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作者：沈志华 内容简介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是一部有关苏联74年兴衰历史的实证性专题研究著作，由22名中国学者合力完成，书中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共28个专题，总计约110万字。这部著作利用大量俄国解密档案，立足专题或个案分析，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以重构苏联74年历史兴衰的主要过程。 绪论 写一部实证性专题苏联史 课题组负责人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有关苏联74年兴衰历史的实证性专题研究著作，由24名中国学者合力完成，书中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共28个专题，总计约130万字。 苏联的历史，就是体现为斯大林模式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和发展道路的历史。20世纪开始不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许多东方国家带来了希望和振奋，他们似乎看到了新世界的曙光。然而，到20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竟画上了句号！像苏联共产党这样一个具有93年历史，拥有1900万党员，执掌国家政权达74年之久的超级大党，像苏联这样一个占有世界版图1/6的领土，享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拥有一批“社会主义大家庭”卫星国成员，领导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超级大国，竟然神话般地消失了！悠久与短暂，强盛与虚弱，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立之久远，毁于一旦，社会主义大厦结构建之宏伟，隳于朽败，历史要向人们说明的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但又是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对于中国学者尤其如此。 苏联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程中，苏维埃俄国对中国的影响时间最长，力度也最大。从孙中山1921年提出“以俄为师”到毛泽东1953年号召在全国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几十年来，中国人就是沿着苏联的道路前进的。20世纪50年代，苏联就是中国的榜样。人们曾经如此地向往苏联，模仿苏联，以至在中国的大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中国人关注苏联，学习苏联，是有理由的。无论从地理位置上讲，还是从历史传统和经济结构上讲，俄国都是一个半欧洲、半亚洲型国家。特别是16世纪下半叶的立沃尼亚战争以后，俄国失去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从而不得不全力转向东方和南方。列宁认为，俄国中世纪的土地关系和土地制度，“部分是封建式的，部分是亚洲式的”。[1]而整个说来，列宁反对把“封建”这一描绘欧洲中世纪社会经济关系的术语应用到俄国的做法，他认为用这类词汇来描写中世纪的俄国是很不合适的。[2]根据列宁的看法，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最中世纪、最落后可耻的亚洲国家”。[3]恩格斯也认为，俄国“是一个具有半亚洲式的社会条件、风俗、传统和机构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欧洲的中国”。[4]因此，俄国显然可以列入东方社会的范畴，而正是由于俄国社会经济状态的这些特性，中国人很早就相信，俄国实现国家富强、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道路和方式，是值得效仿的。 世界进入20世纪以后不久，俄国人就采取了一种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壮大的新的方式，开创了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新的道路，这就是革命的方式，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在理论上，是马克思最早提出了以革命的方式摧毁旧社会的命题，指出了以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但实践这一理论的却是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俄国。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产阶级的种种革命的和改良的方式大体完成对传统农业改造而转向工业社会的时候，许多东方国家开始主动地（如俄国和日本）或被动地（如中国和印度）进入现代世界。面对外部世界蓬勃发展而本民族和国家却落后挨打的现实，这些东方国家开始努力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然而，除少数例外，东方国家都无法按照西方国家已经完成的资本主义方式来改造社会和发展经济。这里除了绝大多数东方国家不具有被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曙光的种种有利条件（即地理环境、金矿、奴隶贸易、殖民地等）[5]，相反却普遍受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排挤和剥削（它们是作为被剥夺者而纳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这一客观原因外，更主要的则在于东方社会自身的历史条件。 在原始社会解体以后，由于自然的和地理的因素影响[6]，东方社会没有经历西方国家的那种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历史发展阶段。所以，当西方海上贸易引发的商品货币关系充分扩展并开始侵蚀欧洲封建庄园制的肌体时，当西方第三等级站起来向封建贵族提出历史性的挑战时，东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愚昧落后的未开放状态。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这里“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国家是真正的土地占有者”[7]；村社制度和宗族结构使社会分成各自独立而闭关自守的组织，这种简单的生产机体的不断再生产，保证了“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8]；政治领域的高度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则在维持这种经济结构稳定性的基础上造成经常的改朝换代和政权形式的动荡。所有这些东方社会的历史传统和特点，大体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9]西方文明发展与这种东方社会传统冲撞的结果尽管对东方原有的超稳定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力，从而动摇了这种社会状态继续生存的根基，但是西方文明毕竟无法完全融入东方社会（相反也是一样），历史本身切断了大部分东方国家通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和先哲们把目光投向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的理论和设想。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反映出来的种种矛盾驱使人们去思考和探索未来社会的更替形式和发展方向，在这方面最成功的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一整套思维方式以外，还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的、逻辑的分析，并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前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然而，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准备付诸实践的，恰恰不是在它的发源地——西方国家，而是在许多东方国家。正在这些东方国家寻求既能摆脱落后传统，又能对抗资本入侵的发展道路时，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和传播，很自然地首先与东方国家的知识阶层对未来社会的憧憬结合起来，为他们所接受，并得到宣传和实践。于是，这些东方国家便开始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试图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在本国实现现代化。在这方面首先进行尝试的就是俄国。 如此看来，俄国在1917年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的。尽管十月革命的成功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但是，布尔什维克能够在条件如此恶劣，力量如此弱小，时间如此短暂的情况下，一举掌握政权，这背后就隐藏着一定的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问题在于，俄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本书所要讨论的，就是：苏联是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走了一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上，苏联遇到了哪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又是如何跨越这些障碍的？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苏联是怎样处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宗教、文化等各方面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只有把这些问题深入地、全面地讨论清楚，才能回答本文开篇提出的那个大问题——通过苏联这个“红色帝国”的崩溃，历史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换句话说，泱泱执政大党突然自行解散，赫赫超级大国顷刻分崩离析，原因究竟何在？ 中国人学习苏联最积极，中国走过的道路与苏联也最相似——即使处于敌对状况也无法消除它们之间许多内在的同一性，按道理，我们应该对苏联的历史有更深刻、更细致的洞察和理解。然而，恰恰相反，在需要人们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对苏联历史的了解却显得十分浅薄。苏联解体之后，人们争相发表意见，解释这一历史现象的内在原因。但是，谈到政治的原因，人们说不清苏联集权制建立的具体过程和内部结构；谈到政党的原因，人们不知道苏共干部制度的历史渊源和运行机制；谈到经济原因，人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人已经看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并在战后和1956年两次试图进行改革，却都归于失败，而到80年代中央的改革措施竟层层受到阻碍；谈到民族原因，人们对30年代以来苏联实行的特殊移民政策甚至缺乏基本的了解；谈到外部原因，人们又搞不懂为何一场阿富汗战争就把苏联拖入了国力衰竭的深渊……。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对苏联的认识始终存在一个误区，存在一种判断上的盲目。在中苏友好的时候，中国把苏联的历史作为榜样来学习，而我们对苏联的了解基本上来自于一本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苏分裂的时候，中国把苏联的现状作为靶子来批判，而我们对苏联的指责又完全陷入了一种主观的和凝固的概念——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实际上，中国很长一个时期并没有真正地把苏联历史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 这种误区和盲目性的产生，一方面是主观上的原因，即受到以往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影响，另一方面是客观的原因，即大量的苏联历史的真相还掩盖在被尘封的档案文献之中。所幸的是，苏联解体以后，发生了一场无论对于历史学还是对于档案学来说都可以称得上是“革命”的事件——俄国档案解密了。200余家俄国档案馆均不同程度地对外开放，接纳各国学者前往查阅文献。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发表苏联历史档案的俄国报纸杂志竟达150余种，各类专题的或系统的文件集和档案集更是层出不穷。这种状况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苏联历史无疑是大有益处的。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公布，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在新的史料面前，应该说我们与国外同行大体上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与一批研究苏联历史的中国学者当时主张，我们应该暂时放弃争论，也不要急于讨论那些抽象的和宏大的问题，而要把主要精力用来收集、整理和解读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上，并在此基础上从事个案的、专题的、实证的研究。因为只有在占有坚实的史料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搞清楚过去发生的每一个重要事件，出现的每一个重大问题，而只有在对历史的个案和专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才能重新理解那个我们似曾相识的国家的全部历史。到那时，才能逐步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从1995年开始，花费了7年的时间，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了34卷本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在2005年底承接了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托付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研究课题——“苏俄史研究”（05JJDGJW040），并组织了一批有志于苏联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开始了这一工程。 自苏联解体以来，中国一共出版了三种比较有影响的有关苏联历史的通史性著作，即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合著的《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该书2003年修订再版；陆南泉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该书2004年修订再版；陈之骅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从题目上看，三者讲的都是苏联兴亡的全过程；从内容上看，三者各有侧重，有的立足于历史过程的描述，有的专长于历史问题的讨论，有的则试图勾勒出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这三本书的作者和编者，大多是中国从事苏联史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他们毕生关注苏联历史，具有比较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自己的独到见解。可以说，这三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出版，是对中国此前阶段苏联史研究的总结，且对于中国的苏联史教学和研究，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这三本书也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较少利用十几年来俄国解密的大量档案文献，较少对历史过程进行实证性的考察。自然，在一本几十万字的著作中，很难详细地讲述苏联74年的历史，而阅读档案又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对于年长的学者，这的确是一个矛盾，但对于年轻一些的研究者来说，这里就不应该存在问题。 我们想要讨论和争论的，是一个有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大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把苏联历史进程中的主要事件、人物、制度、政策一一搞清楚，没有对大部分基本史实取得一致的认识和理解，又怎能坐在一起讨论和回答历史向我们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呢？有鉴于此，本课题在开始设计时，就没有把目标定为写作一部苏联通史或全史，更没有企图对重大的理论问题盖棺论定，而是要求参与者只写自己最熟悉的、研究最深入的题目。从整个课题的结构和目的讲，我们不求全面，只求深入，不求宏篇大论，只求过程描述。试想，短短三年的时间，面对涌现出来的浩瀚新档案、新史料，如何做到全面贯通，如何写出宏篇大论？我们的方针是量力而行，实事求是，而未曾想“毕其功于一役”。 如今三年过去了，我们完成了这项工程，并拿出了一部学术著作呈现给读者。总结起来，本书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 重视俄国最新解密档案的利用 本课题组对参与者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必须使用俄国最新解密的相关档案文献，把档案文献作为史实描述和判断的主要根据。当然，限于条件，这种利用可以是直接的，即来自档案馆的复印文件，也可以是间接的，即来自档案集、文献集或转引其他学者在论著中使用的文件。这一点，在专题和个案研究中尤其重要。所以，在本书28个专题和个案研究中，除有关档案尚未解密的专题（如戈尔巴乔夫时期）以及在专著基础上浓缩而成的综合性专题（如《苏联文化政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外，都是以档案文献为主来支撑整篇文章的。直接利用的俄国档案馆，有人们常见的总统档案馆（АПРФ）、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国家档案馆（ГАРФ）、国家经济档案馆（РГАЭ）、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РЦХИДНИ）等，也有学者很少涉足的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档案馆（АВКВСРФ）、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ЦАМОРФ）、国家军事档案馆（РГВА）、圣彼得堡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ЦГАЛИ СПб）等。间接引用的专题档案集则达20余种，其中许多都是第一次在中国学术著作中出现。 其实，使用档案文献并非易事。档案文献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过去档案创造了“历史”，而现在档案又成为历史的见证，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就近现代史而言，构成史料的形式不外三种：档案文献、当事人的口述和回忆以及当时公开出版的文字或影像资料。在进行历史研究考察时，这些史料都是需要的，但其中最可靠的无疑当属档案文献。当然，档案文献本身并不等于历史。尽管档案的作用就在于它的“公正性”和“真实性”，但实际上俄国档案文献形成本身及其目前受到相当限制的解密和开放方式，要求历史研究者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这种“公正性”和“真实性”。这就是说，只有经过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对比、分析，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我们提出这样要求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真实。我们要写的历史，不是研究者头脑中想象的历史，也不是别人要研究者按照他们的想象去描述的历史，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的历史。不错，历史的确都是历史学家“创造”的。但是，作为历史研究者，其神圣职责就是尽可能真实地告诉人们以前所发生的一切，而要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发掘、解读和运用历史档案文献。 二 立足专题或个案的实证性研究 一般出自个别，抽象源于具体，这个哲学道理在历史研究中也是通行的。既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把握苏联历史的全貌，那么就必须从个别入手，从具体着眼。只有我们在总体上对苏联历史中的主要事件、人物、制度、政策都有了深入的考察和体会，才可能把握历史的全貌，而只有把握了历史的全貌，并对基本史实有了认同，才有可能思考和讨论隐藏在历史背后的问题。就目前中国的苏联史研究状况和条件而言，我们主张首先开展多方面、多层次的个案研究。 本课题所选28个专题，均是作者自报的，也是他们的研究所长和兴趣所在。其中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有的是综合论述整个苏联时期的某项政策或某一个领域的状况，如《苏联文化政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分离”还是对峙？——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关系研究》等；还有的叙述一个时段的政策，如《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十字路口——新经济政策研究（1921～1929）》、《苏联30年代大清洗——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悲剧内幕》、《重归集体农庄：40年代苏联农业政策的调整》、《战后初期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演变——对苏捷关系的个案考察》等；有的研究某一事件的始末，如《历史性的转折：1917年俄国革命》、《政治危机中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喀琅施塔得事件始末》、《悲剧是这样诞生的——“卡廷事件”与战前苏波关系》、《悲剧的产生：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命运》、《难以做出的抉择：对苏联空军投入朝鲜战争的历史考察》以及《勃列日涅夫主义与苏联侵捷》等；还有的专门讨论某一制度、政策或现象，如《苏联官册制度与干部状况（1923～1929）》、《大迁徙：苏联的特殊移民政策及其后果》、《与西方合作：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1944～1947）》、《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发出不同声音：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等。无论在哪个层次或哪个侧面，无论题目大小，这些研究都力求把事情的始末说清楚，把问题的本质讲明白，都是要告诉读者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其实，历史就是过去的事情，历史研究就是讲故事。这样的故事越多，人们就越接近了解历史的全貌。“树木”见得多，离俯瞰“森林”就不远了。 三 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课题和新的研究视角 本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在所选28个专题研究中，有接近一半的题目是以往中国的苏联史研究中很少涉及甚至根本没有出现过的。这里有《政治危机中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喀琅施塔得事件始末》、《1920～1930年代苏联领导干部住房问题研究》、《苏联官册制度与干部状况（1923～1929）》、《大迁徙：苏联的特殊移民政策及其后果》、《古拉格：苏联强制劳动经济体系的形成》、《放弃“世界革命”：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解禁的历史叙事：苏联核计划与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1945～1949）》、《对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原因的历史考察》等等，其中有些问题，即使在俄罗斯也才刚刚开始研究。 苏联74年的历史是丰富多彩的，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俄国解密的大量档案文献，涉及方方面面，随手拈来，就是一个好题目。所以，我们的研究切不可只停留在一些老材料、老问题面前，止步不前，而应该不断开拓出新的局面。即使是那些老生常谈的题目，在新出现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面前，也应该露出新的面目，给人新的启发。本课题中亦有不少人们常见的研究题目，如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大清洗”、苏共二十大、“新思维”以及苏联解体的过程等，在利用新材料的基础上，这些研究都比以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对于十月革命的复杂背景，新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30年代“大清洗”的规模和运行机制，苏共二十大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起因，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产生的背景和变化过程，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民族问题的彰显，文中描述详细充实，过往烟云历历在目。不仅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向人们呈现出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完整的和客观的历史现象，而且引入了新的视角，让读者看到了问题的各个侧面，从而对这段历史可以有一个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解读。 四 努力把年轻学者推上第一线 本课题在设计时，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应该努力把年轻一代的史学研究者推上第一线。这样考虑，首先是出于一种担忧，即中国的苏联史研究队伍目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苗头。改革开放以后，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一方面，在世界史研究领域，学习俄语的学生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在大量青年学子拥向美国史、日本史研究领域的同时，进入苏联史研究阵地的却寥寥无几。后继人才本来就少得可怜，研究经费又十分短缺，如果我们再不利用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启动之机着眼于年轻人的培养和训练，那么早晚有一天中国的苏联史研究就会停顿下来。其次也是寄予一种希望。年轻学者精力旺盛，掌握语言的能力又相对较强，只要意识到位，并给以经费补贴，他们有充分的条件去挖掘、收集和阅读大量的档案文献，而这一点是许多老一代研究者望尘莫及的。这些年轻学者一旦走上科学研究的正路，就完全有可能为中国的苏联史研究开创出一个新局面。 本课题组织了一支老中青三结合、以青年为主的研究队伍。在24名作者中，年逾（或近）古稀的老一代学者5人，45岁以上的中年学者5人，其余十几位均可谓年轻学者或学生，包括参加课题研究期间的在读博士研究生9人（他们所做的研究都是其博士论文的精华或一部分），平均年龄约48岁，最小的只有25岁。这些年轻的史学工作者有热情，有干劲，肯于埋头读书，用心收集和研读档案文献，只要看看文章的注释，就知道他们确实是下了一番工夫的。当然，他们之中很多人还缺乏经验和训练，对史料分析、综合及升华的能力也比较欠缺，特别是中文的修养离一个真正历史学家的要求尚有距离。[10]不过，只要继续努力，肯下工夫，勤于学习，相信他们必会有所作为，在未来中国的苏联史研究领域大显身手。 最后还要说一句，这本书只是我们实证性专题研究的第一步。自然，仅仅靠一两部这样的研究著作，我们还不足以解答历史提出的重大问题。但是，我们这样做，就是在朝着解答这些问题的方向努力。我们相信，如果重视档案文献、强调实证研究在中国的苏联史学界形成风气，如果有更多的资金、人力投入到这样的研究中来，中国学者定然不会辜负人们的期望。 2008年9月
[1] 《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255页。 [2] 《列宁全集》第6卷，第28页。 [3] 《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25页；第22卷，1965，第456页。 [5] 参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819页。 [6] 如恩格斯在分析东方“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原因时所说的那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第260～26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6页；第9卷，第244页。马克思甚至认为这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96～397页。 [9]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是理论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限于篇幅，笔者在这里不拟进行讨论。不过，总的说来，笔者倾向于认为东方社会的发展有其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世界不同的文明区域的历史进程必然有其各自的发展特性。实在地说，囿于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缺乏对东方社会和历史的深刻了解，所以中国学者对东方国家历史传统和发展阶段的研究不能仅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为中心，而必须建立自己的以探索历史发展轨迹为基础的“中国东方学”。 [10] 本课题在最后统稿时，也确实拿掉了两篇年轻作者的文章，在此，笔者希望他们不要气馁。他们掌握了很好的材料，但目前还不能充分利用这些史料讲述历史。就是说，方向是正确的，但功力还很欠缺。 历史性的转折：1917年俄国革命 苏州科技学院 姚海 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一场扭转了俄国发展的方向、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大革命。在90年之后，俄国革命仍以其复杂的背景、宏大的场面、矛盾的现象、戏剧性的情节、众多的谜团以及持久而又深刻的历史意义吸引人们不断地探索、认识和理解。本文尝试以新的思路和角度对俄国革命的一些重要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 八!零!电!子!书 !w!w!w!!t!x!t!8!0!.!c!o!m 一 俄国革命的根源 1917年革命的根源存在于俄国历史长期因素（结构）、中期因素（形势）和短期因素（事件）的结合之中，存在于客观前提和主观条件的相互作用之中。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政治之间的结构失衡，造成了系统性危机，是革命的客观前提；第一次革命迫使沙皇政权进行改革，曾出现过和平革新的可能性，但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导致了危机加剧的形势，酝酿了新的革命；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既有矛盾，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事件一步步把俄国引向1917年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历史活动的精英和大众的思想、观念、情绪及行为，一方面受到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局势和事态的发展。 长期因素：俄国现代化的结构性矛盾 1917年革命的深远历史根源，在于俄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以及由这种特殊性造成的结构性矛盾。 18世纪初期，以彼得一世改革为标志，俄罗斯走上了以赶超西方先进国家为主要特点、以追求军事强国地位为直接目标的现代化之路。这种赶超型现代化是由国家政权主导并以强制手段直接推动的，因此，经济和社会表层生活中的进步经常是以政治生活领域的停滞以及巨大的社会损失为代价的。彼得一世的改革使俄国的欧化达到了高潮，深刻地改变了俄国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活方式，奠定了使俄罗斯成为现代国家的基础。但在改革过程中也包含着尖锐的矛盾。 首先是有限的西方化目标和普遍的东方化手段之间的矛盾。沙皇政权引进西方文化的基本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俄国的现存社会及其制度，而是为了增强它的力量，巩固它的基础。彼得以东方式的手段来推行俄国西方化，“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1]而这种做法，正是莫斯科公国时代形成的传统。 其次是表面生活的西方化与内部结构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由于改革，俄国的表面生活，尤其是贵族上流社会的生活迅速欧化，但俄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因改革而欧化，相反加强了东方化的趋势。使用东方式的手段必须依赖东方式的制度，君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继续发展和强化。 再次是欧化进程造成的上层的西方化与下层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作为欧化的受惠者，俄国贵族在其与国家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改善。而作为欧化的牺牲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不仅在经济上为欧化政策承受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在人身方面受到更残酷的奴役。上下层之间的文化差距扩大，直到19世纪上半期，在一代平民知识分子形成之前，俄国的新文化实际上只是贵族的文化，而90%以上的居民仍处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2] 俄国欧化进程初期出现的这些矛盾反映了俄国近代发展道路的基本特点和俄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独特模式，长久地影响着俄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但与沙皇政权的初衷相悖，欧化有其自身的逻辑，欧化的范围不可避免地超越表层生活而进入到更深的领域。 18世纪末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改革和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的贵族自由主义改革表明，西方文化对俄国的渗透逐渐影响到意识形态和内部结构的层面。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实行的农民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俄国农民获得了人身解放，成为享有权利的公民；赎买份地在实际上结束了封建生产关系；地主土地所有制虽然被保留下来，但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已具有一般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特征。农民的解放也是有条件的，除了土地问题完全按地主的愿望解决之外，农民在完成赎买份地以前仍负有对地主的义务；农民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但以行政权力强化了的村社和连环保制度仍然把他们束缚在封建宗法关系中。俄国走上了一条不平衡的、扭曲的发展道路。 改革使俄国旧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等级关系出现松动，阶级关系逐渐形成。贵族地主虽然保持了他们在封建时代的大部分物质利益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他们的等级特权开始受到法律的限制，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垄断也发生动摇。工业资产阶级加快成长，许多市民、农民、职员以及一部分贵族纷纷从事工业活动，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行列。到1870年代末，俄国已有工业企业将近28000家。工业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也开始形成，它的组成包括原来国有土地和世袭领地上手工工场的农奴工人、破产的手工业者、农村分化过程中成为无产者的破产农民以及外出打工的贫苦农民。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重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活跃，必然要求发展滞后的政治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专制制度在迈出了从封建农奴制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演变的关键一步之后，不得不继续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制精神，在地方管理和自治、司法制度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陆续把资产阶级国家因素引入俄国社会政治生活。1880年代初，亚历山大二世已经准备成立一个由地方自治代表组成的具有立法咨询性质的全国性机构。 1860～1870年代的改革因其妥协性质而引起革命派别的激烈反对，而俄国政治制度对不同政见的压制和排斥促使革命者采取极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民粹派经历了从宣传派到暴动派、密谋派再到奉行革命恐怖主义的民意党的激进化过程。一方面是俄国政府进行历史上空前的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是革命激进主义迅速发展以至最后刺杀了实行改革的亚历山大二世，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了俄国发展道路的扭曲特性。而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沙皇政权的政治方针从“政府自由主义”转向反动，拒绝实行任何改革，俄国政治生活陷于停滞。 到1890年代，俄国经济中出现了“工业高涨”局面。这是自1861年改革以来俄国经济发生质变、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因素。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俄国的社会结构也因此而急剧变化。都市化过程的加快导致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的构成出现新趋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以及知识分子人数显著增加。传统的等级制度受到严重破坏，开始形成更加重视人们的职业、财产和受教育程度而忽视其等级背景的观念。要求废除等级制度、实现平等自由和社会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 俄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尖锐，农奴制和等级关系的残余与逐渐成长的阶级关系同时并存；宗法制的农民经济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关系或市场关系同时并存；贵族在国家机关中的支配作用以及大土地所有者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包括国家杜马中的数量优势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立宪要求并存。最核心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农民土地问题，以及政治领域贵族独掌权力问题。19世纪末叶开始的严重社会和政治危机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 相对于1890年代的工业迅速发展而言，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尽管农奴制已被废除，但俄国农村落后，农民生活贫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即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农民却缺少土地。1861年农民改革未能解决农民土地不足的问题，土地问题直到1917年仍是俄国社会面临的最尖锐、最迫切的问题。农民反对地主、夺取土地的斗争表明，不解决土地问题，俄国就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发展和进步。困扰俄国农业和农村的第二个问题是宗法制的村社仍是整个农业的基础。村社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抑制农民的分化。 在这两个因素之外，19世纪末叶俄国又进入了一个人口增长周期，从而加大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严重性。19世纪末，在俄国中部地区，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和缺少土地而形成了巨大的农业过剩人口，有一半的农村劳动人口属于“多余的人”。[3]19世纪后16年中有6年发生了饥荒，仅在1891年的饥荒中就有70万人饿死。人口过剩以及由此引发的饥饿，使俄国农民为争取面包和土地的斗争延绵不绝。“问题在于数百万人在忍饥挨饿。正是饥饿而不是理智开始影响他们的表现和行为。农民们开始闹事，并演变为1904～1906年的农民革命”。[4] 在政治领域，沙皇政权不能适应由于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动所提出的变革政治结构的要求。随着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它同沙皇政权的矛盾也逐渐发展。工业高涨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追求政治变革的俄国自由主义运动新的力量来源。自由主义反对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强了对政权的压力，发出了“准备向官僚专制制度公开挑战的呼声”。 沙皇政府的高压措施加快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化。1899年，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政治组织——“聚谈”（Беседа）。“在俄罗斯出现合法政党以前，先进的社会就已通过‘聚谈’获得了统一的、起指导作用的中心”。[5]1903年11月，“地方自治和立宪主义者同盟”成立，其目标是促使沙皇实行宪制。1904年“解放同盟”的诞生把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冲突推向高潮。作为自由主义激进一翼的政治组织，解放同盟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要求沙皇颁布一个宪法，而是要推翻现存制度，实现普选权，由立宪会议来制定俄国的宪法。解放派深信，实行立宪制度是俄国唯一的出路，应该以全部力量向专制政权挑战并使它声誉扫地。为达到目的，解放同盟实际上同解放运动中的革命流派结成了联盟。它主张实行土地的普遍国有化，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进行辩护；对工人运动的兴起持欢迎态度，愿意暂时放弃以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对抗；与除社会民主党以外的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对社会革命党的恐怖行动保持沉默乃至为之辩解。[6]如此激进的纲领和策略，在俄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解放运动中的革命派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劳动解放社的成立标志着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形成，列宁主义的诞生宣示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进程的开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使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革命民粹主义在经历了19世纪最后近20年的低潮之后重新复活，革命者又拿起手枪和炸弹对付沙皇政权。一些民粹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社会革命党，并提出了争取土地社会化和民主共和国的目标。 世纪之交的俄国社会积累了太多的矛盾，出现了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危机，国家面临改革或革命的选择。由于沙皇政权的调控能力减弱，俄国历史上屡试不爽的政治传统——由政府主动进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以缓和矛盾、实现发展——已不再奏效。日俄战争引发了第一次俄国革命，但革命的真正根源是农民要求解决土地分配不均和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改革的问题。 第一次革命是俄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文化与表现为农奴制残余的宗法制文化的激烈对抗形式。革命运动与自由主义运动在1905年的汇合，形成了对专制主义的强大冲击，从而使革命具有波澜壮阔的外貌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然而革命力量也并未强大到足以彻底从根本上改造俄国的地步，因此最终的结局仍是沙皇政权在革命的压力下进行改革，1905年10月17日宣言就是这种妥协的结果。沙皇政权作出重大让步，君主专制不复存在，俄国向资产阶级君主制演变方向走出了关键一步。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得到承认，杜马成为新的政治斗争舞台。但导致第一次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并未消除，农民土地问题和政治制度问题仍是俄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失衡的结构仍是引起新的革命的长期历史根源。 中期因素：第一次革命后的形势变化 第一次革命后，旧有的结构性问题继续存在。虽然以10月17日宣言为依据的政治制度变革和土地改革代表了俄国通过和平革新方式解决问题实现发展的可能性，但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以及随后出现的新形势，把系统性危机引向深入，成为导致1917年革命的中期因素。 斯托雷平改革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905年的革命清楚地表明，不解决这个问题俄国就不会有安宁和发展。为了在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消除农民缺地现象，沙皇政府改变了土地政策。1906年11月9目的法令允许农民把村社份地确认为私产并退出村社，以期加快农村的分化。这“无疑是经济上进步的欧洲式的纲领”，“是同资本主义演进的道路相适应的，它促进和推动这种演进，加速对农民的剥夺，使村社更快地瓦解，使农民资产阶级更快地形成。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7]但是，由贵族地主阶级选择的变革方式具有反人民的性质，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一条以牺牲广大农民群众为代价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村社这种宗法共同体开始瓦解，农民的分化加剧，宗法自然经济受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俄国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提高，农业产量尤其是农产品商品率也迅速提高。此外，村社的被破坏意味着俄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受到动摇和削弱，俄国农民生活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使他们身上的宗法色彩日益淡薄，旧的信仰逐渐丧失，新的观念开始形成。 但土地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村社份地占有制都未能彻底消除。在前三届杜马中，农民代表不分党派，都一致要求把地主土地交给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使地产的分配更加符合平均原则和劳动原则。农民代表要求把土地交给个人或自愿结合的协作社使用，表明了农民对传统村社的冷漠和对某种新制度的向往。但在否认私有权和实行平均原则的条件下，这仍然将是村社精神和方式的延续。民粹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的纲领指出：“党将坚持把全部私人占有土地社会化……并过渡到社会占有和在平均使用基础上交给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公社和地域性公社联盟支配。”党的领袖切尔诺夫认为，“实行土地社会化意味着只要愿意就可以把整个农业的罗斯变为一个大的全俄土地公社”。[8]这种主张的实质显然是维护宗法制度和自然经济，是与俄国进步的方向背道而驰的。俄国农民及民粹主义政党对改革的抵制和反抗，意味着农民土地问题仍将继续困扰俄国社会，新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斯托雷平的第二个目标是对地方管理和自治机关进行改革，其主要目的是使地方自治机关尽量消除或至少弱化阶层和等级色彩，以及建立更加有效的中央集权化的管理结构。斯托雷平提出了建立各阶层的地方自治机关和各阶层的村社的方案，以期改变农民机构的封闭性和农民相对于俄国社会其他阶层的狭隘性。这一改革目标与俄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相适应的。但是关于地方改革的方案未能得到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贵族大土地所有者和宫廷集团的抵制，以及为讨论这些方案而成立的地方经济委员会的强烈反对。 在1911年有关西部省份地方自治改革法案引起的危机后，斯托雷平与君主和第三届国家杜马十月党多数代表之间失去了相互信任。斯托雷平以强力手段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政策在政治上陷入困境：他的改革措施遭到保守派的越来越强烈的抵制，而他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和独断专行的做法则激起了左派的敌视和自由派的反对。与此同时，第四届国家杜马中自由派与右派的矛盾也日益扩大。 斯托雷平被刺及其体制的失败标志着资本主义成分与前资本主义成分的对立和冲突不断加剧。但是，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并不表明俄国没有走和平革新道路的可能性。相反，1905年革命后俄国和平发展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列宁在谈到斯托雷平改革的时候也曾说过，历史上有过这类政策取得成功的例子。 斯托雷平被刺后，俄国社会政治形势趋于紧张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危机时期。危机的第一个表现是“下层”的反抗不断加强。除了农民对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抵制和反抗之外，最值得关注的是大城市和工商业中心工人对自己状况的普遍不满以及由此引起的罢工运动的高涨。这是被卷入现代化进程最深、经受其社会和心理后果最切的阶层对社会进程的反应。工人阶级中出现了最有文化、最城市化、更自觉的年轻一代，他们是战前政治罢工和示威游行的主要力量。作为新的工业高涨对工人情绪和行为产生影响的结果，1911年开始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工人罢工运动的活跃，成为战前社会危机的最初征兆。1912年，勒纳事件激起的罢工抗议浪潮的规模仅次于1905年1月9日流血的星期日之后工人的反应。罢工抗议活动包含了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动机，并反映了要求平等和独立等心理层面因素。虽然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规模和水平在总体上仍然有限，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在1910年为1.4%，1913年达到13.4%；政治性罢工数量很少，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发动是分散的、地方性的和局部的”[9]，但其发展的趋势是明显的。 战前工人运动和罢工浪潮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鼓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关。布尔什维克成功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其富有成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它的口号和呼吁越来越贴近工人的情绪，使每次罢工在其参与者眼中都是朝光明未来前进的一步，不管其性质和直接结果如何；其次在于它系统持续地利用工人阶级的所有合法组织和方式来影响他们，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利用其杜马代表不受侵犯权开展宣传活动，使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10] 危机的第二个表现是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在组织上更趋成熟、在纲领和策略上更加激进。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层面，社会与政权的对立在发展。由于1909～1913年俄国工业的新一轮高涨，资产阶级的力量明显增长。与1890年代的那一次工业高涨相比较，这次工业高涨更加广泛、更加平衡地覆盖了重工业和轻工业，而且较少依赖国家直接或间接的补助和控制。[11]这一特点在资产阶级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得到了反映。逐渐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忍受在现存制度下自己的角色和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已是沙皇制度不可或缺的物质支柱，但在第一次革命后形成的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联盟中，资产阶级只是一个不平等的伙伴，经济利益要与贵族分享，政治权力却基本上仍然由贵族独掌。 在经济上已经统治了俄国的资产阶级越来越强烈地表达了改变政治结构的要求。在新一轮工业高涨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俄国资产阶级具有更明确的阶级自觉和行动意识。“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工商界第三代新人，已经作为成熟的、具有明确自我意识的资产阶级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12]1909～1910年，被称为莫斯科工商阶级“年轻一代”代表的科诺瓦洛夫和里亚布申斯基发起并领导了一个很有活力的运动，试图推动俄国大资产阶级发起新的自由主义运动，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且也是为了实现包括建立法制、实行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内容的政治纲领。他们认为，这样的纲领不仅符合作为主导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反映和代表了国家的总体利益。[13]1912年，成立了以莫斯科工商资产阶级为核心的激进的自由主义政党——进步党，这标志着俄国资产阶级政治愿望的加强。 自由主义领袖不断警告沙皇政权：如果拒绝改革，国家就不得安宁，混乱将会加剧，政权将陷于孤立。自1913年末开始，各自由主义政党结成联盟，在“孤立政权”的口号下采取一致行动。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立宪民主党和进步党的策略从“有节制的反对派”转向“负责任的反对派”，在政治方面转向更加实际的要求，包括改革选举制度、建立对杜马负责的责任内阁等。此外，对时局和对政权的不满在知识阶层中也在蔓延，职业知识分子、大学生中的反对派情绪加强，特别是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第一次革命后形成的自由主义与沙皇政权相互妥协的局面完全破裂，国家杜马连续通过自由主义性质的法律草案，多次否决政府各部的预算；而内阁频频拒绝杜马质询，国务会议经常否决杜马通过的法案。 在战前政治危机中，工人的罢工浪潮与职业知识分子及资产阶级某些集团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这两股潮流起了相互促进的作用。勒纳事件后工人运动的规模无疑推动了俄国社会各集团尤其是首都和大工业中心的反对派情绪的发展。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有发展，但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游行也得到了来自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的承认甚至同情。 作为矛盾的另一方，沙皇政权的思维和行为也是加剧战前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以尼古拉二世为最高代表的保守贵族竭力想把俄国拉回到1905年以前的老路上去，政权内部在对政权性质、国家管理和自治制度等问题的看法上倾向于倒退。18世纪以来，在把宗法制政权人格化的俄国传统与彼得大帝引入俄罗斯帝国的官僚制度及其对国家和国家利益的认识之间开始产生矛盾，但这两种立场在较长时间里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妥协的。在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时期，虽然政权内部两种观点的分歧有所加剧，但亚历山大三世以其个人权威遏制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到尼古拉二世时期，这种分歧以尖锐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尼古拉二世及其亲信为加强沙皇个人权威而采取的行动中表现出明显的心理退化倾向，如回到17世纪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的宫廷礼仪等。这种传统的反动在尼古拉二世的政治行动中也有反映，他甚至采用阴谋方法对付自己的政府，如1913年同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多次秘密会见商讨被反对派称之为“国家政变”的计划，而不让自己的大臣会议主席知情。[14] 战前政治危机的发展与政府对社会和政治运动的强硬态度也有直接关系。政府特别是内务部及其所辖的警察部门加强了对工人运动和布尔什维克宣传活动的监视，并且经常违反法律，对工会和具有反对派情绪的社会组织以及合法刊物为所欲为。政府甚至不能容忍自由主义温和的改革要求，在言论、出版、社会组织乃至国家杜马等各个方面削弱或剥夺自由主义的合法斗争手段。1913年秋天司法部着手制定限制出版自由和议员不受侵犯权的法案，以限制杜马成员在塔夫里达宫以外进行政治宣传。尼古拉二世与马克拉科夫密商准备采取的措施包括在首都实行紧急状态、解散国家杜马、取消杜马立法权等内容。大臣会议主席科科夫佐夫从国外回来听说此事后结束了这个方案，但到1914年春天戈列梅金内阁时，这个方案又重新复活。在1914年6月末，即彼得堡总罢工以前，已经准备好了宣布在彼得堡实行非常状态的法令，只需要填上具体日期和君主的签字就可生效了。[15] 这种极端愚蠢的政策把自由主义推向左边，从而加剧了沙皇制度的危机。自由主义反对派中最激进的进步党和立宪民主党左翼开始尝试同杜马以外的极左力量联合，并将此作为摆脱杜马内部僵局的唯一出路。涅克拉索夫甚至要求立宪民主党放弃议会斗争方式，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杜马之外。立宪民主党活动家认为，他们同政府的斗争已经不能“和平地结束”。十月党领袖古契科夫断言，“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总体而言，第一次革命后，沙皇政权被迫进行的改革使俄国政治结构有所调整，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社会思想和意识也逐渐发生变化，俄国现代化进程显著加快。但是，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旧有的结构性问题，相反，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加快，矛盾和冲突还在加剧。一个因现代化进程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的社会，比一个明显停滞的社会更加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直到1917年革命为止俄国局势发展的基本特点。 短期因素：战争影响下的事态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影响了俄国社会。虽然俄国宣战后一度出现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涨暂时停止了政治危机的发展，但这一过程很快就恢复了。战争进一步激化了既有的矛盾，推动事态向革命方向发展。 战争对于俄国经济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给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和苦难。1915年春天，就已暴露出原材料供应不足、燃料缺乏、熟练工人大量减少、引进及其设备数量骤减等问题。俄国工业既不能满足前线的需要，也不能保证后方的供给。从1916年开始，经济恶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燃料和原材料供应不足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工业企业经常不能完成军事订货合同，铁路运输无力应付不断增加的运输量。战时俄国农业举步维艰，农村中有一半的男劳动力被征召入伍，对马匹的征用使欧俄50个省用于农业的马的总数从1914年的1790万匹缩减至1917年的1280万匹，耕牛的数量因被征用和被屠宰供应军队也大幅减少，农业机器和农具的生产急剧下降，矿物肥料的供应在1916年只能满足需求的8%～9%。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谷物和土豆总产量从战前几年的年平均70亿普特连续下降至1917年的50亿普特。1915年开始，不仅对城市居民和军队的供应发生困难，甚至在农村中都出现了粮食危机。工人名义工资的增长远远跟不上飞涨的物价，莫斯科地区工人平均工资1916年比1914年增长84%，而同期的物价却增长了200%～300%，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更是增长了4～5倍甚至更多。[16]在毫无出路的处境下，战时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民族运动持续不断，成为整个社会危机尖锐化的重要表现。 而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上，被沙皇政权视为最大危险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立场，不断向政权施压。在当时革命政党受到沙皇政权的镇压和限制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政党及其控制下的社会组织成为俄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力量。他们同沙皇政权的公开冲突成为上层危机的显著表现之一，也是使旧制度在二月革命中迅速崩溃的重要因素。 俄国参战后，主要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中央决定有条件地支持政府。自由主义领袖把战争视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良机，米留可夫在1914年9月的立宪民主党领导层会议上指出，“战争为俄国社会力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使它得以重新参与国家建设。现在，它不应消极地对待社会问题。”[17] 利用战争组织力量、扩大影响是自由主义运动的重要策略原则。1914年7～8月间，立宪民主党、十月党、进步党等自由主义政党先后发起成立了全俄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全俄城市联合会。这两个组织具有合法地位，担负向军队供应医疗器材、组织救护人员、建立野战医院和军需仓库、疏散伤病员等任务，后来还参与了对军队的粮食供应。到1916年末，在其所属各类机构中工作的人员已达数十万。1915年5月，在全俄工商代表大会上，进步党人里亚布申斯基建议各地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以动员私人企业承担国家订货。在此基础上，当年9月组成了有工商界、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杜马、科技界以及工人的代表参加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在自由主义政党的策划下，1915年夏秋，合作社联合会、帮助战争受害者协会、全俄劳动委员会等各种社会组织纷纷成立。在所有这类社会组织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自由主义者。 这些社会组织的成立及其活动，并非如以往很多学术著作强调的那样只是为了支持战争。事实上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从一开始就赋予这些组织以明确的政治任务，希望它们成为促进政治改革的工具。由于地方自治联合会、城市联合会、军事工业委员会等组织广泛参与了军事后勤的组织工作，沙皇政权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并承认其地位。正因如此，一些右翼政论家把这类社会组织视为自由主义运动用来逐渐掌握整个国家机关的“特洛伊木马”。[18] 在自由主义活动家的影响和引导下，各社会组织的活动很快从纯粹的事务方面扩展到政治方面。1915年夏天，由于俄军在加利奇的失利以及暴露出来的前线给养和弹药灾难性短缺的问题，各社会组织同国家杜马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互相呼应，向沙皇政权发难。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联合会分别举行代表大会，抨击政府的无能，要求由这两个组织完全掌握对军队的供应事务，呼吁成立有社会活动家参加的新政府和召开杜马会议。充满反政府情绪的军事工业委员会代表大会也提出了类似的政治要求。结果，尼古拉二世被迫改组政府，其中包括任命由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提名的波利瓦诺夫为军事大臣。 在战时俄国政治中，各社会组织成为自由主义运动联系各阶层人士进行政治斗争的纽带。一个从上到下、遍布全国的社会组织网络，为自由主义反对派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掌握政权奠定了基础。 通过在社会组织中的共同工作，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知识分子和工商资产阶级这两支主要力量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其主要表现之一便是立宪民主党与进步党的接近。进步党很重视实业界与知识界的联合，认为俄国社会应该关注工业问题，因为如果说战场上的胜利取决于工业的繁荣，那么在内政问题上也基本如此。而在知识阶层中具有广泛影响的立宪民主党内，也有许多人意识到对于俄国的发展来说，必须以西方类型的资产阶级来取代旧式的知识分子。“工业界、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国防方面的共同工作，有力地把我们‘第三等级’推上了俄国生活的前台”，“俄国社会将此视为官僚制度之后合法地领导俄罗斯国家的过程”。[19] 自由主义运动中再次出现了加强同革命力量联合的主张。1915年秋，科诺瓦洛夫与古契科夫力图与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代表建立联系并达成妥协，具体的渠道是由担任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古契科夫和科诺瓦洛夫与该委员会中的工人团及其领袖格沃兹杰夫和波格丹诺夫进行接触。有关的活动为形成“革命护国主义者”联盟奠定了基础，而革命护国主义者在二月革命后在建立联合政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时俄国政治的转折点是1915年8月成立了以自由主义政党为主、联合了杜马多数代表的进步同盟。成立进步同盟最主要、最直接的目的，是联合杜马中的反对派力量，争取改组政府、改变国家治理方式。米留可夫曾公开表示，进步同盟的意义在于解决政权问题。 在9月初沙皇下令杜马休会之后，进步同盟决定保持合法性，继续组织力量，准备在杜马复会时发起新的政治攻势。立宪民主党领导人在同法国大使谈话时表示，同盟“决定不回答任何挑衅，而报之以忍耐和理智。到战争结束时，我们等着瞧”。[20] 俄军在战场上的失利使反对派的情绪越来越激昂。1916年2月国家杜马复会的开幕式上，杜马主席罗将柯当面向沙皇提出了建立责任内阁的问题。在得到否定的答复之后，进步同盟的领导人在杜马之外积极活动，抨击当局，推动社会各阶层的反政府浪潮。科诺瓦洛夫在一些社会组织的会议上公开把现政府称为“人民的敌人”，古契科夫谴责大臣会议主席施丘尔梅尔背叛国家，说现政府是“可怜的、恶劣的、污糟的”。涅克拉索夫、曼德里施塔姆等立宪民主党左翼领导人要求党采取措施“同其他民主派政党接近”，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成立“全俄社会力量的指挥部”，组织同政权的斗争。 1916年秋，前线战局恶化，经济面临崩溃，群众性革命运动高涨。在10月中旬进步同盟领导人与内务大臣的会谈中，同盟要求吸收自由主义活动家进入政府，而政府方面认为进步同盟“希望社会动荡和改变现存制度”，会谈以双方断绝所有联系而告结束。 在1916年11月1日杜马年会开会时，杜马主席罗将柯接受了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联合会要求成立与人民一致、能领导国家取得胜利的政府的请愿书。在宣读了杜马多数派声明之后，米留可夫、舒尔金等发表了演说。米留可夫强烈谴责现政府背叛俄罗斯民族利益，宣称“我们对这个政权能否引导我们走向胜利已失去信心，因为我们所作的纠正它、改善它的所有尝试都没有成功”；“在我们和这个政权之间，鸿沟正在扩大并变得不可逾越。除了争取现政府垮台之外，我们今天没有任何别的任务”；“为了数百万牺牲的生命，为了流淌成河的鲜血，为了我们对于把我们派到这里来的人民所承担的责任，我们将斗争到底，直到政府负起责任为止”。[21] 米留可夫的演说在杜马会议上引起了强烈的震撼，演说的文本以打字稿、秘密印刷的单行本和口头方式迅速传播。进步同盟领导人的言论促进了反政府情绪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后来被很多人认为是发出了革命的信号。不久，沙皇被迫解除了施丘尔梅尔的职务。 1916年末，局势的危急甚至促使许多皇亲国戚、贵族高官都明确表示希望沙皇向社会作出更大的让步，在建立信任内阁的基础上与杜马达成妥协。在沙皇拒绝采取这一步骤后，保皇派集团刺杀了权倾朝野的沙皇佞臣拉斯普廷。进步联盟首脑也曾参与此事，试图藉此迫使沙皇让步并防止革命发生。在对尼古拉二世失望之余，一部分自由主义活动家开始与军方接触，积极准备发动政变。到1917年初，政变“阴谋”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而一些反对派头面人物也有意渲染宫廷政变正在酝酿之中。 革命运动、自由主义运动以及部分统治集团上层人士要求改变政治方针的活动结合在一起，使沙皇政权陷入了全面危机，为二月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条件。 1917年革命的发生是俄国现代化道路矛盾性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宗法制文化冲突与对抗的极端表现。在沙皇政权不能继续以主动的改革来缓和矛盾的情况下，革命便成为开辟发展道路的方式。俄国近代以来失衡的结构、斯托雷平体制失败后形成的局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下矛盾的激化和事态的发展，这些因素的结合酝酿了1917年革命的爆发。 二 自发的二月革命 1917年2月23日到3月2日（俄历），沙皇制度在8天之内迅速土崩瓦解。一切都如此突然，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到现在仍被称为“二月革命之谜”。 自发性与革命进程 自发性是二月革命的主要特征，从1917年2月23日到3月2日，这8天局势的飞速发展就是这种大规模的自发性爆发的结果。这8天的时间可以分为两段：2月27日以前基本上是完全自发的运动，各政党都未充分认识局势的性质，也未采取实际措施来组织和引导革命；27日开始各政党竭力影响革命进程：自由主义政党及其控制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促使沙皇退位、组织临时政府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在组成苏维埃、影响群众运动方面占有主导地位；力量有限的布尔什维克党虽然在群众中积极活动，但“无力影响革命自发性蓬勃展开的过程”。[22] 二月革命史的研究者几乎公认，2月23日（3月8日）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是这场革命的开端。这一天是国际妇女日，在首都的一些企业召开了纪念三八妇女节的小型集会或会议，开始了罢工和游行。工人队伍按习惯走向市中心涅瓦大街，打出了“面包！”“打倒战争！”“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这一天，彼得格勒有12.8万名工人（占全市工人总数的32%）参加了罢工。 工人上街游行示威的真实原因是彼得格勒粮食供应不足。有一种说法，23日开始的事件就是“面包骚动”。沙皇政权的保安局在2月初的报告中就指出，“如果居民还没有发动饥饿暴动，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最近的将来不会组织这样的暴动：愤怒在增长，而且看不到增长的尽头。而这类饥饿群众的自发暴动将是走向最可怕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疯狂和无情破坏道路的第一或最后阶段，这是毫无疑问的。”[23]2月中旬，由于运输困难，彼得格勒食品供应进一步恶化。排队买面包的队伍越来越长，居民中的担心、不安和不满在不断加剧。据二月事件的参与者记载：23日的“罢工很快变成了大街上的骚动。这种骚动是自发的……原因是商店门前排队的人们买不到面包”。[24]当然，彼得格勒的“粮食”问题仅仅是积聚在帝国内部的不满这一巨大的炸弹和火药桶的引爆物而已。 罢工开始后，它并没有被马上赋予特殊的政治意义，也没有人想过骚乱会产生什么样的重大结果。人们对于群众性的罢工斗争已不感到陌生了，进入1917年后，大规模的罢工就已发生多次。正因如此，“几乎谁都没有把2月23日在彼得堡开始的那件事看作是革命的开端。人们认为，这一天发生的运动同上星期的运动很少有什么差别”。[25] 但23日开始的事件以极快的速度发展。2月24日，罢工规模越来越大，参加集会和游行的人越来越多。人群的行为开始失控，一些面包铺遭到抢劫，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与警察以及后备部队的冲突。25日，彼得格勒全市几乎所有企业都停工了，参加示威的工人已达30.6万人，一些工厂还成立了工人战斗队。城市居民的其他一些阶层也开始参加到游行示威中来，运动开始有了全社会总罢工的性质。但各个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国内组织、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区联派等，都还未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只是纷纷表示支持总罢工。但这对事态的性质与进程并无明显作用，群众运动的浪潮仍然在自发地滚滚向前。 对于正在发生的一切，沙皇当局也把它视为通常的“骚动”，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担心。2月22日离开彼得格勒去莫吉廖夫大本营的尼古拉二世在25日获悉彼得格勒的事态后，给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发去简短电报，要求立即制止首都的骚动。当天夜里，有100余名各个革命组织的成员被捕。2月26日是星期日，警察和部队在城里一些地区向游行者开枪。巴甫洛夫近卫团第四连的士兵拒绝执行镇压游行者的命令，带着30支步枪和不超过100发子弹走上街头，往涅瓦大街进发。在遇到一队骑警阻拦后，他们开了枪。弹药用完后，他们返回兵营并筑起路障。造反遭到镇压，19名主谋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到26日傍晚时，很多人都感到，秩序已经恢复了。晚上，大臣会议主席戈利岑宣布了沙皇关于杜马休会并延期至4月的敕令，并将其送达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这个行动被认为实际上就是解散杜马。沙皇政权一向认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活动是造成革命形势的重要原因，所以希望通过解散立宪派控制的国家杜马来除掉骚动的中心。 此时，运动似乎已被压制下去了。26日晚上，在克伦斯基家中举行的各左翼政党聚会上，对局势的估计是保守的。卡尤罗夫回忆说，当时“可以感觉到一点：起义已被消灭了。游行是手无寸铁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还击采取坚决措施的政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区联派的代表尤烈涅夫认为：“没有也不会有任何革命，军队中的运动正在消失，必须采取长期的应付办法。”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也是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看法。[26] 至此，由23日自发开始的“面包骚动”似乎结束了。事实很清楚，运动并不是按照某个政党的既定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也没有哪个政党直接准备和发动了它。也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提出疑问：“二月下旬发生的‘面包骚动’可以被认为是自发的，但它难道已经是那个我们所称的二月革命吗？”[27] 随后发生的事情又是出人意料的。局势在2月27日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沃伦团教导队士兵为解救被关押的战友而发动了游行，随后驻扎在彼得格勒各处的几个近卫团的后备营士兵开始上街，同集会游行的工人站到了一起。 当天傍晚，起义士兵已达66700人，几乎占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1/3。一些本来受命要驱散人群、恢复秩序的部队散掉了。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将军直接指挥的约1000人的一支部队起先集中在海军部大厦等待前线部队到达，然后又到冬宫广场准备保卫冬宫。28日黎明时分，沙皇的兄弟米哈伊尔大公来到了冬宫，在同将军们谈话之后，他指示哈巴罗夫的部队离开冬宫，他不想让人说罗曼诺夫家族又像1905年1月那样在冬宫广场上向群众开枪。[28]于是哈巴罗夫的部队回到了海军部大厦。28日白天，人群包围了海军部大厦。在得到消息说起义者已经占领了彼得保罗要塞以及没有前线部队到达彼得格勒之后，哈巴罗夫命令部队有组织地不带武器撤出海军部大厦。就这样，彼得格勒已不存在有组织的保卫现政权的力量了。 28日，起义士兵已逾12万人。到3月1日，除了两个军事学校的士官生外，彼得格勒的部队完全转到了革命方面。士兵们同工厂工人一起，占领了兵工厂、海军部，夺取了彼得保罗要塞并放出了刚被逮捕的沃伦斯基团士兵，然后又释放了被囚禁的政治犯。内务部和保安局被捣毁。沙皇政权的高级官员被逮捕。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到处是欢欣鼓舞的人群，到处是“打倒卖国贼”、“打到压迫者”、“自由万岁”的口号。塔夫利达宫正门前的台阶成了无休止的群众大会的讲台，登台发言的人一个紧接一个。没有人怀疑专制制度已被推翻，连沙皇的堂兄弟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也率领他指挥的近卫军部队站到了胜利者一边。专制政权土崩瓦解。 士兵的造反改变了局面，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全面倒戈的原因值得探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基本上是由在前线作战的近卫团的后备营组成的，而这些后备部队的人员组成则主要是那些因负伤而送到后方现在伤愈的士兵和刚被征召入伍的农民。从军事角度说，这是一支涣散的、没有纪律性的、没有战斗力的军队。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构成使其比较容易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但在二月事件中，他们的发动主要不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而是因为不愿离开“温暖的营房”、被整编成战斗部队并派往前线。他们随时准备抓住有可能使他们呆在首都安全的兵营里而避免上前线的任何机会。而且，根据同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协议，作为对他们在二月事件中态度的报答，他们将由于其特殊的“革命功勋”而不被调往前线。[29]在旧制度垮台之后，围绕着调动卫戍部队到前线的问题，仍进行着激烈的政治斗争。临时政府还是试图把哪怕一部分“革命卫戍部队”调离首都，但布尔什维克把卫戍部队士兵视为自己最主要的支柱，捍卫他们留在彼得格勒的权利，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也确实迅速地布尔什维克化了。但在前线部队甚至在亲布尔什维克的部队中，对于首都卫戍部队极为鄙视和敌视。在阵地上流传着这样的威胁：“我们要用刺刀把彼得格勒那帮家伙押进战壕！”[30]从政权安全的角度来说，沙皇政权把大量的后备部队放在首都是干了一件蠢事。[31]因为无论如何，正是彼得格勒士兵的暴动成为二月事态转折的标志。 由于27日运动出现重大转折，各政党纷纷采取行动，以各自的方式对革命进程施加影响。27日由民主派政党和自由派政党分别发起成立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是二月革命中最关键的事件。 这天，刚从监狱中出来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部领导人、孟什维克К.А.格沃兹杰夫、П.О.波格丹诺夫、Г.З.勃列依多等人直接赶到塔夫利达宫，同孟什维克国家杜马党团代表齐赫泽、斯科别列夫以及苏汉诺夫、斯切克洛夫等人一起，宣布组成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并立即散发传单，要求各企业和部队立即选出苏维埃代表到塔夫利达宫集中：每1000名工人和每一个连的士兵选出一名代表。当天晚上召开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与会者超过1000人。会议选举产生了正式的执行委员会，齐赫泽担任主席，克伦斯基和斯科别列夫为副主席。 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了呼吁书，内称“斗争还在继续，它应该进行到底。旧政权应该彻底推翻并让位于新的人民管理。这样俄罗斯才能得救。为了顺利完成争取民主的斗争，人民应该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我们将齐心协力为彻底排除旧政府、在普遍秘密直接和平等基础上选举并召集立宪会议而斗争”。[32] 会上还成立了由社会革命党人姆斯基斯拉夫斯基和菲里波夫斯基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建议在前线和后方部队中选举连和营的委员会或苏维埃，由其掌握武器、控制部队和管理军营内部生活；宣布士兵与其他公民平等。苏维埃决议以呼吁书或命令的形式公布这些决定。为形成这个文件，选举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当天完成了著名的“一号命令”。命令要求立即选举士兵委员会，所有武器必须掌握在委员会手中，士兵在享有公民权利方面不受任何限制，等等。据临时政府最后一任军事部长维尔霍夫斯基证实，一号命令当时共印刷了900万份。[33]在这之后，苏维埃在士兵中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俄国军队迅速瓦解。 苏维埃很快成为最重要的现实政治力量。不过，在其成立后的最初日子里，苏维埃领导人和苏维埃代表对自己的力量并无信心，也不够强硬。每次一听说有某支部队快要到达或可能发生枪击的消息——这些消息往往是假的，苏维埃代表们就抓起自己的大衣或斗篷，仓皇奔向出口。[34]沙皇政权可能镇压仍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令人恐惧的阴影。 在彼得格勒的运动愈演愈烈之时，自由主义反对派也加强了对政府的压力。2月27日，与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几乎同时，也是在塔夫利达宫，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召集进步同盟会议讨论局势和对策。根据会议的授权，罗将柯向正在莫吉寥夫大本营的尼古拉二世发去电报，强调了局势的严重性，并且指出，制止革命和恢复秩序的唯一办法是立即解除所有大臣的职务，由沙皇发表宣言，宣布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并委托一个受公众信任的人来组织新内阁。罗将柯还同军队主要将领谈判，促使他们向沙皇施加压力。在这个过程中，召开了部分杜马代表会议，决定成立“恢复首都秩序与联系有关机构和人士的杜马临时委员会”，由罗将柯任主席。杜马临时委员会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宣布它将负责恢复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同时罗将柯电告沙皇，说彼得格勒的革命如火如荼，政府机构已经失去作用，无知的群众主宰着局势，为了防止军官和政府官员被杀，安抚狂热的情绪，杜马委员会决定承担起政府职能。但杜马临时委员会及其领袖是小心翼翼的，“就像在苏维埃中的情绪一样，这里也没有任何自信——也许今天或明天就会有部队从前线回来，将会严厉地对付‘杜马革命家’”。[35] 君主制问题 在27日中午以前，尼古拉二世和大本营的将军们还没有特别注意有关彼得格勒事态的报道，认为这只是通常的“骚动”。但在传来有关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暴动、首都当局无力用自己的力量将其平息的消息后，大本营才“清醒过来”。尼古拉二世的第一反应是明确的：指示将一些前线部队调往彼得格勒，命令曾任西南战线和西方战线司令的伊万诺夫将军率领大本营的部队前往彼得格勒恢复秩序。同时，伊万诺夫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以取代“惊慌失措的”哈巴罗夫将军，由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签署的秘密命令授权伊万诺夫将军对居民适用野战军事法庭。[36] 根据沙皇的指示，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命令格奥尔基营从莫吉廖夫前往彼得格勒，同时还从北方战线、西方战线和西南战线调了几个团和一些“可靠的将军”去彼得格勒。运载格奥尔基营的列车在3月1日早上到达皇村，然后又退到维里扎车站并在这里停下，部队没有采取行动。从北方战线调来的一支部队在卢加车站同地方部队的代表相遇，随后宣布自己不会承担讨伐任务。 28日清晨，在格奥尔基营从莫吉廖夫出发前，尼古拉二世乘专列离开了大本营前往彼得格勒郊外的皇村。这一天所经过的城市都很平静，彼得格勒的动乱还没有波及俄罗斯的腹地。3月1日凌晨2时左右，专列到达离彼得格勒还有200俄里的小维谢拉车站后，铁路部门通知说不能再走了，因为下面几个车站如托斯诺、柳班等看来已被造反的“革命部队”控制。后来弄清楚，是经过托斯诺和柳班的军车上的士兵砸了车站上的小吃部，然后又上车走了。但为了安全，沙皇专列掉头开往北方战线司令部所在地普斯科夫。 沙皇专列在3月1日中午停靠旧鲁萨车站，这里的气氛完全不同。站台上聚集了很多想见见沙皇的百姓。当沙皇在车厢窗口露面时，所有的人都脱帽致敬，很多人还双膝跪地，画十字表示祝福。3月1日晚上专列到达普斯科夫车站后，北方战线司令鲁兹斯基将军登上了沙皇专列，在此之前，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要求他劝说尼古拉二世同意成立一个对杜马负责的政府。鲁兹斯基后来写道：沙皇对他提出的“关于成立责任内阁必要性的理由平静地、冷静地但又带有强烈信念地表示反对”，说难以想象一个立宪制的俄罗斯将会是什么样子。[37]沙皇不同意鲁兹斯基提出的“君主在位，政府治国”的公式，但在鲁兹斯基将军的压力下，最终还是作出了让步。3月2日0时20分，沙皇给已经率领部队到达皇村的伊万诺夫将军发去这样一封电报：“在我到达和向我报告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38]但他事实上再也未能到达皇村，而已在皇村待命的伊万诺夫将军和他的部队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的话，那么俄罗斯将会成为立宪君主制国家。然而，彼得格勒的事态又有了新的发展。杜马领袖原先以为，沙皇允诺成立责任内阁的让步将安抚“下层”，但如火如荼的群众集会、游行，以及卫戍部队士兵们不再服从命令的情况，对杜马反对派形成了新的压力。在杜马临时委员会中，以立宪民主党人米留科夫为首的部分人倾向作出更大的让步以阻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即废黜尼古拉二世，以一位新的君主来取代他。按照米留科夫及其支持者的考虑，这将为保留君主制提供一个好的机会。具体的方案是：说服尼古拉二世退位，将皇位让与皇位继承人、13岁的阿列克谢，由沙皇的兄弟米哈伊尔大公摄政。杜马领袖们感到，这个方案比较适合快速变化的局势。十月党人古契科夫和君主主义者舒尔金被火速派往普斯科夫，以便直接与尼古拉二世谈判。 鲁兹斯基将军在结束同沙皇长时间的谈话之后，回到自己的司令部与罗将柯通话。通话是从3月2日的凌晨3点30分开始的，持续了大约4个小时。当鲁兹斯基告诉罗将柯沙皇已作出让步时，罗将柯回答说：“很遗憾，宣言（指成立责任内阁的宣言）已经晚了”。“皇朝的问题被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要求沙皇逊位给儿子，由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摄政已经是确定无疑的”。罗将柯表示，只有这样处理，危机才可能解决，“政变将是自愿的，而且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无痛苦的，那时一切都将在几天内结束。”[39]为了敦促尼古拉二世退位，杜马临时委员会派古契科夫和舒尔金作为使者立即前往普斯科夫。 鲁兹斯基与罗将柯的谈话通过司令部的电话同时传到了莫吉廖夫，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了解杜马领袖的新意见后，指示大本营的卢科姆斯基将军把北方战线参谋长Ю.达尼洛夫将军叫到电话机旁，要求他立即“不顾礼节”叫醒尼古拉二世，把鲁兹斯基和罗将柯谈话的全部内容提供给他。同时，他指示将鲁兹斯基与罗将柯谈话的概要用电报发给各战线和舰队的司令。阿列克谢耶夫要求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他的措辞是有倾向性的：“看来，局势不允许其他的解决办法”。当天，西南战线司令勃鲁西洛夫，西方战线司令埃维尔特，高加索战线司令、前最高统帅、沙皇的叔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等先后回电，支持要求尼古拉二世退位的意见，呼吁沙皇为祖国做出牺牲。西方战线司令埃维尔特将军在电报中说：“为了拯救祖国和皇朝，作出符合杜马主席声明的决定，看来是能够制止革命、把俄国从无政府主义的灾难中解救出来的唯一措施。”[40]只有罗马尼亚战线司令萨哈罗夫将军愤怒地表示反对并谴责罗将柯等杜马立宪派领袖的“背叛行为”。 3月2日下午3点，鲁兹斯基拿着从阿列克谢耶夫那里收到的主要将领的电报去见沙皇。尼古拉二世面无表情地读了鲁兹斯基带来的电报，然后鲁兹斯基开始说话：只有这条出路，让位给皇太子。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尼古拉二世说：“我不知道，是否全俄罗斯都希望这样。”鲁兹斯基将军回答说：“陛下，现在没有进行民意调查的可能性，但事态发展很快，形势已经恶化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任何拖延都有可能产生无可挽回的灾难。”鲁兹斯基要求沙皇听听在场的萨维奇和达尼洛夫将军的意见，尼古拉二世表示“希望听到坦诚的意见”。两位将军支持自己的司令的意见。大家都沉默不语，大约过了一两分钟，沙皇说：“我决定了，我退位。”[41]随后拟定了给罗将柯和阿列克谢耶夫的两份电报，其内容是：尼古拉二世将皇位让与继承人阿列克谢皇子，在他成年以前由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摄政。但在电报就要发出时遭到了一些沙皇侍从的阻止，他们为沙皇的决定而震惊，要求缓一缓再发出电报，至少等到彼得格勒有新消息来，因为当时知道古契科夫和舒尔金已经出发来普斯科夫了。尼古拉二世有些动摇，也许是看到了一丝微弱的希望，于是决定听了杜马使者的意见再说。 3月2日深夜，古契科夫和舒尔金到达普斯科夫，向沙皇阐述了关于他让位于阿列克谢的方案。尼古拉二世的答复使所有在场的人感到非常意外，他说白天他决定让位于儿子，但在仔细考虑了自己的处境和儿子的病情之后，决定不仅自己退位，而且也代儿子让位于兄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鲁兹斯基将军后来写道：大家都哑口无言，因为沙皇没有权力为儿子——法定继承人——放弃皇位。在一阵沉默之后，古契科夫和舒尔金接受了新的方案。他们认为，在国家基础已遭破坏、对法律的理解变得虚幻的情况下，让谁成为新的君主的问题已经显得不重要了。他们只是请求尼古拉二世在签署定于3月2日下午3点退位的文件前，批准任命李沃夫为总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为总司令。在沙皇签署的声明中说，“我传位于我的兄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我嘱托我的兄弟在管理国家事务时与立法机构中的人民代表保持充分的牢固的一致，并宣誓忠于那些将由他们确定的原则”。稍后，3月7日，在对军队的最后文告中，尼古拉二世要求“服从临时政府”。这个文告被临时政府禁止发布。 保存下来的沙皇与古契科夫和舒尔金的谈话记录表明，沙皇是动摇的。他的怀疑源自于他不相信缺乏经验的自由主义活动家具有管理这样一个处在战争时期的庞大国家的能力，以及确信只有君主制和专制制度能够适应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精神。他在决定退位的时候相信，俄国的君主制度将会保留。据宫廷警卫队长沃伊科夫证实，尼古拉二世回到包厢时眼中含着泪水。尼古拉二世在3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周围都是背叛、胆怯和欺骗！”显然，他认为自己是被那些有义务为自己服务到底的人出卖的。在俄国君主制垮台的过程中，平时是如此强硬、如此招眼的俄国君主主义者，特别是黑色百人团，在关键时刻却没有表现出保卫君主制和君主的愿望，相反急忙离开了沉没中的君主制船只。 军队主要将领在促使尼古拉二世退位问题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在28日早上还调动部队前往彼得格勒，但到晚上他就决定支持杜马临时委员会主席罗将柯了。在这段时间里，罗将柯说服他不要用暴力的、军事的手段来对付彼得格勒，而要用政治的方法促使沙皇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这个关键军事领导人立场的转变对后来局势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得到各战线司令的支持后，阿列克谢耶夫命令已经到达彼得格勒郊区的伊万诺夫将军放弃早先确定的行动，并促使尼古拉二世接受杜马临时委员会的要求。对于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急剧转变，后来一些侨民和君主主义者指责他背叛。但是阿列克谢耶夫同情自由主义领袖，主要是出于吸引更广泛社会力量参加军事努力的考虑。他认为，由于拉斯普京丑闻，尼古拉二世在军队高层已经威信扫地，随着他的退位，政权将得到巩固，军事努力将会更加积极。 但是让米哈伊尔继承皇位的行动又一次落后了，就像当初试图通过允诺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以挽救君主制一样。随着彼得格勒群众情绪的发展，自由派领袖中出现了主张结束王朝、实现共和的意见。罗将柯在与普斯科夫和大本营联系过程中竭力使将军们相信，拒绝宣布米哈伊尔为皇帝只是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是有效的，立宪会议将就俄国君主制度的问题作出决定。这个新的突然的转折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感到气愤，他试图在大本营召开战线司令会议，用他的话说是为了对政府施加压力，但他已找不到直接的支持，将军们不再愿意干涉彼得格勒的政治骚动。 3月3日清晨，10～12名杜马临时委员会和临时政府的成员来到百万街布加金娜公爵夫人宅邸，米哈伊尔就藏在那里，向他提出了两种观点供“裁夺”：以克伦斯基和罗将柯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要求米哈伊尔大公至少在立宪会议之前拒绝接受皇位；以米留可夫和古契科夫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坚持要他无条件接受皇位，认为这是保存俄罗斯国家的最后机会。最后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在拟定的宣言文稿中是这样写的：“我决定：我只在我们的人民表达了自己意志的情况下才可能接受最高权力，他们应该举行全民选举，通过自己在立宪会议中的代表确定俄罗斯国家的治理形式和新的基本法。”宣言呼吁全体居民服从临时政府并以此使之合法化。[42]俄罗斯君主制就此被画上了句号。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反对派挟群众运动的威力对尼古拉二世施加压力，是结束君主制的主要力量。 沙皇制度的被推翻通常被认为是全民的意志，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革命进程中彼得格勒群众的情绪是出现了超越立宪君主制的范围的趋势，在有些工人、士兵的集会上，通过了实现共和国的决议。但是，这些决议并不是出自“孱弱的群众”，而是由左翼政党的代表倡导和建议、在群众集会的热烈场面上得到通过之后被送往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在这里被作为“人民的声音”接受下来。然后“执行委员们”向政府和杜马临时委员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这里，倾向于由立宪会议解决未来国家制度问题的意见得到了加强。这些事态发展又反过来强化了社会上的反王朝情绪。3月2日，米留可夫在塔夫利达宫发表演说时谈到了立宪派在国家制度和皇位问题上的立场，结果引起群众长时间的反对王朝的口号声。随后，举行了反对君主制、要求宣布俄国为共和国的示威游行。卫戍部队的军官派出代表团向杜马委员会表示，如果米留可夫不收回自己的话，那么军官的生命在任何一个团里都无法保证。米留可夫只得宣布，他说过的有利于罗曼诺夫王朝的话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当古契科夫带着沙皇让位于米哈伊尔的诏书从普斯科夫回到彼得格勒，在铁路工人集会上为“米哈伊尔皇帝”祝福时，工人们关上了大门，试图把诏书毁掉，把古契科夫干掉。 但即便如此，这种情况也只是发生在彼得格勒。首都以外的庞大的俄罗斯在那些日子里并没有参与这些事件，也没有表达自己对俄罗斯国家制度的意见。二月革命期间，工人对待君主制的态度并不一致，二月事件是在“打倒战争”而不是“打倒沙皇”的口号声中发展起来的。在一部分情绪激进的首都工人提出“打倒沙皇”的口号后，仍有很多工人对此并不确定，甚至愿意支持君主制度。在外省，传统的政治观念几乎还没有任何改变。在伊丽莎白格勒市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致拟议中的皇位继承人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致敬电。在哈尔科夫铁路工厂，当一位社会党人向工人们宣布沙皇已被推翻时，一些工人把他从临时搭起的讲台上揪了下来。在赫尔松，当省长宣读尼古拉二世退位的诏书时，一些刚刚参加了革命游行的工人双膝跪下。君主制的思想在农民中具有更深的根基。虽然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大量参与二月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对沙皇的忠诚已经动摇，但大部分农民并没有失去对沙皇的信任。 政权问题 当沙皇专列在铁路线上来回运动最后停在普斯科夫的时候，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着手谈判组织临时政府的问题。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同意谈判，是由掌握其领导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革命理论决定的。早在1905年革命之后，孟什维克就逐渐形成了关于俄国未来革命的理论。他们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革命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开辟道路。而既然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那么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来掌握政权。社会主义政党将实行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以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二月革命中，孟什维克实践了这一理论，认为立宪民主党是“最有资格执政的民主派”。政权应该集中在由自由主义政党的代表组织的政府手中。至于社会革命党，1905年革命的结局使它得出了与孟什维克类似的结论。在二月革命中，社会革命党人起先是尽量避免掌握权力，继而又同孟什维克一起，与立宪民主党实行合作。 但除了这个因素，还存在着更加实用主义的考虑：形势还有不确定性，还不能肯定沙皇政权已经完结了，伊万诺夫将军的部队随时可能进入彼得格勒。而与杜马的妥协能够使已经发生的事情具有某种“合法性”。 为了便于让资产阶级出面领导运动，27日的苏维埃会议没有讨论关于战争和君主制的问题，而只是着手处理一些相对次要的问题，如彼得格勒的粮食供应、接管金融机构等。即便在这些问题上，苏维埃也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领导，新成立的粮食委员会任命立宪民主党杜马党团领袖盛加略夫担任主席；接管金融机构一事完全由杜马负责；军事委员会也在当夜根据罗将柯的建议与杜马军事委员会合并，并由杜马代表担任主席。 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宣称自己准备支持新政府，但前提是它不损害“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执行委员会确定由齐赫泽和执行委员会委员苏汉诺夫、索科洛夫、斯捷克洛夫、菲利波夫斯基与杜马临时委员会进行谈判。而国家杜马的领袖也很清楚，在国家崩溃的情况下，除了与苏维埃谈判之外，不可能指望还有别的什么出路。 3月1日到2日的那个夜里，苏维埃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谈判通过了临时委员会提出的第一届临时政府组成名单。达成的妥协性纲领的八点内容是：立即赦免政治犯，实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的自由，取消阶级、等级和民族的限制，立即准备根据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原则选举并召开立宪会议，以隶属于地方自治机关的民警取代旧警察，按四项原则选举地方自治机关，不解除参加革命的部队的武装、也不把他们调离首都，士兵享有一切公民权利。应该说在总体上这是一个把国家引向宪制和民主的纲领。列宁在回到俄国后也承认，俄国仅仅在几个月时间里在政治制度方面就“赶上了先进国家”。 由于执行委员会与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妥协，国内形成了苏维埃（1917年6月选出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临时政府两个中心。苏维埃确实表达了“革命民主派”（工人、农民、士兵）的利益，而临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有资格”的阶层以及全国性的利益。尽管存在实质性的分歧，但它们保持了在主要问题上的妥协。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临时政府的支持已经创造了日后自由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除布尔什维克）组织联合政府的现实可能性，从而为二月革命后的俄国走一条较为和平的道路提供了条件。 通常认为，二月革命后政治局面的基本特点是两个政权并存。实际上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本质的特点是无政府主义泛滥。因此，与其说是出现了双重政权或两个政权并存局面，还不如说是在空前的无政府主义情况下存在着两个政治中心，因为实质性的问题不是真正的权力机构多了，而是政权的权威不够或者就是没有有效的政权。 在二月革命后的俄国，还未能摆脱旧制度遗产就急剧地按照西方模式实现民主化，而且还是在战争期间，因此不可能没有消极后果。在推翻了旧的权威之后，获得了解放的俄国人民表现出他们向往自由自在、无所拘束的天性。“给予的自由”被下层人民群众接受为允许做任何事情，对于和平、土地和其他东西的现实渴望压倒了还未来得及扎根的公民意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临时政府只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压力下才被迫作出了政策让步，但实际上临时政府还是希望结束旧制度残余、建设新社会的。但问题在于，自由主义领袖及其领导的政府对二月革命后俄国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认识和判断是不正确的，因此其政策中有很多政治上幼稚的、不切实际的东西。最主要的是，临时政府没有看清楚二月革命后彼得格勒政治舞台上的真正主角是不再承认任何权威的群众，没有把群众的迫切需要作为稳定政局的问题来解决，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拖延不决，结果最终被群众抛弃。 二月革命的胜利是在彼得格勒决定的，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外省以及前线，基本上是平静地、和平地接受了2月底3月初彼得格勒的事变。 外省的二月革命被称为“电报革命”，这一说法反映了地方上二月革命的实际过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布勃利科夫关于杜马已掌握政权的电报以及报纸上有关彼得格勒事态的报导，成为地方上开始革命的信号。“电报革命”也反映了彼得格勒以外广大地区对革命的抵制和反抗是微弱的这一事实，说明以社会爆炸形式表现的二月革命是国内形势发展的结果。但首都与外地的革命并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如果说彼得格勒的革命主要是在“打倒战争”的口号下展开的，那么外省的革命则更多的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下进行的。“革命是为了战争的胜利”是许多地方3月发生事件的潜台词，有时甚至成为直接的口号。 2月27日杜马临时委员会成立之后，马上就得到了全国各地地方自治机关的有力支持。数千封来自地方的电报都表示拥护革命、拥护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决定。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各地的地方自治机关都把它视为“革命人民意志的产物”，是人民“早已期待的政府”并得到他们的“充分信任”，宣称已为全面支持临时政府作好了准备。萨马拉地方自治机关负责人在给李沃夫总理的电报中说，他作为地方自治运动公认的领袖而当选为政府首脑是实现俄国地方自治运动宿愿的保证。斯摩棱斯克地方自治会议表示相信，李沃夫领导的政府“将把祖国引向最后的胜利并为伟大的俄罗斯开辟光辉的前景”。[43] 革命初期，临时政府把地方自治机关作为地方政权的唯一基础。在二月革命从首都向外省发展时，地方自治机关成为临时政府的权力在地方上的支柱。许多省、县的地方自治机关向临时政府提出，他们应该成为地方政权的骨干。还有一些地方自治机关干脆自行接管了当地政权。而临时政府也在3月5日正式宣布，各省、县地方自治会议主席为临时政府委任的拥有全权的政治委员，暂署当地政务，从而使临时政府至少在形式上控制了全国。 但这个决定也引起了许多地方群众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任命那些名声不好的地方自治会议主席担任政治委员是对革命的嘲弄，并纷纷给临时政府发出信件和电报表示抗议，要求临时政府以至李沃夫总理本人解除当地政治委员的权力，其理由都是这些人与旧政权有密切联系，推行反人民的政策。3月，在彼得格勒、明斯克、梁赞等许多省份，都发生了群众自发地逮捕政治委员或宣布解除他们职务的事件。4月，政府几乎每天都收到有关这类情况的报告。在革命中被卷入政治生活的人民群众迅速地觉醒，要求一切政府官员均由选举产生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种形势迫使自由主义政党控制的临时政府在地方政权组成问题上做出妥协，改变了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同时开始正视“社会执行委员会”的存在。社会执行委员会出现于二月革命期间，并很快遍布全国，在省、县、区各级积极活动。同地方自治机关相比，社会执行委员会是群众自发的组织，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政治立场也更为激进。 3月中旬，临时政府决定省和县的政治委员由选举产生，力图争取社会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临时政府还公开表示，当初指定地方自治会议主席担任地方政治委员，是认为他们在民主阶层中享有威望并受到信任，堪为政权的基础；现在既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自治会议主席都符合这些条件，就应该允许由其他社会人士担任政治委员。3月27日，临时政府又发出指示，各省政治委员在自己的活动中应依靠同全省保持着紧密联系的社会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执行机关应成为全省社会意见的负责任的表达者。于是，社会执行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地方自治机关而成为地方政权的重要基础。原先由临时政府任命的省、县政治委员，开始被社会执行委员会选出的代表接替，政权的构成发生了变化。 在地方政权组成问题上的让步也许是自由主义在二月革命后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作出的最重要的努力。自由主义领导集团甚至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传统，削弱了自己与地方自治机关的联系。 三 布尔什维克革命理论的转变 二月革命发生时，布尔什维克无论在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还未为这场革命做好准备。因此，尽管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运动，但在总体上未能对局势产生明显影响。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布尔什维克与俄国其他政治力量一样，都面临历史性的抉择。布尔什维克国内组织依据建党初期就已明确的革命理论，准备走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框架内的合法反对派之路。而列宁回国后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趋势，把党领上了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国内布尔什维克对革命的认识 在二月革命中刚刚走出地下状态的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公开地聚集和组织自己的力量，积极开展活动、对革命进程施加影响。但当时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是比较弱的，总共只有2.3万名党员，在彼得格勒只有2000人左右，许多地方组织尚未恢复。[44]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或是侨居国外，或是在流放地，主持中央俄罗斯局工作的是施略普尼科夫、莫洛托夫、扎罗斯基等人。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国内组织对二月革命后出现的政治局势的认识存在分歧，因而对于党在新条件下应取何种策略也是不一致的。 当时，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有两个领导中心：一个是中央俄罗斯局，另一个是彼得堡委员会。它们在如何对待临时政府和仍在进行的战争问题上持不同立场。 在对临时政府的态度上，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俄罗斯局所持观点较左，在其3月4日的声明中说，“目前的临时政府就其实质而言是反革命的，因为它站在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立场上。因此，同它不能有任何妥协”。中央局宣布，它的目标是“建立民主性质的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45]应该说，这个立场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脱离的。中央俄罗斯局对于在革命中建立并发挥了巨大作用的苏维埃也认识不足，在中央俄罗斯局2月28日发表的宣言中，甚至只字未提苏维埃。 在首都工人中影响较大的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的态度要更现实一些，它赞成苏维埃作出的关于有条件支持临时政府的决议。彼得堡委员会在3月5日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在临时政府的行动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主派人民群众利益的条件下，彼得堡委员会不反对临时政府的权力。”[46]彼得堡委员会的这个立场与主导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立场基本一致。 中央俄罗斯局曾试图纠正彼得堡委员会的立场，但遭到拒绝。彼得堡委员会在3月12日的中央局会上发表声明称，它的主张“完全符合现在的要求，符合目前的利益，它的决议比较具体。……彼得堡委员会认为中央局的指示必须先交给彼得堡委员会讨论研究，然后再贯彻执行。……中央局应当重视彼得堡委员会的指示，因为彼得堡委员会依靠群众。中央局在宣言中讲了一系列错话……中央局的这些做法有损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信”。[47]彼得堡委员会的态度迫使中央俄罗斯局修正自己的观点，在3月9日的会议记录中指出，中央局不认为支持临时政府是重要的，同时也没有积极与临时政府对抗的途径，而在3月10日的决议草案中已经谈到了“影响临时政府”的可能性。[48] 在有关战争问题上，彼得堡委员会3月7日宣布，在推翻沙皇制度后，自己关于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观点仍然是正确的，因此“将坚决地为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为各民族的自决权而斗争”。彼得堡委员会决定，通过彼得格勒苏维埃呼吁各交战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反对自己的压迫者，并在前线联欢。中央局3月10日在《真理报》上发表关于战争问题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局宣布，革命民主派的基本任务仍是把目前反人民的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反对压迫者—统治阶级的战争。”决议号召与各交战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联合起来，在前线举行联欢，实现军队的民主化。这两个布尔什维克组织总体上都是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但彼得堡委员会没有像中央俄罗斯局那样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 这样，虽然在战争问题上国内布尔什维克组织的立场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护国主义”保持着距离，但是有条件支持临时政府的共同点削弱了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呼吁反对战争的实际影响力。 3月中旬开始，随着被流放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返回彼得格勒，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3月12日，加米涅夫和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图鲁汗斯克边疆区的中央委员斯大林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穆拉诺夫一起回到了彼得格勒。这时，二月风暴已经过去，临时政府得到了几乎是充分的支持：具有保守情绪的阶层都把它视为能够对抗革命无政府主义并能阻止它进一步发展的唯一中心；劳动群众的很大部分，其中包括很多工人，也把实现自己利益的希望与临时政府联系在一起。虽然也有激进的维堡区工人通过了把政权转交苏维埃的决议，但这种情况只是个别的，完全不能影响彼得格勒和全俄罗斯的情绪。 3月中旬，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中央俄罗斯局的影响力加强，而且实际上控制了《真理报》。他们连续发表文章，主张只要临时政府不直接危及群众利益就给予支持；要求放弃无条件反对战争的立场而改行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以迫其开始和谈的策略。这个新方针得到了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 关键的问题在于对革命性质和发展前景的看法。大多数布尔什维克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结，他们没有想到现在就有可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加米涅夫3月18日在彼得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是有代表性的：“我们是否已经成熟到足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了？没有。……这个时期将会到来，推迟它对我们有利。现在我们的力量还不够。”[49] 在3月22日布尔什维克中央俄罗斯局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和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这两个重要的决议，并刊登在3月26日的《真理报》上。决议非常明确地指出：“苏维埃应当对临时政府的一切行动实行最坚决的监督”，“不仅要迫使临时政府放弃一切征服计划，而且还要它立即公开表达俄罗斯人民的意志，同所有交战国媾和。”[50] 3月27日到29日，召开了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绝大多数与会者赞成“有条件的护国”和给予临时政府“有条件支持”的立场。正因如此，当老布尔什维克克拉西柯夫在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上发言说应该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并认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夺取政权”时，他显然是孤立的，甚至被会议主席剥夺了发言权。 现在，国内布尔什维克党内虽然在具体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俄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目标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对于落后的俄国来说，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正如《真理报》复刊后第一期上的文章所说，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实行民主共和制”。[51] 身在苏黎世的列宁很清楚，在当时所有国内布尔什维克活动家中，加米涅夫在确定党的政策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他在3月30日写给加涅茨基的信中说：“加米涅夫应该懂得，他肩负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责任。”他在同一封信中表示：“我个人会毫不犹豫地声明，而且是在报刊上声明：我甚至不惜立即同我们党内的任何一个人决裂，也不向克伦斯基一伙的社会爱国主义或者齐赫泽一伙的社会和平主义与考茨基主义让步。”[52]也许是意识到了列宁的坚决态度，而且列宁已在回国途中，在党的工作者会议起草关于对临时政府态度的决议时，最终的表述改为“密切地监督临时政府的行动”。 很明显，在1917年3月中旬到4月初，国内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多数人遵循的是党在1905年革命中形成的策略路线。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1905年4月，举行了没有孟什维克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在俄国，无论是为了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还是最终目的，都首先需要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专制政体，这个民主革命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胜利的人民起义将产生一个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将要求这个政府实现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社会民主党在保持独立性的条件下可以参加这个政府；为了巩固和扩大革命成果，社会民主党无论是否参加政府，都必须经常对政府施加压力。[53]当时，列宁认为，这个决议明确以最低纲领作为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从而“排除了立即实现最高纲领、夺取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类荒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想法”，因为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广大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都使工人阶级无法立即获得完全的解放。列宁指出，“我们并不是拖延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迈出第一步”。[54]与孟什维克不同的是，布尔什维克强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负有起领导作用的使命，社会民主党将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采取不调和的敌对态度以便争取向社会主义过渡。[55] 二月革命之后，在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看来，党自1905年革命以来对俄国革命性质和发展道路的估计得到了证实。他们认为临时政府是现有条件下可能有的最先进的政府，而党的当前任务是促进民主革命的发展，因此不能立即采取激烈反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在三月会议上，虽然所有代表都认为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实质上反对革命的政府，而且都承认在革命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与这个政府的冲突，工兵代表苏维埃应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掌握全部政权，但绝大多数人认为改变政权性质不是现在要做的事情，“现在强行加速与资产阶级各阶层分离的过程，对我们是不利的。必须赢得时间……以便巩固革命的成果，作好与临时政府斗争的准备”。[56] 国内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见与孟什维克对于俄国革命的认识是一致的。 孟什维克也早在1905年革命之后就形成了关于俄国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理论，他们认为，经济落后的俄国还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未来的革命应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开辟道路，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应该领导革命并组织政府，而社会主义政党将以反对党的资格对政府施加压力，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然后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1917年的二月事件中，孟什维克对于政权问题的态度与其革命理论直接相关。在革命过程中成立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政治基础是主要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它还得到了俄国军队、金融界和工商业界的支持，并且与英国和法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它在旧政权已经瘫痪的情况下开始行使政府职能。这种情况是在苏维埃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孟什维克领导人所乐于见到的，他们认为杜马委员会采取的行动有助于平衡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权力。他们认为苏维埃应该是一个革命群众的自治机关，在政治上它应该是“人民的喉舌”、“革命的控制器”。因此，苏维埃可以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行使自治权，向政府施加压力、进行监督、引导它走正确道路，但苏维埃不能成为政权机关。而杜马委员会则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雏形，如果它能够公开地与专制政府的残余力量斗争，成立真正的民主政府，它就会与苏维埃形成一种同盟关系，从而更快地实现俄国革命的目标。 于是，苏维埃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很顺利地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协议，因为杜马临时委员会也希望借助于在苏维埃中居领导地位的孟什维克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来平息街头的暴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建议工人代表苏维埃承认将要公布的关于成立临时政府的宣言，并且呼吁群众支持临时政府，恢复秩序。[57] 苏维埃领导人对于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不感兴趣，但他们愿意给予政府有条件的支持。孟什维克认为，俄国的革命已经走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推翻了沙皇，并且取得了成功，但还需要继续扫清旧制度的残余，以引进西方式的“先进的”制度。这个再造俄国的任务应该由临时政府来承担。孟什维克在关于临时政府的声明中说：“它（临时政府）的任务简单明了：在人民和军队的支持下迅速而果断地摧毁旧制度遗留下来的、干扰建立新制度的一切事物，进而同样迅速而果断地创造新秩序赖以存在的一切。”[58]但是，“一旦临时政府抛弃革命的道路而选择妥协的道路，那么……将毫不畏惧地示威游行反对政府，并且像废除旧制度一样把它推翻”。[59] 就这样，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革命后政权问题的解决等重大问题上走到了一起，而革命已成为事实又使得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关于党的组织结构和俄国革命的条件的争论降到了次要地位。因此，尽管两党在对战争和临时政府的态度上还存在差异，但出于巩固革命的愿望，这两个党自下而上地趋向于重新统一。布尔什维克党内与孟什维克联合的愿望在一些地方组织中特别强烈，他们开始采取积极的联合行动争取联合。在派遣代表出席3月下旬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的70多个布尔什维克组织中，已有30余个实现了同孟什维克的联合。在与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同时召开的苏维埃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代表对孟什维克领袖唐恩提出的关于政权问题的决议案投了赞成票。[60]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还决定同孟什维克举行联席会议，并成立一个由加米涅夫、斯大林、泰奥多罗维奇、诺根等组成的谈判委员会与孟什维克国际派领导人就联合问题进行接触。 这种情况似乎预示着俄国将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向发展，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将成为合法的反对党。但在这个时候，一个因素的介入完全改变了这种局面，这就是列宁，他的回国、他的四月提纲以及他为使党接受他的思想而进行的不懈斗争，最终从根本上改造了布尔什维克党。 列宁的新思想 二月革命爆发时，列宁作为政治流亡者旅居瑞士的苏黎世。在这之前，他像所有人一样，根本没有想到彼得格勒会发生革命。2月初在给妹妹的信中，他说“我们像往常一样，过得很平静”。当关于俄国二月事件的最初消息传到苏黎世的时候，列宁是不太相信的。3月2日（15日）他在给克拉兰·阿尔曼德的信中说：“今天我们在苏黎世都很激动：3月15日《苏黎世邮报》和《新苏黎世报》登载的电讯说，在俄国，经过3天的斗争，彼得格勒的革命于3月14日胜利了，说12名杜马代表掌握了政权，大臣们全都被捕了。如果这不是德国人胡说八道，那就是真的。目前俄国已处在革命前夜，这一点毫无疑问。”[61]在很快确认了这个事实后，列宁受到极大震撼，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转变。用克鲁普斯卡娅的话说，在得到关于革命的最初消息后，“伊里奇的梦醒了”。[62] 3月3日（16日），他写信给在挪威的柯仑泰：“刚才我们收到了第二批关于彼得格勒3月1日（14日）革命的政府电报。工人们血战了一个星期，米留可夫+古契柯夫+克伦斯基却掌握了政权！！完全符合欧洲的‘旧’模式……不过这没什么！这个‘第一次革命（由战争引起的第一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既不会是最后一个阶段，也不会仅仅是俄国的革命。……且看人民自由党怎样给人民以自由、面包、和平……等着瞧吧！……如果现在立宪民主党允许合法的工人政党存在，如果我们的人要去同齐赫泽之流‘团结一致’，那就是莫大的不幸！！”[63]在这封信中，列宁已经明确了自己政治路线的基础，这将是在他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推行的路线。这时候国内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还在就政治立场的表述以及如何制定对临时政府的策略进行争论，但列宁已经把原则决定了。 接下来的日子，列宁开始急迫地寻求回国方案。同时，他密切注视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并对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立场感到担忧。他曾请先行回国的布尔什维克告诉彼得格勒的同志，“我们的策略是：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特别要怀疑克伦斯基；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这是唯一的保证；立即举行彼得格勒杜马的选举；决不同其他党派接近。”[64]他还以《远方来信》的形式为《真理报》写文章，表达他对时局和党的策略的看法，但列宁的观点显然是那些从流放地回来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所不能接受的。在列宁回国前，《真理报》只发表了他的一篇文章，而且把其中尖锐批评临时政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内容删去了。 在瑞士社会党人普拉廷的帮助下，列宁和其他侨居国外的布尔什维克于3月27日乘火车离开瑞士，经过俄国的敌国德国，再经瑞典、芬兰，4月3日回到彼得格勒。列宁一到彼得格勒就批评前去迎接他的加米涅夫：“《真理报》上写的是些什么东西？我们看了几期，狠狠地骂了你们。”第二天，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者会议和出席全俄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与孟什维克代表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战争和革命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提纲后来即以《四月提纲》而著名。列宁思想的核心是要解决政权问题，即以工人代表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以苏维埃共和国取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如果说二月革命后国内布尔什维克的主流观点是符合迄今为止是正统的布尔什维主义原则和策略的，那么列宁的新思想意味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理论的根本改变。 列宁实际上否定了他自己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提出的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然后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通过民主共和制度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而把实现革命转变作为迫切的任务提上了日程。要使布尔什维克党接受这一重大的理论发展，已经不是从思想上重新武装党，而是要在新的理论基础上重建一个党。列宁自己明确指出，“旧的布尔什维主义应当抛弃”，“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布尔什维主义的忠实维护者已经创造了这个政党的各种因素”。他甚至表示，要把坚持原有观点的人送进“古董保管库”、“‘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65] 列宁的回国最终改变了布尔什维克党对革命的认识和党的策略。然而在开始时，他制定的行动纲领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列宁演说时在场的孟什维克苏汉诺夫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次产生了雷击般作用的演说，它不仅使我这个偶然参加会议的持不同见解者……目瞪口呆，可以肯定，没有谁曾料到会有这样的讲话。”A.波格丹诺夫向列宁大声叫道：“这是热昏的胡话，是精神病人热昏的胡话。”斯科别列夫把列宁称为“一个置身于运动之外、完全不可救药的人”。[66]参加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同样感到“惊讶和不知所措”，德拉勃金回忆说：“他的话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震掠，因为没有人曾经预料到这一点。相反，人们倒曾希望列宁的归来会说服中央俄罗斯局——特别是对临时政府持不调和立场的莫洛托夫同志——遵守秩序。”有的党员把列宁的提纲称为“乌托邦式的”，认为这表明他已“长期脱离俄国生活”。布哈林后来也曾说过，当时党的一部分组织把列宁的提纲看作是对于被普遍承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背叛。[67]在列宁发表演说的会议上，公开表态支持他的只有柯仑泰，但她的发言“引起的只是讽刺、嘲笑和喧闹”。有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甚至因此产生不满而转入了孟什维克的队伍。 4月6日，中央俄罗斯局举行会议讨论列宁的提纲。加米涅夫发言说，列宁没有提供“具体的指示，因为他把目前的形势估计得和1871年一样，然而我们这里还没有1789年和1848年完成的东西……政权不在苏维埃手里。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斯大林也认为，列宁的提纲只是略图，其中没有事实，因此不能令人满意。[68]4月7日，列宁的提纲以他个人的名义在《真理报》上发表。但加米涅夫第二天就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表示不能接受列宁的提纲，因为其出发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并试图把这场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文章还表示，在中央委员会作出新的决议之前，仍将继续执行和捍卫党的三月会议通过的关于临时政府和战争问题的决议。在彼得堡委员会4月8目的会议上，列宁的提纲被交付表决，结果以13票反对、2票赞成、l票弃权被否决。 列宁顽强地为他的思想而斗争，他频频与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同志开会、商谈，坚持不懈地解释他在提纲中提出的观点。最后大家同意，把分歧拿出来公开讨论。4月8日开始在党组织中就列宁的提纲进行辩论。列宁的提纲首先得到了普通工人党员的支持，他们比较容易地接受了关于实现革命转变、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党委这一层反对列宁的提纲，但多数区级组织和所有基层组织都拥护。4月中旬开始，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地方党组织相继召开代表会议，通过了支持《四月提纲》的决议。但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层导中，仍然存在强烈的反对意见。在4月下旬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当列宁关于战争和政权问题的决议案以多数票通过时，有一些人离开了布尔什维克党。而在革命转变问题上，列宁遇到了更为激烈的反对。李可夫的发言表达了反对者的看法，“社会主义变革的太阳将从何处升起？我想，根据现有条件，根据居民的生活水平，开始社会主义变革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没有力量和客观条件来做到这一点……我们面临着伟大的革命任务，但我们不能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来完成这项任务”。加米涅夫也重申：“我认为列宁同志是不对的，他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我认为它还没有结束……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已丧失了实行民主的一切可能性还为时过早。”[69]在表决有关这一问题的提案时，118票中有47票反对或弃权，而且这还是在列宁反复做了工作之后。但无论如何，四月代表会议表明列宁争取到了党内的多数，他可以推行新方针了。 列宁关于革命转变的思想影响了俄国革命的进程，为在俄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依据，同时也成为指导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策略原则。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列宁，没有列宁的《四月提纲》以及他为使党接受这一提纲而作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党将走上截然不同的另一条道路，俄国也将因此而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对俄国社会进行分析，显然只能得出在当时的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的结论。列宁在十月革命6年后口授的《论我国革命》中承认了这一点。但他同时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70]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创造了改变通常的历史顺序的机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有可能先夺取政权，然后解决发展问题。在1917年的革命浪潮中，列宁充满了斗争精神，他不愿选择“平稳的航行”和充当“安全的反对派”，而宁愿“首先让无情的斗争来解决选择道路的问题”。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斗争至少会使他们有一些机会为进一步发展文明争得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但历史也已证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并不等于也不能代替以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为前提的社会革命。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胜利的无产阶级首先面临着使自己的国家成为文明国家的任务。[71] 四 布尔什维克与七月事件 布尔什维克接受了列宁《四月提纲》的思想后，开始为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临时政府在面对和处理国际和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时，受到了来自苏维埃及其代表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巨大压力，以及更为激进的布尔什维克的挑战，并因此而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危机。 在历经四月危机、六月危机后，1917年7月初，俄国发生了又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3～4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开始了反对临时政府、要求“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运动，人数最多时达到50万左右。4日晚上至5日凌晨，支持苏维埃和临时政府的军队平息了运动。事后官方正式的侦查结果把七月事件定性为布尔什维克受德国指使挑起的暴动，其目的是破坏俄国的军事努力以有利于德国及其盟国。[72]而布尔什维克则断然否认这一指控，强调布尔什维克只是在不能阻止事态发展的情况下领导了运动并使之具有和平性质。这也是苏联时期党史和十月革命史中对七月事件的标准观点。近年来不少俄罗斯史学论著通常把七月事件视为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一次不成功的夺权活动。 实际情况是，七月事件既具有一定的自发色彩，又明显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以至于具体领导；它既是群众反对临时政府、要求苏维埃掌握政权的运动，也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尝试。之所以如此复杂，是因为在七月事件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内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和步调不一，即便是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一再犹豫，多次改变立场。 七月事件的酝酿和发生 在七月事件酝酿和发生过程中，布尔什维克普遍的宣传鼓动和党内激进分子的组织发动工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七月事件的原因分析在当时就是有分歧的。有些观察家确信，起义与联合政府瓦解有直接关系。当时的报纸特别关注临时政府中几位立宪民主党部长因在乌克兰问题上与社会主义部长的分歧而辞职的问题。[73]立宪民主党报纸《言论报》记者认为，联合政府的瓦解给部分部队的士兵和一些工厂的工人提供了一个要求把“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绝好机会。也有一些别的说法，如认为首都的骚动是由卫戍部队反对军事指挥机关对前线拒绝进攻的部队采取严厉措施而引起的。[74]综合后来的研究，七月事件的起因是：政府和军事指挥机关在得到俄军在西南战线的进攻遭到失败的消息后，准备把部分彼得格勒的部队调往前线，引起士兵的骚动；而7月2日立宪民主党部长退出政府一事造成了群众不满情绪的普遍爆发。[75] 七月事件的大背景是6月以来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对于临时政府拖延解决迫切问题已经失去耐心，对苏维埃的无所作为也日益不满。群众性的骚动在酝酿中。在6月底和7月初的时候，整个彼得格勒“到处都在谈论某种事件即将发生，不是今天，就是明日……没有人确切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在哪里和怎样发动，但能感受到整个城市都处于大爆炸的前夜。”[76] 7月3日早晨，第一机枪团士兵要求本团的各连委员会和团委员会会议立即讨论武装示威问题。会议气氛非常激烈，前线的问题和政府危机问题交织在一起。会议选举了一个临时革命委员会，由每连派二人参加，以此来代替以前的团委员会。临时委员会派出代表到彼得格勒各工厂、各部队和克朗施塔得去进行宣传鼓动，请求援助。 第一机枪团士兵的呼吁得到了热烈响应。7月3日早上7时，很多工厂的工人排着队走上街头。9时，有7个团的士兵拿着武器向塔夫利达宫运动。示威游行的人数很快达到数万人，他们的要求是推翻临时政府，由苏维埃掌握政权，任命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的部长。涌向塔夫利达宫的人群具有“散漫的”的样子，示威游行像是破坏性行为，而不像自觉的有组织的革命行动。[77] 除了苏维埃所在地塔夫利达宫以外，示威群众的另一个聚集地是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周围。起事的士兵和工人是把布尔什维克视为自己的领导者而来到这里的。托洛茨基有一个恰当的解释：“到克舍辛斯卡亚大楼来，是为了得到指示、领导和鼓励；到塔夫利达宫去，则是为了提出要求甚至以自己的力量进行威胁。”[78] 虽然反对临时政府、不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联合政策的运动是自发地开始的，但舆论普遍认为发生危机的主要责任者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全俄中执委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得出结论：首都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一部分手持武器上街是受到了“完全不负责任的布尔什维克鼓动的影响”，认为布尔什维克试图利用无产阶级和士兵群众的不满和不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党派报纸《交易所通报》的社论作者更直接地提出了问题：“这是什么？是实现6月10日没有实现的布尔什维克的欲望？是武装发动反对临时政府和按多数原则组织的民主制度？”官方机关从示威游行一开始就将其称为起义或暴动，并试图寻找武装力量来保卫临时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79] 从布尔什维克4月以来的策略原则来看，它在群众情绪的形成和蔓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早在6月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布尔什维克就试图借助于强力手段和街头斗争实现自己的目标，通过向全俄中执委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施加压力来解决政权问题。彼得堡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市苏维埃成员沃洛达尔斯基曾要求发动群众性示威游行，以此为手段破坏政府的军事努力、保持越来越不耐烦的工人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信任、最终迫使苏维埃多数派组织由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组成的政府。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建议在6月10日举行工人和士兵的反战和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并得到了中央同意。只是由于苏维埃大会的多数代表反对这样的示威游行，而布尔什维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对抗，才最终取消了示威游行的计划。然而，在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定的6月18日支持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中，布尔什维克还是让参加示威游行的士兵和工人打出了自己的口号。这一成功刺激了党内的激进分子在7月初组织新的行动。他们主张把对于临时政府的压力扩大延伸到苏维埃。[80] 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和宣传是鼓动群众上街示威游行的，而且7月3日开始的运动也确实打着带有布尔什维克口号的旗帜。但布尔什维克党内对待运动的态度是不统一的。有些领导人认为发动的时机并不成熟，对已经开始的运动持谨慎态度；有些人主张采取“立即行动”的路线，号召立即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其主要代表出自于党的军事组织和彼得格勒一些区的委员会；还有一些人则持观望态度，没有明确表明立场。[81] 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克朗施塔得水兵和驻军中都有很大影响。有学者认为，由波得沃伊斯基和涅夫斯基等人领导的军事组织策划了3日开始的行动。[82]也有学者虽然强调运动是自发开始的，但也承认军事组织利用了形势。无论何种说法，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在七月事件酝酿和发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都是没有疑问的。军事组织领导人波得沃伊斯基具有超级极端分子的声誉，是沙皇制度被推翻后第一个宣称“革命没有结束，它刚刚开始”的人。另一位领导人涅夫斯基后来谈到自己在1917年革命中的活动时，经常赞扬军事组织领导层的独立性和激进主义。他说，7月3日，“在自己的新支持者卫戍部队士兵的压力下，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在没有得到中央批准的情况下非常积极地推进了运动。”[83] 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中，最有影响的激进分子是拉脱维亚人马尔登·拉齐斯，他代表强大的布尔什维克维堡区委。早在准备未能实现的6月10日游行时，拉齐斯就特别强调，游行参加者必须全副武装。他和同样好战的中央委员、立陶宛人斯米尔加一起，呼吁党“武装起来，夺取火车站、兵工厂、银行、邮局和电报局”。在七月事件发生前、不满情绪逐渐增长的情况下，他批评党在群众运动中扮演了消防队员的作用。多年以后邦契-布鲁耶维奇回忆说，列宁中断他在芬兰乡间的休息回到彼得格勒之后，最担心的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疯狂追求”。[84] 但是，试图以武力推翻临时政府的准备工作是不充分的，被带上首都街头进行“武装示威游行”的士兵和克朗施塔得水兵没有得到具体的任务。事件的目击者、孟什维克活动家苏汉诺夫认为，虽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没有组织、也没有下令在7月3日起事，但布尔什维克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准备了起义，只是没有把起义时间确定在7月初。[85] 需要指出的是，7月3日起事士兵中的领头人物除了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外，还有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机枪团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布莱赫曼在7月3日早晨就公开号召以武力推翻政府；士兵领袖之一无政府主义者谢马什科少尉在第一机枪团发动过程中也十分活跃：“他向工厂征用汽车，架上机枪，开到塔夫利达宫和其他地点。……自己又带着他那一团人走出兵营；他骑马到莫斯科团的后备连去，成功地劝说他们出来……他不断地与设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的［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联系。”[86]此外，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尼基弗洛娃在7月2～3日率领首都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团去克朗施塔得，在那里发表演说，动员水兵支持彼得格勒的起义，并成功地促使一大批水兵决定和克朗施塔得卫戍部队士兵一起参加彼的格勒的七月事件。[87] 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一日三变 在7月3日一天里，布尔什维克中央对运动的态度随着局势的发展而三次变化，从试图制止，到领导运动，再到取消支持。 3日早上开始的运动很快就表现出转变为无政府主义暴乱的现实危险，迹象已经开始露头。这种情况迫使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必须采取明确的立场。当天下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试图制止运动。 3日下午3时左右，机枪团的两个士兵代表来到正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里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代表会议上，报告说他们团已经决定发动起义。据托洛茨基说，“没人料到此事，也没人希望发生此事”。托姆斯基宣布：“那些已经发动的团的做法不是同志式的，他们没有邀请我党中央委员会讨论发动问题。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提议：第一，发表呼吁书劝阻群众；第二，准备一封给执行委员会的信，要求它掌握政权。在缺乏进行新的革命的愿望的情况下，现在我们谈不上发动。”[88]与会的绝大多数人赞成托姆斯基的提议。沃洛达尔斯基以会议的名义回答机枪团士兵，要他们服从党的决议。4时，中央委员会批准了代表会议的决议。代表们分散到各区各工厂去做工作，劝阻群众上街。呼吁书的文本送到了《真理报》，准备次日早晨印在第一版上。斯大林奉命将党的决议通知两个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看来，在运动初起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态度是明确的。但也存在着反对的声音，例如，布尔什维克维堡区委领导人拉齐斯明确地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认为它回避了同临时政府的坚决冲突。[89]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做出劝阻示威游行的决定后，街上的群众并没有平静下来。武装的士兵坐着征来的轻型汽车和军用卡车，手持武器，打着红旗，整个傍晚在全城活动。据报载，一群士兵曾试图逮捕军事部长克伦斯基，但未成功。傍晚时分，数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工人举着旗帜，许多人还带着家人，聚集在临时政府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的玛丽宫和塔夫利达宫前面。他们打出的旗帜和喊出的口号是：“打倒10个资本家部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在6月18日组织示威游行时就提出的口号。 晚上7时，在塔夫利达宫召开苏维埃工人部会议。会议过程中传来消息，工人队伍和两个团的士兵在向塔夫利达宫运动。加米涅夫在会场一片骚动中登上讲台，正式表态对起义予以承认：“我们没有号召发动，但人民群众自己走上了街头表达自己的意志。既然人民出来了，那么我们的位置就在他们中间。现在我们将同他们在一起。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给运动以组织性。”[90] 晚上8时，全副武装的士兵高举红旗和要求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标语，开始在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周围聚集。涅夫斯基、波德沃尔斯基、拉舍维奇在阳台上发表演说，试图叫士兵们回去，而群众在底下报之以一片“打倒！”的呼声。在部队之后，又来了很多工人。在此期间，克朗施塔得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拉斯科尔尼科夫打来电话，说明天一早水兵们将开往彼得格勒，无论何人何事都不能阻止他们。克朗施塔得是布尔什维克党最主要的基地，决定性的因素。在7月3日夜间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动摇的时刻，克朗施塔得是那些坚持主张起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手中的王牌。 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进行了紧张的讨论：事实上成为起义群众领导者后，下一步怎么办？虽然加米涅夫在工人部会议上表了态，但要不要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号召继续“和平示威”，“这个问题使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彻夜受到犹豫和动摇的煎熬”。[91] 在示威游行浪潮高涨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和彼得堡委员会的领导人公开支持运动。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全市代表会议以及各部队和工厂的代表，共同通过一个决议：不再试图阻止群众，而要领导运动，促使政府危机的解决有利于人民；为此号召士兵和工人和平地去塔夫利达宫，选出代表向执行委员会提出要求。大家决定以党的名义号召群众次日继续示威，“以一种和平的有组织的示威让正在开会的执行委员会关注群众的意志”。当时在场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同意了这个策略转变。这标志着布尔什维克党正式决定领导运动了。立刻起草了告工人和士兵书；为4日的《真理报》第一版准备了相应的标语，以替代下午中央委员会制止示威的声明；新决议印成传单散发。 托洛茨基认为，“这并不是号召暴动”。但他承认，“从那个时候起，运动的直接领导权终于落入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之手了，其中鼓动家方面的主力就是沃洛达尔斯基，动员卫戍部队的责任则属于军事组织”。虽然党的多数领导人认为力量对比关系还未达到能够夺权的时候，因此主张示威游行应该具有和平性质，但事实上掌握了运动进程的党内持激进立场的活动家如斯米尔加、拉齐斯、涅夫斯基、波德沃尔斯基等，以群众情绪为依据，坚持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92]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突然走到了舞台中心，“完全控制了运动，并且着手组织尽可能强大和广泛的军事支持。军事组织特别要求前线的支持，派出装甲车占领关键目标和桥梁，派出一个连的士兵占领了具有重要心理和战略意义的彼得保罗要塞”。[93] 晚上10时30分，在塔夫利达宫前面的广场上，示威群众举行集会，选出了一些代表求见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如下的要求：罢免10个资产阶级部长，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前线停止进攻，没收资产阶级报纸的印刷厂，土地收归国有，国家监督生产。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控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态度是明确而又坚决的：拒绝群众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的要求，坚持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在群众和苏维埃的相持中，夜渐渐深了。局势开始发生变化，群众慢慢散去，街上和各区逐渐平静下来，天平开始向另一边倾斜。运动看起来趋于平息，这种情况促使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再次趋于克制，取消了自己几个小时以前发出的“和平示威的号召”，“他们否定了继续运动并拒绝领导它”。[94]为《真理报》准备的标语虽然已经排好了字，制好了版，但还是把它挖掉了。结果7月4日早上出版的《真理报》在第一版上留了一个空白。 局面失控与秩序恢复 但是，7月4日，运动出人意料地重新发展起来，有了更大的规模，而且很快失去了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对运动的态度表现得十分矛盾。 4日一大早工人区就行动起来，普季洛夫工厂3万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妇女和孩子，凌晨3时就往塔夫利达宫去。上午11时左右开始，陆续有一些部队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数达到了50万左右。人群从四面八方走向塔夫利达宫，有些队伍半路上拐到克舍辛斯卡亚大楼。 塔夫利达宫周围到处是人，但既不像和平示威，也不成队伍。有些武装的示威者冲进了塔夫利达宫。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最新呼吁：无意识的力量希望以武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有组织的民主制度，街头运动和破坏行为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所有站在保卫革命立场上的人”都应该“等待全权的民主机构就政权危机做出决定”，即两周以后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来解决问题。 在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前，气氛也达到了高潮。中午12时，武装的克朗施塔得水兵、士兵和工人约一万人，在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罗沙里和拉斯科尔尼科夫率领下，乘坐征用的拖船和客轮开进涅瓦河口。为了这次政治进军的需要，从军火库里拿出来75普特（约2.5吨）重的军火。克朗施塔得人在涅瓦河岸登陆后，列队前进到了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前，等待得到指示。“克朗施塔得的水兵和首都的工人受了布尔什维克普通党员鼓动家的鼓动，热烈响应号召。……但号召示威的人并不明白是要彻底推翻政府还是只以和平的方式示威。”[95]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局势已经完全失控。无政府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有人号召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征用企业、银行、仓库、商店等。[96]“在‘起义者’的队伍中，根本就看不出任何计划性和自觉性，也根本谈不上对运动的限制和取消”。而苏维埃和临时政府派出了忠诚的部队：士官生、谢苗诺夫团和哥萨克。局势变得非常严峻，看不到任何防止普遍暴乱和大规模流血的措施。 克朗施塔得人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前听了列宁的演讲后前往塔夫利达宫，在涅瓦大街和铸造大街拐角处遭到政府支持者的枪击，发生了对射。随后示威游行的水兵和士兵们开始了挨户搜查。发生了抢劫，很多商店遭难，首先是酒馆、饭店和烟草店。百货商场也遭到攻击。下午，在城里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冲突和枪击。“所有这些不仅是可悲的，也是可怕的。这一切完全不像反对资产者部长的示威，也不像主张政权归苏维埃的起义”。[97]在混乱中总共有400多人伤亡。[98] 一些事件亲历者指出，在“起义者”队伍中有一些挑拨者。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孟什维克右翼沃伊廷斯基指出：“无论如何，我有这样的印象，黑色百人团挑拨者在人群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利用了自发的暴动。”[99]卢纳察尔斯基在给妻子的私人信件中写道：“一切都出界了。黑色百人团分子、流氓、挑衅者、无政府主义者、绝望的人们，很大程度上把示威变得盲目、混乱。……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实际上在自发性面前让步了。”[100] 5时左右，罗沙里和拉斯科尔尼科夫率领的克朗施塔得人到了塔夫利达宫门口，要求社会主义政党的部长出来见他们。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派社会革命党领袖、临时政府农业部长切尔诺夫去见水兵。一个魁梧的工人用最肮脏的词语咒骂切尔诺夫并给他迎面一拳，大声叫道：“给你权力，你就接着！”水兵们宣布将切尔诺夫作为人质逮捕并把他塞进停在台阶旁的一辆汽车里，以此要求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在托洛茨基出来发表讲话后，克朗施塔得人才勉强放了他。[101] 两个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于下午6时在塔夫利达宫开会，54个工厂共派90个代表到会。代表在发言中抗议执行委员会的文告把示威者说成反革命派：“你们看看我们的标语上写些什么。……我们要求10个资本家部长滚蛋。我们信任苏维埃，但不信任苏维埃所信任的人。……我们要求立即没收土地，立即实施监督工业。我们要求解决威胁我们的饥荒问题”。“你们见到的不是什么叛乱，而是一个完全有组织的示威。我们要求土地给农民。我们要求取消反对革命军队的命令……我们要求政权转交苏维埃”。[102] 但是掌握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想走上冒险的道路，他们认为政权交给苏维埃意味着要宣布和平政策、与协约国决裂、与本国资产阶级决裂并限于完全孤立，局面将不可收拾。策列铁里坚持：“目前局势使得在彼得格勒环境之中不能实行任何新的办法”，所以只有“承认现存的政府……两星期之内召集一个苏维埃非常大会……在工作不受干涉的地方开会，最好是在莫斯科”。[103] 布尔什维克犹豫不决 在4日彼得格勒局面明显失控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是非常矛盾的。多伊彻指出：“作为一场暴动的领袖，布尔什维克的表现确实令人不可思议：他们对群众发表长篇演讲，但又遏制群众，警告群众不要有暴力举动。不过，布尔什维克也有一些深思熟虑的举动”，如游行队伍中的布尔什维克带头鼓动，组织得最好的克朗施塔得水兵在动乱中表现最为突出等。[104] 列宁对于事件的态度自然是最为引人关注的。七月事件开始时，列宁不在彼得格勒。他在6月27日离开彼得格勒去了芬兰的涅伊沃尔村邦契—布鲁耶维奇的别墅，打算在比较安静的环境下稍微休息几天，并为预定在7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作准备。 7月3日首都爆发大规模群众运动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派马克西米利安·萨韦利耶夫去向列宁报告情况。鉴于彼得格勒形成了严重局面，而且党已经参与其中，必须立即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列宁在4日一早乘坐早间列车去彼得格勒，快到中午的时候到达了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他刚听完最近事态发展的报告，上万名武装的克朗施塔得水兵在他们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带领下包围了大楼并要求见列宁。列宁起先拒绝出面，但后来还是不得不向坚持己见的克朗施塔得布尔什维克让步，同意与水兵见面。但列宁显然很不情愿，在走向阳台准备向水兵讲话时，他多次对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的几位领导人嚷道：“你们全都该打。”[105]列宁对克朗施塔得水兵先说了几句欢迎的话，然后表示相信“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终将实现，最后又呼吁克朗施塔得人克制、坚强和遵守纪律。 多年之后，一位当时聆听列宁讲话的人回忆说：对很多水兵来说，列宁要求示威游行保持和平性是很意外的，他们中的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不能理解，武装起来并渴望战斗的队伍怎能满足于成为普通的手持武器的队列呢？[106] 有人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布党中央和列宁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形势的人质”、“党内局势的人质”。[107]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因为就如列宁对水兵们的讲话所传达的信息是模糊的一样，他对当前运动的态度也是不很明朗的。在4日回到彼得格勒以后直到5日凌晨最终决定停止示威以前，列宁的立场并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108]加里宁后来回忆，列宁当时不能确定，群众上街是不是夺取政权的开始。列宁不排除在事态发展顺利的情况下引入部队参加行动，但同时也要准备好在损失最小的情况下撤退。[109] 当时与列宁十分接近的季诺维也夫在回忆录里说，对于列宁来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问题在现在的这场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就解决了，事情只在于选择合适的时间。在7月的日子里，整个中央都曾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列宁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当人民的愤怒浪潮高涨时，列宁的精神为之一振。在布尔什维克上层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列宁笑着对我们说，我们现在不试一试吗？但他又马上补充说，不，现在不能夺权，现在还没到时候，因为前线的士兵还不是都站在我们一边”。[110] 在七月事件中，列宁并不反对工人和士兵的举动，但他也不认为布尔什维克已经具备了夺权的基础。当时的情况是，临时政府在首都工人和士兵中还有一定的支持；苏维埃领导层依旧不愿向群众压力让步；大部分社会主义者认为，无论是外省居民还是前线士兵都不支持把政权转交苏维埃，在任何情况下“全国所有重要力量”都应该为继续战争和拯救革命共同努力。列宁注意到了这种局面，他认为外省和前线的情况具有决定性意义，但那里的情况并不乐观，布尔什维克在农民中得到的支持较弱，很多士兵保持着对苏维埃领导层的信任。这种心态和这种判断所产生的实际结果，就是对当前运动的矛盾立场或犹豫不定。 尤其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后几个小时，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知道了后来对事态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两个新事实：第一，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已向前线部队发出呼吁，要求恢复彼得格勒的秩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控制的北方战线军队委员会已着手组织混合分队立即派往首都。第二，临时政府准备指控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按照德国的指示组织七月起义，并以此动员卫戍部队对付布尔什维克。 面临这样的情况，采取谨慎的政治策略显然是必要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主张小心从事，他们反对可能导致与温和社会主义者彻底分裂的措施，反对不顾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立场而夺取政权。早在3日晚上进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在确信已无法制止发动的情况下，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接受了党应该支持群众运动并控制它的意见，但同时他们坚持，示威游行必须是和平的。 原先持强硬态度的彼得堡委员会部分成员对7月4日是否采取更积极行动的问题也开始趋于谨慎。同工人和士兵有联系密切的沃洛达尔斯基明确指出，这些社会群体还保持着对苏维埃的忠诚，他不想站出来支持那种不顾苏维埃领导层的意志、推翻临时政府的意见。[111] 但与此矛盾的是，布尔什维克党事实上已经投入了战斗。特别是党内的激进力量打算放手一搏，7月4日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领导人期待中央委员会发出信号，准备“把事情干到底”。[112] 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态度和临时政府采取的措施，最终决定了事件的结局。7月4日晚上，政府情报部门邀请中立的卫戍部队各团代表到总参谋部，竭力向他们证明布尔什维克拿了德国人的钱[113]、彼得格勒街头的武装暴动受到德国人策动，要求卫戍部队派出保卫临时政府的分队，恢复市内秩序，执行逮捕布尔什维克的任务。这个消息立即传遍了各个团，卫戍部队士兵的情绪一下子改变了。7月5日凌晨1时，原先保持中立的一些卫戍部队团队到苏维埃所在地塔夫利达宫表达对苏维埃领导层和临时政府的支持。早晨6时左右，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编辑部被捣毁。彼得格勒的街道很快恢复了常态。到7月6日早上，工人们复工了。从前线调来的支持临时政府的部队相继开进了彼得格勒。 在7月4日晚上局势已经趋于明朗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对当前形势和党的立场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考虑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坚定态度、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仍对苏维埃寄予希望、卫戍部队还有一些部队情绪的变化、前线部队中还缺少可靠的布尔什维克核心、群众意识到“政权归苏维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以及他们无意明日再继续斗争等等情况，包括列宁在内的大多数领导人同意停止示威游行。[114] 5日凌晨2～3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呼吁工人和士兵停止示威。这个决议立刻通知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5日早晨出版的《真理报》最后一版上刊登了一个简单声明：“示威游行的目的已经达到……因此我们结束示威游行。”[115]这个声明本身就是以运动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身份作出的，它也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在七月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当然，以“目的已经达到”作为结束运动的依据，这个解释实际上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布尔什维克激进分子和参加运动的士兵、工人的目标是推翻临时政府，由苏维埃掌握政权；主张谨慎从事的领导人虽然认为夺权条件并不成熟，但也不排除相机行事。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内这两派的目标最终都未能实现。 七月事件使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受到沉重打击，一些布尔什维克活动家被控通敌遭到逮捕；列宁因受通缉被迫转入地下；从4月以来党员人数的增长也停止了。但正如后来的事态发展所表明的那样，这只是其夺权过程中的一个曲折。 五 走向武装夺权的十月 七月事件是1917年俄国革命发展过程的重要转折点，它导致了俄国国内局势根本性的变化。七月事件使布尔什维克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党的领导人充分意识到了现实的严峻。列宁认为：“我们还不知道俄国革命明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是回复到君主制，是加强资产阶级，还是使政权转入一个更先进的阶级手中。这是谁都不知道的。”[116]列宁在这里表达的显然是革命前景的不确定性，他提到了多种可能性，而完全没有谈到任何必然性。 但是，布尔什维克经历了七月事件打击之后仅仅过了两个月时间，就恢复甚至加强了力量，到9月初控制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城市的苏维埃，迅速地接近了政权。这其中的原因，一般史学论著通常都以布尔什维克在平息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发挥的作用来解释，但这显然不足以令人信服。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形势的变化，即右翼力量因科尔尼洛夫叛乱失败而受到削弱，而群众情绪因政府迟迟不能解决迫切问题而趋于激进化；二是布尔什维克抓住了临时政府和苏维埃领导层的弱点，及时调整了策略，修改了口号。 国内政局的左倾化 七月事件过后，李沃夫辞去总理职务。新组成的以克伦斯基为首的第二届联合内阁中有8人来自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主义党和孟什维克，7人来自立宪民主党等自由主义政党。这个产生于中派右翼的“民主专政”表示，为了“维护新的国家制度，使其免遭任何无政府主义的和反革命的危害”，不排除采取最极端措施的可能性。7月9日，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根据策列铁里的建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克伦斯基政府是“拯救革命的政府”并拥有“无限权力”。苏维埃对政府的影响力明显削弱，从这个意义上说，双重权力局面已经结束。 8月中旬，临时政府在莫斯科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国务会议，希望动员全社会力量再造俄国。布尔什维克持抵制立场，未派代表参加。克伦斯基在会上呼吁实行妥协与和解，而新任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等军队将领则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恢复秩序。国务会议并未能起到巩固政府地位、稳定国内形势的作用。 由于混乱局面和无政府状态的加剧，不仅极右翼势力越来越倾向于实行军事专政，甚至在立宪民主党领导层中也出现了寄希望于实行更强硬的政治方针的倾向。8月20日，立宪民主党中央以多数票通过了支持建立军事专政的决定。米留可夫认为，“生活将迫使社会和人民接受关于外科手术不可避免的思想。”[117]他断言，克伦斯基将同科尔尼洛夫妥协，因为他“别无选择”。[118] 在一番犹豫之后，克伦斯基批准设立直属于大本营的彼得格勒军事长官职位以及向彼得格勒调动可靠的部队。8月24日，科尔尼洛夫把克雷莫夫指挥的第三骑兵军从前线调往彼得格勒，试图控制首都，建立军事独裁政权。随后，他要求克伦斯基交出全部军事和民事权力。于是，克伦斯基通电全国，宣布科尔尼洛夫为反叛，并解除了他的总司令职务。来自苏维埃、工会和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在内的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成立了“人民同反革命斗争委员会”，携手平息叛乱。在彼得格勒派出的宣传员的影响下，克雷莫夫部队中的士兵拒绝执行命令。克雷莫夫无法指挥部队，开枪自杀。9月1日，科尔尼洛夫在大本营被逮捕，叛乱遭到彻底失败。当天，克伦斯基组成了一个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五人执政内阁并亲任总司令，同时宣告俄罗斯为民主共和国。次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拒绝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决议案，宣布支持克伦斯基的执政内阁。 由于八月叛乱的失败，国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在总体上出现了左倾化。极右翼力量因组织和参与叛乱而受到毁灭性打击，事实上不可能再参与政治角逐。主要的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因与军事叛乱有牵连而名声扫地，米留可夫等部分党的领导人被要求离开首都去了高加索，不少普通劳动知识分子党员因认为党的领导人支持叛乱是背叛了自由主义原则而退党。新一届临时政府把进行战争、恢复秩序放在优先位置，而在和平、土地、立宪会议等迫切问题上依然无所作为，从而使得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发展，而这在客观上为他们的左倾化创造了条件。现在几乎是无条件支持临时政府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对群众的影响力减弱，他们在苏维埃中的地位下降。而布尔什维克走出了七月事件的阴影，开始对局势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影响力明显增强。米留可夫承认，“现在王牌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政治钟摆急剧地转向左边”。[119]作为一个政治家，米留可夫看到了局势的本质。 8月底，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由苏维埃接管权力的决议案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所接受。9月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对主席团的不信任案，齐赫泽、策列铁里等被迫辞职。稍后，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一职也改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诺根担任。这一被称为“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发展到其他一些城市，使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一些地方的苏维埃。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展，是列宁在七月事件后调整策略所取得的成功。 布尔什维克修改口号 从二月革命以来，列宁一直把苏维埃视为夺取政权的杠杆。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虽然收回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但它没有放弃争取苏维埃领导权的努力。为了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从苏维埃排挤出去，布尔什维克需要把这些民主派政党与作为反映群众意愿的组织苏维埃区分开来，需要在最迫切的问题上满足群众的直接要求，同时要修正甚至放弃自己原先的口号。分析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策略口号的变化，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在短时间内不事声张地完成了这个调整过程。 战争问题是俄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战争造成的重负和灾难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但各种政治力量对战争问题的看法是不一致的。由于美国的参战，已经很少有人怀疑协约国最终将获得胜利。自由主义政党希望与盟国一起战斗到胜利，俄国工商阶层已在考虑如何享受胜利的果实；革命民主派政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在持革命护国主义立场的同时，希望尽快从战争中脱身，但在怎样做到这一点上却无能为力。 布尔什维克自1914年8月起就提出了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并且很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够夺取政权。但怎样实现这个转变并通过这个转变来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四月代表会议决议对战争问题的表达是“绝对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任何让步”，认为“只有至少几个交战国的全部政权转到真正能够消灭资本压迫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级手里，才能用民主的和约结束这场战争”。[120]在6月22日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列宁表示：我们“不同任何资本家单独媾和，首先是不同俄国资本家单独媾和。……我们不承认同德国资本家的任何单独媾和，不同他们进行任何谈判，也不承认同英法帝国主义的任何单独媾和”。[121]直到8月初，列宁还是坚持这一立场：赞成和平，但不承认单独媾和，也不进行谈判。支持这个立场的逻辑依据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大概当时的群众也不会很清楚。8月初结束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仍然没有提出结束战争的具体主张，只是继续强调“只有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导致民主的和平”，“真正民主的消灭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工人和贫苦农民夺取政权”等比较空洞的说法。但是，到8月底，这种模糊性就不复存在了，布尔什维克开始采用要求立即结束战争的口号。在8月31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权”的决议中，明确提出“立即建议各交战国人民缔结普遍民主和约”。[122] 农民土地问题也是1917年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在人民中间，“给农民土地”这个口号是广为知晓的。农民要求在劳作于土地之上的人之间平均分配土地，而布尔什维克尽管支持农民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要求，但不同意按农民的要求平分土地。四月代表会议决议仍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求全国一切土地国有化，即把全部土地的所有权交给国家，把土地的支配权交给地方民主机关。……党忠告农民要有组织地夺取土地，绝不容许有一点损坏财产的行为”。[123]1917年6月，社会革命党把平分土地写进了自己的党纲，但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强烈批评。不过，到8月，布尔什维克就把这个社会革命党的口号，实际上也是农民的口号，接了过来，变成自己的口号。8月31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政权”的决议提出，要“立即无偿地废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在立宪会议作出决定以前，把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管理”。[124] “把工厂给工人”也是1917年风行的一个口号。对此布尔什维克的理解与无产阶级群众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要求剥夺资产者的财产，分配给工人集体。布尔什维克主张实现企业国有化，即将其变为国有资产，交给国家机关掌握。第六次代表大会强调要对大企业实行国有化，逐步把工人监督发展为对生产进行完全的调节。到8月底，布尔什维克虽然仍然不认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要求，但作出了新的表示，保证“在全国范围对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125] 在民族关系和国家形式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前是否定联邦制思想的，认为联邦制将会使民族差别长期存在下去。二月革命后民族关系的现实促使布尔什维克重新考虑联邦制问题，在6月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让俄罗斯成为自由共和国的联盟的口号，此后他不断谈到了使俄罗斯联邦化的问题。