起初于1994年以俄文出版）。?????
  35. 这一点参见Grigorenko，V podpolie mozhno vstretit tolko kris，288-89；Miner，Holly War，321。?????
  36. 麦斯基致莫洛托夫，1944年1月11日，AVPRF，f.06，op.6，pap.14，d.147，1.3-40；Istochnik 4（1995）：124-44。?????
  37. Litvinov，“On the Prospects and Possible Foundation for Soviet-BritishCooperation，”AVPRF，f.06，op.6，pap.14，d.143，1.53；李维诺夫1945年的备忘录，AVPRF，f.06，op.7，pap.17，d.175，1.26-44，52-65，109-46，161-64；Pechatnov，Stalin，Ruzvelt，Trumen，239-57，339。?????
  38. RGASPI，f.17，op.128，d.717，1.90-97.?????
  39. 例如，参见1945年6月29日全联盟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有关一群官员的捷克之行的讨论，RGASPI，f.17，op.128，d.748，1.110-40；Volokitina et al.，Vostochnaia Evropa，1：30-32；马雷舍夫日记，1945年3月28日，Istochnik 5（1997）：128；Chuev，Sto sorok beseds Molotovim，90。?????
  40. Montefiore，Stalin，548-52.?????
  41. P.N.Knyshevsky，Dobycha.Taini germanshikh reparatsii（Moscow：Soratnik，1994），20.?????
  42. Rzheshevsky，Stalin i Cherchill，494，498-99；麦斯基致莫洛托夫等，1945年6月18日，AVPRF，f.06，op.7，pap.18，d.182，1.32-35。?????
  43. Brandenberger，National Bolshevism，229.?????
  44. Slezkine，“USSR as a Communal Apartment，”414-52.?????
  45. Mgeladze，Stalin，78-80.?????
  46. Chuev，Sto sorok besed，103-4.?????
  47. 5月29日莫洛托夫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2年6月1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电报，1942年6月4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电报，见于Rzheshevsky，Stalin i Cherchill，211-12，244，258-59；Rzheshevsky，War and Diplomacy，94，219。?????
  48. 这方面的文献很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参见Haynes and Klehr，Venona；Weinstein and Vassiliev，Haunted Wood；Eduard Mark，“Venona's Source 19，”10-31，尤其是第14页。?????
  49. Stites，Revolutionary Dreams，156-70；Fulop-Miller，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49；Parks，Culture，Conflict，and Coexistence，21-46.?????
  50. Mikoyan，Tak bylo，300-315.?????
  51. 据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1944年的租借物资占苏联GDP的10%，或456亿卢布。在一些特殊的关键领域，美援的实际贡献要高得多。例如，苏联55%的卡车和汽车、20.6%的拖拉机、23%的机床、42%的发动机，还有41%的铝、19%的锌、25%的镍、37%的汞、99%的锡、57%的钴、67%的钼、24.3%的不锈钢、18%的航空汽油、100%的天然橡胶、23.3%的乙烯精和38%的甘油，都是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另外，苏军之所以能够从斯大林格勒打到了柏林，美国的食品、鞋和斯图贝克公司（Studebaker）供应的物资也功不可没。Simonov，Voienno-promishlennii kompleks，194.?????
  52. Khrushchev，“Memuari Nikiti Sergeevicha Khrushcheva，”81；Schecterand Luchkov，Khrushchev Remembers，85.?????
  53. Parks，Culture，Conflict，and Coexistence，86-87，92，95-96.?????
  54. “Zapisnaia knizhka Marshala F.I.Golikova：Sovetskaia voennaia missia v Anglii i SSha v 1941 godu，”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ia 2（2004）：82-118；作者与俄罗斯科学家伊戈尔·亚历山德罗夫（Igor S. Alexandrov）的交谈，纽约，2002年3月30日。亚历山德罗夫的父母在20世纪40年代都到过美国。?????
  55. Troyanovsky，Cherez godi i rasstoiania，56，76.?????
  56. newspeak，该词源自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指那种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官腔。——译者注?????
  57. Pechatnov，“Exercise in Frustration，”M1-27.?????
  58. 此处引文与本章篇首的引文略有差异。——译者注?????
  59. 有关傲慢问题，参见Costigliola，“‘Like Animals or Worse，’”752-53；Costigliola，“I Had Come as a Friend，”103-28；“Zapisnaia knizhka Marshala F.I. Golikova，”100。?????
  60. 对这种心态的描述，参见Ehrenburg，Liudi，godi，zhizn，7：714。?????
  61. Costigliola，“I Had Come as a Friend.”关于苏联窃取美国的技术秘密，参见Rhodes，Dark Sun，94-102。?????
  62. FRUS，1945，8；896-97.?????
  63. 1945年7月，当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长宋子文博士要求哈里曼详细说明美国对斯大林的某些让步的措辞时，哈里曼不得不承认，“对于翻译没经过商量。当时这些话是怎么写的就怎么接受了”。Navycable，July 3，1945，Harriman Collection，Special Files，box 180，LC；Gromyko，Pamyatnoie，1：188-90.?????
  64. Sudopiatov，Razvedka i Kreml，265.与杰罗尔德·谢克特（Jerrold Schecter）和列昂娜·谢克特（Leona Schecter）的美国版相比，该俄文版关于苏联对雅尔塔会议的准备工作有一些补充信息。?????
  65. Pechatnov，“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Ⅱ”；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the Kremlin's Cold War，38.?????
  66. 麦斯基日记，AVPRF，Lichnii fond Maiskogo，op.l，pap.2，d.9，l.69，引自Kynin and Laufer，USSR and the German Question，1：701；李维诺夫委员会备忘录第6号，AVPRF，f.06，op.6.pap.14，d.141，I.23-24。?????
  67. Aksyutin，“Why Stalin Chose Confrontation，”17.?????
  68. 麦斯基致莫洛托夫，给苏联各大使及使者的电报通知稿，1945年2月15日，AVPRF，f.017，op.3，pap.2，d.1，1.52-56，引自Kyninand Laufer，USSR and the German Question，1：608。?????
  69. 斯大林把驻意大利德军的投降归因于美国和德国在他背后的秘密交易，并非常明确地归因于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在瑞士伯尔尼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详情参见Smith and Agarossi，Operation Sunrise。?????
  70. Montefiore，Stalin，486.?????
  71. 葛罗米柯在其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到此事而是对自己的下属讲过。参见Troyanovsky，Cherez godi i rasstoiania.129-30；以及Semenov，“Ot Khrushcheva do Gorbacheva，”127.1988年，这位作者在苏联对外政策档案的莫洛托夫卷宗中查阅此次会谈的备忘录时，注意到了这种巨大的差异。至于忽视了苏联回忆录中的证据材料的解读，参见Roberts，“Sexing up the Cold War，”105-26。?????
  72. Powers，Not without Honor，155-89；Hirshson，General Patton.?????
  73. 米高扬致莫洛托夫，国防委员会决议草案，1945年6月24日AVPRF，f.06，op.7，pap.45，d.702。米高扬的草案也发给了贝利亚、马林科夫、沃兹涅先斯基和布尔加宁。关于苏联的预算缺口与战争开支，参见Simonov，Voienno-promishlennii kompleks，187。?????
  74. 莫洛托夫的指示引自Pechatnov，“Averell Harriman's Mission to Moscow，30。?????
  75. 这份电报的内容被美国“韦诺娜计划”的情报人员截获并破译了（venona project是美英情报机构联手进行的破译苏联情报机构情报的计划，“韦诺娜”这个词本身并没有明确的含义，它只是该计划使用过的代号之一。——译者注）。参见“The 1944-1945 New Yorkand Washington-Moscow KGB Messages，”Venona Historical Monograph no.3（Fort Meade，MD：National Security Agency，March 1996），69-70。这份电报中提到的其他“反动派”有：国务院的约瑟夫·格鲁（Joseph C. Grew）、参议员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和汤姆·康纳利（Tom Connally）、众议员（查尔斯？·）伊顿（Charles？Eaton）和（索尔？·）布卢姆（Sol？Bloom）、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Ernest J.King）和威廉·莱希（William D.Leahy）、陆军上将（布里恩？·）萨默维尔（Brehm？Somervell）和乔治·马歇尔。它还把埃夫里尔·哈里曼说成“最刻毒的宣传反苏的人”。苏联国家安全部的一名情报人员听到哈里曼对美国记者说：“苏联的目标是统治世界，并想在[柏林]会议上占据支配地位。”?????
  76. 古谢夫从伦敦致莫斯科，1945年5月18日，引自Rzheshevsky，Stalin i Cherchill，524；当时在丘吉尔的私人文件中发现了日期为1945年5月22日的英国针对苏联的战争计划，PRO，CAB120/161/55911，1-29；有关总参情报总局的反应，信息来源于作者对米哈伊尔·米尔斯坦的采访，莫斯科，1990年I月14日。?????
  77. 多勃雷宁对基辛格说的话，见1970年7月20日会谈备忘录，SCF486，PTF，D/K1970，1，NARA。?????
  78. Rieber，“Stalin，”1683-90.?????
  79. William Averell Harriman（1891～1986），美国民主党政治家、商人和外交家，从1941年春开始担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欧洲特使，负责协调租借法案计划，后来又担任过驻苏大使（1943.10～1946.1）和驻英大使（1946）。——译者注?????
  80. Harriman，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46；Kissinger，Dipbmacy，398.大卫·霍洛韦写道：“斯大林奉行的是实用政治的政策。”Stalin and the Bomb，168.?????
  81. Abyssinia，即现在的埃塞俄比亚。——译者注?????
  82. 关于李维诺夫的角色与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的对外政策，参见Haslam，Soviet Un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Collective Security in Europe；Phillips，Between the Revolution and the West.?????
  83. 参见Mastny，“Cassandra in the Foreign Office”；Tucker，Stalin in Power。?????
  84. 斯大林致卡冈诺维奇及莫洛托夫，1935年9月2日，见于Khlevniuket al.，Stalin i Kaganovich，545。?????
  85. 关于斯大林在慕尼黑协定期间的政策，参见Lukes，Czechoslovakia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卢克斯关注的焦点是苏联对外政策的侵略性与操纵性。?????
  86. Wohlforth，Elusive Balance，33.?????
  87. 切切林（Chicherin）致列宁，1921年8月18日，见于Istochnik 3（1996）：55-56。?????
  88. Pantsov，Tainaia istoriia Sovetsko-kitaiskikh otnoshenii，chaps.6，9，10；Damie et al.，Komintern protiv faschizma，21-30.?????
  89. Goldgeier，Leadership Style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18-21；Tucker，Stalin as Revolutionary.?????
  90. 更多内容参见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19-25；许多深刻的见解可参见Montefiore，Stalin。?????
  91. Chuev，Sto sorok besed，78，82.?????
  92. “Zapis besedi tov. Stalina s gruppoi angliiskikh leiboristov-deputatov parlamenta，”October 14，1947，CSACH，f.1206，op.2，d.326d，1.16.?????
  93. 更多这方面的内容参见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16-17；Brandenberger and Dubrovsky，“‘People Need a Tsar，’”879，883-84。?????
  94. Ilizarov，“Stalin”；Tarle，Politika，7；Zelenov，“I.V.Stalin，”3-40.?????
  95. Brandenberger and Dubrovsky，“‘People Need a Tsar，’”880；Zelenov，“Kak Stalin kritikoval i redaktiroval konspekti shkolnikh uchebnikov po istorii，”3-30；Schecter and Luchkov，Khrushchev Remembers，144.?????
  96. Zubok and Pleshalc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13-15.苏联对外政策把在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上优先考虑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更多这方面的内容可见于Gould-Davies，“Rethinking the Role of Ideology，”92；Macdonald，“Formal Ideologies in the Cold War”。?????
  97. 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第二次来到莫斯科，并在当晚的宴会期间在“半张纸”上与斯大林就巴尔干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达成了一致。由于内容涉及苏、英等国在罗马尼亚、希腊、南斯拉夫、匈牙利、保加利亚这些国家的事务中主导权的比例关系，故称“百分比协定”。——译者注?????
  98. 关于丘吉尔与斯大林在1944年的会谈，可参见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1944年10月14日，Istochnik 4（1995）：147；另见克里姆林宫的会谈记录，莫斯科，1944年10月9～17日，Churchill Papers，3/434/2，PRO；Gardner，Spheres of Influence，208；Rzheshevsky，Stalini Churchill，418-74，499-506，507。?????
  99. Volokitina et al.，Vostochnaia Evropa，1：132-33.?????
  100. Dimitrov，Diary，357-58.?????
  101. Chuev，Sto sorok besed，92-93.?????
  102. 斯大林对南斯拉夫人的讲话，1945年1月9日，见于Dimitrov，Diary，352-53；“Notes of V.Kolarov from a meeting with J.Stalin，”CSA，f.147B，op.2，d.1025，1.1-6，乔丹·巴耶夫（Jordan Baev）提供，Stalin Collection，CWIHP；另见斯大林的比较温和但意思差不多的看法，Volokitina et al.，Vostochnaia Evropa，1：130。有关希腊事态发展的背景，参见Iatrides，“Revolution or Self-Defense？”3-17.?????
  103. Chuev，Sto sorok besed，67.?????
  104. 研究苏联在东欧的意图与行为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这其中包招Naimark and Gibiansky，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n Europe；Mastny，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Mark，“Revolution by Degrees”；Volokitina et al.，Vostochnaia Evropa；Gibiansky.“Sowjetisierung Osteuropas”；Karner and Stelzl-Marx，Rote Armee in ?sterreich。?????
  105. Volokitina et al.，Vostochnaia Evropa，1：28-29.?????
  106. Schecter and Luchkov，Khrushchev Remembers，100.?????
  107. 关于罗斯福在这件事上积极的态度和动机，人们的看法还有很大的分歧。参见Gardner，Spheres of Influence；Perlmutter，FDR and Stalin.?????
  108. Chuev，Sto sorok besed，76.?????
  109. Naimark，Russians in Germany，385-90.?????
  110. 作者对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前部长鲍里斯·波诺马廖夫的访谈，莫斯科，1991年7月15日。?????
  111. Kersten，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Rale in Poland.?????
  112. 关于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驱逐德意志人以及斯大林所起的作用，参见Naimark，Fires of Hatred，108-38.关于匈牙利社会的分裂，参见Krisztian Ungvary，The Siege of Budapest：One Hundred Days in World WarⅡ（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
  113. 有关成立联邦的计划，参见Naimark and Gibiansky，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Gibiansky，“Ideia balkanskogo ob'edineniia i plani eie osu schestvleniia v40-t godi XX veka”；Murashko and Noskova，“Stalin and the National-Territorial Controversies in Eastern Europe，”161-73。?????
  114. 波兰人有充分理由担心发生最坏的情况。1937-1938年，有11万名波兰族人，其中包括共产党员、流亡国外者以及波兰裔苏联公民，消失在“大恐怖”的绞肉机中。1939～1940年，多达125万的前波兰公民，其中有波兰族人、犹太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被流放到古拉格和苏联内地。死亡的有数万人。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内务部的人还枪杀了15000多名波兰战俘，其中大部分是向苏军投降的军官。参见Petrov and Roginsky，“‘Polish Operation’of the NKVD，”12，170-73；Lebedeva et al.，Katyn；Chuev，Sto sorok besed，78。?????
  115. 1944年10月17日，就在斯大林与丘吉尔关于波兰前途的谈判的最后一天，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说，“间谍死神”的负责人维克托·阿巴库莫夫将派遣“100名‘间谍死神’的军官去支持（亲苏的）波兰军队中反情报机构的工作”。贝利亚自己也派了“15名同志通过内务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渠道去帮助波兰的国家安全机构”。另外，有4500名内务部的部队被派往波兰。Volokitina et al.，Vostochnaia Evropa，1：83-84；NKVD i polskoie podpolye，41-42；Bordyugov et al.，1：SSSR-Polsha；谢罗夫致贝利亚，1945年3月21日，GARF，f.9401，op.2，d.94，L122-26；Volokitina et al.，Vostochnaia Evropa，1：72。?????
  116. Hazard，Cold War Crucible，29，69.74；斯凯勒致苏塞科夫（Susaikov），1945年3月6日，AVPRF，f.07，op.10，pap.24，d.335，1.32-33，见于T.V.Volokitina et al.，Tri vizita Vishinskogo v Bukharest，86-92，94-96，98-100，112-13，107，123。?????
  117. Dimitrov，Diary，352-53；“Notes of V.Kolarov from a meeting with J.Stalin，”CSA，f.147B，op.2，d.1025，1.1-6，collection of CWIHP；Volokitina el al.，Vostochnaia Evropa，1：128-29.?????
  118. Gibiansky，“Stalin and Triest Confrontation of 1945，”49-57.?????
  119. Pechatnov，“Allies Are Pressing on You.”?????
  120. 参见Hasegawa，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1：59-73，尤其是第69和71页；Slavinsky，Yaltinskaia konferentsia i problema“severnikh territorii.”88；Leffler，Preponderance of Power，87-88；Niu Jun，“Origins of the Sino-Soviei Alliance，”57。?????
  121. 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54-55.?????
  122. 即旅顺港。——译者注?????
  123. 1945年6月30、7月2日和7月7日的会谈，Victor Hoo Papers，box 2，file“Sino-Soviet Relations，1945-1946，”Hoover Institute for War，Revolution，and Peace，Stanford，Calif.[由大卫·沃尔夫（David Wolff）博士提供给1999年9月冷战国际史项目关于斯大林的会议]；Goncharov，Lewis，and Litai，Uncertain Partners，3.?????
  124. 1945年7月9日、18日斯大林与宋子文的会谈，Victor Hoo Papers，box 2，Hoover Institute for War，Revolution，and Peace，Stanford，Calif.。?????
  125. Zhang Shuguang and Chen Jian，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29-32；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27-28.?????
  126. 7月18日，哈里曼在他的中苏谈判概要中写道，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中国独立出来这件事，“超出了对雅尔塔协定的严格理解”。不过，他接着又说，“对苏联政府的要求做出的这一让步，对美国的利益并没有不好的影响”。1945年7月18日的“雅尔塔协定对中国的影响”以及1945年7月7日哈里曼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box180，Harriman Collection，LC；Liang Chin-tung，“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of1945，”382-90；Goncharov，Lewis，and Litai，Uncertain Partners，5；Pechatnov，“Averell Hardman's Mission to Moscow，”34。?????
  127. 对于这个流产了的行动的最详细的研究见于Slavinsky，“Soviet Occupation of the Kurile Islands，”62-64。该文章是以斯拉温斯基能够在海军中央档案馆莫斯科分馆看到的尚未解密的文件为基础的。?????
  128. Eisenberg，Drawing the Line，105-7，110-11，182-83；莫洛托夫致季米特洛夫，1945年8月6日，见于Dimitrov，Diary，492；Hazard，Cold War Crucible，114-15；Chuev，Sto sorok besed，79。?????
  129. Khariton and Smirnov，Myths and Reality of the Soviet Atomic Project，64；作者对伊戈尔·戈洛温（Igor Golovin）的采访，1993年1月30日，莫斯科。戈洛温告诉我，在广岛轰炸之后，库尔恰托夫实验室的苏联物理学家每天都要被叫去就新武器的性质给苏联当局做报告。?????
  130. Werth，Russia at War，925；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127.葛罗米柯的儿子阿纳托利在回忆时援引他父亲的话说，广岛轰炸“给了苏联军方当头一棒。克里姆林宫和总参谋部都非常焦虑，对西方盟国的戒心迅速提高：沸沸扬扬的舆论认为，要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要确立对幅员辽阔的领土的控制权以减轻由于原子弹轰炸而可能造成的损失。换句话说，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使得我们再次重估幣个东欧作为苏联桥头堡的意义”。Gromyko，Andrei Gramyko v labirintakh Kremlia，65.?????
  131. 负责该计划的是一群令人望而生畏的人：贝利亚（主席）、苏共书记处书记格奥尔吉·马林科夫、国家计委主席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装备部部长鲍里斯·万尼科夫、内务部的两位副部长阿夫拉米·扎韦尼亚金和维克托·马赫涅夫（Viktor A.Makhnev），以及核物理学家伊戈尔·库尔恰托夫、彼得·卡皮察（Petr L.Kapitsa）。新机构中包括原子能科学技术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第一管理总局（PGU）。Kochariantsand Gorin，Stranitsi Lstorii iadernogo Isentra“Arzamas-16”，13-14.?????
  132. 参见Alperovitz，Atomic Diplomacy。?????
  133. 苏联领导层和官员合谋对原子弹的事情保持沉默1945年12月，李维诺夫写信给莫洛托夫说：“我一向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谈论关于原子弹的事情不会给我们带来积极的东西，所以，对我们来说，在要求我们这样去做之前，最好是完全不去关注这个话题，既不去说也不去写。”李维诺夫致莫洛托夫，1945年12月8日，AVPRF，f.06，op.8，pap.125，d.91，1.4?????
斯大林的冷战之路，1945～1948
英美无礼至极，对自己的盟友缺乏起码的尊重。 ——1945年9月，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我看用不了十年，它们[西方列强]就会用鞭子抽我们的屁股。我们的威望一直在下降！没有人会支持苏联。 ——1946年12月，苏联将军间的谈话
1946年6月18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记者理查德·霍特利特（Richard C. Hottelet）坐在苏联前外交部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在莫斯科的公寓中。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在回到自己办公室这个安全的地方之后，这位记者把他从那位老布尔什维克那里听到的话记录了下来。李维诺夫说，克里姆林宫为苏联选择了一种陈旧的安全观——你得到的领土越多，你就越安全。这会导致与西方列强的冲突，而人们能够指望的最好的结果，就是“长期的武装休战”。 雅尔塔与波茨坦的决议不仅使苏联在中欧的势力范围合法化，也使其在德国的军事存在以及在远东的领土与政治扩张合法化。1945年秋，虽然气氛日益紧张，但三大国之间的谈判框架还是让苏联人看到了一些希望，包括从德国的西方占领区获得战争赔偿的可能性。不过，在最初一段时间的平静过后，斯大林开始接连采取行动，考验同盟国合作的底线。李维诺夫的担忧与绝望是有道理的，因为克里姆林宫的行为成了冷战的一个重要诱因。但是，如果说斯大林选择了一种“陈旧的安全观”，那这种选择又是怎么做出的？当时是什么样的考量、动机和内部力量在驱使苏联走向与美国的冷战呢？

反对“原子外交”

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以及日本随后出人意料的提早崩溃让斯大林的盘算落了空。他原以为太平洋战争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1945年8月19日，斯大林仍然计划让苏军在北海道登陆。他给杜鲁门写信要求由苏联占领整个千岛群岛，而且还表示，“如果俄国军队不在日本本土的某个地方获得一块占领区”，就会让俄国的舆论觉得“受到了严重冒犯”。在千岛群岛问题上，杜鲁门做出了让步，但他对斯大林提出的参与对日占领的要求则断然拒绝。8月22日，克里姆林宫的战争领袖不得不取消在北海道登陆的计划。美国占领了日本。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cArthur）将军开始对其实行单方面的统治，而且从来没有想过要请苏联介入。 在美苏就远东及中欧问题达成的理解中曾经被掩盖起来的那些模糊的、没有得到解决的外交议题，一下子都浮出了水面。8月20～21日，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美英代表通知罗马尼亚国王、保加利亚摄政还有这两个国家的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苏方委员：他们要等到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的新政府吸纳了亲西方的候选人之后才会承认它们。当地的美国代表得到了美国国务卿詹姆斯·拜恩斯的指示，要鼓动反对派与违反《关于被解放欧洲的宣言》的行为做斗争，“如有必要，三个同盟国[政府]会提供帮助”。这种事态发展的新动向表明，西方列强实际上并没有听凭苏联人在巴尔干自由行动。上述消息鼓舞了当地的反共势力并加剧了苏联在整个中欧地区计划的复杂性。从拉脱维亚到保加利亚，各地都在风传美苏之间不久就要开战，而且美国将向斯大林投原子弹，逼他往后退。不久，保加利亚外交部部长宣布：该国的选举将延期举行，直到由三大国代表组成的同盟国管制委员会能够监督这些选举。这让苏联人非常惊愕。“无耻的屈服，”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苏联在索菲亚的情报来源也向莫斯科报告了有关“英美蛮横施压”的情况。 让苏联人更加放心不下的是，拜恩斯和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现在联手采取了行动，就像杜鲁门和丘吉尔早先在波兰危机中一样。斯大林立即指示驻保加利亚苏军司令谢尔盖·比留佐夫（Sergei Biryuzov）将军：“不要有丝毫让步。政府构成不要有任何变动。”在斯大林看来，保加利亚和日本的新情况，是西方政治攻势的一部分，是广岛轰炸后力量的天平发生变化的直接后果。斯大林周围的许多人，以及军方和科学界的许多人，感觉也非常相似。这种看法跟加尔·阿尔佩罗维茨（Gar Alperovitz）等美国历史学家多年后得出的结论差不多。后者认为，在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后，美国的外交成了“原子外交”（atomic diplomacy）。 9月11日，在伦敦的外长会议上，拜恩斯、贝文和莫洛托夫碰面了。就如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所说，此次会议成了美苏间的“互相展示肌肉”。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要坚持雅尔塔的逻辑。在他看来，该逻辑确认了这样一条原则，即各大国不应插手彼此的势力范围。他在9月12日打电报说：“同盟国有可能撇开我们，单独跟意大利签订和约。那怎么办？那我们就有了先例，到时候也可以撇开同盟国[跟中欧各国]签订和约。”他接着还说，即使如此一来会议会陷入僵局，“我们也不要害怕这样的结果”。 在会议的头几天，拜恩斯提议邀请法国和中国讨论与德国卫星国的和约问题。莫洛托夫在没有请示斯大林的情况下就同意了。因为在他看来，美国人之所以坚持让联合国的其他成员国也参与有关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和平会议，只是想抬高联合国的地位。但在斯大林的眼里，西方国务活动家的每一项动议背后都有一个更大的阴谋，是要破坏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已经达成一致的有关专属势力范围的认识。他对莫洛托夫非常恼火，并命令自己这位倒霉的副手收回同意让中国和法国参加讨论的决定——这一着导致了会议的暂时搁浅。斯大林写道：“同盟国在向你施压，以便让你屈服。但你必须坚持到底。”莫洛托夫承认了他的“严重疏忽”。从那时候起，莫洛托夫便因为对西方的“姑息”而受到斯大林的怀疑。 不管拜恩斯玩弄“原子外交”出于什么样的意图，这位国务卿并不想被看作正在毁掉民众对于战后合作的希望。9月20日，拜恩斯为了挽救此次会议，便向莫洛托夫提议签订一份条约，让德国保持20～25年的非军事化。莫洛托夫在跟斯大林联系时建议接受拜恩斯的提议，“只要美国人在巴尔干各国问题上多少能跟我们保持一致”。但斯大林并不想从德国撤军，以换取它非军事化的一纸保证。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最高领袖指示莫洛托夫，拒绝拜恩斯的建议。他对莫洛托夫解释说，拜恩斯的提议有四个不同的目标：“第一，分散我们对远东的注意力——美国人在那里扮演了日本未来朋友的角色——让人以为那里的一切都好；第二，得到苏联的正式认可，让美国在欧洲事务中跟苏联平起平坐，以便日后可以跟英国联手控制欧洲的未来；第三，贬低苏联与欧洲国家业已达成的同盟条约；第四，破坏苏联将来要与罗马尼亚和芬兰等国签订的同盟条约。” 这些话显示出斯大林当时心中既缺乏安全感，野心又很大。在答复拜恩斯的新提议时，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建议：跟在德国相似，在日本也成立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美国独自控制日本，不让他国染指，这就跟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一样，威胁到斯大林对战后世界的设想。拜恩斯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拒绝讨论苏方的反提议。斯大林勃然大怒：“英美无礼至极，对自己的盟友缺乏起码的尊重。”他在给莫洛托夫的电报中说。 斯大林仍想与美国人打交道，所以尽量避免对杜鲁门有任何不敬。尽管这样，他还是决定拒绝被怀疑是“原子外交”始作俑者的拜恩斯。9月27日，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要表现得“绝对坚强”，不要指望与美国妥协。“会议的失败意味着拜恩斯的失败，我们不要为此感到惋惜。”莫洛托夫仍然希望在经过多日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同盟国会拿出一个合适的折中方案。但斯大林并不想让步，于是，伦敦会议便于10月2日以僵局收场了。 从短期来看，斯大林阻挠伦敦会议的策略是成功的。拜恩斯因为未能与苏联人达成协议而非常沮丧。他决定退让，不再像早先那样刚愎自用。美国反对苏联在中欧的行为的决心大为受挫。为了打破僵局，拜恩斯指示埃夫里尔·哈里曼拜会斯大林。10月24～25日，斯大林在他位于黑海加格里（Gagri）的秘密别墅里慷慨地接待了哈里曼。在会见中，哈里曼注意到，斯大林“对我们拒绝苏军在北海道登陆依旧耿耿于怀”。这位苏联领导人指责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做事想不到要通知苏联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卫星国”，他说，这种角色苏联是不会接受的。在日本，斯大林说，苏联让在一边，让美国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样也许会更好。他斯大林从来不赞成孤立主义政策，但“现在，苏联或许该采取这样的政策了”。 哈里曼发现，斯大林“对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非常猜疑”；但在会见结束离开时，他认为如果中欧在经济、贸易和文化领域对美国的影响保持开放，苏联在那里的安全关切可以得到满足。他未能看到，对斯大林来说，中欧和巴尔干是没有英美的空间的。11月14日，还是在加格里的别墅，斯大林直截了当地告诉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和其他波兰共产党人，要拒绝美国人的“门户开放”政策。他向客人们警告说，英国人和美国人企图“夺走我们的盟友——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 斯大林决心不让中欧受西方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外交游戏。突然间，拜恩斯又成了他最中意的伙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拜恩斯默许了苏联的要求，把法国和中国排除在和谈的总体安排之外。12月9日，在斯大林从黑海发给克里姆林宫政治局对外政策“四重唱”（莫洛托夫、拉夫连季·贝利亚、格奥尔吉·马林科夫和米高扬）的电报中，他写道，“我们赢得了这场斗争”，迫使美国和英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后退了。他再次斥责莫洛托夫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与恫吓。最后他说，“显然，在与美英这样的伙伴打交道时，要是我们显得没有底气，在恫吓面前开始让步，那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要的成果。要想从这样的伙伴那里有所斩获，我们就必须用坚定而顽强的政策武装自己”。最高领袖向他的手下证明：就跟以前在战争时期一样，他们在战后事务中也离不开他的指导。 当斯大林12月份在莫斯科接见拜恩斯时，他待之如贵宾。美方的让步（在日本成立同盟国管制委员会）达不到他的要求。可他仍然需要拜恩斯的合作，以便在德国赔偿问题上以及在与德国及其前卫星国的和约问题上能有个好的结果。拜恩斯没想打原子弹这张牌，没有与英国人串通一气，也没有针对苏联人在伊朗北部的分离主义冒险活动向他们施压。总的来说，双方按照斯大林自以为是自己强项的互谅互让的方式进行了谈判，包括巩固各自的势力范围和特许权。 对于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举行的那些受到操纵的选举，拜恩斯也表示认可，以换取对这两个国家的政府稍作调整和克里姆林宫会尊重政治“自由”及反对派权利的公开承诺。斯大林立即打电话给索菲亚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告诉他挑选“一些反对派代表”，并把一些“不重要的部门”交给他们。之后，据哈里曼说，“俄国人的态度完全改变了，而且在那以后，在其他许多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也变得容易了”。 斯大林在巴尔干地区的关联外交（diplomacy of linkage）是成功的。1946年1月7日，斯大林与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各位领导人分享了他对胜利的喜悦。斯大林宣称：“你们的反对派可以见鬼去了！他们过去抵制选举。现在三大国承认了这些选举。”他认为，对于保加利亚共产党政府逮捕反对派领袖，西方列强也许非常不满，但“他们不敢”怪罪苏联。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富尔顿（Fulton）发表了他那著名的演说，警告美国说：现在整个东欧都处于“铁幕”的背后，受到莫斯科越来越严厉的控制。在这之后，斯大林在巴尔干地区的策略并没有改变。丘吉尔呼吁美英联手制衡苏联，这让东欧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犹豫了，但斯大林意识到这种情况后就不断地向他们施压。他批评季米特洛夫谨小慎微，命令他立即除掉反对派。 对于苏联势力范围中的其他欧洲国家，斯大林是比较慎重的。芬兰尽管是苏联的邻国，却设法逃脱了苏联化的绞索。1945年10月，斯大林在与芬兰代表团的会谈中声称：据测算，苏联的对芬政策是很慷慨的。他说：“我们对邻国好，它们也会对我们好。”这种“慷慨”是有严格的限制的：斯大林的副手安德烈·日丹诺夫在向芬兰索取战争赔偿（以原材料形式）时是锱铢必较的。斯大林还故技重演，喜欢装作苏联仍然关心英美在波兰问题上的感受的样子。他一再劝告受其庇护的波兰共产党，“不要违反”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他告诉他们要容忍斯坦尼斯瓦夫·米柯瓦依契克，即便他称其为“英国人的傀儡”。然而，当波兰人提到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让反对派欢欣鼓舞并期待“西方国家”来解放时，斯大林自信地说，美国和英国不准备与苏联翻脸。“它们想恫吓我们，但如果我们不去理睬，慢慢地，它们就不会制造噪声了。” 斯大林与美国“原子外交”的斗争并不限于中欧，它还延伸到远东。10月，克里姆林宫对国民党的态度转向强硬，并开始支持中国东北地区的共产党军队。中国历史学家认为这跟美国在伦敦会议上拒绝让苏联在日本事务中发挥作用有关。其实，它属于斯大林对拜恩斯“原子外交”回应的一部分。当斯大林9月底接到报告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中国东北登陆以帮助国民党的时候，他被激怒了。在他看来，这预示着实力天平的改变，对苏联在东北亚的长期影响力构成了威胁。克里姆林宫试图再次利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东北的存在来抗衡国民政府。 11月底，杜鲁门把著名的军方领导人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作为外交特使派往中国，为国民党打气，反对苏联人与中国共产党。然而，就在马歇尔抵达中国的时候，斯大林已经转变了策略，从“坚定政策”改为寻求妥协。中国东北的苏联代表开始与国民党官员合作。跟在欧洲一样，斯大林在远东也想向美国人发出信号：他准备重返雅尔塔框架。因为斯大林知道，苏军很快就必须离开中国东北。但在此期间，对这个关键地区的争夺还在继续。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1月，中华民国的领导人蒋介石也想回到在中国东北问题上业已达成的理解。这次他派往莫斯科的不是亲美的宋子文博士，而是自己的儿子蒋经国。蒋经国是在苏联长大的，而且还曾经是苏共党员。 莫斯科带着怀疑接待了这位使者。外交部副部长所罗门·洛佐夫斯基（Solomon Lozovsky）在他给领导的备忘录中写道，蒋介石“企图在美苏之间搞平衡”。这不符合苏联不让美国染指中国东北的目标。“我们除掉了我们边界上的日本邻居，我们不能再让中国东北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展其经济政治影响的舞台。”洛佐夫斯基建议，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防止美国对华北的经济渗透。哪怕是斯大林本人也不可能说得比这更好了。 杜鲁门给苏联人帮了忙。12月15日，他宣布美国不会站在国民党一边，武力干涉中国内战。在莫斯科谈判前夕，这条消息削弱了蒋介石的地位。他的儿子秘密地告诉斯大林：为了得到斯大林的帮助，恢复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对中国东北和新疆的控制，国民政府准备与苏联建立“最亲密的”同盟关系。蒋介石还承诺在苏中边境实行非军事化，并给予苏联“在中国东北经济中最重要的地位”。不过，蒋介石坚持在华北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这让斯大林明白，他并不准备彻底倒向苏联。” 斯大林建议就中国东北的经济合作问题签订协议，而且要把美国人排除在外。他是想完全控制中国东北。凭借苏联的军事占领，这一点很容易实现。即使他们撤走了，也可以通过中共的军队来抗衡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和美国人。因此，斯大林坚决拒绝蒋介石提出的向毛泽东施压的要求；他只是指示中共采取低姿态，集中力量占领农村和小城市。 针对中苏重归于好的迹象，美国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1946年2月，美国人向蒋介石施压，要他取消与莫斯科的双边经济谈判。他们公开了罗斯福与斯大林就中国问题达成的秘密协议，企图以此来破坏《中苏条约》。反过来，苏联代表也公开表示，不考虑在中国东北实行“门户开放”。虽然莫斯科宣布从中国东北撤军，但克里姆林宫最终让中共军队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各大城市。 不过，对莫斯科来说，起初那么顺利的事情，最终却使雅尔塔与波茨坦体系中煞费苦心的平衡出现了重大分裂。斯大林想通过控制从中国东北撤军的时机，逼迫国民党在经济上向苏联做出让步并防止在那里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但他未能实现这些目标。而且，尽管斯大林费尽心机，他还是没能将中国东北变成苏联独享的势力范围。最终他不得不把这个地区让给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以换取毛泽东与苏联结为战略同盟的承诺。

对周边地区的试探

到1945年8月为止，几个月以来，克里姆林宫一直陶醉于天空如此广阔的气氛当中，就连广岛原子弹也没能让他们马上清醒过来。斯大林一边在中欧和远东建立安全缓冲区，一边开始瞄上土耳其和伊朗。 俄罗斯的统治者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觊觎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土耳其海峡。191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鏖战正酣的时候——当时土耳其与德国及奥匈帝国结成了同盟——英国甚至承诺支持俄国的要求，把海峡及土耳其沿海地区变成它的势力范围。不过，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让这个秘密协议失去了效力。1940年11月，在苏德柏林谈判期间，莫洛托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坚持要求让保加利亚、土耳其海峡以及黑海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在与伟大同盟中的西方伙伴谈判时，再次强烈提出了这一要求。他想要“修改”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因为该公约允许土耳其在海峡建立军事防御工事，并在战时关闭海峡不让别国的军舰通行。斯大林要让苏联海军拥有随时进入地中海的权利。在1943年的伊朗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和罗斯福同意做一些修改；1944年10月，丘吉尔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秘密会谈时，似乎也同意了苏联的要求。 1944～1945年，苏联外交官、历史学家和国际法专家都一致认为，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海峡问题”，当时是最佳时机。1944年11月，李维诺夫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写道，应当说服英国人把对海峡地区的“义务”移交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另一位专家建议说，要保证苏联的安全利益，最好是签订“有关海峡共同防御的苏土双边协议”。所有这些建议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英美会承认苏联在土耳其的地缘政治优势（“毗邻”）。这说明，克里姆林宫在接管了半个欧洲之后，它的期望是很高的。 苏军横扫保加利亚让军方的一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然怂恿斯大林入侵土耳其。然而，对于苏联人来说，主要的难题在于，土耳其这次跟一战时不一样，它是严格保持中立的，所以，苏军无法用武力来支持莫斯科的外交努力。尽管这样，那位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还是决定，在没有预先与西方盟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就采取强有力的单边行动。1945年6月7日，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召见了土耳其大使赛里姆·萨帕（Selim Sarper）。莫斯科不仅拒绝了土耳其提出的与苏联签订新的同盟条约的建议，还要求土耳其废除《蒙特勒公约》并同意在和平时期由双方共同保卫海峡。苏联人要求有权在土耳其海峡与土耳其建立联合军事基地。让土耳其人非常震惊的是，莫洛托夫还坚持要求归还苏俄依据1921年条约割让给土耳其的所有南高加索地区“有争议的”领土。 新的证据显示，当时正睥睨一切的斯大林想使土耳其无法在英苏之间扮演独立的角色。海峡的控制权是地缘政治的首要问题，因为它本可以让苏联成为地中海的强国。领土要求是次要的；在斯大林看来，它有助于实现前一个目标。 斯大林打算利用“亚美尼亚牌”吞并土耳其东部凡湖（Lake Van）周围的阿尔特温（Ardvin）和卡尔斯（Kars）两省。1915年，当时还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这两个省，有一百多万亚美尼亚人遭到残忍的屠杀和武力驱逐。1920年8月，根据分割奥斯曼帝国的《塞夫尔条约》，这两个省被分给了“亚美尼亚国”。然而，亚美尼亚人在战争中没能战胜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土耳其之父”）领导的土耳其军队。列宁和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与凯末尔的土耳其结成了同盟，并在1921年的苏土条约中放弃了“亚美尼亚人”的省份。1945年春，世界各地的亚美尼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上。亚美尼亚人组织，包括美国的那些最富有的亚美尼亚人组织，向斯大林呼吁，组织亚美尼亚人的大规模遣返，回到苏联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他们还希望苏联把从土耳其“重新收回”的土地交给他们。5月，斯大林命令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官员，研究大批遣返亚美尼亚人的可行性。按照他的盘算，这样做有助于削弱西方可能为土耳其提供的支持，并给苏联的要求披上“人道主义的”外衣。 土耳其政府的回应是，它乐意达成双边协议，但它拒绝苏联提出的领土要求以及对海峡“联合”防御的要求。不过，就像莫洛托夫后来回忆的，斯大林命令他不断施压。在雅尔塔会议前夕，斯大林告诉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瓦西里·科拉罗夫，“在巴尔干没有土耳其的位置”。同时，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很可能指望美国在土耳其问题上保持中立，因为美国仍然想让苏联加入太平洋战争。在波茨坦，英美再次确认：他们总体上同意对海峡的控制权作一些改变。不过，杜鲁门拿出一项提案，主张国际内陆水道的自由的、没有限制的航行权，反对在土耳其海峡建立任何防御工事。即便如此，苏联内部对波茨坦会议的评估还是乐观的。8月30日，斯大林在外长伦敦会议前夕对保加利亚共产党人说，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基地问题，“将在会议上得到解决”。否则，他补充说，苏联就会提出地中海上的通道问题。 在伦敦，莫洛托夫向同盟国提议，把意大利以前的殖民地的黎波里塔利亚（利比亚）交给苏联托管。这不仅仅是一种策略，也是苏联战后扩张主义倾向的反映。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的秘密通信表明，苏联领导层当时把希望寄托在罗斯福的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1945年春在旧金山会议上做出的模糊的承诺上。当斯大林得悉美英一致反对在那里建立苏联的海军基地时，他指示莫洛托夫至少要要求得到商船基地。美英的反对使苏联人最终没能得到他们非常渴望得到的在地中海的存在。 土耳其对苏联的要求也表示强烈反对。如果斯大林在1945年6月向土耳其政府建议建立双边安全同盟，并要求在海峡得到不包括基地在内的特殊权利，那土耳其很可能就同意了。然而，苏联的最后通牒激起了土耳其领导层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拒绝对除苏联之外的所有海上强国关闭海峡。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公开表示：“土耳其人不是傻瓜。达达尼尔海峡不仅仅是土耳其人的事情。它牵扯到许多国家的利益。”给土耳其的最后通牒暴露了斯大林权力的限度——他的拿破仑式的狂妄让自己失去了谨慎。然而斯大林并不准备放弃，他要按照自己的政治风格，继续对土耳其进行“神经战”，施压然后佯装后退。 1945年底和1946年初，就像历史学家贾米勒·哈桑雷（Jamil Hasanli）所说的，克里姆林宫喜欢通过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官员去落实苏联在土耳其的目标。斯大林利用了苏联这些加盟共和国中的民族主义渴望。不过，始料未及的是，这些民族主义渴望实际上也使亚美尼亚共产党与格鲁吉亚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当紧张。在斯大林的计划中，亚美尼亚陡然变得重要起来，这让格鲁吉亚官员十分气恼。他们开始策划自己的“民族大业”；而根据这种“民族大业”，有争议的土耳其省份据说都是格鲁吉亚祖上的土地。赫鲁晓夫在1955年声称，斯大林的心腹和秘密警察首脑、负责苏联原子弹工程的拉夫连季·贝利亚，当时与格鲁吉亚的官员一起劝说斯大林吞并黑海东南沿岸的土耳其领土。贝利亚的儿子在其有关父亲的回忆录中证实了这一点。1945年5～6月，格鲁吉亚外交官和学者得到批准，在莫斯科研究有关格鲁吉亚对特拉布宗（Trabzon）周围的土耳其领土的“权利”问题。那里居住的是拉兹人（Lazi）——这个族群据说属于古格鲁吉亚人。大卫·斯图鲁阿（Davy Sturua）——其父是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回忆说，许多格鲁吉亚人都热切盼望“解放”那片土地。如果斯大林夺取了那些地方，斯图鲁阿说，“那他就成了格鲁吉亚的神”。到1945年9月，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领导人把他们对同一个土耳其省份的彼此对立的领土要求提交给克里姆林宫。他们的措辞与理由跟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没有关系，倒是跟民族主义情绪有关。 1945年12月2日，苏联媒体发布一项政府命令，允许亚美尼亚人从国外返回苏联的亚美尼亚共和国。12月20日，苏联报纸发表了一篇由两位权威的格鲁吉亚学者写的文章——《论我们对土耳其的合法要求》。这篇文章（以他们早些时候写给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的备忘录为基础）呼吁“世界各地的公众舆论”，帮助格鲁吉亚收回几个世纪前被土耳其占领的“祖上的土地”。南高加索此时也有传闻说，苏联正准备与土耳其开战。有迹象表明，保加利亚和格鲁吉亚的苏联军队正在备战。 1945年12月初，与苏联开战的传闻在伊斯坦布尔引发了大规模民族主义反苏示威活动。在向莫斯科报告这些事件时，苏联大使S.A.维诺格拉多夫（S.A. Vinogradov）建议，把它们作为“法西斯主义威胁”的证据通报华盛顿和伦敦。他还建议以此为借口，断绝与土耳其的外交关系，并“采取措施确保我们的安全”——这是做好军事准备的委婉的说法。但是让这位大使颇受打击的是，12月7日，斯大林拒绝了维诺格拉多夫的建议。“亮出武器就带有挑衅的意味，”他在电报中说。这是指这位大使想动用武力勒索土耳其。接着，斯大林要维诺格拉多夫“不要冲动，不要提出草率的、有可能导致我国政治局势恶化的建议”。 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仍然希望化解西方列强对苏联向土耳其提出的领土要求的日益强烈的抵触情绪。对“亚美尼亚牌”和格鲁吉亚学者来信的时机安排，就是为了影响1945年12月16～26日的莫斯科外长会议的讨论。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希望，届时要能够让拜恩斯感到高兴，而不是把他吓跑。此外，斯大林经过权衡，还调整了他的方向，把精力从土耳其转向伊朗，因为在当时看来，苏联的扩张在那里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斯大林对伊朗的政策再次试图把重要的战略目标与地区性的以及国内的民族主义动员结合起来。伊朗在二战期间开始被吸引到德国的轨道上。1941年，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苏军和英军占领了这个国家，并沿着英俄两大帝国在世纪初的利益分界线大致划分了占领区。根据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这些军队将在战争结束后六个月内撤出伊朗。不过，在此期间，政治局决定要得到伊朗石油的开采权，并在遭到德黑兰政府拒绝时，决定利用南阿塞拜疆（属伊朗北部）人民对伊朗和西方施压。苏联的阿塞拜疆共和国领导人米尔·贾法尔·巴吉罗夫（Mir Jafar Bagirov），多次请求斯大林利用苏联占领伊朗北部地区的有利形势，实现苏伊两国阿塞拜疆人的“重新统——”。历史学家费尔南多·沙伊德（Fernande Scheid）认为，斯大林决定利用阿塞拜疆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又企图玩弄“相当老式的强权政治游戏，在不损害他与自己盟友关系的情况下，捞取尽可能多的好处”。 石油是克里姆林宫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1942年，希特勒的机械化部队向格罗兹尼和巴库的炼油厂猛扑，这让苏联注意到了“争夺石油”这个更广泛的问题。苏联石油部部长尼古拉·巴伊巴科夫（Nikolai Baibakov）回忆说，1944年，斯大林突然问他，要是有机会，西方盟国是否会“彻底击败我们”。如果西方列强让苏联无法得到石油储备，斯大林解释说，那苏联所有的武器都会成为废物。在离开斯大林办公室的时候，巴伊巴科夫在想，苏联需要“很多很多的石油”。 在整个战争及苏联占领伊朗期间，苏联人一直想让他们在伊朗北部的石油开采权合法化。在英国利益集团的支持下，反共的伊朗政府和伊朗议会的多数派，成功挫败了这些企图。1944年8月16日，贝利亚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报告说，“英国人，可能还有美国人，暗中阻挠把伊朗北部的油田转让给苏联”。报告强调说，“美国在伊朗的俾路支地区开始积极为本国公司争取石油合同”。报告认为，“美国在中东的石油政策的成功，开始侵犯到英国的利益，从而加剧了英美之间的矛盾”。贝利亚建议，关于伊朗北部的石油开采权问题，要争取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建议，“苏联应做出决定，参加英美的石油谈判”。最后这个建议暗示苏联可以加入三大国在伊朗的石油俱乐部。 对最后一点斯大林没有理睬，但他实施了第一个。作为苏联战后经济计划的一部分，伊朗油田的开发，连同苏联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的石油开发，乃是他优先考虑的问题。1944年9月，莫洛托夫的副手、同时也是斯大林的被保护人谢尔盖·卡夫塔拉泽（Sergei Kavtaradze），前往德黑兰要求得到石油开采权。伊朗总理穆罕默德·赛义德（Muhammad Sa'id）顶着巨大的压力，拒绝在战争结束和外国军队完全撤离伊朗之前就进行谈判。1945年6月，苏联对伊朗的政策进入到一个更具侵略性的新阶段。在与莫洛托夫、卡夫塔拉泽和巴吉罗夫这“三驾马车”商量后，斯大林下令在伊朗北部[班达－沙赫（Bender-Shah）和沙希（Shahi）]进行石油勘探，并在9月底开始钻井。 除了石油的重要性之外，斯大林在伊朗的战略意图还在于让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不要靠近苏联边界。驻莫斯科代办乔治·凯南以及驻马什哈德（Mashhad）的英国领事都看出了这一点。后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最重要的是，标准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为了得到石油勘探权而进行的努力，把在波斯的俄国人从热战的盟友变成了冷战的对手”。斯大林在伊朗北部的安全准则与在中国新疆和东北的一样，那就是苏联对战略通道的控制以及完全禁止西方公司，甚至是外国侨民的存在。 苏联在中国东北和伊朗的行为还有另外一些相似之处。只要苏军还占领着伊朗北部，那他们就是斯大林最大的依靠。在伊朗国内他也有盟友，可以用来操纵伊朗政府。伊朗人民党（图德党，Tudeh）从第三国际那时候起，就是个马列主义组织，在伊朗左翼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当中有一些拥护者。不过，1944～1945年的事态发展证明，图德党的作用有限。斯大林决定打出阿塞拜疆民族主义这张牌，在伊朗北部发起了一场分离主义运动。到那时候，苏联人就可以对伊朗政府进行勒索，就像他们曾经利用中共对付国民党一样。 1945年7月6日，斯大林批准在南阿塞拜疆和伊朗北部的其他省份采取措施，“组织分离主义运动”。这一决定的目的是，“在伊朗国内建立拥有广泛管辖权的阿塞拜疆民族自治区”；在吉兰（Gilan）、马赞德兰（Mazenderan）、戈尔甘（Gorgan）和呼罗珊（Khorasan）等省挑起分离主义运动；“鼓励”伊朗的库尔德人争取他们的自治权。苏联会给分离主义分子提供武器装备、印刷机和资金。国防部部长尼古拉·布尔加宁和阿塞拜疆领导人巴吉罗夫负责这些政策。计划的具体实施交给巴吉罗夫和在大不里士（Tabriz）及德黑兰的苏联顾问团，他们大多是阿塞拜疆族人。斯大林告诉巴吉罗夫，统一阿塞拜疆和伊朗北部的时候到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巴吉罗夫和整个阿塞拜疆共产党机器都在积极执行斯大林的指示。 就连英美官员也意识到，伊朗北部的民族主义情绪足以引发一场叛乱，苏联人只需点上一把火就行。斯大林唯一的麻烦在于，对日战争的突然结束使得时间不够了。路易斯·列斯特兰奇·福西特（Louise L'Estrange Fawcett）说得不错：“几乎就在对日战争结束的同时，阿塞拜疆民主党便做出反应，这不是巧合，因为战争的结束意味着六个月的期限开始了，”而在此之后，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把他们的军队撤出伊朗。9月，最后撤军进入倒计时。 从9月底直到12月，在巴吉罗夫和苏联内务部的支持下，新的自治运动在阿塞拜疆建立了新的权力机构，并将德黑兰在那里的政府几乎全部废除。苏联占领当局把图德党在北部的分支组织与新的、亲苏的阿塞拜疆民主党强行合并。图德党领导层大多是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老革命，他们想把伊朗变成中东和南亚地区反殖民斗争的领袖。但这些梦想被苏联人扔在一边，因为它们不符合斯大林的计划。德黑兰的苏联大使馆指示图德党要克制自己，别在伊朗的大城市搞革命活动。阿塞拜疆自治运动的发起同时也得到了阿塞拜疆人的热烈响应。民族主义这张牌看来在政治上已经为莫斯科带来了立竿见影的胜利。 1945年12月，就在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拜恩斯和贝文的前夕，苏联人在库尔德斯坦共和国和伊朗的阿塞拜疆建立了两个分离主义政权。在伊朗危机期间，包括苏、英、美在内的各方，自始至终都把石油和在伊朗的影响力作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不过，所有的牌暂时似乎都握在斯大林手里，但他觉得还是不要直接跟西方摊牌为好。他可能是估计，英美最终会选择通过三方会议去解决伊朗的前途问题（就像俄英两国在1907年所做的那样）。实际上，拜恩斯拒绝与英国人联手对抗苏联在伊朗挑起的分离主义运动。这位国务卿一心想与斯大林达成全面协议。 斯大林的手法有一种清晰可辨的模式。这位苏联领导人每次都站在有扩张主义倾向的下属一边，并有效地调动起苏联官员的沙文主义情绪。苏联人用遮遮掩掩、拒不认账的方式采取单边行动。他们一方面利用当地的革命组织和民族主义组织，另一方面又更喜欢发起受他们控制的运动，以便进一步推进自己的目标。尽管斯大林假装保持在大国外交的框架范围之内，但他在不断地试探这种框架的底线。这种模式让斯大林在中欧和远东取得了明显的战术上的胜利。不过，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没有意识到，每一次这样的胜利都在浪费苏联战后在美国的政治资本，并且最终耗尽了斯大林的外交潜能。

从伊朗危机到冷战

伊朗政府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直接跟莫斯科谈判签订协议的事情。1946年2月19日，伊朗新总理艾哈迈德·盖瓦姆·萨尔塔纳（Ahmad Qavam al-Saltana）来到莫斯科和斯大林进行了持续三周的会谈。战争期间，盖瓦姆曾倾向于苏联，这可能对苏联的策略产生了影响。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扮演了一出“好警察与坏警察”：一方面在盖瓦姆面前承诺，充当德黑兰与分离主义政权之间的调解人，另一方面又向这位总理施压，要求给予苏联石油开采权。盖瓦姆指出，在外国军队仍然驻扎在伊朗领土上的时候，伊朗议会对任何石油开采权都是明令禁止的。斯大林怂恿盖瓦姆修改伊朗宪法，撇开伊朗议会进行统治。他承诺，苏联军队会“确保”盖瓦姆的统治。为了强调最后这一点，苏联的坦克编队还开始向德黑兰方向机动。那位伊朗领导人没有理会这种包藏祸心的建议；不过，他还是答应斯大林，会在伊朗议会选举之后为苏联争取到石油开采权。 事情很快就清楚了：盖瓦姆要比斯大林更狡猾。贾米勒·哈桑雷认为，伊朗总理“对美国在战后世界的能力做出了正确的评估”，并从苏联倒向美国。就在莫斯科的谈判还在拖延的时候，1946年3月2日，国际上为外国军队撤出伊朗规定的最后期限到了。苏联违反了这个协议。伊朗政府和伊朗议会在美国外交官的鼓动下，决定将此事提交联合国。这一手很漂亮，它改变了伊朗的整个游戏。美国的公众舆论因为“伊朗危机”而一下子变得群情激昂：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伊朗石油的未来，还有新成立的联合国有没有能力保护其成员防止大国的侵占。 苏联与伊朗的冲突恰好发生在美国对外政策领域和军方的态度转向反苏的时候。到3月份，这些集团开始把克里姆林宫的每一个动作都看作是侵略性的共产主义模式的一部分。杜鲁门决定把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舰派往土耳其海峡，为面临苏联最后通牒的土耳其撑腰。2月28日，拜恩斯公开宣布对苏联采取新的政策——“坚定而耐心”。在斯大林与盖瓦姆举行首次会谈一天后，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发来了他的“长电报”。他解释说，美国不可能把苏联变成一个可靠的国际伙伴，因此，他建议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在丘吉尔于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演说的次日，美国递交了抗议照会，说它对于苏联拖延从伊朗撤军不能“坐视不管”。在伊朗总理离开莫斯科的当天，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对丘吉尔做出了愤怒的回应。有历史学家认为，对于战后的美国来说，1946年春对伊朗的支持，“标志着从消极到积极的政策转向”。 联合国的伊朗问题听证会被安排在3月25日。当莫洛托夫开始做准备的时候，他发现苏联陷入了外交上的孤立。“我们开始[在伊朗问题上]进行试探，”他回忆道，“但没人支持我们。”斯大林没有料到伊朗危机的深远影响。他认为有关伊朗的大惊小怪只是对神经的又一次考验，是少数国务活动家之间在较劲。他不明白美国的干预为什么突然之间加强了。在举行联合国听证会的前一天，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下令立即撤军，并指示驻德黑兰的苏联大使与盖瓦姆达成协议。不断施压，直到快要发生冲突才后退，这种行为模式反映了斯大林对国际事务运作方式的理解。不过，损失还是造成了：斯大林对伊朗的施压，连同他对土耳其的挑衅，使苏联走上了不仅与杜鲁门政府，还与美国大部分公众舆论为敌的道路。 心灰意冷的阿塞拜疆民主党领袖贾法尔·佩舍瓦利（Jafar Pishevari）感到被人出卖了。为了表示安慰，斯大林给他写了一封极其虚伪的信。他坚称，由于更重要的“革命”原因——这些原因佩舍瓦利是无法理解的——苏联不得不撤军。如果苏军继续留在伊朗，那将“削弱我们在欧洲和亚洲的解放政策的基础”。他接着还说，苏联的撤军将使英美在其他国家的军事存在失去合法性，并推动那里的解放运动，因而“会使我们的解放政策更加合理有效”。 苏联的外交失败起初并不明显。斯大林在1946年4月的一段时间觉得，事实证明自己的政策是有效的。当时盖瓦姆同意给予苏联人石油开采权，就等新选出的伊朗议会的批准。只是到了9月份，斯大林才承认：伊朗议会不会批准盖瓦姆做出的让步。他像往常一样，把此事归咎于自己下属的“失察”，但是没有惩罚任何人。10月，伊朗总理策划了右翼分子对分离主义者的镇压。伊朗北部失去苏军支持的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人政权，是注定要失败的。当伊朗军队开进北部省份的时候，斯大林抛弃了反叛者，让他们听天由命。面对巴库传来的苦苦哀求，他为阿塞拜疆民主党的精英和一些避难者开放了苏联边境，但别的就无所作为了。这次行动失败了，但巴吉罗夫和苏联的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其他许多人，无视此次惨痛的失败，依然希望苏联与伊朗“万一发生军事冲突”，就有机会并吞伊朗的领土并“重新统一”阿塞拜疆。然而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从来就没想过，要为阿塞拜疆挑起一场战争。 几乎就在同时，斯大林又遭遇了一场局部的失利。1946年8月7日，苏联人给土耳其递交了照会，重申他们“联合”控制海峡的“建议”。照会对于领土方面的要求只字未提，而且苏联外交官还暗示说，如果在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这些要求就从此不提。此时已得到华盛顿和伦敦支持的土耳其人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斯大林在其对土耳其的神经战中的新动作，又一次适得其反，在美国政治家和军方当中，引发了真正的“战争恐慌”。模糊的情报以及对苏军在土耳其边境附近集结的夸大的估计，使美国政界和军界有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对苏联实施核打击，包括乌拉尔地区的工厂和高加索的石油工业。这一次，就像有些证据显示的那样，斯大林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离战争的边缘有多么近了，因而取消了行动。不过，他在公开场合还是一如既往地虚张声势，对美国在原子弹上的垄断地位不屑一顾。 斯大林这次还是不打算为了土耳其而跟美国发生冲突，这让格鲁吉亚官员很是窝火。大约就在此时，格鲁吉亚的高级官员阿卡基·姆格拉德泽（Akaki Mgeladze）在与外高加索军区司令费奥多尔·托尔布欣（Fedor Tolbukhin）元帅的私下谈话中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姆格拉德泽抱怨说，乌克兰人已经“收回”了他们所有的领土，格鲁吉亚人却还在等待。托尔布欣表示，他完全理解格鲁吉亚人民的渴望。 美国的行为是打乱斯大林计划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从1946年2月开始，美国采取了一种新战略，不但积极保卫土耳其和伊朗，还积极保卫西欧；它把这些地区和国家视为“共产主义扩张”的潜在牺牲品。从1945年秋开始，在全球的国际关系中，是美国而不是苏联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而到了1946年，杜鲁门政府决定遏制苏联，这就一下子改变了国际关系的走势。美国人在朝着与苏联对抗而不是合作的方向前进。对于斯大林的大国游戏来说，成功的概率开始下降。 在西方，苏联仍然拥有很高的威望，朋友也很多。但最有影响力的那些朋友都不在了。罗斯福的去世，以及哈里·霍普金斯、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哈罗德·伊基斯（Harold Ickes）等新政拥护者随后的离开，永远结束了苏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斯大林在美国政府中的最后的盟友是商务部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他大胆地主张，应该继续与莫斯科保持战时的合作关系。实际上，华莱士与克里姆林宫的独裁者是有联络的。1945年10月底，华莱士通过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驻华盛顿情报站站长给斯大林发了下面这封电报：“杜鲁门是个小政客，靠运气得到了他现在的位置。他的心意常常是‘好的’，但太容易受自己周围人的影响。”华莱士说自己是在与包括拜恩斯在内的一帮非常有势力的人“争夺杜鲁门的灵魂”。他声称那帮人极端反苏；他们“提出，要建立一个主要由美英组成的盎格鲁－撒克逊统治集团”，对抗以苏联为首的“极不友好的斯拉夫世界”。华莱士主动请缨，在美国扮演苏联“影响力的代理人”。他请求斯大林为他和他的支持者提供帮助。 这样的请求非同小可。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把它转达给斯大林。他的反应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说，斯大林是不会为了帮助华莱士以及美国的左派而改变其国际行为的。不过，他估计，在自己争取美国的公众舆论和对付拜恩斯等对手时，华莱士和他的朋友们仍然会派得上用场。 对于有关美方对苏态度的分析及情报反馈，斯大林作何反应，现在我们还不清楚。1945年秋，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馆的密码员伊戈尔·古津科（Igor Gouzenko）和负责在美的一个间谍网的美国人伊丽莎白·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叛逃并向加拿大情报机关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了苏联在北美的情报活动。两起叛逃事件随后引发了很长一段时期的雪球效应，不仅导致加拿大和美国的反苏情绪迅速高涨，而且还迫使苏联人暂停了在这些国家的情报工作。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总参情报总局的领导一直拖到9月底才把自己在情报工作上的失败告诉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同时，就像历史学家艾伦·温斯坦（Allen Weinstein）和记者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Alexander Vassiliev）发现的那样，本特利的叛逃，“实际上，在一夜之间竟然冻结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美国的整个情报活动”。由于担心自己剩余的情报人员，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暂停了与在华盛顿的一位极有价值的英国特工的所有接触，他就是代号为“荷马”的唐纳德·麦克莱恩（Donald Maclean）。总参情报总局对自己的间谍网也作了同样的处置。这样一来，对斯大林而言，就在美国陡然采取遏制政策的时候，美国决策圈的情况却一下子变得比较模糊了。 虽然受到古津科事件的影响，但斯大林知道，美国的对苏态度突然强硬了。据俄罗斯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说，苏联情报机构最终在华盛顿搞到了凯南“长电报”的复印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也明白美英同盟在地缘战略上的影响：美国的经济潜力与原子力量再加上英帝国在全球各地的军事基地，结果会使苏联陷入危险的包围。然而，知道这一点对于改变斯大林的决策，最终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佩恰特诺夫不知道斯大林是否意识到“在他自己的行动与对这些行动的日渐强烈的抵制之间的联系”。答案是，很可能没有。 斯大林以为其他大国依旧自私自利、尔虞我诈、争吵不休，因为这样才符合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看法。在斯大林评估其西方对手时，他是以自己对其“帝国主义”本质与逻辑的认识为基础的。当伦敦的工党政府没有显示出这方面的特点时，斯大林对他们大肆嘲讽。1945年11月，他说：欧内斯特·贝文和克莱门特·艾德礼“是大傻瓜；他们在一个大国掌握了权力，却不知道用它来做什么。他们是靠经验来为自己定位的”。斯大林对贝文的轻蔑与他对丘吉尔的态度——从尊敬变为憋了一肚子怒气——形成了鲜明对比。 斯大林之所以采取扩张主义政策，之所以相信苏联可以得手，正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强调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斯大林估计，战后必然会发生经济危机。而且他还相信，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帝国主义矛盾”。这使他认为，西方国家不可能进行合作。另外，斯大林的扩张主义也跟他在国内动员的政治策略有关，这种动员包括对俄罗斯中心主义的宣传以及诉诸其他形式的民族主义。苏联精英和广大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与渴望，让克里姆林宫在1945～1946年间的“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得到了国内支持。 斯大林有没有估计到自己在巴尔干的强硬做法和在土耳其及伊朗的试探活动会导致与西方盟国的决裂，这一点无法确定。不过，有一点现在是清楚的。那就是，斯大林的行动帮助铺就了冷战的道路。他在中东的策略促成了英美的战后合作，促使美国政府对“苏联的扩张主义”进行了无情的回击。斯大林的那些想当然的看法跟他自己开了个玩笑。由于斯大林的领土与政治目标得到了苏联军队的武力支持，他显得极为有力。但就像李维诺夫担心的那样，在外交和公共关系上采取这种做法，那是灾难性的。对于自身的失败缺乏适当的反馈，这让斯大林一条道走到黑，把苏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变成了全面对抗。而且到后来，他的非此即彼的世界观、对无情力量的迷信以及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包袱，让他别无选择，只有进行冷战并单方面动员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美国的新的全球性力量以及杜鲁门政府利用这种力量的决心，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美国在这个时候开始扮演全球性大国的角色，不仅仅是为了回应苏联的挑战，也是依照其为世界制定的蓝图。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欧洲并在其他地方对共产主义进行遏制的后威尔逊计划，是新的革命性因素，它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外交事务。而且在美国政界和美国社会，存在着一些强大的势力，他们就像W.R.斯迈泽（W.R. Smyser）总结的，一向认为“只有[美国]可以在世界各地拥有利益与军队”。在抱着这种想法的那些人的心目中，苏联对于战后和平只能扮演地区性的角色，不能扮演一个真正大国的角色。可要是没有苏联的威胁和斯大林行动的“帮助”，这些势力是否还会大行其道，美国是否还会那么快就登上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那还不一定。 斯大林从之前一个世纪欧洲的国际关系中得到的教训，让他忽视了美国的全球干涉主义背后的动机。斯大林能够预见到美国将结束其孤立主义政策，但他看不到在所谓“美国的世纪”背后存在的巨大冲动。用多边主义语言表达的那种观念，驱使美国留在欧洲。到1945年秋为止，斯大林从自己与华盛顿的伙伴关系中获益甚多。与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使他相信，还可以榨取到其他的边际收益，而且只要苏联的行动以英国的势力范围为目标，就不会受到美国的抵制。让斯大林非常意外的是，杜鲁门政府决定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包括中欧，对苏联的扩张主义一概进行遏制。这一决定为几十年的冷战埋下了伏笔。 斯大林的确也避免了一个大错。他从来没有公开摆出一副侵略者的姿态，并且在国际上也是用合法的外衣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的扩张主义。这位苏联领导人让西方人扮演了破坏雅尔塔与波茨坦协定及发动对抗的角色。这样，莫洛托夫后来才可以声称：“‘冷战’是什么意思？我们当时只不过是处于攻势。当然，他们对我们很生气。但对于我们所征服的，我们必须加强控制。”大多数苏联公民都这样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他们会继续认为：发动冷战的不是斯大林，而是美国。

国内“冷战”的开始

斯大林担心，由于广岛原子弹的影响，再加上战后普遍的松弛与疲惫，苏联精英们可能想跟美国和解，甚至会承认美国的优势。莫洛托夫在伦敦会议期间表现出的“软弱”，引起了斯大林对他的不满和猜疑。1945年10月初，他在回到莫斯科之后，不得不向自己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下属当面认错。他把那次会议说成是战场，“美英两国的某些人”在会上对苏联对外政策收获的好处发动了第一次外交进攻。 这只是莫洛托夫麻烦的开始。10月初，斯大林前往黑海度假，那是他多年来的头一回。战争使克里姆林宫的领袖苍老了许多，外国的记者们也开始猜测斯大林的病情并说他有可能退下来。他们甚至指名道姓地说，莫洛托夫和朱可夫会成为他的接班人。这些报道让斯大林开始怀疑，他的那些最亲密的副手（贝利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也许不再需要他的领导了，而且在背地里也不反对迎合美英的要求。当斯大林得悉莫洛托夫在一次为外国记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暗示说即将放松对世界著名媒体的国家审查时，他十分愤怒。在一份密码电报中，他严厉批评莫洛托夫的“自由主义和信口开河”。他责备自己的副手，说他企图执行一种“对英美让步”的政策，为的是“让外国人觉得他有他自己的、跟政府和斯大林的截然不同的政策，觉得[西方]可以跟他莫洛托夫合作”。他大笔一挥，把莫洛托夫逐出了领导层的小圈子，而且还向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提议，解除莫洛托夫作为斯大林第一副手和外交部部长的职务。其他副手想为莫洛托夫求情，这让斯大林更加恼怒。过了一段时间，再加上莫洛托夫也多次请求宽恕，斯大林同意再给他的老朋友维亚切斯拉夫一个机会，让他继续跟拜恩斯谈判。 在打击莫洛托夫的同时，斯大林的鞭子也在自己所有副手的身上噼啪作响。他给他们写道：“现在许多身居要职的人一听到丘吉尔、杜鲁门、拜恩斯之流的表扬，就像个小孩一样欣喜若狂。反之，要是从这些主子那里听到了什么不好的话，就失魂落魄。我认为这样的态度是危险的，因为它们在我们的队伍中造成了对外国人的奴性。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与在外国人面前的这种奴性做斗争。”这封电报体现出几个月后突然发生的恐外的孤立主义意识形态运动的主旨。这场运动将迫使斯大林的所有下属，在这条新的战线上再次确认自己的忠心与热忱，摒弃据说在苏联国家机器和社会中存在的“在西方面前卑躬屈膝”的倾向。 如果斯大林在这个时候去世，那他的同事们也许会选择一条对美国比较通融的道路。他们缺少他那种独一无二的应对险恶局面的能力；他们也像苏联所有高级干部一样，更愿意战后的生活不要那么费力。就如他们在1953年之后的行动所显示的那样，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像斯大林那样，对这个国家的疲惫与不幸视若无睹。尽管如此，斯大林的下属们仍然是革命与帝国范式的囚徒。他们既恐外又坚持孤立主义，在和平重建的愿望与“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诱惑之间无所适从。他们想与西方列强合作，但要依照苏联的条件，要保持苏联经济的闭关自守和行动自由。 1945年秋，苏联领导层与官员就苏联是否应该加入在布雷顿森林建立的战后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了辩论。基于实用与经济的理由，一些从事国家预算、财政、工业、贸易方面工作的高级官员主张苏联应该加入。财政人民委员阿尔谢尼·兹韦列夫（Arseny Zverev）坚持认为，苏联在这些机构中的存在，哪怕是以观察员身份，对将来与西方的贸易及贷款谈判也会有帮助。这一立场得到了米高扬和洛佐夫斯基的支持。他们认为美国的贷款和技术对于苏联的经济恢复必不可少。其他官员，包括国家计委主席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Nikolai Voznesensky）则认为，外债会削弱苏联经济的独立性。在1945年10月给莫洛托夫的备忘录中，伊万·麦斯基警告说，美国人利用他们给英国人的贷款，为美国的经济与金融渗透打开了他们的帝国。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他写道，美国人坚持要求借款的支付要受他们的控制，而且英国要取消其维护贸易垄断的国家机制。 据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说，截至1946年2月，孤立主义态度在苏联官员内部已经占据上风。有些官员提出的理由是，“斯大林不希望让苏联的经济更加透明，也不愿意把苏联的部分黄金储备存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斯大林决定不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3月，财政部的官方通信已经突出下述新的立场：西方国家有可能把苏联加入该国际体系理解为苏联软弱的表现，是“在美国压力下”准备做出单方面让步。20世纪70年代，当莫洛托夫被问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说，美国人“当时企图拉我们入伙，但只是充当配角。那样，我们就会寄人篱下，而且从他们那里依然会一无所获”。 1946年2月9日，大元帅利用最高苏维埃战后首次“选举”的机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为党政干部确定了新的指导思想。斯大林讲话的措辞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他宣布了一条毫不掩饰的单边主义的战后路线。对于许多观察家来说，这意味着最终与伟大同盟的精神分道扬镳；讲话对于西方列强没有一句好话。讲话命令听众当中的官员，要在十年内把苏联变成一个超级大国，“要在最近的将来超过国外的科学成就”（这暗示着将来的原子弹与导弹竞赛），而且“要把我们的工业水平，比如说，提高到三倍于战前的水平”。讲话最后说，这将是确保苏联安全、“防止任何不测”的唯一的前提条件。斯大林亲自撰写了讲话稿，而且修改多次，甚至在一些重要段落后面插入了“热烈鼓掌”、“喝彩并起立鼓掌”之类的话来规定听众的反应。讲话不仅在电台播出，还印了上千万份。敏锐的听众和读者马上就认识到，过上好日子以及战后与西方盟国合作的希望破灭了。斯大林命令高级干部再进行一次大跃进。 这条新的路线实际上把战后这段时期变成了未来毁灭性的“不测事件”的动员和准备期。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军费开支从1945年的1287亿卢布下降到了1946年的737亿卢布。1947年维持在这个水平，但要高于战前。这一数字不包括原子弹工程的花费，那是出自国家的“特殊”经费。1946年的计划还包括40个新的海军基地。经济中面向消费者的产业部门，尤其是农业，情况依旧很糟，正如财政部部长兹韦列夫1946年10月给斯大林的官方预算所显示的： 1940年 1942年 1944年 1945年 面包（以百万吨计） 24.0 12.1 10.0 11.0 肉类（以千吨计） 1417 672 516 624 黄油（以千吨计） 228 111 106 117 糖（以千吨计） 2181 114 245 465 服装（以百万件计） 183.0 54.0 47.0 50.0 鞋（以百万双计） 211.0 52.7 67.4 66.1 作为胜利者的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还不如战败的德国人。国家在战争期间通过强制购买战争公债、半自愿的捐赠和直接的税收，已经征用了人民很大一部分收入。通货膨胀更是让他们雪上加霜。战前的生活水平已经很低了，但到1946年看起来，却像是无法企及的梦想。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为斯大林又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要苏联公民为将来的贫困与饥饿做好准备。1946年3月14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他亲自撰写并精心修改的反驳文章。他在文中称以前的那位英国盟友是“战争贩子”，与希特勒是一路货色。他把丘吉尔所追求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对世界的“种族主义”统治与苏联的“国际主义”进行了对比。这次的严厉反击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斯大林想用这种方式表明：对于西方对苏联在中欧的势力范围的任何挑战，他都不会妥协。从现在起，普通公众所希望的，不再是与西方列强的合作，而是如何防止与它们开战。这种恐惧正是斯大林开展其动员运动所必需的。 斯大林让安德烈·日丹诺夫负责动员运动（人们称之为日丹诺夫主义）。日丹诺夫作为列宁格勒战时的党的首脑，其作用并不突出，然而其背景使之足以做好这次的宣传工作。他出生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他的父亲跟列宁的父亲一样，是公立学校的督学；而他的母亲是个贵族，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他很有教养，也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1946年4月，日丹诺夫向苏共中央机关和宣传人员传达了“斯大林同志的命令”：坚决驳斥“人民在战后需要休养生息之类的”想当然的说法。 斯大林的这次运动所针对的另一类对象是军队的指挥官。克里姆林宫的领袖怀疑这些欧洲的征服者有波拿巴主义倾向。他想趁着大规模复员工作仍在继续，把他们管教得服服帖帖。据美国情报机构估计，截止到1946年9月，苏军兵力已从顶峰时的1250万减少到450万。在此期间，军队的精英也变得不思进取，他们的战斗精神逐渐销蚀于醇酒、女色和侵占他人财物的狂欢中。1946年3月，对“胜利的一代”的高层首先进行的试探性清洗开始了。许多军队的领导人、国家的管理人员以及工程师，都在“飞机工业案”中受到诬陷。负责飞机制造业的人民委员阿列克谢·沙胡林（Alexei Shakhurin）将军以及苏联空军指挥官亚历山大·诺维科夫（Alexander Novikov）空军元帅被突然解职，然后又遭到逮捕，罪名是莫须有的用“有缺陷的”飞机装备红军。 与此同时，斯大林的军中反情报机构“发现”：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从德国运回了成车的物品和珍宝供家人和自己使用。现在，这位曾经骑着白色种马指挥胜利阅兵的苏联国家英雄，作为敖德萨军区司令，开始了半流放生活。斯大林的忠实副手、曾经在战时负责飞机工业的格奥尔吉·马林科夫，也失去了他在苏共书记处和组织局的职务（不过，他很快得到了斯大林的宽恕）。这位独裁者想要表明，战争中的功劳并不能保证不会被清洗。对于老兵和其他许多人来说，伤害之外再添侮辱的是，1946年底，斯大林取消了胜利日这天的法定假日和公众庆祝，反倒是新年这一天给人民放了假。 一些被降级的老战士意识到了斯大林统治这一可怕的现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开始监听苏联军队的所有领导人，他们中有些人的谈话录音历史学家们现在已经可以听到。这其中就包括瓦西里·戈尔多夫（Vasily Gordov）将军和他以前的参谋长费奥多尔·雷巴利琴科（Fedor Rybalchenko）将军在1946年除夕之夜的私人谈话。戈尔多夫，一位在斯大林格勒、柏林和布拉格战斗过的冷酷的军队指挥官，是朱可夫的同情者之一。他丢掉了自己的高级职位。愤怒和酒精让这两位将军没能管住自己的舌头。他们一致认为，西方的人民生活得更好，苏联人民跟他们没法比。他们还认为农村的生活极为悲惨。雷巴利琴科说，“人民对他们的生活感到愤怒，并在火车上，在所有的地方公开抱怨。说是因为饥荒，那是不可信的；报纸只是撒谎。只有政府活得好，人民却在挨饿”。戈尔多夫大声问有没有办法到国外（“在芬兰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工作和生活。两位将军对失去西方的援助感到遗憾，还担心斯大林与英美集团对抗的政策会以战争和苏联的失败而告终。雷巴利琴科最后说：“我看用不了十年，它们就会用鞭子抽我们的屁股。所有人都说会发生战争。我们的威望一直在下降！没有人会支持苏联。” 心怀不满的军人完全清楚，斯大林在策划新的清洗。当雷巴利琴科说戈尔多夫该去请求斯大林的原谅时，后者对这个建议不屑一顾。他带着战后的精英们所特有的那种骄傲，大声说道：“我为什么要自取其辱呢？”三天后，在与自己妻子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戈尔多夫承认，他的农村之行（在他作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参加“选举”之前）让自己得到了“彻底的新生”。“我相信，如果我们现在解散集体农庄，明天就会有秩序和市场，一切都很充裕。不要干涉人民；他们有权过得更好。他们在战斗中赢得了这些权利！”戈尔多夫最后还说，斯大林“毁掉了俄罗斯”。 在苏联精英中，这样批评斯大林的还很少见。但到了1946年底，不满情绪愈演愈烈，因为当时一场严重的干旱袭击了乌克兰、克里米亚、摩尔达瓦、伏尔加地区、俄罗斯中部、远东、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大部分肥沃的地方。天灾，再加上战后缺少人力与资源，导致了发生大饥荒的危险。但斯大林和他采取的政策不但没能防止饥荒，反而造成了这场人为的灾难，就跟1932～1933年的饥荒相似。 斯大林跟20世纪30年代一样，拒不承认灾难正在发生，而是宁可去指责“破坏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食物短缺的责任据说在于这些人。克里姆林宫的领袖掌握着数量庞大的“战略”储备粮，那是他用无情的手段积累起来供战争使用的。现在他拒绝发放这些粮食供人们消费。在国家金库中，斯大林还有1500吨黄金可以到国外购买食品。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后来回忆说，斯大林禁止出售黄金。他甚至拒绝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给俄罗斯的粮食援助（只是允许给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些）。同时，他还许诺要把苏联的食品送给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还有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 为了给工业建设和改良军备提供资金，斯大林又开始采取战前的剥夺苏联人民尤其是农民和农业工人的政策。1946～1948年，向农民征收的税费增加了30%，而到1950年则陡增到150%。国家不仅拒绝偿还战争公债——“借”苏联人民的那几十亿卢布实际上都被没收了——还把新的重建公债强加到挣扎中的苏联公民头上。 斯大林肯定明白怨恨当局和他自己的人有多么多，但他也知道，只有精英才是真正的威胁。米高扬回忆说，斯大林“知道俄国农奴的主要特性就是特别能忍”。以打掉精英们的傲气和自主精神为目的的清洗，逐渐变成了针对他们的新一轮的恐怖。在1945年和1946年，内务部特别委员会起诉的案件数量有所减少，从26600起降到了8000起，但到了1949年，又陡增到38500起。1947年1月，戈尔多夫将军、他的妻子以及雷巴利琴科将军，连同军队的其他要人及其家属，遭到逮捕并被投进监狱。这些清洗还是有限的、暗中进行的，没有公开批判。但没过几年，当冷战使世界出现两极对立、斯大林的地位变得不可撼动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独裁者对精英的大规模迫害就开始了。

斯大林对苏联社会的“巩固”

诺曼·奈马克评论说，“战争为统治者的种族清洗找到了借口”并“通过暂时取消民法提供了对付令人讨厌的少数派的机会”。与西方日益加剧的对抗成了斯大林恢复对精英分子的全面控制的契机，而且还让他有了正当的理由，实现苏联精英及官僚系统的俄罗斯化，并借助带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主旋律和刻板的种族等级制度，加强对苏联社会的控制。 作为官方反犹政策的遮羞布，反“世界主义”运动是加强对苏联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随着冷战的开始，斯大林对犹太人的猜疑也在增加。在他的想象中，苏联的犹太精英、美国的犹太人组织以及他身边的犹太人正在策划阴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哈伊尔·加里宁（Mikhail Kalinin）和安德烈·安德烈耶夫（Andrei Andreev）在内的许多政治局成员娶的都是犹太女子，而这一点现在开始引起斯大林的怀疑。1946年，日丹诺夫逐级传达了斯大林的命令：要加快速度，把“有世界主义倾向的”干部，主要是犹太裔干部，清理出苏联的官僚系统以及包括宣传、意识形态和文化部门在内的关键岗位。第一波打击——这反映了优先考虑的新重点——针对的是苏联情报局。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克里姆林宫战时宣传的喉舌。对于自己部门中不能准确理解“有世界主义倾向”的敌人是谁的那些官员，日丹诺夫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拆掉那里的犹太会堂”。苏联犹太人已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了二十多年，各行各业和文化精英中都有许多犹太人。现在是清洗他们的时候了。 1948年春，一些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向莫斯科呼吁，要求派“五万”苏联犹太人作为“志愿者”到巴勒斯坦帮助他们对付阿拉伯人。他们承诺以支持苏联的利益作为回报。苏联的官员和中东问题专家对此非常怀疑；主流的看法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阶级本质肯定会使犹太复国主义者站在美国而不是苏联一边。出乎意料的是，虽然斯大林的反犹倾向在不断增加，他还是力排众议，命令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犹太复国主义者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1948年5月，甚至在巴勒斯坦的战事还没结束的时候，苏联就承认了以色列国的合法地位，而当时就连美国也还没有那样做。莫洛托夫在20世纪70年代声称，“除斯大林和他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反对这一决定。他解释说，如果不承认以色列，那会让苏联的敌人把这说成是反对犹太人的民族自决。但是，这样做更可能是由于斯大林认为，要削弱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唯一的办法也许就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此外，他一定还希望在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上加剧英美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希望获得进入地中海的通道。 然而，就像大部分专家预料的那样，以色列很快就倒向了美国。另外，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包括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表现出的惊人的支持力度，让克里姆林宫的领袖大吃一惊。就连伏罗希洛夫的妻子叶卡捷琳娜（Ekaterina）（戈尔达·戈布曼，Golda Gorbman）也在以色列宣布成立的那一天对伏罗希洛夫的亲戚们说：“现在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国家。”在斯大林的眼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JAFC）已经变成了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以色列相勾结的犹太民族主义温床。斯大林知道，许多苏联犹太人都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著名演员所罗门·米霍埃尔斯（Solomon Mikhoels）视为他们非正式的民族领袖。在战争结束时，他们向莫洛托夫、他的妻子波利娜·热姆丘任娜（Polina Zhemchuzhina）、伏罗希洛夫以及卡冈诺维奇呼吁：帮助他们在克里米亚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甚至在承认以色列之前，那位独裁者就开始采取措施，消除他想象中的苏联国内潜在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1948年1月，国家安全部（MGB，前身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按照斯大林的命令，用一起交通事故杀害了米霍埃尔斯。到1948年底，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其他领袖也都遭到逮捕和审讯。除了其他许多罪名之外，他们还被指控策划所谓的阴谋，要把克里米亚变成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美国在苏联内部的滩头阵地。1949年1月，苏联情报局前局长兼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政治督导、莫洛托夫的副手洛佐夫斯基被捕。莫洛托夫的妻子也遭到逮捕。莫洛托夫回忆说，当斯大林在政治局宣读搜集到的有关波利娜·热姆丘任娜的材料时，“他的双腿开始颤抖”。同样的命运也落到苏联“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的妻子以及斯大林的贴身秘书亚历山大·波斯科列贝舍夫（Alexander Poskrebyshev）的妻子头上。事实证明，这只是反“犹太复国主义阴谋”这场大运动的序幕。运动的高潮是斯大林去世前不久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当时逮捕了许多医生并宣称，这些人在按照美国的一个犹太复国主义中心的指令，据说准备暗杀苏联的军政领导人。苏联犹太人，包括苏联官僚系统和文化精英中的许多人，预计即将被逮捕并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中，克里米亚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这表明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南翼以及向土耳其和伊朗的施压未果仍然耿耿于怀。1947～1948年，土耳其变成了美国资金与军事援助的受援国，变成了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盟友。伊朗也在向同一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斯大林对南高加索各族人民的承诺未能兑现，反而弄巧成拙。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共产党领导人，尽管都是斯大林任命的，却像共用一个厨房的家庭妇女一样开始争吵。在收回被土耳其侵占的“祖上的土地”未果之后，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领导人开始策划反对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党的书记格里戈里·阿鲁季诺夫（Grigory Arutynov）抱怨说，他没地方安置也没粮食养活遣返回国的人（尽管回到苏联亚美尼亚的只有9万亚美尼亚人，而不是预计中的40万）。他建议把生活在亚美尼亚领土上的阿塞拜疆农民重新安置在阿塞拜疆。他还建议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y Karabagh）——阿塞拜疆人与亚美尼亚人之间的一个在历史上有争议的多山的地区，从苏联的阿塞拜疆共和国转让给苏联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巴吉罗夫对此作了反驳和反诉。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向莫斯科暗示，该地区“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增加。 1947年12月，斯大林接受了阿鲁季诺夫的建议，在亚美尼亚之外重新安置阿塞拜疆的农民。不过，他并不支持重新划定该共和国的边界。而且他决定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开始对南高加索地区进行“种族清洗”，以清除可疑的和有可能不忠的人。1948年9月，运送亚美尼亚遣返人员的“胜利号”轮船发生火灾，这引起了斯大林的怀疑。他从自己在黑海的别墅打电报给马林科夫：“在遣返人员当中有美国特务。他们准备在‘胜利号’上搞恐怖活动。”第二天，马林科夫回电：“你的看法当然是正确的。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政治局立即发布命令，停止遣返。1949年4月和5月，政治局命令把所有“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分子”（包括一些从世界各地遣返回来的人）以及所有的“前土耳其公民”，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被流放的还有希腊族人。1948～1949年从南高加索流放的有15.7万人。这次“清洗”并没有终结民族主义的紧张气氛。不过斯大林还是重新控制住了该地区由于他在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活动而变得不稳定的政治局势。 与此同时，斯大林还给了“列宁格勒帮”以致命的一击。所谓“列宁格勒帮”，是指那些来自俄罗斯联邦特别是列宁格勒的党政官员。他们本来就是俄罗斯人，而且战争期间在俄罗斯民众当中很受欢迎。这些官员希望斯大林在战后重建中会继续重用他们。他们当中包括国家计委主席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和苏共组织局成员米哈伊尔·罗季奥诺夫（Mikhail Rodionov）、中央委员会书记和组织局成员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Alexei Kuznetsov）、列宁格勒党组织第一书记彼得·波普科夫（Petr Popkov）。他们是安德烈·日丹诺夫的人，曾经在德军900天的围攻中领导了英勇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列宁格勒帮”的上升势头让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感受到了威胁，他们想方设法破坏这帮人在斯大林眼中的形象，而且最后终于得逞了。克里姆林宫对“列宁格勒案”以及针对沃兹涅先斯基的“国家计委案”展开了调查。1949年2月和3月，斯大林解除了沃兹涅先斯基、罗季奥诺夫、库兹涅佐夫和波普科夫的职务。几个月后，国家安全部逮捕了他们，与之一同被捕的还有其他65名高级官员及145名家属和亲戚。“调查”采用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拷问手段。斯大林让包括马林科夫和国防部部长尼古拉·布尔加宁在内的政治局成员亲自参加审讯。1950年10月1日，包括沃兹涅先斯基、罗季奥诺夫、库兹涅佐夫和波普科夫在内的23位高级官员遭到处决。戈尔多夫、雷巴利琴科和格里戈里·库利克（Grigory Kulik）等被捕的将军也几乎同时被枪毙了。 在短短几年内，斯大林就从作为二战胜利者的苏联人民那里，成功窃取了胜利的荣耀与和平的果实。当然，如果没有包括军政精英在内的许多心甘情愿的合作者的支持，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许多战争老兵从英雄迅速沦为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他们欢迎并支持把苏联变成一个世界帝国和超级大国。再次抬头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在意识形态上相信“西方帝国主义”对苏联的亡我之心不死——所有这些，合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使无数苏联公民由衷地赞成斯大林的战后计划。用苏维埃帝国及其在中欧的安全缓冲区，来取代面包、幸福和胜利后的舒适生活，开始在许多老兵的眼里被认为是必要的。为了补偿国内安全感的长期缺失，他们采取了种种手段：把自己的恐惧心理向外投射（projecting）；复活对苏联军事力量的崇拜；对西方公开表示敌意并信奉新的反美主义。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些将成为苏联人集体认同的核心。 在求助于俄罗斯沙文主义冲动的同时，国家宣传和媒体也在严厉指责犹太“世界主义者”。在国立莫斯科大学清洗犹太人期间，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听他的一位战争老兵朋友对自己解释说：“几年来，党一直在与犹太人的统治地位做斗争。它正在从自己的队伍中清理犹太人。”与此同时，另一位勇敢的年轻老兵则对反犹主义提出了公开批评。他立即丟掉了自己的党籍并从这所大学里消失了。反犹主义清洗让那些支持反犹政策的人获得了一种类似于希特勒统治下的许多德国人曾经有过的虚假的团结感和权力感。另一位亲历者描述了这样几种人：“他们在战争中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他们缺乏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成为生活的主人。” 在国立莫斯科大学的一次批判“世界主义”的会议上，谢尔盖·德米特里耶夫（Sergei Dmitriev）教授问他的同事这次运动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回答是：“战争。人民必须为新的战争做好准备。而它正在迫近。”对于斯大林的反犹运动和他对亚美尼亚人、希腊人还有乌克兰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的流放，愈演愈烈的冷战无疑有助于他证明自己做法的合理性。它还有助于他加强对俄罗斯的控制，那是他的“社会主义帝国”的核心。有关新的战争的传闻也有助于斯大林消除精英当中任何潜在的不满和异见。在苏联，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都确信，西方在磨刀霍霍，必须对其进行遏制。 1946年7月，当美国在比基尼环礁试爆了两颗原子弹的时候，这种感觉变得更强烈了。试验就发生在美国人提出自己的原子能“国际控制”计划两周之后和巴黎和会前夕（1946年7月29日至10月5日）——召开此次会议，是为了谈判有关与德国及其卫星国签订和约的问题。苏联的两位观察员目睹了此次试验并向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报告了试验结果。这两人当中有一位是谢苗·亚历山德罗夫（Semen Alexandrov）中将，他是地质学家，也是苏联原子弹工程中负责铀矿勘探的首席工程师。他把有关试验的胶片带回莫斯科，除了在自己的朋友和同事中，还在克里姆林宫播放了这些胶片。 在苏联的政治精英当中，几乎没有人怀疑，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已经变成美国战后的外交工具，并对苏联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对于斯大林有关新的战后局势是零和游戏的看法，就连最有才智和最有经验的党员，也无法否认其说服力。自认属于“胜利的一代”的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经历了苏联从1941年和1942年夏季的惨败到柏林大捷的整个战争。1946年初，政治局派他与一小群别的记者和作家到美国执行宣传任务。美国的富裕与苏联的破败形成的强烈反差让他几乎无法承受。令他不安的还有美国刚刚出现的反苏浪潮。一回到国内，他就写了一部戏剧——《俄国问题》。在剧中，美国的帝国主义分子、政客和报业巨头，想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剧中的主要人物，一位进步的美国记者，想要揭穿这个阴谋。他来到苏联，目睹了俄国人并不希望再来一场战争。这部戏是对美国政治和媒体的粗劣讽刺，但西蒙诺夫对于自己所写的内容无疑是真心相信的。苏联遭受了那么大的损失，它怎么可能再威胁别的国家呢？不过，他同时也认为，如果没有战后的动员与重建，苏联就会任人摆布，或许还会被美国可怕的力量压垮。斯大林喜欢西蒙诺夫的这部戏。《俄国问题》在杂志上连载，在电台中广播，还在苏联演出了许多场，有数百万人观看。十年后，西蒙诺夫仍然赞成这样的看法，即在1946年，苏联面临着严峻的选择：要么迅速强大，要么毁灭。 斯大林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帝国”，它不可战胜，各个侧翼都得到保护。但这个计划有其内在的缺陷。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像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和大英帝国这些成功的范例，对于众多全然不同的庞大的领土，除了依靠赤裸裸的武力之外，还利用别的因素去进行控制。它们招募当地的精英，对种族的、文化的和宗教的差异常常抱着宽容的态度，而且促进自由贸易与交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帝国”利用强大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情绪以及社会工程，想让社会和精英们脱胎换骨。它采用单一的工业化和政党制度的模式。与此同时，它还剥夺了公民的自由、财富、合作以及人的尊严，代之以社会正义的幻觉。 这个“社会主义帝国”利用了作为其核心人口的无数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的忍耐、幻觉与苦难。它还利用了欧洲和亚洲的无数真正相信共产主义的人的信仰——在那里，马列主义起到了一种世俗的宗教的作用。位于这座信仰与幻觉金字塔顶端的，是斯大林这位一贯正确的领袖本人的偶像。然而，领袖终有一死。斯大林的去世必然会造成合法性危机，并在其接班人之间引发继承权之争。 最重要的是，苏联受到来自西方的自信而有力的挑战。美国以其强大的财力、物力和军力，帮助西欧各国和日本建立了市场经济和大众的消费社会。斯大林反西方的斗争毫无胜算。令人痛苦的是，这一点在德国最为明显。在那里，当苏联人想把他们的占领区变成自己“帝国”在中欧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他们遇到了大麻烦。
  1. 参见1952年1月21-25日《华盛顿邮报》上霍特利特关于此次交谈的文章；Mastny，“Cassandra in the Foreign Office”。关于斯大林与李维诺夫观点上的异同，参见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38-39。?????
  2. Goncharov，Lewis，and Litai，Uncertain Partners，4-5.在1945年1月15日所罗门·洛佐夫斯基给斯大林的备忘录中，这一预期非常明显，见干Slavinsky，Yaltinskaia konferentsia i problema“severnikh territorii，”86。?????
  3. 斯大林致哈里曼，1945年8月19日，Special Files，box182，HarrimanCollection，LC；Slavinsky，“Soviet Occupation of the Kurile Islands，”62-64；Hasegawa，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1：63-64。更详细的背景可参见Hasegawa，Racing the Enemy。?????
  4. Volokitina et al.，Vostochnaia Evropa，1：247-51；1945年8月22日和24日的日记，Dimitrov，Diary，380。关于英国人的反应，参见Hazard，Cold War Crucible，117，123。?????
  5. 1945年8月30日的日记，Dimitrov，Diary，381。?????
  6. 详情参见Alperovitz，Atomic Diplomacy。?????
  7. APRF中的9月13日电报，转引自Pechatnov，“Allies Are Pressing on You，”4。?????
  8. APRF中的9月21日电报，转引自Pechatnov，“Allies Are Pressing on You，”4；另见Pechatnov，“Averell Harriman，”37。?????
  9. Pechatnov，“Allies Are Pressing on You，”5。?????
  10. APRF中的9月22日电报，ibid.，5.?????
  11. APRF中的9月26日电报，ibid.，6。关于斯大林争取对日控制权问题，更多内容见于Pechatnov，“Averell Harriman，”35-42。?????
  12. 1945年8月30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保加利亚代表团时讲话的笔记，CSA，f.146B，op.4，ae.639，1.20-28，由乔丹·巴耶夫（Jordan Baev）提供，Stalin Collection，CWIHP。?????
  13. 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97.?????
  14. Pechatnov，“Allies Are Pressing on You，”6.?????
  15. 参见Volokitina et al.，Vostochnaia Evropa，1：248-51，280-87，294-95；1945年10月25日哈里曼与斯大林的会谈，Harriman Collection，Special Files，box183，LC.?????
  16. Leffler，Preporiderance of Power，47；关于美国的“开放的”势力范围观念，参见Mark，“American Policy toward Eastern Europe”。?????
  17. Werblan，“Conversation between Wladyslaw Gomulka and Josef Stalin，”136.?????
  18. 斯大林致V.M·莫洛托夫、G.M·马林科夫、L.P.贝利亚和A.I.米高扬，1945年12月9日，RGASPI，f.558，op.11，d.99，1.127；Khlevniuk et al.，Politburo TsK VKP（b）i Sovet Ministrov SSSR，201-2。?????
  19. FRUS，1945，8：491-519；Taubman，Stalin's American Policy.?????
  20. 斯凯勒日记，转引自Hazard，Cold War Crucible，152；1945年12月23日的日记，Dimitrov，Diary，518。?????
  21. 斯大林与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K.格奥尔吉耶夫（K.Georgiev），部长P·斯塔伊诺夫（P.Stainov）和A.尤戈夫（A.Yugov）以及特使D.米哈尔切夫（D.Mikhalchev）的会谈，1946年1月7日，APRF，f.45，op.1，d.252，1.28-39，发表在Volokitina et al.，Vostochnaia Evropa，1：357，359，360，361。当时苏联的情报机构报告说，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加紧怂恿保加利亚反对派进行抵制。参见“Political Problems in Bulgaria and Romania Following Moscow Conferen Decisions”。?????
  22. Dimitrov，Diary，520，521，522-23.?????
  23. 佩恰特诺夫在俄罗斯档案中看到了会谈的记录。参见Leverin，Pechatnov，Botzenhart-Viehe，and Edmondson，Debating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21；Boterbloem，Life and Times of Andrei Zhdanov，249-51。?????
  24. 斯大林与博莱斯瓦夫·贝鲁特（B.Bierut）及爱德华·奥索布卡-莫拉夫斯基（E.Osubka-Morawski）的会谈，1946年5月24日，见于Volokitina et al.，Vostochnaia Evropa，1：458-59，461，462-63?????
  25. Niu Jun，“Origins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55-56.?????
  26. 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31-32.?????
  27. Ledovsky，“Stalin i Chan Kai Shi.”?????
  28. “蒋经国来访”，所罗门·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及莫洛托夫，1945年12月29日，APRF文件，转引自Ledovsky，“Stalin i Chan Kai Shi，”108。?????
  29. 斯大林与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APRF文件，转引自Ledovsky，“Stalin i Chan Kai Shi，”106，108，109-19；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33。?????
  30. 毛泽东想要维持他的武装力量以备将来对抗国民党政府，他向克姆林宫通报过这一意图。参见Ledovsky，“Stalin i Chan Kai Shi，”110；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32。?????
  31. Kuisong，“Soviet Factor and the CCP's Policy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26；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34.?????
  32. Westad，Decisive Encounters，35.?????
  33. 公约允许苏联舰队在和平时期通过海峡，但土耳其可以在战时或在“受到侵略威胁”的情况下关闭海峡。英国、法国、南斯拉夫、希腊、保加利亚以及德国和日本都是该公约的签约国。?????
  34. 参见“Besedatov.Stalina i Molotova s ministrom inostrannikh del Turtii Sarajoglu，M Moscow，October 1，1939，RGASPI，f.558，op.11，d.388，1.14-32；写有斯大林对1940年11月柏林谈判指示的莫洛托夫笔记，Volkogonov Collection，LC；“On the Eve”；“Zapis besedi tov.I.V.Stalina s Cherchillem，”October 9，1944，发表于Isfocnik 2（2003）：50-51。利用苏联档案对苏土关系所做的最好的描述参见Hasanli，SSSR-Turtsiia；Lavrova，Chernomorskiie prolivi，42-7；Kochkin，“SSSR，Angliia，SShA I‘Turetakii krizis，’”58-77。?????
  35. Maxim Litvinov，“K voprosu 0 prolivakh，”November 15，1944，AVPRFf.06，op.6，pap.14，d.143，1.52；米勒（Miller）致杰卡诺佐夫，1945年1月15日，AVPRF，f.06，op.7，pap.57，d.946，1.6。?????
  36. “Kvoprosu ob istorii sovetsko-turetskikh otnoshenii v1944-1948godakh，”I.N.泽姆斯科夫（I.N.Zemskov）为苏联外交部历史与外交司准备的综述，RGANI，f.KPK，“Delo Molotova，”13/76，8：13。西方对相关背景的最好的介绍见于Kuniholm，Origins of the Cold Warin the Near East，257-64。另见FRUS，1945，1：1017-18。?????
  37. 1944年，驻保加利亚的苏军司令费奥多尔·托尔布欣元帅在与格鲁吉亚党的官员阿卡基·姆格拉德泽的谈话中说，他两次给斯大林打电话劝说他进攻土耳其。Mgeladze，Stalin，61-62.?????
  38. AVPRF，f.129，op.29，pap.168，d.22，1.15-16，f.06，op.7，pap.47，d.758，1.6-14，转引自Lavrova，Chernomorslciie prolivi，77-78，以及Kochkin，“SSSR，Angliia，SShA i‘Turetskii krizis，’60。?????
  39. Fromkin，Peace to End All Peace；Hasanli，SSSR-Turtsiia，154-56；Melkonian，“Puti politicheskoi adaptatsii armianskoi diaspori”；1946年5月29日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部按S.卡拉佩强（S.Karapetian）致亚美尼亚共产党（布）书记G.A.阿鲁秋诺夫，亚美尼亚问题备忘录，亚美尼亚党中央档案1946年“特别文件”。?????
  40. Chuev，Sto sorok besed，102-3；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92-93；Lavrova，Chernomorskiie prolivi，78.?????
  41. 科拉罗夫1945年1月28日与斯大林会谈后的记录。斯大林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CSA，f.147В，op.2，d.1025，1.12，由乔丹·巴耶夫提供，Stalin Collection，CWIHP。?????
  42. Kuniholm，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262-65；Lavrova，Chernomorskiie prolivi，84-85，86；AVPRF，f.017，op.3，pap.2，d.2，1.56，发表在Kynin，SSSR i Germanskii Vopros，1：608。?????
  43. Taubman，Stalin's American Policy，116-18；Chuev，Sto sorok besed，103；Pechatnov，“Allies Are Pressing on You，”7-8。?????
  44. 弗拉基米罗夫（Vladimirov）致季米特洛夫，1944年12月27日，见于Dimitrov，Diary，456；Kvoprosu obistorii sovetsko-turetskikhotnoshenii v1944-1948godakh，”泽姆斯科夫为苏联外交部历史与外交司准备的综述，RGANI，f.KPK，“Delo Molotova，”13/76，8：13。?????
  45. Chuev，Sto sor besed，102-3；此次全会的文字记录，1955年7月11日，RGANI，f.2，op.1，d.161，I.224：?????
  46. Hasanli，SSSR-Turtsiia，212-13，296.?????
  47. 在外交人民委员部中有两位重要的成员是格鲁吉亚人：谢尔盖·卡夫塔拉泽和弗拉基米尔·杰卡诺佐夫。N.Khrushchev，Khrushchev Remembers，295-96；Beria，Reria，My Father，200-201.?????
  48. 格鲁吉亚总统档案，Tbilisi，Georgia，f.14，op.19，1.209，127-29，51-57；Hasanli，216-21；作者对大卫·斯图鲁阿的采访，第比利斯，1999年8月20日，所有权归作者所有。?????
  49. Hasanli，SSSR-Turtsiia，250-51，259-61，271；Izvestia，December 16，1945.?????
  50. 斯大林致维诺格拉多夫，1945年12月7日在安卡拉收到的电报，RGASPI，f.558，op.11，d.99，1.117-18。?????
  51. Hasanli，Yuzhnii Azerbaijan，74，421-22；英文版参见At the Dawn of the Cold War：The Soviet-American Crisis over Iranian Azerbaijan，1941-1946（New York：Rowan and Littlefield，2006）。关于巴吉罗夫，参见Ismailov，Vlast i Narod；Scheid，“Stal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Azerbaijan Democratic Party，”3。?????
  52. Baibakov，Ot Stalina do Eltsina，81，83.?????
  53. 贝利亚致斯大林，“O mirovoi dobiche i zapasakh nefi，”GARF，f.9401（“斯大林特别档案”），op.2，d.66，1.151-58。?????
  54. Hasanli，Yuzhnii Azerbaijan，35-71；巴吉罗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5年9月6日，GAPPOD AzR，由国家安全档案馆贾米勒·哈桑雷博士提供的复印件。?????
  55. 1944年11月7日凯南致美国国务院，FRUS，1944，5：470；Skrine，World War in Iran，227；Abrahamian，Iran between the Two Revolutions，210。?????
  56. RGASPI，f.17，op.128，d.176，1.54-106，121-66以及d.819，1.31-85，155-229.?????
  57. 苏共政治局致巴吉罗夫，1945年7月6日，GAPPOD AzR，f.I，op.89，d.90，1.4-5，由国家安全档案馆贾米勒·哈桑雷博士提供的复印件。另见Hasanli，Yuzhnii Azerbaijan，74-78.?????
  58. 该信息由埃尔达·伊斯梅洛夫（Eldar Ismayilov）教授在“冷战中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国际会议上提供，格鲁吉亚的金娜达利（Tsinandali），2002年7月8～9日。?????
  59. 1920～1921年，苏联红军帮助分离主义分子在伊朗北部成立了“吉兰苏维埃共和国”，它宣布脱离伊朗实行自治。后来由于与德黑兰的领袖礼萨沙阿（Shah Reza）达成了交易，克里姆林宫就牺牲了这些分离主义分子。布尔什维克领导层隐含的动机是要消除英国在伊朗的影响。Jacobson，When ihe Soviet Union Enrered World Politics，63-67；Chaqueri，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of Iran，426-29，442-47；Abrahamian，l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210，218，236-37·有关斯大林的干预，参见Jakov Drabkin，et al.，eds.，Komintern i ideia mirovoi revoliutsii.Dokumnenti（Moscow：Nauka，1998），215-16?????
  60. L'Estrange Fawcett，Iran and the Cold War，46；另见Hasanli，YuzhniiAzerbaijan，86-87.?????
  61. “伊朗政局及开展民主运动的措施”，阿舒罗夫（Ashurov）1945年12月30日给费丁（Fitin）及叶梅利亚诺夫（Yemelyanov）的报告，上面有叶梅利亚诺夫在1946年1月19日以及巴吉罗夫在1946年1月23日的批示，GAPPOD AzR，f.1，op.89，d.113，1.17-33，文件由国家安全档案馆贾米勒·哈桑雷博士提供；克里姆林宫在人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阿尔塔舍斯（Artashes）[奥瓦涅相（Ovanesian）]在1945年9月21、22、24日以及10月5日给全联盟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RGASPI，f.17，op.128，1.31-85。更多细节参见Hasanli，Yuzhnii Azerbaijan，85-86，88-135。?????
  62. 这样想也不是毫无根据；有迹象表明，英国可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Abrahamian，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222.?????
  63. 英国驻伊朗大使里德·布拉德爵士（Sir Reader Bullard）对伊朗参谋长说过：“我们不会为此向俄国宣战。”Kuniholm，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219；Ulam，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426；Lytle，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149-51.?????
  64. 莫洛托夫与盖瓦姆会谈的文字记录，见于AVPRF，f.06，op.6，pap.35，d.547，1.3-20以及d.552，1.14-32；斯大林与盖瓦姆谈话的录音现在仍然没有公开，不过可以根据其他的证据材料来重构这些谈话的内容；参见Fatemi，USSR in Iran，102-4；Hasanli，Yuzhnii Azerbaijan，220-311。?????
  65. Hasanli，Yuzhnii Azerbaijan，423.?????
  66. Kuniholm，Origins of the Cold War，310-11，314；Lytle，Origins of theIranian-American Alliance，161-63.?????
  67. Chuev，Sto sorok besed，103-4.?????
  68. 转引自Yegorova，“‘Iranskii krizis，’”41。?????
  69. Pechatnov，“Allies Are Pressing on You.”?????
  70. Ismailov，Vlast i narod，276.?????
  71. Mark，“War Scare of 1946，”400-406；还可以参见他的“Turkish War Scare of 1946，”112-26。?????
  72. Mgeladze，Stalin，61-62.?????
  73. 1947年2月13日，全联盟对外文化交流协会（VOKS）——一个为了在国外结交朋友和扩大苏联影响而由国家提供经费的“公共组织”——向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和G.亚历山德罗夫报告说，相比于1940年的区区6个而言，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在1946年已经在54个国家发展了自己的分支组织。该协会在国外的分支组织的数量已经从24个增加到4306个，其成员总数也从800人增加到300万人。RGASPI，f.82，op.2，d.1013，1.8.另外，在1946年，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党员人数也达到了数百万。?????
  74. 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报告，阿纳托利·戈尔斯基（AnatolyGorsky）致弗拉基米尔·梅尔库洛夫（Vladimir Merkulov），转引自Weinstein and Vassiliev，Haunted Wood，283-85。?????
  75. Weinstein and Vassiliev，Haunted Wood，104-7；由于担心暴露，总参情报总局肯定也“冻结”了自己的间谍网，因为它的许多特工在1938年的大清洗之后都转到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间谍网。从1945年底以来，总参情报总局以及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都是由政治局（由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监管的，该委员会对古津科和本特利事件进行了调查。作者对前总参情报总局官员米哈伊尔·米尔斯坦的采访，莫斯科，1990年1月20日；Milstein，Skvoz godi voin i nischeti：Vospominania voiennogo razvedchika，78-99?????
  76. Levering el al.，Debating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14-19.?????
  77. Werblan，“Conversation between Wladyslaw Gomulka and Josef Stalin，”136.?????
  78. Gaddis，We Now Know，196，197，292，294.?????
  79. Smyser，From Yalta to Bcrlin，62-63；关于美国对外政策背后的地缘战略依据，参见Leffler，Preponderance of Power。?????
  80. Chuev，Sto sorok besed.，86.?????
  81. 斯大林在1945年9月19日的电报中写道：“现在是时候对美国人的动议……准备一些很可能会做出的决定了。会有艰难的讨价还价和达成妥协的尝试。”转引自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97。?????
  82. Dimitrov，Diary，October 8，1945，506；Lundestad and Westad，Beyond the Cold War，30-31.?????
  83. 有关此事的文件参见Khlevniuk et al.，Politburo TsK VKP（b）i Sovet Ministrov SSSR，195-202；Pechatnov and Chubarian，“Molotov‘the Liberal，’”129-40；Naimark，“Cold War Studies，”1-15。从国内权力斗争的角度对这一事件的详细分析参见Gorlizki and Khlevniuk，Cold Peace，21-23.?????
  84. Pechatnov，“Allies Are Pressing on You，”11.?????
  85. 伊万·麦斯基致V.M·莫洛托夫，1945年11月14日，“Ob ekonomicheskoi politike SShA posle voini，”AVPRF，f.06，op.7，pap.18，d.184，1.38-75。麦斯基的这份备忘录是专为莫洛托夫写的，但每份文件给他送了五份副本。莫洛托夫有可能把这些副本发给了政治局的“四位”主要成员。A.阿鲁秋尼扬（Arulyunian）1946年3月2日致V.M.莫洛托夫的备忘录，“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International Bank of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spravka），”1946年3月9日致V.杰卡诺佐夫的未署名备忘录，AVPRF，f.06，op.9，pap.19，d.225，1.3-4，16-17；关于沃兹涅先斯基的态度，参见Mikoyan，Tak bylo，493-94。?????
  86. Levering et al.，Debating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15；Chuev，Sto sorok besed，88-89.?????
  87. Stalin，Works，15：2-3.5-6，15-16，19-20.斯大林对这篇讲话稿的修改见于Stalin Papers，RGASPI，f.558，op.11，d.1127。关于这次讲话，参见Resis，Stalin，the Politburo，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88. 关于这个话题参见Tucker，Soviet Political Mind，91；以及Wohlforth，Elusive Balance，63。?????
  89. 兹韦列夫致斯大林，1946年10月8日，APRF，f.3，op.39，d.18，1.55，56，发表于Istochnik 5（2001）：21-47；Bystrova，“Voienno-promishlennii kompleks SSSR，”242。?????
  90. APRF，f.3，op.39，d.18，1.59，60，66，发表于Istochnik 5（2001）。?????
  91. 斯大林这篇文章的草稿见于RGASPI，f.558，op.11，d.1127；1946年3月14日斯大林答《真理报》记者问，见于Works，15：36-37；Pechatnov，“Fultonskaia rech Cherchillia，”91-92；Zubkova，“Mir mnenii sovetskogo chelovelca，”104-5；另可参见她的“Stalin i obschestvennoie mneniie v SSSR，1945-1953”，Stalin i kholodnaia voina（Moscow，1998），282。?????
  92. Boterbloem，Life and Times of Andrei Zhdanov；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112-19，124.?????
  93. Weekly Summary Excerpt，September 20，1946，Effect of Demobilizationon Soviet Military Potential，见于Kuhns，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83。?????
  94. Khleviuk，Politburo TsK VKP （b） i Soivet Ministrov SSSR 1945-1953，204-6. Reshetnikov，“Drama marshala Novikova，”3；I.N.Kosenko，“Zagadka‘aviatsionnogo dela，’”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6（1994）：57-62，以及8（1994）：54-66；Pikhoia，Sovetskii Soiuz，45-47。?????
  95. Naumov et al.，Georgii Zhukov，15-23；Pikhoia，Sovetshii Soiuz.?????
  96. Maksimova，“Podslushali i rasstreliali，”引自V.戈尔多夫和他的参谋长F.雷巴利琴科1946年12月28日以及戈尔多夫和他的妻子塔季亚娜（Tatyana）1946年12月31日的谈话录音；Zubkova，Obchestvo ireformi，52-53。?????
  97. Maksimova，“Podslushali i rasstreliali，”5.?????
  98. Chemyaev，Moia zhizn，198；赫鲁晓夫也批评斯大林那时“过于狂妄”，但这是事后的看法，不应该算在里面。参见Khrushchev，“Memuari Nikiti Sergeevicha Khrushcheva，”80。?????
  99. 这次干旱的范围跟1921～1922年苏俄遭受的那次差不多，当时有数百万人死于饥荒。N.Khrushchev，Khrushchv Remembers，229.另见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官方报告，Pikhoia，Sovetskii Soiuz，18；Taubman，Khrushchev，199-201。?????
  100. 到1948年为止，国有的粮食储备是1050万吨；1952年的时候增加到1730万吨，为本身就不多的、苏联拥有的全部粮食的一半。如不进口农产品或发放国家的食品储备，苏联会立即陷入饥荒。G.S.Zolotukhin to L.I.Brezhnev，“Spravka o zagotovkakh i raskhode zerna gosresursov v 1940-1977 selkokhoziaistvennikh godakh，”Volkogonov Collection，reel 18，container 28，LC；Mikoyan，Tak Bylo，526.?????
  101. Levering et al.，Debating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15；Zubkova，Sovetskaia zhizn，110-16，497-503.?????
  102. Mikoyan，Tak bylo，517-19，526.?????
  103. 引自谢尔盖·科鲁格洛夫（Sergei Kruglov）及罗曼·鲁坚科（Roman Rudenko）致赫鲁晓夫，1953年12月，Volkogonov Collection，box 28，LC。?????
  104. Izvestia，July16，1992；Mikoyan，Tak bylo，556-57.米高扬认为斯大林本来可能“也除掉朱可夫”，但朱可夫在全国享有的声望让他没有下手。?????
  105. Naimark，Fires of Hatred，187.关于战后按照种族路线对苏联精英和社会的刷新，参见Weiner，Making Sense of War。?????
  106. Chuev，Sto sorok besed，272；关于20世纪20年代犹太人与俄罗斯人通婚的情况，参见Slezkine，Jewish Century，179-80。?????
  107. RGASPI，f.17，op.125，d.377，1.1，35，36，以及d.378，1.1-2，76-85；有关对苏联情报局清洗的情况，参见RGASPI，f.17，op128，d.870，1.118-34。关于日丹诺夫对苏联文化和宣布机构以犹太人居多这种情况的态度，参见Kostyrchenko，Tainaia politika，282，290-91，361-65；Slezkine，Jewish Century，275，301—5。?????
  108. S.А·维诺格拉多夫与В.Е.施泰因（В.E.Shtein）致A.Y.维辛斯基，1948年3月15日，以及В.E.施泰因致A.Y.维辛斯基，1948年4月22日，见于Naumkin，Blizhnevostochnii konflikt，1：29-30，36-37；另见Kolokolov et al.，Sovetsko-Izraitskie otnosheniia，1：276-86；Chuev，Sto sorok besed，93-94。?????
  109. Kolokolov et al.，Sovetsko-Izrailskie otnosheniia，1：276-86；Rucker，“Moscow's Surprise，”尤其是第20～23页和第24～25页。?????
  110. Kostyrchenko，Tainaia politika，388-91，401-7，422-48；Chuev，Sto sorok besed，473.?????
  111. Kostyrchenko，Tainaia politika，401-7；Brent and Naumov，Stalin's Last Crime.?????
  112. Hasanli，SSSR-Turtsiia，387-403.?????
  113. RGASPI，f.17，op.12，d.83，1.1-2，87-89.亚美尼亚埃里温通史研究所的格兰特·阿伟季相（Grant Avetissian）院士让我注意这些文件，我对此表示感谢。?????
  114. Victor Berdinskikh，Spetsposelentsy（Moscow：Novoie literaturnoie obozvenie，2005），25-26.?????
  115. Montefiore，Stalin，597-98；Spravka ob osuzhdennikh po“leningradskomu delu，”December10，1953，in Politburo TsK VKP（b）i Sovet Ministrov，306.?????
  116. Brandenberger，National Bolshevism，224.?????
  117. Gudkov，Negativnaia identichnost，20-58；Shiraev and Zubok，Anti-Americanism in Russia.?????
  118. Chernyaev，Moia zhizn，203-6，208.?????
  119. Alexeyeva and Goldberg，Thaw Generation，30-31.?????
  120. Eimontova，“Iz Dnevnikov Sergeia Sergeevicha Dmitrieva，”147.?????
  121. 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163；作者对亚历山德罗夫之子伊戈尔的采访，纽约，2004年11月2日。?????
  122. RGANI，f.5，op.39，d.12，1.23，28，61-66，67.?????
  123. 关于这些帝国，参见Duverger，Concept d'Empire；Miles，“Roman and Modern Imperialism”；Abernethy，Dynamics of Global Dominance；Lieven，Empire；Ferguson，Empire。?????
  124. social engineering，在这里是作为政治学术语，指大规模影响公众的态度和社会行为。——译者注?????
德国的僵局，1945～1953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资产阶级德国，只要它是和平的。 ——贝利亚，1953年5月 一个头脑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处在与社会主义或者说苏维埃政权关系密切的位置上的人，怎么能相信四大国管制下的和平的资产阶级德国？ ——莫洛托夫，1953年7月
德国的分裂是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发生冲突的最引人瞩目的后果。然而，只是在最近，才有人对西方的干预进行批判性的重估，而即使到现在，斯大林的整个作用也无法得到有关文件的证实。许多小范围决策的细节及其执行情况依旧模糊不清，斯大林的密码电报及许多谈话的录音在俄国档案中仍然没有解密。尽管如此，从现有的文件来看，东德事态的新发展中许多都带有斯大林的独特印记。如果没有他的明确同意，其中有些根本就不会发生。苏联驻东德最高政治委员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Vladimir Semenov），在20世纪60年代回忆说，为了实行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斯大林采取了“巧妙的外交措施”。 对东德和苏联档案检查的结果让一些学者确信：斯大林本来更希望建立一个非共产主义的、统一的德国，而不是一个分开的东德卫星国。有些专家认为，苏联人从来没有打算把东德苏联化，只是于匆忙混乱之中，阴差阳错走到了那一步。在这一章，我的看法恰好相反。证据显示，斯大林和苏联的精英们从来没想过要建立一个中立的德国。至少，苏联人是想让德国受西方控制的那一部分保持中立，而在自己的占领区建立社会主义。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在东部占领区建立社会主义，可以把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的国际主义梦想与20世纪40年代建立帝国的梦想结合起来。 从经济上来看，占领区可以提供巨大的战争赔偿，可以为苏联精英带来自肥的机会，为实业家和科学家提供高技术，为苏联核武器提供几乎所有武器级的铀。德国的分裂也是在中欧构建社会主义帝国的好借口。二战的巨大伤亡让苏联的精英和普通公民觉得，自己有资格在德国的未来问题上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而且这样的看法持续了几十年。 最后但并非无足轻重的是，斯大林从来不想把苏军撤出东德。随着对抗的加剧，无论是从军事还是从地缘战略来说，东德都是苏联在欧洲的真正的中心。几十万苏军最终被部署在那里，准备一有风吹草动就杀向英吉利海峡。 正如后来所证明的，在苏维埃帝国中，东德是麻烦最多的一个环节。作为“民族问题专家”，斯大林小心翼翼地不让德国的民族主义势力卷土重来；他感到问题的关键是把德国的分裂归罪于西方列强。因此，苏联人对东德与苏维埃帝国的逐渐一体化秘而不宣，并让东、西德的边界保持开放。这就使德国成为自由市场制度与共产主义制度展开相对开放的竞争的场所。在占领的头几年，苏联当局在巩固“他们的德国”方面，似乎是成功的。然而，到了斯大林生命的晚期，形势就明朗了：对这个作为欧洲中枢的国家的争夺才刚刚开始，而苏联人毫无胜算。