但这主要还是原则立场的表达，不直接涉及对具体民族问题的处理。到8月，布尔什维克开始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以便争取非俄罗斯民族的支持。例如，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很活跃，不过一直对它的民族性“视而不见”。但在8月22日，布尔什维克很突然地以独立党团的名义加入了乌克兰中央拉达。[126]8月31日，它公开地明确地宣布：要“真正实现俄国境内一切民族的自决权，首先满足芬兰和乌克兰的要求”。[127] 布尔什维克党口号的变化，表明它敏锐地把握住了大多数俄国人的脉搏，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以便使自己紧密地与他们站在一起，获得他们的支持。这个变化“对以后事态的影响甚至大于科尔尼洛夫叛乱”。[128] 武装夺权问题上的分歧 9月3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联合作出决定，“召集一切民主组织和地方自治民主机关的代表大会，以解决政权组织问题，这一政权应能把国家引到立宪会议”。[129]9月14日，全俄民主会议召开。全俄民主会议排除了资产阶级分子，1000余名代表均来自苏维埃、合作社、自治机关、工会、土地委员会等民主组织，几乎都分别属于某个社会主义政党或派别、团体。布尔什维克只在少数大城市、芬兰和波罗的海舰队有较大影响，因此只有89名代表参加。 会议在政权组成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大多数温和社会主义者认为，没有自由主义者的政府是没有生命力的。一些赞成加米涅夫观点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国际派、部分社会革命党人主张建立由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组成的政府。布尔什维克党则要求把政权转交给苏维埃。为了摆脱困境，会议主席团于9月20日决议成立经常性的代表机关——全俄民主理事会，即预备议会，由它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控制政府。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主张公开同政权对抗、发动武装起义的声音越来越高。在10月初召开的预备议会上，托洛茨基言辞激烈地要求把政权交给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代表退出了会议。列宁在9月末或10月初回到了彼得格勒，把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问题提上了日程。10月10日中央作出关于武装起义决议的依据，除了国际形势、军事形势以及国内政治形势等客观因素之外，主要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130] 但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反对的意见仍然相当强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怀疑武装起义能否成功，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有在得到西方无产阶级支持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在10月11日致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组织的信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认为，目前宣布武装起义是拿党的命运、俄国和世界革命的命运孤注一掷；关于俄国大多数人民已经拥护我们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俄国大多数工人和大部分士兵都拥护我们，可是所有其余的人都成问题”；党应该利用预定在10月20日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扩大影响并准备参加立宪会议选举；未来将是一种联合型的国家机关，即立宪会议加苏维埃；在这个基础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有很大机会获得真正的胜利。10月18日，加米涅夫又以他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发表声明，认为在现有的社会力量对比下，撇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动发动武装起义，是极端危险的、注定要失败的、绝望的举动。[131] 沃洛达尔斯基也警告说：“我们应该知道，掌权后我们将被迫降低工资、增加就业出路，将被迫实行恐怖……我们不能拒绝这些手段，但我们也没有必要匆忙去接近它们。”[132]还有一些布尔什维克认为，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而以和平方式促使临时政府辞职是最为有利的。 卢那察尔斯基注意到，“右翼对我们的恼怒日益加剧，他们的追随者也不断增加。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可怕的不满情绪在发展，这使我感到恐惧。现在，无政府主义的、普加乔夫式的东西很多，这些灰色的群众——目前还是红褐色的——可能做出严重的残暴事情……而即使政权转入极左派手中，在一切破坏殆尽的条件下，我们未必能整顿好国家生活。到那时，我们可能会被那股把我们党推上掌权地位的绝望的浪潮卷走”。[133] 布尔什维克将在彼得格勒发动武装起义是公开的事实，关于这个问题的消息和意见在报纸上刊登、在会议上谈论。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具体领导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20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德军已经逼近首都为理由，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指挥起义的机关。 在号召保卫革命的首都的同时，布尔什维克向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们宣传，只有推翻临时政府才有可能开始进行和平谈判，这使得起义得到了不想打仗的士兵的支持。克伦斯基在10月24日的预备议会会议上曾要求获得特别授权以对付布尔什维克暴动，但未获同意。深夜，预备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由孟什维克领导人唐恩起草的决议案，其中要求政府立即向盟国建议举行和平谈判、立即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尽快召开立宪会议。唐恩认为，这是在最后一分钟向政府指明的可能得救的道路，因为这些措施的实行将使布尔什维克失去立足点。唐恩和郭茨立即赶到冬宫，要求克伦斯基马上公布这一决定，但遭到拒绝。 由于掌握了彼得格勒绝大部分武装力量，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进展顺利，几乎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整个起义过程中，一共死6人，伤50人。[134]25日晚上开幕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面临政权更迭的既成事实。在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它的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其支持者居于多数地位。作为对布尔什维克武力夺权的抗议，51名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崩得的代表在暴风雨般的喧嚣中退出了大会。托洛茨基冷淡而轻蔑地表示：“让他们统统走开吧！他们都不过是些废物，就要被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135]这个场面意味着俄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在只剩下布尔什维克及其支持者的大会上，通过了《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代表大会已经掌握政权，规定各地全部政权一律归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既成局面的承认，因为军队不愿打仗，事实上已经瓦解；农民早已在自行夺取并分配地主土地。8个月来，临时政府就是因为在这些最迫切的问题上拖延不决而丧失了大多数群众的支持，而布尔什维克则从和平和土地的口号中获得了力量。苏维埃二大决定，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成立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来管理国家。因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没有接受加入政府邀请，成立了由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组成的政府。 六 苏维埃政权与立宪会议 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制度之后，俄国主要政治力量达成协议，由立宪会议来决定国家治理形式并解决和平、土地、民族等重要问题；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成立临时政府管理国家。从1917年3月2日到1918年1月6日，立宪会议问题是影响群众的情绪、政党的活动、政府的政策以至俄国革命进程和俄罗斯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之一。 临时政府与立宪会议 立宪会议的思想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就已传入俄国，在先进贵族知识分子中间得到传播。19世纪俄国解放运动的两大流派都把立宪会议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20世纪初期，俄罗斯几乎所有的政党在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都赞成和支持立宪会议的口号。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君主制度后，立宪会议思想在俄国社会得到广泛传播。俄国主要政治力量意识到，俄罗斯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召开立宪会议，由立宪会议来确定国家治理方式，解决国家生活中的主要问题，为俄罗斯的未来发展指出方向。 自由主义政党在二月革命期间曾力图挽救君主制度，但在这一努力失败之后，很快转而支持立宪会议的口号。自由主义政党认为必须由立宪会议来确认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制定国家宪法、解决迫切的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但也有一些立宪民主党领导人认为，立宪会议应该成为一次性的现象：通过宪法，确定俄罗斯国家体制的类型，而“不能使自己承担‘全部政权’的职能”，“因为在其拥有‘无限权力’的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人民主权”。[136] 在苏维埃中占有优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巩固革命成果与立宪会议结合起来，认为在俄国建立民主共和国是保护人民利益和为社会主义进一步斗争的最好形式。孟什维克把立宪会议视为“革命的花冠”，社会革命党把立宪会议称为俄罗斯“全部土地的会议”。他们认为，政权和人民这两种力量将在立宪会议上实现联合，创造“俄国社会重建的奇迹”。[137] 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期间也提出了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随后列宁在《四月提纲》中号召“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但这并非意味着取消立宪会议的口号，布尔什维克认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立宪会议选举和召开的保障，是通向立宪会议的入口。 在召开立宪会议成为各主要政治力量共识的背景下，3月2日晚上，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会谈，明确了关于立宪会议法律地位的三项原则：①普遍的自由的选举（“全民的意志”）；②立宪会议享有解决国家生活的主要问题包括确定国家治理形式的特别权力（在立宪会议之前“不预先解决”）；③只有立宪会议自己能够决定自己任务的范围和界限（“俄罗斯土地的主人”）。由此也明确了临时政府的法律地位以及对其活动的限制：新政府为临时政府，它将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管理国家，它无权建立任何常设的管理制度，它应为立宪会议的召开创造条件。[138] 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在3月3日的声明中宣布将立即着手召开立宪会议的准备工作；3月5日作出了“关于成立特别会议起草立宪会议选举条例的决议”，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科科什金被任命为特别会议主席。特别会议于6月底形成了关于立宪会议选举条例草案第一部分[139]，并认为“从未有过如此广泛地实现普选原则的法令，俄罗斯在这方面无疑是走在其他国家前面的”。根据选举条例，立宪会议由居民根据普遍的、不分性别选举权平等的原则，通过直接和不记名投票、采用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的800名代表组成。年满20岁的公民和年满18岁的军人享有选举权。 5月下旬，临时政府决定成立直属政府的立宪会议大厦改建委员会，由临时政府商业和工业委员（部长）斯捷潘诺夫任主席。7月20日，临时政府批准了立宪会议选举条例的第一部分，同时责成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做好编制选民名单的准备工作和选举的技术准备，决定在参政院内成立一个特别机构以解决立宪会议选举条例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140]为解决立宪会议召开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临时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法律会议。法律会议研究了立宪会议开幕式的程序和立宪会议开幕之后临时政府的法律地位问题，向临时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与立宪会议的权力本质有关的问题和相应的建议，强调立宪会议的权力“直接来源于人民的最高意愿”。法律会议还草拟了“关于保卫立宪会议安全和维护立宪会议大厦秩序的暂行规定”、“关于组建立宪会议临时执行机关的法律草案以及立宪会议法令颁布方式的草案”等法律文件。[141]临时政府下属的制定根本法草案特别委员会多次举行会议，讨论宪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容，研究了公民自由权利宣言及其保障措施，并形成了相应的意见。 临时政府对立宪会议的法律作用和一般政治意义是重视的，也为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即便在国内政治气氛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也没有停止。但是，临时政府未能满足群众要求尽快召开立宪会议、解决一系列迫切问题的愿望。在临时政府存在的整个时间里，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都未能成为现实，而人民群众在等待中逐渐失去希望和耐心。 在有关临时政府对立宪会议的态度问题上，下述观点是有代表性的：“临时政府和支持它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用拟议中的立宪会议来回避解决一切涉及大多数居民根本利益的实际问题，如和平、土地、工人监督、民族自治等。……临时政府及支持它的各政党竭力拖延立宪会议选举，推迟其召开的日期……真正的原因在于，选举的政治环境使这些民主主义者非常担心选举结果会对自己不利。”[142] 但实际情况并非这样简单。临时政府在2～10月期间几经改组，其构成有较大变化，而且自由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社会主义政党在立宪会议问题上的立场也是有区别的，不能说他们都是因担心选举结果对己不利而拖延选举，譬如社会革命党就不太可能有这种担心。 立宪民主党对立宪会议的态度从初夏开始确有变化。在看到俄罗斯社会分裂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情况下，一些立宪民主党人开始认为，把立宪会议视为人民共同意志表达者只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立宪民主党在5～6月间举行的城市杜马选举中表现不佳，确实使一些人担心未来的立宪会议将削弱他们目前已经掌握的权力。因为农民和士兵——穿军装的农民——的代表将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而农村和军队又是立宪民主党的影响特别薄弱的地方。“立宪民主党人需要争取时间，以便尽可能使自己的党成为农民所熟悉的党”。[143]立宪民主党希望把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推迟到战争结束之后，希望那时胜利将使革命降温，也将加强作为胜利组织者的立宪民主党的分量，还将有助于在爱国主义浪潮中熨平阶级和民族矛盾。 但是，在六月危机的影响下，自由主义者占据绝对优势的第一届临时政府意识到国内局势的紧张程度在加剧，必须给群众一个解决问题的确定的时间预期。6月14日（27日）临时政府宣布，立宪会议的选举定于9月17日（30日）举行。七月事变后，克伦斯基就任总理并组成了温和社会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联合政府。8月9日（22日），决定把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推延到11月12日（25日）。直到此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群众中仍具有压倒性影响，没有理由因担心选举失利而推迟选举，尤其是最大的民粹派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在俄国农村有着深厚根基，推迟立宪会议选举不太可能为其带来利益。 临时政府未能如群众希望的那样尽快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它对立宪会议选举时间的安排与群众对立宪会议的迫切期待不相符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 第一届临时政府任命的负责制订有关立宪会议法律的特别会议主席科科什金认为，在召开立宪会议之前，首先需要完成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工作，如制订选举法、建立地方选举机关、编制选民名册等，此外还应“有时间进行选举宣传，以便居民能以觉悟的态度对待选举”。他的结论是“立宪会议未必能在夏末秋初之前召集”。[144]组织俄国历史上空前的普遍的选举，准备工作需要时间，这是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尽管很多人认为准备工作进展迟缓，但未必是有意拖延，自食其言。 然而，在革命浪潮高涨的年代，以月计算的等待时间可能已经足以引起群众的不满、焦虑和怀疑。临时政府忽视了革命仍在进行之中、自发性支配着事态发展这个最基本的事实，没有意识到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的迫切性，没有从革命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和理解立宪会议对于革命进程和国家前途的影响。这是它在立宪会议问题上的重大问题之一。 但导致临时政府和支持它的自由派和民主派政党未能按人民的希望尽快选举和召开立宪会议的最主要原因，也许是战争问题的牵制。 二月革命的爆发说明俄国人民由于战争而处于毫无出路的状态，已经不愿意再打下去。全国已充满对战争的疲惫和不满，继续战争的政策不符合俄国人民的愿望。而临时政府和先后参与其中的自由主义政党和温和社会主义政党在总体上都坚持战争政策。不少自由主义者主张继续进行战争，因为“俄罗斯的荣誉和尊严不容许宣布与盟国的条约只是一纸空文”；因为英、美、法等盟国对于俄国建立和巩固新制度的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盟国失败，就可能导致旧制度在俄国复辟；因为“只有战争的胜利才是可能把所有俄罗斯人联合起来的共同目标”。[145]四月危机后加入政府并逐渐加强了自己在政府中地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排除了同德国单独媾和的可能性，因为这样的和约会被视为对盟国民主的英国和法国的叛卖；同德国签订和约还可能使年轻的革命俄国受到威胁，德国的胜利将导致君主制的复辟和新的革命制度的毁灭。[146] 自由主义政党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一致同意继续战争，其逻辑结果就是延缓召开立宪会议，因为召开立宪会议就意味着必须解决包括土地问题在内的所有迫切问题。根据3月2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达成的协议，俄罗斯国家治理形式以及和平问题、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都应由立宪会议来解决。他们担心，在当时俄国军队已经涣散而战争还在进行的情况下，召开立宪会议解决土地问题等重要问题，不仅将触动在前线作战的军官阶层的利益，而且也会让农民士兵们不顾一切地蜂拥回家，而这将意味着前线的崩溃和普遍的混乱，意味着俄国的战败。为了保证战争的进行，他们都不急于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就这样，由于受到继续战争政策的牵制，临时政府、自由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延缓了对俄国社会进行民主改造的日程，其政治后果就是削弱自己对群众的政治影响力。 苏维埃政权与立宪会议 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就是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2～10月间，布尔什维克在不断抨击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的同时，一再承诺只有它才能保证选举如期举行。在布尔什维克掌控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很多地方提到了立宪会议：致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苏维埃政权“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土地法令具有临时性质，土地问题只有全民立宪会议才能加以通盘解决；“成立工农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管理国家”。[147]列宁在苏维埃二大上谈到立宪会议时甚至宣布，如果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失败的话，他们将服从“人民群众”。托洛茨基也认为，如果立宪会议表达自己掌权的愿望的话，这一要求应该得到满足。[148] 1917年10月27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明确立宪会议选举应在预定日期11月12日进行。从逻辑上讲这个日期对布尔什维克是很有利的，因为它已掌握了政权。立宪会议选举共选出了715名代表，其中社会革命党370名，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孟什维克15名，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17名，另有一些其他党派和民族组织的代表。[149]按照党派提出的名单进行的选举，基本上反映了俄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 选举之后，主要政党立即表明了自己对立宪会议的态度。选举中得到多数的社会革命党首先表示，应该把全部权力交给立宪会议。在选举中得票较少的立宪民主党也表示支持立宪会议并赞成在预定日期召开。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公开表示不支持立宪会议，在知道选举结果后更是如此。但其中以卡姆科夫、施泰恩伯格为首的中派坚持认为立宪会议可以作为人民政权的一种形式加以利用。即便在人民委员会对立宪民主党采取措施后，施泰恩伯格仍坚持认为，应让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立宪会议，否则立宪会议就会变成一个扩大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在布尔什维克方面，根据1917年4月确定的方针，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作为民主的最高形式应该取代议会制共和国，召开立宪会议的目的是把政权交给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苏维埃。因此，在意识到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构成不能保证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曾采取措施试图改变力量对比关系。11月21日，列宁起草的关于召回立宪会议代表的法令送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于当天通过，此时立宪会议选举工作尚未完全结束。这个法令规定，“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大会，有权决定城市杜马、地方自治机关以及一切代表机构的重新选举，立宪会议也不例外。苏维埃应根据有关选区半数以上选民的要求决定改选。……新当选的代表从当选时刻起代替以前选出的代表”。[150]据此，一些地方的苏维埃撤换了已在普选中被选为立宪会议代表的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如米留可夫、阿夫克森齐耶夫、郭茨等。但绝大多数地方苏维埃并没有利用这一权力，因此试图通过这个法令改变立宪会议代表构成的预定目的未能达到。 其实，反映选举结果的数字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因为还在选举之前，11月8日，布尔什维克就讨论了驱散立宪会议的可能性问题，并且确认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会引起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151]在获悉最后选举结果后，列宁立即表示：“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口号，“立宪会议如果同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152]苏维埃政权随即采取了针对立宪会议的密集措施。 11月23日，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命令，逮捕了全俄立宪会议筹备委员会中的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成员。11月26日，在临时政府确定的立宪会议召开日期11月28日的前两天，人民委员会决定，立宪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条件是：根据全俄选举委员会政治委员乌里茨基的邀请到达彼得格勒的全俄立宪会议代表多于400人，会议只能由人民委员会授权的人士宣布开幕。 11月28日是原定的立宪会议召开日期，立宪民主党在彼得格勒组织了要求“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示威游行。同时有约60名立宪会议代表进入塔夫利达宫的会场，宣称自己为立宪会议部分成员会议，将每天在塔夫利达宫集合直到足够数量的代表到达并认为自己合法为止。会议很快被驱散。当天，立宪会议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拒绝在乌里茨基领导下工作。晚上，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敌人的党，其领导人必须逮捕并送交革命法庭审判，责成地方苏维埃对该党进行特别管制。11月29日公布的“关于立宪民主党领导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暴动的政府公告”强调，无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资产阶级的叛乱都将被镇压。[153] 随着围绕立宪会议开幕问题政治斗争的尖锐化，布尔什维克领导层采取了更坚决和果断的措施。12月1日，逮捕数十名立宪民主党活动家，其中包括当选的立宪会议代表，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当天，人民委员会决定罢免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主席阿维诺夫和20余名委员，由乌里茨基负责管理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的一切事务。人民委员会还宣布，立宪会议代表必须在领导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的政治委员那里登记并取得塔夫利达宫办公室发放的临时证件。12月20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确定1918年1月5日在代表不少于400人的情况下召开立宪会议。12月23日，人民委员会宣布在彼得格勒实行战时状态，忠于布尔什维克的部队被调入首都。 1917年11～12月间围绕立宪会议问题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关键是政权问题。苏维埃领导层分析了立宪会议选举中占优势的社会革命党可能在立宪会议上采取的立场，认为它会利用自己的多数地位拒绝接受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宣称自己是“俄罗斯土地的主人”。基于这种判断，全俄中执委在立宪会议开幕前两天，1月3日，通过了又一个重要决定：“在俄罗斯共和国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因此，无论是什么人、什么机构赋予自己国家政权的职能，都将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苏维埃政权将以其拥有的一切手段直至使用武力来镇压任何这类企图。”[154] 1918年1月5日，是立宪会议开幕的日子。这天，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生了支持立宪会议的和平示威。游行遭到武力镇压，有人员伤亡。[155]在塔夫利达宫内，到会的立宪会议代表有410名，其中有右派社会革命党237名，布尔什维克12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30名，孟什维克5名等。[156]立宪民主党因被苏维埃政权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未能出席会议。右翼力量的代表也没有出席会议。立宪会议在紧张的对立情绪中开幕，冲突主要在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展开。大会多数决定不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提交讨论，即拒绝按照人民委员会的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立宪会议。于是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部分穆斯林党团代表退出了会议。到1月6日凌晨4时，坚持留在会场的立宪会议代表被警卫队命令离开。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立宪会议。1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并取代了立宪会议的职能，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后对立宪会议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被卢森堡称为“令人迷惑不解的转变”。[157]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对于召开立宪会议的支持和肯定，是争取群众支持、扩大自己社会基础的需要，就如同布尔什维克在土地、和平等其他迫切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但真实的选举结果对于这个立志利用世界大战创造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夺取政权并实现自己纲领的党来说是不能接受的，驱散立宪会议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夺取政权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它交出去。实际上，党的基本方针在1917年4月就已经非常明确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158]立宪会议只有在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情况下才有理由存在。 在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对立宪会议的作用和意义做出否定性评价并最终予以驱散，与布尔什维克党对民主与专政关系的认识和对俄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也有一定关系。 布尔什维克党内对于一般民主原则与无产阶级专政相互关系问题的认识，在建党初期就存在分歧，而且未能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中反映了这种矛盾：纲领确认党的最近政治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并承认各项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原则；但又认为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要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当时，大会在一些代表的嘘声中宣布，无产阶级为了革命的利益可以在不超过两周的时间内驱散不合它心意的议会。[159]在10多年后，布尔什维克正是这样处理立宪会议问题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驱散立宪会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不同的意见。卢森堡在评论俄国立宪会议问题时曾经指出，“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实际上关系到社会主义政策的最有价值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不应该用一小部分政治家的专政来反对民主。[160]这些观点和这种意识正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中比较淡漠的东西。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一般民主原则与无产阶级专政相互关系的问题从思想认识问题转变成为现实的政治实践问题，在当时情况下，其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布尔什维克实践了无产阶级专政高于民主共和国的思想，同时也否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时就已确定并在党的名称中得到体现的基本理念，以及据此制定的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主张和坚持的社会政治变革目标。 布尔什维克党对俄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也是影响其政策的重要因素。在《火星报》讨论党的纲领时，普列汉诺夫曾提出过一个比较谨慎的表述：“在俄国，资本主义日益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列宁认为，“这显然不够。资本主义已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不是与资产阶级建立反对专制制度的同盟，而是拒绝资产阶级的发展阶段。”[161]一战期间，列宁一度修正了自己对俄国国情的认识，认为俄国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中等偏下的国家。二月革命后回国以前，列宁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说：“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162]但在四月提纲中列宁就提出，俄国革命必须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而在迅速夺取政权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标志的立宪会议马上被视作完全过时的东西。在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对俄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具有超前性。但是，伟大的俄国革命并不能掩盖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不充分、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相对落后这一事实。在十月革命成功5年之后，列宁意识到历史的程序可以改变，但不能跳过某个发展阶段。他明确地承认，“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163]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对立宪会议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1917年12月2日选举产生的领导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临时局主要成员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林、李可夫等人，他们认为召开立宪会议是俄国革命的结束阶段，主张人民委员会停止对立宪会议的召开和活动进行控制。加米涅夫的支持者表示，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领导党团是不合适的。他们把立宪会议视为保住民主力量统一的唯一机会，准备与其他社会主义者实现联合。[164]列宁认为这些意见是不顾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现实条件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为此他坚持在12月11日重新选举了布尔什维克党团临时局，并在会上通过了他提出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其中强调“苏维埃共和国是比有立宪会议的普通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形式”。[165]列宁的思想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处理立宪会议问题的基本方针。布尔什维克内部在立宪会议问题上的分歧，反映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对于俄国实际的认识上存在的差异。 影响立宪会议命运的深层因素 立宪会议最终未能在俄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这是俄国现代化进程曲折性的又一例证。除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认识方面的因素外，影响立宪会议命运的还有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因素。 驱散立宪会议前后，俄国社会对这一事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表明俄国社会对于立宪会议的态度远非是一致的，从而也说明了立宪会议的社会基础还是有限度的。 一方面，在苏维埃政权为驱散立宪会议进行准备工作期间，士兵和工人中曾发生过抵制行动。1月3日，军事人民委员克雷连科亲自到伊兹马伊洛夫斯基团，为驱散立宪会议做动员，希望瓦解他所说的“这里的军营充斥的严重的反革命情绪”。但在这里，他没有获得成功。社会革命党得到布尔什维克要调动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上街游行反对立宪会议的消息后，于1月3日在第二波罗的海舰队举行会议。在一些有感召力的发言之后，一个水兵情绪激昂地叫道：“弟兄们，同志们，让我们宣誓决不去反对人民的立宪会议。”下面叫道：“我们宣誓！”“跪下，同志们，跪下！”数千水兵双膝跪下：“我们宣誓决不去反对立宪会议。”水兵们履行了自己的誓言，1月5日没有上街。[166]在1月5日前一个工厂集会上，主持会议的布尔什维克斯米尔诺夫号召：“同志们，我们必须、也能够驱散立宪会议，因为已经很明显，立宪会议浸透了资产阶级的偏见并倾向于反革命。”但他遭到最高纲领派成员、工人施马科夫的反驳：“不对，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不对。要知道你们是在破坏全体人民的特有权力，是人民选出了这个全俄会议。如果你们这样行事，那么请记住，俄国人民和俄国无产阶级将永远不会原谅你们的这种暴力。”[167]立宪会议被驱散后，从各地仍然继续不断地给立宪会议发来祝贺和支持的信件。在很多城市发生了保卫立宪会议的示威游行，在莫斯科等地的示威中有人员伤亡。高尔基写了《从一月九日到一月五日》一文，认为立宪会议是一个将给全体俄国民主派以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可能性的机构，他把1918年1月5日比作1905年1月9日，代表了左翼知识阶层对立宪会议的态度。直到1918年1月底，立宪会议的话题仍未从报刊上消失。 但另一方面，也有对苏维埃政权驱散立宪会议持肯定态度的力量。左派社会革命党作为布尔什维克的盟友不仅事先认可了驱散计划，而且在立宪会议开幕式上与布尔什维克采取了一致行动。在苏维埃三大上支持批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驱散立宪会议法令的，除了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外，还有部分以马尔托夫、唐恩为首的孟什维克左翼。地方苏维埃对驱散立宪会议一事也都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如莫斯科苏维埃在1月8日决议中赞成驱散立宪会议，认为“立宪会议一开始就试图以自己的工作把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斗争成果从人民那里夺走”。著名社会革命党评论家斯维亚季茨基指出，右翼力量对立宪会议的态度也是消极的，他们也高呼“打倒立宪会议”，但“右翼资产阶级出版物叫喊‘打倒’只是因为立宪会议没有满足他们。……人民权力符合他们利益时，高喊万岁，不符合他们利益时，高喊打倒。……在最后时刻，我们社会力量的左翼和右翼都背叛了民主主义”。[168] 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驱散立宪会议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普遍的强烈的反应。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代表米诺尔谈到了他们离开塔夫利达宫以后的内心感受：“怎么办？接下来该怎么办？……要知道，如果人民不支持我们，不以威严的声音表示需要我们的工作，我们就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人民保持沉默。”[169]斯维亚季茨基也深深地为“人民对我们被驱散的那种冷漠”而感叹，他认为正是这种冷漠使得布尔什维克“能够对我们挥挥手说‘回家去吧’”。[170] 俄国立宪会议的命运与俄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也是有关系的。俄国还没有形成立宪会议能够依靠的比较成熟的社会阶层，还缺乏足够强大和牢固的支持立宪会议的社会基础。当时的俄国还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居民的4/5是农民，其中2/3是贫农，1/5是中农，只有1/6～1/7是殷实农户或富农。在人数较少的城市居民中，资产阶级不成熟，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小资产阶级就其社会经济状况而言实际上是半无产阶级，此外就是人数不多的官员和弱小的知识分子。[171] 俄国这种社会结构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反映就是居民的整体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较低，社会政治思想和实际生活中的理性和妥协的成分较少，空想和极端的因素较多。这种情况正是二月革命后的现实。“在俄罗斯，形成西方类型的政治民主制度所必须的社会文化前提还很薄弱。大多数人对于诸如国家、民族、法制这样一些通过社会文化长期发展形成和获得的抽象价值还很陌生。”[172]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政治意识发展更加缓慢。虽然在1917年革命中许多省的农民苏维埃都热烈讨论共和形式，通过支持共和的方案并递交给当局，但作为一个阶层，农民群众的政治思维还是不发达的。一名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服役的士兵写道：“农民对政治一无所知，尽管农村中有民主代表如苏维埃宣传员，农民也会很快就忘记告诉他们的有关自由民主、共和政体、君主专制的含义。”一位宣传员总结说：“他们根本不了解最基本的政治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作为公民应有的教育。”[173] 很多农民和士兵不明白共和制和君主制的区别，他们支持共和国，又把实现自由和拥有土地的理想寄托在“农民的国王”或者其他独裁者——解放者身上。革命期间在俄国的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记载了一个士兵对他说的话：“的确，我们需要一个共和国，但领导我们的得是个好沙皇。”布坎南认为“俄国政治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接受绝对的民主政治”。美国人弗兰克·戈尔德在其3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名士兵说他希望能够选举总统，而当问他会选谁时，他的回答是：沙皇。在军队中常会有这样的口号：“我们要选举沙皇。”一位孟什维克党员描述了自己在弗拉基米尔一次军事集会上的经历：“我的发言内容是关于战争，和平，土地，以及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种种好处。当我的演讲和大家的欢呼都平息之后，忽然有人高呼，‘我们要您来做我们的沙皇’，士兵中立即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我拒绝了这顶罗曼诺夫的王冠，当我离开时，我的心情很沉重：这是多么单纯而又无知的人们，多么容易被控制的人们！”[174] 群众对立宪会议的态度是决定立宪会议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俄国各个社会阶层对于立宪会议有不同理解。对于中间阶层和民主力量来说，主要是通过立宪会议以和平改革方式克服俄罗斯的危机、建立法制国家和民主制度。而对于广大的工农群众而言，立宪会议的吸引力体现在它可能成为比较平均地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解决他们迫切需要的工具。 在二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个月，“立宪会议对于前线士兵群众来说是某种未知的、不清楚的东西。他们的兴趣确定地、不掩饰地集中于苏维埃，那是一种贴近他们并使他们感到亲近的制度，就像他们的农村村社大会”。但是，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入，通过社会活动家和出版物的持续不断的宣传和解释，在短短几个月里，群众的意识中逐渐形成了关于全俄立宪会议的概念。很多群众集会经常一致响起“全部权力归立宪会议”的口号。这种情况在社会革命党影响较大的军队中特别明显。“6～7月间……各部队作出的决议的第一点往往就是要求立即召开立宪会议。……越来越多的人确信，只有立宪会议能给他们带来和平、消灭战争，让他们回家。这一时期通过的决议经常有这样的内容：‘我们同意坚守阵地，但不能超过11月，那时代表们应该召集起来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立宪会议决定继续战争那该怎么办呢？这引发了某种不安，可以感觉到对立宪会议的信念是有限度的，是同最关注的问题——战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对苏维埃的贴近表明人民权力的思想对他们来说更亲切、更明了。”[175] 农民对立宪会议的看法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他们把立宪会议看作是能够支持他们的土地要求的国家机构，称立宪会议为“农民意志的代言人”、“土地和自由的拯救者”。有时，农民还会天真地认为，只要大会有一位智慧的老农，只要立宪会议囊括足够的有威信有能力的农民，它就一定能够带给农民土地和自由。农民经常认为，立宪会议应当以独裁者的身份“掌握全权”，“成为全俄罗斯土地的主人”。[176]显然，农民对于立宪会议的支持并非是出于对民主政治的信念，而只是因为它是能够满足他们要求的主人。亲社会革命党的《自由言论报》文章承认：“立宪会议……没有抓住群众，没有吸引群众，没有渗入到人民的心中，它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只是一个外国玩具，可以玩一玩，但不能当真。”[177] 相比之下，工农群众对苏维埃的认识要确定得多。推翻旧制度后的工农群众希望建立一个能够满足他们要求的、以村社民主准则为基础的理想社会制度，而苏维埃在他们心目中就是实现这种理想的一个载体。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期间群众历史创造性的最重要表现，它不同于西方政治文化，独立于政权系统，但又积极参与政治，从一开始就力图实现权力职能，并且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建立起内部结构和职务等级制度，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覆盖从中央到省、县、市、区以及更基层的机构。尽管布尔什维克十月夺权后苏维埃的性质和机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但苏维埃在工农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暂时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当然，这并不能否定立宪会议也是有相当的群众基础的。在十月革命之后，在苏维埃政权已经成立的情况下，仍有占全部选民约半数的4400万人参加了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这个事实表明，至少俄国人民的半数是认可通过立宪会议的方式来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的。 由于处在战争和革命的特殊条件之下，也由于俄国历史道路的独特性，沙皇制度瓦解以后的8个月时间里，无政府主义泛滥，二月革命中形成的政治关系十分脆弱，并最终被群众自发性的浪潮淹没。“二月到十月这个时期非常清楚地表明，对于建立公民社会和法制国家的任务而言，仅有政治自由而缺乏相应社会经济前提保障是远远不够的。”[178]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基础的薄弱，是影响俄国立宪会议命运的深层因素。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47页。 [2] 参见姚海《俄罗斯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第107～109页。 [3] Анфимов А.М. 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России. 1881-1904. М.，1980，c.229. [4] Белоусов Р.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ХХ век. Книга I. На рубеже двух столетий. М.，1999，c.21，49. [5] Маклаков В.А. Власть и общество на закате старой России. Париж，1936，c.210. [6] Леонтович В.В. История либер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Париж，1980，c.237. [7] 《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224页。 [8] 参见姚海《俄罗斯文化》，第337页。 [9] Россия. 1913 год. Статистико-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й справочник. СПб. 1995，c.403；Желтова В.П. Стачечная борьб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в 1910-1912 гг. М.，1993，c.209. [10] Хеймсон Л. Об истоах революц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No.6，c.11. [11] Хеймсон Л. Об истоах революц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No.6，c.6. [12] T.G.Owen，Capitalism and Politics in Russia：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oscow Merchants，1855-1905. Cambrige，1981，p.200. [13] Хеймсон Л. Об истоах революции，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3. No.6，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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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Abraham Ascher，The Menshevik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93. [60] 参见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85页。 [61] 《列宁全集》第47卷，第564～565页。译文有改动，参见Ленин В.И. Полн.собр.соч. Т.49，c.399。 [62] Иоффе Г.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Ленин，Керенский，Корнилов. М.，1995，c. 54. [63] 《列宁全集》第47卷，第564～565页。 [64]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8页。 [65]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页。 [66] Суханов Н. Записки революции. Т. 3，Берлин-Петербург-Москва.1922，с.48. [67] 参见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高德平译，北京出版社，1985，第72页。 [68] 布尔扎洛夫：《论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3—4月的策略》，第69页。 [69] Седьмая（апрельская）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СДРП（б）. Протоколы. М.，1958，с.93，80. [70]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691页。 [71]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686、688页。 [72] Иоффе Г.З.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 Ленин Керенский корнилов. c.84-85. [73] 7月2日，因策列铁里、克伦斯基、捷列申科等组成的临时政府代表团在基辅事实上承认了乌克兰在立宪会议前就享有广泛自治，几位立宪民主党部长辞职，试图以此迫使临时政府对革命自发性施加更大压力。 [74]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 М.，1989.c.30. [75] Иоффе Г.З.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c.84-85；Борисов Н.С. Ключ к истории отечества. Москва，1993，c.110；Соколов А.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17-1940. М.，1999，c.47. [76] Суханов Н.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книга 4.первая коалиция против революции http：// 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xx/suhanov/suhan004.htm [77] Суханов Н.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книга 4.первая коалиция против революции http：// 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xx/suhanov/suhan004.htm [78] Троцкий Л.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 второй.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юльские дни：подготовка и начало. http：//gosprav.ru/trotsky_october/2/07/ [79]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c.30. [80] Головатенко 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спор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М.，1993，c.143. [81] Соколов А.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17-1940. c.47. [82] Головатенко 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спор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М.，1993，c.143. [83]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c.38. [84] Бонч-Бруевич В.Д. На боевых постах Февральской и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1931，c.77. [85] Суханов Н.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книга 4.первая коалиция против революции. http：// 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xx/suhanov/suhan004.htm [86] Троцкий Л.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 второй.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юльские дни：подготовка и начало. http：//gosprav.ru/trotsky_october/2/07/ [87] Ермаков В.Д. Маруся：портрет анархистки.//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1991，N.3.c.91. [88] Троцкий Л.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 второй.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юльские дни：подготовка и начало. http：//gosprav.ru/trotsky_october/2/07/ [89]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c.40. [90] Суханов Н. 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книга 4.первая коалиция против революции http：//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xx/suhanov/suhan004.htm [91] Суханов Н. 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книга 4.первая коалиция против революции http：//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xx/suhanov/suhan004.htm [92] Горинов и др М.М.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Выпуск 1. М.，1992.c.48-49. [93]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c.38. [94] Суханов Н. 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книга 4.первая коалиция против революции http：//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xx/suhanov/suhan004.htm [95] 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王国龙译，施用勤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300～301页。 [96] Соколов А.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17-1940. М.，1999.c.47. [97] Суханов Н. 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книга 4.первая коалиция против революции http：//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xx/suhanov/suhan004.htm [98] Борисов Н.С. Ключ к истории отечества. М.，1993.c.110。也有学者认为共有700多人伤亡。参见М.М.Горинов и др.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Выпуск 1. М.，1992.c.48。 [99] Войтинский В. 1917. Год побед и поражений http：//www.felshtinsky.com/ [100]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В. Письма мои к тебе，конеч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е.//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91. №2.c.35. [101] Милюков П.Н.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1859-1917）. Т.2. М.，1990.c.334. [102] Троцкий Л.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 второй.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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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c.40. [113] 据笔者考察，关于德国经费问题，现有的资料和研究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把一笔经费用于在俄罗斯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活动，其中有一部分是给布尔什维克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此情况并不了解。尽管列宁本人知道此事，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钱影响了他的立场或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至于临时政府关于七月事件是由列宁和德国人一起策划的指控，是没有依据的。 [114] 关于7月4日布尔什维克党内争论的详细情况至今未见具体材料，有可能是当时未做会议记录。 [115]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c.42-43. [116]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528页。 [117] Думова Н.Г. Кадетская партия в период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1988，c.197. [118] Думова Н.Г. Кадетская партия в период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c.197. [119] 参见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第174页。 [120]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436页。 [121] 《列宁全集》第30卷，第259～260页。 [122]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481～482、510页。 [123]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440、441页。 [124]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510页。 [125]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486～487、510页。 [126] Станислв Кульчицкий.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новый взгляд.Чужие лозунги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День.18 октября 2003. [127]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510页。 [128] Станислв Кульчицкий.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новый взгляд.День.18 октября 2003. [129] 徐天新选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现代史部分），商务印书馆，1987，第59页。 [130]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512页。 [131] 参见徐天新选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64～72页。 [132]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 М.，1989.c.225. [133]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В. Письма мои к тебе，конеч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е.//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91. №2.c.42. [134]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Т. 3，кн. 1，М.1967.с.321-328. [135] 参见约翰·里得《震撼世界的十天》，郭圣铭译，人民出版社，1980，第107～109页。 [136]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раницы документа. http：//www.actref.ru/jur/the_constituent_assembly/m/59762/ 1.1.html [137]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раницы документа. http：//www.actref.ru/jur/the_constituent_assembly/m/59762/ 1.1.html [138]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 е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http：//refhist.ru/history/the_constituent_assembly and _its_historical_value/m/28516/1.3.html [139] 立宪会议选举条例完成起草并公布的只有这一部分。 [140]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Россия，1918.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1991，c.11-12. [141]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Россия，1918.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c.23-27. [142] 参见Иоффе Г.З. Третьего не дано：Почему было распущено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http：//www.rus-lib.ru/book/35/16/047-066.html [143] W.S.Moss，“The February Regime：Prerequisites of Success.”Soviet Studies1967，vol.19，No.1，p.104. [144] Кокошкин ф.ф.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Пг.1917.с.6-7. [145] T.Riha，Russian European：Paul Miliukov in Russian Politics. N.Y.1969.pp.310-313. [146] 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1917年革命》，第71页。 [147]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5、18、22页。 [148] 伦纳德·夏皮罗：《苏共党史》，徐葵等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205页；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Россия，1918.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1991，c.7。 [149] 与立宪会议选举相关的数据有不同说法。关于应选出的立宪会议代表人数，一般都引用800人这一数字，这是选举条例规定的。Л.Г.Протасова在其研究成果中提出：临时政府先前确定800人，但后来增加了莫斯科、彼得格勒、哥萨克区和军队的名额，总共应选出820名代表。关于实际被选入全俄立宪会议的人数也有争论，分别有767人、715人、707人等不同数据，本文取715人之说。但关于主要党派的当选代表人数基本是一致的。参阅 Протасов Л.Г.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история рождения и гибели. М.，1997. c. 164，295；Знаменский О.Н.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Л.，1976. c. 270-273；Избирате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в РФ（вариант）. http：//refjustice.ru/law/electoral_system_in_the_russian_federation_a_ variant/m/21419/1.46.htm [150]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Россия，1918.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1991，c.56-57. [151] Головатенко А.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спор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М.，1993.c.153-154. [152]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379页。 [153]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Россия，1918.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c.57-58. [154] Декрет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Т. 1. М.，1957. c. 323，324；Протасов Л.Г.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история рождения и гибели. М.，1997. c. 288，307. [155]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 е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http：//refhist.ru/history/the_constituent_assembly_and_its_historical_value/m/28516/1.1.html [156] Знаменский О.Н.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история созыва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крушения. Л.，1976. c. 339. [157]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傅惟慈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第22页。 [158] 《列宁选集》第3卷，第15页。 [159] 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卷，第37～38页；普利马克：《另一个列宁》，《马恩列斯研究》2005年第1期，第30页。 [160]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第16、32页。 [161] 参见普利马克《另一个列宁》，《马恩列斯研究》2005年第1期，第30页。 [162] 《列宁全集》第29卷，第90页。 [163]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677、691～692、698页。 [164]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Россия，1918.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c.6-7. [165]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377页。 [166] Соколов Б. Защита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особрания.//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Мемуары.М.，1991.c.368. [167] Соколов Б. Защита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особрания.//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Мемуары. c.365. [168]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http：//historysibsuti.narod.ru/ys7.htm. [169] Знаменский О.Н.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история созыва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крушения. Л.，1976. c. 346. [170] Знаменский О.Н.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история созыва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крушения. c. 350. [171] Бурганов А. X. Была ли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оздани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3.N.5.c.26. [172] Протасов，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М.，1993. N.5. c. 26-38. [173] Orlando Figes and Boris Kolonitskii，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The Language and Symbols of 1917.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 and London，1999，p.128. [174] Orlando Figes and Boris Kolonitskii，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The Language and Symbols of 1917. pp.72-73. [175]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 е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http：//refhist.ru/history/the_constituent_assembly and_its_historical_value/m/28516/1.3.html；Соколов Б. Защита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особрани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Мемуары.c.332-333. [176] Orlando Figes and Boris Kolonitskii，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The Language and Symbols of 1917. p.141. [177] Протасов Л.Г.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история рождения и гибели. М.，1997. c. 320，321. [178] Шелохаев B.B. История，деформированная властью，или хождение по кругу.Кентавр.1994.N.2.c.16. 政治危机中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 ——喀琅施塔得事件始末 华东师范大学 朱小萍、余伟民 1921年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军事基地——喀琅施塔得发生反政府兵变，苏俄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坚决地镇压了兵变，并且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一发生就宣称该事件是“受外国势力支持的白卫军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发动的反革命叛乱”，这也是此后苏联政府对于喀琅施塔得事件一贯的官方说法。 与此同时，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绝大部分档案材料则被政府严加保密。由于缺乏资料，史学界对于这一在苏俄早期政治进程中影响甚大的事件几乎难以展开深入的研究。 苏联解体后，1994年1月10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布政府令，宣布参与喀琅施塔得事件者无罪，并且要为他们修建纪念碑。[1]时隔70年，对于同一事件的看法竟然如此大相径庭，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同时，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这也成为人们心中关切的问题。 本文根据1990年代解密的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苏联档案文献，对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客观的再研究，并试图重新认识喀琅施塔得事件对于苏联历史的深远意义。[2] 1921年春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 1921年4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Я.С.阿格拉诺夫在呈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调查结果的报告中，称“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和工人发动的反革命起义是今年2月下旬在彼得堡一些工厂突然爆发的骚动和罢工的直接的合乎逻辑的发展”。[3]阿格拉诺夫自是站在政府的立场称喀琅施塔得事件为“反革命起义”，但他却点出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与当时俄国的整个局势密不可分。 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即面临协约国集团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军的武装叛乱。在国内战争的非常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为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1918年9月2日，苏维埃全俄中央执委会宣布：在战争形势下全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全体居民都要无条件履行保卫国家的义务，国内所有的资源必须用于战争的需要，“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推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18年夏至1920年春为第一阶段，1920年春至1921年春为第二阶段。前一阶段主要表现为迫于战争形势的需要而提出的应急性措施，虽然这些措施明显背离了经济规律，但仍然具有政治上的合理性，即作为“战时经济”的合理性。正如列宁所指出：在“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战争的形势已经斩钉截铁地规定了这种公式和条件，我们丝毫没有选择的余地”。[4]从客观效果上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起到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保证战争所需，为前线提供后勤支持的作用，也为战争条件下强化专政机器、打击反对势力、稳定和巩固后方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手段。“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的第二阶段更多地表现为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将战时体制延伸为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直接过渡的主观愿望，而非客观需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集聚战争资源上取得的成功以及这一战时体制中体现的某些“共产主义”的做法使得列宁一度以为，“应当用军事办法来解决经济任务”，“这条道路是正确的，一定能使我们获得巨大成就，保证我们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5]因此，到1920年3月，因战争的非常形势而产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内战已基本结束的情况下却被作为一种理想的经济政策大加推广。尽管1920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九大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如何放心大胆地执行和平经济建设任务”[6]，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俄共（布）中央决定：强化余粮收集制。按照这一指导思想，1920年9月，俄共（布）中央给各省省委的信中强调：“下达给乡的征集额，就是余粮额，居民要用连环保的方式予以完成”[7]；同时，俄共（布）中央还决定，将500万规模的军队改编为劳动军；严惩劳动中的逃跑现象，直至关进集中营。[8]除此之外，苏俄政府在工业国有化、经济关系实物化等方面，也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当作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捷径的做法给苏维埃政权带来了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1920年到1921年初，苏维埃俄国陷入了空前的政治经济危机。经济上，首先遭到破坏的是农业。由于农民的积极性严重受挫，1920年，耕地面积比一次世界大战前平均水平减少7%强，谷物产量仅相当于战前的54%，单产相当于2/3；经济作物情况更糟，棉花收获量仅为6%，甜菜为8%弱。[9]工业的情况更为严重，1920年，工业品产量仅相当于1913年的1/7。其中，大工业相当于1/8，生铁产量为1/22，甚至比1901年还少，煤产量比1899年还少，石油产量相当于1890年的水平，比1913年少了1/2。[10] 作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苏俄政府宣布实行商业国有化，并采取严厉措施禁止私人贸易。但在小农经济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完全取消私人商业是根本办不到的，在当时的高压政策下，只是改变了形式，由公开转入“地下”，黑市活动一度猖獗。据苏俄中央统计局统计，1918～1919年度在26个省运达的粮食总量中有56%是粮食投机小贩运来的。[11]城市居民为了生存不得不以10倍的高价从黑市上购买食品和日用品。1919年春，在15个城市居民面包消费量中，从黑市上购买的占60%。[12]经济状况的极端恶化，使人民的生活陷入了空前的困苦中。人们连续几年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日常生活用品如火柴、肥皂等也成为稀缺之物，由于饥荒和营养不良，流行性疾病一度泛滥。列宁后来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时深刻地指出：“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13]之所以“严重得多，危险得多”，是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酝酿着并最终导致了国家的政治危机。 1921年春，承受了三年余粮征集制的俄国农民在战争已基本结束的情况下却看不到生活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并开始诉诸行动。坦波夫省的一名红军士兵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谈了他对农村形势的直观感受：“……农民的情绪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如果我们县不很快地杜绝这类现象，那将必然爆发暴动，这将不是富农的暴动，而是对征收余粮滥用职权提出的控诉，是对正义的胜利丧失了任何希望的劳动居民的暴动。”[14]1920年末1921年初，农民的武装暴动遍及坦波夫省、沃罗涅日省、中波沃尔日、顿河流域、库班河流域、乌克兰和中亚。在这段时间整个俄国爆发了50多起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最大的一起是“安东诺夫暴动”，这起暴动波及了整个坦波夫省。1921年2月13日，全俄肃反委员会成员缅任斯基、亚戈达等人在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俄国总的形势的报告中称，“现在的农民暴动不同于旧式农民暴动的一点在于，现在的农民暴动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15]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极度的物质匮乏使得被认为是苏维埃政权的中流砥柱的工人阶级也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怀疑和失望。1921年春，作为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中心的大工业城市处于动荡不安中。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罢工、骚动不断，形势尤为严峻。2月9日，彼得格勒电车库工人开始罢工，共计1037人参加了罢工，原因是没有按时供应面包；当天，波罗的海造船厂开始罢工，参加罢工人数共计3700人，原因是粮食供应减少；彼得格勒电缆制造厂、国立第一卷烟厂、制钉厂、军械库等召开了全体会议，大多通过了要求自由贸易、提高定额供应以及可以自由转厂的决议。[16]由于缺乏原料、燃料，1921年2月11日彼得格勒93家企业宣布在3月1日前关闭，其中包括普梯洛夫厂（包括普梯洛夫股份公司的机器制造厂和锅炉钢铁厂）、谢斯特罗列茨基厂（兵工厂）、“三角”厂（橡胶工厂）等一些大企业，大约有27000名工人因此失业而被迫流落街头。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大批企业长期停工或开工不足，工人阶级人数锐减，队伍涣散。许多工人由于饥饿的威胁，纷纷流往农村。还有一些人则脱离工厂，自谋生路，改行从事稀缺日用品的生产，成了小手工业者。加上参军的工人，到1920年，整个工人阶级只剩下不到战前的一半，纺织、水泥、采矿、制铁工人只剩下战前的14%～16%。[17]无产阶级作为苏俄政权的阶级基础面临着消亡的危险，这也严重影响到了苏俄政权的统治基础。 军队中的情况也十分糟糕，“在国内战争暂告段落的情况下，随之而来的军人复员问题引起了军队的极度不稳，战斗力大大下降……同时共和国形势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近期军事任务的性质（同农民暴动作斗争取代了同白卫军的斗争）……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显露了红军的机关管理系统对上述任务的不适应性”。[18]常年作战已使士兵们疲惫不堪，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在与家乡的通信中，得知农村经济危机，地方政权滥用权力，征集沉重等消息，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军队战斗力日趋低下。在这种情况下，1921年初的俄国，形势变得一触即发。 喀琅施塔得基地的水兵曾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重要支柱力量，因此，从1917年底起苏俄政府不断地从这里吸收可靠的士兵充实红军队伍，派往国内战争前线。而作为基地守卫者的补充，大多数是来自南俄和乌克兰农业区的年轻农民。这些“穿着军装的农民”通过休假、书信等方式与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1921年初俄国空前的经济困难中，在频繁的农民暴动、工人罢工的影响下，喀琅施塔得同样弥漫着对苏俄政府的不满情绪。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与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和骚动息息相关。1921年2月21日，彼得格勒的特鲁博奇厂工人举行会议，与会者通过了要求向“人民政权”过渡的决议，提出取消共产党的专政和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政权。当局对此的反应是，决定关闭该工厂并宣布重新进行职工登记。这一举措让工人们的情绪更加激动。2月24日晨，当设于特鲁博奇厂的学员兵[19]岗哨不允许工人进厂时，约300名特鲁博奇厂的工人便带动波罗的海厂、费尔拉姆厂等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大约有2500人汇集于瓦西里耶夫斯基区。鉴于这一严重的形势，政府派出了在他们看来是最为可靠的军事院校的学员兵前去驱散人群。当天下午，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执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认为近期在工厂中发生的骚乱是一种叛变行为，决定彼得格勒戒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戒严的实施。 次日，彼得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发布公告，宣布彼得格勒戒严：“为了实施军事戒严，恢复各区的革命秩序，应在各区成立由相应党委领导人主持的革命三人小组。革命三人小组所有的军事行政命令和决定对该区所有居民有效。所有部署在行政区的军事力量必须服从该区的军事三人小组，在特别情况下也可征得军事委员会的同意。命令自发布之时即刻生效。”[20] 就在这天，工人们仍然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要求释放最近因政治原因而被捕的工人、红军和水手，要求立即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改选苏维埃。游行示威的工人与设置于各区的军事院校学员兵岗哨发生了数起冲突。2月28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局势，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镇压政治反对派。当天，全俄肃反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加强同反对派斗争的命令，要求“所有省肃反委员会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粉碎反苏维埃政党的机关”，把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特别是地方自治机关、粮食机关、配给机关中清除出去；禁止他们号召罢工、演讲、游行示威的活动。[21]根据这一命令，契卡开始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被逮捕者超过100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孟什维克领袖——Ф.И.唐恩。另外还有约200名工人和知识分子被捕。[22]通过实施严格的戒严措施以及镇压政治反对派，政府控制了彼得格勒的局势。 但彼得格勒工厂的骚动已经严重影响了近在咫尺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的情绪。早在1920年12月，包括驻防于喀琅施塔得的舰艇在内的波罗的海舰队就已经躁动不安，最主要的原因是虽然内战已经结束，但水兵们仍然不得复员，他们觉得疲惫不堪；其次是粮食供应状况日益恶化，军纪越来越严，甚至不得休假和离开舰艇，军队长官日益增长的特权；再加上与家乡通信得知的坏消息。“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某些现象的出现：波罗的海舰队俄共党组织大约有40%的人要求退党，一些人用宗教信仰来说明自己的退党理由，一些人则用吃不饱感到疲倦来说明，一些人是因为对美好的未来丧失信心，还有一些人则已经把党员证给撕了”。[23]彼得格勒工厂的骚动无异于投向这个火药味十足的要塞的火星。1921年2月，本已躁动不安的水兵得知了彼得格勒工人罢工、骚动的消息，也公开骚动起来。最为典型的是“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两舰本来驻防于彼得格勒，后来被调至喀琅施塔得。2月25日前，两舰的形势还算稳定，但舰队中普遍存在着不满，一是由于调动引起的，因为在彼得格勒的生活相对比较轻松；二是因为缺乏制服和鞋；三是因为拖延2月1日前应当复员放假的期限和经医生委员会认定为伤员的士兵应当免职放假的期限。24日、25日彼得格勒发生的事情使水兵们的情绪异常激动起来。25日晚，“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士兵开始聚集于公共甲板上，要求就彼得格勒事件举行会议。在大型战列舰支队政委佐西莫夫到来后会议开始。水兵们要求：“1.于2月26日中午1时召开舰队会议；2.不允许逮捕在彼得格勒演说的特鲁博奇厂的工人，既不允许在演讲工人中进行逮捕，也不允许在部队中进行；3.必须阐明演说工人的要求；4.必须阐明是哪个海军部队向演说的工人和他们的首创精神射击。”佐西莫夫很有经验地阐明了俄国的形势并回答了水兵们的提问，很快地控制了舰队的情绪。这时，喀琅施塔得要塞政委诺维科夫来到军舰上，他不太了解当时会议的情况，发表了职业性的讲话，说他作为政委可以保证所有的问题在几天后就可以得到解决。他的讲话收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水兵们的情绪重又激动起来，呼喊着：“他们想要收买我们，并且向我们隐瞒彼得格勒发生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佐西莫夫建议水兵自己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形势。当即，“塞瓦斯托波尔”号选出了由萨夫琴科（古斯塔纳县农民出身的水兵，无党籍，据阿格拉诺夫的报告称，除他之外，其他代表的身份均不得而知）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也选出了七人代表团。[24] 26日晨，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工厂骚动的原因以及工人们的要求。他们抵达彼得格勒后，立即深入罢工工厂了解情况。尽管工人们提出的“要求立即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改选苏维埃”、“要求给予所有社会主义党派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的口号让水兵们感到不安，但工人们的情绪极大地感染了他们。 2月27日，代表们返回舰队后在舰队大会上报告了特鲁博奇厂、波罗的海厂、停泊在涅瓦河上的“甘古特”号和“波尔塔瓦”号战列舰发生骚动的原因，彼得格勒工人大批被抓的严重形势以及特鲁博奇厂关于向“人民政权”过渡的决议。次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通过了一项提交波罗的海舰队所有军舰、军区代表讨论的决议，共13点：①由于现有的苏维埃没有反映工人和农民的意志，应立即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改选苏维埃，并且在改选前就实行工人和农民的宣传自由；②要求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左翼社会主义政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③要求集会、组织工会以及农民联合会的自由；④不迟于1921年3月10日召开彼得格勒、喀琅施塔得、彼得格勒省的工人、红军和水兵的无党派会议；⑤释放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政治犯以及所有因参加工人和农民运动而被捕的工人、农民、红军和水兵；⑥选举专门委员会以重新审理被拘于监狱和集中营的囚犯的案件；⑦取消政治部，因为任何一个政党都可能利用特权宣传自己的思想并用国家工具达到目的，取而代之的应是组织成立由地方选举产生的国民文化教育委员会，为此国家应放弃这一特权；⑧立即撤除所有的征粮队；⑨除有害车间外，所有劳动者的供应份额应均等；⑩取消所有部队中的共产主义战斗队以及所有工厂中的共产党员的值班，如果这样的值班和队伍实在必要，可以在连队中选取，或按工人的意愿在工厂中选取；⑾给予农民以土地的完全使用权，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并且还拥有完全属于自己、供自己所用的牲畜；⑿请所有部队以及部队官兵同志附和我们的决议；⒀要求在出版物上广泛地宣传所有的决议。[25]后来，此举被看作“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开始。 3月1日，第一、第二战列舰支队以仅有两票弃权的绝对多数通过了该项决议，并且补充了两点，即：⒁指定流动小组进行监督；⒂允许自己劳动的自由手工业生产。[26]这项决议反映了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基本要求，从内容上看，除了大致重复彼得格勒工人的要求外，表达的是农民们要求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强烈愿望，他们想获得土地和自由，而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当初向他们许诺过的。 当天，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全体大会在雅科尔广场召开，闻讯赶来的喀琅施塔得居民达16000人。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领导人认为，可以在集会的过程中扭转水兵们的情绪。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参加了这次大会，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任会议主席。他们企图说服与会者放弃如上所述的政治要求，然而他们的讲话却被“够了，这些无聊的话我们已经听了三年了，再也不想听了”的呼声打断。之后，一位名叫佩列佩尔金的水兵（“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枪炮电工兵）发表了反对现政府的演说，并且宣读了第一、第二舰队支队全体大会的决议，除了极少数党员外，大部分与会者附和这一决议。佩列佩尔金在发言的最后还建议所有的部队和组织选出两名代表参加讨论在这一决议的基础上重新选举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的问题。当天，“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从水兵中选举了舰艇委员会取代政委维持舰艇的秩序。委员会很快就控制了舰艇的通讯部门和警戒卫队。晚上，两舰的舰艇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停泊在彼得格勒涅瓦河上的“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破冰船派代表参加。部分代表于次日返回彼得格勒后在“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上做了关于喀琅施塔得形势的报告，这两艘舰艇也在只有几个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喀琅施塔得人的决议。3月1日晚，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的舰艇委员会会议上有人提议逮捕加里宁并把他作为人质，但大多数人表示反对。之后，加里宁得以离开喀琅施塔得。 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国民教育馆举行了代表大会，大约有600名代表参加，其中25%的代表为俄共党员。C.M.佩特里琴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书记员）主持会议，代表们选出了由5名无党派人士组成的主席团。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改选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委员会。库济明、瓦西里耶夫仍未放弃扭转士兵情绪的努力，积极发表演说，但此时此刻他们的发言显得是那么的不合时宜，水兵们数次打断他们，最后干脆不让他们发言。突然，会场外传来消息，说军事院校的学员兵正持枪赶来，意图逮捕会议的参加者。大会主席团立即做出决定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由佩特里琴科任主席，其他成员包括：雅科文科（通讯部喀琅施塔得区域的话务员）、奥索索夫（“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机械操纵员）、图金（电机厂工人）和奥列申（第三劳动学校主任）。[27]在匆忙中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让无党派人士占领所有重要的据点和通讯站，在严密的监督下让担任职务的共产党员缴械并逮捕他们，严格清点在执行命令中所缴获的武器；选举革命三人小组，承担领导工作的职责。”[28]受大会委托，临时革命委员会掌握喀琅施塔得政权，维持秩序，将卫戍军大会通过的决议付诸实施，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会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被作为临时革命委员会的驻地。 临时革命委员会逮捕了库济明、瓦西里耶夫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这成为一个信号，从3月2日起，一些共产党员从要塞出逃，虽然还没来得及了解要塞发生的变化，但凭直觉他们认为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反革命起义”。他们的判断和言论对政府有重要影响。到3月2日晚，驻要塞的红军决定和临时革命委员会联合。通讯部门的所有机关都被革命委员会的警戒队占领。这样，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红军、工人以及附近的居民宣称：“1921年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基于广大群众、水兵和红军的意志，城市和要塞的政权不费一枪一弹已由共产党员那里转到了临时革命委员会手中。”[29]委员会还号召水兵、红军、工人支持他们的行动：“同志们！公民们！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急时刻，饥饿、寒冷、经济崩溃将我们置于铁的桎梏中已经三年了。执掌国家政权的共产党脱离群众，已无力拯救国家于全面的崩溃中。它不重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而且认为这些要求是反革命的阴谋。共产党实在是大错特错了。这些骚动，这些要求是所有人民，所有劳动者的心声。”“……为了这些选举在较为公正的基础上进行，恰恰也正是为了苏维埃找到自己真正的劳动者代表，为了苏维埃成为积极的、充满活力的机关”，“同志们！公民们！临时革命委员会担心任何流血，他们将采取非常措施以维护城市、要塞和炮台的革命秩序。”“同志们！公民们！不要停止工作。工人们！留在机器旁，水手和红军应留在自己的部队和炮台。所有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应继续工作。临时革命委员会号召所有的工人组织、企业、工会、部队和海军以及公民个人给予它所有的支持和帮助。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齐心协力在城市和要塞中创造条件以进行公正和正义的新的苏维埃的选举。”[30]这些号召都发表于从3月3日起开始出版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该报成了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在整个喀琅施塔得事件期间共出版了14期），正是在这份刊物上，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布了他们最初的两道命令，即必须全面地完成委员会的指令和未经委员会许可不得离开喀琅施塔得。[31] 伴随着政权变动的是喀琅施塔得党组织的迅速瓦解。从3月3日起大批共产党员、预备党员声明退党，他们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退党声明，声明中表达的是对俄共的深深失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党员几乎全体退出党组织。喀琅施塔得的41个党组织完全瓦解，总计大约有900人退出俄共（布），其中有些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就入党的。[32]3月2日，3位喀琅施塔得的重要负责人——俄共党员伊利因（粮食部人民委员）、佩尔武申（劳动部人民委员）和卡班诺夫（工会委员会主席）成立了喀琅施塔得俄共组织临时局。3月3日，他们在《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发出呼吁，“号召必须改选苏维埃，号召俄共党员积极参加改选”，“号召所有党员坚守岗位，不要对临时革命委员会采取的措施施以任何阻挠”。[33]临时局的这一态度及其呼吁对俄共党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临时局的成员为此而被政府追究责任。 3月3日，临时革命委员会收到了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发出的警告，要求喀琅施塔得人立即停止骚动，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并交出事件的主谋。据佩特里琴科事后的描述，临时革命委员会曾把警告的内容向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和居民公开，在得到他们的同意后，临时革命委员会拒绝了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要求。[34]之后，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又提出一个建议，从苏维埃派出代表，以了解在喀琅施塔得人和苏维埃政府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分歧。在喀琅施塔得人看来，这是一个骗局，因为水兵的决议已经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但临时革命委员会通过无线电仍然给了政府一个答复，那就是同意他们派代表团来喀琅施塔得，但必须在喀琅施塔得代表监督下由彼得格勒工厂和部队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参加代表团。这个答复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 3月4日，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共有202人参加。由于事务繁忙，根据佩特里琴科的建议，临时革命委员会增补了10名委员，他们大多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水兵、工人和职员。[35]用阿格拉诺夫的话来说，很难确定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党派归属，因为“兵变的参加者以无党派的名义小心地掩饰了自己的党派归属问题”。[36]1921年4月23日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的侦察结果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两名是孟什维克，一名是人民社会主义者，其余的人党籍不明”。[37]根据文件材料可以看出，政府方并未掌握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革命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这一结论的得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推论。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临时革命委员会还做了内部分工：佩特里琴科任主席并领导《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雅科文科和阿尔希波夫任主席助理，基利加斯特任秘书，瓦利克和罗马年科负责公民事务，巴伊科夫负责交通，帕夫洛夫领导侦察部队，图金领导粮食部门。由于政府对喀琅施塔得骚动的态度日趋明朗，本来自信政府不会进攻喀琅施塔得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佩特里琴科在这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开始强调要塞和卫戍军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会议决定武装喀琅施塔得工人并委托他们作城市的内部防御。当天，成立了以佩特里琴科为首的军事三人小组，以与要塞军事专家联系，制订总的行动计划。3月3日深夜，“临时革命委员会邀请了要塞司令部的所有负责人和军事专家……并建议他们积极行动使要塞处于战斗状态，对此，他们表示同意”。[38]随即成立了防卫司令部，由过去的要塞司令索诺维亚诺夫（任防卫司令）、要塞司令部军事负责人阿尔卡尼科夫中校和其他军官组成。[39]除此之外，由喀琅施塔得最著名的军事专家组成了防卫军事委员会，其中包括战列舰支队指挥德米特里耶夫（沙俄时期的海军少校）和炮兵司令科兹洛夫斯基（沙俄时期的将军）。3月6日，防卫司令部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舰长赫里斯托福罗夫、“塞瓦斯托波尔”号舰长卡尔宾斯基、海岸部主任济列诺伊、港口负责人叶尔马科夫、空军司令、通讯指挥、陆海军部队代表、军事三人小组成员以及其他指挥人员代表参加了会议。索诺维亚诺夫要求与会者通报他们部队的人数，并把他们分配到各战区和要塞。军事专家们建议，在政府军进攻以前首先发起进攻，夺取奥拉宁包姆和谢斯特罗列茨克，以扩大起义的基地。但临时革命委员会拒绝了这一建议，把军事行动仅限于防御。之后，要塞司令部通过了防御性部署计划，包括在整条海岸线上部署除“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以外的步兵、水兵部队，因为这两艘军舰的水兵需留在军舰上稳住阵脚；在靠近彼得格勒港湾区域部署560步兵团；把其余的海岸线分为三个区域，由海军舰队占领；在叶戈罗夫港南岸部署工人护卫队，在北岸部署鱼雷水兵部队以及舰艇混编部队；其余的岸上部队被划分为较小的军队集群派往各要塞，加强要塞防卫。海军部队以及被派到海岸线区域的560团的总人数达3000人，有将近2000人的海军部队被派往各要塞。 在积极做军事准备的同时，临时革命委员会展开了宣传攻势，以争取那些还动摇徘徊的人，特别是竭力争取那些拥有武器的人，《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号召：“与共产党员以及他们掌握的要塞权力做斗争不能只进行到一半……应当进行到底……没有折中。不是胜利就是死亡！”[40]3月4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居民发出通告，“喀琅施塔得正处在为自由而战的关键时刻。每一分钟都有可能迎来共产党员的进攻，他们为的是夺取喀琅施塔得并重新把我们置于只会带来饥饿、寒冷和崩溃的他们的政权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为我们已经取得的自由而坚定地战斗，不会交出喀琅施塔得；如果他们企图用武力达到目的，我们将坚决给予还击。所以临时革命委员会预先通告居民们，如果听到炮击声，不要惊慌害怕”。[41]另外，鉴于要塞粮食有限，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实行配额制，以渡过难关。 喀琅施塔得水兵、工人骚动的过程大致如此。可以看出，是1921年初俄国严重的政治经济形势酝酿了喀琅施塔得的骚动，而1921年2月彼得格勒的大规模罢工成了喀琅施塔得骚动的导火线。鉴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期间对农民的过激做法，大多是农民出身的喀琅施塔得人认为共产党已经不能代表他们的意志，要求重新改选苏维埃，要求给予所有社会主义党派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从理论上讲，自由选举本来就是苏维埃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喀琅施塔得人起初非常自信地以为，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是会向他们作出让步的，因为他们要求自由的苏维埃与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一致的。但是，经过解散立宪会议和国内战争的实践，布尔什维克党已经牢牢掌握了政权，此后的苏维埃只能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可能再与任何其他政党或组织分享（无论是否通过自由选举的形式）。因此，喀琅施塔得骚动的反政府性质严重影响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稳定乃至生存。正是出于这一判断，苏俄政府对骚动立即作出了反应并采取了严厉措施。 苏俄政府对事变的反应 事实上，波罗的海舰队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喀琅施塔得驻军的骚动迹象早就引起了苏俄政府的重视。为了控制这一不稳的局势，政府加强了情报侦察工作。共和国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第二局情报处专门负责对喀琅施塔得的情报侦察，其活动范围遍及喀琅施塔得“所有的海军和陆军部队、他们的司令部、军事和苏维埃机关以及位于喀琅施塔得海防要塞区域的军需生产工厂和企业”。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甚至发出通函，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成为特别部的情报人员。到1921年2月底，特别部招募的情报人员已有176人，他们密切关注要塞的动态，指出可疑人物，经过特别部特派员的审查、总结，编成信息通报，送往特别部，直至中央。同时，有2554人被附属于第二局的登记处登记在案，他们大多被怀疑参加了反革命活动，受到审查。[42]政府以为，通过加强侦察工作，及时了解要塞的态势，就可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从而防止不满情绪的扩散，控制整个要塞的局势。1920年12月11日，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博季斯鉴于舰队骚动的形势发布了一道重要命令，要求对舰队的政委干部作重要的“根本改变”，12月份替换25%的政委，接下来每月替换25%。[43] 但防范措施未能改变形势，如上所述，要塞的骚动仍在继续，直到2月28日两大战列舰的骚动惊动了苏俄高层。2月28日，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拨通了彼得格勒的直通电话：“叫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博季斯听电话并立即予以答复。请通报波罗的海舰队事件的情况。有的地方存在不满是否属实？由于什么原因？……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造成不满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为什么到现在什么消息也没有？现在的局势如何？”[44]在状况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凭着三年内战的经验和直觉，苏俄高层认为喀琅施塔得事件应与政治反对派和国外帝国主义有关。当天深夜，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发给列宁的密码电报中把“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通过的决议形容为“社会革命党黑帮分子”的决议，并且“估计社会革命党已决定加速事件的发展。”[45]3月1日，托洛茨基再次致电博季斯，说：“最近在国外的出版物上经常刊登关于喀琅施塔得和波罗的海舰队阴谋起义的消息。所有以往的经验都说明，这种谣传是实际行动的先兆。因为阴谋的中心在国外，外国出版物的消息皆来自白卫军侨民界谋反的准备。比如，这样的情形曾发生于下诺夫哥罗德……必须立即同所有的主管部门讨论这一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46]当天晚上，托洛茨基再次给博季斯以及阿夫罗夫（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员）、库济明发去加急电报：“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你们管辖部队最近情况的报告。提醒你们决不允许这种玩忽职守的行为，建议每隔12小时汇报一次所有的情况、值得注意的地方和采取的措施，在必要的情况下应汇报得更及时。期望收到报告。”[47] 在3月1日喀琅施塔得人集会后，俄共喀琅施塔得要塞党委立即召开会议，讨论用武力镇压决议支持者的可能性，与会者得出的结论是喀琅施塔得没有足够的可靠力量用于武力镇压。得知水兵骚动前来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视察的加里宁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鉴于如此形势，3月2日3时30分，加里宁、季诺维也夫和拉舍维奇给托洛茨基发去了电报：“……我们现在确信，喀琅施塔得事件是起义的开端。我们估计事件将从今早开始迅速发展。需要得到您的帮助。”[48]3月2日，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员阿夫罗夫命令由骑兵连、步兵营、炮兵排和佩杰尔戈夫斯基学员指挥连组成的187旅夺取奥拉宁包姆，因为这里是喀琅施塔得通往彼得格勒的唯一通道。晚上，187旅逮捕了驻扎于奥拉宁包姆的第一舰艇大队司令部的全体成员，他们本是准备给予喀琅施塔得人支持的。政府军成功地控制了奥拉宁包姆这一重要的战略要地。 3月2日，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宣布喀琅施塔得事件为反革命性质，并要求喀琅施塔得人立即投降，如上所述，喀琅施塔得人对此加以拒绝。同一天，劳动国防委员会（原工农国防委员会，1920年4月改为现名）发布了由列宁、托洛茨基签署的政府公告，喀琅施塔得事件被宣布为“新白卫军的阴谋。旧俄将领科兹洛夫斯基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军舰发动的叛乱”，喀琅施塔得人通过的决议被称作“极端反动的、社会革命党的”宣言。政府给这一事件如此定性是考虑到了当时俄国大部分民众的心理的，从沙俄时代过来不久又刚经历了内战的俄国人对于沙俄，对于帝国主义厌恶不已，将事件定性为白卫军的阴谋，并且还是由前沙俄将领领导的，这就争取到了大部分俄国人的同情和支持，换句话说，也就为政府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找到了合法性依据。 在政府公告中，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1.旧俄将领科兹洛夫斯基及其同谋不受法律保护；2.宣布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戒严；3.彼得格勒防区的全部政权转交给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49]根据公告中的第一条决定，在3月4日深夜，科兹洛夫斯基一家（妻子、女儿和四个儿子）被捕。随后，喀琅施塔得兵变领导人及军事专家的亲属均被逮捕并被作为人质。就在当天，国防委员会发布了题为“对兵变者的警告”的通告，宣布他们逮捕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参加者的家属，“逮捕这些人质为的是解救那些被喀琅施塔得叛变者逮捕的同志，特别是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同志，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同志和其他的共产党员”，“如果被捕的同志哪怕是头发掉了一根，那么上述人质将会人头落地！”[50]政府立即收到了临时革命委员会用无线电对此做出的回应：“……以彼得格勒卫戍军的名义，临时革命委员会要求在24小时以内释放彼得格勒委员会作为人质被捕的工人、红军和水兵的所有家人。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告知，喀琅施塔得的共产党员享有完全的自由，而他们的家人绝对不受侵犯，卫戍军并不想以彼得格勒委员会为榜样，因为在他们看来，哪怕是处于极端的仇恨中，这样的逮捕也是最为无耻和卑鄙的。”[51] 3月3日，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发布了对彼得格勒防区实施戒严的命令（由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国防委员会委员拉舍维奇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阿夫罗夫签署）：“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命令：1.所有的军事、国家机关应特别注意防卫仓库、桥梁、车站、铁路、电报和电话线，为此应给予卫戍区长官以足够的军事力量。防卫不力的后果由相应机关的负责人和政委承担责任；2.所有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的执委会、区委会和苏维埃机关应采取一切果断措施在居民中广泛宣传戒严的实施；3.卫戍区司令在严格执行现有的规章、条例和规定的同时，应特别重视部队卫戍任务的执行；4.应采取一切措施维护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范围内严格的公民秩序，一切破坏行为应立即向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报告。……部队如上街应持枪行动。一旦遭到反击就地枪决。命令自宣布之时生效。”[52]3月3日晨，政府向波罗的海舰队的所有军舰、所有部门发布了命令，要求政委必须在岗待命；禁止局外人参加会议；所有在宣传中有明显反苏维埃倾向的人都应予以逮捕。这样，通过戒严，政府封锁了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消息，基本上稳住了彼得格勒的局面。 在托洛茨基的多次催促下，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从3月2日起定时向中央汇报彼得格勒的局势，特别是喀琅施塔得的动静。3月3日14时30分，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在呈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形势报告中全文抄录了喀琅施塔得卫戍区全体大会通过的决议。从现有的档案材料来看，苏俄高层应是从这份报告中才详细得知喀琅施塔得人的决议内容的。决议的内容表明，喀琅施塔得人的要求是现阶段全俄工农的普遍要求，是1920年以来全俄特别是农民对实施了三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战争已经结束了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实施的不满的集中体现。随着侦察情报的增多，喀琅施塔得的情况越来越明朗，苏俄高层应当逐渐清楚，政府要对付的不是想象中的协约国、白卫军，甚至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阴谋”，而是一次具有自发性的，但带有政治倾向的兵变。[53] 在这种情况下，苏俄政府没有丝毫的犹豫，自始至终全力准备对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镇压。3月3日晚，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和德边科前往彼得格勒以直接领导对喀琅施塔得的镇压。在途中，托洛茨基曾说，经过最初一轮的炮轰后喀琅施塔得将挂出白旗。[54]事实上，从3月2日起，阿夫罗夫就奉命开始着手集中军队形成对喀琅施塔得的包围，到3月4日已组成了两个战区——北方战区和南方战区。前者集中了1365名步兵、100名骑兵、14挺机关枪、24门炮。在南方战区，奥拉宁包姆区域集中了3596名步兵、74名骑兵、43挺机关枪和4门炮，佩杰尔戈夫区域集中了650名步兵，克拉斯诺弗洛茨基、佩列多沃伊、乌斯季耶要塞集中了3249名步兵、28挺机关枪、56门炮。还有总数包括2101名步兵、165名骑兵和25挺机关枪的三支学员兵队伍作为后备力量。彼得格勒的军事权力集中在新成立的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季诺维也夫任主席）手中，阿夫罗夫拥有对彼得格勒军队的指挥权。按照该委员会的指令，成立了三人小组领导的波罗的海舰队。[55]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到达彼得格勒后，针对军队指挥权力不集中，集结军队数量不够，彼得格勒城内可用于镇压喀琅施塔得的军队数量十分有限等状况，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恢复第七集团军，由图哈切夫斯基任临时指挥，同时兼任高射炮兵团指挥，彼得格勒军区的所有武装力量，其中包括海军，都必须完全服从他的指挥。同时责成图哈切夫斯基准备一份详细的进攻计划，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阿夫罗夫同时任彼得格勒防区司令，此命令从3月5日17时45分开始执行；第二，立即采取措施尽快把最精锐部队及必要装备调入彼得格勒（从西线调取第27师、阻击队、重炮兵连以及装甲列车，空运探照灯、通讯工具等）；第三，把集中于彼得格勒的情绪不稳的水兵输送出该地域。[56]从3月7日开始，大批水兵被调往亚述海和黑海。[57]同时，加强对信息的封锁。托洛茨基给图哈切夫斯基发去电报说：“我专列的收音机今天几乎完全收到了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的号召。来自新戈兰季亚电台的干扰很小。必须采取严厉措施监督新戈兰季亚电台的工作，并对涅瓦河上的舰艇的收音机进行检查。”[58] 3月5日14时，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司令向喀琅施塔得人发出公告：“工农政府决定：立即使喀琅施塔得和叛变的舰艇归苏维埃共和国管辖。为此命令：所有反对社会主义祖国之手应立即放下武器。解除固执己见者的武器并交由苏维埃政权处理。立即释放被捕的政委和政权的其他代表。只有完全投降者可视作对苏维埃政权的无条件投降。同时指令不惜一切武力击溃兵变和兵变者。使和平居民突然遭到灾难的责任应完全算在白卫军叛乱者的头上。这是最后一次真正的预先通告。”[59]3月6日18时，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再次向喀琅施塔得发出命令，宣称如果24小时内不停止暴动，政府将采取军事行动。[60] 为了使镇压行动不引起国际冲突，托洛茨基于3月7日16时，也就是进攻前夕，在他的专列上给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发去了电报：“鉴于当前对叛变者开火的形势，我认为向芬兰政府作以下声明是合适的：‘我们认为必须通知，白卫军奸细由于自己处于绝境可能会向芬兰海岸线射击以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至于苏维埃司令部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力图在当前消灭叛变的同时不使芬兰公民遭受任何损失。’”[61] 可以看出，喀琅施塔得骚动引起了苏俄高层的强烈反应，在政治上，苏俄政府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将骚动定性为“新白卫军的阴谋”，并且是“由前沙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领导的反革命叛乱”。在苏俄高层详细得知喀琅施塔得人的要求后，他们已经清楚，实际面对的是一次有群众基础的兵变。尽管喀琅施塔得人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正为苏俄高层所考量，但喀琅施塔得人要求“重新改选苏维埃”就足以构成政府对之实施镇压的全部理由。这种基于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的反应在俄共（布）十大作出的决策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俄共（布）十大的决策 对喀琅施塔得的正式进攻被定在3月8日，而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也在经过几次改期后于这一天的中午12时召开（会期从3月8日至16日）。[62]正是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的决议，宣布了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这标志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开始。经济上的退让和政治上的进攻在同一时刻作为党和政府的决策出台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苏俄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的重大步骤。 面对国家的困局，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于1920年末开始重新考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用实物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的问题。1921年2月2日，莫斯科五金工人代表会议开幕。会议听取了关于工农关系的报告以后，通过了建议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决议。2月8日，在列宁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由他本人亲自撰写的《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其内容为：①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即征收余粮）的愿望；②减低粮食税额，使其低于上年余粮征集制的数额；③同意税额与农民积极性相适应的原则，即依照农民积极性的增高而降低税率；④在迅速地缴足税款的条件下，使农民在地方经济流转中有更大的自由来运用其纳税以外的余粮。[63]会后，这一提纲发表于《真理报》，并在该报陆续发表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性文章。由此可见，转变经济政策，此时已在苏俄高层的考虑范围内，到1921年2月，他们已经准备实施这一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而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是喀琅施塔得起事者最根本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之间本来可以找到一个妥协的基础——起事者的基本要求是政府正在考虑实施的政策。但政府没有与起事者进行过妥协性谈判，而是在实行经济政策重大变革的同一天宣布向喀琅施塔得进攻，即在顺应起事者的基本要求的同时却对起事者的政治行为进行严厉的镇压，这看似矛盾的做法实际上统一于一个目的——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 一方面，俄共（布）十大宣布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是迫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喀琅施塔得骚动的发生是布尔什维克政权面临危局的政治信号，列宁迅速理解了这一危机信号，他在一份报告提纲中写道：“向政治转化。1921年春天的经济转化为政治：‘喀琅施塔得事件’。”[64]在俄共（布）十大会议上，列宁说：“我们应当努力满足农民的要求……怎样去满足农民呢？……实质上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如果没什么可以流转，那还算什么流转自由！”[65]在经济上满足农民的要求是必要的，否则会丧失政权的基础，但对于喀琅施塔得这些“穿着军装的农民”提出的诸如“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重新选举苏维埃”的政治诉求则绝不妥协，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也无异于叫布尔什维克交出政权。 所以，苏俄政府在顺应喀琅施塔得人的基本要求的同时，毫不犹豫地对胆敢向布尔什维克政权挑战的喀琅施塔得人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列宁在俄共（布）十大上做《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报告时这样说道：“……现在我想讲一讲喀琅施塔得事件。我还没有从喀琅施塔得获得最近的消息，但我一点儿也不怀疑，这次起义很快会显现出我们所熟悉的白卫军将领领导的样子，它如果不是被马上镇压，就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被镇压。对此不会有任何怀疑。”[66]在严厉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同时，俄共（布）还在这次大会上决定“应争取最大限度的党内团结（和纪律性）”，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决议着重强调：①“对党的缺点进行必要的批评，分析党的总路线，总结党的实践经验，检查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改正错误的方法等等，都不能由拥有某种‘政纲’等等小集团去讨论，而应当由全体党员讨论”；②“代表大会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③“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发生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67]与此同时，大会还决定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反对派力量展开更为严厉的斗争，以把他们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 后来在总结喀琅施塔得事件时，列宁指出：“‘喀琅施塔得’的教训——政治上：加强党内的团结（和纪律），加强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经济上：尽量满足中农。”[68]经济上趋向宽松，政治上趋向集中，俄共（布）十大的决策鲜明地体现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政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政策取向。 无情的镇压与惩罚 军事进攻准备就绪，苏俄政府对喀琅施塔得的武力镇压就开始了。俄共（布）十大召开前夜，3月7日18时35分，从谢斯特罗列茨克和“红山”炮台向喀琅施塔得进行了试探性炮击，对方几乎没有回应。[69]列宁在向俄共（布）十大的报告中暗示，到3月8日晚喀琅施塔得可能会有新闻传来。苏俄高层确信，在武力进攻下，“叛乱”将很快被平息。 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在经过一夜的炮击后，第七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下达了强攻喀琅施塔得的命令。士兵们披着用来伪装的白色披风在没有任何掩体的开阔冰面上匍匐前进。3月8日整整一天政府军加强了对喀琅施塔得的炮轰，并用飞机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以及喀琅施塔得城投放了525俄磅炸弹，但政府军的进攻遭到了喀琅施塔得人的猛烈反击。他们利用地理优势，对政府军方的克拉斯诺弗洛茨基要塞、奥拉宁包姆、谢斯特罗列茨克沿岸地区——利西诺斯进行猛烈炮轰，使得谢斯特罗列茨克地区许多房屋着火，政府军至少5门大炮被炸坏。在第一天的进攻中政府军仅仅夺取了7号要塞。更为严重的是，被派去沿解冻的芬兰湾进攻要塞的红军的情绪不稳，从感情上来讲，他们同情喀琅施塔得人。部分红军士兵甚至公开拒绝执行进攻的命令。最为典型的是南方军队集群的561团，他们和喀琅施塔得的560团一样都是由库班人组成的，他们被调来执行进攻任务，但整个团都拒绝进攻，3月8日晨，该团有一个营（约600人）向喀琅施塔得投诚。从南方军区调来的混编团曾一度冲入喀琅施塔得，但却遭到了对方猛烈的机关枪扫射，不得不往后退却，并且有两个连被俘。3月8日22时，政府军不得不退回到最初的出发线。[70]政府军的第一次强攻遭到了严重的失败。政府报刊力图掩盖真相，富有政治经验的托洛茨基在给季诺维也夫和图哈切夫斯基的电报中写道：“今天的《彼得格勒真理报》上说，对于我方狂风暴雨般的火力，喀琅施塔得的反击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害怕浪费子弹，他们只用了轻型炮反击等等。这种不真实的消息在我看来是十分有害的。应该或者是不告知细节，或者是告知全部真相，因为居民们，特别是海军完全清楚事件的进程，上述做法会破坏他们对报刊的信任。”[71] 政府军第一次进攻的失败使得本以为在经过一次打击后喀琅施塔得人就会挂出白旗的托洛茨基不得不对这个问题加以重新考虑。托洛茨基向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其中写道：“只有在解冻前可以占领喀琅施塔得。一旦海湾通航，喀琅施塔得就和国外建立了联系。到那时，整个岛对我们来说将成为不可抵达的。希望对方由于缺乏粮食而投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在通航前起义者的粮食是够用的。除此之外，他们现在已经从芬兰获得了一些物资（有资料表明获得了8车物资）。图哈切夫斯基刚刚打电话来，说彼得格勒已经开始解冻。无论如何，必须在最近几天消灭喀琅施塔得叛乱。为此，必须征召相当数量的富有战斗力的共产党员和负责任的工作人员到彼得格勒去。应当采取果断措施。我很担心，无论是党，还是中央委员会委员都没充分认识到喀琅施塔得问题的尖锐性。”[72] 据侦察情报称，喀琅施塔得有140门大炮用于海岸防御，防御的水兵和红军达28000人。要想顺利进攻，必须有两倍甚至是三倍于此的力量。苏俄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首先是加强第七集团军炮兵部队的力量，从西线调来了27师的榴弹炮兵连、重炮炮兵连和3个重炮营。3辆分别装有10英寸炮、6英寸“加农”炮、8英寸炮的装甲列车也被调往彼得格勒。为了加强进攻喀琅施塔得的步兵部队，11师32旅、27师79旅被调集于利戈沃区。4支空军部队也从西线抵达彼得格勒。第七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对卡累利阿区的炮兵连进行了重新部署，把队伍集中于海岸线上，并且下令炮击时一定要对准目标，不得浪费火力。其次，鉴于第一次进攻中部队的骚动和拒绝进攻等情况，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手段，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如设立革命军事法庭巡回审判庭（审判程序得到了极大的简化），设立革命三人小组，在每支部队中安插情报员；在进攻中设立严密的散兵线，防止军人后退；那些被认为是最不可靠的部队在被解除武装后调往离喀琅施塔得很远的后方；被认为是带头起哄的军人被立即处以枪决。3月9日，俄共中央委员会秘书H.科列斯金斯基向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发出电报：“根据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要求，立即在24小时以内征召150名坚定、坚强、有觉悟的共产党员作临时指挥，以解决喀琅施塔得事件。”[73]到3月12日，共有将近300名俄共（布）十大代表被派往喀琅施塔得，他们不仅仅是去担任军事指挥，更重要的是去加强那些进攻部队的士气。另外，从3月9日早晨起，政府开始对普梯洛夫厂、奥布霍夫斯基厂、阿尔图拉·科佩拉厂、阿尔谢纳尔厂和诺别利亚厂这些罢工工厂的工人进行重新登记，采取这一措施后，彼得格勒的大部分工厂得以很快复工。政府还对彼得格勒加强了情报侦察工作。[74] 八 零 电 子 书 w w w . t x t 8 0. c o m 3月9日，双方炮火不断。政府军对6号炮台、康斯坦丁要塞、南方炮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实施重点打击。喀琅施塔得方面则对谢斯特罗列茨克—利西诺斯区域和奥拉宁包姆进行了猛烈的炮击，步兵重新占领了曾被政府军夺取的7号要塞。就在这一天，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维尔舍宁在奥拉宁包姆被捕，他声称，之所以会出现在奥拉宁包姆是为了执行委员会交给他的与苏维埃政府进行停止军事活动的谈判的任务。此前一天，也就是3月8日，政府曾收到赫尔辛福斯电台的报道，喀琅施塔得人向政府建议谈判，但镇压的车轮已经启动，政府对此不加理会。 3月10日，政府军仍然对上述的几个点实施打击。到3月11日，包括北方军队集群（谢斯特罗列茨克区）、南方军队集群（奥拉宁包姆—佩捷尔戈尔区）、利戈沃后备军和彼得格勒后备军在内的政府军总共集结了步兵15998名、骑兵354名。此外，在佩捷尔戈尔区还有27师80旅和167旅499、501团。[75]整整一天，双方都持续炮击，政府军派出29架飞机加强侦察工作。鉴于解冻日期的日益逼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建议加快强攻要塞的准备。苏俄高层对战局高度关注，全俄肃反委员会呈列宁、斯大林的战报不断地从前线发往克里姆林宫，对彼得格勒的政治局势、军队进攻喀琅施塔得的情况、获得的关于喀琅施塔得的情报等加以报告。 为了迅速镇压喀琅施塔得兵变，政府除了在物质上尽量满足部队的需要外，还采取了更为强有力的政治措施。3月13日，南方军队集群政委伏罗希洛夫发布命令：“为了迅速镇压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兵变分子，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把苏俄各地最优秀的工作人员派遣过去，以保证和加强对喀琅施塔得白卫军的胜利。从党代会代表中任命的特派员除了加强军事行政工作和政治工作，还被派往作战部队。军队政委和指挥人员应把特派员看作帮助自己指挥和处理事务的有经验的同志。从收到此命令开始，所有的传单和打算印刷出版的文字材料必须交给南方军队集群政治部文字出版处审阅，没有该处的允许，这样的材料不得印刷。”[76]南方军队集群司令谢佳金也于这一天发布了关于处理临阵脱逃等案件的命令，根据这一命令，不仅是军人的案件，而且部队驻扎地居民的案件都划归彼得格勒军区/州革命军事法庭巡回审判庭管辖，指导方针是“尽快结案”。[77] 3月14日，预定从北方发起的进攻由于第27奥姆斯基师第79旅第235理韦利斯基团和第237门斯基团发生兵变而推迟。这两个团的军人全副武装地走出营房，喊着“不要到冰面上去”、“召回部队”等口号，以示拒绝进攻喀琅施塔得。这些军人被解除了武装并被逮捕。门斯基团和理韦利斯基团分别有41名、33名士兵被判处枪决。判决书向全体军人长时间地反复宣读，以示警告。3月15日，图哈切夫斯基发布命令：“……苏维埃政权用解除这些团的武装和逮捕表明，无论是目无纪律，还是叛变，都不允许在红军中发生。所有的奸细和造谣者都要为自己的反革命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当被他们蒙骗的英雄们请求给予机会夺取喀琅施塔得，在苏维埃俄国工农面前赎罪的时候，我特此命令：归还门斯基团和理韦利斯基团武器和革命称号。我相信并且希望，重新看到自己的老战友成为英雄，我们曾一起夺取切利亚宾客和奥姆斯克，一起攻占华沙。前进！向喀琅施塔得叛徒进攻！”[78]这一天，政府军在进攻方面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而是着力于整顿军纪，修筑防御工事，集结军队，为强攻做准备。 面临政府军围攻的喀琅施塔得处境日益困难。军事上，尽管喀琅施塔得在这一阶段对政府军的还击仍然是有力的，但已经明显感到防御力量的不足。科兹洛夫斯基事后回忆：“要知道他们海岸线的总长度超过了30俄里”，但“要塞可用于迎接进攻的自由的卫戍军是那么有限，散兵线中不得不每隔5俄丈才安排一个人”。[79]况且自愿去最前线防卫的大多数是来自库班的青年水兵，他们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从未参加过战斗。用于防卫的有生力量的缺乏使得司令部的防卫计划没有完全得到实施。政治上，随着战斗的加剧[80]，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合法性受到挑战。喀琅施塔得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一部分无党派人士（包括军人）开始不服从临时革命委员会，他们在工厂、军舰进行宣传，暗中破坏委员会各种措施的实施。临时革命委员会力图控制内部局势，它要求成立革命三人小组负责维持秩序，多次发出命令要求共产党员及居民交出左轮手枪、步枪、子弹等武器。临时革命委员会加强了对共产党员的监控，3月15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解除所有共产党员政委和担任一定职务的共产党员的公职，并且对他们实施特别的监督，责令其不得进入军港，所有重要据点由非共产党员占领。[81]同时，临时革命委员会还不断地向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发出呼吁，阐明起义的目的，以期获得支持，但彼得格勒已处于戒严状态，喀琅施塔得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均无法活动。 在此期间，喀琅施塔得获得的外部援助主要来自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俄侨。尽管侨民界对喀琅施塔得起义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各类团体都捐款为兵变者购买粮食，支持临时革命委员会。3月8日，国际红十字会三人代表团抵达喀琅施塔得，“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前舰长维利肯男爵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代表团被邀请参加临时革命委员会和防卫司令部的联席会议，他们表示愿意提供粮食、药品援助，但同时指出，由于没有得到芬兰政府的许可，这些物资只有偷运过来。3月9日，代表团返回芬兰，维利肯作为对即将运来的粮食进行分配的监督员留了下来。曾在《新俄罗斯生活报》发表的一篇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匿名回忆录中提到维利肯还建议用“800人的武装力量”给予喀琅施塔得帮助，“……如果委员会同意，可以把这些人直接载运到喀琅施塔得或者他们有越过芬兰边界直接打击彼得格勒的可能性。临时革命委员会讨论了这个建议后认为，武装力量是处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之下的，考虑到卫戍军的情绪，委员会以多数通过决定对此建议加以拒绝。”[82]据阿格拉诺夫的调查，在革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佩特里琴科报告说社会革命党领袖B.M.切尔诺夫从雷瓦尔派来了信使，建议临时革命委员会允许他作为立宪会议主席回到喀琅施塔得，在立宪会议的旗帜下同苏维埃政权展开斗争，并表示愿意提供武力援助。除瓦列克表示赞同，佩特里琴科和基利加斯特态度不甚明确外，大部分委员对此表示反对。11日，维利肯在作客于“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时指出，只有在支持召开立宪会议这个口号的条件下武装起义者才能定期得到粮食。[83]当天，喀琅施塔得获得了大约400普特的粮食，使得本已紧张的粮食供应稍加缓和。尽管没有接受任何政治义务，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难以掩饰其内心的矛盾，他们明白，这一举动将把喀琅施塔得与白卫军联系在一起。 3月15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布广播通告，邀请外国记者前往喀琅施塔得“了解英雄的卫戍军和要塞工人是为什么而战斗”。[84]西欧和侨民界的4名记者对此做出反应并来到了喀琅施塔得。同一天，《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发表了著名的题为《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共产党》的文章。[85] 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的态度并不明朗。除了舆论支持，西方国家并不打算趁机武力干涉，而是倾向于同苏俄建立正常关系。3月16日，英国与苏俄签订了贸易协定，成为西方大国对苏俄的首次官方承认。 经过一周的僵持，形势已对喀琅施塔得明显不利。在收紧包围和加强军事部署后，3月16日，政府军方面再次发布了强攻喀琅施塔得的命令，时间定在3月17日。3月16日14时到21时，政府军对喀琅施塔得城及其要塞进行了猛烈的炮击。3月17日2时45分，北方军队集群开始强攻，并于6时左右占领了7号要塞。南方军队集群于3时开始强攻，夺取喀琅施塔得城。政府军的强攻遭遇了喀琅施塔得人的猛烈还击，双方损失惨重。 3月17日4时50分，在第一阶段强攻的基础上第七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向南方、北方军队集群发出了总攻的命令：“1.北方军队集群应暂时限于牵制托特列边和‘红军要塞’的行动，重点打击喀琅施塔得城的西北部以协助南方军队集群；2.南方军队集群今天应最终占领城市，并在其中实行铁的纪律；3.充分利用炮兵部队的协助进行城市中的巷战；4.炮监应下令不晚于明天用窒息性气体和有毒气体的炸弹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进攻。”[86]大约有两个师参加了这次进攻，并配有4列装甲列车和多个炮兵连。根据图哈切夫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3月17日的直通电话谈话记录，虽然政府军这次强攻取得了成功，但损失也相当惨重。特别是北方军队集群，是在蒙受了重大牺牲后才得以进入喀琅施塔得城西北部。[87]21时左右，政府军迫使对方退出了喀琅施塔得城。陷于绝境中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向政府军派出洽降代表，声明如果保证他们的生命，他们将投降。此前有水兵建议炸掉军舰，但遭到反对。占领了喀琅施塔得城的政府军立即开始了对兵变者的逮捕。此时，喀琅施塔得兵变的领导者已经清楚，要塞必被攻陷。根据要塞司令总部的意见，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从喀琅施塔得撤走。他们向芬兰政府请求给予被交战国拘留者的身份，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开始撤向芬兰。得以逃往芬兰的大约有8000人，包括大部分临时革命委员会和要塞司令总部的成员。 3月18日2时45分，北方军队集群占领了喀琅施塔得要塞。5时，占领了托特列边要塞和“红军”要塞。9时，南方军队集群的79旅和80旅抓获了城中的所有兵变者，11时左右，占领了里弗要塞、米柳京要塞、康斯坦丁要塞。这样，两个军队集群完成了全部的军事任务。 政府对红军及喀琅施塔得防御者的死亡人数秘而不宣。许多死在结冰的波罗的海上的人甚至没有埋葬，随着冰的融化产生了污染芬兰湾水区的问题，直到三个月后才得以解决。 喀琅施塔得被攻陷后，新任喀琅施塔得卫戍司令彼得罗夫立即发布命令：宣布城市进入戒严状态；要求全体市民在24小时内交出武器；要求交出所有可疑的人以及协约国的间谍；不遵守命令者将按战时法律追究责任。[88]同时，喀琅施塔得的共产党员被要求全部重新登记。 3月25日，苏俄政府在彼得格勒为在进攻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4月3日，为庆祝占领喀琅施塔得，政府举行了广场游行。托洛茨基发表了讲话。 镇压成功，惩罚便随之开始。解密的档案文献表明，苏俄政府对不同程度卷入喀琅施塔得事件的人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3月18日6时40分，也就是喀琅施塔得刚被攻陷的时候，南方军队集群军事委员伏罗希洛夫就向其副手列普谢发出指令：“立即用人力加强特别部，特别部的工作十分缺乏人手。全部从喀琅施塔得逃出的被捕者须经过最仔细的审查。”[89]接着，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第一、第二专门处成立了“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三人小组”，三人小组的工作重点是“在夺取喀琅施塔得以后惩罚被捕的叛乱者”。据三人小组负责人的报告，从3月20日到4月15日（三人小组于这一天解散）共有3000名“积极的叛乱分子”被捕，其中40%的人被处以极刑。[90]根据三人小组的调查，认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全体人员在参加“叛乱”上表现出最大的积极性，两舰的水兵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3月20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167名水兵受到特别三人小组的起诉，他们都被判枪决；“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起初有13名水兵受到起诉，被判处枪决，并且立即执行。之后，“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又有26人被判处枪决。[91]此外，兵变期间仍留在要塞被认为是犯罪行为，所有的水兵和红军士兵都要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相当一部分水兵被押往位于白海的集中营。[92] 除此之外，三人小组还审判了所有在喀琅施塔得事件期间退党的人，并把他们划分为四类：“第一类，退党并积极从事反对活动，手持武器的政委、指挥官、集体退党的领导人、递交恶毒声明的人……被处以极刑；第二类，递交了较为不好的声明的人，政治上发展不好，年轻，被动参加叛乱的人，判处五年的强制劳动；第三、第四类人包括递交了没有论据的声明的人，在材料中没有递交声明但自己认罪的人，递交了声明但曾受过革命委员会监控的人。他们被予以释放，一小部分人被判处参加一年社会劳动，缓期执行。”[93] 另外，喀琅施塔得一些党政负责人因支持兵变也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俄共喀琅施塔得组织临时局的主要成员伊利因、卡班诺夫和佩尔武申被判处枪决。另有8人因事前知道临时局的号召，被判处五年强制劳动，缓期执行。[94]喀琅施塔得要塞司令部政委诺维亚科夫、战列舰舰队政委佐西莫夫、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喀琅施塔得特别处处长格里博夫等则因被认为在兵变前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指挥不力而被追究责任。[95] 如上所述，喀琅施塔得陷落后，大约有8000名喀琅施塔得人得以逃往芬兰，其中包括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和要塞的军事专家。3月21日，俄国驻芬兰全权代表别尔津在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的旧称）给契切林写了一封长信，就如何对待这些逃亡者的问题征求契切林的意见。[96]3月28日，别尔津得到了答复：“我向您通告我们的建议：要求在芬兰腹地远离我们边界线的地方镇压喀琅施塔得人，要求他们交出武器，因为喀琅施塔得人毫无疑问都是兵变者。”[97]后来，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佩列佩尔金、瓦利克、维尔舍宁，《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成员弗拉季米罗夫、洛马诺夫等都被抓获并被处以枪决。另外，被俘的舰队指挥和要塞的军事指挥也被判处枪决、强制劳动等刑罚。[98]值得一提的是，在事件过程中因科兹洛夫斯基而被捕者多达27人，甚至其远亲也受牵连，他们大多受到流放、强制劳动的惩罚。 到1921年夏，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团、共和国芬兰边界防卫特别部代表团、芬兰边界防卫特别部喀琅施塔得专门处特别三人小组和彼得格勒军区军事法庭共对2103人处以了枪决，对6459人处以了各种期限的监禁，当时有1464人获释，但对他们的起诉并未撤销。[99]1921年11月4日，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四周年，全俄中央执委会对被判有罪的“不是自觉参与行动的喀琅施塔得兵变者”作出了赦免决定。1922年11月2日，全俄中央执委会赦免了“在国外的喀琅施塔得兵变的普通参与者”。[100]但在赦免前，这批人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 为了“净化”喀琅施塔得的政治环境，避免类似事件重演，苏俄政府于1922年春成立了疏散委员会，对喀琅施塔得居民进行甄别和迁徙。从1922年2月1日至1923年4月1日，喀琅施塔得共有2756人被重新登记，他们被划分为三类人，即喀琅施塔得“叛乱分子”及其家属（2048人）、与要塞无联系的人（516人）、刑事罪犯（192人）。到1923年4月1日，共有2514人被异地流放，其余的242人大多是技术水平较高的专业工人及其家属，因为很难找到替代他们的人而被留在了喀琅施塔得。[101] 1921年4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阿格拉诺夫在他的调查报告中说：“侦察材料无法确定，在兵变发生以前，反革命组织在要塞指挥人员中做过什么工作，也未发现协约国间谍的活动，运动的整个过程都说明没有这样的可能性。”[102]这是迄今在档案文献中所见到的最为坦率和明确的结论。既然如此，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性质应当是清楚的。如果说，苏俄政府当时对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定性是出于一种政治策略的需要，那么后来苏联长期坚持的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官方说法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了。 喀琅施塔得事件是苏维埃政权从理想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向现实的政治国家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对苏联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出于巩固政权需要的镇压一旦背离了社会公众的选择取向，就会发生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国家权力机制的蜕变，在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制衡机制的情况下，这种蜕变就为斯大林日后的个人专制埋下了伏笔。从这个视角考察，喀琅施塔得事件所表现的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与1930年代确立的斯大林模式体制存在着内在的历史联系。
[1] Известия，11 январь 1994г.. [2] 对于喀琅施塔得事件再研究最有价值的是苏联解体后俄国出版的两部专题文献资料集：Яковлев А.Н.（общ.ред.）Кронштдат，1921，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1997。该文献集内容包括喀琅施塔得事件期间以及前后与此相关的苏俄政府重要会议记录、公告、军事命令、函件；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地政情、军情报告；苏俄肃反机构的审讯笔录、重要公告和决定；彼得格勒军区、波罗的海舰队负责人与托洛茨基等人以及苏俄高层之间的信件、电报、通话笔录；喀琅施塔得驻军的大会决议、重要公告及呼吁书；彼得格勒军区巡回审判庭对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参与者、同情者、人质、进攻中的临阵脱逃者等的审讯和判决；国外报刊对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报道等。该文献集的部分重要文献已译成中文，参见沈志华总主编、余伟民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7卷；Кудрявцев И.И.（отв.сост.）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9。这本文献集共收录839件文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首次公开。 [3] ЦАФСБРФ（俄罗斯联邦安全机构中央档案馆），ф.114728，Приложение，Доклад Агранова в президиум ВЧК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делу мятежа в Кронштадте，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3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14页。 [4]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22、396页。 [5]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300、301页。 [6]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3页。 [7] 《苏联经济指令》（俄文版），第179页。转引自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119页。 [8]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14、15页。 [9]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ки АН СССР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СССР 1921г.-1925г.，Москва，1960，с.234-235. [10]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я АН СССРИстория СССР，т.8，Москва，1967，с.24. [11] Коммюник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го бюро，№19-20，1920. [12]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жизнь，№2，1919. [13]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4～45页。 [14] 埃·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梅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第48页。 [15] 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17，оп.84，д.265，л.1-2，Записка Подвойского，Мехоношина，Муралова，Кедрова，Менжинского，Ягоды в ЦКРКП（б），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4。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3页。 [16] РЦХИДНИ，ф.76，оп.3，д.167，л.21-22，Из сводки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й губчека в ВЧК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Петрограде，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5。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8页。 [17] ПольяковНЭП，Москва，1982，с.14. [18] РЦХИДНИ，ф.17，оп.84，д.265，л.1-2，Записка Подвойского，Мехоношина，Муралова，Кедрова，Менжинского，Ягоды в ЦКРКП（б），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4。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4页。 [19] 俄文为Κурсант，意指军事院校的学员，在苏俄时期因为他们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并且受到严格训练，在当时被政府认为是最可靠的军事政治后备力量，因此当时他们被派往宣布关闭的工厂站岗，禁止工人进入。 [20] Петроградская правда，26 Февраля 1921г.，Приказ №1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комитета обороны）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укрепленного район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3。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5页。 [21] ЦАФСБРФ，ф.66，оп.1，д.32，л.119-120，Приказ ВЧК “об усилении борьбы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6。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9页。 [22]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67，л.25-25об.，Запись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о прямому проводу с Петроградом，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4. [23] РЦХИДНИ，ф.76，оп.3，д.167，л.13-19，Доклад начальника 1-го специального отдела ВЧК Фельдмана в особый отдел ВЧК，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9. [24] ЦАФСБРФ，ф.114765，т.17，л.6-6об.，Доклад начальника 2-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особого отдела охраны финляндской границы республики，Кронштдат，1921，с.51。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6页。 [25]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матросов，красноармейцев и рабочих（Кронштадт），3 марта 1921г.，Резолюция собрания команд 1-й и 2-й бригад кораблей от 1 марта 1921г.，Кронштдат，1921，с.5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3页。 [26]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матросов，красноармейцев и рабочих（Кронштадт），3 марта 1921г.，Резолюция собрания команд 1-й и 2-й бригад кораблей от 1 марта 1921г.，Кронштдат，1921，с.5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3页。 [27] Афанасьев Ю.Н.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Москва：РГГУ，1996，с.193. [28]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4（приложение），л.9，Протокол №1 общего собрания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фортов “Шанц” и “Михаил”，состоявщегося 3 марта под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ством Федоров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21. [29]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10，п.2，л.28，Обращение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 крестьянам，рабочим и красноармейцам，Кронштдат，1921，с.55. [30]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8 марта 1921г.，Обращение населения крепости и Кронштдат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54。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8页。 [31] Афанасьев Ю.Н.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с.198，210，прим.6. [32]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239，л.28；т.32，л.40；т.35，л.18；т.12，л.б/п.；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9 марта 1921г.，10 марта 1921г.，17 марта 1921г.，О выходе кронштадтцев из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51. [33]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4 марта 1921г.，Воззвание временного бюро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КП，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21。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40页。 [34] Архив Гуверов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войны，революции и мира Станфор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Коллекция Фрэнка Голдера，ящик 21 “Русское прошлое”.Историко-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й альманах №2.Санкт-Петенбург，1991，с.355-358，Господину коменданту карель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сектор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49。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02页。 [35]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10，п.2，л.2，Воззвание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ронштадта к рабочим красноармейцам и матросам，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34。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06页。 [36] ЦАФСБРФ，ф.114728，Приложение，Доклад Агранова в президиум ВЧК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делу мятежа в Кронштадте，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3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14页。 [37]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22，л.82，Тереграмма Подгайского в секретно-операти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ВЧК，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54。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34页。 [38]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док.№1，прим.1. [39] Козловский А.Н. Правда о Кронштадте，Новая русская жизнь（Гельсингфорс），5 апрель 1921г. [40]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введение. [41]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4 марта 1921г. [42]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269，лл.5-5об.，Из доклада начальник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части 2-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особого отдела охраны финляндской границы республики，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5页。 [43]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введение，док.№3. [44] РГВА，ф.33987，оп.3с，д.65，л.46，Тереграмма Троцкого начальнику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балтийского флота Батису，Кронштдат，1921，с.47. [45] РЦХИДНИ，ф.76，оп.3，д.167，л23，Шифротелеграмма Зиновьева Ленину，Кронштдат，1921，с.47。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1页。 [46] РЦХИДНИ，ф.17，оп.109，д.89，л.11，Тереграмма Троцкого начальнику пубалта Батису，Кронштдат，1921，с.48。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2页。 [47] РГВА（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ф.339876，оп.3с，д.65，л.51，Шифротелеграмма Троцкого командующему войсками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 Аврову，комиссару балтфлота Кузьмину и начальку пубалта Батису，Кронштдат，1921，с.48。 [48] РЦХИДНИ，ф.17，оп.109，д.27，л.22，Тереграмма Зиновьева，Калинина и Лашевича Троцкому，Кронштдат，1921，с.59. [49] Петроградская правда，3 марта 1921г.，Обращение совета труда и обороны，Кронштдат，1921，с.59。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30页。 [50] Петроградская правда，4 марта 1921г.，Собщение из Петрограда о взятии заложников，Кронштдат，1921，с.95。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44页。 [51]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марта 1921г.，Кронштадт требует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заложников，Кронштдат，1921，с.95。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09页。 [52] Петроградская правда，3 марта 1921г.，Приказ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комитетаобороны）по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му укрепленному району о введении осадн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Кронштдат，1921，с.95. [53] 在当时苏俄政府方面的文件中一般将这次兵变称作“叛乱”，俄文为Мятеж，意指叛乱，也有哗变的意思，无论是苏俄政府的公告，还是其内部决议，对喀琅施塔得事件大多使用的是这个单词；在政府的文件中，特别是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初期，有时将其称为Волнение，意指“骚动”；另外，在个别文件中，喀琅施塔得事件又被称为Возмущение，意指“暴动”；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的官方文件中有时也把喀琅施塔得事件称作Восстание，意指（武装）起义，如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命令中就要求“在最短的时间里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在阿格拉诺夫的调查报告中也使用了“起义”这个字眼。 [54] Афанасьев Ю.Н.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с.199. [55] РГВА，ф.33988，оп.2，д.368，л.519-525，Доклад начальника полевог оштаба реввоенсове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Лебедева заместителю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реввоенсове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клянскому о подавлении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го мятеж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94. [56] РГВА，ф.7，оп.2，д.530，л.129，Приказ 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войсками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69。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45页。 [57] РЦХИДНИ，ф.76，оп.3，д.167，лл.7-8，Из оперативно-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сводки секретно-операти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ВЧК Ленину，Кронштдат，1921，с.8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65页。 [58] РГВА，ф.33987，оп.3с，д.65，л.58，Телеграмма Троцкого командующему 7-й армией Тухачевскому，Кронштдат，1921，с.71. [59]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2，л.2，К гарнизону и населению Кронштадта и мятежных фортов，Кронштдат，1921，с.7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47页。 [60] РГВА，ф.33988，оп.2，д.368，л.519-525，Доклад начальника полевого штаба реввоенсове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Лебедева заместителю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реввоенсове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клянскому о подавлении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го мятеж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94. [61] РГВА，ф.33987，оп.3с，д.65，л.60，Телеграмма Троцкого наркому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СФСР Чичерину，Кронштдат，1921，с.72。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53页。 [62] 根据现有档案资料，俄共中央委员会最初打算于1921年2月6日召开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经过了三次改期才最后确定于3月8日召开。РЦХИДНИ，ф.45，оп.1，д.1，л.86，Обсуждение на пленумах ЦКРКП（б）вопроса о сроке начала работы Х съезда партии，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45。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50页。 [63]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23页。 [64]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382～383页。 [65] 《列宁全集》第41卷，第53～54页。 [66]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Март 1921 года.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1963，сс.33-34，Из доклада Ленина на X съезда партии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ЦКРКП（б），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46. [67]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65～66页。 [68]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561页。 [69]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67，л.46，Сводка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на 11 часов ночи，Кронштдат，1921，с.73。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54页。 [70] РЦХИДНИ，ф.76，оп.3，д.167，л.50-50об.，Телеграмма начальника операти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7-й армии плюто в ВЧК об оператив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е под Кронштадтом，Кронштдат，1921，с.74. [71] РГВА，ф.33987，оп.3，д.65，л.54. Афанасьев Ю.Н.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с.201. [72] РГВА，ф.33987，оп.3，д.65，л.65. Афанасьев Ю.Н.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с.201-202. [73] РЦХИДНИ，ф.17，оп.84，д.228，л.8，Телеграмма Крестинского в 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РКП（б）о мобилиз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ов，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48. [74]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8，л.8，Инструкция команде агентурных разведников，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60. [75] РГВА，ф.33988，оп.2，д.368，л.519-525，Доклад начальника полевого штаба реввоенсове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Лебедева заместителю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реввоенсове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клянскому о подавлении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го мятеж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94. [76]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26，оп.1，д.79，л.5-5об.，Приказ №5 п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части южной группы войск финского залив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76。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79页。 [77] РГВА，ф.264，оп.1，д.69，л.1，Приказ №12 войскам южной группы 7-й армми，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77. [78] РГВА，ф.190，оп.3，д.514，л.33，Приказ 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войсками 7-й армми Тухачевского，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01。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89页。 [79] Воля Россия，5 мая 1921г.. [80]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1995，№3，с.40. [81]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4（приложение），л.53，Протокол общего объединен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членов местных реввоентроек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го порт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4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90页。 [82]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док. №625. [83]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док. №828，прим.1. [84]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15 марта 1921г.，Призыв к журналистам，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42. [85]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15 марта 1921г.，Статья “власть советам а не партиям！”，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41。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92页。 [86] РГВА，ф.190，оп.3，д.513，л.75，Приказ командования 7-й армми северной и южной группам о штурме Кронштадт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17。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96页。 [87] РГВА，ф.190，оп.3，д.527，л.178-180，Запись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о прямому проводу главкома Каменева с командующим 7-й арммией Тухачевским о ходе штурма Кронштадт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18. [88] АПРФ，ф.26，оп.1，д.79，л.37，Приказ коменданта Кронштадт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22。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98页。 [89] АПРФ，ф.26，оп.1，д.79，л.45，Директива военкома южной группы Ворошилова заместителю военкома южной группы Лепсе，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93. [90] ЦАФСБРФ，ф.114728，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му мятежу，л.23-25об.，Рапорт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троек при 1-м и 2-м особых отделения особого отдела охраны финляндской границы，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50. [91]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27，л.9-10，Приговор，вынесенный выездной сессией окружного реввоентрибунала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 при южной группе кронштадтцам Денверу，Мазурову，Корзуну，Бекману，Левицкому，Тимонову，Сафронову，Сугачкову，Степанов，Тимонову，Сафронову，Сугачкову，Ефремову，Воробьеву，Стешину，Черноусову，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93. [92] Афанасьев Ю.Н.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с.206. [93] РГВА，ф.33987，оп.3，д.65，л.65. Афанасьев Ю.Н.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с.201-202. [94]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29，л.72-73，Из заключения следователя по делу временного бюро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КП，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43. [95]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173，л.25，Заключение уполномоченного особого отдела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 Каруся по делу о принятии своевременных мер к ликвидации восстания в Кронштадте，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37. [96] АВПРФ，ф.0135，оп.4，д.2，п.104，л.19-20об，Из письма полномочног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РСФСР в Финляндии Берзина Чичерину，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39. [97] АВПРФ，ф.0135，оп.4，п.104，д.1，л.81，Из письма Чичерина Берзину，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42. [98]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18，л.1-11，Из протокола заседания президиума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й чрезвычай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спекуляцией 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ми по должности 20 апреля 1921г.，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07. [99] Кронштдат，1921，Введение，с.14-15. [100]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док. №753，825，831，прим.1. [101]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269，л.43，Сведения о работе комиссии по эвакуации за время с 1 февраля 1922 по 1 апреля 1923г.，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67. [102] ЦАФСБРФ，ф.114728.Приложение，Доклад Агранова в президиум ВЧК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делу мятежа в Кронштадте，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3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14页。 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十字路口 ——新经济政策研究（1921～1929）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郑异凡 1920年代是苏联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废止了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实行了立足于市场机制的新经济政策。但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消除。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这两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斗争，始终贯穿于整个20年代，并且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最后取得了胜利，改头换面变成斯大林模式，统治了苏联将近半个世纪。 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上半期，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出版物，大多的是宣传性的小册子，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为进攻所做的暂时退却，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主要材料是党的文献和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苏共二十大后，开放了部分档案资料，放宽了言禁，有的学者依据新材料写出了专著，例如埃·鲍·根基娜的《列宁的国务活动》（1969）[1]就有不少涉及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材料。 真正掀起研究新经济政策热潮的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这时倡导“公开性”和填补历史的“空白点”，试图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寻找改革的方案和依据。与此同时，给一批遭到镇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布哈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平反，陆续开放保密档案，主客观条件使新经济政策成为热门课题。苏联解体后，由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历史学家们有了较多地研究和发表观点的自由，开始出现不少有关新经济政策的论文和著作，许多有关俄国20世纪历史的专著中都有专门的篇章论述新经济政策。[2]出版了许多有关苏联史的论文集，及时传达了历史学家们的新观点、新成果以及新资料。[3] 出现一些有关20年代的专著，如希施金的《政权·政治·经济：革命后的俄国（1917～1928）》，别拉乌索夫的《20世纪俄国经济史》，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有较为系统的叙述。[4]巴甫洛娃的《斯大林主义：权力机制的形成》，罗戈文的《是否有选择？托洛茨基主义：多年后的观点》、《斯大林的新新经济政策》，特鲁坎的《1928～1929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政治争论》和《通向极权之路（1917～1929）》等，就某些专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5] 从1980年下半期起至今，许多历史档案陆续开放，一些历史学家放下研究工作，投身于档案的发掘整理工作，报刊上不断披露专题档案材料，陆续出版专题解密档案集，由А.Н.雅柯夫列夫院士主编的“二十世纪的俄国文件汇编”是一部规模庞大的档案文件集，其中直接涉及新经济政策的有《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打断的》（5卷本）。[6]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时带走了大量十月革命到1920年代末的档案资料，2卷本《托洛茨基收藏文件集》和4卷本《托洛茨基档案》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与20年代有关。[7]1920年代关于政策方针的争论主要是在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进行的，因此联共（俄共）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速记记录是研究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手重要文献。[8]1990年以来出版了一些历史文件选集，集中提供了一些基本文献和新文献。[9] 中国有关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著作有：杨承训、余大章合著的《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沈志华的《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等。[10]郑异凡著《布哈林论》、《天鹅之歌》和论文集《不惑集》、《史海探索》[11]，柳植（杨存堂）著《世纪的实践》，徐天新著《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叶书宗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中有不少写于1980年代以来的涉及新经济政策的论文。这些都反映了中国苏联史学者研究的新成果。[12]资料方面，1980年代以来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的《布哈林文选》、《李可夫文选》、《托洛茨基言论》等，收有当事人的有关文章和资料。[13]2002年出版的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约有10卷收有新经济政策的20年代的档案材料。[14]王丽华主编的《历史性突破——俄罗斯学者论新经济政策》收集了1990年代以来俄国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论述新经济政策的论文，很有参考价值。[15] 一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 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 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粮食垄断、粮食征收制[16]，实行军事共产主义。采取这些措施并不是后来所说的纯粹出于军事的需要，或者说战争所迫。早在1917年9月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吗》一文中，列宁就宣布：“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17]可见，革命后采取的一些措施早在革命前已经设想好了，被看作是无产阶级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 实际上，粮食征收制是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早已实行过的措施。这些措施引发广大农民的不满，反对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农民起义持续不断，这是导致它们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实行的粮食征收制解决了军队和城市工厂的基本供应问题，保证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十月革命后通过的土地法令使农民无偿获得耕地，但是在粮食征收制下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征收得一干二净，土地的社会化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实际好处。大量的和过量的征收，某些征粮队的暴行，缺衣少食甚至饥饿的状况，使广大农民群众越来越无法忍受，于是纷纷揭竿而起，举行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如果说国内战争的前一阶段是苏维埃政权反对白卫军的战争，那么，在其后期就逐步转变成广大农民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党经常说，在国内战争中同农民建立了政治联盟，而缺乏经济联盟。然而，缺乏经济联盟作基础的政治联盟是不牢靠的。 由农村反抗引发所谓“蔓生的反革命”。农民的反抗最初是自发的、零星的，在国内战争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农民队伍的倒戈现象。发展到后来，就逐渐演变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或者暴动，在苏联时期的史书上通常都叫做“盗匪活动”，而对农民暴动的镇压则叫做“剿匪”。1920年末至1921年初，农民武装暴动席卷西西伯利亚、坦波夫省和沃罗涅日省、伏尔加河中游地区、顿河流域、库班、乌克兰和中亚等地，1921年有50多起大规模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一个省份不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所谓“盗匪”。 引发各地起义的根本原因基本上是相同的：普遍的饥荒，对粮食征收制的不满，征粮队的粗暴不法行为，认为苏维埃变质——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工具。其中最震撼苏维埃政权的是1920年在坦波夫省爆发的“安东诺夫叛乱”。这是有行动有纲领的农民起义，其纲领叫做“劳动农民联盟纲领”，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打倒粮食征收制！”“自由贸易万岁！”“在斗争中夺回自己的权利！”“劳动农民联盟万岁！”颇受农民的欢迎。安东诺夫的队伍不断扩大。人数最多时达5万人。这是一支农民军队，其建制和红军类似，也设有政委，在士兵和农民中开展政治工作。有25%～30%居民参加了暴动，即实际上坦波夫省所有成年男性都参加了。参加镇压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委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把“叛乱”产生的原因归结为“骑马的军事匪帮”活动的结果，这指的是当时的征粮队。起义最后被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部队平定。 农民起义是促使布尔什维克党改变粮食征收制政策的根本原因，而给予改革最后一记推动力的是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 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不是孤立的事件，其导因是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1920～1921年冬，虽然战事基本结束，但彼得格勒人民的生活却越来越困难，恶劣的粮食供应状况激起工人的严重不满，1921年2月，彼得格勒的一些工厂举行集会和罢工，要求自由贸易，提高粮食定量以及转厂自由。罢工越来越具有政治性质，出现传单，批评禁止集会的做法，要求权利和自由，包括自由选举工会和苏维埃。 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彼得格勒苏维埃采取了加剧矛盾的措施，关闭这些工厂，其工人只发给一半口粮，继而宣布实行戒严。季诺维也夫声称，现在的问题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阴谋。肃反委员会开始大规模逮捕罢工工人。 1921年2月28日彼得格勒罢工的消息传到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水兵决定派代表团去城里了解真相。代表回来后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舰艇全体船员作了报告。全体船员会议通过决议，声援罢工者。3月1日在雅科尔广场召开大会，有水兵、红军战士和工人参加，听取了从彼得格勒回来的代表的报告。与会者对彼得格勒当局反对彼得格勒工人的行为表示愤慨，他们表示支持苏维埃政权，但反对布尔什维克官僚。他们赞同上述两舰的决议，此决议包含整个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最低纲领，要点如下：
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苏维埃进行改选，选举前要自由地对所有工人和农民进行宣传。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和各左派社会主义政党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和成立工会及农民协会的自由。释放全部社会主义政党在押政治犯以及因参加工人和农民运动被捕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水兵。选出一个负责审理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中的犯人的委员会。取消所有的政治部，因为任何一个党都不能利用特权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为此获得国家拨款，代之以各地选举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国家应向这些委员会拨款。立即取消所有的巡查队。除有害车间外，所有劳动者的口粮应均等。给农民按照其愿望耕作自己土地的全权，他们也可以靠自力（即不用雇工）喂养和使唤牲畜。允许依靠自己劳动从事自由的手工生产。[18]
喀琅施塔得约有16000名守军，起义水兵采取防守态势，并且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由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的庞大军力进攻这个海军要塞，平定了叛乱。一部分起义者逃亡芬兰，留下的均被逮捕，遭到严厉惩处和残酷镇压。为关押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水兵，1921年4月27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契卡建立乌赫塔集中营。[19]这是苏维埃政权集中营制度的开端。3月15日，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承认：“那里不要白卫分子，也不要我们的政权。”[20] 喀琅施塔得暴动中有几点值得注意：①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是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甚至在国内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最可靠的支柱和后盾。②他们的口号是：自由选举，给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以自由，取消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专政，言论、报刊、集会自由，取消所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措施，开放市场，等等。③起义者齐心协力，顽强地同布尔什维克军队战斗，宁死不屈。 农民和水兵的暴动给苏维埃政权敲响了警钟。列宁承认这是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列宁对农民起义的危险性是有深刻的体会的。沙皇政权和临时政府政权垮台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民起义动摇了它们的执政根基。1917年10月26日，武装起义胜利之后，列宁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政府的行为是明智的，如果它的措施合乎贫苦农民的需要，难道农民群众还会闹风潮吗？然而政府所采取……一切措施，都是反农民的，逼他们不得不举行起义。”[21]布尔什维克党在实行粮食征收制之后自己也遇到了同样的农民起义的问题。 对农民来说，判断一个政权的好坏并不在于名称，而在于是否给他们带来实际的看得到的好处。过去他们反对沙皇的粮食征收制，1917年反对临时政府的粮食征收制，现在经过3年的苦难之后，他们又不得不揭竿而起，继续反对粮食征收制。由于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所以农民自然把矛头对准这个党，反对这个党的专政，反对共产党人进入苏维埃。粮食征收制虽然是当时保卫苏维埃政权所必须的措施，但却导致执政党信任度的缺失。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指望西方先进国家立即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支持落后俄国的革命和建设，为此采取许多措施来促进甚至直接策动西方某些国家的革命。进军华沙是直接输出革命的最后一搏，然而遭到了失败。 这样苏维埃政权就面对内有农民造反，外无国际救兵的极端困难的境地。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对水兵起义的镇压只是一种救急的“外科手术”，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防止群众骚乱和暴动，维持社会的稳定，必须改变不得人心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废除从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那里继承下来的粮食征收制。 寻找出路 沙皇政府、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政权实施粮食征收制都是战争的需要，所不同的是苏维埃政权在实施这一制度的时候，加进了“共产主义”因素，形成了“军事共产主义”体系，把全国生产和消费的统一管理看作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捷径，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 实际上当时国内和党内有识之士早在农民起义爆发之前或之初已经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方案。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自粮食征收制实施之初就提出过反对意见。1919年7月17日，孟什维克中央建议，取消现行粮食专政制度，建立以以下原则为基础的新制度：①国家按合同价格购买粮食（广泛实行直接的商品）交换，以低价向城乡贫困居民出售粮食，国家对差价进行补贴。国家通过自己的代理机关、合作社或私商按代购代销原则采购这些粮食。②在产粮省按生产成本向较富裕的农民征收一部分余粮。③由合作社和工人组织采购粮食，并将采购到的粮食交给国家粮食机关；在国家掌握大工业企业的情况下允许按租让制原则使用私人资本，但必须有助于改善、扩大生产和降低生产成本；彻底放弃小工业的国有化；国家调节最重要的大众消费品；除少数专门规定的专卖商品（如药品等）外，允许合作社和个人自由经营；改善信贷制度以保证商业、工业和农业领域的个人积极性；同投机和商业欺诈行为作斗争；工会完全独立于国家机关；根据消费品的物价指数提高工资和规定最低工资；撤销干预消费公社的法令。[22] 社会革命党人B.K.沃尔斯基指出：“劳动农民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生活的，显然，任何强制措施，任何警察机关都不可能使政治组织代替商品生产。”必须用实物税代替农产品征集制。[23] 此后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有人提出过积极的建议，可惜最高决策者那时候还醉心于军事共产主义，热衷于消灭小生产，继续坚持粮食征收制，因而错过解决问题的良好时机，也错过了防止农民暴动的良好时机。 1920年1月莫斯科召开第三次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了Ю.拉林的废除粮食征收制的建议，确定比粮食征收制少一半的实物税，其余部分通过自由交换从农民手中获取。建议没有被党的领导接受。 1920年2月刚从西伯利亚考察回来的托洛茨基向政治局提交关于土地和粮食政策的提纲。他认为，“目前按照粮食定额平均征收的政策、征购时的连环保制度和工业品的平均分配政策造成农业生产下降、产业无产阶级涣散，有使国家经济生活彻底瓦解的危险”。因此他建议：①用按一定比例的扣除（一种累计税）取代没收余粮，以利于增加播种面积或者更好地耕作。②供给农民的工业品和农民交纳的粮食量这两者之间要有更为恰当的关系，不仅按乡和村，并且还应当按农户计算。[24]这个建议以11票对4票被否决。这就是说，当时的最高领导的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改变现行政策的必要性，认识落后于现实。 1920年9月5日奥辛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农业下降的原因是粮食政策，他提出一个后来在俄共十大上被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农民经济只有在公开的自由市场的基础上才能活下去。 1920年12月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表达了农民的要求，建议在缴纳了严格规定的国家赋税之后，农民的所有剩余可以按相应的价格进行自愿的商品交换。 因为对波战争需要巩固后方，搞好同农民的关系，1920年夏秋在斯摩棱斯克实行了特殊的“小新经济政策”。农民在6月已经知道要缴纳多少粮食和土豆，并且保证此外不再征收任何东西。所以这里的“粮食运动”在9月1日开始，在10月1日就结束了，一个月就完成了任务，而其他地区几乎要拖一整年的时间。实行“小新经济政策”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地方苏维埃有许多孟什维克，当时的粮食委员是孟什维克М.П.雅库波维奇。他们对省的管理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也在粮食政策上得到了反映。9月契卡向列宁汇报说，在斯摩棱斯克省“最近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明显好转，原因是粮食政策的改变”。[25] 这时列宁的态度还没有改变。1920年9月他在回答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问题时说，“要使每个农民家庭，连一普特余粮都不剩”，要把全部余粮交给工人国家，“只有做到这一点，国家才会恢复工业，也才会向农民提供工业品”。[26] 1921年1月，粮食和运输问题突然紧张起来，农民起义运动发展，并且得到复员军人的支持。某些部队的情绪也令人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决定改变方针。 1921年2月8日列宁给中央政治局会议写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建议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收制：
1.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收走余粮）的愿望。
2.减低粮食税额，使其低于去年征粮数。
3.同意根据农民积极性的高低来调节粮食税的原则，即农民积极性愈高，税率愈低。
4.如果农民能迅速缴足粮食税，应扩大他们将纳税后的余粮投入地方经济流转的自由。[27]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向新经济政策过渡 1921年3月8日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高潮中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 这时候国内经济崩溃，供应短缺，粮食定量削减，实际工资下降，这种情况引起广大居民的不满，示威游行、罢工、骚乱甚至暴动震撼了整个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尤其致命的是工人阶级人数锐减，大工业工人数1917年为242.88万，1920～1921年为118.86万，即减少了一半以上。人数减少的工人阶级再同人数众多的农民对抗是致命的，必须谋求妥协。列宁形容当时的处境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国就像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28]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起初预定在1921年2月6日召开，后推迟到3月6日，最后在3月8日召开。如果在2月初召开，及时宣布废除粮食征收制，喀琅施塔得暴动是有可能防止的。 3月8日大会开幕。大会派遣了300名代表参加平定喀琅施塔得暴动。列宁评论说，这“要比邓尼金、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合起来还要危险，因为在我国，无产阶级占少数，农民已经破产，此外，我们的军队复原提供了数量惊人的暴乱分子”。[29] 令人不解的是大会并没有立即讨论改变粮食征收制度问题，先讨论了中央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党史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民族问题报告，党的建设的报告，工会问题的报告，等等。3月15日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在这以后才讨论“用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的报告。会议主持人提议，用一个上午时间完成这项议程。 列宁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的主报告，瞿鲁巴作了副报告。 列宁在报告中指出，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俄国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胜利，一个是得到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另一个是同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达成妥协。而在其他国家革命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承认农民对目前建立的关系是不满意的，并且“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应当对他们说：“是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解决的办法就是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给予农民一定的流转自由，允许在地方经济流转范围内实行交换。但是这时候列宁对“贸易自由”极为担心，他继续坚持这样一个观点：“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30]所以在此后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所谓周转、交换，实际上仅限于在一定的地方范围内的实物交换，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商业买卖。 事先登记了11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发言。为节约时间，限定6人，所以讨论是非常不充分的，有关粮食税的许多问题并没有涉及。发言者都表示支持实行粮食税，但对“周转自由”，即放弃粮食贸易的国家垄断的恰当性，提出疑问。有两个担心：首先是担心农户收入分化加强，另一个是不相信在新的条件下居民粮食供应方面不会出现新的困难。发言者都赞同用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但有人主张不放弃强制和垄断，主张把粮食税的实施时间推迟到下一经济年度。 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为强制辩护，认为不动用强制就不可能得到粮食。副粮食人民委员弗鲁姆金同意必须改变粮食政策，但主张保持垄断，不过要改变实施垄断的方法。同农民的交换只能由国家或者国家委托的机构来做。但他认为，垄断并不是共产主义的特征，实施垄断措施是出于特殊的经济条件。[31]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弗·米柳亭发言说，不仅在政治上，并且在经济上我们必须同农民妥协，这是因为粮食征收制已经进入经济的死胡同。他反对保留垄断，认为不转向地方自由周转，这实际上同粮食征收制无异。如果我们想做让步，那就应当作真正的让步，而不是停留在纸面上，否则就不会有任何效果。继续实行征收制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征收遇到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浪潮，他们用武装的手捍卫自己的劳动果实。[32] 列宁在总结发言中不点名地回答弗鲁姆金说：“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保留经济流转自由，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应当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经济流转自由，这是没有疑问的。必须对实行这一点的经济条件做出估计和检查。”[33] 列宁认为，农民纳税后通过合作社来实现剩余粮食的自由经济流转是适当的，但这就意味着合作社的影响增长。这时候列宁对合作社是不放心的，他采取了灵活的表述：自由的小经济流转将如何发展，是通过合作社，还是通过恢复私营小商业，我们现在未必能够最后确定。他提出一个改革的重要方针——“把各种办法都拿来试验一下，根据实际经验加以研究，然后告诉我们，你们哪些经验是成功的”，而我们可以成立委员会来研究积累的经验。[34] 大会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结束了实行粮食税问题的讨论。提供表决的有两个草案，一个是列宁代表中央提出的草案，一个是弗鲁姆金的草案。弗鲁姆金说：不同点在于他的草案中的第6条，这条说的“不是流转，而是出售给国家以交换个人消费用品和经营用品”。[35] 大会通过列宁提出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的决议，其中第一条写道：“为了保证农民在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经济资源的基础上正常地和安心地进行经营，为了巩固农民经济和提高其生产率，以及为了确切地规定农民所应担负的国家义务，应当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这种国家收购粮食、原料和饲料的方法。” 决议规定税额应当比粮食征收制所征收的少，并且在播种之前通知农户。起初预定根据农户的收获量、人口和牲口数量，从农户产品中按百分比扣除或按份额扣除。但这种做法不利于刺激每俄亩单位产量的提高。一个月以后，人民委员会的法令作了另一种表述：税额根据适合耕种的土地面积确定。扩大耕种面积的勤劳的业主将得到优惠。“在纳税后剩余的一切粮食、原料和饲料，农民可以自己全权处理，可以用来改善和加强自己的经济，也可以用来提高个人的消费，用来交换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农产品。允许在地方经济流通范围内实行交换。”[36]由于形势紧迫，列宁提出：“我们必须今天晚上就把通过的决定用无线电向世界宣告。”[37] 两个月后，5月26～28日召开了俄共第十次代表会议，专门讨论新经济政策问题。列宁在报告中同意奥新斯基的提法，强调新经济政策是“认真的长期的”政策。列宁指出，工农之间不仅要建立政治联盟，还要建立“经济上的联盟”。在实行粮食征收制的情况下，小农户没有正常的经济基础，许多年都死气沉沉，不能存在和发展，因为他们对发展农业不感兴趣，结果是我们失去了经济基础。现在的任务不是去研究笼统的提纲和纲领，而是研究实际的试验，研究好的和更好的例子。[38] 代表会议认定新经济政策是长期的政策，其基本手段是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要把商品交换集中到合作社手里，但绝不排挤正常的自由贸易。会议还大致确定了新经济政策在工业领域的某些方向，其中表示支持中小企业（私人的和合作社的），允许把国营企业租赁给私人、合作社、劳动组合和公司；赋予地方经济机关自行决定租赁关系的具体问题；还修改了大工业的计划，加强日用品和农民用品的生产；扩大每一个大企业在支配资金和物质资源中的自主性和首创性。 会议赞同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指令”草案。[39]不久，此委托书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给地方。它要求采取措施发展国家和合作社的商品交换，并且不要限制地方流转的范围，在可能的地方转向货币交换形式。 在这次会议上开始正式使用“新经济政策”这个概念。代表会议决议写道：“当前的基本政治任务是使党和苏维埃的全体工作人员充分领会和确切执行新经济政策。”[40] 1921年6月11日彼得·波格丹诺夫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名义提出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提纲是新经济政策的纲领性基础，它提出恢复市场、货币机制，改变工业的管理方针。建议取消无偿劳动，提高工资，把对工人的供应同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同企业的工人人数挂钩。使经济政策的整个基础立足于经济核算之上，同时给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对中小手工业企业实行非国有化，发展合作社，把企业交付租赁，等等。6月16日，政治局会议基本上通过此提纲。 这样，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纲领在内容上和具体化上都得到了丰富。 二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粮食税的初步措施 粮食税的实施首先要取信于民，让广大农民相信这一措施的真实性和长期性。 俄共十大后不久，3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告农民书》说，“今后……粮食征收制废除，代替它的是对农产品的实物税。实物税会少于粮食征收制的数额。它应当在春播之前规定下来……粮食税的征收不应当实行连环保，就是说，应当落到单个的农户头上，使勤劳的业主不必为同村的懒汉交税。农民完税后剩下的东西完全由他自己支配……他可以用它们通过合作社和在地方市场集市上交换所需要的产品。”[41] 3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原料征收制的决定》，为执行这一决定，人民委员会于29日颁布《关于1921～1922年实物税额的决定》和《关于在已完成征收余粮任务的各省实行粮食、饲料、马铃薯和干草自由交换的法令》。自4月21日起，人民委员会还陆续通过确定粮食、马铃薯、油料和其他农产品的实物税额的多项决定，把俄共十大的决定法律化并予以具体贯彻。 根据新的规定，1921～1922年粮食税额不超过2.4亿普特，撤销原来按照粮食征收制征收4.23亿普特的指标的法令。1.6亿普特的缺额将通过商品交换取得。 粮食税的实施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开始。新经济政策客观上要求放弃许多已经习惯但过时的观念，如对农民（小生产）的态度，对商业、金融和货币的看法，但是实际上有许多问题包括具体政策、配套措施、理论观点以及人的观念并没有解决。 起初，农民没有表现出向当局缴纳粮食税的愿望，他们不相信不会再征收补充税额的保证，因此征收头一批粮食税不比实行粮食征收制时征收粮食轻松。1921年5月下旬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会议上表示：“粮食税的征收一方面要完成得彻底，另一方面时间又要尽可能短。”为了使支配余粮的自由真正像自由，必须迅速征税，使征税人不致长时间地同农民纠缠。为此还免不了要采取强制手段。[42] 为征收粮食税动员了1100名共产党人下乡，但力量仍然不够。1921年7月9日政治局认为必须派遣尽量多的党员实施粮食运动，甚至不惜为此关闭某些机关和一些人民委员部。组织局决定，派遣了24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直接参加征收粮食税的工作。各地组织也派大量的干部从事这一工作。 农民对征税进行了反抗。在乌克兰隐瞒征税土地达40%～50%，其他地区也隐瞒土地和牲口数。当局发现有隐瞒情节就增加税额，如果找不到隐瞒耕地的所有者，就把税额摊到富裕农民身上，而土地收归村有。到1922年1月在44个省份共发现300万俄亩隐瞒的土地。此类行为被看作是富农和反苏分子的反抗，目的是破坏恢复工作，以打击苏维埃国家。这就是说，拒交粮食税不是看作经济犯罪或者一般刑事罪，而是政治罪，是反革命行为。 “背口袋的人”继续被看作敌人，虽然在多年食品不足、闹饥荒的情况下，“背口袋”是群众自我保障的一种办法。据《真理报》报道，到1921年8月初“背口袋的人”从农村运往城市的粮食多于国家收购的。 1921年9月全俄仅收到3150万普特粮食。只有两个省完成任务，10个省完成60%，10个省完成35%～60%。下年度的播种任务没有完成。1921年谷物播种面积为7980万俄亩，而1922年为6620万俄亩。不过，1921/22年度征收了23300万普特粮食，1922/23年度为36100万，最终消除了1921年的饥荒后果。农民相信了税收的稳定性。 1922年3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1922～1923经济年度实行统一实物税的法令（按照统一的重量单位——普特小麦或者燕麦）。这刺激了粮食生产，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同实物税的形式发生矛盾。俄共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决定征收统一的农业货币税。从这时起农民可以较为灵活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包括减少谷物的生产，通过经济作物的生产来缴纳赋税。 在国家缺乏商品的情况下允许买卖剩余粮食促使国家采取如下措施：开放小私人企业和非国有化的私人商业和工业企业。留在国家手中的企业不得不从平均主义的政策转向按劳动支付报酬。 1921年4月7日通过“关于调节个人劳动报酬”的决定，根本改变了工资制度。取消了对计件工资的限制，对重要工业企业临时实施实物奖励。1921年9月10日公布的“关于工资问题的基本条例”中强调把提高工资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产品量的增加联系起来。 1921年10月1日通过关于物资、货币和粮食供应的国家计划。由于粮食储备继续减少，计划大大低于实际需求，只好削减国家供应企业的数量，以便保存国家特别需要的工业部门。削减一直持续到1922年新的收割季节。结果由国家供应的工人不到半数。 没有列入基本企业的那些企业可以租给合作社和其他联合体以及私人。取消国家供应而又没有出租的企业必须关闭，工人分配到开工的企业。 农民恢复了对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自己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 仈_○_電_耔_書 _ω_ω_ω_.t_Χ_Ｔ_八_０._Ｃ_ǒ_Ｍ 实施粮食税以后，农民起义减少以至基本上消除。但军事共产主义的后果并没有立即消除。 1922年召开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参加的大会。大会的一个任务是建立新的能够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首先是恢复平衡的货币和金融体制。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日程上首次列入金融政策问题，报告人是索柯里尼柯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此后开始了货币改革，发行新的稳定的货币切尔文卢布，有固定的汇率，甚至有黄金的保证。 从“产品交换”到“商品买卖” 新经济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政策体系，而是通过不断的摸索、实践逐步完善起来的。这里最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认识，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是否允许引进市场机制。 起初列宁在论证新经济政策时比较强调它同1918年春实行的政策的继承性，后来斯大林更是强调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早在1918年春已经确定，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实际上，1921年春实行的政策同1918年春实行的政策有根本的区别，这就是1921年引进了市场概念。所以列宁说，“当时（1918年）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43]正是这一点，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据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44] 把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归结为商品市场关系的运用，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跃进。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问题，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按照传统观点，社会主义应当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否则就会在商品货币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十月革命后，列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把“贸易自由”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看作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主张。1920年11月30日列宁致谢·叶·丘茨卡耶夫的信中写道：“从货币向不用货币的产品交换过渡，是毫无疑义的。为使这一过渡胜利完成，应当实现产品交换（不是商品交换）。”[45]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有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或者说观念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交换问题。实施粮食税之后，在列宁的著作和官方文献中反复出现“交换”、“周转”甚至“商品交换”的提法，但其真实含义不是商品买卖，而是实物交换。列宁那时还把“贸易自由”看作是“反革命”的口号，“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所以起初设想的“商品交换”实际上并不是做买卖的商业的合法化，还是停留在“产品交换”上。他曾这样解释过：“必须特别重视商品交换问题（包括产品交换在内，因为用来交换农民粮食的国家产品，即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已经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决不单纯是商品，已不是商品，已不再是商品）。”[46] 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初，鉴于农民一旦拥有余粮必然会把它投入市场，进行交换，列宁认为商品交换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因而竭力设法把交换限制在产品交换、地方经济流转的范围之内，并且进行的是实物交换，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买卖，虽然用的是“商品交换”这个词。列宁的设想是把产品交换当作征税后收集粮食的主要手段，不通过货币用工业品去直接换取农产品。另一方面，在地方范围内允许农民进行农产品的交换。用布哈林的说法，这是“地方流转中的自由贸易制度”，它是一种寿命极短的“经济的蜉蝣”，是通向正常的无产阶级经济政策的一小步。但是人为的限制是行不通的。“地方流转根本没有守住自己的地方性的范围之内，它冲出去了”，结果出现了多少遍及全国的商品流转。也就是说，先开放一半，实行地方性的商品流转，然后再开放另一半，这样“就有了新经济政策”。[47] 1921年8月9日人民委员会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令中说：“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国营的和合作社的商品交换，而且不应当只限于地方流转范围，在可能和有利的地方应当转为货币交换形式。”[48]这是观念的重大转变。从当时俄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列宁认为“不必害怕资本主义的某些滋长”。[49] 经济的发展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既然允许农民纳税以后拥有剩余农产品，他们就应当拥有自行处理这些产品的权利，有出售和用它交换所需产品的权利，要想人为地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地方的范围之内，限制在仅仅同国营工业产品的交换之内，是不现实的。1921年10月29日，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承认这种“商品交换”即“产品交换”失败了，这才把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买卖”提上日程，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实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在经济建设中引进商品、货币、市场、价值的机制。列宁在报告中说：“商品交换这个概念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这个概念所设想的建设计划（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怎样的呢？它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商品交换要求（尽管没有说出来，但还是要求）不通过商业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迈进”。但是实践证明，“结果是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50]列宁认为还需要后退，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我们的任务就是经商做买卖。[51] 但是即使如此，列宁还是把目标定位在恢复“正常的产品交换”上。他在总结发言中说：“是什么迫使我们转而采用商业原则呢？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使大工业迅速恢复并且尽快同农业结合起来，以便实现正常的产品交换。”[52] 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一些传统的提法也作了修改，例如关于“投机倒把”的提法。长期以来，苏维埃政权一直把农民出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行为宣布为投机倒把，甚至视为反革命行为而予以惩办。现在既然允许农民完税以后拥有余粮，那么他们处置自己的农产品的行为就不能再叫做投机倒把了。1921年3月3日列宁在致小人民委员会的信中就农民把粮食拿到城市出售一事写道：依我看，应当允许带得更多。你们对投机倒把怕得太过分了。如果他们单个地换粮食，那有什么大不了的？把东西带进贫困的俄罗斯应当给予鼓励，而不应当加以阻扰。[53]1921年4月21日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明确指出：“投机倒把活动，如果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那它和‘正当’贸易就区分不开来。”他主张“重新审查和修改关于投机倒把活动的一切法令。这样才能做到把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而且为我们所必须的资本主义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54]这样就逐步承认了农民的商业行为的正当性，不能以投机倒把论处。 新经济政策表现在承认采取迂回行动的必要性，允许经济活动有某些自由，承认商业、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对农民和私人资本让步。根本目标——向共产主义过渡没有变，但成为党的纲领任务，过渡的方法有了变化。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承认了市场关系的作用，它构成了新经济政策的核心。 可以把新经济政策归纳为下列一系列措施： （1）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 （2）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从而承认了市场机制。 （3）在国家保持经济命脉（冶金、运输、燃料工业、石油等）的情况下实行中小工业的非国有化。 （4）把大工业企业联合成托拉斯和辛迪加，实行经济核算。 （5）取消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动员，按照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支付劳动报酬。 （6）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资本在工业、农业、商业、服务行业中的自由发展，鼓励合作社，农村雇工和租佃合法化。 （7）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实行租让和租赁；重建银行和税收制度。 （8）实行货币改革，取消苏维埃纸币，发行稳定的货币切尔文卢布。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所作的中央政治报告中的数字，1922年的农业产量达到战前的3/4，1922/1923年度农业总产量为战前的78%。播种面积也增加了，1924年达到1916年水平的90%，是1913年的80%。[55]数字表明，无论是到恢复时期结束，还是此后时期，农业生产的这两个指标都没有达到战前水平。到1925/1926年度末，农业生产水平达到战前的92%，播种面积到1928年仍比战前约少10%。[56]谷物的播种面积直到1927年才达到战前指标，而这时候经济作物和马铃薯的种植面积扩大了一倍左右。 恢复时期农业上还有两个特点：①植物和动物养殖业的商品性增长，②农民的收入增加。根据国家计委的统计，谷物的商品粮为6.5亿～7亿普特，占全部收成的14%～15%。主要粮食作物的商品率还要高一些，为15%～20%，因为这是城乡主要食品。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促进农产品首先是粮食的出口。在长期停顿之后，1922年秋开始恢复谷物的出口，从当年的收获中出口了4000万普特，1924年初从1923年收获中出口了1亿多普特谷物。[57] 实行粮食税后，农村播种面积恢复，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土地仍属国有，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拥有土地的权利；虽然有某些限制，但同意使用租佃土地和雇佣劳动。 实行粮食税后，起初征收的是实物税，1923年改为统一的货币农业税，这就给予农民更大的经营自由，种植较能盈利的作物。在俄共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瞿鲁巴引用了一组数字说明农民税负的减轻：战前每个农村居民的各种税款总数为10.37卢布，而苏维埃时期只有1920/21年接近此数，为10.30卢布，此后逐年下降：1921/22年为6.11卢布，1922/23年为3.98卢布，1923/24年为3.06卢布，1924/25年为3.96卢布。就直接税和间接税而言，以1912年为100，则1920/21年到1925/26年度分别为97、78、60、68、44。就总支出而言，则下降得还要多，因为战前除税负外还有非税负支出，如租金等。以1912年为100，相应的数字为60、48、37、42和27。[58] 与此同时，农民的货币收入增加。1924/25年度他们从出售粮食获得2.77亿卢布，1925/26年度已经是4.7亿卢布。除谷物以外，1923/24年度农民从出售亚麻、油料子、黄油、鸡蛋、羊毛等的收入中获得3亿卢布。1925/26年度收入增至5.8亿卢布。这意味着农户的货币收入，包括农村内部的流通，在1925/26年已超过10亿。 国营工业的初步改革 工业的管理朝非集中化的方向进行改组。一方面，保持强大的国有成分，利用“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法改变其工作方法，如运用“盈利”、“经济或商业计算”、“产品成本”范畴，等等。另一方面，在一定界限内在工业和商业中允许私人资本的存在：私人租赁国家企业，外国租让企业，在生产尤其是商业流转中成立有外国资本参加的混合公司。 工业的改组是在整个国有化工业之内进行的。1921年5月17日人民委员会撤销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超过5名工人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的决定，但没有取消5月17日以前实施的国有化，此前的国有化企业仍留在国家手中。 改革主要是取消垂直的部门行政结构——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特有的总管理局和各种中心，实施企业的非军事化，逐步从实物支付过渡到货币支付，等等。 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有权支配出售产品所得的收入，对自己的经营活动负责，独立使用自己的利润和弥补损失，即在一定程度上实施商业和“资本主义”原则。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变成协调中心，无权干预企业和托拉斯日常活动。其以往所属的50多个总管理局和中心改组后只剩下16个。办事机关大大缩减。职员人数减少了一半，为9.1万人。约有2/3的企业不归中央管理了。 按照1921年8月9日人民委员会“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令和1921年8月12日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关于恢复大工业、振兴和发展生产的办法要点”进行国有工业管理的改组工作。建立了新的国有工业的管理形式——托拉斯，全部工业实行经济核算。托拉斯化同生产的集中化并行，尽量关闭不盈利的企业，让技术和装备良好的企业开工，这表现在1921年5月11日政治局根据列宁的草案通过的决定。[59] 在国营成分中分出燃料和原料较有保证、效益良好的大型企业，直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其余企业则出租。属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企业联合成托拉斯。1921年夏开始取消国家对企业的供应，自己到市场去采购资料，其活动严格建立在经济核算、自负盈亏、经济独立的原则之上。亏损和不盈利的企业（主要是前几年同生产军工产品有关的）则关闭或暂时停业。这项工作到1922年秋完成。托拉斯达到459个，其中130个属中央。虽然直属中央的托拉斯只占40%，但占工人数的84%（一个托拉斯平均480人）。托拉斯不少于20%的利润用来形成后备资本（不久降为10%），后备资本用来支持扩大生产，补偿经营损失。 开始出现辛迪加—托拉斯在合作制原则上的自愿联合，从事销售、供应、信贷。到1922年底，80%的托拉斯化工业已经实现辛迪加化，到1928年共有23个辛迪加，在几乎所有工业部门活动，掌握批发商业的基本部分。 但经济核算的实施往往不按商业规则办事，有时政治领导认为，只要用半军事命令，以逮捕和长期剥夺自由相威胁，就足以实施经济核算了。另一方面，国家对大型工业企业和托拉斯的资助也破坏了经济核算制，结果以商业原则对生产领域的调节没有得到发展。经济核算、收支相抵、盈利、价格形成等等机制的实施采用的仍然是强制的办法。 托洛茨基认为，市场规律可以用于一部分工业，但不适用于重工业的基本部门，重工业应当处于新经济政策建立的新的工业管理体制之外。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工业的报告中托洛茨基说：“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我们中间某些人，尤其是经济工作者，给予市场以过分的期望。然而，我们有重工业，我们的市场只能逐步推行。我们的冶金业，我们的煤炭工业、石油工业、机器制造业，只能逐步地从它们的干船坞——军事共产主义放进市场的大海之中。逐步地和缓慢地。如果我们让重工业从事市场的自由游戏，它必然搁浅，因为我们的重工业的状态优于现在的市场。我们应当使我们的重工业立足于千斤顶之上，使它不至于瓦解和沉没在市场的水洼之中。”[60]依他的看法，重工业只能立足于计划之上。 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党机关对工业工作的干预，以保证“阶级的纯洁性”为社会主义利益服务。 托拉斯化只是表面上接受了“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它们看起来仍然是工业中的异体。建立的托拉斯在许多方面是表面上的，通过把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总管理局分解成若干部分而成。多数托拉斯在技术上是亏损的，往往把相应的生产工作交给各企业，而自身变成商业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严重依附于私人中介。产品的成本非常高：战前1普特生铁成本为60戈比，现在是4卢布，战前1普特铁4卢布，而现在为6卢布。商业采购活动水平极低。托拉斯采购大量其生产用不上、但系“缺门”的东西，而不采购确实需要的产品和物资。例如，莫斯科印刷厂购买了砖头、木板、水泥、玻璃（5亿），而拒绝购买其生产所需要的东西如颜料、干性油、呢绒，相反地，把这些东西出卖给其他企业。私人中介是国营企业之间商业关系中的主要人物。通过他们的手完成大量交易，收取高额佣金。 1927年关于托拉斯的法令取消了作为托拉斯经济核算活动主要目标的赢利的概念，这就使托拉斯回到国营企业的地位，生产效益、盈利、成本等概念在这里已经不起什么重大作用，而从属于政治任务和该行业或企业对整个计划经济的作用。 国营工业中的新经济政策使工业特别是大工业得以复苏。1921年工业生产达战前的33%，1922年达40%，1923年达50%。[61]新经济政策和运用市场关系导致国内生产力在某种程度上的发展。轻工业接近农业原料，符合群众消费的需要（首先是农民），因此在新经济政策下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而重工业仅仅处于恢复的初始阶段，是亏损运行的。 国家保留对国营工业特别是大工业发展的控制而不松手，因为这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命脉之一，是再生产无产阶级的基地，党的阶级支柱。因此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并不意味着在经济的这一领域真正建立了市场关系：国家给托拉斯和某些工厂拨款，给它们提供集中供应、国家订货和采购，对它们的态度犹如对待国家的经济政治机构，这从一开始就使工业在商业原则上、在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原则上发展的可能性化为乌有。新经济政策初期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尝试在党的领导层和普通党政干部中普遍存在疑虑，对通过新经济政策振兴经济、恢复重工业和维护社会主义成果的可能性产生怀疑。但是新经济政策又要求运用市场商业原则，通过市场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于是国家控制与市场机制之间就发生难以解决的矛盾。 这种矛盾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争论和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业的决议》中都有所反映。这次大会的特点是所谓“经济工作者”同“党的纯粹著作家、政论家”的尖锐冲突。后者所关心的是社会主义原则的纯洁性，而不是合理组织工业生产。 季诺维也夫在俄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说：“我们的观点是：托拉斯是完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的国家机构。”[62]“党专政”的概念完全可以用于此类经济机关的工作，应当全力加强党在托拉斯选拔和形成党的核心、共产主义核心中的作用。他在报告中提到，古比雪夫委员会考察了28个托拉斯，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党对经济事务干预得不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再强调党专政，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老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坚持党干预经济工作，经济工作占了全部工作的9/10。”[63] 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对商业、市场观念的改变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发展了有效的市场机制，通过商业来组织工农业产品之间的正常交换。 但是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初，交换并不是通过本来意义上的商业买卖进行的。1921年安排工业品同农民手头拥有的粮食的直接交换，谷物和马铃薯进城主要通过两条渠道：其一是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合作社征收的新的农业税，如果可能的话，用工业品去交换食品。但两者都未能做到。1921年国家总共得到23300万普特谷物，为战前的64%。较为活跃的是第二条渠道——“背口袋的买卖”（мешочничество）。这是非常特殊的同农村进行产品交换的大众形式，它的特点是灵活。1921年春公布了“关于自由交换”的法令之后有大量的劳动集体、私人商贩、家庭“采购员”的代表从中部和西北部工业地区来到产粮省份，用各种金属制品交换面粉、麦粒、谷物和马铃薯。村民对这种产品交换的需求也比较高。 “背口袋的人”在竞争中战胜了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合作社，他们采购的粮食比后者多。但他们不能解决整个粮食问题。所以1921年秋决定转向同农民进行市场商品交换，1922年开始了这种转变。这时候市场上出现了托拉斯、辛迪加、银行、大中型商店，还有千百万小商人。仅在1922年下半年领得经商许可证的就有8.53万摊贩、1.91万各种小铺的所有者、9.31万小店主，结果商业点迅速增加。 在商业发展中国营成分起决定性的作用，其1925/26年上半年的商品流转量比1921/22年下半年增长24.6倍，而私人商业仅1.8倍。商业的社会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1922年下半年私商（主要是原“背口袋的人”）的成分几乎占商品流转的73%，国营商业约占18%，合作社占9.5%。三年半以后，商业中私人成分的比重降为25%，国营上升为57%，合作社为18%。私商主要把资本用于零售商业，国营企业主要是批发，而合作社则两者兼有。 困难很多，货币系统的健全化进展缓慢，到处可以感觉到周转金的缺乏，而信贷系统刚刚开始形成。商业的分支机构特别薄弱，特别是在农村。在城乡贸易中存在大规模破坏商业交换规则的“剪刀差”。 1922年秋出现工业品销售危机。农产品的价格下降，工业托拉斯为追逐利润继续提高价格，造成销售的严重困难。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走向截然不同，形成托洛茨基所说的“剪刀差”，结果引发了1923年9～10月的“销售危机”，不得不通过行政程序把工业品的批发零售价格压低到接近战前的水平，同时提高农产品的采购价，以消除“剪刀差”。 在批发商业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占据优势地位。托拉斯联合起来的国营工业是市场工业品的主要供应者。1922年为组织工业品的销售和生产企业的原料供应，开始建立由各托拉斯联合起来的辛迪加，以协调各托拉斯的商业和供应工作。股份公司在批发商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建立股份公司的最初目的是吸收本国和外国私人资本。同时也建立纯粹的国营股份公司。1924年10月1日已经有82个股份公司在活动，27个公司在筹备。开展业务的股份公司有固定资本1.18亿卢布，其中国营组织占86.2%，合作社和社会组织占1.9%，私人资本占11.9%。 辛迪加、托拉斯和股份公司执行了第一道的大批发职能，但是由于缺乏广泛的仓库分支网，它们无法把商品送到各地零售网点，尤其是农村。执行这一职能的下一个环节是消费合作社，它们的批发流转额1922/23年度为3.47亿切尔文，1925/26年达30.9亿切尔文。但合作社的工作存在严重缺点，不能很快适应市场条件，因而削弱了与地方市场的联系。 正因为国营和合作社的商业机构运行不灵活，私商占据了工业品销售的大量阵地。一种形式是经纪业务，私商无须具备大量自有资金，只转卖国营企业的产品，而国营商业组织也需要私人经纪人向各地销售产品并采购原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业组织和商业组织的流转额中，1922年1～4月私人成分占22.7%，5～8月占35.8%。有的部门，如食盐辛迪加甚至占47.3%。它们往往获得交易额的10%～15%的利润。 政府对私人资本采取的是排挤的方针。1923年1月2日，人民委员会法令规定，各国营组织之间的交易禁止私人经纪人参加。排挤措施包括减少或停止对私人的贷款，规定批发商营业执照税的高税率，采用所得财产税累进制，等等。在3年内批发商业中的私营商业减少了一半左右。 与批发商业不同，在零售商业中，私商的零售网点占绝对的优势。1922年下半年发给私人的商业营业执照共54.71万张，其中肩贩商业占25.9%，售货摊棚占52.8%，商店只占21.3%。国营商业有0.93万个零售商业企业，合作社商业有2.26万个零售商业企业，它们在商店和小铺中占优势。私营商业在整个零售商品流转额中占主要地位，1922/23年度它在全国零售商品流转总额中比重为75.3%。[64] 私营商业网点主要设在农村，它们为城乡交流和满足广大农民的需求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商业网点的恢复主要是在城市，农村的网点恢复得十分缓慢。1925/26年度农村平均每1000多居民只有一个零售商业企业，而1912年每550人就有一个。这样私营商业就大量往农村转移，填补这方面的空缺。1923/24年度私人商业在农村有8.27万个固定零售企业，占城乡全部私营零售企业的25.5%，到恢复时期末，农村私营零售企业数增加了将近一倍，达15.58万。1925/26年度，在私营零售企业总量中农村网点占36.7%。[65] 到1926年，零售商品流转额才接近1913年的水平。 与批发商业一样，在零售商业中苏维埃政权也竭力排挤私营商业。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全部零售商业流转额中公有经济成分所占比重由1922/23年度的24.7%上升到1926年的59.3%，而私营商业则从75.3%下降到40.7%。 实际上，当时的迫切问题不是排挤农村中的私商，而是在农村继续发展为广大农村居民服务的零售商业网点。1926年在全国居民总数中农村居民占82%，而1925/26年度零售商品流转总额中农村只占25.8%。这就说明，这时候农村需要的是发展国营、合作社和私营的零售网点，发挥各方面的力量和积极性来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 财政金融改革的成就 1920年市场关系几等于零。货币体系经不起纸币的超大量发行，同市场、批发市场、零售商店以及大量的小店铺一起崩溃。合作社处于休克状态。银行和信贷系统不再发挥职能。食品的定量配给制度不足以保证起码的生活。 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布尔什维克仍然坚持消灭货币的方针，企图以实物交换防止使用货币的买卖交易。苏维埃纸币继续起着弥补财政赤字的作用。从十月革命到1921年3月，苏维埃政府发行了纸币2327586.7百万卢布。1921年下半年和1922年全年发行新版纸币1999117289百万卢布。直到1921年下半年实物交换失败，不得不用商品买卖来取代“商品交换”，这才开始设法考虑运用商品货币关系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就把消灭财政赤字，实行币制改革问题提上日程。 1921年10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称：为了促进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为了使货币周转集中起来并贯彻其他旨在建立正确的货币流通的措施，决定成立国家银行。[66]11月16日俄联邦国家银行成立。国家银行的任务是促进信贷和其他银行业务，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周转，还有集中货币周转以及实施其他旨在建立正常的货币流转的措施。 为了缩减国家的实际开支，1922年间政府削减了各人民委员部以及其他机关一半以上的开支，几乎削减了9/10的武装力量（同1920年相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紧急集中工业于技术装备最好的企业，把技术装备不良的企业和小企业租让出去或者出租。同外国企业主和公司签订了第一批租让合同。1922年底实行经济核算的国营工业托拉斯已经上缴国家纯利润21274万金卢布。 通过一系列严厉措施预算赤字逐季减少：1922年7～9月收入为14200万金卢布，而开支为26200万，10～12月收入为17800万，开支为20900万，1923年1～3月收入为23600万，开支为24300万。[67]然而，这并没有解决苏维埃纸币的稳定问题，因为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继续上涨。 为取消数量巨大的纸币，1921年11月3日根据人民委员会指令决定发行新版货币。指令称，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有必要改组货币流通体系，为居民和工商业周转提供较为正常的经济核算基础和简化货币计算。为此宣布发行1922年版的货币，1个新卢布等于1万旧卢布，新旧卢布同时流通。此外，人民委员会决定严格限制1922年按黄金计算的纸币数量。这些措施，保证了卢布汇率的逐步改善。1921年12月28日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经济工作的指令，指示财政人民委员部“全力以赴尽快减少并进而停止发行纸币，恢复以金本位为基础的正常的货币流通。应当坚持不懈、毫不因循拖拉地以税收代替纸币发行。”[68] 币制改革的基本做法是，一方面继续保留由财政人民委员部发行的苏维埃纸币，同时由国家银行发行价值10卢布的银行券切尔文。运行一段时间后，再由财政人民委员部发行小于10卢布的国库券，包括银币和铜币，最后停止苏维埃纸币的流通。实行两种币制并存的办法，是为了用大量发行不断贬值的苏维埃纸币去弥补财政赤字，同时保持同黄金挂钩的切尔文的稳定，逐步用切尔文取代苏维埃纸币。 1922年10月11日人民委员会决定授权国家银行发行银行券，即切尔文，用黄金和外汇保证，法定1切尔文兑换7.742克黄金。可以用切尔文按照稳定的汇率自由兑换美元、英镑以及其他外币。1922年11月27日开始发行。在一年半时间里切尔文同苏维埃纸币并存。 1923年1月9日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报告中指出：银行券（切尔文）“……在交易所的开价几乎同英国的英镑处于同样的水平……它很快就会在国家的经济中占重大的地位，其基本任务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坚决决定无论如何不能把银行券用于预算目的，用来弥补预算赤字”。[69] 1923年2月15日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确定并通过人民委员会实施关于外汇业务的法令，除在国外的企业，禁止以外汇支付，同时禁止以沙皇时期铸造的金币支付。这些措施是防止影响银行券（切尔文）的信誉。 1923年2月1日国家银行发行193万切尔文（1930万金卢布），以信贷的形式供托拉斯和辛迪加恢复国营工业的固定资本和周转资本之用。国营工业利用新货币按照金卢布来计算价格以及其他生产因素。为了把切尔文推广到国内商品周转中，财政人民委员部责成国家银行确定切尔文对苏维埃纸币的牌价，每日公布。但国家银行不进行苏维埃纸币兑换切尔文的业务，以保持两种货币同时并存。银行也不进行切尔文兑换黄金的业务，虽然切尔文上面标有含金量。 1924年1月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给俄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苏维埃纸币的）发行于2月中旬结束。发行新的国库券用于预算和切尔文的兑换（按1切尔文兑换10卢布国库券的比率）。国库券的发行起初完全通过信贷机构，以后主要通过信贷机构。先发行5卢布面额的，然后是3卢布的，最后为1卢布的。接着国库券后又发行银币：高成色的1卢布和50戈比，低成色的20、15、10戈比。提供的白银数量应当满足银币流通的需要，发挥的作用不小于战前，即达到全部货币流通量的12%～15%。银币的这种发行量目的应是加强对货币改革的信任。”[70] 财政人民委员部制定的完成货币改革的计划得到1924年1月14～15日召开的俄共中央全会的批准。货币的发行量降低到商业流通所必需的限度。1924年2月切尔文的发行量为2730万卢布，3月为760万卢布，4月为690万。[71]用切尔文更换苏维埃纸币的工作在1924年2～3月完成，但决定性步骤是在1923年完成的，那时切尔文已经几乎占货币流通的70%，苏维埃纸币仅占19.1%，中央金库的债券占11.1%。1924年1月1日流通中的苏维埃纸币总共只有5800万卢布，而银行券已经达到2.8亿卢布。因此，4/5的货币周转立足于稳定的货币，只有1/5是不稳定的货币。 1924年2月1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完全停止苏维埃纸币的发行。从2月11日起开始发行各种面额的卢布纸币，从7月1日起完全停止使用旧苏维埃纸币。3月7日人民委员会规定切尔文的牌价：新版国库券1卢布等于1923年版卢布5万或者1921年版卢布5000万。苏维埃纸币将按照此牌价兑换新的国库券。全苏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指出，“货币流通系统已近乎健全”，切尔文已经获得国家“基本货币”的地位。 整个说来，1922～1924年的金融改革不仅恢复和整顿了货币流通，消除了金融经济中的混乱状态，而且停止了货币的大量发行，为制定1923/24年正常的预算创造了条件，恢复和整顿了税收制度，促进了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大工业、交通运输、银行信贷）运行机制的改造。 执行中的危机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执行过程中问题不少，危机不断。主要有两次较大的危机。 第一次危机是1923年夏秋出现的工业品的销售危机。托拉斯和工业企业追求高额利润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重工业长期处于极其困难的物质状况之下，许多工厂和托拉斯靠挪用流通资本生存。为使工业摆脱这种状况，1923年7月16日时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的皮达可夫发布第394号命令，赋予托拉斯和辛迪加以保障最高利润的价格出售商品的全权。“最近时期企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活动的总的指导原则是作为任务的利润和作为方法的平衡表”，根据这项命令，托拉斯猛烈提高工业品的价格，使农村根本无法承受。 农民经过7年战争终于获得一个不坏的收成，有可能用不多的钱去部分地改善自己的经济。然而他们出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以及轻工业所需的原料被压低价格，而工业品的批发零售价却一直上涨。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走向截然不同，一个下降，一个上扬，形成“剪刀差”，结果引发了1923年9～10月的“销售危机”。根据统计局提供的批发价，以1913年指数为100（用切尔文表示），农产品1922年10月为101，1923年9月为90，降低11个百分点，而相应的工业品分别为140和273，则提高133个百分点。按照财政部的零售价，农产品1922年10月为111，1923年9月为93，降低18个百分点，工业品分别为174和269，提高95个百分点。[72] 农产品的低价，使得农民缺乏购买工业品的资金，另一方面又导致产量并不高的工业品的大量积压，商品和资金的正常周转遭到破坏，出现协作单位之间无法支付，工厂拖延工资的发放现象。连续几个月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非常紧张。1923年7～8月一些城市，包括莫斯科、哈尔科夫，发生工潮。仅在1923年4～9月间就发生了5611起工人同行政当局的冲突，而且有191起伴随着罢工，参加人数达8万人。[73]在高加索地区“剪刀差”导致格鲁吉亚爆发反苏维埃起义。这次起义在1924年席卷了格鲁吉亚1/3的县，在共产党内部称之为“第二个喀琅施塔得”。根据国家保卫总局的看法，这种起义还有可能在其他地区（白俄罗斯、乌克兰）发生。 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通过行政程序把工业品的批发零售价格压低到接近战前的水平，同时提高农产品的采购价。农产品的批发价格指数，以1913年价格为100，1923年10月1日为88.8，到1924年10月1日则为136。在此期间，工业品批发价格指数和农产品价格指数之间的差距缩小到1.46∶1；工农业商品价格的“剪刀差”缩减一半以上。[74]1924年春，剪刀差已经大为缩小，4～6月已等于零。 销售危机通过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的办法得到解决，这个办法虽然较为符合市场的需要，但运用的不是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力量，而是行政命令措施。 1925～1926年的冬季还出现过粮食收购“危机”，导致粮食出口计划完不成，并相应地减少进口。为此不得不削减商品的进口，从而影响了工业的发展速度。1926年的谷物收购困难，摆脱危机的办法是“取消”流通领域的新经济政策。 第二次大危机是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危机。出现危机的原因是与经济作物相比粮价不合理，农民（而不仅仅是“富农”）拒不出售谷物。以战前价格为100，1924/25年谷物价格为129，畜产品和经济作物为135，1927/28年相应为109和151。[75]谷物价格逐年下降，而经济作物和畜产品价格则不断上涨，农业内部的“剪刀差”不断扩大。这样农民宁可把粮食留下用来饲养牲畜，用牲畜及其他经济作物换钱，去缴纳税款和购买工业品。税收也不利于谷物。大田作物在农民的纯收入中占39.5%，但在赋税中所占的份额却达66.59%，而非农业收入占纯收入的27.8%，但在赋税中所占的份额仅为5.2%。此外，工业品供应不足，也影响农民出售粮食的积极性。 这些问题本来应当有针对性地运用市场调节的力量和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调整谷物同畜牧产品以及经济作物的价格，调整税收，使种植谷物的农民有利可得，但是斯大林采取的办法是实施非常措施，动用对不上号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05条和第107条来对付拒不出售粮食的农民，把行政命令措施推向极端。 在实施非常措施并同“右倾”斗争的过程中，斯大林公开提出“贡款”论，认为农民不仅应当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款，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还应当缴纳一种“贡款”，即低价出售农产品，高价购买工业品，使已经被否定的“剪刀差”合法化；同时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认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76]这个“理论”为以后大规模镇压，包括消灭“富农”和镇压党内外的异议人士，提供了理论依据。 斯大林的“非常措施”虽然简捷有效，在短短时间内征购了大量的粮食，但此法只可用于一时，不能反复长期使用，数月以后斯大林再次实行非常措施就不灵了。依据“非常措施”的强制思路，不久斯大林就强制实施了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 20年代的几次危机提出了走市场道路还是行政命令的计划化道路问题，然而它们没有促使苏联走向市场经济，从解决办法到当权领导人的思路，走的都是行政命令的强制道路。斯大林的最后胜利意味着苏联走市场经济的最后一点可能性的消失。 三 围绕新经济政策的争论和斗争 20世纪20年代是新经济政策的年代，或者按照列宁的说法，是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围绕新经济政策展开激烈的争论。 新经济政策的通过比较顺利，没有遇到公开的反对意见。所以列宁一再强调，新经济政策是一致通过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新经济政策不存在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理解甚至反对意见。通过几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货币关系，建设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已经被看作是短期就能实现的目标。其次，新经济政策本身并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出台的，而是以实施粮食税为开端逐步充实完善的。实施粮食税引发剩余粮食的交易，从而重新肯定商品货币关系，实行市场机制。这就出现如何对待随之出现的私商（耐普曼）、“富农”、私人贸易，如何看待市场关系等问题。 列宁在俄共十一大上说，在一次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有人“出于崇高的共产主义感情和共产主义志向”，看到优秀的俄国共产党人竟然退却起来而号啕大哭。他们认为新经济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削弱各国革命运动。在俄国共产党内怀有这种情绪的人就更多了。 原工人反对派认为，新经济政策的缩写“耐普”（НЭП）一词来源于“对无产阶级的新剥削”（Новая Эксплуатация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其缩写词与新经济政策的缩写词相同）。他们说，耐普使财富在一极积累，而另一极贫困，使工人更加贫困。也许在某个地方工业和商业会得到发展，但工人阶级会落入深渊，矛盾将发展，其结果将是内部爆炸。[77] 抛开这种极端的看法不论，在党内大体上存在两派。以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等人为代表的一派对新经济政策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把它看成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念念不忘限制以至取消新经济政策。另一派以布哈林、克拉辛等人为代表，主张利用市场机制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当然还有一些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派别，或者说动摇于两者之间的派别。这些派别的政策主张都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各有所本，都能够从列宁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言论中找到根据。 回归还是创新 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斯大林没有发表过涉及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和文章，直到1921年12月18日发表的《前途》一文才首次粗粗谈到新经济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在谈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都在前面加上“所谓”两字——“所谓新经济政策”，强调新经济政策并非新政策，只是1918年春政策的重复和继续。1928年7月5日斯大林在《论共产国际纲领》中说：“如果以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工作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那就不对了……恰恰相反，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工作不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而是从宣布所谓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开始的。大家知道1918年初出版的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书，列宁在这本书中第一次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则。”[78] 这种说法否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创新。虽然列宁在实行粮食税政策的初期曾经表示过类似的看法，但是半年后，在承认了商品买卖之后，曾明确说明1918年春的政策同新经济政策之间存在原则区别，指出“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提出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并没有说我们要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是说我们俄国如果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79]正是市场机制的提出和运用，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使新经济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的经济政策。 退却和进攻 1921年春迅速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农民对军事共产主义，特别是它的粮食征收制的严重不满，甚至举行暴动，进行武装反抗。喀琅施塔得的暴动只是给苏维埃政权的一个最后通牒。关于农民起义的因素，斯大林的著作中却多次提及。例如，1925年1月26日斯大林在《关于“得莫夫卡事件”》一文写道：“……或者是农民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起来以致发生暴动。请你们注意，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经济政策下，新的坦波夫暴动或新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决不是没有可能的。南高加索的格鲁吉亚暴动提出了一个严重警告。如果我们不学会割开我们的脓疮并且把它们医好，如果我们还要在表面上装得太平无事，那么这样的暴动将来还是可能发生的。”[80] 当时许多领导人都把实施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暂时退却，对农民的让步，同农民的妥协，以拯救苏维埃政权。这也是实施新经济政策能够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就整体而言，新经济政策确实是由军事共产主义向后退却，用当时的说法，由直接进攻改为迂回。就同农民的关系而言，也确实是一种让步、妥协。有退却，就该有进攻。因此，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特别是农民造反的威胁减轻之后，举行进攻的呼声就不断高涨。这股要求转入进攻的压力颇为强大，逼得一年之后列宁不得不在党的十一大上宣布停止退却，举行进攻。就列宁而言，提出“进攻”的任务可能出于两种考虑：其一，迫于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压力，提出进攻的口号以安抚党内的激进派、“左派”。其二，当时已经退到国家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从传统的观念看来，已经退无可退了。不过，这个时候宣布进攻是大可质疑的。因为实行粮食税仅仅一年，而承认市场机制（即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政策）才半年，作为完整的一个政策体系许多方面还有待具体化、细化，有待逐步完善。诸如发挥市场作用，调动小生产者的积极性，发挥私人资本的作用，发挥私商的作用等问题都有待解决，在这个时候转入“进攻”必然摧毁尚在形成中的新经济政策体系，达不到新经济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 早在1922年夏列宁卧病高尔克的时候，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就发布打击耐普的支柱——粮食自由贸易的指令。由斯大林签发的1922年8月24日的密码电报写道：“1.认为在完成粮食税之前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采用关于禁止自由买卖粮食的法令（这说明这时候存在这样的禁令——引注），并且严格限定仅适用于那些蓄意拒绝纳税的个别机关。2.执行降低粮食价格的政策，因为粮食的昂贵价格将减少国家的粮食库存和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81] 在俄共十二大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的是季诺维也夫。他在报告中接过列宁的“停止退却”的口号，大力往“左”的方面倾斜。他说，列宁在上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停止退却和“不会再有因新经济政策而采取的新的退却”（列宁没有这样说过——引注），党和中央执行了。在季诺维也夫看来，退却是全面的，“在国际政策舞台，在国内政策舞台都这样做了”。[82] ㈧_ ○_電_芓_書_Ｗ_ w_ ω_.Τ_Χ_t_捌_０. c_Ο_Μ 斯大林论述列宁主义的著作是不提新经济政策的，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两本专著都闭口不谈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一个像中农问题一样的“具体问题”。1926年1月他在《列宁主义问题》文集初版序言中为自己辩解说：“同样很明显，我们建设中的具体问题（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中农问题等）也不是这本‘扼要叙述列宁主义基础’的小册子所能完全阐明的。”[83] 在这一点上，季诺维也夫要胜过斯大林，他在《列宁主义》一书中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谈新经济政策，其标题分别为：第11章“列宁主义和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第12章“列宁主义和新经济政策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他虽然分出专门的章节来论述新经济政策，但从副标题可以看出季诺维也夫所关注的重点，他的论点始终围绕阶级斗争、退却和进攻、国家资本主义展开。[84] 季诺维也夫在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列宁说得完全对，说新经济政策过去和现在都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实行这种制度首先是为了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真正的结合。我重读了1921年出版的列宁的《论粮食税》。他列举了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租让制——第一种成分，合作社（把它叫做社会主义是白费劲，实际上在目前情况下它是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租赁企业——数量不多。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他认为，“在这一领域无须寻找更多的新东西，我们应当坚持1921～1922年所坚持的东西。”[85] 季诺维也夫在俄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说：“我们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发展经济是要有利于资本主义，还是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资本主义呢？谁战胜谁？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提出的问题。我们长入何方？”“蜕化的问题是存在的，资产阶级不相称的发展的危险是存在的，而且毫无疑问它正在农村兴起。”[86] 季诺维也夫的这种说法，把市场机制的作用完全排除出新经济政策之外了。列宁确实曾经寄希望于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发展，列宁生前已经看到并多次指出过。在季诺维也夫书写《列宁主义》一书的时候（1924年）这一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了。其次，列宁说的退却是退向国家资本主义，退向自由贸易做买卖，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而后者归根结底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季诺维也夫只讲国家资本主义，这就完全忽略了市场经济这一面，大大缩小了新经济政策的范围，也大大贬低了新经济政策的意义。 既然强调的是退却，而且是在农民造反逼迫下的退却，那么一旦造反的威胁消失，就会要求转入进攻。斯大林在后期论述新经济政策时就不断强调进攻。 1924年12月，在俄共十四大上斯大林首次给新经济政策下了一个定义：“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87]这个定义的重点是同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 1926年11～12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声称，要“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88]一年后斯大林宣布：资本家正被排挤出商品流转的范围，工业正和农民经济直接结合起来，投机的中介人再不能从工业和农业中攫取利润。苏联已经没有交易所、营业所、价格操纵情形等等。在这方面，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的工具在我国都不存在了。[89]稍后，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宣布，党的任务是“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90]要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这根子就“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91]结论很清楚，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就必须消灭商品生产，消灭农民这个小生产者。 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用一章的篇幅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他强调的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阶级斗争仍在继续。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农村存在严重的富农危险，必须把打击的火力对准城乡的资本主义成分。他说，城乡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增长——虽然不是相对的，而只是绝对的增长，“谁要是说我们已经没有资本主义，或者几乎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富农，我们的政策对富农和对贫农都同样有利，他就是有意无意地修正列宁主义。”“对我们来说，农村的富农——真正的富农——要比城市的耐普曼危险得多，因为我们在农村的阵地是薄弱的，而富农成为农村舆论领导者的可能性却要大一些……农村百分之二、三的‘富农’，总是巨大的力量。”[92] 过渡时期存在阶级斗争，这是当时的共识，并不奇怪。但是就发展经济和抓阶级斗争这两方面任务相比较而言，对当时的苏联来说，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全力抓经济，发展生产力，为落后的俄国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条件。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深层次原因，正是俄国落后，不具备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需要通过市场来改变资源配置的方法，促进生产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而害怕资本主义，害怕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资本主义”的增长，想借助于阶级斗争的方法，靠专政的力量来消灭资本主义成分，消灭小生产，只会给国民经济带来破坏性的后果。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可以按照两个不同的思路发展。一个是强调阶级斗争，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随时准备消灭资本主义。农民刚刚吃饱了饭，就急不可待地要去剥夺“富农”（实际上是善于经营耕作的农民），按照这种做法农村的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这样的新经济政策也是不会长久的。另一个思路是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的，利用政权的力量促进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把通过市场来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功能。鼓励发财，鼓励城乡富裕起来，把所有这一切看作社会主义的成就。从这个观点出发，新经济政策就是一个认真的长期的政策。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 市场机制和行政命令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只想通过实施粮食税来对农民作出让步，缓和农民的不满情绪，以拯救苏维埃政权。如果仅就实施粮食税而言，确实可以认为是对农民的让步、退却。但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是孤立的，这种退却必然发生连锁反应。实行粮食税，农民手头就会有余粮，纳税后剩下的粮食怎么办？列宁的最初设想是允许农民在地方范围内交换。但是，这种限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广大的农民以自己的实践冲破了人为的樊篱，产品交换变成了商品买卖。这就把市场机制引进了苏维埃经济，进入了真正的新经济政策的时期。列宁发现了这一点，把这时候的新经济政策同1918年春的政策区别开来，指出区别就在于现时的经济已经建立了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这是新经济政策中的决定性因素。 正因为如此，布哈林把新经济政策出现的时间向后推迟了半年左右。他写道：“我们起先打开了一半；我们说：实行地方性的商品流转。”但是发展中的经济不可抗拒地要求扩大经济流转的范围，于是我们“再打开一半，打开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所堵塞的东西。我们这样做了，于是就有了新经济政策”。[93]在布哈林看来，新经济政策不是始自实施粮食税，而是始自承认和运用市场关系。为打通堵塞的渠道，1925年初布哈林写文章作报告，呼吁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 正是在运用市场机制这个意义上，列宁在最后时日赋予合作社以巨大的意义。“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象的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94]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把合作社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说“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在我国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95] 列宁的说法没有为当时的多数领导人所理解。托洛茨基看到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同意运用市场机制，但无可奈何地称市场为“魔鬼”。斯大林不承认新经济政策是一项崭新的经济体制，而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具体政策”。季诺维也夫不认为列宁的《论合作社》一文对合作社的看法有一个飞跃，认为同1921年关于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是一回事，没有任何发展变化。到1923年初，合作社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 粮食税是新经济政策中的一项基本措施，以后的商品市场关系的运用都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在季诺维也夫看来，向粮食税过渡，“这不过是略为减轻农民的负担。真正正常的关系只有当用城市的工业品换取农产品的时候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说，季诺维也夫仍然停留在城乡产品的直接交换的立场上。他一方面说，税收不要拿得过多，另一方面却宣布1922年不能少收，要收取得更多，粮食的价格要规定得“非常低”。[96]这时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还没有完整地提出他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但这种做法实施的就是该规律的精神。加米涅夫在党的十二大上不得不同意伏龙芝的说法，从农民那里征收的粮食数量是他们所无法承受的：“显然，我们越出了政治上所不能允许的经济界限。”他承认向农民增收高额粮食税是不合理的，说“我们应当修改我们同农民现有的协定，改善这个协定，应当在政治上关心农民。诚然，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在何等程度上？我们是否可以大大减轻农民的负担，减少农民为支持整个国家大厦所支付的那一部分？”[97]当时采取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实行了统一的农业税，但这一措施并没有改变通过征收直接和间接税的办法剥削农民的相当多的劳动以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增长的总的战略方针。 布哈林敏锐地看到列宁思想的发展变化，指出在合作社问题上列宁有两个不同的战略计划。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在《论粮食税》中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加上大资本，组成经济联盟，对付分散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这里，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环节”。而在1923年1月写《论合作社》的时候，列宁的提法变了，合作社已经不再被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了。这里的战略计划是“和组成合作社的农民结成联盟，反对大资本和一般私人资本的残余”。[98]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据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99]又说，“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100] 斯大林所下的新经济政策的定义中基本上不提市场和商品经济。直到1928年七月全会《论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中，斯大林才承认要利用市场，说“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市场，通过市场，而不是以直接的产品交换，不要市场，在市场以外来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101]但是这时候实施非常措施已经半年多，当时正在逐步消灭市场，离废止新经济政策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了。斯大林发表这一谈话，目的不是真的要利用市场，而是企图规避取消新经济政策的指责。 1925年初，斯大林与布哈林有过一次关于经济问题的谈话，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表示怀疑。布哈林在札记中提到了这次谈话：斯大林一直在“施加压力”，说长期倚靠新经济政策“会扼杀社会主义因素而复活资本主义”。总书记不懂得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实质，更多地指望“无产阶级的压力”、“党的指示”、“既定路线”、“对潜在的剥削者的限制”等。谈话时间很长，布哈林感觉到，斯大林不懂也不相信新经济政策，他像托洛茨基一样，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革命成果的威胁。[102] 早在党的十二大上，已经有人提出“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大会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议论。 季诺维也夫在政治报告中说：“应当区分名词耐普（НЭП）和新经济政策。说到耐普的时候，向你们描绘的是耐普曼及其不良特点。我们常常说‘战胜耐普’。我不久前读到拉科夫斯基在乌克兰的讲话，他说：‘我们振兴了制糖工业，这是对耐普的最好胜利！’为什么这是对耐普的胜利？我不是在指责拉科夫斯基同志，因为我们自己也常常这样说。这是因为我们把耐普同耐普曼混淆了，而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因此我们也许最好是约定用新经济政策取代耐普。”“一批或一小批被派到耐普阵营的经济工作者在那里沾染上了耐普的（нэповские）观点，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严肃的经济工作者是不会感到委屈的。”[103] 不少人直接为“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辩护。斯米尔加在发言中说：“什么是战胜耐普？战胜耐普就是战胜国家资本主义，重新过渡到高级的、分配型的社会形式。这就是战胜新经济政策。”[104]博古斯拉夫斯基说：“我们实行新政策是为了在其基础上和在很大程度上用其方法战胜它。怎样战胜？善于利用市场规律的作用，依靠这些规律，在其机制中输入国营生产原则，不断扩大计划原则。最后我们把这种计划原则运用到整个市场，从而吃掉和消灭它。换言之，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所取得的成就在自动接近其消灭，用最新的经济政策取代之，这最新的政策将是社会主义政策。”[105] 托洛茨基直接为“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辩护。他在俄共十二大上关于工业的报告中说：总体上，新经济政策是“工人国家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手段和机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或者向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过渡。”[106]他认为拉科夫斯基的表述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绝对正确的。他说，拉科夫斯基同志就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说道：“但我们在制糖工业中取得成绩，生产得更多更好，这就是对耐普的打击。”季诺维也夫同志说：“这不是对耐普的打击。耐普是新经济政策，为什么打击耐普？”不过，同志们，新经济政策是认真的、长期的，但不是永远的。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目的是在其基础上战胜它。如何战胜它？在市场规律的协助下，依靠市场规律，把我们国营生产的强大机器引入这个规律，扩大计划原则。依靠我们国家财富，此计划原则应当扩大到整个市场，吃掉它，消灭它。换言之，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的成就接近或者应当接近取消它，用最新的经济政策取代它，此政策将是社会主义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权说，我们经济的发展是我们对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胜利，并且是借助于新经济政策自己的方法取得胜利的。[107] 加米涅夫认为，“耐普是新经济政策上的泡沫，而新经济政策还不是我们共产主义的全部，不是共产主义的组成部分，而只是工具之一，共产主义的迂回运动之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当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自发势力妥协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是大资产阶级的萌芽。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我们对政治就一窍不通。[108] 这么多的领袖挺身为“战胜新经济政策”辩护，所谓“战胜”，归根结底就是取消，而这时候实行新经济政策才两年时间，这时候需要的是宣传和推广新经济政策，而不是鼓吹有朝一日取消它。 与“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相配合的还有“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说法。 1924年5月23～31日召开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作中央政治总结报告，斯大林作中央组织报告，这是列宁去世后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出现拉林提出的新名词“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拉林在讨论中央的总结报告时，敏感地捕捉到党的领导层对新经济政策的情绪发生变化，他援引季诺维也夫报告中“有条件的贸易政策”、“有条件的新合作化计划”等，把它概括成“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这是对私人商业资本施压的开始。 季诺维也夫在总结报告中说：“新的商业政策和新的合作社政策，是当前两项主要课题”，“当然，所谓新政策是有条件的”。[109]资产阶级发展的危险是存在的，而且毫无疑问它正在农村兴起。我们的任务是“为限制他们而斗争”，“在一定限度内为我们所保留的、有调节的、有序的、明文规定并加以监督的贸易自由，是新经济政策的一个基础”。他建议“把私人商业纳入应有的轨道”，改变它对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的比重（现在是1∶2），“随同这些措施还要把耐普曼驱逐出莫斯科、国营商业制定严格的规则、制定新的条例让格伯乌便宜行事”。关于富农问题应该注意别在对富农的让步方面搞过头。在农村兴起的有一般的耐普曼——高利贷者、小店主、酿私酒者和批发商人。如果我们能执行正确的商业和合作化政策，那么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将长入社会主义。[110] 拉林由此得出结论，出现了对新经济政策的新的理解，“原则没有变。什么变了呢？那就是我们变富了，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摆脱战后即3年前的那种贫困，因此我们更加坚决地贯彻我们原则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了。季诺维也夫同志所说的‘有条件的贸易政策’，‘有条件的新合作化政策’等等的意义也就在于这种可能性的增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这概括为，我们从旧的、习惯的、允许资产阶级有一定比例的新经济政策过渡到‘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增加对这种允许的限制。我们这里将要做的一切的含义是，我们并不改变原则，而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实施我们在经济疲软的情况下所无法实施的那条路线的可能性。”[111]简言之，由于国家变得富一些了，因此有经济实力去加强对私人资本主义成分的限制了。 加米涅夫不接受“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说法。他认为，无产阶级政权手中有法律、税收以及各种管理机关，足以限制新经济政策，没有必要另提“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主张对资本主义成分（从租让企业到私人零售商业）实行不调和的正面进攻。 古比雪夫说：“说的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斗争双方的相互关系问题。这种相互关系无论如何必须改变，要使商业流通领域出现有利于国营和合作社资本的影响增长。问题就在这里，问题也只能这样提。”[112] 加里宁在农村工作报告中同样强调农村商品经济在助长私人资本主义的产生，认为“实施新经济政策就意味着一种资本主义关系，意味着私人资本主义的某种程度的发展”。他提出，要使私人资本主义沿着对我们最为有利的轨道并在我们严密的全面监督之下发展。[113] 这些说法的一个共同呼声，就是要千方百计压缩以至取消商品经济，打击以至消灭私商，使社会主义迅速压倒资本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不过，当时也有另一种较为清醒的声音。5月29日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发言，为私商存在的必要性，特别是其在农村存在的必要性辩护。“农民问题对我党来说有着根本的意义。我们是否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是否取消新经济政策，是否能够维持苏维埃政权——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的状况”。他说，有私商和小铺的农村，要比既没有国营商业也没有合作社商业，刚刚开始准备组织这种商业的地区好得多。“既然那里没有合作社，它建立的速度又很慢，那么无论是对农民，还是对工人，有私商比没有任何商业自然要有利一些”。“如果我们用压缩市场作为代价，以国家资本取代私人商业资本，这会是极大的错误，对党极为有害，会推迟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间”。 李可夫说：“不久前我曾经请求为我收集有关这一问题的报纸。使我非常惊奇的是报纸上刊载了许多‘停止新经济政策’的文章，这是蠢话。”他就此指出，农村的私商还在供应农村，没有他们教师将会饿死，一半以上的农村还没有小商铺，工人的数量仅达战前的40%，国家有100多万失业者，预算中还有4亿卢布的赤字。“在这种情况下谈论结束新经济政策，这意味着对事情一窍不通。只有当我们经济发展达到高级阶段，才能结束新经济政策。而在我们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的时候说结束新经济政策，这是极大的错误。只有当我们在工人的数量上、同农村的商品联系的数量上超过战前的水平时，才能结束新经济政策”。 李可夫认为，我们有半数以上的农村是同城市隔绝的，几乎从城市得不到任何商品，因为70%的工厂产品都被我们分配给城市了，只有30%的产品运往农村。这就是说，农村是通过农村的各类手工业和家庭式的生产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的。这也是生长资产阶级的基础啊！富农阶级不能不成为这种与城市隔绝的农业生产的中心组织。因此，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把城市商品输入农村，这是同在这种土壤中产生着的农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一个方面。[114] 李可夫提出了一个问题，从商品粮的生产角度看，富农经济无疑生产得更多，从而购买得也更多，在城市里扩大了商品流转。诚然，以富农为代表的新资产阶级阶层在发展，但富农的范畴至今还不明确，经常同中农，有时还同文明的贫农混为一谈。加里宁在报告中也指出富农概念不清的问题，他引用列宁的观点说，“不知道这个农户的经营史就说他是或者不是富农是不行的”。财产多少还不能说明就是富农，要分析这些财产是怎样积累的？他是通过什么途径积累的？财产所有人的心理状态怎样？最后，经济地理上所造成的特点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例如，西伯利亚的农民在正常的情况下要比莫斯科郊区的农民富得多，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更接近富农。当时商业的现实情况是国营商业占1/3，私人商业占2/3。这不是主观愿望问题，而是现实力量问题。国营商业只能供应这么多，特别是在农村主要靠私人商业满足居民的需要，私商在满足居民的需要方面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谈论限制甚至消灭私商，纯属空想。 大会决议中一方面说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经济的振兴，“党现在没有任何根据来修改新经济政策”，另一方面，认为“当前的任务是不断加强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党中央委员会清楚地看到在目前新经济政策时期新的资产阶级必然有所发展，并由此采取一切相应的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115] “战胜新经济政策”和“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及有关辩论表明，新经济政策在苏联长期发展的前景已经不再存在。从1923年秋开始，方针是加紧向资本主义成分的进攻，加紧实现“战胜”新经济政策，从商业中排挤资产阶级，从调节经济转向在各个领域组织经济。尽管在以后的3～4年里新经济政策表面上还被当作健全的正常的政策，尽管在1925年布哈林等人曾经大声疾呼要求把新经济政策推行到农村去，但其历史命运已经无法改变。 四 新经济政策的阻力和终结 被迫实施的政策 新经济政策是在农民暴动，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的威胁下，苏维埃政权遇到“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被迫实施的。那时候全党面对的是要么改革，要么苏维埃政权灭亡，别无选择。所以列宁多次说过，实行粮食税在党的十大上是一致通过的。农民由于实施粮食税，可以自由支配剩余的粮食，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感到满意，因而武装反抗的浪潮消退，国内形势转入稳定。 不过一年后威胁消除之后，党的领导核心以至普通党员中有许多人认为退却的目的已经达到，要求转入进攻。在这强烈要求下，连列宁也顶不住，在党的十一大上，即实施新经济政策仅仅1年以后，宣布停止退却，转入进攻。在此后的年代里，这股要求进攻的呼声不但没有消停，反而越来越强烈。并且正是这种“左”的代表人物执掌政权，主导政策，决定了新经济政策的最终命运。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核心多数人对新经济政策心存疑虑，特别是在列宁逝世之后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用行政手段来限制新经济政策，甚至发布与新经济政策精神相违背的法令指示，缩小新经济政策的作用和范围。由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组成的“三驾马车”早已试图取消新经济政策，1922年夏发布关于禁止粮食自由买卖的法令。[116]1923年秋他们正式声明一旦德国革命胜利就可以废除新经济政策。在以后的年代里，实施新经济政策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恶”，苏维埃政权依然敌视各种资本主义成分。例如1926年8月23日中央组织局决定，禁止共产党员在租让和私人企业担任行政职务。[117] 经济核算制度被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这项措施并没有能够推广到所有工厂企业。1921年8月9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实施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示，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它们拥有有限的出售产品的权利。但1922年9月22日，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决定，“建议允许所属企业过渡到经济核算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立即停止这种过渡。向其他人民委员部说明，不赋予它们把所属企业转入经济核算之权。”[118]经济核算仅到托拉斯一级，没有普及到企业。托拉斯受上级党政机关的指令的控制。按照1923年4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关于按照商业核算原则活动的国营工业企业（托拉斯）”的命令，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实施其计划管理，包括发放拥有建筑物以及其他固定资产的许可证，出让、抵押和出租固定资产，任命和调动托拉斯的理事会和稽核委员会，批准生产计划、工作报告和平衡表，年度利润的分配，批准参加工商联合体，等等。这样，留给托拉斯的自主性就非常有限了。 国家保留对国营的特别是大工业发展的强大影响而不松手，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命脉之一，是再生产无产阶级的基地。因此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并不意味着在这一领域建立了市场关系的真正空间：国家给托拉斯和某些工厂拨款，给它们的集中供应，国家订货和采购，党对它们的态度犹如对待国家的经济政治机构，这从一开始就使在商业原则上、在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原则上发展工业的可能性化为乌有。与此同时，逐步地并且越来越厉害地从国营企业间的供应、买卖中排挤私人商业中介。 党的领导层和普通党政干部对新经济政策初期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尝试存在疑虑，对所选择的发展道路的正确性、通过新经济政策振兴经济、恢复重工业和维护社会主义成果的可能性都有怀疑。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声称：“托拉斯无非是具有一定自主权的国家机构，完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119]1924年3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进一步限制实行经济核算的国营机构和企业的自由，规定它们至少把60%的后备资金用来购置息票。1927年6月29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发布的新条例规定托拉斯完全服从国家的计划任务，取消了托拉斯提取利润这一条。 允许私商的存在，这是新经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他们的处境非常不稳定。1923年10月9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在高收入人群中强制摊派国家6%有奖公债，逃避购买等同于逃避税负。[120]1924年初公开向私人商业发起进攻，格伯乌把耐普曼迁出莫斯科，逮捕和驱逐从1923年12月底一直进行到1924年1月。所有被捕者和被指控为“新经济政策的渣滓”者，都流放到索洛维茨和纳雷姆。他们的家庭成员，除公务员外，一律迁出莫斯科，并禁止居留在各共和国首都和人口稠密的工商业中心。住房被查封，与其他屋内财产一起交付莫斯科不动产管理局处理。[121]接着又采取措施禁止私人商业。1924年4月24日《真理报》公布俄共中央关于国内贸易和合作社的决定，其中规定：①把私人资本首先是批发资本排挤出商业。②着手制订商业条例，制订条例时须有国营商业代表参加并处于领导地位。③研究最大限度限制私人和私人机构从事信贷工作活动，等等。由于商品荒，1925年11月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同投机倒把斗争的专门决定：“加强对那些因出售和倒卖日常用品而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国家和合作社工作人员的镇压，迅速审理此类案件，并举行一系列的示范审判……规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关最多在两周期间内完成上述案件的初步调查……侦察要在最短期间完成。”[122] 1930年6月斯大林在党的十六大上给新经济政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新经济政策不只是预计到退却和容许私营商业活跃，即在保证国家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活跃（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实际上，新经济政策同时也预计到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缩小私营商业的活动范围，相对地和绝对地缩减资本主义成分，公营部分日益超过非公营部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的现今阶段）。”[123]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无非是退却和进攻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向资本主义发动进攻并最终消灭之的问题，至于运用市场机制统统不在考虑之中。 党的领导中也有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少数人一直在维护和坚持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1925年布哈林提出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主张各种经济成分互相促进，互相繁荣。他主张把农村作为工业的广阔市场，而不是“殖民地”、剥削对象。布哈林认为，苏联出现的经济危机，不是生产过剩，而是商品短缺造成的。社会主义应当是有机发展的社会，不能搞拔苗助长的“大跃进”，不能人为地加剧阶级斗争，而应当争取缓和阶级斗争，如此等等。但相对来说，他们势单力薄，顶不住反新经济政策派的强大压力。 左倾激进思潮的对抗 苏俄的改革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把市场机制引进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无先例可循的创举，只能摸索前进。在这过程中有人从实际出发，不断修正自己的看法，改变自己的观念，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人死守传统观念不放，总想走回头路，回到军事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去。列宁是前者的代表，经过约半年时间的实践，列宁由否定商业到承认商业，从试图把交换限制在地方范围到允许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交换，从只允许产品交换到承认商品买卖，最后号召共产党员学会经商做生意。列宁的这个号召实际上意味着要全党学会市场经济，在过渡时期利用商品市场机制来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然而列宁过早逝世，他的继任者多数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并不理解，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暂时的退却，看作是1918年春政策的回归，不承认它同以往的政策有质的差别。政策不稳定，受政治气候、党内斗争的影响甚深。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对耐普曼和富农的政策，经常是党内争论的对象，党内除布哈林等少数人，一个比一个“左”，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但在骨子里他比托洛茨基还要“左”。斯大林对布哈林的支持，仅仅是为了打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需要，一旦目的达到，立即同布哈林分道扬镳。政策的不稳定导致居民心态始终处于惴惴不安的状态，没有人愿意把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斯大林批判“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但不久就实际执行这一规律的基本原则，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 在20世纪20年代流行以“激进”为荣，以“左”为荣，唱高调，追求高指标。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建议的经济增长速度，给他戴上“超工业化主义”的帽子，但是他后来规定的五年计划数字大大超过托洛茨基的速度。[124]以“贫穷”为荣，以穷人为依靠对象，挑动农民斗农民，动辄发动穷人斗富人，给予奖励。如举报窝藏粮食者，从所没收粮食中提取一定的百分比给予奖励。显然，列宁以后的领导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长时间的经济发展战略。党的领导没有一个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多少严格的概念。1923年10月15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批评政治局的政策时指出：“我们没有一个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原则性决议。”[125]党的领导也不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经济发展的策略路线，而只是同反对派的政治斗争中的一张牌，在整个20年代悄悄地破坏和扼杀新经济政策的根基。在摧毁最后一个反对派（布哈林—李可夫反对派）之后，斯大林终于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 平等观念与先富起来群体之间的矛盾 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社会出现分化，在城市和农村一方面出现大量失业人群，另一方面出现一个富裕阶层，这个富裕阶层被官方定性为“新资产阶级”，采取了限制、压制和不断打击的政策。这个政策得到怀有平均主义心态的群众的拥护，他们拥护“劫富济贫”的做法，在农村定期重分土地，剥夺“富农”或者富裕农民的财产。在城市，工人和市民对因新经济政策获利发家的耐普曼也心怀不满，认为这些人是剥削发家的。正因为如此，官方“转入进攻”、“打击富农”的方针能够得到城乡劳动者的拥护和欢迎。然而，这种平均主义的做法并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 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斯大林派都担心农村的分化，都打“反富农”的牌。但是谁是富农，在整个20年代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曾经批评过乱划富农的现象，说被当作富农特征的有：“生产值钱的农作物，拥有大量的幼林，有新住宅，制作并向本村人出售收音机，拥有良种牲畜，土地经营得法，从前使用过雇工，自己拥有农具，不是今年，也不是去年，而是曾经一度做过生意，等等。”有的地区规定有2～3头奶牛或2头役畜者为富农，甚至连经常或临时出租住房者也算作富农。在许多场合被列入“富农”的是从事集约化生产、采用先进技术、种植高产作物、把农业劳动同辅助性手工业结合起来的农民。[126]1929年5月，人民委员会曾规定过富农的特征，其中包括拥有磨坊、油坊、碾米厂、梳羊毛机、弹毛机、烘干房或其他有机械动力的企业，等等。[127]而这些人充其量也不过是小小的乡镇企业主。剥夺富农前夕，为便于操作，根据斯大林的坚决要求编制了“确定”富农的标准：每人的年收入高于300卢布（但全家至少1500卢布）；做买卖；出租农具、机器、房舍；拥有磨坊、油坊，等等。[128]在这些特征中，只要具备一个，就可以定为富农。但在这些特征中缺乏社会标准，即关于剥削的界定。把这些人当作“富农”打击甚至消灭，谁还会去努力经营，发展农业生产呢？ 在这种情况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形成一种仇富的气氛，以穷为荣，布尔什维克党的许多干部把穷人当作唯一的依靠对象，以至于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不得不批评“左派”糊涂虫的观点，说“糊涂虫把穷人理想化了，他们以为在任何条件下穷人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永久支柱”。[129]斯大林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公元1934年了！可见“把穷人理想化”，“依靠穷人”的观念是多么牢固地扎根在各级干部的脑海之中。然而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这些“左派”自己。 行政命令措施下的经济改革 一般说来，所有的改革都是从上头的决定、命令开始的，对此无可厚非。但是一项以运用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经济改革，应当逐步向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过渡，也就是说要学会运用市场机制，学会利用价值规律。但是，当时苏联的绝大多数官员和干部文化水平很低，甚至不知价值规律为何物。经济学家布哈林主张利用价值规律，但也只看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需要价值规律，而这以后价值规律就不再起作用，而代之以“劳动消耗规律”。 20世纪20年代的多次危机大多是由行政命令的措施引起的，结果也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而越是这样，党的领导就越是把行政命令看作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手段。因为运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就要培育市场，需要时日，而行政手段则能够“立竿见影”，只要有权，就可以发号施令，可以无视经济规律，认为通过政权的力量可以办到一切。1922年12月加米涅夫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说：“新经济政策可以简单地通过你们或者苏维埃政权的任何高级机关的命令予以废止，而不会引发任何政治震动。”[130]1926年上任的商业人民委员米高扬宣称：“应当说，农民自发势力、农民谷物市场完全为我们所控制，我们随时可以降低或提高粮食价格。”“因为我们掌握了全部发挥作用的杠杆……因为没有人替庄稼汉说话，没有人妨碍我们！”[131] 1923年夏秋的销售危机就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发布的第394号命令引发的，它要求国营托拉斯和辛迪加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由于竭力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压低农产品的价格，造成工农业产品之间严重的“剪刀差”，酿成所谓销售危机。而实际上当时工业品不是太多了，而是农民没有钱来购买，形成积压。销售危机通过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的办法得到解决，这个办法虽然较为符合市场的需要，但运用的不是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力量，而是行政命令措施。 1924年10月28日司法人民委员部发布通告，地方领导人可以根据政治因素或者经济需要加强镇压，以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经济困难。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Р.И.艾赫1925年初就是这样做的。他指示格伯乌西伯利亚特派员采取措施逮捕最主要的私人粮食采购商和磨坊主。结果逮捕了5名大采购商，理由是他们高于限价收购粮食。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有规定，在俄联邦的某些区，格伯乌机关有权把从事粮食投机的人关进劳改营。[132] 1925年农村有一个短暂的开放时期。但1925年下半年由于出现新的危机迹象，党的高层的情绪又发生变化，地方上重新开始向私人采购商发起进攻。交通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特派员帕弗卢诺夫斯基命令遵照条例行事，据此条例不保存和接受未列入名单的收购商（首先是私商）运往西伯利亚以外的面粉。1925年10月29日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决定采取措施使市场正常化，限制把车皮拨给私商。这种做法显然是同新经济政策相矛盾的。 1928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并不是农村没有粮食，而是粮价不合理造成的，本来应当运用市场调节的力量，调整谷物同其他畜牧产品的价格，使种植谷物的农民有利可得，但是斯大林采取的办法是实施非常措施，动用刑法来对付拒不出售粮食的农民。 税收政策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20年代不断减免贫农户的农业税，增加富裕农民的税负。1923～1924年占农户9.5%的富裕农民和“富农”缴纳了29.2%的税额，以后他们的税负比重继续增加。富裕阶层想通过分散的办法减轻税负，结果20年代农户分散化的速度比革命前快一倍，这种现象不利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实施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当然也有受益者，居民群众利用新经济政策给予的商机和自由，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有的开始发家致富。在城市有耐普曼，他们在零售商业中占据巨大的份额，弥补了尾大不掉的国营商业的不足。耐普曼在活跃城乡流通、城乡交流，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方面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是一部分善于经营的人士，他们的经营活动远远没有达到形成资产阶级的程度，并且由于大型批发业务都掌握在国营企业手中，耐普曼的活动受到严密的控制和约束，对整个国民经济并不构成威胁。 在农村从新经济政策得到好处的是善于经营的勤劳的农民。沙俄时代的富农经过国内战争贫农委员会的剥夺已经基本消灭，由于土地和生产资料被剥夺，他们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富农了。在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后在农村兴起的是那些善于经营耕作的勤勉的农民，他们利用缴纳粮食税后的剩余来改善和扩大生产，逐渐成为农村的富裕阶层，当时叫做“富裕农民”，以区别于所谓“富农”。但是他们的日子总的说来并不好过。按照过去村社的传统农村定期重分土地，这很不利于土地的改良，农民对过去富农的盘剥仍记忆犹新，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在农村就对“富农”实施剥夺，没收他们的土地、住宅和财产。 在农民写给报社的信函中有大量的申诉，对此表示不满。1925年阿穆尔州的农妇马秀拉给《农民报》写信说：“共产党好像竭力要使所有的农民变穷，只鼓励贫农，不是帮助他，而是鼓励他穷，如果一个农民成功地改善了自己的经营，那他就会从贫农队伍中除名，在他头上贴上富农的标签，把它看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可是没有一个农民不想改善自己的经营，这就在党的眼中成为富农。换句话说，这就是没有一个农民不想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133] 新经济政策本身的矛盾 新经济政策自身包含许多矛盾，例如近期任务与长期共产主义目标的矛盾。新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利用市场机制发展生产，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当时领导人对其长期存在的必要性缺乏必要的认识，一看见生产有所增长，“资本主义成分”有所增加，就忍不住把这一切同共产主义目标对立起来，要求消灭耐普曼、“富农”等“资本主义成分”。“左派”都有“恐资病”，希望通过“大跃进”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建成”社会主义。通过市场机制发展经济比行政命令要慢。用一个命令就可以把“富农”驱逐到边远地区，流放到特别移民区，甚至肉体消灭，通过命令可以制订和批准五年计划，按照规定的速度发展重工业，而通过市场，则费时费力，因为培育市场是需要时间的。为了发展经济允许合法经营者发财致富，列宁说过，发财吧，但是请你们严格遵守苏维埃法律。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宣传和追求的是共产主义，要消灭剥削，消灭剥削阶级以至所有的阶级，取消商品货币等“资产阶级”机制。军事共产主义被否定了，但是共产主义仍然是理想和奋斗的目标，无产阶级专政不但存在，还要加强。允许资产阶级存在甚至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哪怕加上一个限制词“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在当时的观念下不能不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发生矛盾，而绝大多数领导人都站在无产阶级专政一边，动辄挥舞专政之剑来对付“阶级敌人”。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是达成经济上的妥协，首先是同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的妥协，防止农民造反。党的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同农民或者各资产阶级阶层作政治妥协。列宁说得相当明确：虽然我们允许资本主义，但这是在农民的需要的范围内，不允许任何社会革命党人的和孟什维克的宣传。我们的法院应当懂得这一点。在我们结束全俄肃反委员会、建立国家政治法院的时候，我们要在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不承认超阶级的法院。我们的法院应是无产阶级的，而法院应该知道，我们容许的是什么。[134]如果在目前条件下农民需要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贸易，那我们应该允许，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允许贩卖那些全靠世界各国资本家的金钱出版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治书刊。[135]“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主义者，我们革命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否则它就不是我们的法庭，而天晓得是什么东西。”[136]目前的关键“并不在于政治，就是说不在于改变方针”。[137]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之初说的这些话明确告诉全党，在经济问题上可以作让步，但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是不作任何让步的。 在准备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的报告时，列宁确定了向农民作经济让步和农民问题的一般政治方针问题。关于经济让步方面，报告提纲承认“经济上满足农民”的必要性并确定了一系列措施——流转自由，贸易自由，为此弄到商品，等等，但他把这种自由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自由”。而农民问题的“一般政治意义”在提纲中被看作是“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反革命问题”，并且认定“这样的反革命已在反对我们”。因此对待农民的政策是“可以把‘绳子’放松一些，不要弄断它，‘松开’一些”。这就是说拴农民的绳子还是要的，只是松开一些而已。把农民问题看作是“农民的反革命问题”显然太露骨，所以列宁在旁边注上：“在报刊上缓和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138] 在对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上，俄共十大的一些代表同样持强硬的态度。例如十大代表К.Г.扎维亚诺娃说：粮食税是对小资产阶级的让步，是确实必要的让步。但另一种让步，“违背共产党原则的实质的让步，这样的让步是不应当的。共产党在这里应当保持其本色，只有立足于这个基础上，它才会是强有力的”。[139] 这一时期出现了允许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法律，扩大了选举权，允许开办私人出版社，出版非党杂志，实行司法改革，设检察官和律师。1924年宪法赋予最高法院宪法监督权，等等。但所有这些民主变化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善大多是表面的。其中多数表现的还是阶级原则和党性原则，一点也没有改变俄国居民基本阶级和阶层的政治地位。 工业化需要的资金到底从何而来？国民经济恢复的完成决定了需要增加长期投资。但外来资金短缺，而内部资金又受到政府“反资本主义”政策的抵制。一国社会主义搞闭关锁国，切断同西方世界的联系。布尔什维克在偿还革命前债务、赔偿被国有化的财产问题上持强硬态度，妨碍了外资的流入，租让制没有得到发展。工业生产能力的全部开工要求大量的投资以更新机器设备，建立新的生产部门。尤其是这里涉及的是投资大，而投资回收周期长的重工业部门。资金的严重不足，加强了集中分配和对经济实行行政干预的倾向。工业的增长要求农业增加商品率，以向城市提供粮食，保障工业的原料，加强出口以换回设备，用农产品去换取国外的装备，这就需要从农民身上抽取资金。然而，越是剥夺农民，农业发展就越缓慢，越不能满足工业的需要。农村个体大商品农户的发展受到了压制。本来扩大农村市场，通过农民的积累，通过节约，可以得到工业化的资金，但这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斯大林没有这个耐性。 缺乏政治体制保障的经济改革 布尔什维克政治制度的目标是过渡到共产主义——没有私有制的社会，而新经济政策允许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对抗加强了。在城市，党主要从生产工人中得到补充，他们对“耐普曼”没有好感。在农村，充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是“市场的受害者”——破产的农民，贫农。私人经济成分与社会主义目标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商品货币、没有市场的社会。因此，不彻底改变社会主义观念，不改变对市场的看法，这个矛盾就始终存在。列宁在逝世前说过，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但他没有对这种改变做出明确的解释，像列宁在最后几篇文章中的其他许多重要指示一样，列宁关于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改变了的重要论点也没有引起当时领导人的注意和重视。 政府职能没有随着改革的深入而转变。所有的经济措施基本上都是政府行为。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始终没有能够实现从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转到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上来。除了领导人观念没有转变之外，给予新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时间也太短。而拒绝市场经济的社会必然成为一个封闭的与世界经济发展拉大距离的社会。 经济体制的改革缺乏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应当是公平民主的自由竞争的经济，这需要有政治体制的保障，要求苏维埃政权在政治上有相应的立法保障。但是，苏联没有因新经济政策而出现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相反地，正因为经济上允许资本主义而在政治上加强了控制。列宁逝世后经过不断的党内斗争，权力向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中集中，逐步形成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或者说极权体制。这样，一个人就可以决定新经济政策的命运。 随着新经济政策下经济的发展，自然会提出“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问题，缓和专政的问题，然而政治领域出现的是加紧控制的进程。 一个是禁止其他政党。1922年举行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接着，开展反社会革命党人的运动，把原社会革命党人清除出机关、企业和社会团体，一部分移交革命法庭，另一些流放。1923年6月4日俄共向党的省委和区委下达由莫洛托夫签署的中央委员会“关于同孟什维克斗争的措施”的通告，规定一律解雇在工会、消费合作社、托拉斯、工业企业、保险机构和高等院校，以及交通人民委员部、邮电人民委员部、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孟什维克。[140]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这些政党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措施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历史表明它们的某些意见是正确的，后来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同它们的思路大体一致。这是一种党外的监督力量，但被排除出政治之外。 与此同时，共产党内部取消党内民主，禁止各种派别甚至异议。然而，党内少数领导人却悄悄建立不合法的“三驾马车”、“七人小组”，夺取并控制党政大权，取消政治、经济领域的民主，逐渐形成少数人甚至个人的“一言堂”。 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补充以政治自由。民主化进程既没有扩大到经济领域，更没有扩大到社会政治生活，没有导致公民社会的产生，成为一个缺乏政治监督的社会，无法无天的社会。 新经济政策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但是它运行不到10年就中途夭折了。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宣称：“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让它见鬼去。”[141]几个月之后，斯大林对“见鬼去吧”作出明确的解说：“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142] 这时候斯大林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建立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了，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措施、国家计划来维持这种联系，实际上又回到通过计划调拨进行实物交换的“军事共产主义”时代。 新经济政策终于被斯大林打发去“见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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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再认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11] 郑异凡：《布哈林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中文第2版；《天鹅之歌——关于列宁后期思想的对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不惑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史海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 [12] 柳植、徐天新和叶书宗的论文集均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 [13] 《布哈林文选》（3卷本），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人民出版社，1981～1983；《李可夫文选》，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人民出版社，1986；《托洛茨基言论》，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三联书店，1979。 [14]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5] 王丽华主编《历史性突破——俄罗斯学者论新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2005。 [16] Продразверстка，通常译作“余粮收集制”，不确切。本文一律用“粮食征收制”。 [17]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302～303页。 [18] 《水兵、红军战士和工人临时革命委员会通报》（喀琅施塔得），1921年3月3日，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3～24页。 [19]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64页。 [20]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64页。 [21]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7页。 [22] 转引自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288页。 [23] 转引自李永全《俄国政党史》，第289页。 [24] Троцкий Л. Новый курс. Москва：Красная новь，1924. с.57-58. [25] ЦПАИМЛ，ф.2，оп.1，д.15337，л.3，引自Журавлев В.В.（ред.）Трудны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1991，с.55。 宝 书 网 w w w . b a o s h u 2 . c o m [26] 《列宁全集补遗》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444页。 [27]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338页。 [28] 《列宁全集》第41卷，第60页。 [29] 《列宁全集》第41卷，第19页。 [30] 《列宁全集》第41卷，第50～65页。 [31]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1963，с.431-434. [32]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с.434-436. [33] 《列宁全集》第41卷，第68页。 [34] 《列宁全集》第41卷，第67页。 [35]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с.445. 第6条全文：“农民纳税后所有留在他们手中的粮食、饲料和原料储备可以由他们用来改善和加强自己的经济、提高个人的消费，或者出售给国家以交换个人消费品和经营用品。” [36]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105～107页。 [37] 《列宁全集》第41卷，第65页。 [38] 《列宁全集》第41卷，第199～200页。 [39]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120～122页。 [40] 《列宁全集》第41卷，第327页。 [41] Главацко М.Е.（ред.）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17-1940. Хрестоматия，с.141-142. [42] 《列宁全集》第41卷，第308页。 [43]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221页。 [44] 《布哈林文选》下册，第392页。 [45] 《列宁全集》第50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35～36页。 [46]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68页。 [47]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55～356页。 [48]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第270页。 [49]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63页。 [50]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8页，另见第506页。 [51] 见《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8～229页。 [52]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37页。 [53] 《列宁全集》第50卷，第152页。 [54]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24页。 [55]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63页。 [56] Шишкин В.А. Власть，политика，экономика. с.184. [57] Шишкин В.А. Власть，политика，экономика. с.184-185. [58] Четырнадцат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1925，с.60. [59]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50页。 [60]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Бюллетень. Москва-Кремль，1923，с.244. [61] Шишкин В.А. Власть，политика，экономика. с.195. [62]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Москва-Кремль，1923，с.24. [63]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31、32. [64]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三联书店，1980，第196～198页。 [65]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第195～197页。 [66]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第281页。 [67] НЭП：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и потери. 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4，с.103. [68]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第311页。 [69] ЦПАИМЛ，ф.17，оп.84，д.438，л.194。转引自НЭП：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и потери. с.104-105。 [70] ЦПАИМЛ，ф.17，оп.84，д.659，л.54-55。转引自НЭП：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и потери. с.108。 [71] ЦПАИМЛ，ф.17，оп.84，д.660，л.115。转引自НЭП：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и потери. с.109。 [72] Белоуcов 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Х век.Книга II. Через революцию к нэпу. Москва：Изд. АТ，2000，с.351. [73] 见王丽华主编《历史性突破——俄罗斯学者论新经济政策》，第203页。 [74]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第180页。 [75]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11页。 [76]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149～150页。 [77]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18. [78]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9页。 [79]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1页。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80]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23页。 [81] ПАНО，ф.1，оп.2，д.266，л.31。转引自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Проблемы и урок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1992，с.102。 [82]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5、7. [83] 《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第11页。 [84] 见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郑异凡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 [85]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19. [86]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46、81页。 [87]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02～303页。 [88]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第22页。 [89]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第192页。 [90]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56页。 [91]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5～196页。 [92] 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第220～221页。 [93]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56页。 [94]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62页。 [95]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65、366页。 [96]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27页。 [97]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325、399. [98]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61～363页。 [99] 《布哈林文选》下册，第392页。 [100]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41页。 [101]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8页。 [102] 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1卷，岑鼎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第327页。 [103]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24、32. [104]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327. [105]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313. [106]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282、286. [107]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249-250. [108]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117、118. 这里的记录是“耐普”，而不是“耐普曼”，看来是记录错误所致，后来斯大林借此做文章，攻击加米涅夫。 [109] 参见《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89页。 [110]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81～91页。 [111] 参见《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177、198页。 [112] 参见《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348～349页。 [113]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528页。 [114]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569～570页。 [115]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411页。 [116] ПАНО，ф.1，оп.2，д.266，л.31。转引自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1993，с.208。 [117] ПАНО，ф.2，оп.2，д.116，л.3。转引自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208。 [118] ПАНО，ф.1，оп.1，д.927，л.24。转引自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221。 [119]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с.44-45. [120] ЦГАОП，ф.1235，оп.101，д.4，л.93。转引自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222。 [121] РЦХИДНИ，ф.17，оп.84，д.485，л.8。转引自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222。 [122] ПАНО，ф.20，оп.2，д.57，л.4-6。转引自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с.223。 [123]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268页。下划线是原有的。 [124]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03～306页。 [125] Правда，3 января，1923. [126] 李可夫：《1928年中央11月全会总结》，《李可夫文选》，第395页。 [127] 见Данилов В.П. и ИвницкоН.А.（ред）Документы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Из истории деревни накануне и в ходе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и. Москва，1989，с. 221-222。 [128] 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1卷，第309页。 [129]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318页。 ⑧ ○ 電 孑 書 w Ｗ Ｗ . Ｔ Ｘ t 8 ○. Ｃ ο Ｍ [130] 转引自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208。 [131] 转引自阿夫托尔哈诺夫《苏共野史》下册，晨曦等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第773页。 [132] ПАНО，ф.1，оп.2，д.53，л.13。转引自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216。 [133]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第532页。 [134] 《列宁全集》第43卷，第117页。 [135] 《列宁全集》第43卷，第116～117页。 [136] 《列宁全集》第43卷，第88页。 [137] 《列宁全集》第43卷，第107页。 [138]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осква，1963. с.625-626。参见《列宁全集》第41卷，第365～366页。 [139]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с.268. [140] ПАНО，ф.1，оп.2，д.245，л.192。转引自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н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209-210。 [141]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1页。俄文原文为：“Мы её отбросим к чорту”，全集的译文为“我们就把它抛开”，直译应是“我们让它见鬼去”。 [142]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63页。 苏联官册制度与干部状况（1923～1929）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黄立茀 新经济政策时期，至少发生了两件大事：经济方面，以俄共（布）十大实行粮食税为起点，开始一定程度地运用市场机制恢复经济；政治方面，1923年11月，以任命制为核心的“等级官员名册”（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干部制度正式启动。1992年以后，俄罗斯学者运用苏联历史解密档案的研究表明，上述两件大事（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对这一时期苏维埃社会，首先是领导干部队伍的面貌和行为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使干部队伍的政治成分、社会成分、文化水平、社会行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在党员和干部中出现了多种腐败现象。[1]由于俄国学界对新经济政策时期上述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对苏联历史中一些重要且颇具争议的问题：新经济政策为什么终结？苏联领导干部队伍何时开始演变，是怎样演变的？苏联消极现象的进程是怎样发展的……[2]开始有了新的认识思路，并且做出了新的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经济政策时期经济和政治的上述两大举措引起领导干部何种变化，对于客观地认识苏联史而言，可谓具有全局性意义的、不能不厘清的重要问题。然而，迄今为止，这一问题还未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相应的研究基本上还未展开。[3]本文拟运用苏联历史解密档案和俄罗斯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并参与到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来。 八`零` 电` 子` 书 w w w . t``x``t ` 8`0` . C`O`M 一 苏联“等级官员名册”制度的创建 新经济政策初期的干部制度与干部状况 1923年11月12日，在苏联干部制度史上是不平凡的一天。这一天，俄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一个决议，其中附有两个任命官员的名册，标志着以任命制为基础和核心，以“等级官员名册”（以下简称官册）为载体的干部制度诞生。官册制度是以严格登记、考察、鉴定为基础，由中央和相关组织部门任免调配领导干部的系统制度。这个制度在苏联存在了大约半个多世纪，直到1989年10月16日，苏共中央党的建设与干部政策委员会通过了废除“登记—监督任命官员名册”的决议，官册制度才宣告终结。[4] 官册制度的诞生，标志着干部任命制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它是苏联干部制度的转折点。那么，在官册制度之前，俄共干部制度是怎样的？为什么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发生了这一转折？ 十月革命胜利后至1923年官册制度创立以前，苏联对领导干部的挑选、配置，经历了从基层选举制→动员+粗放任命制→登记选择+相对任命制的变化。十月革命前，列宁根据马克思关于通过普选制选举无产阶级政权机关代表的理论原则[5]，在《四月提纲》里提出了苏维埃政权应该实行直接普选制的思想。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进一步阐发了这个思想，提出在完成“剥夺剥夺者”之后，要“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6]十月革命胜利后初期，苏维埃政权曾一度由基层群众直接选举产生苏维埃代表，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很快就放弃了直接选举领导干部的做法。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战争爆发，选举方法不适用于紧迫的战争形势；此外，由于俄国长期受封建中央集权统治、文化落后[7]、政治自觉意识差，使得选举方法不适合俄国当时的国情。列宁在俄共（布）八大会议上指出了这一点：“……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8]1918年春，列宁首次提出干部的委派制原则，他认为“委派拥有独裁者无限权力的个别人员的这种办法”是同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原则相一致的。[9]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八大，是苏联干部制度走向任命制的转折点。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组织工作》的决议中，确定了干部任命制的原则，同时，决定组建相应的领导机构。决议的主要内容包括：①在组织工作上反对地方主义和分立主义，由党中央集中管理全部干部的分配和调动：“党的工作人员的全部分配工作由党中央委员会掌握。它的决议大家都必须执行。……责成中央委员会最坚决地反对这些问题上的各种地方主义和分立主义。责成中央委员会有步骤地把党的工作人员从一个工作部门调到另一个工作部门，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以便最有效地使用他们。”[10]②确定了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建立中央政治局（Политбюро ЦК）、中央组织局（Оргбюро ЦК）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ЦК）。政治局领导全部政治工作，“组织局指导党的全部组织工作”。[11]列宁还强调指出，党管理干部对于实现布尔什维克政治路线的极端重要性：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取消中央调配人员的权力，它就不能指导政治”。[12] 俄共（布）八大以后，按照大会关于组织工作的决议对中央委员会进行了组织建设。从1919年3月以后，开始组建中央书记处所属各部，1919年6月，建立了登记分配部（Учётно_распределительный отдел ЦК 简称Учраспреда ЦК）。登记分配部的职能是接受所有从一个岗位到另一个岗位的工作者、收集领导干部成分的信息、对疏散和应征入伍的党员进行分配。[13] 十月革命刚结束的时候，在实行干部选举制原则的同时，为了接管原来的政府各部门，已经开始任命干部。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曾向党、苏维埃、军队、工会以及经济部门派去了大批干部。但是，这时的干部任命具有临时和应急的特征。八大确定干部任命制原则以后，布尔什维克党正式实行由中央委员会委派领导干部。直到1923年官册制度创立之前，干部任命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19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到1921年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即国内战争期间，是军事动员+粗放任命的时期。1919年春以后，根据八大决议，俄共开始大规模通过干部任命制选拔和派遣适合的共产党人干部到热点地区。[14]这一阶段，党中央实际上担负着向所有机关派遣干部的重任。