建立占领政权

在首批苏联士兵进入东普鲁士之前很久，苏联当局就制订了占领计划（文件显示始于1943年）。不过，可以理解的是，这些计划都非常模糊。伊万·麦斯基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的目标是防止德国再次发动侵略。”这个目标的实现，如果不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并“在德国建立一个强大的苏维埃政权”，那就只能通过“持久而全面地削弱德国，使之在物质上无力发动任何侵略”。二十年后，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元帅和谢尔盖·比留佐夫元帅表示，他们认为斯大林在1945年的意图就是要摧毁德国的经济：“他不认为我们会常驻德国，而且他担心整个德国会再次反对我们。” 总是怀疑西方居心叵测的斯大林，想要防止德国与西方列强在最后时刻结成同盟。在雅尔塔会议上，他甚至都不想显示出苏联对战争赔偿的极强烈的兴趣。据麦斯基说，斯大林“不想让盟国被我们的要求吓着了，从而使他们想另做打算”。对于苏联计划利用德国的战俘作为强制劳动力进行苏联城市与经济的重建，他也故意轻描淡写。实际上，苏联对于从经济上剥夺德国有着浓厚的兴趣。1945年5月11日，斯大林指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国家计委主席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麦斯基等官员，必须以最快速度把德国的军事与工业潜能转移到苏联，以确保工业区——“尤其是顿巴斯[煤矿]”的经济恢复。莫洛托夫在讨论时强调，在把西柏林交给西方列强之前，苏联人必须把它所有的工业资产都弄走。“我们为柏林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对于德国的未来，克里姆林宫首先考虑的是边界和占领问题。斯大林和他的副手们重绘了德国的版图，从上面抹掉了被称之为“德意志军国主义策源地”的普鲁士。东普鲁士连同哥尼斯堡成了苏联的一部分。西普鲁士连同但泽则归重建的波兰。斯大林还决定把德国的西里西亚和波米拉尼亚移交给波兰，以补偿苏联在1939年吞并的而且在战争结束时也没有归还的波兰东部的领土。苏联人还怂恿波兰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驱逐德意志族人。西方盟国并没有反对。到1945年底，总共有360万德意志难民从东欧迁到苏联占领区；也有许多人逃到西方占领区。这一着在地缘政治上很厉害，它改变了中欧的版图。 虽然西方列强一开始都持合作的态度，但斯大林还是做好了争夺德国的准备。1945年3月底，他告诉来访的一群捷克斯洛伐克官员，西方盟国会与德国人“合谋”，设法让其逃脱自己的罪行所应得的惩罚，会对其“较为宽大”。1945年5月，斯大林说，“争夺德国灵魂的战斗”将会是“旷日持久的、艰难的”。而在1945年6月4日，斯大林在会见德国共产党人时告诉他们：英美打算肢解德国，而他斯大林反对这样做。此外，他还说，“别看同盟国很团结，但会出现两个德国”。为了在德国的政治事务中占据牢固的地位，斯大林力主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成倡导“德国统——”的党，以便将其影响力延伸到西方占领区。1946年2月，德国社会统一党（SED）在苏联占领区成立。 要追求苏联在德国的目标，关键力量并不是当地的共产党人，而是苏联驻德军政府（SMAG）。1946年初，在与西方占领当局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苏联驻德军政府已经成为一个到处伸手的官僚机构，其官员总计达4000人，拥有相当于“帝国政府”在殖民地的特权：苏联卢布和德国马克的双薪；比苏联国内最高级的官员还要好的生活水准；可以对欧洲以前的“优等种族”颐指气使；能够经常接触到西方占领区的各种各样的影响。那位克里姆林宫的领袖让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这两套相互竞争的秘密警察机构帮助驻德军政府，同时也替他监督其活动。 驻德军政府第一任领导人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很快就丢掉了自己的工作：他的巨大的声望，再加上他的固执，让斯大林很不放心。他的继任者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Vasily Sokolovsky）元帅，是苏军指挥官中最有经验、最有教养同时也是最谦逊和低调的人。斯大林还设立了驻德政治委员一职。1946年2月，这项工作落到了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一位34岁的哲学博士和中级外交官的头上。他过去的生活并没有让他为这项艰巨的任务做好准备。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研究有关拿破仑19世纪初占领德意志各国历史的档案文件。可惜，对于这位被委以重任的年轻人来说，历史并没有给他提供有关将来活动的洞见。 德国的政治局势以及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的不确定性，使斯大林给驻德军政府和谢苗诺夫的指示显得比较谨慎和模糊。对于德国会有一番争夺，这一点斯大林没有疑问，但对于美国介入的程度，他则不能肯定。1944年10月，丘吉尔在与斯大林会谈时说，“美国人很可能不打算参与[对德]长期占领”。但是，从1945年秋开始，无数的事件表明，美国人想要留在德国。广岛轰炸后，美国人显得更有底气了。这让莫斯科觉得，他们想要挑战苏联对中欧和巴尔干的控制权。从那时候起，对斯大林来说，问题与其说在于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存在，不如说在于维持苏联在中欧尤其是东部占领区的军事存在。 1945年9月，斯大林拒绝了美国国务卿詹姆斯·拜恩斯的提议：签订条约，让德国保持20～25年的非军事化。1945年12月，在与拜恩斯的莫斯科会谈期间，斯大林对美国决意维护雅尔塔与波茨坦的合作准则表示满意，并决定“在原则上”同意讨论德国的非军事化问题。这样做其实是一种策略。斯大林仍然强烈反对拜恩斯的建议，而且，这样的立场在苏联的高级官员中也开始得到认可。1946年2月，事态明朗了。当时拜恩斯给苏联人拿出了一份有关德国非军事化的协议草案。斯大林和苏联官员对这个草案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1946年5月，包括政治局委员、军方和外交官在内的三十八位官员，向斯大林提出了他们的最终意见。朱可夫写道：“美国人想尽快结束对德占领并撤走苏联的武装力量，然后就要求我们从波兰撤军，再然后就是从巴尔干撤军。”他们还想干扰苏联拆除德国工业设施和索取战争赔偿的工作，想“保存德国的军事潜力，以作为将来实现其侵略目标的基础”。外交部副部长所罗门·洛佐夫斯基在自己的备忘录中态度更明确。他写道，如果接受美国人的计划，结果就是对各占领区进行清算、撤走苏联军队和在美国主导下实现德国经济、政治的重新统一。这反过来又导致，“不出几年，德、英、美就会联合起来对苏开战”。外交部准备的一份综述认为，在提出有关德国非军事化的建议时，美国政府追求的是以下几个目标：结束对德占领；不让苏联再从德国获得战争赔偿；破坏雅尔塔与波茨坦准则并削弱苏联对德国的控制力以及对欧洲事务的影响力；加快德国经济力量的复苏并使德国转而反对苏联。在外交通信中，这些结论成了评估美国对外政策的套话。 在苏联有关德国问题的文件中，看不出美国的原子潜力对苏联的安全考虑有什么重大影响。不过，广岛蘑菇云的阴影在苏联对德国问题的考虑中，肯定是存在的。1946年5月5日，莫洛托夫在与拜恩斯交谈时问美国为什么“不放过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为什么要在冰岛、希腊、意大利、土耳其和中国等地“到处建立自己的空军基地”。从这些基地出发——就像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苏联军方理解的——携带原子武器的美军轰炸机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击苏联的任何地方。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初，这方面的因素将促使苏联大幅增加其在中欧的军事存在，以反击美国可能发动的核打击。 斯大林与苏联的高级官员都认为，如果过早从德国撤军，就会否认苏联在中欧和巴尔干地区有驻军的权利。那样一来，满目疮痍的德国以及中欧其他国家，就会自动依赖于美国的经济与资金援助，也就会接受这些援助所附加的政治条件。苏联人剩下的最好的选择就是让共同占领体制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朱可夫、索科洛夫斯基和谢苗诺夫打算，“无论如何，要利用美国人的动议，将来在德国问题上捆住他们的手脚（以及英国人的手脚）”。那样一来，他们至少还可以寄希望于战后必然会发生的经济危机，寄希望于美国放弃其在欧洲称霸的计划并回到孤立主义政策。 在此期间，美国人却转换到“遏制”模式，不再热衷于在德国与苏联合作的想法。拜恩斯和贝文达成协议，把美英两国的占领区合并起来，实行共管。在共和党参议员亚瑟·亨德里克·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和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康纳利（Tom Connally）的陪同下，9月6日，美国国务卿在斯图加特的演讲中说：“我们不会撤走，我们要留在这儿。”总的来说，拜恩斯认为，德国主权与民主前景的主要支柱是美国而不是苏联。除了保证德国对鲁尔区和莱茵兰的主权之外，拜恩斯还暗示，美国并不认为德国与波兰（沿奥得河和尼斯河一线）的新的边界线是不可改变的。 拜恩斯的讲话强化了苏联官方的共识：美国政府想要消除苏联在德国的存在并拒绝承认苏联在中欧拥有势力范围的权利。尽管如此，“较软”和“较硬”的解读空间都还是存在的。莫洛托夫的副手谢尔盖·卡夫塔拉泽站在“强硬路线”的一方。他写道，美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具侵略性的国家”并想把德国变成他们“在欧洲发号施令”的基地。按照这样的评估，上述演讲乃是反苏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外交部的其他官员认为拜恩斯想要动员德国“反动的”民族主义势力来反对苏联，但他们没有把美国的行动说成是侵略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中有些人仍然认为，在德国问题上达成政治及外交妥协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不过，对于这种妥协的性质，从官方的讨论中还看不出来。 只有斯大林的指导才能纾解该问题给人们带来的苦恼。这位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弗拉基米尔·杰卡诺佐夫（Vladimir Dekanozov）、朱可夫、索科洛夫斯基以及其他官员讨论了德国事务。在其1946年2月给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和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的指示中，斯大林使用了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用来描述其政治战略的相同的措辞：“最低纲领”是维护德国的统一；“最高纲领”则明确规定要沿着“民主的道路”在德国建设社会主义。仔细考虑一下这样的口号就可以发现：它意味着斯大林准备在苏联占领区的苏联化问题上做出妥协，以希望共产主义影响力能够传播到德意志其余的地方。如果战后真的发生经济危机而美国也真的从西德撤军，那斯大林分两步走的计划还能够说得通，但在1946年或者在那之后，那一切并没有发生。 谢苗诺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回忆说，斯大林每隔两三个月至少要见一次他和德国共产党人。他还声称，自己直接从斯大林那儿得到指示：要心无旁骛，把精力放在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在苏联占领区逐步建设新德国。据他说，关于战后德国的政治战略问题，与斯大林的谈话有“不下一百次”。但斯大林的会客日志显示，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与东德人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见只有八次，其余的在档案中都查不到。从1946年开始，由于健康原因，斯大林逐渐把德国事务交给自己的副手和有关机构处理了。 斯大林的指示模糊甚至没有指示，这种情况令人费解。这可能是因为德国问题一直不确定，也可能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原因。克里姆林宫的领袖像他在较早时惯常的那样，在自己下属中间怂恿权力斗争，并在官僚主义冲突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至于苏联的对德政策，他容忍甚至鼓励不同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观点。结果，官僚系统的内斗使苏联驻德军政府的活动变得更加复杂。苏联的驻德官员隶属于包括国防部和外交部在内的莫斯科的不同机构；同时，他们中有些人又享有特权，可以与中央各部委的首脑，甚至是斯大林及其副手直接联系。苏联驻德军政府的官员根据其职能与任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权力范围，其职责相互关联，但有时也彼此冲突。他们与德国人中不同群体的工作联系以及他们在莫斯科的不同靠山，再加上斯大林身边那些人的钩心斗角，使局面更加混乱。 并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谢苗诺夫在德国可以对苏联的政策制定说一不二。苏联在占领区的政策设计师还另有其人。其中之一就是苏联驻德军政府政治情报与宣传处处长谢尔盖·秋利帕诺夫（Sergei Tyulpanov）上校。他是军中的知识分子，专长是国际经济与宣传。秋利帕诺夫在莫斯科的后台似乎很硬，包括斯大林的两个很有影响力的副手列夫·梅利斯（Lev Mekhlis）和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后者是“列宁格勒帮”即安德烈·日丹诺夫手下党的官员之一。结果，直到1948年，秋利帕诺夫的工作一直独立于谢苗诺夫及其在驻德军政府中的上级，负责管理占领区的媒体与审查、影院、政党与工会以及科学与文化。尽管他多次受到许多苏联高级官员的批评，说德国社会统一党和共产主义宣传在西德失败的责任在他，但他仍然能够安然无恙。 苏联在德国存在如此多样的、彼此冲突的利益集团，这让索科洛夫斯基、秋利帕诺夫以及驻德军政府的其他官员不得不始终小心翼翼。一方面，他们试图按照自己所知道的唯一的方式，即苏维埃方式去组织东德；另一方面，他们以及他们在党内领导层的靠山也知道，在苏联占领区拆走工业设备以及虐待平民，只会使对德国的争夺更加复杂。为了部分地补偿拆走的工业设备，东德人得到了更多的食物。在苏联战后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斯大林并没有让德国人拿农产品来支付战争赔偿，尽管如果那样许多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就不至于饿死。1945年10月，斯大林决定对掠夺东部占领区工业设备的行为加以约束。11月，他告诉来访的波兰共产党人，苏联人打算给德国留下一些工业设备，只要求得到他们的最终产品。苏联人在原本打算搬走的119座德国工厂的基础上成立了31个股份公司（SAGS）。“截止到1946年底，”诺曼·奈马克写道，“苏联人占有了东德全部产品的将近30%。”最具战略价值的股份公司是下萨克森维斯穆特（Wismut）的铀项目，它生产了苏联首批原子弹的燃料。 拆走设备、在占领区建设新德国、争夺整个德国，这些不同工作重点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把工业资产运往苏联的工作还在继续，这不仅是由庞大的军备计划所决定的，也是由苏联各工业部门的需要所决定的。西方盟国不让苏联从西方占领区得到任何资源和设备，苏联就只好在自己的占领区拆走更多的设备。与此同时，冷战的加剧以及由美英管理的西方占领区的合并，让斯大林、苏联驻德军政府以及东德共产党人继续对东德进行改造并加强对它的控制——这项任务成了苏联人的重中之重。

把东德融入苏联集团

从苏联占领的第一天起，改造占领区的单边主义行动就开始了。1945年初，苏联人与德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对大地产进行切分，并在中、小农民中分配财产。谢苗诺夫回忆说，斯大林对土地改革的计划与实施投入了大量精力。布尔什维克相信，他们之所以能够保住政权并在内战中赢得胜利，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支持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同样的做法对德国共产党人也管用。德国的农民并不介意得到容克地主的土地，只要这样做合法就行。对于苏联人及其委任的共产党官员来说，东德的土地改革和中欧其他地方的一样，无疑是一场政治上的胜利。 1946年2月，在会见乌布利希和皮克时，斯大林赞同“德国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提法，希望德国社会统一党的成立“为西方占领区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不过，在许多德国人尤其是妇女的眼里，社会统一党依然与苏联人在占领区的拆走设备、暴力及强奸联系在一起。1946年10月，在占领区特别是大柏林地区的战后首次地方选举中，该党遭遇了耻辱性的失败，当时有49%的选民投票支持中间和右翼政党。从那以后，苏联人简直什么都不放手，驻德军政府的专家帮助社会统一党对此后的选举结果弄虚作假。这个新的政党成了东部占领区依照苏联模式建立政权的必要工具。当斯大林在1947年1月底会见德国社会统一党代表团的时候，他指示东德共产党人在占领区建立秘密警察和准军事部队，而且“不要声张”。1946年6月，苏联人为各安全机构成立了一个协调部门，称为德国内政局。 斯大林打算在德国打出的另一张牌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几十年的经验让斯大林懂得，民族主义可以成为比革命浪漫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更有效的力量。莫洛托夫回忆说：“他知道希特勒是怎样组织德意志人的。希特勒领导着他的人民，这一点，我们从德国人在战争期间的战斗方式中就领教了。”1947年1月，斯大林问社会统一党代表团：“德国的纳粹分子多吗？他们代表了什么样的力量？在西方占领区的具体情况怎样？”社会统一党的领导人坦承他们对这个问题并不清楚。然后斯大林就建议他们，“用一种不同的政策”取代消灭纳粹合作者的政策，“目的是留住他们，以免把所有的前纳粹分子都推向敌人的阵营”。他还说，要允许前纳粹积极分子组织他们自己的政党，这些政党将“在与社会统一党同一个集团中运作”。对于苏联驻德军政府是否会允许组建这样的政党，威廉·皮克表示怀疑。斯大林大笑着说，他会尽可能为此事提供方便。 谢苗诺夫做了会议记录。他记得斯大林说：“纳粹党总共有一千万党员，他们都有家庭、朋友和熟人。这是个庞大的数字。对于他们的关切，我们要忽视到什么时候呢？”克里姆林宫的领袖建议为他们的新党取名为“德国国家民主党”（NDPD）。他问谢苗诺夫，驻德军政府能不能从某个监狱找出一个前纳粹地方领导人并由他来领导这个党。当谢苗诺夫说他们可能全都被处死了的时候，斯大林表示很遗憾。接着他又建议说应当允许前纳粹党员有他们自己的报纸，“甚至也许可以名为《人民观察家报》”——那是臭名昭著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官方报纸。 斯大林的这些新策略不但与他早先在中欧斯拉夫国家中宣扬的“德国威胁论”有明显的矛盾，也不符合共产党精英的核心信念和俄国人的反德情绪。建议与前纳粹分子合作，这让德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驻德军政府的官员很是失望，后者拖了一年才执行这个建议。只是在1948年5月，在经过适当的舆论准备之后，苏联驻德军政府才解散了负责清除纳粹分子的各个委员会。6月，“德国国家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谢苗诺夫秘密出席了大会，只是他用报纸遮住了自己的脸。谢苗诺夫回忆说，这只是“一连串重要行动中的第一环节”，以便在德国的政治斗争中培养亲苏的、反西方的新力量。对前德国国防军的军官以及前纳粹分子的彻底平反，要等到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的时候。 斯大林想必认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统一而中立的德国，这个想法对于德国的民族主义分子来说，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因而他们会打消对苏联人和共产党人的敌意。而且在拜恩斯和美国人开始利用德国人的民族感情对付苏联的时候，他肯定想使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把矛头转向西方。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苏联在外交和宣传上不遗余力地推动建立中央集权的德意志国家的想法，并用西方建议的联邦化和地方分权来突出苏联的立场。1947年1月，斯大林说，西方列强“实际上是想让德意志一分为四，但他们千方百计地隐瞒这一点”。他还重申了苏联的路线：“必须成立一个中央政府，它要能够签署和约。”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斯大林不愿意“承担分裂德国的责任。他想让西方列强扮演那样的角色”。所以，他有意“跟在西方列强的后面慢一拍采取行动”。实际上，在占领区建立军队和秘密警察，苏联人的每一步都是跟在西方列强朝着分裂德国的方向采取它们自己的决定性措施的后面：美英合并占领区、“马歇尔计划”以及成立西德。 在阻止东德共产党人和苏联驻德军政府中的某些狂热分子想在占领区迅速“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直到1947年为止，斯大林一直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可能是在等待：随着经济危机、美国的选举或其他方面的新的发展，欧洲的经济政治环境会有急剧的变化。在此期间，德国问题开始引发大国的对抗。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在继续发生转变，由撤出德国转向对西方占领区的长期的经济重建。在莫斯科第二次外长会议（1947年3～4月）未能就德国问题达成一致之后，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认为，“病人已奄奄一息，而医生们还在不慌不忙地商量”。于是，杜鲁门政府启动了“马歇尔计划”，推动欧洲经济的复苏。 对于美国为什么采取这个新的举措，克里姆林宫起初摸不着头脑。苏联经济学家猜测说，也许是美国预计到会发生重大经济危机，就想再搞一个“租借法案”，为自己的商品建立新的市场。苏联经济管理者的心中也再次燃起希望：苏联这次也许会得到美国在1945～1946年间没有兑现的贷款。苏联人一开始并没有把“马歇尔计划”与德国问题联系起来，因为莫洛托夫得到的指示只是，防止有人企图用削减德国的战争赔偿来换取美国的贷款。在与南斯拉夫共产党各位领导人协商之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决定，让其他中欧国家代表团到巴黎参加即将召开的有关经济援助的会议。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及罗马尼亚各国政府，都宣布它们将参加此次会议，但就在此时，斯大林改变了主意。 1948年6月29日，莫洛托夫在与英法领导人协商之后从巴黎向斯大林报告：美国人“一心想利用此次机会渗透到欧洲各国经济的内部，特别是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改变欧洲贸易的流向”。到7月初，来自巴黎和伦敦的新情报，尤其是美国与英国背着苏联人进行的秘密谈判，让克里姆林宫明白，杜鲁门政府考虑的是关于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的长远计划：“马歇尔计划”的目的是遏制苏联的影响，并按照美国人绘制的蓝图，推动欧洲尤其是德国经济的复苏。1947年7月7日，莫洛托夫给中欧各国政府下达了新的指示，“建议”他们取消参加巴黎会议的计划，因为“在欧洲复兴计划的外表之下”，“马歇尔计划”的组织者“实际上想要成立一个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方集团”。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他们在经济上依赖于西方的市场和贷款因而拒绝遵从这一指示的时候，斯大林把他们叫到莫斯科并向他们下达了最后通牒：他们哪怕是参加巴黎会议，都会被苏联视为敌对行动。在威逼之下，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只好表示从命。作为补偿，斯大林也承诺，他将命令苏联的各个工业部门购买捷克斯洛伐克商品，并保证立即提供20万吨小麦、大麦和燕麦的援助。 苏联在“马歇尔计划”问题上的突然变卦，显示出斯大林对美国越来越多地插手欧洲事务的反应模式：从怀疑和敷衍到猛烈回击。斯大林对“马歇尔计划”的解读没有为德国中立留下任何余地。能够反映出克里姆林宫的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的是，苏联驻美国大使的报告把美国的计划说成是要建立一个包围苏联的集团，“西边要经过整个西德”而且更远。来自伦敦和其他西方国家首都的报告也持同样的看法。斯大林给外国共产党的命令是要它们从议会活动转向政治暴力，并为战争做好准备。1947年秋，克里姆林宫试图通过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及工会，组织罢工和示威，破坏西欧的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严厉斥责表明，斯大林终于意识到，他对德国和中欧采取的等等看的策略必须放弃。中欧各国共产党被告知，要听从克里姆林宫的号令，加入总部设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共产党情报局（Cominform）。不过，斯大林给中欧各国共产党的指示也是兼顾到果断与审慎。他希望加快“苏联化”的进程要显得像一个渐进的、自然而然的过程，尽可能不要让人看出莫斯科的影响。 从1946年以来，斯大林一直在考虑如何加强自己对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控制，但是，“马歇尔计划”加快了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步伐。这表明，斯大林确信从那时候起，苏联人仅凭思想和组织的铁的纪律就可以管理中欧了。各国共产党不得不声明放弃“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它们迅速被斯大林化并刻板地服从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强制推行斯大林主义的控制，导致了对铁托的南斯拉夫的“清洗”。这一事件烙有斯大林个性的鲜明印记。斯大林突然发作的对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层的憎恨，出乎人们的意料，甚至对他的下属来讲也是如此。不过，在其巩固自己的权力期间，这曾是斯大林在苏联政治斗争中的典型做法，当时他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朋友和支持者是又拉又打。斯大林对待中欧共产党领导人的方式，与他对待像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这样的自己最亲近的副手的方式并无明显的不同——它把富有欺骗性的个人魅力、没来由的施虐、猜疑还有轻蔑都混合在一起。在南斯拉夫这件事上，斯大林的待人之道却适得其反，惹得苏联在中欧最有价值的伙伴造反了。 就这样，按照斯大林的方式加强对中欧的控制，不仅制造了外部的，也制造了内部的敌人。1948～1949年对“铁托主义”的猛烈批判所起的作用，就跟1935～1938年炮制的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一样，有助于巩固斯大林的绝对控制。对于反对和违抗其意志的可能性，哪怕是微乎其微，也不允许存在。在此期间，斯大林还一直想暗杀铁托，就如同他曾经一心想暗杀托洛茨基一样。 中欧的苏联集团迅速得以巩固给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带来了重大变化。这些政策以牺牲德国的统一运动为代价，坚定地转向了建立一个苏联化的东德。斯大林没有让德国社会统一党加入共产党情报局。不过，德国社会统一党的各位领导人，包括前社会民主党人，都明确表示忠于苏联并公开谴责“马歇尔计划”。1947年秋，斯大林说服东德共产党领导层，在德国内政局也就是苏联占领区的警察机构的支持下组织军事力量。1947年11月，在内政局内部成立了情报部，目的是用法律许可之外的手段侦测和根除任何反对东德政权的力量。1948年7月，随着柏林危机的日益加深，苏联领导人批准了一项计划：装备和训练一万名东德士兵，作为住在兵营里的“担任警戒任务的警察力量”。所有这些措施的计划与实施都是高度保密的。斯大林完全清楚，它们公然违反了雅尔塔与波茨坦的决议，而且这项政策也完全背离了苏联在宣传和外交上倡导的德国统一、中立和非军事化。 1948年9月，德国社会统一党公开批判其自1946年创立以来一直坚持的德国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观念，说它是“腐朽而危险的”，是通向民族主义的“邪路”。在批判南斯拉夫的狂热气氛中，东德共产党人更愿意站在安全的一方，而且即便没有得到克里姆林宫的邀请，也千方百计地想加入到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行列。 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2月，西方领导人撇开苏联在伦敦单独举行了多次会谈，之后就开始组织西德联邦国家。它将借助“马歇尔计划”接受美国的援助，并修改鲁尔区的生产计划，确保西方占领区的经济快速复苏。斯大林也许仍然寄希望于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破坏西方的计划，但他不能再拖了，必须对西德的成立做出回应。他在柏林这个苏联对西方优势最大的地方采取了行动。1948年3月，针对德国社会统一党官员不满西方在柏林的存在，斯大林说，“也许我们可以把他们撵走”。他决定封锁西柏林，以便把盟国赶出这座城市，或者迫使它们对自己的伦敦协议进行重新磋商那就更好。 除了在伦敦达成的协议之外，促使斯大林采取行动的另外一个诱因就是在西德和西柏林开始采用新的货币。如果采用新的货币，苏联在德国的占领成本就会大幅增加（1947年是150亿卢布）。直到当时为止，苏联驻德军政府一直可以印制那种在占领区使用的旧马克，这些旧马克在西方占领区也还在流通。在财政上把苏联占领区与西德分开，有断绝这一财源的危险。 针对西方的分离主义计划，斯大林以西柏林为要挟，是希望自己有合适的机会一石二鸟。如果西方列强选择谈判，就会使它们建立西德国家的计划复杂化。这些谈判还会让苏联驻德军政府有更多的时间在占领区落实自己的战争赔偿工作。如果西方列强拒绝谈判，它们又会有失去其在柏林的基地的危险。这位苏联领导人信心满满，觉得自己有能力妥善使用武力包围西柏林，既避免挑起战争，又让此次危机的责任看来像是在于西方列强。意味深长的是，他还下令把为苏联占领区印制新钞的时间延迟到西方列强开始在柏林使用它们的德国马克之后。 封锁柏林是斯大林的又一次试探。每当力量对比比较有利的时候，谨慎而冷酷的决心就会让他蠢蠢欲动。欧洲其他地区的形势发展也为苏联封锁西柏林的行动提供了启发。1948年2月，克里姆林宫的这一策略获得过成功。当时共产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夺取了政权，自由民主政府不战而降。不过，斯大林认为，美英不会让共产党武装在希腊取得胜利。2月10日，在会见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的时候，斯大林说，在希腊，“如果缺乏取胜的条件”，那“就勇敢地承认这一点”。他建议说，“游击队运动”——在1947年得到过克里姆林宫和南斯拉夫的支持——该“结束”了。正是由于南斯拉夫不同意斯大林的看法，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才使得斯大林与铁托的关系突然破裂。 当柏林危机还在酝酿的时候，1948年4月，意大利共产党（PCI）胜利在即，这威胁到了欧洲力量的均势。历史学家维克托·扎斯拉夫斯基发现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意共中的好斗分子准备如有必要就通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不过，意共领导人、在斯大林主义的“现实主义”氛围中培养起来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对这种冒险活动的结果非常怀疑。3月23日，陶里亚蒂通过秘密渠道给斯大林发了一封信，征询他的意见。他向克里姆林宫的领袖发出警报，说意共与政治反对派的武装冲突可能会“引发一场大战”。陶里亚蒂告诉斯大林，万一在意大利发生内战，美、英、法都会支持反共的一方；届时意共将需要南斯拉夫军队和其他东欧国家武装力量的支援，以维持它对意大利北部的控制。斯大林对陶里亚蒂的信立即做了回复。他指示意大利共产党，“无论如何都不要通过武装暴动”在意大利夺取政权。根据他对实力对比的谨慎考量，斯大林决定：对于英美势力范围内的意大利，他鞭长莫及；不过，西柏林是在苏联占领区内，而德国问题又至关重要，值得冒险。 1948年5月，正如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发现的，斯大林策划了一场反对杜鲁门政府的迂回的“和平攻势”。其目的是要破坏美国的欧洲政策，让这些政策看起来像是欧洲和德国正在出现的分裂的唯一原因。他利用与亨利·华莱士（他在与杜鲁门竞选总统）的秘密渠道向他传达，并通过他向美国公众传达，苏联人“没在进行任何冷战。是美国在进行冷战”。斯大林想要制造一种印象，即通过谈判克服美苏之间的矛盾是可能的。在写给华莱士支持其和平倡议的“公开信”中，这位苏联领导人继续暗示存在这种幻想的可能性。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在宣传和战略上一败涂地。暖冬、英美对空运的巧妙组织以及西柏林人民的坚忍，挫败了苏联的意图。西方对苏联占领区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给了斯大林一个狠狠的教训，并让苏联人为损失埋单。最终，西方在西德和西柏林的货币改革大获成功，而之所以如此，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苏联的抵制。对于苏联在西柏林和西德的影响力来说，柏林封锁的心理与政治后果是致命的。它帮助西德人与盟国尤其是美国人结成了新的友谊和反共同盟。美英在西德和西柏林的存在，从民众那里得到了以前所没有的合法性。美国、加拿大和10个西欧国家在1949年4月9日宣布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也要拜柏林危机之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美国在西欧和西德的军事存在有了永久的、正式的合法性。1949年5月11日，在经过短暂的谈判之后，苏联解除了封锁并与西方三大国签署了协议。该协议事实上承认了西方在柏林的永久性政治权利，并在一份单独的议定书中同意把这座城市分成东、西两半。1949年5月23日，就在解除封锁的数天之后，西方占领区变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事实证明，斯大林基于两次大战间的经验所形成的有关德国的几个基本假定，都是不成立的。首先，与泛德意志民族主义分子结盟的策略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好处。斯大林未能认识到，纳粹政权在1945年春的垮台让大部分德国人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都心怀警觉。正如1948年之后西德政局的新发展所证明的，在那里，最有力的因素并不是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对经济正常化的渴望、传统的地方分权观念以及与德国东部地区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可以追溯到对普鲁士在德意志第一帝国中的统治地位的抵触情绪。从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莱茵兰中、上阶层中得到的支持，就可以看出这些因素。正是这种支持使他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 在西德，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不仅没有民族主义的紧张关系，驻西德的美军士兵与德国平民尤其是妇女之间，还存在一种互利关系。许多德国妇女喜欢美军大兵，因为他们可以提供稀缺食品和基本用品。在民众看来，苏联人是“索取者”、掠夺者和拆走他们东西的人，而美国人则是“给予者”。在柏林封锁期间，德国舆论更加一边倒地变得支持美国而反对苏联。 其次，20世纪40年代最后并没有发生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危机。斯大林对这个假定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预言在西欧国家与美国之间会产生激烈的竞争，这反映了列宁主义对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看法。实际上，从1948年开始的战后经济衰退，完全不像预料中的那样严重。苏联人曾经梦想，如果大萧条重现，美国就会再次采取孤立主义政策并对莫斯科想要的东西表现出更愿意和解的姿态。但这种梦想没有成真。 斯大林又一次拒不承认自己的误判。1948年3月，他告诉德国社会统一党的官员：德国的统一将是个“漫长的过程”，要花“几年”的时间。他接着又说，推迟统一对德国社会统一党是有利的，因为共产党人可以加强他们的宣传工作，“让群众为德国的重新统一做好准备”。一旦人民做好了思想准备，那“美国人就只有认输”。1948年12月，在与东德共产党人的另一次会谈中，斯大林装作很乐观的样子。德国社会统一党的各位领导人坦承，他们及其盟友已经毁掉了自己在西德的政治声誉；所有人都把他们看作“苏联的代理人”。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在回答时言不由衷地责备乌布利希和他的同志们放弃了德国特殊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为什么要像曾经与罗马军团战斗过的古日耳曼人那样“赤膊”上阵呢？“必须要利用伪装。”他说。斯大林建议，应该让西德“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退党并渗透进德国社会民主党，以便从内部瓦解社会民主党，就像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对付他们的反对党一样。 德国社会统一党的各位领导人利用苏联惨败和西德宣布成立的机会，要求苏联占领当局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权。鉴于事态发展的压力，斯大林允许德国社会统一党筹备成立一个正式的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诞生。1949年，斯大林还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或CMEA）——这是苏联对“马歇尔计划”和西方经济集团的回应。它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基础生产，使我们[苏联集团]摆脱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必要的设备和原材料的状况”。民主德国很快就被允许加入这个组织 有证据表明，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感到他在德国问题上的退却让自己蒙受了耻辱。就在柏林封锁即将以不光彩的方式收场的时候，斯大林又一次开始指责莫洛托夫并逮捕了他的妻子。莫洛托夫差点儿崩溃，这就像历史学家戈尔利兹基（Gorlizky）和赫列夫纽克（Khlevniuk）说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莫洛托夫为苏联在德国的政策失败所付出的代价”。1949年3月，莫洛托夫丢掉了他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一年后，斯大林仍然在为“美国在欧洲、巴尔干和中东的不诚实的、背信弃义的、傲慢的行为，尤其是它成立北约的决定”愤恨不已。他报复背信弃义的美国人的方式就是支持金日成（Kim Il Sung）吞并韩国的计划。

朝鲜战争与东德

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冷战完全军事化了，实际上也把在欧洲通过和谈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降低为零。据莫洛托夫说，战争是“朝鲜人自己硬塞给我们的。斯大林说过，要回避一个统一的朝鲜这个民族问题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开战的决定仍然是斯大林的决定；而一旦做出这个决定，德国的和平统一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斯大林与毛泽东结成的新的同盟，为朝鲜战争铺平了道路，同时也是斯大林的战略眼光从欧洲和德国转向远东的最主要原因。迄至1949年为止，克里姆林宫对包括中国的毛泽东和越南的胡志明在内的亚洲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帮助很少。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战略重点。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取得了胜利，这与德国的僵局以及共产党人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失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49年7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中国代表团。他承认自己过去曾错误地怀疑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还有一次是在1949年12月，毛泽东到莫斯科为这位苏联领导人祝寿的时候，后者也不太情愿地承认了这一点。只是在毛不达成明确的中苏协议就不离开苏联的时候，斯大林才同意建立新的中苏同盟并签订一系列的新协议。米高扬和莫洛托夫在改变自己领袖的想法方面也起到了作用。在斯大林与毛随后的会谈中，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郑重承诺结束“雅尔塔体系”，也就是各大国之间基于实用政治的安排，它使苏联在欧洲和亚洲拥有了国际上的合法性和外交上的有利地位。“让雅尔塔体系见鬼去吧！”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告诉毛。他还表示，中国人应该在推动亚洲革命进程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不过，谈判自始至终都伴随着激烈的讨价还价和互相争吵。出于意料的是，中国人请求苏联把它在中国东北拥有的一切，包括铁路和亚瑟港基地，都还给中国。这让斯大林非常恼火，但最终他还是觉得，与中国的同盟要比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更重要。1950年2月签订的新《中苏条约》成了苏联多年来在外交政策上的最大成就。同时，它也为日后的中苏对抗埋下了隐患，因为斯大林的居高临下和拒绝把中国作为平等的伙伴对待，让毛泽东觉得受到了羞辱。 这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斯大林第一次不得不把外国共产党当作独立的力量甚至可以说伙伴来对待，而不仅仅是当作苏联对外政策目标的工具。这使得斯大林主义的国际谈话与政策，重现了相当多的革命“浪漫主义”成分，即便那并非完全是真心实意。在印支半岛，中苏同意为越南的胡志明军队提供援助。在朝鲜，斯大林也不再像先前那样要求朝鲜共产党人保持克制——他们恳求苏联人帮助他们从亲美的李承晚（Syngman Rhee）政权手中解放朝鲜半岛。1950年1月，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着手准备国家统一战争，并保证提供充分的军事援助。历史学家叶夫根尼·巴扎诺夫（Evgeny Bajanov）对有关这一决定的新的证据作了准确的概括。斯大林之所以改变他对朝鲜战争的看法，是因为：（1）共产党人在中国的胜利；（2）苏联人得到了原子弹（首次试爆是在1949年8月）；（3）北约的成立和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全面恶化；（4）华盛顿武力介入亚洲的态度和意志都明显减弱。尽管这样，当金日成与另一位朝鲜领导人朴洪瑛（Pak Hong-young）于3月30日～4月25日就计划发动战争一事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告诉他们，苏联不会直接插手，特别是如果美国人对韩国出手相救的话。 朝鲜战争的爆发在西欧引发了新的战争恐慌；许多人觉得苏联坦克随时都会闯进西德。不过，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估计，欧洲不可能发生战争。他们认为苏联会继续试探，以寻找西方在亚洲和欧洲的弱点。为了挫败这些试探，美国人把他们的军事预算提高了四倍，大量增加原子弹的储备，并向不太情愿的法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施压，要它们同意建立西德武装力量。苏联观察家和情报人员毫不费力地就可以监测到西欧的地缘政治状况正在发生变化：法、德煤钢业的一体化；准备承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主权；计划以西德各师为核心成立“欧洲军队”。美国人对苏联意图的评估总体上是正确的。小心翼翼的试探依然是斯大林的招牌政策，尽管他在口头上仿效毛的革命浪漫主义。 美国的介入让朝鲜迅速取得“革命”胜利的计划没有得逞。尽管如此，正如苏联档案表明的，斯大林已经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准备发动凶猛的突袭。1950年8月27日，在给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共产党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的电报中，这位苏联领导人解释了他对亚洲战争的看法。他说，在联合国宣布朝鲜为侵略国的关键表决中，苏联有意投了弃权票。这一步是经过精心算计的，为的是用对朝鲜的武装干涉“缠住”美国人，联合国也会因此而“浪费其军事上的声誉和道德上的权威性”。如果朝鲜在战争中撑不下去，中国就会开始帮助它。而“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不可能对付得了拥有庞大军队的中国”。在斯大林看来，如果中美发生旷日持久的战争，那是件好事。那会使苏联有更多的时间增强实力。另外，它还会“分散美国的注意力，使之从欧洲转向远东”。而“第三次世界大战会被无限期地推迟，这就为巩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必要的时间”。 在接下来的两年，这位苏联领导人依照上述想法采取了行动。他成功说服了毛和中国共产党人入朝与美国作战。他告诉他们，美国不敢使战争升级。他甚至夸口说苏联不怕与美国人对抗，因为“我们加起来要比英美更强大，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德国除外，它此时还不能给美国提供任何帮助）在军事上不足为虑”。 实际上，这位谨慎的阴谋家是打定主意不跟美国在亚洲和欧洲过早地发生冲突。和在朝鲜上空与美国人战斗的数百名苏军飞行员一样，斯大林对美国的空中力量也十分忌惮。苏联的飞机工业以及雷达和防空能力在1951～1953年间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落后于美国。苏联核武库中的炸弹很少，而且没有办法把它们投放到美国。就像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Sergei Akhromeyev）元帅在23年后告诉外交官阿纳托利·多勃雷宁的那样，对于美国的核打击，斯大林仍然必须依靠核打击之外的反击手段。这实际上就意味着苏军必须在东德维持一支装甲力量，以便能够对北约军队发动闪电战并占领直到英吉利海峡的整个西欧。据阿赫罗梅耶夫说，斯大林相信，可以用装甲威慑反制美国的核威慑。除此之外，斯大林还在1951年1月指示所有的中欧卫星国，要在两三年内“创建一支强大的现代的军事力量”。这支辅助力量会让苏联在陆上的优势看起来更加明显。 对于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苏联的这些军事计划把德国变成了主战场，从而大大提升了民主德国的战略地位。随着雅尔塔国际秩序的瓦解和斯大林与毛在远东采取革命激进主义，这种新的形势预示着苏联的对德政策需要有所改变。起初，民主德国是被排除在这场紧急的军事动员和生产运动之外的。斯大林仍想利用德国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去实现各种政治目标：扩大北约内部的分歧；拖延并干扰西德重新武装的过程；为在东方的备战做掩护。苏联宣传人员对几位纳粹时代的将领参与西德军队的创建工作大肆渲染。1951年9月，斯大林和苏共政治局指示德国社会统一党的领导层给西方列强出点难题——建议举行“全德选举，以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和平的德国”。这是个宣传性的试探。克里姆林宫从来没打算举行这样的选举，因为共产党人肯定会输掉这种选举。 东德领导层以其一贯的笨拙开展了这场运动。就如诺曼·奈马克和霍普·哈里森（Hope Harrison）两人所言，民主德国的各位领导人不过是莫斯科的意志的工具和传达者。他们暗中想把民主德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像在中欧其他国家一样，搞清洗和改造。临时政府的角色——把与西方的谈判拖下去——对他们毫无吸引力。而牵涉到西德武装力量的欧洲防务共同体（EDC）计划给了乌布利希及其同事以新的理由，要求民主德国全面融入共产主义政治军事集团。特别是在1952年初，他们试图利用西方列强即将签署提升西德主权的协议（“一般性条约”）和欧洲防务共同体协议的机会，要求莫斯科采取行动。 苏联在东德的占领当局[1949年10月，苏联驻德军政府更名为苏联管制委员会（SCC）]——瓦西里·崔可夫（Vasily Chuikov）将军和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认为，为了应对西方出现的新形势，关键是要加强民主德国的合法地位并使其领导层显得独立于苏联。然而，取代莫洛托夫担任外交部部长的安德烈·维辛斯基并不想有任何大动作。甚至对于东德人得到的“一般性条约”的复印件，他也怀疑其真实性。外交部送呈政治局的备忘录继续把民主德国当作“战败国”的一部分看待，反对承认它是行动者而不是德国和约的接受者。显然，最后一点说明，即便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在苏联领导层当中仍然有人认为，雅尔塔的国际框架让苏联拥有在德国的合法存在。在莫斯科的外交界和军界，承认民主德国主权的愿望并不强烈。 斯大林仍然拒不承认——也许就连他自己也不相信——在德国问题上，苏联已经失去了战略主动权。受苏联管制委员会报告的影响，他决定在争取德国统一的运动中再上演戏剧性的一幕。1952年3月10日，他给西方三大国发布照会，提出签订和约的新条件。未来的德国将通过自由选举产生并保持中立，但要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可惜的是，对于斯大林当时的想法，现在没有任何第一手的资料。不过，按照他先前的政策，几乎可以断定，这是想再次搬出苏联关于德国统一的那一套语无伦次的宣传，以破坏西方的同盟并在西德人当中挑拨离间。长期以来，奥地利一直受到德国问题和苏联军事计划的绑架。对苏联有关奥地利的计划的详细分析也显示，当时，克里姆林宫的外交只不过是为备战做掩护。但苏联人的新倡议未能对建立欧洲军队的计划造成影响。西方各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很快就拒绝了这份照会，认为它是宣传。 在照会遭拒数日之后，1952年4月7日，斯大林向东德共产党各领导人透露了他的真实意图。他说，民主德国现在可以加入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备战工作中。对于受过反战宣传的东德青年，现在必须教育他们，要为“保卫”自己的国家、防止西方侵略做好准备。“不管什么样的军队，只要你们有了，”他对东德人说，西方列强“跟你们说话的方式就不同了。你们会得到认可和关照，因为所有人都喜欢力量”。斯大林建议成立一支综合性的东德军队：30个师的步兵和海军陆战队，一支空军，一支潜艇舰队，再加上数百辆坦克和数千门大炮。这支军队将被部署在西部边境。在这些力量的后面，斯大林打算部署苏联军队。 在与民主德国各位领导人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不只是彻底改变了自己先前的政策，他还透露了从占领之初自己一直没有停止考虑过的问题。“为了把西欧掌握在自己手里，”他说，“美国人需要在西德驻军。他们说他们的军队是用来防御我们的。但这支军队的真正的目标是要控制欧洲。”斯大林看上去情绪低落而又无可奈何。“美国人会让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们会建立西德军队。阿登纳是在美国人的掌握之中。所有以前的法西斯分子和将军们，也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最后，克里姆林宫的领袖承认，在德国陷入了僵局。他对东德共产党人说了他们想要听到的东西：“你们必须组织你们自己的国家。要把划分东、西德的那根线看作是边界线，而且不是一条简简单单的边界线，而是一条危险的边界线。”换句话说，斯大林开始不把民主德国当作一种临时安排了，而认为它具有永久的战略价值。不过，斯大林并没有把事情做绝，他没有关闭与西柏林的边境。柏林封锁的惨败让他心有余悸，所以他只是“建议”，人们出境要受到限制。西方的特务，他说，在民主德国各地的行动太自由。他们也许会采取极端行动，暗杀乌布利希和苏联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人瓦西里·崔可夫将军。 由于年事日高，斯大林的工作能力也在下降，但他的思维还很敏捷，充满活力。几年来，他一直计划把东德变成未来与西方作战的前线。同时，他也按照自己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认识，极力向居住在西德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民族主义分子呼吁，以削弱对美国在联邦德国的军事存在的支持。“争取德国统一的宣传运动要一直搞下去。你们现在握有这个武器，永远也不要放松。为了揭露美国人，我们也会继续拿出有关德国统一的建议。” 历史学家路德·范·戴克（Ruud van Dijk）认为，斯大林1952年4月的决定，“解决了在其对德政策中的基本矛盾”，即占领区的现实与在德国问题上已经公布的政策之间的矛盾。这些决定随即也带来了其他麻烦。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乌布利希按照与斯大林达成的一致，把民主德国从温和的苏联化转向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速成的社会主义建设。1952年7月9日，克里姆林宫通过政治局决议，正式批准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后来，莫洛托夫声称，乌布利希错误地把这理解为同意早日建成社会主义。不过，斯大林从来没有反对过乌布利希的行动。总之，这位德国社会统一党领导人觉得自己的行动得到了莫斯科的批准，而且他在做的时候也是满腔热情。民主德国的全面军事化涉及财产充公、逮捕破坏分子以及公开谴责西方的“战争贩子”和“内部敌人”。这个政权摧毁了私营工商业，并在农村开展了集体化运动。 即便是一个更健康的经济体、一个没有经受战火蹂躏和苏联掠夺的经济体，也不可能完成莫斯科下达的天文数字般的生产计划。斯大林和乌布利希的新政策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急剧的通货膨胀、农业危机以及遭到极端扭曲的经济发展。更糟糕的是，斯大林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减轻东德战争赔偿的支付等负担。截至1953年，民主德国已经支付了超过4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但仍欠苏联和波兰27亿美元，也就是每年超过2.11亿美元的预算支出。另外，民主德国还要继续支付给苏联每年约2.29亿美元的占领费用。最后，斯大林用他与对待中、朝共产党人同样的精明和无情（他们要用美元购买苏联的军用物资，用来与在朝鲜的美国人作战），卖给东德这个共产党国家66座他们早先没收的工厂。苏联人把它们作价1.8亿美元，付现金或大批货物。 实际上，民主德国的人民日子比苏联人民的好多了。在苏联国内，备战的开支使得生活条件始终停留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但东德人并不清楚，与其苏联同志相比，自己有多么“幸运”。他们是拿西德同胞的生活水准与自己的相比。在速成的军事化之前，东、西德的生活水准相差无几。在联邦德国1950-1951的“经济奇迹”开始之后，西德人的生活水准迅速提高，把东德人远远地抛在后面。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以及其他项目，为西德提供了大量经济和资金援助。最重要的是，德国的商品可以进入美国的消费市场。西德有更好的经济机遇，再加上东德的压迫和艰难日甚一日，这让许多受过职业训练和教育的人离开了民主德国。1951年1月～1953年4月，有近50万人离开东德，逃到了西柏林和西德。他们中有职业工作者、农民、被应征入伍的人，甚至还有许多社会统一党和青年团的成员。在那些留下来的人当中，不满情绪也在滋长。瓦尔特·乌布利希成了民众怨恨甚至仇恨的对象。 斯大林1952年在德国采取的政策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讲得通，那就是全面的战争动员。斯大林在其生命行将结束时的举措，与其政权的那些有案可稽的举措一道，表明这位独裁者相信战争不可避免。1952年春，就在对德政策发生转变的同时，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下令建立拥有10000架中程喷气式轰炸机的100个空军师。这一数字几乎是苏联空军指挥官认为战争所需的两倍。在极北地区和远东的西伯利亚地区，苏联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备战，研究了大规模入侵阿拉斯加的能力。要是斯大林活得再长一点并想把这些异想天开的计划付诸实施，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斯大林正在失去其对德国事务的控制。他同时要做的事情的确太多了。除了备战，他还要忙于谋划新一轮的残忍的政治斗争，其中包括对秘密部门的清洗，对“克里姆林宫医生案”的调查，策划公开的反犹运动，策划对国家安全机构的清洗，也许还要除掉贝利亚。斯大林也要花时间进行有关“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和语言学问题的理论写作。与此同时，民主德国领导层在继续朝着政治经济的危机大步前进。

有关民主德国的激烈斗争

斯大林1953年3月5日的去世使对德政策的危机浮出了水面，也让修正斯大林许多错误的和已经破产的政策成为可能。斯大林在政治局（1952年更名为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继任者，尤其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为了降低战争危险，立即发出新的和平倡议。他们与中国领导层一起，就朝鲜问题与美国开始停战谈判。他们还停止对土耳其施压，并允许嫁给外国人的俄国妇女离开苏联。“三驾马车”开始讨论的还有其他国际议题，其中包括奥地利的中立、改善与伊朗的关系以及民主德国的前途。总的来说，这些变化远非仅仅为了宣传。 苏联人之所以提出新的“和平倡议”，是因为克里姆林宫各位领导人的不安全感。赫鲁晓夫回忆说：“在斯大林即将去世的那些日子，我们都认为美国会入侵苏联，认为我们会开始战争。”美国在军事上的巨大发展，包括1952年11月的首次热核武器试验，使克里姆林宫感到与美国的冲突迫在眉睫。斯大林的继任者想要避免这种冲突，以获得喘息之机，加强苏联的国防建设。 促使克里姆林宫改变其对外政策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民主德国，那里的新政策引发了社会经济危机。1953年3月，社会统一党领导层要求苏联允许关闭与西柏林的边境，以阻止人们逃往西柏林。同时，它还呼吁莫斯科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后来，在7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莫洛托夫对东德危机的原因总结如下：“他们采取了急于求成的工业化道路，制订了过于宏大的建设计划。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支付我们军队的占领费用和支付战争赔款。”从西德也在不断传来坏消息。4月18日，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报告说，阿登纳政府“明显加强了复仇宣传，并用来自东德的威胁恐吓西德人民”。专家们向主席团表示，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策可以用来阻止波恩条约和巴黎条约在西德议会的两院——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得到批准。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等了将近三个月才在德国问题上采取行动。之所以耽搁这么长的时间，可能是由于各位新统治者要面对其他紧迫的问题。朝鲜战争还在继续吞噬许多朝鲜人和中国人的生命，而且战争升级的危险依然存在。没有人能够保证，在苏联人民当中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不会在斯大林死后引发抗议和骚乱。按照苏联新的政府首脑格奥尔吉·马林科夫的说法，新领导班子的主要任务是：“在我们的党员中，在工人阶级中，在我们的国家中，避免发生混乱。” 重新担任外交部部长的莫洛托夫牵头对德国问题进行了评估。他把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从民主德国召回莫斯科，参加外交部对德国政策的检讨。谢苗诺夫、雅科夫·马利克（Yakov Malik）、格里戈里·普希金（Grigory Pushkin）和米哈伊尔·格里巴诺夫（Mikhail Gribanov）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莫洛托夫在1953年7月的讲话中说，“根据我们最近了解的情况，十分清楚，民主德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不妙”。不过，外交部的档案显示，他和他的专家们还在纠缠于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专家中最了解情况的谢苗诺夫大胆地建议苏联人，结束对民主德国的占领并与乌布利希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专家中谁都不敢提起乌布利希在东德实行的“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的政策。 内部讨论的记录现在还没有公开，但所有的迹象表明，莫洛托夫认为关于德国问题的和谈是东、西方之间的零和游戏，而且他对此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同意谢苗诺夫的建议：削减战争赔偿和其他对苏经济义务，为民主德国“创造更有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5月5日，莫洛托夫向中央主席团建议，在1954年之后，民主德国就不再支付战争赔款。同时，莫洛托夫还明确表示，反对民主德国领导层关闭柏林地区边境的建议。 负责外交事务的“三驾马车”，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表面上几乎没有分歧。实际上，在这种团结的假象之下，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权力之争正在酝酿之中。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执掌了由两个秘密警察及情报机构合并而成的内务部。他在自己的副手中组建了一个智囊团。该智囊团帮助他在国内外的许多政策议题上提出了数量惊人的倡议。从一开始，贝利亚就试图撇清自己与斯大林的累累血债之间的关系，并向那些还半信半疑的中央委员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在中央主席团内部，他向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寻求支持，并希望操纵他们两人。相比之下，他把在党内精英中最有权威的莫洛托夫视为威胁，并想暗中破坏他的声望和政策。 至于贝利亚当时对德国问题的看法，这方面的证据模糊不清。谢苗诺夫在自己写于十多年后的日记中认为，贝利亚和斯大林两人都把民主德国视为争夺德意志的工具。贝利亚只是“想在1953年夏加快这种争夺的步子”。苏联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阿纳托利·苏多普拉托夫（Anatoly Sudoplatov）回忆说，就在1953年“五一”节前夕，贝利亚命令他检验一下统一德国的可行性。他告诉苏多普拉托夫，“要巩固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由联合政府管理的中立而统一的德国。德国将成为美、苏在西欧利益的平衡力量”。按照上述设想，民主德国在统一后会成为德国的一个自治省。“紧接着，贝利亚就想不向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通报，而是利用自己情报机构的非正式渠道，与西欧主要政治家接触。”贝利亚当时是否也在考虑与美国建立秘密渠道，这一点现在还不清楚。 5月6日，贝利亚给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送去了一份关于东德难民大批外逃的报告：自1952年以来，已有22万人离开，其中包括3000名德国社会统一党和青年团成员。与其他报告截然不同的是，该报告把大量外逃的现象归咎于民主德国领导层的政策。贝利亚建议，让在民主德国的苏联管制委员会就如何减少外逃拿出方案，“以便向我们的德国朋友作必要的建议”。 就在此时，乌布利希犯下了一个大错，使得莫斯科减少了对他的支持。他在5月5日宣布，民主德国已经“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新阶段”。当这种社会主义的豪言壮语从东柏林传来的时候，恰逢温斯顿·丘吉尔在下院提议与苏联新领导班子召开会议。在贝利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以及克里姆林宫统治集团的其他某些成员看来，乌布利希的方针是与分裂北约的新机会明显冲突的。这使得主席团就民主德国问题进行了讨论。5月14日，在莫洛托夫的建议下，主席团指示乌布利希，要他克制自己，不要发表这种挑衅言论。同时，莫洛托夫和外交部的专家也承认了在贝利亚的报告中提到的那些事实。谢苗诺夫在自己的内部备忘录中认为，东德的农业集体化以及大逮捕和大镇压的做法应当停止。他甚至建议赦免一部分人。同时，在他看来，苏联的主要兴趣在于加强而不是削弱共产党人在民主德国的领导地位。在5月20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莫洛托夫加入到对民主德国领导层的批评中。看来他当时没有表露自己的怀疑，也不想在领导集体中造成分裂。乌布利希的日子似乎屈指可数了。学者们现在一致认为，1953年5～6月是苏联领导层考虑彻底改变其对德政策的唯一一段时间。 在领导集体内部突然爆发了争论。争论的核心是这样一个问题：苏联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德国？在5月27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莫洛托夫建议说，德国社会统一党“不该搞什么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现在看不到此次会议的任何记录，但是在贝利亚被捕后，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贝利亚在会上插了这么一句：“我们为什么需要在德国的这种社会主义？那是什么社会主义？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资产阶级德国，只要它是和平的。”据莫洛托夫说，领导层的其他成员都十分震惊：他们不相信资产阶级德国会是和平的，因为就是这个国家曾经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莫洛托夫最后说：“一个头脑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处在与社会主义或者说苏维埃政权关系密切的位置上的人，怎么能相信某种据说会是和平的并在四大国管制下的资产阶级德国？”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站在莫洛托夫一边。 米高扬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似乎是一致的。“他们本来想得到中央主席团的领导职位，却一下子就垮掉了！”据说贝利亚会后给布尔加宁打电话并告诉他：他如果站在赫鲁晓夫一边，就会丢掉自己国防部部长的职务。贝利亚在他从狱中写的信中承认，在5月27日的会议上，他对待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方式是“粗鲁、傲慢、令人无法接受的”。 对零零散散的材料和事态发展的逻辑的仔细重构发现：在5月27日，不仅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还有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和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的其余成员，都投票赞成彻底改变在民主德国的政策。但是在后来，当这个领导集体要除掉贝利亚的时候，他们却决定，一定要把在德国问题上的“叛徒”罪名也加到他的诸多罪行当中。 根据领导集体内部的讨论，结果就有了6月2日的政令——“关于加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健康发展的措施”。这份文件在内容和语气上都与外交部的所有草案不同，也比在德国的苏联管制委员会5月18日的建议走得更远，而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采用了贝利亚备忘录中的大部分内容。它说，民主德国的这次危机，主要原因在于“东德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是错误的，它缺乏国内外的现实条件”。文件含蓄地承认斯大林对该政策负有责任，并建议彻底采取“新方针”，结束集体化，放缓“重工业发展的极度紧张的步伐”，并“大幅提高大众消费品的产量”。它还提到要削减“行政性开支和特殊开支”，稳定民主德国的货币，停止逮捕并释放被捕者，停止宗教迫害并归还被没收的教产。 “新方针”颠覆了斯大林的政策。斯大林是想把东德变成即将到来的与西方的战争的堡垒。现在，民主德国的未来与“一些根本性的国际问题的和平解决”联系在了一起。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指示民主德国领导层，“要把恢复德国国家统一和签订和约的政治斗争，置于德国——包括民主德国和西德——广大人民关注的中心”。 6月2～4日，德国社会统一党代表团秘密抵达莫斯科，接受有关政策变化的指示。感觉到自己遇到危险的乌布利希，试图建议做一些面子上的改革。然而，就在此时，主席团接到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骚乱的消息；这个消息看来让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更加倾向于立即颠覆斯大林对欧洲卫星国采取的政策。根据奥托·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的笔记，贝利亚说：“我们大家[在1952年]都犯了错误；所以怨不得别人。”不过，在场的另一位东德人记录下了贝利亚对乌布利希的蔑视和愤怒。在记录中，马林科夫也说：“要是我们现在不纠正形势，那就会大祸临头。”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大幅缩减了斯大林有关民主德国的军备计划。“没有飞机，没有坦克。”格罗提渥在自己的会议笔记中草草记道。 最糟糕的是，莫斯科命令德国社会统一党领导层立即采取“新方针”。社会统一党领导层从莫斯科打电报回去，指示从图书馆和书店撤掉有关东德“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献。苏共中央主席团任命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为驻东德的高级专员，让他和德国社会统一党代表团同机回去执行克里姆林宫的命令。这些新指示让德国社会统一党领导层在政治上十分尴尬：搞了一年的全面动员和斯大林主义的极端宣传，现在却不得不立刻打退堂鼓。但他们没时间顾及颜面了。莫洛托夫甚至建议媒体对1952年7月以来社会统一党的政策进行“坦率的批评”。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对于这些措施所具有的煽动性是多么无知，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在逮捕了贝利亚之后，赫鲁晓夫指责他企图“出卖”民主德国。后来，他又声称马林科夫是贝利亚的同伙。在马林科夫澄清自己的立场时，他的辩护词中有一段很重要：“在对德国问题进行讨论期间，我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在我们开展大的政治运动的时候，为了德国的统一，我们不应该在民主德国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如果把“新方针”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其激进性就会凸显出来。斯大林去世后的头几个月既充满变数，也充满新的机遇。6月3日，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向苏联大使雅科夫·马利克暗示，他乐意与苏联的新领导班子进行秘密谈判，就像以前跟斯大林有过的那样。他告诉马利克，他即将与艾森豪威尔会见，并向他建议立即召开大国峰会以改善国际形势。丘吉尔说他相信他会“成功地改善国际关系，并至少为接下来的三至五年营造一种充满信任的气氛”。 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似乎是想看一看有没有可能缓和冷战的气氛。尤其是贝利亚，他喜欢通过秘密警察的渠道实现对外政策目标。他试图与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元帅建立秘密渠道，而后者在苏联的宣传中仍然被诋毁为“法西斯小集团”的首脑。在贝利亚从狱中写的一张充满绝望的便条中，他提醒马林科夫，自己“为有关南斯拉夫的任务所做的准备”是征求过他的意见并得到他同意的。这张便条还提到在法国的另一项“任务”，那是指让苏联特工皮埃尔·科特（Pierre Cot）同法国首相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es-France）联系，并建议就德国问题进行秘密谈判。当时，法国的舆论和精英们在建立“欧洲军队”和重新武装西德的问题上有分歧。 在此期间，民主德国爆发了危机并改变了整个局势。6月16日，东柏林的工人举行了反对民主德国政权的示威活动。群众集会很快就演变为全国性的政治暴动；西柏林的人也成群结队地越过边界进入东柏林，加入到抗议者的行列。当局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6月17日，苏联军队出动并很快驱散人群，恢复了首都的秩序；民主德国的形势也逐渐稳定下来。这是斯大林死后动摇苏联集团的首次严重的混乱。 起初，这些事件对苏联领导层及其在“新方针”问题上的共识，影响还不太明显。苏多普拉托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声称，即使在民主德国国内发生叛乱之后，贝利亚也“没有放弃德国统一的想法”。展示苏联的力量，“有可能只会增加苏联与西方列强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他把自己的特工派往西德与那里的政治家秘密接触。同时，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及其副手、高级专员谢苗诺夫，还有帕维尔·尤金（Pavel Yudin），给苏联领导层呈送了一份有关此次暴乱的详细报告，并对乌布利希提出了尖锐批评。苏联驻德管制委员会的领导层建议，解除乌布利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职务，“让他专心”于党务工作，同时必须取消总书记职位，缩小党的书记处的规模。 最后这条建议恰好触及克里姆林宫内部权力斗争的实质，而这种斗争即将迎来其关键时刻。1953年5月底，时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负责人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判定：贝利亚太危险了。他怀疑这位秘密警察头子正准备在他的背后捅刀子并削弱党的书记处的地位——那可是赫鲁晓夫的权力基础。还有迹象表明，贝利亚正背着赫鲁晓夫在国内的苏共政治斗争中采取行动。赫鲁晓夫意识到，他必须对贝利亚动手了。这种想法有可能是在5月27日主席团讨论民主德国问题之后产生的。最后，就连马林科夫也流露出自己对贝利亚的恐惧并加入到反对他的阴谋之中。 6月26日，贝利亚在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期间被捕。这一事件深刻地改变了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权力平衡。赫鲁晓夫声称自己是贝利亚下台的英勇的组织者。包括军方在内的苏联精英都为他欢呼，将他视为摆脱恐怖岁月的救星。在7月为谴责贝利亚而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得意扬扬地宣布，党的机构的重要性在国家的官僚机构尤其是秘密警察机构之上。当时仍是政府首脑的马林科夫郑重宣布：他永远不想成为头号人物，苏联将永远实行“集体领导”。 驻德国的苏联官员继续送来报告，指责乌布利希及其统治机器在暴动期间缺乏政治勇气和主动精神。然而，这样的批评在苏联领导层内部再也得不到赞成和支持了。赫鲁晓夫尊敬乌布利希，相信他是个好同志。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公开反对有关“统一而中立的德国”的想法，说它是贝利亚的阴谋。赫鲁晓夫宣布，贝利亚“在德国问题上是个内奸，而不是共产主义者，当他为向西方让步而建议放弃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他就暴露了自己的嘴脸。我们要问他：那样做是什么意思？那是要把1800万德国人交给美国人。而在美国人和我们之间，怎么可能会有一个中立的、民主的资产阶级德国呢？条约如果没有武力的保障，它就什么也不是，而且所有人都会嘲笑我们，嘲笑我们的天真”。出席全会的苏联党政精英，大多都对赫鲁晓夫的话拍手称赞。他们多数都经历过战争，而且和赫鲁晓夫一样强烈地感到，在“资产阶级”基础上去统一德国，将会葬送1945年的胜利。其他人则认为，由于东德在苏联军工综合体中的作用，它对于苏联集团来说意义重大。苏联原子弹工程的负责人阿夫拉米·扎韦尼亚金（Avraami Zaveniagin）代表该工程对全会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炼的铀是很多的，也许不少于美国人所掌握的”。他谈到了苏联对来自下萨克森维斯穆特铀的依赖性。 风向的转变对于苏联在民主德国的政策立即产生了影响。在苏联的对外政策方面，莫洛托夫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而贝利亚在德国以及南斯拉夫和奥地利问题上的倡议则被自动否决并取消。政治局坚决拒绝苏联驻德管制委员会当局的建议，认为替换乌布利希并使党的书记处脱离国家事务的建议“不合时宜”。在莫洛托夫看来，“谢苗诺夫变得右倾了”。察觉到形势有变的乌布利希立即对其国内对手进行无情的打击。社会统一党政治局委员鲁道夫·赫恩施塔特（Rudolf Hermstadt）和威廉·蔡斯勒（Wilhelm Zeissner）在暴动期间赢得了苏联管制委员会的高度赞扬，而且在霍普·哈里森看来，“如果不是受贝利亚事件的干扰，[他们]可能就把乌布利希赶下台了”。然而，在这种新气候下，苏联领导层却支持乌布利希有关罢免他们的决定，因为他们，尤其是蔡斯勒，是贝利亚的人。 在东德发生叛乱期间，美国人的行为也是克里姆林宫政策转变的原因之一。一方面，美国利用此次叛乱大做文章，为东柏林人提供食品，并强烈要求把“自由选举”作为德国统一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最终并没有动用武力去拯救东德人。即使西方的确像有些苏联分析家很快将宣称的那样，准备对民主德国实施核打击，西方领导人也不敢公然支持反叛。 在贝利亚被捕和东德发生骚乱之后，作为民主德国“新方针”之合理性基础的整个“和平倡议”便戛然而止。实际上，如果不通过谈判来解决德国问题，就不可能削减欧洲的军事力量。德国问题会成为苏联领导人在接下来的35年中也无法解决的难题。赫鲁晓夫的上台、乌布利希的安然无恙和“新方针”的终结，所有这些都让苏联从根本上改变其在东德问题上的政策的希望化为泡影。许许多多的德国人还要忍受几十年的冷战煎熬，等待奇迹再次发生，给他们带来主权、自由和统一。
  1. Eisenberg，Drawing the Line.?????
  2. Chuev，Sto sorok besed，95；Israelyan，Na frontakh kholodnoi voini，60.?????
  3. Loth，Stalin's Unwanted Child，7-12，170-74；Kramer，“Soviet Un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1132；Smyser，From Yalta to Berlin，32；Creuzberger，Die sowjetische Besatzungsmacht und das politische System des SBZ；Wettig，Bereitschaft zu Einheit in Freiheit？；Filitov，“SSSR i Germanskii vopros，”223-56.?????
  4. Naimark，Russians in Germany.?????
  5. 麦斯基日记，1943年1月5日，AVPRF，发表于Kynin and Laufer，SSSR i Germanskii vopros，2：701。?????
  6. Semenov，“Ot Khrushcheva do Gorbacheva，”110.?????
  7. 关于经济利益在1945年被放在首位的观点，参见Eisenberg，“OldCold War，”802-3；Laufer，“Stalin and German Reparations，”23。?????
  8. 麦斯基日记，1945年2月6日，转引自Rzheshevsky，Stalin i Cherchill，499；Koval，“Na postu zamestitelia Glavnonachal'stvuiushchevoSVAG”。?????
  9. Koval，Poslednii Svidetel，63；及其“Zapiski，”126，142-43，144-45；Laufer，“Stalin and German Reparations，”11-12。?????
  10. 参见Kynin and Laufer，SSSR i Germanskii vopros，vol.1中各个特别委员会关于德国计划的文件汇编。这些委员会包括伏罗希洛夫的和约委员会、麦斯基的战争赔偿委员会和李维诺夫的战后秩序委员会。?????
  11. Naimark，Fires of Hatred，108-38；Kynin and Laufer，SSSR i Germanskii vopros，2：66-67.?????
  12. “Proidet desiatok let i eti vstrechi ne vosstanovish uzhe v pamiati”（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日记），1945年3月28日的记载，lstochnke 5（1997）：128；莫洛托夫给苏联驻伦敦大使费奥多尔·古谢夫的电报，1945年3月24日，公布于Kvnin and Laufer，SSSR I Germanskiivopros，1：626；Kynin，“Anti-Hitler Coalition and the Post-WarSettlement in Germany，”100。?????
  13. Koval，“Zapiski，”143.?????
  14. 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48；Gaddis，We Now Know，116.关于斯大林1946年5月26～27日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会谈，原始资料之一是Djilas，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153-54.据说，斯大林说：“德国全都必须是我们的，也就是说，是苏联的，是共产主义者的。”然而，南斯拉夫档案中有关此次会谈的记录却没有提到这段话。参见Arhiv Josipa Broza Tita，Fond KabinetMarsala Jugoslavije，I-1/7，1.6-11，原稿由冷战国际史项目的L.吉比安斯基译成俄文。关于1945年6月4日的会谈，参见Badstubner and Loth，Wilhelm Pieck，50-52，SAPMO-BArch，NL36/629，62-66。?????
  15. 谢苗诺夫冋忆说，秘密警察首脑阿巴库莫夫、谢罗夫和科鲁格洛夫几次阴谋对付他；作为斯大林的特使和莫洛托夫在德国的“耳目”，他的地位引起了他们的嫉妒和敌视。Semjonow，Vom Stalin bis Gorbatschow，279-81.?????
  16. 索科洛夫斯基除了拥有二战期间在总参谋部协调指挥的经验之外，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还可以凭记忆援引《圣经》中的话和吟诵歌德的“魔王”。参见Semjonow，Vom Stalin bis Gorbatschow，216。?????
  17. Kynin and Laufer，SSSR i Germanskii vopros，2：19-22；Semjonov Vom Stalin bis Corbatschow，207，218·谢苗诺夫的回忆录对这个问题轻描淡写而对自己的威信和可以接近斯大林却大肆吹嘘。?????
  18. 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由V.巴甫洛夫记录），1944年10月日晚10点，Istochnik 2（2003）：52。?????
  19. “Discussion in the USSR of American Proposal to Conclude a TreatyDisarmament and Demilitarization of Germany（1945-1947），”Mezhdunarodnaia zhizn 8（1996）：70-71.?????
  20. 朱可夫致全联盟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1946年5月24日，于“Discussion in the USSR，”73。?????
  21. Kynin and Laufer，SSSR i Germanskii vopros，2：517-24，543-51，574-82.这份总结报告提到了A.A.安德烈耶夫、K.E.伏罗希洛夫、M.I·加里宁、L.M.卡冈诺维奇、N.M.什维尔尼克、A.J.维辛斯基、V.G.杰卡诺佐夫、K.V.诺维科夫、L.A.戈沃罗夫（L.A.Govorov）、N.N.沃罗诺夫（N.N.Voronov）这些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在1946年9月从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给莫斯科的著名的“诺维科夫电报”中，这份总结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参见Jensen，Origins of the Cold War，3-67。?????
  22. Kynin and Laufer，SSSR i Germanskii vopros，2：477.?????
  23. Ibid.，2：452-53，473-75；朱可夫、索科洛夫斯基、谢苗诺夫致V.M·莫洛托夫（未注明日期），见于“Discussion in the USSR，”76。这份备忘录很可能写于1946年2月后、5月前。?????
  24.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15（September 15，1946）：496；Leffler，Preponderance of Power，119-20.?????
  25. Kynin and Laufer，SSSR i Germanskii vopros，2：693-703.?????
  26. Badstubner and Loth，Wilhelm Pieck，68.?????
  27. Semenov，“Ot Khrushcheva do Gorbacheva，”85，117.?????
  28. 在苏联驻德军政府中，具有影响力的官员包括：负责政治情报与宣传的谢尔盖·秋利帕诺夫上校，柏林驻军司令亚历山大·库季科夫（Alexander Kotikov），作为东德各州检察官的D.杜布罗夫斯基（D. Dubrovsky）、P.克列斯尼琴科（P. Kolesnichenko）和V.沙罗夫（V. Sharov），还有负责财政和经济——包括拆除工业设施和战争赔偿事务的帕维尔·马列京（Pavel Maletin）和康斯坦丁·科瓦利（Konstantin Koval）。Bokov，Vesna Pobedy，391-94.?????
  29. 起初，这位政治委员在苏联有关德国问题的政策制定方面权威性与影响力都非常有限。与苏联驻德军政府的庞大机构相比，谢苗诺夫手下的工作班子并不大。斯大林在1946年甚至一次也没有召见他，而驻德军政府的领导层却与党的最高领导层和中央的各个部委有直接的联络渠道。作为一个文官，谢苗诺夫必须要同一群在最近的战斗中功勋卓著的元帅、将军、上校和老兵们打交道，这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30. 关于秋利帕诺夫的得势与失势之“谜”，参见Naimark，Russians in Germany，327-52；Bordiugov，Chrezvychainii vek Rossiiskoi istorii，236-46。更多关于“日丹诺夫帮”兴衰的内容，参见Gorlizki andKhlevniuk，Cold Peace；以及Boterbloem，Life and Times of AndreiZhdanov，特别是第269、273和286～288页。?????
  31. Kynin and Laufer，SSSR i Germanskii vopros，2：24；Koval，Posledniisvidetel，59，278.?????
  32. 谢罗夫致贝利亚，并由贝利亚转交给斯大林的秘书A.N.波斯科列贝舍夫，1946年10月20日，RGASPI，f.558，op.11，d.732，I.50-51。?????
  33. Kynin and Laufer，SSSR i Germanskii vopros，2：34-35；Werblan，“Conversation between Wladyslaw Gomulka and Josef Stalin，”137；Koval，Poslednii svidetel，333；Naimark，Russians in Germany，48-49，189-90；2002年7月1日在沃罗涅日由维斯穆特项目的一位老工作者S.阿加米罗夫（S.Agamirov）提供的信息。?????
  34. 转引自Eisenherg，Drawing the Line，182。?????
  35. Naimark，Russians in Germany，150-51；Semjonow，Von Stalin bisGorbatschow，237-39.?????
  36. Badstubner and Loth，Wilhelm Pieck，33；Bokov，Vesna Pobedy，403-4.?????
  37. Naimark，Russians in Germany，327-29；Kramer，“Soviet Union andthe Founding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1100；RGASPI，f.17，op.128，d.1091，1.43-54；另见Bonwetsch and Bordjugov，“Stalin und die SBZ，”279-303。?????
  38. Chuev，Sto sorok besed，45-46.?????
  39. 斯大林与W.皮克、O.格罗提渥、W.乌布利希、M.费希纳（M.Fechner）和F.厄斯纳（F.Oelssner）的会谈记录（参加会见的有莫洛托夫、苏斯洛夫和谢苗诺夫），1947年1月31日，APRF，f.45，inv.1，d.303，L7，I.8-11，引自Volkov，“German Questionas Stalin Saw it，”7-8；另见Volkov，Uzloviie problemi noveishei istorii stran Tsentralnoi i Yugo-Vostochnoi Evropi。?????
  40. Semjonow，Vom Stalin bis Gorbatschow，253-54.?????
  41. Naimark，Russians in Germany，394；Semjonow，Vom Stalin bisGorbatschow，254-57.?????
  42. RGASPI，f.17，op.128，d.1091，1.43-54，见于Bonwetsch and Bordjugov，“Stalin und die SBZ，”294-301；Volkov，“German Question as Stalin Saw it，”8。?????
  43. Naimark，Russians in Germany，467；另见Scherstjanoi，“PoliticalCalculat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Western Positions，”5；Semjonow，Vom Stalin bis Gorbatschow，262-63。?????
  44. 参见引自AVPRF的电报，公布于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ia 2（March-April 1993）：14-15。?????
  45. 莫洛托夫的电报引自Vladimir O.Pechatnov，“The Soviet Union and theOutside World，1944-1953，”见于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ed.Melvin P.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即将出版）；1947年7月8日全联盟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致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的电报，CSA，f.146，op.4，d.639，NSArch.?????
  46. “Stalin，Czecholoslovakia，and the Marshall Plan：New Documentationfrom Czechoslovak Archives，”Bohemia：Zeitschrift fur Geschichte undKultur der bomischen Lander 32，no.1（1991）：133-44；1947年7月9日斯大林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就他们对“马歇尔计划”的立场及与苏联经济合作的前景等问题的谈话记录，见于Volokitina etal.，Vostochnaia Evropa，1：672-75。?????
  47. N.V.诺维科夫的报告。引自他的Kospomimmiia diplomata，394。?????
  48. 详情参见Zubok and Pleshakov，l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114，125-33。?????
  49. Boterbloem，Life and Times of Andrei Zhdanov，321-22.?????
  50. 详情参见Adibekov et al.，Soveschaniia Kominforma，特别是第xiv-xxi和第3-20页；Gibiansky，“Sovetskiietseli v Voslochnoi Evrope vkontse vtoroi mirovoi voiny i v perviie poslevoennie gody，”197-215。?????
  51. Kramer，“Soviet Un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1101-2；Thoss，Volksarmee schaffen ohne Geschrei.?????
  52. Maier，Dissolution；Bordiugov，Kosheleva，and Rogovaia，SVAG，115-16；Bordiugov，Chrezvychainii vek Rossiiskoi istorii，204-7.?????
  53. Smyser，From Yalta to Berlin，75-76；Narinsky，“Soviet Policy andthe Berlin Blockade，”5-8；Volkov，“German Question as Stalin Sawit，”10.?????
  54. 此处的论述是基于Laufer，“UdSSR und die deutsche Wahrungsfrage，”460-71。?????
  55. Ibid.，483.?????
  56. Gibiansky，“Soviet Bloc and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Cold War，”112-34.?????
  57. M.科斯特列夫（M.Kostylev）致莫斯科，1948年3月24日，APRF，f.3，op_3，d.198，1，55-58；V.莫洛托夫致M.科斯特列夫，1948年3月26日，APRF，f.3，op.3，d.198，1.59，参见Zaslavsky，Lo Stalinismo e la.Sinistra Italiana，尤其是其中第84～85页的引文与分析，另见Aga-Rossi and Zaslavsky，Togliatti e Stalin。?????
  58. Pechatnov，Stalin，Ruzvelt，Truman，527-50.?????
  59. Smyser，From Yalta to Potsdam，87；Laufer，“UdSSR und die deutscheWahrungsfrage，”f，474-85.?????
  60. 感谢迈克尔·图曼（Michael Thumann）（《时代周报》）、迈克尔·莱姆克（Michael Lemke）博士（波茨坦当代史中心）和汉斯·赛特（Hans Seit）博士（柏林东欧研究所）的富有启发性的交谈让我了解到上述观点。?????
  61. Naimark，Russians in Germany，129-40；Goedde，Gls and Germans，尤其是第85～86和203～210页。?????
  62. 斯大林与英国下院工党议员的会谈记录，1947年10月14日，CSACH，f.1206，op.2，d.326，1.14，15，16.?????
  63. Volkov，“Za sovetami v Kreml，”9-25；Volkov，“German Question as Stalin Saw it，”11.?????
  64. 斯大林与W.皮克、O.格罗提渥、W.乌布利希和F.厄斯纳的会谈记录，1948年12月8日，AVRP，f.45，inv.1，d.303，1.57-58，公布于A.D.Chernev，Istoricheskii arkhiv 5（2002）：5-23。?????
  65. Pechatnov，“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utside World”；Harrison，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18.?????
  66. Gorlizki and Khlevniuk，Cold Peace，75，76-78.莫洛托夫的继任者安德烈·维辛斯基，是斯大林的溜须拍马的心腹、1936～1938年“大恐怖”中的迫害者。Vaksberg，Stalin's Prosecutor；Westad，Global Cold War，66；斯大林1950年4月在莫斯科与金日成会谈中讲的话引自DPRK Report（Moscow），23（March-April2000）。?????
  67. Chuev，Sto sorok besed，104.?????
  68. 关于越共直到1949年为止一直不受待见和缺少援助的情况，参见Duiker，Ho Chi Minh，420-22；Olsen，“Changing Alliances，”26-28，37-39。?????
  69. Zubok，“‘To Hell with Yalta！’”；Westad，Brothers in Arms.?????
  70. 对中苏谈判的不同解读，参见Shen Zhihua，“Stolknoveniie iuregulirovanie interesov v protsesse peregovorov O kitaisko-sovetskom Dogovore 1950 goda，”126-29；Ledovsky，“Stalin，Mao Tsedun i koreiskaia voina 1950-1953godov，”81-86；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58-62；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52-53。?????
  71. 关于通往朝鲜战争之路，参见Weatbersby，“To Attack or Not toAttack，”及其“Should We Fear This？，”15；Bajanov，“Assessing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40-42；Ledovsky，“Stalin，Mao Tsedun i koreiskaia voina 1950-1953 godov，”93-85。?????
  72. Leffler，Preponderance of Power，361-90；Hitchcock，France Restored，134-47.?????
  73. 苏联外交部[部长秘书处和欧洲第三司（德国）]的文件清楚地表明，苏联领导层和外交官预先从情报机构那里对协议内容知道得一清二楚（尽管有些人，例如安德烈·葛罗米柯，担心是假情报），并且在内部通信中提到波恩条约中还有“秘密军事条款”。葛罗米柯给斯大林的备忘录，1952年1月21日，见于AVPRF，f.07，op.25，pap.13，d.144，1.27；第三司给斯大林的备忘录，1953年2月26日，关于苏联政府对“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立场，见于AVPRF，f.084，op.11，pap.275，d.51，1.3。另见Ruggentbaler“Novyie sovetskie dokumenti”；Ruggenthaler，Stalins grosser Bluff。?????
  74. RGASPI，f.558，op.11，d.62，1.71-72.这份电报由列多夫斯基（Ledovsky）发现并披露于他的“Stalin，Mao Tsedun i koreiskaia voina 1950-1953 godov，”96-97。?????
  75. 斯大林[通过什特科夫（Shtykov）]给金日成的电报，1950年10月8日（7日？），引自APRF，f.45，op.1，d.347，1.65-67，由亚历山大·曼索洛夫（Alexander Mansourov）发现并翻译；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两份文件都公布于CWIHP Bulletin，no.6-7（Winter1995/96）：13，116。?????
  76. 斯蒂文·扎洛戈（Steven Zaloga）写道，截至1953年，苏联只造出了847架图-4远程轰炸机。而它们要比自己模仿的美国B-29轰炸机差了许多。扎洛戈的结论是，苏联的空中力量“几乎只能对美国发动一些骚扰性的攻击”。Zaloga，Kremlin's Nuclear Sword，15.?????
  77. Dobrynin，In Confidence，525；Cristescu，“Ianuarie 1951，”15-23.?????
  78. 我没有看到决议原文，但其引文可见于1952年1月21日外交部给莫洛托夫的备忘录（署名为A.A.葛罗米柯），AVPRF，f.07，op.25，pap.13，d.144，1.28. Ruggenthaler，“Novyie sovetskie dokumenti，”20。?????
  79. Naimark，Russians in Germany，470；Harrison，Driving the Soviets Upthe Wall，4.?????
  80. AVPRF，f.07，op.25，pap.13，d.144，1.27-29.关于苏联把民主德国作为政治工具对待的更多事实见于Loth，“Origins of Stalin'sNote，”66-89。?????
  81. Hitchcock，France Restored，167；Soutou，“France et les notesovietique，”261-73；Wettig，“Stalin-Note vom 10 Marz 1952：Antwort auf Elke Scherstjanoi，”862-65；另见他的Bereitschaft zu Einheit in Freiheit。关于斯大林在奥地利的政策，我的看法是基于Karner，Ruggenthaler and Stelzl-Marx，Die Rote Armee in ?sterreich中得到翔实的文件佐证的研究；另见Kamer and Ruggenthaler，“Stalin und ?sterreich：Sowjetische ?sterreich-politik 1938 bis 1953”（2006年的一份研究文件）；以及2006年5月20日在奥地利的格拉茨（Graz）由路德维希·波兹曼研究所举办的“冷战是在奥地利开始的吗？”研讨会上讨论的观点。?????
  82. 引自APRF，f.45，inv.1，d.303，1.168-69，Volkogonov CollectionLC；另见皮克有关1952年4月7日最终讨论的笔记，见于Badstubner and Loth，Wilhelm Pieck，396。?????
  83. Volkov，“German Question as Stalin Saw It”；有关摘录也见于Narinsky，“Stalin and the SED leadership，”34-35，48。?????
  84. 引自APRF，f.45，pap.1，d.303，1.187，Volkogonov Collection，LC.?????
  85. Dijk，“Bankruptcy of Stalin's German Policy，”19.?????
  86. 苏联的官方数据来自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1953年5月5日给莫洛托夫的备忘录，“Spravka po germanskomu voprosu，”AVPRF，f.082，op.41，pap.271，d.19，1.37-38。?????
  87. 赫鲁晓夫在1953年7月的全会上透露说，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对这种悲惨状况完全清楚。Naumov and Sigachev，Lavrentii Beria，93-94.?????
  88. 苏方有关该问题的最乐观的估计见于费德金（Fadeikin）将军应拉夫连季·贝利亚之请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准备的备忘录，CWIHP Bulletin，no.10（March 1998）：74-78；另见1953年6月2日部长会议决议的附件“On the Measures to Ameliorat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GDR，”no.7576-rs，公布于Naumov and Sigachev，Lavrentii Beria，55。?????
  89. Naumov，“Cold War，”3-5.西方当局从来不了解这些计划。Zaloga，Kremlin's Nuclear Sword，12-21.?????
  90. 此事参见Khleviuk，Politburo TsK VKP（b），342-97；Thome，“Stalin，Beria，and Mingrelian Affair”，关于斯大林对有关语言学和其他科学的讨论的异乎寻常的兴趣，参见Pollock，Stalin and the Soviet Science Wars。?????
  91. 参见Richter，“Reexamining Soviet Policy，”671-91；Wettig，“Befinnende Umorien-tierung der sowjetischen Deutschland-Politik im Fruhjahr und Sommer 1953/'495-507；Ostermann，“‘This is not a Politburo，But a Madhouse，’”61-110；Ostermann，Uprising in East Germany；Scherstjanoi，“Sovietische Deutschlandpolitik nach Stalins Tod 1953，”497-549；Scherstjanoi，“In 14 Tagen werden Sie vielleicht schon keinen Staat mehr haben，”907-37；Kramer，“Early Post-Stalin Succession Struggle and Upheavals in East-Central Europe，”3-55；Harrison，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chap.1。?????
  92.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1953年4月26日，莫洛托夫给外交部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和谢苗诺夫送了一个“包裹”，里面有三份文件。第一份文件是雅科夫·马利克和格里戈里·普希金的备忘录，“关于德国问题的建议”；第二份文件是马利克的备忘录，“关于奥地利问题的建议”；第三份文件是普希金的备忘录，“关于伊朗问题的建议”。AVPRF，f.082，op.41，pap.271，d.19，1.1.?????
  93. Schecter and Luchkov，Khrushchev Remembers，100-101.?????
  94. Richter，“Reexamining Soviet Policy，”676.?????
  95. 1953年7月2日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见于Naumovand Sigachev，Lavrentii Beria，101。?????
  96. 普希金和格里巴诺夫致莫洛托夫，1953年4月18日，“Zapiska pogermanskomu voprosu，”AVPRF，f.082，op.41，pap.271，d.18，1.15。?????
  97. Naumov and Sigachev，Lavrentii Beria，219，220.?????
  98. Ibid.，243.参见情报委员会1953年4月18日的备忘录“论西方国家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中有关德国问题的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AVPRF，f.082，op.41，pap.271，d.18，1.13-29；普希金和格里巴诺夫致莫洛托夫，1953年4月21日，AVPRF，f.082，op.41，pap.271，d.18，I.30-43；马利克和普希金致莫洛托夫，1953年4月23日，“Predlozheniia po germanskomu voprosu，”AVPRF，f.082，op.41，pap.271，d.19，1.20-30；马利克、谢苗诺夫、普希金和格里巴诺夫致莫洛托夫，1953年4月28日，“Onashikh dalneiskhikhmeroprikatikhakh po germanskomu voprosu，”AVPRF，f.082，op.41，pap.271，d.18，1.44-47；XX（姓名无法辨认）致谢苗诺夫1953年5月5日，“Spravka po Germanskomu voprosu，”AVPRF，f.082，op.41，pap.271，d.19，1.31-38。?????
  99. 专家们还建议邀请民主德国领导层到莫斯科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在经济领域，这份备忘录还建议“把在苏联海外资产总局名下作为联合股份公司运作的德国工厂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监管”。普希金和格里巴诺夫致莫洛托夫，1953年4月18日，“Zapiska pogermanskomu voprosu，”AVPRF，f.082，op.41，pap.271，d.18，1.15。?????
  100. 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成了外交部欧洲第三司（关于德国问题）的负责人。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他的建议是与自己在苏联驻德军政府的同僚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一起写的。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当时是总参谋长。Semjonow，Vom Stalin bis Gorbatschow，290；谢苗诺夫致莫洛托夫，1953年5月2日，“Zapiska p ogermanskomu voprosu，”AVPRF，f.082，op.41，pap.271，d.181.54-55，58。?????
  101. “O dalneishikh meropriiatiiakh Sovetskogo pravitelstva po germanskomu voprosu”（写于1953年5月4日之前），AVPRF，f.06，op.12，pap.16，d_259，1.45-46；关于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观点的交流，参见莫洛托夫在1953年5月8日给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的备忘录，AVPRF，f.06，op.12，pap.16，d.259，1.48，49-55；“Proekt ukazaniitt.Chuikovu i Semenovu，”1953年5月18日，封面上带有V.莫洛托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说明，AVPRF，f.06，op.12，pap.18，d.283（是由霍普·哈里森得到并翻译的）。?????
  102. Beria，Beria，My Father，262；Mikoyan，Tak bylo，581-84；Naumov and Sigachev，Lavrentii Beria，17-66.我较早的解释见于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156-57；Zubok，“‘Unverfroren und grob in der Deutschlandfrage，’”32-34.对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角色的不同解释参见Kramer，“Early Post-Stalin Succession Struggle”。?????
  103. Semjonow，Vom Stalin bis Gorbatschow，290；谢苗诺夫日记，1964年5月31日，见于Noraia i nove i shaia istoriia 3（2004）：112。?????
  104. Sudoplatov et al.，Special Tasks，363-65；扩充的俄文版见于Sudoplatov，Tainaia zhizn generala Sudoplazova，2：369-70。贝利亚的某些行动很难解释。例如，他把苏联秘密机构驻东德的高级代表都召回莫斯科并建议召回东德国家机构中除安全部的苏联顾问之外的大部分秘密警察顾问。据贝利亚的副手说，内务部驻民主德国的代表在莫斯科等了“三个月之久”，那就是说，从4月份开始就在等待自己机构的改组。参见谢尔盖·科鲁格洛夫在贝利亚被逮后于1953年7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见于Naumov and Sigachev，Lavrentii Beria，155。?????
  105. Report no.44/B，1953年5月6日贝利亚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Archiv Sluzhbi vneshnei razvedki（SVRA），pap.2589，vol.7，d.3581，引自Murphy，Kondrashev，and Bailey，Battleground，156-58。?????
  106. 参见Neues Deutschland，May7，1953，3；Sudoplatov，Tainaia zhizn generala Sudoplatova，370，?????
  107. “Protokol No.8，zasedaniya Prezidiuma TsK KPSS ot14maya 1953 goda，”RGANI，f.3，op.10，d.23，I.41，引自Kramer，“Early Post-Stalin Succession Struggle，”24-25。?????
  108. 1953年5月8日外交部未署名的文件草案“O dalneishih merakh sovetskogo pravitelstva po germanskomu voprosu，”AVPRF，f.06，op.12，pap.16，d.259，I.39-46。?????
  109. Semenov，“Po voprosu o predotvrascheniia ukhoda naseleniia iz GDR v Zapadniiu Germaniu，”May 15，1953，AVPRF，f.0742，op.41，pap.271，d.92，1.99-102.?????
  110. Naumov and Sigachev，Lavrentii Beria，98.?????
  111. 较早重构这一场景的可见于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160-61；莫洛托夫1953年7月2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见于Naumov and Sigachev，Lavrentii Beria，102，103。?????
  112. Mikoyan，Tak bylo，584；1953年7月1日贝利亚从狱中给马林科夫的信，APRF，f.3，op.24，d.463，1.165，公布于Isiochnik 4（1994）：5以及Naumov and Sigachev，Laiventii Beria，73；另见我译成的英文，CWIHP Bulletin，1，no.10（March1998）：99。?????
  113. Wettig，Bereitschaft zu Einheit in Freiheit？；1996年11月阿列克谢·菲利托夫（Alexei Filitov）、格哈德·韦蒂希（Gerhard Wettig）以及埃尔克·舍尔斯佳诺尼（Elke Scherstjanoi）之间在波茨坦的名为“1953年的危机与欧洲的冷战”会议上的交流与讨论；Kramer，“Early Post-Stalin Succession Struggle，”28。?????
  114. 正像谢苗诺夫回忆的，贝利亚“宣读了关于德国政策的草案，而该草案与我口袋里的那份根本不一样。为了欺骗贝利亚，赫鲁晓夫建议采纳他的草案。莫洛托夫示意我保持沉默‘同意，同意。’会议室里的听众也都这样说。我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外交部”。Semjonow，Vom Stalin bis Gorbatschow，291.?????
  115. “0merakh po ozdorovleniiu politichsekoi obstanovki v GDR，”Prilozheniie k rasporiazheniiu Soveta Ministrov SSSR ot 2 iiunia 1953 f.No.7578-pc.，APRF，f.3，op.64，d.802，I.153-61，见于Naumov and Sigachev，Lavrentii Beria，55-59。?????
  116. “O merakh，”见于Naumov and Sigachev，Lavremii Beria，58，59。?????
  117. 5月3日在保加利亚的普罗夫迪夫（Plovdiv）和哈斯科沃（Khaskovo）、6月1～2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比尔森（Plzen）发生了示威和罢工，这引起了莫斯科的严重关切。Kramer，“Early Post-Stalin Succession Struggle，”15-22；Ostermann，Uprising in East Germany.?????
  118. “Lavrenti Beria：‘Tcherez 2-3 goda ia krepko ispravlius’（Pisma L.P.Berii iz tiuremnogo bunkera，1953），”Istochnik 4（1994）：5；comparre with CWIHP Bulletin，no.10（March1998）：99；另见Herrnstadt，Das Hermstadt-Dokument，59。?????
  119. Zapiska ministra vnutrennikh del SSSR S.Kruglova v TsK KPSS G.Malenkovu s preprovozhdeniiem soobscheniia otvetstvennikh rabotnikov MVD SSSR Fedotova i Fadeikina，July9，1953，APRF，f.3，op.64，d.925，1.156-65，由国家安全档案馆的列昂尼德·雷辛（Leonid Reshin）提供给国际冷战史项目的复印件。?????
  120. Naumov and Sigachev，Lavrentii Beria，97，102-3；Stenografichsekiiotchet o Plenume Ts KPSS，January31，1955，RGANI，f.2，op.1，d.127，1.65-66.?????
  121. “Iz dnevnika Yakova Malika 30 iiunia 1953，Zapis Besedi s Premier-Ministrom Veliko-britanii Cherchillem，June3，1953，”公布于Istochnik 2（2003）（在政治局档案中发现的、记录了与丘吉尔的这次会谈的笔记，日期为6月30日，也就是说，是在贝利亚被捕之后）；关于华盛顿没有理会丘吉尔的建议，参见Immerman，“‘Trustin the Lord but Keep Your Powder Dry，’”36-41。?????
  122. 日期为7月1日的信可见于APRF，f.3，op.24，d.463，1.170-170ob，公布于Naumov and Sigachev，Layrentii Beria，407；Sudoplatov，Tainaia zhizn generala Sudoplntova，2：372-74。关于皮埃尔·科特。参见Andrew and Mitrokhin，Sword and the Shield，108-9；Smyser，from Yalta to Berlin，128。?????
  123. 关于这起事件的详细的文献证据。参见Ostermann，Uprising in East Germany，1953。?????
  124. Sudoplatov，Tainaia zhizn generala Sudoplatova，2：372-74.?????
  125. V.Sokolovsky，V.Semenov，P.Yudin，“O sobitiiakh 17-19 iiunia 1953 v Berline i v GDR i nekotorie vivodi iz etikh sobitii，”June 24.1953，AVPRF，f.06，op.12a，pap.5，d.301，1.1-51，其选段公布于Christian Ostermann，“New Documents on the East GermanUprising of 1953，”CWIHP Bulletin，no.5（Spring1995）：10-21。?????
  126. 马林科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笔记（贝利亚就是在那里被逮捕的），“Kresheniiu voprosa 0 Beria，”Protocol no.10 of June 26，1953，见于Naumov and Sigachev，Lavrentii Seria，69-70；Mikoyan，Tsk bylo，565-66；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Kremlin's Cold War，140-55。?????
  127. 参见Naumov and Sigachev，Lavrentii Beria，93-94，207，353中有关此次全会的文字记录。?????
  128. Zapiska ministra vnutrennikh del SSSR S.Kruglova，July 9，1953，APRF，f.3，op.64，d.925，1.156-65.?????
  129. Naumov and Sigachev，Lavrentii Beria，97，189-90；另见Stickle，Beria Affair，22-23，134-35。?????
  130. 例如，在奥地利，苏联当局在1953年6月9日不再搜查经过苏联与西方占领区分界线的人和货物。另外，他们还停止对苏联占领区内的媒体的审查，并把无线广播设施交还给奥地利，而且还决定，从1953年8月起，奥地利将停止支付苏联在其领土上的驻军费用最后一批奥地利战俘也返回了家园。在贝利亚被捕后，这些“友好的”姿态仍在继续，但只是半心半意。Michail Prozumenscikov，“Nach Stalins Tod. Sowjetische ?sterreich-Politik 1953-1955，”见于Karner et al.，Die Rote Armee in ?sterreich，733-34。?????
  131. Semjonow，Vom Stalin bis Gorbatschow，297；普希金1953年7月9日给维辛斯基的备忘录，AVPRF，f.82，op.41，pap.280，d.93，1.63-68，公布于CWIHP Bulletin，no.10（March 1998）：105。更多关于赫恩施塔特和蔡斯勒“集团”以及乌布利希采取的措施的情况，参见Harrison，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42-43。?????
  132. 关于对民主德国实施核打击的计划，参见Bezymensky，“Kto i kak gotovil v Germanii den'Iks，”22-26；Zubok，“Soviet Intelligence and the Cold War，”465。?????
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与“和平共处”，1953～1957
大约是1955年底，莫洛托夫指示他的一名工作人员到列宁著作中查找提到对外政策的幼稚等于犯罪的地方。显然，这是要引用该观点反对赫鲁晓夫。 ——苏联外交官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的回忆 莫洛托夫的立场是错误的，极其错误，不符合我国的利益。 ——葛罗米柯论莫洛托夫的外交，1955年7月的苏共全会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开始采取“新”对外政策，试图重新打开莫斯科在冷战前拥有的外交空间。在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上，苏联领导层公开放弃了对即将发生战争的预期。战争和革命阶段必然到来的斯大林主义命题让位于一个新命题：资本主义体系与共产主义体系长期的“和平共处”和非武力竞争。 然而，东西方的关系不仅没有缓和，事实上，冷战还增添了新的动力。两大对立集团的互相恐惧和猜疑依然如故。 苏联有些回忆录作者认为，西方对于苏联的新对外政策缺乏灵活而积极的回应，结果坐失良机，未能缓解冷战的紧张气氛。的确，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国务卿以及美国的大多数克里姆林宫观察家，都把克里姆林宫的变化和苏联在外交上所展现的新的灵活性，不是看作机遇，而是看作威胁。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担心，“和平共处”这套说辞可能会妨碍他们建设欧洲权力中心的计划——该中心将与英国一起，承担“遏制”苏联集团的重任。国内的政治状况与反共文化氛围，使得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愿意与苏联谈判。 对苏联方面更加仔细的观察表明，它其实也不准备谈判和妥协。新的文献资料显示，克里姆林宫的许多统治者虽说是转向了“和平共处”，但仍抱着革命与帝国范式的某些基本观点，在思想上并没有摆脱斯大林对外政策的影响。克里姆林宫的新统治者一心要维护苏联作为全球革命领导者的角色。他们开始与中东、南亚、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革命领袖及团体结为同盟。新的文献资料还显示，在1953-1957年，斯大林的继任者之间的关系对克里姆林宫的决策有着重大影响。这些决策不仅涉及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政策，同样也涉及苏联对其集团内部的政策。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对革命与帝国话语有利，如果被认为在西方帝国主义问题上态度软弱，那就是在政治上自取灭亡。为了赢得党政精英的支持，领导集体的成员竞相提出种种战略，加强和扩大苏联的力量与国际影响。