当时，领导干部人事档案很不完备，而希望中央委员会派遣领导干部的请求却非常多，因此，许多干部人事分配工作采取了“军事动员”的形式，也就是确定干部力量薄弱的地区，由党中央发出动员令，地方选派或党员自荐，由中央调配他们到这些地区去。当时，党来不及仔细研究派去的人是否适合和胜任分配给他的工作，往往在24小时内调动并派遣他们到需要的地区[15]，因此，当时是一种粗放的任命。八大以后，在1920年4～11月期间，中央委员会任命了37547名干部，他们被安排在最重要、最艰巨的工作岗位上。其中25249人是响应党的动员奔赴各地的。[16]在国内战争阶段，需要调配的干部数量很大，但是，动员的方式往往收效不理想。1920年九大决议中关于“动员人力参加运输业工作”的“告俄共地方组织书”指出，“运输业现在仍然处于危急状态，根据指令本来应当动员5000名共产党员，但到目前为止，总共才动员了1000名”。其原因，是“地方党组织往往不把最有经验的组织人员、经过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调给运输业”。[17] 1921年十大以后（实际上从1920年底已经开始）进入任命制第二个时期：登记选择+相对任命制。由于国内战争结束，经济恢复时期开始，党的组织工作面临着新的问题：对那些在战时由动员方式任命而实际上不适合领导工作的干部，调动他们的工作；提拔那些最有素养和最优秀的干部到经济、贸易岗位上工作；发挥专家——不仅在国内战争时期已经与党站在一起的专家，还有那些采取观望态度的专家——的作用。这些问题，都要求干部制度进行转型——“转向分配党的力量的新制度，这种制度完全抛弃游击习气，动员的方法，抛弃那种由中央向所有机关派遣干部的方法”，“中央只参与安排综合的、最重要的国家机关的干部分配”。新的组织任务，要求党首先要选拔干部到最重要的岗位，因此需要认真地研究他们的情况、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能力等情况之后，才分配工作。[18]组织工作的这些新要求，决定了任命制第二个时期的特点：大大改进了档案登记，对人员进行比较仔细的选择，用这种方法代替“动员”的方法，同时，开始把委任较低级干部的工作交给下级党的委员会。[19]1921年至1922年初，由中央委员会登记分配部调动和分配的普通党员干部占80%，领导干部占20%，而到次年，相应的数字为54.2%和45.8%。[20]1921年3月十大以后，还进行了多次动员，但是完成情况大大低于预期目标，其原因，除地方党组织不愿放掉有经验、经过考验的优秀党员以外，最重要的，是许多被动员的干部不能胜任分配的工作，也有的党员干部不愿意到艰苦和危险的地方工作，硬性动员甚至导致许多党员退党。[21]这表明，战争结束以后，通过动员的方式解决干部调配的做法已经不适用了。 在任命制的第二个时期，由于缺乏具体、稳定的选拔制度，产生领导干部的方法并不统一：尽管由中央任命领导干部的方法占主体，但是绕过中央，通过部门选举产生领导干部的方法也在局部运行。因此，这一时期实际上是“相对任命制”时期。新经济政策初期，部分托拉斯和辛迪加的管委会，甚至部分省委书记的产生都没有通过中央，对干部的选拔和使用出现了无序状态。中央登记分配部主席卡冈诺维奇1923年11月8日在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做了“关于中央登记分配部工作计划报告”，披露了这方面的问题。他说，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在工业中“建立了一系列大型托拉斯，经过中央委员会任命了这些托拉斯的主席，但是，外贸部却做了一系列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批准的领导干部的任命”。“报纸上经常出现偶然性的声明，某个托拉斯或辛迪加选举了某人进入管委会”。在省委书记中，“50%以上是直接选举产生的，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的推荐”。由于在官册制度之前缺乏任命干部的详备档案，导致中央对干部情况心中无底。卡冈诺维奇在报告中还谈到，在农村党管干部的情况更差，中央几乎不掌握农村干部的情况，“无论在组织部，还是在登记分配部，关于谁在管理农村的资料都没有，甚至在党的十二大之前对农村的调查都没有着手”。在1923年9月卡冈诺维奇曾做过在“党掌握国家机关”进程中的困难的报告，其中概括了中央对领导干部组织管理的全貌：“既没有关于在国家部门和中央机关现有职务者的准确的呈报，也没有任何分配工作者的计划，许多工作者脱离工作擅自转到另外的城市，等等”。因此，卡冈诺维奇在报告中建议，“建立准确的‘国家机关职务清单，国家职务的任命和罢免是由中央委员会特别命令进行的’”。[22]在1923年11月8日的报告中，卡冈诺维奇再一次提出建立官员名册的任务。他说：“毫无疑问，应该消除……在一系列机关中都可以看到的在使用共产党人问题上完全混乱的情况”，“我们应该建立稳定的官员名册，而迄今为止我们没有这个官员名册”。[23] 为了杜绝在一系列机关出现的领导干部选拔和使用的无序状态，使中央能够有计划地掌握和控制干部的选拔和调配，“等级官员名册”制度应运而生。新经济政策初期，随着党和国家中央机关的膨胀，官僚主义的各种弊病开始明显地出现在俄共（布）党内和国家机关中。在官册制度确立的关键时期，许多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都对干部制度中的某些原则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这是导致官僚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尽管批评的声音非常强烈，但大多针对的是挑选干部的标准以及干部决定权的归属问题，而最实质的问题——干部任命原则本身并没有受到质疑。[24]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官册任命制的创立，的确为当时组织工作所需要。 等级官员名册制度的创建 根据莫洛托夫关于建立“国家机关官员任命名册”的建议，从1923年开始，成立了以他和卡冈诺维奇为首的委员会，准备起草《关于任命制》的决议及其实施细则。1923年6月12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任命制》的决议。1923年10月，中央委员会又做出关于登记分配工作基本任务的决议。[25]1923年9月21日，中央组织局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委员会，旨在详细审查卡冈诺维奇的报告。10月20日，组织局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卡冈诺维奇的报告。10月23日，召开了中央组织局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上通过了卡冈诺维奇的建议，但是决定暂缓确定中央委员会任命的官员名册。10月25～27日，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两天以后，中央组织局决定听取卡冈诺维奇的上述报告。1923年10月31日，中央组织局委员会根据关于登记和分配工作者到国家和经济机关的命令最终通过了第1号官册清单：《俄共（布）中央命令任免的中央机关及其地方机关职务清单》。与此同时，制订了第2号官册清单：《工作者之任免由中央机关和部门预先通知中央委员会的人民委员部与中央机关职务清单》。[26] 1923年11月12日，中央组织局通过一个决议，其中附有两个任命官员的名册，第1号名册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直接提名和任命，收录了3500个最重要的职位，第2号名册由部门提名，并预先通知中央委员会，登记分配部同意这些提名后，由部门任命，2号名册确定了1500个职位。[27]1925年11月16日，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选拔和任命工作人员程序》的决议，在决议中，对第1号官册进行了补充，补充名单是“由中央委员会指派的专业委员会推选并交相应的代表大会或会议通过的”。决议还规定了第3号任命官员名册的产生方法：由国家的每个主管部门提名和任命，需得到中央组织分配部批准。[28]第3号名册也被称为部门官员名册和地方官员名册。第3号官册在产生程序上与第2号官册的区别在于，其提名不用预先通知中央。在这个决议的附录中，对第1、2号任命官员名册进行了修订。根据组织分配部关于削减由其考察任命的官员数量的建议，第1号官册从3500人削减为1870人，第2号官册从1500人增加到1875人。总数为3545人。[29] 1923年6～11月，《关于任命制》决议通过，批准了第1号、第2号官册产生的办法；1925年11月16日，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选拔和任命工作人员程序》的决议，规定了第3号任命官员名册的产生方法，标志着俄共对领导干部的任免开始规范化，官册制度由此诞生。在此前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其他许多关于如何对领导干部进行登记，如何确定选拔标准与程序，如何确定工资与生活待遇，以及如何进行监督和处罚等方面的决议，使官册制度开始成为系统，并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善。 二 官册干部制度的运行及干部队伍的变化 官册制度建立以后，领导干部基本面貌的变化可以用“巨大”来形容：不仅变化的范围广——涉及了从最高层到基层各个级别领导干部，而且变化的方面多——政治成分、社会成分、文化水平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动。究其原因，在于斯大林和党中央组织部门通过官册制度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各个级别、全国各个领域干部的任免调配权力；通过登记、考察、鉴定、任免调动、管理与监督的运行机制，对领导干部队伍进行了大调整。 官册制度的任免范围和运行机制 官册制度相比之前的任命制，可以称之为“绝对任命制”。因为这时的任命制已经完全排除了其他选拔干部的方法，将干部的任免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 三个官册中的大多数领导干部由党中央组织机关直接任免。1926年三个官册任命官员的数量比例如下，1926年3月共任命4365人，其中，第1号官册占27.8%，第2号官册占29.4%，第3号官册占42.8%。以后，大致保持这个比例。[30]根据制度规定，第1号官册包括党、国家、工会、合作社和其他组织最高领导职务的名册，由党的最高机关——政治局、中央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批准。[31]第2号官册由部门提名，预先通知中央委员会，中央登记分配部批准。上述数字表明，由这两个官册任命的高级官员占到任免官员的大多数——57.2%。在最重要的部门，如编制指令性计划的国家计委、主管国家间关系的外交部、涉及国家政治安全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等部门，由中央任命的官员比例更高，达到60%～80%。[32]实际上，党的总书记斯大林不仅控制着第1号和第2号官册人员的任命，经常也操纵着第3号官册人员的任命。[33]即使对地方和基层领导职务的任免由地方党的机关拍板，但也要报中央组织部门批准和备案。 关于任免领导干部的范围，官册包括了对国家各个领域领导人的任命。官册不仅包括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的任免，也包括对社会组织（合作社中心、合作银行等）领导干部的任免。[34]除任命各人民委员部主席、副主席和部务委员会以外，还任命总会计师和总工程师、厂长、木材采运企业领导人、供应站站长、仓库主管、办事处主任、托拉斯和辛迪加领导人、大使、领事等。官册还批准国家杂技团团长、内务部羁押管理局局长、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金属工业总局所有成员、苏联人民法院院长等。[35]此外，苏维埃、工会、共青团等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出现的，按宪法规定，其领导干部应由选举产生，实际上也由中央组织局确定。[36] 总之，斯大林和中央组织部门通过官册制度控制了党、国家、社会团体高级干部和地方负责人的任免。 苏联官册制度自诞生以后，形成了三个重要环节：对干部候选人或在职负责干部进行登记考察鉴定；对干部候选人或在职干部进行任免调动；对官册中的领导干部进行管理与监督。在这三个环节中，任命与调动是官册制度的起点和核心，而对领导干部进行登记、考察、鉴定，成为任免干部的前提。1923年官册制度诞生以后，便对领导干部进行了普遍登记、考察鉴定、划分类型和任免调动。考察的标准可以概括为三项：组织行政能力；文化和专业水平；政治素质。[37]当时，中央委员会还制订和批准了统一的“负责人考察条例”，该条例确定了考察鉴定后对负责人使用类型的划分：保留现职者，适合提拔者，能力差需要撤换者，需要派去学习者，需要降职去做群众工作或不降职调往另一个单位者等。[38] 领导干部政治成分的变化 官册制度建立以前，干部队伍的状况令中央十分不满意。 首先是干部数量不足，尤其是共产党员干部和工人出身的干部数量不足。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迅速组建了党、国家和苏维埃的领导机构，并需要立即向各级领导岗位派遣领导干部。苏维埃俄国最初的领导干部队伍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十月革命前参加革命的职业革命家，这批职业革命家组成了党和国家高级领导的核心。列宁去世的1924年，1917年以前入党的职业革命家在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中占92%。[39]但是，在夺取政权时期涌现的职业革命家数量太少，远远不能满足各个级别政权机关对干部的需求。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的第二个主要来源，是下层劳动群众——工人、农民、士兵。列宁认为，工农群众中蕴藏着大量有行政才能的人才，需要培养和提拔他们。十月革命后至20年代，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工农速成中学和三级党校体制[40]，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使他们能够胜任党、苏维埃和国家机关的组织管理工作，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补充了大批领导干部。苏维埃政权初期干部的第三个来源，是旧政权的管理人员。列宁曾经说过：“我们应当借用被我们推翻了的那个阶级的出身的人来从事管理，自然，这些人满脑子都是他们本阶级的偏见，我们应当重新教育他们。”[41] 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以后，尽管有上述三个来源补充干部队伍，但是情况很不理想：职业革命家数量太少，工农干部的培养需要一段时间，旧职员难以得到布尔什维克党的信任，领导干部的数量仍然严重不足。根据俄共中央的数据，1919年，由于领导干部不足，在省党委会中，只有12.5%的成员专职从事党的工作，82%的成员同时还要兼任苏维埃的工作。1919年夏，26个省的146个县党委会的基本成员虽然都是刚刚提拔到工作岗位的年轻的共产党员，而其中党的专职干部也仅有9%，85%的县党委会成员同时还需完成苏维埃的工作。[42] 1921年国内战争结束，苏维埃国家从战争和军事转向和平经济建设，俄共（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首先需要向经济管理部门派出领导干部。但是，由于共产党员和工人出身的经济领导干部来源不足，苏维埃政权不得不提拔非党专家和旧职员到经济管理机关。1920年代初，在金属业生产管理机关，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比例近50%，纺织工业51%，采矿业61.9%。[43]与此相对应的是，经济管理机关中，共产党员和工人出身的干部比例不高。1920年代初，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调查了一系列部门和经济机关的干部状况，调查结果显示：293个托拉斯管委会的875个成员中，共产党员占37%（325人），无党派占63%（550人）。社会地位的情况是：工人占23%（203人），职员占21%（183人），农民占24%（209人），其他280人，占32%。[44]1924年情况稍有好转，但是在教育、行政、对内与对外贸易、工业建设人民委员部与粮食人民委员部、经济人民委员部、合作社与贸易等7个专业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干部中，非党派比例仍高达45.5%，俄共党员比例勉强超过一半——为54.5%。[45]中央登记分配部主席卡冈诺维奇对当时领导干部阶级成分和政治成分的结构极不满意。[46] 转入新经济政策以后，在不得不任用旧的经济管理干部的同时，党中央部署以提拔党员领导干部的方法，来改造干部队伍的政治社会结构。在1920年8月战争基本结束时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提出了合理分配全体党员，提拔党员干部到重要领导岗位的任务：“由于转移到经济任务，目前在我们党的面前提出了特殊的组织任务。……全党的组织任务就是把党的队伍中的全部60万党员分配到各个党的工作岗位上去。必须在对党员进行确切登记的基础上，力求做到更有计划地分配党的力量，使越来越多的党员能够从比较不重要的、范围比较小的工作被提拔担任比较重要的、范围比较大的工作。”[47]1921年5月，俄共（布）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计划”更明确地提出了提拔新的党员干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任务：在新的复杂条件下，“党和苏维埃工作的基本任务要求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合理分配党的力量方面，而这一工作首先应当同提拔新的工作人员，把他们从责任较轻的工作岗位调到责任较重的工作岗位上去的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48]根据中央的部署，1920年代，大量的新官员被任命。以中央组织分配部任命的官员数额为例，1922年4月至1923年4月间任命1035人，1923年4月至1924年5月为6088人，1924年5月至1925年12月为12227人。[49]1925～1926年，共登记33个人民委员部和其他中央机关，以及附属于这些中央机关的地方机关的部门官册职位共73413人。[50] 1920年代，根据党中央合理分配党的力量的精神，干部调动较频繁，官员流动性比较大。根据中央组织局1927年的数据，官册制度建立后的三年（1924～1926）中，全体领导干部中的85%变换了自己的职务。[51]1921年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规定党的主要组织工作是“提拔新的工作人员”，因此，干部的流动主要是向上流动。十二大至十三大期间，中央机关调入1744人，其中65%（1127）是从地方上调来的。2825个派到省和县的领导干部，其中74%（2051）是从地方上调来的。根据登记分配部关于302名被调动的干部的资料，88%（266名）的干部是上调。其中133名（44%）上调到更负责的岗位，37名（12.25%）从县调到省，96名（31.78%）上调到省内更负责的岗位。[52]以1926年7～9月为例，经过中央登记分配部调动的干部50%任命到更高的职位，42%是平调，只有4.2%是调到比以前低的岗位。[53] 那么，什么政治成分、社会成分、文化水平的人成为新的官员呢？ 党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会议都规定了提拔共产党员到重要工作岗位的阶级原则。党制定的这个阶级原则，与当时多数俄共高级领导对非党员极端不信任是相一致的。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就说过：“苏维埃国家被迫使用99.9%是由知识分子、过去的私有者、业主、银行家、商人和旧店员组成的机关组织行政管理、生产、销售、计划、储存、金融等活动。而那些人的大多数不仅与苏维埃国家利益不同……而且是积极地仇视苏维埃国家的。”[54] 在提拔领导干部阶级原则的指导下，中央组织部门大规模地将俄共党员提拔到领导岗位，在这些岗位上提高了党员的比例：从1923年4月党的十二大之前至1924年1月十三大前的9个月时间，由中央委员会批准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在工业部门，从48.0%提高到59.6%，合作社部门从51.9%提高到60.1%，在对外贸易部门从70.4%提高到81.3%，在整个高级领导干部中从67.5%提高到74.9%。[55]1924年4月中央组织分配部批准的第1号官册共列入3500名最重要、最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对其中1016名干部的政治成分的研究表明，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导部门——中央执委会、人民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共产党员占86.1%，在外交部占92.0%，侦查—审讯和惩罚机关占99.1%。[56] 为了解决在经济领导干部中共产党员比例不高的问题，党向经济部门高级领导中大量补充共产党员，迅速提高了党员在经济管理层的比例：从1923年党的十二大至1927年党的十五大，在托拉斯管委会成员中，党员比例从42.0%提高到64.7%（详细数据参见表1）。[57] 表1 党的十二大至十五大托拉斯管委会中共产党员的比例 经过党的组织部门的努力，至1929年1月，在苏联全体管理者中，联共（布）党员比例进一步上升达到76%。[58] 1923年以后，斯大林不仅通过官册制度使领导干部政治成分逐渐一元化，而且通过这一制度清除了政治反对派。1924年1月列宁逝世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了复杂的党派纷争。这种纷争既有经济建设路线分歧的因素——随着恢复时期逐渐结束，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逐渐提上日程，苏维埃俄国是否继续沿着新经济政策的道路进行经济建设？托洛茨基反对派、新反对派以及“托—季联盟”等，与斯大林出现了严重分歧。当时的纷争还有浓烈的权力斗争色彩——列宁逝世以后，党内出现领袖真空。谁能接任列宁的领袖地位？局面并不明朗。[59]当时，经济建设路线方面的分歧与政治权力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还在列宁逝世以前，斯大林通过扩大书记处（他在1922年4月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权力，在党内的权力与地位迅速提升。但是，反对派的首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都是与列宁共同创建苏维埃俄国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当时担任着党和国家要职，在党内有重要的影响和雄厚的组织基础。因此，若要打倒他们也并非易事。然而，由于斯大林是书记处书记，中央登记分配部是书记处的下属机构，斯大林得以通过中央登记分配部（后来是组织分配部）控制领导干部的任免，从而拥有了制服反对派的杀手锏。官册制度建立以后，在“提拔”干部是组织工作的主旋律，干部主要是向上流动的大潮下，斯大林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大量反对派领导干部调到基层部门或边远地区。根据中央组织局1927年4月4日的数据，1926年，在一系列中央机关（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托拉斯管委会、合作社中心等）领导干部的40%～60%，以及50%以上的工厂厂长，45%由中央直接任命的1号官册官员和由中央掌控的2号官册中工业部门的领导干部，在不到一年期间调到了较低的岗位上（苏维埃部门是27%）。[60]借助组织局和书记处，“‘新反对派’的所有活动家都从高级岗位上被清除出来，被派到了低一个级别的职位上。从1926年3月，新反对派的拥护者有计划地被调换到远方的省份。1926年5～6月份，组织分配部调动了1497个党的工作者，其中只有391个调到中央机关，而调到农业和民族地区的有980个”。[61]通过官册干部制度，斯大林在党和国家的关键岗位上任命了拥护自己路线的领导干部，从组织上彻底击溃了党内反对派，确定了自己的领袖地位，为贯彻其政治、经济路线奠定了组织基础。 领导干部社会成分的变化 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实行依靠工人阶级的政治路线。在吸收党员时，明确贯彻工人阶级优先的原则。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曾明确强调，“在进行重新登记时（指党员——笔者注），对工人和农民无产阶级分子，必须把形式上的各种手续减少到最低限度，而对非无产阶级分子的入党，则应尽量加以限制。”[62]在提拔领导干部时，苏维埃政权也注意提拔工人担任领导职务。尽管做出这些努力，在官册制度创建以前，领导干部中工人出身的比例还是不高。以中央机关领导人为例，1923年4月工人出身的领导人只有32.1%。[63] 官册制度建立以后，努力改变领导干部的这种社会结构。[64]在官册制度创建一年以后的1924年，工人被有计划地任命到最重要的岗位上，担任苏维埃省执委会主席、省检察长、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省金融部主任、省银行部经理、地方企业厂长、省联盟主席、省土地部主任。[65]这种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从1923年十二大至1924年十三大的一年时间，在中央领导机关任职的工人领导干部增加了12个百分点（见表2）。[66] 表2 从俄共（布）十二大到十三大中央机关领导干部中出身于工人的比例 党的组织部门的努力，使领导干部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经济政策初期，由中央直接任命的1号官册中，中央执委会、人民委员会及其各委员会干部中的69%出身于职员，该项数字，在财政委员会是88.0%，国内贸易委员会是81.8%，外贸人民委员会是91.8%，侦查—审判惩罚委员会是61.8%，外交委员会是92.1%。到20年代末则相反，在苏联最高管理机关中，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上升至80.9%，而职员出身的干部下降到18%（见表3和表4）。 表3 1924年4月第1号官员名册社会成分 表4 1929年10月1日苏联最高管理机关全体成员社会成分（%） 在企业中，1924～1929年，工人出身的厂长几乎增加了2倍，从39%增加到71.1%。有些部门，工人出身的厂长的比例更高：该项数字在纺织企业是77.3%，皮革业81.3%，森林纸业73.1%，印刷业93.3%。[67] 领导干部教育水平的变化 根据中央的精神，提拔领导干部时既要注意政治社会成分，也要注意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要求：“地方组织一般应当按照每个共产党员的专长或职业分配他们担任党的工作”，为了胜利地完成上述任务，“所有组织必须把党员登记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统一的党证制度应当作为登记工作的基础。在进行党员登记工作的时候，地方组织和中央委员会都应当特别注意党员的职业，注意他从事经济组织工作的工龄，以及每个党员在恢复国家经济工作中所起的作用”。[68]组织部门根据这个精神制定了相应的考察标准。[69]但是在挑选任命领导干部的实践中，往往只注重候选人的政治、社会成分，而其教育水平、职业素养等几乎不在考察内容之列。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工农出身的党员大批补充进领导干部队伍的同时，干部群体的文化水平大幅度地降低。 1924年4～5月，在56个托拉斯主席中，有12个受过高等教育，12个受过中等教育，多数——32个受过初等教育。[70]在党员企业厂长中教育水平更低，同期，在200个共产党和无党派厂长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只有5个，80个只受过初等教育（见表5）。[71] 表5 1924年200个厂长受教育的水平 参加历届俄共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反映不同时期从地方至中央各个级别，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领导干部的教育水平。从表6的数据看到，从党的八大到十五大，受过高等教育者从23.9%下降到4.4%，下降5.43倍，受过中等教育者从24.9%下降到12.9%，下降1.93倍；从八大到十四大，受过初等教育者从37.0%上升至66.1%，上升了1.79倍。[72] 表6 俄共/联共（布）代表大会代表教育水平百分比 可以佐证1920年代末文化水平滑坡的是，1929年苏联全体最高管理者中，完成高等教育者仅有3.7%，未完成高等教育者1.7%，受过中等教育者16.4%，初等教育和不识字者占了全体最高管理者的大多数——78.2%。[73] 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是要求专业水平很高的部门，但是由于这一部门对国家经济安全很重要，所以特别重视提拔工农干部。其结果是，1923～1929年，受过高等教育者比例从60.3%下降到31.4%，下降了近1倍，受过初等教育者从10.3%上升到29.1%，增加了2.82倍。该部门领导干部中文盲和少识字者比例变化，尤其能够说明文化水平下降的幅度，1923年，这一比例为0.1%，而1929年增加到7.2%，增加了72倍（见表7）。[74] 表7 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领导干部教育水平（%） 三 领导干部的腐败、惩治与腐败回潮 1921年以后，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终结，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领导干部，尤其经济管理干部的行为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在1918～1920年反对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国内战争期间，为了集中分配有限的资源保卫年轻的革命政权，同时受到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思想的影响，苏维埃国家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包括：在农村实行强制性的余粮征集制；取消一切消费品的自由贸易；1920年1月以后撤销了银行，取消了货币结算——出现了经济的实物化；加快工业国有化步伐，实行高度集中的总管理局制：按经济部门设立总局，由总局实行指令性的直接领导，统收、统支。1921年在喀琅施塔得要塞发生水兵叛乱，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政治危机。为了遏制政治危机和迅速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的经济，列宁毅然转向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以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农民完税以后的粮食可以到市场上自由贸易；允许国内私人资本租赁企业和向国外资本租让企业；将已经国有化的小企业归还业主以及重建国家银行等。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允许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迂回向社会主义过渡。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经济管理体制亦从高度集中的总管理局制向分散管理的托拉斯制转化：大规模地推行工业托拉斯化，在经济管理中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使托拉斯代替总管理局，成为工业管理的基本环节和基本核算单位。在托拉斯制下，托拉斯有权独立组织企业的生产，通过市场实行供销活动。新经济政策时期还实施了其他配套的经济措施：为了充分调动各种所有制成分的经营积极性，生产、供销和消费合作社也获得很大的发展。总之，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托拉斯管理者、各种合作社的管理者开始拥有支配经济资源的权力。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市场机制，就有了交易经济资源的条件。部分干部开始滥用权力，权钱交易，出现了腐败行为。 1992年苏联历史档案大规模解密以后，这一时期领导干部腐败的情况浮出水面。 根据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ВЧК-ОГПУ）档案披露的绝密资料，1921年共判处贪污贿赂罪69641件，职务犯罪32177件；1922年判处贪污贿赂32587件，职务犯罪14887件。[75]过去有苏联学者认为，苏共二十大以后，党内的腐败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贪污贿赂的额度、波及的范围上都明显扩大。因此，赫鲁晓夫时期被说成是出现“贪污贿赂的真正转折点”。[76]但是，据研究者列举的统计数字，1957年因贪污腐败被定罪者只有1800人。[77]显然，如果拿1957年被定罪的1800人与1921年的69641个贪污贿赂案件相比，那么结论应该是：早在新经济政策初期，苏联就已经出现了腐败蔓延的现象。 新经济政策时期干部腐败的原因 新经济政策初期贪污贿赂蔓延开来，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这一时期部分党员干部的思想开始变化，将谋求个人私利作为入党目的。而这种变化，与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俄共领导干部开始享受生活特权有关。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为了防范布尔什维克革命队伍成为执政党以后搞特权和变质，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生活待遇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在工资方面，列宁提出，实行巴黎公社关于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都“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的原则，并率先垂范。1917年11月，列宁作为苏维埃国家最高领导人人民委员会主席，其最高工资为500旧卢布，比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510旧卢布还低10卢布。1919年初，全国开始推行35级工资等级表，该表规定，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分别只相当于工资等级表中的22～25级。1922年，开始实行17级工资制。8月，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党的领导干部物质状况”的决议，指出“鉴于目前党的领导干部的物质状况非常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代表会议认为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改善”。决议中列入了中央和地方各个环节党的机关的领导者15325人，规定了其应享受的工资级别和其他方面的物质保障。“根据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关于政治、苏维埃、合作社、工会和经济负责干部的工资标准的新决议，来制定党的工作人员的相应工资等级表”，此外，“所有上述同志的住房（通过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医疗（通过卫生人民委员部），以及子女的教养和教育方面（通过教育人民委员部）都应得到保证。有关措施应当由中央委员会用党的经费加以实施”。在该决议中，为了防止共产党员生活中的特权，规定了领导干部实际最高工资不能超过17级工资的一倍半，超过部分，需缴纳余额25%～50%作为互助基金。凡共产党员工资超过劳动国防委员会规定的最高工资标准时，除按上述百分比进行扣除外，“还应当把超过劳动国防委员会规定的最高工资标准的全部余额缴作互助基金”。[78]稍后，该决议给党的领导人的物质保障的规定，也扩大到了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 该决议体现了两个方面的宗旨：一方面，用党的经费保障和提高领导干部的物质生活，这在战争结束不久，领导干部“物质状况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下，是无可厚非的。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特权，对领导干部工资标准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这体现了列宁防止领导干部特殊化的一贯思想。在决议颁布后的实践中，党政领导人的工资的确没有突破决议规定的限额。但是，在除工资以外没有严格数量规定的其他方面，领导干部开始享受特殊待遇，与群众生活的差距开始加大。以住房为例，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物质条件的局限以及意识形态的因素，苏维埃政权组建“住房公社”解决住房问题。在普通群众方面，多是将同一个企业的工人或同一机关的职员迁入一栋楼里，组成一个住房公社。住房公社大多数由学生集体宿舍或其他住房等改建而成，配套设施非常一般。而最常见的领导干部的住房公社，则是由收归市有的大宾馆改建为“苏维埃楼”，各种公用设施要齐备、优越得多。1922年末至1923年初，当国内战争的危机彻底消除的时候，领导干部纷纷搬出住房公社，搬进独户住宅。而普通群众还住在住房公社里，不少住户全家人共同占有一个房间，2～3代人生活在用床单或窗帘隔开的一小块地方，筒子楼里卫生设备短缺而简陋。而领导干部则是一个家庭居住在一套住宅里，不仅采暖、卫生、运输等各种设施完备，而且住房面积比老百姓大得多。1918年，列宁曾在人民委员会会议的命令中要求：允许提供给人民委员的住宅，每个家庭成员不超过一个房间。而莫洛托夫家甚至占有整整一层楼。[79] 由于新经济政策时期领导干部在物质待遇上享有的种种好处开始显露出来，使群众对党的看法有所变化。1924年12月8日《真理报》文章中的某农村党员说，现在许多人“把党看成带馅的大包子”。[80]“带馅的大包子”是用来满足人们食欲的美味。由于有些人认为党可以满足个人私欲，于是为觅私利而入党——在党内出现了追求名利的投机分子。在1920年9月底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上，在“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中指出了这种现象：“必须特别重视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在重新登记的工作方面，曾不止一次地出现严重的形式主义的做法。一个追求个人名利的可疑共产党员，带来两三份介绍书，就没有二话地被登记入党，然而，一些工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时间、不愿意或者不会搞到相当的介绍书，就被关在党组织的大门之外。”[81] 那些为了满足私欲的投机分子不仅钻入党内，而且要千方百计地尽快爬到领导岗位。1927年1月18日在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会议上，负责人C.B.科肖尔在发言中指出，目前形成了这样的状况：“我们的同志——共产党员不愿意长时间在这样或那样的岗位上，特别是在技术工作，在职位不高的岗位上工作。……如果派共产党员去机关工作，他认为，他应该占据这个或那个领导岗位。他在工作不上心，而是窥测怎样才能更快地出人头地，成为部门或分部门的负责人等等。”[82] 其次，苏维埃政权早期贪污受贿现象增长，也与经济政策变化密切相关。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经济管理高度集中，资金和物资供应由国家统一拨付，产品全部上交国家，同时经济关系实物化，既没有经济管理干部舞弊的空间，也没有进行权力交易的市场条件。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一方面恢复了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另一方面经济管理权下放，出现了权力交易和贪污贿赂的空间与条件，给有些经济管理者谋私造成可乘之机。 再次，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经济管理干部舞弊现象扩展，还与对管理权力缺乏监督有关。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为了增强与私商的竞争力，国有企业联合起来成立托拉斯。托拉斯的领导人由党的组织部门任命，他们掌握着托拉斯所属企业生产、供应和销售的巨大权力。解密档案表明，由于缺乏监督，经济管理干部从贪图小便宜走上舞弊的道路。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的1924年2月，在中央委员会登记分配部的报告中谈到，经济部门工作者—领导人的腐化“堕落是从以优惠价格自我供应开始的。开始是拿少量的布匹、鞋子、衣服和食品给自己、给亲戚和熟人”。由于没有人发现，“后来就拿这些东西进行相互服务的交易”。[83]由于缺乏对权力的监督，管理干部徇私舞弊得以蔓延，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普遍性。1923年，В.В.古比雪夫在“关于重新考察托拉斯管理者个人成分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总结中说，经常收受贿赂的纺织工业托拉斯主席勃拉戈夫在托拉斯管理者中具有典型性：“在研究了诸多纺织托拉斯的资料之后，若改一改勃拉戈夫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的某些线条，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绝对抛开刑事犯罪的因素，大概，那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由这些资料提供的托拉斯主席和管理委员会成员的主要的特性。”[84]这些托拉斯管理者的特性之所以一致，都是钻了管理的空子。 最后，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经济管理干部舞弊现象扩展，还与俄国文化素质水平低下有关。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曾说，“贪污受贿”是“道地的俄国现象”，因为俄国文化素质低下，“贪污受贿”是“靠文盲这块土地滋养”的。另外，有些俄共党员政治素质不高也是贪污受贿蔓延的重要原因，列宁说，“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85] 新经济政策时期腐败行为的种类 新经济政策时期，在经济管理干部中的腐败的现象主要有以下形式。 1.浪费公款和赌博 还在1920年秋党的九大时，许多党的代表就已经谈到了特权对党内生活的腐蚀性的影响。他们愤怒地说：“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在很多角落，中央或地方的‘共产党员’允许自己那样地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或农民对他们敢怒而不敢言。”[86] 党代表怒斥的奢侈现象，首先是“交通开支巨大”。1923年11月5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察院主席В.В.古比雪夫在《致苏维埃与经济机关领导人》的文件中指出：“尽管国家经济形势严峻，每一个共产党人应该严肃周密地考虑每一笔开支，从而使每一笔开支用得最经济，但是我们的某些苏维埃经济机关和企业家却不经意地对待一些开支，使开支的数额巨大。特别表现在交通的开支上。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为个别人出行，甚至办理个人的私事而使用。”[87] 浪费公款还发生在吃、住和医疗等诸方面。1923年10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发给州委会和省委会《关于同浪费做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个别负责人的”浪费行为，包括“带赛马私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赛马赌、罗托赌、纸牌赌，等等）”。[88] 此外，公款浪费还发生在医疗中，当时“在官员中特别普遍的现象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这些官员对《关于同浪费做斗争》的通告信置若罔闻。有些领导干部的家属超期住在疗养院里，浪费国家开支。1923年3月，Ф.Э.捷尔任斯基愤怒地指斥：“现在主要是哪些人充塞着咱们的疗养院？是哪些人优先得到床位？是苏维埃的太太们，打了引号的共产党员。她们中的一些人在疗养院一躲就是半年，而工人们却虚弱多病。”[89] 2.贪污受贿和权钱交易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俄国恢复了市场交易，托拉斯的物资供应和销售都通过市场，常常通过私商进行。私商为了得到业务，经常采取贿赂的方式。 1923年，古比雪夫在“关于重新考察托拉斯管理者个人成分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提到，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的情报，纺织工业托拉斯主席勃拉戈夫不断地收受钱和物的贿赂，包括几串钻石项链、金表、金烟盒、带海狸鼠领的貂皮大衣。还有资料说明，勃拉戈夫是托拉斯负责人中受贿的组织者。[90] 有的经济领导人舞弊是为自己谋利益。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的1924年2月，在俄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登记分配部的报告中谈到，有些经济领导人之间拿本部门生产的产品进行“相互服务的交易”。[91] 也有的利用职权“曲线谋私”，在为家人牟利的基础上满足一己私利。1924年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主席古比雪夫列举了一系列舞弊的行为。其中之一是“工业银行事件”——银行的首脑克拉斯诺谢科夫用国家的资金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兄弟发财，而自己过着放荡的生活。[92] 经济领导人收受贿赂肥了自己，坑害了苏维埃国家。当时还有一个著名的“西北铁路物资服务事件”，由于这个事件，牵扯到118个人受到法庭审判，受贿后，领导人提高了承包价格，签订了对承包人有利的合同，而铁路建设受到非常大的损失。呈报的账目中增加了货币开支，但是由于承包人造假，所供应的贵重材料都是铁路不需要或者是铁路不能用的。[93] 3.贪污和盗用公款 贪污是经济管理者中最普遍的职务舞弊行为之一，几乎在各种机关都有发生。关于贪污和盗用公款的情况可以从法庭卷宗中反映出来。在1925年3～9月间，在莫斯科省法厅接受了786个关于盗用公款的案件，其中发生在合作社的占28.7%，经济机关23.9%，民警机关17.3%，村苏维埃14.2%，苏维埃执委会4.1%，工会3.8%。1925年7月1日，在俄罗斯联邦48个省和州主持了对20773件职务犯罪的司法案件的审判，其中6698件（30%）涉及盗用公款。[94] 合作社是盗用公款最严重的地方。1925年11月30日举行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会议，披露了下述数字：在农业合作社基层网中，管理委员会成员的47.8%～71.2%参与窃取公款或盗用公款。[95]该会议还披露，根据司法人民委员会拥有的数字（42个省和自治州），在法庭审理中涉及各种形式合作社的案件共10387件，其中基层网工作者8833件，省和州机关767件，在涉案者中，有1708个人是俄共（布）党员，291人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96] 俄罗斯学者运用解密档案的研究表明，那些收受贿赂的干部通过破坏法律，在手里集中了巨额原始资本，并大肆挥霍国民财产，实际上威胁了国家的经济安全。根据1920年代苏维埃经济学家的统计，由于他们的挥霍，国家财产的损失达到3.50亿金卢布。[97] 苏维埃政权的惩治 1920年代初经济管理者中出现的腐化现象，严重危及着苏维埃政权的生存。1921年10月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与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称：贪污受贿是共产党员面前的“三大敌人”之一。[98]1922年11月30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在发往省委、州委和民族委员会的通告信中，痛斥腐败的严重危害：“贪污受贿大规模地蔓延……有使工人国家机关腐化和被摧毁的危险。”[99] 为了遏制贪污受贿等舞弊现象的蔓延，俄共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 1.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与贪污受贿斗争的机关 俄共（布）的最高监察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的国家监察机关工农检察院成为进行斗争的领导机关。1921年3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自己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职权的行为……作斗争”。[100] 1920年由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成立工农检察院，1923年4月俄共（布）召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关于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监察工作的基本目的，应该是弄清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实际成绩或缺点，确定该部门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盗窃方法并找出防止的措施，而不要偏重于搜寻个别的盗窃和舞弊行为”。[101]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同舞弊行为斗争的专门委员会：1922年在中央成立了附属于劳动与国防委员会（СТО）的与舞弊行为斗争的中央委员会，在国家建立了附属于人民委员部的部门委员会，在省里成立地方的——省的委员会。1922年10月4日，劳动与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对主动坦白和协助举报贪污受贿”者奖励的法令。[102]1922年10月9日，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通令中，确定了“贪污受贿”的概念，列举了属于“贪污受贿”的行为：①收受生产机关合作者的物资、产品，利用其提供的住宅和利用在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规定制度以外的运输工具；②在买卖和推销商品时，作为国家机关与私人之间的中介者参加工商活动；③利用自己的职务和地位向有利益关联的个人和机关通报对其有利的关于某些企业与公民信用能力的情报以及通报其出国的情报；④在与国家机关签订合同时，在对工作进行国家验收时，在检查生产及与供货者和承包者进行结算时，接受酬劳。[103] 2.在党内采取了惩治腐败的斗争形式 俄共首先采取了党内惩治的形式，遏制舞弊行为的蔓延。1923年11月5日，古比雪夫在《致苏维埃与经济机关领导人》的信中，针对超额交通开支的问题，提出了下述措施：①立即削减利用汽车出行；②禁止利用汽车办理私事；③对没有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削减汽车的所有党员、机关和企业领导人追究党纪责任。[104] 一经发现腐化分子，俄共党决不手软，坚决将腐化分子开除出党。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期的1921年8月15日至1922年3月，俄共对党内的非共产主义分子进行了清除，共计清除159355人，其中近17000人因有受贿、勒索或其他舞弊行为被清除，占全部被除名党员的近11%。[105] 3.对触犯法律的腐化分子进行法律制裁 由于贪污是管理者最普遍的职务舞弊行为之一，1918年5月8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惩治受贿和行贿者的法令，规定对受贿和行贿者在不少于5年期间剥夺其自由并进行强制劳动。[106] 同时，苏维埃国家对触犯法律的舞弊者及时进行了审判和法律制裁。在1925年3～9月间，在莫斯科省法厅接受了786个关于盗用公款的案件。1925年7月1日，在俄罗斯联邦48个省和州主持了对20773件职务犯罪的司法案件的审判。[107]1925年11月，在42个省和自治州，涉及合作社管理者贪污的案件共10387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108] 此外，俄共有关部门还积极利用媒体，给受贿者曝光。为了这个目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管理部专门分出一些人，负责监视被发现的受批判者等。 由于打击措施有力，在短时间内，经济领域反对贪污贿赂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21年贪污受贿和职务犯罪达到最高峰：贪污贿赂69641件，职务犯罪32177件。从1922年到1925年涉案逐年下降，1925年贪污受贿案下降到3942件，职务犯罪下降到7421件。[109] 腐败现象的回潮 然而很长时间内，在苏维埃官方的法律文件中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会产生犯罪和受贿。只有在旧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才会产生犯罪和受贿。研究新经济政策时期反腐斗争的俄罗斯学者指出，由于苏维埃政权对腐败根源的认识有误区，因此，缺乏同贪污贿赂斗争的足够的政治意志，缺乏进行有计划的、连续性的同贪污贿赂斗争的国家政策……1922年成立的附属于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与舞弊行为斗争的中央委员会，只是反对贪污贿赂斗争的一次性的团体，不具有反腐败斗争逻辑的连续性。随着贪污贿赂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该委员会停办。1924年开始，国家减弱了惩罚政策的力度。[110] 新经济政策时期，与腐败现象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的认识相联系，在某些苏维埃法律工作者中“对犯罪者应运用阶级方法的理论”扩散开来。结果，那些受贿者、骗子和其他的罪犯，仅仅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出身，在审判时而免于受到惩处。[111] 1923年以后，公开出版物称“由于1922～1923年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受贿行为越来越少”，“在1923年底大量的受贿现象已经基本绝迹”。但是，由于打击腐败的斗争措施没有触及贪污贿赂的根子，以及打击贪污贿赂罪犯时使用双重标准，结果，从1926年以后腐败性质的犯罪再一次系统、大量地出现。对档案文献的分析证明，1926年以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与年俱增（见表8）。与新经济政策初期有所不同的是，1920年代中期前后，出现了攫取、滥用公款和作假等贪污贿赂的新形式。 表8 1921～1928年经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查处的腐败犯罪案件 分析表8数据，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1926年，贪污贿赂和职务犯罪降到最低点。第二，从1924年开始，攫取、滥用公款，作假，贿赂案件逐年上升。第三，从1926年开始，职务犯罪快速上升：1927年增加到5444件，是1926年的2.8倍；1928年16429件，是1927年的3倍多。 四 结论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十月革命以后，尽管苏维埃政权执行依靠工人阶级的路线，但是由于共产党员、工人领导干部缺乏，在建立官册制度之前，共产党员和工人出身的干部比重约为一半。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后至1923年官册制度创立以前，对领导干部的挑选、配置，经历了从基层选举制→动员+粗放任命制→登记选择+相对任命制→绝对任命制的变化。官册制度实质上是中央高度集权的组织杠杆，中央利用这个杠杆，在1920年代中期以后使共产党员和工人成为领导干部的主体。1920年代，苏维埃国家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对干部队伍政治、社会结构的改造，保证了其无产阶级性，这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政权提供了组织保证。新经济政策时期经济迅速恢复，与这支干部队伍对革命的忠诚和忘我的奋斗是分不开的。这是官册干部制度对苏联干部队伍影响和对苏联发展进程影响的主流，也是新经济政策时期领导干部队伍的主流。 在充分肯定官册干部制度对新经济政策时期领导干部结构调整积极作用的同时，不应忽视在这种调整后出现的另一方面情况。由于大量提拔工人干部，使领导干部文化水平大幅度降低。那么，这种变化与后来新经济政策终结是否有关联？换言之，与苏维埃俄国运用经济方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夭折是否有关联？当时的历史文献起码证明了一点，被提拔的这批工人干部不懂商品经济，不熟悉经济管理方法。1925年5月18日贸易人民委员会企业负责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概括性地发言说：“我们努力从党员中进一步挑选部门负责人充实我们的机关……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派来的同志在我们的工作中不能用。我们说，我们需要有商业经验、懂商务，概括地说，懂得所有商品周转和信贷机关政策的商人。但是，在党员中间，符合这样条件的同志太少。”[112]由于多数工人干部不懂商品经济，不熟悉、不习惯经济管理方法；由于大量工农补充进干部队伍，使得用行政命令方法建设和管理经济成为干部群体的主流经济意识。新经济政策道路，是运用市场经济方法建设和管理经济的道路。由于新经济政策与工农领导干部的经济意识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据此可以从逻辑上推断，后者对新经济政策终结是有重要影响的。然而，上述推论能否成立，需要进一步用史料进行实证研究。 从1926年至1928年，职务犯罪案件数量迅速上升；1928年滥用公款、作假、贿赂等案件也呈上升之势。1928年以后，也就是斯大林实行大转折以后，这些腐败犯罪的情况怎样？其上升的趋势是否得到遏制？如果得到遏制，采取了什么措施？这些问题有待于运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于犯罪案件的权威数据进一步研究。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它会对苏维埃国家负面进程的发展做出更有根据的判断。这种研究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确认关于苏共二十大是“贪污贿赂发展转折点”的传统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也有可能推翻这个判断或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正。本文的研究表明，新经济政策初期，尽管国家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但是由于转入市场经济以及对干部的权力缺乏监督，在1921年发生了“贪污受贿大规模地蔓延”的现象。这说明，如果市场经济和缺乏监督这两个现象并存，足以产生腐败；从1921年至1926年贪污贿赂案件大幅度下降，这表明：只要党和国家反腐的措施坚决有力，腐败是可以有效地被遏制的；从1924年以后，由于国家对腐败根源认识上的偏差，反腐力度削弱，以及在法制机关的惩处中实行双重原则，导致1926年至1928年腐败案件大幅度回升，由此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党和国家对腐败根源认识是否客观，反腐措施是否坚决有力，将对腐败进程能否遏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在法律面前不能有特殊公民，对于反腐的成效，其实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 参见Каржихина Т.П. Совет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становление，механизмы действия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3. №7；Пашин В.П.，Свириденко Ю.П. Кадры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методы подбора и воспитания，М.：ГАСБУ，1998；Свириденко Ю.П.，Пашин В.П.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Истоки，сущность，содержание，М.：ГАСБУ，1995；Нефедов В.Н.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империи.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лго-Вятского кадрового центра，1994.；Гимпельсон Е.Г. Советские управленцы. 1918-1920. М.：Издад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ИРИ РАН，1998；Аников Л. Анатомия распада КПСС. Взгляд изнутри аппарата ЦК，Москва：Ресбублика，1996；Епихин А.Ю.，Мозохин О.Б. ВЧК-ОГПУ в борьбе с коррупцией в годы 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1921-1928）. М.：Кучково поле Гиперборея，2007，и др。 [2] Журавлев С. В.，Соколов А. К.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советских людей в 1920-е годы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Ежегодник：1997. М.：РОССПЭН，1998；Ибрагимова Д. Х. Нэп и перестройка：массовое сознание сель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в условиях перехода к рынку. М.：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 мысли，1997；ее же. Рыночные свободы и сельский менталитет. Чего жаждал крестьянин при нэпе？// Менталитет и аграр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XIX – XX вв.）. М.：РОССПЭН，1996；Лившин А. Я. ，Орлов И. Б. Власть и общество：диалог в письмах. М.：РОССПЭН，2003；Литвак К. Б. Жизнь крестьянина 20-х годов：современные мифы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реалии // Нэп：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и потери. М.：наука，1994； Соколов А. К. Трудов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в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1918-1929 гг. М.：Е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1998；и др. [3] 这方面的成果很少，刘克明《论苏联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层》（《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3期），对1920年代领导干部的工资收入等问题有所涉及。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和戴隆斌的《苏联“罗名制”的形成、特点及其影响》（《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3期），概括地探讨了官册制度的创建与影响。黄立茀的《苏联历史解密档案中苏维埃国家早期腐败现象》（《中国改革》2005年第8期），对新经济政策时期干部腐败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冯佩民的博士论文《苏联干部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影响》（2007，未刊），对官册制度的创建与影响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 [4] Правда，16 октябьря 1989 г.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6～57页。 [6]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408页。 [7] 人口中文盲约占70%。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7页。 [8]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789页。 [9]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45页。 [10]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565、568页。 [11]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66页。 [12]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2页。 [13]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 2005. С.4。1922年4月斯大林担任书记处总书记以后，对书记处各部结构进行改组，对部的职能进行调整。1924年5月，中央登记分配部与组织指导部合并为中央组织分配部（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распределительный отдел/Орграспред ЦК）。参见РГАСПИ：Кратк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 .Вып.3.М.：РОССПЭН，2004.С.44。 [14] ДмитренкоВ.П. История Рооссии. XX ве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1996，с. 243. [15] РКП（б）ЦК Руководящиекадры РКП（б）и их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М：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24，с.6. [16] 契尔年科：《党和国家机关工作问题》，陈联璧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第33页。 [17]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34页。 [18] РКП（б）ЦК Руководящиекадры РКП（б）и их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с.8-9. [19] 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等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278页。 [20] РГАСПИ，ф.17，оп.60，д.139，л.74. [21] 参见冯佩民《苏联干部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影响》（博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7，未刊，第42页。 [22] РГАСПИ，ф.17，оп.112，д496，л.17，转引自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2005。 [23]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2005，с. 14. [24] 参见冯佩民《苏联干部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影响》（博士论文），第53页。 [25] РГАСПИ，ф.17，оп.68，д.462，л.32. [26]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2005，с. 6. [27] РГАСПИ，ф.17，оп.68，д.457，л.5. [28] РГАСПИ，ф.17，оп.68，д.462，л.1-2. [29] РГАСПИ，ф.17，оп.68，д.462，л.3、21. [30] РГАСПИ，ф.17，оп.69，д.142，л.2. [31] РГАСПИ，ф.17，оп.69，д.141，л.1-7，1926年3月1日，组织局批准了新的1号官册，由中央政治局任免的包括：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苏联各人民委员部委员会；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国家银行理事会；工业银行和农业银行主席；大型托拉斯和辛迪加主席。由中央组织局任免的有：各人民委员部副主席；苏联国营工业中央局委员会；苏联经济管理总局主席；苏联国家银行各部门主任；人民委员部主要管理局首长；工业银行、农业银行部门主任。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任免的有：中央托拉斯和辛迪加理事会理事；大型企业厂长；国家计划委员会主要部门主任；股份公司主席。 [32] 例如，1926年，根据第1、2、3号官册，任命到苏联国家计委的有1118人。其中在第1、2号官册中任命的官员占近60.3%；外交人民委员会372人，其中在第1、2号官册中任命的官员占近78.2%；国家政治保卫总局94人，其中在第1、2号官册中任命的官员占近83%；司法人民委员会134人，其中在第1、2号官册中任命的官员占81%以上。РГАСПИ，ф.17，оп.69，д.142，л.1-2。 [33]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7，1993. [34] 1925年，根据第1号和第2号官册，任命到苏联消费合作社联社43人，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国防和航空化学工程建设之友协会、国际工人委员会及其他社会组织100人，所有毕业于中央级高等院校和党校的党员也被分配到上述机关。被任命的干部不仅有党员，而且包括非俄共党员。1925～1926年，共登记33个人民委员部和其他中央机关，以及附属于这些中央机关的地方机关的部门官册职位共73413人，其中中央17807人，外省55606人，1925年登记的官册职位，中央15922人，外省43246人。在这全部任命官员中，俄共（布）党员占30.8%，换言之，大部分部门的领导人是非党派人士。参见：РГАСПИ，ф.17，оп.69，д.161，л.19。 [35]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7，1993. [36] РГАСПИ，ф.17，оп.68，д.459，л.6-12. [37] РГАСПИ，ф.17，оп.69，д.139，л.40；оп.68，д.449，л.229. [38] Каганович Л. Памятные записки. М.：Вагриус，2003，с.313. [39] Каржихина Т.П. Советская Номеклатура：становление，механизмы действия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7，1993. [40] 初级苏维埃党务干校为一级党校，培训期3个月；中级苏维埃党务干校为二级党校，培训期1年；共产主义大学是高级党校，培训期3年。通过这个教育体系，俄共培训了大批工农干部。 [41]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25页。 [42] Известия ЦК РКП（б），20 декабря 1919. [43] ЕпихинА.Ю.，МозохинО.Б. ВЧК-ОГПУ вборьбе с коррупцией в годы новой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1921-1928），М.：Кучково поле Гиперборея，2007，с.503. [44] Каганович Л. Памятные записки. с.311. [45] ЦК РКП（б） Руководящие кадры РКП（б）и их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М.：Политика，1924，с. 2. [46] Каганович Л. Памятные записки. с.311. [47]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26～27页。 [48]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122页。 [49] РГАСПИ，ф.17，оп.68，д.459，л.7-17；ф.17，оп.69，д.142，л.1-2. [50] РГАСПИ，ф.17，оп.69，д.161，л.19. [51] РГАСПИ，ф.17，оп.69，д.139，л.40；оп.68，д.449，л.229. [52] РГАСПИ，ф.17，оп.34，д. 238，л.28. [53] РГАСПИ，ф.17，оп.68，д.449，л.70. [54] Епихин А.Ю.，Мозохин О.Б. ВЧК-ОГПУ в борьбе с коррупцией，с.85。这个比例被明显夸大了，实际上是50%左右。 [55] ЦК РКП（б） Руководящие кадры РКП（б）и их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с. 4. [56] РГАСПИ，ф.17，оп.68，д.462，л.2. [57] Паши В.П.，Свириденко Ю.П. Кадры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медоды подбора и воспитания. М.：Наука，1998，с.37. [58] Гимпильсон Е.Г. Советские управленцы .20-е годы.（Руководящие кадр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аппарата СССР），М.：Издад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ИРИ РАН，2001，с.127. [59] 在1923年列宁病重以后党内便出现了此起彼伏的斗争：1923年出现了托洛茨基反对派，1925年出现了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1926年托洛茨基反对派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联合形成了“托—季联反对派联盟”。上述反对派关于党的建设、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某些主张包含了很多合理的成分，但是后来采取了分裂党的做法，破坏了党的统一，削弱了党的领导力量。 [60] РГАСПИ，ф.17，оп.69，д.139，л.40；оп.68，д.449，л.229. [61]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2005，с.7. [62]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40页。 [63] РГАСПИ，ф.17，оп.68，д.462，л.14. [64]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联共（布）中央登记分配部关于登记”的全宗中，收有对“人民委员会部、全俄中央执委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的负责干部进行登记的通告、指令、命令与程式”的诸多卷宗。这些指令和命令详细规定了对负责干部的分级、登记和鉴定的内容与标准。这些档案反映出，对上述范围领导干部进行考察鉴定的内容主要包括：在中央、省、地方或行业领域工作过的时间；各个专业领域的知识水平和对实际了解的情况；组织行政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文化水平和智力水平。参见РГАСПИ，ф.17，оп.34，д.18。 [65] РГАСПИ，ф.17，оп.68，д.462，л.14. [66] РГАСПИ，ф.17，оп.68，д.462，л.14. [67] РГАСПИ，ф.17，оп.74，д.46，л.4-5. [68]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26～27页。 [69]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联共（布）中央登记分配部关于登记”的全宗中，收有对“人民委员会部、全俄中央执委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的负责干部进行登记的通告、指令、命令与程式”的诸多卷宗。这些指令和命令详细规定了对负责干部的分级、登记和鉴定的内容与标准。这些档案反映出，对上述范围领导干部进行考察鉴定的内容主要包括：在中央、省、地方或行业领域工作过的时间；各个专业领域的知识水平和对实际了解的情况；组织行政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文化水平和智力水平。参见РГАСПИ，ф.17，оп.34，д.18。 [70] РГАСПИ，ф.17，оп.34，д.125，л.19. [71] РГАСПИ，ф.17，оп.34，д.125，л.5. [72] РГАСПИ，ф.17，оп.68，д.449，л.66. [73] Бинеман Я.，Хейман С. Кадр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и коореративного аппарата СССР. с.81. [74] Бажанов В.А. Восхождение к абсолютной власти（большевик и совет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20-е годы）. Минск：Tесей，2004，с.176. [75] Епихин А.Ю.，Мозохин О.Б. ВЧК-ОГПУ в борьбе с коррупцией，с.246-300. [76] 《苏联问题译丛》第5辑，三联书店，1980，第202页。 [77] http：//www.referats.net/pages/referats/rkr/page.php？id=18545 [78]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244～246页。 [79] 关于1920年代领导干部住房具体情况详见本书，张丹：《1920～30年代苏联领导干部住房研究》。 [80] Гимпильсон Е.Г. Советские управленцы .20-е годы，с. 171. [81]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39～40页。 [82] РГАСПИ，ф.17，оп.34，д.130，л.20. [83] РГАСПИ，ф.17，оп.112，д.140，л.86. [84] РГАСПИ，ф.17，оп.34，д.130，л.45-46. [85]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197、201、198页。 [86] Девят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КП（Б），Протоколы. М.：Политика，1972，с.15. [87] РГАСПИ，ф.17，оп.100，д.331/5993，л.50. [88] РГАСПИ，ф.17，оп.84，д.467，л.128-129. [89] Паши В.П.，Свириденко Ю.П. Кадры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медоды подбора и воспитания. с.73. [90] РГАСПИ，ф.17，оп.34，д.130，л.45-46. [91] РГАСПИ，ф.17，оп.34，д.130，л.20. [92] Три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Май 1924. Стеногр. Отчёт. с.290. [93] РГАСПИ，ф.17，оп.85，д.166，л.11. [94] Гимпельсон Е.Г. Советские управленцы. 1918-1920. М.：Издад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ИРИ РАН，2001.с.187. [95] РГАСПИ，ф.17，оп 122，д.738，л.304. [96] РГАСПИ，ф.17，оп 122，д.738，л.304. [97] Епихин А.Ю.，Мозохин О.Б. ВЧК-ОГПУ в борьбе с коррупцией，с.12. [98] 《列宁全集》第42卷，第199页。 [99] РГАСПИ，ф.17，оп.60，д.139，л.81. [100]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70页。 [101]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296页。 [102] ГАРФ，ф.4459，оп.1，д.1，л.19. [103] ГАРФ，ф.4459，оп.1，д.18，л.2. [104] РГАСПИ，ф.17，оп.100，д. 331/5993，л.50. [105] Турищев Ю. Партия у власти. М.：Наука，1969，с.47. [106] Декрет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Т.2，М.：Политика，1959，с.241-242. [107] Гимпельсон Е.Г. Советские управленцы. 1918-1920. М.：Издад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ИРИ РАН，2001，с.187. [108] РГАСПИ，ф.17，оп 122，д.738，л.304. [109] А.Ю.Епихин О.Б.Мозохин ВЧК-ОГПУ вборьбе с коррупцией в годы новой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1921-1928），с.243-246、266-269. Каганович Л. Памятные записки，с.311. [110] Епихин А.Ю.，Мозохин О.Б. ВЧК-ОГПУ в борьбе с коррупцией，с.22. [111] А.Ю.Епихин О.Б.Мозохин ВЧК-ОГПУ вборьбе с коррупцией в годы новой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1921-1928）.М.，Кучково поле Гиперборея，2007，с.22. Каганович Л. Памятные записки，с.311. [112] РГАСПИ，ф.17，оп.68，д. 501，л.11. 1920～1930年代苏联领导干部住房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张丹 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是涉及社稷江山的重大问题，苏联共产党兴衰的历史充分演绎了这个道理。许多中国学者认为，领导干部的特权和腐败使他们渐渐失去民心，是苏共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此，他们对苏共执政时期领导干部的特权、腐败以及特权阶层形成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不过，苏共领导干部的特权是从哪个方面开始的，特权阶层的出现又是在什么时候？对这些问题，研究者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本文将对1920～1930年代苏联官册制度（номенклатура）[2]形成和确立时期领导干部的住房问题进行研究，考察苏维埃政权确立之初的20年里，苏共领导干部是否已经出现了住房特殊化？在住房方面是否形成了特权？尝试透过住房问题这个侧面，对这一时期的党群关系有一个具体而深入的认识，为探讨苏共衰亡和苏联解体的原因提供一个新的路径。 关于1920～1930年代苏联领导干部的住房问题，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都属于十分薄弱的研究领域。 目前还没有看到苏联时期的学者关于领导干部住房问题的研究成果，这主要受到档案材料的限制，也是当时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正像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苏联时期的报纸非常愿意描写工人家庭居住条件的改善。1920年代马雅可夫斯基还在诗歌里歌颂一位工人搬进了带有浴室的新住宅……但是，谁也不描写、也不会写诗歌颂扬领导干部的住房变迁，虽然这个阶层的居住面积与这个阶层的人数明显不成比例。”[3] 随着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俄罗斯学者对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产生了极大兴趣，有大批成果问世。[4]作为日常生活一个重要方面的住房问题，在日常生活史中均有涉及。但这些成果多集中于对普通群众（包括在苏的外国工人）住房情况的研究，而对于领导干部住房情况的研究是非常缺乏的。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专著问世，只有两篇论文发表。[5]此外，在上述关于日常生活史的专著或文章中仅有少量篇幅涉及领导干部的住房问题。 《1920～1930年代列宁格勒党—苏维埃官册制度下日常生活中的住房问题》一文是对列宁格勒领导干部住房问题最详尽、最深入的研究成果。文中围绕3栋住宅楼，运用大量档案材料详细阐释了领导干部的住房情况、搬迁情况、如何获得并享用奢侈的家具、雇佣家庭女仆，并对大清洗时期领导干部的命运进行了介绍。[6] 《1920～1930年代苏联国家精英的住房条件和医疗服务》一文中运用回忆录和解密档案对1920～1930年代领导干部的三类住房：克里姆林宫、政府楼和别墅的居住面积、格局、房间设施、居住的人物和人物的内心感受给予了详细介绍，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领导干部优越的居住条件。但文中没有谈及1917年10月到新经济政策初年国家精英居住在住房公社的情况。[7] 在《居民和改革：新经济政策年代和赫鲁晓夫的十年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画面》一书中，作者用丰富的档案文献、学术资料、回忆录、网络资料等详细介绍了新经济政策年代和赫鲁晓夫执政这两个时期苏联普通居民的住房、休闲等情况，其中对领导干部的住房问题略有涉及。但文中仅对住房公社的缘起予以概述，也没有深入分析住房公社解体的原因。[8] 《莫斯科住房史》一书运用大量的回忆录、网络资料，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叙述了莫斯科从建城至今的住房建筑，其中有一小节介绍了莫斯科罗曼诺夫胡同3号楼领导干部的住房环境、周边建筑、雇佣家庭女仆及其居住者在1930年代大清洗时的命运；还介绍了大格鲁吉亚36号另一处干部住房的设计情况。[9]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莫斯科住房》一书叙述了苏联时期四种住房的设计和建设情况：低层的住房村、住房公社、独一无二的住房建设、大规模的住房建设，对苏维埃精英住房的设计和建设提出了新看法。[10] 《官册官员——苏联的统治阶级》一书中对领导干部的住宅进行了笼统介绍。由于文中列举的一些材料没有注明具体的时期或年代，有时带来理解上的困难。[11] 此外，还有一本译著《日常生活中的斯大林主义：1930年代苏联城市社会史》，书中简要介绍了1930年代领导干部的住房建设情况。[12] 在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关于此问题的专著和学术论文，仅在2006年的一部著作中简要提到了这一方面。[13] 上述情况表明，关于苏联领导干部[14]的住房问题尚有极大的研究空间。本文在充分吸收俄罗斯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运用档案文献、学术资料、公文材料和网络资料，从两个方面阐述1920～1930年代苏联领导干部的住房问题：一方面介绍20余年中领导干部的三种住房类型：住房公社、独户住宅、别墅，包括居住面积、房屋格局、家居布置，也描述了官员如何度过休闲时光及人物的内心感受。通过这些介绍，我们可对领导干部的住房情况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另一方面还简要介绍了20余年中普通群众的居住条件。两相对照，可以更好地考察苏维埃政权最初的20年里领导干部是否已经出现了住房特殊化问题。 一 住房公社：干部与群众住房差距初显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由于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工人的住房条件十分恶劣。普通群众与资产阶级、高级官吏、高级职员等阶层的住房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继承了俄国本已十分尖锐的住房问题遗产，而连年的战争使俄国城市住房总面积的14%报废，更加剧了解决住房问题的困难。[15]仅1918～1920年间，俄国住房总面积的损失就超过20亿金卢布。[16]在城市公用事业中，1.7%的自来水管道、15.4%的净化设备、20.2%的电站、25.3%的浴室、45.0%的洗衣房都无法使用。[17]战争时期还被迫将许多住房改作医院。[18]战时燃料极为短缺，居民在严寒而又漫长的冬季被迫将一切可以燃烧的东西，如篱笆、家具和书籍等都做了燃料。[19]1919年7月，莫斯科苏维埃被迫采取极端措施：拆除不适合居住的木房屋、栅栏和其他木结构建筑作燃料。仅1919～1920年这个冬天就拆除了2500栋房屋[20]，1918～1920年末共拆除5000栋木结构建筑。[21] 由此可以看出，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住房形势就是相当严峻的。为了解决住房危机，布尔什维克党在广大居民中大力提倡住房公社（дом-коммуна）这种居住形式。这是带有日常生活基本配套设施的宿舍结构的住房，一个住房公社是由单独的一间间房间，还有公共厨房、公共食堂、幼儿园、洗衣房、浴室、理发馆、商店等组成。这意味着除了睡觉这种纯属个人行为需要在那间单独的房间里完成外，饮食、教育子女、洗衣、洗澡等一切行为，都要在公共场所完成。这样，就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了日常生活的社会化。在当时，采用这种住房形式有助于克服物质生活上的困难，因为集中供暖、公共食堂和公共洗浴等可以大大节约资源。 此外，住房公社这种居住形式也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要求。住房公社的雏形可以追溯到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和欧文所建立的基层社会组织中[22]，这也是19世纪60～70年代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思想追求之一。[23]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乌托邦思想，将其演变为“住房公社”：多是将同一个企业的工人或同一机关的职员迁入一栋楼里组成一个住房公社，这样，大家在一起工作，又在一起生活。在这个劳动、日常生活集体中努力营造这样一种氛围——旷工者、破坏劳动纪律者、游手好闲者和玩忽职守者，会因受到道德谴责而被孤立起来，而先进生产者会因工作业绩受到大家的尊敬和赞扬。由于个人行为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切都会受到集体的评判和监督，因此，人们不能不好好工作，也无法逃避应有的劳动义务。[24]一句话，通过生产和生活进程的紧密交织、互相渗透，这样就实现了对生产、生活方式的彻底改造。基于以上主、客观原因，住房公社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大力宣传的、最理想的住房组织形式。 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干部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迅速组建了住房公社。其中，将收归城市所有的大宾馆改建而成的苏维埃楼，是最常见的住房公社形式。一份文件规定：苏维埃楼是带有单独房间、公共食堂和公共厨房的宿舍建筑，仅仅提供给苏维埃职员长期居住，职员必须持有苏维埃楼和旅馆的管理当局所颁发的证件。[25] 1923年的“莫斯科手册”，提供了13栋苏维埃楼的简况，其中有3栋（1号、2号、4号）是由宾馆改建而成的。分布最为集中的是在特维尔地区，共有7栋苏维埃楼（1号、4号、5号、7号、8号、12号、13号）；其次是普列奇斯滕斯基地区，共有3栋苏维埃楼（9号、10号、11号）。民族宾馆是1号苏维埃楼，从1918年3月12日开始，列宁、克鲁普斯卡娅、乌里扬诺娃、斯维尔德洛夫和其他一些政府官员在此居住。据证实，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和乌里扬诺娃三人共同居住在一间有两个房间的套房里。[26] 彼得格勒领导干部集中居住在三种住房公社里：斯莫尔尼贵族女子中学、苏维埃楼、彼得格勒苏维埃旅馆。 从1917年10月开始，最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居住在斯莫尔尼贵族女子中学里。这里除了行政服务机构外，还有图书馆—阅览室、音乐学校、幼儿园、浴室、食堂。1920年之前，在斯莫尔尼贵族女子中学现有的建筑中，725套住宅和594个房间都有住户，大约居住着600人。此外，还有1000多名工人和职员，如医生、厨师、锅炉工人、钳工、保安等为他们提供日常生活服务。[27] 苏维埃楼是由彼得格勒面积最大、设施最完善的一些宾馆改建的。苏维埃楼的行政机构负责住户的营养、日常生活服务、休闲。阿斯托利亚宾馆是1号苏维埃楼，这里的日常生活安排得最好。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及其亲属都居住在这里，如捷尔任斯基、布哈林、别尔津、叶努基泽、布勃诺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的女儿等。[28]1920年9月搬到阿斯托利亚的季诺维也夫，立刻在二层占有了5个房间。二层的2号居住着他的前妻З.И.莉莉娜和10岁的儿子。托洛茨基的女儿季娜伊达和布龙施泰因居住在楼上3号。[29]季诺维也夫的助手А.Е.瓦西里耶夫有3个房间，彼得格勒苏维埃书记Н.П.科马罗夫有1个房间。[30] 欧洲宾馆是2号苏维埃楼，根据专门决议只有下列人有权居住在欧洲宾馆：①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②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分委会主任。③俄共（布）各省委员会委员。④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地方分局委员。⑤各省执行委员会委员。⑥各省执行委员会分委会的主任和副主任。⑦各省执行委员会分委会委员。根据这个决议，苏维埃楼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行为）非常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军区提供42个房间，为俄共（布）各地方委员会、各地方苏维埃和出差的高级官员提供5个房间。决议有一个很有趣的附注：当有空房间时，允许党龄不晚于1918年的担任负责职务的工作人员搬进苏维埃楼。[31] 这个决议表明，能否居住在苏维埃楼要由官位等级来决定。因此，有机会入住苏维埃楼的人并不是很多的。有一份请求允许一位医生居住在阿斯托利亚的记录：我请求将医生А.吉宾同志安排在1号苏维埃楼。吉宾同志是一名非常重要的工作人员，应该把他从家务琐事中解放出来，更好地为苏维埃和党的工作服务。[32]从中可以看出，拥有杰出才能的、能“更好地为苏维埃和党的工作服务”的人也有“破格”居住到苏维埃楼的机会。 彼得格勒苏维埃旅馆是由彼得格勒的许多二级宾馆改建的，一些党龄不长、职位不高的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居住在这里。这也是带有单独房间和公共厨房的宿舍建筑。1号苏维埃旅馆包括3栋楼，位于托洛茨基大街和弗拉基米尔胡同，可以为300名社会工作人员和党的工作人员提供长期服务，还可以为3000名出差人员、会议代表、运动员、游览者等提供临时服务。[33]据作家Л.В.尼库林和艺术家Ю.П.安年科夫回忆，旅馆里的生活是按照特殊的时间表进行的：白天整栋楼十室九空，差不多所有的住户都只是夜间才回来。一层住着性格平和的列米佐夫。三层住着文静的、总是若有所思的小姑娘，她是刑事侦查局的侦查员。五层住着一个好像有精神病的诗人瓦西里。深夜不眠的人在楼里走来走去，寻找孢子果、加酸果蔓的茶，幸运的时候能找到一点土豆。[34]1921年夏天以前，在苏维埃楼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旅馆的常住人口共计800人。[35] 在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的一年半到两年期间，彼得格勒领导干部中的许多人仍居住在阿斯托利亚（1号苏维埃楼），苏维埃楼没有特别显著的变化。彼得格勒历史学家М.Б.拉比诺维奇从女大学生薇拉那里了解了关于阿斯托利亚的事情。薇拉的哥哥是一名共产党员、大学老师，薇拉同哥哥一起居住在阿斯托利亚。在这里，薇拉与自己的邻居、一位彼得格勒军区的工作人员相识并嫁给了他，年轻夫妇立刻分到了房子。据拉比诺维奇回忆：住在阿斯托利亚里的居民有老布尔什维克和官运亨通的年轻共产党员，后者比老布尔什维克人数多。拉比诺维奇称新经济政策初年的阿斯托利亚为“载有形形色色身份相似的人的诺亚方舟”。[36]1922年末至1923年初，当国民经济开始复苏时，领导干部纷纷搬出“住房公社”，享受独户住宅。 与领导干部的居住方式相同，普通群众中多是将同一个企业的工人或同一机关的职员迁入一栋楼里组成一个住房公社。住房公社的居住条件参差不齐，有由面积大、质量好的住房改建而成的，但这种好的大楼房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多数是由学生宿舍或其他住房等改建而成的。有所不同的是，领导干部在苏联经济恢复之初就纷纷搬出住房公社，普通居民则直到1931年才开始结束这种集体宿舍的生活。在整个1920年代，布尔什维克党始终在群众中，尤其是在青年工人中大力提倡带有公共食堂、公共浴室、洗衣房等走廊体系的住房，这是当时官方宣传的最理想的住房形式。 莫斯科在1919年开始成立工人住房公社。大花园街10号楼是第一个住房公社，将日常生活最大限度的社会化、把女主人完全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是住房公社创建者的座右铭。[37]1919年，莫斯科共有102个工人住房公社。[38]到1921年4月共有471个住房公社，居住人数超过9.9万人，其中工人及其家属大约有6.5万人。[39]到1923年3月共有1075个住房公社，居住着10万以上的工人，几乎占莫斯科城市居民的6.6%（当时莫斯科的人口接近150万）。[40] 彼得格勒的住房公社是在1918～1919年出现的。[41]1921年成立了第一批青年住房公社。[42]大学生和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被迫居住在高等学院的宿舍里，联合组建一些规模不大的住房公社。其中，最著名的是梅特尼亚住房公社，几代大学生都在这里居住过。1921年来到彼得格勒的工农速成中学的女学生А.И.罗斯基科娃回忆道：我住在梅特尼亚宿舍四层一个宽敞的房间里，房间里有四张床、两把椅子、两个凳子，中央是砖砌的小铁炉子。[43]还有一位工农速成中学的女学生回忆1923年时梅特尼亚的宿舍生活：在疲劳的一天结束后，我回到了梅特尼亚一个条件很不好的房间里，开始我用被盖住头，睡得很香甜。醒来的时候，我看见被上有几只硕大的老鼠。[44]女作家В.К.克特林斯卡娅回忆了1920年代校外学院的宿舍生活，宿舍位于利泰尼大街一栋房子的顶层。她写道：我们房间唯一的一扇低低的小窗户朝着厢房的屋顶。天花板歪歪斜斜，小铁炉子的烟囱伸到烟道里，整个房间就靠这个小铁炉子取暖。一周洗一次澡，要在厨房烧水，然后用盆端到自己的房间里从头到脚洗一遍。[45]1930年3月中旬，列宁格勒共有110个日常生活公社和集体组织，共计1万人。[46] 从列举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住房公社的人数比例并不是很大。由于种种原因，住房公社并没有如执政党所愿，成为苏联居民主流的居住形式。其实，1920～1930年代苏联居民普遍居住在公共住宅里，后文将重点介绍。1928～1929年，伴随着苏联政治、经济上的转折，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大转变，住房政策随之发生变化。1931年，苏联政府颁布了统一的住房设计标准，公用事业管理总局规定，1931年重点建设带有独户住宅的住房。住房形式发生了改变。[47]普通群众的住房公社生活，到此开始结束。 综合以上对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住房公社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住房公社对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于领导干部来讲，住房公社只是一个临时的避难所，是由于生计困难而躲避到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优越的生活环境里。而对于普通群众来说，除了生计的需要外，更重要的是实现官方意识形态的目标。所以，一旦难关已过，领导干部就公然违背官方的宣传口径，迫不及待地搬出住房公社，投入舒适、宽敞的居住条件的怀抱。而1920年代的普通群众，依然居住在不断组建的住房公社里。 第二，同为住房公社，在战时艰苦的环境里，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的居住条件已有着“质”的区别。前者居住在大宾馆，服务设施齐备，甚至一个人就占有几个房间。此外，还拥有大批的工作人员为其服务，过着“相对禁欲主义”的生活，对于他们而言住房公社是名副其实的“诺亚方舟”；而后者基本是几人一个房间，住房简陋，家具简单，甚至没有集中供暖和公共浴室，过着“绝对禁欲主义”的生活。 综上所述，在政权建立之初，领导干部已经表现出住房条件的特殊化。只不过在战时艰难的环境里，他们没有条件为自己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因此，与普通群众在这方面的差距还不是非常明显。在走出集体主义的“诺亚方舟”，搬进设施齐备的宽敞楼阁——独户住宅后，这种差距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二 独户住宅：干部与群众住房差距加大 国内战争时期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在国内引发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以俄共（布）十大为标志，苏维埃俄国开始转入新经济政策时期。1922年8月，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领导干部的物质状况》的决议。该决议统计，党的领导干部包括中央和区域机关、省级机关、县级机关、支部书记共计15325人。“鉴于目前党的领导干部的物质状况非常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代表会议认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加以改善”。措施之一，即是通过地方执行委员会保证所有上述同志的住房。[48]笔者认为，这一决议对领导干部住房形式的转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还需要其他档案材料予以证实。以此为契机，当国内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形势彻底消除、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领导干部立即脱掉禁欲主义外衣，抛弃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生活方式，纷纷搬出国内战争时期那些“集体宿舍”，按照官位等级享受独户住宅，与普通群众的居住条件迅速拉开了差距。 早在1917年12月1日，列宁就在政府决议中签署：人民委员家庭成员的住房每人不得超过一间。[49]这是一个只对房间数量予以限制却没有明确面积标准的决议。从下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领导干部的住宅分配中普遍贯彻这一原则。 新经济政策期间，由于国家无力承担维修、管理住房的责任，于是将革命胜利初期收归城市所有的一些中、小房产发还原主，并允许住房的买卖和租赁。但是，有许多住房，由于其政治上的特殊性，仍然属于市有住房。领导干部就居住在这样的市有住房里。 莫斯科的领导干部居住在克里姆林宫和政府楼里。在1920年代，高级官员集中居住在克里姆林宫，如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米高扬等许多政治局委员及其家属都在此居住。1919年时列宁就已经在克里姆林宫拥有非常大的6个房间的住宅，其中4个房间为家庭成员使用，还有一间是厨房，一间女仆的房间。[50]前面提到列宁一家人从1918年3月12日开始在1号苏维埃楼居住，推算下来，列宁在1号苏维埃楼的居住时间应该在一年左右。В.Ф.阿利卢耶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姥姥О.Е.阿利卢耶娃居住在卡瓦列里斯基楼房里，捷尔任斯基的妻子С.西吉兹蒙多夫娜和她是隔壁邻居。离她们不远的另一栋楼房是米高扬的住宅。斯大林和К.Е.伏罗希洛夫的住宅位于克里姆林宫里。”[51]需要指出的是，米高扬在两个儿子结婚后，协同全家连同他的外甥一起搬进与这套住宅并排的、格局一样但是面积更大的住宅里，共有8个房间。[52]Н.А.米高扬在回忆录中写道：“莫洛托夫住在我们这个门的三层，我们家住在二层……同楼梯并排的是平稳而又美观的电梯。古老的大理石台阶铺着带有黄花的红地毯。只能在政府的建筑里才能见到类似克里姆林宫那样的路面。”[53] 克里姆林宫整个建筑是一个长走廊体系，左右两边都是房间，天花板很低。房间的墙壁用木头包上，用暖气和贴上瓷砖的大壁炉取暖。住宅里一律都是套上白布套的柞木家具，家具是属于国家的，都挂着铁牌子。住宅通常是由卧室（每个家庭成员一间）、餐厅、图书馆和领导人的办公室兼卧室组成的。斯大林的住宅就是如此，它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儿童区域，包括瓦西利和斯维特兰娜的两个卧室、公共餐厅和图书馆。第二部分是斯大林本人的区域，包括斯大林的房间、副官的房间、餐厅、图书馆、办公室兼卧室，都是门对门的一排房间。[54]虽然克里姆林宫的居住面积很大，并且住宅、家具都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党的高层领导人并不喜欢这个住所，他们都希望尽快搬离此地。Н.А.米高扬这样写道：“克里姆林宫的生活好像与世隔绝。我们好像生活在孤岛上，但这不是引人入胜的孤岛，而是被红砖墙隔离开的沉默的监狱。克里姆林宫里荒无人烟……好像神话里的恶魔法师给宫殿施了妖术，宫殿里所有的人都永远地睡着了。总是有一种神秘感和紧张感。”[55]据笔者分析，高层领导人希望离开克里姆林宫的主要原因有两点：①住所的一草一木都是属于国家的，住户没有归属感；②领导人非常不喜欢这种门对门的走廊体系的住宅，似乎又回到了住房公社时期。 克里姆林宫还有自己的电影厅。阿利卢耶娃回忆道：“在克里姆林宫原冬季花园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新电影厅，从这里有个过厅通往旧宫。午饭后，也就是晚上9点我们去看电影。当然这对我是太晚了，于是我就死活恳求要去……于是我就走在这大队人马的前面，朝着那一个人也没有的克里姆林宫的另一端走去。我们后面，一对装甲的专用汽车慢慢地爬行，再后面是无数的警卫人员……通常要看两部或更多的片子，看完电影是夜里两点钟……有多少好片子在克里姆林宫的小银幕上首次放映呀！许多苏联最优秀影片的第一个镜头都是在克里姆林宫的电影厅出现的……在战前时期，还没有批评电影和强迫改拍的作法。一般的情况是大家看看，也就批准，于是影片就可以上映了。如果不完全合乎口味，不怎么喜欢，也不影响片子和编剧的命运。几乎每部新片子都要受到‘斥责’只是在战后才成了司空见惯的事。”[56] 居住在克里姆林宫的所有家庭成员，都持有一个特殊的通行证，那是一个暗红色的小本，是印花纸，上面有照片、全名和克里姆林宫警卫司令部的签字。封面上有压上花纹的字母“克里姆林宫”。[57] 除了克里姆林宫这个聚居地外，还有许多领导干部居住在政府楼。例如罗曼诺夫胡同3号楼，这是革命前最华美的楼房之一。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政府的著名活动家如伏罗希洛夫、伏龙芝、谢尔巴科夫、斯米多维奇、科肖尔、布琼尼、科涅夫、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等居住在这里。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在1920年代确有一些官员搬出了克里姆林宫，但具体时间不得而知。楼内每一套住宅都由4个、5个或更多的房间组成。楼房里通常都有内部特供商店和汽车库。[58]同3号楼并排的是苏联卫生部第四管理总局下属的“克里姆林宫食堂”。按照当日的菜单将午餐票和晚餐票发给登记注册的人，他们可以为家庭订餐或者将干粮带走，只需要支付餐票。那里还有一个特别的理发店、一个医疗中心。[59]需要指出的是，3号楼并非一个与世隔绝的特权空间，也有普通百姓居住在其中。А.罗科索夫斯卡娅回忆道：科涅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住在一个门里，莫洛托夫一家占整整一层楼，而在那个门的五层是公共住宅，那里居住着普通人的后代，他们的父亲和爷爷既不是领袖，也不是英雄。为这栋楼服务的工人——钳工、电工、修灯的人、油漆工居住在半地下室里。[60]当然，众多的服务人员都由国家开支，房租也是微不足道的。 1928年开始为最高层领导干部建设第一栋多住宅的政府楼，它位于贝尔塞内夫沿岸街，正对着基督教堂，在克里姆林宫斜对面的莫斯科河对岸。这是一座集行政办公和居住为一体的综合楼，在竣工后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大的住宅楼之一。住宅的墙壁被用丝线绘制的彩画或者希腊的圆柱图案装饰起来，天花板上画着外国风景画和水果图案。家具都是统一标准的，看上去很笨重。电梯的造型很死板，但很光滑，镶着带有暗红色框的暗红色镜子，缓缓上下，并且只能用钥匙开启。楼里没有垃圾通道，通过厨房的货梯运送垃圾。为了防止突然停电，楼梯间挂着带蜡烛的灯笼，还有几盒火柴。两户一部楼梯。后院是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门诊部、洗衣房、各种工作间、仓库、美食店和百货商店。1931年秋这栋楼里居住着2745人。[61] 这栋楼房由面积和房间数量不等的506套住宅组成，莫斯科河沿岸街方向的几个门是面积最大的户型。按照房间（每人一间）、一间办公室、一间餐厅或者大厅的标准进行分配。В.阿利卢耶夫这样描写他们的住宅：“我们住在10号门。这个门所有的住宅都是5个房间，面积大约100平方米。住宅的格局是这样的：从大门进去是一个长走廊，一直通到远处的一个大房间，房间里所有的窗户都对着院子，这是爷爷С.Я.阿利卢耶夫的办公室。大门向右是一间13平方米的房间，整面墙是一扇大窗户，这是哥哥列昂尼德的房间。再向右是25平方米的餐厅，向左是我和保姆的17平方米的儿童房。从餐厅可以通过母亲的卧室，也是17平方米。卧室、餐厅和列昂尼德的房间的窗户都朝南，接受阳光多。其余的房间总是昏暗朦胧的，但是炎热的夏季在那些房间里是很舒服的。房间的天花板很高，有3米。厨房是狭长的，有12平方米。窗户下面是一个容量很大的墙柜，可以放食物。厨房里还有一个运送垃圾的货梯和放置家庭用具的阁楼。”大概这个门里所有的住宅都是这样的格局，只是奇数号的住宅里厨房稍微小一点，但是是正方形的。从五层开始有两个阳台，在二层、五层和八层甚至有3个阳台，无论偶数住宅还是奇数住宅都有公共阳台。[62]1门的地下室是靶场，莫斯科第一所儿童影院坐落在沿岸街方向，影院上面是面积很大的运动场，有网球场地和排球场地。[63] 据1934年资料统计，这栋楼共有336名服务人员：137名领班守卫，20名女清洁工，8名男垃圾清洁工，40名扫院子的人（夏季少一些），3名园丁，38名消防员，4名警卫队长，35名钳工，25名电工，6名地板打蜡工人，7名司机，6名电梯维修员，7名医生和女护士。[64] 彼得格勒的领导干部也同样居住在市有住房里。彼得格勒原1号、2号苏维埃楼（阿斯托利亚和欧洲宾馆），叶拉兴半岛的别墅，喀琅魏克斯大街的21、23号楼，红色佐拉大街（石桥大街）的26/28号楼都属于市有住房。 喀琅魏克斯大街21、23号楼和红色佐拉大街26/28号楼是1912～1914年按照伯努瓦家族的设计方案建造而成的。它们是一片带有大约250个设施完善的住宅的巨大的建筑群。住宅里有宽敞的浴室、集中供暖、电话、正门和后门。每一个大门入口都有电梯，正门到第一层入口处铺着地毯。住宅分成主人的房间（4～5间宽敞的房间）和仆人的房间（3～4间不大的房间）。壁炉是用大理石镶砌的。[65]1924年9月，市属住房统一管理委员会在讨论住房改行经济核算制问题时，基于红色佐拉大街26/28号楼特殊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决定将其保留在住房分局的预算中。不仅如此，伯努瓦家族的这片建筑群还由市属住房托拉斯拨款进行了维修。楼里的技术人员剧增：1925～1926年有114人在其中服务，包括11名打扫院子的人、9名锅炉工人、12名守卫者和18名正门守卫者。在随后的5年中增加到170人，其中扫院子的人增加到16人，正门守卫者达到42人。这些服务人员由托拉斯任命的房屋管理员管理。1926年2月，住房分局在专门的决议中指出，这栋楼仍由省公用事业管理局负责。[66]毫无疑问，这些众多的服务人员的开支都是由国家支付的。 彼得格勒领导干部集中居住的区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1920年代中期集中于红色佐拉大街26/28号楼。而1930年代初的房簿资料显示，主要集中于喀琅魏克斯大街21（27）号楼和23/59（29/37）号楼。 1923年，彼得格勒苏维埃有25名代表居住在20套住宅里（26/28号楼有14套，23号楼有6套）。[67]其中包括А.А.古谢夫、Г.В.日加列夫、Н.И.伊万诺夫、Р.А.卡普兰、И.П.科萨列夫、Б.П.波泽恩、К.В.谢利维奥尔斯托夫、Э.А.拉赫亚等。[68]从1924年4月开始，季诺维也夫居住在26/28号楼9门二层118号住宅里。[69]当时仅次于季诺维也夫的、联共（布）彼得格勒省委书记、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Г.Е.叶夫多基莫夫得到了26/28号楼3门23号住宅，这是一套非常威风的住宅。在26/28号楼2门20号住宅居住着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Е.В.洛斯。[70]彼得格勒军区指挥官В.М.吉季斯居住在三层119号住宅。四层的120号住宅分给了叶夫多基莫夫的妻子К.В.叶夫多基莫娃，她是民族楼食堂的主任。俄共（布）省委组织委员会主任А.С.库克林居住在五层121号住宅。[71] 各部门掌权的一把手也几乎都住在26/28号楼。如Г.Ф.费奥多罗夫、И.Е.科特利亚科夫、Г.В.齐佩罗维奇。[72]波泽恩一家从1号苏维埃楼搬到了26/28号楼70号住宅，后来又换成了那栋楼的97号住宅。[73]З.И.莉莉娜和儿子、Г.И.萨法罗夫夫妻，他们只在乡村贫民第一大街4号楼居住了很短的时间，就搬到红色佐拉大街26/28号楼和喀琅魏克斯大街23/59号楼里。[74]1924年1月，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管理分局的领导人И.М.莫斯克温也搬到了26/28号楼。[75]1924年4月，И.Ф.卡达茨基搬进了26/28号楼，他是布尔什维克区党委会的工作人员。[76] 1930年代初开始，领导干部集中于喀琅魏克斯大街21（27）号楼和23/59（29/37）号楼。喀琅魏克斯大街21（27）号楼1门共23套住宅，都是大户型的。由7个房间组成的8号住宅是最好的住宅，在革命前这套住宅一年的维修费用是1440卢布。1930年，列宁格勒区委会副书记М.С.丘多夫从23/59号楼40号住宅搬到21号楼8号住宅。波泽恩同妻子、儿子从26/28号楼的97号住宅搬到了21号楼12号住宅，共有6个房间，1911年这套住宅的维修费用是1220卢布。联共（布）市委副书记И.И.加扎居住在9号住宅。10号住宅居住着列宁格勒苏维埃工会主席М.М.谢尔加宁。党的市委书记А.И.乌加罗夫在1933年占据了17号住宅。从1927年起，列宁格勒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全权代表Г.Н.佩拉耶夫居住在19号住宅里。1933年，И.Е.卡斯帕罗夫一家搬到23号住宅，他是联共（布）列宁格勒区委会组织部主任。[77] 1930年代下半期，喀琅魏克斯大街23/59号楼100～109号住宅的居住情况如下：区执委会主席А.П.格里奇玛诺夫从1936年9月开始居住在102号住宅里。区委会书记А.С.谢尔巴科夫从1936年9月开始居住在103号住宅里。从1931年开始，列宁格勒军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机构副局长И.В.扎波罗热茨居住在106号住宅里。在107号住宅里，从1935年3月居住着Н.Г.茹利德-尼古拉耶夫，他是列宁格勒内务部人民委员会管理局的领导人之一。从1925年开始，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卡达茨基居住在109号住宅里。[78] 1920年代，列宁格勒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的活动家都同普通群众居住在一起。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基洛夫从1926年4月开始居住在26/28号楼2门20号住宅里，这个门里所有其他的住宅都是有许多住户（普通的工人和职员）的典型的公共住宅。如在13号住宅里居住着9家共计21口人。[79]这种情况在1932年左右开始发生变化，领导干部竭力构建独立化的居住空间。这主要通过两种形式：从住宅中迁出普通居民；某套住宅固定归属某个机关。 红色佐拉大街26/28号楼61号住宅里，1919年搬进了“斯韦特兰”工厂的女运输工人彼得拉科夫斯卡娅；1921年，工人斯米尔诺夫全家也搬了进来；随后，无产者索科洛夫一家也搬进来了。1930年代初，这套住宅共居住着5个家庭共20口人。1933年，住宅里所有的人都被迁出，列宁格勒州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政治机要处处长А.Р.斯特罗明全家及其亲属、同事占据了这套住宅。[80]1918年，在彼得格勒区住房委员会的指示下，喀琅魏克斯大街21（27）号楼被分配给工人以及政治技术学院、电子技术学院的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居住。他们每20～30个人居住在一套住宅里。1932年所有普通人全部迁出，这栋楼完全成为领导干部的住所。[81] 归属某个机关的住宅，基本上是一个人搬出住宅，接替这个职位的人或同级别的人搬进相应的住宅。[82]例如，在喀琅魏克斯大街21号楼5号住宅里，先后居住着П.И.斯特鲁贝——列宁格勒区执委会主席，他在1937年6月27日在莫斯科被逮捕，同年10月30日被枪毙；П.И.斯莫罗金——联共（布）列宁格勒区委会书记，1938年春天担任斯大林格勒区委会第一书记，在1939年2月25日被枪毙；З.А.杰维基亚洛娃——联共（布）区委会科学分部主任。[83]在喀琅魏克斯大街21号楼12号住宅里，先后居住着列宁格勒地区检察官波泽恩，他于1938年7月9日被逮捕，1939年2月25日在莫斯科被枪毙[84]；1939年3月，区委员会书记И.О.谢赫钦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搬进了这里；两个月后，党委员会书记А.Я.叶菲莫夫及母亲和两个女儿搬进这里；1949年，莫斯科国家安全局刑侦分局局长А.А.科济列夫在此居住；随后是莫斯科国家安全局局长Б.П.波诺马廖夫；1954年居住着全苏联卫生技术设备科学研究院院长П.К.伏罗希洛夫。[85]喀琅魏克斯大街23/59号楼103号住宅从1930年代中期就被联共（布）区委会副书记丘多夫占据，他于1937年6月在莫斯科被逮捕，1937年10月30日被枪毙；之后居住着区委会书记谢尔巴科夫，后来迁居莫斯科；从1943年开始，苏联元帅、列宁格勒前线指挥员Л.А.戈沃罗夫全家在此居住。[86] 与领导干部宽敞的独户住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居民普遍居住在公共住宅（коммунальная квартира）里[87]，这是工业化时期住房建设远远落后于人口增长的产物。同住房公社一样，公共住宅在政权建立之初就已有之，只不过在1920年代它不是官方大力提倡的居住形式。此外，居民还居住在工厂的宿舍和临时宿舍里。也有许多人栖身在走廊里和别人住宅的角落里——住在走廊和穿堂里的人通常还有床，而栖身在厨房或者其他公用空间角落的人就睡在地板上。[88] 丘科夫斯基在1923年2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描写莫斯科的公共住宅：住宅里有一种特别的莫斯科的味道——从大群聚集的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厕所总是在不间断地工作，在每套住宅里每分钟都能听得见厕所冲水的声音。[89]1925年，在克拉斯诺普雷斯顿区苏维埃里，每月排队等待住房的人数是2.7万人，而能得到住房的不多于50～60人。[90]莫斯科一个6口之家，孩子们请求不要让他们住到楼梯下的小屋里，那个小屋没有窗户，总面积才6平方米。[91]36岁的列宁格勒工人，住在走廊5年，他给莫洛托夫写信，恳请给他“一间房间或者一所小住宅，以便他在其中过个人生活”。住宅对于他来说“就像空气那样是必须的。”[92]1919年卫生人民委员会规定人均居住面积最少为8平方米。[93]而1926年全苏人口调查显示，全国人均只有5.9平方米，莫斯科为5.2平方米。[94]1930年代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对于一个普通居民来说拥有一间人均5平方米的房间都是非常困难的。到1940年前，莫斯科人均居住面积下降到几乎4平方米。[95] 结合以上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的住宅材料，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到1930年代，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的住房类型都发生了变化。前者经历了从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向一家一户的单独住宅的转变。而在独户住宅的居住条件下，又不断向更加宽敞、级别更高的住宅搬迁，住房类型上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者经历了从住房公社为主（尽管入社人数并不多，但却是1920年代官方大力提倡的居住形式）向公共住宅为主的转变，实质上是从一种集体宿舍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集体宿舍，因而是住房类型上“换汤不换药”的变化。住宅中日常生活的冲突、人际关系的紧张是不难想象的。 第二，领导干部的独户住宅和普通群众的公共住宅在人均居住面积和住宅的基础设施方面相去甚远。从人均居住面积来看，前者是按照人口数量来分配房间的，一人占有一个房间，许多干部的住宅里连保姆（女仆）也都有自己单独的房间，这还没有将辅助面积计算在内。如前所述，早在1919年时列宁家的女仆就有自己的房间。В.阿利卢耶夫家的住宅面积为100平方米，包括保姆在内共5口人，人均居住面积为20平方米。而后者则是全家人共同占有一个房间，往往2～3代人生活在用床单或窗帘隔开的一小块地方[96]，拥有一间人均5平方米的房间都是非常困难的。姑且按照5平方米的标准计算，前者的人均面积是后者的4倍。想象一下那个即将搬进6平方米小屋的6口之家，人均居住面积仅仅1平方米。普通百姓家中也有雇佣女仆的，但由于住房危机，大部分家庭女仆都没有床铺，她们睡在走廊里、过道里、厨房里、桌子底下或者椅子上。1920年代中期，莫斯科一半的家庭女仆在厨房过夜。而从1929年开始，他们只有在得到住宅所有人的同意后才能在厨房里过夜。[97] 从住宅的基础设施来看，领导干部的住宅基础设施齐备，楼房内仅运输工具就有电梯、楼梯、货梯三种，而普通群众的住宅则连最起码的生活设施都不齐备，使用公共的泄水盆、厕所、厨房设备，厨房通常只有煤油炉、火口和冷水龙头。走廊体系的公共住宅中，38个房间一共只有一个厕所。[98]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大部分居民仍居住在没有浴室的住房里，一周在公共浴池洗一次澡。[99]至于前者的配套设施——汽车库、电影厅、特供商店、医疗中心、百货商店、美食店，以及众多的服务人员，无须多论，这些都是普通群众根本无法企及的。 第三，虽然领导干部的住宅楼里也有普通群众居住，但二者的居住条件却迥然不同。领导干部普遍一个家庭居住在一套住宅里，像莫洛托夫那个级别的官员一家就占整整一层楼，而叶夫多基莫夫夫妻二人则各自占据一套住宅。至于同一栋楼里的普通群众，这样的一套住宅却是由几家合住的，共用厨房、卫生间等设施，也就是以公共住宅的形式居住着。如上文提到的，与基洛夫同一楼门的邻居就是9家21口人共同居住在一套住宅里。而喀琅魏克斯大街21（27）号楼原本容纳20～30个人的一套住宅在1932年后却只供领导干部一家居住。如果我们假定官员的家庭为5口人，那么其人均居住面积则为普通群众的4～6倍。即便如此，领导干部仍然竭力排斥普通群众，努力构建独立化的居住空间。此外，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还要受到特殊的保护。例如，基洛夫家壁炉的烟道全部被砌在墙里。从基洛夫的家到斯莫尔尼宫沿线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为此大约有300人从附近的住宅迁出。[100] 第四，就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列宁格勒的领导干部也有居住在公共住宅的。但同样是公共住宅，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也有着“质”的不同。在喀琅魏克斯大街23/59号楼37号住宅居住着11个芬兰人：维尔塔宁一家（2人）、列赫基宁（1人）、佩尔托拉一家（4人）、贝利休（1人）、托柯伊（1人）、许尔斯葵木尔杰一家（2人）。维尔塔宁是芬兰语广播电台的责任编辑，列赫基宁是一家报纸的编辑部主任，佩尔托拉是这家报纸的主编，托柯伊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职员。[101]1933年，在红色佐拉大街26/28号楼61号住宅里共居住着10个人。他们是列宁格勒州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政治机要处处长А.Р.斯特罗明和妻子、弟弟、两个孩子、家庭女仆、斯特罗明的近亲А.А.比留科夫。还有3个与斯特罗明在职业上有密切关系的单身汉：А.И.特罗伊茨基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四分局的局长助理，В.С.叶夫多基莫夫是那个分局的办事员，П.К.雅科夫列夫是军人。这套公共住宅的所有住户是那么“情投意合”，他们都是从同一个地方——红色街44号楼5号住宅搬到26/28号楼的，也是在同一天——1935年9月19日一同去莫斯科的。[102]基洛夫的邻居Р.Т.马齐耶夫斯基是“红色维博尔热茨”工厂的钳工，他和妻子Е.А.帕夫洛夫斯卡娅-马齐耶夫斯卡娅都是反对派成员。1934年，帕夫洛夫斯卡娅的亲戚、原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反对派领导人П.А.扎卢茨基和1934年前由于参加反对派被流放的Я.拉比诺维奇，他们邀请马齐耶夫斯基一家居住到自己的住宅里。[103]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领导干部的公共住宅与普通百姓有着“质”的不同：首先，领导干部的住宅非常宽敞，他们是真正自愿而非强迫性质的与人共居。大多是一些共性的特征，如相同的工作性质、相同的政治信仰等将住户联系在一起，绝不是和素不相识、毫不相关的人共同居住。其次，公共住宅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不是普遍的、主流的居住形式，而1920～1930年代的城市居民则普遍居住在公共住宅里。 综上所述，如果说在政权建立之初，领导干部就已表现出住房条件的特殊化，那么到1920～1930年代，尤其是1930年代，这种特殊化已经比较严重了，官民之间的住房差距越来越大，可谓泾渭分明。然而，这种差距还不是最大的。当我们走出设施齐备的宽敞楼阁，来到领导干部豪华奢侈的世外桃源——别墅时，我们会更深刻地感受到横亘在官民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三 别墅：普通百姓难以企及的世外桃源 提起别墅，在中国的老百姓看来，总是要与美丽、富贵、豪华甚至权力联系起来，绝非人人可以拥有的东西。而在苏联，由于地大物博，土地近乎可以无偿使用。因此，居民除在城市有住房外，还可以在郊外拥有一小块土地作夏季避暑之用。[104]可以说，别墅是苏联上至达官显贵，下到平民百姓普遍拥有的住所。因此，本文也将别墅作为一种住房类型进行考察。与别墅的“普遍性”并存的是巨大的“差异性”。依笔者看来，可以将其粗略分为“贵族别墅”和“平民别墅”两种类型。本节就分别对这两类别墅进行介绍。 同领导干部的独户住宅一样，“贵族别墅”也是有着严格的等级界限的。官位等级高的人在郊区得到房屋或者在克里木、高加索得到讲究的别墅，官位等级较低的人在疗养区没有自己的别墅，只能去部门疗养院和休养所。1920年代，夏季去国家别墅或者疗养院是党—国家领导干部及其家属习以为常的事情，这项制度随着斯大林专制体制的建立得到巩固。[105]同住房一样，这些别墅都是属于国家的，由国家负责维修、保养，只需交纳很少的房租。 在莫斯科，所有的国家别墅，包括南方的疗养区，都位于莫斯科近郊通向鲁布列沃—乌兹别尼公路的美丽的森林地带。别墅村有内部特供商店、特供食堂、电影院、图书馆、运动场。 别墅多是由沙皇时期有名的地主的庄园改造而成的。比如，革命前一位著名的石油企业家祖巴洛夫的住宅就被改建为斯大林、米高扬、伏罗希洛夫、沙波什尼科夫和其他几位领导人的别墅。С.阿利卢耶娃写道：“祖巴洛夫一家在巴库和巴统拥有几处炼油厂。我父亲和А.И.米高扬都熟悉祖巴洛夫这个名字，他们在20世纪初就在他家的炼油厂领导过罢工，还在工人中组织过工人小组。革命以后，1919年，当有可能使用莫斯科郊外许多被丢下的别墅和庄园时，父亲和А.И.米高扬都想起祖巴洛夫这个名字来了。А.И.米高扬一家和孩子、伏罗希洛夫、沙波什尼科夫和别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家庭都迁进了当时称之为祖巴洛沃二村的那幢房子，而我们父母则住进了邻近的较小的祖巴洛沃四村。”[106] Н.А.米高扬和С.阿利卢耶娃都在回忆录中介绍了米高扬的别墅。Н.А.米高扬写道：“别墅是用红砖建造的，哥特式城堡的风格。三个方向都有大理石台阶铺就的门。半圆形的大理石台阶通到二层，地下室也是大理石台阶铺就的。有前厅和大厅，墙壁都用美丽的浸染的柞木包上，大厅挂着怀抱婴孩的圣母像，画框是意大利做工的大理石框，通向二楼台阶的墙上是风景画，台阶末端通往二层的墙壁用巨大的法国织花壁毯包裹着。一层和二层都是大理石壁炉……台球室里两个墙角的窗户镶嵌着柔和的彩色绘画。用浸染的柞木装修的餐厅装有老式不透明水晶玻璃吊灯，墙上挂着高脚盘和大碟子。雕花的酒柜一直顶到天花板。别墅有两扇通向服务员房间的门，有一扇通向走廊的后门，还有一扇通向院子的门，院子距离两层的厨房只有几步，厨房也是哥特式风格的建筑。一切都是那么舒适、宽敞、美丽。”С.阿利卢耶娃的回忆与上述内容基本吻合：“А.И.米高扬的别墅至今还保留着它那主人丢下家流亡国外时所留下的那个样子。花厅里摆着一个主人心爱的大理石雕的狗；屋内陈设着当年从意大利运来的大理石雕像；墙上挂着古老的巴黎织花戈白林挂毯；楼下房间的窗子是用彩色玻璃镶嵌成的图画。小花园、大花园、网球场、暖花房、温室、马厩都和原来一样。每当我到这位善良的老朋友的亲切的家中时，总是十分愉快。你一走进那间古色古香的餐厅，那里老是摆着那雕花的酒柜，挂着老式玻璃大吊灯，一个座钟也老是摆在壁炉上。阿那斯塔斯·米高扬的十个孙儿孙女都在房前房后的草地上嬉戏，然后就在这个桌上进午餐。”[107] 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等人的别墅也是非常豪华的。别墅全部铺上地毯，有高加索制造的金银兵器、珍贵的瓷器……碧石做的高脚盘，象牙雕刻，印度丝绸，波斯地毯，来自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的手工制品……伏罗希洛夫有许多别人赠送的马匹，像米高扬那样，他在自己的别墅骑马散步。他们的别墅变成了带有花园、温室、马厩的富贵之乡。当然，这一切花销都由国家负责。[108] 斯大林在祖巴洛沃四村的别墅与众不同，它经常根据主人的爱好进行改建。С.阿利卢耶娃写道：“祖巴洛沃原是一个偏僻、荒芜、长满杂草的庄园，这所房子很阴暗，有着尖屋顶，摆满了古老的家具。我父亲将它改造成阳光充沛、收获十分丰富的园地，有花园菜园，盖起各种各样的有收益的房舍。原先的宅邸进行了改建，那哥特式高屋顶被拆掉，房间重新作了设计。古老家具拉走了，只在楼上妈妈的小房间里留下了几把椅子，一张桌子，一个高大的穿衣镜，镶着金边，雕花的镜脚也是镀金的，这些东西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母亲和父亲住楼上，孩子们和外祖母、外祖父以及来往的客人住楼下……”[109] 十月革命前，莫斯科的富人在近郊的乌索沃村建设了讲究的别墅，1930年代那里成为政府别墅区。别墅是从鲁布列沃—乌兹别尼公路的岔道口开始的，这条公路向右通向森林，森林后面就是莫斯科河。在这片森林里有几套别墅，一套在1937年前属于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卡拉汉，后来Л.П.贝利亚在此居住。距离这套别墅不远是朱可夫元帅的别墅。而在波尔河的对岸，是官位稍微低一些的官员的别墅村。[110] 除了使用或改建原有的别墅外，莫斯科在1930年代中期还新建了许多专门的别墅村和疗养院供领导干部夏季休息和疗养。比如，建筑师梅尔让诺夫1934年在孔策沃专门为斯大林建造了一栋别墅。这里原来是一片荒地，不久就种上了一片树林，挖通了沟壑，堆成丘陵。这是“一幢现代化的轻巧的平房，它安卧在花园、森林和一片繁华之中。整个房顶是一片宽敞的、作日光浴用的平台……”后来这栋别墅按照斯大林的计划不断改建：“不是嫌阳光太少，就是需要在阴凉处有个平台。如果是平房，那么就再增建一层；如果是二层楼房，那么，就拆掉一层。”[111]梅尔让诺夫还为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在南方设计和建造了好几处别墅。按照约凡建筑师的设计，距孔策沃不远建造了“巴尔维哈疗养院”。喀山第一书记拉祖莫夫，按照一座已成为党的工作人员高级休养所的私宅的标准，为自己建造了一栋别墅。随后，城市苏维埃的领导机关利用从其他的款项中非法挪用的钱和地方工业领导人从自由资金中拨出来的钱，建造了一个别墅村。[112]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雅哥达原来是莫斯科地区党的高层领导人，这些领导人给自己建造了非常豪华的15～20或更多房间的别墅。[113] 夏季，精英也喜欢带着全家到索契或者克里木的国家别墅区或疗养院度假。根据贝利亚的指示，1930年代在加格拉修建了一套别墅。Н.米高扬描写道：“这座建筑在今天看来都是建筑思想的典范。这是一座建立在简洁和严整的形式上的富丽堂皇的现代化建筑：一层是一个通向凉台的大餐厅，带有威尼斯的落地窗户。凉台的另一边是客人的两个卧室和厨房、卫生间……房子建在山上，我们通常都是乘车去海边。岸边是隔开的一段海滨浴场，这个浴场是属于这栋别墅的，有小船和兽皮艇。当贝利亚搬到莫斯科时这套别墅分给了他。”[114] 许多国家别墅区都设有专门的温室栽种蔬菜和水果。“这里的墙壁和屋顶总是那么明亮。从上到下挂着一串串葡萄，成熟的浆果、梨、柠檬。在小畦躺着带小刺的黄瓜、浅淡的茄子、正在发红的番茄”[115]，由园丁培育它们。斯大林更喜欢自己动手改造园林。С.阿利卢耶娃写道：“我父亲立刻就把房屋周围的树林清理了，砍掉了一半树木，腾出了一片空地，房子变得比较明亮、暖和，也不那么潮湿了。林子也进行了清理，并加以维护，春天把枯树叶子耙净。我家门前有一处美丽的明快透光的白桦幼林，一片洁白。我们这些孩子就在这片林子里采蘑菇。不远的地方办了养蜂场，蜂场旁边的两块空地，夏天种上荞麦，供蜜蜂采蜜。那挺拔的干爽的松树林的四周留出空地，这些空地也精心地进行过清理，长着草莓和黑覆盆子果树丛，这儿的空气分外新鲜而且芬芳……他把大片土地种上果树，种上许许多多的草莓、覆盆子、黑豆树。离我家稍远有一小块长着灌木的空地，用铁丝网圈了起来，里面养着火鸡、野鸡和珍珠鸡；鸭子在小水池里游着。这一切都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而是逐渐繁荣起来、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实际上是在一个小小的地主庄园以及它的农村生活方式下长大的，我们这里每年要割草，采蘑菇和浆果，每年有自家产的新鲜蜂蜜，自己的糖醋泡菜，自己养的家禽……我母亲只关心房前的大丁香树，只要每年春天能繁花满枝就行了。她还在阳台旁边种了一整排茉莉花，还让人给我搞了一个小园子，保姆教我挖地翻土，种上旱金莲和金盏花。”[116] 领导干部喜欢在闲暇时看电影，夏天几乎每个晚上都看。疗养院设有电影院；新建的国家别墅都有一个专门看电影的房间；未经改建的、没有专门放映间的别墅，则将屏幕悬挂在最大的房间的墙上，通常挂到台球室的墙上。例如，米高扬在比楚尼特的别墅通常每周日都放电影。屏幕挂在台球室的墙上，在凉台旁的大厅后面有一个放映室。放映厅非常宽敞，除全家以外还可以容纳几个客人。[117]此外，所有的国家别墅和疗养院都设有游泳池、网球场、排球场、日光浴场和浴室。几乎所有人的休闲方式都是一样的：白天游泳、划船、打网球，晚上玩排球、打台球、看电影。[118] 国家别墅和休养所拥有庞大的服务机构，一律由国家负责开支。例如，雅尔金“红星疗养院”，每月有担任负责职务的53名领导人在此休养。疗养院共有95名服务人员，仅医务工作者就有20名，包括4名医生和16名女护士。[119]1930年代初期以后，领导干部的家具、饮食、劳务等一切费用都由国家支付。С.阿利卢耶娃也写到这一问题：“我母亲没有享受过像后来这种毫无限制的用公款建立的豪华生活。这一切发生在她死后。这时我们家已经公家化了，军事化了，管理我们家务的是国家保安部的全权代表。妈妈在世时我们的生活是正常而朴素的。”[120]“主要的是我们家的管理制度完全改变了。以前是母亲自己随意从什么地方挑选人，她喜欢什么样的人就挑选什么样的人。现在家中的服务人员都是公家派来的领国家工资的人。于是工作人员或服务人员（现在如此称呼，以区别于‘资产阶级’的仆人）的编制猛增起来。每个别墅里都出现了警卫长、警卫队（警卫队又有自己专门的首长），两名厨师，每天轮流值班，两班清扫人员和餐厅服务人员，也是分班轮换。这些人都是由专门的干部处选派来的……国家的‘服务人员的编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膨胀起来，绝非我们一家如此，其他政府成员，起码是政治局委员家中都是一样……从实质上说，这一制度到处都是一样：完全依靠公家开支用度，由国家工作人员来管理，而住在这个家里的人都生活在日夜不断的警惕的眼睛的监视之下。这个制度是30年代初期在某处出现的，后来从规模和权限上都日益巩固和发展。”[121] 与豪华、奢侈的人间天堂——“贵族别墅”相比，普通群众的“平民别墅”则显得太寒酸、太简陋了。平民别墅就是在郊外靠近河流和森林的地方搭建的木制房屋，有平房，也有二层小楼。平房一般为“人”字形屋顶，便于大雪的滑落和融化。二层小楼的屋顶一般为苍穹顶型，呈半圆形。绝大多数别墅没有上下水，用水要到路边或村边的手压水井去打。别墅四周有木栅栏围起的一个小院子，种植一些果树、蔬菜和花木。[122] 综上所述，我们对“贵族别墅”和“平民别墅”的差别一目了然：前者多属西方风格的砖质房屋；后者是一层或两层的木质房屋。前者是现代化的建筑，豪华的装修，名贵的甚至多是进口的家具；后者连上下水都没有，需要去井里打水。前者休闲娱乐设施齐备，如运动场、游泳池、电影厅、温室、马厩、日光浴场，还有许多工作人员为其提供免费服务；后者根本不要奢望会拥有这些设施。一句话，“贵族别墅”是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里面吃喝玩乐应有尽有。官民在别墅生活上的巨大差距难以衡量，这是横亘在官民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通过对1920～1930年代苏联领导干部三种住房类型的考察，本文得出结论如下：①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领导干部就开始出现了住房特殊化，但是与普通群众住房的差距还不是很明显。从1920年代上半期开始，领导干部与群众的住房差距逐渐拉大。到1930年代，领导干部住房的特殊化已经比较严重了。由此可以认为，从1920年代至1930年代，苏维埃领导干部享有住房的特权是在逐步扩大。②从经济收入来看，在1930年代之前，苏联党政干部的最高工资，或者低于、或者相当于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最高工资，同普通职工的工资差距很小。[123]而该时期二者在住房方面已经有不小的差距。目前暂时可以推断，苏联领导干部的特权是从住房方面开始的，大约是在列宁晚期和斯大林时期出现的。[124]③1931年后，斯大林提出了在劳动报酬方面“取消平均主义”的方针和政策，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工资差距不断扩大。[125]从1920年代至1930年代，领导干部住房特殊化也呈扩大的趋势。根据这两点可以认为，从1920年代至1930年代，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经济差距在加深、加大。 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经济差距在加深、加大，至少说明，斯大林时期在缩小干群经济差距方面做出的努力是不够的。而这不能不对后来苏联领导干部中形成特权阶层，甚至于对苏共的衰亡、苏联的解体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怎么产生的？影响有多大？还有待于今后挖掘更多史料进行实证研究做出结论。
[1] 刘廷合：《腐败、特权与苏东剧变》，《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3期，第75～77页。季正矩：《腐败与苏共垮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4期，第81～86页。郭春生：《苏联特权阶层：内涵界定、形成时间、角色转化》，《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4～9页。郭春生：《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及影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5期，第96～100页。赵鹤梅：《苏共官僚特权阶层形成原因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150～152转114页。李春隆：《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问题》，《东北亚论坛》2003年第6期，第72～77页。宋镜明、李文珊：《特权腐败与苏共垮台的深层剖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64～67页。黄宗良：《官僚特权阶层问题与社会主义的命运》，《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第24～30页。张祖恩、孙卿：《浅析苏联剧变中的苏共特权阶层》，《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12期。刘克明：《论苏联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层》，《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3期，第1～11页。 [2] 官册制度是苏联的干部任命制度，以对任命官员登记注册的花名册（简称“官册”）为核心，对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干部考察、任免和管理的制度。1923年《关于任命制》决议的通过和批准第一份官册，标志着官册制度诞生；1930年代末最终定型；1989年10月被废除。参见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220～228页。 [3] Восленский М.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й класс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Overseas Publications Interchange Ltd London，1984，с.304. [4] 通常这些成果都定位于某一个时期，集中对某一区域或某一类人物进行研究。如Андреевский Г.В.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Москвы в Сталинскую эпоху（20-30-е годы），М.：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2003；Гатауллина И.А. Нэпов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Поволжья：социаль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массовой маргинальност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модернизацион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ы //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НЭП：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аспекты》，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2006；Залунаева Е. А.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рабочих Ярославля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ⅩⅨ-ⅩⅩначале ВВ，Ярославль，2005；Руга В.，Кокорев А. Москва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Очерки городской жизни началаⅩⅩ века，М.：ОЛМА-ПРЕСС，2006；Петроград на переломе эпох. Город и его жители вгоды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С.-Петербург：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2000；Антипина В.А.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1930-1950-е годы），М.：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2005；Сергей Журавлев. 《Маленькие люди》 и《 Большая история 》：иностранцы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электрозавод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1920-х-30-х гг，М.：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РОССПЭН），2000。也有一些成果集中对某一时期进行宏观研究。如学位论文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и уровень жизни город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СССР в 1920-30-е гг，http：//www.mirrabot.com/work/work_24058.html. Лебина Н. Б.，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С.-Петербург：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2003. Лебина Н.Б. Теневые стороны жизн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рода 20-30-х год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4，№2. Сергей Журавлев，Михаил Мухин. 《Крепость социализма》：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и мотивация труда на советском предприятии，1928-1938 гг，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4. Елена О. За фасадом《сталинского изобилия》.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и рынок в снабжении и населения в годы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и 1927-1941，М.：РОССПЭН，1998. Араловец Н. А. Городская семья в России 1897-1926 г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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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 вопросу о путях решения жилищной проблемы в СССР.（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жилищный передел в Москве. 1918-1921 гг.）//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63，№5，с.142. [21] ГАОР МО，ф.66，оп.1，д.302，л.32，д.44，л.15。转引自Кузнецова. Т. В. К вопросу о путях решения жилищной проблемы в СССР.（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жилищный передел в Москве. 1918-1921 гг.），с.142。 [22] 在傅立叶的理论中，“法郎吉”是社会的基层组织，“法郎斯特尔”则是法郎吉成员居住的公共房舍。欧文设想的基层组织是“合作公社”。转引自吴易风《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简史》，商务印书馆，1975，第111、133页。 [23]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一书中借助主人公薇拉·巴甫洛芙娜的梦阐述了社会主义乌托邦——共同经营的工场、公社与合作社的生活。转引自曹维安《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330页。20世纪60年代广为流传的《青年俄罗斯》传单，主张成立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立即过渡到社会主义，建立公共的工厂和商店，消灭婚姻和家庭，对儿童实行公共教育等。转引自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人民出版社，1986，第156页。1863年成立的伊舒京青年组织，就要求推翻现存制度，把所有土地转归国家，建立劳动生产组合，收入归全体成员平均分配。转引自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第160页。 [24] Меерович М.Г. Кто не работает，тот не живет. Жилищ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как инструмент управл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ми изменениями：опыт России（1917-1941 гг.），http：//www.circleplus.ru/archive/n/34/7. [25] ЦГА СПБ（圣彼得堡国家档案中心），Ф.1001，Оп.1，Д.302，Л.307。转引自Лебина Н. Б.，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с. 27-28。 [26] Московская недвижимость во времена СССР，http：//www.nedmos.info/moscow.html. [27] Лебина Н. Б.，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с. 27. [28] Московская недвижимость во времена СССР. [29] ЦГА СПБ，Ф.7965，Оп.1，Д.392，Л.316-317，318-319，12-13。转引自Лебина Н. Б.，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с. 29。 [30] Лебина Н. Б.，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с. 29. [31] ЦГА СПБ，Ф.1001，Оп.1，Д.338，Л.8。转引自Лебина Н. Б.，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с. 28。 [32] ЦГА СПБ，Ф.1001，Оп.1，Д.304，Л.52。转引自Лебина Н. Б.，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с. 28。 [33] Московская недвижимость во времена СССР. [34] Лебина Н. Б.，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с. 28. [35] ЦГА СПБ，Ф.1001，Оп.1，Д.302，Л.344。转引自 Лебина Н. Б.，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с. 29。 [36] Лебина Н. Б.，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с. 32. [37] Кулакова.И. История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жилья.，М.：О. Г. И，2006，С.174. [38] Кузнецова. Т. В. К вопросу о путях решения жилищной проблемы в СССР.（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жилищный передел в Москве. 1918-1921 гг.），с.145. [39] ГАОР МО，ф.4557，оп.8，д.3，л.2；ф.2285，оп.1，д.13，л.11；ф.4557，оп.1，д.144，лл.6-8。转引自Кузнецова. Т. В. К вопросу о путях решения жилищной проблемы в СССР.（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жилищный передел в Москве. 1918-1921 гг.），с.146。 [40] Меерович М.Г. Квадратные метры，формирующие сознание-жилище，как средств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людьми：жилищ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СССР. 1917-1932 ГГ，http：//www.circle.ru/ personalia/.personalia/。此外，А. К. 索科洛夫还列举了两种住房公社的统计数字：一种是1920年莫斯科已建成471个住房公社，稍晚一些增加到600个。另一种是1921年莫斯科有865个住房公社。因此，索科洛夫认为，1921年前莫斯科住房公社的数量就已达到600～865个，数据不统一是由于对住房公社的判断标准极为不统一造成的。转引自Соколов.А. К.，Козьменко. В.М.（отв. ред.）Россия в ⅩⅩвеке：люди，идеи，власть. М.：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РОССПЭН），2002，С.209。 [41]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альной квартиры в Ленинграде. [42] Лебина Н. Б.，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с. 31. [43] Лебина Н. Б.，Чистиков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с.32. [44] Лебина Н. Б.，Чистиков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с.32. [45] Лебина Н. Б.，Чистиков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с.32. [46] Хазанова В.Э.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итектура первой пятилетки，М.：наука，1980，с.218. [47]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альной квартиры в Ленинграде. [48]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244～246页。 [49]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01页。 [50] РГАСПИ，ф.2，оп. 1，д.11186，л.2。转引自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30-е гг，http：//ricolor.org/history/rsv/elita/1/ [51]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30-е гг. [52]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30-е гг. [53]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30-е гг. [54]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30-е гг. [55]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30-е гг. [56]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赵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161～162页。 [57]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30-е гг. [58]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30-е гг. [59] Кулакова И. История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жилья，с. 200. [60] Кулакова И. История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жилья，с. 200-201. [61]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30-е гг. [62]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30-е гг. [63]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30-е гг. [64]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30-е гг. [65] Лебина Н. Б.，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с. 38. [66] ЦГА СПБ，Ф.3201，Оп.5，Д.53，Л.1。转引自Лебина Н. Б.，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с. 38。 [67] Лебина Н. Б.，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с. 38. [68] Измозик В.С.，Лебина Н.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1，№4，с.102. [69] Измозик В.С.，Лебина Н.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с.106. [70] Измозик В.С.，Лебина Н.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с.102. [71] Лебина Н. Б.，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с. 38. [72] Измозик В.С.，Лебина Н.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с.102. [73] ЦГА СПБ.，ф.4304，д.1133，л.3；ф.7965，оп.1，д.1028д，л.107об.-108。转引自Измозик В.С.，Лебина Н.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с.102。 [74] ЦГА СПБ.，ф.7965，оп.1，д.393，л.63。转引自Измозик В.С.，Лебина Н.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с.102。 [75] Измозик В.С.，Лебина Н.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с.102. [76] Измозик В.С.，Лебина Н.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с.102. [77] ЦГА СПБ.，ф.7965，оп.1，д.1028д。转引自ИзмозикВ.С.，ЛебинаН.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с. 106-107。 [78] Измозик В.С.，Лебина Н.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с. 107. [79] Лебина Н. Б.，Чистиков А. Н. 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с. 38-39. [80] Измозик В.С.，Лебина Н.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с. 105. [81] Измозик В.С.，Лебина Н.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с. 106. [82] Измозик В.С.，Лебина Н.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с. 107. [83] Измозик В.С.，Лебина Н.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с. 107. [84] Измозик В.С.，Лебина Н.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с. 107. [85] Измозик В.С.，Лебина Н.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с. 108. [86] Измозик В.С.，Лебина Н.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с. 107. [87] 笔者将公共住宅的含义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的“公共住宅”就是几家合住的一套住房。它的俗称коммуналка被解释为：（俗）公共住宅（多户居住在一起的住宅，厨房、厕所、浴室等多合用）。转引自王嘉民、孙平主编《便携俄汉词典》，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第420页。在财经辞典中，将公共住宅解释为两家或者更多家作为独立的租户占有一套住宅。转引自http：//slovari.yandex.ru/dict/glossary。狭义上的 “公共住宅”是苏联时期出现的一个名词。在自由百科全书中对公共住宅的定义是：公共住宅是国有住宅，由国家机关按照一定的人均住宅标准分配居民居住，不考虑家庭状况和住宅的配置情况。通常在公共住宅里居住着几个家庭或者几个人，每个家庭或者个人占有一个或者几个房间，共用一个厨房和浴室。转引自http：//ru.wikipedia.org/wiki/。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居住在一套公共住宅里的居民往往素不相识，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 [88] Фицпатрик Ш.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сталинизм.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30-е годы：город. М.：РОССПЭН. 2001，с.58. [89] Андреевский Г.В.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Москвы в Сталинскую эпоху（20-30-е годы），М.：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2003，с. 438. [90] Андреевский Г.В.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Москвы в Сталинскую эпоху（20-30-е годы），с. 439. [91] ГАРФ，ф.5446，оп.82，д.42，л.47-51。转引自Фицпатрик Ш.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сталинизм.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30-е годы：город，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1，с. 60。 [92] ГАРФ，ф.5446，оп.82，д.64，л.161。转引自Фицпатрик Ш.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сталинизм.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30-е годы：город，с. 60。 [93] Меерович М.Г. Квадратные метры，формирующие сознание-жилище，как средств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людьми：жилищ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СССР. 1917-1932 ГГ. [94] Меерович М.Г. Квадратные метры，формирующие сознание-жилище，как средств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людьми：жилищ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СССР. 1917-1932 ГГ. [95] Орлов И. Б. Жилищ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первое после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адцатилетие，http：//orlov-i-b.narod.ru/otechist/Kvartira.doc. [96] Фицпатрик Ш.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сталинизм.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30-е годы：город，с.60. [97] Андреевский Г.В.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Москвы в Сталинскую эпоху（20-30-е годы），с.441. [98] Кулакова И. История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жилья，с. 166. [99] Орлов И. Б. Жилищ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первое после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адцатилетие. [100] Измозик В.С.，Лебина Н.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с. 106. [101] Измозик В.С.，Лебина Н.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с. 105. [102] Измозик В.С.，Лебина Н.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с. 105. [103] АФСБ，д.№ П-33614，л.217，219-219об.，229-229об。转引自Измозик В.С.，Лебина Н.Б. Жилищный вопрос в быту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с. 106。 [104] 高晓慧：《“住”在俄罗斯》，《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3年第2期，第49～50页。 [105]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30-е гг. [106]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29～30页。 [107]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30页。 [108]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30-е гг. [109]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38～39页。 [110]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30-е гг. [111]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22～23页。 [112] Фицпатрик Ш.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сталинизм.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30-е годы：город，с. 123. [113] Фицпатрик Ш.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сталинизм.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30-е годы：город，с. 123. [114]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30-е гг. [115]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30-е гг. [116]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31～32页。 [117]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30-е гг. [118]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30-е гг. [119] РГАСПИ（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ф. 82，оп. 2，д. 1437，л. 123。转引自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М.В. Жилищ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медицинск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литы в 1920-30-е гг。 [120]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37页。 [121]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139～141页。 [122] 高晓慧：《“住”在俄罗斯》，第50页。 [123] 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第181页。 [124] 1920～1930年代干群之间的经济差距主要表现在工资、住房、交通补贴、公费医疗和免费疗养等方面。在工资方面已有学者做出了结论。因此，如果再能补充对交通补贴、公费医疗和免费疗养方面的研究，可以最终得出一个更为客观的结论。参见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第174～175页。 [125] 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第182页。 由对抗到承认：1917～1933年的俄美关系 八_零_电_子_书 _w_w_w_.t_x_t_8_0._c_o_m 黑龙江大学 沈莉华 1917～1933年俄美关系（从十月革命到苏美建交）是俄美关系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在国外，很多研究俄美关系的学者力图通过对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的深入研究，来阐释为什么俄美两个大国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在外交关系封冻多年以后，又是什么原因使两国关系峰回路转，走上缓和、合作的道路，以及两国这一时期的关系与冷战的传承关系。遗憾的是，由于长时间内没有外交关系，二战结束后，苏美又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双方学者难有机会广泛接触保存在对方国家的档案材料，加之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对抗，很多学者从本国政府的立场和国家利益出发来评述两国关系，其结论往往不够客观，甚至存在明显的偏见。冷战结束后，这种状况得到很大改观。最近几年，国外史学界特别是俄罗斯史学界出版了不少关于1917～1933年俄美关系的档案文献、著述[1]，对涉及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重新进行研究。譬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近现代史》杂志主编谢瓦斯佳诺夫从1996年开始，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先后主持编纂并出版了有关1917～1933年俄美关系的档案文献4部，其中经贸关系文献2部，政治关系2部。[2]2004年底谢瓦斯佳诺夫还出版了俄美关系的专著——《莫斯科与华盛顿：通往承认之路》。[3]与冷战时期相比，目前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史学界对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的研究都有了长足进展。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客观事实，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结论渐趋一致。尽管如此，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两国学者仍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难以得出公正、客观的结论。考虑到中国目前对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的研究较为薄弱，作为对俄美关系很感兴趣的第三国学者，笔者希望利用手中掌握的最新档案资料特别是俄文资料，实事求是地对这一时期的俄美关系做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研究这一问题对我们探讨冷战的起源，以及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对当前我们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也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十月革命后俄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1917年10月25日（俄历），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十月革命及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美国一开始就采取否认和敌视的态度。美国政府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对苏维埃政权进行了猛烈抨击，并断言苏维埃政权不过是昙花一现，不可避免地将面临崩溃的结局。 美驻俄大使弗朗西斯认为布尔什维克是一伙追逐极端社会目的的激进革命分子。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发动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的影响，他曾做过这样的论述：“布尔什维克正试图创造一场世界范围的社会革命，并坚决鼓吹以暴力来推进这场革命。现在看来，资产阶级（我、你和所有受过教育的白领人士被划为这一阶级）能否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安全的社会都成了问题。”[4]国务卿兰辛是一名坚定的反共分子。苏维埃政府颁布《和平法令》后，兰辛称其是对“各国现存社会制度的直接威胁”，因此，“如果布尔什维克继续掌权，我们就毫无希望。”[5]威尔逊总统对苏维埃政权更是持否定态度。十月革命后，威尔逊总统在评价苏维埃俄国的社会制度时曾指出：“社会主义非常迷茫，或许，它不可能实现。”后来威尔逊又宣称，革命的“毒素”实际上已经渗透到美国这个自由国家人民的血液里。[6] 美国政府如此否定苏维埃政权，其主要原因在于布尔什维克党统治下的苏维埃俄国与美国的社会制度及其价值观念存在本质区别。 首先，苏维埃俄国主张的公有制在美国就不能得到认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颁布了银行、铁路、矿山和大工业企业等国有化法令。由于该法令彻底否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遭到了美国资产阶级的一片反对和斥责，他们将其视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神圣原则的公然侵犯。例如，众议院代表米勒把俄国没收地主土地和工业企业的措施称之为“盗窃”。[7]苏维埃政府的企业国有化条款，也给外国投资者包括美国投资者在俄国的经济利益带来了严重损失。一战以前美国投入俄国工业的资本为6800万美元。[8]一战期间美国对俄投资逐渐加大，临时政府掌权后，美国进一步增加了对俄国的投资。然而，苏维埃政府企业国有化政策的出台使美国资本家在俄国的投资顷刻间化为乌有。 苏维埃俄国的政治制度与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是根本对立的。美国实行的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的主要支柱是三权分立的制衡制度、选举制度和两党制度，而苏维埃俄国废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实行一党执政、立法和行政合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威尔逊总统在评价苏维埃俄国的社会制度时曾指出：“莫斯科政体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美国的否定。”[9] 其次，独特的历史和政治文化传统形成了美利坚民族自由至上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使其对一切激进的暴力革命持否定态度。而布尔什维克党是靠暴力推翻选举产生的临时政府取得政权的。因此，对布尔什维克党发动的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激进、最具暴力色彩的革命，美国政府公然表示反对。国务卿兰辛这样评价十月革命：“我相信，在野蛮和毁灭生命财产方面俄国革命的恐怖远远超过法国大革命。后者至少拥有政府的外形，并制造了合法伪装，而前者哪一样都不具备。没有权威、没有法律。它是一个沸腾的专制与暴力的大锅炉。我想象不出对一个国家来说还有比降临到俄国头上更可怕的灾难。”[10] 再次，布尔什维克党的世界革命思想使美国政府感到恐惧。一战期间，列宁依据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判断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需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论断，提出了武力输出革命的思想。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说：“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同其他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武装起义，必要时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国家。”[11]世界革命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是一种宣传需要，还是其长期的战略选择？关于这一点直到目前俄国史学界尚无定论。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国际被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看成是布尔什维克党试图推行世界革命的工具。世界革命思想不仅使很多美国人深感恐惧，也唤醒了自认为是上帝选民的美国人拯救世界的神圣使命感和危机意识。 最后，布尔什维克党的宗教观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宗教信仰也存在根本冲突。美国是世界上宗教色彩比较浓厚的国家。在美国很多人包括威尔逊总统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任何对宗教的攻击和批判都会引起美国主流社会的排斥和反感。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而马克思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宣扬宗教是鸦片。这种无神论的宗教观必然会招致基督教信徒的不满和排斥，加之基督教教义本身就存在排斥其他信仰的倾向。因此，在美国广大基督徒看来，布尔什维克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简直就是“异端邪说”。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共产主义随即在德国、匈牙利和欧洲其他地区传播开来。为了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共产国际的成立引起了美国资产阶级的极大恐慌。为了抵制和消除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影响，美国政府很快行动起来，开展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红色大恐怖”（Great Red Scare）运动。[12] 1919年2月6日，西雅图工人举行了总罢工，罢工导致工业生产停顿，公用事业和运输业严重瘫痪。西雅图市长奥利·汉森认为罢工是布尔什维克和世界产业工会一手策划的，并声称这次罢工是全国性工人运动的开端。随后，参议院一些委员会和纽约议会开始对国内共产主义运动展开调查。2月11日，美国司法部门在西海岸逮捕53名外国共产党人，并将其驱逐出境。 从1919年4月起，美国接连发生几起暗杀州长、法官和其他政府官员的事件。有人把炸弹通过邮局寄给许多政府官员，包括西雅图市长汉森、司法部长帕尔默、邮政总局局长伯利森、霍姆斯法官以及摩根和约翰·洛克菲勒等。在佐治亚州国会参议员托马斯·哈德威家中，装有炸弹的包裹把他的妻子和女仆炸成重伤；司法部长帕尔默的住宅因炸弹爆炸部分受到损坏。美国报刊称这些爆炸事件是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所为，因此美国各地很快出台了一些反对暴力组织及其成员的法律。例如，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宣布，鼓吹使用暴力的组织和成员不受法律保护。一些州议会还通过法律，宣布悬挂红旗为非法，禁止参加鼓吹使用暴力推翻政府的组织，禁止发表煽动叛乱的言论。在1919年，美国共有34个州制定了同样的法律。1920年，又有两个州通过类似立法。[13]在1919年的一战停战纪念日，华盛顿州森特雷利亚的木材镇爆发了严重骚乱，新组成的美国军团成员袭击当地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在混战中4名袭击者被杀。事件发生后，警方随即突击搜查该州所有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逮捕该工会1000多名成员。涉嫌参与森特雷利亚事件的11名世界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成员不久以杀人罪被判处长期监禁。美国的报纸以触目惊心的大标题和耸人听闻的报道来渲染这一事件，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恐慌。 美国政府还通过各种立法对外国侨民、持不同政见者和共产党人进行严厉惩处。1918年10月16日，国会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凡拥护或属于任何主张以暴力推翻政府、谋杀政府官员，或是非法破坏他人财产组织的外侨，劳工部长都有权对其实行监禁或驱逐出境。1920年5月10日，该项法律被重新修订。按照重新修订的法律，对所有判定违反或阴谋违反“间谍法”、“资敌法”等战时法律的外侨，只要在一次审讯后发现他们是“美国的不良”居民，都可授权劳工部长对其拘禁或驱逐出境。1919年12月21日，美国根据外侨法把249名俄国人押解到“布福德”号运输舰上驱逐出境。[14] 1919年11月8日，800名纽约警察对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的群众大会进行了突然袭击，数百名工人被逮捕。1920年1月2日，司法部长帕尔默获得了逮捕3000名外籍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劳工党党员的逮捕令。[15]在他的指挥下，数千名联邦特务和地方警察同时对全国所有共产党总部进行大规模搜捕，约有4000人被捕入狱，其中许多是非共产党人和美国公民。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甚至前来探监的人也因被怀疑为共产党而被捕。由于证据不足，约有1/3的受害者被无罪释放。 司法部长帕尔默在反对共产党等一切激进分子的大规模搜捕活动中，严重违反了美国宪法中保证公民个人自由的规定：不出示搜捕令就对公民进行拘捕；不论外侨还是本国公民，只要参加过激进分子的集会，或在集会场所周围逗留，就被逮捕；居民被长时间关押，却无权聘请律师；公民的私有财产被肆意破坏，根本得不到法律保护。[16] 帕尔默的恐怖行为，引起了美国各阶层群众的愤怒和指责。许多组织和知名人士都纷纷指责上述行动是骇人听闻的违法行为。[17]为了抗议帕尔默在国内采取的恐怖行动，1920年5月，12位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其中包括哈佛大学法学院系主任庞德和该学院教授费·弗兰克福特联名发表了一份告美国人民书，揭露了司法部长帕尔默滥用法律的严重行为。此后，美国政府虽然未再进行如此大规模针对共产党人的搜捕活动，但针对激进分子的歧视和逮捕行动仍时有发生。 由此可见，由于苏维埃俄国与美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根本的矛盾和冲突，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对布尔什维克党政权采取了否定和敌视态度，并在国内对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采取了镇压措施。在外交上，美国也始终避免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在此后不久便参与了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 颠覆红色政权的武装干涉 尽管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使美国政府本能地对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敌视态度，但美国最初并没有积极参与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打败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俄国是协约国战场的主力，承担着在东线战场对德作战的艰巨任务。一旦俄国退出战争，将对整个战争进程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1917年11月8日，当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和平法令》，呼吁各交战国政府和人民立即终止战争，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公正、民主和约时，美国和协约国感到极大震撼和恐慌。在苏维埃政府没有批准《布列斯特和约》之前，为了阻止苏维埃俄国退出战争，美国极力避免公开批评和指责布尔什维克党政权，表面上做出与苏维埃政权友好的姿态，并派代表与苏维埃政府进行谈判，以防止其倒向德国的怀抱，暗地里却与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合作，通过隐蔽干涉的方式达到其对抗苏维埃政权、促使俄国继续参战的目的。 美国政府把俄国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代表卡列金作为合适人选。1917年12月10日，国务卿兰辛向威尔逊总统提交了一份关于利用卡列金来推翻布尔什维克党统治的秘密行动计划，并很快得到总统批准。考虑到国内民众激烈反对干涉俄国事务，同时也想造成美国对俄国人民怀有好感的印象，美国政府千方百计地掩盖对苏维埃俄国采取的敌对行动。1917年12月13日，兰辛在给美国驻伦敦大使佩季的电报中指示，名义上由英国和法国向卡列金提供必要的资助，美国则暗地里向英、法支付这笔费用。兰辛还特别提醒佩季，对于美国援助俄国反对派一事必须严守秘密。[18] 1918年3月15日，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了同德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和约的签订使美国和协约国希望俄国继续参战的企图彻底破产了。至此，协约国对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 苏维埃政府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欧洲战场的局势向不利于协约国的方向迅速发展。俄国退出了战争，绵延2500公里的东部战线不复存在，由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和葡萄牙军队集结的长达600公里的西部战线压力大大增加。3月21日，德国与其盟国在西线向协约国阵地发起春季攻势，协约国军队在前线大大受挫。局势的发展促使协约国考虑恢复东线以牵制德国，阻止其从俄国方向调集军队增援西线的可能性。3月23日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决定在俄国北部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采取行动，并不断对威尔逊政府施加压力，迫其出兵。除英法等国要求美国出兵干涉外，美国国内也有人对政府施加压力。5月16日，美国驻华大使芮恩施向政府建议：“和以前相比，西伯利亚现在的局势特别有利于美国和协约国的联合行动。如果美国现在还不行动的话，人们对美国的好感显然会降低。”[19]一些侨民也要求美国政府参与干涉。1918年4～7月，在美国的俄国侨民不断向美国政府呼吁，请求威尔逊总统和美国人民支持干涉俄国。临时政府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还积极开展宣传演说，并私下里做国务院官员的工作，以说服美国政府同意干涉。[20] 在美国政府就是否直接出兵颇感踌躇时，日本方面率先采取了军事行动。1918年4月5日，日本以两个本国士兵被杀为借口，派少量军队在海参崴登陆。美国政府始终担心日本借出兵之机独霸俄国远东地区。因此，日军在海参崴登陆后，美国国内主张出兵西伯利亚的呼声更加高涨。[21]此时，美国政府还在等待时机，以便为出兵西伯利亚找到一个合适理由。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起义恰好为美国政府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是由在苏维埃俄国的奥匈帝国战俘组成，共5万人。1918年3月26日，该军团代表与苏维埃政府签订协议。根据协议，作为法国军队的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将通过海参崴前往西线作战。5月26日，该军团突然举行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起义。由于布尔什维克力量薄弱，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占领了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胜利令美国和协约国欢欣鼓舞，并使其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布尔什维克政权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推翻。[22] 1918年7月6日，威尔逊总统在白宫举行了由军政要员参加的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出兵西伯利亚，并通过了与日本联合出兵的行动计划：日本政府负责向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提供轻武器、机枪和装备，由美国分担这笔费用；在海参崴集结大约由7000名美军和7000名日军组成的武装力量，以保护前往伊尔库茨克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交通线。[23]1918年7月8日，美国和日本缔结了关于在苏维埃远东和西伯利亚共同行动的正式协定。[24]而在此前一个月，美国政府已经派150名海军陆战队员乘坐“奥林匹亚”号巡洋舰在摩尔曼斯克登陆，随后美国将摩尔曼斯克的美军增加到5000人。[25] 对威尔逊总统而言，做出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决定是非常艰难的抉择。他担心：在没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武装干涉会激起俄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武装干涉与自己此前一向主张的民主、和平、自由和人权的理念相悖，因此干涉不仅会引起国内舆论的反对，也会使美国自身在国际上的道义形象大大受损；美国将上百万的军队派往欧洲战场，在西伯利亚的干涉主要依赖日军，因此日本有可能借此机会实现其独霸远东的图谋。由于美国对干涉西伯利亚始终怀有矛盾心理，在出兵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起义为美国的干涉提供了绝好的时机和借口，在协约国的一再敦促下，在国内外包括俄国某些主张干涉人士的积极劝说和鼓动下，在迫于日本已经派兵先行进入远东的压力下，威尔逊总统终于做出了出兵的最后决定。[26] 在武装干涉的整个过程中，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对于军事行动是否与推翻布尔什维克党统治有关，始终只字未提。1919年7月25日，美国总统向国会解释出兵西伯利亚的理由时也主要强调两点：一是为了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使其免受敌军（主要是德奥战俘）消灭的危险；二是恢复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交通，消除西伯利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向西伯利亚及全俄居民提供经济援助。对于这样的解释，参议院的议员们和西伯利亚远征军司令格雷夫斯将军都表示怀疑。[27]如果说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军团，防止盟国在俄国的军需物资落入德军之手这样的理由在战争期间尚可成立的话，那么到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却没有任何撤军的意图，而是继续援助反布尔什维克力量，这恰好说明美国希望通过军事行动促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尽早垮台。武装干涉时期美国虽然派特使布利特与苏维埃政府进行和谈，但其主要目的是了解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情况，谈判不过是在战场上难以取胜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因此，当美国和协约国得知，高尔察克的军队在前线又展开进攻的时候，谈判自然就不了了之。1919年9月，在美国已经考虑撤军问题时，副国务卿隆格在与从前的临时政府驻美大使巴赫梅捷夫会晤时仍然表示：“我们希望援助邓尼金、尤登尼奇和在昔日帝国领土上其他任何有能力坚决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运动。”[28] 为了对抗苏维埃政权，美国和协约国向俄国内各派反布尔什维克力量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据统计，1917年12月1日至1920年1月1日，美国共向俄国内反布尔什维克各力量派别拨款7730万美元。[29]在1919年9月5日，美国经高尔察克同意，向邓尼金的军队提供了30万发榴霰弹、7.2万支步枪、23.5万双皮靴、1500包皮革。[30] 在美国干涉军撤出俄国之后，为了支持波兰进攻苏维埃俄国，美国增加了对波兰的供应。在1920年上半年内，美国援助了波兰200多辆坦克、300多架飞机、2万多挺机枪和其他武器和服装。[31]此外，1920年8月，美国“法拉比”号轮船还从纽约向弗兰格尔部队运送了436挺机枪、247.9万发子弹、456捆钢材、3130支步枪。[32] 美国政府对通过武装干涉推翻苏维埃政府充满了期待，并幻想在布尔什维克党统治垮台后按照美国的社会制度模式来改造俄国。在援助高尔察克期间，威尔逊总统曾派特使前往高尔察克军队驻地。总统希望高尔察克能明确地保证：一旦推翻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的统治，高尔察克政府必须保证土地私有权、民众的选举权和召开立宪会议等。[33] 由于参与武装干涉的各国之间存在矛盾、它们所支持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反对派自身的腐败、美国内反对干涉以及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俄国民众的英勇抵抗等因素，美国和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以失败告终。美国政府此时才真正意识到，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稳固程度远远超出其最初的预料。同时，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很难用武力战胜它。威尔逊对此曾深有感触地说：“布尔什维克的侵略主要是思想上的侵略，你不能靠军队击败思想。在我看来试图用作战部队来阻止一场革命运动，就像用一把扫帚阻挡大潮一样。”[34] 武装干涉失败后，美国政府不得不进一步思考今后的对俄政策。鉴于苏维埃俄国与美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根本的对立和冲突，1920年7月美国政府出台了对苏政策史上的重要文件——《柯尔比照会》，全面阐述了美国对苏维埃政府的立场、方针和政策。照会中说：“目前俄国政权并不是建立在大多数俄国人意愿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尽管他们允许召开立宪会议，但并未保证任何具有民众选举性质的东西。布尔什维克党尽管数量上仅占民众的极少数，却凭借暴力和阴谋诡计推翻了建立在普选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政府，夺取了权力和国家机器，并继续依靠这些手段和残酷的镇压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对美国政府来说，不可能承认目前俄国政权的合法性”。照会还说，“苏俄多次宣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及其政权的维持，取决于所有其他文明国家包括美国发生革命。它将推翻和摧毁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美国政府很清楚，第三国际是一个公开宣传以推进世界革命为目标的组织。并且，“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宣称，不干涉他国事务的承诺决不会束缚第三国际组织的活动。因此，毫无疑问，第三国际组织将受到布尔什维克党在其他国家可能设立的任何外交机构的庇护和支持。既然布尔什维克党政府决心要而且必然要图谋推翻我们的制度，而这个政府的国际关系概念与美国的国际关系概念、美国的价值观念又是如此大相径庭和针锋相对，所以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政权，不能承认或友好地接受这样的政府代表，也不能与这样的政府保持官方关系。”[35] 《柯尔比照会》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对苏不承认主义政策的正式形成，成为指导美国对苏政策的总纲领。事实表明，无论是威尔逊政府，还是以后的哈定、柯立芝和胡佛政府，都遵循《柯尔比照会》原则，对苏联政府采取对抗和不承认的外交政策。 武装干涉结束后，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和平共处时期。在此期间，苏维埃政府始终没有放弃与美国发展经济联系及外交关系的努力，但由于对苏维埃俄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持否定态度，美国政府对苏联希望发展双边关系的要求反应十分冷淡。在整个20年代，美国政府一直未曾放弃对抗苏维埃政权的努力，而苏维埃政权对美国政府也始终存在高度的戒备心理。 人道主义与政治动机相结合的饥荒援助 1921～1923年苏维埃俄国遭受了史无前例的严重饥荒。饥荒波及俄国30多个省，受灾人口达到3350万。伏尔加河流域、奥伦堡等省份是这次饥荒的重灾区。[36]据统计，仅在灾情严重的巴什基尔地区，饥民人数就达106.4万人，占居民总数的90%。无以为食的饥民不得不吃猫、狗和马粪，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凄惨景象。饥荒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对共产党员和苏维埃政权产生了不满和敌对情绪。一些农民把共产党员看作是老百姓灾难的根源，对苏维埃政权征收粮食税的政策采取敌视态度，甚至在有的地方，由于粮食危机工人对苏维埃政府也产生了不满情绪。[37] 早在1921年5月，苏维埃政府就已经获知夏季干旱将至的消息。由于预料到饥荒即将到来，苏维埃政府想尽各种办法来收集粮食。作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列宁更是整天被饥荒所困扰，苦苦思索着渡过眼前这场难关的良策。5月10日，列宁致电在伦敦的苏维埃商务代表团：“给你们下达的购买200万普特粮食的命令必须立即执行，不拘价钱多少，无论在何处，请于近日购买一批，哪怕是数量不多的一批。”另据克拉辛回忆：“当我1921年夏天从伦敦回到莫斯科，来到列宁办公室的时候，我发现他处于不安的情绪中。他老是望着酷暑、炎热的天空，显然他是在期待着，渴望已久的云儿何时才会出现。而且，他不断地问我：‘我们是否能够从国外购买到粮食？协约国是否允许运粮食到俄罗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乎亲自关注每一艘从国外来的轮船，简直是用电报和信函来轰炸我们：‘切望做到所有可能做到的事情，以便更快地救济灾区。’”[38] 严重的饥荒迫使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向国际社会寻求人道主义援助。1921年7月23日，美国的报刊上出现了马克西姆·高尔基于1921年7月13日向“有良知的人们”发出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由于歉收，千百万的俄国人正面临饥饿的威胁。因此，高尔基呼唤所有有良知的欧洲人和美国人都来用粮食和药品帮助他们。[39]列宁也在1921年8月6日《真理报》上发表告《国际无产阶级书》，并向欧美各国政府发出专函，请求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特别是广大工人阶级向苏维埃俄国提供粮食援助。对于获得西方国家的援助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始终怀有复杂、矛盾心理。一方面，十月革命后美国和协约国直接参与了旨在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武装干涉虽然失败了，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政策。在这样背景下，呼吁西方国家向苏俄提供援助很可能为其从事反苏维埃政权活动提供可乘之机。早在1920年，列宁在谈到西方国家的粮食援助时就曾指出，“不要指望富有者——资本家的援助。目前统治世界的英、美、法等强国资本家们虽然向我们表明，他们愿意援助我们的饥民……但他们想利用饥馑来消灭我们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自由，永远夺取工农手中的政权。”[40]另一方面，面对千百万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凄惨景象，苏维埃政府又渴望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 美国方面很快对苏维埃俄国的请求做出回应。美国救济总署同意对俄国饥民开展救援工作。美国救济总署是一个慈善机构，成立于1919年，由赫伯特·胡佛负责领导，其主要任务是向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国家的居民、特别是儿童和老人提供援助。美国政府虽然称它是一个非官方性质的慈善机构，但这不完全与该组织的真实情况相符。该组织成立之初，美国政府就希望利用它对欧洲国家的粮食援助来达到遏制布尔什维主义思想的目的。1919年1月11日，威尔逊总统在谈到美国救济总署向欧洲国家提供粮食援助的目的时曾经指出：“粮食援助是解决目前欧洲局势和和平问题的关键，布尔什维主义坚决向西方推进，它已经席卷了波兰，并正在向德国蔓延。虽然武力不能阻挡它，但是粮食援助可以阻止它。”在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时期，美国政府也曾试图通过该组织对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粮食援助来达到反苏维埃政权的目的。[41]显然，美国政府也希望借饥荒援助的机会来对苏维埃政权施加影响。 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之前，苏维埃俄国与美国救济总署就援助问题进行谈判。美国救济总署提出条件，要求苏维埃政府尽快释放关押在俄国的美国人（在苏维埃政府的官方文件中他们被称作俘虏——作者注）。出于对苏维埃政权的反感和不信任，美国救济总署还提出粮食援助范围不包括军人和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并要求其工作人员在苏维埃俄国享有治外法权。为了获得境外的粮食援助，苏维埃政府违心地接受了上述条件。[42] 1921年8月20日，苏俄政府与美国救济总署在里加签订了救济饥民的条约。条约签订后不久，美国救济总署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就已运抵俄罗斯。为了救济灾民，在整个饥荒期间美国救济总署共募集资金6600万美元。截止到1922年7月1日，即在饥荒最严重的日子里，美国救济总署共向俄国运送了788878吨物资，其中包括粮食、大豆、豌豆、罐装牛奶、糖、奶油、可可、药品和服装等；救助饥民总数855万人，其中包括325万名儿童和530万名成年人。[43]另据苏维埃政府统计，美国救济总署曾向俄国48.5%的饥民提供过粮食援助，并向俄国多家医院和保育院提供过药品援助。正是因为有了美国救济总署的粮食和药品援助，才使千百万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俄国饥民摆脱了疾病困扰和死神威胁。 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和对立，苏维埃政府对外国救援机构在俄活动始终怀有高度的戒备心理，担心这些机构在俄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1921年12月斯大林对外国救济组织的谍报活动发出警告：“不要忘记，充斥俄国的商业和其他代表团在与俄国做买卖、救济俄国的同时，也是世界资产阶级的谍报机关。”[44]1922年5月俄共（布）乌法省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在声明中也指出：“美国救济总署为白卫分子破坏苏维埃政权、从事反革命活动提供了场所。”[45]正是因为相互间缺乏必要的信任，苏维埃政府与美国救济总署在合作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摩擦。 按照里加条约，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有充分的自由来选择俄方雇员。这一点常常引起苏维埃政府的不安，担心因此会失去对美国救济总署在俄活动的有效监督。美国救济总署通常喜欢吸收有一定社会经验的俄国知识分子来为其工作，但是这样的人数量有限。十月革命后大批的俄国知识分子、包括教授和医生离开了俄国，剩下的很多人遭到了苏维埃政府的排挤和镇压。由于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充满恐惧、害怕被指控为从事反革命活动和与外国资本有瓜葛等原因，很多俄国人拒绝为美国救济总署工作。[46]但是，救济总署的地方机构最终还是建立起来了。在这些地方机构中的很多俄国人是贵族和小市民出身。由于这一点和其他原因，苏维埃权力机关指责美国救济总署在吸收俄方雇员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不是他们的阶级属性、知识和经验，结果让一些非无产阶级出身、更富有阶层的人获得了这份工作。 苏维埃地方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有时候还干预救济总署的工作。1922年11月4日，美国救济总署在俄国的总负责人哈斯克里向苏维埃政府负责美国救济总署事宜的全权代表兰杰尔[47]反映：救济总署决定在喀山设立露天食堂，但当地的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却拒绝提供开办食堂的资金。而根据里加条约的规定，美国救济总署有权决定食品供应的地点，苏维埃政府必须负担这些食品供应点的费用。于是，哈斯克里向兰杰尔表示，如果苏维埃方面不能为成立露天食堂提供资金的话，美国救济总署将停止在当地发放救灾食品。[48]通常，类似这样的事件因美国救济总署以停止当地的救援工作相威胁都会很快得到解决。 当然，苏维埃权力机关无法对在外国机构中工作的俄方人员完全不受它们的约束无动于衷。1922年夏，兰杰尔要求美国救济总署承认苏维埃工会对其俄方雇员的监督权，理由是：75%～80%的俄方雇员都是各工会的成员。这就意味着，美国救济总署应当承认当地的工会委员会有权代表这些劳动者的利益。此外，兰杰尔还要求美国救济总署在招收和解雇俄方工作人员时应向他个人通报。美国救济总署在俄国的副总负责人西罗尔·克文则认为这些要求与里加条约不符，予以拒绝。[49] 逮捕美国救济总署的俄方雇员是苏维埃政府反对该机构在俄国享有特权的明显表现。1922年春，在萨马拉的8名美国救济总署的俄方雇员被苏维埃方面逮捕。当美国救济总署就逮捕俄方雇员的原因提出质询时，苏维埃方面表示，这些人是社会革命党成员。考虑到美国救济总署对此事的不满，苏维埃政府只好做出让步：签署逮捕救济总署俄方雇员命令的、苏维埃负责美国救济总署事宜的萨马拉分支机构的负责人萨夫金被解除职务。[50] 1922年2月，苏维埃方面逮捕了察里津省美国救济总署的俄方人员阿尔扎马斯采夫，指控他从事反革命活动，理由是其在1919年曾支持过察里津的白卫分子。美国救济总署在察里津地区的负责人博乌坚向当地权力机关表示，逮捕阿尔扎马斯采夫违反了里加条约的规定，在其未从监狱释放出来以前，美国救济总署将终止对察里津的救灾工作。[51]苏维埃政府负责美国救济总署事宜的全权代表埃杜克1922年2月18日在给哈斯克里的信中情绪激动地指出：“博乌坚先生的行为与其作为你们和美国人民的代表所担负的伟大使命和义务并不相称。”[52]哈斯克里通知埃杜克，他将临时中断察里津的工作。加米涅夫以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对此表示抗议。哈斯克里则答复说，美国救济总署并不打算保护犯罪者或反革命分子，但是从今往后将反对地方权力机关未经批准擅自逮捕和恣意行动，因为这将妨碍救济灾民的组织工作。由于担心被苏维埃权力机关逮捕，在察里津多数受过教育的俄国人根本不敢为美国救济总署工作。 1923年救济总署在苏联的活动结束后，苏联政府逮捕了几百名曾在美国救济总署各地区分部工作过的俄国人，指控他们为了华盛顿的利益和金钱从事反革命间谍活动。苏维埃方面称这些被逮捕的人早就处于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监视之下，只是对其逮捕推迟到救济总署的工作结束之后。逮捕美国救济总署从前的俄方雇员引起胡佛的强烈愤慨。《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后来曾就此事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写道：“一开始我理解他的愤怒，但很显然，在美国救济总署雇佣的8万人中有不少滥用自己的地位从事国家政治保安局认定的犯罪行为。”[53] 应当承认，并非所有的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的行为都与其在俄国的崇高使命相符。在克里木，当地的居民特别是鞑靼居民对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的印象欠佳。因为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还要求苏维埃方面为其提供别墅，他们不愿用普通的碟子吃饭，想喝陈年的葡萄酒和香槟。[54] 1922年圣诞前夕，美国救济总署的一些工作人员试图通过走私将珍宝、皮毛和艺术名画偷运出境。由于这些物品在苏维埃海关通常要征收很高的出口关税，所以他们把这些物品与美国救济总署的外交邮件放在一个箱子里，严重违反了苏维埃海关法律。苏维埃方面曾当着美国救济总署在俄国的副总负责人克文的面打开箱子，结果证实了美国救济总署工作人员从事走私活动的猜测。经过调查，克文很快开除了其手下的5名工作人员。苏维埃政权利用这一事件指责在俄国的美国人“贪财”、“是阶级异己分子”。在《消息报》上还出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他们如此援助！》。文章中说，走私事件是“文明”的美国人在“不文明”的俄国行为的典型事例。对于《消息报》这篇评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兰杰尔在秘密报告中曾遗憾地指出：“在《消息报》发表有关走私的报道后，我们与美国救济总署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55] 随着救灾工作的深入和形势的发展，苏维埃政府与美国救济总署在援助的目标上也发生了分歧。到1922年秋，俄国各地的灾情得到了缓解。苏维埃政府此时最关心的是如何恢复经济，而不是单纯地给饥民提供援助。用加米涅夫的话说，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首要的任务是改良耕地、改造运输系统，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歉收现象再次发生的可能性，而不是单纯地养活一些孩子，使他们不至于在下一年到来之前饿死。而美国救济总署对援助目标的看法却与苏维埃政权存在明显差别。从一开始，救助饥饿人群就是美国救济总署前往俄国的主要目的。在美国救济总署的官方声明中曾经指出：“援助将只提供给饥饿的人群。”胡佛也曾经说过：“任何恢复俄国经济生活的建议都应受到批评。”当两个农业公司的董事长给胡佛写信，希望通过他领导的美国救济总署向俄国供应拖拉机时，胡佛回答说：“我的组织从来没有做过向苏维埃国家提供拖拉机和其他技术的生意。”显然，美国政府反对向苏维埃俄国提供任何旨在恢复其经济的援助。[56] 1922年秋，苏维埃政府声明，俄国的饥荒已经基本消除，同时宣布了与饥荒造成的后果作斗争的新方针。新方针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工业和农业。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2年9月12日的决定，救助饥民的中央委员会被改为与饥荒后果作斗争委员会。苏维埃政府工作方针的改变，使救济总署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进一步复杂起来。[57] 当美国政府了解俄国决定向国外出口粮食后，救济总署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尽管加米涅夫称，俄国出口粮食的数额并不大。但是对于出口粮食的这一做法在苏俄国内就有人提出异议。例如，在国内一家刊物上有人提出：“不能靠饿着我们俄国人的肚子来发展粮食出口。”在后来一次部门会议上，中央统计局的代表波波夫也提出：“如果我们把一部分粮食运到国外，同时又从国外得到慈善救济，这样的做法不太合适。”[58] 对于苏维埃出口粮食，美国方面的反应更加强烈。胡佛和哈斯克尔表示，俄国出口粮食使美国救济总署的援助面临着危险。美国的报纸上用大标题醒目地写着：“用武力和狡猾的阴谋赢得和平，这就是红色俄国人的把戏吗？”“俄国一边要救济、一边卖粮食”，“苏维埃卖了很多粮食！”[59]1923年春，美国救济总署决定离开俄国。5月末，美国救济总署向苏维埃政府正式通知了这一消息。到1923年夏，该组织的所有美方工作人员全部返回了美国。 在对美国政府和人民的人道主义援助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我们无法否认，美国政府在对俄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背后，暗含着一定的政治动机，即：美国政府试图利用俄国发生严重饥荒，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产生动摇和怀疑之机，通过粮食援助来促使布尔什维克党政权尽早垮台。 早在1919年3月，胡佛在致威尔逊总统的信中就提出了有关利用粮食援助来与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计划。胡佛认为，“革命的钟摆还要向后，向某个适中的位置摆动”，国际武装干涉不能达到目的，这是因为美国人民不同意这种干涉，士兵们也不能抵抗“布尔什维克的感染”。所以，他建议向苏俄派遣“中立”的委员会以组织粮食干涉。因为“这样一来就有时间来决定……俄罗斯人民本身是不是要向后摆动，趋向中庸之道。而这些思想（此处指布尔什维主义——作者注）就会不攻自破”。可见，胡佛认为对俄国的援助是“保证共产主义崩溃的最好方法”。[60] 关于美国援助苏俄饥民的政治动机，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并不讳言。例如，1921年12月美国国会在讨论拨款2000万美元来援助苏维埃饥民的法案时，参议员肯翁指出：“这不仅仅是一种捐赠，也是一种坚定的经济政策。我们缓解了国内局势，同时也排除了我们纯粹的慈善活动的性质。”另一名议员罗格尔斯也认为：“众议院很多议员担心，援助法案将对正在灭亡的布尔什维克制度提供帮助。显然，他们的担心是自然的，但完全没有道理。问题在于，如果说等待做出决定的法案有某种政治意义的话，那么它将迫使布尔什维克制度更快走向灭亡。”[61] 尽管苏维埃政府在1923年7月10日专门通过决议，对美国人民和美国救济总署对俄国饥民提供的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美国人民通过美国救济总署向其提供的援助”。但是在私下里，苏联官方却对美国援助俄国的真正动机持另一种看法。在目前已经解密的1921年10月17日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息公报中说：“……美国政府支持胡佛开展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让俄国人进一步了解美国，同时把大规模援助饥民的活动当作反苏维埃制度的一种宣传，顺便利用胡佛的人员来搜集和扩充他们所需要的俄国情报，没有任何理由怀疑美国政府和胡佛试图利用胡佛的组织及其在俄国的间谍达到其直接的反革命目的。”[62] 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整个20世纪20年代苏联没有实现与美国和平共处的愿望，与美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只是到30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苏美才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暂时搁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世界性经济危机与峰回路转的苏美关系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作为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冲击。1929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为40%，但到1933年末，美国的工业产量却仅相当于1929年的65%。在美国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市场需求几乎缩小到最低限度的同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为保护本国市场，高筑关税壁垒，极力抵制美国商品涌入，致使美国对外贸易大幅滑坡。与1929年相比，1932年美国的出口额减少了69.4%，进口额减少了69%。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美国迫切希望寻求和扩大商品销售市场。[63] 正在美国遭受惨重经济危机之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正以资本主义国家前所未有的速度飞快发展。到1932年，苏联完成了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苏联的工业产量大大增加，并先后建起了一批大型重化工业企业。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特别是工业设备需求强劲，成为世界市场上西方技术和机器设备的最大买主。1931年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约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量的30%，到1932年这一比重上升为50%。1929～1933年，苏联用于购买机器设备的外汇开支达60.1亿卢布。[64] 美国是苏联机器和设备的主要提供者之一。1929～1930年，美国有36个州的几百家企业参与制造苏联的订货，尤其是威斯康星州、伊利诺斯州、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据统计，1931年苏联所购买的美国机器设备约占美国机器设备出口总量的50%。[65] 苏联不仅是巨大的商品销售市场，也是重要的原料供应地。锰、镍、铅、铬等是美国奇缺的矿物原料，国内几乎不能生产，主要依赖进口。1929年美国所需的锰矿有一半以上是从苏联进口的。[66]除矿物原料外，美国还需要进口苏联的锯材、羊毛、小麦等商品。与其他国家相比，苏联供应的商品不仅质量较好，而且价格大大低于国际市场。 尽管如此，由于没有外交关系，美苏两国的贸易关系极不稳定。首先，苏联很难得到美国提供的长期贷款和签订长期的贸易合同。由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苏联欠美国的债务问题又长期得不到解决，美国许多大银行都不愿意向苏联提供贷款。在银行严格限制提供贷款的条件下，美国公司很难接受苏联的订货。它们通常只接受苏联的现金支付方式，而避免接受苏联的汇票，因为银行对苏联的汇票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即使一些公司可以为苏联的订货提供贷款，但贷款条件十分苛刻，贷款利率很高。其次，美国国内反苏势力的宣传活动也给两国贸易关系带来不小的阻力。1930年3月24日美国保护宗教和少数民族权力委员会通过决议。决议声明，如果苏联不停止在国内破坏教堂和迫害信仰宗教的人士的行动，美国将不会承认苏联。1930年2月罗马教皇还公开号召对苏联进行“十字军”征讨。美国劳联负责人还指责苏联驻美机构——苏美贸易公司暗中支持美国的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为这种活动提供拨款。苏美贸易公司因为没有正式的法律地位而得不到司法保护，美国很多贸易公司和银行都避免与其直接进行联系。 在两国贸易关系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胡佛政府从顽固的反苏立场出发，对苏联的出口采取了许多歧视性措施，致使苏美贸易关系严重恶化。美国指责苏联按倾销价格抛售商品，并据此对从苏联进口的许多商品征收反倾销税。被课征反倾销税的商品包括火柴、石棉、木材、无烟煤、种子和其他商品，约占美国从苏联进口额的1/4，反倾销税平均提高到59%，给苏美贸易带来很大的困难。1930年美国还通过一项新的关税法，该法令307条规定，禁止使用囚犯劳动或强迫劳动的商品输入美国。美国的新关税法要求进口商必须证明，它们进口的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并没有使用强制劳动。1930年5月美国以使用强制劳动和倾销为名禁止苏联产的火柴进入美国市场，随后，又宣布禁止苏联的木材和锰矿入境。1930年12月，美国农业部还出台了有关不承认苏联的兽医卫生许可证的决议。美国对苏联出口商品采取歧视性措施的同时，还极力怂恿一些欧洲国家也抵制苏联的商品。1930年8月，美国财政部长梅隆访问欧洲，其目的是呼吁欧洲国家也抵制苏联的商品。在他的鼓动下，法国在10月宣布对从苏联进口的商品实行许可证制度，随后，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比利时也对苏联商品采取了抵制措施，结果导致苏联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大大缩减，苏联政府不得不增加从德国和英国的订货。由于苏美贸易关系的恶化，到1933年，苏联对美国的出口额仅为1929年的32.25%，从美国的进口额还不到1930年的6.3%。[67] 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越来越多的美国工商界和政界人士开始认识到，美国对苏贸易歧视政策最终损害的是美国自身利益，美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苏联这个拥有巨大潜力的销售市场和重要的原料供应地。因此，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美国必须尽快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苏美之间的经济贸易活动不仅有利于美国实业界，也有利于苏联的经济建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8～1932年），苏联从美国进口了大量的拖拉机、金属加工机器、挖掘机、电力设备、汽车等。美国的技术援助更是对苏联的工业化建设起到明显推进作用。1928～1929年苏联与美国共签署了132个技术援助合同。这些援助合同涉及由美国公司负责向苏联提供开采煤炭、制造汽车、拖拉机、建设第聂伯河水电站，以及生产收音机和各种仪器设备等方面的技术。对于美国技术援助对苏联工业化的重要作用，斯大林曾做过公正评价。他认为，苏联约有2/3的大型企业是在美国的援助下建立起来的，尤其是福特先生帮助苏联建立了拖拉机和汽车制造工业。因此，为了加速苏联工业化建设，与美国建立正常的经济贸易关系已经成为苏联外交的迫切任务。 世界性经济危机不仅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带来严重破坏，也使国际政治局势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成为日后苏美外交关系转变的前提条件和契机。 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国际局势的变化首先是与日本日益加深对中国的侵略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危机爆发后，资源贫乏、市场狭小、经济基础脆弱的日本受到严重冲击。面对日益加深的政治经济危机，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力图通过发动战争来实现其摆脱经济危机和对外侵略扩张的目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给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构成一定威胁。可是美国一开始并没有积极采取外交行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争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霸权上美国和日本虽然互为竞争对手，但双方在激烈角逐的同时，又存在明显的相互依存关系。经济上，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1930年美国对日贸易超过其对华贸易的3倍，占日本对外贸易的1/3。[68]政治上，日美都有反苏、反共的愿望和意图。此外，当时的美国政府正忙于解决经济危机，国内又存在反对战争的浓厚孤立主义情绪。鉴于日本的侵略尚未对美国在华经济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美国首先力图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国务卿史汀生在会晤日本驻美大使时表示，希望日本和中国军队采取克制态度，避免使用武力。[69] 随着日本侵略行为的加深，特别是日军攻陷锦州后，华盛顿开始意识到，中日之间已经完全不存在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满洲问题的可能性。如果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再不加以遏制，美国和世界和平将面临严重威胁。1932年1月7日，史汀生分别向日本和中国政府发出照会，阐述了美国政府在日本侵略中国问题上的立场。照会声明：美国政府现在不承认、将来也不承认能够给美国及其公民在中国的既得权益带来损害的条约和形势，包括那些涉及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政策的条约。 1932年1月28日，肆无忌惮的日本军队对上海发起了进攻。日军进犯上海在西方列强中间掀起轩然大波。上海是中国南方的门户，也是西方列强对华经济渗透的中心。英国在华投资的近80%，法国在华投资的约90%，美国在华投资的65%都集中在上海。美国政府认为，日本侵占上海的最终目的是要征服全中国，把包括美国和其他大国排挤出中国，继而实现其独占东南亚和大洋洲的狂妄梦想。[70]事变发生后，美国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并在太平洋地区开展军事演习。 日本对中国侵略，不仅对美国在华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个沉重打击，而且对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和远东地区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开始进犯中东铁路线。鉴于东北的军事战略形势对苏联越来越不利，1931年末，苏联政府开始加强远东的军事部署，同时采取了一些外交措施。1931年12月31日，苏联向日本建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对于这一建议，日本政府直到1932年12月中旬也未给予官方答复，这更加剧了莫斯科方面的不安。1932年初，日本未经中东铁路行政部门批准，擅自占领火车站来运送日本军队，随后又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利用中东铁路运送军队的要求。迫于日本的压力，苏联不得不在1932年2月末同意日本为了商业目的使用这条铁路。从1932年4月起，日本及其控制下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在中东铁路制造事端，占领车站、抢夺贵重财物、逮捕并杀害苏联公民，此类事件以前从未发生过。日本的一些人士还多次发表演说，公然提出进攻苏联和夺取远东领土问题。 满洲局势的不断恶化促使苏联开始认真考虑应该与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加强合作，共同遏制日本在这一地区的侵略行为。[71]由于美国一直顽固地坚持不承认苏联的政策，因此，在联合抗击日本侵略问题上，苏联经历了对美国指责、猜疑到逐渐接近的转变过程。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美国曾试图插手1929年中苏在中东铁路的冲突事件，这令苏联政府大为不满。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缺乏对美国的信任，当时的苏联报刊断然指责说，美国实业界和金融界都希望远东发生战争。1931年12月10日，《真理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美国现在和过去都企图使苏联卷入远东的战争、企图组织和发动美国资产阶级集团来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华盛顿是挑起战争的危险策源地。”在苏联看来，对美国的上述指责虽无真凭实据，却不无道理，因为满洲事变前美国的报刊曾发表言论说：“消灭苏联是胡佛毕生的目标。”[72] 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和远东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苏联对美国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苏联政府认为，虽然美国对日本的侵略并没有采取制裁措施和军事行动，但是华盛顿政府已经流露出对日本的反感。据苏联驻美非官方代表斯克维尔斯基回忆，华盛顿上层承认，日本人欺骗了他们。虽然日本再三保证无意侵略满洲，结果却占领了锦州。而且，日本很有可能将侵略范围扩大到中国内陆地区。因此华盛顿政府讨论过抵制日本甚至是与其作战的计划。1932年1月，有消息说美国军队将在太平洋沿岸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莫斯科认为，这一消息说明美国打算对日本采取遏制行动。[73]美国的反日行动在莫斯科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于是，苏联政府决定投石问路，试探美国在日本侵略远东问题上的反应。 1931年末，苏联驻立陶宛全权代表加林斯基在与美国外交官富尔顿会晤时表示，苏美建立外交关系有利于两国在远东地区的相互合作，然而美国在承认苏联问题上的某些做法令人失望。加林斯基还进一步指出，日本占领满洲后，下一个侵略目标就是菲律宾。如果美国不与苏联在远东建立联盟，在未来的美日战争中日本将成为胜利者，因为军事行动是在离美国主要军事基地较远的地方展开的。在两人后来的会晤中，加林斯基除重复上述观点外，还特别强调：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美苏在远东联合起来共同对日本施加压力。1932年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期间，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在对美国和平组织发表讲话时，李维诺夫声明，苏联与美国和中国相互疏远并缺少外交关系是造成远东现在局面的真正原因。否则，这种不利的局面是可以避免的。[74] 除了在远东地区联合遏制日本侵略扩张外，美苏在对抗德国法西斯的势力、维护欧洲的稳定和自身安全方面也存在着共同利益。 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就将建立世界霸权，把美国排挤出德国和欧洲市场，继而排挤出世界市场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希特勒曾扬言：“我们要在巴西建立新的德国，通过国社党的宣传，可以很容易地把阿根廷和玻利维亚这两个国家统一起来……墨西哥应当成为德国的墨西哥。美国在垂死挣扎，它永远也不能再干涉欧洲战事。”[75] 为了实现狂妄的扩张计划，希特勒对德国所有的驻外机构都进行了改组，大量的间谍充斥其中。德国间谍从1933年就开始在美国活动，当时美国有18个由德裔人建立的团体，这些团体在纳粹分子的领导下进行各种宣传破坏活动。法西斯分子上台后，他们就开始秘密策划对美国的战争。 令美国政府更为不安的是德日法西斯势力的联合动向。据美国驻德国武官向国务院报告，希特勒建立独裁统治的第一年，德日之间就开始频繁进行接触。欧洲的报刊还报道了德国和日本外交官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的秘密联系。法国的一些观察家甚至指出，德日之间存在某种共同行动的协议。[76]美国政府认为，一旦德国的扩张计划得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将面临严重威胁。 希特勒上台后的头几个月，美国和德国矛盾进一步加深。为了扩军备战，德国开始缩减从国外首先是从美国进口粮食。德国还对美国公民进行挑衅，恐吓并逮捕在德国的美国人。 针对德国的反美行动，美国驻德大使多德多次向德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德国虽然表示道歉，但依然我行我素。1933年希特勒政府采取措施，使外国持有者特别是美国持有者手中有价证券的价值大幅贬值。由于这一措施严重损害了购买德国有价证券的美国垄断组织的利益，德美关系趋于恶化。[77] 鉴于德国法西斯分子的猖狂活动和德美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希望通过苏美关系的正常化来稳定欧洲局势，巩固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关于这一点，美国历史学家白瑞德曾经写道：在直接参加苏美建交谈判的三人（菲利普、布利特和凯利）中有两人认为，希特勒德国的存在是美国同苏联建交的主要原因之一。[78] 德国法西斯分子执政，同样也威胁到苏联的利益和安全。1922年苏联同德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在此后的10年时间里，苏德保持着正常的经济、政治往来，德国还是苏联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自从法西斯分子上台后，两国关系开始不断恶化。1933年1～9月，德国多次对苏联公民进行非法搜查和逮捕。苏联政府曾屡次向德国提出抗议和警告，德国政府却置若罔闻。苏联政府还获悉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邀请英、法、德共同签署四国公约，承认德国在军备上与其他大国享有平等权力的消息。尽管公约最后没有被批准，但意大利绕过国联为希特勒扩军大开方便之门的做法使苏联政府认识到，在处理欧洲事务时几个大国有意孤立苏联，欧洲的局势对自己愈加不利。[79]面对日益复杂的欧洲局势，苏联外交把遏制德国扩张，维护自身的安全以及欧洲的和平与稳定当作一项重要任务。 综上所述，正是日德法西斯日益加深的侵略扩张行动才使苏美之间出现了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尤其是日本对中国侵略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主张苏美关系正常化。苏联政府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变化。1932年4月25日苏联驻美非官方代表斯克维尔斯基向李维诺夫通报说：“远东局势继续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增强的侵略扩张行动使美国人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苏日冲突的危险性。去年11月，当我刚从苏联来美国时，美国很少有人从远东局势的角度来审视苏美关系。那时候就连美国国务院也相信，日本不会入侵中国。国务院还试图把日本在远东的强硬政策和苏联的克制行为理解成苏日之间有秘密条约存在，在某些有影响力的群体中也普遍存在着亲日情绪。日军占领锦州、上海并在中国内陆省份继续采取军事行动表明，美国此前对苏日关系的判断是缺乏根据的。因此，无论是公众舆论，还是华盛顿政府的态度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倾向于反对日本。美国人已经意识到在争夺太平洋地区主导权的斗争中自身所面临的战争风险。削弱苏联的政策是很危险的，因为苏联在稳定远东局势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在现实生活中主张苏美和解的观点获得了广泛支持。”[80] 在主张承认苏联的队伍中，既有广大工人群众，也有主张同苏联进行贸易的农场主和工商界人士，还有主张同苏联进行科学和文化交流的知识分子，就连美国政界人士也积极呼吁政府应当实现苏美关系正常化。1932年4月，众议院民主党参议员萨巴特向外交委员会提出一项决议案，批评了美国政府的反苏政策，呼吁同苏联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萨巴特在决议案中说：“既然……苏联政府是一个稳固的政府，各个国家都已经承认它并与其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既然苏联政府一再表示愿意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而且因为两国没有友好关系，美国公民已经失去了有利可图的贸易往来，那么，参众两院应联合通过决议，请求美国总统指示国务卿就美俄两国建立友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问题同苏联政府进行谈判。”美国“对外政策协会”会长雷蒙德·布埃耳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阐述美国在远东的困难处境，他强调指出，“不承认苏联的政策……削弱了美国在远东的地位。”[81] 美国社会各界对苏联态度的转变，在新闻媒体的评论中得到明显反映。1933年6月，俄美关系委员会曾在美国报界就承认苏联问题进行过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1139家报纸中有718家即63%明确表示赞成承认苏联；有306家即26.9%表示反对承认。而到1933年10月，赞成承认苏联的报纸已有1000多家。[82] 罗斯福的转变与美苏建交谈判 在苏美建交问题上，苏联政府的态度始终是积极、明确的，即：愿意在不干涉内政和解决债务问题的基础上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多次主动要求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苏维埃政府通过了《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战国人民和政府，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建议立即就缔结公正、民主的和约进行谈判。1919年初，苏维埃政府向美国派出了自己的外交代表马尔滕斯。美国不但拒绝承认其代表地位，还以苏维埃政府试图通过共产国际颠覆美国社会制度为由将其驱逐出境。尽管如此，列宁在1919年秋天仍然表示：“我们完全同意与美国（也同一切国家，但特别是同美国）达成经济协议。”[83]1921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向美国政府提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建议，并着重强调：“同美国没有正常的事务关系，这在苏维埃俄国看来，对于两国人民是特别不正常和有害的。”[84] 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俄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1922年苏维埃政府派出了以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为首的代表团出席在热那亚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在会上苏维埃政府声明，可以放弃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封锁给俄国造成损失的赔偿要求，但各大国必须在法律上承认苏联。美国政府表面上拒绝派正式代表出席热那亚会议，暗地里却阻止苏维埃政府与一些国家达成协议。[85] 1923年底，柯立芝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随即致函柯立芝总统，希望缓和两国关系的紧张局面，并就影响双边关系的主要问题进行谈判。苏联的建议遭到柯立芝政府的拒绝，理由是苏联政府一直拒绝偿还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欠美国的外债，拒绝返还被没收的美国公民的财产，并不断进行推翻美国现行制度的宣传活动。尽管如此，苏联政府始终没有放弃与美国建立经贸和外交关系的努力。1927年底，齐切林在给李维诺夫的信中还指示：“当前我们的迫切任务就是想方设法与美国实业界之间建立联系。要争取与美国做贸易，从美国获得更多的贷款。”[86] 1929年胡佛就任美国总统后，苏美关系仍然没有任何进展。胡佛早年曾与英国企业家乌尔克瓦特一起从事西伯利亚和乌拉尔矿产资源的开发活动，他们成立了克什特姆采矿厂、塔那雷克斯公司和俄亚股份公司。1914年俄亚公司的子公司——额尔齐斯股份公司又在俄国创办了里杰罗夫斯基和吉尔吉斯矿山公司，其中吉尔吉斯矿山公司还在俄国从事租让活动。但十月革命后所有这些公司都被苏维埃政权收归国有，胡佛因此蒙受巨额财产损失。[87] 胡佛崇尚美国的民主政治。他称布尔什维克是一伙“杀人犯”、“共产主义是一个深渊，认为如果失去理性的民众被饥饿和瘟疫所控制，那么所有的政府都会坠入这一深渊”。因此，向俄国提供援助是“保证共产主义崩溃的最有效手段”。[88]在胡佛执政时期，美国始终拒绝承认苏联。1931年3月，当国务院有人提出同苏联改善关系时，胡佛命令国务院电告所有美国驻外使馆：“本政府不可能改变态度，承认俄国的现存制度。”[89] 在1932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苏联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获悉胡佛在承认苏联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只要胡佛继续当选总统，承认苏联的问题就毫无指望。于是，苏联把两国建交的希望寄托在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身上。 1933年，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选中获得胜利，取代始终坚持反共政策的胡佛成为新一届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对共产主义信仰持否定态度，但作为有着非凡胆识和战略远见的总统，他更倾向于从国际局势的视角来冷静、客观地审视苏美关系：尽管苏美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存在根本对立和冲突，但随着日德法西斯势力的侵略扩张，世界战争的危险性不断增加。日德法西斯的侵略行动不仅威胁美国，也威胁到苏联在亚洲和欧洲的利益和安全。如果不与苏联这样与日德法西斯侵略存在利害关系的大国合作，美国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根本利益之间，奉行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罗斯福总统最终选择了后者，主动打开了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大门。 1933年10月10日，罗斯福总统直接致函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他在信中对“两国伟大的人民一百多年来存在令人愉快的传统友谊”，现在却没有外交关系表示遗憾。他“盼望努力结束美国一亿二千五百万人民和俄罗斯一亿六千万人民之间目前的不正常关系”。为了解决两国现存的矛盾和问题，罗斯福建议苏联派代表前往华盛顿就建交问题直接进行谈判。[90]罗斯福的主动邀请使冻封已久的两国关系的冰河开始融化。莫斯科欣然接受了苏美谈判的建议。1933年11月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率领代表团抵达华盛顿，同罗斯福总统就建交问题展开直接谈判。 苏美建交谈判主要围绕宣传、宗教和债务问题展开。随着美国社会舆论向对苏友好方面转变，在困扰苏美关系的三大问题当中美国公众更为关注宣传和宗教问题。整个建交谈判依然暴露出双方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矛盾。 宣传问题始终是困扰苏美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大量的档案材料表明，美国社会对共产国际在美国的宣传问题极为关注，而苏联政府许多年间对此事一直矢口否认。 1926年1月11日，美国共和党民族执委会成员古特里奇在给时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及夫人的信中写道：“您曾对我说过：‘俄国不会给第三国际提供资金，但我们不能拒绝为其提供场所，其他国家的政府也曾给第一和第二国际提供场所。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不能拒绝第三国际’。可是美国人说，这完全是两回事。因为第一、第二国际并没有号召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现存的政府。说得更明确一点，我们认为，如果你们想成为我们的邻居，就不能在自家的屋内庇护经常威胁要闯进我们屋子里的人。”信中还说，“直到现在季诺维也夫还是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莫斯科市委书记和政治局成员，同时还是第三国际的主席。这就不可能让美国人相信，共产国际不是苏联政府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可以说，我们的绝大多数民众坚信这一看法，并完全支持总统的政策——只要在美国还进行鼓动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宣传，只要苏联政府不仅向此类机构提供场所，还向其提供有力的支持（这已被苏联官方报纸上的大量文章所证实），美国就绝不会承认苏联。”[91] 1930年8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新闻处负责人阿林斯与美国的一些议员和学者进行了会谈。会谈中美国人曾向阿林斯询问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以及苏联政府为共产国际提供资金一事。阿林斯辩解说，苏联政府的政策和共产国际的政策不是一回事。比方说《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是政府签订的，可是全世界共产党都反对这一公约。美国人又提出：“在革命的最初日子里俄国人认为，革命要想成功必须要进行世界革命。但现在，显然苏联政府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为什么苏联政府不能公开声明，苏维埃制度在俄国的存在并不需要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呢？”阿林斯则答道：“应该把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政策区分开来。苏维埃政权自存在之日起就试图与其他国家签订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所以不需要专门声明。”[92] 苏联政府始终矢口否认与共产国际有直接联系。然而，真实的情况究竟怎样呢？20世纪90年代解密的苏共档案证实：苏联政府确实与共产国际存在一定的联系。美国著名的实业界人物、美国在苏联的第一家租让企业的负责人哈默曾长期扮演共产国际的间谍和信使的角色。共产国际正是通过他作为中间人对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工人运动提供了资金支持，也正是由于哈默与苏联政府非同寻常的关系，才使其与苏联政府在租让制问题上相互合作，并在俄国居住的9年时间内将大量沙皇家族的珍贵艺术品运往美国出售。[93]另外，我们也可以从20年代英国谍报机构获得的重要情报中证实苏维埃政府对共产国际提供过资金援助。1922年12月，英国的谍报机构搞到了一份共产国际领导人秘密会议记录。这份记录表明，苏维埃政府在俄国遭受严重饥荒的困难条件下仍然没有放弃对共产国际的资金援助。在这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决定向美国共产党拨款30万美元，目的是支持美国共产党动员和组织国内的黑人志愿者参加红军；向英国共产党拨款8万英镑，用来援助其进行大选和在群众中开展宣传工作；向印度共产党拨款12万英镑，以支持英属殖民地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94] 在1933年11月10日会谈中，罗斯福交给李维诺夫的有关宣传问题的文件要求：苏联政府必须保证不以任何形式干涉美国内政；不支持、不参加旨在干涉、推翻、削弱和改变美国或美国政府所属机构的宣传活动不得为这种宣传活动提供资金；禁止利用政府机构和代理人从事上述目的的宣传活动并为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政府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不得参与组织上述活动；苏联政府应禁止以此为目的的组织、团体和个人留在本国境内，并取缔此类组织在本国领土上的活动。这份文件尽管没有点名，但显然是指共产国际，其实质是要求苏联政府取缔共产国际。[95] 罗斯福坚决要求苏联就宣传问题做出承诺。李维诺夫则表示，关于这一问题苏联可以和美国缔结一份与苏联和其他国家缔结的协议相类似的协议，超出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当晚，双方继续会谈，罗斯福总统的态度稍有变化。他没有提出取缔共产国际和终止革命宣传的要求，而是建议莫斯科终止与美国共产党和其他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李维诺夫则回答说，苏联政府与共产国际没有联系。随后，他拿出一份有关宣传问题的文件，文件中列举了苏联在与其他国家谈判时就这一问题做出的承诺。[96] 11月11日晚9时，李维诺夫与罗斯福和布利特就宣传问题再次展开交锋。双方谈到了此前苏联政府与其他国家签订协议中就宣传问题所承担的义务。罗斯福总统和布利特指出，除协议中规定应承担的义务外，拉脱维亚、阿富汗等国还要求苏联撤销共产国际及其在各国的分支机构。鉴于宣传问题的敏感性，布利特提出应禁止美国共产党在国内的活动。李维诺夫则强调，苏联政府在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时将严格遵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一原则也适用于美国。[97] 在讨论宣传文件的具体细节时，罗斯福总统和布利特提出，应当使共产国际的义务具体化。李维诺夫坚决反对，他直言不讳地声明：“我们过去没有承担此类义务，现在不会终止共产国际的活动，将来也不会去影响共产国际，更不用说去影响某些共产党了。因此必须事先认同我们在宣传问题上就承担义务所做出的相关解释。”[98]罗斯福和布利特无法接受这样的条件。经过长时间的争论，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承认：让苏联政府取缔共产国际简直太难了。于是，他警告说，如果三年以后共产国际和美国共产党仍频繁活动，美国政府将就此事专门向苏联方面提出交涉。[99] 11月11日晚9时45分，李维诺夫收到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加急电报。电报明确指示：“美国人的宗教和宣传草案是无法接受的，这些条款无异于投降。关于宗教和美国公民的权利问题不能与我们所能接受的底线相距太远。在宣传问题上我们只能接受别的国家承认苏联的条件，不应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让步。”[100] 经过几天的艰苦谈判，11月16日罗斯福与李维诺夫终于交换了关于宣传问题的文件。考虑到苏联在宣传问题上的坚决态度，美国方面做出较大让步。文件中规定，两国政府相互保证尊重对方的主权，不得干涉对方的内部事务；必须严格制止旨在煽动和鼓励对缔约国另一方进行武装干涉的任何行动；双方保证禁止成立以武力改变和推翻另一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军事组织和团体。文件中并没有直接提到共产国际。[101] 关于宗教问题的谈判也不顺利。美苏建交以前，美国朝野对苏联政府迫害本国宗教界人士的做法一直十分反感。因此，美国希望利用建交谈判的机会迫使苏联政府改变自己的宗教政策。在罗斯福交给李维诺夫的有关宗教问题的草案中要求：苏联必须保证在其境内的美国公民享有充分的信仰和礼拜自由；保护牧师、神甫等神职人员的权利不受限制，保证他们不受法律上的歧视和迫害；美国公民有权在本国公民和外国公民中间开展慈善活动。[102] 在11月10日晚李维诺夫与罗斯福和布利特的会谈中，双方将大部分时间用来讨论宗教问题。罗斯福对李维诺夫说：“您是无神论者，可是您的双亲信仰上帝，他们也会教您这样做。谁也不能强迫您改变对宗教的态度，可是其他人信仰上帝，我们也不能禁止他们这样做。也许，在离开这个世界前您也会想起要找上帝，这就是人生的哲学。”[103] 11月11日晚9时，在双方的再次会晤中，李维诺夫将一份文件拿出来供大家讨论。这份有关在苏联的美国人地位问题的文件列举了苏联相关的法律条文。李维诺夫表示，苏联打算承认美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条件必须是在苏联现有的法律框架内。罗斯福反对引用苏联的法律条文，并指出，在存在这些法律条文的条件下宗教信徒实际上受到了迫害。他坚持要求应准许美国神职人员有举行宗教仪式的权利，李维诺夫拒绝了这一条件。双方各执己见，谈判陷入僵局。[104] 李维诺夫询问布利特，总统为何在宗教问题上的态度如此坚决。布利特解释说，这完全与美国的内政有关。因为“有关宗教的文件将使罗斯福在国会获得50张赞成票。他非常需要这些投票来支持经济改革”。[105] 罗斯福总统一面与李维诺夫在宗教问题上讨价还价，一面说服国内有关人士不要在美苏宗教谈判问题上制造障碍。11月11日，罗斯福还会见了美国天主教徒、大学校长沃尔舍姆，说服他不要强烈反对即将举行的谈判。为了争取新闻界的支持，罗斯福总统还做了许多工作，使新闻界在宗教问题上的态度发生很大转变。[106] ⑧`○` 電` 耔` 書 ω ω w . Τ``Ｘ``Τ ` 捌`零` . C`O`M 考虑到美国国内对宗教问题的强硬态度，苏联方面做出一定的让步。11月16日，李维诺夫在给罗斯福的文件中承诺：“苏联政府保证居住在苏联境内的美国公民自由举行宗教仪式的权利；保证其在信仰方面不受任何限制和迫害；每个公民有权信仰任何宗教。”[107] 苏美谈判中最复杂的是债务问题。1921年10月苏维埃政府在给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照会中表示愿意偿还沙皇政府1914年以前的各项外债，但前提条件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必须在外交上承认苏联。美国政府拒绝了苏维埃政府提出的这一条件。1922年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期间，苏维埃政府再次与西方国家就此问题进行磋商。西方国家坚持要求苏维埃政府必须偿还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所欠的全部外债；归还已被国有化的外国企业主的全部财产，或者即使不能归还，也必须偿还这些所有者因企业被没收和征用而遭受的财产损失。在热那亚会议上，苏维埃政府先是拒绝了西方国家提出的俄国应偿还沙皇和临时政府所欠的军事债务，以及返还已收归国有的外国企业主财产的要求，然后提出西方国家必须就武装干涉给俄国造成390亿卢布的巨额财产损失进行赔偿。考虑到这样的赔偿要求不可能被西方国家所接受，苏维埃政府接着提出：可以在不计以往利息的条件下部分偿还沙皇政府的战前债务，但军事债务不在赔偿范围之内；给财产已没收和收归国有的外国企业主提供一定的补偿，办法是将其过去的企业优先租给他们；苏维埃政府放弃外国武装干涉给俄国造成的财产损失的补偿要求，但各大国必须在法律上承认苏维埃国家。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与苏维埃政府在债务数额、赔偿方式等方面的要求相去甚远，双方在此问题上一直未能达成协议。苏美建交谈判之前，大多数美国人在谈到苏联欠美国的债务时，都认为债务的数额并不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政府担心，如果美国放弃苏联欠美国的债务，其他国家就会拒绝偿还欠美国的外债。对于苏联政府来说，情况正好相反。如果苏联政府偿还了欠美国的债务，那么它不得不偿还所有革命前的外债。[108] 1933年11月13日，苏美就债务和相互要求问题展开谈判。李维诺夫从一开始就提出，债务问题十分复杂，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解决。因此，他建议最好暂时搁置这一问题，等苏美建交后再行解决，罗斯福总统则认为必须尽快解决它。11月15日，李维诺夫与布利特就债务问题再次展开了交锋。布利特警告说，国会很快就要通过约翰逊的立法草案，该草案规定不向欠债的国家提供贷款。于是，两人就债务的具体数额开始讨价还价。李维诺夫一开始提出苏联将偿还5000万美元的债务，布利特表示反对。他指出，这一数额无法为国会接受。李维诺夫小心翼翼地问道：“国会可能接受的数额是多少？是1.5亿吗？”布利特避免直接提出这一数字，因此反复强调，只有总统有权就具体数额做出决定。[109] 在与罗斯福总统的会谈中，李维诺夫表示承认克伦斯基政府的1.87亿美元债务，前提条件是美国必须向苏联提供为期20年的贷款。总统同意了这一条件，并保证向苏联提供总计2亿美元的长期借款。双方还商定，有关债务问题的具体协议将由李维诺夫与财政部长摩根索和专家们进行磋商。为了不使双方的物质要求复杂化，苏联政府放弃了在美国的苏联财产，以及1918年1月以后因美国军队干涉西伯利亚而给苏联造成的财产损失的赔偿要求。[110] 1933年11月15日，李维诺夫与罗斯福在有财政部长摩根索和布利特在场的情况下签订了关于财政问题的两个文件。文件规定，苏联政府同意支付克伦斯基政府的债务不少于7500万美元，罗斯福总统则说服国会同意将克伦斯基政府的债务确定为1.5亿美元。鉴于双方的分歧较大，此问题以后将由李维诺夫与财政部长摩根索和布利特的谈判来解决。两国政府间的其他债务均被取消。[111] 在建交谈判中，李维诺夫和罗斯福还就公民的法律保障和诉讼案件问题交换了文件。关于公民法律保障的文件中规定，苏联准备向美国公民提供其他国家公民在苏联享有的权利。此项条款排除了美国方面提出的美国公民在苏联应享有优先权的要求。[112]在双方关于诉讼案件的文件中规定，从今往后，一直到苏美间的相互要求得到最终解决之前，两国政府不再采取任何措施来执行财产、贷款和其他义务方面的司法判决或提起此类的司法诉讼。 1933年11月16日，即苏美结束宗教谈判的当天，李维诺夫和罗斯福交换了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大使的文件。至此，美苏两国结束了长达16年没有外交关系的历史。尽管长期外交隔绝使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错综复杂，但苏美却在短暂的10天时间里就困扰双边关系的主要问题最终达成一致，这恰好说明，两国外交所面临的、共同的紧迫任务是对抗日德法西斯的侵略行动，维护自身的安全和世界和平。由于共同利益和目标的存在，美苏能够在谈判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相互妥协、让步，从而打开了双边关系的僵持局面，并最终共同揭开了美苏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回顾自苏维埃政权成立到苏美建交的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分歧始终是困扰苏美双边关系的症结所在。只是随着国际局势的根本变化，特别是日德法西斯侵略行动的加深，苏美两国政府才从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暂且搁置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分歧，开始了缓和和合作的进程。尽管如此，苏美之间关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原则性分歧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美国国内反对苏联社会制度、宗教政策和共产国际干涉美国内政的声音仍不绝于耳。美国社会舆论调查表明，直到1939年11月，仍有25%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在美国推行世界革命的工具，它“直接从莫斯科获得指示”。另有27%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共产党的政策虽然是独立的，但它在做出决策时，仍需考虑莫斯科的意见。只有9%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共产党与莫斯科没有必然联系。由于美国朝野浓厚的反共意识，72%的美国人反对美国共产党在政府机构中任职。1937年美国的民意调查还显示，59%的被调查者表示，如果需要在纳粹制度和苏维埃制度中间做出选择，他们更愿意选择希特勒的纳粹制度。[113] 由于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以及国内孤立主义等因素的影响，建交之后的美国对苏联一直采取半心半意的合作态度，只是在德日法西斯势力的侵略已经直接威胁到美国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时候，美国才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真正开始了与苏联的反法西斯合作。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德日法西斯失败已成定局，苏美潜在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重新浮出水面，加之国家利益的矛盾等因素，最终导致了冷战格局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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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王晓德：《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237页。 [35] 武军：《早期美国对苏政策的演变——从不承认主义到美苏建交》，《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6期，第23～30页。 [36] 鲁滨斯坦：《1921～1922年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曹汀等译，成都：时代出版社，1950，第110、111、116页。鲁滨斯坦在这本书中指出：“发生饥荒的全部和部分省份有22个，人口有2330万。在未被认定是歉收省份中尚有12个饥馑的省份，连同乌克兰各省的饥馑灾民总数达到3350万人。”对于1921～1922年俄国遭受如此罕见饥荒的原因，很多史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冷战时期，苏联历史学家多强调饥荒是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带来的后果；美国和西方历史学家则认为，饥荒的根源在于苏维埃政府及其所实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对饥荒负有直接、不可推卸的责任。苏联解体后，美俄学者多认为饥荒是由包括革命和战争在内的诸多因素导致的严重后果。如俄国学者齐赫拉什维利和美国学者恩格尔曼在谈到饥荒发生的原因时说：“到1921年初，由于革命和战争的破坏，苏维埃俄国已经满目疮痍，前一年的饥荒干旱、西方的经济封锁、余粮征集制及其类似行为导致粮食资源枯竭。饥荒发生后，由于交通运输遭到破坏，苏维埃政府实际上无法组织有效的粮食救援工作，将粮食从条件稍好的地区向灾区调拨。”参见Цихелашвили Н.Ш.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помощь России в 1921-1923 годах：конфликты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1995，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6，с.192。 [37] 参见Цихелашвили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помощь России，с.192；Корнилов Маскалова（отв. ред.）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урала в XX веке，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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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Севостьянов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Годы непризнания，1927-1933гг，с.327. [93] Иванян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XVIII-XX，с.584. [94] Иванян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XVIII-XX，с.584-586.；Нежинский Л.Н. В интересах народа или вопреки им？.Советска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1917-1933 годах，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4，с.17. [95] Севостьянов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1933，с.344. [96]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CCCР，Т.ⅩⅥ，с.649，865。转引自Севостьянов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1933，с.344。 [97] Севостьянов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1933，с.346. [98] АПРФ（俄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6，д.291，л.175。 [99] Севостьянов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1933，с.346. [100] Севостьянов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1933，с.344-345. [101]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CCCР，Т.XVI，с.642-644. [102] АПРФ（俄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6，д.291，л.168-169。 [103]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1933，с.343. [104] АПРФ（俄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6，д.291，л.175。 [105]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CCCР，Т. XVI，с.663. [106] Севостьянов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1933，с.343-344. [107]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CCCР，Т. XVI，с.644-649. [108] Севостьянов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Годы непризнания 1927-1933гг，с.327. [109] Севостьянов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1933，с.358. [110] Севостьянов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Годы непризнания 1927-1933гг，с.353. [111] СевостьяновМосква-Вашингтон：На пути к признанию 1918-1933，с.354. [112] 瓦里科夫：《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第195页。 [113] Лукавышников В.О.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холодный мир，Москва：наука-проект，2005，с.30-37. 苏联30年代大清洗 ——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悲剧内幕 北京大学 徐天新 苏联1930年代开展了一场针对隐藏在内部的“人民的敌人”的大清洗运动，西方多称之为“大恐怖”。这是苏联历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由于人们的理解各不相同，大清洗至今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界定。有的人把它限于大清洗高潮的1936～1937年两年，有的人把它定为1930年代，还有人把它扩展为整个斯大林执政年代。本文将大清洗定为1930年代对党政军干部的清洗、迫害和镇压。它始于1934年底的基洛夫被害案件，止于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39年初。 大清洗的镇压规模非常巨大，并且将矛头指向党内领导人和斯大林本人的战友，令人难以理解。而众多的苏联党政领导人又在法庭上公开承认自己一直在进行叛党叛国活动，则使人更为惊奇。众多难解的谜团和众说纷纭的内幕引发了人们的兴趣。同时，大清洗涉及数百万人的性命和前途命运，又是一个非常牵动人们感情的问题。因此，苏联的大清洗备受史学家关注。 关于大清洗历史的研究，首先涉及原始档案资料问题。在斯大林执政时期，档案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基本不公开。1956年2月7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调整改进档案文件管理制度，开始放宽档案的使用范围。1986年12月3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建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开放档案的问题。根据这一委员会的建议，14个部委和中央统计局解密了80多万份的档案卷宗。但有700万份左右档案卷宗受到某种限制使用，更多的档案文件则根本不开放。[1]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批档案开放。1992～2005年间，大约有1000万档案卷宗解密。1990年初，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对苏联内务部档案实施解密，还出版了相关的文件目录集。[2]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原始档案和关键资料已被有意销毁，还有一些文件遭到篡改伪造。[3] 有关大清洗的档案文件主要保存在俄罗斯联邦内务部中央档案馆和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档案馆。此外，其他的档案馆中也收藏有重要的相关文件资料。如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联共（布）中央的文件以及斯大林的个人档案。未发表的斯大林讲话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主要保存着党的最高机构、中央机关报和科研机关的文件。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苏联最高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的文件。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苏联武装力量全部活动的文件。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苏联国民经济主要管理机关和计划机关的文件。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主要保存着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文件以及一些外交官的信件。此外，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也保存着军事方面的相关档案资料。 苏联和俄国的史学家对有关大清洗的很多档案资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并按专题分类，公布于《苏共中央通报》、《苏共历史问题》、《文献资料》、《历史档案》、《祖国历史》、《人头马》等杂志中。[4]此外，出版了大量有关大清洗的文件资料集和著述，如多卷本的《不为人知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等。[5] 前斯大林集中营囚犯及其家属还组成了历史教育协会——《纪念碑》（Мемориал），旨在揭示大清洗的实情。各地搜集整理发行了遭迫害者名单，如《列宁格勒殉难者名单》。后来又加上牺牲者的传记、幸存者的回忆、图片地图等，还出版了《恨与爱的教训》、《生命反对死亡》、《巴什基尔斯坦的殉难者》、《安魂弥撒》、《白皮书》、《纪念丛书》、《贵族会议》等著作或作品。[6] 关于大清洗历史的研究，苏联史学界长期只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口径进行阐述，称1930年代的大清洗大镇压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对具体情况除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外，则很少涉及。 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大清洗的内幕开始被揭开。1953年中，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受党中央委托，重新审查斯大林时期的党纪处分和刑事处分案件，为受害者平反昭雪，并每年做一工作报告。1961年5月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建立专门委员会审查有关军队内的镇压问题，成员包括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苏联总检察长。1964年6月26日，委员会向赫鲁晓夫报告工作结果，并呈上《关于1937年司法机关和党的机关指控图哈切夫斯基同志、亚基尔同志、乌博列维奇同志以及其他军事活动家背叛祖国、搞恐怖活动和军事阴谋的复查报告》。该报告全文刊登在《俄罗斯军事档案》[7]，中文译文刊登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8]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决定进一步审核1930年代的反党叛国案件。苏共中央政治局于1987年9月28日成立了复核有关1930～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镇压材料的委员会。经过一段工作，于1988年3月5日召开第三次会议，讨论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检察院、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的关于“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一案。1988年7月27日，又召开第五次会议，讨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莫斯科总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等案件的材料。经过审议，委员会认为当时的判决是毫无根据的，决定为有关人员平反昭雪。相关的调查材料和决议刊登在《苏共中央通报》上。[9]中文译文刊登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上。[10] 苏联国内对大清洗的研究，最早是索尔仁尼琴在国外出版的《古拉格群岛》[11]，作者因此被授予诺贝尔奖。麦德维杰夫于1971年在美国出版了《让历史来审判》，系统评述了大清洗的历史。该书1974年发行了俄文版。[12] 苏联解体后，俄国学术界发表了许多综合性的研究论文和专著。[13]此外，还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如对军队中的镇压问题[14]，对检察院和内务部的工作情况[15]都作了专门研究。 西方学者凡谈到苏联历史时都大谈特谈大恐怖的问题，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罗伯特·康奎斯特的《大恐怖：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清洗》，库尔图阿等人的《共产主义黑皮书》等。[16] 中国学者也十分重视这一课题，并就镇压的规模等问题展开争论。[17] 尽管有关大清洗的档案资料在陆续解密，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但问题仍然十分多。再加上这一运动同政治、道义等方面的密切关联，学术探讨经常掺杂着政治争论和情绪对抗，以至有时完全失去了学术内容。一些人用它说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尖锐阶级斗争的表现，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另一些人则把它当作否定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重要依据。 当前不清楚或说存在争议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清洗中许多重大案件由于缺乏确凿的资料而内幕不清楚。一些学者凭片面材料或凭直觉提出自己的判断，因此各不相同甚至完全对立。如基洛夫被暗杀，究竟是尼古拉耶夫的个人行为，还是内务部或是斯大林指使的，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又如，军队中是否有反斯大林的计划，也有争论。多数人否认有阴谋存在。少数人持不同看法，说斯大林对将军们的镇压是正确的。[18] 其次，对大清洗、大镇压的时间和规模看法不一。有人把它限于1937～1938年，说遭到镇压的只是司法机关判处死刑的68万人。有人则把整个1930年代都视为大清洗大镇压的年代，并认为有很多人不是司法机关判处死刑的，还有更多死于监狱或劳改营的人。此外，还有人把遭受迫害的富农分子、富裕农民以及被迁徙的少数民族也计算在内。他们认为遭镇压的有300万～800万，遭迫害的则多达数千万。 第三，关于发生大清洗、大镇压的原因，有人说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镇压国内外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求所引发的。有人说是斯大林政权软弱造成的，因为“强大、稳固的制度是不需要靠大规模暴力进行统治的”。[19]苏联的大清洗不具有事先计划好的性质，它是政府迫于社会的压力，迫于下面对各级官员的不满才不得不采取的行动。有人则反驳说，是政府利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和对维权的无知，有意制造的。大清洗并非群众的要求和自发行为，是领导把群众变为迫害运动的参加者和支持者。[20]有的人说是领导的认识发生偏差，夸大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夸大战争威胁所导致的。还有人说是斯大林模式所决定的，说暴力专政是斯大林体制的最基本色彩，“恐怖是斯大林秩序的基础”。[21]大清洗是斯大林专权的产物。 第四，关于大清洗的错误性质，或说是肃反扩大化，或说是原则错误。 第五，关于大清洗的后果影响，究竟是为后来的战争提供胜利保证，还是造成战争前期的失利，是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还是埋下了布尔什维克党失权的祸根，一直有争议。 第六，关于谁应对大清洗的错误承担主要责任。有人认为是斯大林个人，或是斯大林为首的中央领导。有的人说是地方官僚，他们为确保个人的地位而肆意扩大清洗规模。还有的人认为是反对派分子，说“托洛茨基分子和反对派分子在这件事上抓住了党的清洗方针，同过去许多事情一样，把这个方针歪曲到荒谬的地步，使清洗变成了真正的血腥疯狂的行为”。[22] 本文拟利用目前已经掌握的档案文献，考察大清洗的历史过程，并参与上述问题的讨论。 一 危机出现和大清洗的序幕 苏联1930年代的大清洗是在国内矛盾激化，危机日益显现的背景下，经过长期酝酿发展和多方准备后出现的。 1927年，斯大林战胜最大的对手，把托洛茨基一派开除出党，接着又将布哈林等人排斥出领导岗位，确立了自己在苏联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 斯大林独掌大权后，采用行政暴力的手段全力推进自己规划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运动，虽取得了耀眼的成果，但同时也产生诸多严重问题。经济畸形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由于人为地加快重工业的发展而下降，强制和半强制劳动范围不断扩大，强迫命令和惩罚判刑力度日益加大，社会由此动荡不安。用巨大代价建成的新社会也远不像宣传的那样理想，一般群众直至各级党政领导人日益对现行政策产生疑问和意见。一些新提拔起来的领导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营建个人专权的小王国。不安定因素在增长，危机苗头开始显现。在这一动荡时刻，斯大林不是调整政策，缓解矛盾，而是不断加强他所喜爱的专政手段。他陶醉于已取得的成绩，力图用清洗和镇压来扩大自己的业绩。 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采取非常措施对付农民；同时，对党政干部进行清洗镇压。1929年4月，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通过《关于清洗和审查联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决议，决定“实行总清党”，清洗“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清洗一切非共产主义分子、蜕化分子、异己分子、官僚主义分子、混进党内的分子、自私自利的分子和以官僚态度对待自己职责的分子”[23]，开始对党内一切不忠、不满直至反对斯大林政策的分子，对一切可能是敌人的人进行清理。与此同时，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前非布尔什维克党成员的大规模镇压活动也悄然开始。 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生产事故不断发生，群众十分焦虑不满。国家政治保卫局于1928年逮捕了顿巴斯煤矿沙赫特地区的50名苏联工程技术人员和3名德国顾问。7月，进行审判，指控他们建立反革命组织，破坏生产。49人被判刑，其中5人被判处死刑。此后，全国掀起了清除“沙赫特分子”的政治运动。[24] 奇 书 网 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1929年，宣布破获“拯救乌克兰联盟”（Союз вызволения Украины），其领导人是乌克兰科学院副主席С.О.叶弗列莫夫，说他们宣扬资产阶级民族文化，同波兰秘密订约，企图把乌克兰从苏联分离出去。这一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但1930年春，仍对40多人进行公开审讯。主要领导人最初判处死刑，后改为8～10年监禁。[25] 1930年，宣布破获“劳动农民党”（Трудовая 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партия），其领导人是副粮食人民委员、著名经济学家Н.Д.康德拉季耶夫，以及经济学家А.В.恰亚诺夫、Л.Н.尤罗夫斯基、农学家А.Г.多亚连科，说该党在农业部、财政部、合作社系统、农业科学研究院等处都有地下秘密组织，共有党员10万～20万人；指控该党准备通过武装起义来夺权，商定未来政府的首脑是康德拉季耶夫。在没有对该案件进行公开审讯的情况下，1930年9月25日，秘密宣布判处康德拉季耶夫等48人死刑。[26]1930～1932年，因隶属“劳动农民党”而被逮捕的有1000多人。[27] 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了“工业党”（Промпартия）案件。交付法庭审判的有热工学院院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成员Л.К.拉姆津教授、国家计委燃料部主席В.А.拉里切夫、国家计委生产部副主席И.А.卡林尼科夫、国民经济委员会科技会议主席Н.Ф.恰尔诺夫斯基等8人。说“工业党”有2000多人，是“资产阶级技术知识界上层反革命分子集团”，同外国反动分子有联系，“企图在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间谍破坏活动”，还准备在边界制造事端，让法国、波兰、罗马尼亚等国进行武装干涉，日期定在1930年，后因缺乏有利条件，延期到1931或1932年。结果，多数接受审判的领导人被判处死刑。在这个案件审讯过程中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西方为此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苏运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得不决定对“工业党”领导人减刑，改判为不同期限的监禁。但7～8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被枪决。[28] 在侦讯“劳动农民党”案件的同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Г.Г.亚戈达于1931年2月23日下令“立即对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构中的前、现和流放过的孟什维克的实际工作进行审查，逮捕所有涉嫌进行破坏以及和非法组织有联系的人，并进行侦查”。[29]这以后，许多人被逮捕。3月1日，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Союзное бюро ЦК РСДРП，меньшевиков）案件进行公开审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В.Г.格罗曼，国家银行管理局成员В.В.舍尔，俄罗斯联邦商业人民委员部下属对外贸易垄断研究院工作人员、作家Н.Н.苏哈诺夫，经济学家、国民经济学院教授А.М.金斯堡，商业人民委员部供应部副主任М.П.雅库博维奇，作家В.К.伊科夫，马恩研究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教授И.И.鲁宾等14人被交付法庭。这些人原来是孟什维克，但已经在1920～1922年宣布退出孟什维克。公诉人指控他们后来又秘密加入孟什维克党，并组成这个党在苏联境内的领导总部；指控他们从1928年起就开始活动，与“劳动农民党”、“工业党”联合，妄图颠覆苏维埃政权。但是，法庭没有提出任何一份相关的书面文件资料来证实这些指控。法庭审讯受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第二国际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在国外强大反对声中，法庭仅判处他们以5～10年的监禁。这些人后来大多死于流放地（格罗曼、舍尔、金斯堡等）或被枪毙（苏哈诺夫、鲁宾等）。[30] 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的审判导致了一连串新的镇压。到1933年5月，监狱和隔离所里共监禁了80万人。人们把监狱戏称为“工程师和技术员的休养所”。[31] 1930年代初的社会经济危机引发党内意见分歧。一些曾经同斯大林一起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领导人开始对斯大林的政策产生怀疑甚至起来反对。С.И.瑟尔佐夫于1926～1929年任西伯利亚边疆区书记，积极贯彻对余粮户的非常措施；1929年被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以便与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相抗衡。后来，他对非常措施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感到担忧，对工业化速度表示怀疑，提出要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他与外高加索边疆区第一书记В.В.洛米纳泽多次会面。他们想弥合左翼和右翼之间的鸿沟，认为应把斯大林从党中央书记的岗位上调开。尽管他们还没有向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他们的活动已被人告密。1930年11月4日，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审查瑟尔佐夫等人的问题，后未经党中央开会就决定将瑟尔佐夫和洛米纳泽开除出党中央，将前共青团第一书记、青年共产国际领导人Л.沙茨金开除出中央监察委员会。12月1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关于瑟尔佐夫、洛米纳泽等派别活动》的决议，指责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和沙茨金组成左派—右派联盟，进行派别活动。沙茨金于1937年、瑟尔佐夫于1938年被处死；洛米纳泽于1937年自杀身亡。[32] 1932年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Союз марксистов-ленинцев）成员，其首领是М.Н.柳亭。柳亭于1914年入党，1924～1928年任莫斯科市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委书记。1927年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他不同意对农民采取非常措施，在中央委员会讨论右倾问题时，采取了所谓缓冲立场，被指责为对右倾分子持调和主义态度。1928年10月，他被解除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委书记的职务。1932年8月21日，柳亭等人在莫斯科近郊开会，讨论通过了行动纲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宣言——《告联共（布）全体党员》。呼吁书认定，国家之所以面临这种严重形势，是斯大林的领导班子在对农民使用强制手段以实现加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的问题上的偏激做法造成的。文件谈到必须实行党内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化，恢复列宁主义的准则和原则，停止强迫集体化。文件认定，在斯大林领导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期间，很难指望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为了恢复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党的生活和活动中的列宁主义原则，提高党员的积极性，使国家摆脱严重的经济形势，必须改组党的领导机构，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之职。同时，文件把斯大林称为“大间谍、奸细、党的破坏者”、“俄国革命的掘墓人”。[33] 1932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柳亭等人。10月9日，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说柳亭集团成员“已蜕变成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党和工人阶级的叛徒，妄图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骗人幌子，以秘密的方式成立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尤其是复辟富农统治的资产阶级富农组织”。[34]斯大林对柳亭的行动十分恼火，要求枪毙他。基洛夫、柯秀尔、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鲁祖塔克等政治局委员反对。1932年10月11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审判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30名成员判处期限不等的监禁、劳改和流放。1937年1月1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根据1934年12月1日颁布的非常法，在没有公诉人和辩护人参加的情况下，对柳亭等人开庭审讯，判处柳亭等12人极刑，并于当天执行枪决。1988年6月，苏联最高法院撤销对此案的刑事判决。[35] 1932年底，联共（布）中央又揭露了“斯米尔诺夫反党集团”。А.П.斯米尔诺夫曾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成员，1912年进入党中央，历任土地人民委员、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党中央书记、食品供应人民委员。同他一起被揭发的还有国内战争参加者、副内外贸易人民委员Р.П.爱斯蒙特和交通人民委员В.Н.托尔马切夫。他们在工人中开展活动，提出了解散集体农庄，改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会与国家分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等要求。1933年1月12日，党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关于爱斯蒙特、托尔马切夫、斯米尔诺夫等人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谴责他们“建立了秘密的派别集团”，进行反党活动，决定将爱斯蒙特和托尔马切夫开除出党，将斯米尔诺夫开除出党中央。1936年，爱斯蒙特在一次车祸中去世。斯米尔诺夫、托尔马切夫则在后来被枪决。[36] 不久，又揭发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斯克雷普尼克集团”。Н.А.斯克雷普尼克于1897年入党，历任乌克兰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1920年代，乌克兰内部有一股要求民族独立的势力。斯大林把这股反苏维埃的民族势力同斯克雷普尼克联系到一起。被软禁的斯克雷普尼克知道此事后于1933年自杀身亡。[37] 1933年1月12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通过《关于清党》的决议，同意政治局1932年12月10日关于在1933年进行清党的决定，试图以此制止党内不满和反对情绪的扩散。清党运动原定在5个月内完成，实际进行了一年半。200多万党员中，18%的党员被清除出党，其中15%的党员是自愿退党的。[38] 在不断扩大清洗镇压规模的同时，斯大林大力宣扬党内外冲突激化的必然性和采取严厉镇压政策的正确性，把暴力理论系统化，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1928年7月，斯大林提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39]1929年，他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中，专门讲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问题。他认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在社会主义的进攻面前，反动阶级的本性决定他们必然会反抗，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但其绝对增长还是有的。斯大林说，“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的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资产阶级“愈来愈比我们弱。正因为他们愈来愈弱，他们才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于是不得不用尽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来进行抵抗”。[40] 1930年，斯大林进一步讲到国外敌对阶级对国内阶级敌人支持的问题。他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讲道，“资本主义包围——这就是说，苏联周围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力量，它们决心要在精神上，在物质上，或用财政封锁的方法，必要时甚至用军事干涉的方法来支持我们苏联内部的阶级敌人。事实证明，我国专家的暗害活动，富农的反苏维埃活动，焚烧和炸毁我们的企业和建筑物的行为，都是受到外来的资助和怂恿的”；还说，资产阶级的更加激烈的反抗，必然会反映到党内。[41] 1933年1月，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再次强调阶级斗争的问题，说“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他还把资产阶级反抗同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认定他们是要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他说，“苏维埃国家威力的增长一定会使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的抵抗加强起来。正因为他们正在死亡，他们已经面临末日，所以他们一定会从一种袭击形式转到另一种更猛烈的袭击形式，向居民中的落后阶层呼吁，发动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从前的人物用尽一切危害和诬蔑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并企图以此发动落后分子。在这个基础上，过去的反革命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残兵败将，中部和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残兵败将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中的反革命余孽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42] 斯大林一方面把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又认为当苏联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没有阶级对抗了。为了消除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他日益把斗争尖锐化归结为资本主义国家在苏联进行间谍恐怖活动的加强，把清洗镇压对象定性为帝国主义代理人、间谍特务。[43] 1937年，斯大林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指出，“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暗害分子、破坏分子、特务、间谍、杀人凶手组成的一伙无原则和无思想的匪帮，是受外国谍报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的死敌组成的一伙匪帮”。他将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总结为，“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44]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为人为制造和激化分歧、斗争开辟了道路，为掩饰政策和工作的失误提供了借口，为排斥异己、维护小集团利益提供了武器。 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被确定的同时，斯大林不断加强国家的治安机构。原来有直属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负责侦察和审理反革命案件。一般刑事案件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处理。1934年7月10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并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清洗、大镇压统一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实施。 1934年，亚戈达出任内务人民委员；1936年9月，Н.И.叶若夫接任；1938年12月，改由Л.П.贝利亚担任。这三人，特别是叶若夫，是大清洗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们疯狂迫害无辜者，最后自己也落个被解职、被枪毙的下场。 根据1924年宪法的规定，苏联设有法院。1934年，又设置了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和区军事法庭，负责审判重大案件。此外，在1933年设置了检察院，第一任检察长是И.А.阿库洛夫。А.Я.维辛斯基最初是副检察长，1935年升为检察长。按法律规定，内务部机关必须先向检察长提交说明逮捕理由的决议以及相关的文件资料，经过检察机关审核批准后，内务部机关才能进行逮捕。宪法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非经法院决定或者检察长批准，不受逮捕”。随后的侦讯，内务部应遵守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并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进行。最后由检察机关负责起诉，法院进行审判。但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实际上并不受司法检察机关的限制监督，可以无视法律的规定，自行其是。内务部通常是在没有司法检察机关同意下，自行逮捕人。审讯也是由内务部工作人员主持进行，检察人员通常是不参加的。 1934年11月5日，内务人民委员部设置了特别会议（ОСО）以及下属的共和国、边区和州的三人小组。特别会议可以绕过法院自行审判，并且通常是在被告、证人、律师、检察官不在的情况下作出判决。1935年5月25日，这一权力扩大到地方的三人小组。它一般由地方检察长、内务部地方局负责人和警察局长组成。1937～1938年，与三人小组并列工作的还有两人小组，其正式名称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长委员会，由这两个机构的代表组成。三人小组和两人小组经常只审理案件的名单，不召见囚犯和见证人，不对审讯人员收集的材料进行审核，就作出判决，然后上报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和检察长维辛斯基。他们批准后，小组负责执行。 内务机关自成系统，各级地方机关只受上级机关的领导，不归同级地方党政机关管理，并且有权监督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活动。如州党委第一书记无权过问州内务机构的事务，却受后者的秘密监视。根据《关于保护领袖的法令》，各级干部不通知内务部派去的警卫人员就什么地方都不能去；不接受警卫人员的监视也不能会见任何人。内务人民委员部实际直属党中央政治局领导。随着斯大林个人权力的膨胀，它日益成为斯大林个人控制和使用的工具。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这一特殊组成机制使它成为破坏法制、开展大清洗镇压活动的得力工具。 苏联政府还颁布了许多有关惩罚镇压的严酷法律。党中央原来决定，政治案件未经党中央核定不准宣判处以极刑。但它经常遭破坏。政治局不得不在1931年4月20日重申这一规定。1932年8月7日，颁布保护财产的法律，加重对侵犯公共财产者的惩罚。9月16日，政治局决定取消党中央的上述决定，规定经苏联最高法院、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以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委员会批准即可执行死刑。同年底和次年年初，政治局又批准乌克兰等地组成三人小组，授予判处死刑的最后决定权。 1934年6月8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客观参与》的法律，认定罪犯的成年家属不管是否参与、是否知情，都在客观上参与其事，都要承担责任。对逃往国外的家属、受其抚养的人，可判处流放西伯利亚5年。1935年3月30日的法令更加严厉，后来载入刑法第58条。它规定对偷越国境的军人和公民判处死刑，叛逃者的家属知其叛逃意图者判处10年以下的徒刑，其他成员判处5年徒刑。1935年4月7日，苏联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可以对12岁以上（含12岁）的未成年人判刑事罪，直至判处死刑。后来，这条法律成为利用对小孩的惩治来折磨大人，胁迫大人认罪的工具。1935年5月1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要求“无情地揭露人民的敌人并把他们消灭”。从此，“人民的敌人”这个含义不清的罪名便成为随意镇压无辜者的方便借口。1937年，联共（布）中央又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做出了一项关于采用肉体感化的决定，把早已实施的严刑逼供合法化。内务人员据此更加肆无忌惮地毒打被关押的人，采取不许睡觉等折磨人的行为，甚至把人活活拷打致死，或受伤后死亡。[45]内务部人员还自己编造口供，强迫在押人员签署。[46] 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指导下，在斯大林个人专权和治安体制缺乏民主监督、相互制衡、内务部依仗特权横行无忌的情况下，苏联不断扩大清洗镇压规模，日益走向全国性的大清洗。 二 基洛夫遇刺事件与大清洗的开端 1930年代初期，对党外人士的镇压声势浩大，而对党内的清洗还刚刚开始，而且是分散地、不太引人注目地进行着，也没有涉及最高层的领导干部。1934年1月26日至2月10日，召开了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会议相对比较平和，没有强调阶级斗争尖锐化。但这种平静只是表面的，乌云已经密布，雨点开始散落，只待一声惊雷就会掀起一场暴风骤雨。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身亡，正是某些人期盼的惊雷。 谢尔盖·米龙诺维奇·基洛夫，原姓科斯特里科夫，生于1886年，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长期在高加索工作，1923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基洛夫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斗争，积极贯彻和热情歌颂斯大林的政策。1926年，他接替季诺维也夫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联共（布）西北局书记，同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基洛夫在列宁格勒的工作受到质疑。1929年9月初，《真理报》刊登文章，把列宁格勒的局势说成是“对党的无产阶级路线的歪曲”和“右倾的具体表现”。[47]同时，列宁格勒的一些工人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告密，说基洛夫曾同立宪民主党有牵连，指责他没有同反对派进行必要的斗争，要求撤销他的职务。基洛夫立即做出反应，开展清除“社会异己”分子运动。不久，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秘密会议，审查了基洛夫的问题。斯大林说，“基洛夫在《捷列克》报工作时犯有错误，他承认这点，但他有权同自由派报纸合作。提交呈文的同志没有正确评价基洛夫和正确看待他在列宁格勒的有益工作”。[48]斯大林的讲话使基洛夫逃过一劫，但也留下一个“犯有错误”的结论。1930年基洛夫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党中央书记。但他始终不是斯大林最亲密圈子中的人。[49]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被称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代表们在会上狂热地歌颂斯大林，发言中提到斯大林的地方有1500多次。但欢呼的背后却是人们对现实诸多问题的担心，对中央领导的不满。1960年代初期，党中央主席团下属的什维尔尼克委员会仔细调查研究了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问题，证实在大会进行期间，在政治局委员Г.К.奥尔忠尼启则家里举行了秘密集会，发起人是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舍博尔达耶夫，参加者还有基洛夫、埃赫、米高扬、柯秀尔、彼德罗夫斯基等人。会议商议用基洛夫代替斯大林，但被基洛夫拒绝了。斯大林很快就得知了这件事，可能是基洛夫告诉他的。代表大会最后选举中央委员。选票上的候选人数目同应选出的委员数目一样多。代表可以把名字留下或划掉。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在全体代表面前，有意在拿到选票后看也不看就走到投票箱前投了票”。[50]这显然是要代表按照他的榜样去投票。Л.M.卡冈诺维奇还向一些代表建议，划去В.М.莫洛托夫、К.Е.伏罗希洛夫的名字，以防止斯大林的得票数少于其他政治局委员。选举结果，斯大林比全额少了近300张选票。选举委员会主席В.П.扎通斯基将情况告诉卡冈诺维奇。后者说，必须让斯大林比基洛夫多得一票。还有一种说法是，斯大林得知后命令将反对他的选票销毁。最后，扎通斯基向大会宣布投票的结果为，未投斯大林的有3票，未投基洛夫的有4票。斯大林实际上究竟得到多少选票，目前还不得而知。档案中保存有1059张选票，但宣布有1225位选举人，即少了166张选票，原因不详。[51]调查基洛夫被刺案件的什维尔尼克委员会的成员О.Г.沙图诺夫斯卡娅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她说，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有292张选票划去了斯大林名字。其中的289张选票被烧掉，因此在向代表大会宣布的记录里，只有3票反对斯大林。[52]选举委员会副主席韦尔霍维赫也说欠292张选票。[53]还有说欠160票和欠300票的。由于选举委员会的63名成员后来全遭迫害，其中40人被杀害，其他人则被关进监狱或集中营，活到1950年代中期的只有3人。这就使得这次选举的内幕更加扑朔迷离。至今还没有确切的档案资料能说清这次选举真相，其结果对斯大林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与基洛夫被刺案件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都是尚未明了的问题。 1934年12月1日（星期六）下午4点多钟，基洛夫来到斯莫尔尼宫，上到三层后，贴身警卫鲍里索夫没有紧跟在基洛夫身后，而是在20步以外。基洛夫的前警卫库利涅夫1960年12月30日向苏共中央下设的委员会作证说，上级禁止他们离领导太近，“命令我们不得近于20～25步”。[54]而基洛夫作为政治局委员，有23名警卫。这时原本应在三层楼道值勤的警卫也不知为什么不在。基洛夫独自一人走向办公室。这时，隐藏在楼道的凶手得以从背后向基洛夫头部开枪射击。据州统计局负责人米·罗斯里亚科夫[55]回忆，他应基洛夫的要求，这天带统计材料到斯莫尔尼宫三层的州第二书记丘多夫的办公室。那里，已经聚集了20～25位市和州的领导人等待基洛夫开会。突然听到两声枪响，大家冲出门外，看见基洛夫倒在门左边的地上，头部中枪。门右边躺着一个男子，右手拿着枪。他放的第二枪不知是要把自己装作受害者还是要自杀。人们把基洛夫抬进屋内平放在桌上。内务部列宁格勒地方局局长梅德韦季急忙赶到斯莫尔尼宫时，竟然被不认识他的警卫挡在门口。这些警卫是从莫斯科调来的，在没有得到梅德韦季的指令情况下就替换了原有的门卫。医生来后，确认基洛夫已去世。 凶手是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他于1920年加入共产党，先是内务部工作人员，后任联共（布）历史研究所职员，后来被开除出党，1934年4月失业。他在日记中说，“我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我和我家（5人）很快就要被赶出住所流落街头”。[56]而尼古拉耶夫的母亲和公诉人都说他失业3个多月，但是活得很好，还在城外有别墅。1934年11月5日和10日他曾两次企图行刺，未成；被捕后，不知为什么又被释放了，并且没有没收他的手枪。尼古拉耶夫是怎样钻进斯莫尔尼宫的，又是怎样接近基洛夫的，目前都不清楚。 基洛夫被刺后的第二天，斯大林、日丹诺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夫、亚戈达和其他党政领导人赶到列宁格勒。斯大林亲自领导了基洛夫案件的侦讯工作。在审问了尼古拉耶夫之后，准备审问鲍里索夫。可是押解鲍里索夫的竟是一辆一般卡车，而且在半路发生了车祸。卡车司机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向中央主席团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当卡车正在行进时，坐在司机旁边的内务部人员抢过方向盘，把汽车开过人行道，直往墙上撞。汽车撞墙后停了下来，没有一个人受伤，只是汽车右前灯碰坏了。接着在车厢内，发生了一些事情，鲍里索夫当场死亡。在医疗鉴定书上写的是，鲍里索夫死于车祸。1959年，幸免于难的几位医生证明，鲍里索夫是由于金属的东西打在头顶上而死的。后来，鲍里索夫的妻子也被杀害了。司机则被关进集中营。[57] 政府最初宣布，暗杀基洛夫是从芬兰、拉脱维亚和波兰潜入的白卫分子干的。在列宁格勒、莫斯科、明斯克、基辅等城市先后处决了105名白卫分子，流放了11702人；同时，谴责“西方保护伞”是白卫恐怖活动的监护所。[58] 斯大林进而抓住基洛夫被害事件，有计划地镇压前反对派分子。斯大林没有掌握任何证据就说尼古拉耶夫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刺杀是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策划的。叶若夫在1937年2～3月党的中央全会上讲，“我现在还记得，最初是斯大林同志把我和科萨列夫叫去，说：‘到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去找凶手’。我应该说，肃反工作人员不相信这一点”。[59]在斯大林的指令下，内务部不择手段地编造恐怖集团。首先逮捕了前共青团干部。这些人原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在1934年曾开会讨论编写共青团历史之事。内务部列宁格勒地方局当时曾要求逮捕这些人，但被基洛夫拒绝。基洛夫被刺后，他们被斯大林划定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成员。斯大林亲自划定恐怖集团的成员。他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列宁格勒总部”和“莫斯科总部”，然后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住在莫斯科的前季诺维也夫分子写在“莫斯科总部”下面，将被捕的共青团干部等人的名字写在“列宁格勒总部”下面，还把一些人从一个总部转写到另一个总部。斯大林亲手写的这张纸的影印件曾提交给调查基洛夫被刺案的什维尔尼克委员会。[60] 12月22日，政府发表了侦查谋害基洛夫案件的通报，说尼古拉耶夫是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这个总部由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组成。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鉴于罪证不足”，其案情将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进一步侦查。 12月27日，法院对“列宁格勒恐怖总部”案件进行审判，断言暗杀基洛夫是该恐怖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还说已经发现了两个恐怖组织：一个由Н.Н.沙茨基领导；另一个由前共青团中央委员И.И.科托雷诺夫领导。尼古拉耶夫就是接受科托雷诺夫的指示杀害了基洛夫的。控告结论还说，尼古拉耶夫已经承认，他从某外国领事那里得到5000卢布，该领事是托洛茨基和阴谋者之间的联系人。1934年底，拉脱维亚驻列宁格勒总领事乔治·比辛尼克斯被驱逐出境。但拉脱维亚政府坚决否定比辛尼克斯同谋杀基洛夫事件有牵连。12月29日，14名被告包括尼古拉耶夫全部被处死。[61] 1934年12月16日，逮捕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季诺维也夫和列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都是1901年入党的老党员，1919～1926年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历任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这两位领导人于1927年年底被开除出党。他们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表《二十三人声明》，宣布停止反对派活动并完全服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决议。1928年6月，他们被恢复了党籍。1932年9月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到柳亭集团的《呼吁书》和《行动纲领》，但未向党和苏维埃机关报告。10月，再次将他们开除出党，并说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参加者和思想煽动者，判处流放3年。1933年5月8日，季诺维也夫写信给党中央和斯大林，承认他被惩处是正确的，但是希望得到一份工作，向党赎罪。12月14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党籍，季诺维也夫任《布尔什维克》半月刊编辑委员会委员，加米涅夫任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 1935年1月15日，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62]等19名原反对派成员进行了秘密审判，指控他们秘密组织“莫斯科总部”，从事反苏秘密活动，企图取代现任领导人。加米涅夫向侦查机关提交一份声明，声称：“把我划归‘旨在消灭苏维埃政权领导人’的组织之列，与侦查工作的整个性质、向我所提的问题以及在侦讯过程中向我所提起的公诉不符。”[63]季诺维也夫断言，党的十五大以后反对派总部解散了，不再有什么组织；同时断然否认同基洛夫被刺一事有任何牵连，并且当庭谴责了恐怖行为。但在高压下，他们承认自己过去的反斯大林行为可能在客观上助长了目前存在的恐怖主义倾向，促使犯罪者堕落。因此他们对尼古拉耶夫的罪行在道义上负有间接的责任。这种承认并不能构成“暗害活动的策划者”的罪行。检察机关也拿不出其他任何材料来证明季诺维也夫等原反对派成员犯有罪行。审讯最后结论说，“侦查结果没有得到充分的根据足以证明季诺维也夫分子教唆谋害基洛夫的事实”。尽管如此，军事审判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10年监禁，加米涅夫5年监禁，其他人不同年限的监禁。现今材料证明，季诺维也夫等人与基洛夫被刺案无关，苏共已为他们平反昭雪。[64] 基洛夫被刺，现在可以确定不是白卫分子也不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干的。但尼古拉耶夫刺杀基洛夫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有幕后指使人，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基洛夫事件中隐藏着许多无法说明、无法理解的地方，需要谨慎审核。会后，苏共中央主席团成立了一个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委员会，调查基洛夫被刺案件。1957年4月23日，委员会作出结论，说凶手尼古拉耶夫从未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有任何联系。1960年，以政治局委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为主席的新的委员会，再次审查基洛夫案件。结论是，基洛夫被害是内务部人员根据斯大林指示干的。1961年5月，成立了由苏共中央、苏联检察院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主席是什维尔尼克。其分析没有超出莫洛托夫委员会所作的结论，但认为基洛夫被刺事件需认真审查。1963～1967年，佩尔谢领导党中央下属的一个委员会重新审查基洛夫案件，认定基洛夫是尼古拉耶夫刺杀的，基洛夫的警卫鲍里索夫是意外车祸死亡的。1988～1990年，苏联检察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再次审查基洛夫案件，认定尼古拉耶夫曾企图获得党积极分子会议的入场券，后来用自己的党证两次进入斯莫尔尼宫，在走廊遇见基洛夫，并向后者开了枪，接着又朝自己或是朝天花板开了第二枪，被斯莫尔尼宫的电工普拉特奇击倒。基洛夫的警卫鲍里索夫落在后面大约20步，没有能制止刺杀。尼古拉耶夫用的是1917年生产的纳甘左轮手枪，持枪许可证是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代表处在1930年4月发的，有效期到1931年4月21日，即行凶时已过期3年。至于28颗子弹，尼古拉耶夫完全可以合法地在内务部人员经营的体育协会商店“狄纳莫”购买。[65] 近年来，俄国学者对基洛夫案做了大量研究。[66]一些人认为是内务部根据斯大林指示干的；另一些人认为是尼古拉耶夫的个人行为，或说是因嫉妒基洛夫同他妻子有暧昧关系而干的。2004年，相关档案已解密，但没有足以说清问题的可靠资料。可能的知情人员，如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丘多夫，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市苏维埃主席，内务部列宁格勒地方局正副局长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基洛夫的警卫人员，以及审讯基洛夫案件的第一批内务部人员都被杀害。尼古拉耶夫的妻子，以及她的姐姐和姐夫也被处死。基洛夫被刺案的真相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但无论如何，这一案件成为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源头，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三 “叛国案件”审判与大清洗的高潮 基洛夫的遇害为斯大林开展大规模的镇压提供了借口。案发的当天，斯大林就立即建议对苏联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定，决定：“一、侦查部门应从快处理被控策划和执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二、司法机关不得推迟执行对这类罪行的死刑判决，以研究是否可以给予赦免，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作出这样的赦免是不可容许的；三、一俟对犯有上述罪行的罪犯作出死刑判决，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应立即执行。”这个决定公布得很匆忙，政治局事先未讨论，签署的竟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而不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加里宁。[67]法令公布后，各类案件的审查处理速度大大加快了。 为了准备新的镇压浪潮，斯大林调整了司法检察机关的领导。1935年2月1日，党中央全会决定叶若夫任主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党中央书记，同时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苏维埃任命维辛斯基接替阿库洛夫，担任苏联检察长。5月25日，又解散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6月，解散了前政治犯和流放者协会。由叶若夫等人组成的委员会接管了这两个协会的档案，并利用它来编造问题，打击老一代布尔什维克。[68] 从1935年5月起，开展了检察党证的工作。1936年6月，叶若夫在党中央会议上说，通过更换党证共开除了20多万党员。[69] 与此同时，斯大林提出要修订宪法，扩大民主。1935年6月17日，政治局通过《关于实行逮捕的程序》的决议，规定内务人民委员部要逮捕人必须事前得到检察院的同意。而逮捕全苏和加盟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各级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工厂和国营农场的正副厂（场）长、工程师、农艺师、医生、教授等，不仅要得到检察院的同意，还要得到相关人民委员会的同意。[70]7月26日政治局通过《关于解除农庄庄员的前科罪》的决议。随后，政府决定对判处剥夺自由5年以下的庄员，如果现时老实劳动，可解除其前科罪，恢复其选举权。到1936年3月1日，共处理了768989人。[71]1936年4月，政府释放了因工业党案件而被判处10年徒刑的拉姆津、拉里切夫、奥格涅夫等人，并恢复其公民权。 从宽处理一些已不构成巨大威胁的人，只不过是为了集中力量搞大清洗。这以后，骇人听闻的“叛国案”被一个接着一个捏造出来，通过审判和片面宣传，在全苏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镇压浪潮。 “密谋杀害领导人”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案件 斯大林把打击的矛头首先指向前反对派分子。1935年1月17日，他将亲自起草的致党的各基层组织的秘密信《与谢·米·基洛夫惨遭凶杀相关联的事件的教训》文本交给政治局委员，并提议“今天就讨论这一案件并做出决议”。第二天，这封信发给各级党组织。它断言暗杀基洛夫是“季诺维也夫列宁格勒总部”干的。该总部处于“季诺维也夫分子莫斯科总部”的思想和政治领导之下，而后者“无疑知道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主义情绪并煽动这种情绪”。它还说这些情况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封信做出结论，说“季诺维也夫派别集团是白匪组织最阴险、最卑鄙……的隐蔽形式”，并要求像对待白匪那样对待他们，不能仅限于开除出党，还应将他们逮捕和隔离。[72] 不久，开始对原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大规模逮捕。在斯大林的倡议下，党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26日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决议，“关于季诺维也夫分子：（1）将663名季诺维也夫分子逐出列宁格勒3～4年；（2）将党内一批原反对派分子共325人从列宁格勒遣送到其他地区工作”。[73]根据这一决议，内务人民委员部于1935年1～2月在列宁格勒逮捕了843名原季诺维也夫分子，大部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北部和雅库特。[74] 1935年初，内务部逮捕了大批的克里姆林宫各机关的职员及其家属，其中有清扫工、看门人和话务员11人，图书馆工作人员18人，指控他们组建反革命集团，准备采取恐怖活动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7月27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禁止旁听也没有国家公诉人参加的情况下对克里姆林宫案进行审讯。审判厅指控加米涅夫是犯罪集团的主要组织者，但没有提出任何事实根据。加米涅夫在预审时和在法庭上都不承认对他的指控，可是审判长В.В.乌尔利赫仍判处加米涅夫10年监禁，与1935年1月判处的5年监禁合并执行。判处克里姆林宫管理局代理书记西涅洛博夫、工农红军情报部处长切尔尼亚夫斯基死刑，判处其他27人以不同刑期的徒刑。在此之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于7月14日对牵连进此案的80人判处了徒刑。1957～1958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决定撤销对因克里姆林宫案而被判罪的人的判决，但加米涅夫等3人不在其中。1988年，最高法院又撤销了对加米涅夫等3人的判决。[75] 1935年5月17日，斯大林得到叶若夫呈送上来的一部书稿——《从派别活动到公开反革命》。这是叶若夫写的一本有230打字页的小册子，它毫无根据地说，“季诺维也夫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定期互相通报自己的活动情况。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分子也熟知季诺维也夫组织的活动中的恐怖主义方面。不但如此，在对基洛夫同志遇刺事件进行侦查时某些季诺维也夫分子的供词，以及随后对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逮捕，业已表明，托洛茨基分子也走上了恐怖集团的道路”。[76]斯大林非常赞赏叶若夫的这本小册子。他认定季诺维也夫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有组织联系并转向恐怖活动，决心把对前反对派分子的打击推向新阶段。 内务部按照斯大林的意图，千方百计地捏造托洛茨基指挥反苏活动的证据。1936年1月，逮捕了高尔基市师范学院教员瓦连京·奥尔贝格。他原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因赞同托洛茨基观点，进行派别活动于1932年被开除出党。1935年7月来苏。内务部迫使奥尔贝格承认，他是带着托洛茨基交给的特殊任务来苏联的，目的是组织针对斯大林的恐怖活动。接着在高尔基、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等城市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大搜查，共逮捕100多人，指责他们进行反革命恐怖活动。[77] 1936年3月，亚戈达向斯大林汇报了“消灭托洛茨基地下势力和揭露恐怖集团”的进程，同时建议将参与恐怖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交付法庭，全部处死。3月31日，政治局通过决议，“将已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经侦查揭穿、犯有参与恐怖活动罪的全部托洛茨基分子交付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根据1934年12月1日法令执行枪决。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长于侦查终结后提出根据1934年12月1日法令应交付法庭的名单”。[78] 1936年5月20日，政治局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决议，并由斯大林签署。决议指出，鉴于托洛茨基分子不肯善罢甘休、反革命气焰嚣张，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将现在流放地和保密地点的托洛茨基分子及因大肆进行敌对活动而被开除出联共（布）而尚住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苏联其他城市的托洛茨基分子，遣送到远方的集中营3～5年。建议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被告发参与恐怖活动的所有被捕托洛茨基分子，将他们处以极刑——枪决。[79] 1936年6月19日，亚戈达和维辛斯基遵照斯大林下达的关于加强与托洛茨基分子斗争的指示，向他提交了包括82名据说参与恐怖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名单，并建议将他们作为反苏恐怖组织参加者交付军事审判厅。[80] 亚戈达试图把恐怖集团局限于И.Н.斯米尔诺夫[81]及与他有联系的奥尔贝格等人。斯大林非常不满，认为不能只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公开审判，而是要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统一的审判，认定亚戈达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线，会使消灭托洛茨基集团的工作半途而废。他召见叶若夫，指示要继续彻底侦查，并指派叶若夫对侦查工作进行监督。 内务部采用非法逼供手段迫使原托洛茨基分子Е.А.德赖采尔和原季诺维也夫分子理·维·皮克尔[82]承认存在“莫斯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总部”，承认它是在恐怖主义基础上建立的。亚戈达在这些供词旁边批上“不可信”、“不真实”。许多被捕者提出申诉。沙茨金在写给斯大林的申诉书中写道：“他们是这样审问我的。首席侦查员根金拟好了我承认进行恐怖活动的4页供词（而且他在其中写上了我与洛米纳泽之间的谈话，关于这场谈话他不可能有任何资料，连假资料都不可能有）。当我拒绝在这份认罪书上签字时，他们就威胁我：不经审判就枪决；或由军事审判厅在侦讯室里开庭审判15分钟走走形式，审判时我只限于作一个字的回答，‘是’和‘否’，然后枪决；在布特尔监狱刑事犯囚房里组织犯人将我毒打一顿；用刑；把我母亲和妹妹流放到科雷玛边疆区。有两次，夜间不准我睡觉：‘直到你签字为止。’而且，有一次夜间连续审问12个小时，审问时侦查人员发号施令：‘站起来！摘掉眼镜！’还在我眼前挥舞双拳：‘站起来！拿钢笔！签字！’如此等等。我举出这些事实，绝不是出于空泛的人道主义向他们表示抗议，而只是想说，采取这样的手段进行几十次的审问（审问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辱骂）之后，会把人搞得不知所措，这时会出现虚假供词。然而，比审问更重要的是：侦查人员要求在供词上签名时，竟然以党的名义，说是为了党的利益。”[83] 侦查人员经常伪造审讯笔录。叶若夫也不得不承认这点。他在1937年3月3日的党中央全会上说：“我应该坦率地说，有这样一种做法：在让被告签字之前，侦查人员先把笔录审查一遍，然后呈送上级首长，重要的笔录甚至要禀报人民委员。人民委员做出指示，说应该那样记录，而不是这样。然后让被告在笔录上签字。”[84] 内务部为制造恐怖活动的证据，随意编造事实。它迫使曾在外贸部工作过的爱德华·格里茨曼承认他在1932年11月因公出差到柏林时，曾秘密前往丹麦的哥本哈根，在一家名为布利斯托里的饭店里，“当面”接受托洛茨基的指示：“必须除掉斯大林，必须挑选合适的人去完成这件事。”苏联政府还将格里茨曼的上述供词作为“反革命恐怖活动”的罪证予以公布。丹麦官方报纸《社会民主》报立即做出反应，发布一条消息说，“布利斯托里饭店已于1917年因大楼拆除而关闭了，苏联政府却说什么格里茨曼1932年在该饭店接受托洛茨基的指示，这纯属虚构”。内务部只好不再提及此事，但仍指控季诺维也夫分子接受托洛茨基指示，组织暗杀斯大林。[85]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多次遭逮捕、审讯、单独监禁、流放、囚禁。在这一轮的预审和庭审期间，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又备受摧残，被折磨得心力交瘁。他们开始对指控抱无所谓的态度，都予以“承认”。加米涅夫在庭审时说，他承认自己有罪，这并非因为有不利于他的罪证，而是“因为我既然被捕而且被指控犯有这一罪行，我就认罪”。季诺维也夫在给斯大林的便函中写道，“我知道，不论怎么说，我的肉体存在也为时不久了。我本人觉察得到，也懂得，我的体力每个小时都在迅速地、无可挽回地枯竭下去，而且在我发生此事之后，也不可能有其他结果”。[86] 1936年1～8月，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进行预审。在预审尚未结束、庭审尚未开始的时候，叶若夫于7月底将一封预计发往各地方党委员会的秘密信件草稿呈交斯大林审阅。斯大林作了修改和补充，他将标题由《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革命集团的恐怖活动》改为《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联盟的恐怖活动》，把被告说成是组织严密的联盟参加者，从而加重了他们的罪责。联共（布）中央于7月29日向各地方党委员会发出这封秘密信，信中断言，“季诺维也夫分子在从事恐怖主义勾当时，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结成了直接联盟”。“谢尔盖·米龙诺维奇·基洛夫就是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联合总部的决定而被暗杀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联盟联合总部的基本的、主要的任务，是谋杀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柯秀尔、波斯特舍夫等同志”。[87] 这封秘密信发出后不久，维辛斯基就拟好起诉书的初稿，并呈报斯大林。原稿中的“根据列·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在联合总部的直接领导下，1934年12月1日对谢·米·基洛夫同志进行了凶残的暗杀”，被斯大林改为“根据格·季诺维也夫和列·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88]还添加格·耶·叶夫多基莫夫等4人为被告。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长乌尔利赫将判决书呈送给在斯大林休假期间代行其职务的卡冈诺维奇。后者也随心所欲地作了修改。 1936年8月10～14日对所有被告宣布侦查结束，但是未让被告了解侦查材料。8月19～24日，最高军事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工会圆柱大厅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姆拉奇科夫斯基[89]、斯米尔诺夫等16人进行公开审讯。审判长乌尔利赫宣布开庭，并声称“所有被告都拒绝请律师”。国家公诉人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宣读了起诉书，指控被告犯有杀害基洛夫和准备杀害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的罪行。但是所有的控告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没有任何物证或文献来证实。被告几乎千篇一律地供认了这一罪行。但斯米尔诺夫否认自己犯有上述罪行。 8月24日凌晨，军事审判厅判决季诺维也夫等人犯有如下罪行： （1）根据列·达·托洛茨基的指示，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恐怖总部，目的是杀害联共（布）和苏联政府领导人； （2）通过列宁格勒秘密恐怖集团，策划关于1934年12月1日实施对谢·米·基洛夫的凶杀； （3）建立一系列恐怖集团，预谋杀害约·维·斯大林、克·叶·伏罗希洛夫、安·安·日丹诺夫、拉·莫·卡冈诺维奇、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斯·维·柯秀尔和帕·彼·波斯特舍夫。 1936年8月24日，军事审判厅判决全部16名被告死刑。第二天执行了死刑。[90] “图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案件 在进行审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件的同时，内务部卖力地搜寻其他参与恐怖活动的原托洛茨基分子。1936年7月，内务部从“联合总部”案件被告那里获得一份既不具体又自相矛盾的供词，说前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林业第一副人民委员Г.Я.索柯里尼科夫也参加了这一组织。26日，逮捕了他。7～8月，内务部又从加米涅夫等人的口中获得了据说是还存在一个“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的证词。不久，又有人供出重工业第一副人民委员Ю.Л.皮达可夫，说他曾领导乌克兰托洛茨基总部。叶若夫将此事报告了斯大林。8月11日，叶若夫向斯大林书面报告说，“已召见了皮达可夫。已对他言明撤销中央关于任命他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总部案件公诉人的决定的理由……并已建议他出任奇尔齐克建筑工程局局长。皮达可夫对此反应如下：1.他理解，中央对他的信任已发生动摇……4.他请求为他提供任何一种洗冤的形式（由中央斟酌）。在这方面，他个人建议批准他亲手枪毙所有本案被处枪决的人，其中也包括他的前妻。可将此事公布于报刊”。8月11日，皮达可夫写信给斯大林，说指控他的证词是造谣中伤，他保证彻底清算自己过去的政治错误，努力在行动上执行党的路线，愿意为党、为斯大林献出生命。皮达可夫恳切而又卑躬屈膝的表态并没有救了他。9月11日，他在出差期间被捕。[91] 在皮达可夫被捕前后，内务部还逮捕了莫斯科十月武装起义领导人、后降为新西伯利亚市供应局农业处处长的Н.И.穆拉洛夫，内务人民委员会公路管理总局副局长Л.П.谢列布里亚科夫，党中央国际情报局主任К.Б.拉狄克，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В.М.普里马科夫，哈尔科夫军区副司令С.А.图罗夫斯基，驻英使馆武官В.К.普特纳，副交通人民委员Я.А.利夫希茨，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基础化学工业总局局长С.А.拉泰恰克等人。 斯大林一方面制定新宪法，树立社会主义建成、苏维埃民主扩大的新形象，另一方面加快清洗和镇压的步伐，以确保局势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对内务部的工作不满意，认为对反对派的镇压还不够有力。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日丹诺夫从休养地索契打电报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政治局其他委员说，“我们认为绝对必须和刻不容缓的是，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案件中已明显地表现出不能胜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一案件上延误了四年。所有党务干部以及绝大多数州的内务部代表都持这种意见”。[92]26日，亚戈达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接替李可夫担任邮电人民委员。叶若夫出任内务人民委员，并保留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至于斯大林提出的“延误了四年”，看来是指1932年未能按他的意见处死柳亭之事。 叶若夫上台后，立即扩大镇压规模，加快镇压速度。1936年9月29日，政治局根据叶若夫提交的草案通过了《关于对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分子的态度》的决定，提出“必须镇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棍，不仅镇压被捕者”，“也不仅镇压受侦讯者诸如穆拉洛夫、皮达可夫”，“而且还要镇压早些时候被流放的人”。[93]这实际把参加过托派组织，或某个时候曾经支持或同意托派观点的人，甚至在国内战争期间曾在托洛茨基领导下工作过的人都定为反革命分子。12月4日，叶若夫在党中央会议上汇报清除托派地下组织的工作情况时说，两个月内在乌克兰逮捕了400多人，在列宁格勒州400多人，在格鲁吉亚300多人，在亚速海—黑海边疆区200多人，在西西伯利亚边疆区120人，在斯维尔德洛夫州100多人。[94] 内务部加快了对皮达可夫等人的侦讯工作，采用体罚和精神摧残的手段获取需要的口供。许多审讯笔录都呈送给斯大林过目。在1936年10月4日审讯索柯里尼科夫的笔录上记录着后者关于他不知道英国记者塔尔博特与英国情报机关有联系的口供。斯大林在这一记录旁边写道：“索柯里尼科夫当然向塔尔博特提供了关于苏联、关于中央、关于政治局、关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关于方方面面的情报。由此可见，索柯里尼科夫是英国情报机关的情报员（间谍加奸细）。”[95]斯大林对维辛斯基呈送的起诉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还更换了一名被告。 1936年12月，新宪法顺利通过。斯大林抓住人们欢庆社会主义胜利的时机，进一步打击前反对派的领导人。1937年1月23～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公开审讯。检察长维辛斯基提起公诉，指控皮达可夫等人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之外，于1933年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指控他们在新西伯利亚等城市建立了地方总部，在库兹巴斯等地进行破坏煤炭生产、铁路运输的活动，还图谋暗杀莫洛托夫。他们的罪行比“联合总部”更为严重，不仅进行恐怖活动，而且替日本和德国情报机关从事间谍活动，图谋推翻苏维埃政权。被告承认自己有罪，说这是为了揭露和粉碎托洛茨基主义。1月23日，皮达可夫在法庭上供认，他于1935年12月利用出差柏林的机会，乘飞机秘密前往奥斯陆，在赫利尔机场着陆，与居住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密谈。1月25日即皮达可夫供认后的第三天，挪威《晚邮报》发表一条通告：赫利尔机场的官员肯定地声明，1935年12月间没有任何民用飞机在那里着陆，皮达可夫来奥斯陆会见托洛茨基一说，完全不能相信。挪威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工人日报》也于1月29日刊登消息：根据官方的航空日志记载，1935年12月没有任何外国飞机在该机场着陆。穆拉洛夫在法庭上说：“在过了将近8个月之后，我对自己说，还是让我个人的利益服从国家的利益吧。我为这个国家奋斗了23年，为这个国家在三次革命中英勇战斗，曾经有数十次生命危在旦夕……假定说，甚至要把我关起来或者枪毙，那么我的名字无论对现在还在反革命阵营里的人，还是对逐渐长大成人的人来说，都将有一种代表意义。”[96] 1937年1月30日，军事审判厅仅凭被告人的口供就判决皮达可夫、谢列布利亚科夫、穆拉洛夫、利夫希茨等13人死刑，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阿诺尔德——10年监禁，米·斯·斯特罗伊洛夫——8年监禁。13人当即被枪决。阿诺尔德、斯特罗伊洛夫在1941年被缺席判处枪决。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在1939年5月被同室囚犯打死。[97] “阴谋组织军事政变”的“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案件 1930年代，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斯大林对一批有职业素养和独立见解、又在军队中享有声望的将领不放心，对他们批评自己提拔的不懂得现代化军事科学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更是感到愤怒。 1936年4月9日，红军情报总局局长乌里茨基向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报告说，柏林盛传在将军们中间存在着反对苏联领导人的派别的谣言，但又说人们都不大相信这种传闻。叶若夫也呈送了一份从巴黎搞到的白俄侨民组织“俄国军人大同盟”的材料，说苏联有一批高级指挥员正准备发动政变，为首的是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98]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生于1893年，曾在沙皇军队服役，任大尉。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国内战争期间先后任东线第一集团军司令，南方方面军副司令，西方方面军司令。1919年12月28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鉴于第五集团军司令员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在英勇的红军向东部胜利进军（这次进军以攻占鄂木斯克为结局）中，作战勇敢，善于发挥主动性，能当机立断，指挥有方和精通本行业务，特授予他荣誉金剑一柄，以资嘉奖”。[99]1921年他指挥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安东诺夫叛乱，后任军事学院院长，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第一批获苏联元帅称号，著有《现代战略问题》、《我们的战术训练任务》等书，强调发展炮兵、航空兵和装甲兵的重要意义，提出纵深作战的理论。为此，他曾和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发生过争执。 1937年5月8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送来了有关图哈切夫斯基计划“在德国总参谋部和盖世太保的协助下”暴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信件。[100]这是德国伪造的文件。为了使人相信，情报机关利用图哈切夫斯基1926年同德国一家公司签约时留下的签字伪造了他的签名；同时还演出了一场德国军部遭纵火和这一文件被盗的闹剧。斯大林究竟如何对待这一文件，不得而知。在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卷宗中也没有编入这一文件。[101] 内务人民委员部早在1936年就开始积极收集各种指控军队将领的“证词”。1936年8月，先后逮捕了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员普里马科夫和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处武官普特纳。两人曾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后退出。现均被指控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组织战斗集团”。斯大林亲自参加了对普里马科夫的审讯。参与审讯的两名内务部工作人员事后供认，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是在遭到毒打后才招出关于参加阴谋的口供的。[102] 1937年2～3月党中央召开全会，莫洛托夫在闭幕词中说：军队里的“问题大概更为严重……如果在我们所有的经济部门里都有反革命分子，我们能否想象只是那里没有反革命分子呢？这是十分荒谬的……军事部门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对其工作的审查不是现在就进行，而是晚些时候，并且要非常有力地审查”。[103]根据莫洛托夫这一指示，内务部加紧对军队的镇压活动。 4月27日，内务部从已被捕的内务部副处长З.И.沃洛维奇那里取得指控图哈切夫斯基的“证词”，说他是一场阴谋的参加者，说他保证动用军队支持这一阴谋。但这些证词是借助欺骗、挑拨和暴力手段取得的。原内务部工作人员И.Д.苏罗维茨基在1961年12月20日写给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自白书中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当时所做的一切，从头到尾都是经过周密考虑蓄谋已久的陷害活动……审问沃洛维奇的是叶若夫……绝大多数姓名都是由亚尔采夫或我根据他的指示暗示给沃洛维奇的……侦查人员还规定了证词的‘逻辑性’。沃洛维奇指控图哈切夫斯基是一场阴谋的参加者、准备派军队协助阴谋分子武装夺取政权的证词，也是这样取得的。”[104]沃洛维奇未经审判即“按特殊程序”于1937年被执行枪决。 1937年5月中旬，开始新的逮捕浪潮。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二级集团军司令А.И.科尔克，莫斯科军区副司令Б.М.费尔德曼首先被捕。5月11日，图哈切夫斯基被免去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改任伏尔加沿岸军区司令，5月22日被捕。同日，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Р.П.埃德曼也被捕。接着，基辅军区司令И.Э.亚基尔和白俄罗斯军区司令И.П.乌博列维奇被捕。 1937年5月24日，政治局通过决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收到揭发联共中央委员鲁祖塔克和联共候补中央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参加为法西斯德国服务的反苏托洛茨基右倾阴谋集团和反苏间谍工作的材料。因此，联共中央政治局将开除鲁祖塔克和图哈切夫斯基出党并将其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建议，提请联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表决。”[105]5月25～26日，以咨询的方式一致通过这项决议。中央委员谁也不怀疑，谁也不给他们辩护，甚至也不想去听一听元帅自己的申辩。布琼尼更在决议旁边写道：“绝对赞成。必须把这些混蛋处死。5月25日。”[106] 1937年5月31日，红军政治部副主任安·斯·布林和国防人民委员部办公厅主任И.В.斯莫罗季诺夫到正在生病的扬·鲍·加马尔尼克家，向他宣读了国防人民委员部关于解除他的红军政治部主任职务的命令。他们刚一离开，加马尔尼克就开枪自杀了。第二天，《真理报》刊登消息：“原联共（布）中央委员扬·鲍·加马尔尼克与反苏分子难分难解，害怕真相大白，于5月31日自杀身亡。” 1937年6月，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伏罗希洛夫作《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揭露的工农红军中的反革命阴谋》的报告。6月2日，斯大林发言，断定国内曾有一个“由德国法西斯分子鼓励和资助的反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组织”。这一阴谋组织的领导人是托洛茨基、李可夫、布哈林、叶努基泽、卡拉汉、鲁祖塔克、亚戈达；军事部门的领导人是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埃德曼、加马尔尼克。斯大林担保说，在他列举的13个阴谋领导人中有10人，也就是说，除李可夫、布哈林和加马尔尼克三人是“间谍教唆者”外，其他的人都是德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其中有几个人还是日本情报机关的间谍。[107] 6月5日，斯大林从4～5月逮捕的大批军人中，挑出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科尔克、乌博列维奇、埃德曼和费尔德曼，作为“军事阴谋”案件的被告。为了使案件具有托洛茨基色彩，又加上了曾赞同托洛茨基观点的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为了审理这8人的案件，成立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其成员由元帅和军区司令组成，有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长瓦·瓦·乌尔利赫、副国防人民委员雅·伊·阿尔克斯尼斯、远东集团军司令瓦·康·布柳赫尔、莫斯科军区司令谢·米·布琼尼、工农红军总参谋长鲍·米·沙波什尼科夫、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伊·潘·别洛夫、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帕·叶·德边科和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尼·德·卡希林。 在审讯前允许被告给斯大林写悔过书，让他们抱有幻想，以为这会帮助他们保全性命。被捕者都写了这种悔过书，但得到的是嘲弄。在亚基尔的悔过书上有如下的批语：“下流坯加娼妓。约·斯大林”；“所下定义非常准确。克·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对这个恶棍、坏蛋和……只能严惩不贷——死刑。拉·卡冈诺维奇”。[108] 1937年6月1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秘密开庭审理“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的案件。维辛斯基宣读起诉书，指控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于1932～1933年根据德军总参谋部和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建立托洛茨基军事组织。他们与托洛茨基总部和布哈林、李可夫右倾分子集团勾结，从事破坏、颠覆、暗杀活动并准备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以达到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所有被告都承认自己有罪，基本上承认了在侦查时招出的供词。当夜11点35分，审判长乌尔利赫宣布，8名被告全部被判处死刑。第二天，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被枪决。他们在临刑时都高呼：“斯大林万岁！”“共产主义万岁！”[109] 在开庭的11日当天，斯大林给各共和国、各边疆区和各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组织工人大会，在可能的地方也组织农民大会，以及红军部队大会，做出必须采取最严厉的镇压措施的决议”。[110]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各地纷纷举行声讨集会。 在审判图哈切夫斯基之后9天，逮捕了980名军队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指控他们参加军事阴谋。8月，伏罗希洛夫又决定逮捕142名军事领导干部。参与审判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布柳赫尔、卡希林等将军后来也被指控参与同一阴谋而被逮捕，根据伪造的材料被判处枪决。因“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案件而被判处死刑的共有401名军队干部，另有7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劳动改造。 “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件 在镇压托派分子的同时，斯大林一直未曾忘记打击“右派”领导人。内务部不敢怠慢，迫使“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的被告交代他们与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的犯罪联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906年入党，1919～1923年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4～1929年为政治局委员，1926～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他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2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因反对斯大林对农民采取非常措施他被指控犯有右倾错误，于1929年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1934～1937年任《消息报》总编辑。 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李可夫，1898年入党。十月革命胜利后，任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内务人民委员；1918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2～1930年，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29年，他同布哈林一起反对斯大林的农村政策，被指责犯有右倾错误，1931～1936年改任邮电人民委员。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1904年入党；1923～1930年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18年10月至1921年5月，1922年9月至1929年5月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9年，他同布哈林等人一起被指责犯右倾错误，被调往化学工业管理局、国家图书杂志出版社工作。 1936年8月21日，报纸公布了维辛斯基检察长的命令，宣布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和反革命阴谋案件有关，开始对他们进行侦查。托姆斯基预感到等待他的是什么，于第二天8月22日自杀身亡。他的家属也没能逃脱厄运。妻子被判刑10年，死于西伯利亚。两个儿子被枪决，16岁的小儿子被监禁10年，流放9年。 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侦查，没有获得什么确凿的证据，《真理报》于1936年9月10日发布检察院公告说，“侦查没有发现应使布哈林和李可夫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材料，因此停止对本案的继续侦查”。但是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迫害并未就此结束。他们在1936年12月的党中央会议上遭到围攻。叶若夫指控他们同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组织阴谋活动。布哈林等人愤怒反击。会后，布哈林写信给斯大林，驳斥对他的诬陷，论证自己的无辜，但全无回音。1937年1月16（17）日，布哈林被解除了《消息报》总编辑的职务。而李可夫早在1936年9月就被免去邮电人民委员的职务。 1937年2月23日至3月5日，党中央召开全会，讨论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布哈林给全会写了一个声明：“为抗议背叛、变节等等闻所未闻的指控，我宣布绝食至死，只要得不到洗刷，我就不停止绝食。如得不到满足，我的最后要求是不要碰我，让我死去。”[111]党中央全会的回答是增加一项议程：关于布哈林宣布绝食的反党行为问题。布哈林决定出席全会，参加这一议程的讨论。当他来到全会时，斯大林对他说：“你向谁绝食，尼古拉，向党中央吗？瞧，你像谁了，虚弱不堪。为自己的绝食向全会道歉吧！”布哈林回答说：“既然你们打算把我开除出党，这又有什么用呢？”斯大林说：“谁也不想把你开除出党。走吧，走吧，为不良行为请求全会原谅吧。”布哈林相信了斯大林的话，向全会道了歉，同时驳斥了对他的各种诬陷。 叶若夫在会上指责布哈林和李可夫对党耍两面派，继续坚持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坚持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行动纲领；并同托洛茨基结盟，组织武装暴动，进行暗害活动，以达到推翻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目的。叶若夫建议，“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把他们移送给军事审判厅并处以极刑——枪决”。2月26日，全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通过决议，“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不移送法庭，而把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112]斯大林的秘书随即通知布哈林和李可夫必须参加27日的中央全会。 布哈林知道与妻子诀别的时刻到了，他让拉林娜逐字逐句背下他写的《致年轻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他们这些行为非常果断而且是有信心的……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把骇人听闻的各种罪行的一团乱麻解开，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大，像火焰一样越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者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113]当天，也就是斯大林向布哈林说“谁也不想把你开除出党”后的第四天，布哈林和李可夫不仅被开除出党，而且被逮捕入狱。 布哈林在最初的审讯中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他只承认他在具体问题上同斯大林有分歧，但是没有从事任何暗杀、间谍活动。后来，布哈林屈服了。他在1937年12月10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我向你作出临终前的真诚的保证：我没有犯在侦讯时曾经承认过的罪行”，“除了认罪，承认别人的供词并加以发挥外，我别无出路，否则，我就是‘不缴械投降’”。布哈林试图解释产生这一案件的原因。他说，“我思考发生的一切时，得出大致如下的设想：（1）由于处在战前时期，（2）由于向民主过渡，产生了进行总清洗的宏大大胆的政治思想”。因此要对“（1）罪犯，（2）嫌疑者，（3）潜在的有嫌疑者”进行清洗。而布哈林落入清洗之列自然也成为必然、合理之事。布哈林是党内知名的思想家，但他并不看重人的价值。他称斯大林的“大计划、大思想和大利益高于一切”，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任”。他“个人问题那是太渺小了”。可是，布哈林仍“深感痛苦，极为烦恼”。因为他不仅要承认自己有罪，还要“故意作恶”，“亲自帮助清灭一批人（从消灭我本人开始！）”，“造成了他人的毁灭”。布哈林思想的局限性使他陷入绝境，他问道：“该怎么办？该怎么办？”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斯大林能相信他的忠诚，年轻一代的领导人能为他平反。[114] 1938年3月2～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十月大厅对“右派—托派联盟”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被告共21人，其中3人是列宁时期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李可夫和Н.Н.克列斯廷斯基，1名共产国际领导人——保加利亚革命家Х.Г.拉柯夫斯基，还有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主席И.А.捷连斯基，前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等人。 八_ 零_电_子_书_w_ w_ w_.t_x_t_8_0. c_o_m 维辛斯基检察长指控被告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充当外国间谍，进行破坏活动，暗杀了基洛夫、古比雪夫、高尔基等领导人，图谋瓦解苏联，使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各国、远东滨海地区脱离苏联，推翻革命政权。同前两次公开审讯相比，这次又添加一条罪状——妄图在苏联公开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在庭审时，审判长乌尔利赫逐个向被告提出同一个问题，“您是否承认自己有罪？”布哈林、李可夫等大部分被告都说“是的，我承认”。因为在公开审讯前，内务部人员对被告已进行了多次排演，逼迫他们按规定的台词回答，并威胁说，要按他们的表现决定对他们以及对他们家属的处置；还对一些人说，认罪“是人民和党的需要”。被告在压力下，都承认自己有罪。布哈林笼统地、抽象地承认指控他的全部罪行，承认自己是“右派—托派联盟”的领导人，表示“对联盟的一切活动都负有责任”；接着又说，“一伙匪帮的成员应当相互认识，以便结成一伙，彼此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他布哈林对该集团的许多成员素昧平生，有的是在法庭上才第一次见面的。他作出结论说，“由此可见，在这里受审的被告们不是一个集团”。布哈林承认“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失败主义的方针（指使苏联在战争中失败——作者注）负有责任”。但接着他指出，他“个人并不持这个立场”，向敌军“打开防线”的话不是他说的。布哈林对另一些指控则直接予以否认。他坚决否认从事过间谍活动，否认参与杀害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活动，否认1918年曾企图杀害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布哈林还进一步指出，他的一些罪名是依靠一些被告的招供确定的，是不能成立的。 克列斯廷斯基在侦讯过程中遭受毒打。原内务部列福尔托夫监狱卫生处处长罗森布吕姆1956年提供见证说，“克列斯廷斯基经审讯后被送到我们卫生处，已不省人事。他被残酷毒打，整个背部密布伤痕，背上没有一块好地方。我记得他在非常痛苦的状态中在卫生处躺了3天”。[115]克列斯廷斯基被迫按要求招供，但在庭审时试图翻供，说“我不承认自己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从来没有参加‘右派—托派联盟’，我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联盟。强加于我的罪行，没有一个与我有关，特别是不能承认我和德国侦探机构有联系的罪行”。但对克列斯廷斯基采取一些“措施”后，他又重新认罪，说“我完全承认我在预审中的供词”。[116] 1938年3月13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宣布判处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等18人死刑，3人长期监禁。布哈林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曾请求斯大林，如果判处他死刑，“让我在狱中服毒来代替枪决”。[117]但他的请求没人理睬。布哈林、李可夫等18人在判刑后的第二天被枪决。 至此，反对派领导人都被肉体消灭，只有托洛茨基因在国外，仅被缺席判处死刑。1940年8月20日，他在墨西哥被暗杀。[118]其他前反对派分子，不管现时持什么观点和表现如何，几乎都在1937年被逮捕判罪。 这四次审判都是人为制造的大冤案，其罪名也一次比一次严重。斯大林不仅处死了自己的对手，还让他们备受难言的痛苦——为“革命事业”，当众自我诋毁，公开承认自己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让他们蒙受巨大羞辱——遭受全党全国人民的声讨。斯大林这样残酷地对待老一代革命家，这样诽谤和妖魔化他们，极大地丑化了联共（布），严重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 1955年，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撤销对加马尔尼克的指控。[119]1957年，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撤销对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的判决。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他们的党籍。后来又为同案中的其他人恢复了名誉。[120]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在《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承认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不是外国间谍，但仍然认为他们犯有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罪行。他写道：“至于军事阴谋，那些对这一阴谋仍存疑问的人不妨再读一读上面引用的审讯速记记录的片段。整个审讯过程并没有任何刑讯逼供，只有平静的对话。并没有诬陷图哈切夫斯基的意图，只有对情况实事求是地叙述。”[121]但审讯早已被众多资料证实是有意诬陷，口供更是凭空捏造、刑讯逼供的产物。《大元帅》作者的结论实难令人信服。 1987年9月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复核有关30～40年代和50年代初镇压材料的委员会。1988年2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首先撤销了军事审判厅对“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案的判决，为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平反，但亚戈达除外。同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联检察院、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调查了其他两个案件，认定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被告提出的组织针对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人的恐怖活动的指控查无实据，未经任何材料证实。被判罪人的供词纯属臆造，使他们在遭受非法侦查手段摧残以至心力交瘁的情况下招认的（应该指出，在对原反对派分子的公开审判结束之后，一些曾参加本案侦查工作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认定参与反苏阴谋，并被消灭）”。“调查证明，1927年以后，原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不曾与党进行过有组织的斗争，彼此之间无论在恐怖主义基础上，还是在其他基础上也不曾联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根据约·维·斯大林的当面授意并在他直接参与下人为制造的”。[122]对皮达可夫的指控也“经不起推敲”，1988年6月13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撤销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和“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案件的判决。1988年7月2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复核委员会审议了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联检察院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联合提交的调查材料，认为当年的判处是毫无根据的，决定为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等人平反昭雪。[123] 四 对党政军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 斯大林的清洗镇压引起一些领导人的不安。Г.К.奥尔忠尼启则和А.С.叶努基泽是斯大林的密友，早年一起在格鲁吉亚战斗过。奥尔忠尼启则先后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重工业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7年为政治局委员。他参与各种清洗镇压行动，但对镇压规模的迅速扩大感到担心，对内务部随意逮捕他手下的人提出抗议。斯大林、叶若夫不仅不予理睬，反而派人搜查奥尔忠尼启则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奥尔忠尼启则十分愤怒却又感到无力，于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124]政府第二天发布公告，说奥尔忠尼启则由于心脏麻痹在家中突然逝世。叶努基泽长期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35年因克里姆林宫案件被开除出党。在奥尔忠尼启则自杀后，叶努基泽被逮捕。据说，叶努基泽在受审时说，“我的全部罪过就在于，当他（指斯大林——作者注）把打算审判和枪毙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念头告诉我时，我曾极力劝阻他”。[125]当年，军事法庭秘密审判了叶努基泽，并以间谍罪判处他死刑。 1937年2月23日，联共（布）中央举行全会，在同“两面派分子”斗争的口号下，动员开展普遍性的清洗镇压。莫洛托夫在会上作报告说，“不坚定的共产党员昨日的动摇今天已转化为破坏活动和特务活动，他们与法西斯分子串通一气，极力讨好他们。我们必须以牙还牙，在各地坚决击溃法西斯阵营派出的这些密探和破坏分子别动队……我们应当尽快完成这件事情，不能有丝毫延误和动摇”。[126]伏罗希洛夫在发言中提出，“如果非党人员以不问政治、漠不关心的面貌出现，那么它就是半个敌人，或者是敌人的间谍”。[127]政治局委员波斯特舍夫提出不同看法，他发言说，“我个人认为，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而与敌人进行了长期和残酷斗争的党的健康分子，在1934年能够跌入到敌人的阵营里，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不相信这一点。”[128] 3月3日斯大林作报告，总结出“三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第一，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无论在经济组织或在行政组织和党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在其中托洛茨基分子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第二，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入了我们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第三，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无论中央的或地方的，不仅不善于看清这些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的真面目，而且表现得这样麻痹大意、温厚宽容和天真幼稚，以致往往自己就帮助外国代理人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斯大林还提出，“必须在联共（布）中央之下设立以6个月为一期的‘国内和国际政策问题讨论会’。派去受训的必须是州组织、边疆区党组织和各民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应当从这些同志中间造就出不仅一批而且好几批能够代替我们党中央委员会领导者的人才。这是必要的，而且是应当做到的”。[129]斯大林就这样安排和布置了清洗党中央委员的工作。 1937年3月19日，叶若夫在内务部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到斯大林对内务部工作的“严厉评价”。21日，他明确要求“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补上在我们的审判工作和粉碎敌人方面所失去的时间。”[130] 1937年7月，维辛斯基和叶若夫先后得到奖赏，被授予列宁勋章。不久，叶若夫又被提升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们二人更加卖力地推进清洗镇压。 1937年7月3日，叶若夫发布第00447号命令，要求发起逮捕前富农分子和反苏维埃分子战役，并具体规定了各地区应逮捕的人数，要求在4个月内完成。这场战役实际用了1年多时间。从1937年8月到1938年11月，逮捕了787397人，而原定逮捕的人数是34.2万人，其中枪决的为386798人（原定7.2万人），流放到集中营的为380559人（原定27万人）。[131] 1937年8月15日，叶若夫根据政治局的决议下达第00486号命令，要求判处所有“叛变祖国者的妻子”以及他们的15岁以上的子女不少于5～8年的剥夺自由。 1937年12月，基辅州揭露了87个破坏组织和托洛茨基组织，365个暴动—颠覆小组。[132] 在1937年12月29日一天的时间里，叶若夫和维辛斯基就审理了一份包括1000名囚犯的名单，其中判处枪毙的有992人。1938年1月21日，两人小组审理了一份包括2164人的名单。[133] 1938年1月，党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党组织在开除党员方面的错误、对待被开除联共（布）党籍者的申诉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以及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的决议，谴责“有些党组织不作任何审查，就毫无根据地开除党员的党籍，剥夺他们的工作，甚至往往毫无根据地宣布他们是人民公敌，任意非法地处置他们”。