谁与西方对话？

在斯大林于1953年3月去世后掌握权力并宣布集体领导的克里姆林宫寡头们，是最终的幸存者。多年来，一边是多疑的暴君，一边是级别比他们低的、带着既尊敬又嫉妒的目光仰视他们的大批党政要员，寡头们在这样的夹缝中学会了如何钩心斗角。斯大林在其统治时期，始终让寡头们感到有如芒刺在背。在1952年10月的苏共全会上，斯大林指责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是叛徒而且可能是西方的特务。同时，他还大幅扩充政治局（它当时变成了中央主席团），吸收了大批更年轻的党的干部。这样做很可能是一种威胁：斯大林随时可以用更年轻的官员取代他的那些老副手。 寡头们也学会了如何应对斯大林的诡计和当他不在时怎样进行统治。在残忍的“列宁格勒案”之后，寡头们相互间变得更加默契。甚至在斯大林去世之前，寡头们就挣脱了他对他们的束缚。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重掌外交和贸易大权；“明格里亚案”（Mingrelian affair），即在格鲁吉亚进行的一项针对贝利亚的贪腐调查被撤销了。年轻干部被排挤出主席团。在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他们对生存的共同愿望压倒了个人间的钩心斗角和政策分歧。有些寡头真的担心，任何不团结都会导致失控和由外部压力引起的崩溃。 寡头统治，由于其带有共识的性质，难得是有利于革新和变化的。不过，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领导集体却欣然采取新的内外政策。寡头们缺少合法性，需要在国内外证明自己的进取精神和决心。与斯大林的崇高形象及地位相比，领导集体并不显得十分突出。莫斯科的教授谢尔盖·德米特里耶夫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1955年11月他在家中的电视里看到领导集体时的印象：“整个主席团都是些让人觉得乏味的庸碌之辈。一看到他们，就知道革命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所有的革命干部都死光了才让小官僚们得势。他们说的话没什么鲜活的、发自内心的和富有人情味的东西，一个字也没有，一点值得人记住的表示都没有。所有人看上去都毫无个性、千篇一律、过目即忘。他们只会让人想起但丁‘地狱’入口处的铭文。” 斯大林的继任者不可能靠恐怖手段进行统治，而是必须赢得党的官员、军方、秘密警察和其他国家官员的支持。在党和官僚系统内部，所有人都知道集体领导只是克里姆林宫政局的过渡阶段；寡头中一定会有一个在即将到来的继承权之争中成为最终的赢家。有一位重要的文学刊物的编辑在自己的日记中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集体领导——那乐队的指挥呢？” 在贝利亚被捕后，赫鲁晓夫很快就走上了指挥席。不过，马林科夫仍然是部长会议主席，那个位置可是万众瞩目。国内仍然有许多人将他视为斯大林的继承人。在1953年8月8日对最高苏维埃发表讲话时，马林科夫宣布了几项轰动性的政策，要在“接下来的两三年”，使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根本的改善。这是自1928年以来这个国家第一次保证，要以牺牲军工综合体和机器制造业为代价，加大农业及消费领域的投入。马林科夫还宣布，不仅要增加农民家庭用地和私有小块土地，还要把沉重的农业税减少50%。这些措施不到一年就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几乎翻了一番。严重的粮食问题依然在困扰着苏联，但农民至少不再为了逃避过高的财产税而砍掉自己的果树和宰杀自己的奶牛了。相反，他们又开始在集市上出售肉制品和牛奶。当俄国各地的农民（muzhik）用村中的私酒祝马林科夫健康的时候，他就成了自列宁以来最受欢迎的领导人。 马林科夫在讲话中还宣布了一个重大的消息：苏联有了自己的氢弹。苏联的核物理学家，包括原子弹的发明者之一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怀着既骄傲又不安的复杂心情在哈萨克斯坦的试验场收听了马林科夫的讲话。事实上，这颗氢弹要在一周后才试爆成功。宣布这条消息在公众中收到了预想的效果；无论是在外国领导人还是在国内听众的眼里，马林科夫都俨然是一个核超级大国的领导人。但在赫鲁晓夫看来，马林科夫的讲话是以牺牲他为代价来博取民众的欢迎。他尤其不能忘记或者说原谅的是，马林科夫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他才是农民和农业事务的主要发言人。1953年9月，赫鲁晓夫在为通过新的农业政策而召开的苏共全会上收回了自己的权利。五个月后，他又召开了一次全会，并在会上提出一项有望迅速终结长期的粮食危机的宏大计划：在哈萨克斯坦开荒。事实证明，这项计划是一场代价惨重的生态灾难。但就像威廉·陶布曼（William Taubman）说的，“他在此期间也展示了马林科夫所缺乏的领导才能”。 1953年9月，赫鲁晓夫成了苏共第一书记。没受过什么教育、粗鲁、喜怒无常同时又比较实际、容易相处、机智且精力充沛的赫鲁晓夫，吸引了那些农民出身的苏联官员，觉得他是“他们的自己人”。在马林科夫批评党对经济和文化事务的管制并企图扩大自己在工业管理者以及科学文化精英中的基础的时候，赫鲁晓夫迅速地全面掌控了党组织和秘密警察[此时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他的老朋友伊万·谢罗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驻波兰和东德的特使，成了克格勃的第一任主席。赫鲁晓夫利用这些权力资源把马林科夫排挤出公众关注的中心，切断了他的信息渠道，甚至还用揭他在实施罪恶的“列宁格勒案”的老底来胁迫他。就连马林科夫个人的部长会议主席办公室也属于赫鲁晓夫控制的党的中央机构。赫鲁晓夫成了中央主席团主席并在领导集体公开亮相时占据了首要位置。 在冷战时代，继承权之争也牵涉到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问题。在苏联的政治精英和广大公民的眼中，国务活动家的地位差不多具有超自然的性质。在领导集体中，谁想继承斯大林的世界级国务活动家的衣钵并与其他大国谈判呢？谁将集洞察力、智慧和对世界大势的理解力于一身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苏联的利益呢？克里姆林宫游戏中的胜者，不仅会获得对党和国家庞大的官僚体系的绝对控制权，还将领导共产主义世界和“进步人士”与资本主义世界展开殊死的较量。 如果早一点举行峰会，就像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5月建议的那样，就有可能削弱莫洛托夫在外交事务上的地位，并把作为政府首脑的马林科夫置于国际关注的中心。不过，到了1954年底，马林科夫的机会之窗正在迅速关闭。赫鲁晓夫开始在主席团其他成员面前说，马林科夫还不够强硬，不能在将来与西方的谈判中取得成功。这个理由使得马林科夫于1955年1月22日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显得合情合理。九天后，苏共全会通过了这项决议。 在全会上，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首次向党的精英们揭露，在1953年5月“出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上，马林科夫曾经支持过贝利亚。赫鲁晓夫告诉全会，1953年春，他“经常对其他同志，特别是莫洛托夫同志说：现在丘吉尔这么急于会谈，我真担心如果他最后与马林科夫面对面的时候，马林科夫会临阵畏缩，举手投降”。事情的关键很清楚：这位主席缺乏骨气，所以不能代表苏联参加与资本主义领导人的峰会。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不得不换掉马林科夫。日内瓦谈判需要另一种类型的人。”事实证明，只有赫鲁晓夫本人才是那“另一种类型的人”。 声称忠于集体领导原则的赫鲁晓夫，拒绝同时担任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而是建议由他的朋友、国防部部长尼古拉·布尔加宁担任后一个职务。这一选择证明了赫鲁晓夫早先对马林科夫批评的虚伪性：新的政府首脑给人的印象恰恰是特别软弱。斯大林是认为他这个人没有危害，才会把武装力量交给他（领袖之所以宁可把如此关键的权力交给一个软弱的人，那是因为他担心碰到一个潜在的波拿巴）。跟这种人搭档，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不会受到挑战。同时，赫鲁晓夫在1955年2月又得到一个重要职位，成为最高国防委员会这个负责国防事务和武装力量的常设机构主席。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新任国防部部长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他现在是赫鲁晓夫的坚定盟友）、中型机器制造部（这是个为掩人耳目而杜撰的名称，实际上是指核武器综合体）部长维亚切斯拉夫·马利舍夫（Vyacheslav Malyshev）。赫鲁晓夫实际上成了苏联的总司令。从此以后，从莱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个职务就一直由党的总书记继承。 新的权力基础让赫鲁晓夫得以插手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这些他所不熟悉的领域。他早先反对过“和平攻势”中的某些主张，那是因为他的竞争对手们赞成它们。现在，他又开始回到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提出的、曾经被他说成是卖国的某些对外政策主张，从而使未来几年成为苏联在对外政策上最富有成果、最具革新意识和最温和的一段时期。不过，克里姆林宫的寡头们暂时还要继续遵循集体领导的方式。自己并没有要做领导人野心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成了第一书记在外交上可以信赖的、忠实的良师益友。另外，就像历史学家艾琳娜·祖博科娃（Elena Zubkova）说的：“马林科夫这个人习惯于妥协，这对冲动而粗鲁的赫鲁晓夫可以起到平衡作用。”中央主席团的新成员朱可夫、马特维·萨布罗夫（Matvei Saburov）和米哈伊尔·别尔乌辛（Mikhail Pervukhin）也都积极地参与到外交事务的决策过程中。 然而，对于赫鲁晓夫此时推动的对外政策倡议，莫洛托夫依然是最坚定的保守的批评者。1954年秋以来，从开垦荒地到防务控制，莫洛托夫与赫鲁晓夫几乎在每一项议题上都相互反对。在1955年2～4月就奥地利中立问题进行谈判期间，两人当真开始了对最高权力的争夺。奥地利政府担心遭遇和德国一样的被分裂的命运，就向克里姆林宫主动提出谈判，就结束苏联占领问题单独达成协议。莫洛托夫表示反对，“对于苏联从奥地利撤军的后果，我们承担不起”。一份由资深外交官提交的1953年11月的秘密备忘录也附和道：“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把奥地利交到美国人手中，从而削弱了我们在中欧的中、南部地区的地位。”相反，赫鲁晓夫则表示，奥地利的中立会削弱北约的力量。主席团的多数成员都同意他的看法。在苏联与奥地利达成协议之后，得意扬扬的第一书记利用一次非正式的机会在招待会上向莫洛托夫的外交部副手们摇起了手指。他说，从现在起，他们必须从“党的领袖”而不是自己的上司那里接受指示。 苏联官方代表团对南斯拉夫的访问（1955年5月26日～6月2日）给了莫洛托夫在外交事务上的地位以最后一击。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当时成了国防部部长的格奥尔吉·朱可夫，想要弥合苏南之间的裂痕，并准备为斯大林在1948-1953年发动的反铁托运动道歉。他们相信，与南斯拉夫重归于好将会使该国回到苏联的怀抱，从而提升莫斯科在南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然而，在莫洛托夫看来，铁托政权永远不会成为苏联的一个负责任的伙伴。列宁著作中的话让莫洛托夫底气十足。他声称，任何赞扬南斯拉夫领导层的人都“不可能是列宁主义者”。莫洛托夫执意反对访问南斯拉夫，所以他甚至没有进入代表团的名单。问题的关键是，由谁——莫洛托夫还是赫鲁晓夫——来界定“列宁主义者”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含义。主席团内部的不和越来越严重，赫鲁晓夫只好转而向中央全会寻求支持，反对那位执拗的外交部部长。 1955年7月4～12日，就在各大国十年来的首次峰会，即与美、英、法领导人的日内瓦会议前夕，苏共召开了全会。结果，此次全会对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根本动机进行了非常坦率的讨论。主席团的寡头们第一次在党和国家的广大精英面前，披露了克里姆林宫政治斗争的隐秘细节。赫鲁晓夫知道，在这些精英的眼中，莫洛托夫是个曾经与列宁和斯大林并肩工作过的人。因此，他和他的支持者就选择了在业务和布尔什维主义方面抨击莫洛托夫的权威性。 赫鲁晓夫对主席团在奥地利问题上的争论作了十分详细的说明。他说，莫洛托夫荒唐地认为奥地利可能会再次被西德吞并，因而坚持要求苏联必须保留让自己的军队再次进驻奥地利的权利。南斯拉夫问题触及苏联冷战观的意识形态内核。克里姆林宫决定承认南斯拉夫是“真正社会主义的”，这就意味着斯大林的政策是错误的，莫斯科在领导共产主义阵营方面的绝对权威是可以被质疑的。莫洛托夫认为，这样做会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遭遇危险的滑坡。他的主要论点是，南斯拉夫版的“民族取向的社会主义”可能会传染给其他共产党。莫洛托夫警告说，这将会使莫斯科失去对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控制。 赫鲁晓夫及其盟友声称，莫洛托夫反对与南斯拉夫和好，证明了这位外交部部长的冥顽不化，没有理解苏联的安全利益。布尔加宁告诉大会说，南斯拉夫重回苏联集团，将使苏联的陆、海军在亚得里亚海获得非常有利的位置。到那时，苏联军队就能够威胁到包括苏伊士运河在内的“英美军队的重要交通线”。赫鲁晓夫进一步肯定了这些看法。 在全会之前，苏联领导人是把1948年的苏南分裂归咎于“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帮”[维克托·阿巴库莫夫（Viktor Abakumov）是“间谍死神”和国家安全部的首脑]。但是在全会期间，赫鲁晓夫突然又说，苏南分裂的责任“在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下面是一段非常直接的对话： 莫洛托夫：真新鲜。我们是代表中央委员会在[给南斯拉夫人的]信上签字的。 赫鲁晓夫：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 莫洛托夫：这不是真的。 赫鲁晓夫：这绝对是真的。 莫洛托夫：现在你可以说说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赫鲁晓夫：我是主席团成员，但当时没人征求过我的意见。 赫鲁晓夫告诉代表们，与南斯拉夫的分裂只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945年后犯下的一连串严重的错误之一。第一书记还作了一个惊人的暗示：这些错误有可能是引发冷战的原因之一。“我们发动了朝鲜战争，到现在还要收拾残局。”“当初谁需要那场战争呢？”赫鲁晓夫反问道。这句信口说出的带刺的话非常具有煽动性，所以在刊发的全会文字记录中被删去了。 莫洛托夫在此次全会上失去了在外交事务上的权威地位，尽管他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一直保留到1956年6月。从现在起，国务活动家老大的衣钵就传给了赫鲁晓夫。对于这个新的角色，他暂时还没有把握，因而还需要与他人一起分担责任。参加1955年7月日内瓦四国峰会的代表团成员有：作为正式领导人的布尔加宁、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和朱可夫。他们在公开场合的表现，好像是一群相互平等的人。不过，艾森豪威尔和其他西方政治家很快就发现，赫鲁晓夫才是真正的首领。从现在起，他们知道西方该与克里姆林宫中的谁进行对话了。

“新对外政策”

克里姆林宫的寡头们沿用了斯大林看问题的方式。他们也像斯大林一样，感到在与美国的关系中处于劣势，不安全；而美国人也在利用他们的有利地位，不停地在苏联周围建立军事基地，扶植亲美政权[例如，1953年8月，伊朗发生政变，推翻了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sadeq）博士的政权]。他们也清楚，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希望，在斯大林死后，只要不断地对苏联施压，苏联对中欧国家的统治就会瓦解。特罗扬诺夫斯基回忆说，“赫鲁晓夫总是害怕美国会在世界上的某个地区迫使苏联及其盟友后退”。 与此同时，各位新领导人也从各自的观察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其他寡头都承认了目空一切的斯大林不可能承认的东西。从封锁柏林到朝鲜战争，苏联的政策在西欧人当中制造了对苏联发动闪电战的恐惧，因而为北约的成立奠定了基础。现在，苏联的各位领导人想要消除这一基础，减少在西欧中产阶级中存在的反苏的恐惧情绪，并鼓动北约成员国内部的反战力量。 由于莫洛托夫在1954年的外交失败，克里姆林宫对苏联的国际行为进行了反思。在由共产党人和戴高乐主义者组成的法国议会多数派挫败了“欧洲军队”（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之后，北约各国于1954年11月23日在巴黎达成一致，接纳西德作为新成员国。这就把西德与西方同盟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对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而言，显然需要在欧洲采取新的对外政策。从中央总务部部长弗拉基米尔·马林（Vladimir Malin）对克里姆林宫的讨论所做的不完全记录来看，领导集体之所以推出新对外政策，起初是专门为了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方针。不过，它在后来的势头越来越猛，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资深外交官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Andrei Alexandrov-Agentov）回忆说，赫鲁晓夫、米高扬和马林科夫是“修正对外政策上的斯大林主义传统、为解决新的世界问题开创某种意义的新路径的发起者”。 在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看来，新路径“主要有三个方面：对于东欧和中欧的‘人民民主国家’要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并将其与苏联拴在一起；如果可能，要在两大对立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建立中立的缓冲区；要在经济等领域与北约国家逐渐建立或多或少正常的和平合作关系”。就像许多西方领导人担心的那样，赫鲁晓夫的目的是要削弱北约，并最终迫使美国退出欧洲。后来在1960年2月，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承认，那就是他“最热切的梦想”。为了追求“新对外政策”的第一个目标，克里姆林宫于1955年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就像北约为美国在西欧的驻军提供了合法性一样，这个新组织也使苏联在东欧的驻军多了一条理由。而且，匈牙利的事态发展很快将会证明，新成立的这个集团是个有用的框架，可以让苏联为了“拯救”该集团内部的共产党政权而武装入侵自己的盟国。苏联人的行动似乎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整个同盟的利益。最直接的好处是，由于苏联即将从奥地利撤军，条约使它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部署军队获得了合法性。 中立概念的出现是在1955年3～4月主席团有关奥地利条约的讨论中，该条约是克里姆林宫新对外政策的首次成功的冒险。与南斯拉夫的重归于好，尽管是为了让它重返苏联阵营，但还有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防止北约在欧洲的进一步扩张”。具体来说，这是为了鼓励瑞典和芬兰保持中立，从而破坏美国想要成立涉及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的所谓巴尔干公约组织（Balkan pact）的计划。克里姆林宫的思路又从这些具体的问题转为一般地倡导中立，建立泛欧洲安全与合作体系，让西欧无须寻求美国的保护。 新对外政策的目标源自革命与帝国范式，但要比斯大林的政策灵活许多。除了容许中立，它也对经贸合作寄予厚望。斯大林一心想把苏联封闭起来，不受西方的影响。而且他宁可自给自足也不与西方国家有经贸往来。领导集体，尤其是负责对外贸易的米高扬，认为斯大林是错误的。他们回到了从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的外交经验中得出的看法——当时的各位苏联领导人认为，与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不仅可以获得重大的投资与技术，还可以得到大企业对改善政治关系的支持。主席团有许多人都认为，在华盛顿、巴黎、伦敦、波恩和东京，资本家会成群结队地等候在苏联使馆的门前。 新对外政策的拿手好戏还有“公共外交”和裁军宣传。公共外交是让苏联的艺术家、科学家、作家、音乐家和记者访问西方国家，目的是消除人们关于苏联是极权主义社会的反共观念。当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开始走出国门的时候——最早就是1955年5月的南斯拉夫之行——他们就如同大卫·考特（David Caute）恰如其分地描述的那样，“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身边簇拥着大批演员——芭蕾舞演员、歌唱家和钢琴家”。主席团决定邀请世界各地的青年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联欢节，看看苏联社会是多么友好、开放和热爱和平。在裁军方面的宣传措施上，领导集体也比斯大林走得更远，而且与斯大林相比，对自己新倡议的期望值也高得多。1955年5月，让许多人感到意外的是，苏联同意降低部署在欧洲的常规军力的水平，并在各个军事检查站（铁路、机场等）建立一套检查制度，以减少人们对突然的常规进攻的恐惧。就短期而言，这些举措促使美国调整自身的立场并开始与苏联人谈判。就长期而言，主席团确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目标：改变苏联在西方的形象，让西方不再将其视为威胁。 1955年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属于去斯大林化的一部分。但要是把它的源头只是说成斯大林遗产的拥护者与反对者之间的斗争，那就把事情简单化了。内外政策的变化首先是源于斯大林去世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苏共二十大前夕，主席团试图把新对外政策的所有要素整合在一起。与斯大林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相反，主席团成员决定，倡导一种新世界观。按照这种新世界观，资本主义世界将与苏联及其盟友共存并展开和平竞争。他们的主要论点是，新对外政策将有助于说服西方的“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摇摆不定的力量”，相信苏联的和平诚意。作为这项政策的共同制定者，马林科夫满意地说，“和平力量的阵营得到了巩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尼古拉·什维尔尼克（Nikolai Shvernik）把它概括成一句话：“我们用一年时间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我们让群众相信，我们并不想要战争。” 党内精英和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都对新对外政策拍手称赞。尽管如此，克里姆林宫的领导集体还是不能指靠他们的习惯性支持。正如1955年7月的全会所显示的，对外政策议题就跟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斗争一样，又一次与涉及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广泛议题纠缠在一起。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统治者，不得不为各自的外交政策选择而在会议上向党内精英进行解释和辩护。 在党和国家的官员中，“伟大的俄罗斯国家”这个主题对俄罗斯族人依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但新对外政策的设计师们却开始重申“劳动人民大团结”和“兄弟般的团结”这些在第三国际时流行过而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则无人问津的国际主义主题。赫鲁晓夫的信念及其性格，与削弱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并把意识形态的浪漫主义重新引入苏联的对外政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与斯大林不一样的是，赫鲁晓夫的想法不是悲观的、邪恶的；他不是总把事情朝坏的方面想。赫鲁晓夫相信，俄国革命是为了给劳动群众带来幸福与平等，而不是要打着新的幌子重建大俄罗斯帝国。斯大林把自己与俄国的沙皇、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勇士相提并论。相反，赫鲁晓夫却常常把自己比作犹太男孩平雅（Pinya），那是他喜爱的故事中的人物，一个历经艰险才成为领导者的倒霉蛋。 赫鲁晓夫没受过多少教育，因而在思想上不像莫洛托夫那么教条。他读没读过列宁论帝国主义的著作还不一定，而那些著作对于他对手的思想却有很大影响。在讨论对外政策时，赫鲁晓夫的观点缺乏条理和逻辑性。他的写作班子常常不得不把他的讲稿推倒重来，并删掉那些粗俗、古怪的说法。不过，对于共产主义会在全世界获得胜利，赫鲁晓夫是真心相信的，而且满怀激情。他认为苏维埃国家的力量再加上革命的手段，将有助于埋葬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革命浪漫主义者，他拒绝接受斯大林的那种谨慎的横跨欧亚的帝国主义图景。对他来说，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斯大林的外交只是利用共产主义信仰以及怀有这种信仰的人来扩张自己的权力与帝国。斯大林把“无产阶级大团结”和“共产党人的兄弟友爱”挂在嘴上。而赫鲁晓夫相信社会正义和在地上建立共产主义天堂，相信全世界工人农民的休戚与共以及苏联有义务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他很珍惜苏联在反抗纳粹主义的斗争中赢得的道义资本与意识形态资本。斯大林从1945年起开始采取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尤其是对土耳其、伊朗和中国的政策，令人非常失望。尽管赫鲁晓夫坚定地认为，苏联有权保持在中欧的军事存在，但他感到斯大林对波兰、匈牙利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粗暴施压，损害了那里的共产主义事业，损害了当地共产党的声誉。 对于复杂的对外政策议题，赫鲁晓夫拿出了简单的解决办法，并用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工人的语言，一个在党内已上升到最高职位的老同志的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这在起初增加了他对许多高级干部的吸引力，因为他们都是作为工农子弟成为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的经济管理者的。不过，当这位夸夸其谈的新领导人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时候，这些简单的解决办法将给苏联带来很多麻烦。到那时，赫鲁晓夫就会发现，要向党和国家的那些犹疑而谨慎的精英们兜售自己那套罗曼蒂克的全球性革命与帝国范式是越来越难。

日内瓦的考验

赫鲁晓夫总是提起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4月的演讲——美国总统在演讲中呼吁斯大林的继任者不要走斯大林的老路。主席团把演讲说成是最后通牒，但赫鲁晓夫却记住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的“四点条件”：朝鲜停战、解决奥地利问题、从苏联遣返德日战俘、采取措施限制军备竞赛。到1955年夏，从苏联领导层的角度看，他们在朝鲜和奥地利问题上已经满足了艾森豪威尔的条件，而且在裁军方面也开始提出一些比华盛顿提出的更为影响深远的倡议。 意味深长的是，解决德国问题并不在美国提出的条件当中。西方列强并不指望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不过，他们采取了行动，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德国统一这个主题。从1954年初开始，英国人便提出了“艾登计划”（Eden Plan）。其实质是要在统一后的德国通过自由选举来决定政府。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家们拒绝了“艾登计划”，虽然这样做会破坏他们在德国和各个北约国家的宣传效果。从贝利亚被捕以后，德国统一，尤其是依照西方的设想实现统一，在莫斯科是想都不用想的。苏联的各位领导人从情报分析人员的报告中得知，美国政府并不准备真的谈判。不过，他们希望通过与英法的接触来分化北约。尤其是法国政府，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让它分身乏术，所以对改善对苏关系非常感兴趣。 在日内瓦峰会上，赫鲁晓夫及其同志们的主要目的是想弄清楚，艾森豪威尔政府是否想要对苏发动战争。对于主席团的各位成员来说，纳粹在1941年6月22日的突然进攻，是他们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他们再也不能误判敌人的意图了。另一个目的是要向美国领导层证明，他们不会被核讹诈和其他形式的压力吓到。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也加入了代表团。理由是，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这两位军队领导人彼此惺惺相惜（艾森豪威尔在1945年时甚至邀请朱可夫去美国，但斯大林没有同意），谈起来能够比较坦率。在日内瓦，赫鲁晓夫和朱可夫竭力向艾森豪威尔表明，西方认为后斯大林时代的领导层是失败的看法不实；新领导层的地位牢固，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得到的支持也更多。 艾森豪威尔政府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就如历史学家理查德·伊默尔曼（Richard Immerman）所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此次峰会的议程并不是要解决悬而未决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而是要为将来迫使苏联收缩或者说削弱苏联的力量做好准备”。对于自己的雄心，国务卿是这样解释的：“要让苏联人滚出那些卫星国……现在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机会。”而新的证据显示，艾森豪威尔优先考虑的并不是这个。他想要控制核军备。形势所迫，艾森豪威尔政府需要重新考虑自己长期实行的抵制与共产党高层领导接触的政策。正如无奈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日内瓦峰会后强调的，“我们从来不想参加日内瓦会议，但是全世界人民的压力让我们不得不那样做”。 1955年7月，克里姆林宫代表团带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来到了日内瓦。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担心西方会用一些出其不意的倡议令他们“措手不及”。据外交部情报分析部门即情报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说，随同苏联代表团一同飞往日内瓦的有该委员会的专家小组，他们将在整个会议期间与苏联情报部门密切合作，为苏联代表团提供新截获的对方的通信联系，并帮助对其进行破译。 尽管这样，艾森豪威尔突然提出的“开放天空”，即允许飞机飞越领空进行侦察活动以减轻彼此对核战争的恐惧，还是令苏联代表团措手不及。担心核武竞赛失控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该提议有可能“在裁军的篱笆上打开一扇小门”。然而，在1955年，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的领导层都不准备那样做。布尔加宁，就像美国人注意到的那样，饶有兴趣地做出了回应，但赫鲁晓夫一口回绝了“开放天空”，认为它是“明目张胆的间谍伎俩”。 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这“三驾马车”打道回府了——两手空空，可也如释重负。他们在离开时确信，自己能够像斯大林那样处理好与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甚至也许会处理得更好。西方领导人在峰会上没有吓住他们或者让他们无所适从。关键是，艾森豪威尔在跟他们交谈时不是居高临下，而是把他们差不多当作平等的伙伴。来自美国的情报也证实了后一种估计的正确性。赫鲁晓夫的结论是：艾森豪威尔是个随和而和善的家伙，并不是特别地让人肃然起敬；他把外交事务交给了自己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苏联的其他观察家也有同感。艾森豪威尔与朱可夫的非正式会谈也证实了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印象：美国总统害怕核战争。 “日内瓦精神”在峰会后为欧洲带来了缓和的希望。但是，克里姆林宫的寡头们所奉行的革命与帝国范式，无法为苏美之间的一致提供基础。尽管克里姆林宫和军方高层在向世界表示，他们准备采取措施，建立互信，推动裁军，但他们从来没想过要兑现这些承诺。在发出裁军倡议之前，主席团向中共领导秘密通报：不会存在西方军控人员到处检查苏联秘密设施的危险，因为“英美集团不会同意消除原子武器并禁止生产这些武器”。到1955年11月，“日内瓦精神”已渐渐消退。仍然担任苏联外交部部长的莫洛托夫，把任何要求扩大苏联与外界接触的建议都视为“干涉内政”而予以拒绝。 日内瓦峰会未能就德国统一问题达成一致，这意味着德国的分裂仍将成为欧洲不稳定和不安全的根源。甚至早在峰会之前，为了对在西德加入北约和奥地利条约签订后的公众压力做出回应，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就表示，将在日内瓦会谈后到莫斯科进行单独谈判。1955年9月，阿登纳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与克里姆林宫领导层进行了紧张而激动的会谈。会谈的结果就是西德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和苏联释放最后的德国战俘。苏联领导层随即又邀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到莫斯科签订双边条约，进一步提升东德政权的主权。 这看上去像是一着外交妙手，但苏联领导层其实是在把自己引向绝路。到那时，他们再想全身而退就不可能了。苏联人坚持让德国保持永久的分裂状态，这让正在崭露头角并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无可置疑的领导人的乌布利希有了可乘之机，可以对苏联的政策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另外，克里姆林宫也把自身置于危险的境地：它使自己看起来倒成了德国统一的反对者。莫洛托夫看出了其中的危险。他在1955年11月建议，在关于德国问题的谈判中，苏联的方针应该是接受“艾登计划”的基本原则。如果苏联同意在整个德国举行普遍的自由选举，作为回报，莫洛托夫告诉主席团说，西方列强就会取消西德的北约成员国资格，并成立全德委员会负责落实德国统一事宜。它们还将不得不与苏联一道，同意在三个月内从两个德国撤出所有的外国军队。莫洛托夫认为西方列强不会同意这样的提议，因为它对北约的团结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同时，他还认为，这将会修复苏联在德国人中的形象。 莫洛托夫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赫鲁晓夫否定了他的提议。在赫鲁晓夫看来，艾森豪威尔政府有可能跟牌并“同意撤军”。此外，西方列强有可能把苏方态度的转变理解为自己“强硬姿态”的胜利。而且，最重要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共产党人会说：“他们在出卖我们。”赫鲁晓夫在主席团其他成员的支持下，自信地预言苏联人可以同时实现两个目标：既保存社会主义的东德又破坏北约的稳定。这件事再次证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前是实现苏联欧洲目标的工具，现在已成了苏联的主要资产，不能用来讨价还价。 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日内瓦峰会“使我们再次相信，当时的形势并不是大战在即，而且我们的敌人就跟我们害怕他们一样也害怕我们”。克里姆林宫的各位统治者都认为，苏联的外交策略动摇了美国领导层的舒舒服服的优势地位，并且还迫使美国人回到谈判桌前。这一结论让赫鲁晓夫及其同事们胆气倍增。结果，与一开始想奉行谨慎的防御方针相反，他们在冷战的主战场之外采取了攻势。到1955年秋，这将引起苏联在中东阿拉伯地区的一场豪赌。

对激进盟友的支持

斯大林未能制定任何连贯的中东政策。1953年1月，在“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处于高潮的时候，斯大林与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当时他很可能想用捏造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作为大清洗的借口。1949-1954年，苏联的官方立场是，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与土耳其和伊朗一样，都是由反动政权统治的，是英美争夺中东的爪牙。有些苏联专家和外交官想让克里姆林宫支持阿拉伯人反对美国在该地区建立反苏集团的企图，但又不敢与官方的路线唱反调。在斯大林死后，官方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的看法并没有变化；在给主席团的外交通信和秘密备忘录中，埃及领导人穆罕默德·纳吉布（Muhammad Naguib）将军和他的继任者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将军被称为“敌人”，甚至是“法西斯分子”，虽说他们在冷战中坚持不结盟立场。据1954年3月情报委员会的分析，纳赛尔用与苏联恢复邦交来威胁英国人，要求他们在苏伊士运河控制权问题上做出让步。类似的看法导致莫斯科拒绝了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在1952年和1953年的主动示好，这很可能使苏联错过了改善与该国关系的机会。 与莫洛托夫的斗争以及追求突出的政绩，促使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重新发掘中东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潜能。1955年7月，就在莫洛托夫刚刚在苏共全会上被批得体无完肤之后，主席团把赫鲁晓夫的新宠、中央委员会书记德米特里·谢皮洛夫（Dmitry Shepilov）派到中东探路。谢皮洛夫与纳赛尔举行了会晤并邀请他访问莫斯科；他还开始与拒绝加入西方集团的阿拉伯国家其他领导人建立友好关系。谢皮洛夫从中东返回莫斯科时，认为该地区拥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对西方国家再次发动“和平攻势”。在讨论谢皮洛夫报告的当天，安德烈·萨哈罗夫和其他核武器设计人员刚好也被邀请到中央主席团。有位官员解释说，领导们正在讨论对苏联中东政策的原则做出重大调整：“从现在起，我们将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我们的长期目标是破坏阿拉伯人目前与欧洲及美国的关系并制造‘石油危机’——这会给欧洲带来麻烦，从而使之更加依赖我们。”在欧洲和远东陷入战略僵局的时候，该地区为克里姆林宫重新抬头的乐观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浪漫主义提供了新的舞台。 这一政策转向的效果立竿见影。久拖未决的埃及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销售谈判很快有了圆满的结果，苏联设计的大批捷克斯洛伐克武器流入了埃及和叙利亚。莫斯科为埃及提供了50万吨石油并同意提供原子能技术。西方和以色列的有关官员公开地和私下里都试图抗议苏联的新政策，但不起作用。莫斯科和西方对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争夺开始了：此后的二十年，它将在该地区造成史无前例的军备竞赛并引发三次战争。在不久的将来，莫斯科将取得胜利并彻底破坏西方在苏联南翼的遏制计划。与此同时，就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情况一样，苏联在阿拉伯扈从国的大量投资将会把埃及和叙利亚变成类似于东德那样的克里姆林宫输不起的最重要的资产。在中东地区的冒险起初是地缘政治的博弈，但到最后，就成了20世纪70年代苏维埃帝国过分扩张的原因之一。 在中东取得突破的同时，苏联人也在试图巩固其与中国的同盟关系。中苏关系依然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面。1950年2月的中苏同盟条约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就像是俄罗斯帝国的双头鹰政策，同时盯着西方和东方。在斯大林死后，克里姆林宫既不可能也不想再把中国的各位领导人当作小伙伴对待了。主席团的领导人彼此争相对北京示好。他们的第一件功劳就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获邀参加了1954年5～7月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关印支半岛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大会上与美、法、英、苏的代表平起平坐。莫洛托夫对中国人显得十分尊重；他和其他苏联领导人都把让中国重返大国俱乐部作为克里姆林宫在外交上的重要目标。1954年9～10月，赫鲁晓夫成为首位访华的苏共领导人。此次访问是各取所需：赫鲁晓夫得到了从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那里夺取国务活动家衣钵的资本；中方领导在北京与台湾国民党即将展开海岛争夺战之际从莫斯科得到了急需的政治经济支持。 赫鲁晓夫相信，为了使中苏关系走上平稳的道路，他做了所有必要的一切。他终于兑现了斯大林的承诺，把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所有资产都归还中国（即联合公司、铁路及苏联在亚瑟港的基地）。对于苏联给中国的援助，他也没有理踩官员们认为条件过于慷慨而提出的反对意见。历史学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把苏联在1954～1959年间给中国的援助称为“苏联的马歇尔计划”。这些援助相当于苏联同时期国民收入的7%。成千上万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帮助中国人实现工业的现代化，打下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并建立教育和卫生体系。到1956年8月，苏联人以牺牲自己的经济计划为代价，把他们正在生产的大部分新的工业设备运往中国。在苏联精英中普遍流行一种罗曼蒂克的看法，认为中苏关系是“真正的兄弟般的”关系，是基于共同的而不是民族的利益。主席团甚至决定帮助中国人创立他们自己的原子弹计划。随后，苏联的核实验室接到命令，要帮助中国人制造铀弹，甚至要给他们提供一个尚能使用的样品。 在台海危机期间（1954年8月～1955年4月），克里姆林宫对于北京想要“解放”台湾感到不安。克里姆林宫的各位统治者已经吸取了朝鲜战争的教训。如果在远东再次发生战争，那就会妨碍到苏联在欧洲的计划。更糟的是，那会把苏联拖进与美国的冲突之中，而当时美国的战略核力量可以覆盖和摧毁苏联境内的任何目标，苏军却没有还手之力。尽管如此，克里姆林宫巩固中苏同盟的愿望还是非常强烈的，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在台海危机期间主动为中国提供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支持。在日内瓦峰会上，苏联代表团还呼吁艾森豪威尔采取行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和解。 中苏关系表面上发展势头良好，但实际上，这其中已经埋下最终决裂的种子。中国人赞成成立华沙条约组织，但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对于苏联外交中的其他做法，尤其是与铁托的重修旧好却讳莫如深。在中国领导层看来，克里姆林宫仍在扮演高级伙伴的角色，而他们想要的是“平等的关系”。历史学家陈兼认为，北京追求一种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平等”，反映出中国人过于自尊的心态。这就意味着无论苏联的新领导层做什么，都无法让中国盟友感到满意。尤其是毛泽东。他想要挑战苏联在共产主义世界的老大地位，并鼓吹与“美帝国主义”的对抗是替代“缓和外交”的真正革命的选择。与此同时，1955年4月底，周恩来参加了亚非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会上重申，它拥护潘查希拉宣言，也就是从佛教道德准则中借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在1952年开始提到这些准则；它们成为1954年6月中印谈判的基础]。事后看来，中国的新政策乃是一个竞争对手对于苏联新对外政策的回应。

危机之年

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抨击，开启了继承权之争的最后也是最戏剧化的阶段。新的档案材料让历史学家们得以围绕这起非同寻常的事件研究苏联国内的政治斗争。在第一书记的支持下，主席团负责为斯大林受害者平反的委员会准备了一份有关斯大林镇压活动的备忘录。委员会从档案中搜集到的事实，对于布尔什维克的老近卫军依照斯大林的命令所搞的迫害活动，给出了一幅生动的画面；难怪就连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那些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包括该委员会的负责人彼得·波斯佩洛夫（Pyotr Pospelov）都深感震惊。不过，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都反对向大会公开调查结果。赫鲁晓夫则以向大会代表呼吁相威胁，迫使其对手就范。他采取曾经帮助他打击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的那种手段，召开全会并得到不明就里的代表们的正式授权，发表关于斯大林的特别报告。赫鲁晓夫对平反委员会的备忘录仍然感到不满意，就在大会已经开始的情况下，继续准备自己的斯大林报告。当赫鲁晓夫最后宣读自己的发言稿时，他做了即兴发挥。据当时在场的人的描述，他的即兴发挥要比他原先准备的内容更煽情，更直截了当。一不做二不休的赫鲁晓夫，一旦决定摧毁斯大林的偶像，就要把它打得粉碎。如果遇到阻碍，就会把它铲平。 去斯大林化的政治斗争和新对外政策之间暂时看来是互补的。德米特里·谢皮洛夫的蹿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1956年6月取代莫洛托夫成为外交部部长。谢皮洛夫从《真理报》编辑的位置一下子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他帮助赫鲁晓夫修改他的秘密报告。谢皮洛夫拥有赫鲁晓夫所没有的特点：受过教育、博学、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熟知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一书记指望他本着对话、妥协、缓和紧张关系的精神，向国外展示苏联外交的新面貌。 到此时为止，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之间的斗争已经让苏联对外政策的日常运转变得复杂起来。即使在1955年7月的全会之后，外交部的官员依然是夹在莫洛托夫的大锤与赫鲁晓夫的铁砧之间。他们的想法与建议成了外交部部长与第一书记之间斗法的武器。结果，这些建议到头来成了牺牲品，被窜改得面目全非并搁置下来。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与政治斗争以及私人恩怨掺和在一起，这种灾难性的现象在莫洛托夫离任后似乎是不见了。据谢皮洛夫自己回忆说，赫鲁晓夫很尊重他，并给予他完全的信任。 谢皮洛夫来到外交部，这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更注意听取专家的意见，也使得改革外交部僵化的组织结构有了可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把负责外交的官僚机构与制定对外政策的实际事务分隔开来。外交官和外交部官员都生活在对“腐蚀”的恐惧之中，因为他们与外国人打交道而容易受到怀疑。1955年在纽约参观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苏联记者和作家报告说，苏联外交官让他们想起了“寄居蟹”：他们避免与他们要报道的国家的代表有任何接触。谢皮洛夫擅长的领导风格更注重互动，也更民主。他鼓励改变现状。 但这种改变是短命的。赫鲁晓夫不想要一个强有力的、有独立思想的外交部部长。这一点在埃及领导人纳赛尔决定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而引发的中东危机期间表现得很明显。1956年8月初，主席团派谢皮洛夫到伦敦参加有关这个问题的国际会议。起初，赫鲁晓夫在主席团讲话中主张谨慎，对运河的所有国英国和法国要“婉转、客观、深入分析”，而不是挑衅和强硬。在朱可夫、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等人的支持下，赫鲁晓夫建议，要让西方列强对苏联的意图放心：苏联并不打算“吞并埃及并夺取苏伊士运河”。他建议苏联要指出，其兴趣“只在于船只[在运河中的]航行畅通无阻”。 谢皮洛夫在大会上执行了这些稳健的指示，为推动美苏共同调停此次危机、避免苏联与英法之间过多的摩擦做了大量工作。不过，当西方列强后来拒绝苏方的倡议时，这一点就变得比较困难了。赫鲁晓夫自然就从稳健转向强硬。第一书记想必是准备趁此机会狠狠教训一下伦敦和巴黎，并证明自己与纳赛尔的团结一致。谢皮洛夫没有按照主席团的指示去谴责西方列强的“明目张胆的掠夺和拦路抢劫”。赫鲁晓夫对自己的被保护人显示出的独立性十分恼怒。在1956年8月27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认为谢皮洛夫的自作主张是“危险的”。当埃及与英、法、以色列在10月底爆发战争时，赫鲁晓夫好斗的天性和受到的意识形态的诱惑就战胜了他的稳健。他将首次采用核边缘政策，以戏剧化的方式展示苏联在中东的政治存在。 从1956年夏末开始，波兰就成为苏联集团内部动荡的温床。苏联领导集体虽然刚刚与铁托的南斯拉夫重归于好，但仍然把“波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口号视为华约组织终结的开始。在主席团的内部讨论中，成员们使用的是与《真理报》同样的措辞：“[西方]帝国主义分子”企图用民族道路这种说法“离间我们”，以便“各个击破”。为了支持忠诚的波兰共产党人，主席团同意从波兰安全机构撤走苏联的克格勃顾问并向波兰提供经济援助。但1953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遭遇还历历在目。 1956年10月19日，克里姆林宫的担忧变成了恐慌。当时，它得悉波共在没有与莫斯科协商的情况下就准备召开全会，要用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取代爱德华·奥哈布（Edward Ochab）做他们的领导人，而前者由于“民族主义的离经叛道的行为”已经被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共产党）开除，并从1951年一直关押到1954年。同时，波兰领导层还要求波兰军队中的苏联顾问也离开，其中包括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Rokossovsky）元帅。他是波兰裔苏联公民，曾经由斯大林任命为波兰国防部部长。赫鲁晓夫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统治者立即飞往华沙，企图用强硬的言辞和赤裸裸的暴力——出动驻扎在波兰的苏联军队——迫使哥穆尔卡及其波兰同事屈服。10月20日，克里姆林宫代表团愤怒地回到国内。当天，主席团得出结论：“剩下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结束波兰现在的局面。”弗拉基米尔·马林的笔记在此处变得特别地隐晦，但这很可能是克里姆林宫的各位统治者决定采取初步措施，出动苏联军队并更换波兰领导层。不过，在罗科索夫斯基被取消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资格之后，苏联领导集体也就妥协了。赫鲁晓夫突然建议“宽容”，并承认“鉴于目前的情况，应该放弃武力干涉”。主席团一致赞成。 之所以出现这种意外的变化，主要原因想必是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团离开波兰后哥穆尔卡在全会上发表的讲话。他保证建设“社会主义”并履行对华约组织的义务。克里姆林宫的态度发生变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人的反应。波兰人向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中国领导人发出呼吁，恳求他们说情并阻止苏联即将开始的入侵。后来，毛泽东在事后声称：“中国共产党明确拒绝了苏联[主张干涉]的建议，并立即派出由刘少奇率领的代表团到莫斯科，想要直接摆明中国的立场。”在中共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之后，毛泽东认为波兰危机的责任在于莫斯科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他在会后立即要求苏联大使巴维尔·尤金（Pavel Yudin）向赫鲁晓夫转达中方的意见：反对武力干涉。 10月23日，布达佩斯和匈牙利的其他地方都起来反抗共产党政权。鉴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危险，苏联领导集体捐弃嫌隙，依照共识采取了行动。不过，以前的政治分歧和私人恩怨并没有完全消除。去斯大林化和新对外政策的倡导者们完全有理由反对苏联直接武力干涉匈牙利，因为那会使苏联1955年以来向西方推销自己热爱和平的新形象的努力付诸东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都明确表示，目前局面的责任在于这些政策和赫鲁晓夫本人。由于主席团还要继续依照共识采取行动，其内部的不和还不会导致公开的决裂。赫鲁晓夫的支持者，甚至包括赫鲁晓夫本人，都根据这些争论的方向和框架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就像1953年春季和夏季有关德国问题的讨论一样，在匈牙利问题上的决策过程也是混乱不堪，这反映出形势以及克里姆林宫政治家们对于个人的和政治的考量的复杂性。10月26日，在主席团中，无论是赫鲁晓夫的支持者还是他暗中的敌人，都同意把苏联军队开进布达佩斯。不过，到了10月30日，主席团又主张谈判，并就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批准了有关新指导原则的宣言。 长期以来，外国观察家都认为该宣言是莫斯科的一个骗人的花招，但历史学家们近来了解到，该宣言是主席团经过复杂的争论的结果。正是在争论中最后才做出放弃在匈牙利动武的决定。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次出兵没能起到扑灭布达佩斯骚乱的决定性作用，还造成了大量伤亡。身在布达佩斯的主席团特使米高扬，坚决主张谈判和妥协。另一位特使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也只好如此。朱可夫和马林科夫也支持撤军。 在主席团讨论中，一个意想不到的因素是受到来自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的压力。中国人在10月23日来到莫斯科，本来是要讨论波兰问题，但在克里姆林宫讨论匈牙利革命时他们却管起了闲事。毛泽东一开始并不了解布达佩斯街头的情况。他指示在莫斯科的代表团反对苏联干涉波兰和匈牙利的事务。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华约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人居然建议苏联领导层遵守万隆会议的“和平共处”等原则。显然，毛觉得此时是个好机会，可以趁调停苏联人与其东欧卫星国关系之际，教训一下苏联人，灭灭他们的“帝国主义”气焰，并提高中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地位。受其支持者以及中共意见的影响，赫鲁晓夫建议谈判并根据中国人的建议发表宣言。 建议对匈牙利采取放任政策造成了主席团的分裂。布尔加宁、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认为苏联有权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这自然意味着苏联可以用武力恢复共产党政权。当时的外交部部长谢皮洛夫发表了雄辩的讲话，赞成撤军。他说，事态发展的过程说明，“我们与这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出现了危机。反苏分子遍布”中欧，所以，宣言只是在苏联与其他华约国家之间“消除强制命令”的第一步。朱可夫、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Ekaterina Furtseva）、马特维·萨布罗夫也一个接着一个发言支持撤军。 第二天，也就是10月31日，不干涉主义的势头被逆转了。当时，主席团通过投票，一致同意命令伊万·科涅夫（Ivan Konev）元帅做好准备，对匈牙利进行决定性的武力干涉。马特维·萨布罗夫提醒主席团注意，如果对匈牙利进行武力干涉，那将“证明北约是正确的”，这一点他们在昨天已经取得了一致。莫洛托夫冷冷地回击说，“昨天的决议只是个折中方案”。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也都这样认为——这就推翻了他们二十四小时前刚刚说过的话。 有些学者把这种惊人的出尔反尔归因于外部的事态发展，尤其是：有报告说匈牙利共产党人遭受了可怕的私刑；哥穆尔卡担心如果匈牙利共产党政权垮台，下一个就会轮到波兰；法国、英国和以色列入侵埃及。在苏联国内也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波罗的海地区和西乌克兰发生了骚乱，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城市的学生举行了反饥饿的罢课和示威活动。在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群体中，对领导层的信任已经下降。不过，所有这些因素和新的情况前一天就已经存在。法英对埃及的宣战不太可能引起赫鲁晓夫立场的转变。例如，在10月28日，这位苏联领导人对于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这样说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正在埃及挑起事端。我们不要跟他们搅在一起。”换句话说，他不希望苏联被看作侵略国，准备入侵别的国家。然而，在10月31日，对于同样的形势赫鲁晓夫却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如果我们离开匈牙利，就会大大助长美、英、法那些帝国主义分子的气焰。他们想先搞掉埃及，然后就是匈牙利。”扭转局面的决定性消息是匈牙利领导人伊姆雷·纳吉（Imre Nagy）的声明：他的政府已决定让匈牙利退出华约组织。 赫鲁晓夫陷入了困境。他不想破坏自己的对外政策和苏联的新形象。同时，他又一直担心苏联有可能退出中欧，那样一来，他在领导集体中的对手就会占得上风。他的担心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党组织中的多数人以及军队的上层都认为，激进的去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在政治上犯下的大错。10月31日，赫鲁晓夫抢在他的批评者之前主张采取强硬手段，要不然，一旦他“丢掉”匈牙利，他们就会掐住他的脖子。与此同时，鉴于莫洛托夫批评他采取单边主义行动，赫鲁晓夫决定，只有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中共以及铁托的南斯拉夫同意的前提下，才会采取武力干涉。经过数日的奔走与磋商，武力干涉的选择终于得到一致赞同。1956年11月4日早晨，科涅夫元帅的军队入侵匈牙利。米高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埋葬”了缓和的希望。在苏联国内，对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的逮捕和驱逐的浪潮取代了自由化进程。走出危机的第一书记看上去几乎像个瘸腿鸭。在11月初主席团有关匈牙利问题的讨论中，赫鲁晓夫一反常态，默不作声。当他像以往一样想要责备莫洛托夫的时候，后者斥责他说：“你不要再对我们充老大了。”中国领导层对苏联人讲话的声音也开始比以前高多了。据中方对事态发展的描述，中国的干预拯救了波兰，使之免遭苏联的入侵，但后来又帮助犹豫不决的赫鲁晓夫下定决心，在匈牙利恢复“社会主义”。在苏联入侵匈牙利之后，周恩来访问了中欧，然后又在1957年1月18日访问了莫斯科。周恩来向赫鲁晓夫提出了三点批评：缺乏全面的分析；缺乏自我批评；缺乏与兄弟国家的协商。他在离开时的印象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还不够老练，政治上还不够成熟。 处于弱势的赫鲁晓夫需要毛的友谊因而容忍了中国人的新角色。在与周恩来会谈时，他接受了中国人的批评。在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上，他要求全体共产党人“向斯大林学习如何战斗”。后来，莫洛托夫带着讥讽回忆说：“当周恩来同志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大讲特讲，所有人都要成为斯大林那样的共产党人；但当周恩来走了，我们就不再提了。” 认为“铁托主义者”永远不会成为可靠的朋友和盟友的莫洛托夫，在苏南关系于1955年和解后又开始变坏的时候，想必有一种既苦又甜的感觉。尽管铁托支持苏联的决定，对匈牙利进行干涉并免去匈牙利领导人伊姆雷·纳吉的政治职务，但当纳吉和他的同志们最后几乎是误打误撞躲进了布达佩斯的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候，他还是感到很为难。铁托珍惜南斯拉夫在国际上的独立的名声，拒绝把纳吉交给苏联人。在铁托与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之间随后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接着，在1956年11月11日的普拉（Pula）讲话中，铁托谈到斯大林主义的“体制原因”，认为匈牙利悲剧的部分责任在于苏共内部的保守势力。他还说，共产党现在可以分为两类：要么是斯大林主义的，要么是非斯大林主义的。此次讲话激怒了赫鲁晓夫，他有几年一直说它是“背叛的、卑鄙的”。主席团通过表决决定，在《真理报》上与铁托进行公开的意识形态论战。在克格勃设法将纳吉及其同志从南斯拉夫大使馆骗出来并逮捕和关押在罗马尼亚之后，形势并没有好转。后来，罗马尼亚人又把他们移交给亚诺什·卡达尔（Janos Kadar）的匈牙利傀儡政府。纳吉和他的一些同志在经过秘密审判后被处死，此举得到了克里姆林宫和欧洲的各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同意。铁托在私下里想必是松了口气，而在公开场合，南斯拉夫政府则对处死纳吉等人表示抗议。 无论是在斯大林主义者还是在反斯大林主义者当中，赫鲁晓夫的出尔反尔都削弱了自己作为国务活动家的权威。中央委员会收到大量党员来信，里面充满了对赫鲁晓夫领导能力的失望，甚至是鄙视。有人要求恢复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务活动家的名誉，并警告说，如果赫鲁晓夫继续为所欲为，苏联就会在敌人面前束手就擒。其他人则表示不清楚党中央是不是有“两个赫鲁晓夫”：一个谴责斯大林，另一个却要求苏联人民向他学习。

集体领导体制的终结

赫鲁晓夫的权威遭到削弱，这给了他在主席团的对手联手反对他的勇气。1957年6月，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觉得此时正是扳倒赫鲁晓夫的好机会，于是便在主席团会议上对他发难。赫鲁晓夫是极少数没有看到自己的权威地位处在危险之中的人之一。“他似乎是有意树敌，”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但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赫鲁晓夫竟然与自己从前的盟友如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的关系也疏远了，后者都参与到反对他的阴谋之中。就连德米特里·谢皮洛夫也认为，赫鲁晓夫该走人了。但是，对于这些阴谋者来说，问题在于他们在政治观点上不一致：莫洛托夫和谢皮洛夫批评赫鲁晓夫的角度大不一样，原因也不相同。阴谋者们还忘记了一点：赫鲁晓夫手中掌握着所有的国家权力。书记处的大多数成员都是赫鲁晓夫的门徒，他们支持他反对主席团中的统治者。事实证明，国防部部长朱可夫元帅和克格勃主席伊万·谢罗夫，是整个危机期间起到了关键作用的盟友。在书记处成员及朱可夫和谢罗夫的帮助下，赫鲁晓夫紧急召开了中央全会，恢复了自己的最高权威并指责阴谋者是“反党集团”。有关1957年6月全会的材料，尽管明显偏向于获得胜利的赫鲁晓夫而不利于作为他的对手的“反党集团”，还是可以使人对于苏联错综复杂的政治内幕和对外政策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反对派指责赫鲁晓夫破坏集体领导，在对外政策的决策和其他问题上一手遮天。莫洛托夫公开反对赫鲁晓夫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原则，即苏美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协议，可以成为缓和国际局势的坚实基础。莫洛托夫的看法是，只要有帝国主义，迟早会再次爆发世界大战。他还声称，赫鲁晓夫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忽视了“除苏联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用。除了国际关系原则的分歧之外，莫洛托夫还很看不惯赫鲁晓夫的土气、粗鲁、不拘小节的作风以及他的个性化的外交方式。 米高扬对反对派进行了最有力的回击。他回顾了最近在波兰、匈牙利和苏伊士运河的一系列危机，认为苏联领导层的团结和赫鲁晓夫的大胆行动，是成功处置这些危机的原因之一。米高扬还指责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对于与中欧共产党国家以及中立国奥地利和芬兰的经贸关系，抱有一种狭隘的、完全从预算考虑的态度。他说，相反，赫鲁晓夫认为对这些国家的补贴是完全必要的，是苏联的安全利益所要求的。“我们认为，为了巩固奥地利的中立地位，我们必须为我们在那里的影响力打下经济上的基础，这样，西德才不会完全控制奥地利[的经济和贸易]。”至于苏联集团，“如果我们让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了[采购]订单，那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就会解体”。 相比于赫鲁晓夫的制造危机和补贴，参加全会的代表有许多人更同情莫洛托夫的保守观点。党和国家的精英并不赞成缓和，他们中许多人都比主席团中“开明”的多数派更为强硬、好斗和僵化。在批判莫洛托夫的教条主义和斯大林对外政策错误的同时，多数人在全会对国际事务和军事安全的讨论中，都使用了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言。不过，决定其立场的并不是对外政策。相反，有些代表担心，如果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赢了，“还会流血”。另外，老寡头集团的下台意味着赫鲁晓夫任命的人可以得到提升。有一位发言者指责说，莫洛托夫“还以为我们穿着短裤呢”。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也属于取代遭到清洗的政治寡头的那个集团。正如后来所表明的，1957年后的新主席团充满了庸碌之辈，他们在能力、天赋、知识和眼界方面都赶不上老一代寡头。但是从赫鲁晓夫角度来看，他们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完全依赖他。 10月，赫鲁晓夫到达了权力的顶峰。他解除了自己最大的盟友、国防部部长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的职务——朱可夫有时也扮演批评者和独立派的角色。像以往一样，他在1957年10月28～29日召开了一次特别全会来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全会的文字记录没怎么透露此次事件的细节，但它表明，赫鲁晓夫对朱可夫连同总参情报总局局长谢尔盖·什捷缅科（Sergei Shtemenko）阴谋反对他的怀疑并不是一点根据没有（至少是在当前后斯大林时代权力斗争的气氛下），但更可能是由于赫鲁晓夫从克格勃那里听说了他想要听到的有关朱可夫的事情。就在此前不久，朱可夫和安德烈·葛罗米柯一起向主席团建议，莫斯科应接受美国人提出的“开放天空”的主张。他认为如果苏联开出附加条件，那美国就会打退堂鼓。赫鲁晓夫不相信，于是便在10月的全会上借此事批评朱可夫对艾森豪威尔的建议表现软弱，而且还煽动战争——他声称朱可夫想利用空中侦察准备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内讧扼杀了本来充满希望的外交机遇，而且这还不是最后一次。 撇开那些莫须有的指控，此次全会还是可以使人们对苏联最高军政领导的思想和讨论获得一些深入的、有价值的认识。赫鲁晓夫试图向代表们尤其是军方证明，是他而不是朱可夫更清楚如何把外交上的和平攻势与加强军事实力结合起来。不管对于整个事件有什么样的疑问，苏联军方还是一致支持党的领袖而谴责朱可夫。 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这是把对重大对外政策的讨论变成高层权力斗争工具的最后一次全会。集体领导以及克里姆林宫周期性的内讧此时都成了历史。逐渐被一群唯唯诺诺的人所包围的赫鲁晓夫，很快就发现自己成了一个脱离现实的决策者。在搞掉“反党集团”和朱可夫之后，主席团的政策讨论很快就变成了毫无生气的例行公事。作为一个靠自学成才的人，赫鲁晓夫有着不一般的精明与直觉，没有感觉到有多需要外界专家的意见与建议。在克格勃、外交部和中央委员会中仍然存在的不管什么样的分析机构，在赫鲁晓夫时代都逐渐败落了。 从赫鲁晓夫选的接替谢皮洛夫的人选就可以看出他的意图。阴郁而缺乏魅力的安德烈·葛罗米柯是不可能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的，而且也的确没有。赫鲁晓夫决定亲自上阵，就跟他扮演自己的情报主管、农业部部长和其他许多角色一样，也自己做自己的外交部部长。年轻而又温文尔雅的外交官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在1958年4月成了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助理。他回忆说自己当时立刻觉得，苏联的对外政策即将发生重大变化。那位在国内政治斗争中获胜的苏联领导人，觉得他已经准备好要在对外政策上有所突破。他急于向政治精英和军方证明，在扩大苏联的力量与影响方面，他可以超越斯大林。
  1. Troyanovsky，“Making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213-14.?????
  2. Immerman，“‘Trust in the Lord but Keep Your Powder Dry’”；Trachtenberg，Constructed Peace，132-45；Mitrovich，Undermining theKremlin；Brooks，“Stalin's Ghost.”?????
  3. 参见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以及Bekes，Byrne，and Rainer，1956 Hangarian Revolution。关于苏联内政与外交之间的关系，参见Richter，Khrushchev's Double Bind；Brooks，“Stalin's Ghost”；Taubman，Khrushchev，chaps.10-14。?????
  4. 在1952年10月之前，“寡头”圈子包括斯大林的中央主席团的下列成员：克莱门特·伏罗希洛夫、尼古拉·布尔加宁、拉夫连季·贝利亚、拉扎·卡冈诺维奇、尼基塔·赫鲁晓夫、格奥尔吉·马林科夫、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和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马特维·萨布罗夫和米哈伊尔·别尔乌辛在这个集团中资历较浅。?????
  5. 参见Mikoyan，Tak Bylo，555-58，572-74；Khlevniuk et al.，Prezidium TsK VKP（b）i Sovet Miriistrov SSSR；1952年10月全会的文件见于RGANI，f.2，op.1，d.21-22；大量关于斯大林1952年10月讲话的回忆，参见Simonov，“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ia，”96-99。?????
  6. Gorlizki and Khlevniuk，Cold Peace，6；Chuev，Sto sorok besed，471；Mikoyan，Tak bylo，584.?????
  7. 参见1955年1月31日的主席团会议，备忘录第105号，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37。?????
  8. Eimontova，“Iz Dnevnikov Sergeia Sergeevicha Dmitrieva，”160.?????
  9. 铭文中有一句是：“进来的人们，你们必须把一切希望抛开！”——译者注?????
  10. Zubok，“CPSU Plenums，Leadership Struggles，and Soviet Cold War Politics，”28-33；《文学报》主编V.A.科切托夫（V.A.Kochetov）的笔记，大约于1955年，RGALI，f.634，op.4，d.1516，I.13。?????
  11. Izvestia，August9，1953；农民收入从1953年的130亿卢布增长到1954年的250亿卢布。苏联最高苏维埃党员会议的速记报告，1955年2月8日，APRF，f.52，op.1，d.285，1.1-34，公布于Istochnik 6（2003）；Mikoyan，Tak Bylo，518；Aksyutin，Khrushchevskaia“ottepel”I obschestvenniie nastroeniia v SSSR v 1953-1964 gg，53-57。?????
  12. Sakharov，Vospominaniia，230；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337.?????
  13. 关于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在这一领域的钩心斗角，参见ElenaZubkova，“Rivalry with Malenkov，”78-81；Mikoyan，Tak bylo，599-600；Taubman，Khrushchev，262-63。?????
  14. Barsukov，“Rise to Power，”52；Taubman，Khrushchev，258-64.?????
  15. 参见1955年1月22日和31日的主席团会议，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35-38?????
  16. 1955年1月25-31日的中央全会，备忘录第7号，RGANI，f.2，op.1，d.127，1.45；CWIHP Bulletin，no.10（March 1998）：34-35；Khrushchev，“Memuari Nikiti Sergeevicha Khrushcheva，”70。?????
  17. 参见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37、887页中布尔加宁、别尔乌辛和伏罗希洛夫的看法；另见1955年2月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党员会议的速记报告，APRF，f.52，op.1，d.285，1.1-34，公布于Istochnik 6（2003）。?????
  18. 中央主席团会议，备忘录第66号，1954年12月20日，以及备忘录第106号，1955年2月7日，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29-31，40。?????
  19. Zubkova，“Rivalry with Malenkov，”76；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36-72.?????
  20. Fursenko et al.，Presidium TsK KPSS，1：29-31.?????
  21. 关于苏联与奥地利谈判的背景，参见Stourzh，Um Einheit und Freiheit；另见Bischof，Austria in the First Cold War，130-49。?????
  22. Zubok，“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Germany and Austria，”21-24.另见Mastny，“NATO in the Beholder's Eye，”61-62。?????
  23. 有关1955年5月19日主席团会议的评论，参见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41，888-90。?????
  24. CWIHP Bulletin，no.10（March 1998）：43.?????
  25. Troyanovsky，“Making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214；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讲话，1955年7月9日，RGANI，f.2，op.l，d.l73，l.3；莫洛托夫在这里是指1948年哥穆尔卡被免去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职务后又以“民族分离主义”罪名被捕。详情及有关文献参见Volokitina et al.，Vostochnaia Evropa，1：505-11。?????
  26. 苏共中央全会，1955年7月9日，RGANI，f.2，op.1，d.172，1.76，87；CWIHP Bulletin，no.10（March1998）：29，38。?????
  27. 在5月25日的主席团会议上，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反对使用这一遁词。布尔加宁说，“那你们就会[指责]斯大林了”。参见布尔加宁、米高扬在1955年5月19～23日主席团会议上的看法，见于Fursenko el al.，Prezidium TsK KPSS，1：43，45，46。?????
  28. RGANI，f.2，op.l，d.173，1.4.?????
  29. Khrushchev，“Memuari Nikiti Sergeevicha Khrushcheva，”82，84，85；RGANI，f.2，op.1，d.173，1.40；Istoricheskii arkhiv 4（1993）：77.?????
  30. 转引自Immerman，“‘Trust in the Lord but Keep Your Powder Dry，’”48-49。?????
  31. Troyanovsky，“Nikita Khrushchev and the Making of Soviet ForeignPolicy，”38.?????
  32. Prozumenscikov，“Nach Stalins Tod，”750.?????
  33.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93；另见Troyanovsky，“NikitaKhrushchev and the Making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7。?????
  34.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93，94.?????
  35. Stenograficheskaia zapis zasedania Prezidiuma TsK KPSS po voprosu“O direktivakh sovetskoi delegatsii v Komitete desiati po razoruzheniiu，”February 1，1960，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424。?????
  36. 沃伊捷赫·马斯特尼认为，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有更为深远的目标：在将来有关欧洲共同安全的谈判中，用华约与北约“对子”。“让虚幻的东欧同盟与真实的西欧同盟一道解散，同时却不触动莫斯科与其附属国之间的双边军事条约网络，这样一种体系将会使苏联作为其最强大的成员，成为欧洲安全的主宰。”Mastny，“NATO in the Beholder's Eye，”66.在我看来，苏联的目标更为直接。?????
  37. Zubok，“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Germany and Austria”；Prozumenscikov，“Nach Stalins Tod，”747-51.?????
  38.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93，94.?????
  39. Khlevniuk et al.，Stalin i Kaganovich，159-63；Zubok and Pechatnov，“Stalin and the Wall Street”（尚未发表）。?????
  40. 对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的采访，莫斯科，1994年5月6日；作者与罗斯季斯拉夫·谢尔盖耶夫（Rostislav Sergeev）的交谈，莫斯科，1994年5月14日。?????
  41. Caute，Dancer Defects，411；Adzhubei，Krushenie illuzii.Vremia v sobitiakh i litsakh，128-35.?????
  42. Zubok，“Nebo nad sverkhderzhavami，”47-55.?????
  43. 对克里姆林宫政治斗争进行更为仔细的分析可以发现，1955年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各个寡头当中实际上是孤立的（尽管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在某些问题上跟他站在一边），因为他怀疑而且有时候反对“新对外政策”。参见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35-158。?????
  44. 备忘录第184号。Zasedaniie 30 janvaria 1956.有关苏共中央提交给苏共二十大的报告草案的意见交换，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90.92。?????
  45. Taubman，Khrushchev，xvii-xx.?????
  46. Ibid.，330.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地区党组织大会上的讲话，1954年5月8日，APRF，f.52，op.l，d.398，1.222-38；1959年7月1日中央主席团会议的速记报告，见于Fursenko et al.，Presidium TsK KPSS，1：256-87。?????
  47. Troyanovsky，“Nikita Khrushchev and the Making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5.?????
  48. 在1954年1～2月的外长柏林会议上，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提出了他的计划。艾登计划的实质是，要求在德国各地举行自由选举以成立一个全德政府，并由这个全德政府与四个占领国进行谈判并签订和约。统一后的德国可以自由选择或拒绝与东方或西方结盟。参见Dockrill，“Eden Plan and European Security，”162-89；另见Varsori，“Gouvemement Eden et I'Union Sovietique”。?????
  49. “关于在即将举行的四国政府领导人会议上美、英、法各国政府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情报委员会备忘录，1955年6月，AFPRF，f.595，op.6，р O г.51，d.769，d.51，1.29-47；“在即将举行的四国政府领导人会议上西方各国在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问题上的立场”，AFPRF，f.898，op.6，d.769，1.48-63；RGANI，f.89，per.70，dokument7，1.6。?????
  50. RGANI，f.89，per.70，dokument7，1.6.苏方的估计大体上是正确的；参见安东尼奥·瓦索利（Antonio Varsori）对英国以及科莱特·巴比尔（Collette Barbie）对法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目标的看法，Bischofand Dockrill，Cold War Respite，75-116。?????
  51. Khrushchev，“Memuari Nikiti Sergeevicha Khrushcheva，”69；FRUS，1955-57，5：259，417-18；Richter，Khrushchev's Double Bind，71；Taubman，Khrushchev，349-53.?????
  52. Immerman，“‘Trust in the Lord but Keep Your Powder Dry，’”49.?????
  53.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56次会议讨论备忘录，华盛顿，1955年7月28日，见于FRUS，1955-57，5：534。?????
  54. 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时任该委员会高级分析员，作为随行情报小组的成员也在日内瓦。与作者的晤谈，莫斯科，1990年4月16日。?????
  55. Prados，“Open Skies and Closed Minds，”224-25，232-33；另见Rostow，Open Skies.?????
  56. FRUS，1955-57，5：534.?????
  57. Dobrynin，In Confidence，38.?????
  58. 更多内容见于Smirnov and Zubok，“Nuclear Weapons after Stalin's Death，”16；另见FRUS，1955-57，5：413。?????
  59. “Zapis besedi N.A.Bulganina s Poslom KNR v SSSR Liu Qiao，”March 19，1955，RGANI，f.5，op.30，d.116，1.19；Eimontova，“Iz Dnevnikov Sergeia Sergeevicha Dmilrieva，”Otechesvennaia istoriia1（2000）：161.?????
  60. 阿登纳认为此次大国峰会不会在德国统一问题上达成一致。苏联之行对他来说只是个策略，以防中立主义情绪在西德抬头。参见Schwarz，Die ?ra Adenauer，以及该作者编的Entspannung und Wiedervereinigung；Conze，“No Way Back to Potsdam，”209-10。苏联人对阿登纳的动机十分清楚。例如，可参见《真理报》驻西德记者巴维尔·瑙莫夫（Pavel Naumov）1955年7月3日的备忘录，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在7月20日日内瓦峰会开始的当天看到了这份备忘录，见于RGANI，f.5，op.30，d.114，1.176-77。?????
  61. 类似的看法见于Harrison，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47-48，53-57。?????
  62. 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900；更多细节参见Zubok，“Multi-Level Dynamics of Moscow's German Policy”。?????
  63. 主席团会议备忘录第168号，1957年11月6日和1958年11月7日，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58-60，900，?????
  64. Kolokolov et al.，Sovetsko-Izrailskie otnosheniia，2：430-36；“Omeropriiatiakh SShA poprevrashcheniiu Izrailia v voienny platsdarm naBlizhnem Vostoke，”KI to Stalin on September 19，1952，AVPRF，f.595，op.6，por.8，d.769，1.74-87.?????
  65. Naumkin，Blizhnevostochnii konflikt，1：114，139-41，148，149-56，170-71，180-81；1952年12月9日情报委员会就埃及的形势问题给斯大林的报告，AVPRF，f.595，op.6，por.8，d.569，1.45-48；1954年3月8日情报委员会有关纳赛尔的情况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AVPRF，f.595，d.769，1.25。?????
  66. Zubok，“Soviet Intelligence and the Cold War，”466-68.?????
  67. Mlechin，MID：Ministri inostrannikh del，335-36；Sakharov，Vospominania，247.?????
  68. 苏联外交部近东和中东司的情报，1955年7月18日，见于Naumkin，Blizhnevostochnii konflikt，1：306-7；另见第301，328，333-34，335，340-44，365-67页。?????
  69. Gaiduk，Confronting Vietnam，15-16；Olsen，“Changing Alliances，”65-66.?????
  70. 参见Qiang Zhai，Dragon，the Lion，and the Eagle，175；美方有关此次危机的战略观点，参见Chang，Friends and Enemies，129-42；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217-18。?????
  71. Westad，Global Cold War，69；Fursenko，Presidium TsK KPSS，1：154-55，162-63；“USSR-PRC（1949-1983），Documents and Materials，Part I，1949-1963”（Moscow：Historical-Diplomatic Division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USSR，Moscow，1985），AVPRF，145-46，147-48；Negin and Smirnov，“Did the USSR Share Its Atomic Secrets with China？”303-17.?????
  72. Chen Jian，Mao's Chiria and the Cold War，167-69.在1955年7月的一年一度的飞行表演期间，为了给西方国家的武官留下深刻的印象，苏联人用了一条险计：让唯一一个可用的、由十架M-4轰炸机组成的航空联队在上空飞了三次。Zaloga，Kremlin's Nuclear Sword，24.?????
  73. FRUS，1955-57，5：416.?????
  74. 参见苏联大使巴维尔·尤金（Pavel Yudin）在1955年3月8日和5月25日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AVPRF，由温格罗夫（Wingrove）翻译并发表，“Mao’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Soviet Ambassador，”28，35-41.?????
  75. 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42-43；Chen Jian，Mao'sChina and the Cold War，63.?????
  76. Chang，Friends and Enemies，137；Qiang Zhai，Dragon，the Lion，and the Eagle，173-74.?????
  77. Eimermacher et al.，Doklad N.S.Khrushcheva O kulte lichnosti；Nikolai Barsukov，“Kak sozdavalsia 'zakritii doklad Khrushcheva，”Literaturnaia Gazeta，February 21，1996；Roy Medvedev and Vladimir Naumov，“XXs'ezd：taina zakrytogo zasedaniia，”Vechernii klub，February 26，1996；Aksyutin and Pyzhikov，“O podgotovke zakrytogo doklada N.S.Khrushcheva XX s'ezdu KPSS v svete novikh dokumentov，”107-17.?????
  78. 关于波斯佩洛夫的反应，参见Mikoyan，Tak bylo，592。?????
  79. Mikoyan，Tak bylo，594；“lz rabochei protokolnoi zapisi zasedaniiaPrezidiuma TsK KPSS，”February 9，1956，and Stenogramma PlenumaTsK KPSS，February 13，1956，见于Eimermacher et al.，Doklad N.S.Khrushcheva o kulte lichnosti，234-37，241-43。?????
  80. Yakovlev，Omut pamiati，116.?????
  81. 特罗扬诺夫斯基在自己的书中评论说，在日内瓦峰会期间发生这样的冲突，“对重要国事产生了负面影响”。Troyanovsky，Cherez god i irasstoiania，189；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95.?????
  82. Chuev，Kaganovich，Shepilov，342，352.?????
  83. “Opovedenii sovetskikh diplomatov，”代表团成员、作家鲍里斯·波列伏依（Boris Polevoi）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RGALI，f.631，op.26，d.3826，1.9-10。?????
  84. 主席团会议，1956年8月11日，备忘录第32号，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156-57。?????
  85. Chuev，Kaganovich，Shepilov，352；Fursenko and Naftali，Khrushchev's Cold War，101-6.?????
  86. 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156-59，162-63；Mlechin，MID：Ministri inostrannikh del，343；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在1957年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没有发表的讲话，见于Kovaleva et al.，Molotov，Malenkov，Kaganovich，678。?????
  87. 不同的看法参见Narinsky，“Sovetskii Soiuz i Suetskii krizis 1956 goda，”54-66。?????
  88. Fursenko et al.，Presidium TsK KPSS，2：359-62.?????
  89. 主席团1956年7月9日、12日以及10月4日、20日和21日的会议记录，见于Fursenko et al.，Presidium TsK KPSS，1：149，168，173-75；Granville，First Domino，121-23。主席团决定召开华约组织其他成员国共产党的紧急会议。在马林的笔记中还有一些不详的话，如“准备好文件”和“成立委员会”都可以有各种解释。谢尔戈·米高扬声称，他听到自己父亲、赫鲁晓夫以及其他领导人商量对波兰的武装入侵[2001年7月3日他在俄罗斯萨拉托夫（Saratov）的国际研讨会上的报告]。关于波兰方面，参见Gluchowski，Soviet-Polish Confrontation of October，1956。?????
  90. 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146-48·这一段内容也是基于利奥·格卢霍夫斯基（Leo Gluchowski）公开的、存于国家安全档案馆的文件。?????
  91. 该宣言的原文发表在1956年10月31日的《真理报》上。有关匈牙利革命的匈牙利及其他各方的原始材料，参见《1956年的匈牙利与世界：新的档案材料》这本小册子。它是由国家安全档案馆、冷战国际史项目和1956年匈牙利革命史研究所于1996年9月26～29日在布达佩斯编撰的。?????
  92. 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180，181，185，188-90；Kramer，“New Evidence on Soviet Decision-Making，”389-92.?????
  93. 关于中方的作用，参见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178-79，188-89；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150-57。?????
  94. 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1988-91.?????
  95. Ibid.，1：191-92；Kramer，“New Evidence on Soviet Decision-Making，”393.?????
  96. 马克·克雷默和约翰娜·格兰维尔（Johanna Granville）更强调苏伊士危机和“溢出”效应方面的因素。参见Kramer，“New Evidence on Soviet Decision-Making，”369-71；以及Granville，First Domino。不过，亚历山大·斯蒂卡林（Alexander Stykalin）认为，克里姆林宫的决策最终是受中共、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意见的影响；参见他的Prervannaia revoliutsia；Gluchowski，“Khrushchev，Gomulka，and the‘Polish October.，’”1，38-49。?????
  97. 马林的笔记，1956年10月28日，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186，191。?????
  98. Yakovlev，Omut pamiati，117.?????
  99. 关于铁托和哥穆尔卡的立场，参见Granville，First Domino，100-121。?????
  100. Mikoyan，Tak Bylo，604；马林的笔记，1956年11月4日，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202。?????
  101. 关于中国人对于事态进程的描述，参见Shi Zhe，“At the Side of Mao Ze-dong and Stalin：Shi Zhe's Memoirs，”由陈兼翻译（引文得到了他的许可）；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158-62；Zubok，“‘Look What Chaos in the Beautiful Socialist Camp！’”153。?????
  102. 周恩来在1957年1月24日的有关苏联的评论由张曙光和陈兼翻译并发表，见于“Emerging Disputes between Beijing and Moscow，”153-54；另参见邓小平在1963年7月5～20日的莫斯科会议上对苏联代表团的讲话，复印件见于SAPMO-BArch，JIV2/207698，S."75。据陈兼的看法，毛在国内的几次讲话都强调赫鲁晓夫及其同事不仅放弃了“斯大林的旗帜”，而且也放弃了“列宁的旗帜”。现在轮到中国杠起这面大旗了。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158-62.?????
  103. 莫洛托夫在1957年6月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见于Kovaleva et al.，Molotov，Malenkov，Kaganovich，131。?????
  104. Kovaleva et al.，Molotov，Kaganovich，Malenkov，128；Pravda，November19 and 23，1956；赫鲁晓夫1962年5月16日在瓦尔纳（Varna）的讲话，发表于Istochnik 6（2003）：136；关于铁托的自相矛盾的行为背后的原因，参见Granville，“Tito and the‘Nagy Affair，’”23-57；Rainer，Nagy Imre，2：347关于赫鲁晓夫对铁托态度转变的反应，参见Tischler，“Poland's October and the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105. 1957年5月3日安东宁娜·彼得松（Antonina Peterson）致谢皮洛夫，1957年1月25日工程师M.彼得雷金（M. Petrygin）致苏共中央，1957年1月30日P.涅斯捷罗夫（P. Nesterov）上校致赫鲁晓夫，RGANI，f.5，op.30，d.189，1.1-6，29-30，及d.190，1.142-62。?????
  106. Mikoyan，Tak bylo，599，602.?????
  107. “Posledniaia‘antipartiinaia’gruppa.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iiunskogo（1957）plenuma TsK KPSS，”Istoricheskii arkhiv 3，4，5，6（1993）及1，2（1994）；至于没有经过编辑的同样的材料，参见Kovaleva et al.，Molotov，Malenkov，Kaganovich。?????
  108. Istoricheskii arkhiv 3（1993）：74-75.?????
  109. Istoricheskii arkhiv 4（1993）：27，29.?????
  110. Istoricheskii arkhiv 3（1993）：79.?????
  111. 有关这两群人的比较，参见Mikoyan，Tak Bylo，604。?????
  112. Naumov et al.，Georgii Zhukov，297，425；Fursenko et al.，PresidiumTsK KPSS，1：252，263-64，以及1011-1012页的评论；Dobrynin，In Confidence，37-38。至于朱可夫对赫鲁晓夫的批评，参见Taubman，Khrushchev，314。?????
  113. Naumov et al.，Georgii Zhukov，379.?????
  114. Zubok，“Soviet Intelligence and the Cold War，”453-72.?????
  115. Troyanovsky，“Making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216.?????
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
要把这个装置[核弹]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资本主义者头上。 ——赫鲁晓夫致苏联核设计人员，1961年7月
1957年10月4日，苏联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了一颗运行轨道经过北美上空的卫星——“斯普特尼克”号。这是一颗没有危险的、用于和平用途的卫星，但美国分析家还是认为，同样的导弹可以携带数百万吨级的核弹。这些专家几乎立即就发出警告，说这种“在导弹上的差距”最后有可能使苏联能够以突然进攻的方式摧毁美国的战略力量。这勾起了美国人对珍珠港事件的黑色记忆，让他们一下子失去了安全感。在美国各地，中产阶级家庭都在省钱建造防核辐射的掩体。儿童们要参加可怕的民防演习，学习怎样在核爆炸中用桌子保护自己。我的一位朋友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长大的。他回忆说，有一次演习，他还朝曼哈顿方向看了看，看看帝国大厦是否还在那儿。 实际上，害怕受到核攻击的应该是苏联人。当时的战略军事力量对比对美国极为有利。斯蒂芬·扎洛加（Steven Zaloga）写道，苏联的战略防御力量“耗资巨大，但技术上不可靠，肯定要提前报废”。要是美国人率先发动打击，苏联人就没有可用来反击的战略核力量。同时，美国依靠的是“首先使用”原子武器的战略。为了防止苏联人占领西欧，美国人计划用核武器对付苏联。五角大楼不仅在美国本土，还在英国、西德、意大利和土耳其这些盟国的领土上建立了战略轰炸机和导弹基地。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苏联对热核革命以及与美国的核武竞赛的反应所知甚少。有些学者认为，核武器方面的因素迫使莫斯科在冷战中采取了更加负责、更加谨慎的行为。实际上恰恰相反。美国人采取的遏制战略和他们拥有的战略优势，让苏联人在抵抗和无条件投降之间别无选择。反复无常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抵抗。他决定打出核边缘政策（brinkmanship）这张牌，也就是在国际危机中最后用核导弹说话，来压过美国人的核优势。他的选择把苏联拖进了整个冷战中最危险的冒险活动。

核弹与教条

在斯大林去世的时候，热核革命才刚刚开始。到1953年，苏联已经制造出几个型号的原子武器、中程导弹、反导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和核潜艇。但事实证明，它仅仅是提升苏联战略核力量的第一个阶段。苏联核工程的老兵维克托·阿达姆斯基（Viktor Adamsky）回忆说，“1953-1962年这几年，热核武器的发展成果是最多的”。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政治局对原子弹计划的讨论，即使有，也是很少的；有关美苏核试验的情况，一向只有少数官员知道，包括拉夫连季·贝利亚、国防部部长贝尔加宁和军队高层。后来就有消息说，即将进行核裂变炸弹的大型试验。那是由安德烈·萨哈罗夫和维塔利·金兹堡（Vitali Ginzburg）在代号为“阿尔扎马斯-16”的秘密实验室里设计的。1953年7月，核工程的副主管阿夫拉米·扎韦尼亚金向出席苏共全会的代表们报告说：“美国人按照杜鲁门的命令开始研制氢弹。我们人民和我们国家也不差。氢弹的威力要超过普通原子弹几十倍，它的爆炸——现在正在准备中——将意味着结束美国人的第二项垄断。那将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件大事。” 苏联的首次氢弹试验是在1953年8月12日，这给了苏联各位领导人以巨大的信心。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一度误以为苏联在核竞赛中变成了领先者。赫鲁晓夫在回忆自己当时的热情时说：“其他任何人，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这样的炸弹。这令我激动不已。我们倾尽全力，确保萨哈罗夫计划的迅速实现。”安德烈·萨哈罗夫马上就成了克里姆林宫的宠儿。据一份由部长会议主席团在1953年11月20日批准的计划，已升级到一两百万吨级TNT当量的萨哈罗夫炸弹将搭载到一种巨型的洲际导弹上。该导弹的设计交给了斯大林建立的另一个大型军工综合体。洲际导弹的首席设计师谢尔盖·科罗廖夫（Sergei Korolev）保证，到1957年底进行最后试验。 热核权力立即成为克里姆林宫政治斗争的目标。在贝利亚这位斯大林时代的“原子弹沙皇”被捕之后，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声称，他企图利用核试验的成功来获得权力。不管这种说法是真是假，核计划显然太重要了，不能让它成为任何政治家个人的禁脔。贝利亚被捕后，负责核计划的主要机构，原子能特别委员会和第一总局，立即合并为中型机器制造部，并由二战时负责坦克生产的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担任部长。尽管他与马林科夫的关系很近，但他并不是主席团的成员。围绕原子弹的政治纷争并没有到此为止。 在此期间，美国打消了莫斯科自以为在热核武器的研发上已经占据优势的想法。1954年1～2月，国务卿杜勒斯“大规模反击”的论调叫得最响。3月1日，美国开始了一连串新的核试验，试爆了一颗150万吨级TNT当量的氢弹，其爆炸威力比科学家预想的还要大三倍。爆炸在太平洋上空形成了巨大的云团，覆盖面积达7000平方英里。日本的一艘拖网渔船因此而受到辐射，这引发了全球性的强烈抗议，要求禁止继续进行类似的试验。在3月1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Lewis Strauss）承认：一颗超级炸弹可以摧毁整整一个大都会区；热核战争可能危及人类的文明。早在三个月前，即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向联合国提出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建议，目的是消除人们认为美国准备发动热核战争的想法。该建议要求，要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共同努力，以帮助世界上的不发达地区。不过，从美国随后的试验来看，该建议言不由衷，它不过是想用来遮掩自己暴露出的核优势的无花果树的叶子而已。 苏联核武器设计人员意识到，在制造数百万吨级TNT当量的武器方面，美国人已经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萨哈罗夫的炸弹还无法产生那么大的威力。于是，伊戈尔·库尔恰托夫（Igor Kurchatov）和其他核物理学家就对萨哈罗夫的设计失去了兴趣，并很快把注意力转向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和斯坦尼斯拉夫·乌拉姆（Stanislaus Ulam）于1951年1月在美国提出的辐射内爆压缩原理。大约在同时，原子能部部长马雷舍夫要求库尔恰托夫草拟一份对艾森豪威尔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回应。苏联科学家借此机会让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注意到了有关热核革命的惊人事实。结果，一篇题为“原子战争的威胁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提议”的文章，在1954年4月1日交给了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基于对热核反应的利用，现代的原子能实践，”物理学家们写道，“可以无限增加炸弹中实际蕴藏的爆炸能。这种武器实际上防不胜防，因此，大规模使用原子武器显然会造成参战各国的彻底毁灭。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可以消灭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威胁。”作者们建议揭露艾森豪威尔提议的两面性，并将热核战争的危险性公之于众。 马林科夫很可能提前就知道了这些观点，所以他就再次决定抢在领导集体的其他人前面，发表权威性的意见。1954年3月12日，部长会议主席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苏美之间的冷战倘若继续下去，就会引发敌对行动，而“使用现代武器的敌对行动意味着世界文明的终结”。这种说法严重偏离了苏联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政治话语。例如，米高扬在同一天的讲话中就老调重弹，说“苏联拥有的氢弹是一种防止侵略、维护和平的手段”。 马林科夫的讲话反映出克里姆林宫的核恐惧在不断增加。1954年2月4日，苏共书记处批准对军队和政府部门的防空洞以及掩体进行升级，以防发生核战争。不过，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利用马林科夫对党的路线的偏离，指责他是思想异端。他们声称，他的悲观主义论调会削弱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盟友的士气，因为它怀疑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他们还从“现实主义”立场抨击他的讲话。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任何对原子武器的担忧，都可能被敌人理解为软弱的征兆。马林科夫接着就在下一次公开讲话中承认，核战争实际上将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 据莫洛托夫说，如果再次发生战争，那将导致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最终胜利”。国防部部长尼古拉·布尔加宁和苏军高层大部分人也都同意这种说法。他们仍然拒不承认热核武器的革命性影响。1954年9月，主席团批准在靠近乌拉尔山脉的托茨科耶（Totskoye）进行军事演习。为了训练部队，那里引爆了一颗与广岛的同一类型的原子弹。观摩此次演习的布尔加宁等一群元帅和将军们乐观地认为，在采取某些预防措施之后，苏军有能力进行原子战。 赫鲁晓夫尽管在公开场合对核战争表示乐观，但他起初对热核武器显示出的威力非常不安。他的儿子回忆说，在1953年8月苏联的核试验之后，赫鲁晓夫看了一部有关核爆炸的保密影片，回家时情绪低落，好几天都无法平静下来。影片显示，在距爆心投影点几十英里的地方，房屋被摧毁，人也被击倒。试验的一位目击者回忆说，爆炸的影响“显然有点儿超过了心理的承受能力。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还不像这样令人毛骨悚然，虽然它当时的可怕程度要超过那场仿佛还历历在目的战争中所见到的一切”。1941～1944年间有过恐怖的战争经历的赫鲁晓夫，想必是又一次感到不寒而栗。后来，在与一位埃及记者交谈时，他承认他当时深受震动：“当我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并了解到有关核武器威力的全部实情时，我好几天都无法入睡。” 在最初的震撼过后，赫鲁晓夫意识到，如果苏美之间彼此都对热核武器的威力心怀恐惧，那就可以防止未来发生战争。他觉得艾森豪威尔政府虽然做了许多准备，口头上也很强硬，但不会动用如此可怕的武器，尤其是在美国人害怕可能会遭到还击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生性乐观的人，赫鲁晓夫把自己的焦虑转化成克服美国优势的决心。在他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之后，便马上开始对苏联的武装力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到1955年初，他中止了斯大林建设一支庞大的海军的计划，理由是它经不住新武器的打击，不管是常规武器还是原子武器。他就像艾森豪威尔早先那样，开始相信导弹将主导未来的战争。 对核战争的恐惧并没有改变赫鲁晓夫对革命与帝国范式的信念。的确，他不再像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那样，认为未来战争将把世界变成共产主义世界。但他认为核恐惧彼此抵消，对美国比对苏联更不利。它意味着“美帝国主义”虽然在经济、财政、技术和军事方面占有优势，但不敢挑战共产党对中欧的控制。再者，在双方都怀有核恐惧的情况下，苏联及其盟友会有更多的机会推动去殖民化、反帝国主义斗争和共产主义等各项事业，使之远远超出苏联的范围。在赫鲁晓夫看来，苏联的领导体制也有一点胜过美国的政府，那就是它相对来说不会受到“国内的阻挠”。也就是说，公众对核战争的恐惧可能会与美国政府的全球目标发生冲突。苏联的宣传机器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对哪怕一点点的反战迹象都要加以压制。它还利用雄厚的资源，防止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精神的退化。除了马林科夫的讲话之外，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都有意回避核战争的后果问题，以免苏联人民会产生恐慌情绪。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学校没有民防演习（虽然苏联儿童要接受大量的准军事化训练），报刊和电台也很少报道核试验的消息——不管是美国的还是苏联的。物理学家们在1954年4月的那封有名的信件从来没有发表。 不过，苏联民众对原子弹实际上是有所了解的，而且也知道广岛被毁灭的情况。不仅是值班士兵，就连许多平民看到空中的飞机也都感到不安，生怕它们是“艾诺拉·盖伊”。核武器时代的现实与苏共此前的意识形态教条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这种明显的不一致引发了疑问和怀疑。1954年夏，苏共书记处书记彼得·波斯佩洛夫向赫鲁晓夫报告了象棋世界冠军米哈伊尔·鲍特维尼克（Mikhail Botvinnik）在其给党的领导人的信中所犯的“错误”。鲍特维尼克问，人们该怎样把核战争有可能造成的灭绝的危险与官方意识形态认为战争是由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为追求利润而发动的观点协调起来？苏联是否应该与这些帝国主义分子达成和解？这种和解是否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背叛？这些问题正好切中苏联意识形态以及冷战宣传的要害。 1955年11月22日，苏联的核武器设计人员成功试爆了一颗160万吨级TNT当量的炸弹。与1953年8月试爆的那颗不同的是，这是颗真正的“超级炸弹”，利用的是核辐射压缩原理和核聚变。伊戈尔·库尔恰托夫和他的设计人员知道，他们现在可以像美国人一样制造几百万吨级TNT当量的威力更强大的武器了。试验之后，安德烈·萨哈罗夫向此次试验的军事指挥官米特罗凡·涅杰林（Mitrofan Nedelin）元帅暗示说，如果有一天要用到热核武器，那将是一场大灾难。感到怀疑的并不只是萨哈罗夫。就连库尔恰托夫，苏联核武器工程的科学主管，也有了反战的想法——这让赫鲁晓夫极为不满。 在军队高层，意识形态上的乐观主义和军人的好勇斗狠盖过了对核战争的恐惧。取代布尔加宁成为国防部部长的朱可夫元帅是个例外。他同意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5年7月所说的随着原子弹和氢弹的出现，许多在过去是合理的观念都变了。朱可夫强调，“他个人明白这种武器的危害性有多大”。总统与元帅还一致认为，只有通过逐步建立互信和控制军备，才能使双方摆脱目前的困境，克服彼此的恐惧。

赫鲁晓夫的“新面貌”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及其领导集体中的同事，准备让他们的意识形态教条跟上核武时代的形势。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宣布放弃斯大林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并制定了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实行“和平共处”的原则。但是，对斯大林有关马列主义的解释，赫鲁晓夫的修正工作只做了一半。一方面，他说帝国主义的确是战争的温床，而且还重弹只要资本主义再次发动世界大战它就会被埋葬的老调；另一方面，他又说，“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现在存在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它们拥有令人生畏的手段，可以防止帝国主义分子发动战争”。赫鲁晓夫最后还说，西方的一些有影响的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原子战争没有赢家。 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看法没有变化，但苏联的热核力量可以让帝国主义分子的头脑不得不冷静下来。在1955年11月超级炸弹的试验之后，新展示出来的力量让这位苏联领导人有了指靠。1956年2月20日，第一颗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发射成功。赫鲁晓夫对核导弹巨大的破坏力充满敬畏，但他就像1953年一样，又一次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开始寻找利用这种新获得的力量的方式。他给公众的说法是：“让那些想发动战争的人为这些炸弹提心吊胆去吧。” 赫鲁晓夫的当务之急是造成一种核僵局，以削弱北约和由艾森豪威尔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1954年和1955年策划或赞助的其他反共同盟，尤其是中央条约组织（中东条约组织或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在中东条约组织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境内部署了导弹。赫鲁晓夫想要除去这个心头之患。他还想要美国把苏联作为一个平等的大国而予以认可。在赫鲁晓夫看来，美国人只有在战争与和平的严峻选择面前，才会那样做。“只有两条路，”第一书记在苏共二十大上说，“要么是和平共处，要么是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没有第三条道路。”要让美国人接受这一点，赫鲁晓夫就要让他们相信，他准备使用那些可怕的新武器。因此，要把他新的想法付诸实施，结果必然不会是一种温和的核威慑，而是核边缘政策和危险的虚张声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赫鲁晓夫的政策和说辞其实是在效仿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他们私底下对核大战的可能性极为憎恶，但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的对外政策目标，又竭力维护美国的核优势。最近的研究认为，杜勒斯是想“利用核武器，而不是要使之成为悬在整个世界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1955年的日内瓦峰会上，赫鲁晓夫意识到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两人对核武器都极为恐惧。他看得出他们（他误以为首席战略家是杜勒斯而不是艾森豪威尔）是想吓唬苏联但又不想显得过于具有挑衅性，于是就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觉得，“作为一个战争老兵”，艾森豪威尔是不会允许苏美之间的对抗失控的。既然面对的是这样的对手，赫鲁晓夫相信，核边缘政策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 由于苏联当时还没有洲际弹道导弹和可靠的战略轰炸机对美国发动打击，所以苏联核威胁的最初的目标，是北约的西欧成员国。从苏联人的角度看，第一次明显的成功是在1956年11月的英、法、以色列联手入侵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按照赫鲁晓夫的建议，克里姆林宫为了使美国保持中立，便向美国主动提出派遣苏美联合代表团到中东“维和”，同时又威胁要对入侵者实施核打击。实际上，正是美国对伦敦和巴黎的施压才结束了那次战争，但赫鲁晓夫却断定，是苏联的威胁产生了效果，“杜勒斯成了那个挺不住的人”。1957年6月，米高扬告诉参加苏共全会的代表说，“大家都承认，我们是用这个办法才决定了埃及的命运”。 埃及事件的结局让赫鲁晓夫的胆子更大了。他相信，与核力量相比，国际关系中的其他所有因素都无足轻重。在那之后，他便开始把发展核力量不仅仅视为一种威慑手段，而是像19世纪的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说的，看作通过其他手段对国家政策的延续了。1957年5月，赫鲁晓夫在一次采访中说，归根结底，冷战的对抗显然就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苏联与美国。 1957年8月，苏联在导弹技术上终于取得了期待已久的突破。谢尔盖·科罗廖夫领导的苏联航天航空研究团队成功试射了世界上第一颗洲际弹道导弹——R-7导弹。9月7日，赫鲁晓夫视察导弹试射。他让科罗廖夫继续开展其开创性的空间探索计划。10月4日，“斯普特尼克”号让美国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大吃一惊。从长期来看，在“斯普特尼克”号的影响的刺激下，美国为了恢复公众对其优越性的自信，启动了耗资巨大的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不过，赫鲁晓夫达到了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即美国人现在对核战争甚至比苏联人还要害怕。1960年2月，他对主席团说，有了洲际导弹，就有可能与美国达成协议了，因为“保守的美国人平生第一次因为害怕而开始动摇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苏联的军工综合体集中了可以说更多的力量生产更大、更多的核武器和导弹。即便如此，多年来苏联对美国也只是拥有假想的战略打击力量。R-7导弹低效却极为昂贵。作为一个靠液氧燃料推动的300吨重的庞然大物，它的每次发射都如同梦魇一般。每座发射场要耗资五亿卢布。1959年，苏联导弹设计人员开始研发另外两种导弹，R-9和R-16，但这两个哪个都不太好，不能用来批量部署，因为它们都是靠液态燃料推动的，极易受到空袭。第一代可靠的洲际导弹只是在1962年4月才开始部署。在此期间，科罗廖夫的庞然大物必须通过铁路运送到俄罗斯北部的普列谢茨克（Plesetsk）发射场。到1959年底，只有四个这样的庞然大物和两个发射场可以投入使用。万一美国率先发动打击，苏联人只有一次发射机会，而据谢尔盖·赫鲁晓夫说，他们瞄准了美国的四座准备报复的“人质城市”——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和洛杉矶。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较为慎重的领导，就会等几年再去夸耀新的战略力量，但赫鲁晓夫不会这样。1959年12月15日，克里姆林宫宣布建立苏联武装力量的一个新兵种——战略火箭部队。赫鲁晓夫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其中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因为他多次承诺，要赢得与美国的经济竞赛并使得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苏联的计划经济当时在全球尤其是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以及处于去殖民化过程中的其他国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然而，对计划经济的罗曼蒂克的幻想所收到的实际效果却越来越小。就在战略火箭部队成立的时候，苏联经济已经开始下滑。从1953年以来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势头消失了。赫鲁晓夫曾经夸口苏联人的消费会超过美国人，但事实令他的大话不攻自破。在经济领域，非军工产业部门都不景气；农业的垦荒计划在最初的成功之后结果也令人大失所望；赫鲁晓夫限制农民个人副业的那些草率的措施，造成了肉类、牛奶和黄油的短缺。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对埃及的越来越慷慨以及1956年之后迅速提高的对波兰和匈牙利的补贴，都给苏联的经济和预算带来了新的负担。为了“纠正人民的经济生活中严重的比例失调”，苏联政府不得不放弃五年计划的后三年，并宣布了一个新的“七年”计划。事实证明，既要生产枪炮又要生产黄油的承诺，要比赫鲁晓夫预想的还要困难。 与此同时，对新式装备的需求以及各种研发计划都在激增，远远超过了所拨付的资源。1958～1961年，苏联的军工产量增长了一倍多，从占苏联国民收入的2.9%增加到5.6%。事实证明，战略导弹要比赫鲁晓夫原先想的还要费钱。建造发射场和发射井，包括在哈萨克斯坦秋拉塔姆（Tyuratam）的新的巨型综合体以及用于大批量生产战略武器的巨型工厂，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核武器和导弹计划要求建造“保密城市”，要能够吸引最优秀的劳动力并为他们维持高水准的生活。乌拉尔地区车里雅宾斯克附近的斯涅任斯克（Snezhinsk），作为苏联的第二个核试验室所在地，也是其中之一。到1960年时，其人口已达两万。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iarsk）附近的另一座“保密城市”，在1958年开始生产武器级的钚。反应堆和22个车间就位于地下200-250米深的巨大的人造洞穴；该综合体有自己的地铁系统和能够容纳数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以及为之提供服务的高质量的城市基础设施。 鉴于承诺的与能够办到的差距越来越大，赫鲁晓夫迫不及待地想尝试一下他的“新面貌”。他希望在德国问题上取得突破，并利用核武器和导弹计划大大节约苏联的国防开支。

“新面貌”在柏林的尝试

1958年11月，赫鲁晓夫给美、英、法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在六个月内把西柏林变成“自由市”，要么他将采取单边行动，把西方进入柏林的通道交给东德政府控制。起初，这位容易冲动的苏联领导人准备宣布作为西方列强在柏林存在的基础的波茨坦协定作废，因为西方人违反了这些协定。不过，他意识到这个极端的做法从长远来看有可能损害苏联的外交，于是就把重点放在“自由市”这个想法以及莫斯科可能与东德单独达成和约协议上。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最终期限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一再后延。由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拒绝同意最后通牒中的要求，赫鲁晓夫的这着棋造成了东西方之间的僵局，也称第二次柏林危机。一开始，他的办法似乎取得了预想的效果。北约在苏联新的压力之下，出现了明显的分裂。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于1959年2月匆忙到访苏联与赫鲁晓夫会谈，公开表示要调解他与艾森豪威尔之间的矛盾。5～8月，搁置已久的有关德国问题的外长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最后，艾森豪威尔在7月份向这位苏联领导人发出了访美邀请。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的各项成果，从赫鲁晓夫的角度看是乐观的。艾森豪威尔承认，处于东德腹地的柏林成为一个被分割的城市，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他似乎同意在定于1960年春的四国峰会的框架范围内，重新探讨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 关于此次冲突的缘由，人们的看法存在分歧。霍普·哈里森认为：“在危机期间一直影响赫鲁晓夫的是他对民主德国的关切，再加上他想通过与西方的成功的谈判去赢得声誉。”其他学者则认为，此次冲突乃是这位苏联领导人为了反击西德与北约的逐渐一体化以及美国的“核共享”计划，是北约主张“率先打击”的核原则引发的，因为这些都威胁到了苏联的安全。有证据表明，克里姆林宫对西德有可能获得核武器非常担忧。 关于柏林危机，赫鲁晓夫有着多重动机。首先，他要维护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的存在，这是他在批判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时候一再公开声明的。其次，他决心证明他的“新面貌”能够让西方列强放弃遏制战略并开始与苏联谈判。最后，正如其言论所暗示的，他希望在柏林的胜利会导致西方帝国主义在全球的瓦解，从而有助于推动亚非各国的革命进程。 至于自己的儿子谢尔盖的担忧，赫鲁晓夫嘲笑说，“没人会为了柏林发动战争。再说，当时正是把战后现存的力量均势稳定下来的时候”。据他的儿子说，赫鲁晓夫希望能够吓唬吓唬西方列强，让它们“坐下来谈判”。这位苏联领导人觉得苏联的核力量使他有可能在斯大林十年前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实现与美国关系的平等化。他想要恢复被广岛原子弹和美国的遏制战略所毁掉的大国外交的雅尔塔－波茨坦格局。 核导弹是这次冒险的核心。这位苏联领导人想把这样一种严峻的选择摆到西方各国的政府和公民面前：要么为热核战争的后果负责，要么拆除反苏堡垒。对于赫鲁晓夫在1958～1961年间采取的核边缘政策和制造危机的外交策略，人们有时候忽视了它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他的裁军运动。这位苏联领导人想要消除人们认为苏联人好斗的印象。1957年4月，赫鲁晓夫对主席团说，苏联要加紧开展禁止核武器的宣传运动。否则在西方，他说，“我们就会失去广大群众的支持”。1958年11月，苏联宣布单方面暂停核试验（几天后，美、英也宣布这样做）。1960年2月，赫鲁晓夫向主席团建议：向美国人提出，只要他们撤销在苏联周边地区的军事基地并销毁他们的战略轰炸机，苏联也会销毁他们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武器。“那样一来，北约、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这些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打造的同盟，“就都完了”。他还错误地以为，对于美国和西欧的担惊受怕的公众来说，该建议是无法拒绝的。 1959年9月，应艾森豪威尔总统之邀，赫鲁晓夫抵达美国。他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发表讲话时，出于宣传目的而披露了一个“全面而彻底的裁军”计划。一方面，赫鲁晓夫想必是感到他的赌博起到了作用。他在美国到处观光，显然是很享受让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放下身段来接待“头号的共产分子”。他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依（Alexei Adzhubei）和一帮苏联记者在苏联发起了对赫鲁晓夫的小型的个人崇拜，把他说成是不屈不挠的和平斗士。这是“新面貌”的额外收获，但也许是赫鲁晓夫最渴望得到的东西。另一方面，“与美国面对面的”碰撞，暴露出赫鲁晓夫对外交游戏还缺乏准备。赫鲁晓夫对美国的强大和富裕既钦佩又沮丧；他在内心深处感到局促不安并想找个借口拒绝总统的邀请。而且在西柏林问题上，他也不可能从艾森豪威尔那里得到任何具体的让步。 赫鲁晓夫特别急于向他在国内的支持者证明，他的办法可以立刻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在其极受欢迎的美国之行之后，为了给1960年在巴黎再次举行的峰会做准备——届时他希望在德国问题上迫使西方让步——这位主席决定阐明自己的主张对于经济的影响。1959年12月，在给主席团成员的秘密备忘录中，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极为彻底的裁军计划。他认为，苏联不再需要庞大的陆军，核武器和导弹部队会对潜在的入侵者构成足够的威慑。这项改革在政治、道义和经济上对苏联“大有好处”。1960年1月12日，赫鲁晓夫在对最高苏维埃讲话时宣布，三年内裁军120万人。有25万军官不得不退伍，许多人都没有得到适当的物质补偿、再培训、养老金或住房。在赫鲁晓夫看来，这次军队改革只不过是一个月前成立战略火箭部队的必然结果。 没人敢批评赫鲁晓夫的这些草率的举措。但在私下里，一些高级军官却极为担忧。缺乏实实在在的力量的支持，把重点放在核导弹和扩张计划上，这种做法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不久便遭到怀疑。后来，赫鲁晓夫的批评者提出：“我们在大战后刚刚喘了口气。我国还没有从与希特勒的战争中恢复元气；人民不想要战争，不希望战争。幸运的是，一切都还好，而赫鲁晓夫同志马上把这说成是他天才的产物。”高级军官不可能公开反对赫鲁晓夫的军队改革，但他们抱怨“尼基塔做的蠢事”，并想方设法抵制它。总参谋长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Vasily Sokolovsky）元帅为了抗议赫鲁晓夫在1960年的裁军而辞去了职务。一些最有才智的将领则利用在保密杂志《军事思想》（Military Thought）上进行“理论讨论”的机会，对赫鲁晓夫过于依赖核武器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在1960年和1962年，彼得·库罗奇金（Petr Kurochkin）大将、阿马扎斯普·巴巴贾尼扬（Amazasp Babadzhanyan）上将及其他作者，都赞同马克斯维尔·泰勒（Maxwell Taylor）在《音调不定的号角》中和亨利·基辛格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所说的，把重点只是放在核报复上，那就在投降与自杀之间失去了选择的余地。 赫鲁晓夫没能说服他的元帅和将军们，但他迫使他们接受了他的“新面貌”。国防部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总参军事学院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准备就核武器时代的军事战略问题写一本保密书籍。他命令由不太愿意的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来完成这个项目。该书详细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下次战争将会是核战争；该书还认为，战争的开局（第一波打击）具有巨大意义。它还表示，苏联拥有核武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吓阻美国，而不是为了发动核战争。核战争的破坏性太大，因而必须避免。这本书数易其稿，直到赫鲁晓夫最后满意了才在1962年获得批准以《军事战略》作为书名公开出版。在这位苏联领导人看来，这对美国人“发热的头脑”来说，是个“冷静的”提醒。 出乎意料的是，赫鲁晓夫的做法遇到了另外一个批评者，那就是中国的领导层。1957年I1月，在世界共产党大会上，毛为苏联的新的核导弹的威力喝彩，认为这让共产主义力量有理由对西方帝国主义更加有所作为。同时，他还要赫鲁晓夫与中国分享核武器及导弹的技术。1957～1959年，中国人得到了R-12中程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技术，以及制造原子武器的整个技术资料。苏联人甚至保证向中国人提供原子弹的实物样品。然而，毛永远无法原谅赫鲁晓夫，因为他在没有与中国人协商的情况下就发表了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认为去斯大林化是个严重的错误，甚至也许对他自己的权威也造成了威胁。而毛也很不喜欢赫鲁晓夫幻想的核力量的两极化，因为那等于是把中国降格为二等大国。 当苏联军方要求北京为苏联在太平洋的海军和潜艇舰队建造联合基地的时候，毛的怨恨终于按捺不住了。毛愤怒地拒绝了这一建议。1958年7月31日，为了平息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怒火，赫鲁晓夫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乘飞机来到北京，但他却受到东道主接二连三的羞辱和无礼对待。他还震惊地发现，在他对核武器时代的想象与毛的野心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毛对赫鲁晓夫就像斯大林在广岛轰炸后对美国人一样：他对核武器不屑一顾，说它是“纸老虎”。“我努力对他解释，”赫鲁晓夫回忆说，“一两颗导弹就可以把在中国的所有军队化为齑粉。但他甚至连听都不愿听，而且显然是把我看作胆小鬼。”赫鲁晓夫没有把自己的担忧透露给主席团的同事，但中苏之间漫长的蜜月期结束了。 让苏联人吃惊的还在后头。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既没有向莫斯科也没有向华盛顿发出警报的情况下就开始炮击金门——一个仍由国民党控制的近海群岛。毛曾对身边的人说，“这些岛屿是两根让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跳舞的指挥棒”。通过策划这次挑衅行动，这位中国领导人把美苏两国的领导人都拖进了一场核边缘政策的游戏——但这次不是按照他们的意志而是毛泽东自己的计划。在与克里姆林宫的官方通信中，中国的各位领导人建议，尽管在1950年就签订了中苏条约，但美国要是使用战术核武器打击中国，苏联不要对美宣战。这让赫鲁晓夫和主席团的其他成员大惑不解。他们写信给北京说，这样的安排是“在全世界工人阶级面前的犯罪”，会让敌人“觉得他们能把我们分开”。 只要中国人的行动与莫斯科的战略保持一致，赫鲁晓夫并不介意帮助中国对付这个群岛。然而毛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虚张声势让他觉得这要么是不负责任的教条主义，要么是“亚洲人的狡猾”。赫鲁晓夫讨厌与东方的共产党盟友共享核力量。1959年6月20日，主席团不声不响地取消了中苏在原子弹方面的合作。本来准备用船运往中国的一套原子弹装置连同整个文件资料都被销毁了。毛对赫鲁晓夫权威的挑战让这位苏联领导人非常不安。据特罗扬诺夫斯基说，赫鲁晓夫一直在考虑中国问题。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人炮击金门未能取得任何成果，赫鲁晓夫还是希望他的核恫吓会在德国和西柏林有所收获。