决议只字不提中央领导的错误，强调问题是一些野心家和暗藏的敌人两面派搞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停止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大批开除党员的做法”，责成各级组织“在三个月内把所有被开除党籍者的申诉书全部处理完毕”。“禁止立即撤销被开除联共（布）党籍者的职务这种不正确的和有害的做法”。[134]但全会不仅没能纠正清洗运动中的问题，反而因它将各种错误都归结为尚未揭露出来的敌人的阴谋，使镇压继续肆无忌惮地进行下去。 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镇压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被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然而，在1966名大会代表中，竟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占代表总数的56%。 打击的矛头还指向了党中央委员。1917年8月俄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领导十月革命的中央委员会。在21名中央委员中，被逮捕处死的有别尔津、布哈林、布勃诺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米柳亭、李可夫、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等10人，还有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遭迫害的占到一半以上。 1922年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出27名中央委员，其中遭迫害致死的有16人，他们是：布哈林、泽林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科罗特科夫、奥尔忠尼启则（自杀）、拉狄克、拉科夫斯基、鲁祖塔克、李可夫、萨普龙诺夫、斯米尔诺夫（死于狱中）、索柯里尼柯夫、托姆斯基（自杀）、托洛茨基（遭暗杀）、邱巴尔。此外，彼得罗夫斯基被逮捕，后获释。遭迫害的占到60%以上。 1937年10月，党中央会议将24名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37年12月，党中央委员会以征询意见方式通过决议：“中央全会根据确凿的材料认为必须将下列人员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并作为人民公敌予以逮捕：鲍曼、布勃诺夫、布林、梅日劳克、鲁希莫维奇和切尔诺夫，他们是德国间谍和沙皇保安机关的密探；米哈伊洛夫，他同雅科夫列夫的反革命活动有牵连；伦金，他同李可夫、苏利莫夫的反革命活动有牵连。”接着，斯大林亲笔补了一句：“所有这些人都承认自己有罪。”[135]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98人即占80%的委员被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 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没能幸免。列宁在世时的最后一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即1923年4月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后选举产生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早年逝世外，斯大林将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于死地。1919～1935年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20人遇害。一些曾积极参加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斗争，并得到提拔的政治局委员也遭镇压。仅1937～1938年就有5名政治局成员遭逮捕，全被处死。 扬·埃内斯托维奇·鲁祖塔克，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2～1926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党中央中亚局主席，1923年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后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4年为政治局委员，1926～1937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5月他被捕，被指控领导拉脱维亚反苏维埃民族主义组织。鲁祖塔克在法庭上声明自己无罪，但法庭只用了20分钟就做出死刑判决。1938年7月鲁祖塔克被处死。 斯坦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柯秀尔，1907年入党，1920年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1925～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28～1937年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1927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38年1月，柯秀尔以缺乏警惕性的罪名被解除在乌克兰的职务，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同年5月他被捕，指控他在1922年就参加了反革命的波兰军事组织，1934年又成立和领导了“乌克兰反革命阴谋恐怖中心”，1939年2月26日被枪决。 弗拉斯·雅可夫列维奇·邱巴尔，1907年入党，1923～193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34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人民委员，1926～1935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1938年为政治局委员。1938年7月被他逮捕，被控参加恐怖组织，是德国间谍，1939年2月同柯秀尔一起被处死。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波斯特舍夫，1904年入党，历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哈尔科夫州委、基辅州委书记，193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特舍夫在1938年1月中央全会上发言指出，他到古比雪夫州时看到，经过清洗以后，州党委员会、州执行委员会以及区委员会的工作都瘫痪了。许多区委由于只剩下两三个委员，实际上已经停止工作。在州里，这样的区有30多个。卡冈诺维奇抓住他的发言做文章，说“波斯特舍夫在这次全会的发言是在重复敌视党的言论”。其他人也跟着批判波斯特舍夫。[136]1938年2月，波斯特舍夫被捕，被指控参加了右派—托洛茨基阴谋，充当日本、波兰和德国的间谍，1939年被处死。 罗伯特·因德里克维奇·埃赫，拉脱维亚人，1905年入党，1935～1938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1937年任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1937年改任农业人民委员，1938年4月被捕。埃赫在法庭上不承认自己有罪。他声明说，“在似乎是我交代的供词中，除了下面的签名之外，没有一个字是我说出来的，就是这些签名也是被迫的。供词是在审讯员的压迫下制造出来的，从我被逮捕时起，就开始对我实施严刑拷打……审讯人员还利用我有病的身躯（我的脊柱已经被折断），在上面击打，就像在琴键上做的那样。这是无法忍受的酷刑……我没有犯罪，我从来也没有参加过什么阴谋活动”。1940年2月他被处死。 政府机关也遭到无情的清洗。列宁主持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就有9人（内务人民委员李可夫、陆海军人民委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克雷连柯、德边科、农业人民委员米柳亭、劳动人民委员施略普尼科夫、司法人民委员洛莫夫、粮食人民委员泰奥多罗维奇、邮电人民委员格列鲍夫-阿维洛夫）在这次清洗中被镇压，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4人在1933年以前逝世。活过这场灾难的只有斯大林一人。 1935年进入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中，有20人被处死，活下来的只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安德烈耶夫和李维诺夫6人。1938年初人民委员会28个成员中有20人很快就被镇压。1937～1938年被捕后牺牲的政府领导人有：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重工业人民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瓦·伊·梅日劳克，接替梅日劳克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Г.И.斯米尔诺夫，国家计委副主席Э.И.克维林，人民委员会副主席В.В.施米特和Н.К.安季波夫，国防工业人民委员М.Л.鲁希莫维奇，司法人民委员Н.В.克雷连柯，农业人民委员Я.А.雅科夫列夫，财政人民委员Г.Ф.格林科，轻工业人民委员И.Е.柳比莫夫，林业人民委员В.И.伊万诺夫，食品工业人民委员С.С.洛博夫，国内贸易人民委员И.Я.魏采尔，卫生人民委员Г.Н.卡明斯基，邮电人民委员英·安·哈勒普斯基，水运人民委员Н.И.帕霍莫夫，机器制造业人民委员А.勃鲁斯金，国营农场人民委员Г.Н.卡尔马诺维奇和Н.Н.杰姆钦科，国家银行管理局主席Л.Е.马里雅辛等。 随着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的被镇压，他们的下属多被牵连。1936年10月到1937年3月底，大约有2000名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逮捕。国防人民委员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外交人民委员部，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遭到毁灭性打击。交通人民委员部在1936～1938年间，有13名副人民委员，65名铁路局局长，63名政治部主任和铁路局副局长被逮捕。坦克制造人民委员部整个管理机关的人员、各企业的所有厂长经理（只有两个人除外），绝大多数的专家工程师都遭逮捕。内务人民委员部是斯大林依靠的惩罚机关。但他们知道的镇压内幕太多了，斯大林不能留下这些见证人。另外，他们是第一线执行人，积怨很深，正好是缓解民怨的替罪羊。因此内务部的清洗更是突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被撤职处死后，他的副手——副内务人民委员，以及各司司长都先后被逮捕处死。叶若夫后来承认他“清洗了14000名肃反工作人员”，还说他“最大的过错是清洗得少了”。[137]叶若夫及其同伙也没有得到好下场。贝利亚上台后，逮捕了几乎所有的内务部下属的各局局长和他们的助手。 军队也遭到可怕的清洗。1930年代，苏联有5名元帅，除了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外，其他3名遭镇压。图哈切夫斯基被处死后，下一个受迫害的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他在国内战争期间，任远东共和国总司令，五次获得红旗勋章。1924～1927年他到中国，任广州革命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化名加仑将军。1929年起，他任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1938年夏，他指挥红军打败日军在张鼓峰的入侵，10月被逮捕，11月被秘密处死，但一直没有公布这一消息。另一位元帅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内战期间先后任南方和西南方方面军司令，方面军委员是斯大林；1931～1937年任红军总参谋长，1938年被捕，1939年2月遇害。1956年，为这两位元帅恢复了名誉。 此外，副国防人民委员雅·伊·阿尔克斯尼斯、伊·费·费季科和弗·米·奥尔洛夫，红军副总参谋长В.Н.列维切夫和谢·亚·梅热尼诺夫，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安·斯·布林和Г.А.奥谢皮扬，海军人民委员彼·亚·斯米尔诺夫，副海军人民委员П.И.斯米尔诺夫（斯韦特洛夫斯基），海军司令米弗·维·克托罗夫，海军参谋长П.Г.斯塔谢维奇，黑海舰队司令伊·库·科扎诺夫，北方舰队司令康·伊·杜舍诺夫，太平洋舰队司令格·彼·基列耶夫，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И.Н.科达茨基-鲁德涅夫，莫斯科军区司令С.П.乌里茨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帕·叶·德边科，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伊·潘·别洛夫，外贝加尔军区司令米·德·韦利卡诺夫，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尼·弗·古比雪夫，北高加索军区司令伊·伊·加里卡维，中亚军区司令伊·肯·格里亚兹诺夫，乌拉尔军区司令鲍·谢·戈尔巴乔夫和Я.П.盖利特，哈尔科夫军区司令伊·纳·杜博沃伊等都遭镇压。 对红军将领的镇压规模巨大。被枪杀的有：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全部4名空军高级将领；全部6名海军上将；15名海军中将中的9人；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和副政委；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人。[138]8万名军官中有3.5万名遭到从清除出军队到判刑、处死的迫害。[139] 丹尼洛夫依据档案资料认定，1937～1939年有24574名军官遭迫害，其中9579人被逮捕，14968人被清除出军队，但11178人又重新返回军队。[140]另一份统计资料表明，1937～1939年间陆军中共有36898名军官被解除了职务，其中28685人是因政治或民族原因被处理的。1938～1939年，有11178名被解除职务的军官重返军队。到1940年1月1日，遭迫害的军官为17981人。[141] 根据军事审判厅厅长向联共（布）中央、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提交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和军事法庭的工作报告，编制出工农红军干部因反革命罪而被判刑的人数统计表如下：[142] 由此可见，1936～1940年期间因反革命罪被审判的军人有10838人，其中中高级领导干部为2218人。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因为1937年的数据不包括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判决的“法西斯军事阴谋”和“右派—托洛茨基组织”的参加者。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包括内务部“特别会议”及其他非司法机关判处的人员，而对这些人的统计数字至今尚未进行足够的研究。有人统计，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被判处反革命罪的有3777380人，其中2900000人不是司法机关判处的，占76.7%。假设非司法机关对军人审判的比例与上述平民的比例相同，那么，1936～1940年期间因反革命罪受司法机关和非司法机关审判的中高级军官为9519人。 地方党政机关也被镇压浪潮席卷。在俄罗斯联邦，90%的州党委和州执委委员遭镇压。列宁格勒的党、苏维埃和经济领导骨干几乎全部被消灭了。1935～1940年间在列宁格勒有68088人被镇压。[143]在绝大多数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和市、区，有2/3的党政领导人遭到逮捕。 一般的党员也遭清洗镇压。1937～1938年受迫害的党员共达116885人，占党员总数的1/9。[144]这里指的是被逮捕时仍是党员的人数，如果把曾是党员的人也算进去，数目就要大得多。 一些仍留在工作岗位上的领导人的亲人也遭到逮捕，如加里宁的妻子，奥尔忠尼启则的哥哥，卡冈诺维奇的两个弟弟，什维尔尼克的独生女儿。不知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否要想通过这件事来考验或威胁他的下属。 对各民族共和国党政干部的被镇压 乌克兰受到沉重打击。1937年8月，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到基辅，要求乌克兰党中央对其中央书记柯秀尔、人民委员会主席П.П.柳布琴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Г.И.彼得罗夫斯基投不信任票，选举赫鲁晓夫为中央书记，遭到乌克兰党中央拒绝。后来，莫洛托夫提出邀请乌克兰全体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02人到莫斯科讨论此事。柳布琴科预感后果的严重，并担心自己的家属也会遭迫害，他先打死妻子和儿子，然后自杀身亡。其他人去了莫斯科，最后只有彼得罗夫斯基等3人活了下来。[145]1938年1月，赫鲁晓夫出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在1938～1940年间，在乌克兰有167565人被逮捕。[146] 在白俄罗斯，马林科夫和叶若夫编造谎言，说那里存在一个以党政领导人为首的反苏地下组织。这使白俄罗斯的领导人几乎全部被逮捕镇压。白俄罗斯党中央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Н.М.戈洛杰德，白俄罗斯党中央常务局委员А.Г.切尔维亚科夫等被杀害。白俄罗斯党组织人数减少一半。[147] 高加索的三个共和国的众多领导人遭到迫害。外高加索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Г.М.穆萨别科夫遭杀害。亚美尼亚党中央第一书记А.汉姜，中央书记С.斯拉比奥尼扬（卢卡申）、А.约尼扬、Г.奥弗谢比扬和А.科斯达尼扬，人民委员会主席С.М.捷尔-加布里耶梁，亚美尼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С.马尔蒂基扬被镇压。阿塞拜疆党中央书记Р.А.阿洪多夫、人民委员会主席古塞恩·拉赫曼诺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С.М.埃芬季耶夫遭杀害。在格鲁吉亚，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М.Д.奥拉赫拉什维利，格鲁吉亚党中央书记和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Л.И.拉夫连季耶夫（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等人被处死。1937年召开的格鲁吉亚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共有644名代表，不久以后有425人被逮捕或处死。[148] 中亚共和国受到的清洗更是惊人。1937年哈萨克党中央常务局的成员无一例外地被逮捕处决。牺牲的有中央书记Л.И.米尔佐扬、С.努尔皮伊索夫，人民委员会主席У.Д.伊萨耶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У.库鲁姆别托夫等人。 土库曼党中央书记Т.А.穆哈默多夫和Я.А.波波克，人民委员会主席К.阿塔巴耶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Н.艾塔科夫等人被镇压。只有120多万人口的土库曼在1937年8月到1938年11月共有15660人被判刑，其中5008人被处决。[149] 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А.И.伊克拉莫夫，人民委员会主席Ф.霍贾耶夫被处决。1937～1939年间，在乌兹别克有4.1万人被逮捕，6920人被处死。 吉尔吉斯党中央第一书记М.К.阿姆莫索夫、第二书记М.Л.别洛茨基、监察委员会主席Д.С.萨达耶夫等人被处死。 在塔吉克共和国，内务部揭露了一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说它与托洛茨基中心、伊朗、阿富汗、日本、英国和德国有联系。这个组织的领导有塔吉克党中央书记Ю.阿舒罗夫和А.弗罗洛夫，人民委员会主席А.Р.拉希姆巴耶夫和12名人民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С.绍捷莫利，以及塔吉克党中央几乎所有各部的部长和18名区委书记。[150] 仅1937年，中亚地区基层党组织干部的55.7%、区党委干部的78.8%被清洗。[151] 在俄罗斯联邦的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的党政干部普遍遭迫害。卡累利阿、鞑靼、卡巴尔达—巴尔卡尔、马里、科米自治共和国以及犹太自治州的党委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均被逮捕处死。北奥塞梯自治州的11名州党委成员中有9人被捕。 叶若夫根据斯大林的个人指令，于1937年7月25日签署了第00439号命令，要求各地方机关在5天内逮捕所有在军事工厂和铁路运输部门工作的日耳曼人。1937年8月到1938年11月，即远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4.2万日耳曼人被处死。 在1937年8月25日到1938年11月15日的反民族主义分子战役中，两人小组和特别三人小组共审理了335513人的案件，其中247157被判处枪决。[152] 对科技文化工作者的镇压 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引发了众多严重问题，生物学界也因此受牵连。特·杰·李森科等人曲意迎合政治需要，不断高升，而诚实的生物学家因同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同而备受打击。农业科学研究院第一任院长Н.И.瓦维洛夫是世界著名的育种学家、遗传学家。他搜集了世界各地的5万个野生植物标本和3万多个小麦样品，带回苏联进行遗传学研究，取得重大成果，1926年获得列宁奖金，却于1940年无辜被捕，1943年死于狱中。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亚·伊·穆拉洛夫，以及棉花、畜牧、农业化学、植物保护等研究所的领导人都遭镇压。更多的生物学家被逮捕流放。植物学家А.А.米歇耶夫在克累马河集中营[153]被毒打致死。著名的外科医生К.Х.科赫教授也关在克累马河集中营，因没有完成开采黄金的定额被枪决。 国防工业的许多科学家受到迫害。坦克设计师В.И.扎斯拉夫斯基，无后坐力炮发明者Л·库尔切夫斯基等众多军械武器设计师遭诬陷被处决。著名的飞机设计师А.Н.图波列夫于1937年10月21日被逮捕，被指控参加“俄国法西斯党”，进行破坏活动。同年，被逮捕的还有第一批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者——火箭科学研究所所长伊·帖·克列伊梅诺夫，他的助手、“喀秋莎”火箭炮的发明人Г.Э.朗格马克，以及В.П.格卢什科。他们的罪名是在火箭科学研究所内建立“反革命组织”。由于被逮捕的工程师非常之多，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集中关在一个特别监狱中，继续进行各种武器的设计开发工作。早在1929年就在布特尔监狱内设立了内部监狱设计局，为首的是著名的飞机设计师Н.Н.波利卡尔波夫和Д.П.格里戈罗维奇。设计局后来迁到霍德飞机场地区，改名为中央设计局——第三十九号。后来又陆续设立了多个监狱设计局，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中央设计局——第二十九号，一般称为图波列夫囚徒设计所。在那里工作过的有6名科学院院士（谢·帕·科罗廖夫、尤·阿·克鲁特科夫、亚·伊·涅克拉索夫、鲍·谢·斯捷奇金、尤·鲍·鲁麦尔、安·尼·图波列夫），17名总设计师，12名教授和科学博士，将近200名囚徒科学家。[154]火箭专家С.П.科罗廖夫于1937年被捕，次年6月被判刑，在克累马河黄金矿当苦力，后调到中央设计局——第二十九号。1944年被减刑提前释放。他后来成为苏联火箭总设计师，把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 白俄罗斯科学院院长И.З.舒尔特被镇压。领头的物理学家如伊·叶·塔姆、В.А.福克等遭诽谤，被指责为“唯心主义者”和“敌对思想的走私犯”。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М.П.布朗施坦也遭到镇压。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尼·米·费多罗夫斯基于1937年被逮捕判刑，他是实用矿物学的创始人之一，负责组建和领导矿物科学研究所。 各厂矿、企业、工地、铁路成千上万的领导人和工程师被逮捕、判刑、处死。全国瞩目的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库兹涅茨克工程的领导人瓦·米·米哈伊洛夫和谢·米·弗兰克福特被镇压。荣获各种勋章的马格尼托格尔斯克联合企业的经理Е.С.古戈列，车里雅宾斯克联合企业的负责人В.А.雅可夫列夫，马克耶夫卡联合企业的经理Г.В.格瓦哈里亚被逮捕处死。重工业部掌握着200家大型机器制造厂，这些厂长几乎全部先后被逮捕，其中哈尔科夫拖拉机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罗斯托夫农机厂、高尔基汽车厂、乌拉尔汽车厂、基洛夫（原普梯洛夫）机器制造厂等工厂的厂长被处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机车车辆制造厂在1937～1938两年中，从事行政技术工作的人员差不多全部被消灭了。遭镇压的有工厂的总机械师、计划生产科长、各车间主任。各铁路局的局长也几乎都遭镇压。[155] 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专家遭到专横的批判后，又被逮捕判刑。红色教授学院院长В.Г.克诺林、马恩列研究院副院长弗·哥·索林、基辅语言学院院长Н.М.西雅克、解出通古斯象形字的语言学家Н.А.涅夫斯基以及曾每周两次给斯大林讲哲学课的扬·斯特恩等人均被镇压。更多的历史学、哲学、经济学、语言学、教育学家被逮捕，不少人死于监狱或集中营中。哲学家Л.П.卡尔萨温死于集中营。[156] 1930年代被逮捕的作家有600多人，占作家协会成员的1/3。著名的作家波·安·皮利尼亚克、加·谢列布里娅科娃、伊·埃·巴别利；诗人奥·曼德尔施塔姆遇害。戏剧导演弗·埃·迈耶尔赫里德死于狱中。各少数民族的文艺家普遍受到迫害。[157]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和外国侨民的镇压 斯大林对共产国际及其派生的组织——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国际工人救援委员会都进行了清洗。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И.А.皮亚特尼茨基于1939年被处死。 在本国处于非法状态的奥地利、匈牙利、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芬兰、爱沙尼亚、南斯拉夫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受害尤深。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12名人民委员，其中包括匈牙利共产党创建人库恩·贝拉都被杀害。匈牙利共产党中央书记居什奈尔·卡尔菲加利波维奇被捕后，死于集中营。1938年，波兰共产党被指控其领导机关为间谍所渗入，被第三国际解散。在苏联的波兰共产党员几乎全部被抓。波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尤·伦斯基-列什琴斯基，中央领导成员爱·普罗赫尼亚克、玛·柯秀茨卡、阿·瓦尔斯基、耶·伦格等在苏联被处决。德国共产党领导成员Г.列梅克、Х.埃别尔莱恩、Г.诺伊曼，希腊共产党总书记А.孔塔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成员М.戈尔基奇、В.乔皮奇、М.菲利波维奇，芬兰共产党领导成员А.绍特曼、Г.罗维奥被镇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苏联指导他们党的活动，1930年代遭逮捕遇害。[158] 1937年8月11日，叶若夫下达第00485号命令，要求逮捕“（1）在审讯过程中被查明和根据所附的名单至今未被找到的最积极的‘波兰军事组织’成员；（2）所有留在苏联的波兰军队的战俘；（3）从波兰来的投敌分子，不取决于他们转入苏联的时间；（4）从波兰来的政治侨民和政治交换人员；（5）原波兰社会党党员和波兰其他反苏维埃政治党派的人员；（6）波兰地区各地防范苏维埃民族主义分子中最积极的那部分人员”。[159] 1937年10月23日，叶若夫签署第00693号命令，强调外国谍报机关的代理人打着政治避难的旗号进入苏联，因此“对于一切投诚分子，无论其进入我们境内的动机和情况如何，一律立即逮捕”，并交付审判。[160]这样一来，为了躲避迫害而来的兄弟党干部，为了寻求更好生活而来的外国劳动者都遭逮捕。1938年4月12日，《莫斯科报》[161]发表社论，说“居住在国外的每一名德国公民都是盖世太保的代理人”。这一观点代表了官方的想法。当时在苏联的德国共产党员，70%以上被逮捕。[162] 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侨民也遭到迫害镇压。十月革命前，在俄罗斯大概有50万中国人，他们大多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招募去从事后方工作的。[163]还有很多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工作，在中山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7年中国北洋政府搜查苏联大使馆，两国关系紧张。斯大林下令逮捕在莫斯科的中国人；1930年代，进而迫害中国共产党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立三，于1935年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但于1938年2月23日被逮捕。苏联军事审判厅指控他为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日本间谍、恐怖集团首脑。[164]1938年，爆发了大规模迫害中国侨民的浪潮。在海参崴，“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人员根本连证件都不询问，就可以在大街上、公共汽车上抓中国人，他们从整幢整幢的简易房里逮捕工人，包括妇女和年幼儿童”。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和在苏联各大学学习的差不多所有的中国同志都遭逮捕。[165] 五 大清洗运动的尾声及其严重后果 大清洗运动的逐渐结束 1930年代苏联出现的大清洗、大镇压运动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以及联共（布）缺少执政经验有关，但达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斯大林应承担主要责任。他提出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理论来说明镇压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以至高无上的领袖权威亲自领导了这场大清洗，迫害一切他不信任不喜欢的人，包括他的亲属、密友和得力部下。斯大林亲自批准枪决的有：他以前在民族事务委员部的副手布罗伊多，他的朋友、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阿·叶努基泽，曾被斯大林称为“真正青年领袖”的亚·科萨列夫，他的“哲学老师”扬·斯特恩，同他一起做过地下工作的亚·索尔茨，他十分器重的著名侦察员乌里茨基，被他树为标兵的副外交人民委员列·卡拉汉。 斯大林充分利用苏维埃体制的缺陷，依靠内务部和检察院，破坏法律，恣意横行，无人能拦，也无人敢拦。他还利用群众对官僚的不满，对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担忧，制造遍地有间谍特务的谎言，把矛头指向一切他所称的人民敌人，把一场灾难和罪行导演成保卫革命的战斗。 斯大林亲自坐镇指挥镇压行动。1937～1938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内务部领导人278次，时间多达834小时。[166]斯大林和他的左右手批准处决大批领导干部。在俄罗斯总统档案馆里，保存着叶若夫在1937～1938年间向党中央政治局呈报的383份名单，涉及44465名党政军领导干部，其中39000人被确定为枪决。就目前可以看到的档案，在所有上报的名单中，斯大林签署批准名单的362份，莫洛托夫373份，伏罗希洛夫195份，卡冈诺维奇191份，日丹诺夫177份。[167]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938年12月12日一天就批准枪决3167人。斯大林等人批准的名单实际要比上面提到的多。因为在这些名单上常常还有其他领导人的签名，有许多文件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失踪了。[168] 在大清洗大镇压中，斯大林的助手起了恶劣作用。莫洛托夫积极参与和组织大清洗运动，特别是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镇压。伏罗希洛夫则对镇压军队将领负有直接责任。卡冈诺维奇亲自组织了许多镇压行动，扮演了一个瘟神的角色。叶若夫、亚戈达、贝利亚、乌尔利赫、维辛斯基等则是第一线的刽子手。此外，日丹诺夫、赫鲁晓夫、米高扬、马林科夫都卖力推行清洗镇压活动。可悲的是，后来被迫害处死的波斯特舍夫、柯秀尔、邱巴尔也积极参与了镇压行动。1938年秋，苏联民间流传说，苏联全境只有5个人确保不会遭镇压——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当1938年2月叶若夫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职务时，人们既惊讶又困惑。后来将5人改为6人，用贝利亚和日丹诺夫替代了叶若夫。[169] 这场漫无节制的清洗和镇压不仅引发人民的不满和恐慌，而且造成社会的动荡和危机。直到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使苏联处于严重的战争威胁之中以后，斯大林才不得不控制和收缩镇压的行动。 1938年11月17日，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逮捕、检察机关的监督和侦讯行动》的决议，指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工作中，出现重大的缺点和歪曲事实的现象”。[170]内务部于11月26日发布命令，“立即停止所有大规模逮捕和强行迁出行动”。[171] 斯大林精心安排了结束大规模清洗镇压的进程。早在1938年8月，拉·贝利亚就被委派为内务部第一副人民委员，准备全面接管内务部的工作。11月17日的决议又进一步宣告，“人民的敌人和钻进中央以及地方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外国间谍机关的特务分子，继续进行自己的破坏活动，千方百计地搞乱被侦查的案件和间谍案件，故意歪曲苏联法律，进行大规模的、毫无根据的逮捕，同时也保护自己的伙伴，尤其是钻入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同伙免于被粉碎。”[172]11月19日，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伊万诺夫州内务局局长关于内务部内潜伏有间谍特务问题的声明。叶若夫知道这些行动都是针对他的，便于11月23日主动请辞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第二天，政治局决定“满足叶若夫同志的请求”，免去他的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但保留党中央书记、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和海运人民委员的职务。几个月后，1939年4月10日，叶若夫被捕。恶贯满盈的叶若夫自知“性命当然保不住了”，在法庭上说，“我只有一点请求，请从容地处决我，不要折磨我”。为了表白他至死都是忠顺奴才，他最后说，“我请求转告斯大林，我一生在政治上从未欺骗过党”，“请转告斯大林，我将高呼着他的名字去死”。[173]1940年2月4日，叶若夫以钻入内务部的间谍特务分子的罪名被处死。 叶若夫被撤职后，大规模的镇压停止了。几十万个案件本已在内务部机关做了准备，现在被搁置到一边。还成立了以А.А.安德烈耶夫为首的委员会调查内务部的工作。1939年3月，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含糊地表示，“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174]日丹诺夫在发言中更列举了诬陷好人的例子。平反工作随之展开。 首先被平反的是红军的中下级指挥员。这显然同国际形势紧张、军队干部缺乏有关。被平反的人很多后来成为著名的将领，如К.К.罗科索夫斯基、К.А.梅列茨科夫等。 部分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得到平反。如有名的物理学家Л.兰道和阿·贝格在战争爆发前夕被释放了。图波列夫等10多名航空设计师和工程师，细菌生物学家П.兹德拉多夫和Б.А.季利别尔等人在战争初期获得自由。 这次平反规模有限，只涉及几万人。而在平反的同时，新的镇压一直在继续。一批又一批的新人在运动的尾声中断送了性命。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枪决3167人。[175]1939年3月6日，乌尔利赫向斯大林报告，“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于1939年2月21日至3月14日在莫斯科不公开地审理了436人的案件。413人被处枪决。判决已根据1934年12月1日的法令予以执行。”[176]前面提到过，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就是在1938年被捕，1940年被处死的。著名生物学家瓦维洛夫也是在1940年被捕的。 尽管清洗镇压活动在1939年以后仍在继续，但随着战争的逼近，大清洗、大镇压作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最终还是逐渐结束了。 大清洗的惊人规模 1930年代的大清洗大镇压运动涉及的面极为宽广，受迫害的人数多得惊人。В.П.波波夫根据苏联内务部特别处代理处长帕夫洛夫上校整理的资料绘制了苏联被判刑人数统计表。制表日期注明为1953年12月11日。 这份资料中有两处显然不准确。一是表中第8栏所注1937年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判刑的人数，因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于1934年撤销。二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判刑的人数（第9栏）从1924年即开始列入表中，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到1934年11月5日才成立。因此，列入上述年份的判刑人数应计入该期间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一份资料上有铅笔写的标注：“1921～1938年判刑人数共计2944879人，其中30%（1062000人）是刑事犯。” 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判刑人数统计（1921～1940年） 苏共中央特设委员会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现有的档案资料，于1956年2月9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报告，列表说明1935～1940年镇压从事反苏维埃活动分子的规模如下表。[177] 从上面的两表可以看出：1930～1940年判刑人数总共为2871711人，比1921～1929年的208843人增加10多倍；其中判处死刑的相应为726030人和23391人，扩大了30多倍。 1935～1940年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1937～1938年是高潮，每年逮捕和处决的“人民的敌人”比此前的1936年陡增约10倍。两年被逮捕的共1548366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1692人。 需要指出的是，判决多数不是法院做出的，而是公安机关（内务部的特别会议、三人小组）决定的。据俄国学者波波夫统计，1937～1938年判刑的1344923人中，134751人是司法机关做出的，1210172人是非司法机关做出的。[178] 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1939年多达352508人，远远超过沙皇时代关在监狱中的囚犯数目：1901年为84600人，1912年达到高峰——184000人。[179]除了监狱外，苏联还在边远地区设置了集中营。1930年4月25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4月7日的决议颁布了130/63号命令，成立劳改营管理局。后改为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古拉格）。劳改营最初设在极北和远东地区如白海的索洛维茨岛，进一步发展成为遍布全国的集中营系统。后来又设立了劳改区，关押刑期在3年以下的犯人。集中营和劳改区之间的这种区分并不严格，经常得不到遵守。1932年全苏有11个劳改营。1940年3月1日，扩展为53个劳改营，475个劳改区，在押犯人共有1668200人。[180]这一年年初，劳改营中有7124名18岁以下的孩子，19497名60岁以上的老人，108898名妇女。犯人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和劳动繁重，成批死去。1935年死去32659人，1936年26479人，1937年33499人，1938年猛增到126585人，1939年65301人，1940年56703人，6年共有341226人死于劳改营和监狱之中。[181] 依据俄国现有档案资料整理出来的数字是，1937～1938年有案可查的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大约为150万人，被处死的近70万人。但是这并不是最后定论。俄国学者泽姆斯科夫依据档案资料计算出，1937～1938年共逮捕3141444人，其中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的1575259人，犯有刑事罪行的1566185人。由于刑事罪的内涵不清，能确定为单纯刑事犯的（如流氓小偷等）为647438人，剩下的918747人究竟犯了什么罪尚需研究。如果把他们归为第一类，则遭政治迫害的大约有250万人。[182]另外，除被处决的外，1935～1940年死在监狱和劳改营的囚犯还有341226人。[183] 上述数字并没有全面反映斯大林的迫害镇压规模。如果从整个1930年代看，遭迫害的还有人数众多的富农和富裕农民。在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1929年到1933年间，共有519600富农分子被逮捕[184]，其中仅在1930年就有20201人被枪决。[185]另外，大约有120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并被强制迁徙到中亚和西伯利亚，成为特殊移民。许多人在恶劣条件下死去。[186] 此外，1937～1938年还开展了反民族主义分子的战役。1937年8月2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将远东边疆区的全部朝鲜人迁出。到年底，大约有17.5万朝鲜人被强制迁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187] 关于大清洗中遭迫害的人数，还有其他的说法。米高扬提出，从1935年1月1日到1941年6月22日有1900万人遭迫害，其中700万人被处死。[188]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在1990年说，从1930年到1953年有3778254人受迫害。雅科夫列夫在1997年把这一数字扩大为480万。[189] 罗伯特·康奎斯特在《大恐怖：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清洗》一书中说，1936～1938年的大恐怖至少有600万人被捕，300万人被处死，200万人被埋葬在集中营。[190]而《共产主义黑皮书》认为，1930年代被镇压的人数大约为1600万，其中：1932～1933年有600万人死于饥荒；1937～1938年有68万人直接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判决被枪毙；1934年至1940年之间的集中营登记的死亡人数为30万人；有将近220万的被驱逐者或特别移民；1934～1941年间有600万人被关进集中营和流放区。[191] 大清洗的严重后果 1930年代的大清洗、大镇压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罕见的大浩劫，极大地败坏了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声誉。 大清洗使数百万上千万的干部和群众蒙受各种不白之冤，无辜遭受迫害甚至被夺去宝贵生命。它使国家失去众多久经考验的领导者和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极大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事业的进步。还使大批红军将领遭清洗，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在卫国战争初期接连败退。 大清洗严重破坏了民主与法制，把阶级专政发展成为国家对社会的恐怖，把公民的所有活动都置于国家监管之下。它破坏了社会的正常运转，片面依靠暴力手段来调整社会关系，克服危机，实施目标。清洗和镇压最终成为斯大林模式的基本内容、本质特点。它使初创的、本身存在严重弊端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日益僵化，失去了自我改进的动力。 大清洗还败坏了社会风气。人们被卷入迫害镇压的浪潮中，失去人格，不敢坚持正义，甚至还会造谣中伤他人，以告密求安求荣。干部没有安全感，唯上是听。个人崇拜盛行，国民素质下降。所有这些，都展现了斯大林模式的致命缺陷。大清洗表面上加强了团结一致，实际是加深了社会的内在矛盾，使苏联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只是战争的逼近才使危机在1930年代没有爆发出来，但矛盾也越积越大越深，埋下了苏联解体、苏共丧权的祸根。这一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
[1] 参见Афанасьева Ю. Н. （под ред. ）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Москва，1996. c.524。 [2] Архивы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т. 5. Приказы НКВД СССР 1934-1941гг. Каталог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1999. [3] 参见Афанасьева Ю. Н. （под ред.） 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c.525；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张慕良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557页。 [4] 参见相关的俄文杂志Известя ЦК КПСС、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Источник、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Кентвр，以及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2、30、15等卷。 [5] Козлов В.А. Неизвестная Россия XX век. Москва，1992；Хлевнюк О.В. Сталинское политбюро в 30-е годы. Москва：АИРО-XX，1995；Покровский Н.Н. и Петров С.Г. Архивы Кремля，Политбюро и церковь. 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 1997. [6] Уроки гнева и любви. Петербург. 1990；Жизнь против смерти. Рига. 1993；Мартиролог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а. Уфа.1999；Реквием. Орлов. 1999；Белая книга.Самара.1997-1999；Мемориальная книга.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1994；Дворян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Москва.1995. [7] Военные архивы России，Вып. 1. Москва，1993，c.29-113. [8]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524～644页。 [9] Извесття ЦК КПСС. 1989，No.4、6、7、8、9、11. [10]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574～790页。 [11]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 Москва，1991. [12] 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赵洵、林英译，人民出版社，1981。 [13]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30-50-х годов. Москва，1991；Хлевнюк О.В. 1937год. Москва，1992；Степанов В.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обвинения. в3-х т. Москва，1993；Роговин В.З. 1937 год. Москва，1996；Стецковский Ю.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 1917-1995. Москва，1997；Роговин В.З. Партия расстрелянных. Москва，1997；Гетти А. и Наумов О. Дорога к террору. Москва，1999；Росляков М. В. Убийство Киро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уголовн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в 1930-х годах. Л.，1991；安·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彭卓吾译，红旗出版社，1992。 [14] Иванов В. М. Маршал М.Н.Тухачевский. Москва，1985；Сувениров О.Ф. Трагедия РККА 1937-1938гг.，Москва，1998；Карпов В. Расстрелянные маршалы. Москва，2000；Лесков В.А. Сталин и заговор Тухачевского. Москва，2003；Минаков С.Т. Сталин и заговор генералов. Москва，2005. [15] Звягинцев А.Г. и Орлов Ю.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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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677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224页；Robert C.Tucker，Stalin in power. pp.211-212。 [36] 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248～249页。 [37] 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222～223页；鲍里斯·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克雄、达洲、代军合译，人民出版社，1981，第457～460页。 [38] Дмитренко В.П.（отв.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с.377. [39]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全会：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1928年7月9日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150、149页。 [40]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5页。 [41]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6月27日）》，《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65、307页。 [42]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1933年1月7日的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90～191页。 [43] 参见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第263页。 [44] 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集》，第144、153页。 [45] 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476、413～434页。 [46]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No.9，с.40. [47] Правда，1 сентября，1929. [48] Росляков М. В. Убийство Киро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уголовн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в 1930-х годах. Л.，1991，с.109. [49] 斯大林最亲密圈子里的人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 [50]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0，No.3，c.67. [51]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No.7，с.114-121. [52] 参见安·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164～165页。 [53] Роговин В. Сталинский Неонэп，Москва，1994，с.47. [54] Убийство Кирова. Материалы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омиссии Комитета партийного контроля，КГБ，Прокуратуры СССР. 1990-1991（приложение к газете），“Гласность”，с.74-75. [55] 基洛夫被刺后，他遭逮捕流放。1956年平反回家，1970年写成回忆录，1985年逝世。 [56] Вестник Верховного суда СССР. 1991. No.5 с.17. [57] 参见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No.3，с.138；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186页。 [58]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259页。 [59]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00页。 [60] Robert C.Tucker，Stalin in power， p.298. [61] 参见安·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191页；Robert C.Tucker，Stalin in power， pp.299-300。 [62] 格·叶·叶甫多基莫夫，1903年入党，先后任列宁格勒省党委书记，党中央书记，中央组织局成员。1927年因进行反对派活动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任食品工业部乳品工业管理总局局长。1934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2月8日被捕。1935年因“莫斯科总部”案被判处8年监禁。1936年被判处死刑。 [63]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No.7，с.81. [64] 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89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261～264页；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上册，第377页。 [65] Плимак Е.Г. и Антонов В.С. 1 декабря 1934-год：трагедия Кирова и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4，No.6，c.32. [66] Петухов Н. и Хомчик В. Дело 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м центре// Вестник Верховного суда СССР. 1991，No.5、6；Росляков М.В. Убийство Кирова. Л.，1991；Кирилина А.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Киров. СПб. Москва，2001；Лордкипанидзе В. Убийство Кирова//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1989，11-17 февраля；Плимак Е.Г. и Антонов В.С. 1 декабря 1934-год：трагедия Кирова и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4，No.6. [67] 转引自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上册，第377～378页。 [68] 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299页；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上册，第383页。 [69]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РГАСПИ），ф.17，оп.2，д.571，л.194，Жуков Ю. Н. Репрессии и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СССР 1936 год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No.1，с.11. [70] Хлевнюк О.В. Политбюро. Механиз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1930-е годы. Москва，1996，с.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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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36页。 [81] 斯米尔诺夫，1899年入党，1923～1927年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因进行反对派活动，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0年恢复党籍，1933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并判5年监禁。 [82] 德赖采尔，1919年入党。先后任师政委，车里雅宾斯克州菱镁矿厂副厂长。1928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7月被捕。皮克尔，1917年入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工作。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6月被捕。 [83]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42页。 [84]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43页。 [85]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96～397页。 [86]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45页。 [87]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48页。 [88]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49～750页。 [89] 谢·维·姆拉奇科夫斯基，1905年入党，历任乌拉尔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司令。1927年因进行反对派活动被开除出党。 [90]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31～732页。 [91]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68页。 [92]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69页。 [93]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69页。 [94] РГАСПИ，ф.17，оп.2，д.571，л.194。转引自Жуков Ю. Н. Репрессии и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СССР 1936 год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No.1，с.11。 [95]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70页。 [96]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72页。 [97] ГусейновЕ.Сироткин В. Лицо и Маски Карла Радека // Московская Правда，14 Мая，1989. [98] 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第573页。 [99] ИвановВ. М. Маршал М.Н. Тухачевский. Москва，1985，с.128. [100] Пфафф 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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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关于党组织在开除党员方面的错误、对待被开除联共（布）党籍者的申诉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以及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见《苏共决议汇编》第4分册，人民出版社，1957，第489～500页。 [135] 转引自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第561页。 [136] 转引自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第566～567页。 [137]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447页。 [138]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30页。 [139] Дмитренко В.П.（отв. p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с.385. [140] Данилов В.Д. Советское Главное командование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88，No.6，c.5. [141]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90，No.1，c.188-189. [142] РГВА（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ф.9，оп.29，д.383，л.19-20，74-75；АВКВСРФ（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档案馆），оп.1，д.1а，л.4-9，44-47，62-64；ГАР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ф.8131，оп.27，д.540，л.108-109。 [143]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29页。 [144] Долг памяти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Правда，13 апреля，1991. [145] 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22～323页。 [146]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31页。 [147] 参见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第428～429、419～420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23页。 [148] 参见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第341～343、468～472、512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23～326页。 [149] 李宗禹：《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187页。 [150] 中亚各共和国的大清洗情况参见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第329～333、432～438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26～327页。 [151] 雷振扬：《斯大林民族政策评析》，《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4期，第19页。 [152]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борники “Мемориала”. Вып. 1，с.33. [153] 克累马河集中营位于伯力附近，是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许多无辜者在这里被迫害致死。 [154] 参见沙拉金《图波列夫囚徒设计所》，崔芝远、傅士彬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第14～18页。 [155] 参见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154～157页。 [156] 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53～365页。 [157] 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65～373页。 [158] 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45～352页。 [159]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с.190. [160]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с.190. [161] 《莫斯科报》是周报，1934年4月至1939年5月用法文出版。 [162] 迪特里希给德共中央和德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处的报告（1938年4月29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423、424页。 [163] Правда，2 сентября，1989. [164] 参见李思慎、刘之昆《李立三之谜》，人民出版社，2005，第246～248页。 [165] Коровяковский П. Китайцы Жертвы Сталинской Репрессий//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No.2. c.143-144. [166] Marc Jansen，Nikita Petrov： Stalin’s Loyal Executioner People’s Commissar Nicolas Ezhov，1895-1940，Stanford，California：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2，pp.205、207. [167]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27页。 [168] 参见Афанасьева Ю. Н. （под ред.） 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c.525；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第557页。 [169] Земсков В.Н. О некоторых проблемах 《Большого террора》1937-1938 годов//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2000，No.1，с.202. [170]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436、438页。 [171]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第11～16页。 [172]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433页。 [173]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449、450页。 [174]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文集》，第268页。 [175] 转引自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第618页。 [176] 转引自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第612页。 [177] Аймермахер КДоклад Н.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с.190. [178] Попов В.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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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Robert Conquest，The Great Terror：Stalin’s Purge of the Thirties，p.189. [191] Куртуа С. и др. Чёрная книга коммунизма，с.207. 古拉格：苏联强制劳动经济体系的形成 吉林大学 李庆华 古拉格（Гулаг）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23年7月6日至1934年7月10日）—内务人民委员部（1934年7月10日至1946年3月）—内务部（1946年3月至1953年4月）—司法部（1953年4月至1954年2月）—内务部（1954年2月至1960年）下属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简称。从1930年至1960年它先后多次改名：1930～1934年，称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1934～1938年，更名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动改造营—劳动居民和关押地管理总局；1938～1941年，则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动改造营和劳动居民管理总局；1946年至1953年4月，被称为苏联内务部劳动改造营和劳动教养院管理总局；1953年4月至1954年2月，改称为苏联司法部劳动改造营和劳动教养院管理总局；1954年2月至1959年，易名为苏联内务部劳动改造营和劳动教养院管理总局；1959～1960年，则称苏联内务部关押地管理总局。虽然如此，古拉格这个缩写词的简称却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过。形式上，古拉格存在于1929～1960年期间，实际上却产生于1918年。 自“1930年4月25日成立”[1]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开始解体的20多年间，古拉格在斯大林加速实现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承担了无数大型工业项目的设计、建设或生产等任务。1930年下半年，在它刚刚成立不久便承接了大型项目“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施工任务，并在两年内以惊人的速度完工；1931年11月11日，承接了在“克雷马河上游开采金矿工程”；1932年9月30日，承接了“伏尔加—莫斯科河运河工程”，随后又承接了“远东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工程、伯朝拉河流域煤炭、石油及其他资源开采工程、共青团城建造船厂工程，以及为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采伐原木和木材”等生产任务。如果说“1928～1933年克雷马河金矿采金量为1937公斤”的话，那么在古拉格成立后的1934年则发生了转变。“1934～1936年间，包括远北工程管理总局在内开采了53吨多黄金，而1937年开采了51.5吨黄金”；“1935年1月，古拉格承接了哈巴罗夫斯克—共青团城180公里铁路建设任务”；“6月23日，承接了诺里尔斯克镍联合企业工程；7月29日，承接了谢格扎木材造纸化工联合企业纸浆厂工程；9月14日，承接了乌格利奇和雷宾斯克地区水利枢纽工程任务，年底承接了公路工程任务”；“1937～1938年承接了大量的木材采运任务（1938年古拉格森工企业运出2290万立方米木材，比1937年多2倍）”，“1938～1939年，古拉格的木材采运量占苏联的13%”；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的大部分军工企业和设施是古拉格承接完成的，如“远东和欧洲北部的庞大铁路建设工程、连接波罗的海、白海和里海的伏尔加河—波罗的海和北德维纳河水路设施、水电站和码头的建设，金、镍、锡、铜等有色金属，以及铝、磁铁、石油基地、飞机制造厂、公路设施的建设等”；“1941年为国防部新建和改建了251个飞机场”。20世纪50年代初期，古拉格工业产品的相对指标额并不大，企业产品的批发价仅为国家工业品总额的2.3%，但是，其某些产品却占领先或绝对优势地位，例如，“1952年锡产量大约占全国总产量的70%，镍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3。”从1950年起，古拉格承建了“伏尔加河—顿河运河、伏尔加河—波罗的海运河、土库曼运河、古比雪夫和斯大林格勒水电站”等水利设施。古拉格还承建了一些军工设施，尤其是“在苏联核方案实施处于关键时期的1947～1948年，古拉格经济成分中承建核工业设施的比重从24.6%增加到30.5%，1949年为21.3%”等。[2]由此可见，俄罗斯史学家们称古拉格是苏联“最大、具有无限动员能力的经济机构”[3]不无道理。 迄今为止，俄罗斯出版的关于苏联古拉格历史的著作已有数千本之多，但对苏联古拉格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应当认为始于俄罗斯开放档案之后，因为苏联惩罚机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档案资源的公开解密，实质性地改变了局面，为史学家们对古拉格历史进行研究开辟了新前景。总体上说，近年来俄罗斯史学界对古拉格历史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对积累的独特的第一手新资料，首先是近年来刚解密的档案资料和有关对苏联惩治机构的结构、活动、公文处理机制等方面的资料加以整理研究，目前已整理出并由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出版社出版的七卷集文献《斯大林的古拉格历史》是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不仅为研究这个复杂而又大量的解密文件系统提供了客观条件，而且也为全面深入研究古拉格的历史提供了可能。目前已有许多俄罗斯史学家开始出版运用档案资料研究的成果，如斯米尔诺夫编撰的《1923～1960年苏联劳动改造营制度》，库库林等撰写的《古拉格：1918～1960年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鲍罗德金等撰写的《古拉格：强制劳动经济》，伊万诺娃·加丽娜·米哈伊洛夫娜撰写的《1918～1958年古拉格历史》等著述。鉴于篇幅所限，本文将在俄罗斯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仅从理论和实践视角入手，透视古拉格强制劳动经济体系建立的历史过程，从而为揭示古拉格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具有无限动员能力的经济机构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强制劳动体系建立的理论基础 古拉格经济机构的产生、发展和衰亡都与使用强制劳动密切相关。“‘强制劳动’的说法最早是由法国大革命时的政治活动家、第三等级代表拉鲍·谢恩特·埃季耶恩作为政治法律词汇加以使用的。他认为，强制劳动是针对自由人而言的‘自由劳动’的对立面”。[4]史学家苏斯洛夫认为，强制劳动是以强制为主要刺激手段的劳动。如果说什么人在苏联从事强制劳动的话，那么首先应当想到的是囚犯、特殊移民、劳动大军、战俘、被中立国或交战对方拘留人员、检查—审查劳动改造营的囚犯，即那些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的文件中被列为“特殊人员”（即囚犯），也就是处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督之下，或多或少公民权利受到限制，通常情况下被强制参加劳动的居民。“强制劳动”这一术语，狭义上指的是“特殊人员”的劳动，而不是指处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督之下工人的“自由劳动”。[5]本文使用“强制劳动”这一术语，专指苏联古拉格囚犯的劳动，它作为一种吸引人们参加劳动的方法产生于苏维埃的理论。 不劳动者不得食——通过劳动对旧时代的不劳动者进行改造 古拉格的强制劳动作为一种吸引人们参加劳动的方法产生于苏维埃的理论。“广为人知的布哈林关于‘无产阶级各种形式的强制，从枪毙到劳动义务，无论听起来多么离奇，但却是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人培养成共产主义人类的方法’的观点，实际上是惩治政策的理论基础”。[6]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强制是建设共产主义的方法”。[7]“对于各种强制措施的益处，普列汉诺夫建议从原则的角度来加以评价：革命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8]劳动组织强制措施的积极拥护者托洛茨基就此写道：“我们做的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为了大多数劳动者自身利益组织劳动的尝试。但是这并不排除各种形式的最温和的和极为强硬的强制手段。”[9]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写的《国家与革命》这部著作中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当实行“立法与行政合一”的政治体制，摒弃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思想。1906年和1920年，列宁曾经两次重复提到过专政的以下定义：“专政的科学概念不是指别的，而是指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法律、任何绝对规则限制，直接依靠强制的政权。”[10] 上述思想在布尔什维克政权确立之时所制定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对全民劳动责任的理解中得到了体现，它以命令的方式要求在苏维埃俄国境内的每个人都要参加劳动，由此便出现了对那些不是劳动者的人们，其中包括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代表等采取强制劳动措施的实践依据。 十月革命胜利后，“被推翻的资本主义制度同代替它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刚刚发生大变革之后，人民的生活中就立刻清晰地出现了许多就原先的活动或生存条件而言同新的生活方式产生明显矛盾的人群。这种矛盾如此尖锐，以至于新政权不得不同其进行严肃的斗争，并因此将已计划好的全民劳动义务工作延缓到更有利的时期开展。在弄清除了内部反革命势力之外，还有外国列强积极支持苏维埃俄国的敌人时，就更增强了这种斗争的必要性。于是，在危险局势的影响下产生了建立强制工作营的想法，并根据1919年5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始了强制工作营的组建工作”。[11] 1920年1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部人民委员部强制工作处工作的报告也指出，“组织强制工作营的思想产生于1918年，当时人们清楚地看到，协约国积极地协助白军，于是在内部反革命势力竭尽全力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在旧官员仍继续怠工、经常拒绝在苏维埃机关和企业工作；或即使在其中工作也破坏工农政府威信的情况下，被迫投入一批不劳而获者和不劳动分子来巩固靠近前线的城市。资本家不顾严重的粮食危机，隐藏粮食，希望借此引起群众的不满等。为了把危害分子从社会中隔离出来，苏维埃政权承认了主要是在省会城市设立强制工作营的合理性。关押犯过各种罪行的人，被判处投机、怠工、职务犯罪等人员，明显的人民压迫者和剥削者，以及资产阶级和沙皇贵族制度的拥护者，通过强制劳动和严格的劳动纪律迫使其抵偿自己所犯罪行”。[12] 1918年7月23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通过了《关于失去自由人员及其惩罚措施和服刑制度》的暂行规定。该规定指出：“司法人民委员部关押地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劳动对囚犯进行再教育。如果囚犯拒绝劳动，则要将其全部生活费开销直接计入到其分户账上，而且这类囚犯只能在他们刑满时才能获得释放（甚至即使法庭判决规定的刑期期满也不予以释放）。那些顽固不化的囚犯被视为‘死不改悔者’，对他们采取了诸如减少口粮和关入隔离室（特别监狱）的惩治措施。因此，囚犯应当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补偿政府对其生活费开支的‘自负盈亏’原则，被视为司法人民委员部系统关押地发挥职能的原则”。[13] 1918年9月2日，在有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代表出席的全俄特别委员会和莫斯科区特别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全俄特别委员会下达了《关于红色恐怖》的命令：“①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右派全部重要人物，并将其关进监狱。②逮捕如：人质、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地主、厂长、商人、反革命神甫和所有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军官，并将这些人全部关押到集中营，设立最严密的警戒，迫使这些老爷们在看守的监管下去工作”。[14] 1918年10月5日，人民委员会决定，对非劳动者实行强制劳动，以劳动手册取代身份证，并将劳动记录与口粮分配挂钩。12月10日，全俄中央执委会颁布《劳动法典》，规定对16～50周岁有劳动能力者实行劳动义务制；不从事社会公益劳动者，地方政权机关有权对他们实行强制。1919年2月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捷尔任斯基对使用囚犯劳动的必要性问题做了如下阐述：“除了进行法庭审判外，还必须保留行政审判，确切地说，就是集中营。直到现在为止，在社会劳动中还远没有使用被捕人员的劳动，因此我建议，为了使用被捕人员的劳动，为那些不干活的老爷们，为那些不强迫就不干活的人留下这些集中营。如果我们以苏维埃机关为例的话，那就应该对玩忽职守、迟到等工作态度采取这种惩罚措施。我们可以用这种措施来约束我们的工作人员。”[15]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改造营系统最基本的原则通常说法就是关起来：“强迫寄生分子进行劳动”。[16] “从事自我服务的工作被看成是使用囚犯劳动的最佳方法，因此，与拨给强制工作营房屋改造相关的所有建筑工作都是由囚犯来完成的。此外，囚犯的劳动还被用在打扫房间，总的来说是保持良好的卫生环境、锯木材、给房间供暖、准备食物、照料马匹、料理菜园、在办公室及周围地方的服务等工作。后来，在营内建起了各种手工工厂：细木工厂，成衣铺，制靴厂，洗衣店，铁匠铺。经验表明，手工工厂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这些手工工厂中安装机械化生产设备。强制工作营依靠自身力量解决了电力照明问题，建起了消毒室、浴室和太阳能室。在莫斯科的伊万诺夫营，从囚犯中挑选懂技术的工人成功地建起了装有5台马达的印刷厂，并且是完全用机器装备起来的小工厂。在其他营，建起了生产盖房顶用材料的工厂、气焊厂、针织编织厂和钳工机械厂。在安德罗尼耶夫营，建起汽车修理厂，为社会工作与义务管理总局带来了巨大的益处——使退役的乌乌斯汽车和运输急需但是已完全损坏的汽车处于完好状态”。[17]“彼得格勒营制服车间两个月内可以制成2000件军大衣，1500条马裤，1200件军便服，1000件弗伦奇式军上衣和15000件棉袄和灯笼裤”。[18] “囚犯和战俘在强制工作营外部的工作使用也是按计划安排的。工人首先被派去参加红军，其次是派到交通运输、燃料部门和苏联机关去工作”。[19]例如，1919年12月17日，人民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吸收在押犯人参加苏维埃机关工作的法令，全文如下：
人民委员会决议：
1.根据人民法庭、革命法庭（包括革命军事法庭）判决和肃反委员会决议，在关押地点服刑的专家可以按照他们的专业派往苏维埃机关和国家企业工作。
2.上述人员可以不经押送队押送派往工作地点，但必须有申请派遣的机关或企业的担保，工作结束后必须直接返回关押地点。
3.派遣到苏维埃机关或企业工作，要根据苏维埃机关或企业的申请进行。向在押犯所在地的苏维埃人民法庭、革命法庭或肃反委员会提出此种申请时，应说明：工作需要的具体人名、工作地点、在押犯分派工作的必要期限、预定分配给他的工作性质，以及如果派出工作的犯人逃跑，应由苏维埃机关或企业领导机构中的何人担保。
4.人民审判员委员会、革命法庭或肃反委员会开会研究申请，作出决议，决议应写明被派出去工作的犯人名字、父名和姓氏，派往机关，作何种工作，为期多久，何人担保；这种担保的内容就是一旦有事，立即逮捕第三条规定的担保人，并在3个月内无权改变强制措施。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邦契-布，秘书莫斯利 克里姆林宫，1919年12月17日[20] 除此之外，管理总局技术处负责组织专门使用囚犯的独立对外工作，确切地说，是在莫斯科郊外的克留科夫工业区砖厂工作。这些工作的生产效率非常高，工厂因此被评为一级厂，并且上了光荣榜。克留科夫工业区从事木材采伐工作，在冬季不仅为莫斯科营准备了足够的木材，而且还有剩余。 为体现“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思想，惩治机构规定参加劳动的囚犯可以获得劳动报酬。“囚犯的劳动报酬按照工会制定的工资标准发放。同时，按照常规要求，营的开支应当通过囚犯劳动所得的工资收入来支付。无论是1920年1月1日以前，还是在（同年）11月1日以前，都严格遵守了这种原则。截至1920年1月1日，囚犯的平均工资为43卢布8戈比，而每个囚犯的生活费支出为27卢布8戈比；而截止到1920年11月1日，囚犯的平均工资为78卢布13戈比，支出为31卢布5戈比，只是从中央得到的全套制服和办公用品没有被计算在内。从上述核算报告中可以看出，参加劳动的囚犯用自己的工资收入支付了强制工作营所有囚犯的生活费开支”。[21] 从1920年1月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强制工作处的工作报告内容中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惩治政策的思想主张通过“为期10个月的使用囚犯和战俘劳动的尝试，毫无疑问，不论是在生产方面，还是在使不劳动分子养成劳动习惯以及研究其中适合强制工作需要的行业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2]“让游手好闲和寄生分子养成劳动习惯具有巨大意义，因为这使他们走上了健康的体验劳动之路，破除了被捕者不劳而获的思想观念。通过这种方式扩大了劳动群体的力量”。[23]由此可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时期，布尔什维克不仅提出了“不劳动者不得食——通过劳动对旧时代的不劳动者进行改造”的理论，而且在实践该理论的过程中也确实达到了预期目的。 转向实用主义——建立自给自足的劳改营经济 “从强制劳动机构组建之时起，政府就把所有劳动机构都视为苏维埃的经济组织，其目的是培养被判刑者的劳动技能并予以合理地使用”。[24]然而，与其他经济组织不同的是，强制劳动机构的开支要全部由自己解决。其依据是1918年司法人民委员部制定的监狱政策的两项基本原则：关押地开支完全自给自足（囚犯劳动的收入应超过其生活费的支出）和对犯人的彻底再教育。在社会工作与义务管理总局关于1920年1月1日至11月1日的工作汇报中也指出，“强制工作营的主要任务是，使囚犯养成劳动习惯和更好地使用其劳动力，具体表现就是，囚犯一进入强制工作营就被派去工作。根据所属类型，一部分囚犯被派到外部去工作，另一部分被安排在营内工作。截至今年1月1日，从事工作的囚犯为61%，其中39%在营外工作，22%在营内从事有偿工作。到11月前，该百分比提高到67%，其中45%在营外工作，22%在营内工作。不工作的只是老人、病人和残疾人”。[25]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最初时期，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委员们真诚地相信强制劳动对罪犯的改造作用，而没有把强制劳动的经济作用放在首要地位。也就是说，最初“设立强制工作营的主要目的不是让司法人民委员部在监狱中开展惩罚工作，而是把危害分子和不受欢迎的人隔离起来，通过强制、再教育和系统的纪律约束使他们养成自觉参加劳动的习惯。因此，一方面对这类人员进行文化教育，另一方面使其学会各种体力劳动技能的做法被视为是达到该目的的最佳途径。”[26]1920年12月8日，就颁布惩治政策通告问题，捷尔任斯基在致全俄特别委员会业务主管人员的便函中指出：必须致信告诉所有特别委员会、特殊处和区运输系统特别委员会，我们的监狱装满的不是工人和农民，而是资产阶级和苏维埃政权的真正敌人。为此，中央必须注意监狱的居民，它的社会成分。应当考虑，把这件事委托给谁去做，和谁来制定所有监狱居民报表的样式。为此需要召集萨夫拉索夫、赞格维尔、弗拉吉米尔和我们的人员开会。 对于不是因为反革命行为而被捕的工人和穷人，应当在工厂工会或者其他工农组织的担保下广泛实行提前释放，同时责成它们对罪犯进行改造。我们特别委员会应当记住，他们是在进行阶级斗争，因此要自觉对待这一问题，弄清怎样以及采取何种方法对待不同的人。总之，要用我们的政策占领所有监狱。这不是司法机关的事情，而是我们的事情。[27] 1921年1月8日，全俄特别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签发的《全俄特别委员会关于特别委员会机关惩治政策的第10号命令》也充分体现了这种观念：“外部战场没有了，资产阶级政变的危险性消失了，国内战争的危急时期结束了，但是却留下了严重的后果：监狱中人满为患，并且其中关押的主要是工人和农民，而不是资产阶级。应该消除这种不良后果，为监狱减负，同时要目光敏锐地将那些真正威胁苏维埃政权的人关进监狱。在战争情况下，甚至是市场上微不足道的投机，或者穿越前线的行为都可能会给红军带来危险，但是现在就可以排除类似事情的危险性了。 “今后同强盗惯犯的谈话应该简短，但是不应当把有小偷小摸或者投机行为的工人和农民们关押在监狱里。大规模的投机很危险，但是要予以循序渐进地解决，我相信，苏维埃政权采取的一揽子经济措施一定会解决这一问题。的确，盗窃现象十分严重，其中许多参与者是工人，但是，如果不把有盗窃行为的工人关进监狱，而是让其在自己的工厂里工作的同时，由其他工人负责对他进行教育的话，那么在诚实人包围下的西多洛夫或者彼得罗夫有可能会再次偷盗，这样他就会再次给自己的工厂脸上抹黑，或者他因此而转变为一个诚实的同志，这么做，要比对其进行侦查或者审判的效果更有力、更合理。工作环境可以拯救弱者和觉悟低的同志，而监狱则会把他们彻底毁掉。”特别委员会机关的口号应当是：“监狱是给资产阶级准备的，对工人和农民要采取同志式的教育……”[28]当时，应当被关在强制工作营的大体上是这几类人员：不劳动分子和居民中的寄生阶层——商人、经纪人、投机分子、无固定职业的妇女等；反革命分子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拥护者；某些职务犯罪人员，采取措施逃避工作的人和怠工者；国内战争的战俘等。1919年上半年在强制工作营设立之后，由于监狱人满为患和缺少关押地，于是作为临时措施，甚至允许不把某些不太危险的刑事犯关入监狱。 然而，从20年代，尤其是从20年代中期起，能否提高强制劳动机构经济职能问题开始逐渐成为保留还是关闭强制工作营的关键所在。当时，“国家极为严重的经济状况和饥饿使强制工作营的生活令人难以忍受。短期内，身体健康的人失去了劳动能力，死了许多人。用于营生活费的资金严重不足。许多省因无力供给资金而提出关闭强制工作营的问题。关押地面临的这种危机局面，部分是由于1922年其生活费来自地方财政预算。政府只把15个具有全国意义的关押地列入了国家供应计划之中。属于这一类的有：最大的隔离监狱、未成年人劳动教养院和地方政治犯监狱。地方机关因为不愿意给自己本来就十分困窘的财政预算增加负担，因此回避关押地的一切物质要求”。[29]在这种情况下，“让人们相信强制工作营既能起到隔离阶级敌人，又能带来物质利益的作用是非常难的事情”。[30]于是，人们开始更加关心今后强制工作营应当如何解决自身生存的经济问题。 1920年春，在全俄特别委员会主席团收到的一份呈文中提到了关于囚犯关押状况的事情：“安德罗尼耶夫集中营警备司令在亲自查看了营中关押的囚犯之后谈了自己的看法，——我在想，为什么这些愚昧无知，而且多数几乎全是农民出身的囚犯哪里都不使用他们，关押在营中什么活都不干，干消耗不够吃的口粮，因为吃不饱而生病和死亡……”[31]当时，类似的呈文来自各地。在强制工作营处于去留抉择困难的情况下，迫切需要有特殊远见而且热衷于强制工作营事务的人物出现。北德维纳省强制工作营警备司令就是这种人物之一，1920年1月，他在呈文中写道：“此时此刻我可以大胆地说，未来强制工作营一定能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帮助和益处，尤其是在营中人满、供应后者饮食和衣物的情况下。”[32]“1924年，在捷尔任斯基的信中似乎第一次提到，苏联惩治政策主要目标的定位应从革命的浪漫主义向国家实用主义转变的问题。与自己1921年1月8日下达的命令内容相反，捷尔任斯基否定了对罪犯进行阶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必要性”。“5年以后他的这种思想成了古拉格经济学说的基础——为了对难以到达且有着丰富矿产资源的伯朝拉、奥伯多尔斯克等北方地区进行经济开发，囚犯们被派到了这些地区”。[33] 1924年10月16日，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通过了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改造法典，该法典第九条规定：“每个劳改机构都应当坚决奉行通过关押在其中的囚犯劳动来弥补犯人自身的开销，但是同时不能忽视改造的目的。”[34]法典在明确规定劳动改造机构今后要坚决走自给自足经济道路的同时，还表明，工作重点明显由两部分构成，即通过强制劳动解决经济任务和对苏联惩治政策各项原则的实施。 在加速实现工业化进程中形成并发挥无限动员能力 强制劳动机构的职能从以教育为主向以经济职能为主的转变，显然还与准备宣布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向计划经济过渡、结束新经济政策的方针，以及正在成为国家经济生活主要成分的工业企业中，劳动关系发生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1925年12月，联共（布）十四大的决议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决议指出：“要从下述观点来进行经济建设：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从而使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绝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按社会主义方式进行建设的独立的经济单位。”决议反映出苏联领导集体已决定走一条摒弃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样，就“彻底改变了经济思想的整个方向：从合营经济、调解阶级与劳动冲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转变到不惜任何代价、不顾居民中个别团体和阶层的抵抗，加速生产的发展，以保证落后的农业国迅速转变成经济和军事方面更强的工业国。新经济政策时期奉行的阶级和解与合作思想被随着向社会主义推进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提法所取代”。[35] 随着五年规划的制定，充分利用国内一切可以使用的劳动力资源问题必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强制劳动机构作为劳动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也不会被遗忘。 众所周知，苏联是世界上幅员最辽阔、资源最丰富、发展潜力最大的国家，但也是人口稀少的国家，因此如何使用有限的劳动力资源来发展经济，在短期内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十分难以破解的问题，换言之，为了实现斯大林的工业化目标，国家迫切需要劳动力。斯大林清楚地意识到，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劳动力市场经验可以借鉴，但是为了保证苏联独特的社会主义性质，苏联经济将不同世界经济接轨，以避免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和制约。这样一来，在实际工作中，管理者们就把完成生产计划和各种计划任务的主要希望寄托于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上。为此而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劳动竞赛，如突击手运动、接受挑战计划运动、不间断工作运动、在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上“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运动等等。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被宣布为是完成五年计划任务、新的劳动态度和社会主义新人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被看作是阶级斗争最重要的工具。但是突击手却成了那些落后分子、阻碍社会主义建设和生产的捣乱分子——这些最初被采取了强制措施，但后来渐渐扩大到越来越多城市居民之中的落后工人的对立面。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出现了同1928年相比企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生产领域的这种状况对于完成斯大林的工业化目标而制订生产计划和各种计划任务来说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合理使用强制劳动机构囚犯劳动的问题就具有了现实的经济意义。于是，早些时候就产生的、派被关押者到非强制劳动的工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工作的想法开始落实到行动上来，当然此举也希望在五年规划工地上工作有助于对在押者的再教育。 “早在1927年，政治局研究在采金领域使用囚犯的可行性时，已经确定在大型经济方案中开始使用囚犯劳动的最初实践尝试”。[36]为了实现斯大林的工业化目标，国家迫切需要外汇资本。“1928年，司法人民委员杨松建议，‘为了迅速扩大木材出口，使用囚犯采伐木材’。”[37] 然而，20世纪20年代经济和政治领域需要研究和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缺乏大型工业规划、党内存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以及围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进行的持续不断的争论等，不利于国家领导人组织全国规模的囚犯劳动，限制了实施惩治政策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从理论角度就加强惩治的必要性发表了个人看法。1928年7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斯大林指出，“随着我们的前进，资本主义分子的抵抗也将加强，阶级斗争将更加激烈，而实力将不断增强的苏维埃政权将奉行对这些人进行孤立的政策，分化工人阶级敌人的政策，最后还有压制剥削阶级抵抗的政策……”[38]为了更加合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斯大林还引用了他非常熟悉的托洛茨基说过的一句话：“阶级敌人的抵抗越是猛烈和危险，就越不可避免地需要加强惩治系统的惩治制度。”[39]1929年5月1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使用刑事罪犯劳动》的决定（П80/9-рс）。决定硬性规定，“向大规模有偿使用被判处3年以上徒刑的刑事犯劳动制度过渡。”[40] 1929年6月2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作出决议，“今后把集中营（即强制工作营）改名为劳动改造营。”[41]鉴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在关押地区实施大型工程计划力所不及，因此出现了建设专门的大型劳动改造营和为从农村流放出来、被没收了生产工具和土地的农民、其他“异己分子”和“社会危险分子”建立专门移民体制的想法。于是，1929年7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在北方、乌拉尔、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远东地区使用在押人员劳动的决议（第20/307 п.130号）。决议内容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作出决议：
1.被联盟和加盟共和国司法机关判处失去自由3年或者3年以上的犯人，送交到国家政治保卫管理总局组织的劳动改造营服刑。
授权法院在特殊情况下，在对明显不适合体力劳动人员或者减轻处罚人员作出判决的情况下，在判决书中可以特别规定用其他服刑方式替代在劳动改造营的服刑方式。
（注：根据该决议之规定，送到劳动改造营服刑囚犯的挑选工作，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代表组成的司法人民委员部代表机关驻地方专门委员会负责。）
2.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了接收这些犯人，需要对现有劳动改造营进行扩建，同时（在乌赫塔和其他偏远地区）组建新营，以便向这些地区移民，并通过使用失去自由人员的劳动，开发这些地区和开采当地的自然资源。
3.为了对将要组建劳动改造营的这些地区进行循序渐进地开发，建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一道，根据下列原则抓紧制定出完整的实施措施：
1）将该区内，行为上表现良好或者工作出色、但是还没有服满规定刑期的囚犯，提前转为自由居民，同时要给予他们必要的帮助；
2）已服满刑期，但是法律剥夺了其自由选择居住地权的囚犯，要留在该地区居住，同时分给其土地；
3）已服满刑期，但是想自愿留在该地区生活的囚犯，可以进入该区居住。
4.对正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劳动改造营隔离服刑的人员，按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现行的劳动改造营法来处理其劳动报酬、生活费、管理制度以及内部条例等方面的事情。
5.其他所有被判处失去自由，但是不符合本决议第1至4条规定的人员，由加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加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要重新研究其辖区失去自由地分布问题，以便从以下几个方面保证其分布的合理性：1）关押被判3年以下刑期人员的失去自由地；2）处于被侦查阶段的人员失去自由地；3）囚犯押解站。
6.建议联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今后要充分利用被关押在为了减少现存失去自由地、仅仅保留其对处于被侦查阶段人员隔离或者囚犯押解站功能而专门组建的农业或工业教养院、失去自由在1年到3年以下人员进行劳动。
7.本决议要立即实施。
8.委托由杨松主席、克拉西科夫、克雷连柯、卡塔尼杨、托尔玛切夫、鲍拉依科、费尔德曼组成的委员会来制定本决议所废止的纲要和对现行法律的修改，并在两个月之内提交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批准。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鲁德祖塔克 苏联人民委员会、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加德卜诺夫 苏联人民委员会秘书米罗什尼科夫[42] “决议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转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手中的所有囚犯都是失去自由3年或者更长时间者，而在共和国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的关押地关押的只剩下被判处3年以下，或者因为没有生活费被判处在卫兵的看管下强制工作的人”。[43]显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在施工周期长、条件艰苦、远离中心城市的偏远地区对囚犯的劳动加以使用。 “在决议批准前的组织阶段，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经有了几个隶属于自己的劳动改造合成营，其在押人员有23000人左右。实施计划任务要求集中大量的资源，首先是劳动力资源来建设大型工业和交通设施。他们应当成为新区移民的支点。拟打算待在押人员刑满或提前释放之后，流放人员在恢复公民权利之后，以‘自由’的身份留在新区。于是便采取了（对在押人员进行）强制移民的方针。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强制劳动机构的形成和劳动资源动员分配制度的确立”。[44] “在这一时期，最高领导集体也在不断地批准希望使用囚犯劳动的新建工程项目和开发国家北部地区的决议。虽然有一部分决议内容没有得到实施，但是从中却反映出苏联领导人的思想倾向。例如，1929年11月29日，通过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关于在萨哈林岛使用囚犯劳动的决议；1930年5月5日，通过了关于为建设奥涅加—白海运河进行地质勘探的决议；1931年11月26日，通过了关于使用囚犯开采镭的决议；1932年2月23日，通过了关于在远东地区修建铁路的决议；1932年7月1日，通过了关于开发诺里尔斯克（在这个地区发现白金和稀有金属产地）的决议”[45]等。 “从1929年起，由于粮食短缺，于是开始对消费品实行凭票供应。渐渐地票（券、证、购货本）扩大到了粮食、面包、油、肉、糖、米等方面。由于对私人经济成分的打击，关闭私有商店和小铺，非粮食品的公开销售也开始减少。国家明显保证不了对居民的供给。另外，工资收入的巨大差别也常常意味着在黑市上购买商品时要花高价。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服工作人员去提高劳动生产率。由于排队过长，对企业劳动纪律产生了负面影响，旷工和迟到现象不断增加。酗酒、躲避工作、毁坏车床和设备、生产受伤事故，这些本来就对工人们来说是很常见的事情，如今变得频繁发生。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开展了加强纪律的斗争。劳动法典的修改为企业提供了不是旷工6天，而是旷工3天就可以开除工人的权利。然后又赋予行政部门有权不经过冲突评议委员会批准，独立地对违反考勤处罚规定者实行各种处罚，通过这种方式使行政部门对纪律状况和生产制度状况的责任得到了加强”。[46]“1930年10月20日，中央委员会关于保障生产所需劳动力的决议，提出了一系列同劳动力流动作斗争的措施，其中包括取消劳动交易所和只根据居住地来进行劳动登记的措施。在企业，因没有发挥专家特长而耽搁了对专家的使用，因不正确使用稀缺职业的工人，因挖别的企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到自己企业来工作，因违反集体合同规定的劳动支付标准和有多余的劳动力，领导应承担行政责任；1931年6月23日，斯大林在对经济领导人讲话中谈到了更有组织地招募劳动者、劳动机制、消除人员流动性、平均主义、无人负责、改善日常生活条件、干部的正确分布、生产中引入经济核算原则、改变工资报酬政策的必要性等问题。以斯大林的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六个条件’而著称的这次讲话的主旨，深入国民的意识中，在许多立法和行政法规中得到反映，到处悬挂，甚至在古拉格的工地上也是如此”[47]；“1932年12月27日，通过了实行公民证制度法，该法律规定按居住地登记和确认城市居民的财产，使市民享有食品购买证权和住房权。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一些工业中心成为有优先供应权、有限户口登记的城市。在1933年间国内发放了2700万本护照。数十万人因违反户口登记制度而被捕并派去强制劳动”。[48]“1933年，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月的全体代表联席大会上，斯大林提出了关于在建设无阶级社会的过程中阶级斗争尖锐化和加强国家政权的论题，他指出，阶级的消灭不是通过阶级斗争熄灭的方式，而是通过加强阶级斗争的方式得以实现的。斯大林提出了消灭即将灭亡阶级的最后剩余的任务，并且列出了未来要惩治的对象：私有企业主及其奴仆、私有商人及其走狗，原先的贵族和牧师、原来的白匪军官和士兵、原来的警察和宪兵、一切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派别的知识分子和一切反苏分子”。[49] 1936年9月，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新人民委员叶若夫成了亚戈达的接班人。1937年7月，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达了《关于惩治原富农、刑事犯及反苏分子行动》的第00447号命令。随着这一命令的发出，许多私有企业主及其奴仆、私有商人及其走狗，原先的贵族和牧师、原来的白匪军官和士兵、原来的警察和宪兵、一切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派别的知识分子和一切反苏分子，以及屡教不改的刑事犯被判处到劳动改造营服刑。新一轮大惩治运动，导致了劳动改造营规模的扩大和既有国民经济意义，又有国防意义的新工程开工（例如，索里卡姆工程和古比雪夫工程；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工程；卢日斯克海湾第200号海军工程；第201号阿穆尔河底加深工程）。[50] 但是，在叶若夫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时期，古拉格的囚犯们首先被看作是敌人，然后才被看作是经济个体，这显然会对劳动效率的提高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从而不利于各种计划任务的完成。1938年11月，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停止大惩治行动。完成了自己使命的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被撤职，后来被枪毙。1938年11月25日，任命贝利亚接替叶若夫的职位。贝利亚是个实用主义者，他首先从经济合理性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强制劳动的制度问题，从而成功地使古拉格变成一个重要的经济总委员会。[51] 在这种情况下，强制劳动机构作为苏维埃国家经济组织加以使用，尤其是在大型经济项目建设上加以使用的趋势愈益明显，并逐渐成为苏联最大、具有无限动员能力的经济机构。 古拉格强制劳动经济体系的建立 古拉格在苏联作为一个主要以使用各种强制劳动，首先是囚犯劳动为基础的特殊经济部门，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组建劳动改造机构的实践始于十月革命初期。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学说并没有规定建立同反革命作斗争的专门机构。但是，国内阶级斗争条件和政治力量的分布，导致隶属于人民委员会同反革命以及暗中破坏作斗争，最初被称为全俄特别委员会的这类机构的产生。1917年12月7日，在列宁领导下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决议，“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一个由捷尓任斯基领导的新机构——‘同反革命分子和暗中对抗分子作斗争的全俄特别委员会’，取代已被废除的、原先同苏维埃政权的抵抗力量作斗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52] 根据1917年12月7日的人民委员会决议，“组建这个新机构的任务是：‘1）制止和消除整个俄罗斯境内任何人的所有反革命和暗中破坏企图与活动；2）将所有暗中破坏者和反革命分子交给革命法庭并制定同其作斗争的措施’，提出可能采取的斗争措施包括：‘没收财产、迫迁、剥夺各种票证、公布人民的敌人名单等等’。全俄特别委员会的权力范围模糊不清，对其越权行为应承担的责任只字未提”。[53] 人民委员会对待全俄特别委员会同国家其他机关之间关系的立场是由列宁规定的。列宁坚决不同意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具有干涉“捷尔任斯基委员会”事务的权力，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只负责奉命向这些人民委员部通报“有着极高政治意义的逮捕事件”。[54] 1918年3月开始组建隶属省、州和县的苏维埃地方特别委员会，它们拥有逮捕、搜查、征用和没收充公的权力。1918年上半年，国内已有40个省和365个县的特别委员会在运转。它们相应隶属于全俄特别委员会和省特别委员会，它们的活动绝对独立；由于它们是地方苏维埃的最高行政机关，所以它们只向地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报告工作。省、前线、军队和州特别委员会有权采取最高处罚措施。1918年12月1日，为地方特别委员会制定的秘密工作细则规定：“特别委员会作为革命危急时刻的斗争机关，担负着在必要时刻取缔或终止行政管理程序中非司法程序的罚款、流放、枪毙等非法处罚行为。”[55] 全俄特别委员会的任务和权力的不断扩大，决定了在其机构中出现许多和同反革命势力及职务犯罪作斗争处于平级的新建处：1918年8月，为了同铁路和水路运输领域的敌对分子作斗争，成立了交通处；1918年12月，为了进行搜查、逮捕和外部跟踪，成立了军事行动处；1919年1月，成立了特别处，1919年2月21日，全俄特别委员会决议赋予它的使命是同陆军和海军中的反革命势力及间谍活动作斗争；地方的省特别委员会成立了由全俄特别委员会特别处直接领导的特别处（前线和军队处）。它们的任务是，不仅同前线，而且还同后方的反革命势力进行积极的斗争。该处的工作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斯大林监督指导，全俄特别委员会特别处处长凯得洛夫向他作每周工作汇报。[56]1919年4月以前，地方集中营直接由省特别委员会领导。除此之外，一部分囚犯被送到1918年4月27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部下设的中央战俘和难民事务委员会系统的集中营关押。[57] 1919年4月3日，由捷尔任斯基提出的“关于集中营问题”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案，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常务委员会定为当日会议的基础。在对方案进行修改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名称——“强制工作营”。[58]1919年4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了“关于强制工作营”的决议案。1919年4月1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组建强制工作营的决议。决议规定，强制工作营（当时各种集中营的统称）的组建工作由省特别委员会负责，而其管理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5月12日，通过了《强制工作营条例》。5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强制劳动营》的决议对4月15日的决议进行了扩展，并就以下几方面问题作了具体说明： 强制工作营的组织 （1）强制工作营的组织工作由省特别委员会负责，地方执行委员会房管处要为其提供相应的办公处所。（注：根据当地条件，强制工作营可以安排在市内、城市附近的田庄、修道院、庄园等地。） （2）交给相应执行委员会管理处管辖的强制工作营的组织工作须经内部人民委员部强制工作处批准。 （3）所有省级城市，在特别条例规定的期限内，应组建起每个都能容纳不少于300人所需数量的强制工作营。没完成条例规定的责任由省特别委员会承担。（注：在县城设立强制工作营，须经强制工作处特别允许。） 强制工作营的管理 （1）内部人民委员部强制工作处负责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强制工作营的管理。 （2）强制工作处的职责是：①制定强制工作营组织与管理的条例、工作细则和规则；②定期提交强制工作营的工作报告；③制定和提交强制工作营的生活费用预算，确定强制工作营行政人员的编制等；④从地方执行委员会提供的候选人中选拔强制工作营主任；⑤对强制工作营的经济、财政进行全面管理；⑥负责强制工作营的发展问题；⑦解决与强制工作营的组织和管理相关的所有问题；⑧负责在县城设立强制工作营的工作；⑨负责强制工作营之间囚犯的调转；⑩负责强制工作营开设手工工厂的审批。 （3）强制工作处处长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常委会委员担任。 （4）强制工作处下设3个科：①行政科，负责各个强制工作营及其全体人员、收集统计数据和其他科管辖范围外各种问题的管理；②组织指导科，负责强制工作营的组织，并对营行政机关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等；③总务科，负责强制工作营的总务、强制工作、营内维修与施工事务。 （5）地方执行委员会管理局的管理处负责对强制工作营整体活动的直接监督。（注：对强制工作营卫生设施、犯人住所及劳动条件的监督，由地方执行委员会另一个相关处负责。） （6）指挥长是每个强制工作营的最高领导，指挥长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选出，并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强制工作处批准任命。指挥长是维护强制工作营秩序并严格执行中央政府下发的所有决议、指示和命令的责任人。强制工作营的所有公职人员和囚犯必须服从营指挥长的命令。 （7）在接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管理局和临时特别委员会管理处领导的同时，营指挥长还必须每两个星期向强制工作处提交强制工作营工作、囚犯人数与变动，以及营中发生的所有特殊事件的简明报告。 （8）营指挥长有权根据特别条例规定对囚犯进行处罚。指挥长有权任用和开除营公职人员。 （9）营总务主任和强制工作主任是指挥长的直接助手。 （10）总务主任的职责是，负责营的食品、采暖、照明、囚犯和公职人员的服装供应，监督营房维修以及强制工作营的所有总务工作。 （11）强制工作主任的职责包括：①组织囚犯在营内外工作；②经强制工作处允许，为小工厂安装设备；③为囚犯提供必要的工作设备、工具、原材料等；④监督囚犯及时认真地完成工作；⑤寻找和承接使用囚犯工作的订单（注：只能接受苏维埃机关的订单）；⑥根据苏维埃机关的要求，派囚犯到强制工作营之外去工作；⑦核算每一名囚犯的工作时间、工资和发放工资。 （12）营的文件处理由文书、出纳员、抄写员（每100名囚犯需要一名抄写员），以及打字员（每300名囚犯需要一名打字员）等办事员负责处理。 警卫队 （1）营秩序的警卫任务由卫队长、副卫队长、两个班和一个卫队直接负责。 （2）警卫队队员的数量取决于囚犯人数，营中囚犯不超过300人时，每15名囚犯需要两名警卫；囚犯超过300人时，每10名囚犯需要一名警卫。 （3）警卫队一半被安排在营内承担警卫任务，另一半负责囚犯在营外期间的警戒和押送。（注：在必要情况下可以从卫队增加押解人员数量或进行相反操作。） （4）卫队长的职责：①监督卫队全体人员正确履行警卫任务；②监督囚犯遵守秩序；③防止囚犯违犯纪律；④监督进入营中的一切外来人员；⑤指派警卫人员监督会面的在场人员；⑥接收待交物品，统计交给总务主任的接收物品清单；⑦搜查重新收留和收工回来的囚犯。 卫生和医疗监督 （1）地方执行委员会卫生处负责对营卫生状况进行全面监督。 （2）地方执行委员会卫生处指派的医生和医士负责对囚犯提供直接医疗观察和救助。 （3）医生的职责是：每星期至少到营中去两次，给病人进行检查和治疗，调查囚犯的健康状况，监督营房的卫生状况，特别是厨房、住所、公共厕所等地的卫生状况。（注：在囚犯突发疾病的情况下，可以随时叫医生。） （4）医士要常住在营中，负责急诊室和药房工作，给囚犯提供医疗服务，为重新患病的囚犯做检查和监控制作食物的质量。 （5）营中设立一个急诊室，每300名囚犯安排15张床和一个急救药包。 关于囚犯 （1）强制工作营总则第二条所列人员应关押到强制工作营（法令汇编1919年第12号第124条），以下两类人员除外：①根据全俄特别委员会规定，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被关押在特别改造营的人员；②患有慢性疾病和因身体残疾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注：由地方营管理局根据医生诊断确定是否丧失劳动能力。） （2）女性及未成年人应分别关押在各类特别营中。 （3）应该关押到强制工作营的囚犯，进营时要携带法院判决书或决议，其中应注明：囚犯的姓、名、父称，作出押解囚犯决定的机关名称，犯有什么罪刑，判刑时间和刑期。 （4）囚犯进入强制工作营之后，立即将其个人信息一式三份填到特殊卡片上，其中一份放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名册上，另一份存放在囚犯的卷宗里，第三份送到强制工作处。 （5）营办公室有每名囚犯的个人账户簿和用来存囚犯工资的存折，用于登记囚犯的工资收入和支付划拨到囚犯人头上的营生活费开支，以及囚犯自己的花销（因为营管理制度允许这么做）。（注：根据本细则第35条规定，营生活费开支由囚犯全员分摊。） （6）囚犯受到的任何处罚都要记入其个人档案。 （7）所有囚犯到达营后必须立即分派工作，并在其整个服刑期间从事体力劳动。囚犯从事工作种类由营管理部门分配。（注：个别囚犯在获得地方管理局管理处批准的情况下，可以脑力劳动代替体力劳动。） （8）为囚犯规定了8小时工作日制度。可安排加班和夜班工作，但须遵守劳动法（1918年法令汇编第87～88号，第905条）。 （9）囚犯的食物口粮应符合为从事体力劳动人员规定的标准。 （10）每名囚犯的劳动报酬，根据相应地区工会制定的工资额标准发放。囚犯的工资收入要扣除其生活消费开支（食品，衣服）、住宿费用、营行政、警戒费用开支。但是总扣款数额不能超过工资的3/4。 （11）在囚犯全员状况下，营及管理部门的开支应当由囚犯的劳动来补偿。根据特别工作细则规定，营的财政赤字责任由营管理部门和囚犯共同承担。 （12）根据特别工作细则规定，确定对囚犯的惩罚力度、种类和性质。 （13）对于第一次逃跑的囚犯，服刑期在原期限基础上增加10倍。第二次逃跑的囚犯交由革命法庭审判，革命法庭审判有权确定处罚力度，直至使用最高处罚措施。 （14）为了防止囚犯逃跑，可采取连环保制度。 （15）要从所有囚犯中选出一名工长，作为囚犯与管理部门沟通的中间人。 （16）根据特别条例规定，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工作的囚犯将受到处罚。 （17）囚犯应立即履行营管理部门的所有命令。每名囚犯有权力对管理部门不正确的行为提起申诉。为此，每个营都应当有投诉书放在工长手中，并可以将其提交给管理局管理处和有权力监督强制工作营的人员。 （18）只有在周日或节日，囚犯的直系亲属（妻子、子女、父母亲、兄弟和姐妹）不用特别许可就能探望囚犯。在此期间，若探望其他囚犯，则需得到管理局管理处的许可。 （19）不允许给个别囚犯带食品。所有转交给囚犯的食品一律归全体囚犯共用。 （20）那些特别勤劳的囚犯可以：①允许住在自己家里，完成指定的工作时到营里来；②根据地方执行委员会管理局管理处的建议，内务人民委员部强制工作处可以缩短他们的关押期限。（注：本条的第二款规定不适用于因司法机关判决而关入强制工作营的人员；这类人员只能根据提前释放的总则规定获得提前释放。） 住宿 （1）为强制工作营指定的住所应完全符合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要求。（注：在营区内警卫队要有单独的房舍。） （2）囚犯在营中的住所要根据房间的大小及结构来决定是合住，还是单住。 （3）强制工作营要设置在远离其他建筑和设施的地方。 （4）每个房间都要提供给囚犯居住所需的全部生活用品。（注：为了预防传染病，禁止床与床紧挨在一起。） （5）营里设有浴室、洗衣房和消毒室。（注：在营内没有为囚犯准备特殊的浴室时，每月至少送囚犯到市内浴池洗两次澡。）[59] 1919年4月15日和5月1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报”中公布的这些文件，相应地开始了对集中营的法律调节活动。[60]内务人民委员部“强制工作处1920年1月的工作报告”对此作了如下描述：由于关押犯过各种罪行的人，被判投机、怠工、职务犯罪等人员，明显的人民劳动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以及资本主义和沙皇贵族制度的拥护者，通过强制劳动和严格的劳动纪律迫使其抵偿自己所犯罪行的新关押地的最主要选址原则是，营房四周要与其他设施分隔开，便于看守，以消除囚犯逃跑的可能性，此外，还特别注意到技术配备，因为人员聚集地总会有疾病传染源存在，所以要采取措施敷设给水、排水系统，建洗衣室、浴池、消毒室等设施，因此，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一年半之后的1919年年中，才着手组建营地。但是最合适的建筑设施已经被各种机关占用，故不得不把营地安置在剩下的、未被占用的修道院和庄园等地。几乎每个地方都需要大修，而这在危机和必要材料缺乏时期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做到。截至1920年1月，在以下各省的21座城市组建了强制工作营：阿斯特拉罕、库尔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沃罗涅日、维亚特卡、维捷布斯克、伊万诺夫-沃兹涅辛斯克、卡卢加、科斯特罗马、下诺夫哥罗德，奥伦堡省的依列茨克扎稀达、彼尔姆、梁赞、萨拉托夫，北德维纳省的大乌斯鸠克、辛比尔斯克、斯摩棱斯克、唐波夫、特维尔、图拉、切列波维茨和雅罗斯拉夫尔，莫斯科8个营，彼得格勒1个营。在9个省会城市（沃洛格达、弗拉基米尔、叶卡捷琳堡、库尔斯克、鄂木斯克、奥廖尔、奔萨、萨马拉和布良斯克）和两个县城（辛比尔斯克省的塞兹兰，图尔斯克省的别列夫）改造营处于组建阶段。营行政机关管辖的战俘囚犯总计为16447人。值得注意的是，省强制工作营的组建仅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而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强制工作营半年以后才建成，而且还是在特别指示督促下才完工的。 莫斯科有4种营：特殊使命营，战俘营，普通强制工作营，在兹韦尼哥罗德为有道德缺陷的儿童设立的改造营—城市。在伊万诺夫特殊使命营中，关押的主要是重要人质和在国内战争期间因重罪被判刑人员。这里平均每天有480名囚犯。根据囚犯总人数比例，床位是按照刑期和司法行政机关的不同分配：刑期在5年以下的占0.55%，5～20年的占0.55%，到国内战争结束前的囚犯和人质为98%。全俄特别委员会占13.78%，莫斯科特别委员会占14%，特别法庭占6.04%，地方的省特别委员会占24%，其他机关占42.15%。安德罗尼耶夫特殊使命营关押的主要是外国人质和下列犯人：定期囚犯占42.2%，到国内战争结束前的囚犯占57.6%。由于只在极特殊情况下这些营的囚犯才被派到营外，所以多数情况下囚犯们是在营中的小工厂工作。营中的小工厂有以下几种：细木工厂、钳工厂、缝纫厂、装订厂和洗衣厂。除了少数人以外，大多数囚犯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他们需要适应环境，因此现在还要确认工厂的生产力是否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关押国内战争战俘的科鲁霍夫营充当调配站的功能。该营中关押着许多旧军队的大人物：邓尼金、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此外主要是无产阶级分子和政治可靠性不明确人员。囚犯们在这里接受文化教育，在确认囚犯确实忠诚于苏维埃政权之后，其中的许多人被派去当红军。从（1920年）5月起，该营输送出18000名战俘，其中的66%，即11895人被送到军事委员部。在兹韦尼哥罗德，为有道德缺陷的儿童设立的改造营—城市收留的主要是10～17岁的未成年人。营的职责是保护和赡养这些未成年人。教育经济处原先隶属于社会保障机关，而现在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普通强制工作营有4个：诺沃别斯科夫调配站、诺沃斯帕斯克女犯强制工作营、波科罗夫斯克和弗拉德金斯克男犯强制工作营。4个强制工作营的囚犯为2420人，其刑期如下：5年以下的为51%，5～20年的为3%，到国内战争结束前的为8%，白军战俘为28.5%，无期徒刑的为10.5%。属于全俄特别委员会审判的囚犯为9.5%，莫斯科特别委员会审判的囚犯为22%，革命法庭审判的囚犯为3%，人民法院审判的囚犯为18%，各种行政机关审判的囚犯为19.5%。省级强制工作营囚犯的刑期构成如下：5年以下的为39%，5年以上的为3%，人质和整个国内战争期间始终关押的为36%，白军战俘为22%。 几乎所有营中都有主要是为满足营自身需要服务的制靴、成衣、内衣、钳工和细木工车间，而在彼得格勒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强制工作营中还有汽车电器安装厂、给排水厂、油漆厂、皮革厂和织布厂。彼得格勒的营制服车间两个月内可以完成：2000件军大衣，1500条马裤，1200件军便服，1000件弗伦奇式军上衣和15000件棉袄和灯笼裤的制作。所有囚犯和战俘入营后立即开始工作，管理部门对此十分重视；由于国内战争使许多工人都去保卫苏维埃政权了，因此到处出现缺乏劳动力的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才下达了按最大化和最合理的原则使用囚犯劳动和制定相应的劳动报酬标准，以及机关同囚犯核算原则的命令。由于到处都出现对现有劳动力的需求成倍增长的局面，因此囚犯主要被派往对国家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岗位去工作。最近几个月燃料问题受到了特别重视。因此，内务人民委员部强制工作处除了完成规定的采伐任务外，还依靠自身力量为制材厂采伐了近2万立方俄丈木柴和木料，1000名囚犯和战俘被派到燃料工业总局的下属机关去工作。还有许多囚犯被派到火车站去装卸木材。总体来说，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囚犯们实行的是8小时工作日制，囚犯劳动收入的75%用于食品、服装、行政管理机关和警卫队等的公款开支，25%存入囚犯的个人账户，在刑满释放时发给囚犯。对于急需用钱者，允许在其释放前预支自己账户上的钱。在共和国中参加劳动的囚犯和战俘平均占其总数的69%”。[61] 1919年5月21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常务委员会在听取了由凯德洛夫做的关于中央战俘与难民事务委员会下属的莫斯科强制工作营的报告之后指出，这里的“看守不严和对战俘劳动缺乏组织性”，于是作出决定，“将上面提到的中央战俘与难民事务委员会的这些营交给强制工作处，按照为其制定的总条例来对战俘和难民进行使用”。[62]在此之后，5月24日中央战俘和难民事务委员会也被转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为了便于对集中营进行领导，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设立了强制工作处，后来它被提高到管理总局的地位，并多次更改名称：自1920年5月18日起称“强制工作管理总局”，从1920年9月起改称“社会工作与义务管理总局”，从1921年2月至1922年10月12日被废除时止重新易名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强制工作管理总局”。“强制工作营主管部门的不确定性（其中一部分机关因受1919年5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的影响，1922年以前留归全俄特别委员会领导）对该部门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从1919年3月起，全俄特别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同时领导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因此，内务人民委员部强制工作处——强制工作处管理总局的早期领导人凯德洛夫（1919年4～6月）、梅德韦季（1919年9月到1920年2月），多为肃反委员会的大人物”。[63] 强制工作营的数量迅速增长，“1919年年底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有21个营，1920年夏季已达到49个，到11月之前已达到84个，1921年1月达到107个，11月达到122个”。[64]“如果考虑到1921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有52个省和州的话，那么平均每个省有两个强制工作营。然而，实际上这些匆忙建成的关押地分布很不均衡。例如，仅莫斯科就有7个集中营。到1919年11月12日止，共关押3063人，其中，伊万诺夫营关押564人，科鲁霍夫营关押600人，安德罗尼耶夫营关押418人，弗拉德金斯克营关押191人，诺沃斯帕斯克营关押251人，诺沃别斯科夫营关押165人，波科罗夫斯克营关押874人。除此之外，许多囚犯可以在营区外生活和工作。例如，在这个时期，波科罗夫斯克营进行所谓“长期出差”者就有820人，诺沃别斯科夫营有120人，科鲁霍夫营有2385人”。[65] “与全俄特别委员会所属的关押地系统并存的还有刑事罪犯关押地系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1917年10月前归俄罗斯司法部管辖）的关押地管理总局对该领域实施领导。1918年4月关押地管理总局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在司法人民委员部内成立了中央惩治处”。[66]1921年10月，中央惩治处更名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中央劳动改造处。 “早在1920年，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建议把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狱主管部门合并起来的时候，部门间为争夺关押地领导权的斗争就出现了”。[67]“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对自己有利的论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同关押地拥有良好的组织联系，并且强调强制工作管理总局能够比司法人民委员部更快地解决关押地的收支平衡问题。同样，司法人民委员部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忽视了对囚犯的再教育问题，而中央劳动改造处则完全能够解决这一问题”。[68] 国内的新政治环境和对外政策的变化，迫使苏维埃领导集体对惩治机构进行重组。1922年2月6日，为了“加强革命的法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废除全俄特别委员会和关于进行搜查、搜走和逮捕规定”的法令。该法令废除了全俄特别委员会及其地方机构，并且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一系列新任务的完成交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任务包括：镇压反革命活动、同间谍活动作斗争、保卫交通线、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边境的政治保卫、同走私作斗争，以及完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交给的保卫革命秩序的专项任务。为了确保这些任务的实施，法令规定组建隶属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ГПУ），而在地方组建国家政治保卫处。原全俄特别委员会的特别处和交通处以及军队特种部队转交给国家政治保卫局管辖。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地方机构在必要情况下有权进行搜查、搜走和逮捕。国家政治保卫局没有诉讼程序以外的特权，法律严格规定：“所有反苏维埃或者破坏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法律的犯罪案件，只能由革命特别法庭或者相应的人民法庭按司法程序进行判决”。[69] 1922年2月9日，在全俄特别委员会刚被废除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定：“把所有关押地移交给司法人民委员部进行管理”。[70]然而，1922年第五届全俄省执行委员会管理局机关主任代表大会同意保留和简化强制工作营。代表大会指出，“认为强制工作营的惩治工作处于正确的轨道上，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主管部门有着更为强大的行政管理体系”。就此问题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们提出了下列想法：“司法人民委员部在四年期间不仅没有完善其所接收的监狱机构到足以符合自身职能的状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其受到了损坏，其中县级监狱几乎损失殆尽。与此同时，强制工作管理总局在不到三年期间内从零建起了相当强大的强制工作机构，甚至为免除国家对其实施供给提供了可能性。”然而，争论并未到此结束。1922年6月30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别拉巴罗多夫致信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信中列举了以下一些有利于“自己”部门的理由：司法人民委员部的使命是服务于司法领域的事情，其中包括维护法律和执法，自然也包括制定“刑事处罚”政策。与此相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任务是对内部进行管理，它既包括对“惩治政策”制定的管理，又包括对关押被判刑罪犯的惩治机构的管理，它一方面要防止社会受到罪犯的侵害，另一方面又要对罪犯进行改造，并使其回到诚实生活的道路上去。这是从理论角度进行的论证。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此还补充了一些实践依据。“把强制工作营留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内部，别拉巴罗多夫在信中指出，不仅具有把服务于国家政治保卫局机关的机构以及其他行政管理机关保留下来的必要性，而且还可以保护国家的经济性能不受损害，阻止建立在合理使用囚犯劳动以及对其进步发展提供合理希望的经济单位出现解体。如果今后在失去自由地自负盈亏的试验上取得成功，就会为国库摆脱用于惩治政策的开支打开广阔的前景，并使1919年5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的基本思想得以实施”。[71]另外，由于捷尓任斯基及其助手温什利赫特对2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把所有关押地移交给司法人民委员部进行管理”决定的坚决反对，迫使对已通过的决议进行重审，1922年7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作出决议：“把所有的关押地都交给内部人民委员部管理”。[72]这次主管部门之间为争夺关押地领导权之争，以内务人民委员部大获全胜而告终。 根据1922年8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行政驱逐法”规定，政治惩罚的实施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驱逐问题特别委员会来负责的。同年10月1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补充决议赋予该委员会将社会危险分子，其中包括反对苏维埃的社会政党“驱逐出境和关押到驱逐地所在地强制劳动营的权利。”[73] 1922年10月12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联合决议规定，组建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组成的关押地管理总局。原司法人民委员部中央劳动改造处的领导施文特（他在这个职务上干到1930年12月15日，直到关押地管理总局被废除）负责该局的工作。苏联成立后，为了联合各加盟共和国同政治、经济领域反革命势力、间谍活动和土匪活动进行斗争的革命力量，“1923年7月6日，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批准成立隶属于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该局通过自己在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苏维埃中的全权代表，领导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地方机构。该全苏机构的法律地位是由1923年11月15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关于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及其机构条例》来确定的”。[74] 各种类型的关押地都从属于一个部门——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也归其管辖）管理的局面持续时间不久。“各主管部门自己的关押地如：关押被侦察囚犯的内部监狱、孤立政治反对者的政治隔离网络，以及1923年，在由北方强制工作营管理局以及阿尔汉格尔斯克分局组成的索洛维茨特别使命营‘霍尔莫格尔’和‘别尔多明斯卡’被转迁到索洛维茨群岛上之后，都归全苏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管理，于是便形成了苏维埃制度政治反对派和普通刑事犯关押地并存的体系。1925年4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废除了1919年4月15日和5月17日关于强制工作营的决定，同时规定所有政治犯都应当关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系统的关押地”。[75] 被苏联宣传机构称为“社会主义全面进攻时期”这个历史阶段的表现之一，就是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向苏联人口稀少和经济落后地区移民任务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规模扩大问题。1929年5月1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关于使用刑事罪犯劳动》的决定（П80/9-рс）。决定硬性规定，“向大规模有偿使用被判处3年以上徒刑的刑事犯劳动制度过渡”，但未指出具体由哪个主管部门负责此事。这种情形使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产生了将所有事情都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愿望。其代表人物托尔马切夫和施文特说：“5月13日的政治局决定可以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来完成”。[76]1929年6月2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作出决议，“今后把集中营改名为劳动改造营”。但事情并未就此终止。“苏联领导人认为，劳动改造营只能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来组建，这一点可以从6月27日政治局赞成杨松的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把囚犯转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扩大现有劳动改造营网络并组建新营的建议中略见一斑”。[77]1929年7月11日，这些建议未经丝毫改动写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官方决议文件中。这样一来，转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手中的所有犯人都是失去自由3年或3年以上者。[78]从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带着苏联国家领导人的信托，开始认真地从事劳动改造营体系的扩建工作。例如，1929年夏季之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系统中只有索洛维茨特殊使命营的一个管理局。“1929年5月23日，政治局作出决定，委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乌赫塔地区组建新集中营”。[79]同年6月28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亚戈达签发了第136/68号《关于组建以乌斯季-瑟索尔斯克市为临时中心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北方特殊使命营管理局》的命令。命令指出：①苏联政府决定委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组建新集中营，目的是要通过对囚犯劳动更加合理使用的途径：其一，开发乌赫塔、伯朝拉以及其他地区的自然资源，同时把隔离期满的囚犯逐渐移民到这些地区；其二，修建铁路和土路；其三，从事采伐木材等工作。②为实施该决议，决定组建以乌斯季-瑟索尔斯克市为临时中心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北方特殊使命营管理局。③北方特殊使命营管理局应立即着手组建工作并对囚犯进行劳动使用。 1930年3月26日，以乌斯季-瑟索尔斯克为中心的北方特殊使命营管理局改名为瑟克特夫卡尔管理局。1929年7月组建了以乌拉尔州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为中心的维舍尔斯克特殊使命营管理局。1929年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地方机关规定，组建以哈巴罗夫斯克为中心的远东营、以新西伯利亚为中心的西伯利亚营、以塔什干为中心的中亚营和以阿拉木图为中心的哈萨克斯坦营。“截至1930年6月1日，这7个营中关押囚犯总数为168163人”。[80] “至1929年下半年和1930年初，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建成了完整的劳动改造营网络”。[81] 1929年11月6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对1924年通过的“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刑法基本理论”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其中，该文件的第13条规定：“司法—改造性质的社会保护措施是……2）失去自由，在苏联遥远地区的劳动改造营服刑；3）失去自由，在集中关押地服刑……”而第18条又做了如下补充：“失去自由，在苏联遥远地区的劳动改造营服刑期限为3～10年。失去自由，在集中关押地服刑期限为3年以下。被判处失去自由、在普通关押地关押的人员，通常要在劳动教养院服满刑期。”[82]于是，在苏联的立法中首次出现了“劳动改造营”和“劳动教养院”的正式术语。[83] 1930年初，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劳动改造营系统逐渐得到扩大。[84]1930年2月5日，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了撤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议，其原有职能被转给了其他主管部门，其中最主要的是转给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85] 1930年4月25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梅辛格签发第130/63号命令，组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劳动改造营管理局”。[86]它的内部机构迅速发展起来，并且于“1930年10月1日取得了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古拉格的法律地位。从这个时期起，大批被捕人员大军被派到各种工地上去劳动、去挖运河、开采有用资源，以此来保证苏联的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实施”。[87]标志着古拉格诞生的第一个具有军事战略意义的工程是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在这里，古拉格展示出在短期内集中大量人力，通过大众突击的方式保证国家计划得以完成的可能性。“从1929年底开始，政治局直接批准下出现的新营加速增长现象说明，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制度改变了惩治政策，其目的是要建立起一个巨大的强制劳动体系，该体系的核心就是劳动改造营和劳动教养院管理总局，而建立该体系的推动力就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88]也正是从这时起，缩写词“古拉格”逐渐成为苏联最大、具有无限动员能力的经济机构的代名词。它标志着斯大林时期“使用囚犯的日劳动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因素”。[89] 1930年11月5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作出“关于撤销各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议。“原隶属于它们管辖的关押地从1930年11月15日改为由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接管”。[90]“为便于在各共和国对这些关押地进行领导，组建了共和国劳动改造机构管理总局（ГУИТУ）。在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由于没有联邦司法人民委员部，便采取了其他方式对劳动改造机构加以领导。在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改造机构管理总局隶属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则隶属于共和国最高法院；在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了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劳动改造特别处”。[91] “1934年2月20日，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组建包括改组后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内的联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问题，并委托亚戈达、科甘诺维奇和古比雪夫负责在5天内根据政治局讨论该问题时的意见提出议案。次日，2月21日，亚加达将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组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议草案交给了科甘诺维奇。在亚加达准备的草案中，提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设一个有权决定流放、驱逐和关押到劳动改造营问题的特别会议。（注：从1924年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委员会就下设有具备类似权力和最大惩罚期限为3年的特别会议。同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委员会自己有权作出包括枪决在内的非司法审判决定）”。[92] “1934年7月10日，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组建了全苏内务人民委员部，改组后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国家安全管理总局（ГУГБ）的身份进入其组成部分之中”。[93]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任务是：保证革命秩序和国家安全，保卫社会（社会主义）财产，记录公民身份证明文件，边境保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包括劳动改造营和劳动居民管理总局（ГУЛАГ），工农警察管理总局（ГУРКМ），以及许多其他分支机构。在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成立了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设立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的职务。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主要业务分支机构都进入国家安全管理总局之中。 “1934年7月10日，政治局最终通过了关于成立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特别会议的决定，并在当天获得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批准。根力赫·亚戈达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而他的副手分别是：阿格拉诺夫（第一副手）和普罗科菲耶夫”。[94] 1934年7月，古拉格成为全苏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快，1934年10月15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把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关押地管理总局移交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定（П15/224）。从此时起一直到斯大林去世，监狱—劳动改造营系统的领导权全部集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这个主管部门的手中。在新人民委员部基层班子和地方建立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取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全权代表处）的重组过程中，劳动改造营的管理机构也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直属于古拉格的独立劳动改造营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管理局创建的劳动改造营、劳动教养院和关押地进行了一些合并。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政治犯隔离室”也被改革。“1935年11月，它们被改成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别监狱”[95]，“在刚好一年之后，即1936年11月，又被转交给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管理总局管理”。[96]1936年9月，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接替亚戈达的职位；1938年11月，叶若夫被撤职；同年11月25日，贝利亚接任该职务，从此古拉格的经济功能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 结束语 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全俄特别委员会的成立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剑与盾”。在这个最重要的国家机构的帮助下，布尔什维克不仅守住了政权，而且还通过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自己的思想主张。而古拉格的诞生则为斯大林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高速度实现工业化方针发挥了巨大作用。苏联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由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农业国。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基本上实现了其预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产值、产量指标赶上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个内向型的经济结构体系也已建立起来。凭借辽阔国土所拥有的丰富资源和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方式，苏联以其粗放型经济发展阶段所取得的工业发展的高速度，使自己在30年代跻身于工业化国家行列。这些成绩的取得在某种程度上与古拉格强制劳动经济体系所发挥的作用密不可分。因为古拉格囚犯的劳动是20世纪30～50年代决定苏联经济的实质性成分。对于这种经济而言，必须有机动的劳动力资源，将劳动力资源集中到所需地区不需要更多的开支和复杂的组织措施。劳动改造营的劳动力大部分被使用在大型工地、矿山开采行业、木材采运、劳动力资源特别缺少的偏远地区的工业工程设施建设方面。[97]“在斯大林领导集体的眼里，强制劳动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动员能力的强弱和在社会生活基础设施处于最低投入的条件下，把大量劳动力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的能力”[98]和攻坚能力，如：①20世纪30年代它为苏联工业化纲要任务的完成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修建了许多运河、铁路，建成了许多工业项目，流放的农民则开垦了许多新土地，还有许多被流放农民在煤炭、森林领域从业；②远北工程管理局开采的黄金为苏联政府保证了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不可替代的外汇来源[99]；③工业化时期苏联的一些重要企业，如诺里尔斯克联合企业在自身建设和发挥职能作用的头20年期间，实际上全是靠强制劳动[100]发展起来的；④古拉格设计机构——特殊技术局使用强制劳动构成了强制劳动的特殊部分。古拉格特殊技术局的囚犯被用于解决那些用通常方式很难解决的问题。由于特殊技术局的工作而加速了红军的现代化。据统计，卫国战争时期，设计和装备着由特殊技术局研制的发动机的飞机占苏联轰炸机的2/3。[101]在1947～1948年苏联核方案实施的关键时期，古拉格强制劳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目前已解密的文献等资料来看，要想从历史文化视角比较清晰地展示出古拉格的全貌，至少需要把握住古拉格历史的三个发展阶段，即第一，古拉格成立之前身的机构演化阶段；第二，其成立之后的鼎盛时期；第三，走向衰亡阶段。要想展示出古拉格这三个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至少需要数倍于本文的篇幅才行，因为古拉格几乎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司法、管理等苏联社会的方方面面，鉴于此原因，本文只侧重从经济层面展示了古拉格成立之前各个时期机构演化的政策理论依据和实践过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只能让读者对古拉格有个阶段性的局部认识，而非全面认识。另外，第一阶段又是古拉格后两个发展阶段的基础，不展示这个阶段的曲折演化历程，就无法充分理解其后两个阶段的必然发展结果。因此，本文旨在通过丰富的材料支撑，充分揭示出古拉格成立前期所经历的曲折漫长发展历程，以便向读者展示“古拉格的前身究竟是什么样子”，从而达到让读者看到以后古拉格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发展结果时，能够不惊讶，能够做出：“这是古拉格整个历史演化过程的必然结果”这种判断的认知目的。最后，由于目前我国与古拉格有关的汉语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仍处于完全空白状态，没有任何可以直接借鉴的文献，所以本文对古拉格问题的认知与研究就只能完全依靠外文资料了。由于笔者的外文水平有限，行文中出现一些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多多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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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Бородкин Л.И，Грегори П，Хлевнюк О.В.（отв. ред.）Гулаг：экономика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го труда，с.25. 悲剧是这样诞生的 ——“卡廷事件”与战前苏波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吴伟 1939年9月17日，苏联继德国之后出兵侵入波兰。苏军在兵力上的优势和波兰腹背受敌的处境，使苏联在波兰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仅用十天时间就达到了消灭波兰国家，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的既定目标。苏联在波兰的军事行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两个迫切问题，一是需要处理大量的波兰战俘，二是怎样把所占领土彻底变成苏联“合法”的组成部分。这两个问题之间既互相影响，又有一定的联系。以前由于苏联档案材料的限制，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过程并不很清楚。在对近年来解密的档案进行研究之后笔者感到，它们的解决并不完全是某个人意志的结果，更主要的还是苏联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作用的结果。 苏联对波兰战俘最初的处理措施 应当说，苏联对战俘问题从一开始就有所考虑。就在出兵当日，贝利亚致信莫洛托夫，转达了红军总参谋部提出开设8个战俘接收站和两个分配站的请求，同时建议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押解部队负责战俘接收站和分配站的守卫和解运工作。为此他请求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国防委员会通过关于将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押解部队转入战时状态并实行动员的决议。[1]次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国防委员会根据贝利亚的建议通过的决议，自9月20日起，白俄罗斯、乌克兰特别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的押解部队转入战时状态。[2] 9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出台了处理战俘问题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组建一个专门负责战俘事务的机构——战俘管理局。彼·卡·索普鲁年科少校被任命为战俘管理局局长，谢·瓦·涅霍罗舍夫为该局政委，伊·伊·霍赫洛夫、约·米·波卢欣为副局长。根据随后制定的战俘管理局条例，它“直接领导战俘营的组建及对战俘的配置、接收、登记、关押和使用战俘劳动，制订战俘接收站、战俘营的条例，颁布战俘营关押及内部规章制度的细则和指示。”[3] 战俘管理局在俄罗斯联邦的奥斯塔什科夫、科泽利斯克、尤赫诺夫、普季夫利、奥兰、尤扎，乌克兰的科泽利相斯克、旧别尔斯克共设立了8个关押营。每个战俘营内部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各部门的职能等，在9月23日颁布的《战俘营条例》中做出了规定。 在战俘营的机构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特别科。它的职能是对战俘实施肃反工作。贝利亚在批准成立战俘管理局的命令里，特别强调了要在各战俘营开展肃反工作。9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给各战俘营特别科下发指示，要求他们在对战俘进行登记时，要建立专门的战俘间谍案卷和侦察案卷，“对进行反苏活动、有间谍活动嫌疑、与波兰社会党、毕苏斯基分子、国民民主党分子、社会民主党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反革命政党和组织有联系的战俘，以及所有军官，都要建立履历案卷，这些案卷要登记在一个专门的簿册里。”特别科还应每月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和第一专门处提交业务报告，说明战俘营中关押战俘数目，其中军官数、宪兵、国家安全机构工作人员各有多少，以及建立履历案卷数量、获得的谍报数量、招募的暗探和情报员数量、被逮捕的人数有多少。[4]可见，从一开始，战俘营中的这个机构就被赋予了特殊使命。 按照上述各营规模计算，至10月下旬，8个战俘营最多能关押68000名战俘，这与前线部队实际俘获的战俘数量相差甚大。这种情况，势必给战俘营的接收和管理工作造成巨大压力。另外，根据贝利亚9月19日的命令，各战俘营的展开要用10天左右的时间，如果再加上组建战俘营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实际问题和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延误，各战俘营能否在规定的时间准备就绪，都还是问题，这与苏军在波兰境内的迅速推进形成了强烈反差。它将给战俘营初期的战俘接收和管理工作带来诸多影响。 前线部队很快发现他们面临着由于战俘人数巨大而带来的种种问题。9月21日，副国防人民委员库利克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报告，由于没有准备好接受如此大量的战俘，部队无法向他们提供食物；另外，押送和看管战俘也牵扯了部队大量人力。“部分战俘由铁路从斯坦尼斯拉沃夫送往古夏京，但大部分已跑散回家”。对此他建议“政府应发出指示，将那些被俘的乌克兰籍和白俄罗斯籍俘虏在登记后遣散回家……”[5]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拉·福·察纳瓦也向莫斯科报告：“西部各地区聚集了成千上万逃离前线的士兵，挤满了街道，靠行动小组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把他们隔离起来。红军部队没把他们当成战俘抓起来，结果，谁也没有对他们进行审查，波兰士兵到处自由走动。”[6] 库利克的建议，反映出前线部队对短时间内俘虏这么多战俘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就地释放部分战俘也不失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因为，如果在作战与看管战俘之间权衡，常理上毫无疑问要优先保证前者。9月23日，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回复库利克，基本同意了他的建议：“被俘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农民如果能够出示文件，证明他们的确是被波兰人征召入伍的，可以将他们释放。”[7]但是此举却立即遭到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列·瓦·梅赫利斯的质疑。他在9月24日给斯大林的信里，描绘了大量被遣散的战俘堵塞了几乎所有道路的情景，并说其中许多人企图前往由德国人占领的地区，其中混杂了不少军官和警察。[8]看来梅赫利斯的信对斯大林起到了作用，因为第二天伏罗希洛夫又下达了一道命令，撤销了两天前释放农民战俘的命令。这样，分流战俘这一途径被堵死了，数量众多的战俘在短时间内涌向苏联境内几个刚刚成立的战俘营。十几天内，一些战俘营接收的战俘接近了计划规定的容纳数额[9]，另一些则大大超过了原定数额。[10] 尽管展开各战俘营的命令在9月19日就已下达，但各战俘营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完成，或者更确切地说，各营所做的准备在大量涌入的战俘面前变得捉襟见肘，难以应付了。这就直接导致了各战俘营接收工作的被动与混乱。到9月底，普季夫利战俘营的战俘囚舍“还是用木板建的，缝隙没有堵塞，没有天花板和炉子”；“营内没有消毒室，战俘没有内衣”；更严重的是，由于调拨单没有发下来，“战俘的正常饮食没有安排好”。建在岛上的奥斯塔什科夫营，由于没有与岛外的电话联系，汽艇用油无法保证，因而“物资供应已经中断”；维修战俘囚舍的材料如木板、油毡、钉子等均告缺乏；全营尚缺8000条床垫，只能由国家调拨，因为“在本地组织缝制这么大数量的床垫既不可能也无材料”。[11]科泽利相斯克营内的许多建筑物“呈半损毁状态，窗户上没有玻璃，房顶漏水，连通铺都无法架设”，就是这样的住房也只能安排一半的战俘，另一部分战俘或是睡在夏季帐篷里，或是被安置在猪圈里。[12]尤赫诺夫营的许多战俘不得不在3℃～7℃的气温下，“住在凉台上、马厩里、窝棚里”，甚至“许多人连一个坐的地方都很难找到”。[13]为了解决住宿问题，一些战俘营因陋就简，提出搭建3层和4层床铺，索普鲁年科无奈之下同意在房间空间允许的地方制作3层床铺。[14] 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如何处置大量波兰战俘问题需要苏联领导人立即作出决定。10月1日，一个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牵头的委员会讨论了战俘问题。显然，在讨论中有人认为库利克曾提出的、一度得到伏罗希洛夫赞同的遣散士兵战俘的建议，在目前情况下不失为缓解战俘营压力的有效办法。在由这个委员会成员贝利亚和梅赫利斯会后联名向斯大林提交的报告里，建议对战俘进行分类处理。他们把战俘基本分成6类，并作出不同处理：对居住在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的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及其他民族的士兵战俘，予以遣散回家；留下25000名战俘修筑沃伦斯基新城—科列茨—利沃夫的公路；故乡被划归德国的波兰领土上的士兵战俘暂时单独关押在科泽利斯克和普季夫利战俘营，待与德国人谈判解决了他们的遣送问题后再送其回家；为被俘军官建立单独战俘营，中校到将军的军官以及军政要员，关押在沃洛格达州扎奥尼凯耶营，其余军官关押在尤扎营；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单独关押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对拘留的近800名捷克人，以被拘留者身份一直关押至英、法与德国的战争结束，其中军官应单独安置；关押他们的是旧别利斯克战俘营。[15] 从保留下来的原始档案上可以看到，斯大林作了几处批改。其中对捷克战俘的处理，他批改为：“释放，但每人都应立下字据，不同苏联作战”；在波兰军官战俘营的安排上，他改为“安置在南方（旧别尔斯克）”。[16]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第二天根据上述报告和斯大林的批示，通过了相应的决议。[17]又过了一天，苏联人民委员会也做出了相同的决议。[18]同日，贝利亚按照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下达了执行命令。[19] 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是苏联处理波兰战俘问题的一份重要文件。它集中体现出苏联政治制度的特征，反映了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态度，是苏联出兵波兰目的的延伸。文件中虽然没有提出是本着“阶级原则”对战俘进行分类的，但这一原则通过在军衔上的区分得到了曲折的反映。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下，对特定的社会群体进行分类和对人们的政治属性予以界定，往往首选使用“阶级原则”。尽管这一原则本身并不具备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准确合理区分和界定的功能，但仍然被苏联政治家们用来作为解决复杂问题的“合理”办法，而且是很“有效”的办法。在决定释放哪些战俘和不释放哪些战俘时，对苏联领导人更有意义的，不是军衔上的差别，而是阶级上的差别。伏罗希洛夫在9月22日回复库利克时，在允许遣散的对象前特意强调“被俘的农民”，有其特定的内在含义。这种含义在当时的苏联几乎人人都清楚明白。因此，梅赫利斯并不是一概反对遣散这类波兰战俘，只是担心一些军官和其他人假冒“被征召来的农民”脱逃。可以说，到这年11月中旬被遣返回家的42400士兵战俘，某种意义上不是因为他们比那些被留下来的战俘表现“好”，而是在一种特定的政治体制下，他们成了“幸运儿”。相反，那些被留下的军官和军政要员最终成为一起悲剧事件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们全都表现出特别仇视苏联和苏维埃制度，而是成了同样政治制度下一种教条的政治理念的牺牲品。 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看法以及根据这一看法确定的出兵目的，都把波兰国家作为一个异己的对立物，放在了要消灭的位置上。在苏德两国合作共同瓜分、占领了波兰领土之后，除了先在巴黎、后在伦敦组成了流亡政府外，可以说波兰国家从形式上已不复存在。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为了彻底消灭这个国家，占领其领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打碎其原有的国家机器也非常重要。而军队、警察、监狱系统，正是每一个国家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是保护该国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在苏联领导人的意识中，军队、警察、司法系统和国家机构中的高级领导和官员，是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核心，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中坚力量。消灭了这部分人员，无异于打断了支撑国家机器的“脊梁”。波兰的情况也不例外。自十月革命后，苏联领导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波兰统治阶级历来是仇视苏维埃国家的；波兰军队的军官、警察、司法系统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员，都属于统治阶级范畴，或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过程中，与其达成了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对苏联来说，他们的危险性要比普通居民大得多。如果把他们与普通士兵一道释放回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只能给那里正在进行的“苏维埃化”社会改造，增添麻烦与阻力。 由此可见，对波兰战俘的最初处理，受到了苏联特定的社会政治观念的影响，这种政治观念并不仅仅属于某一个人，或是苏联领导层，而是成为教条式的行动指南。就处理波兰战俘而言，这种政治观念决定了波兰战俘的命运，并造成了他们之间巨大的差别。因此，谈到波兰战俘的处理，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以往人们更多地关注发生在波兰战俘中的悲剧本身，并把责任简单地推到斯大林个人身上，而疏于研究这一悲剧与苏联的政治制度、基本的政治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看不到这一悲剧只是苏联在处理波兰战俘上产生的结果之一，而不是它的全部。也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对导致悲剧的真正原因有更深刻的认识。 对波兰战俘的关押和使用 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39年10月2日的决议而对战俘进行的分类处理，到11月下旬基本告一段落。如前所述，遣返居住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士兵战俘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释放捷克战俘的准备工作，苏联方面在10月底就已完成，但被释放的捷克人要求进入罗马尼亚时，罗马尼亚政府并没有马上发给他们签证。直到1941年春，签证问题才得以解决。[20] 对居住在由德国占领地区的波兰战俘的遣返和从德方接收部分波兰战俘的工作，也从10月中旬开始启动。10月11日，贝利亚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建议，“将居住在原波兰的德国部分的全体被俘士兵约33000人，在最近转交给德国当局是适宜的，为此应当与德国政府开始谈判。”[21]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与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就交接程序举行了谈判，双方商定交接工作从10月23日开始，预计11月3日完成。到11月23日，苏方交给德方42492名波兰战俘，同时从德方接受了13757名战俘。[22] 同年11月、12月，苏联还完成了从立陶宛接收波兰战俘的工作。据立陶宛政府提供的统计，在它们那里拘押着近14000名波兰战俘，其中有3000名军官。立陶宛政府提出把这些出生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战俘送回他们的出生地。[23]11月9日，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分别通过决议，“从立陶宛政府接收被拘押在立陶宛、家住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愿意返回家乡的原波兰军队战俘”。接收的士兵和下级军官遣返回家；军官、警察和官员送往战俘营“仔细审查”；但对此项规定“应严格保密”。[24]在此项工作完成时，有21名军官和54名警察被送往尤赫诺夫营。[25] 与被遣返回家的战俘相比，被留下充当劳动力使用的那部分战俘的境遇要差得多了。最早确定留下的25000名战俘，被用于修筑沃伦斯基新城—科列茨—利沃夫公路，集中了这批战俘一半的罗夫诺营改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建筑营。 战俘劳动力的使用范围很快扩大了。10月14日，战俘管理局与苏联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签订了使用战俘协议，1万余名战俘被安排到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下属的8个矿务局、矿井和铁路公司从事劳动。集中这批战俘的主要是俄罗斯联邦南部的三个营地，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克里沃罗格营、顿涅茨克州的叶列诺—卡拉库布营和扎波罗热州的扎波罗热营，每个营又都在矿山和企业所在地设立了许多分营。虽然根据协议这些战俘的劳动保护、工资待遇、生活条件等都将与通常的雇工相当或接近，但不同的是，他们仍要在警卫看管下进行劳动。[26]这就意味着，他们并不是普通的劳动者，而是被强迫接受劳动的劳动者。 不管是筑路还是采矿，战俘从事的劳动都相当艰苦和繁重。有文件证实，黑色冶金人民部各企业并未履行协议中规定的条款，没有为战俘创造应有的生活及劳动条件。[27]战俘的不满情绪还因11月初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两地并入苏联而加剧。那些居住在上述两地区的战俘很自然地认为，他们已成为苏联公民，再把他们作为战俘关押和使用违背了最高苏维埃的有关法令，他们联名致信斯大林，表达他们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的强烈愿望。[28]也有不少战俘在没有得到答复的情况下擅自离开工地，据西乌克兰一号筑路工程指挥费久科夫少校报告，整个筑路工地在11月初一共逃跑了1000多名战俘，几乎占在这里劳动战俘人数的10%。[29]尽管改善了战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加强了警戒，但逃跑现象并未完全制止。这说明战俘的不满不仅是针对生活及劳动条件的，政治上的歧视性待遇更让他们难以接受。 考虑到战俘大量逃跑可能在新并入苏联的地区引起“不满情绪，为敌人进行反苏宣传提供子弹”[30]，12月2日，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联合发出命令，对在各企业劳动的战俘规定了新的使用办法。新办法规定，“凡有劳动能力的战俘一律在基本工程中使用，同时将他们的工资改为与非军人雇用工同等的计件工资。战俘中的不完全劳动力在战俘营内部以及工矿企业的后勤性工作中安排使用，并根据该工业部门现行的计时工资制确定他们计时工资。”新办法还要求立即查明哪些人有生产技能并且政治合格，以便“作为你们企业的固定工人”。对经常超额完成生产定额的战俘，经专门审查并报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批准后，可以撤销对他们的看管。办法还规定了战俘每天的最低生活费不得低于5卢布[31]；另外，要给他们“创造必要的生产条件（固定的工作地点、系统地指导，等等）、文化生活条件以及居住生活条件。要进行解释工作，以保证所有的战俘都能完成生产定额”等。[32] 新的使用办法规定的对战俘待遇虽比以前有所改善，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战俘的地位问题，也就是说，这些人仍然是失去自由的被强制从事劳动的劳动力。同时，新的待遇从规定到落实，还有一个依责任心大小和检查督促机制是否完备而决定其长短的过程。战俘们在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且又得不到令他们满意的解释的情况下，怠工、以各种借口旷工甚至逃跑，就成了他们普遍使用的抵制手段。在扎波罗热州劳动的战俘，每天有将近100人因各种原因不出工，出工的战俘中怠工、酗酒现象普遍，以致有时一天的计件工资高的达30～40卢布，低的只有23戈比。另外还有3名战俘逃跑。[33]当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来特种部队加强看管并逮捕了16名被认为是怠工煽动和组织者的战俘后，激起了战俘们更强烈的抵触情绪，1940年1月下旬，这里的1570名战俘中每天出工的不超过370人；还有不少战俘宣布绝食。他们最主要的要求就是放他们回家。[34]1939年12月20日，在斯大林州“尼科波尔锰矿”和“十月矿务”托拉斯劳动的战俘举行罢工和绝食，而且愈演愈烈，直到惊动了贝利亚。他于12月31日特地命令战俘管理局第一处（特工处）处长季什科夫，会同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管理总局特派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斯大林州局局长，对在当地各企业劳动的战俘“大量不出工的情况”和“逃跑事件”，进行调查和侦察。[35]1940年1月3日，战俘管理局副局长霍赫洛夫就此事写了专门报告，在他列举的上述两个企业战俘罢工和绝食的原因里，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战俘们要求与大多数被俘士兵一样释放他们回家。[36]霍赫洛夫报告，对反抗的战俘采取了强制性措施，“减少食物，剥夺通信权利”；并“将250名破坏生产分子除名，送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对“老实干活的战俘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内务人民委员部和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于2月7日再次签订了新的使用战俘协定，减少了使用人数，并把使用的战俘分成两类：对其中一类明确规定实行工资制，每天的最低工资也比10月14日的规定提高了2卢布；战俘营对战俘的生活和伤病治疗也明确了相应的保障。[37]这部分在劳动营里的战俘，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成了在苏联领土上组建的波兰军队的主要兵源。 苏联对所占波兰领土的处理 随着苏德两国在波兰军事行动接近尾声，苏联对所占领土的处理马上开始了。这种处理的第一步，是与德国进一步确定了双方在“原波兰领土”上占有的地区。 在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附加议定书中，苏德虽然划定了在波兰的势力范围，但在是否还要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以及它的边界如何划定上，并没有最后敲定，而“只能在进一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才能确定”。[38]苏联的出兵以及波兰在苏德两国的合击之下迅速崩溃，使这个问题上的“政治发展”出现了重大变化，解决上述“遗留问题”日益迫切地摆在了苏德两国领导人面前。 9月19日，莫洛托夫以斯大林的名义表示，苏联放弃让“波兰剩留部分独立存在”的主张，同意由苏德两国沿皮萨河—纳雷夫河—维斯杜拉河—桑河一线分割波兰。[39]舒伦堡在向里宾特洛甫汇报时认为，苏联的主张“完全符合德国的观点”。[40]但德国领导人希望能得到的多一些，利沃夫附近的油田和利沃夫—切尔诺夫策的铁路以及立陶宛，都是日后进攻波罗的海地区和苏联所必需的。里宾特洛甫还要求把桑河上游和奥古斯图夫及其森林划归德国。[41]苏联并没有顺从德国的要求，它坚持桑河上游一直是乌克兰人的领土，“哪个政府都不能令其失望”；而在苏联内部文件中，奥古斯图夫省无论是从民族、经济还是防御角度看，“对苏联都具有头等意义”。[42]苏联还提出要德国把已经占领的维尔纽斯地区转交给立陶宛，作为交换后者让出包括卢布林省和华沙省部分地区的赫尔姆申诺。 为最终确定对波兰的瓜分，9月27～28日，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举行谈判，斯大林和舒伦堡也参加了会谈。双方谈判的结果是签订了《苏德友好及边界条约》以及三个秘密补充议定书。两国签订的条约指出，“苏联政府和德国政府在原波兰国家瓦解之后，认为在这片领土上恢复和平和秩序，保证居住在那里的各族人民能按照他们的民族特点和平地生活是自己担负的任务”。为此，它们将确定“符合双方国家利益的国界”，双方承认这一国界为最终边界并排除第三国对此进行的任何干扰；在确定的“界线以西领土上必要的国家改造由德国政府进行，该线以东领土上的改造由苏联政府进行”；双方认为“上述改造是进一步发展苏联人民同德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可靠基础”。[43]同时签署的“秘密补充议定书”涉及了居民迁移、行政机构改建和双方在各自占领地区内的义务。这份议定书对双方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补充议定书”中划定的利益范围进行了调整，把立陶宛归入了苏联利益范围。双方还明确，每方都“不容许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任何针对另一方领土的波兰宣传。双方将消灭自己领土上这类宣传的萌芽，并互相通报为此而采取的恰当措施。”[44]10月4日，两国代表又签署了一份调整上述边界的补充议定书，对边界作了仔细的描述。[45]通过这些文件，苏德双方不仅确定了各自在波兰领土上的利益范围及其界线，而且承担了对各自利益范围内的地区进行“改造”和保护对方利益的任务。在提到波兰时，文件精心选用了“原波兰”的提法，意在强调两国现在瓜分的已是一块“无主”的土地了。不仅如此，它们明确地把划定的界线说成是最后的边界并排除别国的干涉，其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强调它们强占并瓜分波兰不是非法行动，相反，谁要对此提出异议倒是对两国利益的一种非法干涉。但是，这个条约在国际社会上还是没有引起肯定的反应。 为使所占领的地区合法化，苏联第二步就是启动国内法的法律程序，对这一结果加以认定和保护。1939年10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预定10月26日在西乌克兰的利沃夫和西白俄罗斯的比亚威斯托克同时召开人民会议，人民会议应确认9月17日后在这两个地区所发生的政治及社会经济变革，并通过加入苏联的决议。一切相关的文件分别由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准备。[46]为了选出出席人民会议的代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两地要在10月22日举行选举。候选人只能从城市和农村中成立的临时机构——市临时管理委员会和村农民委员会以及工人赤卫队里产生。地区临时机构由4人组成：两人来自共产党组织，一人来自内务人民委员会，一人来自地区城市管理委员会。[47]27日，西乌克兰人民会议在利沃夫发布关于西乌克兰国家权力的公告，宣布在西乌克兰全境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在同一天提出加入苏维埃乌克兰共和国的请求。[48]两天后，西白俄罗斯人民会议在比亚威斯托克也发布了与上述内容基本一致的文件。[49]11月1日和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法令，满足上述两地区人民会议的请求。11月14日、15日，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颁布法令，接受两地区加入相应的共和国。