核边缘政策的动摇

就在赫鲁晓夫提议苏联单方面裁军的时候，他的“新面貌”开始动摇了。问题又是首先出在中国。这位苏联领导人于1959年10月出现在那里，就在他成功的美国之行之后。显然，这位苏联领导人认为自己到北京是属于胜利归来。他已经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承诺，各大国要在巴黎就德国和柏林问题召开会议。然而，毛泽东却公然嘲笑那个看起来似乎像是雅尔塔－波茨坦“体系”的第二版的东西。正在庆祝革命胜利周年纪念的各位中国领导人，决定教训一下这位苏联领导人。他们指责他以牺牲他们为代价去迎合美国。正中毛下怀的是，赫鲁晓夫很快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火气，于是会谈就变成了争吵。在场的安德烈·葛罗米柯和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徒劳地想使会谈回到积极的轨道上来。赫鲁晓夫从中国回去时情绪非常低落，不停地咒骂毛。在接下来的苏共全会上，他指示苏斯洛夫报告有关中国同志的恶劣行径，但他在主席团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同事，都把中苏关系的恶化归咎于他的粗鲁与笨拙。 毛的批评加剧了赫鲁晓夫的自我怀疑。这位苏联领导人正在冒一个巨大的风险。裁军得罪了军方，并使得巨型军工综合体的前景变得模糊起来——这牵扯到苏联80%的工业企业，尽管程度不等。他的那些老对头——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仍然是党员，他们在迫不及待地等着他的计划破产。对于赫鲁晓夫即将开始的巴黎之行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苏联的国事访问，苏联官员尤其是民众的期望很高。万一巴黎之行失败，那这位主席在政治上的权威地位，甚至是他对苏共精英的控制力，都会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害。这位从来就不是一个老练的谈判专家的苏联领导人，喜悦之情一下子就没了，而且还开始产生怀疑：要是西方领导人让自己空手而归怎么办？ 1960年5月1日，苏联的防空导弹打下了一架正在苏联导弹基地上空执行侦察任务的美国U-2侦察机。赫鲁晓夫借机显示出自己的强硬——不仅是对西方，也是对中国人和他自己的军队。当艾森豪威尔出乎意料地声称对此事负责的时候，感到自己被出卖的赫鲁晓夫变得极为愤怒。在巴黎，他要求美国总统亲自道歉，从而彻底破坏了他与这位美国领导人的关系。到1960年底，所有缓和对美关系的计划都失败了。这位苏联领导人让长期施压和谈判的成果毁于一旦。许多苏联外交官都对此感到惋惜。然而，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军方是满意的，因为赫鲁晓夫的“新面貌”此时看来是注定要失败了。 这件事反映了赫鲁晓夫在外交上的不够老练。他希望与美国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和解，然而对于与艾森豪威尔等西方领导人的谈判，在意识形态上和心理上又缺乏准备。巴黎峰会的破裂让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只有部分还可以发挥作用，那就是积极对西方施压。这位苏联领导人决定等到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出来，看看他的下一位谈判对手是谁。 此次惨败还证明了赫鲁晓夫的意识形态世界观的顽固性。在西方帝国主义问题上，他无法容忍毛和他自己的国内同事开始怀疑他的“软弱”。甚至在U-2事件之前，也就是1960年1月，赫鲁晓夫就向在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保证，他采取的通过核威慑来防止战争以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只会多不会少。在巴黎的大国外交破裂之后，他便开始释放自己所有的革命冲动。他长期持有的信念，即苏联的核力量会加速世界革命的进程，现在变成了倡导去殖民化的狂热活动。他亲自领导苏联发起运动，支持从阿尔及利亚到刚果的非洲民族解放事业。一位在第三世界工作的苏联专家格奥尔吉·米尔斯基（Georgy Mirsky）回忆说，“在西方国家的革命进程停滞不前的时候”，赫鲁晓夫的领导班子希望“抓住后殖民主义的契机，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并赢得许许多多觉醒过来要求新生的人民的同情”。 “革命”外交的这种几乎是照着第三国际风格的古怪复活，高潮出现在赫鲁晓夫著名的纽约之行——参加1960年9～10月的联合国大会。由于被美国政府“出于安全原因”限制在曼哈顿岛的范围内，这位苏联领导人在岛上奔波了将近一个月。他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旋风：建议彻底改革联合国；在联合国讲台上严厉谴责西方殖民主义，并用自己的鞋来引起重视；赶往哈莱姆区会见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向任何愿意倾听的人谴责美帝国主义。在他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电报中，他写道，他很喜欢“咒骂资本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分子”，但无奈要待在这个“该死的资本主义国家”，待在纽约这个“金魔鬼的老巢”，这让他感到度日如年。他在纽约的行为，尤其是鞋子事件，让他自己的代表团丢尽了脸面。 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胜利让赫鲁晓夫受到了鼓舞，因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这个眼中钉输了。可是，他还开始认为，肯尼迪是个纨绔子弟，对严重的对抗缺乏准备。种种迹象表明，肯尼迪并不是“下一个富兰克林·罗斯福”，即苏联人从1945年以后就失去的那种伙伴。赫鲁晓夫觉得可以用自己的核边缘政策吓唬吓唬新总统。在1961年4月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的首次太空之行取得成功后，他的信心增加了。相形之下，由于接受过中情局训练的游击队员在猪湾入侵古巴的行动失败，肯尼迪的声望却急剧下降。这是用核力量对白宫施压的良机，赫鲁晓夫不容错失。 1961年5月26日，赫鲁晓夫告诉主席团，苏联应该与民主德国单独签订条约。那样一来，西方列强将不得不在撤退与核战争之间做出选择。他坦承自己无法保证美国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猪湾入侵，他说，证明了美国政府并不是牢牢地掌握在单个的领导人手中，而是“受各种集团和特定形势的影响”。然而赫鲁晓夫认为值得冒这个险。“我想说，有超过95%的可能不会发生战争。”主席团的成员没有反对，因为此时他们都是赫鲁晓夫的唯唯诺诺的同伙。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葛罗米柯都支持赫鲁晓夫的立场。谨慎的米高扬说美国“有可能在不使用原子武器的情况下采取敌对行动”，但他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在这种虚假的一致同意的怂恿下，1961年6月3～4日，第一书记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峰会上，对肯尼迪表现得极为无礼。在得知赫鲁晓夫对肯尼迪说最好是现在，在新的、更可怕的战争手段出现之前就开战的时候，苏联外交官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被惊得目瞪口呆。这话太嚣张了，所以美苏两国官方的文字记录都把它删掉了。 许多研究柏林危机的学者都以为，赫鲁晓夫是被肯尼迪强硬的反措施吓得不敢在西柏林问题上采取单边行动了。他们还援引肯尼迪在1961年7月25日的演讲作为证据。在那次演讲中，美国总统采取了动员武装力量的措施，而且宣布，西方盟国会使用一切军事手段维护其在西柏林的权利。他们还援引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Roswell Gilpatric）在1961年10月21日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披露，美国在核导弹方面对苏联拥有巨大的数量优势。“我们具有二次打击的能力，”吉尔帕特里克说，“而且打击的范围至少跟苏联首先发动打击的范围一样广。所以，我们相信苏联人不会挑起较大的核冲突。” 实际上，对于要跟民主德国签订单边条约的威胁，赫鲁晓夫从来没有付诸行动，尽管他想要提升东德的政权和主权。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对美国人行为的理解与白宫想要造成的印象也是不同的。苏联情报机构不断把五角大楼想利用美国的战略优势对苏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攻击的计划通报给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显然，这只会强化他采取核边缘政策的冲动。让这位苏联领导人印象深刻的不是肯尼迪的决心，反倒是肯尼迪在国内的弱势。1961年8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华约领导人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一再抱怨说，跟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不同，肯尼迪这个伙伴在核边缘政策游戏中不可预测。如果肯尼迪在危急关头退缩，就像杜勒斯有许多次那样，那他在国内就“会被骂作懦夫”。 如果是这样，挑衅肯尼迪有什么好处呢？赫鲁晓夫的首鼠两端甚至连他的朋友和盟友也开始担忧了。华约组织的许多领导人，包括民主德国的瓦尔特·乌布利希和罗马尼亚的格奥尔吉·乔治乌－德治（Georgy Georgiu-Dej），本来就对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去斯大林化一肚子意见，此时对他的对外政策也开始产生怀疑。苏联军方的不满依然如故。在1960年开始为英美情报机构充当间谍的总参情报总局的高级官员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Oleg Penkovsky）向中情局报告：苏联军方有些人抱怨说，“如果斯大林在世，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不声不响，但这个傻瓜口无遮拦，把他的威胁和意图都说了出来。这是在逼着我们可能的对手加强他们的军事实力”。其他迹象也表明，核恐吓战略正在达到它的极限。要保持恐惧的平衡，就要展示威力越来越强大的核武器的可怕潜力。可是，有保护的发射井的建造以及可靠的弹道导弹的试验，虽然在紧张地进行之中，投入也很大，却还远远没有完成。1960年10月，一枚新型的R-16导弹在哈萨克斯坦秋拉塔姆发射台意外点火，战略火箭部队司令涅杰林元帅和其他73名高级设计人员、工程师及官员身亡。在缺乏可靠威慑的情况下，任何权宜的措施都会引起克里姆林宫的注意。苏军总参谋部和克格勃都竞相献策，以打消美国动武的念头。1961年7月10日，赫鲁晓夫通知原子能综合体的管理者和科学家，决定放弃自1958年11月以来一直遵守的暂停核试验的政策。他非常热情地支持核设计人员安德烈·萨哈罗夫和雅科夫·泽利多维奇（Yakov Zeldovich）的想法，试验一种新的1亿吨级TNT当量的装置。据萨哈罗夫说，赫鲁晓夫说：“要把这个装置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资本主义者头上。” 美苏峰会的失败引发了对永久关闭东、西德之间边界的担忧。从东德逃往西方的难民越来越多。民主德国国内形势的迅速恶化给了乌布利希向这位苏联领导人发出其最后通牒的机会。这位苏联领导人要么必须与民主德国单独签订条约并结束这种不确定的状况，要么“失去”民主德国。赫鲁晓夫面对的一方面是与美国的长期对抗，因为他看得出来，肯尼迪不准备放弃西柏林。另一方面，要是与民主德国单独签订条约，又可能招致西方的反措施。赫鲁晓夫并不害怕爆发核战争，但他的确担心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制裁。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知道，那样的话，严重依赖西德物资供应的东德经济就会崩溃，而苏联为了挽救它的卫星国，将不得不付出极高的代价——估计是高达400吨的黄金和至少20亿卢布的贷款。这可是赫鲁晓夫无法接受的。于是他就选择了别的办法，决定建一堵墙把西柏林围起来。1961年8月13日，柏林变成了一个被分隔开来的城市，建造柏林墙这座永久性建筑的准备工作开始了。在赫鲁晓夫眼里，柏林墙是个替代性选择，那样就可以不用采取具有挑衅意味的单边行动与乌布利希政权签订条约了。这位苏联领导人认为，西柏林的经济会衰败下去。他还以为，西德在失去自己在东德的防波堤之后，其立场就会从对抗慢慢转为与苏联集团进行谈判和经济合作。与此同时，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还在继续维持其核施压政策。为回应吉尔帕特里克的演讲，10月30日，苏联在北极圈内的新地岛引爆了强度减半的1亿吨级TNT当量的巨型炸弹。兴高采烈的赫鲁晓夫对党的代表大会说：“当和平的敌人用武力威胁我们的时候，他们必须而且将会受到武力回击。” 若干天前，也就是在9月25日，美国人和柏林的查理检查站的东德边界警卫发生了口角，结果美国人出动了军队。赫鲁晓夫立即下令苏军坦克开往检查站。这些坦克据守在那里，引擎轰鸣，与美军坦克对峙。 最重要的是，尽管苏联人在柏林的行为明显有点鲁莽，尽管苏联人违背了暂停核试验的承诺，但赫鲁晓夫却证明了，是他而不是乌布利希在控制着东德。在查理检查站的冲突当中，这位苏联领导人表现得十分镇定。10月26日，总参情报总局的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Georgy Bolshakov）上校——克里姆林宫与肯尼迪家族的联络人，报告说美国总统想要恢复关于德国问题的谈判并在西柏林问题上找到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赫鲁晓夫从查理检查站撤走了坦克，而美国人也很快做出了回报。在赫鲁晓夫看来，肯尼迪的行为证明了美国人不会为了西柏林而发动战争。这位苏联领导人对核施压的信心依然非常坚定。1962年初，赫鲁晓夫告诉主席团的成员：“我们必须进一步施压，要让我们的对手感觉到我们的实力在提高。”他向自己的同事保证，他知道该何时收手。“这场游戏现在仍然值得玩一玩。” 赫鲁晓夫核边缘政策的一大问题在于，缺乏清晰的战略目标。他对革命与帝国范式的忠诚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就像20世纪20年代那样摇摆不定，一方面想要支持亚、非、拉的激进分子和革命者，另一方面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想与西方达成和解。赫鲁晓夫想让西方“帝国主义”在包括西柏林在内的所有战线上全面退却，但这种期望完全是不现实的。赫鲁晓夫的核威胁无法弥补苏联能力上的缺失。这位主席变得越来越冲动，从而使形势更加恶化。他完全凭自己的判断来决策。实际上，他的同事、外交部、克格勃或者国防部的分析他都听不进去。而他对肯尼迪仍然抱着一种既蔑视又不耐烦的态度。他告诉主席团，就德国问题而言，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也许是“一路货色”。萨哈罗夫回忆说，赫鲁晓夫说：“1960年我们用我们的政策为肯尼迪的当选帮了忙。但是现在，哪怕他的手脚全被捆住，我们也毫不在乎。”看来核边缘政策让赫鲁晓夫用不着在外交事务方面寻找更加复杂而微妙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了。就在此时，加勒比地区的形势出现了新情况，导致赫鲁晓夫下了一步最危险的棋。1962年5月21日，他决定把核导弹部署到古巴。

古巴飓风

1962年10～11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是核边缘政策的最后一次运用，而且这一次本来很可能引发世界大战。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导弹万里迢迢运到那么远的地方？人们对此一直有争议。有些学者认为，赫鲁晓夫在古巴的冒险与他想在西柏林问题上突破西方的阻力有关。也有人断言，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有助于这位苏联领导人恢复他的镇定。近来的研究将危机的原因追溯到这位苏联领导人容易冲动的个性和越来越急于寻找解决问题的万应灵药，也就是一种戏剧性的姿态，以拯救自己正在走向失败的内外政策。威廉·陶布曼认为，古巴导弹是赫鲁晓夫的“什么也治不好的灵药”。只是在最近才有学者开始承认，保卫古巴，防止美国可能的而且确信会发动的侵略，对赫鲁晓夫具有重要的意义。相信共产主义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并且想要加快这种胜利的进程，始终是赫鲁晓夫的动机和行为中的两个因素。他的核边缘政策不仅仅是一种要为苏联争取地缘政治优势的策略，也是限制西方帝国主义、推动去殖民化并最终推动共产主义在全球传播的工具。 古巴安全问题是与赫鲁晓夫在共产主义世界以及国内权威地位的开始动摇联系在一起的。古巴革命当时已经成为苏联国内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苏联领导层、精英分子和一般民众当中，尤其是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情卡斯特罗和他的“大胡子朋友们”。国内对第三世界“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期待越是高涨，赫鲁晓夫就越是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推动这些期待的实现。特罗扬诺夫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赫鲁晓夫一直担心美国会在世界的某个地区迫使苏联及其盟友后退。他不无道理地认为，那样他就有责任了”。当赫鲁晓夫听到来自北京的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指责，说他是在讨好帝国主义分子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福尔先科（Aleksandr Fursenko）和蒂莫西·内夫塔利（Timothy Naftali）证明了这一因素在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并不是只有赫鲁晓夫一个人相信美国迟早会——最有可能是在肯尼迪执政时期——入侵古巴。苏联和古巴的许多情报评估报告都指出了这种可能。美国现已公开的有关“猫鼬行动”（针对卡斯特罗的古巴的秘密行动）的原始资料表明，赫鲁晓夫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肯尼迪政府中一些很有势力的人的确想要“找到能够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富有想象力的新办法”。 与此同时，提高苏联在超级大国中的战略地位的诱惑力也很大。特罗扬诺夫斯基认为，赫鲁晓夫想要矫正——“至少是部分地”——苏美之间核力量的失衡。1962年，美国开始部署“民兵”导弹和“大力神”导弹，它们的质量和数量要远远超过苏联武库中的导弹。战略力量的差距正在迅速拉大，从而削弱了赫鲁晓夫核施压政策的可信性。“除了保卫古巴，”赫鲁晓夫在主席团面前辩称，“我们的导弹还可以弥补西方人喜欢说的‘力量均势’”。美国人用他们的导弹和空军基地把苏联包围起来。现在“他们也将尝到让敌人的导弹瞄准你是个什么滋味”。当然，古巴处于美国人视为其专属势力范围的腹地。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加勒比地区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意味着导弹及大量支援设备和部队的运送与部署不得不在美国人的鼻子底下进行。赫鲁晓夫向主席团建议，苏联先暗中运送核导弹，等它们运抵目的地之后再宣布。不管主席团和书记处的成员有什么疑虑，他们都没有显露出来，而是一致通过了赫鲁晓夫的计划。为了迷惑西方的情报机构，军方用一条西伯利亚河流的名字将该计划称为“阿纳德尔”行动。 肯尼迪政府忽视了苏联人动机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即美国针对古巴的行动带有挑衅的性质。在华盛顿形成的共识是，苏联人永远不会把自己的核导弹部署到苏联境外。美国人不知道，以前就有过一个重要的先例：1959年春，苏联人在柏林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把中程导弹和核弹头运到了民主德国，然后又在8月份把它们运回去了，因为当时赫鲁晓夫正在准备自己的美国之行。这个小插曲似乎进一步证实，赫鲁晓夫想要建立核导弹部队，不是为了挑起战争，而是准备万一有必要，就用来在谈判中为自己撑腰。 1962年7月，当劳尔·卡斯特罗（Raul Castro）率领的古巴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准备就导弹部署和古巴的其他防务问题签订苏古秘密协议的时候，赫鲁晓夫显得胸有成竹。但古巴人觉得赫鲁晓夫过于自信和夸夸其谈。他告诉他们，即使美国佬在协议公开之前发觉了有关导弹的事情，那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要揪住肯尼迪的小辫子。如果有什么麻烦，我就给你们发电报——那就是要你们邀请波罗的海舰队访问古巴的信号。”苏联军方虽然先前对赫鲁晓夫的自大和鲁莽暗中有些意见，但此时的态度也是一样。到古巴执行侦察任务的战略火箭部队司令谢尔盖·比留佐夫元帅认为，苏联导弹可以容易地隐藏在古巴的棕榈树丛中。正如后来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军方高层把他们的总司令完全引向了歧路，因为他们想在靠近自己的头号敌人的地方有一个基地。起初，“阿纳德尔”行动是建议在古巴部署“一个由苏联武装力量各兵种组成的集群”，同时还派遣一个潜艇中队和一个波罗的海舰队的水面舰艇中队。要是行动成功，苏联在该岛就拥有51000人的部队、若干导弹基地和一个海军基地。赫鲁晓夫的核政策再加上军方的议程，这让“阿纳德尔”行动再也无法阻止了。 “阿纳德尔”行动虽说有点冒险，但与军方讨论的其他令人毛骨悚然的计划相比，就显得黯然失色。1960～1962年，由于受到加加林太空之行后铺天盖地的宣传的鼓舞，苏联空间计划的领导者开始游说建立军事空间站——它们据说能够发射核导弹打击美国的任何地方。军方高层和赫鲁晓夫没有看到太空军事化的潜能，这让负责太空计划的苏联空军副司令尼古拉·卡马宁（Nikolai Kamanin）将军极为沮丧。他在1962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马利诺夫斯基、[安德烈·]格列奇科（Andrei Grechko）和[总参谋长马特维·]扎哈罗夫，错过了让我们成为首个建立太空部队的国家的机会——我甚至要说，这是一支绝对的军事力量，它有助于确立共产主义在地球上的统治地位。” 1959年5月，一个以工程师A.叶罗什尼科夫（A. Iroshnikov）少校为首的军方研究小组向赫鲁晓夫建议：在美国周围建造20～25个人工岛，作为苏联“发射中程核导弹”的基地。该计划的制订者希望，“就在靠近美国那些极其重要的中心城市的地方建造我们的岛屿”，这样可以迫使美国政府“在进一步的谈判过程中，同意撤销它在与苏联接壤的国家中的机场和导弹发射坪”。计划被交给了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他觉得整个计划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不明智”。1961年10月超级炸弹的试爆催生了另外一些疯狂的计划。未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安德烈·萨哈罗夫建议，类似的装置也可以用大型鱼雷从潜艇上发射。后来，在1962年，米哈伊尔·拉夫连季耶夫（Mikhail Lavrentiev）院士给赫鲁晓夫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使用1亿吨级TNT当量的装置沿北美海岸掀起巨浪，类似于地震引发的海啸。万一与美国开战，拉夫连季耶夫认为，就可以给敌人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经过一系列的试验之后，苏联科学家发现，大陆架会保护纽约和美国其他城市免遭这种超级海浪的破坏。这项异想天开的计划被否决了。 1962年10月22日，根据U-2侦察机在空中拍摄的照片，肯尼迪公开谴责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做法。对于美国人一旦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起初会作何反应，这位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失算了。苏联人想必是希望，如果美国人发现了苏联的导弹，他们会首先试图通过秘密渠道与克里姆林宫接触，也许还会要求用部署在土耳其的“木星”导弹来做交易。各种迹象也都支持这种幻想，直到肯尼迪把事情公之于众，宣布苏联人“背信弃义”。危机一下子成了公共事件，这就像双方都清楚的那样，大大增加了领导层的压力。肯尼迪在将危机公开之前，在他的小圈子中反复秘密商讨了至少一周时间。而赫鲁晓夫只是提前一天才得知肯尼迪要发表公告。 就在肯尼迪发表讲话数小时之前，赫鲁晓夫召开中央主席团紧急会议以商讨对策。他称这种新的形势是“悲剧性的”。苏联的远程导弹以及它们所携带的核弹头还没有抵达古巴。而且克里姆林宫已经错过了机会，没有公开苏联与古巴的防卫条约，因而对于部署自己的导弹缺少国际法依据。美国人有可能入侵古巴或者对该岛发动空袭。“如果我们不使用核武器，”赫鲁晓夫说，“那他们就会占领古巴。”“实际上，我们并不想发动战争，”赫鲁晓夫解释说，“在古巴问题上，我们原本想吓唬并遏制美国。”而现在，“他们可能会攻击我们，我们也会还击，”他最后说，“这也许会以一场大战而告终。”正如主席团的争论所显示的，赫鲁晓夫并不想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这也是其核边缘政策的实质。军方站在他的一边；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等人不主张单方面放下武器，他们认为自己的美国同行会毫不犹豫地率先使用核武器。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向主席团宣读了给驻古巴苏军司令伊萨·普利耶夫（Issa Pliyev）将军草拟的命令：“如果有[美军]登陆，就[使用]战术原子武器。”如果没有莫斯科的命令，不能使用战略核导弹。在接下来的讨论中，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提出了反对意见：“使用这些[战术]导弹难道就不意味着发动热核战争了吗？”赫鲁晓夫犹豫不决。尽管这样，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他还是同意对给普利耶夫的命令作一些改动：即便古巴受到攻击，也决不允许使用核武器。结果，苏联部署在古巴的战略导弹永远也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它们携带的核弹头躺在数英里之外的专门的仓库里，并且在危机期间自始至终都躺在那里。在马利诺夫斯基的坚持下，赫鲁晓夫命令四艘苏联潜艇的指挥官——这些潜艇都装备了带有核弹头的鱼雷——向古巴海岸靠拢，以加强苏联的核威慑。军方又一次错误地声称，此举不会被美国人发觉。试图突破美军反潜防线的这四艘苏军潜艇的指挥官和政治委员，并不清楚如果遭到美国海军或空军的攻击，该怎么处置自己的核武器。他们的有些领导人觉得，他们可以使用它们。幸运的是，当美国海军驱逐舰探测到这些潜艇并迫使其浮出水面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那样做。 10月23日，赫鲁晓夫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了镇定，并得知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弟弟、总检察长罗伯特·肯尼迪也感到犹豫和害怕。在10月25日的主席团会议上，他说：“毫无疑问，美国人害怕了。”他承认在形势达到“沸点”之前，必须把战略导弹撤出古巴，但这个时刻尚未到来。 10月27日，在对肯尼迪的意图还缺乏清晰了解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就决定向肯尼迪开出条件了。在他给总统的信中，他说如果美国“从土耳其撤走类似的武器”，那苏联也会从古巴撤走它的导弹。之后，美苏就“向联合国安理会保证尊重”土耳其和古巴这两个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赫鲁晓夫开始放弃核边缘政策，这让苏联对外政策领域的许多实权人物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就像外交部高级官员维克托·伊斯拉埃良（Viktor Israelyan）在他最近的回忆录中所说的，赫鲁晓夫的信让人如释重负，也让“莫斯科的广大民众”如释重负。伊斯拉埃良和他的同事们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谈判条件也很满意，认为那是为达成妥协而提供的平等、体面而且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条件。 10月27日夜，在罗伯特·肯尼迪与阿纳托利·多勃雷宁的第二次会谈中，双方达成了一致。美国做出两点让步。一个是公开的，即保证不会入侵古巴；另一个是不公开的，即从土耳其撤走导弹。而作为回报，苏联将从古巴撤走导弹。肯尼迪解释说，有关导弹交易的情况如果泄露出去，那会在国内及北约盟国中引起轩然大波，从而削弱其哥哥的政治地位。对苏联人来说，这个交易看起来是可以接受的、公平的。但此时的事态发展却让苏联人体面地摆脱危机的希望破灭了。从苏联和古巴的情报机构、驻美大使馆和驻古巴的苏联军队发来的种种信号表明，局势正在迅速失控。在一封写于10月26～27日夜里的电报中，菲德尔·卡斯特罗建议这位苏联领导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攻击，以防美国即将入侵或对苏联导弹发动打击。1992年在哈瓦那的一次会议上，卡斯特罗解释说，他写这封电报是要防止“二战的一幕重演”——当时纳粹就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不过，赫鲁晓夫十分惊恐。卡斯特罗没能理解他的核边缘政策的逻辑 赫鲁晓夫突然之间终于明白，他所开始的这场游戏是多么危险。这位主席对核战争的看法很明确：它一旦开始，就收不住了。7月的时候，赫鲁晓夫曾愤怒地拒绝过美国人提出的新原则：把军事设施而不是城市作为目标。“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在主席团会议上，他感到不解。他的回答是：“让全体人民习惯于这样的想法，即核战争是会发生的。”有了那样一个原则的撑腰，美国军方现在就可以说服肯尼迪发动这种战争了。他给驻古巴的苏军司令普利耶夫将军发去了一封紧急电报，“明确”确认了关于动用飞机空投核武器和关于战术及战略导弹的禁令。同一天，苏联的地空导弹操作人员击落了一架在古巴上空的U-2飞机，飞行员丧生。赫鲁晓夫在星期天即10月28日知道了此事。他感到是卡斯特罗下令这么做的。就在此时，民主德国向苏共主席团通报，肯尼迪将再次发表电视讲话。后来的情况表明，这其实是对“隔离演说”的老调重弹，但赫鲁晓夫当时误以为它是要宣战，便立即接受了美方的条件：在莫斯科时间早晨六点，就在肯尼迪发表讲话前的两个小时，苏联电台向全世界宣布单方面从古巴撤出“苏联的所有进攻性武器”。该声明对于从土耳其撤走美国导弹一事提都未提。 后来，赫鲁晓夫又开始虚张声势；他坚持说苏联从古巴的撤退并不像卡斯特罗和中共认为的那样是个失败。而且他在把战术导弹、巡航导弹和轰炸机携带的核弹头运回苏联之后，还想把这些武器继续留在古巴。10月30日，他对于所发生的一切向刚好在莫斯科的捷共代表团给出了他自己的说法。“我们当时知道美国人想要进攻古巴，”赫鲁晓夫声称，“那时我们和美国人都在讨论柏林问题——双方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就是转移对古巴的注意力；美国人想要进攻它；我们则拖延美国进攻的时间，不想让它轻易得手。”这位苏联领导人接着又说，美国人本来要在海上开展一场有两万名海军陆战队参加的大规模演习，代号为“奥尔特萨克”（ORTSAC）（这是把Castro倒过来拼），实际上就是一个入侵古巴的阴谋。“我们认为，就在演习即将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情报人员发现了我们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所以美国人非常恼火。”卡斯特罗建议苏联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电报，促使赫鲁晓夫摆明了他对核战争的看法。“显然，率先发动打击在今天是不可能使对手丧失战斗力的。肯定会受到反击，而这种反击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在这个地球上，毕竟还有情报机构不知道的导弹。潜艇上也有导弹，而这些潜艇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被打得失去还手之力的。如果我们自己发动了战争，我们会得到什么呢？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也要死许多人。只有那种不了解核战争意味着什么的人，或者是像卡斯特罗那样因为革命激情而失去了理智的人，才会说出那种话。”这位苏联领导人急忙又补充说，输掉这场核边缘政策游戏的人并不是他。“从我们得到的情报来看，我们知道美国人害怕战争。他们通过某些人明确表示，如果我们帮他们摆脱这次冲突，他们会非常感激。”赫鲁晓夫最后又提出下面这个挽回颜面的看法：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对于苏联来说，“实质上军事价值很小”，而且“是为它们的主要目的服务的”。

从战争边缘的退却

米高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评论说，这场危机起初纯属赌博，但结局却“好得出奇”。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声称自己取得了胜利，然而他们又都对自己在危机中的经历感到后怕。他们瞥见了核战争的深渊，并且发现对于核边缘政策，哪怕是经过精心考虑的计划也可能造成悲剧性的结局。他们还认识到，在这样的危机中，有多少事情可能会出现差错。特罗扬诺夫斯基在10月的事态发展中始终密切观察着赫鲁晓夫。在他看来，那些事态发展“对于苏美双方和两位领导人而言，都有着巨大的教育意义”。危机“使他们意识到——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中——核灭绝是真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核边缘政策绝对不能考虑”。最重要的是，赫鲁晓夫彻底改变了他对美国总统的看法。从此以后，他就开始把肯尼迪当作受重视的谈判伙伴，而不是可以用核边缘政策轻易击败的对象。这是双方朝着缓和美苏关系方向发展的开端，它将克服重重阻力在十年后开花结果。 古巴导弹危机的结局终结了赫鲁晓夫的“新面貌”，虽然他从来不承认这一点。在苏联国内，公众对危机的反响很小。关于“美国军国主义”对加勒比自由之岛的“挑衅”的新闻，许多苏联公民都已经习以为常。所以直到危机最紧张的阶段都过去了，他们也没有为此操过心。不过，政治精英对古巴导弹危机非常紧张。莫斯科的一些党的干部决定把自己的家人送到农村。当外省官员了解到更多细节的时候，他们非常震惊。乌克兰的党的领导人彼得·谢列斯特（Petro Shelest）在其1962年11月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当时处在战争的边缘。总而言之，我们制造了这种无法收拾的军事紧张局势，然后又想从中脱身。”谢列斯特和自己的许多同事都感到“疯狂的尼基塔”使他们处境非常狼狈。 古巴导弹危机也终结了赫鲁晓夫的核边缘政策与有关西柏林的最后通牒。1962年7月，这位苏联领导人似乎正在计划对那里的西方列强施加更大的压力。如果在古巴的冒险成功，赫鲁晓夫就可以赢得对肯尼迪的巨太的心理和政治优势。然而，从10月22日起，赫鲁晓夫就拒绝了自己下属提出的所有通过封锁西柏林来反击美国对古巴采取的行动的建议。 对赫鲁晓夫来说可惜的是，他无法公开自己与肯尼迪的关于从土耳其撤走美国导弹的秘密协议。美国媒体在庆祝肯尼迪的胜利，而赫鲁晓夫在国内的声望却一落千丈。许多高级军官和外交官都确信，赫鲁晓夫当时是慌了神，才在没有得到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就匆忙接受了美国人的最后条件。在苏联副外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Vasili Kuznetsov）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以及肯尼迪的私人代表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之间的谈判更是加重了这种印象。美国人巧妙地利用了赫鲁晓夫的困境，拒绝苏联人挽回颜面的任何企图。另外，他们还利用赫鲁晓夫做出的有关撤走“进攻性武器”的模糊的承诺（克里姆林宫在其公开讲话中固执地拒绝提起苏联导弹在古巴的存在），逼迫苏联人撤走他们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莫斯科已经答应移交给古巴人的伊柳申轰炸机。莫斯科权力圈子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赫鲁晓夫首先就不该在古巴部署导弹，但既然这样做了，就不要让步。苏联的武器在美国的严密监视下撤离了古巴，这让军方高层很不是滋味。 对于古巴领导层以及赫鲁晓夫在北京的敌人而言，危机的结局就像是可耻的投降。赫鲁晓夫在公开宣布苏联撤走武器之前忘记了与卡斯特罗商量，也没有对他透露自己与肯尼迪秘密交易的性质。因为他有理由担心，这位易怒的古巴领导人会把它当作是对古巴主权的侮辱，并向国际社会泄露这个秘密。反过来，卡斯特罗又觉得自己被出卖了，并认为赫鲁晓夫也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当赫鲁晓夫在1963年春卡斯特罗访问莫斯科时不小心说漏了嘴，提到与肯尼迪的导弹交易的时候，这位古巴领导人因为愤怒和难堪而脸色铁青。 这次危机的影响深远；此后的苏联领导人再也没有以赫鲁晓夫那样的方式，冒“两种体系”迎头相撞的危险。在古巴的这次严厉的教训之后，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开始更加认真地考虑军控问题了。军方以及大型军工综合体的领导人，特别是核工业部部长叶菲姆·斯拉夫斯基（Efim Slavsky）和军工委员会主席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依然对限制军事发展持反对态度。但是，科学界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游说团体为这种变化提供了依据。许多苏联核科学家都同情世界范围的反核运动。伊戈尔·库尔恰托夫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直到他在1960年2月去世为止，一直在努力游说暂停核试验。1963年初，当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政府开始打算就部分禁止核试验问题达成协议的时候，核科学家是重要的推手。萨哈罗夫的代号为“阿尔扎马斯-16”的核设计局理论小组成员维克托·阿达姆斯基，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建议信，强烈要求他接受美国人早先给出但遭到苏联人拒绝的条件。萨哈罗夫赞同这封信中的看法并在第二天就飞往莫斯科，将它交给了核工业部部长叶菲姆·斯拉夫斯基。后者同意把信转交给赫鲁晓夫。科学家们的建议正合赫鲁晓夫的心意。几天后，斯拉夫斯基告诉萨哈罗夫，赫鲁晓夫接受了建议。 当时，对于北约核查人员在苏联领土上的存在和那些烦人的检查，苏联人还无法克服自己的不信任感。就连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大谈斯大林主义恐外症的赫鲁晓夫，在这一点上也是坚决不肯让步。他告诉主席团的同事说，哪怕是两三次检查——这是他一开始与美国人会谈的谈判立场——也会“让间谍”混进苏联。即使西方列强同意，“我们也不需要”。到1963年，苏联的原子弹计划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大规模的大气层试验来制造战略武器，苏联在战略力量上也已经与美国人势均力敌。最重要的是，部分禁止核试验并不需要现场检查。在检查问题排除后，达成协议的最后障碍也就消除了。1963年8月5日，美、英、苏的谈判以在克里姆林宫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告终。赫鲁晓夫的儿子回忆说，这位苏联领导人对此结果感到“非常高兴，甚至可以说幸福”。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公开抨击中国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革命”高调。在1962年12月对最高苏维埃的讲话中，他对中国人有关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看法冷嘲热讽。“可不能小看了这只纸老虎，它长着原子弹做的牙齿。”1963年7月，苏联领导层决心“公开与中国人一争高下”；他们在当月的华约会议上的主要目标，是要得到盟国的支持，反对北京。正如美国大使馆当时得出的正确的结论，1963年春在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实际上是不宣而战”，“所以苏联才会接受部分禁止核试验的协议，而这个协议它本来在上一年的任何时候都可以签”。 苏美关系中由此出现了一段奇怪的插曲。在肯尼迪政府就禁止核试验问题与赫鲁晓夫进行交流和磋商的时候，它或明或暗地建议，联手挫败中国的核计划。7月15日，肯尼迪指示其谈判代表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摸清楚赫鲁晓夫对于限制或防止中国的核发展有什么办法，以及他是否愿意由苏联采取行动或同意美国对此采取行动”。这几乎就是在毫不掩饰地试探：是否考虑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预防性打击。哈里曼和其他美国代表在7月15日至7月27日这段时间与赫鲁晓夫举行了数次会谈并讨论了此事，但令他们失望的是，“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显得不感兴趣，而且实际上几次都不愿意谈及这个话题”。巧的是，美国人的建议提得很不是时候——当时在莫斯科正在召开华约组织会议并进行秘密的中苏意识形态讨论。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赫鲁晓夫不可能冒险与华盛顿秘密结盟。 事后来看，赫鲁晓夫属于一个少有的核乐观主义者。其核边缘政策异常鲁莽并具有攻击性、不计后果和受意识形态驱使的特点。这位“新面貌”的设计师手段强硬，但他更多是靠自己的直觉而不是战略上的考量。而且他并不擅长通过外交手段寻求折中的办法。他的信口开河、不够圆滑、粗鲁和心直口快，在交了几次好运之后便开始让他丢脸。他的意识形态信念，加上他总是在缺乏安全感和过于自信之间摇摆不定，使他成为一个失败的谈判者。还有，这位苏联领导人一直未能形成一种系统或一贯的核战略。在苏联的政治和军事思维中依然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即一方面强调核武器是预防战争的手段，另一方面又把在未来战争中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胜利”作为官方的军事原则。在古巴导弹危机后的几次内部会议上，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战略火箭部队司令比留佐夫都认为，超级大国间的战争结局取决于大规模的核打击。同时，他们显然又想推翻赫鲁晓夫大量削减常规武器的计划。1963年2月7日，马利诺夫斯基在一次内部军事会议上说，苏联武装力量的所有兵种都应该保留并得到发展，因为可能会发生“不使用核武器的局部战争”——例如在越南南部——因为即使“在热核战争中”，也必须“消灭敌人的残余部队并控制被占领的领土”。所以，毫不奇怪，在赫鲁晓夫于1964年10月下台之后，其继任者们便开始寻求在数量上与北约保持均势。这样的选择需要耗费巨资，并最终导致苏联经济的不堪重负。 赫鲁晓夫对西方的威胁和他在苏联军队中强制推行的在核战争中争取胜利的军事原则，对苏美关系产生了长期的消极影响。赫鲁晓夫利用导弹来虚张声势，给美国的政治领导层和战略分析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赫鲁晓夫的继任者们用了十二年的时间，通过谨慎的外交和耗资巨大的军队建设，才抵达了那个他在1960年5月没能好好利用的、与西方国家谈判的舞台。但是，即使是那么多年的缓和也不可能弥补赫鲁晓夫造成的损失。他在维也纳企图对肯尼迪吹胡子瞪眼的那一幕让美国的几任总统都耿耿于怀。出于类似的原因，长期以来，美国人对苏联在古巴周围的任何活动都十分敏感，结果便引发了1970年和1979年的几次小规模的危机。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保守主义的权威们还在利用赫鲁晓夫时代的出版物，包括《军事战略》一书，去证明苏联人确实打算发动并赢得核战争。
  1. 本章利用了我与霍普·哈里森合写的《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核教育》一文。对于哈里森教授允许在本书中使用我们共同发表的部分文字，我深表谢意。?????
  2. 参见Weart，Nuclear Fear。?????
  3. Zaloga，Kremlin's Nuclear Sword，21.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新面貌”战略是在1953年。该战略的重点在于利用核手段对苏联的威胁造成威慑，所以才会为了对苏联的侵略进行“大规模报复”而在西欧部署各种类型和射程的核武器。1957年底，艾森豪威尔为了减缓“斯普特尼克”号的发射在西欧引起的震动，宣布把中程弹道导弹部署在北约愿意部署它们的国家。参见Bundy，Danger and Survival，245-55；以及Trachtenberg，History and Strategy，138-39，156-62，and202。?????
  4. 有关核武器稳定效应的学术争论，参见Mearsheimer，“NuclearWeapons and Deterrence in Europe，”19-46；Gaddis，“Long Peace，”99-142；Gaddis，Gordon，May，and Rosenberg，Cold War Statesmen Confront the Bomb。?????
  5. 关于“遏制”理论的这一缺陷，参见Logevall，“Bernath Lecture，”475-84。?????
  6. V.B.阿达姆斯基，见于Lebedev，Aadrei Sahharov，31。最近对战略武器竞赛中苏方的描述，见于Zaloga，Kremlin's Nuclear Sword。另外，关于苏联氢弹工程采取了与美国人截然不同的路线，参见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294-319。?????
  7. 参见Ryabev，ed.，Atomnii Projekt SSSR：Dokumenti i Materiali，vol.2，book1，639-43；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就预防原子武器和生物武器问题致斯大林，1950年9月，手写文件的复印件，Volkogonov Collection，LC。?????
  8. 1953年7月3日苏共中央全会的文字记录，Izvestia TsK KPSS 2（1991）：166-70。?????
  9. N.Khrushchev，Khrushchev Remembers，68；S.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Krizisi i rakeri，1：45；S.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 and the Creation of a Superpower；G.Goncharov，“Khronologiia，”247；Sakharov，Memoirs，180-81；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324.?????
  10. Zubok and Smirnov，“Moscow and Nuclear Weapons，”1.14-18.?????
  11. 关于此次试验对国际舆论的巨大影响，参见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337。另见Weisgall，Operation Crossroads，302-7；York，Advisors，85-86；Hewlett and Holl，Atoms for Peace and War，168-82。?????
  12. G.Goncharov，“Khronologiia，”249.?????
  13. “原子战争的威胁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提议”，V.马雷舍夫给N.赫鲁晓夫的备忘录，1954年4月1日，RGANI，f.5，op.126，d.126，1.38。?????
  14. Ibid.，1.39，40，41；另见Zubok and Smirnov，“Moscow and NuclearWeapons，”14-15。物理学家们在把自己的担忧形成书面报告之前，可能与领导层已有过口头沟通，至少是跟马林科夫。?????
  15. 马林科夫的讲话，参见Pravda，March 13，1954；米高扬的讲话，参见Kommunist（Yerevan），March12，1954。?????
  16. Pravda，April27，1954.?????
  17. Volkov and Kolesova，“Soviet Reaction to U.S.Nuclear Policy，”6-9.?????
  18. S.Khrushchev，Nilcita Khrushchev：Krizisi i raketi，1：45；后来有许多纪录片都利用了这部保密影片中的一些片段，例如20世纪90年代在莫斯科制作的《科学主管：尤里·В.哈里顿传》；Vlasov，“Desiat'let riadom s Kurchatovym，”42；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307；Heikal，Sphinx and Commissar，129。?????
  19. S.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Krizisi i raketi，1：62-67.?????
  20. Zubok and Pleshakov，“The Soviet Union，”见于Raynolds，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71.?????
  21. Enola Gay是二战时在广岛上空投下原子弹的那架美军轰炸机的名字。——译者注?????
  22. “Turnir dlinoi v tri desiatiletiia，”Istoricheskii arkhiv 2（1993）：58-67.?????
  23. Wittner，Resisting the Bomb，23-25，105-6；Sakharov，Memoirs，194-95；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316-17.?????
  24. “Zapis besedy G.K.Zhukova s Prezidentom SShA Eizenkhauerom，”July 20，1955，RGANI，f.5，op.30，d_116，1.122-23，发表于Naumov eal.，Georgii Zhulcov，38-40；美方有关此次会谈的记录见于FRUS，1955-57，5：408-18。?????
  25. Pravda，February 15，1956.?????
  26. 谢尔盖·赫鲁晓夫想起了一段小插曲。“大概是在1956年1月”，他陪同他的父亲去参观科罗廖夫的企业里正在制造的导弹。赫鲁晓夫问当时担任部长会议军工委员会主席的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摧毁英国”要多少核弹才够。当乌斯季诺夫说“五颗”的时候，据说赫鲁晓夫讲道，“威力太可怕了。上次战争充满了血腥，但要是有了这样的炸弹，它就完全不可能了”。S.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Krizisi i raketi，1：103；Pravda，November，18，1955；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343.?????
  27. Pravda，February 15，1956.?????
  28. Rosendorf，“John Foster Dulles’Nuclear Schizophrenia，”83；以及Erdmann，“‘War No Longer Has Any Logic Whatever，’”98-110.Dobrynin，In Confidence，38；“Conference of First Secretaries of Central Committees of Communist and Workers Parties of Socialist Countries for the Exchange of Views on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Preparation and Conclusionof a German Peace Treaty，August 3-5，1961，”CWIHP Bulletin，no.3（Fal l1993）：60.关于赫鲁晓夫仿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及他与杜勒斯兄弟的“决斗”，参见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190-91；以及Zubok，“Inside the Covert Cold War，”25-27。?????
  29. Taubman，Khrushchev，359-60；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文字记录，Istoricheskii arkhiv 4（1993）：36；Immerman，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实际上，从1957年起，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就开始对自己“大规模报复”理论的可行性产生了严重怀疑，因为，就像他曾经讲过的那样，“如果美苏之间用核武器互相攻击，那整个北半球都将无法居住，或者居住至少要冒风险”。在国家安全会议上的谈话备忘录，1958年4月7日，国家安全档案馆。感谢威廉·布尔（William Burr）让我注意到这份文件。?????
  30. 赫鲁晓夫了解克劳塞维茨的哪些观点，这一点现在还不清楚。不过，苏军总参谋部一向十分看重这位普鲁士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遗产一向属于苏共意识形态评注中的一部分，因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很欣赏他关于战争的观点，列宁也对它有过评论。斯大林在1947年回到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以证实他对马列主义如下观点的先见之明，即“战争与政治有着直接的联系，政治引发了战争，而战争是政治借助于暴力手段的延续”。Stalin，“Otvet tovarischu Razinu，”February 23，1946，Bolshevik 3，1947.另见苏联出版的Clausewitz， O voine（Moscow：Voenizdat，1941）；以及Kokoshin，Soviet Strategic Thought。?????
  31. Pravda，May14，1957；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文字记录，Istoricheskii arkhiv 4（1993）：5。?????
  32. 1960年2月l日的中央主席团会议，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TsK KPSS，1：424。?????
  33. 国家计委的统计数据证明，在1958年，导弹只占国防部总的装备经费的8.5%。1959年，这一比例几乎增加了三倍，达到21.5%。1962年它又提高到将近44%。Simonov，Voienno-promishlennii kompleks，247；S.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Krizisi i raketi，1：384；P.L.Podvig，ed.，Strategicheskoie iadernoie vooruzheniie Rossii（Moscow：IzdAt，1998）；Bystrova，“Sovetskii voennii potentsial perioda‘kholodnoi voini’v amerikanskikh otsenkakh，”132-36；另见莫斯科物理与技术学院的“裁军、能源及生态研究中心”的资料，http：//www.armscontrol/ru。?????
  34. Engerman，“Rom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ew Histories of theCold War，”29-42；Taubman，Khrushchev，364-65，480.?????
  35. Simonov，Voienno-promishlennii kompleks，249-50，303，307；[http：//www.vriitf.ru/begin.phtml]；Viktoriia Glazyrina，“Krasnoiarsk-26：A Closed City of the Defense-Industry Complex，”见于Barber and Harrison，Soviet Home Front，196；Ladyzhenskii，“Krasnoiarsk-26，”125-51。?????
  36. 这就意味着要把西德进入西柏林的通道交给乌布利希管辖西方各国担心民主德国政府会关闭这些通道，从而使西方左右为难：要么撤出西柏林，要么开战。关于宣布放弃有关德国问题的1945年协议，参见Fursenko et al.，Presidium TsK KPSS，1：338-39.?????
  37. Troyanovsky，“Making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221；Burr，“Eisenhower's Search for Flexibility.”?????
  38. 参见Adome，Soviet Risk-Taking and Crisis Bvhavior；Schick，Berlin Crisis；Catudal，Kennedy and the Berlin Wall Crisis；Slusser，Berlin Crisis of 1961；Beschloss，Crisis Years；Harrison，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Wall，114。阿登纳和国防部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斯特劳斯（Franz-Joseph Strauss）确实想让西德拥有核武器。参见Kosthorst，Brentarto und die deutsche Einheit，137-43；关于西德核武化的问题，参见Kelleher，Germany and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eapons，43-49；以及Trachtenberg，History and Strategy，252-53。?????
  39. S.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Krizisi i raheti，416；Hope Harrison，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116-17.1958年11～12月，按照赫鲁晓夫的命令，苏联在民主德国境内新建的阵地上部署了中程导弹，来为他的威胁撑腰。Uhl and Ivkin，“Operation Atom，”299-307.?????
  40. Wittner，Resisting the Bomb，278-80；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KPSS，1：252.?????
  41. Stenograficheskaia zapis zasedaniia Prezidiuma TsK KPSS po voprosu“O direktivakh sovetskoi delegatsii v Komitete desiati po razoruzheniiu，”February 1，1960，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423-24，427，431，432，434-35.?????
  42. 关于赫鲁晓夫内心的紧张，参见Taubman，Khrushchev，423-39。?????
  43. Zubok，“Khrushchev's 1960 Troop Cut，”416-20；Nichols，Sacred Cause，71-83；Hansen，Correlation of Forces，67.?????
  44. “苏共中央主席团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不迟于1964年10月14日”，Istochnik 2（1998）：112。?????
  45. 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曾经把《军事思想》杂志复印并传递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它们在1992年6月都已解密并公布，现在在国家安全档案馆可以查到。?????
  46. Sokolovskii，Military Strategy，对瓦连京·拉里奥诺夫（Valentin Larionov）中将的采访（他参与了《军事战略》一书的写作），莫斯科，1991年5月29日；Valentin Larionov，“Tiazhkii put poznaniia（Izistorii iadernoi strategii），”未发表手稿的第9～10页（承蒙瓦连京·拉里奥诺夫的好意）。?????
  47. 关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不和的背景，参见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the Kremlin's Cold War，210-35；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64-67；Taubman，Khrushchev，336-42，389-95，470-71。关于在核武器方面的合作，参见Yuli Khariton and Yuri Smirnov，“Otkuda vzialos i bilo li nam neobkhodimo iadernoie oruzhiie，”Izveslia，July 21，1994，5；Negin and Smirnov，“Did the USSR Share Its Atomic Secrets with China？，”303-17。?????
  48. N.Khrushchev，Khrushchev Remembers，467-68；Schecter and Luchkov，Khrushchev Remembers，147-50；Fursenko et al.，Presidium TsK KPSS，1：326-27.?????
  49. Li Zhisui，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270-71；1958年9月27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发表于CWIHP Bulletin，6-7（Winter 1995/96）：219，226-27；Zubok，“Khrushchev-Mao Conversations，”243-72.?????
  50. Negin and Smirnov，“Did the USSR Share Its Atomic Secrets with China？”311-12；Troyanovsky，“Making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229.?????
  51. Taubman，Khrushchev，393-95.?????
  52. 关于克里姆林宫1960年3～4月辩论的大概情况，参见Oleg Grinevsky，Tysiacha i odin den Nikity Sergeevicha，154-64；Taubman，Khrushchev，454-55。?????
  53. 关于U-2事件的背景和赫鲁晓夫在1960年采取的行动，参见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202-9；Taubman，Khrushchev，442-79；Israeyan，Na frontakh kholodnoi voini，76。?????
  54. Davidson，Mazov，and Tsypkin，SSSR i Africa，1918-1960，99；Mirsky，“Polveka v mire vostokovedenia，”130.?????
  55. Taubman，Khrushchev，474-77；赫鲁晓夫致中央主席团，1960年10月10日，Istochnik 6（2003）：116-17。?????
  56. 更多细节参见Taubman，Khrushchev，491，495；Dobrynin，In Confidence，44。?????
  57. 1961年5月2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备忘录第331号，以及“Vyskazyvaniia N.S.Khrushcheva v khode zasedaniia Prezidiuma TsK KPSS ob obmene mneniiami k vstreche tov. Khrushcheva N.S.s Kennedy V Vene，”May 26，1961，见于Fursenko et al.，TsK KPSS，1：498-99，502-3。?????
  58. Korol，“Upushchennaiia vozmozhnost，”102-3.?????
  59. Beschloss，Crisis Years，330.?????
  60. 克格勃和总参情报总局有关美国进攻计划的报告——第一份这样的报告是在1960年6月29日——参见Fursenko，“Neobychnaia sudba razvedchika G.N.Bolshakova，”94-95。这些成员国的中央第一书记1961年8月3～5日的会议摘要的译文见于CWIHP Bulletin，no.3（1993）：60。?????
  61. Harrison，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116，164，195；Tismaneanu，Stalinism for All Seasons，144，163，167，177-81.1961年7月18日，佩尼科夫斯基向他在中情局的上级说，“如果考虑到目前的形势，苏联军队并没有做好在许多地区开战的准备”。佩尼科夫斯基的情况汇报，1961年7月18-19，14，NSArch；Schecter and Deriabin，SpyWho Saved the World，205-13。?????
  62. Zubok，“Inside the Covert Cold War，”26-27.?????
  63. 该决定是从退役少将瓦季姆·马卡列夫斯基（Vadim Makarevsky）援引的文件中推知的。参见“O premiere N.S.Kruscheve，marshale G.K_Zhukove i generale I.A.Plieve，”Mirovaia ekonomika i mezhdunarodniie otnosheniia8-9（1994）：193；Lebedev，Andrei Sakharov，602-3；Adamsky and Smirnov，“Soviet50-Megaton Test in 1961，”3，19-20。?????
  64. Fursenko，Rossiia i mezhdunarodniie krizisi，248-49，252-53；Fursenkoand Naftali，Khrushchev's Cold War，372-75；Harrison，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178-86；赫鲁晓夫关于德国问题的笔记，1961年12月11日，Istochnik 6（2003）：123-27。?????
  65. XXII S'ezd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Sovetskogo Soiuza.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Moscow：Gospolitizdat，1992），2：571-72.?????
  66. 关于查理检查站事件，参见Troyanovsky，“Making of Soviet ForeignPolicy，”233，以及赫鲁晓夫于1962年1月8日对主席团所作的说明，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546；Fursenko，Rossiia i mezhdunarodniie krizisi，243-44；以及Fursenko and Naftali，Khrushchev's Cold War，403-4。对于坦克对峙事件不那么乐观的解释，参见Falin，Bez Skidok na obstoiatelstva，88-89；Falin，Politische Erinnerungen，345-46；以及Garthoff，“Berlin1961”。?????
  67. “Stenograficheskaia zapis zasedaniia Prezidiuma TsK KPSS po voprosu o pozitsii Pravitelstva SSSR na dalneishikh peregovorakh s pravitelstvami SShA，Anglii i Frantsii po germanskomu voprosu，”January 8，1962，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545，547。?????
  68. Naftali，“NATO，the Warsaw Pact and the Rise of Détnete”；参见内夫塔利的评论[http：//www.cia.gov/csi/books/watchingthebear/article06.html]。?????
  69. 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536-37；Sakharov，Sakharov Speaks，33.?????
  70. 有关战争威胁有多么严重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的争论参见Kramer，“Tactical Nuclear Weapons，Soviet Command Authority，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Blight，Allyn，and Welch，“Kramer vs.Kгаmег，”40，41，42-46，47-50；Lebow and Stein，We All Lost the Cold War，94-109。?????
  71. Ulam，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668-72.?????
  72. Blight，Allyn，and Welch，Cuba on the Brink，348.?????
  73. Fursenko and Naftali，“One Hell of a Gamble，”170-71，182-83；Taubman，Khrushchev，406，414，531-32.?????
  74. 苏联档案中有关美国秘密策划入侵古巴并对古巴采取其他颠覆行动的证据材料参见Hershberg，“Before‘The Missiles of October’”。?????
  75. 1963年春，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导弹危机后访问苏联的时候，苏联公民表现出诚挚的、巨大的热情。卡斯特罗本人也说，“古巴革命的问题是多么深入地渗透到苏联人民的感情中啊。我们简直无法理解，如果美国入侵古巴，他们（苏联领导人）将如何面对这个消息对苏联人民产生的巨大影响，那将是一种爆炸性的、无法控制的影响”。Blight and Brenner，Sad and Luminous Days，63.?????
  76. Ibid.，38；Fursenko and Naftali，“One Hell of a Gamble，”167-70.?????
  77. 福尔先科和内夫塔利认为，赫鲁晓夫的决定并不是基于有关美国反古巴活动的具体情报，而是基于他对从白宫传出的政治信息的错误解读。Fursenko and Naftali，“One Hell of a Camble，”152-53，156-60，176-77.?????
  78. 引文出自“猫鼬”特别行动小组的会议记录，1962年10月4日，出席会议的有罗伯特·肯尼迪、林登·约翰逊、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兰斯代尔（Lansdale）将军、中央情报局局长麦科恩（McCone）等人，以及中情局的麦科恩与总统会谈的备忘录，1962年8月23日，见于Blanton et al.，Primary Source Documents。?????
  79. Troyanovsky，“Making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234.苏方有关战略均势的原始资料讲得比较模糊。有一位作者声称，在1962年秋，有48枚洲际弹道导弹可以从苏联领土打到美国。福尔先科给出的数字是20枚。当时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至少有93枚，而且还在欧洲和亚洲的基地部署了火箭和中程轰炸机。A.P.Leutin，“V pogone za paritetom（Iz istorii amerikano-sovetskoi gonki iadernikh vooruzhenii），”见于Sovetskoie obshchestvo：budni kholodnoi voini：Materialy“kruglogo stola，”ed.V.S.Lelchuk（Moscow-Arzamas：IRI-RAN-AGPI，2000），91；Fursenko and Naftali，Khrushchev's Cold War，429-31；Fursenko，Rossiia I mezhdunarodniie krizisi，338.美国的独立智库“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声称，到1962年，苏联有36枚洲际弹道导弹和72枚潜射弹道导弹。美国有203枚洲际弹道导弹和144枚潜射导弹，美国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拥有1306架远程轰炸机；而苏联只有138架。数据资料来源于[http：//www.nrdc.org/nuclear/nudf/datainx.asp/]。?????
  80. Fursenko and Naftali，“One Hell of a Gamble，”179-80.?????
  81. 1963年5月2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备忘录第32号，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71：556；Garthoff，Reflections onthe Cuban Missile Crisis，12-17；Hansen，“Soviet Deception in theCuban Missile Crisis”。?????
  82. Uhl and Ivkin，“‘Operation Atom，’”299-304.?????
  83. 劳尔·卡斯特罗在1968年1月23日古巴共产党中央全会上的回忆，见于Blight and Brenner，Sad and Luminous Days，43。?????
  84. Fursenko and Naftali，“One Hell of a Gamble，”191-92；2002年10月12日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的会议上尼古拉·列昂诺夫（Nikolai Leonov）将军与作者的谈话。?????
  85. 1962年6月24日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和马特维·扎哈罗夫给赫鲁晓夫的备忘录“苏联军队在古巴的部署”，Volkogonov Collection，LC，发表于CWIHP Bulleiin，no.11（Winter 1998）：254-56。?????
  86. N.P.Kamanin，Skrytii kosmos，vol.1（Moscow：Infortekst-IF，1997），174-75.?????
  87. Neizvestnaia Rossiia.XX vek.Kniga 3（Moscow：Istoricheskoie nasledie，1993），229-56，转引自Adamsky and Smirnov，“Moralnaia otvetstvennost uchenikh i politicheskikh liderov v iadernuiu epokhu，”334-35。?????
  88. Sakharov，Vospominaniia，294；Adamsky and Smirnov，“Moralnaia otvetstvennost uchenikh i politicheskikh liderov v iadernuiu epokhu，”335-37.?????
  89. Fursenko and Naftali，“One Hell of a Gamble，”195，232；Taubman，Khrushchev，553-56.?????
  90. 1962年10月22日中央主席团会议，备忘录第60号，见于Fursenko etal.，Prezidium TsK KPSS，1：617；Fursenko，Rossiia i mezhdunarodniie krizisi，358-59；Fursenko and Naftali，Khrushchev's Cold War，467-74。?????
  91. 这一点多次得到阿纳托利·格里布科夫（Anatoly Gribkov）的证实，他在危机前和危机期间是苏军总参谋部驻古巴的代表；例如，参见2002年10月11～12日的古巴会议以及作者于2002年10月12日在会上与格里布科夫的交谈。Gribkov and Smith，Operation Anadyr，183.?????
  92. 留里克·克托夫（Ryurik Ketov）艇长的回忆，见于Cherkashin，Povsednevnaia zhizn rossiiskikh podvodnikov，143，146；Mozvogoi，Cuban Samba of the Quartet of Foxtrots。?????
  93. 多勃雷宁发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1962年10月24日，见于Blantonet al.，Primary Source Documents；1962年10月25日中央主席团会议，备忘录第61号，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621-22。?????
  94. 赫鲁晓夫主席致肯尼迪总统的信，FRUS，1961-63，6：178-81；Fursenko and Naftali，“One Hell of a Gamble，”275-77；Israelyan，Na frontakh kholodnoi voini，81-82。?????
  95. 多勃雷宁等人叙述此次会谈的原文参见Hershberg，“Anatomy of aControversy，”75，77-80。?????
  96. Blight，Allen，and Welch，Cuba on the Brink，361-65；Schecter andLuchkov，Khrushchev Remembers：The Glasnost Tapes，177；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之间的电报交流见于Cuba on the Brink，481-91。?????
  97. 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569；Trostnik-Pavlovu，October 27，1962，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的解密电报，见于Blantonel al.，Primary Source Documents。?????
  98. Troyanovsky，“Caribbean Crisis，”147-57；作者于1993年3月2日在华盛顿特区对特罗扬诺夫斯基的采访。关于卡斯特罗和古巴人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参见Blight and Brenner，Sad and Luminous Days，49-56。?????
  99. Trostnik-tovarischu Pavlovu，November 20，1962，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的解密电报，见于Blanton et al.，Primary Source Documents。?????
  100. 1962年10月30日捷共代表团与苏联共产党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记录，材料来源于国家中心档案馆（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档案，Antonin Novotny，Kuba，box 193，由奥尔德里希·图玛（Oldrich Tuma）提供并由琳达·玛斯塔利尔（Linda Mastalir）翻译，见于Blanton et al.，Primary Source Documents。?????
  101. Mikoyan，Tak Bylo，606.?????
  102. 参见托马斯·布兰顿（Thomas S.Blanton）对此的讨论，“Cuban Missile Crisis：40Years Later，”Washington Post，October 16，2002；另参见Sagan，Limits of Safety：Organizations，Accidents，and NuclearWeapons。?????
  103. Troyanovsky，“Making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238-39.?????
  104. Shelest，Da ne sudimi budete，161.?????
  105. 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2：569；Fursenko and Naftali，Khrushchev's Cold War，470.?????
  106. Israelyan，Na frontakhi，82-83；Fursenko and Naftali，“One Hell of a Gamble，”301-2，307-8.?????
  107. 在1994年9月27～29日于莫斯科召开的关于1962年加勒比危机的会议上，作者对经历过此次危机的前苏联资深官员的描述以及与他们的非正式的交流的概括。?????
  108. Taubman，Khrushchev，579；卡斯特罗对自己的苏联之行的回忆，见于Blight and Brenner，Sad and Luminous Days，63-65；作者于2002年10月11～13日在古巴会议上的笔记，卡斯特罗在会上证实了他当时的印象。?????
  109. Sakharov，Memoirs，204；关于库尔恰托夫的“开明”外交，参见Smirnov and Zubok，“Nuclear Weapons after Stalin's Death，”16；Evangelista，“Soviet Scientists and Nuclear Testing”；Wittner，Resistingthe Bomb，278-80。?????
  110. 关于各种层次与渠道的禁止核试验的谈判，参见Bunn，Arms Controlby Committee，26-35。关于阿达姆斯基，参见Lebedev，Andrei Sakaharow，38-39；另参见Sakharov，Vospominaniia，307-8。关于跨国科学家共同体发挥得更大作用，参见Evangelista，“Soviet Scientists and Nuclear Testing”。?????
  111. Stenograficheskaia zapis zasedaniia Prezidiuma TsK KPSS，April 25，1963，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705，706；S.Khrushchev，Nilcita Khrushchev：Krizisi i raketi，2：458。?????
  112. 赫鲁晓夫当时对于中国人的批评相当敏感，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中央委员会内部人士的承认。Arbatov，System，95；Burlatsky，Khrushchev and the First Russian Spring，185-86.?????
  113. 尼基塔·赫鲁晓夫1962年12月12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当前的国际形势与苏联的对外政策》，见于Current Digest ofthe Soviet Press 14，no.52（January 23，1963）：3；1963年7月23日主席团会议，备忘录第107号，见于Fursenko et al.，Prezidium TsK KPSS，1：734；另见Mastny，Documentation on the PPC of Warsauw Treaty Organization in Moscow；Bunn，Arms Control by Committee，37关于中国的核计划，参见Lewis and Litai，China Builds a Bomb。?????
  114. Seaborg and Loeb，Kerinedy，Khrushchev，and the Test Ban，239；福瓦·科勒致国务院，莫斯科，7月18、19日，1963，FRUS，1961-63，7：808，814；Burr and Richelson，“Chinese Puzzle”；Zubok，“‘What Chaos in the Beautiful Socialist Camp！’”152-62。?????
  115. Selvage，“Warsaw Pact and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10.?????
  116. 关于马利诺夫斯基的报告，参见卡马宁1963年2月8日的日记，见于他的Skrytii kosmos，220；关于在赫鲁晓夫“新面貌”“革命”之后，更为传统的军事政策与指导原则“复辟”的情况，参见Nichols，Sacred Cause，84-86。?????
  117. 指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37年10月5日在芝加哥发表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呼吁国际社会对侵略国采取隔离孤立的政策——译者注?????
苏联的国内战线：最初的裂隙，1953～1968
苏联的生活方式可能会给它自己树敌。 它产生并教育了自己的对手。 ——历史学家谢尔盖·德米特里耶夫日记 1958年10月
古巴导弹危机这幕大戏开演时，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界几乎都没去注意它。1962年11月初，知识界人士和无数的苏联读者都在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一本厚厚的文学刊物，那上面刚刚发表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它讲述的是一位俄罗斯农民在斯大林集中营的遭遇。在冷战的第二个十年，苏联国内战线的社会和文化方面，以及公共舆论和集体认同方面，都开始有了重大的变化。 冷战并不只是大国间的又一次对抗，它还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经济规划之间的碰撞，是文化及意识形态之战。就其本身而言，大卫·考特（David Caute）认为，塑造了冷战的是，“为人们所共享、同时也饱受质疑的欧洲启蒙运动的遗产；尤其是在全球来势迅猛的印刷品、电影、无线电和电视——当然也不能忘了数量猛增的大众剧院和音乐厅，特别是在苏联”。 最近的研究认为，当时，正如美国文化及社会的现代化开始影响其对外政策和国际行为一样，全球对抗以及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也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联也存在类似的情形。“新”对外政策和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的苏共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的谴责，正发生在苏联社会迅速现代化之际。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现代化还只限于精英分子的小集团和军工企业，而在他去世之后，已发展成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与美国竞争的需要，迫使苏联领导层不仅要促进科学技术，还要发展高等教育，并给予科学和工程领域的精英更多的自由和权力。1928～1960年，在校大学生的数量增加了12倍，达240万。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员的数量也从23.3万增加到350万。后斯大林时代的统治者们想要证明：苏联模式能够造就一个幸福的社会，拥有受教育程度很高的、有创造力的人民。赫鲁晓夫和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一致同意大幅削减劳动时间和税收；他们增加了对公共住房、教育、群众文化及卫生系统的投入。他们还着手进行现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导向的工业建设，而这些在斯大林时代都是被忽视或取消的。按照俄罗斯历史学家伊莲娜·祖博科娃的说法，“当时政府的政策似乎真的开始面向人民了”。到20世纪60年代初，政府的社会政策和经济增长提升了苏联人民，尤其是专业人员和学生即数量不断增加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对于未来的信心。 赫鲁晓夫发动的文化“解冻”和去斯大林化，也对苏联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它们绝不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主义文化的千篇一律的阴郁色调也开始消退。苏联公民不再那么害怕政治镇压了，他们中不同的声音开始多了起来。对国家的那些不得人心的做法的消极抵抗增加了，相对来说摆脱了国家宣传的思想“绿洲”也开始变多了。这些新的变化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密切关注。杰里米·苏里（Jeremi Suri）最近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去斯大林化引发了异见运动，而异见运动反过来又与中欧的各种社会运动一起，开始对苏联政权的根基发起了挑战。结果，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就开始采取一种较为保守的、以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为取向的外交策略。苏里的观点夸大了异见运动的影响而忽视了苏联缓和政策背后其他的重要动机，不过，就把长期以来不相连贯的各段历史联系起来而言，它仍然是一次有益的初步尝试。 在本章，我要说的是，“解冻”以及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对于苏联的对外政策并没有立竿见影的作用，但与冷战的结局却有着直接的关系。它在苏联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当中造成了深刻的分裂，标志着苏联社会完全孤立于西方之外的状态的终结。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削弱了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共识。分析苏联官僚系统各个特定的群体（军队、秘密警察和党的精英），以及工人、各民族和战争老兵等当中发生的变化，并不在本书的范围。在这里，要关注的焦点是在20世纪50年代崭露头角，并于三十年后——即冷战的最后阶段进入政治、文化生活核心的精英集团与网络。这些自称“六十年代人”的精英，是莫斯科和其他大的中心城市的“开明”官员、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他们锐意改革，想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自由。他们的共同努力将为1985～1989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国际行为的突然转向提供绝对必要的背景。

“解冻”

斯大林政权影响了苏联知识生活和大众文化几十年。在恐怖时期，甚至是在共产主义制度在苏联终结之后，斯大林主义的宣传及大众文化的许多成分还依然存在，并继续影响着当今的俄罗斯人民。从20世纪30年代起，斯大林就试图在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和群众当中逐步灌输这样一些观念：为成为一个强国而服务；警惕内部的敌人；做好与外部敌人开战的准备。斯大林准备与美国摊牌，这反过来又决定了苏联宣传及文化政策的方向和重点。官方的宣传本着革命与帝国范式的精神，宣扬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和苏联要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思想。 最近的历史研究表明，斯大林扮演了苏联文化最高编辑的角色，他使用着用以界定集体身份、价值观和信念的官方话语。除了纳粹德国，现代史上还没有其他哪个政权的政治领导人对文化宣传如此关注，而且投入如此之大。许多文化设施，其中包括莫斯科大剧院以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一些一流的博物馆，都得益于国家的慷慨支持。斯大林培养了一批从事创造性工作的精英，特别是作家——他把他们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1934年之后，苏联作家协会的会员，实际上也是国家宣传机器的一分子，都变成了特权阶层。有地位的作家可以成百万册地出版自己的书籍，而享有特权的艺术家和雕塑家则靠国家的订单发财。俄罗斯文化史家玛丽亚·塞辛娜（Maria Zezina）说，到斯大林去世的时候，“从事创造性工作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真心拥护苏联政权，没有人想要反对它”。 与此同时，也有无数的作家、音乐家、艺术家和其他文化人士沦为清洗的对象，并在古拉格关了数十年。文学艺术的衰落尤其突出，因为自鸣得意的因循守旧、矫揉造作和平庸低俗取代了在20世纪20年代推崇的才华、多样性和先锋派实验。文化先锋派被认为是“形式主义的”和“反民族的”而遭到禁止。所有人都必须遵循官方在1946年推出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该理论对于按照斯大林的意识形态药方制造出一个虚假的世界，一个与苏联现实格格不入的、充斥着“弥天大谎”的世界，可谓功不可没。“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不仅仅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还嵌入到文化生产的所有机制，包括“创作协会”和集体自我审查的层级制。文化领域的权势人物暗中分裂成不同的派系，为了争夺资源和特权而钩心斗角。所有这一切的结果便是苏联“文化产出”的迅速下滑——不仅在数量上，最终也是在质量上。 斯大林对科学领域的干预造成了可以说更加矛盾的后果。一方面，在核武器、导弹和军备的各项计划中，他提拔、重用年轻干部，并给予他们相当多额外的待遇和特权。被任命为原子弹工程科学主管的伊戈尔·库尔恰托夫在与这位领导人交谈后写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俄罗斯和俄罗斯的科学。”1945年后，苏联的科学家和大学教授都成了特权等级，他们的薪资远远超过了平均水平。同时，这位克里姆林宫统治者的直接且常常是过分的干预，还让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伪科学在生物学领域大行其道。结果使得遗传学和控制论成了研究的禁区。 反犹主义也变成了国策的一部分，而这对于知识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出笼之后，反犹运动在1953年1月达到了高潮。苏联的宣传声称，苏联一些有名的医生（“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与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相勾结，准备谋杀苏联的政军领导人。斯大林随时有可能下令把苏联犹太人驱逐到远东。反犹主义对苏联精英和受过教育的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分裂和破坏作用。特别是，它在受过教育的群体即医生、教授、教育工作者、作家、记者、专业人员和从事一般性创造工作的知识分子当中，激起了反斯大林主义的以及最终反苏维埃体制的情绪，因为在这些人当中，犹太血统的人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苏联社会的各个受过教育的群体都像1941～1945年战争以来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那样，越来越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和过上更好的生活。当时有些敏锐的观察家认识到，在文化、思想和科学领域，就跟其他各个领域一样，斯大林主义政策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在斯大林死后，国家对教育、文化和科学的控制框架以及基本机制实质上都原封未动。不过，反犹主义的政治迫害、群众性的歇斯底里和为集体迫害所做的准备，在斯大林死后就停止了。军国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聒噪减少了；苏联的各位新领导人号召修复“社会主义的合法性”。1953年发生的种种惊人的转变，包括为古拉格的首批政治犯平反和大幅削减秘密警察及告密者网络的权力，一步一步地为文化“解冻”做好了准备。 作为新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并不是又一个可以指引人民的思想并使人民为之神魂颠倒的“伟大导师”。尼基塔显然缺乏良好的教育，而且做事反复无常。他既不想也没有能力去引领苏联文化的方向。在1957年春与苏联作家的首次会议上，他带有明显的醉意。由于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客人们折服，他就试图教训和恫吓他们，结果却非常糟糕。与斯大林相比，赫鲁晓夫就是个笑话；其行为让知识分子们既觉得可笑，又感到震惊和丢脸。关于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有句俏皮话是这样说的：“是有迷信，但好歹还有个人格。” 1953年秋，《新世界》（Novy Mir）发表了弗拉基米尔·波梅兰采夫（Vladimir Pomerantsev）的几篇散文，其中含有一个简单的观点：作家要秉笔直书，写出他或她的所思所见。这是首次触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撒谎成性的斯大林主义文化。波梅兰采夫曾经在国外生活过几年，为苏联驻德军政府工作。也许这使得他没有像自己的许多同行一样，被恐惧和自我审查吓得丧失了勇气。在1954年和195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城市的大学宿舍，都在争论文学和生活中的“坦诚”问题。这种争论很快又演变成对意识形态承诺与苏联现实之间的差距的争论。卷入争论的有未来苏联的异见人士、来自中欧的访问生以及后来在共青团和苏共春风得意的那些人。这其中有两位室友：一位是来自捷克的学生兹德涅克·姆林纳日（Zdenek Mlynar），他将成为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领导人物；另一位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在三十年后成了苏共的最后一任总书记。 包括戏剧导演、电影导演、杂志编辑、律师、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内的一群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少数派，开始试探国家审查制度的极限，为了寻求革新和原创性而冒险越过党的纪律所许可的范围。作家伊利亚·爱伦堡，斯大林用来联络西方亲苏知识分子的特使，写了一本叫作《解冻》的小说，而“解冻”也成了这个新时代的名字。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Alexander Tvardovsky）和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开始对《新世界》杂志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有才华的非正统文学作品发表的渠道。电影导演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Mikhail Kalatozov）、米哈伊尔·罗姆（Mikhail Romm）和苏联“梦工厂”的其他明星们，拍出了一些赞美人道主义价值观和高尚品德的电影。这些人在抱有比较同情的态度的文化事务官员的帮助下，营造了一种供新一代有才华的人在其中成长并追求更大自由的环境。 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文化“解冻”演变成一种更加激进的现象。赫鲁晓夫既没有那种眼光也没有那种心智，可以预见到秘密报告的后果。他的秘密报告的原文被泄露给了西方。美国国务院公布了这份报告，由中情局资助的“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也很快作了广播——这令东西方的共产党人非常惊愕。在苏联国内，赫鲁晓夫把秘密报告传达给各地方党组织，并指示要把它向全体普通党员，甚至是更广泛的听众即“劳动集体”宣读，总数可能有2000万～2500万人。报告令整个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机器不知所措。在大学和劳动场所，甚至在大街上，人们纷纷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官员、克格勃和告密者则集体失语。 苏联许多人想要知道的并不仅仅是报告披露的那些内容。谢尔盖·德米特里耶夫（Sergei Dmitriev）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对于报告中提到的那些事实没有任何严肃的解释。它对于对外政策的影响几乎是无法估量的。而它在国内的意义如何呢？在学校里，学生们开始撕掉墙上的斯大林像，并把它踩在脚下。他们问：是谁制造了个人迷信？如果说只崇拜一个人，那党的其余的人呢？每个行政区、每个地区和每个地方的每个党委，都有自己的‘领袖’和英雄。” 据一位美国观察家说，有些苏联学生觉得自己的信仰被打碎了，他们从此不可能再相信苏维埃政权要他们相信的东西了。1956年5月底，国立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对该大学以伙食恶劣而出名的食堂进行了抵制。这是有意无意地重演了1905年革命期间“波将金”号战舰反叛的一幕——这件事由于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著名电影而在苏联广为人知。感到为难的当局没有进行镇压，而是与学生进行了谈判。只是到后来，才有一些学生被开除并送到外省 到秋学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的许多大学生，未经当局的批准便纷纷印制海报、公告和杂志。秋季先后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革命，不仅对西乌克兰和波罗的海这些相邻地区，也对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大城市的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苏联军队于1956年11月镇压了匈牙利革命之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学生举行集会，声援匈牙利。有些急性子的还盼着采取行动。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有个年轻人散发的传单认为苏维埃政权与纳粹政权是一丘之貉。传单上说：“斯大林的党是犯罪的、反国民的[组织]。它已经沦为一个封闭的集团，里面都是些腐化堕落分子、懦夫和叛徒。”未来的异见人士、当时还在上高中的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梦想得到武器并袭击克里姆林宫。 就像一个世纪前沙俄时代的先辈一样，思想变得激进起来的学生们也转向了文学，希望它能够指点迷津。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刚刚发表在《新世界》上的小说《不是单靠面包》，作者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Vladimir Dudintsev）。小说描写了一位诚实的革新者与让他感到痛苦并阻挠其创新活动的官僚之间的冲突。作家与学生之间的见面会为激进运动火上加油。《新世界》的编辑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公开说，要废除1946年苏共有关党对文艺作品审查制度的决议。广受尊敬的作家康斯坦丁·保斯托夫斯基（Konstantin Paustovsky）说，在科学与文化等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保守阶层，它充斥着迟钝而一心追名逐利的人。他表示，自己相信苏联人民“会除掉这群人”。这些话让学生们大受鼓舞，并把它们以手抄本的形式传遍了俄罗斯。也有人把杜金采夫的书当作对整个共产党统治精英的判决书。一封致乌克兰作协的匿名信写道：“杜金采夫非常非常的正确。作为可怕的过去的产物，现在当权的全都是一伙。”写信的人自称是“庞大的苏联普通知识分子阶层的代表”。“我们睁开了自己的眼睛，”这封信在最后说，“我们学会了辨别真理与谎言。现在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你们这种人帮着用谎言竖起的大厦正在分崩离析，而且一定会垮塌。” 摒弃斯大林主义的“弥天大谎”并不自动地意味着摒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革命的遗产。对个人自由的极度渴望和对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有效性的真诚信仰，还在许多人的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搏斗。其他一些资料来源也证明，1956年只是摆脱共产主义乌托邦观念的伟大的“思想解放”的开始。有许多人都把去斯大林化视为一种手段，是为了恢复在革命后最初的岁月中以及在“真正的列宁主义”中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莫斯科作协的一次为期三天的会议结束时，与会者在讨论了秘密报告之后，自发唱起了《国际歌》。未来的异见分子赖莎·奥尔洛娃（Raisa Orlova）完全陶醉了——“真正的、纯粹的、你可以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它的那种革命理想终于又回来了。”当时是莫斯科知识分子秘密团体成员的马拉特·切什科夫（Marat Cheshkov）回忆说：“对于我以及大多数关心政治的年轻人来说，马列主义仍然是不可动摇的根本。”他还坦承，“一个社会，要是一没有社会主义秩序，二没有政治上中央集权的组织，也就是党，那是无法想象的”。 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激进运动，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是以大学和受过教育的圈子为中心的。在外省，知识分子无足轻重而且很分散，所以那里依旧风平浪静，循规蹈矩。在从外省的罗斯托夫大学来到国立莫斯科大学之后，日后会成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开明”顾问的亚历山大·鲍文（Alexander Bovin）惊讶地发现，对于自己班上的同学来说，自己简直是太温和了。“我当时还不太适应如此激烈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民主氛围。”鲍文不同意“毫不掩饰地”批评党和整个苏维埃体制；他还为苏联在波兰和匈牙利的政策辩护。其他学生打断了他的话并对他喝倒彩。巧合的是，这些小小的争论正是发生在另一个学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妻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Raisa Maximovna）一年前刚刚从那里毕业的哲学系。鲍文后来成了“开明”官员，倡导自上而下的谨慎的自由化。 在党政官员、军方以及秘密警察当中，大部分人都是迫于无奈而支持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的。他们在私下里对这种激进的做法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深感不满。从1965年3月开始负责军工综合体并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在赫鲁晓夫下台二十年后仍然余怒未消：“没有哪个敌人像赫鲁晓夫那样，用他对待我们党和国家的过去以及对待斯大林的做法给我们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军方、外交界和经济管理者当中有许多人都感到自己的生活与成就，尤其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的，都因为对斯大林的批判而受到连累。也有人觉得，赫鲁晓夫和那些政治寡头们只是想拿斯大林做替罪羊。彼得·格里戈连科（Petr Grigorenko）将军很反感赫鲁晓夫说的“在这位伟人的墓上跳康康舞”。 起初，不知所措的国家官僚机构和克格勃还允许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去斯大林化。负责审查、宣传和媒体的官员感到无所适从。一方面，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新的激进运动令他们惊恐不安。另一方面，对斯大林的谴责才过去几个月，在没有得到上面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他们几乎没人想要采用镇压手段。1956年11月，苏联入侵匈牙利让保守的多数派又恢复了自信。入侵也给激进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尤其是学生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们意识到——就像他们中有人回忆的——“在这个国家，我们是完全孤立的。群众满脑子都是绝对沙文主义思想。99%的人完全跟当局一样，怀有帝国的野心”。许多知识分子，甚至是那些主张去斯大林化的知识分子，都匆匆聚集在苏联的旗帜下。他们急于证明自己从来没有怀疑过苏联的冷战事业。有近70位苏联作家在给西方同行的“公开信”上签名，为军事行动的合理性辩护。这其中就包括文化“解冻”的领袖人物：爱伦堡、特瓦尔多夫斯基和保斯托夫斯基。 1956年12月，赫鲁晓夫和政治局认定，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发生的骚乱，危及对社会的政治控制。有数百人——也许是数千人——被大学和研究机构开除。克格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逮捕以压制异议。当局恢复了对知识分子子女上大学的名额限制；他们还采取措施提高学生中“工农子弟”的比例。 1956年的事态发展暴露了苏联领导人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的颠覆潜力的恐惧。一群作家在苏共中央总部参加了三天如同西班牙宗教法庭般的特别会议。新领导班子中受教育最多的德米特里·谢皮洛夫告诉作家们：只要冷战还在继续，1946年的文化政策就仍然有效。当《新世界》的编辑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要求党的领导允许写一点国家的实情时，谢皮洛夫拒绝了这个请求。他说，现在就跟以前一样，美国想通过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手段破坏苏联社会，所以文学仍然必须完全为党服务，为党的国家安全政策服务。 在未来的几十年，苏联国内放缓文化教育政策的自由化一直都是拿冷战当作一个根本的理由。苏联文化精英害怕被贴上反苏维埃所以就不爱国的标签。在所谓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中，这种反动达到了高潮。1956年春，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完成了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它描写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在革命后的悲剧性的命运。他把手稿交给了《新世界》。与此同时，他又打破苏联的禁忌，把手稿送到意大利，给了特立独行的共产主义者、出版商贾科莫·费尔特里内利（Giacomo Feltrinelli）。《新世界》退回了稿件。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在西方出版并在世界文坛引起轰动。1958年10月，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赫鲁晓夫对帕斯捷尔纳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它也成为对整个苏联文化界领袖人物的一次忠诚考验。这就像当局在1956年12月援引的关于冷战的那种非此即彼的逻辑：不跟我们完全站在一起的就是反对我们。斯大林主义似乎又回来了，因为整个国家机器都在用它的力量对付一个个体。夹杂着对失去国家欢心的恐惧，在这种装腔作势的爱国主义狂热中，绝大多数苏联作家都投票赞成把帕斯捷尔纳克作为叛徒开除出作协，甚至还要求把他逐出苏联。帕斯捷尔纳克被迫发表声明，放弃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身体也在强大的压力下垮掉了。1960年5月30日，他死于癌症。 对于那些期待很快会有改变的人来说，“秩序”在1956年的迅速恢复和帕斯捷尔纳克事件可以让他们的头脑冷静下来。不过，去斯大林化在基层的势头还在延续。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机构对年轻人与文化精英的控制力在不断减弱。

变得模糊的敌人形象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慢慢开始了对外开放。1955年，苏联当局批准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被禁止的外国人的旅游。对于以前几乎被完全禁止的苏联公民的境外旅游，他们也开始放松了。1957年，到苏联旅游的美国人有2700多人，而到国外旅游的苏联公民则有70多万。但在这些苏联人当中，到美国旅游的只有789人。苏联社会的封闭性以及国家对信息的控制，让苏联社会对外部世界十分好奇，尤其是对美国和美国人。为数很少的美国游客和参加文化教育交流的来访者，招来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1957年夏，一位年轻的耶鲁大学毕业生（也是未来中情局的分析家和外交史家）雷蒙德·加特霍夫，在苏联各地旅行时就遇到过成百上千的学生。在列宁格勒城外，他和自己的同事被150个学生围在了一所农学院。学生们对于这样的机会非常兴奋，也很高兴。他们甚至有模有样地列队护送这两位美国人去了火车站。 许多苏联公民都作为如饥似渴的读者，在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中找到了了解西方的窗口。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出版了包括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以及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D. Salinger）在内的大量美国作家的翻译作品。苏联各地的许多公共图书馆都有他们写的书。美国的电影成为好奇的公众了解新世界的另一扇窗口。二战后，国家权威部门曾经批准适当放映一些德国和美国的影片。它们是作为战利品在欧洲得到的，其中大多是音乐片和轻喜剧，还有肥皂剧。对于这些电影的放映，苏联民众无论老少都是兴高采烈。美国的电影音乐，尤其是格伦·米勒（Glenn Miller）乐队的摇摆乐，与俄国的经典曲目相比，人气毫不逊色。约翰尼·韦斯穆勒（Johnny Weismuller）的《人猿泰山》系列剧以及迪安娜·德宾（Deanna Durbin）的《管家的妹妹》，与从租借法案得到的美国罐头食品、定量供应卡和没有父亲的童年一道，成了这代人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解冻”期间进口的西方影片逐渐多了起来。莫斯科和外省的国营电影发行商，考虑到经济效益，都喜欢美国大片，并且赢得了与苏共宣传部门之间的官僚系统内部的斗争——后者对好莱坞产品在城乡观众中的巨大人气感到不安。美国有许多著名的剧情片[由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塞西尔·德米尔（Cecil B. DeMille）等执导]，由于其文化和宗教内容，广大的苏联观众并没有接触到。尽管这样，还是有许多人看过尤·布里纳（Yul Brynner）的《七侠荡寇志》以及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和杰克·莱蒙（Jack Lemmon）等人的《热情似火》。它们对苏联观众的影响之大，怎么说也不为过。就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住在列宁格勒的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回忆的，这些电影“对我们的影响要大过后来所有的新现实主义或新浪潮作品。单是《人猿泰山》对于去斯大林化的作用，我敢说，就要超过赫鲁晓夫在党的二十大上以及之后的所有讲话”。作家瓦西里·阿克肖诺夫（Vasily Aksenov）回忆说：“有段时间，我的伙伴和我谈的基本上都是这些电影里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从臭烘烘的斯大林主义的兽穴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 这种削弱反美宣传的酵素，主要是对受过教育和享有特权的苏联青年起作用。在去斯大林化和文化“解冻”的影响下，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想使自己与苏联的过去拉开距离。他们不信任也不理踩苏联的宣传，而且还试图在衣着打扮和行为举止上按照西方的时尚标新立异。国家的媒体排斥他们，说他们是“懒汉”“寄生虫”和“赶时髦的人”。加特霍夫回忆说，他在1957年见到并与之交谈过的年轻人有几种类型。其中有些属于“天真”型，特别是那些刚刚高中毕业的。他们尚未意识到在自己所接受的教育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他们仍然相信有关美国的宣传。在年龄大一点的年轻人中间，有早早就犬儒化的“相信者”，也有在不加掩饰的西方主义和美国主义中寻找逃路以摆脱枯燥乏味的苏联文化生活的“黄金青年”（golden youth）。对“黄金青年”中那些充满怀疑和幻灭感的人来说，美国的一切都是对付国家宣传的强力解毒剂。年轻的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表现出同样的态度。约瑟夫·布罗茨基说他和他的朋友们想要“比美国人自己还要美国人”。 美国的无线电广播和音乐对许多苏联青年产生了巨大的“温柔的”影响力。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摆乐二战前在苏联就一再被禁，冷战开始后又再度被禁。许多年轻人养成了收听“美国之音”的习惯，而且差不多只是为了“美国之音”的音乐节目。苏联家庭中短波收音机的数量，也从1949年的50万部增长到1958年的2000万部。斯大林在其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曾下令到1954年要停止生产短波收音机，但苏联企业反而开始每年生产400万部这样的收音机——主要是出于商业原因。“美国之音”的“爵士时刻”特别受欢迎。该栏目的主持人，有着一副绝妙的男中音浑厚嗓音的威利斯·康诺弗（Willis Conover），成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许多年轻人暗中崇拜的英雄。他们哼着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和格伦·米勒的歌——尽管有许多词还不理解，听着艾拉·费兹杰拉德（Ella Fitzgerald）、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杜克·埃林顿（Duke Ellington），还有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的即兴演出。后来又有了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美国之音”的听众据说有几百万。美国音乐明星的唱片在商店里是买不到的；要是能搞到一张外国产的黑胶唱片，那就会被认为是个奇迹。20世纪50年代末的磁带录音机开始改变了这一切，苏联青年接触到了更多的西方音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在“铁幕”上戳几个小孔，赫鲁晓夫及其反复无常的政策所起的作用要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大。尽管强硬派在1956年底又占据了上风，但赫鲁晓夫还是想把去斯大林化继续下去。奇怪的是，要求苏联人民保持“道义和政治上的团结”是拿冷战作为理由，而为了进行温和的改革，以便在西方人面前展示一个善意的苏联形象，也是拿冷战作为理由。在对匈牙利进行镇压之后，赫鲁晓夫、米高扬和谢皮洛夫都主张再次采取“和平攻势”。于是就有了1957年7～8月在莫斯科举办的“世界青年节”，它对于苏联国内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苏联对于外国人实际上一直都是大门紧闭，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合适的旅游设施。这次活动的组织者面临着许多严峻的困难。例如：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一副破破烂烂的样子；酒店不但数量少，设施也不完备；没有夜生活、广告、像样的衣着、节日的服装和器材；缺少快餐店、饭店及购物的机会。与资本主义的西方相比，所有这一切都暴露出苏联社会和经济的相对落后。 赫鲁晓夫让全联盟列宁主义共青团的领导负责此次活动，并指示“要用我们的拥抱让外国客人喘不过气来”。结果，联欢节成了莫斯科的大街和广场自1918年以来的首次“社会主义嘉年华”。甚至连克里姆林宫也为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打开了大门。苏联当局没料到活动的规模这么大，所以没能保持对它的集中控制。结果联欢节变成了盛大的草根活动，让所有的舆论导向控制和群体控制的企图都失败了。三百万莫斯科人盛情款待了三万多外国青年。东道主表现出了无比的好奇和热情。首都的许多角落都成了临时的讨论场所——这对于苏联公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联欢节在和平时期做了二战最后阶段做过的事情。1945年，战争让俄国人进入了欧洲。1957年，苏维埃政权自己把世界介绍给了莫斯科。年轻的美国人、欧洲人、非洲人、拉美人和亚洲人出现在苏联首都的大街上，粉碎了宣传部门的陈词滥调。在苏联媒体中，有人在回忆录中说：“美国人被描写成两种样子——要么是衣衫褴褛、瘦骨嶙峋、胡子拉碴的失业穷人，要么是穿着小礼服，戴着高顶礼帽，嘴里叼着粗雪茄的大腹便便的资产阶级。也有第三种人——无望的黑人，他们都是三K党迫害的对象。”苏联人见识了思想奔放、衣着时髦的青年，他们的恐外心理和对告密者的畏惧几乎在一夜间便烟消云散了。联欢节的许多亲历者后来都觉得，这次活动在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就跟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样影响深远。爵士乐音乐家阿列克谢·科兹洛夫（Alexei Kozlov）认为，“1957年的联欢节是苏维埃体制崩溃的开始。在联欢节之后，斯大林主义社会的分裂已经不可逆转。联欢节培育出整整一代过着双重生活的异见分子和知识分子，同时也诞生了党和共青团的新一代官员——这些口是心非的家伙什么都明白，但表面上还是对这个体制表示忠诚”。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回忆说，在联欢节之后，“所有关于‘腐朽的资本主义’的言论都显得荒唐可笑”。影评家迈娅·图罗夫斯卡娅（Maya Turovskaya）认为，在联欢节上，苏联公民能够在三十年后首次接触到世界：“如果没有这次的联欢节，‘六十年代人’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样子。” 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确认为苏联能够在科学、技术、消费品及总体生活水平上赶超美国。1957年，他提出了“赶超美国”的口号，这是他要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承诺的基石。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斯普特尼克”号的巨大成功，让赫鲁晓夫充满了信心，所以他并不担心让苏联公民了解美国的成就。当1959年7月首届美国国家展览会在莫斯科的索科利尼基公园开幕的时候，有几百万莫斯科市民蜂拥而至，参观美国人制造的产品并品尝百事可乐。赫鲁晓夫对民主德国的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解释了自己的意图：“美国人以为苏联人民看到了他们的成就后，就会对苏联政府背过身去。但是美国人不理解我们的人民。我们要反过来利用这次展览对付美国人。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人民：瞧，这就是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花了一百年时间才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会使我们有可能用更快的速度做到这一点。” 不管赫鲁晓夫本来怀有什么样的意图，他这样的吹嘘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苏联的反美宣传。他说要达到美国那种繁荣水平（即这种繁荣在物质上的各种标志），这个承诺倒是让许多苏联人印象深刻。兹德涅克·姆林纳日公正地说：“斯大林从不允许拿资本主义的现实与社会主义进行比较，因为他坚持认为，我们在这里建设的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全新的世界。”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新口号，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一般苏联人对世界的看法。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人们开始习惯于拿美国的生活水平与自己的生活进行对比，从而形成了一种自卑心理。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意识到，美国的生活水平实际上要比苏联的高出许多。而且，姆林纳日继续说，那些寻找原因的人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妨碍他们过上美国那种生活的主要障碍就在于现存的经济政治体制。 随着赫鲁晓夫时代的展开，在苏联有关美国的宣传中，出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令人费解的说法：一种是经过修改的、传统的斯大林主义的敌人形象。其中，美国依然是苏联的主要“对立面”，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的生活方式被说成是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另一种有关美国社会的说法则是相当正面的：在这个社会里，有敌人也有朋友，而且美国的技术成就是苏联技术进步的蓝图。赫鲁晓夫允许美国人在索科利尼基公园的展览会上展示他们的成就，但苏联报刊却连篇累牍地讲述着有关美国的饥饿、犯罪、失业和迫害黑人的故事。 美国的双重形象给人留下了许多疑问。在苏联，很少有人能够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给出权威的看法。1957年，苏联作协的官方周报《文学报》发表了原先居住在美国，后来又自愿返回苏联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亚历山大·卡齐姆－贝克（Alexander Kazem-Bek）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公开指责美国属于和苏联及欧洲相反的“没文化的国家”。随即，反对文化排外的伊利亚·爱伦堡就发表了反驳文章。他写道，在美国这个国家，有许多“进步的”作家和艺术家。这场争论非常难得地让人隐约看到，在国家官僚系统和文化界的权势人物中，排外集团与有“世界主义”倾向的集团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物质和文化符号开始到处流行开来。音乐与服饰的风格、对大众文化明星的崇拜以及像“垮掉的一代”那样的行为，首先在苏联权贵阶层的子女中生了根。在年轻人那种离经叛道的环境中，美国的无线电广播和文化展览成了回击官方反美宣传的极为有效的工具。约翰·肯尼迪、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玛丽莲·梦露，代替了那些老套的苏联英雄，成为新的偶像。在文化上有崇美倾向的人有多少，这没办法搞清楚；但在20世纪70、80年代，这样的人特别多，因为当时苏联进入了一个思想封闭、经济停滞的阶段。

乐观的“六十年代人”

“解冻”和对西方的逐步开放，的确影响了许多人，但却不应当夸大这种影响。在1956年12月镇压了学生中的异见分子之后，党和国家投入巨大的资源，用于对人们的意识形态控制，尤其是对年轻人。每有一部宣传自由思想的出版物和西方电影，都会有数不清的报刊文章、书籍和电影来宣扬苏维埃爱国主义和正统思想。在斯大林之后的十年期间迅速普及的高中教育，并没有自动产生自由的价值观；它一度充当的是要把人们变得规规矩矩的教化的工具。学校的历史和文学教科书尽管去掉了有关斯大林的图片和颂词，但还在向年轻人的头脑灌输单一的和经过整合的有关苏联历史、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叙事——在一种经过审查的、严格的框架范围内重建的叙事。刚毕业的学生仍然相信他们生活在最好、最幸福、最强大的国家。到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社会不仅仍旧保持着强烈的冷战共识，而且对共产主义还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1959年初，赫鲁晓夫决定利用这些幻想，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宣布：苏联已经完成了“全面和最终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他和一群笔杆子在随后两年推出了一份极端浮夸的纲要，要在二十年内赶上美国并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社会”。1961年7月，赫鲁晓夫在对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许诺：下一代苏联人民会生活在一个繁荣的共产主义天堂之中。这位领导人吹嘘说，苏联将“上升到这样一个伟大的高度，相比之下，就连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大为逊色，落后一大截”。在经过有460万人参加的全国性“讨论”之后，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一致通过了这份纲要。 为官方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摇旗呐喊的，有一些发行量非常大的报纸，例如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依负责的《消息报》，还有共青团报纸《共青团真理报》。正如阿朱别依后来回忆的，“我们那时总是少不了要用共产主义胜利之类的口号来结束我们的会议。我们感觉不到任何失败、僵局或停滞。我要强调的是，当时的干劲还是有的，许多人都对前途充满了信心”。1960年，一群年轻的记者成立了苏联第一家研究公共舆论的机构。首次民意调查的题目是，“人类会防止世界大战吗？” 电影是另一种强大的媒介。20世纪20、30年代的那些上了年纪的电影制作人及其年轻的学生，想在电影中再现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精神。在得到上级的批准后，他们企图使革命英雄和布尔什维克重返前台，而实际上，他们在斯大林时代就已经从那里消失了。新电影[例如根纳季·古巴诺夫（Gennady Gubanov）的《共产党人》]还试图赋予钢铁般的共产党人以人性的色彩。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既经历过战争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干部在党和国家的官僚系统中得到了提拔。聘用知识分子做“顾问”在党的领导人中间一时蔚然成风。于是就出现了一批“开明”官员，他们一般在莫斯科的中央政府机关工作。这其中就有未来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新思想家”：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Georgy Arbatov）、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费奥多尔·布尔特拉茨基（Fedor Burlatsky）、尼古拉·伊诺泽姆采夫（Nikolai Inozemtsev）、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Georgy Shakhnazarov）等许多人。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是这股提拔潮的受益者。作为一个年轻、受过教育且精力充沛的党员，他很快就从南方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官员中脱颖而出。对于共产党中的年轻知识分子来说，相对而言，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中有人回忆说：“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我们圈子开始了一种愉快、高兴甚至逍遥自在的生活。我们年轻。我们都取得了最初的成功，通过了最初的论文答辩，出版了第一批文章和书籍。”所有这些都营造了一种“总体上乐观的风气”。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差异并没有削弱这种同志式的友爱气氛。尽管赫鲁晓夫会干蠢事，而且缺乏教育，但这些年轻人还是支持他，视之为变革的力量，可以扫除那些不得人心的老干部。他们相信这会为自己的事业扫清障碍。 这些新人擅长批判性思维，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年轻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支持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来推动现政权的自由化。他们自诩为“党的二十大的孩子”，而且还与苏联文化教育界的年纪较大的权势人物一道，努力给他们相信在三十年前曾经有过但被斯大林浪费了的群众性的爱国热情注入新的活力。 一边是自己对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同情，一边是自己的野心、循规蹈矩和爱国主义，那些“开明”官员在这两者之间显得游刃有余。遗憾的是，冷战几乎没有为选择中间立场留下余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得已，只好还是支持苏联的“帝国大业”——实用政治在与他们的人道主义渴望和改良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斗争中，总能占得上风。1956年，他们中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支持波兰和匈牙利的反共的革命行动。在1957年8月的世界青年节期间，阿朱别依——这些新人的非正式的领袖——指责波兰自由派文学杂志《直言》（Po Prostu）的编辑、波兰记者埃利基乌什·利亚索塔（Eligiusz Liasota）：“听着，你在波兰可以为所欲为，但要记住，它也会影响到我们这里。你要来传播这场瘟疫，[你想]颠覆我们。我们是不会容许发生这种事的。”“党的二十大的孩子”想要的是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改革，而不是毁掉它。 在他们眼里，最大的障碍来自僵化的官僚机器，它用钢铁锁链捆住了这个国家并堵塞了革新与变化之路。尽管如此，具有改革意识的共产党人还是希望让“开明”干部掌管并从内部改造它。他们中有人后来回忆说：“我寄希望于党和国家的组织结构的发展，寄希望于党政分开，因为社会经济管理是项越来越复杂的工作。因此，党组织要允许有更大的自主性才行。”在这个时代的一些受过教育的爱国家庭中，非官方的座右铭是：加入党组织并从内部使之“纯洁化”。 在秘密报告之后的几年，苏维埃爱国主义以及相信经过改革的共产主义制度仍然具有潜力，这些都还是合情合理的。通过恢复和扩大其工业力量，苏联还在继续向世人展示其惊人的经济增长力。苏联现代化道路的吸引力在亚非拉国家达到了它的顶峰。苏联在太空竞赛中的领先地位证明了苏联经济模式的有效性，强化了这种模式在全球的吸引力。1961年4月12日，苏联空军少校尤里·加加林实现了绕地飞行并成为进入太空的第一人。这让无数苏联公民的心头涌起了如潮的自豪与期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人们自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爱国示威活动。许多“开明”官员都明白，在赫鲁晓夫对迅速来临的繁荣和集体主义天堂的承诺中，存在乌托邦的成分。然而，就像将来担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切尔尼亚耶夫回忆的那样，他们当时想要相信它。对共产主义新边疆的幻想、与美国竞赛的火热气氛以及官方宣传中强化的造神运动，在苏联社会受过教育且忠心耿耿的那部分人当中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氛围。20世纪60年代初是苏维埃爱国主义的顶峰，也是“苏维埃集体化”的成熟期。 在其乐融融的工作场所，在私人公寓，在厨房，人们弹吉他、喝酒、恋爱。但在空闲时候，他们也读了很多书。其中既有合法出版的，也有地下出版物的爱好者非法印制的。他们非常严肃地争论着如何在不抛弃共产主义遗产的前提下对体制进行改善和变革。当时的话题有：“意识形态的终结”，技术精英的崛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流，控制论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等等。1955年从国立莫斯科大学毕业后便生活在远离莫斯科的斯塔夫罗波尔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赖莎·戈尔巴乔夫，也设法加入了这个知识分子的新的亚文化群体。赖莎开始在农村做社会学研究。夫妇二人能一连几小时地讨论哲学和政治观点。他们阅读并争论有关西方新左派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思想。 许多未来的“新思想家”的晋身之阶都差不多，或者是凭借其在学术机构的地位，或者是作为苏共中央的顾问。另外，他们还经常接触外国人并到外国旅行。1958年，年轻的战争老兵、党的官员、未来戈尔巴乔夫执政时的公开性的设计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作为首批交流人员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一年。党内有些知识分子作为《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记者和编辑在布拉格生活和工作。这是苏联负责国际宣传的官员以及有关国际事务和世界经济的专家唯一能与西方左派自由地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地方。据切尔尼亚耶夫的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的布拉格“与莫斯科相比，乃是世界主义者的天堂”。在布拉格的这群人还包括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根纳季·格拉西莫夫（Gennady Gerasimov）、奥列格·博戈莫洛夫（Oleg Bogomolov）、瓦季姆·扎格拉金（Vadim Zagladin）、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等。他们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构成了改革智囊团的核心。 在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进步人士和年轻人的集体思维中，对科学的崇拜代替了宗教。正如敏锐的观察家们所注意到的那样，那段时期的无神论“不是政府专制的结果，而是以苏联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苏联的知识分子朝前看，也朝后看，但就是从来不朝现在看”。当时的乐观主义精神是植根于这样一种强烈的信念：相信人类的理性，相信集体有能力在科学知识的武装下，在不受官僚主义束缚的情况下，克服任何艰难险阻。 科学共同体是苏联乐观主义左派思想文化的主要论坛。得益于军工综合体的发展和与美国的竞争，科学家似乎成了苏联最有影响力的精英集团之一，成了社会中的典范。军工综合体为科学家提供了几十万个新的工作岗位。截止到1962年，综合体共有966个工厂、研发实验室、设计局和研究所，人员总数达370万。许多年轻的科学家都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学术研究中心、数十座保密城市和特殊的学术城市、由原子能部建造的模范城市工程、科学院以及其他与军事－工业－学术综合体有关的机构找到了工作。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拥有稳定的工作、相对较高的薪水和从免费幼儿园到免费住房的极好的社会福利。封闭的保密城市构成了苏联国内超现实的自由空间。一位记者在1963年参观其中的一座保密城市时，遇到了一些科学家，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论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话题。科学家们在讨论中认为，如果在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当中实行“民主”，那将是介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与西方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他们中有些人相信，如果科学家与党的“开明”官员结盟，就可以“科学地”改变苏维埃体制。 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人们一方面渴望得到更多的自由，摆脱主流意识形态和外行的官僚的干预，另一方面又在总体上依赖于国家的资金和资源，而且还为之钩心斗角。苏联科学史家尼古拉·克列缅佐夫（Nikolai Krementsov）描述了“在研究机构和个人这两个层面，科学共同体与党政管制机构的融合”。科学家，正如他们针对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问题给赫鲁晓夫的建议所证明的那样，知道怎么去见机行事并左右当局在意识形态和军工方面的目标。 起初，在这些具有改革意识的群体中，大部分人都支持赫鲁晓夫为扩大苏联在全球的影响力所做的努力，特别是他采取的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运动的方针。20世纪50年代末，有几万名苏联专家、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中国工作，他们为中国的迅速现代化提供了“兄弟般的援助”。在亲历者的记忆中，他们当初的态度是非常真诚和热情的。苏联物理学家叶夫根尼·涅金（Evgeny Negin）回忆说，到1959年，“苏中关系就像在《莫斯科－北京》这首可以说在斯大林时代就开始流行的歌曲中描写的那样好：‘俄中人民永远是兄弟’。那种因为相同的意识形态选择而被神圣化了的友谊似乎是牢不可破的。它似乎要比基于适度的实际利益的联系还牢固”。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苏分裂，对于苏联的公共舆论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它促使人们用一种更具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尽管如此，对国际主义的行动主义的普遍支持还是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当然了，还有其他许多“朋友”，也就是说，还有可能保持无产阶级的团结。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的激进的阿拉伯政权，以及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那些遥远而奇异的国度，成了充满魅力的新目标。还有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加纳、埃塞俄比亚、几内亚、马里、刚果。苏联的政治领导层对于在这些国家推广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感到十分兴奋，似乎前途一片光明。这种兴奋跟冷战的策略有关。对第三世界的争夺要在20世纪70年代才进入白热化，不过，它从一开始就在受过教育的苏联精英中激起了乐观的、罗曼蒂克的反响。 1959年的古巴革命重新点燃了莫斯科的希望：共产主义仍然代表着未来。许多苏联公民，包括到古巴考察社会主义新边疆的统治阶层成员，满脑子想的都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其他大胡子革命者所取得的胜利。共产党改革派的非官方文学代言人、青年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急忙赶赴古巴，歌颂这个他用自己的热情奔放的诗句描绘的“自由之岛”。所有人都在唱《古巴，亲爱的！》这首新歌。欧内斯特·海明威，他的小说《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先前在苏联是被禁止的，现在也成了古巴热的一部分。苏联领导层的二号人物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在1960年2月飞往古巴的时候，一路上都在看海明威的小说，并希望能够见到这位当时也住在该岛的伟大作家。 对于年轻的“六十年代人”来说，古巴革命再次肯定了1917年10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价值。它还给人以一种虚幻的希望：不造成流血和专制也可以有真正的革命。古巴使苏联的对外政策——它已被斯大林犬儒化的帝国主义倾向所玷污——重新获得了救世主式的革命视野。“自由之岛”就在美国的眼皮底下，但还是设法挣脱了这个超级大国的羁绊。拉丁美洲似乎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我们的眼光要超出古巴的范围，”共青团领导巴甫洛夫（Pavlov）1961年1月在会见宣传人员时预言，“其他拉美国家随时可能像古巴那样。美国人实际上现在是坐在拉美这个火药桶上。委内瑞拉随时会爆炸。智利也发生了大罢工。巴西和危地马拉也是一样。”即使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古巴热也没有消退；当卡斯特罗1963年春应赫鲁晓夫之邀在苏联各地参观的时候，所到之处，无不受到苏联人民的热情欢迎。

对苏联认同感的下降

革命浪漫主义为了争夺苏联知识分子的灵魂而与西方的影响展开了竞争。但是，从“铁幕”背后向外的窥视，带来的往往是文化上的震撼。因为人们开始隐约看到了一种自由、多样而又生气勃勃的生活。那里没有被套上制服的思想，没有对秘密警察的恐惧，也没有严格的管制。出生于享有高度特权的家庭的电影导演安德烈·孔恰洛夫斯基（Andrei Konchalovsky）——其父是苏联国歌的作者——对于自己在1962年首次出国参加威尼斯电影节的印象有过生动的描述。对威尼斯、罗马和巴黎这些历史名城的壮丽景色的匆匆一瞥——长期以来，这对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便让孔恰洛夫斯基完全惊呆了。威尼斯壮观的运河、宫殿、快乐的人群和各式各样的灯盏，巴黎酒店里系着白围裙的女服务员和擦得锃亮的黄铜门把手，与破破烂烂的苏联相比，越发让人惊愕。多年之后，孔恰洛夫斯基回忆说：“我后来在思想上的动摇和对爱国主义的抵制，全都可以追溯到此事。”孔恰洛夫斯基后来移民到西方并在好莱坞工作。 渐渐地，到国外去旅行不再是为寻找“社会主义边疆”了，而是成了令党政官员和文化界的权势人物垂涎的赏赐。官方甚至还派出少量的“青年观光团”：1961年，有8000名共青团官员到美国、英国、瑞士和西德等国旅游。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西方发现了赫鲁晓夫许诺的未来的消费天堂。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还是斯塔夫罗波尔的党的官员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出国去了东德。1971年，在他被提拔为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第一书记并成为一名国家要员之后，戈尔巴乔夫去了意大利，租车游览了罗马、巴勒莫、佛罗伦萨和都灵。赖莎·戈尔巴乔夫在国外继续做她的社会学研究，记了许多小本的笔记。她的观察一度归结为这样一个向她丈夫提出的问题：“米沙，我们为什么过得不如他们？” 文化上的变化所产生的另一个长期影响，便是军国主义和侵略主义的衰落。出于对核武器的热情，赫鲁晓夫在1959年建议，彻底放弃普遍征兵和长期服役的做法——那可是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柱石之一。越来越多的男青年，特别是学生，获得了可以让他们完全免除兵役的长期延期许可。在1960年和1961年，苏联军队人数削减了三分之一。数万名青少年得以延期服役，数万名下级军官开始了平民生活。这其中有不情愿的，也有充满热情的。1961年1月取消了专科学校、大学和高中里的苏联版预备役军官训练团。（1965年，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它们又都恢复了） 后斯大林时代的和平攻势，再加上苏联对军国主义和好战宣传重新采取了限制措施，使得反军国主义甚至是和平主义得以在苏联社会再次抬头。红军与白军之间的内战，还有二战，依然是苏联电影、文学、回忆录和戏剧的主要题材；但在对战争的描写上，浮夸的东西少了，真实的东西逐渐多了。曾经作为年轻的军官、士兵或记者目睹过战争的苏联作家，最先开始如实地描述自己的经历，并首次尝试着进行分析。最真实的战争小说包括维克托·涅克拉索夫（Viktor Nekrasov）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以及布拉特·奥库贾瓦（Bulat Okudzhava）、奥列格·贝科夫（Oleg Bykov）、阿历克斯·阿达莫维奇（Alex Adamovich）、尤里·邦达列夫（Yuri Bondarev）等人的作品。西蒙诺夫的小说认为斯大林及其对军队的清洗应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初期的惨败和重大损失负责。持正统立场的《文学报》批评对战争的“去崇高化”（de-heroicizing）；克里姆林宫负责宣传的高级官员尤里·朱可夫（Yuri Zhukov）在《消息报》上写道，“相当多的作品”对战争的描写都“让人感到压抑，仿佛战争就是对人类的持续不断的大屠杀”。 受过教育的公众，特别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大城市的那些受过教育的公众，逐渐熟悉了1914～1918年大战后在法国和英国，尤其是德国出现的“迷惘的一代”的文学作品。西方的反战作家，如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在苏联青年中享有极高的人气。在改变大众对战争以及军国主义看法方面，电影发挥了重要作用。战争老兵格里戈里·丘赫莱伊（Grigory Chukhrai）的电影《第四十一个》《关于一个士兵的叙事诗》和《晴朗的天空》，以及老制片人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Mikhail Kalatozov）的《雁南飞》，都把战争当作个人悲欢离合的背景；其中不仅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责任，还有背叛、懦弱和追名逐利。这些电影表现的不是刻板的分类，而是选择和机遇。与斯大林时代的军国主义模仿作品截然不同，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电影《我的名字叫伊万》，重点讲述了一个被毁掉的童年的故事。这些电影所传递的信息是爱国的，但又是反军国主义的。它们让无数俄罗斯人想起的不仅是自己最为痛苦也最具英雄色彩的集体经历，还有自己破灭了的在战后过上好日子的希望。 在苏联国内，没有发生任何“禁止原子弹”的抗议活动，公众对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的反响也非常之小。虽然如此，一些受过教育的个人也产生了类似于美国“垮掉的一代”中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和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那种情绪和反应，而那两人对主流文化的异议正是源于对核战争的恐惧。作家阿历克斯·阿达莫维奇和诗人布拉特·奥库贾瓦不仅探讨了自己那代人在二战中所经历的杀戮，而且还鼓励公众改变自己的心态，以避免再次发生战争——如果再次发生，那肯定是更可怕的灾难。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在1961年发表了以核试验和放射性尘埃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冰柱》。1962年秋，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Andrei Voznesensky）在国外接受采访时说：“我敬佩‘垮掉的一代’，他们是原子时代的诗人。”一位经常给《新世界》撰稿的作家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为战争所做的任何准备都令人厌恶。我不是担心我自己，而是担心我的儿子和无数像他一样的人。如果这种信念叫作和平主义，那我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后来，阿达莫维奇回忆说，对于他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我们的和平主义是与我们要实现一个更广泛目标的愿望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目标就是彻底改变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与心态。 苏联科学家中享有特权最多、在政治领导层和官僚机构中人脉最广的核设计人员，当时也试图影响苏联的安全政策。在1955年的热核试验之后，萨哈罗夫向核试验的军方指挥官米特罗凡·涅杰林元帅暗示，如果哪一天要用到热核武器，那将是一场大灾难。涅杰林用一个粗俗的笑话回答了这位科学家——那意思是说，做好你自己的事情，把核武器给我们，由我们单独决定如何使用它们。萨哈罗夫惊呆了。就像他回忆的那样，“那一刻冒出来的种种念头和情绪至今都难以忘记，而且它们彻底改变了我的思维”。在努力打造苏军利剑的科学家与掌握着这把利剑的党和军队的官僚之间出现了裂痕。“从50年代后期开始，”萨哈罗夫回忆说，“人们逐渐看清楚了军工综合体及其不讲原则、牛气哄哄的领导者的集体强权。那些领导的眼中只有自己的‘工作’。”由于对苏联之外的核裁军运动逐渐有所了解，苏联的核科学家对于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在国际舞台上直接和间接地动用武力，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批判态度。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有助于削弱军国主义的影响。1945～1966年间的和平时期，苏联新出生的人口有7000万，其中由于持续而迅速的城市化，又以大城市中的数量特别巨大。与20世纪30、40年代的年轻人截然不同，这些人缺乏牺牲精神。他们中非俄罗斯族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而且那些非俄罗斯族人对于苏维埃爱国主义中含有的俄罗斯中心论的主题不以为然。20世纪60年代初的年轻人从他们的父兄那里听说过为胜利付出的惨重的代价。喜欢找战争老兵交谈的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苏联的鲍勃·迪伦”——道出了老兵们极为辛酸的记忆：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人民最大的悲剧。“部队不停地向西前进，老家的女人们也不断在葬礼上发出痛苦的哀号。”那些在军中服役的人们所发现的，不仅有同志之情，还有喜欢摆威风的粗鲁的军士，以及老式的演习——那简直是对训练的嘲弄，尤其是在核时代的背景下。青年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Vladimir Voinovich）的《列兵伊万·琼基纳的一生和非凡的冒险经历》是大量关于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爱国主义”文学中的一部精彩的讽刺作品。他用讽喻的手法表达了那种越来越强烈的反军国主义情绪。他于1969年在国外发表了这部小说，结果后来因此遭到作协的开除。 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开始利用一切机会逃避兵役。不过，就像对1956年的学生运动一样，要是夸大这些变化的规模和速度那就错了。它们影响的首先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城市中享有特权的少数人。而且，只要冷战还在继续，这股反军国主义的新潮流就不会浮出水面。 赫鲁晓夫时代还兴起了强大的民族认同运动，从而戳穿了官方所说的“各族人民的友谊”。这些运动中有一些，例如波罗的海地区、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早在“解冻”前就已开始了。还有一些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而出现的。其他的，包括在苏联那些以俄罗斯族为核心的地区，则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后遗症而导致的新的紧张关系。犹太人问题和反犹主义问题是关键，因为犹太裔在苏联受过教育的群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1953年之后，较为公开的反犹运动停止了，但这个政权从来没有想到要去纠正在反“世界主义”运动中犯下的错误，没想到要为在1948～1952年间遭到清洗的犹太裔和犹太文化名人平反，也没有重新开放当时被关闭的犹太人文化教育机构。制度性的反犹活动，通过许多隐蔽的、非正式的方式仍在继续。在官方的秘密档案中，“犹太族”人永远要被打上不可信赖、不适合在重要的国家机构以及党政高层工作的标志（军工综合体、核能以及科学院显然不包括在内）。苏联在1955年后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这也殃及了苏联犹太人。他们被当作有可能忠于别的国家的移民来对待。与俄罗斯人相比，他们要额外通过一些烦琐的手续，才能获得到国外旅行的批准。赫鲁晓夫以及他身边的那些人，对犹太人的文化特性和文化科学精英中的犹太人感到不爽。而且在乌克兰，基层的反犹倾向根深蒂固，官员也打着“反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旗号，创办了反犹出版物。 许多护照上注明是“犹太族”的文化精英，仍然把斯大林主义看作是对建设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可悲的偏离。诗人兼作家达维德·萨莫伊洛夫（David Samoilov）在其1956年4月的日记中写道，斯大林主义是“俄罗斯苦难的产儿”；它说是要为底层人民服务，但却“用反人类的沙文主义观念、仇恨、怀疑和反人道主义代替了真实而简单的人类理想”。温文尔雅的犹太人深深地融入了苏联社会，以至于他们很少有人还保有自己的种族特性——实际上也是他们的宗教特性。 不过，更年轻的、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对苏联的这种认同感逐渐疏远了。较高水平的教育和教养让他们与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以及其他族群截然不同。他们也体会到现政权的压迫性，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不会再像父辈们在20世纪20、30年代那样，有机会拥有辉煌的职业生涯。米哈伊尔·阿古尔斯基（Mikhail Agursky）的父母是苏共党员，自己却成为一个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回忆起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的感受时，他说：“难道人们真的以为一个曾经为苏维埃国家贡献过政治领导人、外交官、将军和顶尖的经济管理者的民族，会愿意成为这样一个社会阶层，他们的最大胆的梦想也只是获得实验室主任的职位？” 许多拥有犹太血统的作家、诗人、知识分子、音乐家、艺术家和演员都在反“世界主义”运动中遭过殃，对苏维埃政权以及自己周围的现实几乎不抱什么幻想。这使他们成为文化与政治自由化运动的先锋。在那个年代，做一个犹太人就意味着做一个倡导国际主义、对话和更大宽容的人。1961年，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写了一首名为“巴比亚”的诗，触犯了苏联不准提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禁令。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y Shostakovich）随即为这首诗创作了他的《第十三交响曲》。1962年12月，电影导演米哈伊尔·罗姆批评了斯大林俄罗斯中心论的宣传，并呼吁结束自我孤立于西方文化的状况。爱伦堡和罗姆曾经为追求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理想而放弃了自己犹太人的根本，叶夫图申科和肖斯塔科维奇则都是俄罗斯族人，但都憎恶带有种族色彩的民族主义。他们全都宣称自己是“犹太人”，以反对斯大林主义政权遗留下来的恐外症、沙文主义和反犹主义。 对某些希望换一种活法的犹太人来说，以色列成了他们向往的对象。在1956年10月的战争中，以色列成了苏联媒体猛烈抨击的目标。对苏联有着强烈认同感的犹太人也谴责以色列对埃及的侵略。但就在数月之后，以色列代表团却出现在了莫斯科青年联欢节上，并引起了轰动。代表团成员都是参加过最近那场战争的年轻老兵；他们的风度、端庄与无畏，尤其是对生为犹太人的自豪，令人耳目一新。关于联欢节的官方报告则显得十分惊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继续在莫斯科的犹太人中间散发自己带来的材料”，“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两天来只拍摄以色列代表团中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等等。一群没有搞到以色列代表团音乐演出门票的年轻人，挤坏了莫斯科苏维埃剧院前的铸铁围栏，冲进了演出大厅。这些小插曲说明，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重新产生了好奇和同情。他们中有人平生第一次对自己的宗教和文化身份产生了兴趣。尽管反犹太复国主义的风声很紧，但开始申请移民的犹太人还是逐渐多了起来，他们要回到中东那个自己重新发现的“祖国”。 与这个“犹太人”运动相对的是另一个运动，它突出的是传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而且拒绝接受革命的遗产。“到了赫鲁晓夫时代，”伊扎克·布鲁德尼（Itzhak Brudny）认为，“许多俄罗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都在苏联最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获得了研究或教学职位，或者成为重要的报纸、杂志和文学期刊的工作人员或固定的撰稿人”。这些人反对毁掉俄罗斯的历史遗迹和教堂；他们对俄罗斯乡村的日渐衰败痛心疾首，因为那是俄罗斯传统文化准则与价值观念的宝库。在俄罗斯新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反犹主义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随着开放程度的加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还引入了生活在西方的白人流亡者的主要的反犹主义观点，尤其是认为革命是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合谋”反对俄罗斯人民的观点。 随着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精英的崛起，苏联文化、教育甚至科学界的矛盾以及派系斗争也逐渐多了起来。中东的事态发展助长了这些不良的文化倾向。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战胜了阿拉伯联军，这让苏联犹太人充满了自豪，并使他们开始反对“俄罗斯人”和苏联社会中的其他民族。一些年轻的犹太人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抛弃了自己对苏联的认同并考虑移居国外。

异见运动的兴起

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的行为加速了去斯大林化这项工程的消亡。赫鲁晓夫在自己对斯大林的仇恨与对斯大林主义的管理方法和动员方法的偏好之间举棋不定、反复无常，常常由于自己的信口开河和轻率鲁莽而自乱阵脚。历史学家谢尔盖·德米特里耶夫在自己1961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所有人都烦透了赫鲁晓夫。他在国外的旅行和不靠谱的夸夸其谈终于进入到白痴状态。在这种公开的政治氛围中，人们逐渐注意到种种完全缺乏活力、缺乏思想、缺乏目标的迹象。没有思想就没有运动。” 赫鲁晓夫在文化政策上不能始终如一，这为他在官员和有影响力的文化精英中制造的敌人比朋友还多。1962年11月，根据他的指示，《新世界》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喜出望外的改革派知识分子一时以为所有的禁忌都解除了，现在可以自由讨论有关斯大林主义的最终真相了。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月，赫鲁晓夫就于12月1日在苏联文化宣传部门的那些倒行逆施的权势人物的怂恿下，出席了一个现代派青年艺术家和雕塑家的展览会，并公开指责他们是“堕落分子”和“鸡奸者”，他们的艺术就像是“狗屎”。赫鲁晓夫粗俗的胡言乱语，反映了他个人以及他这一代人对现实主义的古典艺术的偏好。但是，这位苏联领导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已经站到了“俄罗斯”派的一边，加入了这场文化斗争，反对文化领域反斯大林主义的先锋派。在1962年12月和1963年3月的两次苏联知识分子会议上，赫鲁晓夫甚至比先前在1957年的会议上还要信口开河、粗鲁和不宽容。他毫不客气地告诉年轻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的现代主义的、西化的和自由化的倾向，使他们在冷战中站错了队。赫鲁晓夫警告他们说，如果他们还想成为“党的大炮”，就必须停止这种针对自己阵营的“善意的开火”。大部分年轻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不想再做党的“炮手”，但还是相信自己的艺术可以帮助推进“党的二十大的路线”，也就是去斯大林化。他们指望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反对“斯大林主义分子”。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瓦西里·阿克肖诺夫、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Ernst Neizvestny）以及其他改革派作家和诗人都成了有组织的恶毒攻击的目标。这些人终于意识到，这个国家所有的粗野无情的力量都在反对他们。这种觉醒成了苏联文化和政治领域中异见运动的源头。 对于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的免职，无论是斯大林主义者还是反斯大林主义者都拍手称快。支持“解冻”和去斯大林化的人认为：赫鲁晓夫已经没用了，将来的任何领导人都会比他好。不过，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错得有多严重了。克里姆林宫的新的近卫军迅速终止了自上而下的去斯大林化。苏共领导人和理论家大多都对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中出现的变化看不顺眼：个人主义泛滥、对西方的崇拜日益严重、美国音乐和大众文化的流行、反战思想越来越普遍以及多元主义倾向。在党的理论宣传失灵的地方，就该克格勃出手了——它是苏联秘密警察中一个特殊的部门，任务是“引导”苏联文化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并“保护”他们“不受有害的影响”。1965年底的一份克格勃报告试图淡化过去十年对现政权造成的破坏：“毫无疑问，个别反苏维埃的和政治上具有破坏性的表现并不能证明国内出现了普遍的不满情绪，或者是人们真的想要建立反苏维埃的非法政治组织。” 然而，就在这一年，新领导层和克格勃激起了更多的反对现政权的言行。1965年5月，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公开称颂斯大林是战争领袖。9月，秘密警察逮捕了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埃尔（Yuli Daniel），“罪名”是在国外用化名发表自己的小说。突然间，几百名苏联有名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都开始向党的领导层请愿，呼吁释放被捕的作家，防止滑向新斯大林主义。一个新的运动诞生了，它要求得到公开审判以及由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异见分子”——人们后来如此称呼这一运动的成员——开始通过国外的媒体向世界发出呼吁。 1968年8月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用事实证明了苏联反斯大林主义知识分子的担忧，即赫鲁晓夫之后的领导层有可能把国家引向新斯大林主义。对“布拉格之春”及其“人性化的社会主义”的镇压，粉碎了许多受过教育的苏维埃爱国者对改革现存体制的希望。这也导致反政府情绪明显高涨起来，甚至在苏联的一些有权势的精英中也是如此。关于这种情绪及异见运动的历史并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可是，必须强调的是，尽管公开的异见分子人数并不多，但是在受过教育的精英当中，同情和支持他们的有数万人。值得一提的还有，相当多的异见分子都曾经是充满热情的共产党改革派。愤怒的他们感到自己被出卖了，因而疏远了现政权。对于广大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因而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转而反对现政权的同胞们，他们也有一种疏离感。与国家之间以及与消极被动的大多数之间的这种越来越强烈的疏离和孤立感，使许多异见分子移居西方。不过也有许多“开明”官员还在坚持，以等待命运的转机。 对1956～1968年这段时期的分析表明，苏联当时还拥有相当多的内部能量，甚至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还能不时地迸发出意识形态的活力和乐观的理想主义的光彩。赫鲁晓夫的十年在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造就了一批新的领导者——“六十年代人”。他们渴望带领苏联走“人性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的爱国热情和认同感是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基于对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以及左翼文化的选择性的、理想化的认知。然而，到了赫鲁晓夫统治的末期，那种滋养着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的乌托邦能量已经耗尽。靠着这些能量而回光返照的对苏联的认同，也在国内外因素的强大影响下开始瓦解。在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中，对美国文化的热情崇拜和反军国主义的、反政府的理智主义，以及越来越趋于保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成为新的潮流。最后但并非无足轻重的是，“开明”官员在失去事业上飞黄腾达的希望之后，逐渐开始沉湎于西方的消费主义。 从根本上来说，在斯大林去世后的相对的自由化进程，由于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和苏联官僚体系的处置不当，结果造成了文化、知识、科学各界精英的离心离德，而他们在“伟大的十年”开始的时候，一度是最乐观、最具爱国精神的群体。从扼杀艺术家的创造力到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种种做法使得苏联国内的爱国阵线遭受了严重的伤害，并在一些精英分子中播下了异见的种子。自戕的伤口起初看来并不会致命，但却没有愈合。 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领导层放弃了改革派的事业。它在意识形态上满足于抱残守缺，并企图压制文化异见运动，强行将该运动的参与者流放或移民。对国内的改革既缺乏意愿也没有能力的勃列日涅夫，开始着手缓和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缓和与西方的关系，以及由此给他和苏联领导层在国际上带来的合法性，代替了在这场苏维埃试验中失去的动力。同时，苏联加入缓和的进程，也进一步削弱了作为斯大林主义遗产的恐外症，并使苏联重新融入更广阔的世界。 注释：
  1. 至于为什么没有提到导弹危机，参见Nagibin，Dnevnik，151-59；Samoilov，Podennie zapisi，1：306-18；Chukovskaia，Zapiski ob Anne Akhmatovoi，2：531-67。?????
  2. Caute，Dancer Defects，1.?????
  3. 至于美国人的态度与期待，参见Whitfield，Culture of the Cold War；Hixson，Parting the Curtain；Major and Mitter，“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1-22；May，Homeward Bound；Farber，Age of Great Dreams；Dudziak，Cold War Civil Rights。?????
  4. Volkov，Intellektualnyi sloi v sovetskom obschestve，30-31，126-27.?????
  5. Zubkova，Russia after the War，175.?????
  6. 参见Bushnell，“‘New Soviet Man’ Turns Pessimist，”179-85.?????
  7. 参见Kenez，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其中有一段对苏联社会从“极权主义”社会向“后极权主义”社会转型的简短的议论。?????
  8. Cohen，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128-34；Zaslavsky，Neo-Stalinist State；Vail and Ghenis，1960-e；English，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至于非自由派的集团，参见Dunlop，New Russian Revolmionaries；Yanov，Russian New Right；Laqueur，Black Hundred。?????
  9. Suri，Power and Protest.?????
  10. Brandenberger，National Bolshevism，224-25。在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中，我更愿意强调其中“帝国的”而非“国家的”成分。?????
  11. Pollock，“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on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Ilizarov，“Stalin.”?????
  12. Zezina，Sovetskaia khudozhestvennaia intelligentsiia，97；Papemy，Kultura Dva；Gromov，Stalin.：Vlast i Iskusstvo。?????
  13. creative unions，指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成立的一些从事“创造性”工作的职业团体，如作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美术家协会、记者协会等。——译者注?????
  14. Dobrenko，Making of the State Writer；Gromov，Stalin，Vlast i iskusstvo，149.?????
  15. 库尔恰托夫个人的笔记来自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档案，公开发表的见于Smirnov，“Stalin and the Atomic Bomb，”128-29；Negin and Goleusova，Soviet Atomic Project；Mikhailov and Petrosiants，Creation of the First Soviet Nuclear Bomb。?????
  16. Kostyrchenko，Out of the Red Shadow；以及他的Tainaia politika Stalina.Vlast I antisemitizm。科斯特尔琴科否认斯大林曾经考虑过驱逐犹太人；也有其他作者参考了二手的资料支持这一说法。参见G.Kostyrchenko，“Deportatsiia-Mistifikatsiia，”Lechaim（September 2002）。相反的看法参见Taubkin and Lyass，“O statie Kostyrchenko”。关于斯大林主义的反犹运动造成的长期影响，参见Slezkine，Jewish Century，310-11，335-37。?????
  17. Eimontova，“Iz Dnevnikov Sergeia Sergeevicha Dmitrieva”（May 25，1949 and March 26，1954），Otechestvennaia istoriia 3（1999）：152，164，以及4（1999）：122。?????
  18. “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中的“个人”含有“人格”“人品”的意思。这句俏皮话暗示，赫鲁晓夫缺乏斯大林所拥有的人格魅力。——译者注?????
  19. “Dnevnik kommuni 33，”July 9，1960，TsA DKM，f.193，op.1，d.1，tetr.1959-61，1.219-20（一群具有改革意识的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的日记选集）；Taubman，Khrushchev，306-10，384；Tvardovsky，“Iz rabochikh tetradei，”135-40；K.Eimermacher in introduction to Afanasiev et al.，ldeologicheskiie komissii TsKh KPSS，1958-1964，7。?????
  20. Zezina，Sovetskaia khudozhestvennaia intelligentsiia，131.?????
  21. 参见Shlapentokh，Soviet lntellectuals and Political Power。?????
  22. Spechler，Permitted Dissent in the USSR；Frankel，“Novy Mir”；Woll，Real Images；Faraday，Revolt of the Filmmakers.?????
  23. 例如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反应。参见巴叶塔（Pajetta）、尼嘉瓦莱（Negarville）和佩莱格里诺（Pellegrino）的意共代表团报告，1956年7月18日，葛兰西基金会意大利共产党档案，意大利罗马。?????
  24. Stenogramma zakritogo partsobraniia partorganizatsii moskovskikh pisatelei，izdatelstva“Sovetskiii pisatel，”Litfonda SSSR i Pravleniia SP SSSR，March29，1956，TsAODM，f.8132，op.1，d.5，1.106-98，and d.6，1.1-138；Taubman，Khrushchev，283.?????
  25. Eimontova，“Iz Dnevnikov Sergeia Sergeevicha Dmitrieva，”4（1999）：166.?????
  26. Gennady Kuzovkin，“Partiino-komsomolskiie presledovaniia po politicbeskim motivam v period rannei‘ottepeli，’”见于Korni Travi，100-124。?????
  27. Taranov，“Raskachaem Leninskiie Gori！”99-101.?????
  28. Iofe，“Politicheskaia oppozitsia V Leningrade，”212-15；Iofe，“Novieetiudi ob optimizme：Sbomik statei i vistuplenii”（1998），98-99，AMS，Si.Petersburg；Mikhail Trofimenkov，“‘Malenkii Budapeshl’na Ploschadi Isskustv：Ermitazh，Picasso，1956...，”Smena，January 26，1990.?????
  29. RGANI，f.5，op.30，d.141，1.13-15，67-68；Bukovsky，To Build a Castle，109.?????
  30. RGANI，f.5，op.30，d.236.信是写给作家尤里·兹巴纳茨基（Yuri Zbanatski）的，他又在1957年1月2日把它交给了苏共中央委员会?????
  31. Vitalii Troyanovslcy，“Chelovek Ottepeli，”见于Fomin，ed.，Kinematograf ottepeli，31；Woll，Real Images，41。?????
  32. Brumberg，Russia under Khrushchev，428；对弗拉德连·克里沃舍耶夫（Vladlen Krivosheev）（20世纪60年代初《消息报》的记者）的采访，1999年5月19日，莫斯科。?????
  33. Orlova，Vospominaniia o neproshedshem vremeni，227；转引自Zezina，Sovetskaia khudozhestvennaia intelligentsiia，170。?????
  34. 对马拉特·切什科夫的采访，Voprosi istorii，4（April 1994）：118-19；1992年9月28日T.科西诺娃（Kosinova）对马拉特·切什科夫的采访，Oral History Collection，AMS，Moscow and St.Petersburg。?????
  35. Bovin，XX vek kak zhizn，54-55.?????
  36. 苏共政治局会议，1984年7月12日，发表于CWIHP Bulletin，no.4（Fall 1994）：81。?????
  37. Grigorenko，V podpolie mozhno vstrelit tolko kris，312-15.?????
  38. 参见1956年10月18日《文学报》编委会会议的速记报告，RGALI，f.634，op.4，d.1271；Bobkov，KGB i Vlast，144-45；另见Erik Kulavig，“Evidence of Public Dissent in the Khrushchev Years，”见于Bryld and Kulavig，Soviet Civilization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85-86。?????
  39. Boris Pustyntsev in Tatiana Kosinova，“Sobitiia 1956 g.v Polshe glazami Sovetskikh dissidentov，”见于Korni Travi，194。?????
  40. Literaturnaia Gazeta，November 22 and 24，1956.?????
  41. 参见苏共中央的官方报告，公布于“Studencheskoie brozheniie v SSSR（konets1956），Voprosi istorii 1（1997）：2-23。?????
  42. Zezina，“Shokovaia terapia；ot 1953-go k 1956 godu，”133.?????
  43. RGANI，f.5，op.39，d.12，1.23，28，61-66，67，161-217.?????
  44. V.F.Afiani and N.G.Tomilina，eds.，Boris Pasternak i Vlast，1956-1972：Dokumenti（Moscow：ROSSPEN，2001）；Evgeny Pasternak and Elena Pasternak，Zhizn Borisa Pasternaka：Dokumentalnoie povestvovaniie（St.Petersburg：Zvezda，2004），436-84.?????
  45. 苏联内务部报告，1958年5月13日，GARF，f.9041，d.498，1.37-38。?????
  46. Garthoff，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30-31.?????
  47. 关于视觉宣传形势的变化，参见Kenez，Cinema and Soviet-Society。?????
  48. The Magnificent Seven，1960年在美国开始上映的一部西部片，描写的是七位镖客受雇于一个小镇对抗土匪的故事，其主演尤·布里纳是俄裔美国演员。——译者注?????
  49. Some Like It Hot，1959年在美国上映，梦露因此片而崭露头角。——译者注?????
  50. Brodsky，“Spoils of War，”见于他的On Grief and Reason，3-21。?????
  51. Aksenov，In Search of Melancholy Baby.?????
  52. Yurchak，Everything Was Forever，Until It Was No More，170-75；Garthoff，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32.?????
  53. Joseph Brodsky，“Spoils of War，”见于他的On Grief and Reason，13-14.?????
  54. L.伊利乔夫（L.Ilyichev）、A·罗曼诺夫（A.Romanov）和G·卡扎科夫（G.Kazakov）致苏共中央委员会，1958年8月6日，“O glushenii inostrannikh radiostantsii，”RGANI，f.5，op.30，d.75，1.165-67。?????
  55. Starr，Red and Hot；Caute，Dancer Defects，441-61；Kozlov，Kozel na sakse，16-96.?????
  56. 世界青年节筹备委员会的文字记录，TsKhDMO，f.3，op.15，d.11，1.18。?????
  57. 赫鲁晓夫介入的程度目前尚不清楚。参见Adzhubei，Krusheniie Illuzii，186。?????
  58. 关于准备工作和预先组织的活动，TsKhDMO，f.3，op.15，d.136。另见共青团和内务部关于联欢节每天的报告，TsAODM，f.4，op.104，d.31以及GARF，f.9401，op.2，d.491。我未能得到允许查阅保存在莫斯科社会运动中央档案馆的克格勃报告。?????
  59. Kozlov，Kozel na sakse，102.?????
  60. Ibid.，100-101.?????
  61. Bukovsky，To Build a Castle，139；对迈娅·图罗夫斯卡娅的采访，2000年6月25日，莫斯科。?????
  62. 1959年6月9日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的会谈纪要，AVPRF，f.0742，op.4，pap.31，d.33，1.86-87，由霍普·哈里森翻译并发表于CWHP Bulletin，no.11（Winter 1998）：212。?????
  63. Gorbachev and Mlynar，Conversations with Gorbachev.?????
  64. Fitzpatrick，Rabinowitch，and Stites，Russia in the Era of Nep；Jeffrey Brooks，Thank You，Comrade Stalin；Gerovitch，From New speak to Cyberspeak；Eimontova，“Iz Dnevnikov Sergeia Sergeevicha Dmitrieva，”Otechestvennaia istoriia 5（1999）：169；Adzhubei，Krusheniie Illuzii，130-34.?????
  65. Literaturnaia Gazeta，February 28，1957，以及March 23，1957。?????
  66. 详情参见Nikolai Mitrokhin，Russkaia Partiia。?????
  67. 有关背景参见Shiraev and Zubok，Anti-Americanism in Russia，7-24.?????
  68. Nikolai Barsukov，“Kommunisticheskiie illuzii Khrushcheva：o razrabotke tretiei programmy partii，”以及“Mysli vslukh：zamechaniia N.S.Khrushcheva na proekt tretiei programmy KPSS，”转引自Taubman，Khrushchev，509-11。?????
  69. Adzhubei，Krusheniie Illuzii，135-36.?????
  70. Komsomolskaia Pravda，May 19，1960；鲍里斯·格鲁申（Boris Grushin）的回忆，见于Batygin and Yarmoliuk，Rossiislcaia sotsiologiia shestidesiatikh godov v vospominaniiakh i dokumentakh，208-9。?????
  71. Woll，Real Images，84-86.?????
  72. Zinoviev，Russkaia sud'ba，327-30.?????
  73. 对埃利基乌什·利亚索塔的采访，1992年11月3日，Oral History Collection，AMS，Moscow。?????
  74. T.科西诺娃对马拉特·切什科夫的采访，1992年9月21日，莫斯科，Oral History Collection，AMS，Moscow and St.Petersburg。?????
  75. Batygin and Yarmoliuk，Rossiiskaia sotsiologiia shestidesiatikh godov，48.?????
  76. Chemyaev，Moia zhizn，238.?????
  77. 有关这种气氛，参见Vail and Ghenis，1960-e，12-18。?????
  78. Grachev，Gorbachev，29.?????
  79. English，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72；Grushin，in Batygin and Yarmoliuk，Rossiiskaia sotsiologia shestidesiatikh godov，211-13.“布拉格圈子”中的大部分人当时都进入了苏联政坛，但也有一些人，如格鲁申、塔季扬娜·莫特罗希洛娃（Tatiana Motroshilova）、梅拉比·马马尔达什维利（Merab Mamardashvili）、E.A.阿拉比-奥格利（E.A.Arab-Ogli）和尤里·扎莫什金（Yuri Zamoshkin），成了具有革新意识的学者和思想家。?????
  80. Vail and Ghenis，60-e，103，263.?????
  81. Simonov，Voienno-promishlennii kompleks，273-76；Vladimirov，Rossiia bez prihras i umolchanii，124-25.?????
  82. Krementsov，Stalinist Science，8-9；Gerovitch，From Newspeak to Cyberspeak，3，299.?????
  83. Negin and Smirnov，“Did the USSR Share Its Atomic Secrets withChina？”303-4.?????
  84. Davidson et al.，SSSR i Afrika，198，251.?????
  85. 1961年1月25日，共青团中央书记S.P.巴甫洛夫有关自己古巴之行的讲话的速记记录，TsKhDMO，f.1，op5，d.782，1.38-39。?????
  86. Leonov，Likholetie，52.?????
  87. TsKhDMO，f.1，op.5，d.782，1.51-52.?????
  88. Konchalovsky，Nizkie istini，115.?????
  89. TsKhDMO，f.1，op.5，d.824，1.172.?????
  90. Gorbachev，Zhizn i reformi，1：155-68；Grachev，Gorbachev，56.?????
  91. RGANI，f.2，op.1，d.416，1.9-11，由作者翻译并发表于CWIHP Bulletin，no.8-9（Winter 1996-97）：416-12。?????
  92. RGANI，f.5，op.30，d.456，1.66.?????
  93. Friedberg，Decade of Euphoria，306-10；Wittner，Resisting the Bomb，282.?????
  94. Woll，Real Images，39-41，72-74，80-81，88-91，96-98，118-22，139-41.?????
  95. Wiltner，Resisting the Bomb，282；沃兹涅先斯基接受法国杂志《老实人》（Candide）的采访，见于RGANI，f.5，op.55，d.46，1.33；Dedkov，“‘Kak trudno daiutsia iniie dni，’”184；Alex Adamovich，“Patsifizm Shestidesiatnikov，”见于Pavlova，Dolgii put rossiiskogo patsifizma，323。?????
  96. Wittner，Resisting the Bomb，23-25，105-6；Sakharov，Vospominaniia，257-58；Sakharov，Sakharov Speaks，31.?????
  97. Galay，“Soviet Youth and the Army，”17-20.?????
  98. Vladimir Visotsky（1938～1980），苏联著名歌唱家、演员和诗人。——译者注?????
  99. Bob Dylan（1941～），美国著名民谣歌手、诗人。——译者注?????
  100. Soldatenkov，Vladimir Visotsky，56.?????
  101. Voinovich，Life and Extraordinary Adventures of Private Ivan Chonkin.?????
  102. 有关背景参见Martin，Affirmative Aciion Empire，1-27，432-61。?????
  103. Slezkine，Jewish Century，310-11，335-37.?????
  104. Solzhenitsyn，Dvesti let vmeste，411-31.?????
  105. Samoilov，Podennie zapisi，1：268.?????
  106. 参见Slezkine，Jewish Cemury，335-36，338-45；Agursky，Pepel Klaasa，27。?????
  107. 1941年9月底，在基辅城外一条叫作巴比亚（Babi Yar）的沟里，有3万多犹太人被纳粹枪杀。——译者注?????
  108. 罗姆讲话速记的复印件（与伊利乔夫卷宗里的通信放在一起），RGANI，f.5，op.5，d.51，1.24，30。?????
  109. Lipkin，Zhizn i sudba Vasiliia Grossmana，60-61，94-95；Vail and Ghenis，60-e，299-301.?????
  110. 格里戈里·波梅兰茨回忆说，“1956年，我对布达佩斯危机期间以色列在国际舆论上造成的分裂感到非常愤慨”。见于Zapiski，321。?????
  111. 阿尔谢尼·别列津（Arseny Berezin）的回忆——他当时是列宁格勒的一名青年物理学家，也是青年节的参与者；2000年11月15日作者在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大里亚对他的采访。?????
  112. TsAODM，f.4，op.104，d.31，1.8-9，67，81，110.?????
  113. Brudny，Reinventing Russia，36-56，尤其是第36-37页。这些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中不仅有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还包括作家弗拉基米尔·索洛乌欣（Vladimir Soloukhin）、艺术家伊利娅·格拉祖诺夫（Ilya Glazunov）、诗人斯坦尼斯拉夫·库尼亚耶夫（StanislavKunyaev）以及评论家瓦季姆·科日诺夫（Vadim Kozhinov）。Mitrokhin，Russkaia Partiia，204-11.?????
  114. 关于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与持世界主义观点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参见Solzhenitsyn，Dvesti let vmeste，436-48。关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同情态度，参见Morozov，Evreiskaia emigratsiia v svete novikh dokumentov。?????
  115. Eimontova，“Iz Dnevnikov Sergeia Sergeevicha Dmitrieva”（March 3，1961），Otechestvennaia istoriia 6（1999）：76.?????
  116. Yevgeny Yevtushenko，Volchii passport（Moscow：Vagrius，1998），280-81，296-98.?????
  117. 克格勃给中央的报告，1965年12月11日，RGANI，f.5，op.30，d.462，1.250。?????
  118. Alexeyeva and Goldberg，Thaw Generation，117-38；Bovin，XX vek kak zhizn，150-57；Max Hayward，ed.，On Trial：The Soviet State versus “Abram Terz”and“Nikolai Arzhak”（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6）.?????
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
我们的谈判一定要心胸开阔，不能狭隘。我们做出的安排要能促进世界的安宁。 ——1972年4月21日，勃列日涅夫致基辛格
1972年5月29日，理查德·尼克松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历史上著名的克里姆林宫的富丽堂皇而又古老的圣凯瑟琳大厅举行了会谈，签署了一系列的双边文件，其中包括《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反弹道导弹条约》和“美苏关系基本原则”。这个隆重的场面是勃列日涅夫政治生涯的高潮，也是冷战开始以来苏联国际声望的最高点。 关于缓和的起源与意义，向来是众说纷纭。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尼克松、福特和卡特历届政府中的新保守主义批评者，一直在抨击缓和，说它是对苏联的姑息养奸，是不道德的。他们还认为苏联是为了掩盖其四处出击以谋求军事优势的秘密计划，才打出缓和的旗号。缓和的支持者则辩称：在面临着核恐怖的世界中，缓和是唯一审慎的选择，是因冷战而被割裂的欧洲重新统一的唯一途径。近年来，由于苏联的解体，双方都宣称自己是正确的。批评者认为，里根执政时的重新装备和针对苏联的利益发动的全球性攻击，有助于克服缓和后遗症并确保西方的胜利。支持者则坚称，缓和对于结束超级大国间的对抗功不可没，因为它无意中导致了苏维埃帝国的“过度扩张”，并因此而成为苏联走向衰落和解体的因果锁链中的重要一环。 缓和研究一直主要是针对西方，对于苏联方面的了解则是粗略而不完整的。先前的缓和研究大大增进了我们对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政治状况和政策制定过程的实质的理解。不过，这些研究中的问题在于，原始资料不足以及在西方的解释与苏联的现实之间缺乏相关性。本章要尝试着阐明苏联行为的动机，特别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他身边直接负责对外政策的那些人，对于从1968年至1972年这段时期的缓和政策的贡献。我将考虑以下几个问题：就缓和与西方的关系而言，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中，主要的争论和动机是什么？对于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和美中恢复友好关系这些重大的新发展，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怎么看？当时美国似乎在走向衰落，而苏联在战略上是否打算对此加以利用？ 要分析苏联的缓和之路，必须从那些必不可少的背景因素入手。其中包括：赫鲁晓夫之后的领导班子的集体思维；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1964年之后正统意识形态的回潮；以及在保守派与去斯大林化的新对外政策的支持者之间的持续的分裂。不过，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看法与态度，他的崛起和进入领导层，还有他在国际关系方面的观点。在他的领导之下，在短暂恢复强硬路线之后，克里姆林宫开始寻求与美国的和解以及在欧洲的缓和。

尼基塔之后的动向

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的下台使得决定对外政策方向的大权落到了政治局的领导集体手中，这些人是斯大林去世后在党内崛起的第二个寡头集团。关于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和1958～1961年的柏林危机，尤其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对赫鲁晓夫的虚张声势和冒险行为十分不满。政治局委员德米特里·波利扬斯基（Dmitry Polyansky）准备了一份关于赫鲁晓夫所犯错误的特别报告，在其中有关对外政策的部分中，有下面这一段话：“赫鲁晓夫同志草率地宣布说，斯大林没有能够渗透进拉丁美洲，而他[赫鲁晓夫]做到了。但是，只有一个赌徒才会断言，在现代的条件下，我国能够给予该洲的任何国家以实际的军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导弹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它们只会把需要援助的国家夷为平地。而且，为了保卫某个拉美国家，如果我们率先对美国发动核打击，那我们不仅会成为反击的目标，还会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这份备忘录认为，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苏联的行为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地位，损害了苏联及其武装力量的声誉。报告还简要地提到“苏古关系的严重恶化”。 波利扬斯基的报告借用了莫洛托夫在1955年反对新对外政策的许多观点。波利扬斯基拒不同意赫鲁晓夫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如果苏美达成一致，那世界就不会有战争了”。他认为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与美国的和解不现实，因为美国人“要争夺世界霸权”。其次，它错误地把英国、法国和西德只是看作“美国人驯顺的仆人”，而不是有着自身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按照波利扬斯基的看法，苏联对外政策的任务是要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和与矛盾，以此证明美国在该阵营中并不是拥有霸权地位的大国，而且也没有权利假装着扮演这一角色”。 亚历山大·谢列平（Alexander Shelepin）是主席团中年轻的新贵。他在1964年10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面向赫鲁晓夫发炮，提出了这份报告中的许多批评意见。现在看来，当时只要赫鲁晓夫像1957年6月那样向与会代表呼吁，政治局的委员们就准备在中央全会上对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公开发难。但这位苏联领导人不战而降了，全会在没有讨论赫鲁晓夫过往的对外政策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对他的免职决议。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表明的，新领导班子在外交事务上并没有任何共识。虽然他们都认为赫鲁晓夫的核边缘政策是灾难性的，但对于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符合苏联的利益，他们却未能达成一致。 对于外交事务，新统治者们甚至还不如十年前斯大林的副手们那样有信心。苏共第一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i Kosygin）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Nikolai Podgorny），在国际事务或国际安全方面经验非常少。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国防部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以及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Vladimir Semichastny）甚至连中央主席团的成员都不是，只能扮演政治上的配角。到1965年11月为止一直居于领导层的米高扬回忆说，“主席团的讨论水平明显降低了”，有时“讨论的是馊主意，而勃列日涅夫和其他有些人却不能理解它们的后果”。 苏联最重要的国务活动家这个角色，鬼使神差地落到了柯西金头上，而他只有国内经济方面的背景。在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头三年，柯西金在国际上赢得了一些声望。从1965年8月到1966年1月，他成功地充当了已到了全面战争边缘的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国际调解人。1966年后，柯西金成了军控问题的首席发言人。他履行自己的职责任劳任怨，但却没有热情，因为很显然，他从来没有培养起对于国际事务的兴趣。柯西金有属于“红色主管”所特有的观点与信念——那是一群巨型工业企业的管理者，在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他崇拜工业和军事的力量，但也相信苏维埃体制的终极的优越性，相信苏联负有领导所有共产主义力量和进步力量，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道德使命。中苏关系的破裂令柯西金十分失望，而且还一度拒绝接受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他在一个亲近的小圈子中说过：“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也是共产主义者。如果是面对面，很难相信我们无法达成一致。” 国际媒体和外国评论家此时关注的还有亚历山大·谢列平，他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就成了一个活跃的对外政策发言人。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很不相同的是，毕业于莫斯科哲学与文学研究所的谢列平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他钦佩斯大林的领导艺术，自己也拥有务实的名声。他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做过共青团工作，在赫鲁晓夫时期担任过克格勃主席，这使得他在年轻而野心勃勃的精英官员中拥有狭窄但却扎实的权力基础。有传闻说，在官员中有一个“谢列平派”。实际上，谢列平在各个精英圈子中的敌人都要比朋友还多。 谢列平、波利扬斯基以及他们在党内高层中的追随者，正如他们对赫鲁晓夫的行为的批评所显示的那样，一心想让苏联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重回一种带有更多俄罗斯中心论和军国主义色彩的革命与帝国范式。起初，在后赫鲁晓夫时代的领导层中，没有人打算质疑这一点。虽然他们中有些人曾经在1955年帮助赫鲁晓夫批判并打败了莫洛托夫的正统观念，但他们真实的想法却非常保守；对西方的敌意以及在对外政策上奉行的好斗的单边主义，成了他们的群体特征。 斯大林主义世界观以及革命与帝国范式，仍在牢牢地控制着后赫鲁晓夫时代的各位政治领导人。乌斯季诺夫、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新领导集体中的其他许多人，都属于曾经在斯大林时期显赫一时的那一代人。他们大多钦佩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领袖作用，完全认同1945年的胜利，支持冷战初期的动员和重新装备。他们自己依然忠实于斯大林的遗愿，要在与美国的对抗中把苏联打造成一个军事上的超级大国。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击中了这些人集体认同的要害，彻底危及了他们的过去，使他们的过去变得群龙无首，失去了神圣性。 斯大林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干部。他担心苏联以后的高级干部是否有能力在意识形态上起领导作用。用他的话说，取代并打败了老布尔什维克的统治阶层，太忙于“实际工作和建设”了，所以只是“通过小册子”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下一代党和国家的官员，按照斯大林的估计，可以说准备得还要差些。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靠小册子、报纸上的文章和语录成长起来的。“如果这样下去”，斯大林认为，“就会一代不如一代。这将意味着[共产主义的]死亡”。斯大林认为，党的未来的领导人应当兼具理论上的远见和实际的政治才能。 实际上，克里姆林宫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领导人。事实证明，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作为党内仅存的具有理论修养的官员，其实是最缺乏想象力和政治才能的。后赫鲁晓夫时代的寡头，就像罗伯特·英格利希写的那样，是正统思维的“最后的人质”。他们的集体思维并非源于深刻的意识形态信仰或革命激情，而是由于缺乏教育和对多样性的宽容，以及斯大林主义的长期影响。 国内出现了阻挠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解冻”的逆流。就连一些语义的变化也指向了斯大林主义的正统观念：勃列日涅夫像斯大林执政时那样，把自己的头衔改为总书记；党的最高机构（从1952年到1964年被称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又一次变成了政治局。俄罗斯中心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化政策、军国主义的聒噪，这些为斯大林主义后期所特有的种种做法又开始抬头了。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其他大城市，犹太裔知识分子都生活在对反犹运动卷土重来的恐惧中。 新领导班子的社会文化特征与集体心态，对于苏联的国际行为和苏维埃联盟本身的未来可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国际关系范式中的意识形态（革命）成分是为后赫鲁晓夫时代领导集体中的多数人所共有的。在国内政治方面，他们中许多人都支持取消去斯大林化，赞成加大力度取缔文化多样性，主张遏制文艺领域的自由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他们并不是意识形态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囚徒。他们害怕放弃正统教条，也没有能力对其进行改革。 新寡头们嘲笑赫鲁晓夫插手马列主义领域，尤其是他对党纲的“修订”，认为这样做是受错误思想的蛊惑，注定没有好的结果。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中许多人也受困于一种奇怪的自卑情结。换句话说，他们担心自己在教育和理论修养上的不足，有可能在涉及“重要政策”的问题上以某种方式把自己引上邪路。勃列日涅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员把界定“思想正确”这件复杂的事情交给了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他受过正统的党史和教科书版本的马列主义训练。国际事务方面的备忘录起初必须经过党的中央机构的过滤，而控制着该机构的是苏斯洛夫和一些带有外省和地方背景的宣传人员。这些人当中有一些是勃列日涅夫的老朋友和农业集体化方面的专家[例如，科学部部长谢尔盖·特拉佩兹尼科夫（Sergei Trapeznikov）、宣传部部长V.I.斯捷帕科夫（V.I. Stepakov）和勃列日涅夫的副手V.A.戈利科夫（V.A. Golikov）]。他们在国内政策上拥护俄罗斯中心论的和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在外交事务上则欣赏信奉左倾教条的中国人。在为即将于1966年3月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准备勃列日涅夫的报告时，这些正统派的幕僚建议删掉有关“和平共处”、“防止世界大战”、不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极为多样”以及“不干涉其他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内容。他们抱着1952年有关美国的宣传中的看法，要求党的报告揭露美国的“侵略和贩卖战争的、残暴的殖民主义本质”，以及“美帝国主义”的“越来越明显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戈利科夫在内部讨论中宣称：“我们不应当忘记，世界大战即将到来。”据说由谢列平提出的一个说法也传开了：“人民必须了解实情：与美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毫不奇怪，新的领导集体一致认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头等大事必须是与“兄弟般的”共产党中国和好，而不是缓和与资本主义西方的关系。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当时正在滑向革命动乱，也就是很快就为人所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些驻北京的苏联外交官试图向莫斯科报告此事，但这些报告没有得到信任，也没有被当回事。驻中国大使斯捷潘·契尔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曾经是乌克兰的党的书记，他比较清楚苏联领导层的心态，就给报告换了一种更为积极的调子。于1965年取代契尔沃年科的谢尔盖·拉宾（Sergei Lapin）是个犬儒化的官员，甚至都没有费心去提供合适的分析。1965年1月，政治局否决了外交部和中央委员会社会主义国家部的立即采取措施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的建议。谢列平批评了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安德烈·葛罗米柯和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说他们缺乏“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 1965年越南战争的升级在后赫鲁晓夫时代的克里姆林宫引发了第一次对外政策大讨论。苏联领导层以前没有意识到越南和印度支那在地缘政治上有什么重要意义。他们徒劳地劝说河内，不要对南越发动战争。历史学家伊利亚·甘杜克（Ilya Gaiduk）认为，他们是担心战争“阻碍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缓和进程”。然而，美国的直接干预让政治局不得不采取行动。现在，要求对意识形态上的兄弟承担责任的呼声占了上风。支持采取亲中的对外政策的人开始认为，通过联手帮助北越，苏联对越共的援助会制造苏中和解的机会。苏联开始增加对北越的武器供应和其他形式的援助。 1965年2月，柯西金在安德罗波夫以及苏联其他许多官员和幕僚的陪同下出访远东，以期建立对外政策新战略。他名义上的目的地是河内，但却两次在北京停留。他会见了周恩来并在回国途中会见了毛泽东。柯西金北京会谈的效果是令人沮丧的：固执僵化的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非常好斗；他们攻击苏联的“修正主义”，拒绝在政策上与苏联人协调一致，甚至在给北越提供援助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河内的会谈对于苏联领导层来说也不太乐观。随行的安德罗波夫的幕僚亚历山大·鲍文，注意到柯西金为什么没有能够说服北越的各位领导人不要与美国发生全面战争。越南人和苏联人虽然在意识形态上都信仰马列主义，但却来自不同的世界。河内的各位领导人是革命者，是地下斗争和反殖民斗争的老兵；而苏联官员则是国家的管理者，是在官僚政治的权力走廊里成长起来并获得自己的地位的。多年来，一直觉得自己是苏中权力游戏的工具的河内共产党领导人，这次打定了主意，不管牺牲多少人，也不管莫斯科怎么劝说，都要取得彻底的胜利。 然而，美国对越南的干涉撩起了苏联领导集体和军方的意识形态冲动，从而使苏美关系的形势急转直下。苏共在苏联各地组织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示威活动和“与越南人民团结一致”的集会。对于约翰逊政府为了启动限制战略武器竞赛谈判而进行的最初的接触，政治局故意反应冷淡。此外，美国于1965年2月对河内和海防港的轰炸也令柯西金怒火中烧，因为他当时正在北越作正式访问。在苏联的对外政策精英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不值得为了北越而得罪美国。不过，随着抗议美国轰炸的声势越来越大，这些人被迫放低了姿态。 1965年5月，美国在加强轰炸北越的同时，又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干涉。消息传来，政治局群情激昂。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把在越南和中美洲新出现的情况说成是全球对抗的升级，并认为：“继多米尼加事件之后，就要对古巴动手了。”他提出的对策是，苏联要采取“积极的反制措施”，其中包括在柏林和与西德接壤的边境地区进行佯动，并把空降兵等部队从苏联境内部署到东德和匈牙利。就像米高扬回忆的，这位国防部部长“强调我们应该做好袭击西柏林的准备”。 1966年年中，鲍文回忆说，为了对美国在越南采取的使战争升级的新行动做出回应，苏联军方和政治局的某些成员又开始提出，要灭灭美国人的威风并通过展示苏联的军力来威胁他们。然而，即便是力主与美国摊牌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苏联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影响华盛顿和河内在越南的政策。此外，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还令人记忆犹新。米高扬、柯西金、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苏斯洛夫都赞成采取遏制政策。 1967年，若干新的打击接踵而至，并在情感上向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提出了挑战。东南亚共产主义阵营当时是一片断壁残垣。在苏加诺（Sukarno）总统下台之后，有大约30万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遭到苏哈托（Suharto）将军领导下的军队的谋杀；苏联失去了它在印度尼西亚的全部影响力。而在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击溃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联军。从雅加达到开罗，苏联的影响力似乎正在土崩瓦解。阿拉伯各国的溃败让苏联领导层和精英们大为震惊。政治局可以不帮苏加诺，但中东就完全不同了。以色列的胜利在苏联国内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苏联犹太人当中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表示同情的越来越多，而且他们还以1948年以色列宣布立国以来最为明显的方式，表现出他们与以色列的团结一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犹太会堂，克格勃的密探听到人们在称颂以色列的国防部部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并要求得到武器为以色列而战。不过，最令人难堪的是国际影响。政治局把与激进的阿拉伯政权的同盟关系，视为自二战以来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大的地缘政治成就。苏联官员在意识形态上鼓吹与阿拉伯人的一致性，并在军事、情报和心理上给予埃及和叙利亚以广泛的支持。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又担心，如果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再次发生战争，就有可能导致苏美紧张关系的升级和美国站在以色列一边更多地插手中东事务。 在阿以“六日战争”期间以及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政治局几乎在不停地开会。一位与会者在其日记中记下了那些日子的阴郁情绪：“在纳赛尔放出那些狠话之后，我们没有料到，阿拉伯军队瞬间就被打败了。”政治局必须重新设计在该地区的政策。但在专门召开的党的全会上，反犹太复国主义情绪和意识形态规划却压过了务实的考虑。苏联领导层决定自1953年以来再次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直至它与阿拉伯国家达成和解并把土地归还给它们以换取安全保证（根据联合国第242号决议）。少数专家意识到，这样一来，实际上就冻结了苏联在该地区的外交活动。但包括葛罗米柯和苏斯洛夫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支持这个新的路线。与此同时，苏联人迫切想要维持其在中东的存在。他们继续在埃及和叙利亚投资，为了挽回损失又砸进去了许多冤枉钱（仅埃及就欠苏联约150亿卢布）。结果，苏联在中东的外交遭到了阿拉伯激进主义的绑架，可以予取予求。这次，新领导集体又像在越南一样，证明自己是革命与帝国范式的囚徒，而不是设计师——这与斯大林截然不同。莫斯科只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不久，才与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 “六日战争”鏖战正酣的时候，政治局派柯西金赴美与林登·约翰逊总统进行紧急会谈。新泽西的格拉斯博罗（Glassboro）会谈本来有可能重启冷静而务实的峰会——那被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0～1961年搞砸了。约翰逊总统越来越急于结束印度支那的战争。他已经做好深入谈判的准备。他要苏联人充当调解人解决越南问题，并建议就共同削减战略武器和军事预算进行谈判。约翰逊和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特别想就禁止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进行谈判。不过，柯西金并没有准备当真进行谈判，而且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也激怒了他。多勃雷宁在峰会上注意到他在谈判中显得“不太情愿”。更糟的是，柯西金完全误解了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有关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意图。他一反常态，生气地说：“防御是道德的，侵略是不道德的。”而据多勃雷宁看来，“莫斯科当时最想在进攻性战略武器方面实现核力量的均势”。还要再过几年，当勃列日涅夫作为政治领导人和“和平缔造者”崭露头角的时候，后赫鲁晓夫时代的领导集体才会准备与美国进行谈判。

勃列日涅夫的布道

在所有这些危机中，勃列日涅夫从头至尾都参与了政治局的对外政策讨论，但在有争议的问题上，他避免采取明确的立场。苏共的这位新领导人知道，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他跟他们在经验、知识、精力和性格上都不在同一级别。勃列日涅夫与党内那些在二战中、在斯大林对老布尔什维克的清洗中扶摇直上的官员一样，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很强，但所受的教育和对于社会的认识都非常有限。他也像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年轻的共产党员一样，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而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不过从日记的内容来看，总的来说，他缺乏知识和精神方面的兴趣。勃列日涅夫所记的大多是自己个人生活中平淡乏味的琐事，这让历史学家们极为失望。 俄罗斯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Dmitry Volkogonov）把勃列日涅夫描写成所有苏联领导人中最为平庸单调的人。他认为勃列日涅夫有“党的中级官员所特有的那种心理——自负、谨慎、保守”。的确，那些从勃列日涅夫在军中服役时就认识他的人，在谈到其领导素质时都显得不以为然。勃列日涅夫的一位老战友的评价是：“列昂尼德永远不会头脑发热。” 赫鲁晓夫的垮台让勃列日涅夫一下子跃居政治领导层，这让他总觉得需要心理上的支持。他向自己的对外政策助理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抱怨说，他从来没有处理过对外政策问题，在这方面一无所知。他老实承认，自己的见识还停留在党的地区书记上。“我在这儿坐在克里姆林宫里，只能通过桌子上的报纸来了解世界。”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后来还回忆说，勃列日涅夫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素养很差，而且他深知这一点。“他认为当时还不能做‘非马克思主义的’事情——全党和全世界都在看着他。”可以料到，有着这样一种背景的勃列日涅夫本来会加入强硬派，并在苏联那帮教条、僵化的制定政策的人当中找到一个妥当的位置。他的行为起初也的确是这样。所以，当勃列日涅夫后来成为苏联领导层中缓和路线的主要辩护者时，人们感到非常意外。正如事实表明的那样，他个人的观点和性格的其他方面也促成了这种令人意外的转变。 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其关于俄罗斯思想者的书里区分了“狐狸”和“刺猬”：前者知道许多真理，而后者只知道一个、但却是最重要的真理。勃列日涅夫不是思想者，但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就像柏林说的刺猬一样，有一个强烈的信念。这个信念朴素得可以让人们敌意全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在勃列日涅夫与外国领导人会晤期间，他对他们多次提到他与自己的父亲——一个钢铁工人——在二战开始时有过的一段对话。当时希特勒正在迅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他的父亲问他：世界上最高的山是什么？“珠穆朗玛峰。”勃列日涅夫回答说。然后他的父亲就问他埃菲尔铁塔有多高。“大概300米。”勃列日涅夫回答说。接着勃列日涅夫的父亲就说，应该在珠穆朗玛峰的顶上竖一座这样高的塔，把希特勒和他的同伙都吊在那上面的绞刑架上，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勃列日涅夫当时认为那是异想天开，但接着战争就开始了。战争结束后，纽伦堡审判对被俘的纳粹领导人判了刑，其中有些被绞死了。事实证明勃列日涅夫的父亲有先见之明。这个故事给勃列日涅夫，给他有关国际关系的看法以及他的政策，实际上也就是他的整个工作和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勃列日涅夫的翻译维克托·苏霍德列夫（Viktor Sukhodrev）听过这个故事很多次，所以他将其称为“山顶宝训”。在勃列日涅夫与理查德·尼克松首次会晤时，这位苏共领导人建议说，他们应该签订一份条约——一份奇特的和平条约——针对有侵略行为的第三国。美国人将其理解为一种赤裸裸的企图，即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签订条约，以破坏美国的同盟关系。他们不知道，这并非政治局的诡计，而宁可说是总书记个人的梦想。 二战的经历对于当时年近四十的勃列日涅夫来说，对其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师级政治委员，他亲身经历过残酷的战斗；从1942年到1945年，他随部队一起从高加索打到了喀尔巴阡山脉。不过，他坚定地认为：为了胜利，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1945年6月，他参加了红场的胜利阅兵，还出席了斯大林为胜利者举行的宴会。多年来，他一直对斯大林敬仰有加，视之为战争领袖。到1964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成员，并以此身份监督苏联的空间计划和军工综合体的众多项目，包括核武器的生产和导弹发射场、发射井的建造。由专门的代笔者撰写的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充满了溢美之词，但对其人生中的这些关键篇章只是草草带过。 类似的经历让许多高级干部，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的密友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烈·格列奇科，都变成了扩军备战的坚定的支持者。勃列日涅夫也认为应该做好军事准备，但他对于战争的前景也发自内心地感到担忧，并想在大国间通过谈判来实现和平。他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一样，都认为扩军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它可以成为达成国际协议的前奏。这种认为实力与和平并不彼此矛盾的信念，到20世纪70年代会引起许多麻烦——当时苏联不断地扩充战略力量，结果授人以柄，让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评论家和五角大楼的专家们可以声称，克里姆林宫在谋求军事优势。他们有关日益严重的“苏联威胁”的公关运动，结果会破坏苏美缓和的势头。不过，在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的信念有助于使他明白，必须要跟美国合作。 勃列日涅夫对于赫鲁晓夫从1956年开始在对外关系上采取的核边缘政策和制造危机的做法深恶痛绝。在古巴导弹危机已经过去二十年后，他对挑起危机的赫鲁晓夫仍然是怒不可遏：“我们差点就滑向核战争！为了摆脱这一结局，为了让世界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我们付出了多少努力！”对于柏林危机，他也有同样严厉的批评。1971年11月，他对幕僚们说：“坦率地讲，我们在外交上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反而在柏林建起了中国墙，并希望以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消除赫鲁晓夫核边缘政策的后遗症并为世界和平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将成为20世纪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在对外政策上采取积极行动的主要动机。 作为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其他方面的素质也对他成为一个推动缓和的国务活动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亨利·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说勃列日涅夫是“野蛮的”（相反，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有教养的”）。实际上，勃列日涅夫显示出的更多的是友好而非邪恶，是自负而非有意的冷酷。在1957年6月后斯大林时代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勃列日涅夫这位未来的苏联领导人竟然因为莫洛托夫的粗暴训斥而晕倒了。即便是在1964年勃列日涅夫策划罢免赫鲁晓夫的时候，他最害怕的也是与可畏的尼基塔发生直接的冲突。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政治家，他都非常不喜欢对抗和极端主义。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亲属们都说他“英俊迷人，衣着用心，很讨女人的喜欢”。在斯大林以及赫鲁晓夫执政时，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的工作中一直都在学习如何讨人欢心。在朋友中，他“谦逊、合群、朴素，十分健谈，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勃列日涅夫曾经坦承：“亲和力在政治上对一个人是有很大帮助的。”1963年，一位在莫斯科大剧院演出期间见到过他的老教师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勃列日涅夫十分英俊：蓝眼睛、黑眉毛，面颊上还有两个小酒窝。现在我明白了我为什么总是支持他。”勃列日涅夫的友好的微笑就跟赫鲁晓夫用拳头来威胁一样，都是本性使然。 勃列日涅夫天生就是走温和路线的政治家，不喜欢激进的政治举措，不管这些举措是朝着哪个方向。1964年后，当这位总书记的保守派盟友和追随者开始阻挠文化、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解冻”时，他没有反对。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也并不想与苏联的科学、艺术和文化界的庞大的精英群体为敌——后者担心发生新斯大林主义政变。他对于能否与中国人消弭意识形态分歧也有疑虑。他知道，在亚历山大·谢列平周围，有一帮“苏联的中国人”，也就是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的最积极的鼓吹者，他们几乎公开说他勃列日涅夫是个过渡人物，一个经受不住醇酒和女人考验的不入流的政治家。 勃列日涅夫的大多数同事都很好斗。在这种环境下开始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对于一个人的生涯来说，是极端困难和危险的。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的努力成功了。他才智平平，但在政治上却有着良好的直觉和巧妙的手腕。幕僚们回忆说，在权力问题上，“勃列日涅夫非常现实”，而且每当他需要的时候，总能把思想保守的多数派聚拢在自己身边。1964年之后，他把精力放在了最重要的人事问题上。他与政治局中包括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和安德烈·基里连科（Andrei Kirilenko）在内的几个盟友一起，不知疲倦地给各地区的党的书记打电话，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和需要，甚至也向他们征求意见。1967年，从谢列平开始，他逐渐把自己的竞争对手从权威岗位上挪走。到1968年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已经成为党的机构中无可争议的领导人：政治权力的各个关键位置此时都掌握在他的手里。 大约在同时，勃列日涅夫开始对对外政策表现出更大的兴趣，而且对于柯西金的国际声望也虎视眈眈。他非常明智，知道自己在国内经济方面比不过柯西金。相比之下，对外政策领域可以为施展个人的外交手腕提供很大的空间，勃列日涅夫的不算出色的才干在那里大有可为。总书记的职位让他拥有强大的优势，因为根据传统，占据这一位置的人也是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因此，由勃列日涅夫来负责安全与军事政策名正言顺。而且他握有人事任命的大权，这在苏联的权力斗争中可是至关重要的工具。 后来，一些西方观察家把勃列日涅夫免去强硬派职务与缓和派在政治局的得势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在勃列日涅夫身边并不存在任何鸽派。即便是在缓和期间，政治局的多数成员在意识形态上依然是正统的。当政治局的军控委员会在1968年初成立的时候，里面尽是勃列日涅夫的那些主张强硬路线的朋友，其中包括乌斯季诺夫（他是委员会的主席）和格列奇科。在斯大林手下平步青云的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杰出的技术官僚，曾经在1941年步步紧逼的纳粹鼻子底下组织了苏联工业部门的疏散工作，并在后来成为苏联导弹工程的重要推动者。二十年来，他兢兢业业地领导着苏联的军工综合体。他担心美国会在第一时间打击苏联，因而决心掌握足够的力量，让美国人不敢轻举妄动。安德烈·格列奇科十六岁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当时他加入了红军骑兵，参加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后爆发的内战。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他曾经是勃列日涅夫在军中的上级，并从1967年起开始担任苏联的国防部部长。他对苏联打赢未来的世界大战信心十足，对美国和北约极为蔑视。乌斯季诺夫和格列奇科都主张在军备竞赛中不能退让，他们担心对军备的任何限制都会对苏联的安全造成威胁。他们与美国的鹰派可谓旗鼓相当。 1965～1968年，勃列日涅夫让乌斯季诺夫对庞大的军工综合体进行改组和集中管理，它先前已经由于各部委和设计局之间的钩心斗角而陷入困境。这位总书记还大力支持制造和部署三位一体的战略武器：在坚固的发射井里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携带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洲际弹道导弹计划规模尤为庞大：美国的卫星情报部门不安地发现，在1965年和1966年，苏联的战略武器储备翻了一番，正在赶上美国。此后，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力量就以每年大约300个新井下发射装置的速度在增加。这是个巨大的军备计划——据专家说，该计划“是苏联有史以来在单个武器方面做出的最大努力，也是开支最大的努力，大大超过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核计划”。截止到1968年，战略导弹力量的支出大约占苏联国防预算的18%。武器生产和部署的任何建议，不可能没有勃列日涅夫的同意。 把这位总书记与其正统派朋友最终区分开来的，不是他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宽容和他在思想上没那么保守，而是他要成为和平缔造者的梦想。同时也是因为，正如其笔杆子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决定着国家利益的强国重任无法与意识形态的正统观念相协调。随着勃列日涅夫开始涉足外交事务，他得到的教训是，不要依靠保守而无知的多数派，而是要依靠少数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的“开明”的对外政策专家。 这些人包括叶夫根尼·萨莫坚金（Evgeny Samoteikin）、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亚历山大·鲍文、尼古拉·伊诺泽姆采夫、瓦季姆·扎戈拉金、尼古拉·希什林（Nikolai Shishlin）、拉斐尔·费奥多罗夫（Rafail Fedorov）、阿纳托利·布拉托夫（Anatoly Blatov）和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他们来自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专门从事外交事务方面的研究，而且与党内一般的高级干部相比，思想要开放得多，也缜密得多。1956～1964年那段时期的文化“解冻”、去斯大林化和其他自由化运动对他们的影响很大。他们自认为是苏联的爱国者，但也是务实的自由思想家，而且他们开始把僵化的意识形态看作国家利益的最大障碍。他们中许多人都是被安德罗波夫及其竞争对手鲍里斯·波诺马廖夫（Boris Ponomarev）吸收进中央机关的。安德罗波夫支持这些人，告诉他们在思想和写作上不要有意识形态的顾虑。“我自己清楚该向政治局报告什么。”他们与特拉佩兹尼科夫和费奥多尔·戈利科夫这类斯大林主义分子之间一直存在权力斗争。从1965年到1968年，“开明”官员构成了勃列日涅夫写作班子的核心，并因此而成为其幕僚圈子的一部分。 勃列日涅夫的写作班子还包括他的助手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一位训练有素的哲学家、外交官以及冰岛和斯堪的纳维亚问题专家。他早先做过亚历山德拉·科隆泰（Alexandra Kollontai）和葛罗米柯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是马列主义的热情拥护者，一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抱有诚挚信念的人，但他在国际事务上并不是一个刻板固执的理论家。正如切尔尼亚耶夫说的那样，他“相信实用政治对于我们的共产主义未来是有用的”。 在对外政策方面，勃列日涅夫最初信赖的是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后者在许多方面都极为保守，但也是非常内行的外交家。喜欢溜须拍马的葛罗米柯总是“带着宗教般的热情”执行他当时为之服务的领导的指示。与此同时，他鄙视意识形态对于对外政策的干预，佩服在苏联与西方结成伟大同盟期间斯大林的外交艺术。葛罗米柯的主要目标是要让西方列强接受苏联及其包括民主德国在内的中欧卫星国的新边界。其次，他希望在经过艰苦的谈判之后，能够与美国达成政治和解。1967年1月，在外交部呈送政治局的一份政策备忘录中，葛罗米柯提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我们必须坚决地继续把自己与中国领导人的冒险计划分开。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出八到十年就肯定与美国发生武装冲突。认为与美国的战争不可避免，这种看法反映的正是中国人的立场。总的来说，国际关系紧张并不符合苏联及其盟友的国家利益。如果国际关系得到缓和，苏联就比较容易巩固和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 这份备忘录特别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势正在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的首都，在朝着缓和的方向转变。尽管在越南爆发了战争。但葛罗米柯和苏联的其他外交官，包括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以及外交部美国司司长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都赞成与林登·约翰逊政府进行谈判。勃列日涅夫本人也逐渐意识到，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最好是采取缓和政策并与资本主义大国进行谈判。不过，只有等到欧洲和亚洲的形势有了重大发展以及美国的领导人发生变化之后，这一切才有可能。

推动缓和的力量

20世纪60年代末，对勃列日涅夫的国际事务观点影响最大的事件是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布拉格之春”的迅速蔓延对勃列日涅夫的事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作为苏联领导人，他对于维护苏联在中欧的军事上的势力范围负有直接的责任。捷克斯洛伐克的战略地位、先进的武器制造业以及铀矿，使之成为华约组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约翰逊政府担心东南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苏联领导层也害怕在中欧发生类似的事情。而且，考虑到1956年的波匈革命、南斯拉夫顽固地保持中立、1962年之后罗马尼亚与华约组织的逐渐疏远以及政局一直不稳的民主德国，苏联人可以说更有理由担心。最糟的是，苏联领导层的许多人会把这样的灾难归咎于勃列日涅夫个人。因为不管怎么说，从1968年1月开始担任捷共领导人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是受勃列日涅夫的提携。这位苏联领导人拒不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前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安东宁·诺沃提尼（Antonin Novotny），而且还赞成“捷克斯洛伐克行动纲要”提出的各项改革计划。乌克兰第一书记彼得·谢列斯特认为，正是由于勃列日涅夫的“腐朽的自由主义”，“布拉格之春”才有可能发生。随着危机的加剧，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和民主德国领导人乌布利希都强烈要求入侵，并公开批评勃列日涅夫感情用事、天真和举棋不定。 勃列日涅夫不愿意干涉，这是其性格使然。一位亲历者回忆说，即便到了1968年夏天，在莫斯科的苏共总部，人们的看法还不统一，拿不出一个定论。“不要派坦克到捷克斯洛伐克！”和“该是派坦克去结束这场混乱的时候了！”这些声音各不相让。但是所有的档案材料都证明，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勃列日涅夫自始至终都希望不要采取“极端措施”，也就是武装入侵。相反，他更愿意在政治上对杜布切克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进一步施压。勃列日涅夫担心苏联的入侵有可能引发北约的反应，从而导致欧洲战争。决策的责任对于这位总书记来说简直是太沉重了。危机期间，人们常常看到他双手颤抖、摇摇晃晃、脸色苍白而不知所措。他在私下里坦承：“我也许看上去心软，但我的攻击能猛烈到过后让我恶心三天。”据有些传闻说，为了缓解无法承受的精神压力，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就开始服用镇静剂了。这在日后成了一个致命的习惯。 7月26～27日，由勃列日涅夫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暂定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日期。不过，苏联人还在继续与杜布切克及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谈判。勃列日涅夫等人企图威逼“萨沙”·杜布切克采取有力措施，扭转自由化和改革的势头。在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之后，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最终于8月21日做出决定；苏联和其他华约国家（罗马尼亚除外）的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 危机期间，有两个人对勃列日涅夫的帮助和支持特别大。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帮助勃列日涅夫减轻了对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与西方可能发生冲突的担忧。他告诉政治局：“国际关系现在就是这种状况，极端措施[即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不可能引起国际形势的恶化。如果我们保存捷克斯洛伐克——那会使我们更加强大——……就不会发生大战。”由勃列日涅夫任命负责克格勃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利用自己的资源让勃列日涅夫顶住压力做出决定。他在给政治局的报告中指出，除了全面入侵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在他的授意下，克格勃把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和平事件谎报成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就像1956年的匈牙利那样。因为安德罗波夫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担任过驻匈牙利大使，他的建议也就格外有分量。 此次危机给勃列日涅夫上了一门危机管理与国际关系的速成课。原来担心的美国和西德对于苏联入侵的反应没有变成现实，这让他士气大涨。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从西方领导人那里传来的像往常一样有利的信号，意味着苏联在政治上的胜利。它提振了克里姆林宫早先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削弱而受到重创的自信心。1968年9月，葛罗米柯向政治局报告：“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上显示出的决心，让美国的各位领导人对其在该地区的潜力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并再次看到了我国领导层维护苏联重大利益的决心。”在他对外交部高级干部的讲话中，这位外交部部长的语气听起来可以说更加乐观：“瞧，同志们，近年来世界上力量的此消彼长是多么明显。不久之前，我们的政治局在采取任何对外政策措施之前，都要反复考虑，左思右想：美国会怎么样？法国会怎么样？这样的日子过去了。现在，当我们觉得，为了维护苏联的利益而必须做点什么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在做了之后才去研究它们的反应。不管它们会发出什么样的噪声，新的力量对比让他们再也不敢跟我们对着干了。”大约在同时，作为勃列日涅夫笔杆子之一的亚历山大·鲍文，发现总书记非常自信而放松：“经受住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严峻考验之后，勃列日涅夫像是换了个人。” 但是从长远来看，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获得成功的代价却是很高的。捷克人从最初的震惊中清醒过来，开始抵制苏联扼杀自由改革的企图；在经过数年的强制“正常化”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才安定下来。“布拉格之春”在苏联西部的非俄罗斯人地区产生了广泛的溢出效应，这些地区甚至可以说比1956年波匈革命期间还要不稳。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俄罗斯的其他文化中心，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中的反斯大林主义分子来说，此次入侵彻底打消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残存的幻想。他们中只有少数人敢于公开抗议，但许多人在思想和道德上都深受折磨。去斯大林化的拥护者与苏维埃体制之间在1956年形成的断层，此时变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是“战后在政治上犯的最大的错误”，鲍文在其日记中写道。那些曾经在布拉格为国际共产主义杂志《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工作过的人认为入侵是犯罪。切尔尼亚耶夫想从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辞职。不过，他还是留了下来，扮演改革派的角色。许多未来的改革者，包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也做了同样的选择。 尽管有这种负面影响，总书记总算是通过了考验并向其同事证明，他可以顶住压力，保护苏联的安全利益。虽然勃列日涅夫后来愿意与西方列强进行和平对话，但他要是没有扮演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刑人并为自己捞取资本的话，就会发现这样做要困难得多。1972年，他在苏共全会上说：“如果不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德国就不会有勃兰特（Willy Brandt），尼克松就不会到莫斯科，就不会有缓和。” 几个月后，中苏冲突引起了勃列日涅夫的注意。新的军事冲突的阴影在远东浮现出来。在军政领导层当中，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希望很快便让位于对中国的不理智的挑衅的担忧——这是俄罗斯有关“黄祸”的沙文主义的古老神话的新版本。莫斯科流传着一则笑话——远东的一位苏军司令惊恐万状地打电话给克里姆林宫，问：“我该怎么办呢？五百万中国人刚刚越过边境投降了！”这个笑话并没有让苏联那些负责远东安全的官员心情有所好转。的确，要是成群结队、赤手空拳的中国老百姓蜂拥而至，越过苏联边境，他们会下令开火吗？为打赢核战争而秣马厉兵的苏联元帅和将军们，可没想到会有这种事。 显然，勃列日涅夫对中国也怀有这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恐惧心理。对于它的信仰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层，他既不信任也不想与他们谈判，于是就把这件苦差事交给了柯西金。但中国的核力量令他很是头疼。后来在1973年5月，据基辛格说，勃列日涅夫曾经考虑过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性。差不多十年前，关于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精确打击的可能性问题，约翰·肯尼迪也曾试探过赫鲁晓夫，但那位苏联领导人未予理睬。勃列日涅夫很可能又想起了那个建议。后来，他几次向美国领导层主动提出，建立联合阵线，以防北京有人破坏和平。 这个想法与勃列日涅夫的“山顶宝训”中的原则是一致的。不过，其主要目标却非常实际，那就是让中国人将来不敢在苏联边境挑起事端。在1969年柯西金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中，周一上来就谈到了有关苏联要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谣言”。对此，一位当时在场的苏联外交官认为，它表明中国领导层“对这种可能性非常害怕”。周恩来明确地向苏方示意，中国既不打算也没有能力对苏联发动战争。莫斯科在此次会谈后又发出了另外一些恐吓的信号，于是中国政府主动提出与苏联签订秘密的互不侵犯条约。俄罗斯学者认为，莫斯科用核威胁来震慑北京的策略奏效了。不过，苏联的威胁也制造了典型的“安全两难”效应：为了对付北方的敌人，毛开始搁置意识形态的限制，试图与美国建交。 把勃列日涅夫与缓和政策联系在一起的第三个重要的新情况是与西德新领导层的修好。有些西欧国家，尤其是法国，在斯大林去世后一直致力于改善和莫斯科的关系。但西欧缓和的关键在于西德。只要康拉德·阿登纳还是总理，波恩政府就会拒绝以任何形式承认民主德国。柏林墙大大增加了德国人民为这一政策付出的代价。一位苏联高级专家后来回忆说，“欧洲发生的许多事情以及赫尔辛基进程的起源，根子都在于1961年8月13日欧洲势力范围的二次划分”。西方列强未能阻止柏林的分裂，这对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及其顾问埃贡·巴尔（Egon Bahr）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是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勃兰特在1966年成了副总理，并于1969年9月当选为总理，其竞选纲领是“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那是一种新的对外政策，它有望重新开放德意志这两个部分的边境。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认为，勃列日涅夫遇到的幸亏是勃兰特，“一个水晶般诚实、真正热爱和平而且具有坚定的反法西斯信念的人，他不仅憎恨纳粹主义，而且还在战争期间与之战斗过”。要对“新东方政策”做出回应，勃列日涅夫必须克服许多障碍：他对二战的记忆、宣传中西德作为新纳粹主义和复仇主义（revanchism）老巢的形象，以及共产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深蒂固的敌意。对于破坏民主德国的稳定这种想法，勃列日涅夫是深恶痛绝的，因为在他眼里，苏联人民用苏联士兵的鲜血为这个国家做出过牺牲。他还必须处理好与民主德国领导人乌布利希的棘手的关系，因为后者对莫斯科与波恩之间的任何接触都极为怀疑，而且有办法刺探并把它们搅黄。在克里姆林宫的集体记忆中，1964年的“阿朱别依事件”还历历在目。赫鲁晓夫的女婿当时据说是酒喝多了，便以牺牲乌布利希为代价主动向西德领导层提出了一个非正式的交易。对这一切记忆犹新的葛罗米柯和苏联外交部，在事关民主德国时都非常谨慎，因而忽视了波恩发生的充满希望的变化。 克格勃的新首领尤里·安德罗波夫帮助勃列日涅夫启动了苏联与西德的对话。与葛罗米柯一样，安德罗波夫也认为斯大林的战时外交是实用政治的杰出范例。安德罗波夫对缓和的看法属于典型的“以实力促和平”。他的一句有案可稽的话是：“没有人想跟弱者谈判。”同时，安德罗波夫在很久以前就决定与西德进行经济、技术、文化方面的合作，并认为德国人应当成为苏联未来以结束美国在西欧的统治地位为目标的对外政策的坚强后盾。据说他对下面这件事也充满希望，即未来与西德建立的更加紧密的关系和从西德得到的技术转让，可以有助于苏联的现代化。1968年初，安德罗波夫在勃列日涅夫的默许下，派记者瓦列里·列德涅夫（Valery Lednev）和克格勃官员维亚切斯拉夫·克沃尔科夫（Vyacheslav Kevorkov）去见埃贡·巴尔，任务是建立秘密的交流渠道。该渠道的秘密性质有助于克服双方的猜疑和做作，并让勃列日涅夫与波恩展开务实的对话而无须顾忌乌布利希。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之后，这个秘密渠道就准备启用了。 勃列日涅夫要等对方率先采取正式的行动。他自己仍然受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怀疑的困扰。只是在1969年10月勃兰特赢得选举并成为总理之后，勃列日涅夫才要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设法与西德达成协议。由于埃贡·巴尔开始在波恩与莫斯科之间穿梭奔走，不温不火的苏联与西德的关系开始提速。1970年，他有半年时间是在苏联的权力走廊里度过的，甚至还学会了苏联官僚系统“厨房”中的某些重要规则。勃列日涅夫开始喜欢他了。1970年8月12日，西德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与波兰的承认1945年之后的地缘政治现实的条约，也在1970年12月签订了。1971年5月，由于克里姆林宫以及民主德国的以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为首的年轻官员的联合施压，瓦尔特·乌布利希——莫斯科－波恩对话的主要反对者和勃列日涅夫个人的批评者——辞去了职务。这就为一年半之后两个德国之间的相互承认和签订条约扫清了道路。 另一个障碍是棘手的西柏林问题。这个问题显然不可能在双边基础上得以解决，因为它涉及民主德国和四个西方占领国。幸运的是，到1971年的时候，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通过其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表示出对于与克里姆林宫恢复友好关系的强烈兴趣。美国人非常想把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嵌入”自身的对苏战略框架。苏联人在美国从越南撤军这件事上帮了忙。作为回报，尼克松和基辛格也答应政治局，为解决西柏林问题提供方便。有关西柏林问题的谈判，表面上是在四大国的框架范围内在外长级别上进行的，实际上，按照秘密外交的优秀传统，在白宫、克里姆林宫和勃兰特之间，却形成了一个由各种秘密渠道构成的网络。1971年9月，西方诸强正式承认，西柏林不属于联邦德国的一部分。 就这样，赫鲁晓夫十年前没能做到的事情，勃列日涅夫做到了，尽管压力也很大。围绕柏林和民主德国的充满戏剧性的斗争终于成了历史，而这种斗争曾在欧洲引发过自二战以来的最严重的两次国际危机。1971年9月16～18日，勃列日涅夫在雅尔塔附近的奥列阿恩达（Oreanda）——沙皇尼古拉一世曾在那里修建过一座宫殿——国家别墅款待了勃兰特。地点紧挨着1945年“三巨头”相聚的里瓦季亚宫（Livadia）的“第二次雅尔塔”会议，按照勃列日涅夫的风格和性格，开得很放松。他衣着得体，招待勃兰特享用盛宴，带他坐高速水翼船，与他一起在自己巨大的游泳池里畅游，并按照俄罗斯人的方式，海阔天空地谈论政治与人生。勃列日涅夫以他的率直与热情搅乱了此次会晤的整个计划，这让他的德国客人起初有点儿恼火。“一切都沉浸在互爱互信、轻松愉快的气氛之中，”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在其回忆录中充满了喜悦之情，“看得出来，勃列日涅夫非常喜欢勃兰特，而后者对于他的东道主似乎也很满意。后来，他们甚至在一些非常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上都能轻松地找到共同语言。”克里米亚会晤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是个心理上的突破。他做到了赫鲁晓夫很可能想做但从来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德国的领导人，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朋友”。 对西德的开放成就了葛罗米柯与安德罗波夫的二重奏。两人成为勃列日涅夫在缓和问题上的最值得信赖的政治盟友。这个二重奏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性质：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最终都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并在最高岗位上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们像勃列日涅夫一样，一贯声称自己在意识形态上走强硬路线。安德罗波夫把“匈牙利的教训”继续应用于对外政策。即便是在给自己幕僚们写的一首打油诗中，他也坚持认为，“如有必要”，必须“用斧子”来捍卫“社会主义成就”。而葛罗米柯则在外交部高级官员的一次会议上说，西德实际上在所有问题上都向苏联做出了让步，而“我们什么也没有给他们”。 除了必胜的信念，葛罗米柯的强硬表态也反映了国内政治对于决策者的压力。把与西德建立友好关系说成是对外政策上的成功，意味着提升这一政策的倡导者在政治上的权威地位，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权威地位。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勃列日涅夫不是斯大林，苏联也不再是铁板一块的极权主义国家。已经退下来的莫洛托夫认为“在两个德国的边境问题上达成协议是个大手笔”，但他为此称赞的是勃兰特而不是勃列日涅夫。遍布于党的机关的其他斯大林主义分子仍然认为，不应该为了达成地缘政治交易而牺牲苏联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目标。也有许多在文化界和知识界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人被沃尔特·拉奎尔（Walter Laqueur）说成是“俄罗斯的法西斯分子”，因为他们主张反对西方，并把苏联变成“大俄罗斯”。1976年，在党的宣传人员对作为伟大胜利的缓和政策大唱赞歌很久之后，勃列日涅夫说：“我真的想要和平，而且永远不会放弃。不过，有些人不喜欢这个政策。他们不是[在外面的大街上]，而是在克里姆林宫内部。他们不是某些来自地区委员会的宣传人员。他们是跟我一样的人。只是他们的想法不同！”对有可能遭到抵制的担忧，将继续对勃列日涅夫在各个层面的缓和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那些“想法不同”的人最初是想把勃列日涅夫拉拢过去。不过，斯大林主义分子和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最终还是输掉了对勃列日涅夫的灵魂争夺战。勃列日涅夫逐渐开始依靠自己由对外政策方面的笔杆子和助手组成的小圈子，而这些人也开始“用言语和笔”去影响总书记对外对内的公开决定的形成。相形之下，勃列日涅夫对于自己那帮无知的、盲目反美的老伙伴的极端观点是越来越排斥——后者在意识形态上冥顽不化，不赞成缓和。勃列日涅夫不时地把强硬派“匿名的”批评意见拿给自己的自由派助手们看，仿佛是告诉他们：“有一群狼想吞掉你们，但我不会把你们交给它们。” 勃列日涅夫的有些笔杆子（阿尔巴托夫、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后来成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并成为改变苏联本身以及苏联对外政策的公开性与“新思维”的推动因素之一。他们的影响力相当大：与多数高级干部以及勃列日涅夫的许多老朋友的期望和意愿相比，他们让勃列日涅夫讲话和报告中的措辞，好斗的及意识形态的色彩淡了许多。然而，现在回头看来，他们的作用其实还是很有限的。他们想让苏联的缓和政策摆脱僵死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想让勃列日涅夫敞开心扉直面新的国际关系现实，但所有的这些尝试都收效甚微。总书记依然在国内政治上坚决反对改革并在意识形态上依赖正统观念。缓和的主要动力最初是来自外界，因而也仅仅是在与勃列日涅夫的深层信念和愿望相一致的范围内，这些动力才是成功的。 总书记想把苏联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兑现为国际外交与声望的价值。在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以及自己那些“开明”助手和笔杆子的帮助下，勃列日涅夫开始构想国际关系的宏伟愿景——一个要在欧洲建构和平并对西方开放的纲领，其核心主张是召开全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这位苏联领导人在接下来的原计划于1970年春召开，却拖到1971年3～4月的苏共代表大会上宣布了这个纲领。一位研究缓和的学者认为，在这次大会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确立了他在外交事务上的领导地位”。他还“公开主张，苏联要对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做出回应”。大会代表对于勃列日涅夫的和平纲领以及向西德开放的主张，一致表示赞同和欢迎。这种赞同与欢迎并不纯粹是走过场，也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现在，要平息对于自己对外政策的批评，勃列日涅夫就占据了一个更为有利的位置。葛罗米柯在大会上挑明了这一点。他不点名地批评说，在党和政府的内部，有些人把与资本主义国家达成的任何协议都理解成某种阴谋。 1971年10月，勃列日涅夫告诫自己的笔杆子们说：“我们一直在为争取缓和而斗争，也已取得了许多成就。现在我们与西方那些最大的国家谈判时，我们的目标是寻求一致而不是对抗。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发表一份关于欧洲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宣言。这也许会把战争延后二十五年，甚至很可能是一个世纪。为了这个目标，我们的外交部和我国的公共组织，还有我们盟友的那些，在思想和行动上要统一起来。”但是，“争取缓和的斗争”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而个中的原因与其说是国内的掣肘，不如说是外部世界形势的变化。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必须克服的所有障碍中，最大的障碍就是越南战争以及美苏的持续对抗。

美苏缓和的阵痛

多年来，勃列日涅夫及其在苏军指挥部和军工综合体的朋友们，都把美国视为主要的对手。军备控制和通过谈判与美国达成妥协，这些想法不太符合他们那种浸透着反美情绪的思维方式。更糟糕的是，赫鲁晓夫时代的军事指导思想的目标就是要打赢核战争。除了要在战略力量上势均力敌，国防部坚持要把与美、英、法旗鼓相当的中、短程核导弹力量部署在西欧和苏联周边的海上。最终，苏军指挥部（以与美军指挥部几乎同样的方式）要求保留完全的自由，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少数外交官逐渐意识到，要在核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所以目标应该放在基于相互信任和通过谈判形成的均势上。但苏联军方对于这些人的想法依然表示怀疑。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声称，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代表团团长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当时是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起初，勃列日涅夫对于这些外交官也不是特别地支持。在1969年10月赫尔辛基的谈判开始之前，当他给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代表团下达指示的时候，他严令他们不准泄露军事秘密。他警告他们说，克格勃就在他们身边。 1969年2月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建立的秘密渠道，有几个月都没有产出什么结果。苏联给白宫的每一份电报都必须经过烦琐的程序，得到政治局的集体同意。尼克松的意图在莫斯科受到猜忌和强烈的怀疑。多年来，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只知道他是个死硬的反共分子并对他的当选作了最坏的打算。在优先考虑的问题上存在的尖锐分歧，对于苏美关系也不利。政治局认为双边的军控谈判是头等大事，而尼克松惦记的却是越南问题，而且他把所有的军控议题都与自己的这样一个要求捆绑在一起：克里姆林宫要向河内施压，以结束越南战争。克里姆林宫没有人愿意那样做。当尼克松建议举行峰会的时候，揣摩到领导层心思的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在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反对草率地与美国总统会晤。他坚持要求要把峰会与成功签订有关西柏林问题的各项协议联系在一起。政治局表示赞成；尼克松的建议被搁在一边，数月之后才作出答复。 勃列日涅夫本人直到1971年才对秘密渠道的沟通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不过，到这一年的夏天，他表示愿意与尼克松会晤，甚至访问美国。之所以出现这一变化，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是由于在1971年3～4月的苏共代表大会之后以及在成功会晤了巴尔和勃兰特之后，勃列日涅夫变得越来越有自信了。其次是突然宣布的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中苏边境冲突最终使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确信，两个共产主义巨人合力支持北越这种事是异想天开的。尼克松及其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开始了他们的“三角外交”，想要同时与北京和莫斯科建立友好关系。从此，葛罗米柯的拖延战术就行不通了。 最终的推动力很快就出现了。1971年8月5日，勃列日涅夫收到尼克松给他个人的第一封信——直到当时为止，秘密渠道通信的苏联官方收信人都是柯西金。总统恳请勃列日涅夫成为他讨论“重大议题”的伙伴。总书记立即回信，建议于1972年5～6月在莫斯科举行苏美峰会。多勃雷宁接到莫斯科的指示：从现在起，勃列日涅夫将亲自监督峰会的筹备工作。 就像对“新东方政策”一样，这位总书记只有在看到取得突破的合理前景的时候，才会决定把自己的政治资本投入到与尼克松的关系之中。不过，通往莫斯科峰会的最后几英里却并非坦途。第一个爆发的危机，是勃兰特面临西德联邦议院的不信任投票，从而有可能妨碍苏联与西德之间条约的通过。那样一来，苏联外交和勃列日涅夫的处境就会极为尴尬，苏德友好的成果就会被搁置，或者更糟，会被逆转。勃列日涅夫请求白宫干预西德政局，帮助勃兰特渡过难关。克格勃甚至一度考虑贿赂联邦议院的某些议员。1972年4月26日，勃兰特以两票的微弱优势赢得了信任投票。5月17日，西德联邦议院批准了《莫斯科条约》。这使得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与尼克松谈判时占据了政治和心理上的有利位置。 接着在南亚出现的新情况对即将开始的苏美对话提出了最为严峻的考验。1971年11月，就在苏联刚刚与印度签署了《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三个月之后，巴基斯坦与印度爆发了战争。苏联领导层遵照条约的规定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勃列日涅夫的助手后来回忆说，那样做主要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是为了平衡尼克松与中国的建交。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完全出乎两个超级大国领导层的意料。有条约和武器物资撑腰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批准印军入侵当时还属于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以援助该地区的分离主义分子。此后巴基斯坦人又袭击了印度的机场。尽管巴基斯坦军队很快便输掉了东部的战争，但战火仍有可能蔓延到克什米尔，那是两国间主要的争议地区。 印巴战争让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情绪简直要失控了；他们将其视为苏联的阴谋，目的是破坏美国三角外交的整个计划，特别是美国利用中国（及其盟友巴基斯坦）牵制苏联的企图。他们要求勃列日涅夫保证印度不会进攻西巴基斯坦。尼克松似乎准备把将要在莫斯科举行的峰会与苏联人在这件事上的表现联系在一起。他还把美国海军派往孟加拉湾。包括多勃雷宁在内的苏联人不明白白宫为什么要支持巴基斯坦而反对印度，因为他们相信，战争是巴基斯坦挑起的。勃列日涅夫起初也莫名其妙，但很快就勃然大怒。他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甚至提出，要把原子弹的秘密交给印度。幕僚们竭力打消他的这个想法。几年后，当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向勃列日涅夫提起此事的时候，他还是余怒未消，对美国人的行为极为不满。 但是峰会的最大障碍仍然是越南战争。1972年春，河内在越南南方发动了新的攻势，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甚至都没想到要与莫斯科商量一下。4月，美国空军恢复了对北越的轰炸，并误炸了四艘苏联商船，造成几名水手身亡。5月初，尼克松下令对河内实施更为野蛮的轰炸并在海防港布雷。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谢列斯特以及政治局的其他成员都认为，由于轰炸及其给苏联造成的人员伤亡，应该取消与尼克松的峰会。勃列日涅夫动摇了。他的助手回忆说，华盛顿的挑衅让他“感到震惊和愤怒”。尼克松是想维护自己在美国公众眼中的威望，但这跟勃列日涅夫没有什么关系。“他只是觉得，苏美会晤这件让他投入了那么多精力和时间的事情，现在成了一场赌博，而且[尼克松]是在把他往绝路上逼。” 但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对于峰会的兴趣还是让他控制住了情绪，而且他还恳请自己的同事保持克制。要让河内的军事行动半道上停下来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就尽力在基辛格与河内的代表之间斡旋。他们还很快达成一致：基辛格秘密访问莫斯科，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于4月21～22日访问了莫斯科。基辛格非但没有在越南问题上向这位苏联领导人施压[这是尼克松要求他那样做的]，而且还尽力与勃列日涅夫建立起友好关系。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上，基辛格也抱着妥协的态度：在“苏美关系基本原则”的内容上，他向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做出了让步。正如勃列日涅夫的对外政策助理所概括的那样，“这份文件相当于承认了苏方多年来一直坚持和争取的那些最为重要的原则”。对于总书记来说，最重要的是承认“平等”是苏美缓和的基础。 现已解密的勃列日涅夫与基辛格的会谈记录显示，这位总书记作为谈判者来说是一流的。他自信、快乐、精力充沛，身着配有金色表链的很有格调的深蓝色西服，风度与气质不输于他那位作为前哈佛教授的伙伴。当时，勃列日涅夫的体型还保持得很好。他发挥自己的魅力，迅速进入会谈的各种话题，抛开预先准备的稿子，轻松自如地应对基辛格提出的问题。总书记对自己的客人尽情施展自己的幽默感，而美国人也投桃报李。他还想知道，美国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越南。“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打了七年，”他提醒基辛格说，“那简直是白费时间和力气。你们面临的情况也一样。”他还告诉尼克松的那位多疑的顾问：“对于尼克松总统结束战争的想法，我肯定是支持的。那是我们大家最终的目标。苏联肯定没有私心。我们一点也没有为自己谋求过什么好处。”不过，勃列日涅夫显然想从越南问题转移到“全面缓和”的其他议题上。他告诉基辛格：“目前的这些讨论代表着未来的一个重要进程的开端，代表着建立互信的开始。”应该本着“他们所肩负的高尚使命”，采取“其他善意的举措，以巩固苏美间的良好关系”。 勃列日涅夫个人的外交活动是在异常有利的条件下开始的。自“伟大的同盟”时代以来，从来没有哪位美国总统如此努力地想要赢得苏联人的信任，并让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可以有那么多接近白宫的机会。尼克松和基辛格出于各自的原因，没有把他们的战略意图告诉国务院和政府的其他部门，以及实际上美国的整个权势集团。基辛格先是把多勃雷宁后来又把勃列日涅夫当作自己的知己，抱怨华盛顿的“拜占庭式的官僚体制”和尼克松的“独特的风格”。有几次，基辛格是在绝密的位于白宫西厢的战情室单独接待多勃雷宁的。勃列日涅夫就像其助手所回忆的那样，对于基辛格一再恳求他要把会谈的某些方面的内容作为他们的私人秘密不要公开感到“非常开心”。同时，他对于这样一种排他性的关系也禁不住有些自得。 但是，基辛格的使命虽然成功了，却并未能够驱散由于越南问题而笼罩在莫斯科上空的乌云。政治局的意见依然不统一，有些委员强烈要求撤销尼克松访问莫斯科的邀请，坚定地与河内团结在一起，以重树苏联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威望。怀疑派为首的是尼古拉·波德戈尔内，他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也是“国家元首”。其背景与文化水平跟勃列日涅夫非常相似，但他缺少他朋友的魅力和灵活性。波德戈尔内一直在用一种嫉妒的目光关注着勃列日涅夫在对外政策上的积极行动，并从1971年起就想插手外交事务。有勃列日涅夫撑腰的葛罗米柯，坚决挫败了他的那些侵犯别人地盘的企图。但在1972年4～5月，波德戈尔内感觉到自己在外交事务上公开表态的机会来了。他的潜在盟友是乌克兰党的领导人彼得·谢列斯特，一个对“以阶级为基础的”对外政策怀有虔诚信仰的人，也是一个暗中批评勃列日涅夫领导能力的人。谢列斯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在外交事务上的成功完全取决于我们国内的实力，取决于人民对我们的信赖，取决于我们完成自己计划与承诺的程度。”在他看来，缓和充满了风险。最糟糕的是，勃列日涅夫的盟友和朋友都出现了动摇：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明确反对邀请尼克松访问莫斯科，而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这位在国家政策的意识形态纯洁性问题上的最高法官，对于即将到来的峰会令人生疑地不置可否？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回忆说，“真正的危险”在于，容易挑动人们情绪的、关于是不是要与越南同舟共济的争论，“可能会在公众和相当一部分中央委员中引起共鸣”。 对于自己建立共识的方式充满信心的勃列日涅夫，在等待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为举行峰会的想法辩护。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发言支持该想法的竟然是柯西金。他和葛罗米柯都表示，取消峰会可能会使当时正在波恩等待批准的与西德的《莫斯科条约》节外生枝，而且可能会使与基辛格在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上达成的各项协议被无限期地搁置，而正是那些协议构成了美苏战略均势的框架。决定性的理由是，不能由北越人左右苏美关系。这一次，国家利益战胜了意识形态的激情。 这段时间，苏联人正在大力提高对西方技术的购买力度，而且启动了几个项目，推动化工业和汽车业的现代化。他们正在建造两个巨型的汽车制造厂，一个制造轿车（在陶里亚蒂），另一个制造卡车（卡马河制造厂）。柯西金支持缓和，这反映了在苏联工业部门的领导者当中的一种广泛的期待，即欧洲的缓和以及美苏之间的峰会将会重新打开获取西方经济、金融和技术资源的通道。切尔尼亚耶夫在其日记中记录的4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为此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说明。柯西金的副手并长期担任石油部部长的尼古拉·巴伊巴科夫和对外贸易部部长尼古拉·帕托利切夫（Nikolai Patolichev），就与美国的各项经贸协议问题提交了协议草案。波德戈尔内强烈反对与美国人合作修建乌拉尔以东的两个永久冻土区——秋明（Tyumen）与雅库特（Yakutia）之间的石油天然气管道。难道没有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援助苏联人就不能开发西伯利亚了吗？勃列日涅夫请巴伊巴科夫发言。他“不慌不忙地接过麦克风，几乎毫不掩饰自己脸上揶揄的表情”。他用事实和数字证明了达成协议的种种好处。“如果我们反对达成协议，”巴伊巴科夫继续说，“我们至少会有三十多年无法获取[雅库特的]石油储藏。从技术上来说，我们可以铺设天然气管道。但我们缺少制造管道的金属、机器和设备。”最后，政治局投票通过了这些草案。 要消除军方的阻力，总书记必须得拿出他的全部影响力才行。到4月中旬，由于国防部的阻挠，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首席谈判代表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不得不向勃列日涅夫求助。在1972年5月的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放弃了他一贯的谨慎，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据一位在场的人说，他当时问格列奇科：“如果我们不做出让步，核军备竞赛就会加剧。你能不能给我这个武装力量总司令一个确定的保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占到美国的上风，而且实力对比会变得对我们更为有利？”当格列奇科含含糊糊地做出否定的回答时，勃列日涅夫就下了结论：“那有什么不对呢？我们为什么要继续让我们的经济不堪重负并增加军费的开支呢？”军方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放弃了反对军备协议的意见。在莫斯科峰会期间，军工委员会主席列昂尼德·斯米尔诺夫（Leonid Smirnov）在寻求与美国代表团达成折中的解决方案上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格列奇科不得不与他们保持一致，但是他反对与美国人通过谈判达成妥协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勃列日涅夫还决定召开一次秘密的中央全会，呼吁人们支持他与尼克松会晤的决定。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全会之前和全会期间的那几天——距离尼克松访问不到一周——也许是从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以来最紧张的时候。加剧了这种紧张状况的是，波恩会不会批准《莫斯科条约》还不一定。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回忆说，在勃列日涅夫的别墅——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和一群笔杆子在那里忙碌着——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气氛”。“在那些日子，列昂尼德·伊里奇神情十分紧张，一会儿进，一会儿出，并且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虽然位高权重，但他个人在情感上的投入以及他的不安全感和脆弱感还是让人深有感触。当然了，这就是最典型的勃列日涅夫。基辛格第一次与勃列日涅夫秘密会晤时就注意到他，“心神不宁，非常令人同情”，“既心存戒备又很脆弱，与那种过于自信的个人风格稍稍有点不协调。在这一点上，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两人的个性倒有相似之处”。 幸运女神再次对勃列日涅夫露出了微笑。在这次的全会上，柯西金、葛罗米柯、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都坚决支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这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是个重大的胜利。他现在可以安心地承担起一个国务活动家的职责而不用担心自己的后院了。当尼克松5月22日来到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出人意料地迅速把他带进自己的办公室（曾经是斯大林住的地方）进行私下的交谈，并把波德戈尔内、柯西金还有基辛格都挡在外面，这让他们非常生气。此次会晤唯一健在的见证人、苏方翻译维克托·苏霍德列夫认为，它是勃列日涅夫本人致力于苏美缓和的重大时刻。在交谈中，勃列日涅夫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苏能否就不对对方使用核武器达成协议。在他看来，这份反核协议可以成为世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该建议反映了勃列日涅夫在战略眼光和洞察力上的限度。他把冷战的本质归结为美苏间彼此对于核战争的恐惧。他还相信，如果在领导人之间达成协议，就足以驱散这种恐惧。但勃列日涅夫的建议也显示出他对缓和所抱有的那种信念的力量。正如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所声称的，该想法并非来自葛罗米柯的报告，而是发自这位总书记的内心。 会晤的关键部分是勃列日涅夫建议建立私人关系，并与美国总统进行特殊的私人通信。尼克松做出了热情的回应，并且还提醒勃列日涅夫说，二战时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就建立过特殊的关系。对勃列日涅夫而言，这样做是背着政治局的。感受要比实质更有意义，这一点在人类事务中永远是真理，在勃列日涅夫那里尤其如此。两年后，埃夫里尔·哈里曼记录下了总书记说的这样一番话：“也许大部分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1972年与尼克松总统会晤的最初那些时刻的重要意义，它们其实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总统曾经说，‘我知道，你忠实于你们的体制，而我们也忠实于我们的体制。所以就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不考虑体制上的差异来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勃列日涅夫说他已经向总统伸出了自己的友谊之手并且在不干涉对方内部事务和两国都赞成和平共处上达成了一致。在此基础上还达成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协议。” 据苏霍德列夫说，同样的话勃列日涅夫在他的小圈子里也说过多次。他印象较深的是，美国总统当时准备把所有战略利益和细节都搁在一边，只谈怎么样改善苏美关系。美国总统的友谊大大提高了勃列日涅夫在自己同事和对手当中的地位，可以说达到了以前只有斯大林达到过的历史高度。缓和成了勃列日涅夫个人的事业，而他也打算把它继续进行下去。

没有勃列日涅夫的缓和会怎样？

对缓和起源的仔细考察表明，从1970年至1972年这段时期，冷战的紧张气氛得以迅速缓解，这一点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命中注定的。的确，核军备竞赛的阴影以及美苏核导弹和核弹头数量的激增对于人们意识到双方已经陷入危险的僵局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它们也有助于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对缓和作合理的解释，认为军控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最佳的政策选择。做这种解释的书籍此后可谓是汗牛充栋，尤其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因为双方的全球对抗的结局尚未明朗。但要是认为核军备竞赛的心理和经济代价以及核大战的威胁，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足以迫使国务活动家们谋求妥协，那也就是等于说，意外死亡的可能性就足以成为取消一级方程式或美国赛车协会比赛的原因。换句话说，它把各个大国及其领导人说得太有理性和智慧了。 的确，对于苏联的政治领导层而言，为经济注入新的能量，既生产枪炮又生产黄油的压力是很大的。要摆脱这种两难困境，缓和也许是一个比较容易的选择。而且苏联当时迫切需要硬通货和西方的技术。不过，更加仔细的考察发现：经济上的考虑、战略上的盘算以及对于核均势的重视，这些因素在克里姆林宫的政策辩论中的分量，及其对于苏联改弦易辙、支持缓和的作用，要比人们料想的小得多。多数政治局成员，还有苏共的各位书记和军方——像柯西金、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谢列斯特、乌斯季诺夫、格列奇科这些人——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对于跟美国人一起跳这曲“缓和华尔兹”都有很大的保留意见。安德罗波夫在克格勃和葛罗米柯在外交部起初都很孤立，缺乏影响力和政治意志，所以在与西方谈判这件事上无法提供太多的支持。事实证明，正是勃列日涅夫的亲自介入和在情感上的逐渐投入，以及他在建立内部共识方面的才能，在1968年至1972年这段时期，对于维护缓和政策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对于苏联精英和政治局中的多数派来说，他们的正统观念和集体经验令他们无法看到世界的实际情况，也不能按照新现实主义学者以为他们采取的那种方式对现实采取行动。不过，政治局中的多数派虽说都抱有热诚的正统思想，但也不像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所料想和警告的那样阴暗。尽管外交部和克格勃准备的某些文件的确把缓和说成是苏联养精蓄锐和在世界上扩散其影响力的最好选择，但政治局内部的争论却从来没有形成新保守主义者所担心的那种阴谋诡计，要发动侵略并让苏联占据统治地位。政治局是会不时地迸发出意识形态的激情并表现出沙文主义倾向，但它并没有准备好要与美国进行公开的全球对抗。多数派缺乏全球眼光，也不清楚苏联要用其不断增长的军力来达到什么目的。他们甚至不知道怎么去利用好美国在东南亚陷入泥潭这件事。继中国之后，苏联领导层又“失去”了印度尼西亚，而且很快又将失去在埃及和中东的影响力。他们从对北越的援助中一无所获。从1964年到1971年，苏联领导层将其首要的安全利益，包括与美国的直接谈判，从属于与越共的“无产阶级大团结”这项缺乏清晰构想的事业，从属于对激进的阿拉伯政权的支持。苏联的各位领导人还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即北越和埃及领导层在政治上仍然不受苏联的影响，而且他们实际上是在打自己的战争，并没有考虑苏联的利益。 只有考虑到后极权主义时代苏联政治的态势——其中，共识掩盖了“窝里斗”，领导人与其说是独裁者，不如说是权力掮客和谈判者——苏联在走向缓和的这些年来的行为才能够得到解释。新的证据显示，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之间，以及在苏联的全球战略与对各卫星国（例如民主德国和北越）的局部支持之间，存在着复杂且非常重要的“双层”博弈。显然，这种变化在当时是需要在说服、宣传以及政治高压方面花大力气的；从1964年到1972年，在苏联的政治领导层中，支持缓和的共识极为脆弱，而且仍然有可能瓦解。巩固这一共识并在关键时刻为缓和注入政治资本，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对国际关系史作出的主要贡献。 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贬低勃列日涅夫：“他想用喧闹来掩饰自己的信心不足，用偶尔的横暴来掩饰自己的无力。”在基辛格看来，勃列日涅夫出身于俄罗斯族的背景对他的不安全感是有影响的：他“代表了这样一个民族，它之所以幸存下来，靠的不是使它的征服者文明起来，而是比他们活得长；这个民族悬在欧亚之间，整个儿谁也不是；它的文化破坏了自己的传统却又没有完全取代那些传统”。 在国际舞台上，勃列日涅夫的确有一种不安全感。但他与性情暴躁的尼基塔·赫鲁晓夫截然不同，后者是把自己的缺乏信心变成了革命外交与制造危机，而他是把自己的不安全感变成了对国际承认的追求。对于勃列日涅夫而言，缓和也是国内改革的重要替代物，这个替代物掩盖了当时在经济、技术、科学，特别是意识形态上已经显露出来的颓相与放任自流。人们喜欢拿他与斯大林、列宁，甚至赫鲁晓夫相比，这让总书记非常痛苦。要成为苏联共产主义政权中既能干又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他缺乏那种意志、眼光和才智。到1972年为止，勃列日涅夫已经执政八年，快要赶上赫鲁晓夫在任的时间了，所以他需要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政绩。在1972年4～5月峰会前的危机中，这些因素的错综复杂的影响表现得显而易见。 莫斯科峰会对于苏联人民和精英的影响起初是很大的。在谋求与德国和美国缓和关系的过程中，勃列日涅夫找着了此前他在国内一直没有找着的合法性的源泉。虽然当时对于苏联的公共舆论还没有研究，但包括私人日记在内的零零星星的证据显示，在无数普通的苏联公民中，包括经历过战争而又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以及那些怀有强烈的反美情绪的人们在内，勃列日涅夫的人气和支持率因为他对缔造和平的贡献而增加了。1973年4月的全会是其政治生涯的高潮。在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因为自己与美国和西德修好的政策而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苏联新闻中充斥的反美宣传戛然而止。有关美国生活与文化的正面报道曾经是极为罕见的，只有在少数精英杂志中才有一些，而现在在媒体上却随处可见，普通百姓也可以看到。这可是自肯尼迪被暗杀以来破天荒的头一遭。国家对“美国之音”的干扰停止了，苏联青年又可以收听到通过短波广播的美国流行音乐和甲壳虫乐队的歌曲了。切尔尼亚耶夫甚至说，对外政策领域的尼克松访苏，就相当于赫鲁晓夫1956年的秘密讲话。他写道：“1972年5月的这些日子将会成为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合流的时代的开始。在这个词的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上，这种合流将会拯救人类。” 很快，这种溢美之词就不得不把调门放低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本质、苏联政治斗争的本质以及领导人物性格的本质，使得缓和不可能成为冷战的出路。与各位前任相比，勃列日涅夫执政时的共识没有那么好斗和排外了，但显然还是基于“以实力促和平”的信条。而且为了使主张强硬路线的人也能够接受缓和，这种共识并没有触动苏联整个正统意识形态的支柱。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勃列日涅夫主持了苏联历史上最昂贵、影响最为深远的军备计划。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得到了他的保守派朋友乌斯季诺夫和格列奇科，以及军方和军工部门其他实权派人物的支持。 勃列日涅夫真诚地希望，他与勃兰特以及尼克松的个人友谊会有助于缓和冷战的紧张气氛。他在党内的政治斗争中是个强硬的现实主义者，但在国际关系方面却陷入了浪漫主义。这不是那种革命的浪漫主义。勃列日涅夫所相信的，与其说是推动全世界的革命与反殖民运动，不如说是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建立友谊以服务于苏联的利益。他错误地以为这些友谊以及苏联与其他大国间的经济合作可以克服东西方之间在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上存在的根本分歧。 如果没有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山顶宝训”，从1970年至1972年这段时间的缓和，要么有可能根本不会发生，要么有可能影响会小得多。勃列日涅夫的情感构成及其二战的经历，使得他对北约与华约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性以及苏美之间核对决的危险性比较敏感。人们只要想象一下，如果是板着脸的柯西金、阴沉沉的葛罗米柯或者鹰派的谢列平，坐在勃列日涅夫的位置上参加与西方领导人的峰会，那其中的区别就会一目了然。勃列日涅夫爱讨别人的喜欢，他虚荣心很强又热心交际，他嗜好外国的小轿车和别的玩意儿，这些都可以被视为性格上的弱点，但它们对于缓和却很管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够自觉而愉快地承担起一个和平缔造者和通情达理的国务活动家的角色，而不是扮演虚张声势的革命者或者专横跋扈的皇帝，像这样的苏联领导人，他算是第一个。他把电视中广为播放的自己与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紧挨在一起的画面用作苏联国内的公关手段，这在克里姆林宫也是前所未有的。埃贡·巴尔在其回忆录中正确地评论说：“勃列日涅夫是向戈尔巴乔夫过渡的必要环节；后者所完成的，正是从前者开始的。他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很大贡献。”
  1. 对此所做的有益的讨论见于Westad，“Fall of Dentente and the TurningTides of History，”4-33。?????
  2. 研究缓和的分析家们一他们大多是外交家和政治学家——列出了促使苏美恢复友好关系的几方面的新发展。他们一致认为，最为重要的一个新发展是苏联的战略力量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迅速提高，而美国国内此时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他们还特别提到了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69年的中苏边境冲突之后，在共产主义集团内部出现的危机。他们指出，苏联专制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多，对于西方投资与技术的需要也越来越大。最后，他们还认为，缓和是源于西方领导人的主动行动，例如美国的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的“三角外交”以及维利·勃兰特和埃贡·巴尔的“新东方政策”。参见Hanhimaki，Flawed Architect；Isaacson，Kissinger；Baring，Machtwechsel；Haftendorn，Security and Détnete；Nelson，Making of Détnete。?????
  3. Gelman，Brezhnev Politburo and the Decline of Détnete；Anderson，Public Politics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4. “Report of the CC CPSU Presidium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no later than October 14，1964，”Istochnik 2（1998）：102-25，引文见第113页。?????
  5. Ibid.，113-14.?????
  6. 在勃列日涅夫为1964年10月的政治局会议所做的私人笔记中，他草草地写下了“波利扬斯基报告”和“关于苏斯洛夫同志的全会报告（待发）”，并在它们下面画了线。这些是阴谋家们商量的全会的两个选项。他们选择了第二个，于是，苏斯洛夫便对赫鲁晓夫做了很不具体的批评Volkogonov，Sem Vozhdei，2：83.?????
  7. 罢免赫鲁晓夫的那群人包括政治局委员L.I.勃列日涅夫、G.I.沃罗诺夫、A.P.基里连科、A.N.柯西金、N.V.波德戈尔内、D.S.波利扬斯基、M.A.苏斯洛夫、N.M.什维尔尼克、V.V.格里申、L.N.叶夫列莫夫（L.N.Efremov）、K.T·马祖罗夫（K.T.Mazurov），V.P姆扎瓦纳泽（V.P.Mzhavanadze）、P.E·谢列斯特，Sh.P.拉希多夫（Sh.R Rashidov）以及中央委员会的各个书记和各部门的负责人Yu.V.安德罗波夫.P.N.杰米切夫（P.N.Demichev）、LF.伊利乔夫、V.I.波利亚科夫（V.I.Polyakov）、B.N.波诺马廖夫、N.G·伊格纳托夫（N.G.Ignatov）和A.N.谢列平。他们中只有安德罗波夫、谢列平和波诺马廖夫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苏斯洛夫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专家。?????
  8. Mikoyan，Tak Bylo，619.?????
  9. 参见格拉斯博罗会议的文字记录，FRUS，1964-68，14：514-56；关于柯西金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的行动，参见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他在1964～1966年间担任过他的对外政策顾问）的回忆录，Cherez godi i rasstoyaniia，267，269-274；Alexei Voronov，“Na nive vneshneipolitiki，”in Premier izvestnii i neizvestnii，57-63。?????
  10.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168.?????
  11. 根据大部分回忆录中的说法，这一“派”包括克格勃的负责人谢米恰斯内、波利扬斯基、莫斯科地区党的领导人尼古拉·叶戈雷切夫（Nikolai Yegorychev）和尼古拉·梅夏采夫（Nikolai Mesyatsev）。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在其回忆录中断然否认存在过这样一个派系。Bespohoinoie serdtse，375，389-90.?????
  12. 关于这种“怀有敌意且主张孤立主义的特征”，参见English，Russiaand the Idea of the West，120-22。?????
  13. 这些材料源于斯大林在1950年4月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各位作者的会谈，RGASPI，f.17，op.133，d.41，1.20-25，转引自Pollock，Polirics of Knowledge，182。类似的看法参见Vladimir Semenov，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ia 4（July-August 2004）：96-97。?????
  14. English，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121-22；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177-79.?????
  15. English，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121-22；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177-79.?????
  16. EngLish，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121-22；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177-79.?????
  17. Arbatov，System，115.?????
  18. Gaiduk，Confronting Vietnam，203-4，207.?????
  19. Gaiduk，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8-9，17-21，28-30，37-38，40，54-55，58.甘杜克认为，对于重估苏联的对越政策，赫鲁晓夫的下台并不是“起点”，而只是加快了事情的进程（19）。我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更重要。的确，北越率先采取了行动，导致冲突升级并迫使莫斯科采取行动。如果美国人轰炸越南，很难想象赫鲁晓夫会袖手旁观。同时，如果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要让苏联支持北越的事业也更难。?????
  20. 作者对时任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费奥多尔·莫丘利斯基（Fedor Mochulsky）的采访，莫斯科，1992年6月20日；Elizavetin，“Peregovori Kosygina i Chou Eniaia v Pekinskom Aeroportu，”54；Bovin，XX vek kak zhizn，131-32；Kamow，Vietnam，427。有关这方面的背景及苏联、中国和越南之间的合作的不愉快的回忆，参见Gaiduk，Confronting Vietnam；以及Olsen，“Changing Alliarrces”。?????
  21. 有关背景参见Logevall，Choosing War。?????
  22. 时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的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指出了越南战争对美苏关系的不利的溢出效应；见于他的Kholodnaia voina，123。?????
  23. 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127；伊戈尔·奥格涅托夫（Igor Ognetov）（曾经担任驻河内的苏联大使馆参赞），“Tonkinskii intsidenti Sovetskaia pomosch Vietnamu，”97-98；FRUS，1964-68，14：233-59。?????
  24. 关于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的态度，参见Dobrynin，In Confidence，140，143；另见Gaiduk，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48。?????
  25. Mikoyan，Tak Bylo，619-20.?????
  26. Bovin，XX vek kak zhizn，134；Mikoyan，Tak bylo，620.?????
  27. Andropov，KGB to the CC CPSU，November17，1967，发表于Morozov，Evreiskaia emigratsiia，60-61。?????
  28. Kornienko，Kholodnaia voina，130-35.?????
  29. Shelest，Da Ne Sudimy Budete，283-84.?????
  30. Dobrynin，In Confidence，160-62；Bovin，XX vek kak zhizn，160.?????
  31. Dobrynin，In Confidence，162-67；Kornienko，Kholodnaia voina，124-27；作者对科尔尼延科的采访，莫斯科，1990年3月15日；Savelyev and Detinov，Big Five，7-9。?????
  32. 勃列日涅夫1944年以来的日记都是一些乱糟糟的“没受过什么教育、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话”。Volkogonov，Sem Vozhdei，2：11.?????
  33. Ibid.?????
  34. 列昂尼德·扎米亚金的回忆，见于Mlechin，Predsedateli KGB：Rassekrechenniie sudbi，439；同样的观点参见Adzhubey，Krusherzi ieilliuzii，309-10；Grigorenko，V podpol'e mozhno vstretit tolko krys，268。?????
  35.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112-13；另见他的采访，Sovershenno sekretno 6（1992）：8。?????
  36. Arbatov，Zatianuvsheesia vyzdorovleniie，45；English，Russia and the Ideaof the West，122.?????
  37. 维克托·苏霍德列夫提到的“山顶宝训”，见于Musgrove I，transcript。关于勃列日涅夫的布道，有一种说法是出自1974年6月4日埃夫里尔·哈里曼与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备忘录，Special Files，box586，Harriman Collection，LC。?????
  38. Bovin，XX vek kak zhizn，138，139；参见中央主席团1964年3月20日会议备忘录第137号，Prezidium TsK KPSS，820。?????
  39. 这是克格勃将军尼古拉·列昂诺夫2002年10月12在哈瓦那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会议上告诉作者的；关于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的批评，参见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76年1月1日，NSArch。?????
  40. Bovin，XX vek kak zhizn，256-57.?????
  41. Mikoyan，Tak Bylo，619；Semichastny，Bespokoinoie serdtse，352.?????
  42. Brezhneva，World I Left Behind，38；Chazov，Zdorovie i Vlast，85；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118；“Dnevnik kommuni33，”TsADKM，f.193，op.1，d.3，1.156.?????
  43. 克格勃地方情报负责人L.斯图帕克（L.Stupak）给乌克兰第一书记彼得·谢列斯特的报告；参见谢列斯特日记，1966年12月5日，Da ne sudimi budete，266。?????
  44. Arbatov，System，245-48；Bovin，XX vek kak zhizn，254-55.?????
  45. Kevorkov，Tainii Kanal，127；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116，250；Burlatsky，Vozhdi i sovetniki，149；Chazov，Zdorovie i vlast，14-15.?????
  46. P.Rodionov，Znamia 8（August1989）：194-95；Shelest in Leonid Brezhnev v vospominaniiakh，razmishleniiakh，suzhdeniiakh，223-24；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57，259.?????
  47. Shelest，Da ne sudimi budete，219-20；Adzhubei，Krusheniie Illuzii，312；Savelyev and Detinov，Big Five，16；Kornienko，“On the ABM Treaty，”1989年11月15日在莫斯科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的演讲，笔记存于作者个人的档案馆。?????
  48. 关于格列奇科，参见Red Star，October 18，2003；以及S.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Krizisi i raketi，2：417-29。关于乌斯季诺夫，参见Zalessky，Imperia Stalina，455；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68；Kevorkov，Tainii kanal，234-37。?????
  49. Savelyev and Detinov，Big Five，9-11.?????
  50. Holloway，Soviet Union and the Arms Race，58-59；Zaloga，Kremlin'sNuclear Sword，103，118-41.?????
  51. Chemyaev，Moia zhizn，305.?????
  52. Bovin，XX vek kak zhizn，141，145-46.关于勃列日涅夫内心的斗争，参见Arbatov，System，127-30；Chemyaev，Moia zhizn，259-60。?????
  53. Chemyaev，Moia zhizn，305.?????
  54.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68；葛罗米柯的简介参见Mlechin，MID：Ministri inostrannikh del，352-442。?????
  55. Dobrynin，In Confidence，640.?????
  56. Ibid.，642；作者对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的采访，莫斯科，1996年12月10日。?????
  57. 对于此次危机的文献搜集得最为全面的见于Navratil，Prague Spring，1968。?????
  58. RGANI，f.5，op.60，d.309，1.58-72，转引自Pikhoia，Sovetskii Soiuz，321。捷克档案馆这方面的文献可以支持这种说法但还不是决定性的。参见Mastny，“‘We Are in a Bind，’”230-50；Chemyaev，Moia zhizn，265。?????
  59. Suri，Power and Protest，199-200；Shelest，Da ne sudimi budete，287，330，337，396-97；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146-47；Chernyaev，Moia zhizn，264；另见Pikhoia，Sovetskii Soiuz，303，336。?????
  60. Nikolai Shmelev，“Curriculum vitae，”Znamia-plus，1997/98，112；Pikhoia，Sovetskii Soiuz，301-26；Navratil，Prague Spring，1968，114-25，132-43，158-59，212-33，336-38.?????
  61.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112-13；Shelest，Da ne sudimibudete，363，368，384-85.?????
  62. Pikhoia，Sovetskii Soiuz，326-40.?????
  63. 政治局会议记录，1968年7月19日，转引自Pikhoia，Sovetskii Soiuz，327。?????
  64. Medvedev，Neizvestni Andropov，106-7，114.?????
  65. 摘自1968年9月16日对对外政策走向和苏美关系状况的评估报告（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见于Dobrynin，In Confidence，643。?????
  66. Kvitsinsky，Vremia i sluchai，278.?????
  67. Bovin，XX vek kak zhizn，194-95.?????
  68. Navratil，Prague Spring，1968，547～63；Kramer，“Ukraine and the Soviet-Czechoslovak Crisis of 1968，”234-47.?????
  69. 1968年的入侵对于苏联知识分子来说是个分水岭，这方面的证据很多。参见Bovin，XX vek kak zhizn，193；Chernyaev，Moia zhizn，266；Alexeyeva and Goldberg，Thaw Generation，216；Arbatov，Zatianuvsheesia vyzdorovleniie，143；English，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110-15，尤其是第114页。?????
  70. Chemyaev，Moia zhizn，268，272，292.?????
  71. Goncharov and Usov，“Peregovori A.N.Kosygina i Chou Enlaia v Pekinskom Aeroportu，”41，43；Kuisong，“Sino-Soviet Border Clash，”21-52.?????
  72.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16-17；Semichastny，Bespokoinoie，328.?????
  73. Kissinger，Years of Upheaval，233；Burr and Richelson，“Whether to‘Strangle the Baby in the Cradle，’”67-71.?????
  74.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17.?????
  75. Goncharov and Usov，“Peregovori A.N.Kosygina i Chou Enlaia”[A.埃利扎维京（A.Elizavetin）的回忆与编者的评论]，54-56，57-58；另见这些回忆的续编，Problemi Dalnego Vostaka 1（1993）：118。?????
  76. Kvitsinsky，Vremia i sluchai，226.?????
  77.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184；Kvitsinsky，Vremia i sluchai，272.?????
  78. Falin，Bez skidok na obstoiatelstva，Politicheskiie vospominania，127.?????
  79. “Iz dnevnika Semenova，”January 27，1969，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ia 4（July-August 2004）：91；Kvitsinsky，Vremia i sluchai，264-71；Sarotte，Dealing with the Devil，31-32.?????
  80. Chazov，Zdorovie i vlast，90.?????
  81. Sarotte，Dealing with the Devil，34-35；Kevorkov，Tainii kanal，24-25.?????
  82. Kevorkov，Tainii kanal，58-64.?????
  83. Bahr，Zu meiner Zeit，284-338；Sarotte，Dealing uith the Devil，77-84.?????
  84. 关于美方的情况，参见Garthoff，Détnete and Confrontation，279-87；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406-7，801-3，809-10；Hanhimaki，Flawed Architect，85-91；Burr，Kissinger Transcripts，11，44。另参见KDB。?????
  85. Kevorkov，Tainii kanal，95-96；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189-91.西德方面的看法参见Brandt，Erinnerungen，206-10。?????
  86. Bovin，XX vek kak zhizn，245-46；Kvitsinsky，Vremia i sluchai，276-77.?????
  87. 1976年7月12日莫洛托夫致丘耶夫，见于Chuev，Sto sorok besed，116。伊扎克·布鲁德尼夸大了勃列日涅夫对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并根据很不具有决定性的证据断言，他支持把他们“吸收”进这个国家文化领域的掌权派。恰恰相反，勃列日涅夫的政策招来了民族主义分子越来越多的批评。Brudny，Reinventing Russia，70-93；Laqueur，Black Hundred；Semanov，Brezhnev.?????
  88.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76年1月1日，NSArch。另参见1975年12月16日与勃列日涅夫一起召开的一次会议的速记记录，转引自Brutents，Tridisat let，279。?????
  89. Bovin，XX vek kak zhizn，213-14，229-30.?????
  90. Nelson，Making of Détnete，101.?????
  91. Kevorkov，Tainii kanal，95.?????
  92. Bovin，XX vek kak zhizn，256-57.?????
  93. Savelyev and Detinov，Big Five，9-11.?????
  94. 参加首次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谈判的代表团中包括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外交部美国司司长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军工委员会下属的科学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休金（Alexander Shchukin）、无线电部的代表彼得·普列沙科夫（Peter Pleshakov）、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和尼古拉·阿列克谢耶夫（Nikolai Alexeiev）将军、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代表弗拉基米尔·帕夫利琴科（Vladimir Pavlichenko）。参见Saveliev and Detinov，Big Five，9，12；作者对科尔尼延科的采访，莫斯科，1989年12月22日；“Iz dnevnika Semenova，”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ia 4（July-August 2004）：101。?????
  95. 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184，216-17.?????
  96. 苏联驻美大使A.F.多勃雷宁与尼克松总统的助理基辛格在1969年7月12日的谈话纪要，RGANI，f.5，op.61，d.558，1.92-105，翻译并发表于CWIHP Bulletin，no.3（Fall 1993）：64。?????
  97. 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206；另参见KDB。?????
  98. Hersh，Price of Power，376；Garthoff，Détnete and Confrontation，245-63；Ross，Negotiating Cooperation，17-54；Burr，Kissinger Transcripts，12-13；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17.?????
  99.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18；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214-15.?????
  100. Kevorkov，Tainii kanal，97-107.?????
  101. 关于1971年印巴战争的背景和有关事件，参见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842-918；Nixon，RN，525-31；Garthoff，Détnete and Confrontation，295-322；从苏联人的角度所做的非常简要的描述见于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18-20。?????
  102. Garthoff，Détnete and Confrontation，300-301；Hanhimaki，Flawed Architect，161，171，179-84；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42；A rbatov，System，195.?????
  103.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1113-22，1154，1176-91；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228-29.?????
  104. 据切尔尼亚耶夫的记录，柯西金在1972年3月9日给勃列日涅夫打过一次这样的电话，Moia zhizn，285。?????
  105.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22-23.?????
  106. Ibid.，221，226；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的叙述给人以这样的印象，见于Kholodnaia voina，144-45。?????
  107. 据美方的记录，勃列日涅夫对基辛格说，“你我一起可以在我们之间做成许多事情，也许我们连外交部都可以不要”。基辛格回答说，“我们这一方已经在这样做了。现在我们需要把葛罗米柯降级了”。勃列日涅夫然后说，“如果我看到尼克松总统脸色不高兴的话，我会给他讲些故事让他高兴起来”。基辛格说，葛罗米柯“看上去就有点像总统”。这些开玩笑的话在苏联的谈话记录中被删掉了。勃列日涅夫-基辛格的谈话备忘录，1972年4月22日，NARA；勃列日涅夫与美国总统特别助理亨利·基辛格的谈话记录，1972年4月22日，KDB。?????
  108. KDB；Sukhodrev，Iazik moi-drug moi，263.?????
  109.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21；KDB.?????
  110.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23-24；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233.?????
  111. 谢列斯特日记，1969年10月10～25日以及1972年1月8日，Da ne sudimi budete，437-38，496。?????
  112. 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233-34.?????
  113. Hanson，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conomy，122-23.?????
  114.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72年4月6日，NSArch。?????
  115.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10；基辛格对斯米尔诺夫的看法见于White House Years，1234。关于勃列日涅夫优先考虑对农业——尤其是在俄罗斯——的投入，参见Brudny，Reiaventing Russia，58-59；“Iz dnevnika Semenova，”April 18 and May 31，1972，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ia 4（July-August 2004）：104-5。?????
  116.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23-24.?????
  117.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1138；另见他的Years of Upheaval，231。?????
  118.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24.?????
  119. Sukhodrev，Iazik moi-drug moi，269；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25，232.?????
  120. 勃列日涅夫与哈里曼在克里姆林宫勃列日涅夫办公室会谈的备忘录，1974年6月4日，Harriman Collection，Special Files，box 586，LC。?????
  121. 苏霍德列夫，见于Musgrove I，transcript，14-16。?????
  122. Nelson，Making of Détnete，32-39.?????
  123.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1138；另见他的Years of Upheaval，231。?????
  124. Olshanskaia，“Kiseleva，Kishmareva，Tyuricheva，”9-27；Kozlova，“Krestianskii syn：Opyt issledovaniia biografii”，112-23.?????
  125. Chemyaev，Moia zhizn，290.?????
  126. Gelman，Brezhnev Politburo and the Decline of Détente.?????
  127. Bahr，Zu meiner Zeit，420.?????
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
苏联该担心什么？只有它自己的萎靡、松弛与懈怠。 ——莫洛托夫，1972年5月
1979年的圣诞夜，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大批苏联的机械化部队越过泰尔梅兹市附近阿姆河上匆匆搭起的浮桥，开始进入白雪皑皑的阿富汗群山之间的幽暗峡谷。苏联公民从国外的短波广播中得知了这一消息。大约在同一时间，“阿尔法”和“别尔库特”精英突击队猛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的宫殿，杀死了阿明及其家人和卫兵。克格勃成立了以阿富汗流亡共产主义者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为首的傀儡政府。几天后，苏联的塔斯社宣布，此次入侵的原因在于极度复杂的局势，“这种局势将阿富汗革命的果实和我国的安全利益置于危险之中”。这个消息就连苏联大部分对外政策精英也感到意外。研究这一地区的专家对于此次入侵事先也没有得到通知。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杰出的学者们立即意识到克里姆林宫的那些老人的严重失策。阿富汗在历史上就是个不可征服的地方，那里生活着极端排外的穆斯林山民。不过，对于此次入侵公开表示抗议的只有一个平民，那就是苏联的异见人士和核弹之父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政治局立即把他从莫斯科赶到高尔基市，让外国记者无法采访到他。 苏联的突然入侵在世界各地造成的影响，要远大于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类似的入侵引发的震动。后者并没有中断欧洲缓和的进程，对于美苏战略武器谈判的影响也很小。1979年的这次就不同了。西欧的反应不一，但美国的报复来得是既快又狠。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及其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认为，入侵阿富汗可能只是苏联在战略上向波斯湾突进的开端，那里可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多的地方。这显然立即威胁到了美国最为重要的利益。白宫采取了一连串的惩罚性的制裁措施，冻结并搁置了与苏联有关缓和的大部分协议、谈判、贸易以及文化交流。卡特甚至禁止将谷物卖给苏联，虽然这样的交易本来是有利可图的。他还向世界呼吁，抵制即将于当年夏季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 十五年后，从克里姆林宫的档案中发现的新的证据表明，苏联领导层没有任何进抵波斯湾的侵略计划。学者们现在认为，当时主要是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的新形势引发了苏联各位领导人的反应。塞利格.S.哈里森（Selig S. Harrison）认为：“阿富汗政局的变化之快让勃列日涅夫及其幕僚始料未及。事态的发展令他们身不由己，结果也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 事后看来，入侵阿富汗的行动虽然在一开始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其实却是苏维埃帝国超负荷运行的最初的信号之一。就仿佛是要证明这一点一样，1980年夏在波兰爆发了革命。作为反共的全国性的运动，团结工会的崛起对于苏联在中欧的地缘政治地位来说，威胁要大于“布拉格之春”。但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决定不派部队，结果让波兰革命一直持续到1981年12月。在这一决策中，担心美国人报复只是个次要因素。沃伊捷赫·马斯特尼写道，“在波兰危机中，莫斯科的处置方式并没有受西方任何具体政策的重大影响”。 如果苏联入侵阿富汗是个灾难性的误判而非进攻性的计划，那是否因此要重新评估之前的整个阶段呢？正如许多有关20世纪70年代冷战的书籍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是苏联与西方缓和的“高潮”迅速回落的时期。紧张的军备竞赛一如既往，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如此；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特别是在安哥拉（1975～1976）和埃塞俄比亚（1977～1978）大打代理人战争。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认为，由于苏联插手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间的“非洲之角”战争，“缓和被埋葬在了欧加登的沙漠里”。苏联对外政策的资深专家大多也都坚持认为，在1979年底之前，缓和的势头已经过去了。不过，他们把这归咎于卡特政府与克里姆林宫的各位统治者之间的误解。 仔细考察美苏两国的国内状况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缓和的势头为什么会衰退。在美国，缓和这个字眼到1975年的时候已经变了味，它成了两大政党的许多政治家抨击的对象。在与华盛顿关系恶化的问题上，人们对苏方的态度研究和探讨得较少。本章要探讨的是，勃列日涅夫在影响苏联对外政策走势和维护苏美关系良好势头方面的能力的逐渐减弱。随着他本人兴趣的减退与健康的每况愈下，官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其他诸多因素就注定了苏联在对外及安全政策上的放任自流和停滞不前，而且危险的是，还把手伸得太长。