[50]12月20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法令，确认1939年11月1日和2日前居住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的所有公民为苏联公民。[51]至此，经过这些法律程序，两地区正式成为苏联的一部分，两地区现有的居民也就成为拥有苏联国籍的苏联公民了。也正是在此期间，各战俘营开始大批释放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士兵战俘。这两者之间在时间上的巧合，使人有理由相信释放战俘也是一项“配合行动”。 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本属国际问题的问题单方面转换成内政问题，找到了可资凭据的法律依据，而且这种法律只有它具有解释权。这种移花接木的办法，使苏联多少摆脱掉了在此问题上的被动地位，并逐渐形成了它对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即：维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胞要求民族统一的权利，坚持苏波边界要以1939年9月17日以后的现状为基础予以确定。这一原则立场苏联几乎没有放弃过，而且越到后来，越发不可动摇。它的内涵也不断扩大，包含的不再仅仅是领土问题，而且还有民族问题，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尊心问题，以及苏联政府的荣誉问题。这样，围绕这个问题，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及其支持者之间的原则分歧，从一开始就非常鲜明而且尖锐。 在并入苏联的地区建立苏维埃制度，或曰推行“苏维埃化”，是苏联对这两地进行处理的又一个重要步骤。就在红军部队向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推进的同时，一批由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选派的党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也跟随部队进入了这两个地区。他们每15～20人为一组，负责在被苏军占领的城市和农村组建新的管理机构，组织“工人赤卫队”，一方面维持当地治安，另一方面追查躲藏起来的军官、地主、警察和政府机构要员。那些被他们抓住的人有不少被就地处决。[52]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来特别行动组领导并参与了“清查”活动，仅第一行动组就在乔尔特库夫、戈罗杰茨、克罗梅尤、克索夫、斯塔尼斯拉夫等地逮捕了1923人。在利沃夫，到9月28日前，就已审结了10起“组织反革命队伍”案，一批波兰有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被逮捕。[53] 为执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0月1日决议和准备人民会议选举，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加紧在两地区建立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几千名党、团积极分子在一大批党、团、工会干部和红军干部带领下来到这两个地区。因此，还在两地正式加入苏联之前，党、团和工会组织系统就已经在这里建立起来了。10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定同年12月24日在这两地区举行地方劳动者代表苏维埃选举。不过，在开始选举的前20天即12月4日，政治局就已经确定了党的区委局和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区执行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内务人民委员会区机关领导人或是进入了党的区委局，或是进入区苏维埃执委会。[54] 按照联共（布）政治局的指示，对两地的银行实行了严格的监督，对企业实行国有化。不仅对大型企业实行了国有化，而且那些业主已逃跑和进行怠工的企业也被收归国有。1939年12月3日，政治局批准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法令，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实行广泛的国有化，工业、商业企业，交通、文化和医疗机构，学校和居民建筑都要在两个月内实现国有化。[55]1940年1月20日，政治局和最高苏维埃又决定在两地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国营机器拖拉机站，并利用地主和定居者[56]土地建立国营农场。[57]这实际上是利用政权的力量对有产者的一次剥夺。 苏维埃化的实施，极大地触动了部分当地居民的利益，也就引起了他们的抵触与反抗。为保证社会改造的进行，苏联党和政府一方面加大了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强行进行居民迁移，以改变当地居民结构。还在10月3日，政治局就做出决定，授予乌克兰方面军和白俄罗斯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批准军事法庭按反革命罪对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居民和原波兰军队军人作出极刑判决的权力”。[58]两个月后，政治局批准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建议，“逮捕所有登记在册的原波兰基干军官”。[59]两个地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展开了一次大规模行动，仅在西乌克兰地区就逮捕了570名波兰军官；另有487名军官在早些时候作为“反革命队伍”成员而被捕。[60]被投入监狱的还有“社会异己分子”和各个“反动的”、“民族主义”政党的成员。另外一些企图越境离开苏联和从德国占领地区越境进入苏联的越境分子也被判处3～8年不等的徒刑。根据贝利亚1940年3月5日提供的数字，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各监狱内关押的各类犯人有18623人，其中波兰人有10685人。[61]内务人民委员部同年3月22日的命令记载，仅在布列斯特、利沃夫、罗夫诺、沃伦斯基、捷尔诺波尔、维列伊卡、平斯克、斯坦尼斯拉夫和巴拉诺维奇等9座监狱，就关押了6750名波兰犯人。[62]可见，在“苏维埃化”过程中，苏联当局的打击力度是相当大的。 同年12月4日，政治局通过决议，把所有定居者及其家属迁往北极地区从事林业工作。之后对被迁移者的利用又扩大到了矿业开采。[63]结果，有139590人被从这两个地区迁出，其中18岁以上的男子占24.1%，其余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64]此后，苏联政府又于1940年春、夏和1941年6月，对两地的居民三次进行迁移。据贝利亚1944年5月提交给斯大林的统计数字，到1941年9月，从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送往苏联后方劳动及被流放的人员达389382人。[65]应当说，这些波兰人的境遇是非常艰难的。 苏联对波兰战俘和所占领土的处理，带有鲜明的苏联“特色”。苏联在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后，利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迅速启动国内法律程序，完成了对所占领土的归并，并在这些地区推行“苏维埃化”，短时间内便把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移植到了这里。如果说，苏联与这些地区的关系，在出兵时仅能从历史的和民族的意义上解释的话，那现在又多了一层“法律”上的意义（在战争后期又加上了保证苏联安全的意义），这就使它对这些地区的兼并看上去更加彻底和“完美”了。因此，苏联领导人不会轻易放弃已经取得的成果。维持1939年9月17日以后苏联边界——主要是西部边界的状况，也就成为苏联外交要加以捍卫的一条基本原则。在苏联日后解决波兰问题的框架中，这一原则经过进一步加工和微调，具体化成了苏联一再坚持的“寇松线”，并且成为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苏联对所占领土的处理无疑带有强烈的强权色彩，它对这些地区的归并没有充分的国际法律依据。作为波兰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代表，波兰流亡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承认这种处理的结果。就是在反法西斯同盟形成之后，反法西斯大国之间在此问题上亦有争议。接受还是反对苏联的“寇松线”，无论是对苏波两国政府，还是对国际社会，都是一个不得不面对、但却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之一。 分类处理后在押的波兰军官 如前所述，苏联出兵波兰后的12天作战行动中，被苏军俘虏的波军官兵近25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战俘被押解到设在苏联领土上的8个战俘营和两个分配站。10月初，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做出相同决议后[66]，对这批波兰战俘进行了分类处理。一部分原住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士兵战俘被遣散回家；居住在由德国占领地区的士兵战俘则等待着交还给德国当局；一批战俘被留下来从事建筑工作；战俘中的军官、军政要员、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集中关押到指定的战俘营。正是这后一类人，成为后来所谓“卡廷事件”中无声的主角。对“卡廷事件”的调查和研究，国外已有不少成果[67]，但大都由于缺乏苏联方面真实的材料，而对苏联当局在此问题上的决策过程解释得不甚清楚。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陆续解密了大批有关在苏联的波兰战俘以及对其进行处理的档案，使人们有可能更直接地了解到事实真相。本文根据近年来俄罗斯解密档案，通过对苏联当局处理波兰战俘决策过程的分析，探究导致苏波关系史上这一悲剧性事件的深层原因。 根据苏联当局的命令，被俘者中的将军、军官、军政要员、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等都要集中关押在指定的旧别利斯克、科泽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三个专门战俘营。[68]1939年11月初，进行并很快完成了相应的调动。此后直到1940年春，这三座战俘营及其关押对象都保持稳定。 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利斯克营，关押的基本是波兰军队的原军官，他们的军衔从将军到上尉，军种也不同。另外还有一些军事技术人员如军医、教授，以及记者、画家和随军神父等。奥斯塔什科夫营主要关押谍报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警察、警察局密探，以及反苏政党和团体的积极分子、地主、公爵、工厂主、定居者和难民等。三个专门战俘营关押人员的情况见下表。[69] 表1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旧别尔斯克战俘营关押战俘一览表 表2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科泽利斯克战俘营关押战俘一览表 表3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关押战俘一览表 三个专门战俘营关押人员的人数在1939年11月底基本保持稳定，这说明对这批“特殊”战俘的集中工作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就已完成。1939年12月31日的统计表明，上述三个战俘营共关押15087人，到次年2月4日人数略有减少，为14990人，在3月5日政治局做出对他们最终的处理决定后，3月16日的一份人数统计为14854人。不过，这并不是最后被处决的人数。 随着战俘管理工作逐步走入正轨，一开始在这三个战俘营反映比较普遍的生活待遇问题慢慢减少，另一类问题，即战俘们要求给予他们公正的政治待遇，日益突出出来。 战俘们对把他们作为战俘关押提出质疑。曾在1939年9月指挥了利沃夫保卫战，后向苏军投降的弗·尤·西科尔斯基将军，1939年10月20日从被关押地旧别尔斯克战俘营致信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说他和他的部下之所以没有理会“德军统帅部给我们的书面建议曾许诺给我们最优厚的投降条件”，“没有在他们的进攻面前后退一步”，而是毫不犹豫地与苏军进行谈判，是因为“贵国与德国相反，保证对各民族和个人采取公正的原则”。他提请铁木辛哥注意，“推迟释放我们使我们所有人及我们的家属处境极为艰难”，“关押在旧别尔斯克，并且个人自由在这里受到限制，使我们感到极为痛苦”。他希望苏方“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我们尽快获得自由”。[70]1940年1月7日，关押在同一个战俘营的一批波兰上校上书战俘营领导，要求确定他们的地位和按照公认的国际准则对待战俘。这次他们直截了当地提出：“请向我们说明，苏联政府怎么看待我们，确切地说，就是：是否认为我们是战俘？”如果认为是，“我们请求根据各国政府公认的对待战俘的准则对待我们”，首先就应当“使我们有可能自由求见受权驻苏联政府、负责保护波兰公民利益因而也保护战俘利益的大使馆”，“与红十字会建立联系，使我们有可能与在苏联以外的家人通信”，以及公布战俘名单，释放没有应征入伍的退役和预备役军人战俘，适当发放津贴等。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他们是被捕者，“那么请通知我们，我们因为什么罪被剥夺自由，请对我们正式提出公诉”。如果他们是被拘捕（拘留）者，“请向我们说明，我们哪些行动导致了限制我们的自由，况且，我们是在波兰领土上被拘捕的”。[71]另外，一百多名军医和药剂师也致信伏罗希洛夫，声明他们是在“履行医生职责时被苏军俘获的”，他们要求按照日内瓦国际公约关于军事行动期间医生和药剂师权利的有关规定，将他们送往中立国家。[72]但是，这些呼吁和要求在苏联当局那里不是遭到拒绝，就是不予回应。 要求公正待遇的另一种方式，是对关押制度的抵制与抗拒。旧别尔斯克营的梅·约·埃韦特大尉、路·亚·多梅尔少校、斯·亚·克沃列格等人，组织了“文化学习活动”小组，鼓动“只用波兰语交谈”，“不为战俘营上工”，“战俘营的情况越糟对我们越有利——我们以此让战俘营管理当局和战俘营制度，在很快就要到来的国际调查小组面前出丑”。这些言论在战俘营的上报材料和战俘管理局的通报中，被定性为“进行旨在反对战俘营内部制度和战俘营管理当局的反革命活动”。[73]在奥斯塔什科夫营，一些战俘以蹲禁闭室为荣，能够“不去干活，而且说服了其他人也不去干活”，在他们的“同事”看来这差不多是“功劳”。[74]在该营1940年1月上半月统计中，各种违反战俘营制度的事件有75起，其中拒绝干活的约占1/5。[75]在科泽利斯克营，1940年1月21日，大批战俘开始绝食。虽然绝食的起因是因为战俘营伙食质量低劣，给战俘食用变质食物，但是导致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是苏联有关部门中断了对战俘营的供应。据该战俘营政委马·阿列克谢耶夫报告，上级1月份没有给该营及时发来食品，又不允许以集中方式领肉，“所有这一切不仅使战俘伙食变差，而且简直有中断战俘伙食的危险”。[76]还有一些战俘暗中准备逃跑。1940年2月19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安全总局特别处第二科科长洛尔基什报告，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中发现了一系列企图逃离战俘营的事实。一些战俘策划在夏天逃出战俘营，而他们首选的目的地是芬兰，因为“它正与苏联打仗，如果我们出现在芬兰领土上，何况我们还是军官，芬兰人将不会出卖我们，相反，会接收我们参军，委以军官职务”。为此，战俘们设法买到了地图，“开始研究苏联西部的地形，即他们从战俘营逃跑时路经的那些地方”，“并将通往原波兰与芬兰边界的所有居民点、公路、铁路作了标记”。有些战俘讨论逃离战俘营计划时认为，需要用卡车逃跑，因为卡车离开战俘营时任何人都不会认真检查。除准备实施单人和小组逃跑外，某些战俘还有组织全部战俘大规模逃跑的企图，为此要消灭战俘营警卫队。[77]对这一情况，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指示战俘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采取措施加强警卫，除掉为首分子。”[78]这种情况在科泽利斯克营也发现过。[79] 战俘中表现出的爱国情绪，也受到了苏联战俘管理当局的极大关注。在各战俘营上报的材料中，有不少这类事例。战俘们在交谈时认为，“波兰还会像过去的波兰一样存在”。他们寄希望于英法两国来帮助“波兰复兴”，关心“未来波兰”执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并表示出对“正在为波兰的独立而拼杀”的士兵的崇敬。[80]与这种爱国情绪很容易联系在一起的，是对苏联的不满。一些战俘结合当时苏联的对外政策指出，“苏联成了红色帝国主义国家”；他们用嘲讽的口气向战俘营政治指导员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你们不奉行侵略政策，那为什么与芬兰打仗？”“为什么这样一个大国与芬兰那样一个小国打了那么长时间的仗？”还有的战俘自己编辑了“充满了反苏精神”的报纸，在战俘中秘密传看。[81] 应当指出，上述情况并不是战俘营普遍的现象，或者说不是各战俘营汇报材料里反映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因上述言行被战俘营管理当局处理的人员占的比例很小。但是，数量并不是一个问题的全部。正是在这些似乎不是普遍发生的问题上，集中代表和反映了苏联战俘管理体制与波兰战俘之间的矛盾。在对战俘进行了“分类处理”后，从苏联的政治观点看，留在这三个专门战俘营里的人员，是最反动、最危险的一类人。这就注定了这些战俘势必成为苏联战俘管理体制下被管制的重点和这一体制的最大受害者。在苏联已经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并且坚持原波兰国家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对这些波兰战俘进行管制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使他们失去复兴“地主、资产阶级波兰”的能力。甚至反映出这种渴望的言论和说明具有这方面潜在能力的举动，都会对苏联的现状构成威胁，因而为这一体制所不容。对此，战俘管理当局要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在战俘中招募暗探[82]，来掌握战俘的思想动态和地下活动，并对发现的“反苏和反革命分子”严厉处理。从这批被关押的战俘角度看，他们的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受到了最大程度的限制[83]，对此战俘们从心里很难接受。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之所以落入现在的境地，并不是由于和苏联进行了交战，而是恰恰相反；决定他们没有被释放的理由，也不是他们每个人都有反苏的现行活动，而仅仅是原来所从事的职业和具有的职衔。另外，这三个战俘营的战俘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这使他们能够从更深的层次上思考个人目前的处境与国家的命运、战争的形势以及与苏联政治体制之间的种种关系，从而具有更强烈的爱国情绪和复兴波兰国家的愿望。这种感情和愿望以及由此引发出的言行，正是苏联战俘管理体制要严加防范的，也是苏联政治制度所不能允许的。在这三个战俘营中反映出的矛盾，不仅仅是关押者与被关押者的矛盾，而是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 如果进一步分析，不难看出，苏联战俘管理当局无疑处于这对矛盾的主导地位。它握有选择解决矛盾方式的决定性权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一权力掌握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最高决策者手中。苏联当时的体制提供了这种可能，即他们完全可以不需要什么充分的理由和论证，仅凭个人意志来使用这一权力，包括选择用最极端、最激烈的方式使用它。在这样的体制下被置于这样一对矛盾的对立面，对这部分波兰战俘来说，发生在他们绝大多数人身上的悲剧，实际上是无法抗拒的。 苏芬战争和贝利亚的指令 1939年11月28日，苏联宣布废除1932年签订的《苏芬互不侵犯条约》，次日，苏联召回驻芬大使，声明与芬兰断绝外交关系，不断恶化的苏芬关系终于彻底破裂。30日，苏联军队开始进攻芬兰，苏芬战争爆发。 这是苏联继9月出兵波兰后两个半月内第二次针对邻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尽管这次没有其他国家像德国那样配合行动，但苏联领导人仍然相信能在短时间内再次取得战争的胜利。[84]按照常规，苏联将不得不又一次面临随之出现的大量战俘问题。为给接收战俘早做准备，贝利亚于12月1日签署命令，指定在摩尔曼斯克州、卡累利阿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和列宁格勒州境内建立9个战俘接收站；并要求尤扎、尤赫诺夫、普季夫利、摩尔多瓦自治共和国的捷姆尼科夫、沃洛格达州的格里亚佐维茨等战俘营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卡拉干达劳动营准备安置26500名战俘。[85]前几座战俘营刚刚把关押在这里的绝大部分波兰战俘处理完毕，接收一部分芬兰战俘（按贝利亚的命令是11000名）应当不成问题。不过，在上述贝利亚估计的芬兰战俘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批军官、警察、司法和行政人员，对这些人员与普通士兵区别开来处理，正是苏联当局处理战俘的既定政策。那么把这批芬兰的“要害分子”集中安置在哪里呢？ 这是贝利亚需要考虑的问题，他的选择可以有很多。但不容否认的是，在众多选择中，比较容易操作、也比较顺理成章的，是把这部分战俘集中到已有的三个专门战俘营中的一个去。因为，无论是从看管环境、管理人员配备、警卫力量、保障系统等“硬件”上，还是从管理者的经验、相关规章制度的健全等“软件”上，已有的三个专门战俘营都有其他战俘营暂时不具备或不全具备的条件。贝利亚和苏联战俘管理部门选择这三个战俘营中的一个作为将来关押芬兰“要害分子”的地点，应当是很正常的。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在11月下旬，战俘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在对三个专门战俘营进行实地调查后，向贝利亚提出了进一步处理这些战俘的建议。战俘管理局局长先简单介绍了他所管辖的各战俘营（包括从事劳动的）波兰战俘的数量，接着讲到在释放了一部分前波兰军队士兵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第5次非常会议作出关于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归并苏联的决议后，战俘中“更加迫切希望返回故土”的情绪急剧增长，有鉴于此，他建议：“一、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第5次非常会议的决议精神，可将在苏联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矿山管理局劳动的战俘转为雇佣工人；预先在他们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使他们愿意作为同苏联所有工人享有同等权利的矿山工人。二、遣散一号工地的所有战俘，以各战俘营中关押的警察取而代之。这类警察共有4977人，其中3000人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目前什么事也没有干。反正迟早要让他们学会劳动。对于这些警察要加强警卫。三、应着手将关押在战俘营的军官共8980人，其中4500人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加以分类，以便确定哪类军官可以在何处使用。”[86] 索普鲁年科的建议里虽然没有提到安置芬兰战俘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至少提醒了贝利亚还有这么多波兰战俘在押，其中近5000名警察“目前什么事也没有干”，近9000名军官有待进一步确定对他们的使用。现有的材料还无法准确地说明贝利亚当时的想法，也许这永远是一个谜了。然而，现有的材料却表明，贝利亚和战俘管理局在此后的一个月内，对关押波兰军官、警察、司法和行政人员的三座专门战俘营，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其程度是以前不曾有过的。 先是12月4日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派去了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侦查员斯·叶·别洛利佩茨率领的侦查组，到当月月底这个侦查组已经达到14人。[87]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尽快准备好该营全体战俘的侦查案卷，并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提交有关材料。特别会议成立于1922年，是遵循政治局的指令和决议，对案件进行最终审理的机构。30年代中后期它的作用日益突出，案件的审理都是在被告和辩护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旦特别会议做出判决，即成为终审判决，被告和辩护人无法上诉。因此，命令把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的案卷上交特别会议，这就意味着苏联领导人已经决定对这些战俘要进行最后的处理了。战俘管理局对别洛利佩茨侦查组的工作高度重视，索普鲁年科于12月4日、7日和23日三次亲自指示奥斯塔什科夫营，除了“保证侦查组的工作条件并执行别洛利佩茨同志的业务指示”，“为其安排住处，必要时并提供制服”外[88]，为防止侦查组工作期间，“营内关押的警察、宪兵及其他战俘可能有所举动及过分行为”，他还特别要求战俘营“加强对战俘的监视”，“加强营地四周的值岗及巡逻”，甚至“从战俘住所收走斧头、铁镐及其他劳动工具”。[89]由此可见，战俘管理局对此事丝毫不敢怠慢，它从侧面反映出这次行动具有某种特殊意义。被派到奥斯塔什科夫去的工作组也同样不敢懈怠，到12月底，他们办理完成侦查案卷2000份，给特别会议发去500份。全部工作预计在1940年1月底结束。[90] 12月31日，贝利亚连续发出指令，三个专门战俘营均被涉及。贝利亚命令索普鲁年科率领10名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员前往奥斯塔什科夫，其任务主要是：第一，“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组对原波兰警察战俘案件及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提交报告的工作进展情况。采取必要措施改进侦查组的工作，使之能在1月份内办完所有在押警察战俘的案件”。第二，“从全部警察战俘中挑出有业务价值的人员的案件，就这些案件认真侦查，查清他们在苏联国内和国外的全部联系，以及他们所知道的当时派往苏联的原波兰情报机关的间谍”。第三，了解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特别科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9年10月8日命令进行的间谍情报工作情况。“注意现有情报工作的质量和据此对各类战俘的情绪作全面分析的可靠性”。另外，贝利亚还要求对战俘与营外的联系，搞好战俘营登记机关的工作，保证登记质量，战俘营的警卫状况和战俘的纪律情况等进行检查。[91] 同一天，贝利亚命令战俘管理局政委涅赫罗舍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管理总局第二处处长罗季奥诺夫前往旧别尔斯克，命令战俘管理局副局长约·米·波卢欣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管理总局第一处处长雅·阿·约尔什前往科泽利斯克，其任务与索普鲁年科基本相同。[92] 贝利亚如此兴师动众派“要员”亲临战俘营，目的绝不仅仅是检查工作。从贝利亚的指令中可以看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真正关心的实际上就是两件事：其一，对战俘侦查案卷和登记材料的整理；其二，在战俘中寻找和发展谍报人员工作的进展。就前者而言，侦查和登记的过程，也就是确定战俘真实身份、核实其以前的工作经历、发现和揭露战俘中所谓“反革命组织和活动”的过程。特别是后一个环节，可以为在特别会议上最终决定战俘们的命运提供“具有说服力”的依据。换句话说，贝利亚要的是上报给特别会议的“材料”，至于这些材料在他规定的时间内——1月底之前整理完成时的真实准确程度有多大，那是次要的。就第二件事情而言，它与完成前项工作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贝利亚在上面的命令中都提到了他在10月8日下达的一道指示，在这道“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战俘营在战俘中进行业务和肃反工作的指示”中，规定要在战俘营“建立间谍情报网以查明战俘中反革命组织的情况并掌握战俘情绪”，情报机构要查明并特别注意一些特定人员[93]，对所有被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应立即进行登记，为他们建立谍报档案并保证揭露战俘中的反革命组织，以及他们与国外的联系。[94]因此，落实这道指示，本身就是为第一项工作服务的。同时，还可以对已有的情报网进行检验，从而发现一些确有利用价值的情报人员，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这也是对战俘的一种进一步处理，尽管只涉及很少一部分战俘，但对贝利亚及其领导的部门来说，这项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 说穿了，这两件事就是这些波兰战俘的“去”和“留”的问题，即哪些战俘应该从战俘营中清除出去，哪些战俘可以留下来继续发挥作用。它们关系到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里的每一个战俘的命运，这个命运在一个月内就要由从莫斯科来的内务部大大小小的工作人员作出初步裁定。当然，最终的判决还要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但要知道，特别会议仅仅是面对整理出来的材料做出判决。 贝利亚在1939年最后一天下达的指令，已经很难说与正在进行的苏芬战争有多大关系了。就在贝利亚下达上述指令的前两天，战俘管理局向副内务人民委员瓦·瓦·切尔内绍夫报告，按贝利亚命令准备好了6个可容纳27000名芬兰战俘的战俘营，另3个营地很快也可以接收战俘。但由于现在芬兰战俘很少（150名），因此战俘管理局请求批准只保留两个战俘营工作人员的全编制，其他各营只保留10%～20%的编制。[95]这就是说，为新的战俘腾出营地的问题现在并不迫切。苏芬战争也许只是一个契机，它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是引起了苏联领导人对波兰战俘的注意，并联系到各战俘营出现的种种反抗现象，开始着手全面、彻底解决波兰战俘问题。[96]但是，仅从贝利亚的命令中，还无法看出苏联当局准备用什么方式解决战俘“去”的问题。从以往的结果看，即便是送到特别会议的案卷，也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保全了性命。[97]这就是说，从贝利亚向三座专门战俘营派去内务部工作人员到决定对上述战俘营中的绝大部分战俘处以极刑，这之间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即需要有可以给这些战俘判定死罪的“材料”。 战俘营情况通报与“减轻负担”建议 其实，在整个12月份，各个战俘营就已陆续上报了一些“反面材料”。在科泽利斯克营11月份工作总结报告中专门谈到了战俘的政治精神状态，说有些军官表现爱国主义情绪，有信教和从事宗教活动的企图。旧别尔斯克营在相同的总结中报告了所查明的4起“反革命活动”：战俘们组织了“文化教育小组”和“互助会”，进行祈祷，以及诬蔑苏联等。12月7日战俘管理局就科泽利斯克营战俘巴·安·扎哈尔斯基自杀事件给贝利亚呈送一份专门报告，说他因思念家乡和家人长期情绪消沉。12月10日，据科泽利斯克营报告，他们三天前挫败了一起战俘逃跑企图，三名战俘受到惩处。此外，在扎波罗热营、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各劳动营，也都出现劳动纪律松弛，战俘逃跑，拒不出工和怠工等现象。[98]从各种报告上看，上述事件和现象还是个别的，涉及的战俘人数不多。 但是，在贝利亚12月31日指令下达后，情况有了变化，无论是战俘管理局还是各战俘营，对各营出现的不良现象和事件的注意程度都大大提高。战俘管理局很快整理出一份“1939年12月1日至31日期间各战俘营政治思想状况中的不良现象和特殊事件”的长篇通报[99]，列举了各营反苏情绪和言论、自杀和企图自杀事件、逃跑和企图逃跑事件以及各营工作人员情况。虽然通报中的材料都是从各营工作报告里汇总起来的，但把此类材料集中在一起，对战俘管理局来说，还是第一次。它所产生的“集重效果”，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换言之，正是由于通报不是对战俘营情况的全面反映，而是某一个方面问题的汇总，所以它在无形中就把这类问题放大了，很容易使人形成“问题严重”的感觉。1940年1月9日，战俘管理局副局长霍赫洛夫就奥斯塔什科夫营在侦查中不断发现一些战俘的真实身份指示该营领导人，要求把战俘构成方面的变化“反映在相应的登记案卷中”，并把“定性材料有改变的战俘名单”上报局里。[100]11日，战俘管理局就“尼科波尔锰矿”和“十月采矿”发生的战俘罢工和绝食事件，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写出专门报告，其中列举了“拒绝出工的战俘中的反苏挑拨性言论”。[101]13日，就罗夫诺营战俘企图逃跑事件大大增加，战俘管理局下文指示该营“严格战俘关押制度”并“立即给战俘管理局写一份战俘逃跑的专门报告，说明逃跑发生的次数、促成逃跑的原因”等。[102]22日，战俘管理局又收到科泽利斯克营的紧急政治报告，反映部分战俘因食物质量差而绝食并“造成了混乱”。[103]31日，按照贝利亚一个月前的指令来到旧别尔斯克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组也大有收获，他们“在战俘中查出了许多原波兰各种政党的成员，以及许多边防军、定居者、地主、富农等等。”[104]2月1日，被派往奥斯塔什科夫的索普鲁年科也向贝利亚报告，对关押在这里的警察的侦查工作已经结束，“办理了6000份案卷”，“已着手将案卷发给特别会议”。[105]4日，科泽利斯克营在例行报告中再次谈到战俘中的“错误情绪”和“反革命现象”。[106]这类情况在旧别尔斯克营的例行报告中也占有相当的篇幅。[107]19日，一份关于奥斯塔什科夫营战俘准备逃跑的专门报告，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整理完成。[108] 原来只在各战俘营例行报告中以“政治思想状况”为题出现的那些内容，现在直接换成了“不良情绪”、“反革命现象”、“特殊事件”等字眼，而且被汇集起来写成了通报和专门报告，这恐怕就不仅仅是文风上的某种转变了。它如同一架风向标，指明苏联领导人开始对哪类材料感兴趣。这种兴趣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事实证明，它与苏联当局处理波兰战俘问题的决策密切联系在一起。 到1940年2月中下旬，苏军在苏芬战场上取得重大突破，击溃了芬军在主要防御阵地“曼纳海姆防线”上的抵抗，苏芬战争接近尾声。苏军在整个战争期间俘获的芬兰军人仅1100人[109]，就连为芬军战俘准备的若干战俘营中最小的格里亚佐维茨营，容纳这些战俘都绰绰有余。[110]显然，为接收芬兰战俘而处理波兰战俘的必要性已不存在。按说，关押在三个专门战俘营里的波兰战俘可以继续关押下去了。但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内务人民委员部大大小小干部在三个专门战俘营“蹲点”一个月整理出来的材料，仍然按照已经启动的程序向上传送着。看来，不管苏联当局原来是怎样设想的，自从贝利亚把一批干部派到战俘营去，对波兰战俘的处理就被纳入了一条单独的轨道，至少它不会仅仅根据苏芬战争的结果改变运行方向了。 1940年2月20日，索普鲁年科向贝利亚请示，要求给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利斯克战俘营“减轻负担”。在贝利亚1938年11月25日接任内务人民委员后，给其管辖的监狱和各种集中营“减轻负担”，是他推行的一条“新路线”。1939年，在这条路线指导下，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各监狱的在押犯人数量下降了近1/3。[111]因此，索普鲁年科提出为战俘营“减轻负担”的建议，完全符合贝利亚的政策。在报告中，索普鲁年科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将军官中的重病人、完全残废者、结核病患者、60和60岁以上的老人（约300人）全部释放回家。将家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预备役军官中没有劣迹材料的农艺师、医生、工程师与技术员、教师释放回家。据初步材料估计，这类人员可能释放400～500人。”对另一类人员即边防军军官、司法人员、地主、“波兰军事组织”和“射手”[112]党派中的积极分子、原波兰总参谋部二处军官、谍报军官（约400人），他提议办理好他们的案卷，“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审查”。战俘管理局负责人还建议，“对这类人员的侦查，最好由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若不行，则将上述所有人集中到奥斯塔什科夫营进行侦查。”[113]实际上，这是又一个分类处理方案，但却不是涉及两个战俘营全体战俘的方案。被建议释放的700～800人，加上需要继续审查的人员，不过1100～1200人，只是两座战俘营人员的一小部分，其他大部分战俘——主要是军官——怎样处理，索普鲁年科没有提及。也许，在索普鲁年科的意识里，军官和上述那些人员也要区别对待，前者除老弱病重者外，不在“减负”之列。 索普鲁年科的建议受到贝利亚的重视，他召来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就此事进行协商。[114]这次谈话的具体内容没有发现留下文字记载，但很有可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两位领导人就“减负”的一些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做出了决定。仅仅两天后，即2月22日，梅尔库洛夫便指示战俘管理局、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伏罗希洛夫州局、斯摩棱斯克州局和加里宁州局，转达了贝利亚的指示：“将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旧别尔斯克、科泽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营中的原狱吏、谍报人员、奸细、定居者、司法人员、地主、商人及大私有者全部转押至监狱，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构。有关他们的全部材料都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侦查部门进行侦查。这些案卷今后如何处理将另作指示。”[115]次日，战俘管理局给各战俘营下达了相应指示，要求在5天之内查清上述人员的准确数目，上报人员转送的地点，并继续在营内查找相同人员。战俘管理局的指示特别强调：“将战俘转送至监狱的全部工作都应严格保密，此点务望注意。”[116]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也没有涉及军官战俘。 把上述指定人员送往监狱，对战俘营来说当然是“减轻负担”，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来说，不过是把他们从一个关押地点转送到另一个关押地点，并没有真正“减负”。从真正“减负”的意义上看，索普鲁年科2月20日建议的前半部分似乎更切合实际，可是贝利亚并没有采纳，而是把战俘管理局建议释放的人员也统统送入了监狱。以往的实践表明，监狱也可以进行“减负”，这里“减负”的出路无非就是三条：释放、送劳动营和处决。在无法了解贝利亚当时真实想法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仅有的材料和常理上去揣摩贝利亚下达如此命令的意图。如果他觉得这些人员最终可以释放，那么把他们转送到监狱并在那里继续侦查就显得多此一举了；如果是打算把这些人员送往劳动营，且不说没有必要非经过监狱绕一个圈子（那些现在仍在一号建筑工地和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所属企业劳动的波兰战俘就是最好的例子），就是对其中的那部分老、弱、病重的战俘，也明显地不适宜。这也就是说，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对索普鲁年科建议的第一个正式反应，就已经显露出要用最彻底的方式解决这部分波兰战俘问题的意图了。 处理战俘范围的扩大和政治局决议 2月下旬和3月初，战俘管理局的中心工作就是督促三个专门战俘营上报关押人员的分类统计数字和战俘个人履历登记材料。战俘的登记工作从战俘一入营就开始进行了，为此各战俘营的机构序列上还专门设置有登记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各营登记工作存在不少问题，尚不能准确、详细地反映战俘真实情况。在贝利亚1939年12月31日的指令下达后，战俘管理局“为了获得各营中关押的战俘的完整资料”，又制订了一份补充履历表，于1940年1月5日下发各营，要求为战俘逐人填写。这份表格分为5栏，除要填写战俘在原波兰军队和其他机构担任的最后一项职务和掌握的外语外，还应“十分详细地填写战俘在苏联居留的地点和时间，以及在苏联居留期间从事何种工作”；“战俘在苏联生活的所有亲属和熟人的情况”，以及“战俘在国外（原波兰境外）的情况，必须写明具体地点、起止日期及从事的工作”。在给各营的指示中强调，应特别注意后三项的填写。[117]2月下旬，战俘管理局连续下令，要求战俘营在近期内完成此项工作，“须知此项工作不容拖延”。[118]战俘管理局政委涅赫罗舍夫和第二处（登记处）处长伊·鲍·马克利亚尔斯基在2月27日同一天致电科泽利斯克营，要求立即上报该营在押军官的登记材料和侦查材料。[119]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战俘管理当局准备进行处理的战俘范围有了进一步扩大。如果说在2月20日索普鲁年科的报告中，他是把军官战俘与警察、狱吏等类战俘区分开来，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后者身上的话，那么现在前者——原波兰军队军官——也被纳入了“视线”。有两个事实可以作为佐证。其一，2月底3月初，战俘管理局整理了一系列的统计材料，统计范围不仅包括三个专门战俘营的全体在押战俘，而且对军官进行了单独分类。其二，3月2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警卫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地区国界”的决定，其中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从今年4月15日起，将被镇压和关押在战俘集中营中的原波兰军队军官、警察、狱吏、宪兵、情报人员、原地主、工厂主和原波兰国家机关高级官员等的家属，共22000～25000户，悉数迁往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各地区，为期10年”。[120]可见，无论是对待被关押的战俘本人，还是他们的家属，苏联当局都对他们“一视同仁”了。 上述材料说明，苏联当局在1940年2月下旬已经决定了对三个专门战俘营中的战俘一并处理。这是不是前一阶段整理出的专门“材料”起了作用，目前尚无法证明；但有了这样的“材料”，无疑使苏联当局更有理由做出对这些战俘给予最严厉处理的决定了。 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贝利亚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作出的决议，直接导致了三个专门战俘营的战俘和关押在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监狱内囚犯的悲剧命运。贝利亚的信和政治局的决议几乎完全相同[121]，而且是在同一天完成的，这说明苏联最高决策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122]斯大林在贝利亚的信上第一个签名并写下“同意”，对这个决议如此顺利获得通过，也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123] 政治局的这个决议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一、（1）对战俘营中14700名原波兰军官、官员、地主、警察、谍报人员、宪兵、定居者和狱吏的案件；（2）以及对逮捕和关押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中的11000名各种反革命间谍组织和破坏团体成员、原地主、工厂主、原波兰军官、官员和越境分子的案件——以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对他们采用极刑——枪毙。…… 审理案件时，不须传唤被告，也不提起公讼，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而采用以下程序：（1）对战俘营战俘案件，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材料审理；（2）对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的囚犯，根据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出具的材料审理。 三、由梅尔库洛夫同志、科布罗夫同志和巴什塔科夫同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处长）组成的3人小组负责审理案件并作出判决。”[124] 政治局的决议没有说明对上述人员采用极刑的理由，不过贝利亚在自己的信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所有这些人充满了对苏维埃制度的仇视，是苏维埃政权的万恶敌人。”战俘营中的军官战俘和警察战俘，“他们每一个人都等待着获释，以便有机会积极地投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西部地区的机关，破获了一系列反革命暴动组织。在这些反革命组织中起积极领导作用的是原波兰军队军官、原警察与宪兵。在拘捕的越境分子和国境线破坏分子中，也查出大量反革命间谍和暴动组织的参加者”。[125] 贝利亚没有进一步列举这些反革命组织、间谍和暴动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反苏宣传”的具体事例，这就使他的“理由”更接近定性性质，而不是论证性质。仅凭这些人们似乎无法判断这些人“对苏维埃制度的仇视”的程度和“反革命活动”的规模。如果政治局委员们没有从别的途径和渠道了解到更多有关波兰战俘和囚徒的情况——可惜，这样的途径和渠道至今还没有得到文件的证实——而只凭贝利亚这样一段文字，就在决定剥夺25700人生命的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至少是极其轻率的！ 执行政治局决议的行动在以后两个月内紧张地进行。战俘们的个人案卷、侦查案卷和补充履历表由战俘营送到战俘管理局，经审查合格并签署处理意见后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在这里复审，其中一部分提交给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亲自进行裁决；其余的则由按照政治局3月5日决议成立的三人小组处理。由梅尔库洛夫、副内务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总局局长巴·扎·科布罗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处长列·佛·巴什塔科夫组成的三人小组，最多时一天“处理了”1287份案卷，这使他们哪怕对案卷进行稍微细致的研究都不可能。可以想象，他们能够做到的恐怕就只有在一份份名单上加盖印章了。既然政治局已经作出了决议，谁又能追究他们这种草率行事的责任呢？ 5月中旬，据战俘管理局统计，从三座专门战俘营被送去执行枪决的共14587人[126]，加上其他地方送来的战俘，一共枪决了15131人。另有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监狱关押的犯人7305名，也一并被处决了。其中有一部分被枪毙的波兰军官的尸体埋在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并在三年后成为这一悲剧事件的第一批无声的揭露者。[127]另有395人未被处死，而是转送到了尤赫诺夫营。在这些幸运地被“留下”的人员中，应国家安全总局第五处要求留下的47人，应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贝利亚、梅尔库洛夫）要求留下的258人，应德国和立陶宛要求留下的66人，其中德国人24名。[128]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是苏联战俘当局认为“值得信任的人”和“有用的人”。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有关部门执行贝利亚1939年10月8日命令的工作成果。 苏联当局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决定对上述人员实施肉体消灭呢？这是一个就现有材料还难于做出准确回答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贝利亚所说的战俘们“企图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反苏宣传”，他们一有机会就会“积极投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等，更准确地说只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当然，考虑到在此之前汇集起来的那些通报和专门材料，不能说贝利亚的话毫无所指，完全是凭空捏造。但正如前文所述，这是战俘与战俘管理制度之间矛盾的正常反应，是战俘管理体制运行当中不可避免地要显露出来的现象。因此，对三座专门战俘营的大多数战俘来说，给他们扣上这样一顶定了性的“帽子”，是不公正的。 可以说，三座专门战俘营的战俘命运，从决定对波兰战俘实行“分类处理”的时刻起就已经决定了。他们成了苏联体制下最难以信任和接受的分子。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看法，对从波兰“收并”回来的地区进行改造的需要，都使他们对这些战俘身上隐藏着的“潜在威胁”格外警惕和敏感。苏联领导人也许一开始对“改造”这些战俘还抱有希望，因此没有在抓获他们的最初几个月就处决了他们。[129]果真如此的话，那就只能说明苏联领导人在“改造”这批不是一般意义的战俘上缺乏应有的耐心。缺乏耐心，说到底，还是信心不足。前面说过，在苏联当局与被关押战俘这对矛盾中，前者处于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战俘的抵制甚至反抗固然增加了取得“改造”成果的难度，但这不是导致以肉体消灭方式解决矛盾的主要原因。苏联领导人对“改造”这些战俘丧失了信心，对所建立的战俘管理制度能够和平地解决与战俘之间的矛盾丧失了信心，才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 “减轻负担行动”和“卡廷事件” 现有的材料已经使“卡廷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了。[130]严格地说，“卡廷事件”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二是1943年4月，德国公布发现被害波兰军官遗骸一事，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对苏波关系产生影响。 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枪毙波兰战俘和部分在押人员的决议通过之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就已经对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的波兰战俘作出了最终判决，为执行这一判决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也紧张地开展起来。3月初，内务部特别处会同战俘管理局，在莫斯科召开了有各战俘营特别科负责人、内务部押解部队指挥员和“古拉格”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两天的会议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有：“1.战俘营为送走被判决人员做好准备；2.在什么地方宣布特别会议的判决；3.在什么地方向押解部队移交被判决人员，在战俘营还是火车站；4.途中的业务工作；5.后勤保障。”[131]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特别科科长科雷托夫提出，“考虑到这些人是一股最积极的反革命力量”，应像以前处理遣返回家和送交德国的波兰战俘一样，把他们按籍贯编排，“使被判决人员认为是将他们遣送回家”；“为了避免发生各种意外事件及阻挠，无论如何不能在我们这里宣布特别会议的判决，而要到他们将被关押的地方去宣布。”[132]可见，当时有关部门对一些问题考虑得已经很细致了。在政治局决议通过以后，执行这一决议的准备工作开始加速进行。3月中旬，内务部在莫斯科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各个相关部门仔细研究了执行政治局决议的具体过程。与此同时，三个专门战俘营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别加紧整理战俘与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囚徒的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决定执行死刑人员的个人材料、侦查案卷和一份“三人委员会”之一、内务部经济管理总局局长科布罗夫制订的简单表格。[133]这些材料由各战俘营汇总到战俘管理局，审查合格后转送内务部第一专门处，第一处复审后在“结论”栏中填上初步处理意见。一部分材料提出送梅尔库洛夫亲自审查；其余材料和名单则送交给“三人委员会”。他们做出的判决即成最终判决。 被判处死刑的战俘不在战俘营执行枪决。他们将被送到加里宁、斯摩棱斯克、哈尔科夫州监狱，在那里向他们宣布判决并立即执行。梅尔库洛夫和“三人委员会”作出判决的名单向下发出一式两份，一份是给各战俘营的“发送人员名单”，一份是给上述三个州内务局的“接收人员名单”。实际上，这就是处决名单。把被处决人员从战俘营送往行刑地，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运输总局负责。该局不仅事先制订了详细的运送计划，而且在进行运送期间，该局局长米尔施坦因每天向梅尔库洛夫报告情况。上述所有一切准备工作和行动，在内务部的来往信函里都称之为“减轻负担行动”。 从现有的材料看，处决行动在1940年4月的最初几天就开始了。[134]从莫斯科派来的内务部机关领导人分别来到行刑的监狱，指挥处决行动。例如，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处长布洛欣来到加里宁州监狱，与该州警备司令鲁巴诺夫一起安排了行刑过程。原内务人民委员部加里宁州局局长德·斯·托卡列夫后来讲到当时的情景：“将波兰人一个一个地带到‘红角’，即这里的列宁室，在那里核对资料——姓名、父名、出生年月……然后给他戴上手铐，带进准备好的那间囚室，用手枪朝后脑处开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枪用的是德国造的‘瓦尔德’式手枪。一夜要处决200～350人。……尸体经过另一扇后门抬出囚室，扔在带篷的卡车上。然后用5～6辆卡车将尸体运到梅德诺耶村附近的掩埋地点。它紧靠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别墅区。地点是布洛欣选定的，也是他从莫斯科带来了两名挖土机手。”[135]在哈尔科夫，战俘们被从火车站直接运到捷尔任斯基大街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在那里执行枪决后用卡车将尸体运到距皮亚季哈特卡村不到两公里的森林公园内的第6区，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别墅附近。在斯摩棱斯克州，送来的战俘有的在监狱被处决，有的则直接运到斯摩棱斯克以西约15公里的卡廷森林里被枪毙。 就这样，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里的战俘和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里的囚犯，一个月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应当说，苏联当局为执行“减轻负担行动”进行了比较周密的准备，行动当中也没有出现大事故，为此负责组织和领导这次行动的有关人员还在内务部系统内部受到了表彰。[136]如果不是后来因为苏德战争爆发且德军占领了包括斯摩棱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在内的大片苏联地区的话，这一行动也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了，起码不会这么快就被发现。 1943年4月13日柏林电台向全世界报告的一则消息，说在苏联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了一批埋有成千上万波兰军官尸体的巨大坟墓，他们都是被人有步骤并且熟练地处决的。柏林电台直截了当地说，这些坟墓中的一万多具尸体，是“犹太—布尔什维克兽行”的典型例证。那么，德国人是怎样发现这些被害者的呢？下面这两份材料对回答这一问题可能会有帮助。 第一份材料是1943年春由刑事学家和病理学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在考察了卡廷森林坟墓后写出的报告。这份报告由于是当时在纳粹当局组织下完成的，因此它的可信性一度受到了怀疑。但是其中的一些技术性分析就是在今天看来也很有意思。 卡廷森林：调查书
国际科学家委员会对卡廷万人坑研究而作出的报告，其主要内容如下：1943年4月28日到4月30日，一个由欧洲大学的法医学主要代表以及其他一些杰出的大学医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对卡廷森林波兰军官的集体坟墓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科学调查。这些集体坟墓的发现，最近引起了德国官方的注意，促使德国卫生部长康蒂博士从欧洲不同国家邀请一批专家到卡廷现场观察，以便有助于澄清这一特别事件。委员会中的成员们亲自听取了几个苏联当地目击者的证言，他们和别人一起都肯定地说，在1940年3、4月间，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波兰军官通过铁路运到卡廷附近的格涅兹多沃车站。波兰军官在那里下了车，然后被运送犯人的卡车运到卡廷森林，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委员会进一步考察了现场发现和由此推断出的事实，并调查了现场物证。据说，到1943年4月30日，982具尸体被发掘出来，其中大约70%的尸体已被辨别出身份。而在其他尸体上找到的文件只有在经过仔细地初步处理以后才能用来鉴定身份。在委员会到来之前，发掘出的尸体已全都被检查过，而且有大量的尸体被鲍茨教授[137]和他的助手解剖过。到目前已有7个集体坟墓被打开，其中最大的一个估计有2000具波兰军官的尸体。委员会成员亲自解剖了9具尸体，提出大量的特别选择的尸体进行检验。已证实目前发掘的尸体都是头部中弹而死。在所有案件中，子弹都进入后颈。大多数情况下，尸体只中了一发子弹，很少有尸体中两发子弹，只有一具尸体后颈中了三发子弹。所有子弹都是从口径不超过8毫米的手枪中射出的。根据弹着点人们作出这样的假设，即射出的子弹都是枪口紧压着后颈射入或在最近的范围内打的。伤口出人意料的有规律……使人们假设，射击是出自有经验的人之手。大量尸体的手被同样的方法绑着，并且在一些尸体的身体和衣服上发现了四棱刺刀的伤痕。捆绑的方法和在此之前在卡廷森林发现的苏联公民尸体类似。一颗跳弹在打死了一个军官之后，又穿入坑内已死的尸体中，证实了下面的假设——射击明显是在壕沟中进行的，以免去把尸体运进坟墓的麻烦。集体坟墓位于森林中新开垦的土地上，坟墓被彻底平整并种上了小松树。集体坟墓是在高低不平的地方挖掘的，上层多是沙子，而在最低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地下水。尸体毫无例外地面朝下，肩并肩地紧紧靠着，一层叠着一层。坟墓四周的尸体明显排放得很整齐，而中间的尸体则比较混乱。根据委员会的一致意见，发掘出的尸体的制服，尤其是纽扣、军衔标志、装饰物、靴子的式样等等，毫无疑问是波兰的。他们穿着冬天的衣服，经常能发现毛皮大衣、皮革外套、针织背心和典型的波兰军官的帽子。只有少数几具尸体是其他阶层的人物，有一具尸体是一个牧师。在检测衣服的同时也检测了饰物。尸体上没有发现手表或戒指，尽管从几本日记记载的确切日期和时间来看，主人把这些饰物保留到最后几天甚至最后几小时。在尸体上发现的文件——日记、信件、报纸——的时间范围是1939年秋天到1940年3、4月间。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的最近的时间是一份苏联报纸上的1940年4月22日的日期。由于尸体在坟墓中位置不同而且彼此并排，它们腐烂的程度也不一样。根据奥尔索斯教授[138]的经验，检查尸体头盖骨发生的变化对于确定死亡时间十分重要。这些变化包括已经腐化的头盖骨表层石灰质外壳的不同层面。这样的变化在埋葬时间少于三年的尸体上是观察不到的。但是这种变化在第526号尸体的头盖骨上却被明显地观察到了。这具尸体是在一个大坟墓的表层发现的。
第二份材料是英国驻波兰流亡政府大使欧文·奥马雷在与部分从苏联来的波兰人交谈后，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安·艾登的报告。奥马雷列举了一些波兰人对卡廷事件的看法——当然这些看法都对苏联不利，然后，他写道：
斯摩棱斯克离发现坟墓的地方20公里。它有两个火车站，在城里及其附近，从莫斯科通向华沙和从里加通向奥廖尔的两条铁路干线在此交叉而过。在斯摩棱斯克西面约15公里处是不起眼的格涅兹多沃车站，离格涅兹多沃只有几公里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所谓的“羊山”。这个小山所在的卡廷地区覆盖着荒废的原始森林。森林以针叶树木为主，但是在松树之间也点缀着阔叶木和灌木丛。四月份这个地方进入春季，五月初树木变绿。但是1939～1940年的冬天是历史上最寒冷的。当4月8日来自科泽利斯克的第一批人到达时，那里有一些地方还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当然，从车站到羊山的崎岖路上泥泞不堪。在格涅兹多沃，来自科泽利斯克、旧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的火车把它们的乘客卸在四面是铁丝网的监狱里，周围布满了苏联士兵。这里为接受他们所做的准备肯定使大多数波兰军官感到不安。一些人肯定感到沮丧，因为他们还能记起1919年卡廷森林曾被布尔什维克用作屠杀许多俄国军官的便利场所。一个名叫詹姆斯·拉斯科夫斯基的现居伦敦的波兰人告诉我，那时他11岁，每天晚上都要听一个名叫阿法纳西耶夫的刽子手讲他白天所干的工作。这个人住在他妈妈的房子里。他说，犯人们从监狱中被带到卡车上，沿着山村公路来到羊山，而且当他们从卡车上下来的时候，双手一定是被缚的。沮丧变成了绝望。看起来如果一个人挣扎，刽子手就会把他的衣服掀起来蒙上他的头，系在他的脖子上，并把他带到万人坑的边缘。在许多情况下，被发现的尸体就这样蒙着头，蒙头的衣服在头盖骨的地方被子弹打穿。那些宁静地走向死亡的人一定看到了这恐怖的一幕。他们的同志躺在宽阔的深沟里。在坑的四周，他们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头对着脚排得整整齐齐，坟墓的中间却显得较为混乱。刽子手们踩着横七竖八的尸体，像牲畜围栏里的屠夫一样在血泊中践踏，拖拉着死尸。当所有这些已经干完，最后一颗子弹击穿了最后一个活着的波兰人的头颅之后，屠夫们——也许从小就受过这种训练——把他们的双手用于最清白的工作：平整土块并在屠宰场的上面种上针叶树。当然，移植小树在这一季节已经是相当晚了，但还不算太晚，因为三年以后，当波兰代表参观此地时，树叶刚开始干枯。
气候和针叶树有其自己的重要性。斯摩棱斯克的气候说明了这个事实：即尽管德国人在1942年秋天已经风闻有集体坟墓的存在，但仅仅到了1943年4月他们才向世界公布了他们挖出来的东西。解释应该是这样的：不是德国宣传家为宣布他们的发现选择了一个政治时机，而是斯摩棱斯克的冬天把泥土冻得如此坚硬，以至于如果没有炸药或其他类似的有可能破坏尸体使之无法辨认的强力工具，挖掘是不可能进行的。1942～1943年的冬天格外暖和，德国政府可能在泥土一变得足够松软的时候就开始工作。那些小松树也值得格外注意。首先，它们是推定苏联人有罪的证明。因为考虑到1941年7月德军是在出人意料的胜利中占领斯摩棱斯克的，如果波兰军官是德国人而不是苏联人杀害的，德国人不可能还会费心用小树来掩盖受害者的坟墓。其次，一个称职的植物学家只要检验一棵小树就会弄清这些树是1940年5月还是1941年7月以后的某个时候种的。也许这个对苏联人是否诚实的检验应该立刻开始。[139]
把两份材料和前面苏联档案里的材料进行对照，会发现它们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卡廷事件”的基本轮廓。尽管其中的某些具体细节不完全相同，但从内务人民委员部执行处决波兰战俘和囚徒的命令，到被害者的尸体被德国人发现，这条线索现在更清楚了。在1943年春，这些事实真相没有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大白于天下。人们还只能就此进行猜测和推断，但是，这一突发事件的影响却立即显现出来了。 中断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 柏林电台在1943年4月13日就卡廷森林的发现播发的消息，对波兰流亡政府来说，既出乎意料，又多少在意料之中。尽管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确切验证那些被害者的真正身份，但流亡政府曾多次请苏联政府查找一些著名军官的下落而一直没有得到答复这一事实，以及在苏联宣布释放几乎全部战俘后这些人仍无音信的不正常现象，已经足以使它对这些军官的命运作出最坏的推测了。因此，德国人公布的消息，在伦敦的波兰人直觉上感觉是可信的。加上在此之前，由于安德尔斯的军队以及苏波双方在大使馆代表问题上的摩擦，苏波关系已经日益紧张，它们之间已经没有足够的缓冲空间来容纳这一突发事件了。4月17日，流亡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准备向国际红十字会寻求帮助，以弄清真相。同时，还由国防部长库基耶尔出面发表报告，介绍了波兰方面为寻求一批军官下落多次努力未果的情况。流亡政府请求国际红十字会出面调查此事的书面文件与德国一份内容基本相同的文件，几乎同时送交到瑞士洛桑的国际红十字会总部。这可能是一种巧合，但客观上它使波兰流亡政府陷入了被动。在苏联政府的猛烈攻击之下，流亡政府只好又于4月30日宣布，它们认为向国际红十字会提出的请求已经失效。[140] 与此相反，苏联政府在这件事上却由被动转为了主动。应当说，“卡廷事件”对苏联政府完全是一个意外。在1940年春处理这批波兰人时，大概没人会想到出现这样的结果。4月16日，苏联政府在沉默两天之后才发表公告，对德国的宣传给予反击。公告中说，“德国法西斯恶棍在自己新的荒谬绝伦的臆想中并没有停止散布最荒诞不经和卑鄙下流的谎言，他们企图利用这些谎言掩盖由他们自己制造的滔天罪行，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141]苏联反击的理由是，第一，在1941年夏，在红军撤出斯摩棱斯克地区后，从事建筑工作的波兰战俘和大批苏联公民一起落入德军手中；第二，德国人所说的发现大批遗骸的格涅兹多沃村是历史上有名的“格涅兹多沃墓葬”考古挖掘地，而德国的宣传对此避而不提。 客观地说，苏联提出的上述理由并不具有多大的说服力。被德国抓住的波兰战俘和被苏联处死的波兰战俘，完全有可能是不同的两批人[142]，因此在没有充分可靠的证据证明他们是同一批人的情况下，德国人所说的被害者和苏联所说的被抓者之间，并不一定就是对立的关系。其次，还有一个很好的佐证，当在苏联组建波兰军队时，波方数次询问过一批波兰军官的下落，当时苏联当局——包括斯大林的回答，都是苏联已经释放了这些人，而从没有提起过他们被德国人俘虏了。人们会问，如果真是这样，苏联当局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波兰政府这一点呢？至于考古挖掘的理由就更经不起推敲，证明哪些是年代久远的遗骸，哪些是刚刚掩埋了两年的尸骨，对于法医和生物学家来说并不困难。这种漏洞当时就被戈培尔及其宣传机器抓住了。在4月17日由戈培尔主持的会议上，纳粹宣传部长说，“布尔什维克昨天犯的一个大错就是他们编造了‘考古遗物’。在那里国际委员会将进行考证并将戳穿这一无耻的谎言。第二个错误是，他们说到的那些成了德国俘虏的波兰军官，就是现在波兰人多次、甚至向斯大林本人问询过下落的那些军官。”戈培尔因此建议，“现在我们应当等待国际委员会，我们自然不应信口开河，而应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143]苏联在公告上出现的明显不利于自己的漏洞，再次说明了这件事对苏联来说，的确来得突然，令它措手不及。 但是苏联迅速利用了自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获得的，并由刚刚结束不久的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大大巩固的有利地位，把任何对自己不利的东西统统与希特勒分子的恶意污蔑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污蔑发生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更显得合情合理。虽然流亡政府在最初的声明中就有意划清自己与戈培尔之流的界限，但苏联仍把它指责为与希特勒分子同流合污。[144]在一时无法确切得知问题的真相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已有的和公认的事实出发进行判断，在这一点上，纳粹政权以往犯下的桩桩罪行，倒是比什么都更具说服力。另外，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在这件事情上的大做文章，也在无形之中帮了苏联的忙。还在4月6日，即德国正式公布卡廷森林发现前的一星期，戈培尔的亲信就决定要把“取证立即用于宣传目的”，并希望找来在德国控制下的波兰红十字会的人。[145]4月14日戈培尔指示：“我们宣传的中心近几天将更集中于两个题目：大西洋壁垒和布尔什维克卑鄙的屠杀。要用不断提供新的事实向世界证明苏联的这一兽行。在评论中就像经常作的那样，应当特别指出：这就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信任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并改变了政治信仰。这就是已经从英国人那儿得到统治和向欧洲进行布尔什维克渗透绝对权力的布尔什维克。”[146]戈培尔的目的非常明确，他不仅要用卡廷事件攻击布尔什维克，而且还要以此“在敌人阵线里制造巨大的分裂”。[147]这就足以引起反法西斯盟国的警觉了。这种警觉是与战争的结局，换句话说，是与盟国的整体利益和当时最大的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在像卡廷事件这样的具体问题上，特别是战争条件下真相一时无法弄清楚的时候，孰轻孰重是不难做出判断的。尽管这些判断现在看来并不准确，但在当时也只能如此。 就是凭借这些因素，苏联不仅变被动为主动，而且首先反戈一击：4月25日，莫斯科照会新任波兰驻苏大使罗梅尔，宣布苏联政府中断与波兰政府的外交关系。照会除了指出，波兰政府的一系列举动不能不让人怀疑它与德国政府之间“在进行敌视苏联的运动中有接触和勾结”，而且还把此事与苏波边界问题挂上钩，认为波兰流亡政府是要借此“对苏联政府施加压力，以迫使它作出损害苏维埃乌克兰、苏维埃白俄罗斯和苏维埃立陶宛利益的领土让步。”[148]这就表明，苏联已经看到，在与流亡政府不能进行军事合作之后，也不可能跟它解决边界问题了。 在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保持外交——其中包括军事合作关系——的33个月中，苏联曾试图解决“波兰问题”，包括确定苏波边界、解决未来波兰领土问题，以及建立苏波军事联盟对德作战等。但最终上述问题都未能彻底解决。可以说，苏联的尝试是失败的。究其原因，其一，是大环境并不十分有利。这个时期正是苏联在整个战争中最艰难的时期，苏联当时所处的危险境地，使它不可能把战后的政治安排问题放在首位。而军事上的不利局面，也使它在谈判中至少是在苏波边界问题上，并不像以后那样处于强有力的地位。苏联提出的某些设想，如让战后的波兰“向西移”等，也因德国法西斯风头正劲，而在现实性上打了折扣。其二，“波兰问题”既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问题，因此国际社会，首先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大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至关重要。苏联在战争初期非常需要英美的支援——从提供武器装备到开辟第二战场，这就增加了英美两国在解决“波兰问题”上的分量。无论是在苏波边界问题上，还是在安德尔斯军队撤出问题上，英美两国都没有支持苏联的立场，相反，它们借助某些问题向苏联施加压力。[149]在解决“波兰问题”上，缺少了主要盟国的认可与合作，是难以办到的，更不用说它们的掣肘和反对了。其三，波兰流亡政府无论是在边界问题上，还是在苏联境内的军队问题上，立场坚定，态度顽强。这固然有西方大国背后支持的因素，但也应看到，从它的立场上看，两个问题都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一则，作为一个由四党联合组成的政府，取得一致意见并不容易；二则，在这样的问题上作出让步，将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直至断送整个政府的政治前途。同时，历史上俄国对波兰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的一系列做法，也确有伤害波兰民族感情的地方，这对流亡政府的决策也会产生一定作用。 尽管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努力并未取得有益的结果，但这段经历对它来说也并非全无意义。它至少体会到，有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府，对按苏联的意愿解决“波兰问题”多么重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苏联领导人更加相信，波兰流亡政府虽然可以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可以缔结军事合作协定，也可以联合签署友好互助宣言，但从骨子里还是波兰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维护的仍然是战前波兰政权所维护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执行的对苏政策也自然难有根本的改变。“两个敌人”的口号虽然不再公开宣传，实际上并没有彻底放弃。那些曾经积极推行反苏政策的人仍然在流亡政府中占据高位要职，在流亡政府的活动中发挥着重要影响。这样，对苏联来说，解决“波兰问题”的几个基本要素逐渐清晰了：苏波两国的武装力量要共同对德作战，赢得战争的胜利，这是解决“波兰问题”的基本前提和奠定战时与战后苏波对德同盟的基石；未来波兰边界的确定首先要保证苏联的安全利益，同时波兰的领土可以考虑用从德国收归部分领土的方法向西扩展，这是解决波兰边界领土问题的最佳方案；波兰必须要有一个对苏友好的政府，这是解决“波兰问题”的关键，也是建立苏联概念中的民主、独立新波兰的必备条件；另外，在解决“波兰问题”过程中，争取反法西斯国家的合作也是必要的，这是由于“波兰问题”本身与这场战争、与战后的政治安排已经密切联系在一起了。它不仅仅是波兰内政问题，更是一个国际问题。
[1] 8个战俘接收站分别设在日特科维奇、斯托尔布齐、季姆科维奇、拉多什科维奇、亚尔莫林齐、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舍佩托夫卡、沃洛奇斯克等地。两个分配站是科泽利斯克和普季夫利。 [2] Костюшко И.И.（Ред.）Материалы“Особой папки”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по вопросу советско-п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923-1944 гг.，М.：Логос，1997，с.94. [3] Костюшко И.И.（Ред.）Материалы“Особой папки”Политбюро，с.74，75. [4] Костюшко И.И.（Ред.）Материалы“Особой папки”Политбюро，с.76、77. [5] Костюшко И.И.（Ред.）Материалы“Особой папки”Политбюро，с.83. [6] РГВА（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Ф.33987，Оп.3，Д.1213，Л.197。 [7]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 Пленники необъявленной войны，Россия，XX век，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Демократия”，1997，с.16. [8] РГВА，Ф.37977. Оп.1，Д.161，Л.80. [9] 据各战俘营上报的材料，科泽利斯克营计划10月1日前接收10000人，到10月3日已有8843人；旧别尔斯克营计划接收8000人，10月14日已有7045人，11月16日达11262人；奥斯塔什科夫营计划10月1日前接收10000人，9月30日已有8731人，但分配站还要往这里送5000人。只是在营领导人一再坚持下，这批战俘才被转送其他营地。到10月29日该营已有12235名战俘。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109。 [10] 尤扎营原定到10月25日才能接收6000人，但在10月1～4日这里的战俘多达11640人；奥兰营原定只能容纳4000人，10月1～3日实际接收了7063人。ЦХИДК（历史文献收集保管中心），ф. 1/п，оп. 2е，д. 2，л.242。 [11] ЦХИДК，ф. 1/п，оп. 2е，д. 2，л.106-107、108. [12] ЦХИДК，ф. 1/п，оп. 2е，д. 2，л.158-162. [13] ЦХИДК，ф. 1/п，оп. 2е，д. 3，л.5-9. [14]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109. [15]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117-118. [16] РГВА，Ф.3，Оп.5，Д.615，Л.228-230。到10月底，处理捷克战俘的工作基本完成。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统计，635名被拘留的捷克人中，553人希望经过罗马尼亚去法国，82人愿意去罗马尼亚。所有人都签字保证不在居住地参加反苏战争。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404。 [17] Костюшко И.И.（Ред.）Материалы“Особой папки”Политбюро，с.94-95. [18] РГВА，Ф. 5446，Оп.57，Д.65，Л.84-85. [19]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120-122. [20]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404. [21]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141. [22] ЦХИДК，ф. 1/п，оп. 1е，д.1，л. 38、43、92. [23]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183. [24]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187-188. [25] ЦХИДК，ф. 1/п，оп. 01е，д.3，л. 4. [26]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147-148. [27] ЦХИДК，ф. 1/п，оп. 2е，д.8，л. 28；оп. 2в，д.2，л. 4-13. [28]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182. [29]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186. [30]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27. [31] 1938年2月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对在押犯人和被拘留人员规定的每日生活费，可以作为这个标准的参照。在“古拉格”系统的监狱和移民营平均每人每天3卢布49戈比，建筑营3卢布90戈比，被拘留人员5卢布11戈比，儿童教养营7卢布58戈比。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03，№3，с.105。 [32]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36-237. [33]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66. [34]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421. [35]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79. [36]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302-303. [37]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329-330. [38] Художник Длугий В.. Обложка Капеляна Г.. Перевод 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Розы Гросс и Любы Брукс. 1939-1941，Советско-нацис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Париж-Нью-Йорк：Третья волна，1983，с.93；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1939г.，Т.XXII，М.：Политиздат，1992，с.632. [39] 1939-1941 Советско-нацис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Документы.，с.106. [40] 1939-1941 Советско-нацис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Документы.，с.107. [41]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1939 г.，с.610. [42]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7 №7，с.27. [43]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1939 г.，с.134-135. [44]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1939 г.，с.135-136. [45]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1939 г.，с.154-157. [46] ЦХИДК，ф.17，оп.3，д.1014，л. 57-61. [47] Волков В.К.，Гибианский Л. Я.（Отв.ред.）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между Гитлером и Сталиым 1939-1941гг.，Москва，1999，с.184、192. [48] Институт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п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Том VII，М.：Наук. Ин-т，1973，с.178-180. [4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п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Том Ⅶ，с.181、183. [50]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п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Том Ⅶ，с.185、186. [51] 但在1941年12月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照会中又说，苏联政府愿意作为例外把1939年11月1～2日前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波兰族人当作波兰公民。 [52] Полян П.М. и др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борники“Мемориала”，Вып. 1，Москва：Звенья，1997，с.49. [53] Ямпольский В.П. и др（сост）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 документов.，Т.1，Москва：Русь，1995，с.88-90. [54] ЦХИДК，ф.17，оп.3，д.1016，л.57-59. [55] ЦХИДК，ф.17，оп.3，д.1016，л.99-100. [56] 即“осадник”，这些人参加了1919～1920年的波苏战争，20年代波兰政府把根据里加条约得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部分土地分给他们。从形式上说，他们与哥萨克有些类似。 [57] ЦХИДК，ф.17，оп.3，д.1019，л. 44-47、57-59. [58] Костюшко И.И.（Ред.）Материалы“Особой папки”Политбюро，с.96. [59] Костюшко И.И.（Ред.）Материалы“Особой папки”Политбюро，с.97. [60]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с.134-135. [61]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389. [62] РГВА，Ф.р-9401，Оп.1，Д.552，Л.207-210. [63] Костюшко И.И.（Ред.）Материалы“Особой папки”Политбюро，с.98. [64] РГВА，Ф. 9479，Оп.1，Д.61，Л.34-39. [65] Konfliky Polsko-Sowieckie 1942-1944，Warszawa，1993，s.168。也有的统计为近32万人。参见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борники Мемортала.，с.114-136。在波兰学者的著述中，这一数字从40万人至200万人不等。 [66] Костюшко И.И.（Ред.）Материалы“Особой папки”Политбюро，с.94-95. [67] 有关这一事件最早的叙述是1943年9月由德国新闻总署发表的《卡廷大屠杀案的正式材料》（Amtliches Material Zum Massenmord von Katyn），这是德国收集到的证据的详细摘要。波兰流亡政府所属专门委员会于1944年在伦敦编辑的Fac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Prisoners of War，Captured by the U.S.S.R.during the 1939 Campaign，Compiled in 1944 by a special Commission Under the Council of Minister of the Polish Government in Exile，也提出了大量关于这一事件的材料。对卡廷事件最详细的调查材料，是美国国会特别委员会编辑发表的Hearings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Facts，Evidence，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Katyn Forest Massacre，共7卷，1952年在华盛顿出版。涉及卡廷事件的著述有Joseph Mackiewicz，The Katyn Wood Murders，London：Hollis & Carter，1951；J.Coutouvidis and Jaime Reynolds，Poland 1939-1947，New York：Holmes & Meier，1986；George V.Kacewicz，Great Britain，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Polish Government in Exile（1939-1945），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lavic Studies，1979。 [68] 见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120，157，161。 [69] 表格资料来自Лебедева Н. Катынь：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против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Москва：Культура，1994，с.325-328。 [70]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155. [71]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98. [72]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173. [73]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42，286. [74]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55. [75]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355. [76]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308. [77]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342. [78] ЦХИДК，ф.1/п，оп. 3а，д.2，л. 312. [79]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89. [80]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83，284，287. [81]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43，325. [82] 1939年10月8日，贝利亚指示各战俘营，要求在战俘中建立暗探情报网，“以便查清战俘中反革命组织的情况并掌握战俘情绪”。同时，暗探还要报告苏联当局“感兴趣的人”的情况和负责“查清和预防战俘从战俘营逃跑的企图”。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135-136。 [83] 这里之所以没有用“剥夺”，是因为战俘们还保留了一点有条件的“自由”，如每月一次的通过战俘审查的通信。另外他们超过规定的私人财物，从规定上不是被“没收”而是由战俘营代为“保管”等。 [84] 有关苏联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对芬兰抵抗能力的估计以及制订的具体军事行动计划，详见由俄罗斯和芬兰学者共同编写的著作，Ржешевский О.А.，Вехвиляйнен О.（Отв.ред.）Зимная Война 1939-1940，Книга.1，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9，с.145-151。 [85]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27-228. [86]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27. [87]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50，274. [88]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50. [89]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51. [90] 从工作人员的报告看，这项工作并不简单：“这项工作十分费劲，第一，许多战俘不懂俄语。此外，警官们气焰嚣张，因此花在一个人身上的时间有时达三四个小时。”常常“从早上一直忙到夜里3点”。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74，423。 [91]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75-276. [92]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77-278，33. [93] 指示中把这些人员分为9类即原波兰谍报人员、暗探机构人员、警察、狱吏、边防军人，情报人员，波兰军事法西斯组织和民族主义组织成员，法院和检察院工作人员，外国谍报机构的间谍，境外白俄恐怖团体成员，原沙俄暗探局奸细，混入波兰共产党的奸细，从苏联逃到波兰的富农和反苏分子。 [94]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136-137. [95]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72. [96] 与此相关的其他措施还有1939年12月3日政治局通过的决议，逮捕全体登记在册的原波兰军队基干军官；要求把三个专门战俘营以外的波兰军官、警察、狱吏等送往科泽利斯克营和奥斯塔什科夫营；把一批有待进一步进行侦查的战俘送往被捕地点；12月31日贝利亚命令战俘管理局第一处处长阿·瓦·季什科夫前往叶列诺-卡拉库布营，调查那里战俘罢工和逃跑事件，逮捕为首分子等。参见Костюшко И.И.（Ред.）Материалы“Особой папки”Политбюро，с.97；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61、265、269、273-274、278-279。 [97] 例如1938年特别会议把36865人送入劳改营，1939年送去109327人。ГАР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Ф.9414，по.1，д.1155，л.8。 [98] 参见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33-234、242-244、352、261、266、270。 [99]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286-291. [100]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300-301. [101]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303. [102]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305. [103]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317-308. [104]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312-313. [105]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318. [106]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325-328. [107]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334-336. [108]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341-342. [109] Ржешевский О.А.，Вехвиляйнен О.（Отв.ред.）Зимная Война 1939-1940，с.326. [110] 在1939年12月29日战俘管理局的报告中，按照贝利亚的命令为接收芬军战俘准备的各战俘营分别可容纳：尤扎营6000人，尤赫诺夫营4500人，普季夫利营4000人，格里亚佐维茨营2500人，奥兰营4000人，捷姆尼科夫营6000人。参见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72。 [111] 1939年1月1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各监狱共关押着352507名犯人，4月1日，下降到281891人，7月1日前为196854人，10月1日前为178258人。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00，№3，с.114。 [112] “波兰军事组织”是由约·毕苏斯基在1914年成立的秘密团体，起初主要针对沙皇俄国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后并入波兰军队。“射手”即“射手联盟”，成立于1919年，是以波兰青年为对象的军事爱国团体，受波兰国防部领导，在政治上支持毕苏斯基派。 [113]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343. [114] 在索普鲁年科的报告上留有贝利亚的批示：“梅尔库洛夫同志，请来我处谈谈。” [115]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350. [116]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358-359. [117]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93. [118]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362-363. [119] 马克利亚尔斯基要求把所有军官的登记材料寄来，而随后涅赫罗舍夫又要求立即派信使送来四五份已经填好的登记案卷。可见，后者比前者更急于拿到这些材料，哪怕是几份也行。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363。 [120] Костюшко И.И.（Ред.）Материалы“Особой папки”Политбюро，с.99. [121] 一处比较大的修改是斯大林把贝利亚的名字从负责审查这些案件的3人小组中划去了，并代之以副内务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总局局长巴·扎·科布罗夫。这样，加上原有的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弗·尼·梅尔库洛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处长列·佛·巴什塔科夫，3人小组中没有部级正职。这种改动耐人寻味。 [122] 贝利亚的儿子谢尔盖·贝利亚在1994年出版的对他父亲的回忆中申辩，贝利亚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里唯一一个反对处决波兰军官的人。因为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波兰军队的军官是反希特勒斗争中的潜在同盟者。”谢·贝利亚提出下面的事实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即“无论在1940年3月5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的材料中，还是在其他文件中，都没有我父亲的签字。”见谢·贝利亚《我的父亲贝利亚》，成都科技翻译研究会编译，群众出版社，2001，第403页。如果谢·贝利亚说的是真实的，那么斯大林把贝利亚的名字划去就好解释了。但现有的材料并没有给谢·贝利亚的观点更有力的支持。因此问题似乎并不这么简单。 [123] 此外，原件上还有莫洛托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的亲笔签名；另有加里宁、卡冈诺维奇表示同意的字样。 [124] Костюшко И.И.（Ред.）Материалы“Особой папки”Политбюро，с.100-111. [125]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385. [126]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597. [127] 1959年3月，当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谢列平在阅读了保存在克格勃的有关绝密案卷后，给当时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主席赫鲁晓夫写信，汇报了枪毙波兰军官、警察、间谍的情况。根据他提供的数字，在卡廷森林枪毙了4421人，在旧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分别枪毙了3820人和6311人。见Райский Н. С.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и судьбы польск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5，№4，с.136-144。 [128]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598. [129] 俄国学者指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借助于工作人员和安插的密探查明，大部分波兰军官和警察虽然在十分艰难的被俘条件下生活了半年多，但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却并没有被摧垮。他们并未背弃自己的祖国，未背弃自己的宗教，也未背弃自己的政治观点和道德价值观。苏联领导人指望‘改造’哪怕一部分穿上了军装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希望也落空了。”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36。 [130] 进入90年代，苏联学者围绕“卡廷事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专著，如Лебедева Н.С. О трагедии Катынские голоса；Катынь：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протнв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Парсаданова В.С. К истрии катыского дела；Абаринов В. Катынский лабиринт；Зоря Ю.Н. Режиссер Катынской трагедии//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в сборнике“Берия：конец карьеры”，М.：Политиздат，1991，等。此外还出版了两本集中收集有关卡廷事件档案材料的文件集：Яснова О.В. Катынская драма：Козельск，Старобельск，Осташков：судьба 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ных поль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1991；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这些直接来自苏联的历史档案，对揭示卡廷事件的真相，起了重要作用。 [131]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383. [132]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383. [133] 这份表格一共四栏，包括姓名、被捕时间和地点、原任职和军衔及结论。其中最后一项决定着表格主人的最后命运。 [134] 各战俘营主任的总结报告和内务部加里宁州局局长的接收单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参见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580、587。 [135]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1-522. [136] 1940年10月26日，贝利亚签发第001365号命令，给内务部中央机关和内务部加里宁州、斯摩棱斯克州和哈尔科夫州局的125名工作人员颁发奖金，奖励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专门任务”。44人提高了月薪，81人每人一次性奖励800卢布。见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ъ，2000，№5，с.110。 [137] 波兰布雷斯劳大学法医学和犯罪学教授。 [138] 布达佩斯大学法医学和犯罪学教授。 [139] 这两份材料均出自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Ⅲ From 1940 through 1945 Europe Volume 5 Central Europe April 1943-March 1944，Cambridge：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998，pp.109-110、105-106。 [140] 见阿·托因比、维·托因比合编《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劳景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第224～233页。 [141] Известия，16 апрель 1943г.. [142] 在红军解放了斯摩棱斯克后，按照调查德国占领者罪行特别委员会的指令，一个调查“卡廷事件”的专门委员会立即着手展开调查。从1943年10月5日至1944年1月10日，该委员会询问了95名证人，审查了17份证词。其中很多证人证实，在1941年春夏，即该地被德军占领前，他们看到过从事建筑劳动的波兰战俘。不能说这些证人的证词都是伪造的，因为这些证词在由专门委员会负责人之一A.C.苏希宁中校起草的一份绝密文件中也被引用了。见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1990，№11，с27-34。 [143]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1990，№12，с.33. [144] Правда，19апрель1940г.. [145]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1990，№12，с.31. [146]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1990，№12，с.31. [147]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1990，№12，с.33. [148]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п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Том Ⅶ，с.356-357. [149] 英国在安德尔斯军队撤离问题的做法如前所述。而罗斯福也曾在1941年11月中旬让租借事务总统特使艾·哈里曼捎信给斯大林，表示美国对把波兰军队转向西方大国指挥感兴趣。 大迁徙：苏联的特殊移民政策及其后果 咸阳西藏民族学院 师建军 20世纪30～50年代，苏联政府通过流放富农和驱逐少数民族等政策将数百万人口强制迁移到国家边远地区，人为制造了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特殊移民。整个30年代，特殊移民政策以“流放富农”为主。30年代中期以后，当局加强了对部分少数民族的强制迁移，特殊移民政策的民族驱逐特征逐渐增强。从40年代起，在放松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控制的同时，当局开始将特殊移民政策的重心全面转向诸少数民族和一些带有少数民族特征的社会集团，特殊移民类型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针对特殊移民的监管体制不断强化。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国家新领导人开始着手解决特殊移民问题。时至1965年，特殊移民群体基本不复存在。特殊移民政策的产生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对国家政治、经济、人口、族际关系等各方面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是导致苏联最终瓦解的诸多因素之一。 80年代中期以前，与特殊移民相关的问题一直是俄国学术研究的禁区。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和大量官方档案馆对外公开，俄国学界在特殊移民研究领域才有了巨大的发展。[1]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学者在相关文章和专著中都涉及了苏联特殊移民问题[2]，但时至今日仍没有人对这一课题进行过比较系统的研究。近年来虽然有学者在文章中对苏联特殊移民现象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即使在苏联特殊移民的概念上仍存在一定的误区，如认为特殊移民只是指流放富农。事实上苏联特殊移民的范围还应包括斯大林执政时期被当局强制迁移的各少数民族和其他一些社会集团。特殊移民现象涉及苏联农民和民族两大问题，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人口和族际关系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苏联当局在特殊移民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违法乱纪、不尊重人权、违反人类社会一般道德原则等行为，充分暴露了斯大林模式的深刻弊端，是导致苏联最终解体和国家分崩离析的重大原因之一。即使是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至今仍为这一政策的恶果——国家农业的落后和民族间的纷争而大伤脑筋。通过研究苏联特殊移民政策，不仅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而且对判断俄罗斯的未来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实际参考价值。本文运用近年来俄国解密以及国内外学者论著中所提供的苏联—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相关文献[3]，对苏联特殊移民的基本概念、特殊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后果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关于特殊移民的基本概念 特殊移民是在苏联国家专政机关的强制作用下产生的一个非自愿性移民群体 移民是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移民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大体上可分为自愿性移民和非自愿性移民两大类别。自愿移民是指人口主动地从一个地区迁往另一个地区。例如15世纪以后的几个世纪内西欧大量人口自愿迁往美洲新大陆；19世纪美国西部开发阶段东部人口大规模向国家西部迁移；20年代初在政府的鼓励下俄国大量人口自愿迁往东部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西伯利亚、南部草原地区和森林草原地区等地区。苏维埃国家政权建立之后，为了开发和发展各边疆地区和落后民族地区，政府在组织有计划的移民活动的同时，也鼓励各民族居民自由迁移，据苏联学者估计60～80年代中期国家内部共有1500万人自由迁移。[4]非自愿性移民是指由于人口受到外力的强制作用而发生的一种移民运动。根据所受到的外部强制力（地震、瘟疫、战争、私人强制和国家强制等）的不同，非自愿性移民也可分为多种类型。例如，17～19世纪非洲黑人奴隶被大量“强迫迁移”到南、北美洲；苏联30～50年代由于战争等原因而出现的“撤退（эвакуация）人口”、“撤退回迁（реэвакуация）人口”、“遣送回国（репатриация）人口”和“驱逐出境（депортация）人口”等各类型的非自愿移民。 苏联特殊移民[5]与上述移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特殊移民属于移民活动中的非自愿性类型，但与其他非自愿性移民又有一定区别。它是在苏联国家专政机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部—国家安全部）的强制作用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相对其他非自愿性移民群体，苏联特殊移民具有如下特点：①规模大。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1930～1953年被当局以特殊移民方式发送到苏联东、北部边远地区的人口共计600万左右。[6]②持续时间长。此类移民活动实际持续时间达20余年——从30年代持续至斯大林去世，直到1965年苏联特殊移民群体才基本不复存在。③苏联特殊移民的历史总体呈现出以“流放富农”为主逐渐向驱逐少数民族方向演变的发展轨迹。30年代初，在全盘集体化运动和大规模镇压富农的高潮中便有一些苏联少数民族（如德意志族等）作为富农遭到了强制迁移；30年代中期以后“流放富农”力度趋缓，当局开始强化对国家西北、西部、南部和东部诸边境地区一系列少数民族的驱逐政策；40～50年代初，当局在大量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同时，开始了更大规模的驱逐少数民族的活动，少数民族—特殊移民数量逐渐在苏联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中占据主导。④涉及面广。特殊移民几乎涵盖了苏联时期以农民为主的各个社会阶层；包括了俄罗斯族人在内的大多数苏联民族；既涉及农民问题，又涉及民族问题；对苏联乃至当今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诸领域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某种角度上说，苏共的垮台、苏联的解体和随后的民族纷争（如车臣战争的爆发）均与苏联政府当年的特殊移民活动不无关系。[7] 特殊移民是斯大林执政时期产生的“特殊人口”群体之一 20世纪30～50年代初，在斯大林的强力镇压政策的指导下苏联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强制移民活动制造了一个规模庞大而稳定的“特殊人口”[8]群体。特殊人口由多个不同的丧失了自由的子群体组成。它具体包括：关押在监狱、劳改营和集中营中的囚犯，流放犯（包括刑事流放犯和政治流放犯），拘留民，检查—过滤营（ПФЛ）犯人，劳动军中的动员民，特殊移民和行政移民，等等。 一般而言，囚犯（заключеные）、刑事流放犯和政治流放犯都是被法庭判决有罪的人，均有一定的服刑期。囚犯是指由于违反国家法律或政治原因被法庭判处监禁而在监狱、劳改营、集中营等固定设施内服刑的没有行动自由的人口。刑事流放犯指由于触犯国家法律而被法庭判决流放的人口。政治流放犯指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法庭判决流放的人口。但在斯大林时期，当局在处理流放案件时往往是根据有关部门的指令或决议来执行的。例如1937年当局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7年6月15日指令，对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索契、塔甘罗格、罗斯托夫—顿河地区的如下人口实施了政治流放：1934年12月1日被开除俄共（布）党籍的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右派、其他“反苏维埃”组织成员及其家属；1934年12月1日被开除俄共（布）党籍，从事反苏活动和反动宣传等分子及其家属；因参加反苏组织和集团遭到政府镇压并被判处5年以上徒刑者及其家属等。[9]1942年，当局根据国防委员会1942年5月29日第1828сс号决议又对罗斯托夫州和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的1万名“社会有害分子”实施了政治流放。直到1952年底，这些政治流放民才被转为特殊移民。[10] 拘留民：指因存在通敌嫌疑而被关押在战俘—拘留民事务管理总局所属集中营中的苏联公民。这些人在经当局审查后，如果查无实据便会被发往特殊移民区。[11]例如1950年春季出现的一个特殊移民新类型“来自波兰的拘留民”便属于此类人口。这些人因被当局怀疑与红军为敌而在战俘—拘留民事务管理总局的集中营内被关押了6年。1951年3月6日，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第684-343сс号决议他们均被发往位于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境内的特殊移民区。 检查—过滤营（проверочно-фильтрационных лагерей）犯人：主要都是些被当局怀疑曾在德国军队和警察部队中服过役的、从国外被遣返回来的和有叛国嫌疑的人口。经检查—过滤营审查后，这些人口可能获释或直接被转为特殊移民。例如1946年出现的一支规模较大的特殊移民类型“符拉索夫分子”中的多数人就是在经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检查—过滤营的审查后才被迁入特殊移民区的。 劳动军中的动员民：劳动军又称劳动营，是古拉格文件中的一个专用词汇，是苏德战争爆发后出现的一个机构，管理体制类似集中营。被迁入该机构的人口被称为动员民，主要包括特殊移民中的年轻力壮者和军队遣返人员。整个战争期间被动员进入此类劳动营或劳动军的各类人口共计40多万，其中绝大多数是苏联德意志族人。对于那些适龄入伍的德意志族男性来说，进入劳动军就算服军役和上前线。1945～1946年，劳动军被当局撤销，应国家动员而进入劳动军的一部分德意志族动员民被当局就地转为特殊移民，另一部分人则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相关决议被迁入当局指定的特殊移民区。 行政移民（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й высланный或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й ссылка）：行政移民早在沙皇时期便已存在。18世纪20～30年代，沙皇政府根据相关指令将没有人认领的逃奴和流浪汉、被缉拿归案的企图偷渡到国外的人、制造金银物品成色不足者、伪造和倒买金银物品者、酗酒或赌博的工场主和工匠等从原居住地迁往另一地区。斯大林时期，行政移民均拥有“完整的”苏联公民权。他们没有被列入正式的特殊移民登记册，但可能随时被转为特殊移民。当局对于此类移民的管理相对宽松，后者甚至可以自由地出入移民区范围，只是不得返回原迁出地。例如1937年被当局从远东地区强制迁移到中亚地区的朝鲜族人，1938～1939年被从阿塞拜疆迁移到哈萨克斯坦的伊朗人，1942年3月根据列宁格勒前线军事委员会相关决议被从列宁格勒及其周边地区迁移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地区的因盖尔曼兰德人（ингерманландцы），等等。[12] 在苏联社会中特殊移民的社会地位处于普通公民（如农民或行政移民）和“特殊人口”中其他成员——关押在监狱、古拉格集中营中的囚犯（包括政治犯、刑事犯）、战俘、被拘留者、检查—过滤营犯人等之间，与由于政治和刑事原因遭到流放的流刑犯也有所区别。与普通公民相比，特殊移民的人身自由和社会权利受到更多的限制，并受到当局的政治歧视（如特殊移民初期政府规定：特殊移民没有选举权，不能参军，在企业工作的不能参加工会；特殊移民受到移民区管理部门的严格监督，不得随意离开移民区范围，否则便会遭到罚款、拘留、逮捕、关进监狱或集中营；一些被驱逐的少数民族—特殊移民即使在获得解放之后仍无权返回原迁出地）。在经济上，特殊移民比一般农民承受的压力更重（例如当局相关法令规定：凡特殊移民工资的5%应扣除，用于支付移民区的管理费用）。在生活方面，特殊移民区多分布在国家边远地区，气候等自然条件极其恶劣。 与“特殊人口”中其他成员相比，特殊移民的社会地位又相对较高。在政治方面，特殊移民至少在特殊移民区内的行动自由是不受限制的，1936年苏联新宪法颁布后特殊移民的选举权得到了政府表面上的承认。在经济方面，特殊移民一般均能得到国家信贷和物资方面的扶持，1944年当局撤销了扣除特殊移民工资5%的规定。当其他类型特殊人口在监狱或集中营服刑期满后，作为一种“优惠”政策当局往往会将其转为特殊移民。在生活方面，特殊移民可与家人一起居住，只要不离开移民区，其生活方式基本上与强制迁移前无太大差异。 特殊移民和流放民都属于强制迁移的特殊人口。不过，他们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流放民（ссыльнопоселенец/ссыльные/высланные）属于由于一定的政治和刑事原因被判刑而在监外服刑的犯人。特殊移民一般都是在没有犯罪的情况下遭流放的，主要由被当局以富农名义镇压的农民和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强制迁移的苏联诸少数民族组成。流放民都有一定刑期，期满后可获释或被转为特殊移民，而特殊移民则包括有期、不定期和无期等三种类型。当局针对流放民所实行的监管制度比特殊移民更为严厉。[13] 特殊移民在发展中的不同类型 整个20世纪30年代苏联特殊移民只有一种类型，即流放富农—特殊移民。40年代以后，当局不断加强对各少数民族的强制迁移，特殊移民类型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根据不同的标准，特殊移民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 第一，如果从迁移的对象来看，截至1954年1月1日特殊移民整体上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类。[14] 30年代的流放富农——1930～1933年的流放富农、由于在国家粮食采购和其他运动中从事破坏和消极怠工而被法庭判决迁移的人口、因公民证制度和拒绝迁往距莫斯科、列宁格勒等中心城市101公里以外地区而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三项”决议遭到强制迁移的城市无业游民（主要发生在1933年）、根据内务部人民委员部决议从边境地区被迁居的人口（主要包括：1936年的波兰族移民，1937年来自苏联—伊朗和苏联—阿富汗边境等地区的移民）、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法庭判刑（主要发生在1932～1933年）3～5年并在囚禁地区服刑期满后又被发送到特殊移民区的犯人。 40～50年代初被驱逐的多个少数民族，这里包括：德意志族移民（普通移民、遣返民、当地民、动员民等），来自北高加索地区的移民（车臣族、印古什族、卡拉恰耶夫族、巴尔卡尔族），来自克里木的移民（鞑靼族、希腊族、保加利亚族、亚美尼亚族等），1944年来自格鲁吉亚的移民（土耳其族、库尔德族、赫姆申族等），卡尔梅克族移民，伊朗族移民，卡巴尔达族移民，战前和战后来自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诸州的移民、来自摩尔达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诸地区的移民（1940～1941年来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诸州的移民、1940～1941年来自摩尔达维亚的移民、1940～1941年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移民），1945～1949年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移民（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民族），1942年来自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的移民，1950年来自普斯科夫州的移民，1951～1952年来自格鲁吉亚的移民。 其他社会组织和集团包括：来自“黑海沿岸”的移民（希腊族、“达什纳克党人”、土耳其族等），“奥乌诺夫分子”，“符拉索夫分子”，耶和华教派（现耶和华显灵派），“安捷尔斯分子”，“福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德国人的帮凶”，“巴斯马奇分子”，“正宗东正教徒”，战后被迁移的富农（1948年来自伊兹梅尔斯克州的富农、1949年来自摩尔达维亚的富农、1951年来自西乌克兰的富农、1951年来自立陶宛的富农、1952年来自西白俄罗斯的富农），根据1948年6月2日法令被迁居的移民，以及1944～1945年来自波兰领土的被拘留者。 第二，从移民期限上，苏联特殊移民又可分为如下三种类别。 永久性移民——来自北高加索、克里木、格鲁吉亚等地的移民，卡尔梅克族移民，德意志族移民，“奥乌诺夫分子”，战后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移民（1945～1948年来自立陶宛的移民除外），来自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的移民，来自“黑海沿岸”的移民，耶和华教派，“巴斯马奇分子”和“安捷尔斯分子”。 未注明期限的移民——属于“遣返民”、“当地民”和“动员民”诸类型的德意志族移民，1945～1948年来自立陶宛的移民，1936年被强制迁居的波兰人，1937年从伊朗和阿富汗边境地区被强制迁移的移民，正宗东正教派，1929～1933年被迁移的流放富农，“福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德国人帮凶”，部分来自克里木的“其他”类移民，1945年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遣返民。 有期移民——1940～1941年来自波罗的海沿岸、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的移民，1942年来自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的移民，“符拉索夫分子”和根据1948年6月2日法令被强制迁移的人口。 第三，从特殊移民的人口来源和历史演变总体进程等综合因素上，特殊移民大体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和少数民族—特殊移民。 在同一时期，针对不同类型的特殊移民当局所实施的管理体制是不同的。例如40年代初当局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管理已变得较为宽松。大量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被解除迁移限制，但波兰族阿萨特尼克[15]即使在移民区内也不得自由改变住址。当局为少数民族—特殊移民所制定的管理制度更加严厉。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在移民区内所生的子女从出生之日起便是自由人，即使那些随父母一起迁入移民区的流放富农子女，如果年满16周岁要到外地求学便会被注销特殊移民身份。少数民族—特殊移民子女则没有这样的待遇，他们从出生之日起便被登记为特殊移民身份。 对于同一类型特殊移民，在不同时期当局的管理体制也会发生变化。30年代初，当局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管理相当严格。例如1931年10月7日一份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Г.Г.雅戈达签署的《关于特殊移民义务和特殊移民区内行政机构职能的临时条例》的文件便规定：“凡特殊移民不得离开移民区，不经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派出机关允许，无权变更居住地点和居所；取消其个人和家属生活不得侵犯权、私人住宅不得侵犯权、通信保密权、国家事务的参与权（特殊移民不能参加选举）和自由集会权；特殊移民必须接受强制劳动，其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派出机关负责；在企业工作的特殊移民的工资和其他工作条件与所有国家职工和公务人员一样，但不得参加工会组织，其工资的5%将被扣除。”[16]而到了1944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院颁布的决议则规定：“擅自离开特殊移民区的流放富农，如果在离开政府指定移民区的最近三年内一直从事社会有益劳动政府将不再追究其从移民区逃跑的责任和强迫其返回特殊移民区。”[17]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苏联特殊移民是一个极其复杂而特殊的历史现象，要想为它作出一个十分精确的定义是相当困难的。不过我们至少可作出如下基本定义：特殊移民是斯大林执政时期在国家专政机关的强制作用下产生的一个非自愿性移民群体；特殊移民属于特殊人口之一，社会地位较一般苏联公民（如农民）低下，但又较其他特殊人口优越；受到政府严格监督，必须定期到当地移民区警备管理机关登记，只能居住在政府事先指定区域，不经管理部门同意不得随意离开，否则便要受到罚款、拘留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关进监狱或罚作苦役；特殊移民包含有多种类型，但基本上可分为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和少数民族—特殊移民两大类型。 二 特殊移民政策的两个发展阶段 列宁逝世后不久，联共（布）党内便爆发了列宁所担心的分裂和激烈的权力争斗。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斯大林击败各个反对派，确立了自己在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地位，斯大林模式开始在各方面取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特殊移民政策也随即出笼。 自30年代起，当局开始将特殊移民政策付诸实践。该政策具体包括人口的迁移、运输、移民区管理、劳动生活安置以及特殊移民的法律地位等多项内容，总体可划分为以下两个发展阶段：第一，整个1930年代，特殊移民以“流放富农”为主（包括居住在边境地区的部分“可疑分子”和城市中的无业游民等）。人口数量约250万人，其中流放富农220万人，其他30万左右。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俄国“富农”人口资源的枯竭，特殊移民政策的民族驱逐特征逐渐增强。第二，40年代至50年代初，苏联特殊移民政策在放松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控制的同时，开始将移民重点转向诸少数民族和许多带有民族特征的社会集团。特殊移民类型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特殊移民监管制度不断强化。这一时期，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持续缩减，截至1953年仅剩两万多人。随着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数量的下降，以民族特征为标志的特殊移民人数渐居主导地位。特殊移民人口总计约350万。 30年代的特殊移民政策——流放富农和迁移部分少数民族 1934年以前被当局以“富农”名义流放的农民，称作特殊移民，1934～1944年间——改称劳动移民[18]，1944年3月以后——又继续称作特殊移民。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作了《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他说：“现在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剥夺富农财产已经不是简单的行政措施。现在在这些地区剥夺富农财产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现在来谈剥夺富农财产问题是可笑而不严肃的。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不必怜惜头发了”，“绝不能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19]1930年1月21日，斯大林在《红星报》上又发表了《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一文，进一步表明消灭富农阶级政策并不是限制政策的继续，而是党对富农政策发生根本转变的结果。“目前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并不是旧政策的继续，而是从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旧政策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方面的转变”。[20] 根据斯大林关于富农阶级政策的讲话精神，1930年1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新委员会，具体制定了对待富农的新政策。1月26日，政治局批准了该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草案。1930年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全盘集体化地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与富农作斗争》的决议，从法律上明确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1930年2月4日，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全苏集体农庄中央草拟了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具体指令，并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名义电告各地苏维埃政府。[21]由此，当局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 各基层苏维埃和基层党组织也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将消灭富农阶级作为完成全盘集体化的纯行政措施来对待，即先消灭富农，然后实现全盘集体化。遭到当局迁移的富农具体包括以下三个类别：其一，反革命积极分子——积极反对集体农庄组织，擅自逃离常驻地和以非法身份存在的富农分子；其二，各地方对反苏维埃富农积极分子提供支持，并对之产生着重大影响力的大富农；其三，落后的富农。在各地方政府对富农实施迁移的活动中，被剥夺财产的并非只有富农，实际上还包括了一些所谓“依附于富农的人”，即中农、贫农，甚至还有一些伙同富农，公开从事反集体农庄活动的雇农。 第一类富农家庭的家长均遭到当局的逮捕，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派员、俄共（布）州委（边疆区委）和检察院组成的特别机构负责此类案件的审理。针对第三类富农的迁移，由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负责。一般情况下，只在各州或边疆境内执行，不必发往当局指定的特殊移民区。第二类富农，以及第一类富农的家属均被迁往国家在边远地区为其划定的特殊移民区或劳动移民区（此类移民区又称作“富农流放”区或“劳动流放”区）。具体由当地村苏维埃提出名单，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编制名册和实施没收富农财产的行动。为了帮助各地贯彻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联共（布）中央决定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工业城市，动员2500名党务工作者下乡。 在1930、1931年的两年里，共有60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24万户富农被强迫迁徙。西伯利亚、乌拉尔、北方地区等人迹罕至的地方出现了许多“富农流放”区。到1931年底，全国的富农户大约只剩下15万户。到1932年底，只在民族区和粮食消费区大约还有6万户富农。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从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消灭了。 当移民到达指定特殊移民区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工作人员会对这些富农移民进行挑选：一部分人予以释放，其他一些送往集中营，绝大多数则留在特殊移民区内。例如1933年5月20日М.Д.贝尔曼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Я.С.阿格拉诺夫和Г.Е.普罗科费耶夫报告说：“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西伯利亚集中营的通报和你们的批示，我们已对今年5月20日从高加索来到托姆斯克的9868名富农移民实施了检查，其中根据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三人领导小组的决议，被彻底解放的移民有85人，有条件获释2422人，送入集中营64人，发往特殊移民区7297人。”[22] 1934年初，流放富农基本在各移民区安定下来，俄罗斯联邦境内各移民区的特殊移民数量占到了其总量的97.9%。[23]1935年以后，当局将富农分子强制迁往特殊移民区的活动仍在继续，但流放富农的规模明显减小。 1931年7月以前，特殊移民的迁移、劳动安置等问题均由边疆区和州执委负责。1931年7月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特殊移民安置》的决议，责成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承担特殊移民的行政管理、生活和劳动安置等职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要求古拉格[24]来具体负责特殊移民区的组建工作。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1931年8月16日第174c号、1933年4月20日第775/146c号和1933年8月21日第1796/393c号诸决议，古拉格肩负了对富农迁移民的行政监督、生活和劳动安置等各项职能。 为了对1741个特殊移民区实施行政管理，截至1938年6月古拉格共设置了150个区级和村级警备派出机构。1937年，特殊移民区管理和警备机关共有工作人员25000人。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特殊移民部和地方囚禁部负责这些警备派出机构的领导工作。各级管理机构行政费用的5%（1931年8月前为25%，1932年2月前为15%）由在经济部门从事劳动的劳动移民的工资来支付。例如1937年劳动移民行政管理机关的实际支出费用为1700万卢布，而同期当局从劳动移民工资中所扣除的5%提留则高达2740万卢布。[25] 1930年代初，被当局用来监督特殊移民的人员都是些解除监禁，尚未服满刑期的刑事犯。一些移民区经常发生警备人员等无故污辱和戏弄特殊移民的恶性事件。鉴于特殊移民经常受到这些人的殴打和欺压，1932年4月8日古拉格颁布了一道通令，要求在1932年5月15日以前解除全部囚犯所担当的警备职责。一些对特殊移民实施暴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受到了当局的行政和刑事追究。例如1931年末乌拉尔切尔德斯克和楚索夫斯克等区的三个村级警备人员因蓄意谋杀特殊移民而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委员会决议被处以10年集中营监禁的最高惩罚。[26] 为了防止移民逃跑，当局将数百个特殊移民区建立在根本不适于人类正常生活和活动的地方。西伯利亚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在一份文件中便指出：“移民区的设立应经过仔细地考查和研究，最好能建在那些荒无人烟和遥远的北部地区为宜……应遵循以下原则——既要考虑经济方面（便于当地农业和工业部门利用移民的劳动力），同时也要兼顾政治因素，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沼泽、河流和交通困难等）保证移民无法逃走。”[27] 1930年代初，移民区管理当局对特殊移民的逃跑、消极怠工、武力抗拒、组织游击队和发动起义[28]等反抗活动进行了残酷镇压。1935～1936年间，因此而被判刑的特殊移民共计6530人，1937～1938年41215人，1939～1940年5467人。[29]作为惩罚，一些特殊移民被从条件相对较好的“富农流放”区迁往环境恶劣地区。例如1935年秋根据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书记埃依赫的提议便有94户特殊移民（共计460人）因在完成国家采购计划过程中存在消极怠工等行为被从卡雷万斯克警备辖区迁往边远的边疆区北部。[30] 移民初期，“流放富农”的生活相当艰难，物资供应极其困难。其原因有二：第一，移民区管理当局对特殊移民的生存状态漠不关心。他们认为“即使这些移民死掉了，仍会有此类新移民源源不断地到来”。[31]第二，各地区均存在挪用国家划拨给特殊移民粮食的情形。只是到了1930年代中期，在预感到未来已不会再有大量新移民来到的情况下当局才开始关心特殊移民的生活状况。相关部门也责成苏联物资供应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林业部门自1933年1月1日起在特殊移民中实行了凭证物资供给制度。[32]1935年，各移民区特殊移民的生活已逐渐稳定下来。在西西伯利亚北部特殊移民共有住房16819所和带有防寒设施的简易宿舍295所，但当地还有12%的特殊移民依然居住在土窑或半土窑式的居所内。[33] “富农流放”之初，移民区中学教育体制极不健全。1931年，乌拉尔、东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等地的特殊移民区内有学龄儿童12.9万人，而上学儿童的比重还不到3%。[34]直到1930年代中期，这种不良状况才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多数移民儿童已能够在学校接受正常教育。截至1938年9月，特殊移民区共建有1106所初级中学、370所不完全中学和136所高级中学，另外还有230所职业中学和12所技校，在校教师8280人，其中1104人为劳动移民。在校劳动移民子女217454人，学龄前教育机构网络中共有特殊移民幼龄子女22029人（教师2749人）。分布在各移民区内的儿童院共收养移民孤儿5472人。移民区内共设有俱乐部813所，1202所图书阅览室和读书室，440个移动电影放映队，1149所图书馆。[35] 1936年春，当局放松了对“流放富农”子女到高等院校和技校学习的限制。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1936年4月15日通令和古拉格同年4月20日对这一问题所作出的解释，凡特殊移民青年，考入高等院校和中专并得到所报考院校录取通知书者，可从移民区获释；对于那些需要到外地接受入学考试的特殊移民子女，管理部门可批准其离开移民区，并为其开具临时离开移民区的证明信。这一规定也适用于那些考入8～10年级中学且需要离开移民区到外地继续求学的移民青年。[36] 特殊移民的劳动安置主要集中在工业、农业和畜牧业等领域。其在工业部门的劳动安置主要依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与经营机构之间所签订的合同进行。特殊移民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与所有国家职工和公务人员一样，但不得参加工会组织；其工资的5%将被扣除。[37] 1938年初国家大型工业企业中经常有数千名特殊移民—职工。1935年9月以前，当局对特殊移民社会保险的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有一些企业对在自己单位中工作的移民实行了现行国家法律所规定的职工社会保险制度，而另一些企业则没有。根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1936年7月27日颁布的《关于特殊移民社会保险和劳动条件》决议之相关规定，特殊移民职工的工龄自1931年8月1日起开始计算，此后工作年限才可作为其退休金和津贴发放数量的依据。1931年以前，特殊移民的一切生活和活动均视作“从事剥削时期”，不计工龄。由于非流放富农出身的劳动移民中有一些人已有多年受雇用的历史，根据1937年8月11日决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又对上述决议作了如下的更正：只有流放富农出身的特殊移民—职工的工龄不计1931年8月1日以前的工作年限。[38] 根据相关决议，1934年以前在农业部门从事劳动的特殊移民均可免交国家和地方所有税费。[39]过了这一规定期限以后，所有特殊移民均跟一般农民一样得向国家义务交纳各种赋税。不过由于特殊移民经营状况极其恶劣，政府不得不延长了移民的纳税期限。例如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1933年6月27日决议便指出：“在1936年1月1日以前将免除西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特殊移民的所有赋税。”1935年10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也规定：1935～1936年间在工业企业中工作的特殊移民的农业自留地经营可免除按国家采购计划应交纳的粮食、土豆和畜产品等义务。[40] 1938年初，特殊移民区共建有非章程特殊移民农业合作社1058个。直接在这些合作社中从事农业劳动的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特殊移民人数共计73654人。1938年初，在富农流放区还建立有141个非章程性手工业合作社（人口8181人），均大多分布在西西伯利亚。[41]另外特殊移民还被用来从事土地开发和发展当地的畜牧业。 特殊移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明显或隐约地遭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歧视。例如1939年6月1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事务负责人М.Д.赫洛莫夫在给内务人民委员Л.П.贝利亚、农业人民委员И.А.别涅基克托夫和国营农场人民委员П.П.洛巴诺夫等所写的一封信中便这样说道：“……苏联人民委员会认为，让特殊移民作为候选人参加农业展览会是不合适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地方机关也多次向各工业企业和建筑业的行政管理部门、党委和基层工会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禁止向特殊移民身份的先进生产者发放前往疗养院、休养所和度假胜地的免费证券。如果一定要奖励他们，完全可采用其他方式，以避免其在休假期间从政府划定的移民区逃跑。[42] 30年代，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无权服兵役。1932年4月4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西西伯利亚和北哈萨克斯坦特殊移民经济安置和劳动利用》和《关于将特殊移民区内后方民兵用于国防—战略意义工作》等决议均强调：“不得将特殊移民适龄人口征召入伍。”[43]当局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禁特殊移民私自掌握军事知识和兵器使用技能。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极力通过各种渠道防止特殊移民自发的军事化倾向，禁止向移民青年发放“伏罗希洛夫步兵”和“时刻准备劳动和保卫祖国”徽章。根据古拉格1932年12月4日通令，甚至连特殊移民子女组织少先队也被禁止。[44] 迁移初期，所有特殊移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从1933年起，特殊移民子女开始恢复此项权利。1933年3月17日，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团颁布的《关于恢复富农子女选举权》的决议指出，“流放富农子女成年后，如能从事社会有益劳动，区执委会可恢复其选举权”。[45]但成年特殊移民要获得这一权利，至少得经过5年的移民期，另外有关部门还得对其工作和品行情况进行严格的审查和鉴定。1936年12月5日，苏联颁布了新宪法，根据其第135条款之相关规定特殊移民已被认为是拥有完整公民权的苏联人。他们参加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的选举活动，但仍无权返回原迁出地。1937年8月，И.И.普里涅尔在一份写给Н.И.叶若夫的报告中说：“近3～4个月来，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收到了大量特殊移民发来的申诉书。后者纷纷抱怨说，虽然国家通过了新宪法，但特殊移民的法律地位实际上并未发生任何改变。”[46] 还在30年代初的流放富农期间，便有一些少数民族被作为“流放富农”迁入特殊移民区，例如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的德意志族人和波兰人便被作为富农遭到了流放。[47]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业集体化的实现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当局开始在国家各边境地区展开了一系列民族驱逐活动。先后遭到强制迁移的民族有：苏联西北部列宁格勒州和卡累利自治共和国的芬兰人，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波兰人，南部外高加索地区的库尔德人和伊朗人以及远东地区的朝鲜人，等等。上述事实表明，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重心已呈现出从流放富农转向民族驱逐的迹象。 1940～1953年的特殊移民政策 这一新政策显示出放松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控制、大规模驱逐少数民族和强化针对特殊移民的管理制度。 从30年代初“富农流放”之日起，迁入特殊移民区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便由于各种原因（如死亡、“不公正迁移”、子女求学、根据1938年10月22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而转交抚养、转交有关组织照管等）不断“损失”。期间，只是由于不断有新移民的加入，此类特殊移民人口总量才一直维持在90万人左右。[48] 1941～1954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数变化的基本趋势 根据此表的统计数字，从40年代起，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数开始不断萎缩。导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不断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战前和战争期间，当局未再延续以前的“流放富农”政策，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来源枯竭。 其二，战争期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大量流失。例如战争初期乌克兰的赫尔松州，卡累利—芬兰诸共和国和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奥尔德若尼基则夫斯克边疆区、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诸州等特殊移民区均被敌人占领。据当局194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德国人占领期间仅赫尔松地区流失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便有5250人。[49]其中大部分人是在红军解放该地区之前与撤退的法西斯军队一起走的。 其三，战争期间，大量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的青壮年人口应征入伍。这些人在战后均未返回移民区，从而导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构成中非生育年龄段（中、老年和16周岁以下儿童）人口比重增加，人口出生率低于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数量下降。关于1945～1950年此类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相关数据可参见下表。 1945～1950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的比值 从上表可明显看出，除1946年外，1945～1949年间的其他年份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人口出生数量均低于死亡数量。最终统计结果也表明，此类特殊移民的死亡人数多于出生人数。 其四，战后，许多在集体化期间被流放的德意志族、车臣—印古什族等特殊移民均被根据其民族属性迁入战争期间各被驱逐少数民族所在的特殊移民区，与自己的同族人合并到了一起。例如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截至1952年7月1日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还有28009人，但其中并没有包括1929～1933年及稍后年代以流放富农名义被强制迁移的各少数民族：德意志族（13898人）、卡尔梅克族（87人）、格鲁吉亚族（1716人）、来自北高加索的少数民族（450人）和来自克里木的少数民族（16人）。[50]他们被当局依照民族特征归入另一类特殊移民：德意志族特殊移民、卡尔梅克族特殊移民等。 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不断下降的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局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所实施的大范围解放政策。 第一，解除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服军役者及其家属的特殊移民身份。 1942年4月11日，苏联国防委员会颁布了第1575сс号决议。根据该决议，1942年4月15日至5月15日“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的适龄入伍青年35000人”被征入红军。自1942年4月15日起，他们将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补充到作战部队和从前线撤出的步兵师中，另外也可直接用于组建坦克部队和其他特种兵部队”。自战争爆发至1942年11月，应征入伍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数量共计60747人。[51]1942年10月22日，苏联人民内务部又颁布了《关于撤销参加红军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及其家属的特殊移民身份》的第002303号法令。该法令规定：在一个月内“注销所有参加红军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及其直系亲属（妻子和子女）的特殊移民身份”，“无条件地向其发放公民证和免除其5%的工资提留”。[52]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以后，此类红军士兵的战斗士气明显高涨起来。1943年，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的此类人口及其家属共计102520人。[53] 第二，当局认为，在经过数年改造之后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已成为“能够积极从事社会有益劳动的守法公民”，因而出台了一系列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决议和法令。1944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院所颁布的决议规定，“过去擅自离开移民区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如果近年来一直从事社会有益劳动，则不必返回特殊移民区。政府也不再追究其逃跑的责任”。[54]另外依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44年5月25日指令，“凡到职业技校和工艺学校学习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子女，均应被注销特殊移民身份”。[55]1946年9月28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院颁布了《关于从特殊移民区释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条例》的第00868/208сс号法令。其中规定：“从特殊移民区释放的流放富农具体包括：1）有子女在红军中服役或卫国战争参加者的家属；2）家庭成员得到了政府的表彰和奖励；3）与非特殊移民结婚的女性移民。此类案件的办理只需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局与各共和国（边疆区、州）检察院经协议后所作出的结论，不必再呈请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特别会议批准。”[56] 第三，政府以前所公布的解放特殊移民相关法令仍继续发挥作用。从1941年1月1日到1943年4月1日，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1938年10月22日决议[57]，共有136240名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其中1941年62808人，1942年63113人，1943年1～3月10319人，1944～1953年，仅凯梅洛夫斯克州6万名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便有49513人根据该法令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58] 第四，在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过程中各州、边疆区和共和国政府机关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例如俄共（布）新西伯利亚州委书记М.古拉金1947年3月20日给俄共（布）中央书记А.А.库兹涅佐夫的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沃洛郭特州向中央提交的类似申诉和1949年11月阿穆尔州执委向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递交的关于彻底解放本州境内流放富农的文件等，均提出了彻底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问题。他们的理由归结如下：大多数流放富农已近中、老年，已适应了自己目前的处境；他们在战争期间表现积极，未从事任何反苏活动，不再对社会构成危害。根据以上申诉，苏联部长会议出台了1947年5月7日第1413-375сс号决议，其主要内容包括：解放卡累利—芬兰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沃洛郭特、莫洛托夫和新西伯利亚诸州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从1946年8月到1952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依据各地方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提议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决议。根据这些决议，苏联28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境内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不包括其中的德意志、卡尔梅克和车臣等民族）几乎全部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同期，根据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发出的特别指令被解放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数量共计408391人。[59] 根据所颁布的一系列解放法令，1941～1952年被当局解放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数量共计882622人。其中1941年1月1日到1948年1月1日810614人，1948年1月1日到1949年10月1日21824人，1949年10月1日到1950年1月1日7628人，1950年到1952年42556人。[60] 早在1947年末，苏联内务部领导层便有彻底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打算。[61]不过苏联内务部提出的关于彻底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建议并未得到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另外各地区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解放问题也遇到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部委的阻挠。例如1947～1951年，俄共（布）凯梅罗夫斯克州委和州执委就解放当地流放富农的问题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的建议便遭到了苏联煤炭工业部的反对。后者担心此举可能造成自身劳动力的大量流失。[62] 稍后，内务部在全面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方面还作过一些尝试，但都没有成功。1953年4～5月间，苏联内务部拟定了关于解放大部分特殊移民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法令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根据该草案，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理应在1953年8月以前全部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不幸的是，负责这方面工作的贝利亚在1953年6月23日被逮捕了，从而使所有既定计划都落了空。1953年8月，苏联内务部领导层曾向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请示是否实施解放特殊移民的计划，可一直未得到明确的答复。[63]尽管这样，40年代到1953年以前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人数仍一直呈现出逐渐减少的态势。 从40年代初起在放松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限制的同时，当局开始将强制迁移的重点全面转向诸少数民族。1940年8月在以武力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纳入苏联版图后，当局又将当地20多万“不可靠的”人流放西伯利亚。1940～1941年，当局将波兰阿萨特尼克的难民（38万）迁入特殊移民区。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政府以“通敌”为由将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和麦斯赫特—土耳其等11个民族数百万人赶出家园。苏联部长会议也通过决议，撤销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克里木自治共和国（1943年12月27日）、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1944年3月7日），将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改称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1944年初），取消卡拉恰耶夫自治州（1943年10月）；宣布卡拉恰耶夫（人口约10万）、卡尔梅克（人口约12万）、车臣（人口约60万）、印古什（人口约13万）、梅斯赫特土耳其人（人口约8万）等民族为“背叛祖国的民族”，集体放逐到中亚地区。这些少数民族驱逐民中绝大部分成为特殊移民。[64] 除上述被整体迁移的少数民族外，当局还在40～50年代初对一些社会组织和集团实施了强制迁移。这些被迁移的人口大都带有少数民族特征，而且在特殊移民数量方面均比上述遭到整体迁移的苏联少数民族要少，因此基本可归入少数民族—特殊移民类型。主要有如下类型人口。 （1）战争期间与德意志族人、来自北高加索、克里木和格鲁吉亚等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一起被迁移的“其他”类人口。 战争期间，当局在对德意志族、北高加索、克里木和格鲁吉亚等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实施强制迁移的过程中均包含有一些其他民族的人口。根据苏联内务部特殊移民局局长Б.П.特罗菲莫夫起草的《关于与来自北高加索和格鲁吉亚等地区少数民族和德意志族人一起遭到驱逐，目前仍居住在特殊移民区内的其他类移民数量的报告》显示：1941～1942年被迁移的苏联德意志族人中“其他类”移民共有1721人，其中俄罗斯族662人、乌克兰族355人、波兰族124人、立陶宛族11人、拉脱维亚族104人、芬兰族58人、奥地利族34人、爱沙尼亚族33人等；1944年与克里木鞑靼族一起被驱逐的“其他类”人口共计3628人，其中俄罗斯族1280人、茨冈族1109人、德意志族427人、无国籍土耳其族272人、乌克兰族257人等；同年来自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其他类”人口包括土耳其族676人、阿扎尔族411人、格鲁吉亚族224人等；1943～1944年来自北高加索地区的“其他类”人口共计1602人，其中库梅克族485人、阿瓦尔族311人、达吉斯坦族235人、塔夫林族186人、阿巴兹族52人、奥塞梯族49人、诺盖族41人、俄罗斯族35人、达尔金族34人等。[65]上述这些其他民族人口便构成了被整体驱逐各少数民族中的“其他”类型特殊移民。 （2）1942年来自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的移民。 根据1942年5月29日国防委员会第1828сс号决议，当局对罗斯托夫州和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的所有“社会有害分子”实施了迁移。此次迁移包括了很多民族，人口至少在1万人以上，以希腊族人居多。因此这次移民也可称作针对上述地区希腊族人的驱逐活动。截至1952年底以前，这些移民主要以政治流放民身份存在，直到1952年末才被转为特殊移民。[66] （3）卡巴尔达族特殊移民。 1944年，Б.科布洛夫在从纳尔奇克发给贝利亚和梅尔库洛夫的电报中称，根据1944年5月2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颁布的《关于迁移德国法西斯走狗、叛徒、卖国贼、自愿与德国人一同离开者家属》的第00620/00190号命令，有关部门已决定在6月20日对卡巴尔达族人实施迁移行动，预计迁移人口为2492人。所有这些人的移民地都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江布尔州和南哈萨克斯坦州。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克鲁格洛夫在6月已批准了这项移民计划。[67]6月20日凌晨4点，迁移行动正式开始。共有165名精干工作人员和400名红军战士参加了这次行动。根据原定计划，首批应迁移710户（2467人）。但由于一些红军服役人员家属和70～90岁的老人被免迁，最终首批被迁移人口仅用53节车厢，发送人数2051人。[68] （4）“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 苏德战争期间，许多苏联德意志族人没有从西部地区撤离，这些人随后便被当局宣布为“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1944年8月2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了由贝利亚签署的《关于从高加索地区的城市和疗养区驱逐“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的第001036号命令。该命令具体内容如下：“1）从高加索温泉地带的城市和疗养区向新西伯利亚州迁移德国人帮凶、祖国的叛徒和卖国贼家属378户（共计850人）。此次行动将于1944年8月31日正式开始，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特卡琴科同志负责实施。2）责成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运输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阿尔卡季耶夫同志向各特殊移民始发站调拨迁移行动所需的闷罐车。3）责成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押运管理局局长巴奇科夫少将负责派出必要的警卫人员，以确保移民行动的运输安全。4）责成苏联内务副人民委员切尔内绍夫向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调拨3吨汽油并确保特殊移民旅途中的饮食和医疗服务。5）责成新西伯利亚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彼得罗夫斯基同志负责将这批移民分送至各指定特殊移民区并为其安置工作。”[69]根据统计资料，1945年初实际迁入新西伯利亚州的“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共计674户（1490人）。[70] （5）“奥乌诺夫分子”。 “奥乌诺夫分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成员。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是1929～1940年初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出现的一个法西斯组织，其前身为乌克兰军事组织。“奥乌诺夫分子”曾积极协助法西斯分子，反对西乌克兰与苏维埃乌克兰合并。苏德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奥乌诺夫分子”联合乌克兰匪帮—叛乱组织并在德国人帮助下不断在乌克兰境内制造紧张局势。仅在1944～1953年，乌克兰西部各州便发生了14424件匪帮分子袭击事件，其中恐怖和破坏事件5099起，解除苏维埃工作队武装457起，焚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1004起，等等。在以武力清除当地匪患的同时，当局决定对“奥乌诺夫分子”实施强制迁移。1944年3月31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了由贝利亚签署的《关于迁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子》的命令。该命令要求将被判刑、被俘或在冲突中被击毙的“奥乌诺夫分子”骨干及其家属中的所有成年人在剥夺财产后全部流放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和伊尔库茨克诸州。贝利亚要求立即执行这些命令。他在相关文件中写道：“自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流放奥乌诺夫分子的决议公布之日起，各地应立即展开驱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子及其家属的行动，不必再等待特别会议的决定。”[71]1942～1952年，当局共迁移“奥乌诺夫分子”及其家属171566人（成年人口131319人）。[72] （6）“正宗东正教徒”。 1944年6月初，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批准了关于迁移“正宗东正教徒”的计划。1944年7月7日，贝利亚在向斯大林呈递的一份书面报告中提到了关于“正宗东正教徒”的活动情况：“该教派过着寄生的生活，不纳税，拒绝履行国民应尽义务和职责，不允许子女到学校读书。他们对集体农庄起到了瓦解的作用。”贝利亚建议“将分布在62个居民点中的正宗东正教徒及其家属一起迁往鄂木斯克和新西伯利亚州、阿尔泰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并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监督”。贝利亚请求斯大林批准，“在1944年7月15日开始实施此次迁移行动”。7月1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共同签发了《关于迁移“正宗东正教徒”》的第2683-1/12938号命令并于7月19日下发各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局。7月20日，迁移行动首先从梁赞州南部地区开始，共有489户（1323人）“正宗东正教徒”被迁。所有这些人的迁居地都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托木斯克州和秋明州。[73] （7）“德国人帮凶”。 1944年8月2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达了《关于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驱逐“德国人帮凶”》的第001036号命令。12月12日，贝利亚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目前已确定迁移的‘德国人帮凶’共计735户（2238人）。迁移行动将于1945年1月25日在各地同时展开。请您给予指示。”[74]不久，根据当局的命令所有“德国人帮凶”都被发往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特殊移民区从事植棉工作。 （8）“符拉索夫分子”。 “符拉索夫分子”——А.А.符拉索夫将军领导的反苏维埃军事组织“俄罗斯解放军”成员。其主要是一些受德国法西斯宣传机构鼓惑，饥寒交迫，对集体化和1937年大镇压不满的乌克兰和俄罗斯族人。“符拉索夫分子”是1946年出现的一个人口规模较大的特殊移民类型。当局迁移此类人员的依据是1945年8月18日国防委员会第9871号决议，1945年12月2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1946年3月29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将曾在德国军队、军团和警察部队中服役，后经检查—过滤营审查的“符拉索夫分子”迁往特殊移民区》诸决议。上述决议规定：“符拉索夫分子”在特殊移民区的居住期限为6年。此类特殊移民区的地理分布如下：哈萨克共和国、布里雅特—蒙古和科米等自治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伊尔库茨克、克麦洛沃和莫洛托夫诸州。“符拉索夫分子”主要包括两部分人：经检查—过滤营审查后的查无实据者和从古拉格劳改营获释的囚犯。根据苏联国家安全部1951年10月24日的统计数据显示，1945～1951年被迁入特殊移民区的“符拉索夫分子”共计177573人。[75]从1951年下半年起，当局开始放松对“符拉索夫分子”的控制，针对这一类特殊移民的解放力度也不断增大。 （9）根据1948年6月2日法令被迁移的人口。 1948年迁移“扰乱社会治安犯”的情况 1948年，特殊移民区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移民人口类型农民——“扰乱社会治安犯”。根据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Н.С.赫鲁晓夫的建议，1948年2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将恶意逃避农业劳动和生活腐化分子迁出乌克兰共和国》的决议。在Н.С.赫鲁晓夫的鼓动下斯大林决定将乌克兰的这一做法推广到全国。1948年6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出台了《关于将恶意逃避农业劳动和生活腐化分子迁往国家边远地区》的法令。依此法令遭到当局强制迁移的都是所谓未完成最低劳动日义务的集体农庄农民，流放期为8年。此类人口的迁移一般先由集体农庄社员大会组成的公共法庭作出“公议性判决”，经区执委会批准后执行。1948年9月16日，苏联内务部警察总局也颁布了《关于军人因1948年6月2日法令而迁移者均没收其军人证》的指令。 根据上表所示，1948年根据该法令被当局强制迁移的人口共计38350人，其中来自俄罗斯联邦各州的人数最多，其次是乌克兰共和国。以后数年，此类迁移活动仍在继续，但规模逐渐趋缓（例如，1949年有4756人，1950年有675人，1951年有240人，1952年有260人）。[76] （10）1945～1949年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地区的移民。 战后1945～1949年，当局针对波罗的海沿岸居民的迁移主要根据以下指令：1945年6月16日苏联人民委员会指令，1946年12月10日苏联内务部指示，1946年12月18日苏联内务部《关于从立陶宛共和国迁移匪帮头目和积极分子等家属》的法令，1948年2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从立陶宛共和国迁移处于非法状态、在武装冲突中被击毙、被判刑之匪帮和民族主义者等家属，匪帮帮凶，富农及其家属》的决议，1949年1月29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诸共和国迁移富农及其家属、匪帮和民族主义者等家属》的决议。根据上述法令，1945～1949年当局共从波罗的海沿岸迁移人口143600人，其中来自立陶宛81200人，来自拉脱维亚约41900人，来自爱沙尼亚20500人以上。[77] （11）来自“黑海沿岸”（希腊人、“达什纳克党人”和土耳其人等）的移民。 1949年5月29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迁移“达什纳克党人”、土耳其和希腊等民族》的第2214-356сс号决议。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诸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黑海沿岸（奥德赛和克里木等地区）。此类移民在苏联内务部特殊移民部相关资料中均被称作“来自黑海沿岸的移民”。其中希腊族移民主要被迁入哈萨克共和国，“达什纳克党人”（亚美尼亚族人）被送往阿尔泰边疆区，土耳其人被发往托姆斯克州。1949年，从“黑海沿岸”地区迁入各特殊移民区的人口共计57680人，他们均属于永久性特殊移民。[78] （12）战后被迁移的富农（1948年来自伊兹梅尔州的富农、1949年来自摩尔达维亚的富农、1951年来自西乌克兰的富农、1951年来自立陶宛的富农、1952年来自西白俄罗斯的富农）。 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当局开始在波罗的海沿岸、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右岸和北布科维纳等地区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并对当地数万名农民进行了剥夺和强制迁移。根据苏联内务部特殊移民部和苏联国家安全部第9局的统计资料，这些移民中的大部分人均被纳入战后（1945～1949年）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和摩尔达维亚的“民族主义者”特殊移民类型，少部分人在迁入特殊移民区后形成了以下四个独立的特殊移民类型：“来自伊兹梅尔州的富农”（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10月6日决议）；“来自乌克兰共和国西部的富农”（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1月23日决议）；“来自立陶宛共和国的富农”（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9月5日决议）；“来自白俄罗斯西部诸州的富农”（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9月18日决议和苏联部长会议1952年3月25日指令）。[79] 这些人的具体情况如下。 1948年来自伊兹梅尔州的富农：1948年10月6日，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第3785-1538号决议当局开始了针对伊兹梅尔州富农分子的迁移行动。根据托木斯克州内务部管理局局长斯梅什利亚耶夫的通报，11月抵达该州的富农分子共计250户（1100人）。这些人全部被安置在托木斯克州的“德古利杰茨”企业参加劳动。当月底，苏联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在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报告中写道：“为了对移民实行管理和监督，我们在富农分子居住的各地区都成立了内务部特别管理处。在从伊兹梅尔州迁移这批富农分子的行动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80] 1949年驱逐摩尔达维亚的富农：1949年4月6日，根据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共（布）中央局和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建议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从摩尔达维亚迁出富农分子、大地主、德国人帮凶、亲法西斯组织成员及其家属》的第129-467cc号决议。苏联内务部在相关总结报告中指出，1949年从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迁入西伯利亚各地区的富农分子、地主分子、大商人、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积极帮凶、白卫军分子和反革命党派成员共计35050人。其中被安置在集体农庄的此类人口共计2354户（9679人），在国营农场得到安置的有1878户（7272人）。据阿尔泰边疆区内务部管理局局长沙霍夫6月的通报，当地内务部机关依照苏联内务部1949年6月11日命令对来自摩尔达维亚的1172户富农分子进行了劳动安置。另据该州内务部管理局局长尤金报告，同年7月一批来自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移民（共计1439人）迁入克麦洛沃州，同年8月又有摩尔达维亚族移民998人迁入阿穆尔州。移民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很多人都居住在不适于人居住的窝棚里。[81] 迁移乌克兰的富农：根据1951年1月23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的《关于从乌克兰西部诸州迁移富农及其家属》的第189-88cc号决议、9月5日第3309-1568cc号决议和苏联国家安全部1951年12月20日命令，乌克兰境内1700名富农分子及其家属被强制迁往托木斯克州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1952年2月11日，又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子”共1057人被迁往秋明州。负责这批移民安置工作的是苏联内务部长С.Н.克鲁格洛夫和苏联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82] 迁移立陶宛的富农：1951年9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对立陶宛共和国中敌视集体农庄的富农及其家属实施永久性迁移》的决议。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截至1952年1月1日登记在册的来自立陶宛的特殊移民共计16833人，同年7月1日其数量已增加到18027人。[83] 迁移白俄罗斯西部诸州的富农：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9月18日第3538-1645号决议和1952年3月25日第6435号指令，1952年4月7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通过了第436号决议，决定将白俄罗斯西部诸州的富农分子及其家属迁往国家东部地区。1952年4月23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长巴斯科夫在给苏联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的通报中说：“从1952年4月18日开始的驱逐富农分子的行动已经结束。我们原计划迁移1170户（4082人），实际共迁移1194户（4298人）。”关于此，伊格纳季耶夫还向斯大林做了汇报：“我们在4月18日深夜开始了迁移富农分子的行动，整个行动持续了一昼夜，共迁移移民家庭1194户（4298人）……为运送这批移民我们共动用了5个专列。”[84] （13）“巴斯马奇分子”。 “巴斯马奇分子”——苏德战争期间在塔吉克斯坦出现的一个亲法西斯组织，领导人为Г.О.巴斯马奇。1950年1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从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迁移“巴斯马奇分子”》的第135-26cc号决议。根据苏联内务部1950年3月1日第00157号命令，巴斯马奇分子及其家属共2795人于该年8月被迁入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科克切塔夫州特殊移民区。[85] （14）“安捷尔斯分子”。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2月13日第377-190сс号决议和苏联国家安全部1951年3月5日第00193号法令，当局将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境内安捷尔斯所领导的波兰军队军人及其家属强制迁往伊尔库茨克州。截至1952年7月1日，“安捷尔斯分子”特殊移民共计4548人。[86] （15）耶和华教派（现耶和华显灵派）。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3月3日第667-339cc号决议，当局对居住在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摩尔达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境内的“耶和华教徒”及其家属实施了强制迁移。根据苏联内务部1951年3月5日第00193号命令，这些“耶和华教徒”均被发往位于伊尔库茨克和托木斯克州的特殊移民区。[87] （16）1944～1945年源自波兰领土的拘留者。 来自波兰领土的拘留民是1951年春新出现的一个特殊移民类型，人数仅70余人。根据1951年3月6日苏联部长会议第684-343сс号决议，当局将1944～1945年在波兰领土上被拘留、被俘和从战俘—拘留民事务管理总局获释的苏联公民中的大部分人都发往位于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境内的特殊移民区。[88]官方文件中称此类人为“源自波兰领土的拘留民”。 （17）1951～1952年来自格鲁吉亚的移民。 1951年11月29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对格鲁吉亚“反动分子”实施迁移》的第4893-2113сс号决议。被纳入“反动分子”范围的人包括：苏侨直系亲属，叛国者家属，居住在国外并从事反苏活动的叛逃分子家属，1946～1949年从法国、伊朗和中国返回格鲁吉亚的归侨，被当局怀疑与土耳其间谍机构有染的人员，等等。此类特殊移民共计11643人，其中包括亚述里亚等民族。[89] 事实上，苏联当局在20世纪30～50年代所实施的强制移民活动还有很多。我们这里只是着重列举了一些与特殊移民有关的人口强制迁移活动。当局在放宽对前富农—特殊移民限制的同时，还不断强化针对驱逐民族—特殊移民的监管制度。 第一，颁布了一系列法令。 1945年1月8日苏联人民委员会第35号法令要求所有具劳动能力的特殊移民均必须参加社会有益劳动。对于那些违反劳动纪律的特殊移民，有关部门将依照现行国家法律追究其相应责任。凡不经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警备管理部门允许，擅自离开特别警备部所划定移民区者，将被视作逃跑。特殊移民的家长或其继承者，在由于生育、死亡、逃跑等原因导致家庭成员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必须在3日内向所在移民区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部报告。[90] 1948年6月3日苏联部长会议第1841-730с号决议，要求各地方机关严肃追究那些逃避社会有益劳动的特殊移民的相关刑事责任。仅在1949年苏联内务部所属特别委员会便因逃避社会有益劳动罪而给予303名特殊移民劳动教养8年的判罚。[91]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8年11月26日法令和1949年6月《内务部特别警备部为各地方警备机关在移民—特殊移民中开展工作而制定的行动细则》规定，德意志、卡拉恰耶夫、车臣、印古什、巴尔卡尔、卡尔梅克、克里木鞑靼、克里木希腊、克里木保加利亚和克里木亚美尼亚，土耳其、库尔德和赫姆申，及迁自波罗的海沿岸的人口（包括1949年遭到迁移的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驱逐民属于永久性特殊移民，均无权返回原居住地。凡战争期间迁入特殊移民区的永久性移民，如果从指定区域逃跑，将受到20年苦役、剥夺人身自由5年的惩罚。当局要求此类移民填写“无权返回原居住地，如果擅自逃离指定移民区，将被判20年苦役”的保证书。永久性移民（男性和女性）与非迁移民结婚者，其本人不得解除特殊移民身份。[92] 第二，加强针对特殊移民的谍报工作。 当局极其重视在特殊移民中招募间谍和情报员的工作。例如截至1945年3月1日当局在源自克里木特殊移民中所建立的特务—情报网便有519人，其中，特务头目5人、特务12人和502名情报员。同期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克里木—特殊移民中——2730人，相应数据分别为15、82和2633人。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部还将招募神职人员充任特务，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1945年末仅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的特殊移民—穆斯林神职人员中内务人民委员部便安插了16名特务和23名情报员。与此同时，特殊移民中的“老居民”，即“前富农”—特殊移民中当局所培植的规模庞大的特务—情报网络仍在发挥作用，据相关资料，截止到1944年12月1日，该情报网络共计13325人，其中特务头目174人，特务561人，情报员12590。截至1953年1月1日，特务33463人，秘密接头处所468个，十户长94246人。[93] 第三，特殊移民区管理监督机构的强化。 截至1953年1月1日当局对特殊移民等实施监督的人员共计10752人，特别警备派出所协助人员1861人，监视人员2801人，别动—辑查分队成员1217人。当局对特殊移民的监督均通过安插在移民中的眼线（特务）和十户长来进行。为了确保特殊移民人口及时注册和各项规定制度的具体实施，截至1953年4月10日当局共设立了51个特殊移民部、19个特殊移民分部、2916个特别警备机构和31个行动—缉查分队。[94] 第四，针对特殊移民的镇压。 经常有数千名特殊移民遭到当局逮捕和判刑。仅1944年9月至1945年10月1日被当局追究刑事责任的特殊移民便有1.3万人以上。[95]1946年1月1日至1947年4月1日期间，各特殊移民部共逮捕特殊移民7907人，其中被指控从事反苏宣传活动罪1612人，叛国罪1104人，参加反苏组织和集团罪285人，匪帮45人，怠工罪45人，间谍罪21人，实施恐怖和恐怖企图罪12人，危害社会罪7人，匪帮帮凶和窝藏罪6人，从事破坏活动罪4人，违反军纪17人，渎职罪20人，其他犯罪4729人。[96] 自1949年以后，鉴于1948年11月26日法令的强大威慑，特殊移民逃跑人数急剧下降。1949年从移民区逃跑的人数缩减到了1948年的1/4。1948年因逃跑被判刑的特殊移民共计3746人，1949年8636人，1950年2872人，1951年423人，1952年345人。1949～1950年6月间因逃跑而被当局判刑的2776名特殊移民都是根据1948年11月26日法令定罪的，即服苦役20年。[97] 第五，特殊移民所遭受的歧视性待遇。战争期间和战后，诸类型少数民族—特殊移民继续受到当局的各种歧视性待遇。 其一，根据相关法令，诸遭驱逐少数民族—特殊移民子女身份世袭，他们即使在年满16周岁之后，仍以个人身份被登记为特殊移民，不得获释。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间劳动移民管理部门从劳动移民中共划分出12574个家庭。当局规定：苏联人民委员会1938年10月22日关于解放劳动移民年满16周岁子女的决议不适用上述人口。1944年，这一规定还扩展到“前富农”—特殊移民中如下一些民族：卡尔梅克、车臣、印古什、卡拉恰耶夫、巴尔卡尔、克里木鞑靼等。[98] 其二，诸遭驱逐少数民族—特殊移民不得参军。如上所述，战争爆发后，迫于兵源不足，当局曾大量动员特殊移民子女应征入伍。但德意志、车臣、印古什等遭驱逐少数民族均被排除在外。虽然有一些此类人通过冒名顶替的方式参了军，但其绝大多数都被动员进入了类似于“苦役集中营”的所谓劳动军。[99] 其三，虽然国家法律规定，在工业部门工作的特殊移民在劳动条件和工资等方面均理应与企业其他工作人员享受同等待遇，但实际上他们经常会遭到企业的歧视，不能与自由雇佣工人同工同酬。苏联内务部部长С.Н.