缓和与人权

随着1972年岁末的临近，苏美“伙伴关系”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比1945年以来的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好。美国参议院批准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并通过了一项有关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临时协议。10月签订的苏美经贸关系的一揽子协议，为苏联在对美出口方面的非歧视性贸易地位以及美国在对苏出口方面的官方信贷支持扫清了障碍。尼克松公开承诺将向莫斯科提供长期贷款。在有关越南问题的巴黎和谈的最后阶段，由于美国人与莫斯科的全方位的情报共享，秘密渠道也突然之间变得活跃起来。11月，勃列日涅夫在西方的两个重要伙伴尼克松和勃兰特都再次当选，一个是大获全胜，一个是稳稳当当。 11月20日，勃列日涅夫在病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出现在了苏共书记处。“一切都很好，”他对鼓掌欢迎的官员们说，“不管怎样，到头来获得胜利的是和平力量，而不是战争力量。”勃列日涅夫展望了为商讨欧洲安全会议的筹备工作而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预备会议。由于苏联与西德的和解，勃列日涅夫最后说，“我们推动并参与了欧洲事务的组织工作。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永远不要让它从我们的手中滑掉”。还是在11月，在苏联的坚持下，来自东、西欧的代表们，再加上苏联、美国和加拿大，就成立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一事达成了一致。在勃列日涅夫看来，它将取代北约和华沙集团，成为欧洲最高的政治组织。 总书记在1973年的上半年收获了苏联外交的丰硕成果。5月，他成为首位访问西德的苏联领导人——几十年来，苏联的宣传一直都在诋毁这个国家，说它是新纳粹主义的老巢。勃列日涅夫对于自己所见到的一切都兴奋不已，包括自己下榻的波恩附近的居姆尼希宫（Palais Gymnich），以及勃兰特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崭新的宝马跑车。由于两位领导人的良好的个人关系，政治家及实业家之间的谈判也是成果累累：苏联增加石油、天然气和棉花的供应，以换取德国的设备、技术以及梦寐以求的消费品。 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而在那里，他再一次毫不掩饰地表现出自己的兴奋和愉快。他游览华盛顿，盘桓于戴维营以及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克莱门特的尼克松的家中。他还开着美国车高速行驶，身旁坐着吓坏了的尼克松；他拥抱好莱坞明星查克·康纳斯（Chuck Connors），还像儿童一样摆弄六发的玩具左轮手枪和总统送给他的牛仔腰带。但实际上，此次访问的成果非常有限。在经贸合作上依然没有任何突破。不过，在6月22日纳粹入侵苏联的周年纪念日，当他和尼克松签订防止核战争的双边协议的时候，他还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对于总书记而言，这份保证不使用核武器的协议是朝着实现他父亲愿望的方向前进的重要一步。但尼克松和基辛格却不这样看。他们后来都声称，苏联那样做是为了离间美国与北约的关系。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坚称，他第一个察觉到勃列日涅夫的倡议是“苏联人的花招，居心叵测，是想诱使我们同意放弃使用核武器，因为不管怎么说，保卫自由世界要靠这些核武器”。基辛格甚至写道，这是苏联人耍的阴招，是为了给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找理由。实际上，在签订协议的时候，基辛格和尼克松都认为它纯粹是象征性的。至于它对北约盟友的“分离”作用，他们并没有太过担心，甚至也没有跟西欧人协商。而且在当时，中国人率先发动核战争的能力与苏联人的一样，让美国人感到不安。 在勃列日涅夫的意图与其美国伙伴对于它们的感知（或至少是对它们的描述）之间的这种隔阂，反映了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信任的限度。实际上，双方都把缓和视为管制下的竞争，是对冷战的延续，只不过手段没有那么危险而已。雷蒙德·加特霍夫既是缓和的参与者，也是缓和方面的学者。他说，只要有可能，双方都想取得对于对方的单方面优势。当勃列日涅夫欢庆苏联在欧洲的政治地位得到加强的时候，尼克松也正穿梭于苏联的周边国家：访问伊朗，想把伊朗国王变成美国在波斯湾的总督；访问波兰，在华约组织中重新燃起反苏的希望。 确保美国的政治家和苏联的统治者继续站在“以实力促和谈”这一熟悉的立场上的，与其说是战略考虑，不如说是国内的政治状况、意识形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在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协议签订之后，尼克松力主增加战略武器。当勃列日涅夫在西德的时候，他甚至拒绝讨论苏联即将部署的全新的“先驱者”中程导弹，也就是后来西方所说的SS-20。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认为，勃列日涅夫“是听从了得到葛罗米柯支持的我们军方领导层的建议，尤其是乌斯季诺夫”。军方对于这些可移动的、高精度的新型导弹非常自豪，并视之为对苏联四周北约基地的期待已久的回击。 在这种情况下，苏美缓和的唯一希望在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两人是否把缓和视为他们共同的事业，从而舍得在上面投入时间和政治资本。尼克松和基辛格之于缓和的确有个人的利害关系，所以才一意撇开美国政府和国会中所有其他本来也可能因此而获得荣誉的人。尽管如此，对于他们来说，缓和仍然只是许多种手段中的一种。在1972年11月之前，尼克松最重要的目标是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并赢得连任。基辛格玩的游戏更复杂，它把中国和中东都卷了进去。而且从一开始，美国国内强烈抵制缓和的可能性就远远高于西方其他任何国家。尼克松起初还能够控制住保守的右翼势力，但水门丑闻很快就将削弱这种控制，并让尼克松的无数自由派敌人可以放心大胆地抨击缓和以及这位总统的其他所作所为。 勃列日涅夫考虑的明显不同。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开明”官员，在其日记中写道，“勃列日涅夫一生的事业主要就是这项和平主张。他想以此让人民记住他”。在可能的范围内，勃列日涅夫总是竭尽全力帮助自己的新“朋友”勃兰特和尼克松，并不顾国内反对派的抨击而力主缓和。总书记甚至考虑在三位领导人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同盟。1972年9月，他鼓动基辛格设法帮助勃兰特连任：“你我双方都希望看到[赢得大选]。”基辛格推托说，如果西德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同盟赢了，尼克松政府会“对他们施展我们的影响，不要改变政策”。 犹太移民问题是对勃列日涅夫的考验，能够看出他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其国内博弈中提供支持。自1971年以来，由于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苏联规定的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限额并不算太多。在莫斯科峰会以及通过秘密渠道与基辛格谈判之后，苏联领导层同意增加可以申请“以色列永久居留权”的限额。在1945年至1968年这段时间，只有8300名犹太人被允许离开苏联。从1969年到1972年，犹太人年均移民的数量从2673增长到29821，而且还在快速增长。要允许这么多的犹太人移居国外，勃列日涅夫必须付出相当多的政治资本，因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移居国外等同于对苏联这个“祖国”的背叛。此外，许多苏联官员都抱有反犹的偏见，对于让犹太人就这么轻易地移民很不满。1972年8月，苏联当局颁布了一条特别政令，要求凡是申请移民的犹太人，要想得到离境许可，首先必须“补偿”国家花在他们身上的教育费用。这项“用犹太人换现金”的计划，对于苏联寻求缓和这一目标来说，很快造成了灾难性的政治后果。 美国的犹太人群体借此大肆抨击苏联的反犹主义，同时也对美国的反犹主义旁敲侧击。美国媒体发起了一场猛烈的反对向苏联犹太人征收“退出税”的运动；而在美国国会，还形成了一个由犹太人、自由派和保守派联手组成的反对派，反对与苏联在贸易和金融方面的一揽子协议。一个野心勃勃想成为总统的政治家、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亨利·M.杰克逊（Henry M. Jackson）提出，美苏贸易法案的通过要以“苏联犹太人的自由”为前提。查尔斯·瓦尼克（Charles Vanik）在众议院对这一修正案表示附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意味着美国国会的风向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它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手里拿走了他们可以给勃列日涅夫提供的大部分实实在在的“胡萝卜”：给予苏联非歧视性的贸易地位和为美国的对苏出口提供国家信贷支持。这一运动反映出美国国内对于与苏联签订的各项协议的支持是多么表面化和脆弱。它也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利益集团的力量与意识形态的影响。 起初，勃列日涅夫对于这场愈演愈烈的乱局敬而远之；他并不反对犹太人，但同时他也不想在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上引火烧身。白宫一再恳求他出手相助，这让他改变了自己的主意。在得到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的支持之后，他悄悄地让克格勃和内务部免掉了大部分申请移民的犹太人，特别是中老年犹太人的退出税。奇怪的是，对于勃列日涅夫的非正式指示，各个官僚机构竟然未加理睬，所以在1973年春，有些要移民的人仍然被要求缴纳退出税。在开始实行退出税的头两个月，不到400名犹太人为了获得离开苏联的权利而缴纳了150万卢布。 华盛顿又传来了新的信号。3月20日，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从会议的文字记录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的谨慎。他必须考虑到犹太人问题的敏感性和爆炸的威力。他与同事们谈了自己对于放开斯大林给苏联犹太人文化生活设置的禁令的可行性。不过，他很快又补充说，他提这件事只是让大家考虑。结果，退出税被取消了，但只是“非正式地”，以示并非因为屈服于美国亲犹团体的游说。勃列日涅夫还与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柯西金和格列奇科达成一致：对于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某种技能的人，对于来自保密实验室和军方实验室的专家，或者顶尖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员，是不能发给退出签证让他们去以色列的。对此，他坦承是“因为我不想找事，再去和阿拉伯人争吵”。由国家强加于犹太人的整个歧视性的体制依然原封未动。 数年之后，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写道，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在犹太移民问题上的立场是“不明智的”。这种看法忽视了由于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而摆在苏联缓和设计师们面前的两难局面。对他们而言，与美国的贸易和金融协议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和实实在在的价值。与此同时，美国开出的新条件又完全无法接受，因为它们违背了平等与均势的原则，而该原则是苏联推动缓和的主要目标。他们不明白，对于对自身也有利的经济协议，美国为什么要对别的超级大国规定政治条件？要是苏联的犹太人不受限制地移民以色列，中东的阿拉伯盟友会怎么说？更棘手的是给国内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带来的麻烦：如果当局允许大规模移民，那么，说苏联是没有人离开的“社会主义天堂”，说犹太人正在融入“苏联各族人民的大家庭”，这样的宣传就会受到严重的破坏。为什么只允许犹太人移民？苏联的其他族群会怎么说？文化精英和官僚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有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对犹太人太宽大了。民族主义分子把矛头指向勃列日涅夫，说他的妻子是“犹太人”[维多利亚·勃列日涅夫（Victoria Brezhnev）出生于卡拉派家庭，而卡拉派一贯信奉犹太教]。对于这些流言蜚语，勃列日涅夫不可能充耳不闻，它们有可能会在政治上削弱他的权威性。 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还是准备帮助尼克松对付亲犹太人的反对派，让经济与金融协议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到1973年3月，总书记在不断地与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格列奇科、内务部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Nikolai Shchelokov）以及其他官员沟通，要为犹太移民问题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既让美国人满意，看上去又不像是屈服于外在的压力。在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激动地批评了那些在背后破坏他的缓和大计的苏联官员。他恳请自己的同事：“我们要么靠这个买卖赚一笔，要么继续我们本来打算对美国采取的政策。杰克逊抢先了一步。要是到头来事情朝着他的方向发展，那我们所有的工作和努力都白费了！”经过这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结果出台了专业人员移民的限额制度，并同意经由秘密渠道告知尼克松和美国的参议员，退出税将只适用于特殊情况。 但是有限的让步并没有能够平息杰克逊及其盟友的怒气。反对派得寸进尺，又要求一般的移居自由。新保守主义者，这些当时聚集在杰克逊周围，日后又跑到罗纳德·里根的共和党那边的冷战斗士，拒绝与苏联政权的任何妥协。尼克松没能摆平由犹太人、自由派和保守派联手组成的反对派，这对美苏关系来说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它排除了扩大经贸往来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多么渺茫——而扩大经贸往来本来是可以扩大美国社会支持缓和的政治基础的。而且它还助长了反对派的信心，要对缓和施以更多的打击。这个反对派很广泛，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1933年之前反对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那个运动。意识形态的原因——它在1933年时导致拒绝承认主张无神论的布尔什维主义——以及在此时凸显的人权问题，压倒了对于安全及经济利益的考虑。 这一新的形势意味着尼克松与基辛格从实用政治出发采取的对苏政策的终结。而且在苏联的异见知识分子与美国的媒体、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人权组织之间，逐渐结成了新的跨国同盟。失意的去斯大林化的倡导者、犹太人、反苏维埃的民族主义分子以及自由派民主人士，在莫斯科开始向美国记者呼吁，要求对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施压。他们把美国那些反对缓和的人，尤其是杰克逊参议员，视为自己的天然盟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也像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一样，相信缓和是苏联的险恶阴谋，认为与克里姆林宫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突然之间，勃列日涅夫的缓和大业在内部出了问题。苏联统治机器中的意识形态保守派此时可以振振有词地说，与西方恢复友好关系给政权带来了危险，因为它让美国成了苏联社会中的特洛伊木马。逮捕、精神病院和克格勃的迫害，并不能解决异见分子问题，只能火上浇油。犹太激进分子开始找苏联的驻外机构的麻烦，后来甚至向它们投掷炸弹。勃列日涅夫不时地打电话给安德罗波夫，要他“多加小心”。这位克格勃首脑对于国际舆论也出人意料地敏感起来。他担心自己这辈子会像贝利亚和自己的各位前任一样，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领导者。正如其心腹所回忆的那样，“安德罗波夫想要清清白白地离开国家安全首脑这个岗位的愿望非常强烈，以至于它很快就成了一个心结”。 安德罗波夫解决问题很有一套：他主张进一步放开犹太人的移民，同时把大部分喜欢发表意见的异见分子赶到国外。克格勃开始把一种严峻的选择摆到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的异见人士面前：要么是长期监禁，要么就通过“犹太人的渠道”移民国外。在20世纪70年代，60年代自由民主运动中的许多人物，包括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选择了离开苏联。有些人，像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和亚历山大·金茨堡（Alexander Ginzburg），是从牢里被送到国外的。大提琴演奏家姆斯季斯拉夫·洛斯特罗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和他的妻子、歌剧演员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Galina Vishnevskaya）被剥夺公民权的时候还在国外巡回演出。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虽说无情，但不流血，所以勃列日涅夫喜欢。它可以让这位苏联领导人在其国内的强硬派朋友与西方的“朋友”之间左右逢源。 20世纪60年代的去斯大林化运动中的偶像级人物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依然是现政权的心腹之患。这位作家公然藐视苏联当局。1968年9月，就在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月之后，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和《第一圈》在欧美的出版为他在全世界赢得了声誉。197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截然不同，索尔仁尼琴似乎很享受由国家发起的声讨他的运动，而前者却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于1958年宣布放弃这一奖项。 对于如何处置索尔仁尼琴，政治局进行了三番五次的讨论；他的案件成了领导层在国内异见分子以及缓和与西方关系的问题上，各种立场交锋的触发点。安德罗波夫建议政治局让索尔仁尼琴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然后乘机剥夺他的公民权。但勃列日涅夫的朋友和安德罗波夫的竞争对手、内务部部长晓洛科夫表示反对。他建议“要努力争取索尔仁尼琴，而不是把他抛弃掉”。在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前夕，政治局再次讨论了索尔仁尼琴问题。安德罗波夫和柯西金建议驱逐他，但却再次什么也没做。政治局的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表明，哪怕是意识形态的保守派，去斯大林化和文化“解冻”也对他们有着深刻的影响。1958年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曾经引起国际舆论的哗然，更近一点的是1965年对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埃尔的审判和监禁，这些都让政治局极不情愿再让苏联文化精英中的任何人成为殉道者。 1973年夏，在克格勃没收了索尔仁尼琴描写斯大林主义恐怖行径与劳改营的《古拉格群岛》的大量手稿之后，索尔仁尼琴案件再一次被提交给政治局。这个新的证据导致了无论是索尔仁尼琴还是勃列日涅夫恐怕都不希望看到的结局。1973年9～10月，勃列日涅夫否决了安德罗波夫把这位作家逐出苏联的建议。他担心这样做的负面影响有可能波及勃兰特和尼克松，并连累到自己的国外之行。他再次把此事搁置下来，并任命了一个处理索尔仁尼琴问题的特别委员会。但这位作家在使命感和保护自己及家人的愿望的驱使下，率先在西方发起公关运动。他发表了《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公开信》，并在信中强烈要求他们用俄罗斯东正教的信仰取代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1974年的头一天，西方媒体宣布《古拉格群岛》的俄文版出版。 七天后，在讨论了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上苏联的外交努力之后，勃列日涅夫提起了索尔仁尼琴案件问题。安德罗波夫又提出他以前的方案，快刀斩乱麻，把这位作家逐出苏联。葛罗米柯支持安德罗波夫的看法，但建议再等一段时间，等到赫尔辛基大会结束。这时，尼古拉·波德戈尔内要求立即逮捕这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桂冠诗人：“在中国，他们公开处死人民；在智利，法西斯政权枪杀并拷打人民；英国人在爱尔兰利用制裁对付劳动人民；而我们在处置一个明目张胆的敌人时，却选择逃避。如果驱逐索尔仁尼琴，就会暴露出我们的软弱。”柯西金支持这一建议，并表示应该对索尔仁尼琴进行公审，然后送到西伯利亚东部的矿井里，“外国的记者是不会去的，因为那里的天气太冷了”。实际上，他们两人都怪罪于勃列日涅夫的软弱，并暗示：勃列日涅夫在国外的访问以及他玩弄缓和的做法开始损害其他方面的国家利益。就连一向支持勃列日涅夫的安德烈·基里连科也挖苦说：“每当我们谈到索尔仁尼琴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这时就会恰好发生某些重要的[国际]事件，于是我们就把决定往后拖。”最后，勃列日涅夫同意——这一着很巧妙——最终要对索尔仁尼琴进行审判，但他对于逮捕他的事却未置可否。 在这个时候，安德罗波夫认定：政治局是想把索尔仁尼琴案件推给他，从而毁掉他的生涯。这位克格勃主席很快便通过与埃贡·巴尔的秘密渠道与西德政府达成协议，由西德向那位还不明就里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提供政治避难。在给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备忘录中，安德罗波夫警告说，“虽然我们不想损害我们的国际关系，但是，把索尔仁尼琴问题拖下去”，已经不行了，“因为它有可能给我们在国内带来极不愉快的后果”。这位克格勃首脑最后说，无所作为有可能会让许多反苏维埃的敌对集团变得更加嚣张，而如果当局不得不审判这位作家的话，则会造成“更大的损害”。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同意，于是索尔仁尼琴便乘飞机飞往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对于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来说，不幸的是，人权问题和喜欢直言的异见人士问题，并没有随那位著名作家的离去而一同消失。的确，许多异见人士都在西方湮没无闻，或者把他们的精力浪费在派系倾轧和争权夺利上。但是有些人留了下来。纳坦·沙拉恩斯基（Nathan Shcharansky）在苏联国内发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要求犹太人拥有完全的宗教和文化权利。有相当一部分犹太人由于没有通过安全审查而无法移民，这就成了美国犹太人继续反苏的口实。安德烈·萨哈罗夫和许多其他人权激进分子拒绝移民，并继续他们的社会活动。 在政治局讨论即将在1975年7月的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上签署的《赫尔辛基最终法案》草案的时候，人权问题又一次浮出了水面。“开明”外交官之一、苏联代表团团长和外交部副部长阿纳托利·科瓦廖夫（Anatoly Kovalev），说服了葛罗米柯对西欧人做出让步——后者想把所谓的第三组问题，即有关人民的自由迁徙、家庭团聚与探视，以及信息、文化、教育开放的各项条款，也放到最终法案的草案中。反过来，西方国家也同意接受东欧在二战后形成的领土与政治现状。当最终法案草案被提交给政治局的时候，政治局中的意识形态保守派极为愤怒和惊愕：难道苏联要对外来势力的颠覆和干涉开放吗？科瓦廖夫做好了应对这场风暴的准备，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葛罗米柯提出了一个历史上的根据。他把赫尔辛基协议比作1815年的维也纳大会，把勃列日涅夫比作沙皇亚历山大。葛罗米柯还举了一个例子，即他与基辛格达成的“理解”：虽然有了最终法案，但任何一方都不应干涉对方的内部事务。他认为苏联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且就人权而言，“在我们自己的地盘上仍然是我们说了算”。保守派不再反对了：不管怎么说，斯大林为了换取西方其他方面的让步，也在雅尔塔签署过《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 1975年8月1日，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的继任者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再加上欧洲其他国家和加拿大的33位领导人，共同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从短期来看，该法案并没有为苏联国内带来任何自由化。苏联的宣传机器把此事吹嘘为勃列日涅夫的最伟大的胜利，而这位总书记在苏共代表大会上也是这么说的。他个人更是将其视为自己主政的巅峰之作。然而，从长远来看，事实证明，法案中含有的有关人权的承诺是埋在苏维埃政权下面的定时炸弹。当葛罗米柯认为异见人士无足轻重因而无须认真对待的时候，他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在破坏现政权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扮演过重要角色。但他对全球意识形态及政治发展趋势的解读大错特错。在维也纳大会上，沙皇外交的胜利是短暂的。俄罗斯在自由欧洲后来成了用来吓唬小孩的怪物，这就为俄罗斯埋下了在1853～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的种子。1975年，克里姆林宫又一次在庆祝地缘政治的胜利，却没有预见到它的可怕的后果。

风云乍起的伙伴关系

1973年10月6日，“赎罪日战争”突然爆发，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的伙伴关系因此而受到了挑战。对于苏联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长期以来存在很大的争议。由于有了苏联的资深官员，尤其是苏联高级外交官维克托·伊斯拉埃良的回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现在可以有非常透彻的分析。在这次的战争爆发过程中，一个关键的角色是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为了恢复阿拉伯人的尊严以及失去的领土，他准备对以色列发动出其不意的进攻。他瞒过了政治局和驻埃及的苏联代表——尽管克格勃和军方对于此次进攻的准备情况肯定是知情的。就像对早先的北越一样，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无法控制或约束他们在国外的代理人。 尼克松对莫斯科的访问让那位埃及领导人感到很不是滋味，因为苏美修好有可能意味着它们会联手主张维持中东地区的现状，于是他便着手策划一个两面派的花招。他宣布将17000名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逐出埃及。尼克松立即通过秘密渠道向勃列日涅夫表示，他对萨达特的决定毫不知情，也没有与他有过秘密接触。实际上，美国当时对于萨达特发出的秘密信号迅速做出了回应。 勃列日涅夫对于埃及和叙利亚的备战很是关切。他本来更愿意与美国共同努力，防止中东战火重燃。他在1973年夏访问华盛顿期间警告过尼克松，莫斯科几乎无法控制它的阿拉伯朋友。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于勃列日涅夫的警告没有当真，也没再追问此事。基辛格想要削弱苏联在中东的影响，所以他不想让莫斯科在那里扮演和平设计师的角色。此外，一心想从越南撤军的美国人也没有注意到，在另外一个地区，气氛正变得越来越紧张。既然美国人不愿意一同行动，苏联领导层也就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向以色列发出警报，说阿拉伯人即将进攻了。 苏联军政领导人想帮助安瓦尔·萨达特打败以色列并收复埃及的领土。不过，从一开始，他们就感到阿拉伯人肯定会输掉战争。结果证明这种预感是正确的，于是他们就改变主意，想防止自己的阿拉伯盟友彻底崩溃。在“赎罪日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的时候，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同时扮演两种角色：一是作为政治局领袖，另一个是作为倡导缓和的国务活动家。他以惊人的技巧完成了这项工作。他巧妙地压制住了想要采取严厉行动的强硬派的气焰。例如，他派主张行动的柯西金秘密访问开罗——在那里，这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试图让萨达特听从苏联的建议，但却白费口舌。他还排挤掉了既好斗又无知的波德戈尔内。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始终坚称，他是本着缓和与“基本原则”及防止核战争协议的精神，把跟美国政府的携手合作放在第一位。基辛格在自己的顾问圈子里承认，苏联人“在所有方面都尽力表现得相当通情达理。即便是在中东，我们在那里的政治战略使他们的境况极为窘迫，他们也没有真的想要修理我们”。 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勃列日涅夫想要维持他与尼克松的特殊关系。危机期间，两人第一次以亲笔信的方式互致问候。勃列日涅夫还兴奋地向政治局吹嘘：“尼克松对所有苏联领导人以及我个人都极为尊重。”不过，尼克松此时已被水门丑闻弄得焦头烂额，并由已经被批准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代表他处理美国的对外政策。基辛格及其手下没有错过利用埃及的失败来削弱苏联在该国影响力的机会。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基辛格没有理睬苏联提出的合作建议，从而为取得胜利的以色列人向埃及境内的推进赢得了时间。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开始抱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了”。10月19日，安德罗波夫警告勃列日涅夫说：“对尼克松而言，遭到弹劾的危险现在要比几个月前还要大。在目前的形势下，犹太人在国会的游说会严重影响到尼克松的行动，以及他执行你访美期间达成的各项协议的意愿。这一点不能不考虑。” 为了让萨达特和埃及不至于彻底崩溃，苏联人必须得做点什么。经过长时间的激烈讨论，政治局给尼克松精心拟就了一封模棱两可的电报，实际上就是1956年那个著名的倡议的翻版，当时苏联人向艾森豪威尔建议联合出兵中东以阻止战争。只是在最后时刻，勃列日涅夫同意在电报里添上一些“带有威胁意味的内容”：如果美国不想一起出兵阻止战争，那苏联“就迫切需要考虑单方面采取适当措施”。高加索的两个伞兵师被要求进入待命状态，地中海的苏联战舰也接到命令驶向埃及以展示武力。实质上，苏联人摆出的这副姿态只是装模作样，虚张声势，而且还小心翼翼，生怕吓着美国人。 不过，基辛格还是慌了。他没有通过秘密渠道向苏联通报，就下令美国的战略力量进入仅次于全面核警报的三级战备状态。当政治局于次日早晨再次召开会议商讨可能的应对方案时，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基辛格的诡计。格列奇科、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基里连科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建议苏联发出动员令。勃列日涅夫考虑到赫鲁晓夫核边缘政策的前车之鉴，建议对此不要理睬。他推断说，尼克松的脑子被国内反对他的运动给弄糊涂了。“让他冷静下来再解释，为什么先发出核警报。”这也许是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最了不起的时刻之一了。事实上，尼克松当时喝得烂醉，是由基辛格撇开总统，一个人在处理中东危机。当尼克松于10月25日醒来的时候，他取消了警报并给勃列日涅夫本人回了一封带有安抚性质的电报。最后，在美苏共同的外交斡旋下，以色列武装力量停止推进，此次危机开始平息下来。 美国在中东危机中的单边主义行动并没有导致苏美缓和的衰退。相反，“赎罪日战争”让勃列日涅夫更加确信，只有依靠苏美共同行动，才可以促成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的和平。在10月28日致尼克松的信中，勃列日涅夫暗示有某些势力在搞鬼，想毁掉“我们之间个人的相互信任”。他不再隐瞒自己对基辛格的怀疑。而且由于对萨达特操纵别人的行为非常恼火，他甚至开始考虑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他告诉葛罗米柯，阿拉伯人如果想让苏联人民“替他们卖命”，那他们就见鬼去吧。目睹了这场情绪大爆发的切尔尼亚耶夫写道：“这就是实用政治。但社会上对此毫不知情。”苏联的宣传机器使苏联人民相信，以色列又一次成了侵略者。就像1967年一样，报纸煽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情绪，各级党组织则组织集会，表示要与“进步的”阿拉伯政权团结在一起。 事实证明，勃列日涅夫想在中东暗中扮演务实政治家的企图毫无结果。1974年之后，美国掌握了埃以和谈的主动权，并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达成了戴维营协议。苏联人已经在埃及投入了几百亿卢布，因而对萨达特的背叛极为憎恨。“失去埃及”对政治局随后有关非洲危机的决策产生了持久的心理影响。而且这些记忆在1979年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它们将激起苏联人对哈菲佐拉·阿明的怀疑，觉得他在阿富汗可能又会像萨达特那样对待他们。 水门事件和尼克松在1974年8月的辞职，给勃列日涅夫又留下了一个持久的创伤。在尼克松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他与这位苏联领导人的通信逐渐呈现出一种超现实的性质。这位陷入孤立的总统，开始把与总书记的伙伴关系视为水门丑闻的狂暴大海中的一座宁静小岛。尼克松通过秘密渠道示意，两位领导人有着共同的敌人，其中就包括美国的犹太人集团。令其手下的工作人员大为惊愕的是，他甚至谈到要把“勃列日涅夫－尼克松主义”作为世界和平的坚实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勃列日涅夫从来没有像尼克松的某些幕僚们所担心的那样，想要利用水门事件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事实上，他是最后一个毫无保留地继续支持尼克松的外国领导人。就像斯大林和莫洛托夫1945年无法理解丘吉尔的选举失败一样，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幕僚们也无法理解，一桩水门大楼的窃听案怎么就能让一位如此可畏的国务活动家在以绝对优势赢得连任之后黯然辞职。在他们看来，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为了除掉缓和在美国的首席设计师，缓和的敌人选择了一个好借口。 更令人痛苦的是，三个月前，也就是在5月份，勃列日涅夫刚刚失去了致力于缓和的另一位伙伴。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一起性丑闻以及一位与他关系最紧密的助手京特·纪尧姆（Guenther Guillaume）被揭露出是民主德国的间谍之后辞职了。民主德国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和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的首脑埃里希·米尔克（Erich Mielke），不顾苏联的反对，把纪尧姆安插在勃兰特身边。在监视勃兰特并损害他的名誉方面，东德领导人显然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讨厌苏联与西德之间的秘密渠道以及勃兰特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友谊，因为它们危及了东德对克里姆林宫的传统的影响力。勃列日涅夫对勃兰特的突然辞职很是失望，同时也怨恨昂纳克。 在起初那些缓和设计师当中，只有这位苏联领导人还在台上，尽管他的健康状况也在迅速恶化。勃列日涅夫早先曾经有过两次心脏病发作。在20世纪60年代，他的身体状况还非常不错。但临近60年代末，他开始得了脑动脉硬化，劳累过度就会发病，浑身乏力。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后，勃列日涅夫养成了一个习惯，要服用一两片以鸦片为基本成分的镇静剂。有时他药吃多了就会昏昏沉沉，接着就有一段时间整个儿没精打采。 勃列日涅夫的外国伙伴们开始注意到他的日程安排的不规律性，而且有时还会突然销声匿迹。在1972年4月基辛格访问莫斯科期间，勃列日涅夫带着这位惊恐万分的美国国务活动家参加了一场疯狂的赛车，以摆脱自己因服药过度而导致的萎靡。“赎罪日战争”期间，夜以继日的工作再次耗尽了勃列日涅夫的精力。萨达特几乎每天下午都要请苏联驻埃及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灾难性的形势，要求立即提供援助。勃列日涅夫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知道这位领导人身体出了问题的安德罗波夫，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来表现他的关切。他想制造“过度劳累”去毁掉勃列日涅夫的健康，便说基辛格和萨达特是在相互勾结。他知道勃列日涅夫服药渐渐成瘾，就命令他的贴身卫兵和护士暗中向他提供镇静药片。起初，安德罗波夫还假装劝说，到后来就听之任之了。他甚至有可能开始帮勃列日涅夫搞到那些药片。 药片当然只会加重这位苏联领导人的病情。勃列日涅夫能够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变短了，对于细节的理解力也开始下降。就连他的性格也变了，变得更加多疑、易怒和偏执。克里姆林宫最优秀的医生叶夫根尼·恰佐夫（Evgeny Chazov）认为，勃列日涅夫的服药成瘾“是这位国家领导人身体垮掉的原因之一”。切尔尼亚耶夫从其所在的苏共国际部的角度，哀叹“这个建立在大革命基础上的伟大国家”，变成了一个平庸的国家，没有充满活力的领导人和鼓舞人心的意识形态，基本消费品倒是长期短缺。 与此同时，军备竞赛和苏美双方的技术研发却在突飞猛进，并开始在各个方面超越慢吞吞的军控谈判。美国部署的多目标重返大气层载具（MIRS），即带有多个独立制导的核弹头的单个导弹，给战略核武器带来了巨大的突破。美国人还研制出高精度的巡航导弹。与此同时，苏联的军工综合体也在质量和数量上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军备竞赛。它制造出了它自己的多目标重返大气层载具，也就是“先驱者”（SS-20）火箭，以及一种新的中型轰炸机图-22M（美国人称之为“逆火”）。苏联人研制了新的“台风”级核潜艇并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在1972年之后的十年，苏联人制造了4125枚陆基和海基洲际弹道导弹，而美国人则制造了929枚。让美国战略计划的制订者特别担心的，是一种新的巨型洲际弹道导弹，它可以携带10枚核弹头，而且适合在现有的发射井中发射，因而可以取代威力不够强大也不太可靠的老式火箭。美国人称这种巨型的洲际弹道导弹为SS-18，但其真正的名字却是“撒旦”。这表明，苏联的火箭设计人员虽然是在无神论的环境中长大的，但地狱的意象却激发了他们的灵感。1975年，苏联人开始部署这些导弹，并直到它们在发射井中的数量达到308枚时才停了下来。 苏方为什么要制造这些可怕的导弹，而且数量还如此之多？据某些权威人士说，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仍然受古巴导弹综合征，也就是1962年危机后的不体面的撤离的困扰。按照苏军总参谋部的看法，一些地理上的因素也对美国有利。苏联军方相信，他们所面临的不仅是靠近苏联边界的北约基地上的美军的威胁，还有英、法核力量的威胁。而且他们还不得不部署一些导弹和常规力量来对付中国。最后，苏联的军工精英们依然感到自己国家的战略武器储备的质量不如美国。这使得他们更加打定主意，要用数量来弥补这种差距。1994年，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的前助手维克托·斯塔罗杜博夫，以一种令人释然的逻辑解释说，苏联人之所以造出那么多的“重型”导弹，是因为“它们是少数我们可以造好的东西之一”。从事后来看，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军备发展，并没有像新保守主义分析家们所警告的那样，使克里姆林宫占据战略优势。苏联没有能力对美国发动可以使之失去抵抗力的出其不意的打击；美国人在许多方面仍然领先于苏联，尽管不像以前那样拥有巨大的优势。 在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对于扩充导弹力量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与乌斯季诺夫、格列奇科以及军工委员会主席列昂尼德·斯米尔诺夫有过正面冲突。他信奉“以实力促和谈”，不明白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扩军为什么会在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首都被视为威胁。值得重复的一点是，勃列日涅夫当时想在不受要挟的情况下谈判，就像赫鲁晓夫当初那样。他仍然认为军控机制和各项协议，包括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可以成为苏美长期合作的基础。他的目标是在下次苏共代表大会之前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这样一来，勃列日涅夫就可以证实自己先前在1971年的苏共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和平纲领的价值，并在党的干部和苏联人民中提升自己作为和平缔造者的形象。 勃列日涅夫想与尼克松的继任者杰拉德·福特建立良好关系，以便共同努力，克服通往全面战略武器条约道路上的障碍。在通过秘密渠道反复磋商之后，福特和勃列日涅夫同意于1974年11月底举行会晤，地点是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前哨——符拉迪沃斯托克。苏方对于此次战略谈判的指导原则是，获得与北约同等水平的安全保障。这首先意味着要清点一下北约“部署在前沿的”核力量，包括美国在苏联周围的基地上部署的导弹、轰炸机和潜艇，以及英、法的核力量。这些国家拒绝把自己的系统包括在内，但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政治局的其他几个强硬派，以及军方的整个领导层，都坚持这个原则。尽管勃列日涅夫对于西方不肯让步很是恼火，但他也认为自己的同事没有像自己那样为谈判竭尽全力。 在1974年10月与勃列日涅夫的一对一的会谈中，基辛格提出的想法是，让双方的战略力量保持总体上大致相等的水平。鉴于国内对缓和的支持力度的逐渐减弱，国务卿要求勃列日涅夫对他的这个想法保密。否则，他警告说，就会有人向杰克逊参议员通风报信。总书记立即同意将其作为与福特谈判的基础。他的唯一的条件是，美方任何的进一步变动都不得是“全新的提案，或者在原则上有任何不同”。 当勃列日涅夫与福特在1974年11月23～24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会晤的时候，总书记显得有点儿忐忑不安。这位苏联领导人像他第一次与尼克松在莫斯科会晤一样，邀请福特和基辛格到他的专列，以建立一种充满人情味的关系。为了打破会晤开始时的局促气氛，他用茶和科尼亚克白兰地招待他们。勃列日涅夫谈起了他与尼克松有过的个人协议——“不干涉对方的内部事务”。当福特问道该怎样继续谈判，班子的人多一些还是少一些的时候，总书记兴致勃勃地插话说：“那就要看我们两个了。全世界显然都在看着我们，世界舆论最感兴趣的是怎样确保不发生核大战。”接着，勃列日涅夫摆出了他自己对于核军备竞赛的看法：“我们还没有做到任何真正的限制，而且实际上我们是在进一步刺激军备竞赛。这样做是不对的。将来的科学有可能会让我们拥有我们在今天甚至都无法想象的各种发明，我真不知道我们在强化所谓的安全方面可以走多远。谁知道呢，也许以后的军备竞赛甚至会延伸到外层空间。人民对这一切不知情，否则他们真的会狠狠地教训我们。我们在所有这些东西上面投入了几十个亿，这几十个亿要是花在人民身上不知道有多好。” 在1985年和1986年，类似的观点作为“新思维”在莫斯科开始为人所知。顺便说一句，为苏联制定符拉迪沃斯托克谈判立场的军控专家小组的两位成员，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和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后来成了戈尔巴乔夫核裁军的首个综合提案的共同作者。不过，福特此时的回应闪烁其词，都是些套话。这反映出他的缺乏远见。他未经全国选举就成了总统，而且他赦免尼克松为自己制造的敌人比朋友还多。此外，基辛格警告他说，勃列日涅夫头脑中考虑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中国有侵略行为，苏美就共同采取行动。后来，基辛格感到遗憾的是，他和福特没有进一步探讨勃列日涅夫的富有远见的看法。 在专列上的首次谈判后，勃列日涅夫发过一次病；尽管他的医生们设法控制住了病情，但他们建议他推迟谈判。他拒绝了。谈判艰难而且极度紧张。美方的立场之所以变得强硬起来，是因为国内对于缓和的支持在下降，国会对于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越来越怀疑，还有就是由于国防部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强硬态度。结果，基辛格早先的想法就成了最后的选择。如果苏联人同意把北约部署在前沿的系统排除在协议之外，那美国人就同意不再坚持限制“撒旦”导弹及其核弹头的数量。遗憾的是，这不在得到批准的政治局的立场范围之内。 当勃列日涅夫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打电话给远在八个时区之外的莫斯科的同事时，他们还没有起床。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柯西金同意勃列日涅夫的选择，但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他有波德戈尔内撑腰——拒绝让步。勃列日涅夫对他在战争时期的朋友格列奇科的吼叫声大得连他在办公室外面的助手们都可以听到。既然争辩无济于事，他建议中止谈判并回到莫斯科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格列奇科震惊之下便认输了。经过两年的僵局之后，通往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协议的道路似乎畅通了。作为对勃列日涅夫的关照的回报，福特也把美国的立场变得缓和了一些，而且还向欧洲的盟友们指出，他将清除掉通往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总书记梦寐以求的目标——道路上的最后的障碍。 两位领导人都做出了艰难的选择。看来，一种亲密的关系就要建立起来了。但福特和基辛格回国后就遭遇到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的反对——这些反对意见直言不讳而且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苏联的“重型”导弹让美国的批评者在抨击缓和时可以辩称，苏联的各位领导人正在准备发动核战争，并准备“在其即将来临时率先发动打击”。在水门事件后的选举中成为国会多数派的民主党议员，想要维护其对于白宫的优势地位。参、众议员纷纷指责福特和基辛格的秘密外交以及对于人权的漠视。福特拒绝邀请索尔仁尼琴到白宫更是引起公众的不满。1974年12月，有关美苏贸易法案的长达两年的辩论，以杰克逊及其支持者的胜利而告终。这对苏联人而言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现在，《贸易法案》中有关苏美贸易的条款比通过之前还要苛刻。苏联人不可能再得到美国的贷款去修建石油天然气管道了，于是就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西欧人。莫斯科废止了1972年签订的各项贸易协议。这个让人丢脸的挫折让苏联的工业领导者和经济管理者对于缓和的期望破灭了。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谈判后，精疲力竭的勃列日涅夫倒在了自己的专列上。几周后他才恢复过来，但此时看东西已很吃力，而且只能看用特殊的打字机打印的大号字体的文本。在当年底访问波兰期间，他在告别仪式上抢过乐队指挥的指挥棒，并开始和着《国际歌》的旋律挥舞它。在赫尔辛基峰会上，勃列日涅夫处于半昏迷状态，勉强在《最终法案》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有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出席政治局会议。1975年10月，切尔尼亚耶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勃列日涅夫筋疲力尽。” 对于与美国人的谈判，勃列日涅夫再也没有表现出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那样的激情与投入。不过，不应当把缓和的衰落仅仅归因于他的精力和主动性的丧失。从1972年至1975年，总书记的日益严重的不适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精力充沛的谈判者。也许，为国事操劳是最后一件可以帮助勃列日涅夫抵御自己药瘾的事情。1975年12月，勃列日涅夫对自己身边由幕僚和笔杆子组成的、正在筹备接下来的苏共代表大会的小圈子诉说道：“即使是在赫尔辛基大会之后，福特和基辛格，以及许多参议员还在要求更充分地装备美国。他们想让它成为最强大的国家。我反对军备竞赛，但当美国人宣布他们要扩军而国防部又向我报告说，这样一来他们就无法保证安全，那我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该怎么办？我该给他们1400亿还是1560亿？而且我真的给他们钱了，一次一次地。钱都从烟囱里冒掉了。” 如果没有保证说会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那勃列日涅夫就不准备与福特会晤了。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回忆说，勃列日涅夫做事的原则是，只有在他看见“成功的希望”时，才会投入自己的政治资本。而多勃雷宁大使和克格勃的分析人员从华盛顿送来的报告写道，克里姆林宫应该等到下次总统大选时再进行谈判。不仅是勃列日涅夫，还有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所有其他的幕僚都未能意识到，美国的政治形势在水门事件后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感到，尼克松“有点儿像美国的总书记”。他们不明白，福特为什么不能重申自己对于国会的权力，为什么要对游说团体和公共团体低三下四。另外，苏联领导层没有看到，到1974年为止，曾经推动缓和的那种政治因素与私人因素的独特结合，此时已不复存在了。 缓和在1969年至1973年的成功，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政治的长期发展趋势。这其中包括社会文化的大动荡，以及美国的孤立主义和欧洲的反军国主义倾向的增长。国内阵线的瓦解以及柏林墙和越战对国内造成的影响，在西德和美国造就了新一代国务活动家。他们愿意从平等的立场出发与苏联人进行谈判。相比之下，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对于缓和的想象则全然不同。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回报，是因为多年来的耗费巨资加强军事实力和战略实力，是因为全球的力量对比变得对苏联人有利了。这种可以理解的错觉是个致命的错误。在非洲，在两个超级大国代理人的战场上，它很快再次得到充分的证明。

争夺非洲

虽然后果是致命的，但是苏联介入非洲的升级却是克里姆林宫国际议程中的一个离奇的过场戏。非洲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中主要还是处于边缘地位。苏联专家后来声称，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对于非洲没有任何具体的指导原则或长远计划。尤里·安德罗波夫曾经坦承，苏联人是在违背其最佳利益的情况下“被拖进非洲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政治局是在它开始支持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的同时“发现”非洲的。从一开始，苏联人就是依据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前提采取行动的：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非洲的去殖民化将是个沉重的打击，而对共产主义来说则是个伟大的胜利。1955年12月，伊万·麦斯基（Ivan Maisky）给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写道：“要争取社会主义在全球的支配地位，就要通过解放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使之摆脱帝国主义的剥削来开展下一步行动。”他还说：“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丧失，一定会加快社会主义在欧洲并最终在美国胜利的步伐。” 赫鲁晓夫本人梦想把一些经过挑选的非洲国家变成“社会主义窗口”和不断扩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堡垒。对他以及苏共内部其他真正相信这一点的人来说，关键是非洲有很多人都用充满希望甚至热情的眼光，注视着苏联的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模式。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非洲反殖民运动的领袖们，不是把苏联视为极权主义国家，而是视为进步的支柱，是非常可恶的前宗主国及其资本主义道路的替代选择。 西方喜欢将非洲视为自己的禁脔以及莫斯科对此的怨恨，强化了上述的意识形态冲动。斯大林未能得到利比亚的海军基地这件事并没有被忘记。一位资深的苏联外交官感到，美国人的行为“就像是把门罗主义从美洲延伸到非洲”。长期以来，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去殖民化之后的政局极度动荡，这给了冷战的两大敌对集团瓜分和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机会。总的来说，它就像19世纪下半叶驱使欧洲列强瓜分整个非洲的那种情形的再现。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非洲问题专家卡连·布鲁坚茨和高级情报官员列昂尼德·舍巴尔申（Leonid Shebarshin），把苏、美两国比作两个拳击手，互相攻击成了他们的主要动机和目的。把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以及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old）、刚果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都卷了进去的刚果危机，在苏联有很长一段时间成了国内和世界新闻的焦点。 苏联第一波非洲攻势的结果具有一种醒脑作用。在付出相当多之后，苏联人输掉了刚果争夺战，并被赶出加纳和几内亚。把几内亚变成“社会主义窗口”的试验结果尤为令人痛苦，这也使得苏联人认为有可能在十年内改造非洲的信念冷却了下来。1964年的波利扬斯基报告批评赫鲁晓夫采取的支持非洲“进步政权”的方针。它认为：“我们对这些国家常常缺乏实际的了解，然而却给他们提供资金、技术、经济、军事等全方位的援助。”苏联在非洲的慷慨援助在许多时候“结果都很可悲：那些国家的领导吃我们的，然后又不理我们。资本主义者嘲笑我们，而他们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尽管这样，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从来没有否认苏联对非洲的介入在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他们只是认为，赫鲁晓夫太冲动，忘记了要“从阶级的观点出发”有所选择。 这些教训在20世纪70年代又被忘记了。现在也许有人认为，当时，莫斯科与北京在全球争夺“进步力量”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霸主地位，促使苏联重新回到它积极介入非洲事务的立场。但克格勃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在1970年曾经自信地向政治局报告，中国人在非洲的“攻势”失败了。1972年4月，勃列日涅夫告诉基辛格：苏联驻阿尔及利亚的一位外交官曾经在沙漠中央发现一座中国饭店。“到这座饭店吃饭的人在离开时都带着一捆免费的中国人的宣传资料。那是他们想要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时期。嗯……在他们争夺该运动领导权的企图落空并失去自己立足之地的时候，他们也关闭了这座在阿尔及利亚的饭店。”然而，正是在1970年秋，在莫斯科为反对中国的“饺子外交”而进行的斗争结束之后，安德罗波夫的克格勃才提出并得到政治局的支持，要采取更加积极的非洲政策。 促使苏联重返非洲的原因是：仍然支配着克里姆林宫思维方式的革命与帝国范式；非洲大陆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真空状态；非洲的领袖们自己也积极要求苏联的介入。就像在克格勃的报告中说的那样，在多年试图从美国和西欧国家获得援助之后，非洲的民族主义者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是唯一可能帮助他们实现其政治和社会目标的大国”。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不可能再次错失影响非洲大陆去殖民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机遇”。 不过，这一次苏联对非洲的介入不单单是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圣战”。撒哈拉以南非洲和“非洲之角”成了苏军展示其新的力量投射（power-projection）能力的地方。苏美对于非洲的争夺，正如事实所证明的，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行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要扮演全球大国的角色，要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从1964年起，苏联就着手建立战略海军和具有相当规模的航母舰队。在“赎罪日战争”中，这些能力开始引起世界的关注。苏联海军司令部，尤其是海军元帅谢尔盖·戈尔什科夫（Sergei Gorshkov），渴望与美国海军一较高下，并要求在非洲建立基地。1974年，他们在索马里得到了一处基地。正如事实将很快显示的那样，这个基地带来的麻烦让苏联人得不偿失。 如果缺少新的社会经济因素，就不能完整地描述苏联在非洲的扩张。“赎罪日战争”后的石油价格翻了四倍，这让苏联坐收渔利。苏联的原油产量从1973年的每天800万桶增加到1980年的每天1100万桶，从而成为世界石油市场的领导者。20世纪70年代，苏联每年从出售石油和天然气中得到的硬通货收入增长了2250%，达到200亿美元。财政盈余的迅速增加使得克里姆林宫能够承受在非洲的帝国扩张的代价。 勃列日涅夫的“小交易”的出现也是在这些年——那是在政权、苏联精英和人民之间不成文的社会约定，是由外快、特权、“影子经济”和各种各样特殊的挣钱渠道组成的一套复杂却足以让人过得舒服甚至可以说富裕的体系。苏联社会出现了很多富裕的迹象。苏联在非洲的扩张为“小交易”开启了没怎么宣扬但却很丰富的新的可能。它为苏联军方和苏联的许多高级干部创造了几万个报酬极高的工作岗位。驻非洲各国的大使馆成了在勃列日涅夫那里失宠因而处于半流放状态的党内高级精英最喜欢的地方。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担任驻莫桑比克苏联大使馆翻译的社会学家格奥尔吉·杰尔卢格扬（Georgy Derluguian），当时的工资是用特殊的“外币支票”发放的，其购买力要高出苏联平均工资的15-20倍。在非洲尽了几年“国际义务”后，苏联公民就能购买莫斯科的公寓、汽车、夏季别墅。他们还能到国营的小桦树特供连锁店买到西方生产的消费品，那里只收外币，不收卢布。因此，杰尔卢格扬认为，苏联的各个部委和机构就出于这些个动机，游说赞成向各种据说带有“社会主义取向”的非洲政权提供“国际援助”。“就像在许多帝国中那样，在势力范围扩张的背后，有官僚主义固有的尔虞我诈和想要创设有利可图的新职位的愿望。” 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的争斗掩盖了这种逐利行为。在缓和达到高潮的同时，美苏对非洲的争夺也开始加剧。在非洲大陆最偏僻的角落里，都有彼此虎视眈眈的情报机构。1974年，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在非洲各地视察时发现，“美国想到处都有充分的存在，这既是因为如此方才符合西方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同时也特别是为了盯住苏联的代理人。苏联为了声望和把自己的势力渗透进这个大陆，当时在非洲也几乎到处都有常驻的特别使团”。自尊和双边竞争的逻辑——而非战略或经济的利益——使双方走上了冲突的道路。 有两起事件加快了这一进程：1974年4月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和1975年4月越南南方的陷落。国际部的切尔尼亚耶夫充满激情地把在葡萄牙发生的政变与罗曼诺夫王朝在俄罗斯的终结相提并论。“一个大事件。”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国际部的另一位官员则表示，苏联介入安哥拉和“非洲之角”以及后来的入侵阿富汗，是因为“从美国在越南的失败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受到国内缓和批评者猛烈抨击的福特和基辛格也开始认为，在越南的惨败有可能引发某些多米诺骨牌效应。尤其是基辛格，他对共产主义分子在葡萄牙扮演的角色感到不安，并认为美国必须防止苏联人填补安哥拉的真空——那里是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在赫尔辛基大会前夕，福特签署了一项秘密命令，让中情局在安哥拉暗中开始行动，在该国恢复有利于美国人的均势。 1975年对安哥拉的介入，跟苏联先前在非洲的大规模攻势一样，没有任何清晰的战略计划或目标。不过，糟糕的是，这一次在决策上还存在放任的危险。勃列日涅夫对非洲的事态发展几乎不感兴趣，所以就把那里的日常事务大体上交给了有关机构而没有交给任何具体的个人。由于没有一个得力的领导人，对外及安全政策就掌握在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克格勃的安德罗波夫和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在他于1976年4月去世后这个职务就给了乌斯季诺夫）这“三驾马车”手中。但这“三驾马车”的表现并不像是个有凝聚力的团队，倒像是几个老迈的官员组成的不稳定的同盟，忙于互相捧场和互相吹捧。他们之所以能有现今的地位，都得感谢勃列日涅夫；尽管如此（就像赫鲁晓夫的下台所证明的那样），他们在政治上又一同对总书记构成了威胁。在他们之间，哪怕是有一点点的迹象表明，结成了超出规定界限的伙伴关系，都可能使自己成为勃列日涅夫怀疑的对象，而那就意味着他们政治生涯的结束。鉴于上述原因，“三驾马车”十分谨慎，只有在正式场合，在政治局会议上才会见到对方。他们也极不情愿挑战彼此的地盘。结果，葛罗米柯在外交事务上拥有第一发言权。而格列奇科和乌斯季诺夫则在军事问题上拥有实际的垄断地位。安德罗波夫消息灵通，在这两方面都很在行。不过，由于他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在另外两位的利益范围内，他情愿跟在他们的后面。“三驾马车”的成员都希望保持现状，也就是逐渐架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领导地位。而总书记甚至在自己的权力遭到削弱的情况下，依然是唯一权威，可以使“三驾马车”拥有对其他政治局成员的合法的支配地位，而那些人可能随时都想接管制定政策的过程。 由于职能和个人方面的这些原因，苏联领导层没能采取大胆的计划和积极的行动。这就让其他受意识形态动机驱使的强力人物，包括安哥拉的阿戈什蒂纽·内图（Agostino Neto）和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Mengistu Haile Mariam），尤其是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革命战友，把苏联的各位领导人拖进了精心策划的非洲棋局。与美国人想象的相反，古巴的各位领导人并不完全是莫斯科的傀儡或代理人。20世纪60年代以来，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直到他在1967年死亡）以及古巴的其他革命者一直在支持阿尔及利亚、扎伊尔、刚果（布拉柴维尔）和几内亚比绍的革命游击队的行动。古巴人相信，美国在1975年的逃离越南，使得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新一轮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机会来临了。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古巴与苏联的关系都十分紧张，因为1962年苏联人“背叛”的阴影还笼罩在哈瓦那的上空。克格勃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试图修复与古巴人的亲密关系——领导这些机构的安德罗波夫和鲍里斯·波诺马廖夫，继承了第三国际的国际主义革命传统。1965年，安德罗波夫告诉自己的一位幕僚说，将来与美国的竞争不是在欧洲，而是在非洲和拉美。如果苏联得到那里的基地，它就能拥有与美国人同等的地位。格列奇科和军方强烈支持这样的逻辑。安哥拉是个有吸引力的目标。克格勃从1970年起就主张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提供援助和培训——该组织的领袖阿戈什蒂纽·内图是卡斯特罗兄弟的老朋友。从1974年的后期开始，安哥拉就成了苏古合作迅速扩大的地方。 关于苏联扩大其在安哥拉的存在的完整故事仍然埋藏在档案中。有一种说法是，葛罗米柯、格列奇科和安德罗波夫当时向政治局建议：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有限的非军事援助，但要注意不直接介入安哥拉的内战。然而，国际部在几天后向政治局递交了安哥拉人要求得到武器的请求。在短暂的犹豫后，“三驾马车”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转而支持这一请求。1974年12月初，符拉迪沃斯托克峰会刚过，军援的渠道就开通了。政治局的立场之所以会彻底改变，除了因为在勃列日涅夫没有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官僚的互相捧场之外，还有可能是由于内图的苏联朋友和古巴朋友的游说。1979年在阿富汗问题上，决策又出现反复，而且影响更大。 美国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敌人的决定，也压缩了克里姆林宫的选择空间。葛罗米柯的第一副手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认为，苏联对安哥拉的介入之所以会逐步升级，原因就在于美国的颠覆性的政策。1975年秋，在苏斯洛夫的支持下，“三驾马车”提出，帮助安哥拉是他们的“国际主义道德义务”。在勃列日涅夫与其写作班子一起在他的乡间别墅工作的时候，作为“开明”幕僚之一的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曾经警告过他：介入安哥拉的事务会对缓和产生严重的影响。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愤怒地表示反对。他提起在1935年的西班牙内战中苏联对共和派的援助。他还提醒勃列日涅夫，1971年当受美国庇护的巴基斯坦受到威胁的时候，美国的表现是多么嚣张。总书记此时在缓和上投入的精力和兴趣越来越少，他在这场争论中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没有选择支持哪一方。不过，后来他还是选择了附和占据上风的干涉主义倾向。1975年10月，多勃雷宁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安哥拉的事态发展在美国引起的负面效应日趋严重。但这只能激怒总书记。他确信美国人没有理解苏联的“诚意”。他说，苏联并不是想在安哥拉建立军事基地，而只是想帮助当地的国际主义者。 这种局面为古巴人提供了更多的手段。在签署《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两周后，卡斯特罗给勃列日涅夫送来一份计划，准备把古巴正规军运到安哥拉。勃列日涅夫当时断然拒绝扩大苏联在安哥拉的军事援助或者把古巴人运到那里。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到11月的时候，第一支古巴战斗部队就加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一边参加战斗了。科尔尼延科后来断定，是古巴人欺骗了苏联的驻古军事代表，并使他们相信克里姆林宫已经批准由他们把古巴人空运到大洋彼岸。葛罗米柯、格列奇科和安德罗波夫都感到很意外；他们一致认为，古巴的介入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严厉反击，这不仅对缓和来说是节外生枝，甚至在古巴自身的周围也可能出现紧张局势。在此期间，为了拯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古巴人已经开始了“卡洛塔行动”。现在，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的是，来自哈瓦那的古巴档案的证据还是一片空白。 两年前，勃列日涅夫拒绝了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贷款请求，从而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社会主义政府垮台。同年，苏联人逐渐失去了自己在埃及的影响力。1975年8月，对共产党在葡萄牙取得胜利的热切期望也破灭了。在准备苏共代表大会报告的过程中，勃列日涅夫在国际上遇到了三次明显的挫折。如果再算上安哥拉的那就太多了。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觉得，既然苏联的威望现在受到了威胁，那就有必要“拯救安哥拉”，支持古巴人。科尔尼延科回忆说，“国际主义责任感的本能反应当时在起作用，尤其是由于此事是发生在南非共和国对安哥拉进行武装干涉之后。实际上，这一干涉即便不是美国组织的，也得到了它的支持”。此外，要是放弃在安哥拉与由美国资助而且其中还包括部分外国雇佣兵的敌军作战的古巴军队，那就意味着再次牺牲加勒比的小盟友——第一次是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后退。 1976年初，杰拉德·福特从自己的字典中删掉了“缓和”这个词。对于苏联人利用古巴军队作为代理人深感不安的基辛格宣布，美苏伙伴关系不可能“在经历了安哥拉这样的事情之后还继续存在”。在此期间，由于从苏联得到了大批军事援助，古巴军队肃清了安哥拉大部分地方的南非雇佣兵和由美国中情局支持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非洲各国开始承认由“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的安哥拉政权。一事顺事事顺。苏联和古巴的顾问开始训练南非黑人——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好斗分子。苏联在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影响力加强了。而古巴人的胜利也让苏联人可以克服苏古关系中的龃龉。这次胜利也是送给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代表大会的大礼。它有助于苏联领导层在不结盟运动中赢得支持，也有助于苏联领导层从世界上那些支持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团体那里赢得支持。

卡特招来的麻烦

虽然为了安哥拉的问题大吵大闹，但勃列日涅夫以及政治局的其他成员还是希望福特能够赢得大选，并恢复缓和的伙伴关系。多变的美国政治又一次让克里姆林宫的期待化为了泡影。1976年11月，一个不出名的种花生的农场主、佐治亚州的前州长吉米·卡特，击败了福特。卡特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将善意、坚定的信念、在考虑重点上的模糊性以及注重细节的管理风格揉为一体。他非常希望摆脱冷战这个“旧议程”，而且还是核裁军的坚定的拥护者。新总统承诺采取一种“新对外政策”，它将更加公开、透明，更加注重人权。 在公开场合，卡特宣称该是克服“对共产主义的过度恐惧”的时候了。不过，在私下里，白宫担心的主要问题却是，苏联是否会像赫鲁晓夫在1961年考验肯尼迪那样来考验卡特。勃列日涅夫很快向卡特保证：这次不会有任何考验。克里姆林宫对卡特也有自己的担忧。一些苏联专家认为，这个缺乏经验的新总统可能成为各种反缓和势力的囚徒。卡特的国务卿塞勒斯·万斯（Cyrus Vance）是个有名的言辞谨慎的支持缓和的人物。相比之下，新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眼下就让人担心了。他是一位波兰外交官的儿子，也是一位研究苏联极权主义制度的重要学者。作为削弱苏联在东欧影响力的战略设计师，作为协调美国、西欧和日本这三个资本主义中心的三方委员会的幕后策划人，他在莫斯科是臭名昭彰。 卡特的人权运动立即损害了他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由民主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激进分子在1975年8月之后组成的赫尔辛基监督团，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也很活跃；他们监督苏联违背《最终法案》的情况，并将其通报给外国媒体。莫斯科监督团的一位资深成员回忆说，“我们最为乐观的预计此时看来是可以实现的：美国的新对外政策中似乎很有可能会包括坚决要求苏联人兑现在赫尔辛基做出的承诺。西方政治家和苏联异见分子的同盟正在开始形成”。为了报复，1977年1～2月，克格勃对赫尔辛基监督团进行了镇压，逮捕了它们中包括尤里·奥尔洛夫（Yuri Orlov）、亚历山大·金茨堡、阿纳托利·沙拉恩斯基（Anatoly Shcharansky）在内的激进分子。2月18日，多勃雷宁接到指示向万斯转达这样的看法：美国的新对外政策从根本上违背了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1972年达成的“基本原则”。十天后，卡特邀请异见人士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到白宫做客。 对勃列日涅夫来说，维持伙伴关系并在军控方面有所进展要比在人权问题上吵吵闹闹更为重要。在卡特就职典礼的前夕，这位苏联领导人试图向他传递积极的信号。1977年1月18日，勃列日涅夫在图拉发表讲话时首次采用明确的防御性的措辞，描述了苏联的安全原则。他说，苏联并不谋求先发制人的优势，苏联军事政策的目标是加强潜在的防御能力，使之足以震慑任何潜在的入侵者。勃列日涅夫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话消除美国媒体中“苏联军事威胁论”的影响并对卡特有所帮助。不过，他的一位笔杆子认为，这种姿态是不够的。“有关苏联威胁论的喧嚣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切尔尼亚耶夫在其日记中写道，“总说我们没有威胁任何人，这不管用。如果不切实改变我们自身的军事政策，过去那种目的在于使我们的经济陷于枯竭的军备竞赛还会持续下去。” 苏联人渴望维持政策的连续性，维持与白宫的亲密关系，这些都是他们在尼克松和基辛格时代习以为常的东西。然而，卡特向苏联人表明，伙伴关系的条件必须得改一改。多勃雷宁想通过布热津斯基激活与卡特的秘密渠道，但却未能成功。新总统决意在与苏联人打交道时不倚仗秘密外交。他想通过万斯和国务院来执行对外政策。此外，他采纳了由参议员杰克逊的新保守主义分析家们制定的军控提案，那些人当中包括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和保罗·尼采（Paul Nitze）。该提案设想对某些战略武器系统进行“大幅削减”，尤其是要消除一半的“撒旦”火箭。这自然就意味着要抛弃饱受批评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框架。它还意味着苏方将失去自己发射井里半数的最好、最大的导弹，而美国人只是承诺将来不会部署与之相当的系统。它还推迟了有关美国巡航导弹和苏联“逆火”轰炸机的限制问题，而那是苏联人以为近乎解决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被激怒了。他感到自己为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付出了自己健康的代价。如果接受新的提案，那就意味着要在国内国际开始新一轮的讨价还价，那疾病缠身的总书记可没有这个精力。他指示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给卡特起草一封“措辞强硬的信”，敦促他在勃列日涅夫和福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达成的协议基础上迅速达成协议。勃列日涅夫在信中强调，这将为他们个人的会晤扫清障碍——这位苏联领导人把这样的会晤看得很重。勃列日涅夫信中的语气之严厉出乎卡特的意料，尽管如此，他还是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他宣布万斯会带着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和若干新提案造访苏联。新提案之一是“大幅削减”，另一个则是以符拉迪沃斯托克框架为基础，但没有提出对巡航导弹和苏联的“逆火”轰炸机的限制。对于苏联军方来说，两份提案都无法接受。在万斯抵达莫斯科之前，总书记在自己的乡间别墅与“三驾马车”召开了会议；极有可能所有在场的人都决定，该是“教训一下美国人”的时候了。 苏联拒绝美国的提案是不可避免的，但其严厉的程度还是令人大感意外。在1977年3月28日的首次会晤中，勃列日涅夫怒气冲冲。他和葛罗米柯没有掩饰自己对卡特政策的鄙视，而且在言辞中还带有对卡特的人身攻击。他们打断万斯的发言，甚至没有让他读一下退一步的提案，而该提案本来是有可能开启通往妥协的道路的。美国代表团两手空空地打道回府了。更有甚者，葛罗米柯还在特别记者招待会上指责美国的提案。这就像万斯后来说的那样，“有人把湿地毯扔在我们脸上，叫我们回去”。 莫斯科谈判的失败与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肯定是有关的，但更重要的是双方对于政治上要优先考虑的重点出现了新的分歧。特别关键的是，苏联人想在数量上势均力敌，而这对于美方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因为它先前拥有明显的优势。即使在十年以后，当罗纳德·里根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签署消除中程导弹条约时，他们也未能就其余的战略武器达成全面的框架性的一致。 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成了克里姆林宫与白宫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的另一个征兆。在与务实的基辛格打了多年交道之后，苏联的各位领导人相信，卡特只是想通过贬损他们换取廉价的宣传资本。作为斯大林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物，这些苏联领导人就是无法想象，那位总统为什么要如此关注异见人士个人的命运。葛罗米柯甚至禁止自己的助手把这方面的材料放到他的桌上。他在与万斯会谈时表示，他不理解怎么可能会出现大量怀有敌意的对苏宣传？白宫为什么不像莫斯科正在做的那样，强调苏联对外政策的建设性方面？安德罗波夫一直坚持认为，人权运动只不过是“敌人的企图，是要为苏联国内的敌对分子提供资金和其他物质援助，好让他们行动起来”。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莫斯科谈判的失败将意味着苏美高层伙伴关系的终结，而那是缓和的主要动力源泉。1977年2月，按照葛罗米柯的建议，勃列日涅夫写信给卡特，表示只有在准备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协议的时候才会与之会晤。结果，苏美的下次峰会一直等到1979年6月，而勃列日涅夫当时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人们现在很容易认为，到1977年之后，苏美关系的日益恶化已无可救药。学者们各抒己见，分析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各个主要的方面和事态的发展：苏联对非洲的持续干涉；缓慢而没有什么结果的军控进程；美国国内政治中不断增长的反苏情绪。然而所有这些问题和困难此前就已存在，缓和却仍能发展良好。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大的障碍也没有挡住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成为谈判伙伴。有人认为，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问题，但要是勃列日涅夫当初仍然愿意坚决致力于维护与美国领导层的政治伙伴关系，那缓和就会继续下去了。这么说并不是有意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以及苏维埃体制和美国民主体制决策过程的复杂性轻描淡写。不过，它强调了在国际关系史的危急关头，当新的机遇与风险同时出现的时候，高层人物及其政治意志的关键作用。 吉米·卡特对苏联缺乏清晰的设想，这对于缓和的失败来说，与勃列日涅夫在想象缓和时所抱有的那些信念有同样大的影响。在布热津斯基和新保守主义批评者的影响下，美国总统开始怀疑苏联是个做事不计后果也不可预测的大国，这就混淆了克里姆林宫年老昏聩而反动的领导层与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激进而桀骜不驯的领导层。1978年5月，卡特写信给布热津斯基：“苏联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大国野心带来的政治短视也越来越严重，这两者相结合，就有可能诱使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局部地区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动荡，同时恫吓我们的朋友，以谋取政治上的有利地位，最终甚至要谋求政治上的优势。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认真对待苏联在非洲的行动，为什么要对苏联在欧洲的加强军事实力感到不安。我还看出，苏联的某些布局是经南亚指向印度洋，也许是为了包围中国。”为了遏制在非洲的苏联人，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部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提出了一种基于实用政治的策略：与北京恢复友好关系，用“中国牌”对付苏联人。万斯反对这样的政策，认为它会危及苏美关系，但卡特赞成布热津斯基和布朗的想法。他派布热津斯基去北京，后者获得了广泛授权，以实现与中共关系的正常化。雷蒙德·加特霍夫评论说，这样做带来了一系列的新变化，而由此造成的影响要比苏联当时的行为理应受到的更为广泛和深远。大约同时，多勃雷宁告诉埃夫里尔·哈里曼——后者想为自己政府的政策辩护——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改变莫斯科当前情绪激昂的气氛了”。1972年5月尼克松访问莫斯科之前，苏美关系中那种非常明显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循环，又强势回归了。 就政治局而言，它完全没有理解卡特对于推动军控和缓解紧张局势的愿望有多么深切。相反，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助手们认为，总统是其幕僚手中的工具。葛罗米柯私下对万斯说，当布热津斯基发表那些“几乎是要把我们带回冷战时期”的声明时，他“越权了”。1978年6月，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指责卡特：“不只是受最无耻的反苏分子和美国军工综合体领导者的一贯影响，他还打算打着反苏政策的旗号争取连任并重回冷战。”两个月后，另一份严峻的评估报告以每季度一次的“政治信函”的形式从华盛顿苏联大使馆送到了莫斯科。该报告认为，卡特正在重新评估苏美关系。“此事是由布热津斯基和总统的几位负责国内事务的幕僚牵头的；他们让卡特相信，如果他对苏联公开采取更加严厉的方针，那他就可以止住其在国内地位的下滑。”报告援引了美国共产党领袖格斯·霍尔（Gus Hall）的说法——布热津斯基是“卡特政权的拉斯普京”。 1979年6月的维也纳峰会表明，如果处在不同的环境下，勃列日涅夫和卡特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好伙伴的。总统体贴而又耐心——他显然是想找到与苏联领导人的某种形式的情感纽带。在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各项协议之后，总统突然向勃列日涅夫伸出双手并拥抱了他。他郑重地把下一轮军控谈判的建议削减战略武器系统的提案草案递给了勃列日涅夫。他甚至忍住了没有像往常那样提起人权问题。勃列日涅夫尽管很虚弱，但还是被打动了。他后来对自己的助手说，卡特“不管怎样，是个很好的家伙”。在告别时，卡特转向苏联翻译维克托·苏霍德列夫并带着他那著名的微笑说：“回头一定要到美国来，而且要带着你们的总书记一起来。六个月后，苏联人入侵阿富汗。

欢迎来到阿富汗！

政治局委员们，尤其是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这“三驾马车”，仍然误以为缓和主要是，甚至仅仅是“新力量对比”和苏联军事实力提高的结果。这些错误认识暂时看来并不致命。但是阿富汗改变了一切。1978年4月，在遥远的喀布尔的一场军事政变让左翼分子上了台。他们立即宣布“四月革命”，并请求苏联援助。苏联人与这一变故毫无关系，对于如何处置它也没有做好准备。最新的证据表明，对于此次左翼分子的政变，就连克格勃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就如雷蒙德·加特霍夫说的，也许理查德·尼克松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友伊朗国王才是导致阿富汗事态一发不可收拾的始作俑者。在1976年和1977年，伊朗国王说服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达乌德（Mohammed Daoud）改弦更张，不再与苏联结盟，而且还镇压阿富汗左翼分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阿富汗局势逐渐明朗后不久，伊朗国王的政权就垮台了。该地区的平衡被打破，接踵而至的是未来多年的灾难性后果。 从克里姆林宫的角度看，阿富汗靠近苏联边界和中亚，所以，那里的“革命”与非洲那些在其他方面相似的例子不一样。南部边境地区越来越不稳定，这只会使苏联人更想把阿富汗变成一个在其牢牢监护下的稳定的卫星国。阴暗的冷战心态在克格勃还占据上风。正像一位前克格勃高级官员回忆的那样，他把阿富汗视为苏联的利益范围并认为苏联“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美国人和中情局在那里扶植反苏政权”。1978年政变之后，借助于国防部、克格勃、外交部以及其他一批负责经济、贸易、建设、教育等事务的机构和部委的渠道，苏联与阿富汗之间的交往得以迅速发展。来自莫斯科以及苏联各个中亚共和国的共产党代表团和许多顾问云集喀布尔。与争夺非洲时相同的那些动机此时无疑也在驱使着苏联的政治领导层和官员。顺便提一句，在阿富汗的苏联代表和顾问，就和他们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南也门以及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履行“国际义务”、“帮助具有社会主义取向的政权”的同事一样，享有外币支付的高薪。 苏联顾问和来访者很快就掉进难以驾驭的革命者的权力斗争的陷阱。“人民派”的领袖，总理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Nur Mohammad Taraki）和与他一起创业的副手哈菲佐拉·阿明，开始清洗作为其竞争对手的“旗帜派”集团。阿富汗的各位领导人相信革命的恐怖，并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历次清洗的启发。1978年9月，国际委员会的鲍里斯·波诺马廖夫带着一项秘密使命来到阿富汗并警告塔拉基：如果他继续杀害自己的革命同志，苏联就不再支持他。这些警告以及苏联人要求团结的呼吁都被当作耳边风。阿富汗的革命者们相信：苏联是绝对承担不起不支持自己的后果的。这种想法完全正确。就在波诺马廖夫执行其秘密使命之前，克格勃情报总局的局长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Vladimir Kryuchkov）访问了喀布尔并签订了有关情报共享与合作的协议。该协议的主要目的是“与中情局在喀布尔及阿富汗各地不断发展的势力做斗争”。1978年12月5日，勃列日涅夫和塔拉基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并签订了《苏阿友好睦邻合作条约》。塔拉基返回了喀布尔，并确信勃列日涅夫本人是支持他的。的确，勃列日涅夫喜欢这位表面上温文有礼的阿富汗领导人。 1979年3月，一个恼人的催醒电话打到了莫斯科。赫拉特市及赫拉特地区发生了反对“人民派”政权的叛乱，暴民们残忍地杀害了喀布尔的官员、苏联顾问以及他们的家人。塔拉基和阿明拼命给莫斯科打电话，恳求苏联武装干涉，以“拯救革命”。这是另一支力量——好斗的阿富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最初登台亮相的强烈征兆。政治局再次被弄了个措手不及，没有做好适当的准备以分析这个新的情况。克里姆林宫的讨论记录非常清楚地表明，在遭遇危机的情况下，要是以为是勃列日涅夫在起领导作用有多么危险。在讨论开始的时候，对外政策的“三驾马车”主张苏联出兵干涉以拯救喀布尔政权。他们一致认为，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失去阿富汗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都是不可接受的。勃列日涅夫没有在场，而是在自己的乡间别墅休养。干涉派很快就占了上风。 第二天，一切都变了：原先所有主张干涉的一夜之间都变了卦。乌斯季诺夫第一个说了实话：喀布尔的领导层想让苏联军队去和伊斯兰激进主义战斗，而这个祸是他们自己激进的改革措施惹下的。安德罗波夫认为，“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刺刀来支持阿富汗的革命，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葛罗米柯提出了另外一个理由：“我们这些年来在缓和国际关系、裁减军备等许多方面费了那么大力气所做的一切，都会付诸东流。当然，中国会得到一份好礼。所有的不结盟国家都会反对我们。”这位外交部部长还提醒政治局，武装干涉会导致与卡特的维也纳峰会被取消，还有原定于3月底的法国总统季斯卡·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的访问。 苏联的立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新材料，尤其是柯西金与塔拉基的通话，澄清了阿富汗的真实情况。不过，更为关键的因素想必是勃列日涅夫的直接干预，以及他的对外政策助理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的态度。就像葛罗米柯说的，勃列日涅夫之于缓和依然有着利害关系。他对于与美国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协议的兴趣，以及不希望有任何事情令他与其他西方领导人的会晤节外生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他眼里，任何武装干涉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这种态度是本性使然。勃列日涅夫亲自参加了连续三天的政治局会议，并反对干涉。在塔拉基被苏联的军用飞机接到莫斯科之后，他被告知：苏联不会在阿富汗境内部署军队。但苏联人保证会另外再给阿富汗军队提供援助，并向巴基斯坦和伊朗施压，限制伊斯兰极端势力对阿富汗的渗透。勃列日涅夫在听了塔拉基的简短的回答之后就起身离开了，那仿佛是说：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但反对干涉的决定当时似乎还不是最终的决定。“三驾马车”起初的干涉主义立场为未来招来了麻烦。率领阿富汗“沿着社会主义改革道路前进”的不切实际的计划并没有放弃。实际上，在塔拉基离开莫斯科后不久，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波诺马廖夫就在他们给政治局的备忘录中重申了这一点。结果，苏联增加了对喀布尔政权的物资投入，而且苏联顾问——大多是军人和克格勃——的数量估计也达到了4000人。 当阿富汗在塔拉基和阿明之间再次发生权力斗争的时候，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做法都是灾难性的。实际上，这一结局本来是可以预见到的。作为领导人，哈菲佐拉·阿明要更加精明干练，其为人做事非常像伊拉克的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阿明的角色原型是约瑟夫·斯大林：在政权建设方面，他依靠残忍的武力；为了追逐自己的野心，他不惜冒极大的风险。他在建立阿富汗军队和镇压赫拉特叛乱时的能量，为他赢得了苏联军事顾问的同情。然而，勃列日涅夫支持塔拉基。1979年9月初，这位阿富汗总理在赴哈瓦那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后回国途中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告诉他，阿明正在策划推翻他的军事政变，而且刚刚把他的人从安全部门的关键岗位上拿掉。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那次谈话之后，克格勃连同驻喀布尔的苏联大使馆一起，曾经试图除掉阿明，结果未能得逞。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阿明逮捕了塔拉基，并于10月9日下令将其捂死在他的牢房里。之后，阿明又驱逐了苏联大使。勃列日涅夫的宠儿被暗杀，这让总书记本人在情感上突然间也被卷进了阿富汗的革命事务。据说，勃列日涅夫曾经对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说：“这个阿明是个什么样的渣滓，连与他一起革命的人都被他捂死了？阿富汗革命现在谁来掌舵？别的国家的人民会怎么说？人们还能信赖勃列日涅夫说的话吗？”从这一刻起，苏联武装干涉和除掉阿明的势头就开始增大了。在塔拉基遭到谋杀后不久，勃列日涅夫的对外政策助理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据说就告诉国际部的一位官员说，派部队到阿富汗已是势在必行。 之所以会对不干涉的决定进行重估，很可能跟1979年1月之后伊朗革命的迅速升级——同年3月31日在伊朗宣布成立伊斯兰共和国——以及伊朗迅速提高对阿富汗西南地区激进叛乱分子的支持力度有关。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不可能知道，伊朗革命将开辟激进伊斯兰运动的新时代，而且它比冷战和苏联存续的时间还要长。他们怀疑而且起初还严重夸大美国与阿富汗的愈演愈烈的激进主义运动的联系。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特别是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开始专从苏美零和竞争的角度考虑阿富汗问题。在伊斯兰极端分子于1979年11月4日占领美国大使馆之后，美国军队开始进入波斯湾，这让总参谋部惊慌起来。瓦连京·瓦连尼科夫（Valentin Varennikov）将军回忆说，“我们担心如果美国被赶出伊朗，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基地转移到巴基斯坦并占领阿富汗”。据说，令国防部部长乌斯季诺夫感到不解的是：如果美国人在我们的鼻子底下进行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那我们为什么就该低调，小心行事，而且还丢掉阿富汗呢？在这样的形势下，克格勃从喀布尔发回的关于阿明在耍两面派并秘密会见美国人的报告就让人更不安了。几年前萨达特的背叛加剧了人们的猜疑。 苏联做出除掉阿明并“拯救”阿富汗的决定是苏联最高领导层，尤其是负责制定政策的“三驾马车”“团体决策”的一个突出案例。在10月和11月的某个时候，安德罗波夫支持乌斯季诺夫的意见并开始策划入侵。葛罗米柯和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接着也表示同意。这几位最高领导人对于准备工作守口如瓶，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以及他们自己班子中的分析人员都不知情。按照“三驾马车”的想法，最重要的任务是争取勃列日涅夫的支持。1979年12月初，安德罗波夫向他摆出了主张入侵的种种理由。他写道：“现在没有办法保证，阿明为了确保他的个人权力，不会跑到西方那边。”这封信建议策划政变，推翻阿明并让遭到流放的那一派阿富汗革命者在喀布尔掌权。 近来的研究表明，安德罗波夫的基本看法，即说阿明即将背叛，其实是来自一些极其含糊暧昧的证据。这位克格勃首脑似乎扮演了他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曾经扮演过的角色，也就是用真真假假的情报让勃列日涅夫坚定干涉的决心。12月8日，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告诉勃列日涅夫，美国有可能在阿富汗部署短程导弹，这些导弹可能是针对苏联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军事设施的。乌斯季诺夫建议，利用阿明多次提出的让苏联出兵的请求，派几个师进入阿富汗，确保顺利接管。而且原来的打算是，在新政权建立后就立即撤出这些部队。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对于缓和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的担心，本来还有可能再次否决赞成干涉的意见。但这一次，无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葛罗米柯，都没有反对。1979年秋，缓和似乎正在跌入最低谷。勃列日涅夫与卡特的峰会所产生的少量善意已消失殆尽。在几位民主党参议员的怂恿下，白宫发了一个假警报，说有一个旅的苏军在古巴——这完全是一个捏造的罪名。此举加剧了莫斯科的怀疑：华盛顿有人决定向苏联发起全面挑战了。 使天平向赞成干涉的一方倾斜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北约决定在西欧部署新一代战略核武器“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这项在12月12日的北约外交和国防部长布鲁塞尔特别会议上正式做出的决定，苏联分析家们在若干天前就提前估计到了。它给了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的看法以令人信服的理由——他们在12月8日与勃列日涅夫一起参加的会议上强调：阿富汗问题是不断恶化的战略形势的一部分，美国的短程导弹也有可能部署在阿富汗。 苏联的高级将领是最后一群竭力反对计划中的武装干涉的人。在12月10日有关阿富汗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之前，总参谋部的首脑尼古拉·奥加尔科夫（Nikolai Ogarkov）元帅，在非正式的交流中向勃列日涅夫和“三驾马车”表达了自己及其同僚的保留意见。他列举了苏军在不熟悉的、困难的条件下将会遇到的种种危险，并提醒各位政治领导人：对美国人在该地区的敌对行动的担忧是假想的。与奥加尔科夫元帅关系紧张的乌斯季诺夫，没有讨论前者担心的问题，而是要他住口并服从领导。几分钟后，奥加尔科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试图再次警告入侵会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会使东方整个伊斯兰世界一致起来反对我们，并使自己在全世界遭受政治损失”。安德罗波夫打断他说：“集中谈军事上的事情！制定政策的事交给我们，交给党和列昂尼德·伊里奇！”当天，政治局没有达成决议。两天后的12月12日，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得知了北约要在欧洲部署“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决定。这时政治局批准了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的计划：政变和武装干涉双管齐下，以“拯救”阿富汗。极度虚弱但看得出很激动的勃列日涅夫，在干涉的决议上签了字。 苏军在入侵中暴露无遗的无能，吹落了莫斯科的官方遮羞布——它说实际上是喀布尔政府请求苏联保护他们的。对此，克格勃的笨拙也难辞其咎。一开始，苏联特工试图毒死阿明，但当投毒没有奏效的时候，突击队便猛攻阿明的宫殿，造成大量伤亡。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于此次血腥政变的猛烈回击，导致了超级大国缓和的整座大厦的倒塌。有证据表明，勃列日涅夫本人当时接受了华盛顿拆除缓和大厦的事实，而且模模糊糊地觉得，此次对阿富汗的武装干涉是个十足的错误。他的对外政策顾问回忆说，总书记有一次责怪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说：“你们给我把事情搞糟了！” 勃列日涅夫作为国务活动家的生涯接近了尾声，那是一个非常黯淡的尾声。切尔尼亚耶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不相信以前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即使是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有过这样的一段时期，竟然一点点讨论、商议和研究都没有，就采取了如此重要的行动。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那一小部分掌权者此时无法充分地意识到，要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那么做。”切尔尼亚耶夫和其他“开明”官员在等待奇迹，以便帮助苏联平安度过这段危险的扩张期。
  1. 对苏联在1978～1979年的阿富汗政策所做的最为详细并完全以文献佐证的描述见于Garthoff，Détnete and Confrontarion；另见Cordovez andHarrison，Out of Afghanistan；Westad，“Prelude to Invasion”。另见俄罗斯方面的叙述：Lyakhovsky，Tragediia，以及最新版Plamia Afghana；Kornienko，Kholodnaiia voina，188-209；Gai and Snegirev，“Vtorzheniie，”3-4；Gareev，“Pochemu i kak mi voshli v Afghanistan，”17-23；Gankovsky，“Kto，gde，kogda prinial resheniie o vvode sovetskikh voisk v Afghanistan？”2-9。?????
  2. Cordovez and Harrison，Out of Afghanistan，14.?????
  3. 参见Ouimet，Rise and Fall of the Brezhnev Doctrine；Kramer，“SovietDeliberations during the Polish Crisis，”10；Mastny，“Soviet Non-Invasionof Poland”；Voronkov，“Sobitiia 1980-1981 v Polshe.Vzgliad so Staroiploschiadi”；材料来自Jachranka。?????
  4. Mastny，“Soviet Non-Invasion of Poland，”14，34.?????
  5. Westad，Fall of Détnete；Kornienko，Kholodnaia voina，164-86；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487-94.?????
  6. 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245.?????
  7.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会议记录，1972年11月20日，Volkogonov Collection，LC。?????
  8.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193-95.?????
  9. Ibid.，232.?????
  10. Kissinger，Years of Upheaval，233，274-86；Garthoff，Détnete and Confrontation，376-86；另见他的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283。关于中国，参见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会谈的备忘录，加利福尼亚州圣克莱门特，1973年6月23日，NARA，复印本存于NSArch。?????
  11. Garthoff，Détnete and Confrontation，1135—37；另见他的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282-85。?????
  12. Garthoff，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285；Alexandrov-Agentov，OtKollontai，193-95.?????
  13. 参见Kissinger，Ending the Vietnam War；Hanhimaki，Flawed Architect，341-44。?????
  14.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75年3月9日，NSArch。?????
  15. 勃列日涅夫与基辛格会谈备忘录，1972年9月13日，NARA，存于国家安全档案馆。?????
  16. 克格勃第五局报告，1973年5月9日，公布于Morozov，Evreiskaia emigratsiia v svete novikh dokumentov，169。?????
  17. 参见Buwalda，They Did Not Dwell Alone；Goldberg，Jewish Power，167-74。?????
  18. 更多细节参见Hunt，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Ninkovich，Wilsonian Century；Smith，America's Mission；Mead，Special Providence；Stephansson，“Cold War Considered as a U.S.Project，”52-67。?????
  19. 作为勃列日涅夫的笔杆子之一且对反犹主义的种种表现非常关注的切尔尼亚耶夫说，在勃列日涅夫的言行中从来没有发现一点点的反犹主义。作者对他的采访，莫斯科，2003年1月4日。?????
  20. “K voprosu o viezde za granitsu lits evreiskoi natsionalnosti，”政治局会议记录，1973年3月20日，Istochnik 1（1996）：156；另见Morozov，Evreiskaia Emigratsiia，164-68。?????
  21. “K voprosu o viezde za granitsu，”Istochnik 1（1996）：158.?????
  22. 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492.?????
  23. Brudny，Reinventing Russia，108，111，112，113.?????
  24. Ibid.，156；Kissinger，Years of Upheaval，252.在多勃雷宁的回忆录中对这些细节只字未提。?????
  25. 他们中包括杰克逊的助理理查德·珀尔、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犹太知识分子杂志《评论》的编辑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马克斯·K.坎珀尔曼（Max K.Kampelman）、尤金.V.罗斯托（Eugene V. Rostow）和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
  26. Roy Medvedev in“Dissidenti o dissidentstve，”Znamia 9（September 1997）：183；Pontuso，Solzhenitsyn's Political Thought，143，149-57.?????
  27. Bovin，XX vek kak zhizn，257-58.?????
  28. Kevorkov，Tainii kanal，169-72.?????
  29. Vasily Aksenov and Leonid Borodin，in“Dissidenti o dissidentstve，”Znamia 9（September 1997）：164-65，170-71；Morozov，Evreiskaia emigratsiia，190-91，213；Pearson，Solzhenitsyn；Scammell，Solzhenitsyn；Scammell，Solzhenitsyn Files；Kremlevsky samosud：Sekretniie dokumenti Politburo o pisatele A.Solzhenitsyne.?????
  30. N.晓洛科夫的备忘录，“关于索尔仁尼琴问题”，1971年10月7日；政治局会议记录，1972年3月30日；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1972年4月13日；所有这些见于Scammell，Solzhenitsyn Files，161-63，164，185-87，194-97，199-210，221-22，256-51。?????
  31. Solzhenitsyn，Oak and the Calf；Carlisle，“Solzhenitsyn and the Secret Circle”27-33；Medvedev，Neizvestny Andropov，143.?????
  32. 政治局会议记录，1974年1月7日，Volkogonov Collection，LC；Scammell，Solzhenitsyn Files，283-92。?????
  33. Kevorkov，Tainii kanal，169-72.?????
  34. Ibid.，174-76；Y.安德罗波夫致L.勃列日涅夫，1974年2月7日，见于Scammell，Solzhenitsyn Files，342-44。?????
  35. 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333；作者与多勃雷宁的交谈，奥斯陆，1995年9月20日。?????
  36. Israelyan，Inside the Kremlin；另见Vinogradov，Diplomatiia：Liudi i Sobitiia，201-72；Kirpichenko，Iz arkhiva razvedchika；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268-79；Kornienko，Kholodnaia Voina，160-64；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03-6；Garthoff，Détnete and Confrontation，404-46；Lebow and Stein，We All Lost the Cold War；Ginor，“Under the Yellow Arab Helmet Gleamed Blue Russian Eyes，”127-57。?????
  37. 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244；Garthoff，Détnete and Confrontation，1135-37；Garthoff，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282-85.?????
  38. 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261；Hanhimaki，Flawed Architect，281-82，305-6.?????
  39. 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Hafiz Assad）把战争计划告诉了苏联驻大马士革大使努里金·毛希丁诺夫（Nuritdin Mukhitdinov）。此外，苏联领导层也许通过情报部门提前几天得知了发动进攻的日期。Israelyan，Inside the Kremlin，10-11，15-18.?????
  40. Ibid.，26，99.?????
  41. 基辛格与赫尔穆特·索南费尔德（Helrmit Sonnenfeld）、阿瑟·哈特曼（Arthur Hartman）、威廉·海兰（William Hyland）和劳伦斯·S.伊格尔伯格（Lawrence S. Eagleburger）的会谈备忘录，1974年3月18日，见于Burr，Kissinger Transcripts，225。?????
  42. Israelyan，Inside the Kremlin，10-11，95，125-26，128，168；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266-83；Kornienko，Kholodnaia voina，160-64；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03-6；基辛格的叙述见于他的Years of Upheaval，450-613。?????
  43. 安德罗波夫致勃列日涅夫，1973年10月19日，Volkogonov Collection，LC。?????
  44. Israelyan，Inside the Kremlin，165-66；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273；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04.?????
  45. 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274；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04-6；政治局会议记录，1973年10月25日，引自Israelyan，Insidethe Kremlin，179-81。?????
  46. Garthoff，Détnete and Confrontation，428；Israelyan，Inside the Kremlin，182-86；Hanhimaki，Flawed Architect，310，315-16.?????
  47. 相反的看法见于Hanhimaki，Flawed Architect，328-30。?????
  48. Israelyan，Inside the Kremlin，188；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277-78.?????
  49. 参见切尔尼亚耶夫1973年11月的笔记，里面记载了他从别人那里听说的勃列日涅夫与葛罗米柯就此问题谈话内容，参见他的Moia Zhizn，301。?????
  50. 克格勃将军列昂尼德·舍巴尔申的看法，引自Westad，Fall of Détente，132。?????
  51. 1973年12月26日在总统办公室与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的会谈，见于亨利·基辛格给总统的文件，复印件存于NSArch；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280-83，291-92；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33；Sukhodrev，Iazik moi-drug moi，315。?????
  52. 克格勃的情报来源断定，勃兰特是社会民主党内部钩心斗角的牺牲品，见于Kevorkov，Tainii kanal，177-87；Bahr，Zu meiner Zeit，261-62；Smyser，From Yalta to Berlin，267-70；Chazov，Zdorovie i Vlast，87。?????
  53. Chazov，Zdorovie i Vlast，75.?????
  54. Sukhodrev，Iazik moi—drug moi，288-89，290.?????
  55. 安德罗波夫致勃列日涅夫，1973年10月29日，Volkogonov Collection，reel 16，container 24，LC。?????
  56. 沃尔科戈诺夫援引有关的证据材料说，勃列日涅夫有可能从安德罗波夫那里得到了一些药片，见于Sem Vozhdei，99-100。?????
  57. Chazov，Zdorovie i vlast，85，112-13，116-17；Arbatov，System，192；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75年10月10日和24日，NSArch。?????
  58. Podvig，Sirategicheskoie iadernoie vooruzheniie Rossii，这些资料也可见于[http：//www.arms control.ru]；Zaloga，Kremlin's Nuclear Sword，171-77。?????
  59. Savelyev and Detinov，Big Five，3.?????
  60.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见于Musgrove I。?????
  61. Garthoff，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331-32；Cahn，Killing Détnete；Zaloga，Kremlin's Nuclear Sword，177.?????
  62. 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336.?????
  63. Sukhodrev，Iazik moi—drug moi，309；至于不同参与者对此次会谈的描述，参见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259-60。?????
  64. 勃列日涅夫与基辛格的会谈备忘录，1974年10月26日，公布于Burr，Kissinger Transcripts，345-54；Kissinger，Years of Renewal，211-79。?????
  65. 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315；勃列日涅夫与福特的会谈备忘录，1974年11月23日下午2：30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沃兹德维任卡（Vozdvizhenka）机场与奥克安斯卡娅（Okeanskaya）疗养院之间的列车上，NSArch。?????
  66. Kissinger，Years of Renewal，288-90；戈尔巴乔夫提案的作者有外交部副部长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和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副局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将军，他们都是符拉迪沃斯托克专家小组（“五人小组”）的成员；参见Savelyev and Detinov，Big Five，37。?????
  67. 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315；Kornienko，Kholodnaia voina，157-58.?????
  68. Kornienko，Kholodnaia Voina，158；作者对科尔尼延科的采访，莫斯科，1989年11月23日；Nikolay Detinov at Musgrove I；Kissinger，Years of Renewal，297。?????
  69. “Intelligence Community Experiment in Competitive Analysis. Soviet Strategic Objectives：An Alternative View”（Team-B report），December 1976，NSArch；另见Pipes，Vixi，134-42。?????
  70. Kissinger，Years of Renewal，302-7；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320-22，327；Hanson，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conomy，123.?????
  71. Chazov，Zdorovie i vlast，127-28；Sheludko in Leonid Brezhnev v vospominaniiakh，razmishleniiakh，suzhdeniiakh，320-23；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75年3月2日和9月11日，NSArch。?????
  72.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75年10月10日和24日，NSArch。?????
  73. 勃列日涅夫1975年12月16日讲话的非官方记录，见于KarenBrutents，Tridtsat let，270-71；同一讲话的另外一份记录见于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76年1月2日，NSArch。?????
  74.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36-37；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335，492.?????
  75. 参见Lysebu I；另见Fort Lauderdale。?????
  76. 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关于安德罗波夫的反应的叙述，见于Fort Lauderdale，12。?????
  77. Davidson et al.，SSSR i Afrika，132，198-99.?????
  78. Westad，Global Cold War，chapter3.?????
  79.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和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见于Fort Lauderdale，8，11。?????
  80. Brutents，Tridtsat let，325；Davidson et al.，SSSR i Afrika，251-303.?????
  81. Davidson et al.，SSSR i Afrika，220-21.?????
  82. Istochnik 2（1998）：114-20.?????
  83. 勃列日涅夫与基辛格的会谈备忘录，1972年4月22日，Kissinger Papers，NARA。?????
  84. Westad，“Moscow and the Angolan Crisis，”20。1991-1992年，文安立曾经得到批准，可以查阅前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文件。它们后来再次被归入保密文件。?????
  85. Ibid.，20.?????
  86. 卡连·布鲁坚茨，见于Fort Lauderdale，22，23。?????
  87. 关于戈尔什科夫，参见Chipman，“Admiral Gorshkov and the SovietNavy”。?????
  88. Hewett，Open for Business，12；Pikhoia，“Pochemu raspalsia SSSR？”16-17 [www.sgu.ru/faculties/historical/sc.publication/history newtime/cold—war/1.php].?????
  89. 关于“小交易”，参见Millar，“Little Deal，”694-706；Derluguian，“Tale of Two Cities，”47-48；作者与格奥尔吉·杰尔卢格扬的通信（保存在作者的档案馆中）。在20世纪70年代，海外工作的价值在苏联公众当中急剧攀升。?????
  90. Garthoff，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295.?????
  91.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74年5月13日，NSArch；Lysebu I，33。?????
  92. Kissinger，Years of Renewal，818.?????
  93. 科尔尼延科，见于LysebuI，780。?????
  94. Westad，“Moscow and the Angolan Crisis，”21.?????
  95. Gleijeses，Conflicting Missions；另见“Havana's Policy in Africa，”5-8。?????
  96. Blight and Brenner，Sad and Luminous Days.?????
  97. 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的回忆，见于Fort Lauderdale，39-40。?????
  98. 最初是阿戈什蒂纽·内图与切·格瓦拉在1965年的交往；参见Gleijeses，“Havana's Policy in Africa，”7。?????
  99. Kornienko，Kholodnaia voina，166.?????
  100. Arbatov，System，194-95；关于“三驾马车”的正统立场以及他们在赫尔辛基大会后对勃列日涅夫的施压，参见Chernyaev，Moia zhizn，317；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359。?????
  101. Kornienko，Kholodnaia voirza，167-68；作者对科尔尼延科的采访，莫斯科，1989年11月23日和1990年3月15日；Westad，“Moscowand the Angolan Crisis，”24，30-31；Lysebu1，32；Garthoff，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566-67；Gleijeses，“Havana's Policy in Africa，”271-72。?????
  102. Garthoff，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586.?????
  103. Kornienko，Kholodnaia voina，167-68；卡连·布鲁坚茨提出了这个看法，见于Lysebu I，47。?????
  104. Brenner and Blight，“Cuba，1962，”81-85；Westad，“Moscow and theAngolan Crisis，”25-27.?????
  105. Garthoff，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581，基辛格的讲话引自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74（April 5，1976）：428；Westad，“Moscow and the Angolan Crisis，”28-29。?????
  106.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见于Fort Lauderdale，44-45；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383。?????
  107. 我看过几份关于布热津斯基的情况介绍，是1976年秋至1977年初由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的分析人员写的；另见Chemyaev，Moia zhizn，298；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409。?????
  108. Alexeyeva and Goldberg，Thaw Generation，288-89；RGANI，f.89，op.25，doc.44.?????
  109. Kornienko，Kholodnaia voina，170-72；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77年1月9日和15日，NSArch。?????
  110. 1976年秋，新保守主义者以及缓和与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主要批评者成立了“关于目前危险的委员会”。他们指责符拉迪沃斯托克框架对苏联有利，尤其是在超重型洲际导弹的“有效载荷”上，因为美国没有与之匹敌的导弹。卡特政府的各位成员，尤其是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和副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对于苏联在战略力量和常规力量方面不断增加的数量优势也有自己的担心。关于尼采的影响力，参见布热津斯基的看法，见于Musgrove I，transcript，48-49；Njolstad，Peacekeeper and Troublemaker。?????
  111. 布热津斯基，见于Musgrove I，transcript，56-57；Njolstad，“Keys of Keys？”37-40；Njolstad，Peacekeeper and Troublemaker，43-46。?????
  112. Kissinger，Years of Renewal，856-59；Garthoff，Détnete and Confrorztation，596-99；作者的采访，莫斯科，1989年11月23日和1990年3月15日；另引自Westad，“Fall of Détnete，”12；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391；勃列日涅夫致卡特，1977年2月4日，公布于CWIHP Bulletin，no.5（1995）；Kornienko，Kholodnaia voina，173；多勃雷宁在日记中记录的与美国国务卿万斯的会谈，1977年3月21日，NSArch；维克托·斯塔罗杜博夫，见于Musgrove I，transcript，74；勃列日涅夫的日记，1977年3月18日，Volkogonov Collection，LC。?????
  113. 万斯，见于Musgrove I，transcript，62；切尔尼亚耶夫关于他读到苏美会谈文字整理稿的日记，1977年4月1日，NSArch。?????
  114. 参见哈罗德·布朗、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尼古拉·杰季诺夫、维克托·斯塔罗杜博夫以及多勃雷宁之间的讨论记录，Musgrove I，transcript，27-37。?????
  115. 1978年5月31日葛罗米柯与美国国务卿C.万斯在纽约会谈的记录，1994年2月由俄罗斯政府提供给卡特－勃列日涅夫项目，NSArch。?????
  116. 多勃雷宁，见于Musgrove I，transcript，66，80-81；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397；克格勃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77年3月18日，RGANI，f.89，per.18，dok.63。?????
  117. 多勃雷宁，见于Musgrovel，transcript，136；另见他的Sugubo doveritelno，395-960?????
  118. 卡特给布热津斯基的指示，1978年5月17日，NSArch；另见Fort Lauderdale，145-46关于中国的讨论，参见“非洲之角”安全协调委员会会议记录，1978年3月2日，NSArch。布热津斯基出访的详情见于他的回忆录，Power ard Prinriple，208-15；另见Garthoff，Détnete and Confrontation，705-6，770-78；W.埃夫里尔·哈里曼与多勃雷宁大使在N大街午餐会上的谈话备忘录，1978年3月3日，Harriman Collection，LC。?????
  119. 葛罗米柯与万斯的会谈记录，1978年5月31日，以及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就国际关系中的几个问题发表的讲话，摘自1978年6月8日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备忘录第107号，RGANI，f.89，per.34，dok.1，1.7；“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Era，”RGANI，f.89，per.76，dok.28，1.1-2。?????
  120. 维也纳峰会文字记录，1979年6月16～18日，NSArch；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422-27；Sukhodrev，Iazik moi—drug moi，344-45。?????
  121. Garthoff，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285.有关苏联卷入阿富汗冲突的历史背景的最好的描述，见于Lyakhovsky，Plamia Afgana，11-46。?????
  122. Kornienko，Kholodnaia voina，190；Kalugin and Montaigne，First Directorate，230-33；Mitrokhin，“KGB in Afghanistan.”?????
  123. Kalugin and Montaigne，First Directorate，232.?????
  124. Westad，“Road to Kabul，”123-24.?????
  125. 苏共政治局会议的文字记录，1979年3月17～19日，“关于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严峻形势以及我们可能采取的措施”，RGANI，f.89，per.25，dok.1。?????
  126. Ibid.?????
  127. 卡连·布鲁坚茨支持这一说法，Tridsat Let，465。?????
  128. A.N.柯西金、A.A.葛罗米柯、D.F.乌斯季诺夫、B.N.波诺马廖夫与N.M.塔拉基的会谈记录，1979年3月20日，RGANI，f.89，per.14，dok.26；勃列日涅夫与塔拉基的会谈记录，1979年3月20日，RGANI，f.89，per.14，dok.25。?????
  129. “阿富汗的形势与我们未来的政策”，1979年4月1日，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委员会，译文见于CWIHP Bullelin，no.3（Fall 1993）：67-69；美国情报部门对苏联顾问的数量的估计见于New York Times，April13，1979。?????
  130. Gai and Snegirev，“Vtorzheniie，”204-8.电报的日期是1979年9月13日，多勃雷宁从自己的笔记中引述了这封电报，Lysebu Ⅱ，89；Westad，Fall of Détnete，129-30。?????
  131. Chazov，Zdorovie i vlast，152；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79年12月20日，NSArch。亚历山德罗夫对卡连·布鲁坚茨讲过这番话，但布鲁坚茨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这件事。?????
  132. Kevorkov，Tainii kanal，243.?????
  133. 关于人质危机及美国对此的回应，参见Farber，Taken Hostage；关于苏方的担忧，参见瓦连京·瓦连尼科夫的看法，见于Lysebu Ⅱ，73；Brutents，Tridsat Let，417。?????
  134. 安德罗波夫个人给勃列日涅夫的这封信以及1979年，12月初他（和乌斯季诺夫）给勃列日涅夫的情况简介的内容是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大使发现的；参见Lysebu Ⅱ，91-93；以及Westad，Fall of Détnete，134-35。?????
  135. 多勃雷宁引述了上述内容，见于Lysebu Ⅱ，91-93；引自Westad，Fall of Détnete，1350?????
  136. 这一重构是基于Lysebu、Musgrove和Fort Lauderdale中的讨论以及作者在这些大会期间与一些苏联资深官员之间的私下交流。?????
  137. Dobrynin，Lysebu Ⅱ，91-93；Westad，Fall of Détnete，135；“最后一根稻草”的看法见于Lyakhovsky，Plamia Afghana，123。?????
  138. Lyakhovsky，Tragediia，109；Lyakhovsky，Plamia Afghana，121；Varennikov，Lysebu Ⅱ，85-86.?????
  139.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46-47；多勃雷宁的证词见于Westad，Fall of Détnete，141-42。?????
  140.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79年12月30日，NSArch。?????
  141. Termez，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城市，位于乌兹别克斯坦与阿富汗边界的阿姆河北岸。——译者注?????
  142. 欧加登（Ogaden）位于埃塞俄比亚东南部，20世纪70年代后期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为争夺该地区而发生了战争。——译者注?????
  143. 薇拉·邓纳姆（Vera Dunham）把斯大林执政时在政府与中产阶层之间形成的那种迁就与通融称为“大交易”（Big Deal），它主要表现为在实践中淡化社会主义的理想化的平等观念，以适应中产阶层的利己的、物质的追求。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没有进行大的制度改革，改革和变化主要限于微观层面，例如在关系密切的亲友网络范围内提高政治经济的自由度，给予小型的私人企业和商业以更大的宽容。这些就被称为勃列日涅夫的“小交易”（Little Deal）。引自James R.Millar：The Little Deal：Brezhnev's Contribution to Acquisitive Socialism,（www.ucis.pitt.edu/nceeer/pre1998/1987-801-15-Millar.pdf？）——译者注?????
  144. 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京（Grigori Yefimovich Rasputin，1869～1916），俄罗斯神秘主义者，沙皇尼古拉二世执政后期俄罗斯宫廷中有影响力的人物。——译者注?????
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
国外干涉行动的定额已经用光了。 ——安德罗波夫，1980年秋
20世纪80年代初超级大国的对抗，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疯狂的军备竞赛，情报人员在世界各地的暗战，还有激烈的心理战，这就跟斯大林统治后期如出一辙。里根政府也像杜鲁门及艾森豪威尔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初那样，想要逼退苏维埃帝国。西方有人预言，接下来将是个危险的十年：“只要其领导人认为帝国的完整受到威胁，苏联就会不惜发动核战争。” 本章的重点是，在对抗日益加剧时的克里姆林宫的行为。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最后岁月和接下来在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领导下的两年过渡期，苏联的政治经济基础开始恶化。包括中情局那些人在内的西方分析家，都觉察到了苏联糟糕的经济状况以及苏联对中欧控制力的动摇，但他们想象不到形势实际上有多糟。1980年和1981年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以及华约其他国家在经济和财政上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益严重的依赖性，极大地削弱了斯大林建立的“帝国”。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缺乏阻止苏联式微的政治意志与谋略。从1981年至1985年，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从来没有考虑过准备与西方最后摊牌之类的事情。

波兰：柱石崩裂

1980年8月，格但斯克（Gdansk）工人的罢工酿成了波兰共产主义政权的危机。团结工会大获成功，尤其是这个看上去闹哄哄的民主运动所显示出的惊人的效率与协调性，让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及其顾问怀疑有“看不见的手”——也许是受过良好训练、由外国资助的“地下组织”，在领导这场革命。在苏联人看来，更糟糕的是，这些“反社会主义势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巨大支持。克格勃报告说，在团结工会、波兰天主教、梵蒂冈以及美国的波兰流亡组织之间存在着联系。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Ⅱ）被认为是波兰事态发展的最危险的煽动者。 波兰革命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对苏联自身的边境地区产生了溢出效应。1981年，克格勃报告说，受波兰工人运动的影响，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几个共和国，特别是拉脱维亚的工厂，发生了大规模罢工。1981年春，克格勃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告诉政治局，“波兰的事态发展正在影响我国西部各省，尤其是白俄罗斯的局势”。苏联当局在与波兰接壤的边境地区落下了一道新的“铁幕”，终止了旅游观光、学生计划以及与这个“兄弟”国家的文化交流。波兰期刊的订阅被取消，波兰的无线电广播也受到干扰。 在苏联和世界各地，许多人都在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克里姆林宫接下来对团结工会运动的应对措施。莫斯科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对外政策专家与华盛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都在担心会出现那种人们所熟悉的前景：像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入侵波兰。不过，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并不愿意那样做。虽已年老昏聩，这位越来越孤独易怒的总书记却也不想同意再次采取军事行动，尤其是针对波兰人。 勃列日涅夫决定避免对波兰采取干涉行动，这在当时只有很少人知道。总书记实际上也并不在克里姆林宫，而是隐居在自己的国家别墅。由于他不在，安全事务就交给了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这“三驾马车”。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也扮演了一个显要的角色，负责政治局处理波兰危机的特别委员会。在这些人当中，国防部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要求出兵干涉的理由最为充分：必须确保波兰成为驻德苏军与苏联之间的重要纽带。失去波兰，华约也就毫无意义；实际上，华约总部就设在波兰城市莱格尼察（Legnice）附近。以华约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维克托·库利科夫（Viktor Kulikov）元帅为首的乌斯季诺夫的下属们，几次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波兰。 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是政治局决策圈的关键人物。他以前曾力主苏联入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但是在1980年秋，安德罗波夫对自己的一位亲信下属说：“国外干涉行动的定额已经用光了。”把自己当作勃列日涅夫的当然继承人的安德罗波夫明白，如果再进行武装干涉，那将是他生涯中灾难性的一着。在苏联干涉阿富汗之后，欧洲缓和的形势已是命悬一线，如果再入侵波兰，就会让它一命呜呼，甚至还会使整个的赫尔辛基谈判进程功亏一篑，那可是20世纪70年代苏联国务活动的最大成就。 就连苏斯洛夫也认为，把社会中的一些民主人士吸收进波共政府，要比动用苏联军队更为可取。但这并不等于克里姆林宫在波兰问题上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政治局开始倾向于“毕苏斯基方案”，也就是一种带有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性质的独裁体制，类似于20世纪20年代约瑟夫·毕苏斯基（Jozef Pilsudski）建立的政权。“共产主义的毕苏斯基”的候选人，有波兰第一书记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Stanyslaw Kania）和波兰武装力量司令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将军。1980年12月，勃列日涅夫按照预定的计划告诉卡尼亚：“如果发现有人要推翻你们，”他说，“我们就插手。”整个会晤就是用苏联干涉的可能性来吓唬卡尼亚，让他对团结工会采取严厉措施。但是这位波共领导人缺少实施这一拟议中的打击所需的勇气与决心。苏联宣传部门的一位高级官员列昂尼德·扎米亚金（Leonid Zamyatin）从华沙回来时的印象是，这位波共领导人已经成了一个在酒精中寻求慰藉的极度神经质的人。因此，那种逼迫波兰领导层采取行动的方式，会使他和他身边的所有人都认为：苏联即将入侵。而在会晤的同时，华约军队在波兰境内及边境附近的地区恰好又在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就更让人深信不疑——这与克里姆林宫决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苏军的动作一模一样。 12年前施压的对象是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现在轮到卡尼亚了。1981年3月，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再次来到莫斯科，而乌斯季诺夫把这位波共领导人训得像小学童一样。“卡尼亚同志，”他嚷道，“我们的耐心耗光了！在波兰我们有的是可以信赖的人。我们最后再给你两周时间，去恢复波兰的秩序！”在波兰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后不久，华约军队和克格勃就开始对波兰大肆恫吓，包括连续三周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不过，乌斯季诺夫的威胁是在虚张声势，因为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此时并没有考虑入侵。 1981年夏，苏联人竭力想在波共内部寻找并组织“健康的力量”，以便另外对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施压，但结果却令他们失望：波共内部的强硬派几乎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受过教育而且具有改革意识的人——其中包括记者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yaczyslaw Rakowski），克里姆林宫有许多人将其视为危险的“右倾修正主义分子”。民主德国、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罗马尼亚的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cescu），对这些新的情况可以说是更为担忧。当年夏天在克里米亚与勃列日涅夫举行的会议上，他们开始要求武装干涉。然而勃列日涅夫坚决地拒绝了。” 勃列日涅夫仍然相信自己可以重新恢复欧洲的缓和局面，所以对入侵波兰的主张很讨厌。此外，波兰危机中的经济问题也让他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知难而退。与波兰人打起来已经是够糟的了，但入侵和占领在经济上的代价也不啻为一场灾难。切尔尼亚耶夫1981年8月在自己的日记中评论说：“勃列日涅夫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一聪明的方法。让波兰在经济上一直依赖我们，这我们承担不起。”的确，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多余的资源用来承担迅速增加的各种义务。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苏联在全世界共帮助或扶持了69个苏联的卫星国和扈从国。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起，苏联每年有超过四分之一的GDP被用于扩军的经费。这一政权通常都是靠挪用人民的储蓄、出售伏特加和暗中累积预算赤字来填补漏洞。另外一个重要的岁入来源是出口石油和天然气：从1971年到1980年，苏联石油天然气的产量分别增加了七倍和八倍，与苏联给华约国家的享有大量补贴的石油天然气的输送量增加的速度相当。1974年后，世界石油价格翻了四倍，莫斯科也不得不把它给华约盟国的石油价格提高一倍，并提供十年期低息贷款进行补偿。苏联的经济利益要求削减给中欧各国的如此慷慨的援助，但“社会主义帝国”的利益以及集团内部的义务却要求加大援助的力度。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卡特总统对苏联的经济制裁加剧了苏联集团内部在经济上的紧张关系。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再也不能强迫受其庇护的中欧政权去分担重新开始冷战所带来的经济负担了。1980年2月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议上，这些国家的党的书记们告诉克里姆林宫的同志说，要是再减少与西方的经贸往来，他们就承受不了了。华约成员国在经济上对北约国家的依赖性，此前只有民主德国存在这样的问题，而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是这样。这些共产主义盟国实质上就是在告诉莫斯科，要堵住“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漏洞，只能由苏联人埋单。 波兰危机揭示了一个痛苦的事实，即苏联作为东欧集团经济与资金援助的唯一提供者，其地位不稳。1980年8月之后的一年当中，苏联人给波兰注入了40亿美元，却没有任何明显的效果。波兰经济在持续下滑，波兰人的反苏情绪也在持续高涨。与此同时，苏联国内的食品短缺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甚至变得更为严重。苏联农业也开始告急，尽管国家作了巨大的投入；食品分配的集权体制也遭遇瓶颈。享有大量补贴的面包、黄油、食用油和肉类从百货商店流入兴旺的“黑市”并以高价出售。就连享有特权的莫斯科，购买食品的队伍也是排得越来越长。在这种形势下，克里姆林宫最终不得不强忍难堪，允许西方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以免波兰陷入饥荒。1980年11月，勃列日涅夫告诉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的领导人，苏联将不得不削减对这些国家的石油供应，“为的是在资本主义市场出售这些石油，并用得到的硬通货”帮助波兰政权。显然，万一要由华约的武装力量来对波兰实行武装入侵，那苏联将不得不承担占领的费用。而且谁也说不准西方的经济制裁会对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造成怎样的影响。 10月18日，莫斯科最后的希望、总理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从卡尼亚那里接管了党的领导权。与西方和波兰国内许多怀有敌意的描述相反，雅鲁泽尔斯基并不是苏联人手中驯顺的工具。在1939年波兰被瓜分之后，他曾被内务部流放到西伯利亚。二战期间，他成为由苏联帮助组建的波兰军队中的一名军官。雅鲁泽尔斯基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俄语，是在把波兰的安全当作头等大事的环境中长大的。他还认为，只有苏联能够保证波兰领土的完整。对于苏联人说要采取军事管制的施压，雅鲁泽尔斯基顶了几个月，但到1981年11月，他顶不住了——因为波兰的经济摇摇欲坠，而寒冬将至，还没有足够的燃料和食物。同时，团结工会的温和派领导人开始被更激进、更缺乏耐心的势力所取代，后者要求结束波兰的共产党政权。雅鲁泽尔斯基则开始暗中准备发动打击。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有告诉克里姆林宫。尼古拉·巴伊巴科夫在最后时刻会见雅鲁泽尔斯基之后对政治局报告说，这位将军神经过敏，“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事”。雅鲁泽尔斯基再三警告莫斯科，波兰天主教也许会与团结工会联手，“对波兰当局宣布‘圣战’”。这位将军最后还要求紧急的经济援助并提供苏军作为波兰军队和警察的后备力量。雅鲁泽尔斯基是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付克里姆林宫的那些想要要挟他的人。 安德罗波夫在政治局的紧急会议上发了言。这位克格勃首脑警告说，雅鲁泽尔斯基想把“所有责任”都推在苏联身上。安德罗波夫坚决认为，不管怎样，哪怕是团结工会上台，苏联也承担不起武装干涉的代价。“我们首先必须关心我们自己的国家和怎样巩固苏维埃联盟，”这位发言者最后说，“那是我们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安德罗波夫担心国内的稳定，因为他知道，就连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样的城市，食品短缺也有会更加严重的危险。波兰工人的造反让安德罗波夫搞不准，苏联的工人是否会永远保持耐心。 这位克格勃主席不仅接近于抛弃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而且还接近于修正克里姆林宫一直奉行的增订版的革命与帝国范式。马修·维梅特（Matthew Ouimet）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造成的危机，“使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非常像因之而命名的那个人。两者都成了一个空架子，靠一个正在衰落却迫切想在世界事务中保持自己地位的帝国来支撑……尽管波兰人民还不清楚自己的成就，但他们已经逼退了苏维埃巨人，而且它再也不会东山再起”。 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实行军事管制，消除了当前对华约的挑战。但是，波兰危机并没有结束；它是整个苏东集团日益严重的结构性危机的反映。要控制住波兰的局势，代价依然很高。1981年，雅鲁泽尔斯基不顾苏联的反对，接受了价值1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大量的谷物、黄油和肉类被运往波兰，却像被扔进了无底洞，转眼就不见了踪影。波兰的各个工业部门也得到了迫切需要的原材料，包括铁矿石、有色金属、轮胎以及最为重要的苏联石油。 波兰危机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一系列重大危机中最严重的一次。这些危机给克里姆林宫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让苏联的各位领导人自欧洲缓和的兴盛期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第一次意识到：哪怕是在毗邻地区，苏联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克里姆林宫的老近卫军们虽然年事已高，但还是准备彻底重估苏联的安全利益及对外政策。只是他们在这方面并未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他们是以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的方式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的。

政治局与里根

克里姆林宫有关波兰问题的秘密辩论是与另一场不愉快的讨论部分地交织在一起的，那就是怎样对付里根政府向苏联的挑衅。理查德·库克林斯基（Ryszard Kuklinski）上校是潜伏在华约军队司令部的美国间谍；从他那里，里根对苏联在波兰问题上面临的压力了解得一清二楚。那位总统把实行军事管制视为人身侮辱。他决心对苏联施以最严厉的惩罚并充分利用苏联在经济上遇到的种种问题。1981年12月之后，里根敦促西欧各国下令禁止建造从乌连戈伊（Urengoi）到西欧的洲际石油管道——这项工程是苏联未来增加石油收入的支柱。最后，西德与法国没有支持美国的制裁，就像一位俄罗斯学者指出的那样，“里根输掉了与苏联较量的第一个回合”。不过，这条石油管道的建设还是被延误了几年关键时间。与此同时，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与国防部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批准了一些非常具有挑衅性的秘密行动，包括在苏联边境和苏联海军基地附近的军事演习，以此向克里姆林宫施压。里根政府还游说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欧佩克成员国，大幅降低世界石油价格。美国政府中的强硬派的这些被揭露出来的行为有可能被夸大了，但它还是说明，美国向苏联人施压的力度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 对安德罗波夫来说，里根政府的种种举动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就跟美国当时心怀恐惧一样，这位克格勃首脑也开始警告说：“华盛顿政府正在企图把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推到一条危险的道路上，从而加剧了战争的危险。”1981年5月，安德罗波夫请勃列日涅夫参加克格勃官员的秘密会议，并当着他的面说，美国正准备对苏联发动突然的核打击——这令与会者大吃一惊。他宣布从现在起，将由克格勃与格鲁乌（苏联的军情机构）合作，建立新的战略预警系统。这个新的情报行动的代号为RYAN，取自俄文“核－导弹－攻击”的首字母。心存疑虑的专业情报人员误以为这个荒谬的想法是出自乌斯季诺夫和军方。实际上，军方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不再认为美国随时会发动袭击。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后来回忆说，他认为当时的局势“虽说困难，但也不是处处都是危机”。事实上，RYAN是安德罗波夫自己的主意。这位克格勃头子的警觉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巴巴罗莎行动”和冷战初期的种种景象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安德罗波夫希望刺激一下死气沉沉的苏联官场与社会。然而，勃列日涅夫反对彻底地改弦更张。这位总书记颠来倒去地念着缓和的祷文，希望有朝一日美国也会投桃报李。政治局有许多人希望里根回到“现实”中来，与苏联合作。勃列日涅夫希望用一些象征性的姿态安抚一下西方的公众舆论，便在1982年6月发表讲话，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很快，乌斯季诺夫也公开宣布，苏联“并不指望在核战争中取得胜利”。这实际上等于是放弃了20世纪60年代进攻性的军事原则。 1982年11月10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睡梦中去世了。苏共政治局几乎立即就宣布，由68岁的尤里·安德罗波夫担任新的苏联领导人。这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首次避免发生此前那种接连使之受到严重破坏的阴谋和权力斗争。冷战的紧张局势肯定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还有一点，即，这位克格勃领导人得到了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的全力支持。只是对安德罗波夫来说可悲的是，他此时已是肾病晚期。 安德罗波夫对里根始终怀有疑心。当里根给勃列日涅夫去了一封亲笔信，建议讨论核裁军问题时，安德罗波夫和克里姆林宫统治集团“三驾马车”中的其他人都认为这是一种骗人的姿态而未予理睬。在此期间，美苏关系又一次陷入低谷。1983年3月8日，美国总统放弃了先前历届政府惯用的辞令——至少在公开场合不会去挑战苏联政权的合法性——说苏联是“邪恶帝国”。1983年3月23日，里根又扔出了一颗炸弹，宣布实施“战略防御计划”（SDI），目的是让所有核武器都“不起作用而作废”。对苏联军方和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来说，这听上去就是要让苏联的所有弹道导弹失效并无法招架住美国的第一波打击。与里根的“邪恶帝国”演讲以及“战略防御计划”相比，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在世界各地的行动更是加重了安德罗波夫的不安全感。1983年4～5月份，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在一次大规模演习中，对苏联的海上监视与预警系统的薄弱环节进行了刺探。美国人还模拟攻击了载有核导弹的苏联战略潜艇。克里姆林宫针锋相对，在世界各地举行了一系列紧张的军事演习，包括就各种战略核力量的动员与合作而进行的首次全面演习。在这样的背景下，1983年，RYAN行动也是势头不减；所有在国外的克格勃特工人员都接受了“长期的行动任务，刺探北约对苏实施核弹攻击的准备情况”。 里根政府的一些资深成员事后把该计划视为苏联行为随后发生变化的根源。中情局的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认为，“‘战略防御计划’对苏联政军领导层的确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把“开支巨大的新军备竞赛”的前景摆在了他们面前，而且在展开竞赛的领域，“苏联几乎无望进行有效的竞争”。盖茨相信，“战略防御计划”甚至让苏联领导层中的某些保守分子也确信，“苏联必须进行重大的内部变革”。实际上，苏联反击的雄心要大得多。政界和军界并没有觉得要大难临头。由物理学家叶夫根尼·韦利霍夫（Evgeny Velikhov）领导的，由科学家和专家组成的军控谈判小组得出的结论是，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很可能并不需要立即采取反制措施。但是这一结论并没有结束争论。苏联军方意识到，从长远来看，“战略防御计划”可以推动新军事技术的发展。乌斯季诺夫对“战略防御计划”非常感兴趣。他与苏联科学院院长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Anatoly Alexandrov）一起，启动了一项长期计划，回应里根的挑战。在军工综合体内部也有一些人，包括格尔什·布德克尔（Gersh Budker）院士和导弹设计师弗拉基米尔·切洛梅（Vladimir Chelomei），拿出了几种苏联版“战略防御计划”的方案。 里根政府在向国会兜售“战略防御计划”时的理由是，该计划在两年内就会迫使苏联人按照美国人的条件开始核裁军谈判。不过，事态的发展在一开始却完全相反。安德罗波夫上任没几天就发起了反腐败运动，目的是整肃纪律和保持爱国主义的警惕。而且他还对苏联国内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外国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并散布各种各样小道消息和谣言的人”，提出了“最后警告”——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就像过去常有的那样，这项展示强硬与警惕的政策在精英与民众中激起了广泛的积极回应。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后来说他不赞成安德罗波夫的强硬路线，但在1983年的时候，他对此可是全心全意地支持的。军方、克格勃官员以及许多外交人员都支持安德罗波夫的运动。若干年之后还有相当多的俄罗斯人，甚至很可能是大多数俄罗斯人，在回想起安德罗波夫时依然带有敬意和怀旧之情。 蔑视、憎恨又夹杂着几分恐惧，让安德罗波夫对里根的不信任根深蒂固。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曾听他说过：“里根这人不可预测。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1983年7月11日，美国总统给安德罗波夫写了封亲笔信。他向总书记保证，美国政府和人民都在致力于“和平的道路”和“消除核威胁”。里根最后还说：“历史上，在进行了私人之间坦诚的交流之后，我们的前任都取得了更加令人满意的进步。如果你希望进行那样的交流，我随时恭候。”总书记在小范围内把这一主动示好解读为“欺骗和想让苏联领导层迷失方向”。安德罗波夫礼貌而正式地回了信，但并没有理睬里根的主动示好。 华盛顿越是施压，政治局的立场越是强硬。在1983年9月大韩航空007号班机被击落事件中，战争的神经绷到了最紧。当时一架大韩航空的波音747客机于9月1日在千岛群岛上空偏离了航向，而那里是苏联环形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度紧张的防空司令误以为它是一架美军间谍飞机而下令苏军的喷气式战斗机将它摧毁。已因肾功能衰竭而住院的安德罗波夫受乌斯季诺夫和军方的误导——他们向他承诺“美国人永远不会发现事情的真相”——决定公开否认这一悲剧性的事件。那么多人的丧生和克里姆林宫的搪塞，让里根与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目瞪口呆。但中情局、五角大楼及新闻界的其他许多人都决心在宣传上打败这个“邪恶帝国”。苏联对事件的否认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可以在全世界面前揭穿苏联人谋杀无辜平民的真面目。 由里根政府精心策划的世界性的仇视苏联的运动，成了压倒安德罗波夫的最后一根稻草——此时他已是一个满心苦涩的垂死的人。9月29日，《真理报》发表了他关于苏美关系的“告别讲话”。安德罗波夫告诉苏联人民：“为了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里根政府选择了一条危险的道路。他指责韩国客机事件是“由美国特务精心策划的挑衅行为”，并责备里根本人使用了“在国际关系中不允许的”宣传伎俩。接着这段话很有力量：“如果说人们对美国现政府的政策向好的方向转变还存在过幻想的话，那现在，这些幻想已经被完全打消了。” 从1983年的最后几个月来看，安德罗波夫的可怕的预言似乎是应验了。9月底，苏联卫星监视系统多次报告美国大量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虽然后来证实这都是些假警报，但气氛还是越来越紧张。10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入侵加勒比海的格林纳达并推翻了莫里斯·毕晓普（Maurice Bishop）的马克思主义政府。11月，北约军队开展了代号为“优秀射手”（Able Archer）的军演；而在苏联情报人员看来，这几乎等于是准备马上进攻了。此外，第一批“潘兴”导弹也不顾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以及西方公众舆论的深刻分歧，开始抵达西德的美军基地。12月1日，克里姆林宫多次向华约各国政府发出警报。苏联领导层告诉他们，决定沿美国海岸部署载有核弹的原子能潜艇，以“回应对苏联的变本加厉的核威胁”。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通知上说，“华盛顿的冒险家也许就容易想到先手采取核打击，以便在一场有限的核战争中占得上风。一旦军事平衡对他们有利，就可能使美国的统治集团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突然进攻”。美军入侵格林纳达就是一例，它说明“美帝国主义为了满足其腐朽的阶级利益，可能不惜发动全面战争”。 克里姆林宫关于国际关系的这番话让人似乎回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安德罗波夫的愤怒、挫折感，还有他的病入膏肓，让这套危言耸听的新的说辞显得生动可信。苏联给华约国家领导人的另外一封电报说，华盛顿“已经对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宣布‘圣战’。那些现在已经下令把新的核武器部署到我们家门口的人，把自己的实际政策与这种不计后果的事情联系在了一起”。1983年11月23日，苏联谈判人员在日内瓦军控谈判中的退场，就是对外政策新路线的体现。只是到了最后时刻，外交部的外交官们和总参谋部的专家才设法说服政治局：让这扇门开着，好让苏联重返谈判桌。12月16日，安德罗波夫告诉到医院探望他的苏联军控谈判人员，从古巴导弹危机以来，苏美第一次发生了冲突。他指责里根政府处心积虑，要在阿富汗放苏联人的血。安德罗波夫对苏联从那里撤军不感兴趣。“如果我们让步，”这位垂死的领导人若有所思地黯然地说，“失败就不可避免。” 在此期间，里根也注意到情报工作和西方和平运动引发的紧张气氛，觉得该是与苏联人谈判的时候了。他相信克里姆林宫也许跟他一样想要避免核战争，便在1984年1月发表了相当于“结束冷战的倡议”的和解演说。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cFarlane）、杰克·马特洛克以及里根的其他顾问，与中情局的凯西及五角大楼的温伯格看法有分歧，后两者想要利用阿富汗战争削弱苏维埃体制。里根的幕僚们则认为，美国的政策不应当挑战苏维埃体制的合法性，也不应当追逐军事优势，迫使苏维埃体制崩溃。他们为未来的谈判设计了一个框架，它有四个组成部分：在国际争端中放弃使用武力、尊重人权、放开信息和思想的交流、削减军备。不过，被激怒的莫斯科领导层仍然认为，里根政府被那些“吸血鬼”绑架了，他们想要彻底整垮苏联。他们当时拒绝注意白宫做出的改变。1984年9月，在当月同意与里根举行韩国客机事件以来首次会晤的葛罗米柯，告诉自己的助手们说：“里根和他那帮人的目的就是要破坏社会主义阵营。法西斯主义正在美国大行其道。” 显然，苏联外交部部长认为苏美关系已经跌落到20世纪50年代初那样的低谷。不过他还是相信，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应该与这位美国领导人进行对话。多勃雷宁认为，“里根的强硬政策对于克里姆林宫内部争论和苏联领导人地位的影响，恰好与华盛顿意想中的相反。它强化了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安全机构中强烈主张与里根的政策针锋相对的那些人的地位”。作者当时作为莫斯科“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的初级研究人员，可以看出安德罗波夫对里根的强硬回应在专家中产生了严重的不安情绪。与此同时，就连那些一贯主张改善美苏关系的人也被美国的反苏言论激怒了。公众当中有许多人开始担心：“会不会发生战争？战争什么时候来临？” 安德罗波夫对苏联国际行为的影响是坚定的现实主义与作最坏打算的心态的古怪的混合物。长期与克格勃打交道加重了这种心态。直到其健康状况恶化之前，他一直拥有足够的意志力和洞察力在对外政策上打上自己的印记。不过，他在1984年2月9日的去世，中断了他所有的工作。他的继任者，另外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是个移动的木乃伊；他患有严重的哮喘，要经常服用镇静剂。在契尔年科短暂在位期间，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依然在实际上垄断着军事与外交事务。在克里姆林宫的讨论中，对斯大林时代的怀旧情绪开始抬头。政治局甚至挤出时间来为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恢复党籍。乌斯季诺夫把苏联在国际关系中遇到的麻烦归咎于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并对其提出了严厉批评，建议把“伏尔加格勒”这个名字仍改为“斯大林格勒”。克里姆林宫的一些老人对20世纪40年代很留恋，那时苏联依然是个堡垒般的国家，苏联人民也经受住了无数的牺牲和艰难困苦。 总参谋部对于怎样回应里根合适，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军事预算要增加14%。直接的军费开支，即武装力量和军备的费用，当时已达到610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和国家预算的16.5%。包括间接开支在内的与国防有关的总费用，就像勃列日涅夫1976年承认的那样，要高出两倍半，大约占预算的40%。这个数字比1940年苏联正在进行二战备战时还要高。简单的计算表明，在国民生产总值停滞不前的时代，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必然要大幅降低生活水平，并终止勃列日涅夫与苏联人民约定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从苏联方面的证据材料看不出政治局对于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有过任何争议。苏军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元帅试图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个话题。他批评乌斯季诺夫控制的军工综合体的僵化。在他看来，存在的问题有：效率低下；开展了太多耗费巨资的庞大计划；在军备竞赛中追赶美国是一种自杀倾向。乌斯季诺夫没有争论，只是解除了他一向讨厌的奥加尔科夫的职务。对于有人提出的借鉴20世纪40年代的经验，包括改为六天工作制和设立特别的“国防基金”为各项重整军备的计划筹集资金，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也没有重视。在新的现实面前，要想还采用老的动员方法那是不行的。社会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已经发生了无法逆转的变化。斯大林动员并挥霍了的巨大人力资源，几百万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年轻工人以及满怀热情的党的干部，当时再也找不到了。在受过教育的青年精英中，几乎看不到理想主义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犬儒主义、对享乐的追求和没有得到满足的消费主义。安德罗波夫采取的管理措施——强化蓝领和白领的纪律与职业道德，很快便沦为闹剧。就连政治局的各位领导人也跟四十年前不同了：他们中大多数人都由于年事已高而开始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健康、减少工作负担和自己在退休后的特权，而不是考虑苏联的长治久安。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Vladimir Scherbitsky）、丁穆罕默德·库纳耶夫（Dinmuhammad Kunaev）、尼古拉·吉洪诺夫（Nikolai Tikhonov）和其他“老人”，都暗中排斥安德罗波夫安排到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年轻干部，其中包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叶戈尔·利加乔夫和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i Ryzhkov）。 政治局的老人们还在虚度光阴，死神却等不及了。乌斯季诺夫死于1984年12月20日，而在1985年3月10日就轮到了契尔年科。在筹备契尔年科葬礼的同时，一场幕后交易也在紧张进行。结果，主政的“三驾马车”中仍然健在的安德烈·葛罗米柯，把他的决定性的一票投给了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为对其支持的回报，葛罗米柯很快就成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个高位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大权终于从斯大林主义的受益者那里旁落到新的、相对来说没有经验的领导人手中。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不幸的是，巨大的困难和错综复杂的负担几乎压垮了他所继承的这个国家。

克里姆林宫的新面孔

从1985年起，在西方观察家和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当中，许多人就已经把戈尔巴乔夫与尼基塔·赫鲁晓夫相提并论了。尽管在时代的经历、教育以及风格上两人的差别很大，但他们的确也有许多共同点：农民的社会背景；真心诚意，甚至可以说狂热的改革冲动；坚定不移的乐观态度以及强烈的自信；在道义上对苏联过去的反感；相信苏联人民的常识感。两位改革者都相信共产主义体制，信仰马列主义的主要信条，同时也都拥有强大的革新意识，愿意承担责任，投入未知世界。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著名传记的作者威廉·陶布曼说，戈尔巴乔夫认为勃列日涅夫在国内遗留的问题就是站在保守派立场上对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的反动。戈尔巴乔夫的使命就是要在赫鲁晓夫曾经跌倒的地方爬起来。 不过，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与火爆的尼基塔恰好相反。戈尔巴乔夫不好斗，他是个寻求共识的人。赫鲁晓夫缺乏耐心，他解决问题就像坦克攻击敌人的防御阵地一样。戈尔巴乔夫习惯于拖延，慢慢地编织官僚政治之网（参见第10章）。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在战争中，在针对贝利亚的阴谋中，赫鲁晓夫一再让自己的生命与事业陷入险境。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与死亡擦身而过，而且他得到最高权力也几乎是全不费功夫。在他身后是一帮由安德罗波夫提拔的“小字辈”的候补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和克格勃的维克托·切布里科夫（Viktor Chebrikov）。军方也欢迎把他作为候选人。戈尔巴乔夫的那些潜在的竞争对手——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吉洪诺夫、列宁格勒党的书记格里戈里·罗曼诺夫（Grigory Romanov）和莫斯科党的书记维克托·格里申很快都心甘情愿地认输了。没人想要成立一个临时的领导集体来监督这位年轻而没有经验的总书记。 胜利来得如此轻松，证明了安德罗波夫网络的力量。党内级别较低、处于边缘地位的精英们都在热情地为戈尔巴乔夫欢呼，更不用说公众了。在多年的老人政府之后，他们终于迎来了一位年富力强的领导人。不过，尽管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戈尔巴乔夫仍然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的接受提名的讲话中，他宣布“不需要改变政策”。现在的这条道路是“可靠、正确、真正的列宁主义”道路。只是在后来，在4月的党的全会上和在1985年5月电视转播的列宁格勒之行中，他才说了许多人想听到的话：苏联需要“perestroika”（字面意思是调整、改组）。“perestroika”是当时忌讳的“改革”（reform）一词的同义词，起初只是指改变经济管理方式。后来它将成为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的代名词，然而其含义却难以界定和系统化。戈尔巴乔夫在国内的小心翼翼，暴露出他对于处于困境的苏联经济与社会还缺乏针对性的治疗手段。就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新政一样，戈尔巴乔夫也想改善现存的体制，但他不知道如何下手。不过，他知道，改善现存体制的目的是为了挽救社会主义，使之摆脱停滞与迫在眉睫的危机。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对于自己起初采取的措施几乎是带有歉意地写道：“当然，一个人不可能使自己的意识立即摆脱先前蒙蔽和束缚他的东西。”戈尔巴乔夫花了两年时间“解放自己的思想”，并使自己为势在必行的激进改革做好准备。 在其执政的头两年，戈尔巴乔夫的国内政策很少偏离安德罗波夫在短暂的统治期间制定的蓝图。这位新总书记相信，清除掉勃列日涅夫的那些腐败无能的密友与官僚，可以让苏维埃体制运转顺利。克里姆林宫的特别调查人员和克格勃，不仅对东乌克兰、南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中亚的地方官员而且还对苏联中央官僚机构中强大的腐败网络采取了行动。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解除和调整了几百名地方党委书记。戈尔巴乔夫也不想背离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数年之后，他解释说他起初曾想利用现存的党政机制来实现工业的现代化，而只有在那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上彻底改革的条件才会成熟”。这个稳健的现代化方案包括两部分。首先，它打算把对重工业的投资几乎翻一番——主要是通过赤字财政。依照“加快速度”这个一厢情愿的口号，政治局计划十五年内把工业产量提高20%以上。让人奇怪的是，政治局的各位领导人又犯了老毛病，像20世纪50年代末的赫鲁晓夫一样，提出了一些“轻率的计划”，甚至讨论起怎样在工业生产方面赶上美国。其次，它设想通过行政手段与腐败和松弛做斗争，强化劳动纪律。这一做法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全国性的反酗酒运动。戈尔巴乔夫与由安德罗波夫提拔的其他人一道，都以为大幅减少酒的零售就会使俄罗斯人摆脱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酗酒。实际上，这些举措非但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还造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这个黑洞会在接下来的两三年当中让苏联和戈尔巴乔夫寝食难安。 与国内政策不同的是，对外政策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初的舞台。尽管1981年至1983年间的国际形势依然十分紧张，但政治局与大多数苏联官员都不希望与西方的对抗再度失控，而是希望重新回到缓和的轨道上来。总参谋部、外交部、克格勃和军工委员会的某些官员和专家也开始明白：苏联的行为无意中成了堵死缓和之路的原因之一。在中欧部署SS-20中程导弹的决定和入侵阿富汗的决定受到越来越仔细的检讨。在官僚系统内部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势头，要求恢复已被取消的与美国和北约的谈判。甚至在契尔年科1985年1月去世之前，安德烈·葛罗米柯就会见了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并就美苏武器谈判的框架达成一致。1985年4月，政治局停止了对SS-20导弹的部署。 出于个人的与政治的原因，戈尔巴乔夫一心想早点在外交事务上取得成功。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自己很早就决定，“要对对外政策做出重大改变”。他解释说，主要原因在于，如果没有“有利的国际环境”，“经济生活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就行不通。总书记把国内政策委托给叶戈尔·利加乔夫和尼古拉·雷日科夫，并迅速采取措施确立了自己在外交事务上的最高地位。第一步就是削弱葛罗米柯在该领域的影响力。戈尔巴乔夫让格鲁吉亚党的书记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而不是葛罗米柯的副手科尔尼延科和多勃雷宁担任外交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对外交事务一无所知，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一直深得戈尔巴乔夫的信任。到1987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在一帮忠实的助手的帮助下，已经完全控制了外交政策的制定。 正是在外交政策的讨论中，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到了需要“novoe myshlenie”（新思维）。这个词与“perestroika”一样，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可以作极宽泛的理解。戈尔巴乔夫的同事和党内精英在几十年的思想运动中已经变得犬儒化了，他们中大部分人都以为这纯粹是一种说辞，至多也只是一个吸引人的宣传口号。他们错了。对总书记而言，外交政策不仅仅是为了给国内改革赢得喘息机会的工具，也是变革的手段。他想让苏联对外开放，并由此克服斯大林遗留下来的仇外与孤立的倾向。必须对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提出质疑，如果需要的话还要取消。很快，“新思维”就成了彻底重估意识形态的同义语。 起初，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如饥似渴的阅读的产物，这其中包括为党的领导层翻译并限量出版的西方社会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著作。他还很喜欢与自己信任的下属一起，在私人聚会上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进行这种讨论的小圈子包括他的妻子赖莎（Raisa）、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瓦列里·博尔金（Valery Boldin）、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i Primakov）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这个私人圈子中，赖莎是个关键性人物。其他政治局成员的配偶都安于家庭主妇的角色，没什么抱负，但赖莎跟她们完全不同，她自诩为“六十年代的妇女”。跟戈尔巴乔夫一样，她也是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大学生，受到过社会学的训练，在细节和系统化上有追求完美的激情，并积极介入文化和思想的发展进程。在1978年戈尔巴乔夫进入苏共中央书记处、夫妇二人从斯塔夫罗波尔搬到莫斯科的时候，赖莎“立即投身于学术讨论、研讨会和各种会议当中”。她还加入莫斯科大学和哲学研究所的毕业生网络，那是她从1950～1955年的时候就已耳闻的。每天晚上，往往是在参加了政治局会议或其他重要的会议之后，戈尔巴乔夫都带着他的妻子出去散步，一路上讨论当天发生的各种事情并经常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要是没有她的建议，他就无法作出决定。”一位苏联高级官员后来告诉杰克·马特洛克。 雅科夫列夫是这个核心圈子中的另一位关键成员，而且也是其中在才智上最有抱负的人。他早先是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者，195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过交换生，后来又成为中央意识形态与宣传部的代理部长。他与其他人一起在媒体上发起了充满敌意的反美运动，同时也抵制苏共内部日益明显的新斯大林主义倾向和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倾向。1971年，他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被降级发派到加拿大担任大使。他在“流放”时暗中把自己改造成具有改革意识的社会民主派。1985年底，他建议戈尔巴乔夫深化政治改革，目标是废除一党制。结果，就像他回忆的那样，围绕是否需要抛弃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关于阶级划分的学说，围绕是否需要紧紧抓住“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充满矛盾但归根结底是一个整体的世界中”发生了争论。总书记还没准备好要迈大步子，但他专心听取了雅科夫列夫的意见。 在这一小群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开始自己的事业、自诩为“党的二十大的孩子”的“开明”官员中，戈尔巴乔夫得到了直接而热情的拥护。这个充满生气的小集团的人员构成包括：作为笔杆子曾经在安德罗波夫和勃列日涅夫身边工作过的人、学术智库的负责人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国际关系专家。有些人曾经是勃列日涅夫的笔杆子和“开明”顾问，但这些见多识广的人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都陷入了幻灭感和犬儒化。他们对僵化和腐败深恶痛绝，希望仍然采取20世纪60年代后期被叫停的去斯大林化及文化“解冻”政策。他们还是最早也最坚定地支持缓和与西方关系的人。“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所长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直接给戈尔巴乔夫列出了一份改革清单，目的是打破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立即从阿富汗撤军；单方面削减苏联部署在欧洲及中苏边境的武装力量；甚至把1945年兼并的千岛群岛还给日本。 戈尔巴乔夫对这位院士提出的急救措施还有点不相信，于是就把这份备忘录搁在了一边。不过，1986年1月，他还是邀请了另一位“开明”官员和能干的笔杆子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成为他个人的外交政策助理。切尔尼亚耶夫不仅赞成阿尔巴托夫提出的所有想法，还赞成自由移民和释放政治犯。1985年10月，总书记给了知识界的精英丧失已久的特权——无须得到允许便可会见外国人。这是对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并一直在执行的仇外的管理体制的重大突破。这位总书记已经在知识分子和自由思想家当中开始确立自己作为“开明”统治者的地位。 抛弃斯大林主义的两极对立的世界观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核心。由此而得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便是，宣布放弃全球性的权力游戏，承认苏联的安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是不可分割的，也是可以部分共存的。戈尔巴乔夫感到控制核武竞赛尤为紧迫，因为他对军事力量尤其是核武器感到不安。这种态度的根源要追溯到他的性格形成期的经历。戈尔巴乔夫的出生地是库班哥萨克生活的地方，那里遭受过革命暴力、骨肉相残的内战和斯大林的集体化带来的巨大痛苦。然后又是纳粹入侵。戈尔巴乔夫属于——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战争的烈火灼痛了我们，影响了我们的性格和整个世界观。”作为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他不用服兵役，而且还可以接触到与官方的军国主义宣传相抵牾的思想。 与管理过军工综合体而且熟悉苏联军事力量基本情况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及勃列日涅夫不同，戈尔巴乔夫只是在他成为苏共总书记的时候才开始接触核武器方面的问题。按照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确立的传统，党的领导人也就是国防委员会主席。奥列格·巴克拉诺夫（Oleg Baklanov）当时是苏联原子能与导弹综合体的负责人。他在后来回忆说，直到1987年为止，戈尔巴乔夫对导弹技术都显得缺乏兴趣或者说了解。在一次与俄国核物理学家的会谈中，戈尔巴乔夫承认，当他意识到自己要亲自对积聚而且有可能使用核武器负责时，他就有一种道义上的厌恶感。他还坦承自己熟悉有关“核冬天”的报告——该报告预言，大规模使用核武器的结果将是毁灭这个星球上的生命。有一次，戈尔巴乔夫参加模拟苏联应对核攻击的秘密战略演习，当要他下达实施报复性打击的命令时，据说，他拒绝按下核按钮，“即使只是训练”。 无论是在苏共内部还是在大洋彼岸，戈尔巴乔夫和“新思想者”都面临着美苏冲突这个巨大的现实。美国国防部部长卡斯帕·温伯格、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以及白宫的工作人员都决心打赢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圣战”。里根急于和苏联新领导人会晤，并在舒尔茨和麦克法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做好了谈判的准备。可惜，戈尔巴乔夫和他身边的人对里根的善意毫不知情。 里根有关第三世界的言论触怒了“新思想者”。华盛顿坚持要求苏联单方面从阿富汗、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等动乱地区撤军，却对美国在中美洲的干预行动闭口不谈。苏联人还认为——这一点非常正确——里根政府的高级官员想让苏军在阿富汗“放血”而不是帮助他们撤走。因此，戈尔巴乔夫决心在国际上不做出任何有可能被理解为示弱或让步的行动。这位苏联领导人不顾士兵母亲的大量来信和自己那些高参的呼吁，决定不立即从阿富汗撤军。1985年春，他在自己的工作簿上草草地写道：“冲突要分阶段解决。”他还写道：“有件事很关键：完全放弃阵地是让人无法接受的。”在1985年和1986年，苏联武装力量大力加强了针对伊斯兰激进主义分子的军事行动；无能的卡尔迈勒被一位更强悍的人物、阿富汗安全部门首脑穆罕默德·纳吉布拉（Muhammad Najibullah）取代。拖延从阿富汗撤军，再加上误入歧途的反酗酒运动以及经济改革的不足，日后为戈尔巴乔夫政府带来了麻烦。 戈尔巴乔夫行动最为迅速的是军控问题。到1985年夏，他已经在与罗纳德·里根通信，讨论怎样降低核武器的威胁和控制军备竞赛。戈尔巴乔夫放弃了从1977年起就在要求的条件：超级大国领导人之间要会晤就必须签订重要的协议。里根的大部分幕僚都反对与这位年轻有为的苏联领导人会晤的想法，但总统从1983年开始就在等待私人间坦诚的交流了。他同意于1985年11月在日内瓦与戈尔巴乔夫会晤。在准备首次峰会的时候，双方领导人又开通了华盛顿与莫斯科间的秘密外交渠道，并通过它进行了大量通信。戈尔巴乔夫否定了里根提出的有关阿富汗和人权问题的较为广泛的会谈框架，建议集中讨论削减核武器问题。他警告里根说，苏联不会对“战略防御计划”坐视不管。尽管“战略防御计划”对苏联的安全利益并没有构成直接威胁，但它到头来有可能引发美苏间新一轮的危险而且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星球大战计划[战略防御计划]，”他表示，“严重破坏了稳定。我们急切地向您建议，停止这项会造成剧烈动荡的危险计划。”日内瓦峰会前夕，戈尔巴乔夫写信给里根说，“厌恶核战争和消除军事威胁是我们共同的、占主导地位的兴趣”。他敦促美国总统同意“太空的非军事化”。为了支持戈尔巴乔夫的高调主张，1985年8月，苏联宣布单方面暂停核试验。 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议程与勃列日涅夫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的议程，看上去仍然是惊人地相似。峰会前政治局下达的指示也反映了这一点；这些指示重申了有关缓和的陈词滥调，同时也再次强调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地缘政治目标。峰会前为政治局起草这些指示的专家们，正确地预见到不会就第三世界的冲突达成一致。另外，他们还警告说，“里根肯定不会同意取消‘战略防御计划’”。 苏联外交官和军方密切关注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的表现并感到满意。这位苏联领导人充满魅力，但却是个强硬的谈判者。不出所料，双方领导人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了一致：“永远不要打核战争，那不可能打赢。”在莫斯科，大家都认为与目前的美国政府打交道几乎只能得到这么多。在政治局和党内精英面前，戈尔巴乔夫批评里根“粗鄙的原始主义、穴居野人的眼光、弱智”。他依然认为这位美国总统是军工综合体的工具并许诺加强苏联的防务。不过，这位总书记私下里震惊地发现，里根说的是真心话。他因为未能说服里根放弃“战略防御计划”而“有点尴尬”。这位苏联领导人想要猜测里根的动机却未能理解它们。峰会后他还在想：这个军事计划是不是异想天开，是不是一种手段，以迫使苏联在外交上做出让步？或者，它是不是一个“拙劣的企图”，“让我们放松警惕，盲目自满”，而他们却在准备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日内瓦峰会的结果是，这位苏联领导人拼命地寻找对策，以打破美苏竞争的恶性循环。与在类似情形下坐等美国人出手的勃列日涅夫不一样，戈尔巴乔夫决定发动“和平攻势”，在核裁军问题上与美国总统过过招。1985年的除夕之夜，他接见了苏联的武器谈判人员并要求他们拿出新的对策。根据他们提出的新对策，戈尔巴乔夫宣布了一个到2000年实行全面而彻底的核裁军计划。被里根政府视为宣传伎俩而未予理会的该项计划，显示出戈尔巴乔夫对核裁军这一想法的执迷。该计划的那种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近乎乌托邦的性质，也反映出戈尔巴乔夫的乐观的天性以及对宏大观念的信任。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戈尔巴乔夫和他身边的人开始认为：“只要抓住裁军问题，就可以消除战争威胁。” 戈尔巴乔夫是利用这些会谈未雨绸缪，为即将于1986年2～3月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做准备。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这样的大会虽说带有仪式性质，但却十分重要。他避居于黑海的一处度假胜地，并在那里与雅科夫列夫以及博尔金一起研究了学术智库的建议，讨论了党的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草案。他的前任们既想要缓和，又坚持其对于这个世界的两极对立的意识形态幻觉。戈尔巴乔夫用世界一体和相互依存的观点取代了有关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教条。他后来回忆说，这种理论上的创新，“对我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报告草案说：“总的政策是，军事对抗没有前途”；“不仅是核战争，就连军备竞赛也不可能有赢家”；“安全建设的任务看来是一项政治任务，它只能通过政治的手段来解决”。这段小插曲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倾心于新的、宽泛的理论概念，而不是对外政策的具体措施。 当戈尔巴乔夫把草案交给自己的同事们讨论的时候，他们中许多人都坚持要求把意识形态的老一套加进去。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老部长鲍里斯·波诺马廖夫私下里发牢骚说：“干吗要这种‘新思维’？应该让美国人改变他们的思维。你想拿我们的对外政策怎么办？难道你反对武力，那可是帝国主义唯一能够听懂的语言？”戈尔巴乔夫报告的最终版本是新思想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旧语言相互折中的产物。尽管这样，正如罗伯特·英格利希得出的结论，报告消除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信条：和平共处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核战争即便发生，也将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从1947年起就成为苏联革命与帝国范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斯大林的“两大阵营”理论，也不复存在了。 苏联国家安全领域实权派中的明眼人，尤其是那些幕僚以及智库领导者，都认为裁军倡议和戈尔巴乔夫的大会报告是个转折点。雷蒙德·加特霍夫作为一位长期关注苏联人的观察家，当时恰好在莫斯科；当那些老熟人承认美国的安全利益是合法的并且在原则上可以与苏联的利益相一致的时候，他十分惊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结束，总书记就警告自己的幕僚圈子说，不要把苏联的倡议仅仅当作想在宣传上得点分的手段。“我们真的想要缓和和裁军。骗人的把戏现在行不通了。要想蒙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就在同一次谈话中，戈尔巴乔夫还强调说，从“新思维”出发，苏联势必要承认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与这个超级大国及其盟友设法达成和解。 不过，华盛顿对苏联人的话并不相信。里根政府想要看到在阿富汗和人权问题上苏联的行为有实际的改观——那是总统评估苏联人意图的最重要的依据。美国人无视苏联暂停核试验的声明，宣布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核试验。中情局在阿富汗继续升级对苏战争，并对克格勃发起情报战。1986年3月，两艘美国军舰在离克里米亚海岸六英里的苏联海域举行了极具挑衅性的演习，而戈尔巴乔夫当时正在那里度假。在苏联盟国利比亚的海岸附近，也进行了具有同样性质的行动，结果引发了冲突，美国空军袭击了这个国家。特别是，里根身边有许多人都认为“战略防御计划”可以一石三鸟，或者更多：它可以让昂贵的扩军有个正当的理由，可以带动国内的经济，还可以把苏联人吓得全线后退。 戈尔巴乔夫做出了严厉反击。他指示自己的笔杆子“把美国狠狠地教训一顿”。在政治局成员面前他说得很粗鲁：“用这帮家伙什么菜也做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他甚至提出要再次冻结与美国政府的高层接触。不过，对苏联内部讨论的更仔细的研究表明，戈尔巴乔夫的狠话也只不过是狠话而已。他反对针锋相对，仍然坚持要与美国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修好。“我们在外交上处于攻势，因为我们一直在向世界提出切合实际的方法，而且我们也承认美国人的利益，只是不包括他们的霸权要求。”一个月之前，他曾经对自己的幕僚们说，美国人和西欧人即便在裁军问题上继续合作，苏联也应该更进一步，为了自身的利益继续推进“日内瓦进程”。就这样，“新思维”激发了戈尔巴乔夫推动缓和的积极性，只是他没有考虑美方的意图，甚至与之背道而驰。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戈尔巴乔夫把自己多边主义的新世界观看作是“切合实际的”。 然而，戈尔巴乔夫的心里还是放不下“战略防御计划”。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视察搞研发的实验室并与主要的科学家们商讨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可行的“反制措施”。在戈尔巴乔夫的要求下，新任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详细审查了叶夫根尼·韦利霍夫主持的专家委员会三年前得出的结论，以找到对“战略防御计划”的“不对称的反击”。苏联专家的意见是，这样的反击即使再增加十倍的开支也不是一个全面的方案。这位总书记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新安全观与自己纠结于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相矛盾呢？有时他近乎如此。1986年3月底，针对里根那个“危险的计划”，戈尔巴乔夫开始在自己的幕僚圈子中说：“也许我们不该再害怕‘战略防御计划’了！[里根政府]实际上就希望苏联从心理、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害怕‘战略防御计划’。所以他们才向我们施压，让我们疲于应付。可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个怕不怕的问题，而是个责任问题，因为后果是无法预测的。 要克服他内心的矛盾，戈尔巴乔夫需要更多的帮助，而两个戏剧性的事件恰好提供了这种帮助。

切尔诺贝利和雷克雅未克

1986年4月26日凌晨1：30，一声巨大的爆炸摧毁了切尔诺贝利的四号核反应堆。爆炸引发了仅次于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最为严重的人为核灾难。乌克兰的这次突然的灾难使得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苏联领导层不得不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安全事务。起初，苏联领导层和苏联军工综合体的多数人都本能地选择捂盖子，对事故轻描淡写，想在世人面前蒙混过关，就像大韩航空007号航班悲剧发生后那样。可就在这时，谎言被戳穿了；事故造成的核辐射使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苏联社会也从无线电广播中得到了消息。恐慌像潮水一般蔓延开来，并从乌克兰很快传到莫斯科。在贻误了数天之后，苏联当局从辐射严重的地区疏散了十万人。十年后人们才知道，在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核辐射中，有8000人死亡，435000人的健康和幸福受到影响，而且后者的人数还在增加。 政治局有三个月的时间都是把精力放在切尔诺贝利这场大灾难上。它彻底动摇了僵化的官僚体系和军国主义化的旧心态。被这场国际丑闻弄得灰头土脸的戈尔巴乔夫，对死板的官僚体系非常愤怒，决定先拿军工综合体开刀。作为苏维埃体制中最隐秘、最难以渗透的部分，它的核计划成了人们猛烈批评的目标，其罗曼蒂克的英雄形象也无可挽回地黯淡下去。军事科学家和军队指挥部门的地位也受到动摇。苏联武装力量第一次以那么大的规模参与营救和消除核污染的行动。对于总参谋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来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让人想起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但是，这次灾难的教训不是要提高警惕，加强军事建设，而是说明有关在核战争中“取胜”的军事原则是个空架子。而且它还让军队指挥部门明白，在到处都是原子能反应堆的欧洲，哪怕是发动有限的核战争也会造成多么大的灾难。阿赫罗梅耶夫回忆说，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核危险对我国人民来说，就不再抽象了。它变成了可以触摸的现实”。 切尔诺贝利事件要比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其他任何单个事件对苏联政治领导层的影响都要大。“我们知道了核战争可能是个什么样子。”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局说。当然，相比于前些年美国的施压和扩军，这场灾难对于苏联官方心态的彻底改变作用要大得多。灾难要求结束仇外的心态和对保密的执迷，并重新评估核时代的安全政策。事故后不到一年，苏联的对外政策，在控制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谈判的方式以及军事原则都有了根本的改变。切尔诺贝利事件还迫使政治局引入公开性，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而这种做法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在这个国家中绝迹了。在灾难发生几周后，戈尔巴乔夫对自己的同事们说：“我们的工作现在对全体人民、对全世界都是透明的。没有任何利益可以强迫我们掩盖真相。” 戈尔巴乔夫对自己的政治局同事们建议说，苏联应该提出更好、更大胆的裁军倡议，停止军备竞赛。1986年5月底，这位总书记前所未有地出现在了外交部，并对一大群外交人员发表了讲话。戈尔巴乔夫告诉他们，里根政府企图把苏联困在一场会把人拖得精疲力竭的军备竞赛中。他最后说，苏联的对外政策必须缓解军费开支的压力，必须尽其所能减轻国防开支的压力。外交人员还被告知，要消除莫洛托夫和葛罗米柯在任期间曾经流行的缺乏个人思考和主动精神的官僚主义心态。戈尔巴乔夫批评苏联以前的外交是“无谓的固执”。苏联的外交不应该去为冷战挖堑壕，等待华盛顿出现一个更愿意和解的领导，而是必须对里根政府主动出击，用种种和平倡议包围它，借助它自身的西欧盟友去影响它。 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对外政策的第一个实实在在的成果是，就常规武器控制与核查问题在斯德哥尔摩取得了突破。由于苏方拒绝接受美国人提出的现场检查的建议，这些谈判已经持续了多年。总参谋部对北约有可能进行的检查十分恐慌，因为那样一来，苏军中的许多波将金村庄就会暴露。在政治局会议上，阿赫罗梅耶夫对苏联参加斯德哥尔摩谈判的首席代表的“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提出质疑。不过，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后，遮遮掩掩行不通了。反倒是阿赫罗梅耶夫本人，必须按照政治局的指示到斯德哥尔摩宣布苏联接受现场检查。本身的地位已因切尔诺贝利事件而大为动摇的元帅只好照办；几天后，条约签订。 总书记本人此时已对国际关系进行了研究，阅读了包括“帕尔梅委员会”和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士在内的有关裁军及“共同安全”的著作。他还读了1955年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和科学家反对核战争的“帕格沃什运动”的著作。由新思想武装起来的戈尔巴乔夫然后就向美国那些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盟友发出呼吁，倡导一种新的安全哲学。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西班牙首相菲利普·冈萨雷斯（Felipe Gonzalez）和加拿大总理皮埃尔·艾略特·特鲁多（Pierre Elliot Trudeau）都表达了对“新思维”的同情和对美国领导层的极端不满。在1986年7月会见法国总统时，这位苏联领导人抨击里根以及“那些扶他上台的势力和团体”搞“战略防御计划”，不理解人类的新的安全需要。密特朗承认，“军工综合体也许在向美国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不过，他也说，“应该记住，里根虽然受到自己周围人的影响，但也不是没有常识感和直觉的”。他提醒戈尔巴乔夫不要把美国的政局看得一成不变：“形势是会变化的。”考虑到戈尔巴乔夫真心实意的安全关切，他还很贴心地在苏美之间充当了中间人。 英国的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戈尔巴乔夫与里根之间扮演了非正式的使者的角色。尽管存在意识形态的鸿沟，但撒切尔与戈尔巴乔夫的私人关系很好。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裁军这种具有两面性的主张，撒切尔一开始就完全接受了，但她拒绝接受让世界无核化的想法，认为那是一种危险的罗曼蒂克的乌托邦。现在回头看来，撒切尔是对的，因为裁军的进程印证了她的看法。但是，就像切尔尼亚耶夫说的那样，“要是戈尔巴乔夫不那么固执，不那么执意向世人证明核武器是绝对的恶，不能把它作为建立世界政治秩序的基础，那么，[缓和]进程根本就不会开始”。 克里姆林官与白宫之间还有一位非正式的调解人——已经卸任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作为20世纪70年代缓和政策的设计师，尼克松在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当中仍然享有很高的声望。1986年7月，他告诉戈尔巴乔夫：“对，[里根]政府中的确有人不希望与苏联达成协议。在他们看来，如果他们能够在外交上孤立苏联，在经济上对其施压，在军事上占据优势，那苏联的秩序就会崩溃。当然，这种事不会发生。多年来，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里根也被认为属于抱有这些想法的那帮人。但他现在不是。我从与他的交谈中得知，与您的会晤对他想法的变化产生了缓慢但无可否认的影响。” 这些谈话让戈尔巴乔夫更加急于推行他的“新思维”。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与财政方面传来的坏消息。改革进展不利；国内改革的口号与低迷的经济状况以及依旧死气沉沉的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一个月的开支就达到了30亿卢布。这笔意料之外的开支影响了政治局有关继续与西方进行战略武器竞赛会造成的财政负担的讨论。自从在波兰危机中有过争论以来，这也许是人们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苏联财政的严重透支。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承认，由于石油价格暴跌，苏联预算损失了90亿卢布。苏联人估计还会出现贸易赤字。反酗酒运动也减少了150亿卢布的国家收入。在国内事务上，总书记在书记处的利加乔夫的帮助下，对党政官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希望借此来恢复苏联党政系统的活力。但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准备采取激进的措施，例如稳定物价、遏制隐蔽的通货膨胀。而且他也不清楚如何去改造社会主义经济。他希望通过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进而获得“和平红利”即降低军费开支和获得西方贷款来缓解经济形势。 由于发生了可算是实际上的间谍战，而且还真的造成了死伤，美苏关系恶化了。在莫斯科，克格勃从中情局的奥尔德里奇·埃姆斯（Aldrich Ames）那里获得了在苏联的美国间谍的所有情报。1986年，在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同意后，他们遭到逮捕；其中有些人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死刑。与此同时，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长期潜伏的苏联“鼹鼠”也被发现并逮捕。8月底，这一肮脏的战争继续升级。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克格勃特工——以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为掩护的根纳季·扎哈罗夫（Gennady Zakharov）。克格勃也以牙还牙，诬陷并逮捕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尼古拉斯·丹尼洛夫（Nicholas Daniloff）。在里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美国大众媒体上新一波的反苏情绪似乎要把美苏关系带回到1983年的低谷。 戈尔巴乔夫急于取得重大突破。9月初，扎哈罗夫与丹尼洛夫事件正闹得沸沸扬扬，他给里根写信，建议不要等到下次的华盛顿常规峰会，而是尽快举行一对一的会晤，“让我们在冰岛或伦敦面谈”。为了把里根与他身边的右翼分子隔开，戈尔巴乔夫建议进行“严格保密的、不公开的、坦率的讨论（可能只让我们的外交部部长参加）”。会晤的目的是“起草跟两三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有关的协议”，确保它们准备在下次峰会上签订。 后来，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及里根的幕僚们都声称，戈尔巴乔夫把里根诱进了一个圈套。的确，戈尔巴乔夫不仅仅是准备讨论“两三个很具体的问题”，还准备就削减核武器问题拿出一个革命性的协议。但这位苏联领导人并不是想对里根搞伏击。作为峰会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他指示总参谋部放弃在几天内打到英吉利海峡的进攻性战略，而是基于“战略充足”与防御姿态制定新的军事原则。他还告诉军方，他打算接受里根关于撤走苏美部署在欧洲的所有中程导弹的建议（“零点方案”）。最后，他建议说，苏联的一揽子谈判方案应该包括接受削减50%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那可是苏联战略武库中的撒手锏。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冰岛雷克雅未克的会晤成了冷战最后的岁月中最具戏剧性的外交事件。 苏方建议的基础是有关“战略充足”的观念，这些观念早就在莫斯科的学术机构和军控谈判人员中流行了。它们认为，在数量上维持战略武器势均力敌并非至关重要。当然，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没人敢公开提出来，因为害怕受到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叛国的指责。就连戈尔巴乔夫也得把他的“新思维”说成是权宜之计。在1986年10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要想用传统的针锋相对的方式回击里根的挑战，苏联负担不起。“我们会被拖进一场力不从心的军备竞赛。我们会输掉这场竞赛，因为我们的能力已到了极限。而且，可以预料的是，日本和联邦德国很快就能把它们的经济潜力与美国的合在一起。要是开始新一轮的军备竞赛，那对我国经济的压力将会大得难以置信。” 结果，“战略防御计划”又一次成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绊脚石。英国政治学家阿奇·布朗认为，当时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战略防御计划”与其说是安全关切，不如说是借口，以便“推行政策创新，打破僵局，结束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但相关的证据表明，事情恰恰相反：里根的计划对这位苏联领导人来说的确是个实际的关切。他仍然摸不透里根的意图是不是侵略性的。就像对待日内瓦峰会一样，政治局给雷克雅未克会晤的指示是个折中方案，兼顾了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新的路径和他在安全方面的一贯的担忧。虽然军方领导层也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不过，正是戈尔巴乔夫坚决要求，签订任何削减战略武器协议都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里根必须打消“战略防御计划”的念想，并重申美国遵守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在准备雷克雅未克之行期间，戈尔巴乔夫在跟一小群“新思想者”谈话时提出，必须改变里根在“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上的态度。“如果不行，那我们就能说：我们过去防备的就是这！” 雷克雅未克峰会是从两位领导人一对一的亲切会谈开始的。总统首先提出美国的四点议程，把裁军进程与苏联改变其在第三世界的行为以及在国内尊重人权联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让里根放心，他会根据“同等安全”原则，支持“最终消除核武器”。他还说，为了打消美方的疑虑，在核查问题上只要有必要他就会尽力配合。同时，这位苏联领导人也明确地把华盛顿峰会的日期与在削减武器问题上达成协议联系在一起——卡特执政期间苏联人也有过类似的要求。 在其他参与者看来——他们可是经历了几十年僵局的人——两位领导人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几乎是超现实的。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解决的裁军问题似乎要比他们所有的前任做的都要多。从美方专家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做出的让步比他们25年来从苏联那里得到的还要多。对此，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冷冷地回应说：“那好，就让他继续让步吧。他的提议可是我们施压了五年的结果。”政府中其他那些更多地受意识形态动机驱使的成员都感到担忧。里根看到了可以完成自己使命和防止末日核决战的机会。他也没有与五角大楼或美国的盟友商量，就在谈判中提出：首先是到1996年要彻底消除核弹道导弹，然后是消除所有的核武器。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但坚持要求不包括太空导弹防御系统的试验计划。然而里根受其朋友卡斯帕·温伯格的误导，以为“战略防御计划”如果仅仅限于实验室的范围，国会就会把它“毙掉”。他就要戈尔巴乔夫“给他个人帮个忙”，允许在太空进行试验。他告诉总书记，在“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上的让步，会对“我们未来的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戈尔巴乔夫毫不妥协：要么彻底放弃“战略防御计划”，包括暂时在实验室的试验，要么免谈。峰会破裂了，显然有点心烦意乱的总书记和美国总统，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失败在国内造成的影响。现在清楚了，十年或更多年的实验室试验并不会像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担心的那样，可以“毙掉”或“制造出”反导防御系统。戈尔巴乔夫当时并不准备消除苏联的所有核武器，更不用说苏联的弹道导弹了。 戈尔巴乔夫返回了莫斯科。他指责美国人“没有放弃追求优势地位”，他们到雷克雅未克只是为了得到他的让步。对于美国代表团的大部分成员来说，这种指责基本属实。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局说，里根“像个骗子”，他“驾驭不了他那帮人”。不过，仅仅几年之后，这位苏联领导人就说雷克雅未克之行让他有一种心灵的顿悟，就像切尔诺贝利事件带来的震撼一样。这也许是因为，在总书记的心中，一向令他担忧的问题再次与“新思维”发生了冲突。他在内心里惊奇地发现，里根对于核裁军的看法似乎是真挚的。苏联其他参加此次峰会的人也有同感。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后来回忆说，“里根对于末日核决战的看法，以及他认为核武器应该最终禁止的几乎深藏不露的信念，结果会比他骨子里的反共倾向更有力”。由于早先的对抗而在苏联对外政策实权派当中形成的有关里根是个敌人的印象开始发生变化，但是这个过程是缓慢的，而且还时断时续。

“新思维”与迫在眉睫的危机

雷克雅未克峰会的失败并没有影响戈尔巴乔夫在全球事务中对“新思维”的钟爱。相反，他很快就去了吉尔吉斯斯坦，在山间美丽的湖畔与世界上的思想精英——作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生态学家、未来学家——一起探讨核威胁及其政治应对措施。面对这样一群高水平的听众，兴奋的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公开表示，“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的利益”。戈尔巴乔夫的理论创新让利加乔夫和党的宣传工作者很是费解。“在正统思想家阵营中扔了一颗炸弹！”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高兴地说。到1987年春，戈尔巴乔夫思想上的转变使他感到与自己最忠诚、最得力的支持者——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的关系疏远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看法不再与他一致。雷克雅未克会晤后的几个月是戈尔巴乔夫与自己的政治局同事产生分歧的第一阶段，后者过去只是把他的“新思维”视为说辞，是为掩盖苏联暂时的后撤与收缩而采取的务实政策。从调整关键指挥岗位上的人选到实现经济“提速”，戈尔巴乔夫开始转变立场，改变苏联的指导思想。 里根政府在此期间的反苏“圣战”也在继续加剧戈尔巴乔夫改革计划的复杂性。12月1日，里根政府宣布，美国不会遵守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强加于美国战略武器的限制。美国领导层的挑衅行为——这是第二次峰会后的第二次了——让政治局面临这样一种选择：要么向里根屈服，等将来再有机会；要么加大力度，继续展开和平攻势。在政治局会议上，葛罗米柯忍不住对戈尔巴乔夫执着于裁军问题表示怀疑：“要是我们销毁了花了25年时间才造出来的核武器，那接下来会怎样？我们是不是要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的善意上？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太空竞赛中超过我们？不，再让步也换不到美国人的协议。美国不会同意达成平等的协议的。” 除了葛罗米柯之外，利加乔夫和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对于里根政府的反苏“圣战”也表示担忧。但戈尔巴乔夫已经铁了心要实行他的新政策。他说，与里根政府玩针锋相对的游戏就相当于“给那些破坏条约、罔顾公众舆论的人送大礼，他们会说：苏联人就等着这一刻”。政治局决定通过美国国会中的温和派、美国的盟友以及美国的公众对里根政府施压。 大概就在此时，苏军的高级将领被告知说，要放弃他们长期追求的取得对敌优势的目标，并同意单方面大幅削减苏联的战略武器储备。雷克雅未克峰会后不久，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就在总参谋部的军事学院，一所培养高级精英的军事学校，提出新军事原则草案。该文件陈述了在未来战争中取胜的不可能性（因为那将是核战争），并建议苏军不要再争取与美军的势均力敌。文件使军方的听众深受打击。有人低声咒骂着“叛国”。这些骂声传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耳中，于是，戈尔巴乔夫与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12月1日的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刚刚从总参谋部辞职的元帅仅仅被任命为总书记的军事助理。 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我们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但我们的将军们却想要吓唬我们，他们害怕被晾在一边、无事可做。我知道他们有许多不满——这是什么领导，在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 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Vitaly Vorotnikov）（政治局委员）：人民的确是这样想的！ 戈尔巴乔夫：奥加尔科夫就很不高兴。他的要求越来越多。而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有2500万人生活在官方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以下。 阿赫罗梅耶夫：将军们都是好人。是的，他们都是好党员。不过，要是哪位将军认为他比政治局还关心国家，那我们就要跟他把事情搞搞清楚。 戈尔巴乔夫：如果我们不争取和平，人民就不会支持我们。而如果我们的国防搞不好，人民也不会支持我们。他们可都是些坚定的沙文主义者。 戈尔巴乔夫用他的讲话技巧克服了军方的阻挠，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在新年的除夕之夜，作为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他批准了新的军事原则。这是个重大的变化，但它也标志着军方对于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路线曾经有过的积极热情的态度的终结。 即使与美国的关系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也在继续演变，这与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政治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但是在政治局，一种出人意料的共识却占据了上风，至少表面上如此。保守派或军方没人愿意向总书记发起挑战。即便是总参谋部，虽然对新的裁军提案和军事原则很是失望，却从来不敢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另外，与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可能传递的印象相反，他的思想演变的方向不仅对于政府精英，就是对于党内主张采取稳健的现代化模式的人和“新思想者”来说，仍然不太明朗。总书记说的话，尤其是他做的事，前后不一，令人费解。他靠着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似乎很成功，而且也很享受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不偏不倚地倾听各种相互对立的意见；在讨论中居间调停；掩盖分歧；把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克格勃是保守派最顽固的据点，1987年初，它仍然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在执行安德罗波夫的计划：收缩帝国，走受到管制的稳健的现代化道路。克格勃的领导层没有想到，戈尔巴乔夫想要废除整个倚仗警察镇压的管理体制。它躲过了去斯大林化，在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地位又得到了巩固。克格勃负责国外情报的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回忆说，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戈尔巴乔夫对苏维埃体制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所以后来对他“背叛”的程度感到非常震惊。 戈尔巴乔夫很注意不去公开挑战官方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相反，他在意识形态上的热情以及经常公开承诺要“实践社会主义的潜能”，把莫斯科的那些老于世故的精英们都弄糊涂了，因为长期以来他们都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视同死尸。他没有对症下药的经济策略和反酗酒运动，让苏联国内外的许多人都以为，他只是想给旧体制注入新活力。雅科夫列夫私下里抱怨这位苏联领导人仍然没有摆脱基于阶级观念的意识形态神话。“在搞公开性的头三年，”切尔尼亚耶夫承认，这位苏联领导人“考虑过按照马列主义范畴去改善社会。戈尔巴乔夫相信，要是列宁再多活十年，苏联就会有一个好的社会主义制度”。总书记崇拜布尔什维主义的创始人；他把列宁的著作放在案头，重读它们以寻找线索与灵感。 因此，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公开走上另一条道路的时机尚未到来。在对外政策的某些议题上，分界线与其说在于意识形态原则，不如说在于苏联的收缩战略。这在政治局有关阿富汗的烂摊子的讨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中情局的资助下，齐亚·哈克（Zia-ul Haq）将军的巴基斯坦政权武装并训练的伊斯兰激进主义分子，对苏军和亲苏的阿富汗政权发动了无情的打击。苏联人无法打败从巴基斯坦领土上开展行动并且不按常规方式作战的激进主义分子。戈尔巴乔夫，还有政治局的其他人，仍然反对立即从阿富汗撤军。他的理由是，苏联人应该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友好而温和的伊斯兰政权，这样就可以不让美国或者激进主义势力控制该国。到1987年的时候，这显然不切实际。主要原因是，美国、巴基斯坦和激进的穆斯林势力已经结成了同盟。国防部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Sergei Sokolov）、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以及驻阿苏军司令瓦连京·瓦连尼科夫将军都主张立即撤军。外交部副部长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也支持他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连当初支持入侵阿富汗的人当中最后还健在的葛罗米柯也支持立即撤军。 然而，政治局阿富汗委员会的两位高级成员，谢瓦尔德纳泽和克格勃的克留奇科夫，却坚持主张，要继续努力“拯救”阿富汗。因为他们担心，要是激进主义势力获胜，喀布尔就会血流成河，苏联的安全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克格勃早在1986年就提出纳吉布拉是比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更合适的人选，现在还是这个看法。此时，“新思维”的主要鼓吹者雅科夫列夫也主张由阿富汗人自己去打这场战争。有关记录和回忆录显示，戈尔巴乔夫支持他们的立场而没有理睬阿赫罗梅耶夫和科尔尼延科的警告。后来，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两人都声称，正是美国无情的政策延长了阿富汗战争。 戈尔巴乔夫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并不是件孤立的事情。总的来说，他继续支持和维护苏联在第三世界所有传统的扈从国和朋友，包括反以色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越南、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政权、卡斯特罗的古巴和尼加拉瓜的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Sandinistas）。这项代价不菲的政策背后的动力和动机现在还有待解释。戈尔巴乔夫是不是既想要改革，又想要维持其大国地位和世界各地的盟友？他以及谢瓦尔德纳泽是不是也出于惰性而在第三世界仍然坚持革命与帝国范式这个遗产？ 就像里根政府中主张强硬路线的人一样，政治局中主张走稳健的现代化道路的人也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这位总书记很有可能是在拖延时间，因为他还没太准备好开始单方面拆除苏维埃帝国。还有，戈尔巴乔夫似乎从来没有对第三世界的问题产生过真正的兴趣，他的“新思维”使他把精力都集中在苏联与“第一世界”的一体化上，也就是在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上。1987年，戈尔巴乔夫已经在开始传递自己的这样一个信念：苏联社会主义与民主资本主义在全球是相互依存的。就像赫鲁晓夫在1955～1957年那样，这位苏联领导人也开始把和平攻势与去斯大林化以及与西方的谈判和国内的自由化结合在一起。但在匈牙利和波兰发生暴动之后，赫鲁晓夫曾经在国内又恢复了镇压。戈尔巴乔夫想要比他主张改革的前任走得更远，而且不走回头路。他趁准备雷克雅未克峰会之机，要求重估苏联在人权、移民、迫害国内政治与宗教异见分子方面的政策。雷克雅未克峰会失败后，戈尔巴乔夫提出，重新赢得西欧各国的领导人、受过教育的精英以及大众的同情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西欧人的施压，就不可能让里根政府回到比较愿意和解的立场上。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说，应该允许安德烈·萨哈罗夫，苏联最有名的异见分子，结束其在下诺夫哥罗德的流放，回到莫斯科。1987年1月，苏联人停止了对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和西德的“德国之声”的无线电干扰。 此时，多数苏联官员，甚至是克格勃的官员，都不太情愿地意识到，对异见人士和宗教团体的迫害成了与美国谈判的主要障碍。他们记得里根在1983年对于苏联拒绝让一群五旬节派教徒移民美国有多么气恼。在政治局的讨论会上，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建议，释放三分之一的政治犯，以后再把这个数字增加到一半。这个建议跟安德罗波夫在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谈判中，想把犹太人和异见人士作为交易筹码实质上是一样的。1986年后，克格勃开始减少因“政治罪”而遭到逮捕的人数，并反过来强化它所谓的预防措施，也就是对遭到怀疑的苏联公民进行恐吓和讹诈。 这个时候影响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经济的持续下滑和严重的赤字。最初为了推进改革和改善苏联经济而提出的计划，结果都是一塌糊涂。1985年初，苏联硬通货的支出超过了收入；这造成了对外债务和贸易赤字的双重负担——从20世纪70年代起，这种危险的形势就让东欧各国的经济步履维艰。另外，在1987年的头两个月，由于部分分权等的错误试验，工业产量骤降6%，而以重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情况最为严重。国家收支出现了800亿卢布的缺口。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从他上台以后，经济与财政形势会急剧恶化。 在1986年秋之前，政治局中的普通成员对军费开支、对外援助和其他秘密预算项目的真实数字并不知情。这些数字是惊人的。除国防开支占苏联预算的40%以外，苏联还支撑着中欧的各个盟国和其他许多扈从国。当政治局成员得知光是援助越南每年就要“花费”400亿卢布时，他们非常吃惊。其他扈从国也便宜不了多少：古巴250亿卢布，叙利亚60亿卢布，等等。20世纪50年代以来，苏联人给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送去了大量的军用设备，包括一线的坦克、飞机和导弹，而这些设备从来没有付过钱。 苏联预算感受到了677亿卢布的国防开支所带来的压力（占预算的16.4%）。但是在1985年给机器制造业的现代化另外投入2000亿卢布和硬通货的决定中，预算承受的损失可以说更大。这笔投资有必要，但不可能很快就有回报。与此同时，从酒类销售中带来的收入下降了，而最后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石油出口，也在持续减少，因为石油价格从长期的高位一路跌到1986年4月的每桶12美元，而且还在跌。到1987年，苏联除了收税和涨价外，已经没有别的增加收入的方法。1986年10月30日，戈尔巴乔夫说，财政危机“已经扼住了我们的喉咙”。然而他拒绝提高消费品价格并削减国家的食品补贴以平衡预算。六个月后，政治局得知，如果不进行价格改革，到1999年的时候，光是这些补贴就会达到1000亿卢布。然而，尽管有不计其数的讨论、准备和草案，价格改革从来没有进行过。零星采取的一些措施只会使财政危机雪上加霜。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敷衍拖延，原因到现在还不清楚。现在清楚的只是，他和政治局的其他成员连起码的宏观经济学的认识都没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如果大幅提高价格将会在社会上引起混乱并削弱他在国内的地位。 由于经济和财政方面境况惨淡，即便是在政治局的保守派眼中，缓和与收缩也是迫切而必要的选择。苏联再也玩不起外交上的小花招了。葛罗米柯是力主立即改善与西方各国关系的那些人当中的一员。1987年2月，葛罗米柯和利加乔夫开始直言不讳地支持与美国达成“零点方案”协议，消除所有中程导弹。 1987年2月，戈尔巴乔夫准备开始对罗纳德·里根发起第三轮和平攻势。在接下来的华盛顿峰会之前，他提出苏联方面将不对等地削减更多的武器。意大利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Giulio Andreotti）在当月月底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中，赞扬了这位苏联领导人“大胆”同意拆除瞄准欧洲的中程导弹。安德烈奥蒂接着又鼓动戈尔巴乔夫“再迈出一小步”，单方面削减苏联的短程导弹。在他看来，“这一勇敢的举措”会破坏美国在西欧部署短程导弹的计划。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在4月份接见乔治·舒尔茨的时候，按照政治局已经做出的决定，接受了里根关于中程弹道导弹的“零点方案”建议。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告诉舒尔茨说，苏联还将承诺削减自己的新式短程导弹SS-23（“奥卡”）。这意味着苏联要拆除它的许多专门瞄准西欧的导弹。这是意义极其重大的一小步，越过了在政治局之外赞成缓和的共识的界线。军方目瞪口呆。他们对就这样随随便便地浪费苏联在战略上的有利条件感到不满。就像是为了证明这种看法一样，舒尔茨笑纳了苏联的让步后，并没有做出任何表示便回去了。然而，阿赫罗梅耶夫却囿于他个人对戈尔巴乔夫的忠诚，与军方的其他人一道，指责谢瓦尔德纳泽讨好美国人。 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找到了机会，消除军方对自己的政策可能存在的抵触情绪。1987年5月，年轻的西德飞行员马蒂亚斯·鲁斯特（Matthias Rust），驾驶一架运动飞机从芬兰进入苏联，并降落在红场上。这起古怪的“鲁斯特事件”让戈尔巴乔夫逮到了把柄，从国防部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元帅开始，解除了大部分老将的职务。鲁斯特在克格勃的卢比扬卡（Lubianka）监狱关了几个月后，不声不响地得到特赦。那位苏联领导人亲自挑选了一位新的国防部部长——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德米特里·亚佐夫（Dmitry Yazov）。他曾经担任过远东军区司令，在高级将领中缺乏号召力或权威。在欧洲常规武器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开始倡导“透明与真诚”，承认苏联拥有巨大的优势，有27000辆坦克和将近350万士兵。同时，苏联军队也开始采取新的军事原则。华约也照搬苏联的样子，在1987年7月采用了新的军事原则。威廉·奥多姆认为，该项新政策取代了旧有的对欧洲战争的看法。不仅如此，它还在意识形态和心理上动摇了苏联在中欧的军事存在的基础。 在此期间，在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他主管媒体）以及戈尔巴乔夫夫妇的暗中支持下，一个由“六十年代人”、“开明”官员和知识分子以及二十年前曾投身于去斯大林化和民主变革的那些人组成的非正式网络，开始发展壮大并影响社会的气候。从1986年开始，这些人迅速在政府控制的媒体中占据要职。雅科夫列夫的亲信们成了某些重要刊物的编辑。在他们当中，谢尔盖·扎雷金（Sergei Zalygin）是在《新世界》，维塔利·科罗季奇（Vitaly Korotich）在《星火》，叶戈尔·雅科夫列夫（Yegor Yakovlev）在《莫斯科新闻报》。“新思想者”开始出版被禁止的手稿、赞助反斯大林主义的影片和小说，并批评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僵化停滞。 1987年夏，戈尔巴乔夫对包括雅科夫列夫和切尔尼亚耶夫在内的少部分人透露了他的意图：他想要彻底翻修“从经济到思想的整个体制”。切尔尼亚耶夫欣喜地记录下了戈尔巴乔夫的话：“我会走得很远。”到了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已经对包括政治局和党内实权人物在内的保守派无所顾忌了。相反，在苏共官员组成的新拥护者当中，人们——这其中就有莫斯科党组织负责人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已经开始指责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改革方面步子太慢。1987年11月，在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七十周年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说在苏联历史上仍然存在一些“空白”。这是对外政策新观念与国内新情况之间相互影响的转折点。从早期把重点放在军控与缓和上，戈尔巴乔夫转入到下一个阶段，把自己的和平攻势与赫鲁晓夫未完成的工作——去斯大林化——结合在一起。切尔尼亚耶夫解释说：“为了在对外政策上取得成功，我们必须消除强调对抗的意识形态神话与教条，而由于总书记和改革派大众媒体的思想倾向，这对社会的整个思想氛围都产生了影响。” 高度理想化且以改革为目的的“新思维”的地位迅速上升，并没有消除戈尔巴乔夫的那些令人费解的自相矛盾。1987年6月27日，在与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的会谈中，戈尔巴乔夫描述苏联外交哲学时说的话就跟三十年前赫鲁晓夫的如出一辙。他的结论是，“必须[对西方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1987年10月23日，戈尔巴乔夫告诉舒尔茨，他要等到里根宣布放弃“战略防御计划”才会到华盛顿参加峰会。只是签订有关削减中程核武器的条约（《中程核武器条约》）还不足以说明峰会的必要性。这位苏联领导人向他身边包括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阿赫罗梅耶夫、切尔尼亚耶夫和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别斯麦尔特内赫（Alexander Bessmertnykh）在内的一帮幕僚征求意见。他们中有些人告诉他再等等，等到华盛顿的新政府上台并同意解决“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不过，切尔尼亚耶夫力劝戈尔巴乔夫不要退出峰会。 戈尔巴乔夫的举棋不定和揪住“战略防御计划”不放，只能使里根政府和华盛顿的新保守主义者当中本来就对苏联人的意图持怀疑态度的人变得更加怀疑。但“新思维”这个现象并不是公关花招。戈尔巴乔夫开始想要彻底变革苏联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体制，并使苏联真正地对外开放。面对现实，那需要小心、审慎和精心谋划，但戈尔巴乔夫等不及了。他之所以采取激进的改良主义做法，是由于苏联经济状况的恶化和财政危机，但也可以说更是由于他在国际事务方面的罗曼蒂克的观念以及他作为改革者的能力。苏联领导层和政治精英中只有很少的人怀着改革的热忱追随戈尔巴乔夫，其余的都以赞许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新对外政策把苏联的国际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在减少冷战的紧张气氛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 不过，很快，这种赞许就变成了担忧和惊愕。保守派、现代化的拥护者以及军方，都意识到苏联承担不起它在中欧、阿富汗和世界各地的义务，于是就主张采取谨慎的收缩政策，以延缓苏联势力范围的衰落。与此相反的是，戈尔巴乔夫和“新思想者”却开始明确表示在中欧采取不干涉政策，而且他们不久就让苏联的各个盟国完全自行发展了。尽管如此，政治局中的多数人、克格勃和军方还是没有想到，戈尔巴乔夫准备以苏联在中欧的“外部帝国”和苏联国内的稳定为代价去结束冷战。
  1. 有关与正在走下坡路的苏联发生冲突的危险，参见Gray，“MostDangerous Decade，”16，18，24，25；Brzezinski，Grand Failure，99，100，254-55。?????
  2. 美国情报部门直到1985年为止的估计，都低估了军事开支对苏联经济带来的压力，同时又大大夸大了苏联的GDP。但是，比错误的数字更重要的是这个情报团体中所有苏联专家的态度他们就是想不到华约和苏联本身终有一天可能解体。参见“美国的情报与冷战的终结”大会上的资料和讨论，得克萨斯大学城布什总统会议中心，1999年11月19～20日。?????
  3. 对波兰事态发展的描述以及相关背景的介绍，参见Ouimet，Rise and Fall of the Brezhnev Doctrine，chaps.4-6；另可参见Musatov，Predvestniki buri；Gribkov，“Doktrina Brezhneva i pol'skii krizis nachala 80-kh godov”；Shakhnazarov，Tsena Svobody。时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情报部部长的列昂尼德·扎米亚金于1995年1月16在莫斯科的一次采访中对我讲了有关波兰“地下组织”的事情。关于苏联对波兰天主教会的担忧，参见Andrew and Mitrokhin，Sword and the Shield，513-14。?????
  4. Voronkov，“Sobitiia 1980-1981 v Polshe，”109.?????
  5. 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1981年4月2日，引自Kramer，“Soviet Deliberations during the Polish Crisis，”24-34，100-101。?????
  6. Dobrynin，In Confidence，500.?????
  7. 作者在亚西兰卡（Jachranka）大会上的记录。?????
  8. Leonov，Lilcholetie，212；Pavlov，Bylem rezydentem KCB w Polsce，28，引自Voronkov，“Sobitiia 1980-1981 v Polshe，”98。?????
  9. Dobrynin，In Confidence，500；另见此次讨论的其他两位亲历者阿纳托利·格里布科夫将军和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的回忆；作者在亚西兰卡大会上的记录。?????
  10. Kania，Zatrzymac konfrontacje，91，引自Mastny，“Soviet Non-Invasion ofPoland，”15。俄国人有关勃列日涅夫答复的说法见于Voronkov，“Sobitiia 1980-1981 v Polshe”。当时在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沃龙科夫从他在此次会谈中担任翻译的同事那里听说了此事。?????
  11. Voronkov，“Sobitiia 1980-1981 v Polshe，”105；政治局会议记录，1981年1月22日，NSArch；作者对列昂尼德·扎米亚金的采访，莫斯科，1995年1月16日。?????
  12. Voronkov，“Sobitiia 1980-1981 v Polshe，”106.?????
  13. 此次会晤是在1981年3月4日；参见Voronkov，“Sobitiia 1980-1981v Polshe，”110。沃龙科夫在此次会晤中担任翻译。?????
  14. 引自Voronkov，“Sobitiia 1980-1981 v Polshe，”107.?????
  15. Ibid.，113.?????
  16.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81年8月10日，NSArch。?????
  17. Shubin，Istoki Perestroiki，1：63；Gorbachev，“Andropov，”24；Pikhoia，Sovetskii Soiuz，414.?????
  18. Ouimet，Rise and Fall of the Brezhnev Doctrine，88.?????
  19.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80年2月9日和3月1日，NSArch。?????
  20. 勃列日涅夫致昂纳克的信（与之一起复印的还有致中欧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统治者的信），1980年11月4日，SAPMO-BArch，J IY2／202，Akt 550；关于中欧国家领导人的回应，参见Kubina and Wilke，“Hart und kompromisslos durchgreifen，”140-95；另见Tuma，“Czechoslovak Communist Regime and the Polish Crisis”；Tischler，“Hungarian Party Leadership and the Polish Crisis”；Baev，“Bulgaria and the Political Crises”。?????
  21. 苏共政治局会议，1981年12月10日，NSArch；Voronkov，“Sobitiia1980-1981 v Polshe，”119；雅鲁泽尔斯基的话，见于作者在亚西兰卡的笔记。更多内容参见Kramer，“Soviet Deliberations during thePolish Crisis，”160-61，以及他的“Jaruzelski，the Soviet Union，and the Imposition of Martial Law in Poland，”5-39。?????
  22. 苏共政治局会议记录，1981年12月10日，引自Kramer，“SovietDeliberations during the Polish Crisis，”165；Volkogonov，Sem Vozhdei，2：99-101；Leonov，Likholetie，212。?????
  23. Ouimet，Rise and Fall of the Brezhnev Doctrine，243.?????
  24. 有关这方面的投入，参见Shubin，Istoki Perestroiki，9。舒宾援引的这些数据是由G.乌鲁沙泽（G. Urushadze）在克里姆林宫的档案里查到的。?????
  25. 关于里根的反应，参见Thatcher，Downing Street Years，253。库克林斯基在采取军事管制前不久投靠了美国；参见Kramer，“Colonel Kuklinski and the Polish Crisis，”48-59。?????
  26. Schweizer，Wciory；参见Schweizer，Reagan's War；Weinberger，In the Arena。?????
  27. Pravda，April 23，1982，引自Garthoff，Great Transition，62。?????
  28. Andrew and Gordievsky，Comrade Kryuchkov's Conundrum，67，69；对有关RYAN解密材料的分析见于Fischer，Cold War Conundrum，4-5；Akhromeyev and Kornienko，Glazami Marshala i Diplomata. Kriticheskii Vzgliad na Vneshniuiu Politiku SSSR do i posle 1985 goda，14；Dobrynin，In Confidence，522。?????
  29. Dobrynin，In Confidence，482；Pravda，June 16，1982，and July 12，1982；Ustinov，Otvesti ugrozu iadernoi voini，7；Garthoff，Great Transition，56，17.?????
  30. Fischer，Cold War Conundrum，9-10；弗拉基米尔·斯利普琴科（Vladimir Slipchenko）将军在布朗大学提出的看法，作者笔记；Andrew and Gordievsky，Comrade Kryuchkov’s Instructions，69-85。?????
  31. Gates，From the Shadows，265，266；罗伯特。麦克法兰在布朗大学提出的看法，作者笔记；FitzGerald，Way Out There in the Blue。?????
  32. Velikhov，“Nauka rabotaet na bezyadrnii mir，”50-51；Sagdeev，Making of a Soviet Scientist，261-62，273；尼古拉·杰季诺夫在布朗大学提出的看法，作者笔记；Akhromeyev and Kornienko，Glazami Marshala i Diplomata，19-20；Evangelista，Unarmeci Forces，238-42。?????
  33. Gorbachev，“Andropov，”18，25；另见Volkogonov，Sem Vozhdei，2：139-43.?????
  34. Pechenev，Gorbachev：k vershinam vlasti，54；Akhromeyev and Kornienko，Glazami Marshala i Diplomata，32-33；关于公众的反应，参见Volkogonov，Sem Vozhdei，2：143。?????
  35. 里根致安德罗波夫，1983年7月11日，以及安德罗波夫致里根，1983年8月27日，Executive Secretariat NSC，Head of the State file：USSR：Andropov，box38，RRPL；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82-83；Dobrynin，In Confidence，523，530-32。?????
  36. 美方对大韩航空007号客机事件的描述参见Pearson，KAL 007。至于克里姆林宫的讨论，可参见1983年9月2日的政治局会议记录，见于Pikhoia，Sovetskii Soiuz，438-41；另见Akhromeyev and Kornienko，Glazami Marshala i Diplomata，44-45，49-50。?????
  37. Dobrynin，In Confidence，540.?????
  38. 防空预警中心“谢尔普霍夫-15”的值班军官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Stanislav Petrov）中校当时认为这是个假警报而没有向上级汇报，也没有拉响核警报。要是他做出相反的选择，那根据这个假警报，“克里姆林宫就很可能会发动核打击”；参见Zabga，Kremlin's Nuclear Sword，201。?????
  39. 摘自苏共中央给华约各国领导人的通告，给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里克·昂纳克的复印件很可能是在1983年12月1日或2日，NSArch。?????
  40. 摘自苏共中央给华约各国领导人的通告（另一份草稿），大约于1983年12月1日，NSArch。?????
  41. Akhromeyev and Kornienko，Glazami Marshala i Diplomata，51.?????
  42. 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Oleg Grinevsky）在布朗大学发表的看法，作者的笔记。?????
  43. 设计这一框架的小组成员有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杰克·马特洛克和里克·伯特（Rick Burt）以及杰里米·阿兹雷尔（Jeremy Azrael）。参见Jack Matlock，memorandum for Robert C.McFarlane，February 24，1984，“U.S.-Soviet Relations：‘Framework’Paper Matlock Papers，”box23，RRPL。另见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75-87；以及Autopsy onan Empire，84-86。?????
  44. 葛罗米柯的话来源于格里涅夫斯基1984年1月16日的日记，是人们在布朗大学发言时引用的，作者的笔记。还是在布朗大学，切尔尼亚耶夫说中央委员会国际部“没有领会”里根在1984年1月演讲的含义。?????
  45. Dobrynin，In Confidence，482.?????
  46. 作者于1984～1986年在苏联各地巡回讲学时的亲身观察；另见Gorbachev，“Otkrovennyi dialog o perestroike，”Izvestia，April 29，1990，引自English，Russia and Idea of the West，189。?????
  47.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84年7月12日，译文发表于CWIHP Bulletin，no.4（Fall 1994）：81；Pribitkov，Apparat，67-70；English，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186-91。?????
  48. Izvestia，April 29，1990.与国防有关的间接开支包括军工生产、科研计划、情报等方面的开支。40%这个数据出现于Gorbachev，Zhizn i reformi，1：3340?????
  49. 关于这些“争论”的说法见于English，“Sources，Methods，and Competing Perspectives，”286；Fischer，Cold War Conundrum，27；Vorotnikov，A bylo eto tak，59-62；Akhromeyev and Kornienko，Glazami Marshala i Diplomata，17。?????
  50. “O rezhime raboti chlenov，kandidatov v chleni Politburo TsK KPSS，sekretarei TsK KPSS i zamestitelei Predsedatelia Soveta Ministrov SSSR，”政治局决议，1983年3月24日，Volkogonov Collection，LC；Pribitkov，Apparat，128-29。?????
  51. Gorbachev，Zhizn i reformi，1：264.?????
  52. Reddaway，“Khrushchev and Gorbachev，”321-24；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175-79；Chernyaev，“Fenomen Gorbacheva V kontekste liderstva，”51-53.关于作为过渡性的领导人与改革者的戈尔巴乔夫，参见Glad and Shiryaev，Russian Transformation。?????
  53. Taubman，Khrushchev，648.?????
  54. 有人提出，戈尔巴乔夫当选的票数之差很小因而不得不对保守派隐瞒他的激进的改革倾向。这样的说法得不到历史资料的支持。关于这些说法，参见Brown，Gorbachev Factor，69，84，122-23；Ligachev，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69，72-78；Pikhoia，Sovetskii Soiuz，448-49；Pechenev，Gorbachev：K vershinam vlasti，110。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对这个顺利的过程作了描述，参见Zhizn i reformi，1：265-70。另见1985年3月11日政治局会议记录，Istochnik 0（1993）：34-75。?????
  55. 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11日的接受提名讲话，Istochnik 0（1993）：74-75；Pikhoia，Sovetskii Soiuz。?????
  56. Vorotnikov，A bylo eto tak，66-67；Pikhoia，“Pochemu raspalsia SSSR？”18.?????
  57. Gorbachev，Zhizn i reformi，1：336-37，338-42.最近的研究证实，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团队”借用了安德罗波夫的整肃纪律运动；参见Pikhoia，Sovetskii Soiuz，454，456，457-630?????
  58. Akhromeyev and Kornienko，Glazami Marshala i Diplomata，55-56，86-89；Savelyev and Detinov，Big Five，31-53，83-84.?????
  59. Gorbachev，Zhizn i reformi，2：7.?????
  60. Ibid.，1：288-89.后来，当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危机与问题中泥足深陷的时候，他就开始把外交事务交给谢瓦尔德纳泽。关于谢瓦尔德纳泽的作用，参见McGiffert Ekedahl and Goodman，Wars of Eduard Shevardnadze。?????
  61. Gromyko，Andrei Gromyko v labirintakh Kremlia，133-37.?????
  62. English，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212，330；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214.?????
  63. 关于“新思维”的起源，参见English，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West；English，“Road（s）Not Taken，”256-57；Yakovlev，Muki prochteniia bytiia，Perestroyka：nadezhdy i realnosti，181，188。?????
  64. 除了其他人之外，这个小集团还包括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叶夫根尼·韦利霍夫、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阿贝尔·阿甘别吉扬（Abel Aganbegyan）和塔季娅娜·扎斯拉夫斯卡娅（Tatyana Zaslavskaia）。参见Brown，Gorbachev Factor，97-103；关于阿尔巴托夫和韦利霍夫早期的作用，参见Chernyaev，Shest Let s Gorbachevim，23-24（另见英文版My Six Years with Gorbachev）；Sagdeev，Making of a Soviet Scientist，266；English，Russiaand the Idea of the West，201-2。?????
  65. Chernyaev，Shest Let s Gorbachevim，41；Arbatov，System，321-22.?????
  66.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82年11月11日，NSArch；Sagdeev，Making of a Soviet Scientist，268-69。?????
  67. Gorbachev，Zhizn i reformi，1：36-37，42-51.?????
  68. 有可能更早一些，是在1984年。当时，戈尔巴乔夫要在契尔年科住院时非正式地主持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因而不得不偶尔处理一些核武器方面的问题。?????
  69. 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Oleg Skvortsov）提供的情况是基于他在俄亥俄大学梅尔尚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于1999年10月15～16日组织的有关冷战终结的会议上对奥列格·巴克拉诺夫的采访。?????
  70.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94年8月23日在莫斯科接见了尤里·谢苗诺夫，见于Science and Society：History of the Soviet Atomic Project，333。?????
  71. Gates，From the Shadows；—位狂热支持者对这种“圣战”的描述反映了它的实质，参见Schweizer，Reagan's War。?????
  72. 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113-22。从1996年1月开始担任戈尔巴乔夫外交政策助理的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只是在1997年才从马特洛克那里得悉这个含有四个部分的框架文件。?????
  73. 关于自下而上地要求从阿富汗撤军的压力以及知识分子幕僚们的态度，参见切尔尼亚耶夫从1985年6月20日至10月17日日记的摘要，Svobodnaia Mysl Ⅱ（2002）：39-41；Gorbachev，Zhizn i reformi，1：276；Kornienko，Kholodnaia voina，197-99。?????
  74. 1985年3月24日、6月22日和9月12日戈尔巴乔夫给里根的信，Executive Secretariat of the NSC，Head of State File：USSR：Gorbachev，box40，RRPL。?????
  75. 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92，622-23.在其回忆录的俄文版中，多勃雷宁几乎全文列出了这些经政治局批准但作了某些限制的草拟的指导原则。?????
  76. Gorbachev，Zhizn i reformi，2：15；切尔尼亚耶夫日记中记录的戈尔巴乔夫1985年11月27日的谈话，NSArch。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对里根的评论见于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655；Sagdeev，Making of aSoviet Scientist，271。?????
  77. Chernyaev，“Fenomen Gorbacheva v konteksle liderstva，”57.?????
  78. Gorbachev，Zhizn i reformi，1：293.?????
  79. Chernyaev，Shest Let s Gorbachevim，152.?????
  80. English，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210.?????
  81. Gorbachev，Political Report；Garthoff，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348-450.?????
  82.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86年3月20日，NSArch。?????
  83. Garthoff，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350；Gates，From the Shadows，349-68；Bearden and Risen，Main Enemy。十多年后，切尔尼亚耶夫承认，他依然搞不懂美国领导人当时对苏联人发出的信号为什么会表现出那么多的敌意和不信任；参见他在布朗大学的讲话；另见Tannenwald，Understand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84. 罗伯特·麦克法兰在布朗大学发表的对“战略防御计划”的看法；Tannenwald，Understand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85. 政治局会议，1986年4月15日，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的笔记，AGF，f.2，op.1。?????
  86.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86年3月20日和4月3日，NSArch。?????
  87. 日内瓦峰会之后里根致戈尔巴乔夫的信，1985年11月，未注明日期，Executive Secretariat of the NSC，Head of State File：USSR：Gorbachev，box40，RRPL。?????
  88. Alchromeyev and Kornienko，Glazami Marshala i Diplomata，72；弗拉基米尔·斯利普琴科将军的讲话和作者的笔记，布朗大学；Tannenwald，Understand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政治局会议，1986年3月24日，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的笔记，AGF，f.2，op.1；Sagdeev，Making of a Soviet Scientist，272。?????
  89. 1986年3月24日，在克格勃的维克托·切布里科夫、谢瓦尔德纳泽、军工委员会主席列夫·扎伊科夫（Lev Zaikov）、多勃雷宁、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Vladimir Medvedev）和切尔尼亚耶夫面前，戈尔巴乔夫提到想要结束暂停核试验。切尔尼亚耶夫笔记，NSArch。?????
  90. Yaroshinska，Chemobyl；1986年4月28、29和5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记录，见于Istochnik 5（1996）：87-103。?????
  91. English，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215-16.?????
  92. Akhromeyev and Kornienko，Glazami Marshala i Diplomata，98-99.杰克·马特洛克说，从1987年5月开始担任苏联国防部部长的亚佐夫也经历了同样的转变，见于Autopsy on an Empire，137。?????
  93. Chernyaev et al.，V Politbiuro TsK KPSS，43；中央政治局会议，1986年7月3日，切尔尼亚耶夫笔记，NSArch。?????
  94. 戈尔巴乔夫讲话记录，Godi Trudnikh Reshenii，48，50。?????
  95. 作者在布朗大学记录的格里涅夫斯基的讲话；Tannenwald，Understand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96. English，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212.?????
  97. “Zapis besedi M.S.Gorbacheva s prezidentom F. Mitteranom，”July 7，1986，AGF.?????
  98. Chernyaev，Shest Let s Gorbachevym，137-38.?????
  99. “Zapis besedi M.S.Gorbacheva s bivshim prezidentom SShA R.Niksonom，”July 17，1986，AGF.?????
  100. Chemyaev et ai.，V Politbiuro TsK KPSS，66，77，96，103，169.?????
  101. Gorbachev，Zhizn i reformi，1：306.?????
  102. 有关此事背景的最好的描述，参见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197-202。?????
  103. 戈尔巴乔夫致里根，1986年9月15日，Executive Secretarial of theNSC，Head of State File：USSR：Gorbachev，box40，RRPL。?????
  104. 这一说法的唯一来源是阿赫罗梅耶夫。他没有给出日期，但是说新理论的草案在雷克雅未克会晤后不久就准备好了。这意味着军方在那次峰会前就着手该项工作了。参见Akhromeyev and Kornienko，Glazami Marshala i Diplomata，121，125。?????
  105. Thatcher，Downing Street Years，470-71；Gorbachev，Zhizn i reformi，2：26-27.?????
  106. 政治局会议，1986年10月4日和8日，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笔记，AGF，f.2，op.1。?????
  107. “Zapis besedi M.S.Gorbacheva s prezidentom F.Mitteranom，”July 7，1986，AGF；Brown，Gorbachev Factor，226.?????
  108. “Ustanovki Gorbacheva gruppe po podgotovke Reikjavika，”切尔尼亚耶夫笔记，1986年10月4日，NSArch。?????
  109. 戈尔巴乔夫与里根10月11～12日在雷克雅未克的会谈记录，发表于Mirovaia ekonomika i mezhdunarodniie otnosheniia 4，5，7，8（1993）；部分内容的译文见于FBIS-USR-93-087，July 12，1993，1-6，以及FBIS-USR-93-113，August30，1993，1-11。?????
  110. 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雷克雅未克的会谈记录，1986年10月11日早晨，Mirovaia ekonomika i mezhdunarodniie otnosheniia 4（1993）：81-83。?????
  111. 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760，765.?????
  112. 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雷克雅未克的会谈记录，1986年10月12日下午，Mirovaia ekonomika i mezhdunarodniie otnosheniia 8（1993）：68-78；美方的记录尚未解密，但对其内容的引用见于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767-73；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229。从批判性的角度对美方背景的描述，参见FitzGerald，Way Out There in the Blue。?????
  113. 关于后者，参见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232-38。?????
  114. 切尔尼亚耶夫1986年10月12日记录的戈尔巴乔夫对雷克雅未克之行的看法，AGF。?????
  115. Gorbachev，Zhizn i reformi，2：27；Akhromeyev，Kornienko，Glazami Marshala i Diplomata，120；Dobrynin，In Confidence，606.?????
  116. Gorbachev，Zhizn i reformi，1：312，348.?????
  117. 1986年12月1日的会议，“O direktivakh delegatsii SSSR naperegovorakh po SNV v Zheneve，”切尔尼亚耶夫笔记，NSArch。?????
  118. Ibid.?????
  119. Ibid.；Akhromeyev and Kornienko，Glazami Marshala i Diplomata，127.?????
  120. 1986年12月1日会议，“O direktivakh delegatsii SSSR na peregovorakh po SNV v Zheneve，”切尔尼亚耶夫笔记，NSArch。?????
  121. 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于1998年10月13日和12月7日对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的采访，OHPECW。?????
  122. Chemyaev，Shest Let s Gorbachevym，69；Chernyaev，“FenomenGorbacheva v kontekste liderstva，”50-51，53；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653.?????
  123. Cordovez and Harrison，Out of Afghanistan；另参阅Crile，Charlie Wilson's War。?????
  124. Kornienko，Kholodnaia voina，200-203；1987年1月21-22日、2月28日、5月7日、5月21～22日的政治局讨论，切尔尼亚耶夫笔记及瓦季姆·梅德韦杰夫笔记。?????
  125. Cordovez and Harrison，Out of Afghanistan，246-48.?????
  126. 参见戈尔巴乔夫1986年3月2日与菲德尔·卡斯特罗、1987年4月17日与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1987年7月2～3日与拉吉夫·甘地（Rajiv Ghandi）的谈话，AGF。?????
  127. Matlock，Autopsy on an Empire，106.对总部设在慕尼黑、一贯坚持反共的“自由欧洲电台”的干扰还在继续。?????
  128. 切尔尼亚耶夫的印象是，只是在1988年春当戈尔巴乔夫决定改变苏联的政治制度的时候，他才不再把人权问题视为出于对外政策的需要而做出的让步（1998年5月8日他在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与作者交谈时讲的话）。克格勃1985、1986、1987年度的报告，NSArch；另见Garthoff，“KGB Reports to Gorbachev，”224-440?????
  129. Pilchoia，“Pochemu raspalsia SSSR？”?????
  130. Gorbachev，Zhizn i reformi，1：346，349，351.?????
  131. 根据切尔尼亚耶夫在1986年5月29日、10月23日和12月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笔记，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员都提到过这些数字，NSArch。?????
  132. 关于苏联的国防开支，参见Yu D.Masliukov and E.S.Glubokov，Minaiev，Sovetskaia voiennaia moshch ot Stalina do Gorbacheva，105-6；政治局会议，1986年10月30日和1987年4月23日，切尔尼亚耶夫笔记，NSArch。另见Ryzhkov，Desiat let velihilch potriaseaii，184-92；Vorotnikov，A bylo eto tak，130-31，164-68；Chernyaev et al.，V Politbiuro TsK KPSS，102-3，169-72。关于政治局对处理危机缺乏准备，参见Gaidar，Giibel imperii，235-46，306，310-11。?????
  133. 政治局会议，1987年2月26日，切尔尼亚耶夫笔记，NSArch。?????
  134. 戈尔巴乔夫与安德烈奥蒂的会谈记录，1987年2月27日，AGF。?????
  135. 政治局会议，1987年2月23和26日，切尔尼亚耶夫笔记，NSArch；关于戈尔巴乔夫试图“把尽可能最大数量的美军赶出西欧”的想法，参见Dobrynin，In Confidence，570，以及Sugubo doveritelno，607。?????
  136. 参见Akhromeyev and Kornienko，Glazami Marshala i Diplomata，130-33。另外一个饱受批评的“错误”和“让步”是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2月的华盛顿峰会上同意拆除在亚洲的SS-20导弹（那是为了反制美国和中国的核武器而部署的）；参见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656-57。不同的观点见于Gorbachev，Zhizn i reformi，2：35-49；Shultz，Turmod and Triumph，889-95。?????
  137. 切尔尼亚耶夫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的笔记，1987年5月8日，AGF；Odom，Collapse of the Soviet Military，112-14。奥多姆误把这一变化的日期说成是1987年秋，当时戈尔巴乔夫出版了他的改革著作。?????
  138. Chemyaev，“Fenomen Gorbachev v kontekste liderstva，”53.?????
  139. 我当时是莫斯科“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的研究员，我记得研究所里许多人当时都认为这次讲话是个明确的信号，要修正苏联国内外政策的思路。?????
  140. Chemyaev，Shest Let s Gorbachevim，191.?????
  141. 这段内容是根据戈尔巴乔夫的翻译伊戈尔·科尔奇洛夫（Igor Korchilov）的讲述，见其所著Translating History，35，42-43。?????
  142. 请参照Ouimet，Rise and Fall of the Brezhnev Doctrine，7。?????
  143. Potemkin villages，该典故出自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兼情人格里戈里·波将金。他为了取悦女皇而在女皇出巡的路上建造了一些漂亮的假村庄。后来便用这个词指那些名不副实、只是为了摆花架子而建造起来的东西。——译者注?????
  144. 斯文·奥洛夫·约阿基姆·帕尔梅（Sven Olof Joachim Palme，1927～1986），瑞典政治家和社会民主党主席，曾两度出任瑞典首相（1969～1976，1982～1986），1980年9月倡议成立了“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也称“帕尔梅委员会”。——译者注?????
  145. “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是由约瑟夫·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和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发起成立的、由科学家和公共人物组成的国际和平组织。1957年7月在加拿大的帕格沃什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译者注?????
  146. strategic sufficiency，本来是尼克松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对外政策。所谓“充足”，有两层意思：一是从军事上来说，要对潜在的侵略者保持足够的报复能力，让对方打消进攻的念头；二是从政治上来说，要维持足够的军力，以防自身及其盟友受到胁迫。——译者注?????
  147. “零点方案”（zero option）是里根在1981年11月18日提出的裁军建议的代号，主要内容是美方不在欧洲部署潘兴Ⅱ导弹和巡航导弹，苏方也撤走瞄准西欧的SS-4、SS-5和SS-20导弹。——译者注?????
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
总之，作为一种全球现象，社会主义已开始彻底瓦解。这是人类在常识（common sense）基础上的重新统一。一个来自斯塔夫罗波尔的普通人[戈尔巴乔夫]开启了这一进程。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89年10月5日
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和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的主要挑战者用了三十年，但这个共产主义巨人的解体却只用了三年。对于在冷战中长大的人来说，这件事突如其来，惊心动魄。对喜欢用天启论的眼光看问题的人而言，冷战乃是善恶之间的搏斗，而且是罗纳德·里根及其政府制服了共产主义这个大恶魔。但大部分学者和分析家的看法是，苏联这个超级大国是在它自己的领导人手中，在新的思想、政策和形势的影响下走向末路的。著有《1989年之谜》的加拿大政治学家雅克·莱韦克（Jacques Levesque）认为，“我们目睹了历史上罕见的一幕：一个大国的政策，克服重重困难与阻碍，坚持以这样一种基于普遍和解的理想主义世界观为指导，而在这种世界观中，敌人的形象不断地变得模糊起来，直至实际上消失不见”。 人们总是以为，重大事件必有重大原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学者们往往把从一个历史时期向另一个历史时期的过渡，归因于一些宏大的、与个人无关的力量：均势的改变、国家之间的矛盾、革命、新的意识形态与社会运动的兴起等。而按照目前的学术风尚，同样时髦的还有突出历史的微观层面，即“普通人”的作用与信念、社会生活变化的递增以及作为日常生活现象的权力。在这两种倾向中，认为历史是由“伟大人物”塑造的观点似乎完全名声扫地了。今天，许多历史学家都不愿意承认，掌权者个人的性格特点在紧要关头可以对历史造成重大的影响。 然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却证明了这一点。英国政治学家阿奇·布朗在其开创性的研究《戈尔巴乔夫的因素》中坚称，这个精力充沛、双目炯炯有神、总是带着迷人的微笑的英俊男人，“对于结束东西方的冷战贡献比谁都大”。在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当中，对他最忠诚、最支持的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的评价很值得一听。他说，戈尔巴乔夫“就个人的品质来说，算不上‘伟大人物’”，但他“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使命”，而那“对于历史来说更有意义”。比较爱挑刺儿的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提出了另外一种同样值得注意的评价：戈尔巴乔夫“才智出众，但性格软弱。如果不是这种个性上的矛盾，很难把他理解成历史行动者”。沃尔科戈诺夫承认，“戈尔巴乔夫的才智、情感和意志”为苏联的解体打上了独特的印记。 在有关戈尔巴乔夫的写作中所采用的那些原始资料几乎都是成问题的。这一保留意见同样也适合于他的许多批评者在事后的言论。这些言论有的充满了怨毒与恶意，例如瓦列里·博尔金（他是与赖莎·戈尔巴乔夫关系最近的人）和前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的书。尽管如此，这样的书，还有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副总书记叶戈尔·利加乔夫、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Gennady Yanaev）、外交部副部长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戈尔巴乔夫的贴身卫士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比较慎重的文章与访谈，还是值得仔细阅读的。 戈尔巴乔夫朋友们的看法表现出另一种类型的偏见。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格奥尔吉·谢瓦尔德纳泽、瓦季姆·梅德韦杰夫（Vadim Medvedev）、安德烈·格拉乔夫（Andrei Grachev）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其他助手和同事，都承认他们以前的上司犯了许多错误，有缺点，但他们对他及其政策背后的那些想法仍然是敬佩的。卡连·布鲁坚茨是唯一的例外。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戈尔巴乔夫固然使得冷战的结束成为可能”，但也“无意中充当了苏联的清算人”。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一种比较具有启发性的原始资料是他的助手们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那些记录，以及戈尔巴乔夫与外国领导人及公众人物的会谈记录，其中有一部分已经刊发，有一部分可以在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档案里查到。最后，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最为复杂的原始资料很可能就是戈尔巴乔夫自己了。要从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中搜集证据并非易事；这些回忆录故意弄得让人难以理解，而且经过仔细的编辑，只有非常训练有素的读者才能把它们梳理清楚。但即便如此，他的回忆录以及有关他执政的那段岁月的回忆，仍然载有他个性的最有力的印记。自从他离开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的职位以来，他还是他，其独特的言行即使在今天，依然使他与俄罗斯的其他政治家判然有别。 无论是批评者还是崇拜者，最后都必然会对戈尔巴乔夫“谜”一般的个性挠头不已。非常具有洞察力的俄罗斯分析家，同时也是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的德米特里·福尔曼（Dmitry Furman）认为，在有计划有步骤地终结冷战和共产主义的那六年，“苏联和俄罗斯并没有得到有机的发展，相反，它对于和戈尔巴乔夫的个性相联系的历史作出了贡献”。叶戈尔·利加乔夫写道，政治观念“不可能解释与戈尔巴乔夫的名字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条政治道路的曲折性。这其中有包括戈尔巴乔夫个人品质在内的一整套错综复杂、相互联系的原因”。 说戈尔巴乔夫不是个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并非要贬低或否认戈尔巴乔夫在和平终结全球性的两极对抗过程中作出的历史贡献。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戈尔巴乔夫在其国人当中已变得非常的不受欢迎，对他的个性和国务活动进行严肃而实事求是的研究，只会有助于消除在俄罗斯的那些抹黑他的夸大其词的谣言和杜撰的指控。

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这一切还会发生吗？

描述一下关于冷战终结的标准的解释，是重要且必要的，因为这些解释可以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关键材料上，放在戈尔巴乔夫的独特个性和领导风格赖以产生强大影响的政治背景与思想背景上。按照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们提出的第一个标准的解释，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力的天平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变得对美国和西方有利了。相对的衰落让苏联人别无选择，只好采取收缩帝国防线并与强大的西方建立密切联系的政策。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一察觉到这种实力的转换，就根据现实调整了自己的行为。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现实尽管让克里姆林宫冷静了下来，但没有自动规定好一套感知（或者像现代理论家所说的“叙事”）。在克里姆林宫就跟在别的任何地方一样，现实与感知有很大的差距。而且，更重要的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感知到不止一种的选择。 对于世界和苏联自身来说，最危险的就是那些年老的苏联领导人在1981年至1984年间讨论的那种选择：对于他们感受到的由于里根政府的扩军和“侵略”行为而带来的威胁进行回击。尤里·安德罗波夫与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元帅考虑过采取紧急措施，为在全面的军备竞赛中与美国保持“战略上的势均力敌”而对苏联社会和国家进行动员。尽管克里姆林宫当时准备在这方面走多远目前尚不清楚，但这种反应的基础在于不信任、恐惧和对武力威慑的依赖。甚至是戈尔巴乔夫，在他一开始执政的时候，也在安德罗波夫的观点的影响下，认为只要里根还在白宫，就不可能达成妥协。 另一种选择跟斯大林死后头几年克里姆林宫的做法相似，即按照一定的标准，单方面削减苏联的武装力量。这不是说不跟美国搞军备竞赛，而是要赢得“喘息的时间”，以便减轻军工开支给苏联经济造成的压力。与第一种选择截然不同，这种选择符合逐步改革苏联集权体制的愿望，但它需要循序渐进并要牢牢地控制住社会经济生活。直至1989年，华盛顿的大多数分析家还在怀疑和担忧这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意图所在。实际上，这种选择中的有些内容的确出现在了1986年至1987年间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成员面前提出的看法当中，并于1988年之后在“战略充足”理论中公之于众。 第三种选择是在彼此都削减武器的基础上与西方达成“友好协议”。这一选择是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与其他人一起在二战结束时提出的，而且在斯大林去世后呼声很高。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称之为“和平共处”，而且不管苏美关系中遇到什么样的失败和挫折，他们始终坚持这一点。该选择的核心是一种实用政治，与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策略并无不同。其目的是要在世界上保持苏维埃帝国的基本影响力，包括与美国在战略上“势均力敌”，留住苏联在国外的盟友，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各种“进步”运动提供意识形态的支持。据切尔尼亚耶夫说，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的最初几年，相信和平共处是“常识”的选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能够共存，互不干涉”。 在这里，关键的、也是人们常常没有认识到的一点是，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过这些选择中的任何一种。虽然某些国内的批评者与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以为他在采取“和平共处”或赢得“喘息时间”的策略，但实际上，正如我下文所表示的那样，他所做的完全不同；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的行为非常缺乏连贯性，也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虑。这一点被忠于戈尔巴乔夫的人，尤其是他的批评者在事后看出来了。即使到现在，他们在提起来的时候还认为这是错失了良机，没有走“中国式的道路”。 关于冷战的终结，第二种标准的解释是苏联国内的结构性衰退与危机。苏联的经济、生态以及日常生活质量的每况愈下——在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所谓的停滞——连同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种种日趋严重的深层次问题，与美国和西欧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形成了强烈反差。截止到1985年，苏联只能算是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国内的经济与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而且恶化的速度非常之快。美国方面有些人，其中包括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中情局首席观察家罗伯特·盖茨，意识到了形势对美国非常有利：不断加深的危机将促使苏联领导层为结束对抗而单方面采取行动，满足美国人的各项要求与条件。 甚至可以说在戈尔巴乔夫之前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执政的时候，苏联的老一代领导人就一致认为，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并控制军备竞赛的政策，对于国家的经济是势在必行。戈尔巴乔夫当时似乎也同意这一点。在有关记录中，他对政治局说过：这种竞赛将“超出我们的能力，我们会输掉这场竞赛，因为我们的能力已经到了极限。而且，我们可以预料，日本和联邦德国很快就可能与美国的潜能结合在一起。如果开始新一轮的军备竞赛，那对我国经济的压力相当大” “国内的结构性的”原因是有说服力的，但更加仔细的考察表明，这种解释也是不全面的。重要之处在于，严重的经济、财政和国家危机只是在1986年到1988年间才开始的，而且由于戈尔巴乔夫的选择和政策，危机越来越严重。在这些选择和政策当中，有两点影响最大。首先，在国家的重建中，戈尔巴乔夫不是去依靠党政官员中最务实的那部分人，而是努力发展新的政治力量与运动，同时逐步削弱党和中央集权的政府机构的权力。其次，他不是在现行的政治体制框架范围内采取价格改革和削减政府补贴之类的不受欢迎的经济措施，而是鼓励迅速废除这个体制。在1988年之后，这些选择造成了政治混乱与经济灾难。戈尔巴乔夫的“疗法”在把病人推向死亡。 即便在经济与财政急剧下滑的情况下，苏联仍有可能用波将金式的体面的假象来掩盖自身的弱势，并以一种相对势均力敌的姿态与美国谈判。1988年之后，这种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戈尔巴乔夫决定开展激进的政治与政府改革，同时让党的机构退出经济生活，这就给国家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危机，在苏联社会内部制造出种种失控的政治离心力。全世界都看得出来，这一切就等于是革命，并且把苏联领导层都卷了进去。这些政策让苏联从根本上丧失了在国际舞台上像超级大国一样有所作为的能力。苏联沦落到一种既无力帮助自己的盟友也不能在谈判中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境地。 还有其他一些方面也与这种认为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想要按照能够获得的最好的条件尽快结束冷战，国内的结构性危机是首要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相矛盾。首先，在1987年初危机变得严重和明显之前，苏联在谈判中的行为就开始有了大幅度的变化。其次，在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全力支持下，苏联在1989年、1990年，甚至包括1991年的一段时间中，继续投入数十亿美元，向古巴、叙利亚、埃塞俄比亚、越南等扈从国提供军事装备，而当时苏联的国库几乎已空空如也。美方企图说服戈尔巴乔夫切断对卡斯特罗的石油供应，而苏联的激进改革者甚至建议与迈阿密的反卡斯特罗古巴流亡者建立同盟。但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尽管这样做会赢得美国实权派中许多人的支持。 当时，有许多学者和政治家都令人信服地指出，如果不废除苏联的旧制度，那就没有办法进行改革。尽管如此，从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模式向后共产主义的威权主义模式的逐步过渡还是可以想象的（就像在中国发生的那样）。一个得到党内高层务实派支持的领导人，本来是可以把国家财产逐步私有化的。在叶利钦执政的时候，共产党的书记和部长们摇身一变，成了银行家和富有的寡头，这一突出的现象使得一位观察家表示，甚至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时候，“党的高级官员”本来就准备“随时把马列主义整座大厦送进地狱，要是这样做才能够帮助他们保住自己的地位并继续其事业的话”。戈尔巴乔夫采取的政策不是去拉拢那些老官僚，而是带领苏联社会越过党的官员，进入“民主时代”。这种“民粹主义”很快便使自由派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恢复了元气。不过，后者几乎是立即就转而激烈攻击这位苏联领导人，并开始支持政治分离主义运动并煽动社会骚乱。这一点，再加上被疏远的党政官员的蓄意破坏，使得戈尔巴乔夫处于一种悬空状态，在政治上得不到实际的支持。由于在国内得不到政治上的认可与支持，戈尔巴乔夫就越来越多地到国外去，到西方领导人那里去寻找这种认可与支持。 有关冷战终结的第三个标准的解释是，苏联领导层内部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受到侵蚀的结果，也是1987～1989年间倡导公开性短期造成的副作用。有些学者在谈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时，以为它取代了苏联的旧思想，尤其是以阶级斗争和世界必然划分为两大阵营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理论。就如罗伯特·英格利希在其书中所表明的那样，在苏联的当权派与知识分子当中，对世界的新看法的根源可以远溯至20世纪40、50年代。有些学者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从国际上的各种源头及其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幕僚们那里吸收的。 在改变苏联国际行为方面，思想的作用的确很大。但即便是在当时，关于这种作用也有些奇怪的地方。简单来说，戈尔巴乔夫把思想太当真了。思想在他的行为中扮演了过于重要的角色，不仅比谈判进程当下的需要重要，而且也比保护国家利益重要。真正重要的并不在于思想本身，而在于接受这些思想并使其成为自己的思想的历史人物。 反对这种意识形态解释的关键证据仍然在于存在别的方案。而按照那些方案，拒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来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首先，对意识形态的修正本来可以再缓和一些，更多地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加以控制。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助手们任由追求公开性的进程酿成了一场大揭露，让苏联对外政策的整个基础乃至政权本身都名声扫地。在知识分子当中认为应该对意识形态进行彻底修正的态度开始露头（戈尔巴乔夫本人后来也这样认为）。一些以莫斯科为根据地的修正主义者开始提出，苏联应该单方面为冷战负责，而且唯有它应该负责。他们开始认为西方的政策纯粹是反应性的，是出于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侵略行径以及极权主义威胁斗争的需要。如果采取更加稳健的方法（例如当今中国的做法），本来是可以对历史修正主义加以约束并消除其之于对外政策的日趋极端化的压力的。 摈弃旧的意识形态本来可以导向务实而灵活的态度和某种实用政治，更多地基于对国家利益的适度而清晰的构想，而非基于崇高的原则和思想。当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84年说人们可以和戈尔巴乔夫交往的时候，让她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引用了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的话，后者主张把对外政策建立在“永恒的利益”基础上。但苏联在1988～1991年间对外政策的基础却远远偏离了帕默斯顿的名言。那种政策是高度理想主义的，浸透着救世精神。1987年年中，戈尔巴乔夫写了一本书，名为《改革：我国与世界的新思维》。它描绘了一幅以公正、民主的世界秩序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图景，苏联在其中将扮演关键的角色而联合国则拥有至高无上的支配地位。戈尔巴乔夫用另外一种救世观念取代了苏联对外政策一直以之为指导原则的那种革命与帝国的救世观念：“苏联的改革只是从属于某种全球性的改革，那将是世界新秩序的诞生。” 新的意识形态动机本来用不着一定要彻底放弃使用武力和权力投射。对戈尔巴乔夫的前任们以及1985～1988年间他在政治局的大部分同事们来说，积蓄力量、高压政治以及均势，可以说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有意义。与对社会主义的远景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相比，他们对权力与帝国即使不能说更在乎，也是同样在乎。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范式转换中，拒斥的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还有后斯大林时期以中、东欧为出发点的苏联地缘政治利益的整个逻辑。 在“新思维”与戈尔巴乔夫的内外政策的选择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人们可能会赞同整个那些思想观念，但在是否或者何时要进行激进的政治改革问题上——这些改革必然会导致苏联的衰落与分裂——却与戈尔巴乔夫彻底分道扬镳。对于大多数国务活动家来说，思想观念只是工具，而且要理解它们在历史上的影响，就必须仔细检查它们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被赞成它们的人所运用的。拿戈尔巴乔夫来说，当他企图依照其“新思维”中的想法去塑造苏联及国际关系现实的时候，他显然有点不自量力。 一个境况不佳的庞大国家的领导人，会愿意为了全球的道义事业而拿大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以及自己的政治权力基础本身去冒险，这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别的例子。即使是列宁，戈尔巴乔夫心目中的英雄，在1918年也为了保住权力而在“世界革命”的问题上有过妥协。然而，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却恰恰相反。在1988年3月由所谓的尼娜·安德烈耶娃（Nina Andreeva）的来信而引起的辩论中，他在政治局同事面前阐明了自己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他放弃了安德罗波夫主张的稳健的现代化道路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比较冒险的激进试验。这使得他身边的人们日渐分化。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国家机关中大多数人都担心对社会和政治生活失去控制。赫鲁晓夫1956年去斯大林化的教训还历历在目。有人开始表示不满，认为戈尔巴乔夫想要毁掉并抛弃斯大林建立的所有东西。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警告戈尔巴乔夫，如果猛揭老底，苏联人的心理有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崩溃。意识形态保守派的代言人叶戈尔·利加乔夫，也首次提出对共产主义集团解体的担忧：“有理由相信，我们会渡过难关，但还有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们怎么办？历史变成了政治，而我们处理此事的时候，不应该只考虑过去，还要考虑将来。” 戈尔巴乔夫把自己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同事当作恐慌制造者而大加嘲讽。而谢瓦尔德纳泽则宣称，“原始主义和思想狭隘使得赫鲁晓夫未能把党的二十大路线贯彻到底”。所谓共产主义和工人阶级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所以也就没有多少可以失去的。至于社会主义集团，他继续说道：“拿保加利亚来说，拿波兰过去的领导来说，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罗马尼亚目前的情形来说，那是社会主义吗？ 到1989年春，就连戈尔巴乔夫最亲近的助手们也看得很清楚：自上而下的彻底重估苏联的意识形态与历史，已经引发了自下而上的汹涌的政治波涛。戈尔巴乔夫正在无可挽回地失去对国内外事态发展的控制。1989年5月，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在我的内心里，压抑与惶恐与日俱增，那是对戈尔巴乔夫理念的危机感。他准备走得很远，但那意味着什么？他最喜欢的口号是‘不可预测’，但我们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国家的崩溃和混乱。”

命运攸关的个性

上一章对戈尔巴乔夫和尼基塔·赫鲁晓夫做了对比，但这种对比应该再深入些。俄罗斯学者娜塔莉亚·科兹洛娃（Natalya Kozlova）对苏联时期俄罗斯农民的心态做过研究。她发现，“农民文明”（peasant civilization）的带有暴力色彩的迅速终结，带来了惊人的社会流动性和人员流动性，年轻的农民搬到了大城市并开始了自己的事业。新加入城市文明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从“愚蠢的乡村生活”跃升至他们可以够得到的最高的社会阶层。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塑造出第一批这样的人。他们充满活力，坚定而务实，相信物质上实实在在的好处。第二批这样的人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平时期出现的，当时是苏联城市化和大众教育的最后阶段。这批人有着乐观的世界观，但对于文绉绉的论述和意识形态中的“观念”，也怀有天真的信任感——这与老于世故、犬儒化、习惯于双重思维的城里人不一样。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共同的根基与差异就应该从那里去寻找。 有理由认为，在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份显著的自信与乐观。他受挫后的恢复能力非同一般。作为个人，戈尔巴乔夫拥有非常健康的自我和稳定的价值观。他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俄罗斯南部库班哥萨克所在的地区、莫斯科大学和政治局本身——他在政治局无疑是最年轻的成员）养成了他健康的自尊心。不管怎么样，他对自己取得成功的能力都没有动摇过。 钦佩他的人说，戈尔巴乔夫天生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本能就是源自这种自发的乐观。据切尔尼亚耶夫判断，戈尔巴乔夫“天生的民主本能并没有因为长期在党的机关工作而完全变质，尽管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某些‘痕迹’”。据说在他搬到莫斯科并加入政治局的时候，权力高层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观念着实让他感到震惊。虽说有许多不法行为和肮脏的交易跟他也有牵连，但切尔尼亚耶夫认为，他的民主冲动对他的行为仍然在起着作用。 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看来，一种后天养成的、重要的态度就是他的天真。他的助手之一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回忆说，戈尔巴乔夫“对自己同事们的常识有一种天真的信任”。在德米特里·福尔曼看来，戈尔巴乔夫相信他所发现的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民能够领会。路德很可能也同样认为自己的真理显而易见，可以很容易让教皇相信它们”。戈尔巴乔夫的调整（perestroika）乃是一场“改革”；他需要像传道者那样，改变共产主义异教徒的信仰，使他们皈依一种更公正、更合理的新教义，帮助他们摆脱威权主义体制、军国主义和贫穷。 戈尔巴乔夫（及其妻子赖莎）的生活道路促成了他对“改革”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他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并在斯大林主义发生危机、人们对“人性化的”共产主义产生罗曼蒂克的憧憬的时候，来到了外省的斯塔夫罗波尔。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从外省回到了莫斯科，而当时那些罗曼蒂克的憧憬在受过教育的精英和日益犬儒化的党的官员中间已经凋谢了。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初，列宁依然是他的典范。从列宁的个性中（毋宁说是从他那经过剪贴的、被理想化了的形象中），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尤其是对革命思想的威力的狂热信念、“历史”乐观主义以及应对社会政治乱局的坚定决心。甚至是在1989年初，戈尔巴乔夫还向切尔尼亚耶夫坦承，他在精神上要“仰仗列宁的意见”。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自信和民主本能，批评者们看问题的眼光完全不同。利加乔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照他的性格就无法理解”改革会有多难。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瓦列里·博尔金说，在戈尔巴乔夫和绝大多数苏联人民之间，有很深的心理隔阂。戈尔巴乔夫的安全官员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写道，“有知识分子气的”戈尔巴乔夫跟大家长式的勃列日涅夫不同，他跟苏联民众在一起感到不自在，宁可跟西方人说话。 戈尔巴乔夫的朋友们知道，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与俄罗斯及苏联的主流心态有多么不一致。但他们与他而不是人民站在一边。例如，切尔尼亚耶夫认为苏联社会中尽是些“堕落的、只想着索取的人”。在戈尔巴乔夫的朋友看来，他完成了一项丰功伟业：从苏联极权主义制度可怕的麻木和奴役状态中唤醒了社会。其余的，切尔尼亚耶夫认为，都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实证明，这个社会配不上它的领导人，“新思维”是超前的。鉴于所有这一切，当苏联社会失去控制而横冲直撞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就刹不住了。 戈尔巴乔夫的朋友和敌人都强调他那种自发的乐观与天真的一个重要后果：喜欢“心血来潮”，天生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讨厌治理的实际细节。他们都承认他的改革毫无计划性，而“新思维”也模糊不清，无法为改革提供实际的指导。戈尔巴乔夫喜欢说的除了“不可预测”之外，还有“听其发展”和“事态在不停地发展”。照德米特里·福尔曼的判断，这与他对人民尤其是苏联人民持过于正面的看法一脉相承。“在他看来，为了他们自己，人民似乎总是很乐于把生活安排好的。”他对下面这一点几乎毫不怀疑：最好是放手让社会自行变化，然后只需袖手静待，因为“进程”自会产生最合乎情理的结果。 即便是钦佩他的人也承认，戈尔巴乔夫一直未能给国家机器绘制出切实可行的路线图，未能采取持久而审慎的行动计划并防止社会中的心理混乱和思想崩溃，这一点跟他的心理特征有关。切尔尼亚耶夫的政治回忆录反映了他的挫败感和耿耿于心的怀疑。他写道，戈尔巴乔夫在自己还有机会的时候却未能实行有针对性的经济改革。在价格改革的问题上，他一拖再拖，任由财政危机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他还任由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的阿富汗战争变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战争”。他让鲍里斯·叶利钦在1990年和1991年凭借与名声扫地的旧政治秩序的决裂而夺走了政治主动权。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还是强调，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致命的缺陷。他们认为，既然没有人知道如何去改变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那就只能依靠试错。同时，他们还认为，要是戈尔巴乔夫真的预见到自己使命的全部复杂性与危险性，说实在话，他就永远也不会去做了。这种对戈尔巴乔夫能力的评价，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苏维埃体制与苏维埃帝国没有人能够改革得了，只能彻底摧毁。 在他下台十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本人在一次坦诚的讨论中承认，他的做法有“许多天真和乌托邦的成分”。但他说他从1988年开始就有意冒着政治动荡的危险，因为他想要“唤醒”苏联人民。否则，他说，“我们的命运就会跟赫鲁晓夫一样”——那就是说，党内的高级干部就会把戈尔巴乔夫赶下台。 批评者否认党内官员在1988年曾经真的挑战过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地位。威廉·奥多姆（William Odom）认为，戈尔巴乔夫“惯于搞阴谋诡计和喋喋不休地蛊惑人心，预见不到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利加乔夫写道：“太迟，对事态变化的反应太慢，这是戈尔巴乔夫政策中最突出的特点。”他在一次采访中还说：“当发生某些有争议的事情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反应常常是拖拖拉拉。我的解释是，他想让别人来分析，什么对社会有影响，什么对社会来说是麻烦的。他希望有成熟的果子掉到他的兜里，好让他捡起来就行了。但是，不随大流常常也是必要的。历史上有很多例子，领导人坚持站在少数派一边而结果证明是正确的。可惜，戈尔巴乔夫缺乏那种品质。”克留奇科夫在谈话和文章中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容易冲动跟他的个性，跟他的反常的性格特点有关”。 批评者们相信，如果是做事更加有力而沉稳的另一种类型的领导人，结果就会大不一样。这个假想的“他者”可以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并逐步改变共产党和苏联。而且，批评者们提出，这本来是在不用破坏国家的基础，不用造成全面的政治与社会混乱的情况下可以做到的。 戈尔巴乔夫作为领导人的自我形象，对于理解冷战的终结是极为重要的。这跟他的目标和理念有关，但同时也反映了使他坚持这些理念和目标的他本人的隐秘的心理“内核”。1988年10月底，戈尔巴乔夫正在准备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世人宣布他的新信仰。他让自己的智囊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国际部新部长多勃雷宁、瓦连京·法林（Valentin Falin）和切尔尼亚耶夫去准备一份发言，回应丘吉尔1946年3月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的著名演讲。“它应该是反富尔顿演讲的，也就是说，是与富尔顿演讲反过来的，”他说，“我们要根据近三年的成果来展示我们的世界观和哲学，要强调我们思维方式的人性化和非军事化。” 无论是从他给苏联指出的方向，还是从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来看，戈尔巴乔夫都是按照理想化的列宁来塑造自己的——这一点与斯大林完全不同。作为苏维埃国家与帝国的缔造者，斯大林对他本人和他的创造物几乎不加区分。他把对这些创造物的哪怕是最轻微的挑战都视为对他本人的侵犯。反之亦然，要是对他的声誉和权威有任何怠慢（特别是来自外国人），也要被视为对作为一个大国的苏联的声誉不可容忍的侮辱。戈尔巴乔夫没有感到与从自己前任们那里继承得来的那种形式的苏维埃国家及帝国有什么个人的联系。后来，他声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存联盟”。然而在实际上，他是想按照他所吸收和发展的思想来发动一场革命。 戈尔巴乔夫从斯大林和斯大林的继任者们那里继承了总书记的职位。但他除了权力、声誉、稳定和国家利益之外，还有其他要优先考虑的事情。他的第一个要优先考虑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在合作与非暴力的基础上构建全球秩序。这就把戈尔巴乔夫——至少是在他的自我形象中——置于20世纪像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等普遍原则的倡导者行列。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作为国家建设者或国务活动家，这些人并不优秀。 斯大林与戈尔巴乔夫都对苏联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说这两个人的治国术有天壤之别。斯大林以其粗暴而血腥的方式成为苏联及其外部帝国的设计师；他采取的政策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了超级大国。他所喜欢的惯用手法是划分势力范围，而且让这些范围完全不受其他大国的影响和渗透。无论是苏联内部还是苏联支配的其他国家，他都会通过武力威胁和暗中的政治操纵对其进行彻底的控制。至于戈尔巴乔夫，即使是对有苏联驻军的国家，他也坚决拒绝把它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来对待。事实上，对于中欧各国的内政，他很注意采取不插手的态度。当亨利·基辛格1989年1月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小心翼翼地向戈尔巴乔夫提出由苏美共同管理中欧改革的时候，作为“新思维”倡导者的戈尔巴乔夫对此却并未理睬，甚至还有点不屑。

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推崇

斯大林向整个苏维埃国家和社会灌输了极端排外的思想；他把西方文化的影响视为对其政权的致命的威胁。一旦在某个问题上打定主意，斯大林就容不得不同意见。对其“路线”稍有偏离，他也难以容忍，认为那是异见的表现，要么有造成混乱的危险，要么是失控的征兆。他习惯把事情往坏处想；他怀疑西方所有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甚至包括那些想安抚苏联的人，都在策划最恶毒的反苏阴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戈尔巴乔夫对于西方没有一点点排外情绪或文化上的敌意。他喜欢西方人，尊重有着各种各样信仰的西方政治家并逐渐把其中的一些人视为自己的朋友。他遇事总是往好处想，并开始在国际事务中依照假定的善意、诚实、正直、守信而行事。 在其国外崇拜者看来，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个行事风格几乎与西方政治家一样的苏联国务活动家。考虑到他的背景，这种现象在当时是无法理解的。当然，在他执政的头几年，在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他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还保留着苏联许多标准的老一套的看法。但即使是在把里根和科尔（Helmut Kohl）及其同事作为对手对待的时候，他也已经在开始拆除“铁幕”了：首先是允许知识分子和官员当中一部分经过挑选的、拥护现行体制的人与外国人自由接触，然后是为社会中其余的人开放外面的世界。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欧洲大家庭”这一想法的转变。这个想法最初是在1985年和1986年间被当作一种外交工具来利用的，是要挑起美国与北约其他成员国之间的不和。到1989年的时候，它引发了公众的争论并成为“重返欧洲”、拒斥斯大林主义封闭社会的同义语。戈尔巴乔夫把这一想法作为自己信念的基石。外交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的亲密助手谢尔盖·塔拉先科（Sergei Tarasenko）声称，在1988年中期之后，“当我们在国内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开始意识到，只有依靠美国，我们才能暂时维持下去，甚至是保持大国的地位。我们感到，一旦离开美国，我们就会被搁在一边。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向美国靠拢”。 正如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所认为的那样，这并不只是一项精心策划的政策。德米特里·福尔曼说，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推崇（Westernism）是一种依赖情结，其他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也都有这样的情结。“对于所有的苏联人民来说，包括党内的高级官员，”他写道，“西方一向是渴慕的对象。到西方旅行是最重要的地位象征。这你没有办法；这是‘在血液里的’，文化里的。”再者，戈尔巴乔夫很享受他个人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获得的巨大成功。美国的戈比热是戈尔巴乔夫与西方公众舆论相互吸引的自然而然的产物。 戈尔巴乔夫能够与西方领导人以及西方人民相处融洽，对于这样的能力，切尔尼亚耶夫很是钦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谈到了戈尔巴乔夫成功地与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建立的友好关系。他说，在对外政策方面，“新思维”毕竟不是原创的或全新的。新的地方在于苏维埃体制的领导人——他本人受苏联社会的影响，却能够如此迅速地摆脱苏联人的那种心态。当切尔尼亚耶夫看到戈尔巴乔夫和科尔聊得很投机的时候，他“感到仿佛置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那里，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对立与仇恨，都开始模糊了”。 戈尔巴乔夫的批评者声称，戈尔巴乔夫个人在西欧和美国获得的巨大成功，让他变得忘乎所以，开始把自己与外国领导人的友好关系看得比国家利益还重。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心理上转而寻求西方的认可，那是因为社会政治状况越来越混乱，他在国内的人气开始急转直下。就如同瓦列里·博尔金理解的那样，“民主化开始了，但它突然转向了错误的方向，而且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他的主要对手叶利钦成了它的领导者。这样，戈尔巴乔夫就把他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西方身上了”。另外，批评者们还指出，在使戈尔巴乔夫偏离1985～1987年的内外政策并走向激进政治改革的新路线方面，西方的建议发挥了越来越大的有害的影响。 苏联外交官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和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直言不讳地说，戈尔巴乔夫为了一时的人气和与西方政治家的良好关系而“浪费了苏联的谈判潜力”。在多勃雷宁看来，西方政治家利用了戈尔巴乔夫的弱点。1988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急于结束冷战，因为他在国内的前景不太乐观，需要在对外政策方面有所突破。结果，“在与美国及其盟友打交道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的外交往往占不到便宜”。科尔尼延科认为，戈尔巴乔夫过于在乎西方的意见和建议，所以就仓促行动，要建立新的政治体制。作为治国者的戈尔巴乔夫一心想用国际公认的头衔“苏联总统”来代替“共产党首脑”这个称谓。 戈尔巴乔夫与外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显示得清清楚楚：1988年之后——如果说不是更早的话——从社会民主党人到反共的保守主义者，西方人也许是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最重要的资源。在他们那里，他找到了理解、倾听的意愿和——这一点十分重要——对其改革宏图的欣赏。而这些都是他在自己的政治局同事当中，甚至是在他本人那些有才识的幕僚当中找不到的。 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也承认他在心理上对西方有依赖感。福尔曼坦承，“戈尔巴乔夫的注意力极度地转向了西方。在他频繁的出行当中，他显然很放松，而在国内，反对的声音和混乱的局面却愈演愈烈”。同样还是福尔曼，他反对这样的说法，即西方利用了戈尔巴乔夫并加速了苏联的解体。但他也非常遗憾，戈尔巴乔夫不加批判地采纳了那么多西方的建议。在他看来，对于美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政治家的建议，“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是那么在意”，那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西方本身“得到正确理解”的利益会更好。 乔治·布什（George Bush）、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以及驻苏联大使杰克·马特洛克都承认他们对戈尔巴乔夫有过重大的影响但又都否认他的陡然转向以及随后的苏联解体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在马特洛克对苏联的事后检讨中，他写道：“如果当初由美国和西欧来控制，把苏联的各个共和国建成一个民主联盟，它们本来是会乐意那样做的。”不过，与戈尔巴乔夫热情的亲西方态度截然不同的是许多西方领导人的内敛的实用主义态度。美国与西方对苏政策的基础不是思想观念、救世的事业和个人的喜好，而是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利益。

对武力的反感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让同时代人和见证者感到困惑不解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他非常反感动武。当然，在“新思想者”（new thinkers）当中，对武力的怀疑很常见。它也可被视为一代人所特有的现象，它源自二战的影响又在20世纪60年代的和平浪潮中得到了强化。例如，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私下里把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顾问们称作“火星人”，因为他们无视强权政治的法则。“我不知道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一定会有多么不解，”他向自己的儿子坦承，“他们搞不懂，戈尔巴乔夫和他在政治局的朋友们为什么不明白怎样去利用武力和施压来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戈尔巴乔夫有反感动武的性格特点。实际上，对他来说，这与其说是由于他的经历，不如说是出于他的秉性。非暴力的原则不仅仅是他的内外政策的基础，也是一种真诚的信念，是他个人的道德准则。他的同事和助手都证实：“避免流血是戈尔巴乔夫永恒的关切”；“对戈尔巴乔夫而言，不愿流血不仅仅是个准则，也是他参与政治的条件”。他们说戈尔巴乔夫“天性就是个不仅不会使用独裁手段，甚至也不会诉诸强硬的行政手段的人”。批评者声称戈尔巴乔夫“没有流血的勇气”，哪怕是在国家利益要求这样做的时候。 戈尔巴乔夫声明放弃使用武力并非“新思维”或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者为了自由主义的目标而使用武力，而且相当多的自由主义者和以前的异见分子后来都开始认为戈尔巴乔夫在1988～1991年间绝对反对武力是有害的，甚至也许可以说是不道德的。自由主义哲学家格里戈里·波梅兰茨称赞戈尔巴乔夫对中欧放手的决定。但同时他也说，戈尔巴乔夫在南高加索、中亚和苏联其他地区“放出了各种破坏力量”——野蛮、种族灭绝和混乱的力量。“国家的首要职责是制止混乱。”波梅兰茨责备说。另一个批评者、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家弗拉基米尔·卢金（Vladimir Lukin）强调说：“在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坚定是必需的，更别说苏联了。” 随着冷战在欧洲开始走向终结，苏联也出现了最初的分裂——这不仅仅是巧合。在这两者当中，戈尔巴乔夫的偏好与个性都扮演了重要且必不可少的角色。在意识形态层面，这位苏联领导人从来没有把结束冷战与苏联的成功转型这两个目标分开过。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非暴力的观念，它是戈尔巴乔夫个人反感武力的产物。在1989年4月第比利斯惨案之后（应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的请求，俄罗斯军队使用铲和毒气对付举行集会的民族主义分子，致使21名格鲁吉亚平民死亡），戈尔巴乔夫宣布禁止使用武力，哪怕是在民族主义势力开始分裂国家的情况下。他对政治局说：“我们已经接受的一点是，即使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武力也无济于事，那在国内就更是如此——我们不能也不会诉诸武力。”显然，戈尔巴乔夫这样做也就放弃了维护秩序的权力，而维护秩序是国家主权的基石，也是国家领导人的职责所在。除少数例外，戈尔巴乔夫一直到他执政的最后一天都在恪守这条古怪的原则。 西方政治家，尤其是布什和贝克，看出了戈尔巴乔夫治国之道的这一特点并成功地利用了它。例如，在马耳他，关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那里的民众运动正开始要求摆脱苏联获得彻底独立——布什向戈尔巴乔夫建议，达成一个君子协定。这就触犯了苏美关系中由来已久的禁忌，即，不干涉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内政。不过，布什找到了正确的方式。“我想要对您解决波罗的海问题的方式有最充分的理解，”他说，“这方面不能有任何闪失。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个问题也许会更好，因为我非常想看看，您对这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到底是怎么想的。”因为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问题是在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表示关切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为了建立新的全球秩序而防止美苏伙伴关系出现闪失，戈尔巴乔夫也就爽快地同意了。结果，双方达成理解：美国人不要有任何企图，想帮助波罗的海地区的独立运动，反过来，戈尔巴乔夫也不能用武力去解决波罗的海地区的问题。 在下台数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本人仍然坚定地信仰不使用武力。他后悔有几次在苏联国内对民族主义分子使用了武力。在提到那几次和其他一些危机的时候[1988年2月阿塞拜疆暴徒在阿塞拜疆工业城市苏姆盖特（Sumgait）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y Karabakh）的种族冲突、1989年4月第比利斯的流血事件、1990年1月在巴库发生的更大的流血事件、1991年1月维尔纽斯和里加的镇压]，戈尔巴乔夫说：“有过多次要对我施以血的洗礼的企图，但它们都没有成功。”从根本上来说，戈尔巴乔夫就像利加乔夫说他的那样：“就需要使用暴力拯救人民而言，只有当国家中的最后一位公民都认为别无选择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才会用它。这是戈尔巴乔夫性格的特点。”每当按照莫斯科的模棱两可而且很可能是口头的命令动用有限的军事力量对付民族主义分子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就立即回避，任由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媒体对军方狂轰滥炸而坐视不管。这样的行事方式既让苏联军队无所适从，也长了想要毁灭苏联的那些势力的志气。 要把放弃使用武力作为内外政策的主要原则，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决定在世界历史上是不同凡响、绝无仅有的。加拿大学者雅克·莱韦克写道，“苏联将其与自己的帝国分离开来的方式，与它自己的和平终结”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可以看作是它对历史的最有益的贡献”。但是，被戈尔巴乔夫奉为圭臬的非暴力原则，虽然在西方很受欣赏，却不可能在俄罗斯国内得到拥护。撇开戈尔巴乔夫在其他方面的作用不谈，对他的同胞而言，他首先是他们稳定与生计的保证和权威，也是国家的存在本身的保证和权威。戈尔巴乔夫显然没有能力，甚至可以说拒绝扮演这种角色——这是苏联突然崩溃以及数千万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陷入混乱与不幸的原因之一。

戈尔巴乔夫、1989年的和平革命及德国的重新统一

乐观、天真、做事喜欢心血来潮、对西方的推崇和对武力的反感——这些性格特点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所造成的影响，从苏联在各个共产党政权崩溃期间对东、中欧采取的政策和戈尔巴乔夫在德国重新统一前的外交活动中就可以反映出来。批评者和支持者都指出，在1987年之后，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很少在政治局进行正式的讨论，而仅仅是在幕僚小圈子中进行讨论。在谈判方面，戈尔巴乔夫依靠的是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而且还渐渐地开始与外国领导人“面对面地”讨论问题。由多个机构共同组成的决策体系（国防委员会、制定裁军提案的五人委员会、克格勃的非正式“加盟”，还有国防部）常常只能袖手旁观。在德国问题上，一名参与者证实，戈尔巴乔夫“实际上都是独自，或与谢瓦尔德纳泽联手”操纵了“所有谈判，把职业外交官都晾在一边，也很少通知政治局”。总之，戈尔巴乔夫虽说拒斥斯大林的遗产，但他还是行使了斯大林的那种权力，在重大决策中一手遮天。就这样，戈尔巴乔夫的个性特点和他作为国务活动家的种种怪癖影响着苏联的政策，而且几乎不受什么约束。 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反斯大林”的个性与共产主义在东、中欧的和平终结（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除外）有很大的关系。那里的共产党政权在1989年初的动摇，正如马克·克雷默（Mark Kramer）的广泛研究所显示的，是由苏联的公开性和改革的溢出效应直接造成的。随着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政权的相继崩溃，事态的新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又开始溢出，蔓延至苏联，动摇了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并削弱了党和国家的控制力。 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但并不是政治局成员和军方的所有人）为什么决定对苏联的那些共产主义盟友坐视不管，任由中、东欧的局势自行发展呢？这其中关键是“新思维”的意识形态因素和戈尔巴乔夫要把北美、欧洲和苏联联合起来的救世目标。1989年1月底，戈尔巴乔夫委托由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负责的政治局外交政策委员会与各种各样的机构及智库一起未雨绸缪，以应对中、东欧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导致的不测事件。雅科夫列夫从学术机构和政府部门征集了许多分析报告。它们大多预言在同盟方面会出现全面的危机。有些人直言不讳，认为苏联的各个盟友已经暗中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处于“西方强大的磁场中了”。由奥列格·沃戈莫洛夫（Oleg Bogomolov）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的学者们撰写的一份备忘录认为，如果各执政党不对反对势力做出让步，那它们就会面临“政治上的火山爆发”。其他分析家则预言，会发生“非常尖锐的社会政治冲突，后果难料”。所有的报告都反对苏联在该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最具代表性的结论是，任何政治军事的干预都不能保证成功，反而有可能引发接二连三的暴力反击和苏联集团的崩溃。不过，该委员会并没有征求总参谋部的意见。这些备忘录是向已经接受这些想法的人宣讲的。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那些“新思想者”（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都相信，苏联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极端错误的，而他们不管怎样都不会考虑动用苏联军队。 但所有这些还不足以充分解释苏联为什么会没有积极介入，也就是说，为什么没有设法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与民主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主张改革的力量一起协调行动，为他们提供物质上的支持并保持克制，不单方面采取有可能加速华约组织内部动荡的措施。苏联之所以听之任之，原因在于苏联国内的事态发展出现了两方面的新情况。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和他身边的那些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1988年底发起的激进的政治与政府改革。之后，国内的各种新情况纷至沓来，让戈尔巴乔夫的领导班子疲于招架。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包括负责对华约各国的局势进行“监护”和“瞭望”的人，都开始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准备1989年3月议会的半自由选举的各种备忘录与报告的写作，以及新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中，后来又投入到戈尔巴乔夫于5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讲话稿和各项政策的起草工作中。第二个新情况是严重的财政危机。1989年1月，戈尔巴乔夫宣布，将中、东欧的苏联驻军减少14%，并将军火产量减少19%。这些措施证明1988年12月7日他在联合国发表的“反富尔顿演说”并非空话。同时，它们也是苏联领导层为了削减国家开支的无奈之举。苏联领导层拿不出钱来影响中、东欧的事态发展，就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国家的政府转而向西方寻求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支持。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就那么漫不经心地让苏联在中欧的外部帝国分离出去，想起来还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1989年3月3日，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米克洛什·内梅特（Miklos Nemeth）告诉戈尔巴乔夫，决定“在匈牙利西部和南部边境彻底取消电子的和技术性的保护措施。我们已经不需要它了；它现在只是用来抓住想通过匈牙利非法逃往西方的罗马尼亚的和民主德国的公民”。他小心翼翼地补充说：“当然，我们还要跟民主德国的同志谈一谈。”记录下来的戈尔巴乔夫的话只是寥寥数语：“我们在自己的边界上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但我们也在变得更加开放。” 不干涉主义和缺乏切实可行的策略，成了1989年夏秋之际的危急关头苏联外交的显著特征，当时中、东欧的形势发展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1989年6月4日，波兰人选举团结工会成为他们的政府的领导者；尤其是接下来的两个月，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的总统职位也受到威胁。莫斯科与华沙之间在这危急时刻的光缆通信及其他通信联系的内容现在还看不到。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yaczyslaw Rakowski）是波共内部的主要改革者。他回忆说戈尔巴乔夫只是叫他查清楚“发生了什么”。但他很小心，没说任何具体的建议或任何有可能被理解为干涉波兰事态发展的话。9月11日，当主张改革的匈牙利共产党政府为想要逃往联邦德国的东德人开放边界的时候，莫斯科明显保持沉默。由此引发的难民危机——当时有几万名东德人涌入了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动摇了这些国家的政权。9月27～28日，谢瓦尔德纳泽估计是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指示，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会见了詹姆斯·贝克和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讨论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日益严重的难民危机。结果是，东德难民被允许暂时留在这些城市的西德使馆的大院里。” 戈尔巴乔夫后来声称，到1989年的时候，他已经准备从中欧撤出所有的苏联军队，但他想一步一步地慢慢来——主要是考虑到国内的反对而不是地缘政治的现实。切尔尼亚耶夫在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时表示，当时担心的是，“一旦我们开始撤军，人们就会大声质问：‘我们过去是为什么而战的，在二战中我们的几百万士兵是为什么而牺牲的？’当时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些问题非常敏感”。 戈尔巴乔夫对布什政府和西德政府的立场特别在意。关于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罗曼史”，当时在华盛顿并不存在共识。罗伯特·盖茨、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对“新思维”不屑一顾，认为它往好里说是演戏，往坏里说是欺骗。即便是苏联从阿富汗的撤军——到1989年2月已经完成——也不能说服他们。务实而“现实的”斯考克罗夫特把它理解为是为了“减少损失”，并认为“苏联的重点没有变，只是范围缩小了”。 不过，到1989年夏，布什和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认为，他们必须跟戈尔巴乔夫打交道。他们还意识到，他的个性是个关键。“瞧，这个家伙现在成了改革的化身。”布什对仍然表示怀疑的专家们说。他没有理睬中情局苏联司的分析报告——该报告说戈尔巴乔夫正在失去对事态发展的控制，不可能成为一个稳定而持久的伙伴。7月，布什到了波兰和匈牙利。在那里，他对共产党改革派表示支持并劝反共的民族主义分子不要捣乱。这次访问以及与布什的当面交流减轻了戈尔巴乔夫的担忧。1989年9月，谢瓦尔德纳泽与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建立了不一般的友好关系，并与之敞开讨论了困扰苏联领导层的诸多国内问题。 西德的立场及其有关民主德国的计划，也是戈尔巴乔夫很关心的问题。除了一帮“新思想者”，苏联对外政策和军方的实权派对联邦德国仍然感到不放心。不过，到了1988年底，戈尔巴乔夫已经与赫尔穆特·科尔总理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而后者一度是这位苏联领导人最严厉的批评者。这使得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对外政策迅速发生转变——一位西方学者将这种转变说成是，不亚于“对各种同盟关系的倒转”。在与联邦德国关系升温的同时，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进入了“冷和平”阶段。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拒绝再像过去那样，让东德的各位领导人经常性地干扰苏联的对外政策。 当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6月11～15日访问西德的时候，大街上挤满了热情欢迎的人群。西德人的戈比热与苏联公民对其领导人日渐冷淡的态度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在其与科尔会谈期间，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推崇之心变得更加坚定。这位苏联领导人相信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确保科尔支持其改革并让苏联重返“欧洲大家庭”的想法。反过来，他对科尔提出的联手干预民主德国的事务、赶昂纳克下台并推动改革的建议也几乎没有异议。切尔尼亚耶夫认为，联邦德国和苏联的联合声明从应当遵守的国际法的各种原则和准则中特意挑出了这么一条，即“尊重民族自决的权利”。这是在暗示，苏联不会用武力来反对东德国内的变革。同时，科尔也向戈尔巴乔夫保证，他和他的政府并不希望民主德国出现任何动荡。这一非正式的理解对于随后的德国和平统一至关重要。 但是，对于中、东欧的变化给西德的政策所提供的机会，科尔不可能无动于衷。1989年8月25日，科尔与匈牙利改革派领导层达成理解，对民主德国的叛逃者开放匈牙利与奥地利接壤的边界。作为回报，匈牙利收到10亿德国马克，以填补其预算赤字。这一理解的有关细节——对于民主德国来说命运攸关——只是在最近才公之于众。莫斯科当时对于这笔交易得到了什么情报，现在还不得而知。当匈牙利领导层给谢瓦尔德纳泽送去一份关于他们与联邦德国达成协议的照会时，谢瓦尔德纳泽只是回答说：“此事只跟匈牙利、民主德国及联邦德国有关。”10月，昂纳克告诉戈尔巴乔夫，内梅特从德国社会民主党那里得到了5.5亿德国马克的贷款，条件是“匈牙利人开放与奥地利接壤的边界”。 戈尔巴乔夫作何反应，直到今天还不清楚。从1987年初以来，他与其他“新思想者”一直都把当时开始反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埃里希·昂纳克视为反动残余。负责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中央委员会书记瓦季姆·梅德韦杰夫，1989年9月在民主德国，回来时“心事重重”。他认为“本来该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决定更换领导人[指昂纳克]”。在此期间，驻民主德国的克格勃也向莫斯科报告了民主德国领导层的情况并暗示（没有给出明确的政治建议）形势迫切要求昂纳克下台。 1989年10月5日，切尔尼亚耶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戈尔巴乔夫正在飞往民主德国，参加它成立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他很不情愿去那里。今天他打电话说：我不会说一句支持昂纳克的话。但我会支持这个国家和革命。”实际上，这位苏联领导人在民主德国期间并没有采取明确的立场，而是正像他的行为所表现的那样，恪守自己的不干涉政策。在与东德领导层会谈的时候，他用隐晦的语言说，历史惩罚了那些延误改革的人。另外，在柏林的一次公开集会上，他还引用俄罗斯外交官和诗人费奥多尔·秋切夫的诗句说，“爱”也许是比“铁和血”更牢固的纽带。引用诗人的话是不是针对西德领导人并对武力兼并民主德国的计划提出警告呢？菲利普·泽利科（Philip Zelikow）和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的解读是：这是“苏联领导人用它来警告联邦德国要尊重‘战后现实’的奇怪的方式”。 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记录下了戈尔巴乔夫与政治局一起分享的此次访问的最初印象。戈尔巴乔夫告诉自己的同事，昂纳克不了解现实，民主德国国内正在酝酿着一场风暴。但他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措施，也没有讨论任何对苏联可能造成的影响。10月16日，东德领导人维利·斯多夫（Willi Stoph）、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和埃里希·梅尔克（Erich Mielke）派人到莫斯科寻求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要赶昂纳克下台。斯塔西首脑梅尔克认为，要实现权力的有序过渡已经太晚。戈尔巴乔夫没有将此事告诉全体政治局成员，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会议。与会的有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克留奇科夫、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和沃罗特尼科夫。戈尔巴乔夫提出要跟科尔和布什联系。他还提出，驻民主德国的苏军“要沉住气，不要轻举妄动”。昂纳克最终下台了，民主德国的新领导人埃贡·克伦茨旋即于11月1日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商讨民主德国的前途。在得知民主德国所欠西方债务有265亿美元而且1989年的赤字就达到121亿美元后，戈尔巴乔夫十分震惊。他对克伦茨——后来也对自己的政治局同事——坦承，如果没有西德的帮助，苏联人是无法“拯救”民主德国的。戈尔巴乔夫同意了克伦茨的建议，让一些人到西方旅行以缓解东德社会的紧张气氛。对于逐步拆除柏林墙的计划，戈尔巴乔夫和克伦茨没有详细讨论。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掉，令莫斯科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在越来越大的公众压力之下，东德的各位领导人没有征求莫斯科的任何意见，就决定允许东、西柏林间的居民可以有限流动。但是，这种笨手笨脚地想要打开安全阀的企图引发了民主德国政局的崩溃。柏林的事态发展让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导人十分意外。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维亚切斯拉夫·科切马索夫（Vyacheslav Kochemasov）徒劳地想用保密电话与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取得联系。当时，正如大使馆的一位高级官员回忆的那样，“整个领导层忙得团团转，没人顾得上民主德国”。戈尔巴乔夫没有成立任何危机委员会来处理德国问题。对德国问题也没有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讨论。不仅是德国问题专家，就连军方的代表也都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与此同时，就如莱韦克得出的那条正确的结论，柏林墙的倒掉注定了戈尔巴乔夫的要实现欧洲逐步和解的宏大计划失败的命运。民主德国与中欧的其他国家一样，没有耐心等待苏联人和西方去建设“欧洲大家庭”，而是“自己冲过柏林墙”，投入西方的怀抱。 在这决定命运的一天，苏联领导人在想什么？从可以看到的零星的记录和回忆来看，在11月9日政治局会议的前一天晚上，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办公室与一些主要同事开通气会的时候，表达了他对保加利亚的政局和立陶宛的分离主义趋势的担忧。政治局的会议议程包括，讨论苏联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间、议程和对宪法可能进行的修改。另外一个重大的议题就是讨论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局势。这是为了阻止波罗的海地区的政治独立而急切寻求对策的努力之一。面对种种不利的迹象，戈尔巴乔夫仍然表示乐观：“经验表明，哪怕是最明目张胆的民族主义分子也不会走得太远。”他相信可以靠经济诱惑将波罗的海地区的卫星国留在联盟。沃罗特尼科夫插话说：“要是我们对波罗的海地区的人说的话传出去，就会在俄罗斯引起轩然大波。” 这些小插曲都反映了戈尔巴乔夫的决策缺乏长远眼光，反映了他的乐观的同时也是得过且过的个性对苏联政策的影响。即便是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后来也称他是现代的“拖延者”法比乌斯，那是一位因其拖延战术而臭名远扬的罗马政客。在这里，问题的症结也在于戈尔巴乔夫的心中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冲动。一方面，他没有意识到他所幻想的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改革在中欧和东德是注定要失败的，而是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基础”会被“保留下来”。这些幻想使他对汹汹危言无动于衷，并以同情的态度坐视各个共产主义政权的轰然倒塌——先是波兰和匈牙利，接着又是民主德国和中欧的其他国家。 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没有——甚至也没想到——要以书面的形式与西方达成任何协议，以维护苏联在该地区的“利益”——例如，防止北约东扩。多勃雷宁后来愤愤地说：“能干却没有经验、急于达成协议却过于自信并且被西方媒体的吹捧弄得晕头转向的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常常中计，玩不过自己的西方伙伴。”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早一点直截了当地提出苏方关于德国重新统一的条件（德国的中立、非军事化和对苏联撤军的补偿）。相反，他是能拖则拖，走一步算一步，丢掉了一个又一个阵地。多勃雷宁现在也回到了戈尔巴乔夫的个性特点问题上，例如：乐观、自信、对“历史力量”本质上是善的和合理的深信不疑。他认为这种个性特点在国际事务上对他起到了很坏的作用；因为他即使在处境越来越没有希望的情况下，还仍然毫无来由地相信，他会克服困难，说服西方领导人相信他的那些倡议是正确的。多勃雷宁写道，这种“情绪化的赌徒性格”即使是在1989年的雷克雅未克峰会上还可以看到。 关键在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与西方领导人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在柏林墙倒掉之后，布什政府迅速从戈尔巴乔夫的正在变得孱弱的手中夺取了主动权，并在结束欧洲冷战方面起到了积极的、稳定性的作用。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发展阶段。布什终于像他还是副总统时承诺的那样，按照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模式，扮演起可靠而通情达理的伙伴角色。1989年12月2～3日，在马耳他峰会上，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建立了他们在几个月前就想建立的那种相互信任和尊重的私人关系。 事后看来，值得注意的是，布什，就像他之前的里根一样，最后有多么相信戈尔巴乔夫是个有常识感因而会承认西方已经赢得冷战的人。在筹备此次峰会的时候，10月11日，布什告诉北约秘书长曼弗雷德·韦尔纳（Manfred Worner），说主要问题在于说服苏联人让中欧和民主德国继续变革。当韦尔纳警告说戈尔巴乔夫不会听任民主德国脱离华约组织的时候，布什说想试试自己能否说服戈尔巴乔夫对华约放手——也就是让他觉得它的军事价值不再是根本性的。“这似乎有点天真，”布什说，“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变化当初有谁能想到呢？”要是有哪个美国领导人想去说服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或者是安德罗波夫对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放手”，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布什团队的其他成员对戈尔巴乔夫的意图依然十分怀疑。对他们来说，苏联领导人声明放弃其地缘政治野心，这太具有革命性了，不大可能，所以，甚至到了一年之后的马耳他峰会，他们心中的疑云还是没有散去，而且还试图把这种怀疑告诉自己的总统。当戈尔巴乔夫和美国联手反对自己的长期盟友萨达姆·侯赛因时，布什在与他的幕僚们的谈话中保证，不会“无视苏联获得不冻港的愿望”。 但是，在布什与戈尔巴乔夫之间倒是有一种罕见的默契。1989年12月，他们在马耳他举行了一对一的会谈，并且几乎毫不费力地在首次官方峰会上就对所有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布什让戈尔巴乔夫吓了一跳：他一上来就讨论“输出革命”以及苏联在中美洲的存在，而不是欧洲问题。在得到戈尔巴乔夫的保证说苏联“没打算在拉美建立势力范围”后，美国人就放心了。当两位领导人开始讨论德国问题时，戈尔巴乔夫有很好的机会来决定德国统一的条件，并且作为对支持德国统一的回报，要求从布什那儿得到有关建设“欧洲大家庭”的明确承诺，把同时解散两大军事政治集团作为新安全体系的一部分。他没有那样做，只是一味地指责科尔的“十点”计划，认为西德总理的计划包藏祸心，想要吞并民主德国。用戈尔巴乔夫的话说，这样做“就让人怀疑，能不能相信联邦德国的政府。接下来会怎样呢？统一后的德国是保持中立、不加入各种军事政治同盟，还是会成为北约的成员国？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所有人明白，现在要讨论其他的方案还为时过早”。然后他又接着说：“存在两个德国，这是历史形成的。那现在就让历史来决定，在新欧洲和新世界的背景下，事态的进程会如何发展以及会走向何方吧。” 这就是典型的戈尔巴乔夫，更喜欢谈论有关全球新秩序和“欧洲大家庭”的种种原则而不愿在有关解决德国问题的种种具体事务上讨价还价——如果对比一下马耳他峰会的记录和1939～1945年斯大林的谈判记录，那就会发现，他与作为国务活动家的斯大林再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位苏联独裁者是条难以对付的斗牛犬，同时也是只老狐狸，当（在他看来）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是锱铢必较，只有在符合他的整个谈判计划的情况下，他才会做出“慷慨的”让步。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带有帝国主义性质，对他的国家来说代价非常高，然而他的谈判技巧就连其他帝国主义的谈判高手，如温斯顿·丘吉尔和安东尼·艾登，都不得不佩服。戈尔巴乔夫却截然相反，他甚至都没想到要从布什那里得到某种具体的协议和承诺。他当时显然是把他与布什的“特殊关系”作为头等大事。布什说他不会“在柏林墙上跳舞”，也不会为德国的统一推波助澜，这就让戈尔巴乔夫心满意足了。 从1989年11月起，莫斯科各方面的官员，包括驻联邦德国大使尤里·克维钦斯基（Yuli Kvitsinsky）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就一直警告说民主德国即将消失，并建议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向科尔施压，支持这两个国家结成邦联。此外，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也建议，努力朝“新拉帕罗式的关系”发展，也就是说，与科尔就德国统一问题提前达成协议，把它与德国对新的泛欧洲安全体系的义务联系在一起。 但戈尔巴乔夫对于先发制人的行动和实用政治的交易丝毫没有表示出赞成的意思，不管它们有可能成功是多么重要。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苏联的对外政策举棋不定，耽误了关键性的几个月。只是到了1990年1月底，在准备参加在加拿大召开的四大国和两个德国的外长会议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才与自己最亲近的幕僚举行了决策讨论会。他们在德国问题上接受了“4+2”的谈判模式。戈尔巴乔夫现在终于承认，事态的进程会导向统一；但他仍心存侥幸，希望民主德国能够通过自身的“改革”而得以保存。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作如是想，据说是受到某些德国问题专家的误导——他们反映说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反对统一。公正地说，即便如此，其他专家也早已警告过他，民主德国维持不了多久。另外，这位苏联领导人还情愿让“两个德国”在和谈中起主导作用，并且在后来轻易接受了由“2+4”来取代“4+2”的模式。只是到1990年7月，他才采纳了切尔尼亚耶夫的建议，与科尔在北高加索的度假胜地阿尔赫兹（Arkhyz），就德国问题达成单方面的和解。事已至此，戈尔巴乔夫的谈判手段已极为薄弱；但即便如此，他也从没想过要打出自己的最后一张牌，即苏联在德国境内的军事存在。“新拉帕罗式的关系”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也没想那样做，这让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相形之下，在布什政府的支持下，科尔一方的政策就非常坚决，要迅速而协调地把历史的方向向右扭转。这种协调的政策——布什政府的两位年轻成员把它叫作“治国方略的研究”——产生了预期的结果：德国成了北约的成员国，而关于未来欧洲安全体系以及莫斯科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苏联并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承诺。

苏联的掘墓人

决心结束冷战的戈尔巴乔夫必须在政治上发动两场战役：一场是针对西方，另一场是针对他自己的人民。他在个性上的一些主要特征——对不同意见的宽容、理想主义、对道德状况的乐观主义、优柔寡断和拖沓、对常识感的坚定信念和对“所有人的价值”的普遍主义理解——使他在西方得宠而在国内受到排斥。由于这个原因，内外之间的优先次序也逐渐颠倒了。起初，对外政策的目的是用来克服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改善与西方的经贸关系并逐步停止军备竞赛。但是到了1987年和1988年，戈尔巴乔夫与党内高级官员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而且在苏联社会也得不到任何真正的支持，于是就把重点放在使苏联融入世界共同体上。这样，对外政策就成了国内政策的决定力量。他的“新思维”成了目的本身，代替了“正常的”治国方略。戈尔巴乔夫相信，他关于共同利益、不使用武力和“欧洲大家庭”的种种罗曼蒂克的方案，就等于一张使他和苏联加入“文明国家”共同体的门票。 戈尔巴乔夫要带领苏联重返“欧洲大家庭”的理想主义冲动，使他成了苏联的掘墓人。在苏联的中欧“帝国”崩溃之后，苏联本身，一个由众多新老民族组成的“积极维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帝国”，也摇摇欲坠。国内的无政府状态日益严重，经济危机不断加深，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现存国家结构眼下受到的侵蚀，这些都需要采取行动。然而戈尔巴乔夫就像以前一样，继续仰赖基层的“变化进程”，并相信自己会设法打造一个崭新的、民主的苏联。他的过分自信再一次让他失望了，但这次拿来冒险的不是苏联的外部帝国和在中欧的影响力，而是苏联自身的命运。在1987年和1988年，他执意拒绝将鲍里斯·叶利钦派往某个遥远的小国出任大使，从而除掉这个主要的麻烦制造者和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分子。当别的“新思想者”警告他叶利钦有野心而且很危险的时候，他愤愤地反驳说：“你们拿我当勃列日涅夫吗？”到1991年的时候，叶利钦已经成为俄罗斯联邦的第一位民选总统，并想把这个共和国从名义上的实体变成可以挑战戈尔巴乔夫权力的真正的根据地。让“新思想者”难以理解的是，戈尔巴乔夫又一次拒绝作为苏联总统参加大选。这是个致命的政治错误。他还让冥顽不化的强硬派德米特里·亚佐夫、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和奥列格·巴克拉诺夫继续负责军队、克格勃和军工综合体。 1991年8月18日，戈尔巴乔夫、他的妻子赖莎以及他的对外政策顾问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正在克里米亚度假，这时，戈尔巴乔夫手下的多数派夺取了政权。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阻止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订《联盟条约》——该文件会把苏维埃联盟变成邦联。接下来就是对1964年10月罢免尼基塔·赫鲁晓夫的那场政变的拙劣模仿。莫斯科到处都是坦克和军队；首都之外和各大城市的苏联公民都缩起脑袋，看看会发生什么。但是这个掌权的小集团——他们都是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成员——似乎缺乏使用暴力和流血的意志。他们甚至未能逮捕新当选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以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为首的政变领导者（名义上由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领导），后来都声称他们想要说服戈尔巴乔夫站到他们一边。而戈尔巴乔夫——据他自己说——愤怒地拒绝了，并称他们为“罪犯”。就在克里米亚的福罗斯别墅，这位最高领导人被克格勃囚禁了三天。政变的策划者说他“病了”。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赖莎不得不依靠自己忠心的保镖给他们的一台短波收音机来获取消息。赖莎·戈尔巴乔夫当时已濒临崩溃，显然她是认为自己和丈夫随时都会被暗杀。她坚持要录制一盘磁带（作为他们还活着的证据），由一位保姆把它藏在自己的内衣里，瞒过守卫的克格勃带了出去。 到1991年8月，苏联在全球的影响力和戈尔巴乔夫自己的政治权威已经被他挥霍殆尽。由于他一直未能选择一条连贯的经济与财政改革的道路，苏联的财政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债台高筑，几乎到了这个资源丰富的大国无力偿还的地步。裁军和冷战结束的和平红利并没有带来物质上的好处。国内的贸易和分配系统也已失灵。以前苏联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局面，甚至在二战期间也没有。正是这种严重的危机催生了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尤其是在俄罗斯联邦。鲍里斯·叶利钦从中大为受益。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许多同胞眼里，在世界上苏联以前的盟友眼里，是个优柔寡断的可悲的人物。知识界和艺术界的精英们抛弃了戈尔巴乔夫（尽管他和他的妻子对他们的培养和帮助很多），并热情地支持鲍里斯·叶利钦的反共路线和宣传。就连他的那些伙伴，那些从他的政策方向得到了好处的西方国务活动家，也没有兑现承诺，没有给已经破产的苏联预算提供他所要求的大笔补贴。1991年7月，在财政和政治上都濒临绝境的戈尔巴乔夫，请“他的”乔治·H.W.布什动员某种形式的“马歇尔计划”，帮助苏联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本来只是几百亿、也许几千亿美元的许诺，但在财政上比较谨慎的美国总统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苦苦请求反应冷淡。美国经济不景气，美国预算也没钱给苏联。马特洛克认为，虽然布什十分同情戈尔巴乔夫这位政治家，但他“似乎在找理由不去帮助苏联，而不是想法子去帮助它”。这位苏联领导人的西方朋友抛弃了他，也许正是这一点让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强硬派放胆去实施了政变计划。 在戈尔巴乔夫失去个人权力的同时，不仅苏联的人心散了，国家也丧失了它的权威，军队和官僚系统也乱了——这一点，谨慎的保守派早就警告过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各个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民主运动削弱了苏联在那里的控制力。自1956年以来，基层政治运动第一次席卷了首都和俄罗斯的其他各大城市。俄罗斯人民当中为数可观的少数派——在全苏联也许多达15%——与比例甚至更大的莫斯科及列宁格勒的居民一起，都支持民主化。即便如此，俄罗斯的民主运动还是少数人的运动，而叶利钦虽然在俄罗斯人当中受到欢迎，但他所掌握的权力工具很少。正是一次愚笨得可笑的政变把俄罗斯联邦的大权拱手交给了叶利钦和作为少数派的“民主人士”。 抵制政变是“六十年代人”的辉煌时刻。他们与年轻人、学生、商人和知识分子一起急忙去保卫俄罗斯议会——叶利钦在那里与克里姆林宫的强硬派对峙。以议会周围的日夜警戒和三位被派到莫斯科街上的装甲车轧死的年轻人的葬礼而告终的8月冲突，引发了“第二次俄罗斯革命”，并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开始提出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问题。包括CNN在内的国际媒体在全世界播发了这样一幅图片：在有可能遭到攻击的俄罗斯议会大厦前，桀骜不驯的鲍里斯·叶利钦挺立在一辆装甲运输车上。与此同时，被草草从中欧撤军和自由派媒体的狂轰滥炸搞得晕头转向、士气低落的苏联军方，对使用武力去杀害自己的同胞感到很不情愿。领导者们拿不定主意，政变也就失去了势头，像纸牌搭起的房子一样一下子瓦解了。可悲的是，克留奇科夫、亚纳耶夫和其他策划政变的人，都飞往克里米亚，到那里乞求戈尔巴乔夫的宽恕并当场束手就擒。 这次“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从来没有把至少5万～6万的示威者算在里面，但这并没有降低它的重要意义。在莫斯科文化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当中，大多数知名人士都反对政变，支持“革命”。苏联官员和军人放弃了戈尔巴乔夫，成群结队地投向叶利钦阵营。随着那位莽撞的俄罗斯总统领导的“新俄罗斯”取缔了共产党并脱离了苏维埃联盟，其他非俄罗斯族的加盟共和国也赶紧独立。12月8日，在远离莫斯科的一座政府的狩猎小屋里，叶利钦与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共产党领导人决定解散苏维埃联盟。戈尔巴乔夫拒绝为继续执政而使用武力。这是最后一次拒绝使用武力，但事已至此，不管怎样很可能都太晚了。1991年12月25日，获得胜利的叶利钦及其支持者逼着戈尔巴乔夫离开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一会儿之后，苏维埃联盟的旗帜也最后一次从克里姆林宫的旗杆上降了下来。 可以肯定，只要俄罗斯人还举棋不定，一方面想要国家强大、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又想要培育一个充满活力、自我依靠的公民社会，有关戈尔巴乔夫的个性及其个人选择的争论就会持续下去。也许现在还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过去在类似的情况下，俄罗斯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者的看法，就与倡导国家强大的保守派的关切截然不同，哪怕是最“开明”的保守派。例如，下面是一个“开明”的保守派、俄罗斯伯爵谢尔盖·图尔别茨科伊（Sergei Trubetskoy）对沙皇尼古拉二世1917年2月逊位之后的临时政府首任总理格奥尔吉·李沃夫（Georgy Lvov）的看法。它与现代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非常相似。1940年，流放中的图尔别茨科伊在巴黎写道： 李沃夫的民粹主义具有相当多的宿命论色彩。我在搜寻恰当的字眼来说明他在总体上对俄罗斯人民，尤其是普通人看法的特点。他在如同透过玫瑰色镜片的虚假的色调中想象他们。“别着急，”1917年夏天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发动首次进攻的前一天晚上，李沃夫对我说，“我们用不着使用武力。俄罗斯人民不喜欢暴力……一切都会自行平息下来。一切都会好的……人民自己会根据他们智慧的本能创造出公正而愉快的生活方式。”我被政府首脑的这番话惊呆了。在这危难时刻，他本该采取有力的行动。在经济事务上，他是个真正的斗士，而在国家事务上，他可以说是个无条件信仰非暴力的人。 另一位俄罗斯流亡者米哈伊尔·盖勒（Mikhail Geller）在一本关于苏联社会的历史的书中[由以前的激进“民主人士”尤里·阿法纳西耶夫（Yuri Afanasyev）编辑]，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也差不多：“戈尔巴乔夫依旧生活在幻想的世界中。他用种种异想天开的计划来安慰自己，以为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会允许他保住权势——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扩充权势。”至于按照西方的条件同意德国统一的决定，他说：“戈尔巴乔夫的决定不像是一位仔细考虑过自己那样做的后果的国务活动家所为，倒像是赌徒所为。他以为自己牺牲了民主德国，就会作为回报，得到几张王牌，可以在国内打出来。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就像是热气球的驾驶员——他发现自己的气球正在下坠，就把吊篮里所能找到一切都扔了出去”。 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的伙伴里根和布什），冷战不会那么快就结束。同样，如果不是他，苏联本身也不会那么快就解体。在苏联走向终局的每个阶段，戈尔巴乔夫做出的选择都动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削弱了它的实力，使其不能像一个超级大国一样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而且正如本章所表明的那样，只有以戈尔巴乔夫古怪的偏好与个性特点作为参照，这些选择才可能得到解释。如果是别人，那就可能采取截然不同的行动路线，结果，苏联也许就不会那样彻底崩溃，并为未来制造了那么多的麻烦。冷战的和平而迅速的终结，让戈尔巴乔夫在国际关系史上获得了一席之地，而苏联糊里糊涂的解体则使他成为俄罗斯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注释：
  1. 例如，参见Lebow，“Long Peace，”249-77；Gadd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115-58；Wohlforth，“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91-129；Hopf，“Gett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rong，”202-8；Risse-Kappen，“Did‘Peace Through Strength’End the Cold War？”162-88；Tannenwald and Wohlforth，“Role of Ideas，”3-12；English，“Sociology of New Thinking，”43-80。?????
  2. Levesque，Enigma of 1989，252.?????
  3. Brown，Gorbachev Factor，317.至于强调戈尔巴乔夫个性的其他著作，参见Greenstein，“Reagan and Gorbachev”；以及Matlock，Reagan and Gorbachev。?????
  4. Chemyaev，“Fenomen Gorbacheva v kontekste liderstva”；另见他的Shest Let s Gorbachevim and 1991 god.?????
  5. Volkogonov，Sem Vozhdei，2：322-23.对有关戈尔巴乔夫作用的充满启发性的争论的记述，见于Guerra，Urss，131-60。?????
  6. Boldin，Krusheniie pedestala；Ligachev，Zagadka Gorbacheva；Vorotnikov，A bylo eto tak；Ryzhkov，Desiat let velikikh potraysenii；Ryzhkov，Perestroika；Kryuchkov，Lichnoie delo；Leonov，Likholetie；Medvedev，Chelovek za spinoi；Shenin，Rodinu ne prodaval；Akhromeyev and Kornienko，Glazami marshala i diplomata；Kornienko，Kholodnaia voina；Falin，Politische Erinnerungen；Pechenev，Gorbachev；Pechenev，Vzlet ipadeniie Gorbacheva；Gromyko，Andrei Gromyko v labirintakh Kremlia；Yeltsin，Ispoved na zadannuiu temu；Dobrynin，In Confidence，及其俄文版Sugubo doveitelno。另外，我还利用了对苏联官员采访的文字记录，OHPECW。?????
  7. Chemyaev，“Fenomen Gorbacheva V kontekste liderstva”；另见他的Shest Let's Gorbachevim以及1991 god；Shakhnazarov，Tsena Svobody；Medvedev，V homande Gorbacheva；Medvedev，Raspad；Yakovlev，Predisloviie，obval，posleslovie；Shevardnadze，Moi vybor v zaschitudemokratii i svobody；Grachev，Dalshe bez menya；Grachev，Kremlevskaiakhronika；Palazhchenko，My Years with Gorbachev and Shevardnadze。除了这些资料之外，我还采用了有关冷战终结的“口述史会议”的资料，同样那些人当中有些也参加了那次会议。参见Tannenwald，Understand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End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
  8. Вrutents，Nesbyvsheesia，651.?????
  9. Gorbachev，Zhizn i reformi，vols.1 and 2；Gorbachev，Avgustovskii putch；Gorbachev，Dakabr-91.另见他在改革时期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谈话。?????
  10. Furman，“Fenomen Gorbacheva，”62.?????
  11. Ligachev，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126，128.这本著作的俄文版标题的直译是“戈尔巴乔夫之谜”。?????
  12. 参见Brooks and Wohlforth，“Economic Constraint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273-309。?????
  13. 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是苏联参加军控谈判的高级官员，他认为克里姆林宫当时甚至考虑过再来一次1962年“古巴事件”的应变计划：针对美国把“潘兴”导弹部署在西德，也在美国的家门口采取同样的挑衅措施，部署苏联的武器。Grinevsky，“Understanding theEnd of the Cold War.”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认为，这是格里涅夫斯基想象的。作者与科尔尼延科的电话交流，莫斯科，2002年6月29日。?????
  14. 切尔尼亚耶夫，见于Grinevsky，“Understanding the End of the ColdWar，”77-78。?????
  15. Gates，From the Shadows，330-34，335-40.?????
  16. 切尔尼亚耶夫，见于Grivensky，“Understanding the End of the ColdWar，”78。?????
  17. 很显然，“中国式的道路”并不是苏联人20世纪80年代使用的术语。当时，由邓小平在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的范围与方向尚未明朗。?????
  18. Gates，From the Shadows，385-88，439；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尤其是第765页；Bush and Scowcroft，World Transformed；另见Garthoff，Great Transition.?????
  19. 政治局会议，1986年10月4日和8日，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笔记，AGF，f.2，op.1。?????
  20. 迈克尔·埃尔曼（Michael Ellman）和弗拉基米尔·坎托罗维奇（Vladimir Kantorovich）提出的看法很有说服力：“苏联是被政治而不是经济杀死的，尽管这并非其执政者的初衷。死亡、也即联盟解体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从1985年开始的一系列措施。”Destruction of the Soviet Eronomic System，26，22-23，165-69.另见他们的“Collapse of the Soviet System”。支持这一结论的见于Gaidar，Gibelimperii。?????
  21. 苏联向这些国家提供援助的文件源自RGANI，f.89，见于NSArch。?????
  22. Furman，“Fenomen Gorbacheva，”70-71.?????
  23. Brown，Gorbachev Factor，59，220-30.?????
  24. 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的口头交流，见于Strober and Strober，Reagan，327。?????
  25. Furman，“Fenomen Gorbacheva，”71.?????
  26. 1988年3月初，《苏维埃俄罗斯报》（Soviet Russia）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不能放弃我的原则》的特写，作者是“列宁格勒的一位教授”尼娜·安德烈耶娃。它很快就成为反对将改革激进化的各派力量的宣言。包括叶戈尔·利加乔夫在内的一些政治局成员也在其中推波助澜。戈尔巴乔夫当时正在国外，但在他回国以后，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处理了这个问题，并借“安德烈耶娃事件”打垮了保守势力。?????
  27. 政治局会议，1988年3月24～25日，切尔尼亚耶夫笔记，AGF，f.2，op.1。?????
  28. 政治局会议，1988年3月24～25日，切尔尼亚耶夫笔记，NSArch。?????
  29. Chemyaev，1991 god，15-16.?????
  30. Kozlova，Gorizonti povsednevnosti Sovetskoi epokhi.?????
  31. Chernyaev，“Fenomen Gorbacheva v kontekste liderstva，”52.?????
  32. Shakhnazarov，Tsena Svobody，47；Furman，“Fenomen Gorbacheva，”66；另见1985～1988年间担任苏共中央干部部副主席的弗拉基米尔·舍米亚捷恩科夫（Vladimir Shemyatenkov）的观点。他暗示说，戈尔巴乔夫好得不适合苏联社会。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对舍米亚捷恩科夫的采访，莫斯科，1998年11月18日，OHPECW。?????
  33. Chemyaev，Shest Let s Gorbachevim，278，280.?????
  34. 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对利加乔夫的采访，莫斯科，1998年12月17日，OHPECW。?????
  35. Medvedev，Chelovek za spinoi，214-15，225；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对瓦列里·博尔金的采访，莫斯科，1999年2月24日，OHPECW。?????
  36. Chernyaev，“Fenomen Gorbacheva v kontekste liderstva，”59.?????
  37. Furman，“Fenomen Gorbacheva，”65-67.?????
  38. Chemyaev，“Fenomen Gorbacheva v kontekste liderstva，”56；另见他的Shest Let s Gorbachevim，241，343。?????
  39. Furman，“Fenomen Gorbacheva，”67.?????
  40. Perestroika desiat let spustia，102-3；戈尔巴乔夫的最后几句话证实了利加乔夫和博尔金有关1986年之后戈尔巴乔夫与党的干部之间存在政治冲突的说法。冲突是苏联政权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的结果。?????
  41. 在目前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还无法解决这一重要的争论。当戈尔巴乔夫把“民主成分”引入党内的时候，他的确使中央全会有可能把他赶下台。但戈尔巴乔夫当时以及之后的很长时间（甚至是在1990年）都能够以非常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压倒自己在党内的批评者。?????
  42. Odom，“Sources of‘New Thinking’in Soviet Politics，”150；Ligachev，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28.?????
  43. 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对利加乔夫的采访，莫斯科，1998年12月17日，OHPECW。?????
  44. 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对克留奇科夫的采访，莫斯科，1998年10月13日和12月7日，OHPECW。?????
  45. 切尔尼亚耶夫笔记，1988年10月31日，AGF；另见Palazhchenko，My Years with Gorbachev and Shevardnadze，103-4?????
  46. 他在1989年1月21日告诉政治局说，基辛格暗示由苏美对欧洲共管。“我们也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戈尔巴乔夫最后说，“但做的时候不要把它泄露出去”，那样欧洲人就不会把它看作是“苏美企图合谋统治欧洲”。切尔尼亚耶夫笔记，AGF。切尔尼亚耶夫认为戈尔巴乔夫对基辛格的建议不感兴趣。“End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158-59.?????
  47. Rey，“‘Europe Is Our Common Home’，”33-65.?????
  48. 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对谢尔盖·塔拉先科的采访，莫斯科，1999年3月19日，OHPECW。?????
  49. 至于孤立对保持苏联政权稳定的重要作用，参见Connor，“Soviet Society，”43-80；Furman，“Fenomen Gorbacheva，”68，70-71。?????
  50. Chemyaev，1991 god，11-12.?????
  51. 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对瓦列里。博尔金的采访，莫斯科，1999年2月24日，OHPECW；Ligachev，Inside Corbachev's Kremlin，126，127，?????
  52. Dobrynin，In Confidence，624-27.?????
  53. Ibid.，627.?????
  54. 科尔尼延科与作者的当面交流，莫斯科，1996年10月18日。?????
  55. Furman，“Fenomen Gorbacheva，”71-72.?????
  56. Matlock，Autopsy on an Empire，16，672.?????
  57. Levesque，Enigma of 1989，252；另见Bennett，Corufemned to Repetition？?????
  58. Gromyko，Andrei Gromyko v labirintakh Kremlia，182，184.?????
  59. 对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安德烈·葛罗米柯的采访，转引自Archie Brown，Gorbachev Factor，383-84；Yegorov，Out of a Dead End into the Unknown；Shakhnazarov，Tsena Svobody，147。?????
  60. Perestroika desiai let spuslia，29-30，60.?????
  61. 切尔尼亚耶夫和梅德韦杰夫在1989年5月11日政治局会议上的笔记。对六位政治局委员有关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局势备忘录的讨论，AGF，f.4，op.1；另见Veber，Soiuz mozhno bilo sokhranil，52，55。?????
  62. 马耳他峰会的苏方记录，AGF，f4，op.1；Zelikow and Rice，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129。?????
  63. Perestroika desiat let spustia，19.?????
  64. 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对叶戈尔·利加乔夫的采访，莫斯科，1998年12月17日，OHPECW。?????
  65. 参见Odom，Collapse of the Soviet Mdilary。?????
  66. Levesque，Enigma of 1989，2.?????
  67. 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对叶戈尔·利加乔夫的采访，莫斯科，1998年12月17日，OHPECW；有关把“保守的”势力、党组织和其他官僚机构踢出对外政策领域的情况，参见McGiffert Ekedahl andGoodman，Wars of Eduard Shevardnadze，71-98。?????
  68. Kramer，“Collapse of East European Communism，”pi.1，178-256，以及pt.2，3-64。?????
  69. 所有备忘录的原文都可见于NSArch；Levesque，Enigma of 1989，68-90；Shakhnazarov，Tsena Svobody，369。?????
  70. 参见Vladislav Zubok，“New Evidence on the Soviet Factor in the PeacefulRevolution of 1989，”CWIHP Bulletin，no.12/13（Fall/Winter 2001）：10；Gaidar，Gibel imperii，245。?????
  71.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兼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米克洛什·内梅特的谈话记录，1989年3月23日，切尔尼亚耶夫笔记，NSArch。?????
  72. 作者于1999年4月8日在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组织的纪念1989年波兰圆桌会议的大会上与拉科夫斯基的交谈。拉科夫斯基还告诉莱韦克，在莫斯科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拒绝与他当面商量。参见Levesque，Enigma of 1989，125。?????
  73. 在苏联驻民主德国的最后一任大使维亚切斯拉夫·科切马索夫的回忆录中有这方面的非常有趣的证据；参见他的Meine letzte Mission，168-69。科切马索夫声称，在莱比锡发生重大冲突期间，是他自作主张命令苏军指挥官不要干预的；谢尔盖·塔拉先科报告了谢瓦尔德纳泽在纽约的活动，见于Musgrove I，transcript，98。?????
  74. Musgrove I，transcript，79.?????
  75. Bush and Scowcroft，World Transformed，135.?????
  76. 转引自Talbott and Beschloss，At the Higlzest Levels，73-100。例如，参见中情局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弗里茨·厄马思（Frit Ermarth）1990年5月18日的分析报告《俄罗斯革命及俄罗斯未来对西方的威胁》，它已由厄马思于1999年6月30日解密并公布于Johnson Russia List，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http：//www.cdi.org/russia/johnson/]。另参见“Rising Political Instability under Gorbachev：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and Prospects for Resolution，an Intelligence Assessment，”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April 1989，以及“Gorbachev's Domestic Gambles and Instability in the USSR，an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eptember 1989，这两份文件都是依照《信息自由法案》的要求而解密的，NSArch。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都强调说，布什在波兰的会谈对于调解稚鲁泽尔斯基与团结工会之间的危险的政治僵局起到了关键作用。World Transformed，117-23.这种说法得到了雅鲁泽尔斯基本人的充分肯定；参见他的回忆录Les chaines et le refuge，337；Levesque，Enigma of l989，123。?????
  77. Baker，Politics of Diplomacy，144-52；Bush and Scowcroft，World Transformed，173.?????
  78. 关于科尔访问之前苏联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参见Smyser，From Yaltato Berlin，304-13，316。?????
  79. 1989年6月14日М.戈尔巴乔夫与联邦德国总理Н.科尔在波恩的第三次会谈（一对一），切尔尼亚耶夫笔记，由切尔尼亚耶夫提供给国家安全档案馆。?????
  80. 科尔总理、外交部部长根舍与内梅特总统、外交部部长霍恩（Gyula Horn）和帕莱·吉姆尼希（Palais Gymnich）1989年8月25日的会谈，发表于Kiisters and Hoffmann，Dokumen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377-82。?????
  81. 雅各·莱韦克对拉斯洛·科瓦奇（Laszlo Kovacs）的采访，布达佩斯，1992年5月2日，引自Enigma of 1989，153。?????
  82. 由切尔尼亚耶夫提供给国家安全档案馆的1989年10月7日戈尔巴乔夫与昂纳克的会谈记录，AGF。?????
  83. Medvedev，171；切尔尼亚耶夫笔记，1989年10月5口，AGF，f.2，op.2。?????
  84. Medvedev，Raspad，191.?????
  85. Kuzmin，Khrushcnie GDR，112-13.?????
  86. 切尔尼亚耶夫笔记，1989年10月5日，AGF，f2，op.2；VladislavZubok，“New Evidence on the Soviet Factor in the Peaceful Revolution of 1989，”CWIHP Bulletin，no.12/13（Fall/Winter 2001）：13；Chemyaevet al.，V Politbiuro TsK KPSS，524。?????
  87. Zelikow and Rice，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83.?????
  88. Vorotnikov，A bylo eto tak，301，304-5.?????
  89. Ibid.，308.?????
  90. 最全面的记述见于Hertle，Chronik des Mauerfalls，233-37；另见Igor Maksimychev，“Berlinskaia stena：Eio padeniie glazami ochevidtsa，”Nezavisimaia gazela，November 10，1993；Kochemasov，Meine letzte Mission，185；Kruscherziie GDR，60。?????
  91. Levesque，Enigma of 1989，162-65.?????
  92. Vorotnikov，A bylo eto tak，311-18；Veber，Soiuz mozhno bilo，75-77.?????
  93. Shakhnazarov，Tsena Svobody，353.?????
  94. Levesque，Enigma of 1989，83，178-81，255.除一些消息灵通的苏联游客（例如瓦季姆·扎戈拉金，1989年7月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旅行）之外，在中欧各国首都的苏联大使和情报负责人也都一再警告莫斯科形势的严峻性。尽管如此，没人能够预见到中欧的这些革命会呈现何种方向与特征。?????
  95. Dobrynin，In Confidence，627-28，630-31，642；1999年6月，作者在莫斯科与多勃雷宁的当面交流；另见Kornienko，Khodnaia voina，261-68。?????
  96. Baker，Politics of Diplomacy，144-52；Bush and Scowcroft，World Transformed，173.?????
  97. 会议记录，转引自Zelikow and Rice，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398-99。?????
  98. Bush and Scowcroft，World Transformed，317.?????
  99. 1989年12月2日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一对一）会谈的苏方记录，AGF。担任此次会谈翻译的帕维尔·帕拉日琴科（PavelPalazhchenko）告诉作者，戈尔巴乔夫的反应很吃惊；另见Bush andScowcroft，World Transformed，165。?????
  100. 1989年12月2日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一对一）会谈的苏方记录，AGF。?????
  101. 该术语源自德国与苏联1922年在意大利的拉帕罗（Rapallo）背着欧洲各大国签订的双边条约。?????
  102. Kvitsinsky，Vor dem Sturm，16-17；Zelikow and Rice，Germany Unified.and Earope Transformed，124-25；1990年1月28日苏共中央关于德国问题的会议记录，切尔尼亚耶夫日记，NSArch。?????
  103. Zelikow and Rice，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104. 关于苏联的内部“帝国”及其动荡的原因，参见Zaslavsky，“Nationalism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99-119；另见他的“Collapse of Empires”；Tuminez，“Nationalism，Ethnic Pressures，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81-136。?????
  105. 作者与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的交谈，波兰的亚西兰卡，1997年11月9日。?????
  106. 详情参见Chernyaev，1991 god，186-207；另见Putch：khronikatrevozhnikh dnei。?????
  107. 有关这一崩溃的最好的研究是Gaidar，Gibel imperii中的第6、7两章，尤其是第318、332和344页。?????
  108. Matlock，Autopsy of an Empire，551-59；Brown，Gorbachev Factor，291.?????
  109. Odom，Collapse of the Soviet Military；Taylor，“Soviet Military and theDisintegration of the USSR，”17-66.?????
  110. Matlock，Autopsy of an Empire，612-47；Dunlop，Rise of Russia and the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俄罗斯人所做的最好的分析，参见Pilchoia，Sovetskii Soiuz。?????
  111. Trubetskoy，Minuvshee，109，110.?????
  112. Afanasyev，Sovetshoie obshchestvo，2；560，562.?????
  113. Gorbymania，指戈尔巴乔夫在国外引起的狂热。——译者注?????
  114. Fedor Tyutchev（1803～1873），出身旧贵族，被认为是俄罗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译者注?????
  115. Fabius the Qunctator（？～公元前203年），古罗马政治家和统帅，他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以回避、拖延的战术与强敌汉尼拔周旋。——译者注?????
结束语 在二战后的四十年中，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和精英们竭力想保住并扩展从这一磨难中崛起的庞大的社会主义帝国。在取得对纳粹德国的历史性胜利之后，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苏共精英、军方、安全警察以及军工综合体的成员，多数都开始认同这样一种想法：自己的国家是个应该在世界上起核心作用的大国。苏共精英中俄罗斯人的俄罗斯中心论和非俄罗斯人的民族感情（例如，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开始融入这种新的集体认同之中。尽管战争造成的严重损失和物质破坏让苏联社会元气大伤，因而渴望持久的和平与更好的生活，但它们同样也巩固了苏联精英中的这样一种日益强烈的情绪，即，苏联应该而且也能够成为全球性的帝国。 除了外交与情报方面的文件，有关政治局活动的文献证据也表明，克里姆林宫当时对于全球的权力关系现实是承认的，并把谋求加强苏联的实力放在首位。但苏联也以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名义，建设并捍卫着自己的社会主义帝国。列宁主义思想的种种承诺——与不平等、剥削和压迫展开全球性的斗争；在国际上与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休戚与共；让劳苦大众的生活有大幅的改善——依然写在苏联的旗帜上和党纲中。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国际行为的指导思想都是地缘政治野心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承诺的混合物——革命与帝国范式。从斯大林到安德罗波夫的各位苏联领导人，以及多数苏共精英、对外政策官员和安全警察——哪怕是他们中最犬儒化、最务实的人——对于自己采取的举措，总是要用意识形态的一套说辞来证明其合理性，并用马列主义的术语来加以表述。 在苏联领导人当中，约瑟夫·斯大林是最残忍的，但也许还是最犬儒化和最务实的。他决心巩固二战期间苏联获得的领土与政治利益，在苏联周围建立一个专属的安全缓冲区。到1945年秋为止，他一直是战绩辉煌。他手中的牌包括：对苏联军队的领导权；与英美的伙伴关系；中欧各国因战火的蹂躏而变得羸弱不堪；中国内战；苏联作为击败纳粹主义的首要力量而享有的崇高威望。斯大林本来希望他可以在不触怒美国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扩张目标，但美国人很快就宣布，自己是自由世界反对苏联扩张的保证人。苏美对抗从一开始就与地缘政治及意识形态有关，它是两种形式的现代性、两种生活方式以及两个潜在的全球帝国之间的冲突。 冷战为苏联的革命与帝国范式的正确性及正当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明。鉴于美国对共产主义采取的遏制与逼退政策，苏联人要么拆散他们的帝国，要么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为之斗争——这一点是越来越明显。斯大林的理解力很强。甚至是在冷战开始之前，他就试图恢复自己对苏联精英和社会的绝对控制，并想把这种绝对控制延伸到东欧各国。大规模的国家宣传，以民众的感情为资本建立了战时的国内阵线。精英阶层中大部分人的看法都跟斯大林的一样，认为美国正在准备发动下一次战争。斯大林还像二战前一样，试图用一连串越来越残忍的清洗来加强对苏联精英和社会的控制。1953年3月，就在军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仇外情绪在苏联社会达到高潮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领袖突然去世了。 斯大林的继任者们很快就认识到，与美国的战争并不是必然的。他们共同设计了“新对外政策”，目的是缓解苏联与西方各国的紧张关系，确保长期的“和平共处”。不过，现在的新证据并不支持先前人们持有的看法，即在斯大林死后，为了维护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的作用降低了。实际上，克里姆林宫里的新统治者与苏联精英们依旧是赞成革命与帝国范式的，这种范式仍然是他们集体认同的核心。 有几方面的因素强化了这种认同。首先，苏联领导集体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决心把它保住。除了二战的记忆之外，意识形态和安全方面的考虑也使得任何主张苏联退出中欧的观点都不具有合法性。例如，到1953年，在苏联的各位领导人与精英眼中，东德已经成为他们中欧帝国的珍宝和中心，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价值，苏联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它。克里姆林宫还想用慷慨的援助和为其对外政策提供支持来维持与中国的同盟关系。对东德这方面因素的考虑迫使苏联在中欧一直保持庞大的军事存在，而对中国这方面因素的考虑则让克里姆林宫不断拿出革命的诚意，表现其对共同的意识形态原则的忠诚。即便是在中国的各位领导人向克里姆林宫在共产主义阵营的霸主地位发起挑战之后，苏联的各位领导人还在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和恢复中苏意识形态同盟之间举棋不定。他们选择了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尽管同时又在越南战争中与中越两国共产党站在一边。 其次，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斗争有利于这样的领导人：他要兼有灵活与强硬、务实与思想正确。赫鲁晓夫打败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时候，声称他们准备把东德送给西方。而他在战胜莫洛托夫的时候，又在党政精英们面前说，莫洛托夫死板的外交方式没能分化敌人，反倒使他们联合起来。尽管赫鲁晓夫公开指责斯大林，但他也感到，在把苏式的共产主义制度作为美式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替代品在全球推销的时候，有必要证明，他能够洗去这种制度中的斯大林主义的罪恶。 再次，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增长。20世纪50年代，苏联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个拥有热核武器的超级大国。随着国力的增强，诱惑也来了：突破美国人为遏制苏维埃帝国而在其周围设置的障碍，迫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接受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更为有利的和解方案。与此同时，苏联实力的增长——这一点突出表现为1957年“斯普特尼克”号人造卫星的发射和1961年尤里·加加林的太空之行——极大地增强了苏联的现代化模式在世界各地不发达国家中的吸引力。 赫鲁晓夫个人的干劲、野心以及他不时地心血来潮想要消除斯大林对苏维埃体制及苏联社会影响的企图——虽然不是始终一贯的——成为苏联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包括对外政策在内的诸多政策变革的主要动力。起初，靠着赫鲁晓夫的能量和“新对外政策”，苏联人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赫鲁晓夫对革命与帝国范式的狂热信仰，再加上冷战的对抗逻辑，使得他一再考验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忍耐力。赫鲁晓夫相信，苏联与西方这两大集团之间在军事上开始形成的均势，将迫使西方各国在全球退却。同时他还坚信，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新对外政策”之所以很快就把它的重点从缓和并在欧洲采取务实的防御措施变成在柏林的冒险和向第三世界输出苏联的经济政治模式，可以从他对核边缘政策的痴迷和他的救世思想得到解释。赫鲁晓夫和他的领导集体在1955年和1956年成功挫败了美国包围苏联的计划。然而，从1958年至1962年，赫鲁晓夫一直都在支持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到拉丁美洲的整个第三世界的所谓民族解放运动和各种社会主义政权。这种做法的高潮出现在1962年，当时赫鲁晓夫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冒险决定：部署苏联导弹来保卫古巴。只是在热核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的头脑才清醒过来，选择了撤退。 古巴导弹危机使得核边缘政策的做法和无限制的救世思想名声扫地。1964年10月取代赫鲁晓夫的新领导集体找到了一条比较安全的促进苏联利益的道路：与西方各大国谈判并以实力为依托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看来——其副手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也支持这种看法——对于苏联的国家利益和苏联社会主义帝国来说，缓和与西德的关系并与美国达成协议，要比向西德施压并与美国继续进行军备竞赛更有利。在克里姆林宫的领导集体当中，勃列日涅夫是推动缓和的关键。他是第一位以下面这种身份在苏联精英和人民当中建立其合法性的苏联统治者：他不仅是增强实力并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强硬姿态的倡导者，而且还是和平的缔造者。跟赫鲁晓夫不同的是，他是个有力而且耐心的谈判者。如果不是勃列日涅夫，1972-1974年的苏美缓和“高潮”很可能就不会产生。 不过，勃列日涅夫尽管大权在握，但与其说他是个做决定的人，不如说他是个寻求共识的人。而且他跟他的政治局同事和他这一代大多数官员一样，仍然是革命与帝国范式的囚徒。勃列日涅夫和苏共政治局宣布，不会用武力来敲诈勒索，可他们永远也不会觉得这种事自己干够了。在其核力量处于巅峰时期，苏联统治者和军方仍然认为美国占据优势，美国政策的目的是“敲诈，否则就在核战争中打败苏联——这正好与美国保守派对苏联的看法一样”。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苏联的安全与对外政策缺乏连贯的战略，支配它们的是意识形态与官僚主义的惰性，以及形形色色的宗派利益与钩心斗角。虽然与美国开展了军控谈判，但苏联在军事上大规模扩充战略实力的过程并未中断。而且在第三世界，尤其是在非洲，苏联人又像赫鲁晓夫时代一样，发现自己滑向了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扩张主义，陷入了与美国对抗的零和游戏。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声称，缓和只是幌子，克里姆林宫实际上是想占据军事优势并在冷战中取胜。他们错了。自从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社会一直在改变；在20世纪60、70年代，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运动以及勃列日涅夫之后的缓和政策，在苏联国内造成了第一次严重的分裂。从艺术和科学界的知识分子到某些“开明”的苏共官员，苏联的精英们开始克服残暴和猜疑遗留的影响。“铁幕”的部分打开以及越来越多的国际旅行和交流的机会，慢慢地消解了苏联人的仇外情绪、军国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大一统。尽管苏联军方、克格勃和军工综合体依旧强势，但其他官僚机构却开始失去其斯大林主义的优势地位。在实业家和经济管理者当中，支持扩大与西方国家经贸往来的呼声一直很高。在受过教育的精英当中，进行对比和自由思考的能力开始提高。最近进行的一项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意识形态状况的研究发现：“马列主义思想的动员能力急剧下降，结果就削弱了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在另外一项研究中，俄罗斯的一位杰出的学者表示，到20世纪70年代初，“国民关于共产主义理念可以实现的梦想”已经破灭。与20世纪60年代初的“强共识”相反，仅仅十年过后，就出现了“威胁到苏联社会的存在本身”的“彻底的分裂”和“真正的冲突”。在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期间，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趋势还在蔓延，从而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埋下了伏笔。 苏联的意识形态依旧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成为苏联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它非但不能起到动员作用，反而带来了虚伪、犬儒化和怀疑。在1968年对“布拉格之春”的残酷镇压之后，哪怕是最理想化的苏联知识分子也对共产主义思想失去了兴趣。政治领导人、官僚和各行各业的精英，都开始把官方的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外在的仪式，与他们自己真正的思想倾向完全是两码事。意识形态的教条仍然是管理国内政治言论和描述国内政治状况的工具。它也还是以大国沙文主义为中心的官方集体认同的关键，而日渐徒有其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然承认莫斯科的世界中心地位。 本书所证实的一点是，领导者个人对于苏联国际行为的影响十分重要。特别是斯大林；他控制了大部分关键领域的决策，尤其是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军事及对外事务。重大决策大权独揽看上去很美，但到头来它也放大了他的错误与失误所造成的影响，而且这种大权独揽也是冷战爆发的原因之一。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就差远了，但就像赫鲁晓夫的核边缘政策与勃列日涅夫对缓和的贡献所证明的那样，他们的作用也至关重要。勃列日涅夫因病造成的人格分裂，是苏美缓和的形势迅速下滑、欧洲军备竞赛加剧以及1979年12月苏联最终在阿富汗采取干涉行动的原因之一。这次灾难性的入侵是革命与帝国范式强大惯性的最后一次大展示。苏联的各位领导人担心把阿富汗让给美国（他们低估了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的潜力），便用武力更换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本指望几周或几个月后就可以撤军，然而却事与愿违，在那里深陷泥潭几近十年。入侵阿富汗再次推动了美苏对抗。它也是苏维埃帝国史的一个分水岭。与伊斯兰游击队的漫长的战争，削弱了苏联国内对扩张主义政策支持的力度。 在华盛顿，里根政府希望利用苏联在阿富汗的困境，迫使苏联退出第三世界。在1980～1981年，它还向莫斯科施压，让苏联人不要入侵波兰——当时该国的团结工会向共产主义政权发起了挑战。但西方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压力反倒把克里姆林宫变成了一座虽被围困却还在坚持战斗的堡垒。苏联的各位领导人私下里宣布不会在波兰使用武力，不过这一决定与美国的政策几乎没有关系。在阿富汗，他们还是宁可冒更多损失的危险也不愿意灰溜溜地无条件撤军。结果，第二阵冷战之风反倒使苏联的对抗立场和苏联精英及老迈的政治局领导层集体认同中的反美成分继续保持了下来。 罗纳德·里根的幸运在于，他的总统任期刚好赶上克里姆林宫的更新换代和老近卫军的退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自斯大林以来第一位对意识形态与苏联安全利益的关系做出重大调整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从苏共统治机器中的一员，逐渐成为一位注重意识形态的出色的国务活动家。但他没有照搬革命与帝国范式，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新思维”——一种模糊的追求世界大同的救世良方，它吸收了戈尔巴乔夫那一代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在二十年前所珍爱的有关民主化的共产主义的种种理念。实质上，这位总书记最终更靠近的是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马列主义。戈尔巴乔夫想对共产党进行改革，想要改造苏联社会并把苏联融入“欧洲大家庭”。但他心中怀有许多大的错觉。首先是以为在摆脱了斯大林主义后遗症及革命与帝国范式的束缚之后，苏联会变得更加强大。其次是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会出手相助，实现把苏联的改良主义的共产主义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的宏伟大业。 就像先前的各位苏联领导人一样，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作用在改变苏联的国际行为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88年底，戈尔巴乔夫公开放弃斯大林对外政策目标背后的意识形态考虑，并宣布不使用武力、不再对过去的罪行保持沉默，以及拆除用来维持社会主义帝国的种种封闭的壁垒。不到一年，这个帝国就在中、东欧崩溃了。两年后，苏联本身也土崩瓦解，分裂成十五个独立的国家。 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有一段漫长的过程，最终导致了这一巨变。最重要的是，在苏联政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当中，不惜一战的意志在不断衰落。1953年，斯大林继任者们的立场从对抗变成了缓和。赫鲁晓夫在1958～1962年间对西方的施压，尽管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后果，却并非出于纯粹攻击性的目的；这位苏联领导人笨拙地想让西方大国按照苏联可以接受的条件去结束冷战。对于二战有着亲身体验的勃列日涅夫相信，苏联人民应该得到持久和平。缓和政策的实行，实际上需要勃列日涅夫的领导层偷偷地放弃阶级斗争思想，不顾忌西方诸强的资本主义性质而与其建立合作与伙伴关系。从斯大林不动声色地煽动战争和赫鲁晓夫的虚张声势的恫吓到戈尔巴乔夫的结束冷战，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成了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 应该再次强调的是，总的来说在冷战史中，具体来说在苏维埃帝国的兴衰史中，意识形态有着十分突出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莫斯科的社会主义帝国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帝国之前，意识形态的因素一直是苏联决心与美国抗衡并进行扩张的原因之一。虽然其信仰体制有腐化和日益犬儒化的趋势，苏联领导层与精英们在表达其国际行为及安全利益的时候，还在继续使用现实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两套语言。但同样这些意识形态因素，也使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显得古怪，甚至可以说怪异。尤其是一些过时的或者说误入歧途的意识形态臆想，使得斯大林于不经意间引发了与美国的对抗，后来接着又是朝鲜战争。不同的但也是误入歧途的臆想，使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导人以为，可以以实力为依托，通过谈判来实现与美国的和平共处。最后但并非无足轻重的是，意识形态的因素对于苏联的垮台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就像充满救世热情的戈尔巴乔夫那样，倡导“新思维”，拒绝把武力作为强权政治的基本手段来使用，哪怕是为了维持国家的秩序。在历史最终的反讽中，以革命的暴力作为意识形态基础的苏联社会主义帝国，却死于非暴力的意识形态。 这本关于苏联国际行为的书也揭示了美国在冷战中的行为的非同寻常的影响与性质。美国从未接受中欧的苏联社会主义帝国，而且反对亚洲、非洲和中美洲的所有由苏联支持的革命运动。与西欧人不一样，美国人为苏联留下的妥协与交易的余地非常非常小。除了20世纪60年代以及尼克松与基辛格的缓和时期之外，美国的历届政府都坚持要求苏联人，在有可能进行任何持续的适应性调节之前就改变他们的行为，甚至是他们的体制。美国的政治自由与市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跟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完全一样，具有一种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和自以为救世主的性质。在这种意义上，冷战演变成两个自以为救世主的中心之间你死我活的战斗，它们把两极对立的逻辑强加于世界并把其他国家、运动和意识形态都挤到了一旁。 在这场史诗般的斗争中，美国作为仅存的超级大国胜出了。但本书对美国人应该起到一种警示作用——他们似乎因为这场胜利而变得得意扬扬，并把从中得到的经验推广到它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对外政策中。美国的有些政治家和评论家说，对苏联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当时发挥了作用。那些惯常这样说的人，即使是在今天，对那个作为其遏制目标的国家的认识也非常模糊。里根的极端崇拜者们还在声称，他的反共“圣战”和“战略防御计划”赢得了冷战。回头想想，除了在这场对抗的终局中扮演了小小的角色之外，很难说“战略防御计划”还有其他什么作用。不过，应该承认，在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最后几个阶段，里根的作用至关重要。他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交往中感觉到了历史机遇，而且最终抓住了这个机遇。但是，对国际关系史贡献最大的，不是作为冷战斗士的里根，而是作为和平缔造者、谈判者以及核裁军支持者的里根。 美国也很幸运，能够拥有一个在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完全相反的对手。这个对手是欧洲人寻求现代性的产物。换句话说，冷战是两个远房表兄弟之间就实现这个世界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最好的道路问题而展开的竞争，不是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朋友与敌人之间的竞争。有些西方学者，还有许多俄罗斯人，现在都认为俄国的运气太差，成为那种特别邪恶和暴力的现代化道路的试验场。那种现代化的道路承诺说，从经济和社会的落后状态到现代而开化的状态以及合理的计划与社会正义是有捷径的。起初，苏联版的快速现代化道路让苏联在二战中获得了胜利，同时还使它拥有了超级大国的地位，在不发达的第三世界赢得了许许多多的支持者。然而，到了后来，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事情越来越清楚：美国的现代化模式，连同其政治自由、私人的创业精神以及大众消费主义，在资源与创新精神方面要强很多。在美国模式的帮助下，西欧、日本以及美国的其他一些盟友（尽管不是全部）都变得更加繁荣，生活质量更高，超过了苏联集团中的任何一个国家。西欧人设法将市场的好处与社会规划结合起来。在经济一体化以及最终在政治一体化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做得也要比苏联集团的所有国家成功得多。 最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维埃帝国内部及其精英当中的没落，以及西方民主化现代化模式的不断增长的吸引力，也是有很大关系的。与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1926年期望的以及赫鲁晓夫在1961年夸口的相反，资本主义这辆火车在世界上跑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对于苏联领导人、精英以及全体公民来说，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苏联社会主义这趟车永远也追不上资本主义，反倒可悲地被落在后面越来越远。这反过来又削弱了苏联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以及大部分“开明”的苏联精英对于帝国的认同感。如果事实证明苏联的现代化道路不是一条捷径，而是个死胡同，那为什么不改弦易辙呢？如果这个社会主义帝国越来越成为累赘，制造出“几个阿富汗”，还有那些破产的中、东欧政权，要靠苏联的补助来维持，那为什么不放弃这个帝国呢？戈尔巴乔夫，连同他那虚假的“新思维”，是想把苏联反对资本主义的试验与西式的民主融合在一起——这样做是徒劳的，但从历史上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反叛的表弟叩着远房兄弟的门，要求和解。 不管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受到了怎样的误导，它总归给当代最旷日持久也最危险的对抗带来了和平的结局。苏联经过多年建设起来的庞大军力并没有、也不可能抵消其深刻的缺陷——克里姆林宫和有影响力的苏联精英们在思想信仰及政治意志上的销蚀。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并没有准备为他们所不相信的事业和他们并未从中得到好处的帝国流血牺牲。苏联社会主义帝国——也许是现代历史上最奇怪的帝国——并没有奋起还击，而是选择了自尽。
  1. 参见Westad，Clobal Cold War，4，396-97。?????
  2. 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f NATO and the Warsaw Pact：Annual Report，2003，9.?????
  3. Brudny，Reinventing Russia，58；Grushin，Chetyre zhizni Rossii v zerkale oprosov obshchestvennogo mneniia，843，876.?????
  4. 参见Nuti and Zubok，“Ideology，”73-110。?????
  5. 参见Logevall，“Bernath Lecture，”475-84。?????
  6. Vladislav Zubok，“Reagan the Dove：Soft Power，”New Republic，June 21，2004，11-12.?????
  7. 对这一点的有力说明见于Malia，Soviet Tragedy，50-78。?????
缩略语 ABM 反弹道导弹 ADP 阿塞拜疆民主党 AK 波兰地下军 CCP 中国共产党 CDU 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 COMECON（CMEA） 经济互助委员会 Cominform 共产党情报局 Comintern 第三国际 CPSU 苏联共产党 CSU 基督教社会联盟 DRV 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 EDC 欧洲防卫共同体 FRG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GDR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GKO 国防委员会 GMD 国民党（中国） Gosplan 国家计划委员会 GRU 总参谋部情报总局（苏联军情机构） ICBM 洲际弹道导弹 JAFC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 KGB 国家安全委员会 Komsomol 全联盟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 MGB 国家安全部（斯大林的秘密警察） MPLA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NDPD 德国国家民主党 NKGB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1941～1946） NKVD 内务人民委员部（1934～1946） PCI 意大利共产党 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 PUWP 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共产党） RVSN 苏联战略火箭部队 SALT 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SCC 苏联管制委员会 SDI 战略防御计划 SED 德国社会统一党 SMAG 驻德苏联军政府（1945～1949） SMERSH “间谍死神”（斯大林在苏联军队中的军情机构，1941～1945） SPD 德国社会民主党 VOA 美国之音 WTO 华沙条约组织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