克鲁格洛夫在一份《关于内务部机关在特殊移民中的工作和任务》的指令中曾指出：“时至今日企业克扣特殊移民工资的现象仍未彻底消除。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林业采伐工施卡坚科与德意志族特殊移民埃依涅尔干一样的活，可在结算工资时，施卡坚科所得工资数量为7000卢布，而埃依涅尔仅得700卢布。”[100]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对特殊移民子女采取了各种限制性措施。他们不允许特殊移民子女前往共和国、边疆区和州首府上学，对其进入中等和高等学校设置障碍。例如1951年托姆斯克州就严禁特殊移民子女前往托姆斯克市就读；1952年伊尔库茨克州禁止269名特殊移民子女去州首府求学；1952年哈萨克共和国限制特殊移民子女到高等院校就读。[101] 综上所述，苏联移民政策呈现出从流放富农逐渐转向民族驱逐的趋势：20世纪30年代以流放富农为主；40年代的重心转向解决民族问题。30年代，斯大林发动特殊移民的初衷是为了迅速实现集体化。通过流放富农，一方面消灭农村中敌视国家集体化政策的成分，弥补边远地区劳动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所没收的富农资产来建立集体农庄。虽然当时苏联国内民族问题同样严重，但并非国家的当务之急，因而期间只有部分民族遭到驱逐。40年代随着集体化的实现和战争的爆发，富农问题退居其次，在苏联最高领导人看来民族问题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当局借口“维护国家安全”将特殊移民的重心转向民族驱逐。[102]在放松对前富农—特殊移民控制的同时，国家针对诸驱逐民族的特殊移民政策却愈益强化。从某种程度上说，特殊移民政策从流放富农向民族驱逐的转折，是30年代已逐渐开始的民族驱逐的逻辑终结。如上文所述：30年代便有一些民族被作为富农迁入特殊移民区，3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各边境地区诸少数民族不断遭到迁移，到了40年代初局部民族驱逐演化为民族整体驱逐。特殊移民是一种依靠强力建立起来的制度。它违背人类道德基本准则，不得人心，因而难以持久。随着苏联政权的更迭，特殊移民政策也走到了尽头。 三 特殊移民问题的解决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解冻”的征候开始在苏联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逐渐显现，新的国家领导人敏感地意识到继续维持特殊移民体制已不可能。1950～1953年，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向苏共中央提供了大量的民情分析资料。这些国家权威性机构的负责人均认为继续在国内推行以往的镇压政策已是“危机重重”。如果说，1937～1938年在企业和机关发布关于镇压“人民公敌”的消息还会赢得群众热烈拥护的话，那么，在1950年代初苏联民众的思想状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关于镇压的消息已不会再激起人民的响应，相反大部分群众都会“谨慎地”对待此类事件。苏联领导人已觉察到危机的信号，意识到民众在情绪上的微妙变化。为了稳定政局和赢得民众的支持，他们认为最理性的做法便是不再进行新的镇压，并通过对以前遭镇压人口的大赦、解放和平反等活动来尽可能地挽回民心。 1954～1960年，苏联特殊移民制度难以为继还因为它面临一系列深刻的危机。首先，从1953年起国家基本停止了针对国民的强制性驱逐活动，特殊移民的源头枯竭了。其次，在政治“解冻”的社会环境下继续对几百万合法居民实施警察式的管理方式已显得不合时宜。最后，特殊移民政策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与苏联社会—政治生活的文明进步发生了严重的抵触。另外，当局解放特殊移民还有一个原因。苏联部长会议自认为，特殊移民已在当地扎下了牢固的根基；即使得到了迁居自由，这些人也不会离开移民区，不会破坏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殖民成果”。[103] 特殊移民的解放 1953～1965年，苏联特殊移民的解放活动共经历了以下四个主要阶段：①1953～1954年中，特殊移民解放政策的前期酝酿。②1954年中至1956年末，绝大多数特殊移民已被解除人身限制，但仍无权返回原迁居地，特殊移民实际转变为行政移民。③1957～1958年，当局对前一阶段的特殊移民解放政策作了一些修正，允许部分被驱逐少数民族（卡尔梅克、车臣、印古什、卡拉恰耶夫和巴尔卡尔等民族）重返故乡并恢复其在被驱逐前所拥有的民族自治地位；对剩余多个类型特殊移民实施了解放。④1959～1960年，以最新颁布的刑事基本法为依据当局对当年一些没有具体过失，只是由于与“反苏分子”存在亲属关系和社会出身等原因便被迁往特殊移民区的人给予解放；1961～1965年，对特殊移民区内犯有“各种具体罪行”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和匪帮领导人等逐步予以解放。 事实上，截止到1953年初有些特殊移民类型（例如1940～1941年遭到当局强制迁移的波兰族阿萨特尼克—难民和1937年被从远东地区迁往中亚的朝鲜族人）已经不复存在，还有一些特殊移民类型（如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当时登记在册的人数只有24686人）在人数上已大量减少。因此这时苏联政府准备解放的主要是40年代以后被强制迁移的各少数民族—特殊移民。 （1）“特赦令”的颁布和解放特殊移民的前期准备（1953～1954年）。 1953年初，苏联特殊移民共计2753356人（其中成年人口1862222人）。[104]1953年，当局已不再大量向特殊移民区发送新移民，但也未出现特殊移民被大规模解放的情况，只有少量特殊移民被解除人身限制。[105] 当局实施宽容政策的第一项举措便是颁布了大规模特赦囚犯的文件。根据贝利亚的提议，1953年3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关于实行大赦》的法令。大赦法令几乎未涉及特殊移民的解放问题。依据该法令当局提前从古拉格集中营和劳改营释放了1201738名囚犯（比重占截至1953年4月1日古拉格在押囚犯总量的53.8%）。[106] 1953年4～6月，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贝利亚和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原计划在1953年底以前解放170万特殊移民。但是，由于贝利亚的被捕，该计划并未实施。苏共中央认为贝利亚在1953年秋大规模解放特殊移民的计划是有害的，因为这将导致大范围的人口迁移和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既定目标的实现。苏共中央决定特殊移民的解放问题应在以后数年内循序渐进地加以解决。 1953年下半年，当局只是放松了对各特殊移民区的监管力度。苏联内务部1953年11月18日指令规定，内务部各地方机关有权不加限制地向因公务和私人事务需要在移民区范围内迁移的特殊移民发放允可证。[107]苏共中央主席团责成由苏联总检察官Л.А.鲁坚科、内务部长С.Н.克鲁格洛夫、苏联国家安全部长И.А.谢罗夫和司法部长К.П.格尔申宁等组成的委员会首先对解放特殊移民的相关问题进行审议，并将审议结果向苏共中央作出汇报。鉴于苏共中央主席团如此决定，苏联内务部于1954年5月又制订了一个解放特殊移民的新计划，并提交给该委员会审核。经商议，委员会认为近期内可以解除人身限制的特殊移民人口具体如下：不满16周岁的特殊移民子女，16周岁以上且在学校读书的特殊移民子女，1929～1933年遭到强制迁移的流放富农，德意志族动员民和当地民。 （2）大规模解放特殊移民（1954～1957年）。 从1954年中起，当局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108]开始大规模解放特殊移民。1954年，被解除人身限制的特殊移民有：1929～1933年遭到强制迁移的流放富农，1936年遭到迁移的波兰人，1937年来自伊朗和阿富汗边境地区的移民，1940～1941年来自波罗的海沿岸、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诸州的移民，德意志族特殊移民中的当地民、动员民和遣返民，1942～1944年来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罗斯托夫和克里木诸州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德国人的帮凶”，卡巴尔达人，“正宗东正教徒”，以及未年满16周岁子女和年满16周岁仍在学校就读的上述特殊移民子女。在解放了上述人口之后，特殊移民的总体数量几乎下降了1/3。特殊移民各类型人口数量也有了大幅缩减，仅德意志族特殊移民中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的人数便有将近40万人。[109]从1955年1月1日起，苏联内务部特别4处的登记册上再未提及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类型。 1955年，当局继续颁布一系列特殊移民解放法令。[110]根据这些法令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的有：特殊移民中的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卫国战争的参加者和苏联奖章及勋章荣获者，因与特殊移民——当地民或克里木鞑靼、车臣等诸被驱逐少数民族男性拥有夫妻关系而被一同迁移，尔后又终止了此类婚姻关系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等民族妇女，无生活自理能力的单身残疾人和不治病症患者，卫国战争中的牺牲者家属，高校教师，“符拉索夫分子”，“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德国人帮凶”，卡巴尔达人，1949年来自“黑海沿岸”的移民（21269人），1949年来自格鲁吉亚的希腊族移民。由于上述法令的实施，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的人数已约占同期特殊移民人口总量的2/3。[111]“符拉索夫分子”、“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德国人帮凶”和卡巴尔达人等四个特殊移民类型也基本被消灭。此时，仍滞留在移民区的特殊移民主要与其民族特征有关，如“符拉索夫分子”中未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的人口大部分都是德意志、克里木鞑靼、车臣、印古什和卡拉恰耶夫等族人。 1955年末，当局开始解放诸被强制迁移的少数民族—特殊移民。1955年12月1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关于撤销对德意志族特殊移民及其家属法律地位的限制》的法令。根据该法令，德意志族特殊移民中的普通移民和遣返民均被解除了特殊移民身份，但这些人在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之后均无权返回原迁出地区和向国家索要自己在迁移过程中被剥夺的财产。[112] 1956年，根据当局相关法令[113]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的人口包括：1946年至1955年以“符拉索夫分子”身份被强制迁入特殊移民区的军官、高校教师、卫国战争的参加者、苏联奖章和勋章获得者等家属、已被解除限制的特殊移民家属、被驱逐少数民族中的车臣族、印古什族和卡拉恰耶夫族等特殊移民。 （3）修正以前所颁布的相关法令和继续解放特殊移民（1957～1958年）。 1957年，当局对上一年所颁布的特殊移民解放法令作了一些修正，允许一部分少数民族—特殊移民返乡和恢复以前被取缔的民族自治区。关于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会、各联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审判机关、检察院和内务部机关等均颁布了相关法令。例如1957年1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关于组建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自治州》，《关于将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改建为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关于将切尔克斯自治州改建为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自治州》和《关于重建俄罗斯联邦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等法令。这些新颁布的法令承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56年3月17日、4月28日和7月16日所颁布诸法令中的部分内容（即禁止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的卡尔梅克、巴尔卡尔、卡拉恰耶夫、车臣、印古什等族人及其家属返回原迁居地等）已丧失原有法律效力。[114] 1958年，由于当局所颁布的相关法令[115]而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的人口包括：“奥乌诺夫分子”，来自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地区的特殊移民[116]，“达什纳克党人”，“巴斯马奇分子”，“安捷尔斯分子”，特殊移民区内的苏维埃代表，工会和共青团机关人员，受家属赡养者，在被迁移时年龄不满16周岁的特殊移民子女，等等。 1958年，当局所颁布的解放法令和其他相关决议的实施结果如下：战争前后来自西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摩尔达维亚右岸等地区的特殊移民人口数量剧减；战后由被驱逐的“奥乌诺夫分子”、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等构成的5个特殊移民亚类型也缩减至两个，即“匪帮和民族主义者”和“匪帮—民族主义者家属”；截止到1958年6月“达什纳克党人”仅剩42人；“巴斯马奇分子”，“安捷尔斯分子”和“达什纳克党人”等类型特殊移民已全部被解除人身限制。[117] （4）特殊移民解放问题的基本解决（1959～1965年）。 由于一系列解放法令的颁布，苏联特殊移民人口总体数量急剧减少。截至1956年1月1日，在册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为904439人，截至1956年7月1日为611912人，1957年1月1日为211408人，1957年7月1日为178363人，1958年1月1日为147741人，1959年初只有近5万人。[118] 在对特殊移民实施大规模解放的同时，当局还对监督他们的内务部工作人员进行了大幅削减。特殊移民区行政管理人员数量呈逐年下降的态势（截至每年1月1日）：1952年15778人，1953年10753人，1954年8838人，1955年5282人，1956年3778人，1957年780人，1958年只剩下705人。[119]1958年2月3日，苏联内务部特别四处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近4年来（1954～1957年），根据党和政府颁布的相关决议特殊移民人口下降了94%，而同期对特殊移民实施监督的内务部工作人员数量也缩减了95.5%。”[120] 当局最后一次大规模解放特殊移民的活动发生在1960年初，其依据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的1960年1月7日法令。1960年1月7日解放特殊移民法令的实施使战后从波罗的海沿岸、西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右岸等地区迁入特殊移民区的各特殊移民类型仅剩：“匪帮和民族主义者”，耶和华教徒、少量“正宗东正教徒”和根据1948年6月2日法令遭到迁移的特殊移民。 1960年代上半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又接连颁布了3个法令：《关于解放特殊移民区中18周岁以下因所犯罪行而被判刑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和民族主义武装匪帮前成员》（1961年4月18日），《关于对一些类型特殊移民实施解放》（1963年12月6日），《关于解放“耶和华见证会”、“正宗东正教会”、“英诺肯提乙派”（1908年出现在俄国的东正教派别）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成员—特殊移民及其家属》（1965年9月30日）等。至1965年，在册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不到1万人。苏联特殊移民的解除人身限制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特殊移民的遗留问题 苏联当局大规模解放特殊移民的活动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实施的，而赫氏本人当年也是特殊移民活动的参与者之一，以他为首的苏联政府所进行的特殊移民解放活动必然存在一定的不彻底性，因而产生了一系列与特殊移民有关的历史遗留问题。 第一，当局没有对20世纪30～40年代斯大林的强制移民活动作出公正的评判，没有从政治上对特殊移民给予彻底平反。在自己所颁布的解放少数民族—特殊移民的法令中当局总是极力回避对以前所实施的大规模驱逐少数民族行为作出正面评价。政府相关法令根本没有提及为诸遭驱逐民族进行政治平反的问题，只是强调强制迁移“与战争状态有关”，而如今之所以解放这些人似乎只是由于继续将其限制在特殊移民区内“已没有太大必要了”。根据这一逻辑来推理，这些遭到驱逐的民族仍是有罪的，政府以前所作的所有强制驱逐活动都是有其“必要性的”。 第二，当局没有对特殊移民在强制迁居期间被剥夺的财产予以应有的经济补偿。当局在所有颁布的法令中均指出，在解放这些特殊移民的同时政府不承担返还这些人在迁移时被充公的财物的义务。例如1956年4月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的《关于解除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被迁入特殊移民区的克里木鞑靼、巴尔卡尔、土耳其等族—苏联公民，库尔德、赫姆等族人及其家属的限制》的法令中便规定：“鉴于对1943～1944年被从北高加索、格鲁吉亚共和国和克里木等地区迁入特殊移民区的克里木鞑靼、巴尔卡尔、土耳其、库尔德和赫姆申等族人继续在法律地位方面实施限制已无必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1）对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迁入特殊移民区内的克里木鞑靼、巴尔卡尔和土耳其、库尔德和赫姆申等族人给予解放，并撤销苏联内务部机关对他们所实施的行政监督。2）规定：对符合本法令第一条款的特殊移民给予解放并不意味着政府将承担返还其迁移期间被充公财物的责任和义务……”另外当局还要求所有被解放的特殊移民均必须在相关文件上签字画押，声明自己将不希望政府返还自己在迁移时被充公的财物。[121] 第三，当局在解放了近乎所有特殊移民和允许部分被驱逐少数民族（如车臣族、印古什族和巴尔卡尔族等）返乡并重建原民族自治区的同时，拒绝给予其他一些被驱逐苏联少数民族（如德意志人、克里木鞑靼人等）上述同等权利。德意志和克里木鞑靼等被驱逐民族的返乡和自治区重建问题久拖不决，迫使这些民族在此后的40年间一直在为恢复本民族的应有权利而抗争。[122] 第四，当局以搞政治运动的行政命令方式，简单化地处理特殊移民的返乡问题。以来自北高加索地区的被驱逐少数民族—特殊移民为例。1956年11月24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恢复卡尔梅克、卡拉恰耶夫、巴尔卡尔、车臣—印古什等民族自治区》的决议。1957年2月21日，俄联邦部长会议也通过《关于对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重建提供帮助》的决议。上述决议规定：在1957年内应让1.7万个车臣—印古什族家庭迁回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可是苏共中央和俄联邦关于恢复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和帮助车臣人、印古什人返回家园的决议没有在相关的苏共州委中进行研究和作出安排，甚至也没有在相关的区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和进行具体安排。例如车臣—印古什原州委班子和第一书记雅可夫列夫便对即将返回的大批人的居住、工作以及其他紧迫的安顿问题毫无计划和安排。恢复后的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共有14个区，可所有区的区委书记对车臣、印古什人的返乡情况均一无所知，持袖手旁观的态度。[123] 1957年初，大批的车臣人、印古什人潮水般地涌回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他们大多拒绝接受政府部门为他们安排的新居住区，坚持回到原来被强迫迁出的旧住所，从而与当地现有居民发生严重冲突，导致人心惶惶，大批俄罗斯人、达尔金人、阿瓦尔人和奥塞梯人纷纷逃离。斯大林集体农庄出逃的庄员有一百多户。莫洛托夫集体农庄的庄员在几天之内就拆毁住房和农庄建筑物，然后出逃。到1957年5月，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已有1298户庄员出逃，其中971户是俄罗斯人。[124] 面对这一情形，当地的区委，甚至州委领导，则拒绝接受将他们的区划归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更拒绝接受或安排返回的车臣人、印古什人。1957年1月14日，舒拉加特区列宁集体农庄召开庄员大会，州委书记马卡罗夫和切尔克维奇也出席了大会。965人参加的庄员大会通过决议，集体请愿，拒绝接纳返回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决议说：“庄员全体大会请求苏共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委员会和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向联盟政府提出在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的编制中保留我们区的问题。全区集体农庄和全体集体农庄庄员都深信：我们无法与车臣人共同生活和工作。”[125]苏共舒拉加特区区委第一书记阿布杜拉耶夫也明确表示：无法为迁回的车臣人安排工作。类似的事情在安达拉尔区、里特良布区、维杰诺区以及其他区都不断发生。苏共中央只是简单地给予阿布杜拉耶夫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便草草了事。 自1957年春车臣人、印古什人以及其他被强迫迁徙的人口返回家园开始，群殴、集体械斗、集体逃离等事件层出不穷。直至70年代初，在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几乎没有间断过不同规模的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事件。1973年1月，格罗兹尼发生大规模车臣人聚众游行示威，最终演变成流血冲突。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为此上报苏共中央，请求向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增派特种警察部队，重新部署苏联军队和加强暴力措施。1973年3月13日，苏共中央授权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以及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增强国家安全机构，加强现有技术装备，以确保社会治安。[126] 苏共中央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所进行的这场让被迫迁移民族回归家园的运动，不仅无助于消除昔日强制移民所造成的民族感情创伤，反而犹如在已渐结疤的创口上搓一把盐；更严重的是，这场回归运动不仅使当年被迫迁移的民族再受伤痛，同时也伤害了当年从其他地区迁到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俄罗斯人以及其他民族。要知道，当年也不是他们自愿迁来这里的；他们也是被行政命令动员来的，或者被“按计划分配来的”。他们在新居住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了十几年后，却遭遇了苏共中央人为的一场劫难。 第五，在解除对特殊移民人身限制的过程中新的苏联国家领导人不但没有吸取特殊移民活动的历史教训和彻底清算斯大林错误民族政策的遗毒，而且沿习斯大林的民族高压政策的旧辙，继续在执政期间以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民族问题。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解冻”的条件下苏联国内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它具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其一，争取生态安全、经济自主权和民族文化复兴。这在许多加盟共和国和民族地区都有不同的表现。其二，争取民族聚合，要求改变自治实体地位。这特别反映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加盟共和国围绕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归属问题的民族纠纷。其三，历史上曾受到迫害的民族要求平反，要求重返家园的活动。如克里木鞑靼人的抗议活动等。其四，争取共和国主权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这在经济、社会文化相对较发达的一些共和国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主要是位于苏联欧洲部分的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其五，一些加盟共和国和国内民族自治单位要求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活动。如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南奥塞梯两个自治共和国，阿塞拜疆的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沿岸地区，俄罗斯的鞑靼斯坦、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等，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要求扩大当地民族自决权、直至脱离所属加盟共和国而“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民族问题都在迅速发展，其中尤以民族分离主义对苏联的威胁最大。 平心而论，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国家政治大环境的改善，在思想禁锢有所缓解的情况下，苏联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发生反弹和各少数民族提出扩大民族自主权等要求本也无可厚非。作为国家新领导人的赫鲁晓夫本应吸取斯大林的错误教训，运用民主、法制和政治方式合理解决民族矛盾。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承袭过去的传统做法，继续采取压制和动武方法来处理发生的民族冲突。例如当经济改革遇到困难和阻力而赫鲁晓夫决定把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部分权力收归联盟中央时，1959年8月以拉脱维亚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别尔克拉夫为首的一批领导干部便抵制联盟中央的决定，主张共和国自主发展和管理经济。赫鲁晓夫对此正当要求大为恼火，下令对拉脱维亚共和国中央和首都里加市的党政机关进行清洗，以强制手段打击民族自主的要求。在不到半年时间，当地就有24名主要领导被解除了职务。1961年12月，格鲁吉亚哥里市居民举行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游行，反对拆除斯大林铜像。这是斯大林的故乡人对他怀念的表现，赫鲁晓夫本应采取疏导办法处理这一事件。可他却下令出动军警进行镇压。1961～1964年，乌克兰出现了以知识分子、党和国家机关干部、高等学校师生为核心的维护民族自主权的地下组织“乌克兰工农联盟小组”和“乌克兰民族委员会”。其主张维护乌克兰共和国独立自主权，反对联盟中央集权制。根据苏联当局的旨意这两个组织的主要成员卢克雅连科、康巴吉、魏伦、利鲍维奇等人均被捕入狱，受到审判和被判以重刑。苏联当局甚至于把基辅大学师生要求保护乌克兰语言文化传统，青年师生和市民举行纪念乌克兰著名诗人舍甫琴科的活动也视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活动”加以取缔，对其组织者绳之以法。同期，其他共和国也出现过要求维护民族自主权和保护民族语言传统的活动，但都遭到了苏联当局的打击或镇压。[127]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也继续采取民族高压政策。例如1965～1967年在乌克兰出现了主张扩大民族自主权和保护民族语言文化传统的“乌克兰民族阵线”等地下组织。基辅市高等学校师生和市民多次集会要求保护和发展乌克兰民族语言。文学评论家伊凡·久巴撰写了《国际共产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批评苏共的民族政策。苏联当局把这些事件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并逮捕和关押了数百名组织者和参加者。伊凡·久巴被开除党籍，判处重刑。1968年4月，乌兹别克斯坦奇尔奇克市的克里木鞑靼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返回家园和恢复民族自治实体。但在当局的镇压下最终有300多人被捕入狱。1972年3月，苏共中央通过了批判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市党组织的工作的决议，指责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等领导人是“民族主义者”。结果，200多名对苏共民族政策不满和主张维护民族自主权的党政干部被撤职查办，许多知识分子被批判。1972年5月，乌克兰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因撰写了歌颂和维护乌克兰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一书被当局免职，受此株连的共和国中央和州、市、区委干部还有50多人。1974年5月，苏联当局审判了“亚美尼亚统一党”成员托夫马相等20多人，同年12月逮捕了“爱沙尼亚民族阵线”成员缅尼克等十几人。1975年4月，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党委书记阿鲁久尼扬因“庇护民族主义”被批判和解职，其他多名州委干部均受到牵连。同年11月，波罗的海舰队“警戒”号舰上的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族士兵因反对民族歧视而遭到当局镇压。1976年，贾巴里泽因在格鲁吉亚作协八大上批评强制推广俄语受到批判并被开除出作协。[128] 总之，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国家领导人在解放特殊移民和以后执政过程中仍将民族矛盾归结为阶级矛盾，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继续伤害少数民族的感情和在民族关系中播下不和的种子。由此导致苏联内部的民族离心倾向不断发展，民族问题最终演化为点燃苏联剧变的导火索之一。 四 特殊移民政策的后果和影响 特殊移民政策涉及农民和民族两个方面的问题，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人口和族际关系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国家的最终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挫折负有一定的责任。 第一，特殊移民促成了生产关系超前的农业集体化体制的实现，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消灭了俄国农民中最积极肯干，最有经营头脑的中坚力量，助长了农村中的闲散、懒惰等不良风气；损害了工农联盟，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构成威胁。 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当局实施强制移民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通过政治上的镇压和经济上的剥夺，一方面取得建立集体农庄所需要的物质手段，另一方面又可铲除反对派，威慑农民中的等待观望者迅速加入集体农庄。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开始了集体经济的实践。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在政府的积极扶持下已出现了集体农庄、共耕社和农业公社等集体经济形式。但由于这种体制效益低下，对农民没有吸引力，一直没有形成规模。20年代，合作社的发展依然缓慢，国家的重点主要放在建立供销社方面。甚至到了1928年年中，集体农庄农民还不到苏联农户总量的2%，其播种面积也没有超过全国总面积的2.5%和谷物播种总面积的2.1%。[129]截至1929年11月，全国只有6万多个集体经济组织，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的3.6%，参加集体经济组织的中农户只有全国中农户的3.3%。[130] 1930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意见作出决议，规定苏联必须在1932年基本完成全盘集体化。全盘集体化遭到了广大农民的强烈抵制。斯大林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分子反抗改造的表现，要求采取强制措施，以阶级观点对待全盘集体化运动。1930年1月16日，А.А.安德烈耶夫从北高加索边疆区向斯大林发电：“我们正准备将富农迁出边疆区境外，需要中央对以下各项举措予以批示：1）将极其反动分子约2万人迁往北部殖民区。1/4的富农分子被迁出边疆区，一定会对留下来的人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2）希望尽量加快富农迁移进度。”安德烈耶夫建议中央“最好能根据地方的愿望，将这一针对富农的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有必要“全部没收富农用于剥削式经营的生产手段和工具，以利于集体农庄的发展壮大”。[131]从安德烈耶夫的上述电报内容可明显看出，北高加索边疆区区委正试图将针对富农的强制迁移活动合法化。不久，当局便出台了消灭富农的政策。其中规定：凡不愿立即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即使是中农或是贫农也将视作“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准富农分子”或者“富农分子”予以镇压——剥夺选举权，没收财产，流放外地。在如此强大的政治攻势下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飞速发展起来。截至1930年3月1日，1200多万户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全国集体化农户从占农户总数的7.6%猛增到56%。稍后，由于农民反应强烈，斯大林发表了《被胜利冲晕了头脑》的文章，当局放松了对农民的强制，很多刚刚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都纷纷退出。但随着政府镇压政策的再度加强，农户集体化的比重又开始迅速增长。到1932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全国1490万农户被组织进21万个集体农庄。集体化农户占到了全国农户总数量的60%。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又有360万农户加入农庄。苏联农村集体化比例达到了93%。[132]就这样，苏联完成了改造小农的任务。 事实上，截至20年代末全盘集体化前夕沙皇俄国时期原本意义上的富农阶级已在1918年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中被基本消灭殆尽。后来，苏俄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富农力量又有所恢复。但他们大多是农村中拥有较高劳动技能、文化知识、善于经营和销售的中农，未必可以列入富农的队伍。镇压富农政策的实施使苏联农民中那些积极勤劳肯干的中坚力量基本被消灭。随着经营自主权的丧失，依赖心理和闲散习气在苏联农村中占据了上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显下降。他们出工不出力，出力不用心，生产效益低下。 在强制移民的威胁下数千万中农违心地加入了集体农庄，被迫交出家具、牲畜以及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失去了基本生产资料、失去了独立劳动者的地位，被迫改变了生活方式。大量农民在被迁移和加入集体农庄之前通常会把牲畜和家禽都宰杀掉。仅在1930年2～3月间，便有1400万头牛、占总数1/3的猪和1/4的绵羊与山羊被农民故意宰杀。[133]1930年到1933年，哈萨克地区的大牲畜减少了4/5，牛从650万头减少到96.5万头，羊从1860万只减少至130万只，马从350万匹减少到30万匹，骆驼从100万头减少到60万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苏联畜牧业规模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134]农民中普遍存在消极怠工、有意损坏劳动工具和忍痛挥霍多年积蓄的现象。例如某地区有家酒店在1930年2月的一个月内便卖了4万卢布左右的酒，这笔钱在当时可以购买20台拖拉机。另据报道，在不少集体农庄中收获时损失的粮食达到全部粮食的20%～40%。[135]全盘集体化后连续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谷物产量一直低迷不前。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年均谷物产量为736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为7290万吨，均低于1927年的7683万吨。[136] 列宁生前非常重视农民问题，一再强调工农联盟对苏联社会主义前途的重要性。他在自己的最后几篇口授文章中就曾指出，“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还是“和工人分裂”。[137] 斯大林的特殊移民活动完全背离了列宁的工农联盟原则。它以拔苗助长的方式人为地改变生产关系，通过使用强制和镇压等暴力手段强迫农民服从国家利益，打击和消灭农民中的中坚力量，严重损害了工农联盟，导致广大农民同无产阶级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农业落后，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国家日益陷入危机之中。 第二，特殊移民违背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加深了民族隔阂；恶化了边远移民区的自然环境，影响了族际关系；强行变更民族居住地，人为地加剧了国家内部原有的民族矛盾。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坚持把解决无产阶级国家的建设问题同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把解决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同促进各民族全面发展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在革命实践中，列宁提出了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是处理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联合和团结的基本原则的论断，并把这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斯大林的特殊移民活动背离了列宁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他无视民族平等和自决等原则，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民族矛盾一律归结为阶级矛盾并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处理民族问题。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苏联国内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纷争就是阶级斗争。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不是导致阶级斗争的熄灭，而是导致阶级斗争的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前进越顺利，那么注定灭亡和绝望的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越加激烈。[138]正是基于上述错误认识，斯大林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境内诸少数民族的特殊移民活动。30年代初镇压富农期间，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等地区的少数民族便大量遭到流放。30年代中期以后，芬兰、伊朗、库尔德、朝鲜和波兰等多个民族被强制迁移。时至40年代，当局又对德意志、车臣、印古什等民族实施了整体迁移。 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大量利用特殊移民劳动力的过程中苏联政府往往采取粗放式经营的方式，对自然资源实行掠夺性开发。这使许多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巨大破坏，从而严重影响了族际关系。如在发展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农业水利和工业生产的过程中当局对咸海的主要供水源——锡尔河和阿姆河的河水开发和利用过度，致使这个世界上第四大湖的储水量不断减少，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威胁到当地居民的生活和身心健康。在哈萨克斯坦由于当局盲目发展采矿和冶金工业，大量重金属、硝酸盐和致癌物质流入河流、湖泊和水库，造成水源和大气层的严重污染。根据苏联中央指令性计划，从30年代起政府就在乌兹别克不惜一切代价地发展棉花生产。由于科学管理水平低，滥用化肥，致使河流受到严重污染，影响了当地的粮食生产和食品供应。这些问题引起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此外，波罗的海地区农业集约化水平比较高，但化肥施用量过大，河流和其他水源也受到污染。特别是当局在爱沙尼亚共和国大规模地开发磷灰岩，发展化肥工业，每年从化肥厂和发电厂排出数十万吨有害物质，严重地污染了生态环境，导致略尔努斯海湾的污染超过了国际规定标准几十倍。为此，当地居民曾向苏联有关部门提出强烈抗议。在特殊移民劳动利用过程中产生的上述生态污染问题是影响苏联族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139] 早在1917年之前，俄国便已是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的殖民帝国。它是沙皇在300多年间依靠侵略扩张、制造民族纠纷、挑动民族仇视、实行分而治之和残酷屠杀等手段形成的，民族积怨甚深。特殊移民期间，苏联当局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强行迁移诸少数民族和变更其历史居住地的错误做法更进一步加深了民族积怨和加剧了民族仇恨和矛盾。苏联解体后爆发的车臣战争便是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明。 历史实践表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以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的错误做法不仅无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和民族关系的改善，相反只会加剧已有的民族矛盾和产生新的民族问题。而日积月累的民族问题和潜伏的民族危机一旦遇到适当的条件和时机，又必然要爆发出来，造成难以收拾的严重局面。 第三，特殊移民活动导致大量农业人口外迁和死亡，给国家人口再生产带来重大负面影响，为俄国的人口危机埋下了隐患。 苏联解体以后，俄国人口状况不容乐观。2000年В.В.普京总统在俄罗斯联邦会议上所作的国情咨文中强调：“近十年来俄国人口每年减少75万，这一发展趋势可能导致在15年之后我国人口下降3300万的严重后果。”[140]俄国在21世纪所出现的人口危机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从历史来看，俄国一直都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和战争频仍等原因，俄国人口增长速度一直非常缓慢。进入20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天灾、人为制造的变故、苏联的解体和国家经济的衰败等都是导致俄国人口危机的重大原因。苏联领导人在30～50年代所实施的特殊移民活动加剧了俄国人口危机的趋势。 强制移民和全盘集体化导致苏联农村生存环境恶化、农业生产萎缩和农民的分化，引发农业人口大量逃亡和迁移。这些从农村地区流失的人口主要以青壮年为主，留在当地的大部分都是行动不便的老弱病残。据苏联学者普利马克指出，在集体化运动中因受当局迫害和迁往城镇等因素影响，苏联农村共减少了300万农户（1500万人）。[141]由于向城市迁移和死亡，农业人口在1929～1940年从5370万下降至3410万，损失了约1/3。[142] 特殊移民活动及其所促成的全盘集体化对斯大林执政时期数次农业危机中的大量人口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例如在集体农庄社员的利益被漠视、社员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业抗灾能力降低和农业凋敝的情况下，1932～1933年乌克兰北高加索等广大地区出现了严重饥荒，人口损失巨大。针对这一天灾人祸，当局不但不承认事实反而变本加厉，继续要求农民完成国家农产品采购任务。各地农庄和社员被迫将种子粮和口粮全部交出，结果导致众多农民陷入饥寒交迫之中。1940年9月，斯大林在一次会议上承认，30年代初期国内共有2500万～3000万人挨饿。[143]据西方估计，1932～1933年大饥荒中有300万～400万农民饿死。[144]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拖拉机站政治部在相关报告中说，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哈萨克斯坦在这次饥荒中共有230万居民饿死，90万哈萨克人迁往中国、蒙古、阿富汗、伊朗等国家。[145]乌克兰共和国居民减少300万。[146]另据康克威斯特认为，1930～1937年的7年中苏联共有1450万农民死亡。[147] 整个特殊移民活动中遭到当局强制迁移的人口共计600万。特殊移民在迁往国家指定居留地的过程中死亡、患病现象极其普遍。1933年5月，М.Д.贝尔曼在写给Г.Г.雅戈达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尽管您曾多次批示北高加索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要求对发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属集中营和劳动移民区的专列做好组织工作，并配备整套服务设施，但移民专列的状况依然相当糟糕。所有源自北高加索的移民专列中均存在人口大量死亡和患病的现象……”又据当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西伯利亚集中营负责人报告，从北高加索发往新西伯利亚的特殊移民10185人中死亡共计341人，比重达到3.3%。另外，还有大量特殊移民患有营养不良等疾病。[148] 特殊移民区大多处于荒僻边远地区，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恶劣，再加上当地移民管理部门目无法纪，恶意虐待，迁移初期特殊移民人口均呈现负增长态势。以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为例。1930年代上半期，此类特殊移民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尤其是新生儿的死亡率更高。1932年，摩尔曼斯克自治区的西比诺格尔斯克（基洛夫斯克）区特殊移民新生人口为420人，死亡864人，其中儿童死亡人数达到589人，在该地特殊移民死亡人口总量中所占比重达到68.2%。[149]1931年10月26日，亚戈达在给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和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鲁祖塔克的报告中指出：“特殊移民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北哈萨克斯坦移民月死亡率达到1.3%，纳雷姆斯克边疆区达到0.8%。其中尤其是婴幼儿存在大量死亡的现象，如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地区，婴幼儿的死亡率占到了当地人口月死亡总量的15%。导致儿童大量死亡的原因除传染病、居住和生活条件不周之外，主要还由于缺乏必要的儿童营养食物。”[150]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1930～1950年特殊移民死亡人口至少有120万。[151] 截至1950年代末，农村人口仍在苏联人口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特殊移民活动所引起的农业人口大量死亡，成千上万精壮人口的流失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对农村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造成了重大影响。[152]它加剧了农村人口的性别失衡状态、人口的老龄化和人口质量的下降趋势，对苏联人力资源再生产潜力构成威胁，为俄国未来的人口危机埋下了隐患。 第四，特殊移民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肆意践踏国家法制，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给民众精神和心理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 1989年11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在相关宣言中承认，“政府从前对少数民族所实施的强制迁移法令属于非法和犯罪性质……”它指出，“斯大林时代那些痛苦的记忆至今仍在我们心头留有难以磨灭的印迹。违法和恣意妄为成为普遍现象，大规模的逮捕，集中营折磨，无数妇女、儿童和老人无家可归。所有这些惨景至今仍折磨着我们的良心，成为我们永远难以忘却的痛苦记忆。苏联最高苏维埃认为，强制移民活动是最严重的犯罪并无条件地对之予以强烈谴责。它违反了国际法准则，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本质。苏联最高苏维埃保证此类践踏人权和人道主义原则的事件再不会在我们国家重演。”[153]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这一宣言充分证明了苏联特殊移民活动的非法性质。 在特殊移民活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丑恶现象。近年来，俄国学者公布了许多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档案资料。原苏共北奥塞梯州委部门负责人印古什族人Х.阿拉比耶夫回忆了自己当年被迁往特殊移民区的情景：“那是1944年2月里的一天。在超载的‘装牲畜用的’车厢内见不到一丝光亮，也没有一滴饮水。几乎一个月时间，我们都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朝着未知的目的地前行……有的人得了伤寒，却得不到任何医治……只能在人迹罕至的会车处，在列车暂时停靠的那几分钟内用蒸汽机车的煤灰将死人草草掩埋在附近，如果有人企图离开火车5米之外，便会被随行的警卫人员枪杀。”[154] 关于特殊移民在移民区内的生活状况，1933年7月3日古拉格负责人在给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和工农监察局的报告中指出：“……随着物资供应标准的下降，在林业部门（尤其是乌拉尔州和北部边疆区）从事劳动的特殊移民的生存状况也急剧恶化了……北部边疆区和乌拉尔州林业部门的特殊移民中普遍存在以粮食代用品充饥的情形，甚至有人吃猫、狗和死亡牲畜的尸体……由于饥饿，特殊移民的患病和死亡人数剧增……有人因饥饿而自杀。由于营养不良特殊移民根本无法完成劳动定额，一些人已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特殊移民在生产过程中或在下工返回的途中便因饥饿而死亡……”[155] 特殊移民除了要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恶劣的物资供应和生活资料匮乏外，精神上还要忍受行政警备人员和小头目们的欺压和污辱。后者可随意提高移民的劳动定额或压低其工作量评估，克扣其口粮，取消孕妇的物资供给，将丧失劳动能力者指责为装病并指使爪牙对其任意实施殴打。乌拉尔州执委主席1931年5月9日在一份《关于特殊移民的迁移、经济安置和劳动利用》的文件中指出：地方上出现了大量针对特殊移民的“犯罪和污辱事件”。在很多移民区均存在这样的事实，“移民区管理部门……不给特殊移民发工资（如楚索夫斯克林业局），给移民制定根本无法完成的劳动定额，不给在工区工作的移民发放食物和必要的服装，拒绝向患病的特殊移民提供救助，强制驱赶快要临产的孕妇和儿童参加劳动，任意对移民实施打骂，等等”。[156]一些企业领导者经常会公开表示对移民的恶感。例如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应国家动员而参加劳动军的德意志族人经常会受到管理人员公开的歧视。1943年8月索里卡姆斯克纸业联合企业工厂的德意志族人在食堂吃午饭时，有关部门刻意将其安排在最后用餐，而且不给他们吃第二道菜。第二工段的负责人巴尔科夫斯基有意将原先应给德意志族人的补餐券发给了其他工人和犯人，并宣称：“你们，德国佬！还加什么餐！”[157]1948年12月2日“莫洛托夫森林纸业”托拉斯姆基辛斯克林业局副经理在工人大会上便曾这样答复移民关于改善生产和物资供应状况的请求：“即使死上10～15个人（指移民），我们也无所谓。”[158] 当局在特殊移民期间的残暴和不人道做法，败坏了社会主义声誉，伤了广大民众的心。特殊移民大量的申诉信充分反映了民众精神和心理上的巨大创伤。纳兹拉尼村特殊移民С.Ш.伊兹马伊洛夫便写道：“我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我要让他知道，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如此没有人性地对待整个民族的事件。”卡尔梅克族人А.У.巴德马耶夫和苏塞耶夫说，“当局所实施的特殊移民活动，实际上是一场旨在灭绝印古什、车臣、鞑靼、卡尔梅克诸民族的犯罪活动。斯大林所颁布的宪法是彻头彻尾的样子货”。“我真不明白，在卡尔梅克、车臣、印古什等民族被如此摧残的情形下斯大林又怎么能说出关于苏联民族大团结的话来呢？！难道，在经过这一切之后还可能存在所谓的民族统一和巩固的国际主义吗？！”[159] 第五，特殊移民活动及其所促成的集体农庄体制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扼杀了农民的个性和主动精神，导致农业发展丧失了革新的活力，农业长期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改革举步维艰，国家陷入危机；特殊移民活动对苏联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族问题成为引发苏联解体的导火索。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国家领导人对农业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活动。但他们没有废除斯大林当年通过镇压农民手段才得以建立的集体农庄农业体制，没有改变庄员对国家的依附地位。因而成果是暂时的，危机不断加深，最终导致农业问题积重难返，陷于停滞。苏联农业生产的长期落后拖了工业发展的后腿，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 苏联农业长期低迷。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农业产量徘徊不前，市场供应紧张。1986～1990年苏联谷物年均产量为1.965亿吨，比上一个五年计划略有提高，但低于1976～1980年的2.05亿吨。棉花、甜菜的情况也相类似。棉花年均产量是840万吨，低于70年代的855万吨。甜菜为8730万吨，也低于70年代的8870万吨。1991年的情况更糟，谷物产量直线下跌到1.6亿吨左右。[160]农业的停滞倒退，再加上收购供应渠道的日趋瓦解，国家掌握的农畜产品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居民收入不断增多，对高脂肪高糖高蛋白食品的需求明显增加，结果导致供求矛盾日趋尖锐，市场上每一卢布货币只有0.12～0.14卢布的商品。农业捉襟见肘，限制了工业的发展，人民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国民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社会安定局面无法维持，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面对危机戈尔巴乔夫锐意改革，但改革的进程却举步维艰。 改革年代，斯大林当年镇压富农、消灭个体农民阶级的特殊移民举措的恶果逐渐显现。这在苏联解体前夕表现得尤其明显。由于长期在行政命令和农庄制度的保护下从事生产活动，苏联农民的个性遭到窒息，没有了劳动积极性和主人翁感。多数农庄庄员已不会独立进行农业生产，习惯于一切依赖农庄和安于现状。相当一部分庄员甚至不知离开集体农庄后如何生活。他们害怕竞争，惧怕变革，特别是那些前景不明的变革。据1990年1月对823名农村居民的调查显示，只有40%的人希望独立经营生产。当问及获得土地后想做什么的时候，44%的人回答要种蔬菜瓜果，26%的人想建私房，很少有人想进行大田生产。至于农村干部，则大多数都反对或抵制发展私人经济。1990年最高苏维埃开会讨论《土地法》时，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领导们几乎一致反对平等对待集体经济和私人经济。[161]农民个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成为苏联农业变革的巨大障碍。 改革的最大危险更来自民族问题。由于特殊移民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和苏联新国家领导人继续推行民族高压政策等原因[162]，自60年代起在“解冻”的条件下苏联国内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国家已是进退维谷，岌岌可危。按说，苏联有耕地2.15亿公顷，人均耕地面积达0.79公顷，比美国多5%，粮食本应自给有余，但如今却要每年花费大量外汇进口3000多万吨粮食。政府为弥补外贸赤字，每年不得不减少先进设备和技术的进口，大量出口石油、木材等原料。恰逢当时世界石油和黄金价格急剧下滑，苏联欠西方的外债高达800亿美元。经济陷入困境，政府被迫向外国进行粮食借贷，结果使国家的债务愈加沉重。苏联对国外金融资本不断增长的依赖，迫使她不得不经常向西方作出妥协，政治上沦为西方资本的人质，改革受到西方国家的钳制。随着冷战对峙的日趋缓和，公开性、民主化思潮的广泛传播，农民已很难再忍受斯大林体制，更不愿向国家交售自己的产品。国家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社会主义威望不断下滑。人民对改革的兴趣直线下降，对政治家们的活动越来越冷漠。一些政治家为转移人民对生活状况及其政绩的不满，极力挑动民族主义情绪，民族问题成为国家分裂的导火索。1991年，苏联农业再度跌入低谷，城市供应明显紧张，民族矛盾和民族分裂也被煽动到顶点。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激化终于导致国家的瓦解和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毁于一旦。 在历数苏联特殊移民政策负面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否认广大特殊移民在国家边远地区经济开发方面所作出的成绩，在促进国家工业化的顺利实现和对苏联东西部人口平衡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首先，数百万特殊移民的牺牲换来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如期建立和国家工业化的顺利实现。特殊移民政策促使农业集体化制度的迅速建立。虽然这种制度没有效率，但它的确将苏联粮食的商品率从1929年的13%增加到1933年的40%。1933年国家得到11.3亿普特商品粮，从而基本满足了国家对粮食的需要，有力地支援了工业化。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结果来看，苏联在工业发展速度方面超过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总产值也已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期间共有4500个新工业企业建成投产，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基本完成。1937年苏联工业总产值比1932年增长了12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5倍，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163]苏联已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其次，特殊移民促进了俄国东西部的人口平衡。 在特殊移民运动过程中，当局将600多万人迁往国家东、北部边远地区。虽然，随着特殊移民的解放，大量移民返回了原迁出地，但最终还是有100多万此类人口留在了移民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家东西部人口的不平衡状况。 再次，特殊移民政策促进了俄国边疆地区的土地和经济开发。 特殊移民在迁入移民区后便被大量利用于国民经济领域各部门参加劳动，并创造了相当大的业绩。这尤其体现在土地开发方面。例如截至1938年1月1日劳动移民共开发各类土地3035644公顷，其中，耕地和有耕种能力土地1128194公顷，刈草地287431公顷，牧场590789公顷，宅基地44914公顷，其他土地984316公顷（沼泽地2988公顷，可灌溉土地12857公顷，生荒地243161公顷，特殊移民通过挖掘树根，铲除和清理灌木丛而开发出的新土地183416公顷等）。其中俄罗斯联邦境内由特殊移民所开发的土地便有1662280公顷，其他联盟共和国——1373364公顷。截至1938年初由特殊移民铺设的土质道路共计7294公里，在农村地区架设桥梁21400米，开掘水井1578口。[164] 不过从总体来看，苏联当局通过特殊移民政策而得到的这些“成绩”和“积极作用”的代价过于高昂，有些得不偿失。特殊移民政策充分体现了斯大林动员型发展模式竭泽而渔、急功近利的特点。它对国家的长远利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特殊移民现象是苏联历史上悲惨的一页，是斯大林时期苏联产生的诸多悲剧性重大历史现象之一。它既与斯大林的名字紧密相关，同时也打上了斯大林个人活动的深刻烙印。特殊移民历史现象之所以产生，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苏联当局的特殊移民政策，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它既是对俄罗斯帝国传统的沿承，同时也与斯大林对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的错误认识和对马列主义关于暴力运用的经典论述的片面理解密切相关，另外还涉及斯大林防患于未然的心理、政治家“为求大善不避小恶”的善恶价值观及其暴戾的个性，等等。[165]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的俄国爆发，本身就是俄罗斯传统与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合流[166]，因此这期间所产生的一切历史现象必然会带有俄国历史和传统的印迹。国内落后的社会现状和严峻的国际形势迫使个性粗暴、只对马列主义具有教条式理解的斯大林重蹈了俄国动员型社会发展模式的覆辙，而加速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斯大林模式又导致了特殊移民政策的出台及其实施。 探究苏联特殊移民政策诸问题的目的在于以史为鉴，其中，最大的教训便是苏联领导人没有解决好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斯大林以简单粗暴的特殊移民方式来对待农民和处理民族矛盾，人为地加剧社会紧张和民族分离，最终导致农业问题和民族问题成为国家分裂的重大诱因的前车之鉴无疑对当今的俄罗斯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首先，善待农民、慎用暴力。农民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亡。苏联领导人的重大错误之一便是没有善待农民，最终导致工农联盟的破裂和农业的破产，在人民的冷漠中葬送了整个国家。其次，谨慎对待民族问题。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民族问题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苏联当局的特殊移民活动不但未能解决苏联旧有的民族矛盾，反而制造了新的矛盾。特殊移民的痛苦经历成为苏联少数民族心中一个永远的痛。苏联国家领导人没有谨慎地对待民族问题，没有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本身所具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等特点。他们试图以简单的人为“组织”或“融合”等强制手段来解决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在经过动荡不安的90年代之后，我们看到以普京为首的俄罗斯政府在处理国内问题尤其是民族问题方面已变得成熟起来。有理由相信，普京之后的俄罗斯国家领导人一定会吸取历史教训，在解决民族问题时绝不会再犯苏联那样的错误——把步子迈得太急和采取简单化的解决方式，而会从捍卫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与发展、促进社会繁荣富强的高度，以更加谨慎和务实的态度来重视和解决俄国当前所面临的农民和民族等敏感问题。
[1] 从事这方面专题研究的俄国学者主要有В.Н.兹姆斯科夫、Н.Ф.布卡依，前者主要从事特殊移民史研究，后者主要从事民族驱逐史研究。 [2] 中国学者目前还没有直接涉及苏联特殊移民史方面的学术著作，只有一本关于俄国时期移民的著作（王晓菊：《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1861～19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该著作以1861年至1917年以前沙俄时期的西伯利亚移民为主，对苏联特殊移民问题只是稍有提及。涉及苏联时期移民问题的论文有谭继军的《试析苏联特殊移民的饥饿现象》（《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1期）和冯佩成的《苏联农业集体化中的特殊移民现象》（《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3期）。 [3] 本文参考和引用的资料包括俄文著作：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М.：НАУКА，2005；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огласно Вашему указанию...”，М.：АНРО-ХХ，1995；Вербицкая О.М.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в 1939-1959гг，проблемы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М.：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Институ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2002，以及俄国学者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文资料有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徐天新、叶书宗、郑异凡、杨存堂等《中国史家论苏联》，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宫达非主编《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王晓菊《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1861～1917）》等。 [4]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1946～60年代初）》第6卷，盛曾安等译，东方出版社，1986，第485页。 [5] 苏联在表述这一概念时，使用过三个俄文词，即трудпоселенец，спецпереселенец，спецпоселенец，三者为同义词。 [6]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М.：НАУКА，2005，с.283. [7] 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2页；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第384～388页。 [8] “特殊人口”一词最先见诸于古拉格相关文件。据最低估计，1929～1953年苏联国内此类人口共计3200万人，其中被送进劳改营、教养院、监狱和苦役营的人数至少有1800万人。参见Суслов А.Б.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х-начала 50-х годов：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4，№3，с.134。 [9]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97. [10]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80. [11]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83. [12]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83. [13]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67。 [14]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29.附表44《截至1954年1月1日苏联特殊移民人口状况》。 [15] 1940～1941年，遭到当局强制迁移的波兰族人。阿萨特尼克（осадник）主要是波兰军队退役人员。他们由于在1920年的苏波战争中表现英勇，作为奖励于1920～1930年在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聚居的地区获得了大量土地。阿萨特尼克对当地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肩负着警察职能。1939年以后随着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等地区被并入苏联，阿萨特尼克及其家属被苏联政府宣布为“劳动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并强制迁往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流域、乌拉尔、苏联欧洲北部等特殊移民区。 [16] Суслов А.Б.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х-начала 50-х годов：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4，№3，с.127. [17]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13. [18] 劳动移民，俄文称作трудпоселенец。它与特殊移民спецпереселенец或спецпоселенец属于同义词，指在没有任何犯罪行为和未经法庭宣判情形下便被当局以各种借口强制迁移的人口。区别在于：前者仅指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而后者所包括的特殊移民人口范围更加广泛——不仅指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还包括各少数民族—特殊移民。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4。 [19]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150页。 [20]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60页。 [21]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198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295页。 [22]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0. [23]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5. [24] 即集中营管理总局，1934年以前它归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辖制，1934年以后从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 [25]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0. [26]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1. [27]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4. [28] 苏联特殊移民体制存在时期特殊移民所发动的最大规模起义于1931年7月末在纳雷姆斯克边疆区的巴尔比克斯克警备辖区爆发，参加此次起义的特殊移民共计1500人。起义遭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部队、警察和党—共青团积极分子武装的残酷镇压。镇压过程中起义者共损失105人。起义的组织者被当局判刑，一部分起义的积极参与者（包括其家庭成员在内，共有数百人）被发往遥远的阿列克桑德罗—瓦霍夫斯克惩戒警备区。具体参见Архив истории，№3，1994，с.128-138。 [29]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59. [30]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58. [31]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5. [32]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5. [33]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2. [34]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44. [35]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44. [36]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44。 [37]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48。 [38]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51. [39] 针对北哈萨克斯坦从事农业生产的特殊移民，国家的这一优惠政策一直持续到了1935年1月1日前。 [40]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47-48. [41]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51. [42]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57. [43]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61. [44]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61-62. [45]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62. [46]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64-65. [47]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81. [48]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24-125（附表4）。 [49] Земсков В.Н.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14. [50] Земсков В.Н. Кулацкой ссылки（1930-1954гг），с.136. [51]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95. [52] Земсков В.Н. Кулацкой ссылки（1930-1954гг），с.130. [53]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95. [54]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96. [55] Земсков В.Н. Кулацкой ссылки（1930-1954гг），с.132. [56]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96. [57] 1938年10月22日决议规定，凡“前富农”—特殊移民子女，在16周岁以前身份随家庭而定，当其年满16周岁以后，其特殊移民身份将被注销，并成为自由的、享有完整权利的苏联公民。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67。 [58]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33-134. [59]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37. [60]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97. [61] 内务部曾起草了苏共中央《关于特殊移民》的决议草案。这一草案与相关书面论证报告均一起转交苏联中央行政机关和贸易—财政机关诸部委审议。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97。 [62]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51。 [63]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29。 [64]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12。 [65]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19. [66] Бугай Н.Ф. 40-50-е годы：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ородов（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архивы НКВД-МВД СССР）// 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91，№1，с.129. [67] Бугай Н.Ф. 40-50-е годы：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ородов，с.130. [68]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15. [69]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03. [70] Бугай Н.Ф. 40-50-е годы：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ородов，с.134. [71]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05. [72]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37. [73]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16. [74]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17. [75] Суслов А.Б.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х-начала 50-х годов：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4，№3，с.134. [76]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34. [77] Бугай Н.Ф. 40-50-е годы：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ородов，с.128. [78]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66. [79]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83-184. [80]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35. [81]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38. [82]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44. [83]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56. [84]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48. [85] Бугай Н.Ф. 40-50-е годы：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ородов，с.133. [86]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58. [87] Бугай Н.Ф. Л.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245. [88]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83. [89]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84. [90]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21。 [91]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87. [92]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61. [93]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09. [94]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87. [95]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09-110. [96]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88. [97]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92. [98]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00. [99]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92。 [100]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59. [101]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71. [102] 俄国学者普遍认为，斯大林战争期间实施的民族驱逐虽有国防方面的考虑，但主要目的在于解决民族问题，强制实行民族同化和融合。当时虽然各边远少数民族中存在叛国情形，但大部分人还是支持红军的。如果仅仅由于少数人叛国，便对整个民族实施惩罚的话，那么，俄罗斯族人中也有叛变者，是否也应将俄罗斯人整体迁移。如此结论当然非常荒谬。具体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47；Вормсбехер Г.Г. Немцы в СССР// Знамя，1988，№10，с.143。 [103]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33. [104]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210-211-212（附表43）。 [105] 1953年被当局注销特殊移民身份的人口共计88363人。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25。 [106]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228. [107]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230. [108] 1954年3月27日苏联内务部和苏联检察院《关于逐户解放特殊移民子女》的法令；1954年5月14日苏联内务部《关于注销在连续农业集体化期间遭到迁移的德意志族流放富农人口的特殊移民身份》的第44/4-19636号指令；苏联部长会议1954年7月5日《关于撤销特殊移民法律地位方面的一些限制》的决议；1954年8月13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撤销对特殊移民区内的前富农及其他人口的限制》的第1738-789сс号决议；1954年8月20日苏联内务部第00713号法令。 [109]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35. [110] 1955年5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解放特殊移民区内苏共党员、预备党员及其家属》的决议；苏联部长会议1955年11月24日颁布的《关于解放一些类型特殊移民》的决议；1955年9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关于对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曾与占领军当局合作的苏联公民实施大赦》的法令；1955年11月24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对1949年从格鲁吉亚共和国迁入特殊移民区的希腊族苏联公民予以解放》的指令。 [111]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36. [112]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53。 [113] 1956年6月29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清除在对待前战俘及其家属问题上粗暴违反法律的影响》的决议；1956年1月17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对1936年从乌克兰共和国苏波边境地区迁入特殊移民区的波兰族人实施解放》的决议；1956年3月12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解放一些类型特殊移民的补充规定》的决议；1956年5月15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解除已从流放区获释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族人家属的特殊移民身份》的决议；1956年3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关于撤销对特殊移民区内卡尔梅克族人及其家属法律地位的限制》，1956年3月27日颁布《关于撤销对特殊移民区内希腊、保加利亚、亚美尼亚等族人及其家属法律地位的限制》，1956年4月28日颁布《关于解放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迁入特殊移民区内的克里木鞑靼、巴尔卡尔、土耳其等族—苏联公民，库尔德、赫姆等族人及其家属》，1956年7月16日颁布《关于解放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迁入特殊移民区的车臣、印古什、卡拉恰耶夫等族人及其家属》，1956年9月22日颁布《关于对特殊移民区内一些外国侨民、已取得苏联国籍的无国籍者和前外国国民实施解放》等法令。 [114]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54-255。 [115] 1958年1月13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对特殊移民区内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来自波兰领土的拘留者和战俘等实施解放》的决议；1958年3月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对一些类型特殊移民给予解放》的法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58年5月19日法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58年8月2日法令。 [116] 战后遭到当局驱逐的“奥乌诺夫分子”、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等特殊移民可分为以下五种类型：“匪帮和民族主义者”、“匪帮—民族主义者家属”，“匪帮帮凶”，“匪帮帮凶家属”和“富农—民族主义者及其家属”。其中“匪帮—民族主义者家属”特殊移民也分为五种类型：镇压过程中被打死匪帮家属，逃避集中营关押、劳动教养、监狱诸惩罚者或被判处极刑者家属，从集中营、劳动教养所、监狱等获释后迁入特殊移民区人员家属，拥有非法身份者家属，匪帮、民族主义者家属中居住地不明者。 [117] 参见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72。 [118]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74. [119]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75. [120]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78. [121]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54. [122] 参见Айспельд А. （ФРГ）Российские немцы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х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6，№3，с.135；Волобуев О.В. Крымскотатарский вопрос по документам ЦК КПСС（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50-х-середина 80-х гг.ХХ в.）//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4，№6，с.121；Бугай Н.Ф. 40-50-е годы：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ородов（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архивы НКВД-МВД СССР）// 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91，№1，с.87；1992，№1，с.35等相关内容。 [123] 《1957年5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状况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转引自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第387页。 [124] 《1957年6月4日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机关部关于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形势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转引自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第388页。 [125] 《1957年5月15日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机关部关于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形势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转引自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第388页。 [126] 参见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第388页。 [127] 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53～154页。 [128] 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56页。 [129] 罗·麦德维捷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02页。 [130]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第103页。 [131] Фанасьева Н.А.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й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M.：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Институ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1996，с.284. [132]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05页。 [133]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32页。 [134] 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46页。 [135]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1985》，第287页。 [136] 李仁峰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农业出版社，1981，第190页。 [137]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377页。 [138]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319～320页。 [139] 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72页。 [140] Вербицкая О.М.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е в 1939-1959гг，Проблема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развития，М.：ИРИ РАН，2002，с.3. [141]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272页。 [142] 李英男主编《俄罗斯思想与俄罗斯道路》，外文出版社，2004，第18页。 [143] 《苏联农村新事》1987年第12期，第6页，转引自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33页。 [144] 1988年9月16日《真理报》，转引自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33页。 [145] 《东欧中亚问题译丛》1992年第6期，第122页，转引自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46页。 [146] 《乌克兰共产党人》1989年第11期，第47页，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46页。 [147] 康克维斯特：《悲哀的收获：苏联集体化运动和令人恐怖的饥荒》，伦敦，1986，第306页，转引自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33页。 [148]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9. [149]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9. [150]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9. [151]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81-282. [152] Вербицкая О.М.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в 1939-1959гг，с.205. [153] 1989年11月25日《消息报》，引自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83。 [154] Бугай Н.Ф. К вопросу о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в 30-40-х годах// 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89，№6，с.140. [155]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34-35. [156] Суслов А.Б.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х-начала 50-х годов：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4，№3，с.130-131. [157] Суслов А.Б.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х-начала 50-х годов：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с.130. [158]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170-171. [159] Бугай Н.Ф. Правда о депортации чеченского и ингушского карод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0，№7，с.42. [160]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73页。 [161]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72页。 [162] 导致民族问题成为引发苏联解体的导火索的因素很多，除特殊移民政策对民族关系的负面影响外，还包括联邦制变形、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大民族主义、历任苏联国家领导人在民族工作中的错误、经济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等（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三、四、五章相关内容，第76～229页）。 [163]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1985）》，第239页。 [164] Земсков В.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53. [165] 师建军：《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深层原因》，《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6期，第86页。 [166] 黄军甫：《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及其当代意义》，《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2期，第59页。 放弃“世界革命”：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 华东师范大学 沈志华 1943年5月，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突然宣布解散，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组织形式而言，第三国际是一个共产党世界性的统一机构，各国党只是它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共产党都独立了。虽然到中苏分裂之前，国际共运还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继续存在，但是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共产党情报局只是欧洲九国共产党的协调和指挥机构，而苏共二十大以后各国共产党都是通过召开会议来统一他们的政策和行动。就斗争任务而言，共产国际在理论和逻辑上始终以发动世界革命为己任，而在共产党情报局那里，所谓世界革命战略充其量只是莫斯科动员各国人民支持和援助苏联的口号，苏共二十大则明确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1] 然而，由于缺乏档案材料，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纳入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围。俄国档案的解密为人们提供了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考察的契机，研究论著也相继出现。[2]目前俄国学者的研究，比较详细地考察了共产国际解散的历史过程，但对这一事件的原因和意义的探讨却显得不够深入。斯大林为什么要在1943年5月迫不及待地解散共产国际，这个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24年的庞大机构是怎样解散的，共产国际的解散对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乃至世界革命意味着什么？这些就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共产国际的解散势在必行 最初，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3]共产国际正是为了推行世界革命这一战略任务而诞生的。 十月革命取得成果以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就在期盼和准备世界革命。由于红军在国内战争中的胜利，1920年7月12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发动世界革命的决议。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支持这个路线，在托洛茨基起草的宣言中强调：“国际无产阶级将时刻准备战斗，直到苏维埃俄国的版图扩展到了全世界。”1921年春革命陷入低潮后，尽管列宁试图修正世界革命的概念，并对“左”倾冒险主义展开批判，但俄共（布）和多数共产国际领导人仍然坚持在欧洲各国全面发动进攻。[4] 1923～1924年，革命的风暴已经过去，而资本主义世界在美国的带动下开始趋向繁荣。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多数领导人在把革命推向东方的同时，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斯大林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在本质上和逻辑上是对“世界革命”战略的反动，因而受到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联盟的尖锐批判。反对派的失败一方面是由于在苏联党内斗争中运用的政治策略不敌斯大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理论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斯大林的主张更具现实性和实用性，并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5]随着对世界革命路线的偏离以及斯大林在党内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共产国际开始逐步从一个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世界性组织机构沦落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 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再次唤起革命希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大会提出的战略是：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不论是在法西斯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实行议会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总体上，共产国际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和民主的组织，能给资本主义以打击，至少能加剧革命局势”，而社会民主主义则是更危险的敌人。于是，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要经常揭露和打击社会民主主义，在实践中不懈地争取无产者的大多数。[6] 1933年希特勒崛起，法西斯成为对苏联安全的更大威胁。1935年7～8月共产国际在七大期间提出，法西斯主义剥夺了民主，摧毁了人类赢得的巨大社会权利及精神成果。季米特洛夫在会议上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广大群众所面临的，“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民主之间，而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作出选择”。因此，配合苏联与英法建立集体安全的外交路线，各国共产党必须转向拥护民主，动员群众，建立起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7] 然而，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能的警惕以及与英法谈判陷入僵局的结果，使斯大林再次改变了策略。为了保障苏联的安全，苏联决定与德国联手。[8]1939年8月苏德秘密条约签订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斯大林要求共产国际淡化反法西斯的宣传，取消人民阵线和民族团结的口号，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必须坚定地宣布反对本国政府，反对战争”。于是，几年来依靠人民阵线与本国政府合作并得到空前发展的欧洲各国共产党，被迫对各自政府的反法西斯战争采取了不合作立场。因为“对待苏联的态度便成为衡量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意图的真假试金石”。共产国际指示各国党：“凡与此看法抵触的，都要立即修正自己的政治路线。”[9]其结果，不仅各国共产党再次受到政权当局压迫，共产国际本身也成为众矢之的。在欧洲以外，1941年初，皖南事变引起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分歧，美国共产党也退出了共产国际。[10] 面对艰难的处境，1941年4月在苏联领导层便出现了有关共产国际是否还要存在的议论。[11]4月20日，斯大林对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说，现在，“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由于出现了新的情况，“各国共产党作为从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国际组织下面的支部这种状况已经成为障碍”，这种形式使各国党更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政府的迫害。第二天，季米特洛夫便向最有影响的两个西欧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和多列士传达了斯大林的意向：在近期停止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各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的活动，使各国共产党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并成为真正本国的政党。[12]5月12日，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与共产国际两巨头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讨论了终止共产国际执委会活动决议的起草问题。在讨论中，他们担心这样突然的变化会在共产党内引起沮丧和混乱，同时被敌人攻击为“一种手腕”或说共产党人放弃了世界革命。因此，他们认为，在提出这一问题时，应该强调：“在现阶段，各国共产党必须作为独立的本国的政党来发展。在今后的阶段中，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国内的蓬勃发展将使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更牢固、更广泛的基础上获得新生。”此外，还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匆忙行事”。他们还为解散共产国际找到了很好的理由，即：①使反共产国际公约失去其基础；②打掉资产阶级手中的重要王牌：共产党都是服从于某国外中心的本国的“叛徒”；③各国共产党将发展成为真正的本国人民的政党；④吸引更多的工人积极分子入党。[13] 由此看来，使斯大林感到共产国际应该解散的最初动力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各国共产党的宣传口径和方针、政策围绕莫斯科的意图左右摇摆，其结果不仅使共产国际的威信和作用受到极大损伤，成为各国政府攻击的目标，而且把各国共产党搞得晕头转向，失去信心，而这种组织形式最终带给他们的只能是伤害。第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使人们根本看不到世界革命的前途，无论是与英法结盟，还是与德国联手，苏联都必须借助于一种资本主义的力量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共产国际因此很难再喊出世界革命的口号。作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共产国际存在的逻辑基础已经动摇。至于苏德秘密条约的签订，虽然给莫斯科带来了眼前利益和脱身于战争的短暂时机，但是，却在道义、信仰以及国际力量的聚合等方面从根本上打击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这样的情势下，斯大林不得不考虑脱掉这件无用的外衣。尽管6月21日希特勒的突然进攻打乱了共产国际的工作部署，但是，这场以保卫苏联为中心的战争开始以后，一方面共产国际的重心已经完全转向民族国家利益，世界革命自然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苏联与英美在反法西斯基础上建立的联盟，随着战争的进程有不断加强和长期化的趋向，共产国际已经成为莫斯科推行其对外政策的严重障碍，于是，斯大林决心踢开这块绊脚石。 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双重考虑 在希特勒启动巴巴罗莎计划的第二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紧急召见了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据季米特洛夫的观察，与以往人们的传言不同，斯大林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坚定和信心”。谈到共产国际的工作，斯大林指出，各国党应就地开展保卫苏联的运动，而不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目前，共产国际不应公开出面。季米特洛夫按照这个精神向各国党发出指示，要求动员全部力量保卫苏联。书记处还决定“立即调整共产国际机关的所有工作，竭尽全力帮助联共（布）和苏维埃各级机关”。[14]6月24～26日，共产国际电示瑞典、英国、法国和美国共产党，严厉批评把苏德战争说成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的错误认识，强调指出：苏联进行的是卫国战争，而“并不想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任何人”；关于世界革命的说法只会“妨碍所有反希特勒力量的国际团结”；英共必须放弃一切对丘吉尔政府的攻击，而法共则应该与戴高乐抵抗力量合作。[15]7月初，共产国际再次提出了在各被占领国家建立民族统一阵线的问题，而且强调“共产党人在民族阵线中不要提领导权的问题”。[16] 显然，一切有关革命的提法都与共产国际的基本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却同战时与西方结成联盟的政策背道而驰，并且随着战事发展，越发显得不协调。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的参战，更加推动了盟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于是，对那些实力日渐强大而使本国政府感到威胁的共产党，共产国际也更加发挥了约束作用。对于中国，1941年底共产国际确定的任务是：“促成和调解中共和蒋介石之间的相互关系，确保中国军队能够对日本人发动大反攻。”1942年6月6日，季米特洛夫指示毛泽东，面对国民党的挑拨，中共应以“宽容的胸怀”，“作出应有的让步”，还指责周恩来在重庆与反蒋力量秘密接触的做法。后来，共产国际又多次建议中共领导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以解决合作问题，应当接受蒋介石的领导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7]对于各国共产党借助民族解放战争实现革命转变的意图，共产国际予以坚决制止。季米特洛夫在1942年8月8日给南共领导人铁托和卡德尔的电文中指出：“你们领导的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者力量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不是无产阶级斗争，这一点应该牢记”；在1943年2月6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在中国成立的日本共产党同盟“不应只是日本共产党的组织，而应是日本反法西斯人士的组织”，其纲领提出的“在日本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口号是根本错误的；在3月2日给波兰共产党的电报中强调，他们的目的应当是“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而不是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对一系列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下达了类似的指示。[18] 1941年下半年和1942年是共产国际最困难的时期，在对各国共产党的方针表示不满的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本身也处于涣散和萎靡不振的状态。1941年10月，由于战火蔓延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机关被迫迁移到乌法，而季米特洛夫则与苏联政府一同转到古比雪夫。季米特洛夫不仅把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人员精简至150人，还建议“没有必要公开强调共产国际”，一切工作和公开活动“表面上都应以其他名义（如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来进行”。[19]此时斯大林忙于战事，已经顾不上共产国际了。在乌法的工作人员也是情绪低落，无所事事。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马努伊尔斯基1942年秋在一份《关于书记处工作》的报告中写道：共产国际书记处不再召集会议，日常工作无人负责；哥特瓦尔德整日喝酒，多列士非常自负，伊巴露丽·多洛雷斯经常拖延文件的办理；机关工作人员纪律松懈，往往自行其是，经常出现不服从上级指挥的情形；不少意大利人对工作敷衍了事，经常有无知和不礼貌的举动，等等。[20] 看来共产国际确实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甚至西方盟国也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1942年底，罗斯福派人到苏联驻美使馆，明确建议莫斯科解散共产国际。[21]而最后促使斯大林下决心解散共产国际的，正是出于莫斯科对战时同盟关系可能破裂的担心，以及对战后同盟关系得以继续的期盼。这表现在战后世界安排和开辟第二战场两个问题上。 苏联对法西斯德国的英勇抵抗逐步赢得了西方人的同情和支持，而丘吉尔这位当年呐喊着要通过武装干涉消灭布尔什维克的著名反共高手，则率先表现出“不计前嫌”的政治家风度。然而，随着战事不断向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苏联与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之间的矛盾却不断暴露出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双方在战后世界安排方面出现的分歧。尽管苏联声明接受《大西洋宪章》的条款，并保证给予各民族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力[22]，但该文件签署时没有事先征求莫斯科意见的做法，无疑是对斯大林的刺激。于是，在1942年1月罗斯福设计联合国方案的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则讨论了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决定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首的“外交材料准备委员会”，研究有关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安排的种种问题。[23] 不过，在一些直接涉及苏联安全利益的关键问题上，斯大林此前已经有所考虑。早在1941年12月红军第一次转入反攻之后，斯大林便向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明确阐述了战后在欧洲重构边界，与英国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计划。苏联不仅要求恢复苏德战争前的边界，而且希望以寇松线为界得到波兰东部的领土（以德国领土为其补偿），把芬兰和罗马尼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承认把比利时、荷兰，可能还有挪威和丹麦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对于苏联在战后干涉、控制东欧和巴尔干事务的明显意图，艾登始终坚持毫不退让的立场，认为这一切需要等待和平条约的签订。[24]在1942年5月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期间，英国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硬。经过艰苦的谈判，斯大林不得不同意在双方的同盟条约中删去苏联关于战后领土要求的条款，而得到的回报是在条约中写明英国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25] 希特勒进攻苏联不到一个月，斯大林便提出了要求英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这不仅是与苏联存亡攸关的问题，也是苏联与西方实现军事同盟的重要标志。主要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丘吉尔对苏联的要求一直采取拖延和逃避的态度，直到美国参战，情况才有了转机。在美国人的推动甚至逼迫下，1942年4月英国接受了准备于1943年在法国海岸发动一次主要攻势的计划。于是在5月英苏同盟条约谈判中，英国承诺将开辟第二战场。然而，两个月后英军在北非战场的惨败，使丘吉尔完全打消了在欧洲对德国发动进攻的念头，甚至美国军人也开始考虑把军事力量调往太平洋战场。在罗斯福的坚持下，8月美英军事领导人决定发动对北非的进攻，以替代在欧洲登陆的计划。[26]斯大林对此似乎并不满意，10月5日，斯大林通过答美联社记者问的方式告知天下，在苏联对当前局势的评价中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占据首要地位”，并要求“盟友要不折不扣地、及时地履行自己的职责”。[27]从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开始，中经1943年2月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再到英美联军在阿拉曼战役中迫使北非德意军队于5月13日全线投降，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战局的好转有助于盟军的进一步合作。2月9日丘吉尔通告斯大林，盟军准备在8月或9月开始横渡海峡的战役，但具体何时进攻还要看德军的防御情况。16日斯大林回电说：“目前的局势要求把这个期限大大地缩短”，并提出“最好是在春季或初夏，这是很重要的”。3月11日丘吉尔勉强答复，如果敌人得以削弱，那么可以在8月前发动横渡海峡的战役。[28]为了协商与苏联的战略协作问题，丘吉尔应罗斯福邀请前往华盛顿。在5月6日的通信中罗斯福向斯大林通报了这一情况。[29]在得到这个消息后，斯大林显然需要作出某种友好的姿态，以促进第二战场的及早开辟和盟国之间的更大合作。 正值此时，苏波关系因卡廷森林事件引发的危机，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在安抚英美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1943年4月德国人宣布在波兰的卡廷发现了一处万人冢，葬有数千具遭俄国人屠杀的波兰军官的尸体。在伦敦的波兰人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对此进行调查，莫斯科则立即指责流亡英国的波兰政府与法西斯德国勾结，使得本来已经紧张的苏波关系陡然进入危机状态。丘吉尔得到斯大林的通知后，一方面表示不赞成波兰人的做法，并愿意说服他们放弃调查的主张，一方面劝告苏联不要与波兰断绝关系，更不要公布这一决定。但是在英国还未及采取行动时，苏联已经宣布与波兰决裂。这使丘吉尔愤怒不已，他在4月30日给斯大林的密信中表示对此非常失望，并借戈培尔散布的言论暗示，莫斯科如此急促地采取断然措施，是企图在苏联组建一个自己控制的波兰政府。斯大林5月4日的回信虽然口气很硬，但实际上表示出一种和解的态度。斯大林信誓旦旦地保证苏联没有另外组建波兰政府的打算，并表示只是对西科尔斯基政府不信任，如果政府改组，苏波关系是有回旋余地的。[30]这次危机所涉及的实质上还是战后安排的问题。或许可以说，对于波兰问题的处理是战后苏联周边国家安排中最重要的一环。[31]西方盟国在这次危机中的克制态度显然使斯大林受到鼓舞，他完全有理由相信，苏联如果作出令人注目的和解姿态，就能够赢得西方在这个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 无论如何，到1943年5月初，为了促使英美军队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接受莫斯科关于战后安排的重要构想，斯大林必须作出能够让西方盟国感到放心的明显举动。[32]这个举动就是解散共产国际。 斯大林突然决定解散共产国际 1943年初，随着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转入反攻，共产国际的工作明显地活跃起来。为了在数万名轴心国战俘中组织反法西斯力量，配合红军打出国境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共产国际迁回莫斯科后，成立了许多委员会，工作人员也猛增了几百人，还不断召开会议，下达各种指示。[33]5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第822次会议，讨论改进民族广播电台的工作，还成立了专门委员会，限令5月15日投入工作。[34]这样热火朝天的场面，很难使人想到这个机构的命运即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然而，就在5月8日深夜，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被召进克里姆林宫。在那里，莫洛托夫向他们通报了斯大林的意见：“作为各国共产党领导中心的共产国际，在目前形势下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独立发展和执行其独特任务的障碍”，因此应该解散，并且现在就开始制定解散共产国际的相关文件。[35]根据这一指示，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很快便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并于5月11日提交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当晚，斯大林召见了他们（莫洛托夫在场），并对决议草案表示满意。接着斯大林与他们讨论了解散这个机构的程序：首先在主席团会议上审核决议草案，并作为向各支部的建议予以通过；然后通知各支部并取得他们的同意；最后在征得各支部同意后予以公布。至于这个机构的哪些职能以及以何种形式继续存在的问题，交由马林科夫和季米特洛夫去讨论并提出具体建议。斯大林最后说：经验表明，不应有一个领导所有国家的国际领导中心，这个问题在马克思时期、列宁时期和现在都已显示出来。也许应该过渡到地域性的联合，如南美，美国和加拿大，某些欧洲国家等，但这也不要急于行事。[36] 5月12日，季米特洛夫将决议草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和各书记作了传达，大家认为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原则上和政治上是正确的”，决定第二天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最后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还决定向各大党领导人通报决议草案：波立特（英国）、毛泽东（中国）、铁托（南斯拉夫）、芬德尔（波兰）、杜克洛（法国）、白劳德（美国）、林德罗特（瑞典）。[37]目前可以看到的，只有给波立特的电报，其中说到，“该文件暂不可在任何地方对外宣扬”。[38]其他通报很可能当时没有发出，因为斯大林在主席团开会前又指示季米特洛夫：①这件事你们不要急。你们把草案提出来讨论，请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两三天时间进行考虑并作出修改。我也有几点修改意见。②草案暂时不要送往国外。至于何时发送，我们以后会作出决定。③不要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只是简单地把这些外国领导同志赶走了。这些人将在一些报社继续工作。应该开办4种报纸（德文、罗马尼亚文、意大利文和匈牙利文），还要建立若干反法西斯委员会。[39]事情确实有些急迫，对问题的处理也显得有些慌乱。5月15日《消息报》在第四版刊登的一则报道，或许有助于理解斯大林的心情。该报道指出：5月14日丘吉尔到达华盛顿，与在那里的捷克总统贝奈斯、澳大利亚外长埃瓦特进行了会晤，并将会晤罗斯福总统，英美是否于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与此次会议的结果密切相关。[40]看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一事，对外急需让西方盟国得知消息，对内又担心引起各国党的涣散，斯大林的复杂心情可想而知。 在5月13日有共产国际下属各国党代表参加的主席团会议上，季米特洛夫首先强调，解散共产国际并不是走形式，而是要真正地解散这一机构，这是符合当前政治形势的及时举措。多数与会者在发言中对解散共产国际持完全赞成态度，认为此举有助于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组成统一民族阵线。多列士指出：“我完全同意这一草案。我们共产党人既没有成功地粉碎社会民主党派别，阻止一些国家建立法西斯政权，也没能制止法西斯分子将这些国家拉入这场强盗式的战争。（事实证明），旧的工人国际联合组织已经过时。”科拉罗夫说，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老的委员之一，他对解散共产国际没有任何怜惜之情，“其实，共产国际早就不能发挥领导机构的职能了。原因在于，国内外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共产国际是在急风暴雨的革命高潮中建立起来的。随着迅速革命论的破产和苏联作为一种新兴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共产国际已成为过去时代的残余”。多洛雷斯则认为，“没有必要保留任何残余组织。因为毫无疑问的是，国际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组织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如果我们希望让这些党成长壮大，就必须培养他们的独立性和责任感”。那些在本国影响较小的共产党代表对解散共产国际有些惋惜，皮克担心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尚未成熟到能够独立地解决本国问题。他认为，就德国共产党而言，目前在思想方面正急切需要经验更为丰富的苏联朋友的帮助。拉科西建议在文件中增加关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条款，“以便使我们在国外的同志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捷克共产党人施维尔玛的发言代表了与会者很多人的复杂情感，他说：“当我了解了决议草案的内容之后，心情难以言表。我是在共产国际中成长起来的，我的全部生活都与国际息息相关。但情感归情感，（我最终还是认为），草案中关于解散国际的政治决定是正确和英明的。”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同意，将草案作为未来决议的基础，并确定草案修改的最终期限为6月17日。[41] 5月17日，共产国际主席团再次召开会议，逐条讨论了解散国际的决议草案，并提交专门成立的编辑委员会进行整理、校订。会议还讨论并决定了该决议付诸实施的方式，即在决议内容最后确定之后，由主席团向共产国际各支部发出通报，各支部则以登报方式予以确认。各支部所发表的声明即意味着接受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42]第二天，由季米特洛夫、马努伊尔斯基、皮克、多列士、多洛雷斯组成的编辑委员会整理和校订了主席团修改的决议草案，然后呈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时呈送的还有主席团会议记录和编委会讨论记录。季米特洛夫还报告说，该决议已通过电台发给了陶里亚蒂、哥特瓦尔德和库西宁，他们表示完全同意决议的内容。[43] 5月19日夜，斯大林召集苏联领导人开会。显然是想推卸责任，斯大林在对决议草案提出修改意见时特意指出：需要说明，解散国际的问题是一些支部在战争期间提出来的。会议商定：要预先告诉各支部，将要公布这样一个决议；决议应在10天后公布；公布的决议要由联共（布）中央主席团成员日丹诺夫和马努伊尔斯基签名；收到各支部中央批准该决议的决定后，发布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彻底解散的公报。[44]大概感到10天后公布决议太迟，20日上午，斯大林即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难道不能今天就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登报公布？应当尽量加快此事的进程。”季米特洛夫解释说，密码无线电台只能够在白天、夜晚和深夜的固定时间向各党领导人电传决议内容，而他们要破译电报和了解具体内容，最快也得到5月21日。在此之前，我们不宜将决议内容公开。已定21日晚将决议全文交付印刷，这样22日晨可以见报。[45]当天，季米特洛夫就即将公布的关于解散国际的决议内容，分别用密码电报发给各国党领导人。电报称：作为国际联合的集中管理的组织模式，共产国际已不能适应以民族工人党面目出现的各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甚至成为其发展的阻碍。因而，共产国际主席团要求各共产党支部中央迅速研究本建议，并将讨论结果上报。[46] 5月21日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召开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莫洛托夫宣读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后，斯大林对此做了一番详细的解说：实践证明，即使马克思和列宁，在目前情形之下也无法用一个国际中心来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实施领导。尤其是在战争条件下，情况如此复杂——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的任务是推翻自己的政府和采取失败主义策略，而苏联、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共产党则相反，他们的目标是全力支持自己的政府，以便尽快地消灭敌人。当共产国际建立之时，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认为我们有能力领导所有国家的运动。这是我们的一个失误。如果让国际继续存在下去，将会对国际的声誉造成损害。而这种情形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解散共产国际还有一个原因，这在决议中没有明确提及。那就是，作为共产国际分支机构的各国共产党均受到了无端的指责——似乎他们是别的国家的代理人。这对他们在本国群众中广泛开展工作造成了消极影响。而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敌人也就丧失了藉此指责共产党的口实。国际的解散无疑会巩固以民族工人党面目出现的各国共产党的地位，并加强各族人民的国际主义意识，而后者则是苏联赖以维系的根基。斯大林讲话后，会议一致通过了决议，并就有关国际解散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47] 尽管季米特洛夫向共产国际各处领导人说“解散工作将会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尚未等到各国共产党支部回复意见，5月22日《真理报》便公布了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对此所做的解释是，由于战争环境，无法召开会议，只得通过报纸将这一建议提交各国支部讨论。值得注意的是，报上标明的决议通过的日期是5月15日，而不是最后定稿的5月19日。[48]这显然是希望引起英美盟友注意的一个细节。第二天，斯大林又迫不及待地举行了“答记者问”。斯大林解释说，解散共产国际是为了驳斥纳粹分子和工人运动中其他敌人的谣言，即莫斯科打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其目的是使这些国家“布尔什维克化”，以及各国共产党都服从外国的命令。[49]当然，斯大林这些话主要也是说给正在华盛顿会晤的英美领导人听的，以此进一步证明苏联愿意与西方保持长久合作的诚意。5月28日，斯大林在书面答复英国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的问题时，再次解释说：解散共产国际的目的在于揭穿希特勒分子关于“莫斯科企图干预别国生活，并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的谎言；粉碎共产主义敌人关于各国共产党不顾本国人民利益而只是遵照外来命令行事的诬蔑；便于动员各国进步势力，不分党派和宗教信仰，联合成统一的民族解放阵营，以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便于把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联合成统一的国际阵营，为各国人民将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联合扫清道路。[50] 5月31日前，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已经回电，表示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提议。它们是：英国、法国、中国、瑞典、南斯拉夫、叙利亚和黎巴嫩、澳大利亚、阿根廷、智利、古巴、哥伦比亚、瑞士。另外，还收到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和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支持解散国际的政治决议，这些党的领导人就在莫斯科。5月31日季米特洛夫通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近日内在收到波兰工人党，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和希腊等国共产党组织的回电之后，即可发布公报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国际的建议，已得到绝大多数共产党组织的认可。[51]接到报告后，斯大林似乎有些等得不耐烦了，于6月2日夜间给季米特洛夫打电话问：“需要收到所有共产党通知之后才发表公报吗？”季米特洛夫回答说，因有些党将于6月7～8日召开代表会议，应该再等几天。斯大林只好作罢。[52] 6月5日季米特洛夫向莫洛托夫报告，在共产国际41个支部中，已有29个表示赞同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还未递交报告的共产党支部包括：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卢森堡、希腊、土耳其、阿尔巴尼亚、印度、日本、巴西、新西兰。季米特洛夫决定，即使不再收到此类报告，仍打算在6月8日召集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并在会议上审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批准公报。此前，公报草案将发给斯大林审阅。公报的见报日期拟定在6月10日，即英国工党会议开幕（6月13日）前夕。季米特洛夫还报告说：在此次大会上除了要确认关于解散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书记处和国际监督委员会等机构的决议外，还打算成立由季米特洛夫（任主席）、马努伊尔斯基、皮克、埃尔科利以及经济活动管理局局长苏哈列夫（任秘书）等人组成的委员会，具体负责清理共产国际原有机构及其财产的工作。整个工作结束日期限定于1943年8月1日前。[53] 经斯大林同意后，6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了最后一次（第826次）会议。会议确定，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一致批准关于解散国际的建议，没有任何支部对此提出异议。余下的程序完全是按照季米特洛夫事先报告的计划进行的。[54]6月10日，《真理报》刊登了31个赞成解散国际的共产党支部的名单，以及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签署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议，宣布共产国际从即日起正式解散。[55] 解散共产国际并非一场骗局 俄国学者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共产国际只是“名义上”或“形式上”被解散了，而实际上其机构大多经更改名称后保留下来（如第99、100、205研究所及通讯社等），其骨干成员都被充实到这些机构中，并统一由新成立的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领导，这个部的实际负责人仍然是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因此，共产国际的解散是“斯大林炮制的一个弥天大谎”。[56]那么，事实到底如何？这关系到一个重要问题：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究竟只是一种策略或权宜之计，还是某种带有战略性质的选择？或者说，解散共产国际的举动是否意味着苏联在战后对外政策方针上会重新定位？ 从共产国际解散的过程及善后工作安排来看，执委会机关及其下属机构的某些职能确实以其他的形式保留下来。共产国际的职能部门在组织革命运动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通过共产国际第一部（通讯部）负责人莫罗佐夫1943年5月给马林科夫的报告可以得知，该机构的任务包括：与苏联境外的各共产党组织和各联络站保持秘密无线电联系，并为其培养无线电技术骨干；培训各国党务工作人员如何开展地下工作，如制作身份证件、使用密码和专业设备、书写密信等；向各联络站点派送搜集军事情报的人员；组织对各国播放当地语言的节目；从事无线电侦听业务等。与第一部长期保持联络的境外无线电联络站有：波兰5个，荷兰（同时负责德国境内业务）5个，中国3个，比利时2个，法国2个，丹麦、瑞典、奥地利、蒙古、伊朗、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南斯拉夫游击区、英国和美国各1个。尚在筹建的联络站还有：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和德国，计划设立的联络站有：匈牙利、叙利亚、保加利亚和印度。通过该部，1942年共产国际共收到各联络站发来的电报5300份，仅1943年1～4月就有3586份。[57]即使在准备解散共产国际的过程中，第一部的日常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直到6月下旬，还不断有共产党员、地下工作人员和物资被派送到各欧洲被占领国或游击区。[58] 从开始筹备解散共产国际之日起，共产国际机构和人员的命运便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5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讨论了与共产国际解散有关的一些组织机构问题。关于对各国的无线电广播，所有与会者均表示应继续发挥各民族广播电台的职能，因为该电台正在为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提供真实信息、政治指导和心理支持。关于各国党的国外局，季米特洛夫列举了苏联境内的兄弟党国外机关及成员后，多数与会者赞同：有必要利用现有技术装备维持境外机关与本国党组织的联系，否则，敌人便会在当地建立类似的虚假机构来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关于“苏普列斯”通讯社、外文出版社、共产国际和各党的档案资料以及图书馆，与会者均主张保留，但其归属问题由联共（布）中央决定。负责培养各党干部的党校在本期培训结束后关闭，《共产国际》杂志也在本期出版后停办，以后是否继续，交由联共（布）中央考虑。至于云集在共产国际的各国干部的去留问题，也由联共（布）中央决定。季米特洛夫最后总结说，共产国际的这些职能均应以某种形式予以保留，而在新的形势下按联共（布）中央的系统予以安排。[59]5月22日，季米特洛夫将会议记录发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60]5月31日，季米特洛夫等人与马林科夫商定：保留对各国的广播，对有关国家的广播交由相应的共产党国外局负责；保留“苏普列斯”通讯社，由联共（布）中央监管；保留联络服务处（电台联系、护照技术等），归属和管理问题待定；图书馆改为马恩列研究所分支机构；档案移交联共（布）中央；外文出版社继续工作，作为联共（布）中央的一个单独出版社；各国共产党干部的工作由联共（布）中央负责安排；其他经济实体移交联共（布）中央秘书局处理。[61]到7月中旬，有些机构的归属又有所改变：所有经济实体，其中包括位于罗斯托基诺的两幢大楼，均移交联共（布）中央事务管理局，“苏普列斯”通讯社转交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特殊技术部门移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党校和无线电学校解散。[62] 1943年6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设立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Отде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按照季米特洛夫的解释，为了不让敌人利用该部是由季米特洛夫领导的这一事实，任命联共（布）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为部长，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为副部长；本决议不予公布，而该部的工作将按内部工作制度予以组织和实施。[63]12月27日又作出进一步决议，组建联共（布）中央国际部（Иностранный отдел），任命季米特洛夫为部长，马努伊尔斯基为副部长；将原共产国际的所有对外联系工作均集中到国际部统一管理；委托莫洛托夫负责国际部的领导工作。[64] 1943年7～8月，相继成立了隶属于国际情报部（国际部）的205研究所和100研究所，分别接管了共产国际原机构的业务。205研究所负责广播和宣传工作，每年出版数十种小册子，并使用28种语言对47个国家进行广播（1947年），前共产国际报刊和广播部负责人格明杰尔任该所领导人。100研究所是在共产国际第一部的基础上组建的，领导人仍是莫洛佐夫，该所负责同各国共产党进行特殊联系，并向境外输送武器装备、医疗器械、药品、宣传品和其他秘密材料，同时负责为各党培训干部。此前还组建了99研究所，主要负责在战俘中开展工作。[65]由于季米特洛夫有病在身，国际部的机构设置和工作安排直到1944年6月才最终确定下来。根据呈送给莫洛托夫的报告，该部的基本任务是：领导对境外的宣传和反宣传工作；同各国反法西斯活动家和组织保持联络，并对他们给予支持；帮助苏联的工会组织、文化组织和科学研究机构发展和巩固与盟国、中立国相应机构的关系；向联共（布）中央提供国外反法西斯组织和活动家的情报；培训和监督在苏联或国外工作的国际主义者。[66] 的确，正如俄国学者所说：“共产国际1943年5月前的工作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拥有了更大的规模。”[67]但是，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地认为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或国际部就是共产国际的继续。从国际部所担负的任务看，基本上都是与战争期间反法西斯斗争相关的事务，而与作为共产国际宗旨的革命主张已经没有关系。至于说共产国际的机构和功能，早在战前已经沦落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国际部在某些职能上取代了共产国际，也只是承认了一个现实而已。如前所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几次谈到解散共产国际是一次认真的行动，应尽量避免人们再想起这个机构。这说明，从本意上讲，斯大林决不想让西方看到共产国际组织在苏联的复活。为了在苏联抹去共产国际的一切痕迹，斯大林甚至注意到许多细节：1920年得名的“共产国际路”（лу. Коминтерна），现在已改名为加里宁路（лу. Калинина）；一直作为苏联国歌的《国际歌》，现在也被取消，而仅留作党歌了。[68] 问题当然不仅仅在于表面形式，从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动机可以看出，这一决定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解散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莫斯科从战略的角度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主张，而这一主张恰恰是建立共产国际的初衷。从国家层面看，斯大林在其掌握权力后考虑的唯一问题，就是保障苏联的安全和发展，输出革命和鼓动造反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方式，但是在战争期间特别是战后，这种方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了，即使提到革命，也不过是顾及意识形态延续性和鼓舞人民士气的一句口号。斯大林已经考虑并正在准备让苏联作为重要成员加入国际社会，加入一个既有约束力又能提供机会的体制，而加入这个体制的方式和前提是放弃革命的传统。1944年10月斯大林在与丘吉尔的著名对话中一语道破天机——丘吉尔坦诚地对斯大林说，“在1919～1920年时，全世界都因世界革命而吓得发抖”。斯大林毫不迟疑地回答说：“现在世界不会再吓得发抖了”，因为“苏联无意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69] 第二，解散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莫斯科失去了从组织上指挥各国共产党的合理依据，虽然在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国外局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两年左右），但是随着战争结束，各国共产党领导人返回国内领导本国的重建工作，国外局和国际部陆续被取消，而让位给对外联络部。通过这个机构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根本无法与共产国际相提并论。否则，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斯大林也不会想方设法去组建共产党情报局了。[70]
[1] 笔者对上述问题的论述详见《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毛泽东、赫鲁晓夫与1957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2] 苏联解体后，随着档案的解密，有关研究论著便在俄国开始出现，如Лебедева Н.，Наринский М.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1943 году//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1994，№5；Шириня К.К.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стратегии Коминтерна//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5；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терн после формального роспуска（1943-1944 гг.）∥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7，№7；Адибеков Г.М.，Шахназарова Э.Н.，Шириня К.К.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Коминтерна，1919-1943，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7。这些论著分别讲述了共产国际解散前后的情况。至于涉及共产国际解散的历史文件，主要收集在俄国出版的三本档案集中：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после 22 июня 1941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1998；Чубарьян А.О.（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1919-1943，Докум. Очерки，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2；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сост.）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и Коминтерн：1919-1943гг.，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4。此外，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日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来源：Дими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9 март 1933-6 феврари 1949），София：Универсстетсйо издарелство“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1997，中译本参见《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1页。 [4] Шириня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с.46-48。有关的详细档案文件，参见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5、6卷的相关专题文件。 [5]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6、8、9卷，人民出版社，1956、1954，特别是下列内容：《论列宁主义基础》、《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报告和结论等。关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争论还可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特别是第81～124页）和第9、10卷刊载的相关专题文件。 [6] РЦХИДНИ，ф.495，оп.18，д.767，л.76，Шириня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с.52-53. [7] Шириня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с.54-55；马细谱：《季米特洛夫关于人民民主思想的转变》，《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共产国际组织的国际纵队对西班牙内战的干预成为这一方针的实践。 [8] 关于苏德秘密接触和谈判的过程，以及签订的秘密协定等文本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刊载的相关专题文件。 [9]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181-185；Шириня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с.56-57。另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56、5～6页。 [10] 详见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209-213、202、227。 [11] Чубарьян А.О.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русскому изданию//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1947/1948/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осква，1998，с.Ⅷ. [12]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227-228. [13]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233-234. [14]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235-236；РЦХИДНИ，ф.495，оп.18，д.1335，л.1-3，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с.91-92. [15]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236-237；РЦХИДИН，Ф.495，оп.18，д.1335，л.16，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с.110-102. [16]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238-239. [17]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с.169-170、233-234；Шириня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с.58. [18] Шириня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с.58；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с.316-317；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57-358. [19]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259-260；РЦХИДИН，ф.495，оп.73，д.112，л.24，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с.164-167；Адибеков，Коминтерн после формального роспуска，с.28. [20] РЦХИДНИ，ф.495，оп.10а，д.433，л.1-3，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0. [21] Судоплатов П. А. Разведка и Кремль，Записки нежелательного свидетеля，Москва：Гея，1996，с.255. [22] 威廉·哈代·麦克尼尔：《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叶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第69页。 [23]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3，д.237，л.1-3、4-8；《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665～667、668～671页。另参见Данилов А.А.，ПыжиковА.В. Рождение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СССР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1，с.15-16。 [24] Наринский М.М. Европа：проблемы границ и сфер влияния，1939-1947//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1，с.85-86. [25] 尽管莫洛托夫和迈斯基认为英国的条约“是空洞的宣言”，苏联不能接受，但斯大林在5月24日的回电中指出，“它是重要的文件”，至于涉及苏联安全的边界重新划分问题，可等待将来“以武力解决”。详见Ржешевский О.А.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Встречи，Беседы，Дискуссии，Дакументы，комментарии（1941-1945），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4，с.153-157；Визит В.М. Молотова в Лондон в мае 1942 г.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У. Черчиллем，А. Иденом и переписка с И.В. Сталины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1，c.164-189。 [26] 参见麦克尼尔《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第273～274、278～279、297～306页。 [27]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32. [28] 苏联外交部编《1940～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一卷《斯大林同丘吉尔和艾德礼的通信》，潘益柯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第89～90、91、98～99页。参见麦克尼尔《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第424～427页。 [29] 苏联外交部编《1940～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二卷《斯大林同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通信》，宗伊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第63页。参见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6。 [30] 苏联外交部编《1940～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一卷《斯大林同丘吉尔和艾德礼的通信》，第117～128页；麦克尼尔：《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第428～429页；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5-86. [31] 斯大林后来与丘吉尔争论时说，波兰对英国只是荣誉问题，对苏联则是国家安全问题。Ржеше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с.499-505；《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139～140页。 [32] 1943年5月9日塔斯社发布一则公报，宣布苏联已批准成立一个以波兰爱国者科希丘什科（Костюшко）命名的波兰师，并将开往前线与苏军并肩作战［阿·托因比、维·托因比合编《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劳景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240～241页；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6］。这又是一个容易引起西方猜疑的举动。 [33] 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0；РЦХИДНИ，ф.495，оп.65，д.131，Адибеков，Коминтерн после формального роспуска，с.28、30；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1-372. [34] РЦХИДИН，ф.495，оп.18，д.1340，л.75-76，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с.350-352. [35]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2；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1. [36]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2；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1；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и Коминтерн，с.812，草案文本见РЦХИДНИ，ф.495，оп.73，д.174，л.1。 [37]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2-373；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1. [38] РЦХИДИН，ф.495，оп.74，д.56，л.92，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с.352. [39]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3. [40] Известия，15 Мая 1992 г.. [41] РЦХИДИН，ф.495，оп.18，д.1340，л.78-84，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с.353-357. [42] РЦХИДНИ，ф.495，оп.18，д.1340，л.89-97，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и Коминтерн，с.813；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2-83，参见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3-374。 [43]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4；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3. [44]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4. [45]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4-375；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6. [46] РЦХИДИН，ф.495，оп.74，д.56，л.94，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с.370. [47]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5. [48] Правда，22 мая 1945г.，决议的英文本见Lane Degras（ed.），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Vol.3，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477-479。 [49]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46год，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о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2，с.104-105. [50]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6-377. [51] РЦХИДНИ，ф.495，оп.73，д.174，л.49-50；оп.18，д.1340，л.123-144，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7. [52]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9. [53] РЦХИДИН，ф.495，оп.73，д.174，л.52-53，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с.377-378. [54] РЦХИДИН，ф.495，оп.18，д.1340，л.106-107，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с.378-379；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80. [55] Правда，10 июня 1943г.；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80. [56]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1947-1956гг.，Москва：Россия молодая，1994，с.226；Адибеков，Коминтерн после формального роспуска，с.30. [57] РЦХИДНИ，ф.495，оп.73，д.182，л.16-25、28，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3. [58] РЦХИДНИ，ф.495，оп.73，д.195，л.108-119，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3-84. [59] РЦХИДИН，ф.495，оп.73，д.174，л.51-55，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с.366-369；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4. [60]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и Коминтерн，с.814-817. [61]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8. [62] РЦХИДИН，ф.495，оп.73，д.174，л.70，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с.392-393。该文件编者加有注释称：“专门培训外国共产党干部的党校最后不仅没有解散，而且还扩大了招生规模，并开设了一些与游击斗争有关的新课程。”另参见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87。 [63]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81；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и Коминтерн，с.817. [64] РЦХИДН，ф.17，оп.162，д.37，л.112，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и Коминтерн，с.817. [65] Адибеков，Коминтерн после формального роспуска，с. 33-38；Чубарьян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с.252；Поляков Ю.А. После роспуска коминтерна//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3，№1，c.108-109. [66] Адибеков，Коминтерн после формального роспуска，с. 39-40. [67] Чубарьян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с.257. [68] Поляков После роспуска коминтерна，c.108；罗伊·麦德维杰夫、若列斯·麦德维杰夫：《斯大林——鲜为人知的剖面》，王桂香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第274页。 [69] АПРФ，ф.45，оп.1，д.283，л.18-21，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717～720页。 [70] 关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参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重归集体农庄：40年代苏联农业政策的调整 北京大学 王洋 农业生产始终是苏联经济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它为苏联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沉重的年度计划负担、无法满足需要的预算投入等因素，导致其自身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也最终影响到了苏联整个经济的发展。对于苏联农业的研究，无论是从专业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历史借鉴的角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世纪40年代苏联经历了战争的重创和艰难的战后恢复，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在这一时期苏联农业所面临的冲击以及苏联政府的回应政策。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战后初期苏联政府如何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以适应冷战形成这一国际形势的变化。 关于战后初期苏联经济问题的研究在中国还不多，尚无有分量的著作问世，而俄国相关的研究则比较深入。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历史档案公布之后，苏联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扎实的学术专著。[1]同时，苏联学者对纷杂的档案进行筛选整理，出版了一些专题档案集，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2] 本文选取了三个相对独立又有紧密联系的问题加以探讨。战争期间苏联农村地区的个人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无论是在维持农民生活还是在支援前线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但这种与公有制相对立的经济成分，却从根本上动摇着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战争结束后，苏联着手恢复经济，并曾一度强调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但是，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和传统经济理念的束缚，出于对西方不信任的安全考虑，苏联经济战略再次走上了以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主的老路。在这样的条件下，面对战时个人经济发展引起的集体农庄制度的松动，苏联政府选择用镇压的手段加强农村纪律，从而使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不得不拼尽全力去完成年度计划。此外，在冷战格局逐步形成的背景下，为积累资金发展重工业，苏联政府还通过货币改革从富人和农村居民手中夺取了大量战时积累的财富，其结果，在农村严重打击了战时通过发展个人经济而富裕起来的农民。本文将分别探讨战争时期个人经济的发展，以及它对集体农庄制度造成的冲击；战后强化集体农庄制度；货币改革及取消票证制度对于农业的影响。本文期望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论述，更准确地向读者展示在冷战形成的背景下苏联政府是如何调整政策，完成农业从战时向和平时期过渡的。 一 战争期间集体农庄中个人经济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推行了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确立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苏联农村的主导地位，从此大大小小的集体农庄遍布苏联农村。[3]二战前夕，全苏大约有23.69万个集体农庄，有1870万农户生活其中，而在当时个体农户只有134.67万户。[4]集体农庄的庄员需要参加社会生产并获得一定的工资，此外，每户还会分得一块供自己支配的份地，但同时也要为这块份地承担一定的纳税义务。个人经济（亦称为宅旁地经济）是集体农庄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成为农民生活的支柱，同时也因为其“私有”性质而受到苏联政府的格外“关注”。 在集体农庄体制下，个人经济的规模受到严格的限制。《农业劳动组合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中规定，集体农户可以拥有面积为四分之一公顷到二分之一公顷的宅旁园地。在农业地区，每个集体农户可以自养：1头奶牛，2头以下仔牛，1口带仔猪的母猪或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认为必要时2口带仔猪的母猪，总数10只以下的山羊和绵羊，数目不限的家禽和家兔，20箱以下的蜂群。在畜牧业发达而农业落后的地区，个人经济被允许养殖牲口的数量相应增加。《章程》中同时还规定了农民所要负担的各项缴纳义务。[5]尽管个人经济的规模受到限制，并需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压力，但在30年代，农村地区的个人经济的规模仍然自发地扩大了。30年代末苏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土地清查，共清查出了面积达254.22万公顷的私占土地。为限制个人经济的发展，在这次普查中，严格按照《章程》限定农民的宅旁地面积，凡是超出标准的都划归集体农庄所有。1939年苏联政府改革了农业税的征收标准，由原来的固定税额改为按收入标准征收累进税；1940年改革了义务粮收购标准，以往是按照农户播种面积以及饲养牲畜数量来决定，现更改为统一按照农户耕地面积的多少来计算，也就是说义务粮的征收完全不考虑农户个人经济的收成情况。税收制度的变化既满足了政府增加农业税收的需要，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个人经济的发展。[6] 30年代苏联农业获得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在1940年，借助良好的气候条件，无论是播种面积、粮食收获量以及粮食采购量，都达到了苏联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和平发展的时间并不久长，突如其来的战争使苏联农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同时其内部结构也受到了冲击。战争引起的特殊形势为农村个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在战争的头两年，与军事溃败的同时，苏联农业也遭受着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德军占领了乌克兰、北高加索、中斯拉夫等重要产粮区，被占领区共包括9.8万个集体农庄（战前总数的41.7%）、1876个联合农庄（44.9%）和2890个机器拖拉机站（41.3%）。这些地区在战前拥有苏联差不多一半的农业机械设备，出产的谷类占全苏产量的38%，甜菜占87%，养殖的牛占45%，猪占60%。[7]同时，出于战争的需要，很大一部分农业机械被转交给红军，大量的农民也应征入伍。机械设备以及劳动力的损失，也使苏联农业生产水平大幅度下降。以谷类作物为例，1940年全苏谷类作物总产量为9550万吨，1943年降至战时最低水平，仅收获了2940万吨，1945年恢复到4720万吨。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也在战时大大下降了。1940年谷类作物每公顷收获8.6公担（1公担=100公斤），1943年下降到每公顷4.2公担。[8] 伴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压在农民肩头的负担却变得更加沉重。战争伊始，苏联政府就颁布法令，增加了农业税（针对农民）和个人所得税（针对工人和职员）的税额，1942年1月，政府增设战争税，而取消了增收的农业税和所得税。战争税是人头税，其覆盖面超过了战前的任何一个税种，所有有收入的居民以及被赡养者都需要交纳该税，包括在后方的军事人员也要缴纳战争税。1944年在370亿卢布的征收自居民的直接税中，战争税占了210亿。战争期间，仅战争税一项，苏联的预算收入就达721亿卢布。[9]战争结束后，战争税被取消。总的来说，战争年代农村居民如果家里没有优待，那么平均每户所缴纳的税增加了5倍。除农业税和战争税之外，战争公债是农民的另一项货币支出，在1942～1945年间国家发行了四次战争公债，以此从居民手中征集了897亿卢布的资金。[10]认购国债是苏联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按规定是以自愿为原则，但在“一切为了前线”的社会舆论氛围中，在具体实施中难免带有强制色彩。 和战前一样，农民不仅要缴纳货币税，还要缴纳实物税。根据《劳动组合章程》集体农庄农户每年要向国家义务交售一定份额的粮食，以实物形式支付机械拖拉机站的报酬，偿还贷款，之后的剩余才能供农民自己支配。战争开始后，苏联政府立刻加强了粮食动员工作，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不断发布关于加强粮食收获和粮食收购工作的决议，更派遣沃兹涅辛斯基、加里宁、柯西金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地方对粮食收购工作进行监督。1942年2～4月间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相继发布决议，提高土豆、蔬菜、肉和其他农产品的义务交售额。[11]1942年11月24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集体农庄庄员及个体经营者未完成义务交售任务的责任》，根据这一决议，国家粮食采购部的特派员在追讨农民所欠义务粮时，可以不经由法庭直接没收农民财产。这一法令的颁布，改变了1937年确定的以司法手段处理没收农民财产问题的规定，战争的特殊形势下，恢复了对农村经济事务的行政管理方式。此外，在粮食义务交售工作方面，1942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发布决议，禁止搜集实际资料，而以中央统计局预估资料为标准来评估粮食收成，从而制定该年粮食收购计划。这使得国家在制定收购标准时，根本不考虑各地农业的实际播种收获情况，由于中央统计局编制的预估收成资料远高于农业地区的实际收获量，所以农民所承担的义务交售任务更加沉重了。[12]从具体数字上看，战争时期农民的实物交售义务比之战前大大增加了，以谷类作物为例，1940年国家从农民手中收购的谷类作物占全国收获量的38%，而1941年增加到43.5%，1944年达到战争时期的最高水平——43.9%。[13]虽然由于大量农业机械转交到红军作军事使用，农民给机械拖拉机站的粮食支付比之战前有所减少，但由于新增加了军事粮食捐助，所以总体来看，农民的实物缴纳的任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战争爆发一个月后，苏联实行了票证配给制度，以尽可能有效地分配国家所掌握的粮食资源，在农业地区只有机械拖拉机站和联合农场的工人和职工享有国家统一的粮食配给，而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集体农庄庄员却不在其中。所以，和战前一样，农民获得收入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参加集体农庄社会劳动获得工资，另一个就是从事宅旁园地的生产。[14] 如前文所述，战前苏联的农业政策的方向是“引导”农民更加关心社会生产，尽量限制农户个人经济的发展。战争爆发之初，苏联政府的政策指导仍然没有改变。1941年11月在机械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建立了政治科，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集体农庄的政治工作，在拖拉机站、联合农场和集体农庄中强化纪律和秩序，以保障及时完成农业工作计划。”[15]为了加强集体农庄的生产工作，1942年4月13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提高集体农户最低义务劳动日的决议”，并且首次将这一规定在12～16岁的青年中推行。根据这一决议，庄员的义务劳动时间增加了一倍半，劳动组合的每个成员必须每年工作不少于100～150个工作日，而1939年是60～80个工作日。12～16岁的成员每年的义务劳动最低时限不少于50天。没有完成最低劳动任务的庄员，将被开除出劳动组合并剥夺宅旁地，还要将他们交付法庭，并处以6个月以下的劳动改造。决议简化了驱逐不满劳动任务、不积极参加社会劳动的懒惰庄员的手续。没有将上述庄员交付法庭的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工作队长，自己将受到法律审判。[16] 尽管战争开始后集体农庄农户参加社会生产的义务劳动时间增加了，但农民来自集体农庄社会生产的工资却大大减少了。 表1 1940～1945年苏联集体农庄劳动日平均实物工资 表2 1940～1945年集体农庄劳动日货币工资的分类比重 从表1、表2两组数据可以看出，战争时期，农民从集体农庄社会生产所获得的实物收入骤减，1943年时实物工资水平不足战前水平的一半，而且这种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因为战时农业经济形势的好转而停止，1945年的实物工资水平更加低了。与实物工资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庄员从社会劳动中所获得的货币收入的平均值则略有增加。但需要注意的是，表2中显示，战争期间日工资在0.6卢布以下的人群比重大幅度减少了，其他各等级的人数均有所上升，甚至与1940年相比，日工资在4卢布以上的人群比重在1943年增加了一倍，但同样显著的是，未能从集体农庄获得劳动工资的人群比重增加得更多，战争爆发后这一人群的比重始终保持在四分之一弱至三分之一弱之间。这说明集体农庄发展表现出地区间的不平衡性特征。同时也需要指出的是，在战争时期，商品零售价格急剧升高，货币的购买力大大降低。因此，货币工资的些微增长对于改善农民生活来说作用微乎其微。 在农民负担空前加重，但又无法从集体农庄社会生产中获得足够的实物和货币收入的情况下，个人经济就成为农民赖以维持生计的唯一依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农村的个人经济在战争时期获得了相当的发展。 表3 1940～1945年集体农庄个人经济农业种植面积占全国种植面积比例变化 从表3可以看出战争爆发后，集体农庄个人经济农业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不断扩大，在谷类作物种植方面表现尤为明显，1945年全国农业种植总面积与1940年相比减少了24%，而同期个人经济播种总面积却增长了10%，而谷类作物的播种面积更是提高了77%。个人经济的发展还体现在单个农户所持有宅旁地的平均面积略有增加，同30年代的情况一样，农民出于生计考虑想方设法地扩大宅旁地的面积，尽管政府几乎每年都要核查集体农庄的土地，可是违法私占的行为却无法遏制。农庄家庭的多余土地虽然不断地被没收、充公并停止耕种，但1944年仍有7.7%的集体农庄家庭有多余土地。[17]1940年全苏平均每个集体农户宅旁地播种面积为0.24公顷，而在1945年为0.28公顷。此外，农民的家庭养殖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1940年每100个集体农户有95头牛，而到1945年则增加至104头。[18]从绝对数字上看，个人经济的发展幅度并不是很大，但考虑到当时苏联的农业状况，这种发展足以体现出个人经济所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 个人经济的发展首先体现的是满足农民家庭生活的基本需求。根据统计数据，1943年农民个人消费的谷类同1939年相比下降了35%，肉类下降了66%。而土豆的消费量增长了100%，蔬菜增长了24%。只有奶的消费还停留在战前水平。[19]土豆、蔬菜是农民宅旁园地里的主要作物，而牛奶、鸡蛋则是家庭养殖业的主要产品。粮食消费结构的变化从一个侧面表明，战争时期个人经济越来越成为农民家庭食物的主要来源。 如前文所述，战争时期农村居民的缴税负担十分沉重，为此农民不得不努力增加货币收入。在劳动力稀缺的情况下，农民外出务工的现象同战前相比明显减少了，1941年农民外出务工所得收入占所有货币收入的11%，而在1942年只有3.3%，1944年为4.5%。[20]农民从义务交售中只能获得象征性的微薄收入，因此在集体农庄市场上出售农产品成为农民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集体农庄市场是30年代全盘集体化之后出现的，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可以通过市场出售农产品，它是国营和合作社贸易的重要补充形式。集体农庄市场在战前得到了一定发展，商品流通总量1932年为7.5亿卢布，到1940年增长到了29.1亿卢布。[21]但是苏联政府一直推行降低商品零售价格的政策，农民从市场贸易中获利不断减少，这大大限制了集体农庄市场的发展。1932年集体农庄市场的商品流通量占全国流通总量的17%，1940年则下降到14%，而同期国营零售贸易的份额则从30%增长到63%（见表4）。[22] 表4 零售贸易中各经济成分的比重变化 在实行票证配给制度后，面包、米、肉等食品以及丝织品、皮鞋、香皂等工业品需凭配给证定量购买，这一制度逐渐在全国城市地区推行。但是战争开始后苏联国营和合作社贸易中流通的商品量大大减少了，1942年减少到1940年的44%左右，这使得城市地区经常出现商品短缺的情况。[23]例如，1944年由于前一年粮食歉收，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商业机构经常减少向各厂工人供应处供应的米、肉和鱼等食品”，在哈巴罗夫斯克市中小学大部分教师持有配给证但却“无法领到任何食品”。[24]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农庄市场就成为城市居民购买、交换食品的一个重要场所，它在城市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农庄市场在40年代上半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从表4可以看出，战争期间集体农庄市场的商品流通量（按市场价格计算）大幅度增长，尤其是食品流通量在1945年甚至超过了国营和合作社贸易的总和。农民将大量的粮食产品投入到市场中。当然，集体农庄市场份额的增加与价格因素有关，票证配给制度下国营贸易中配给价格一直保持在极低水平，而集体农庄市场上自由贸易价格却不断上涨，考虑到价格因素，集体农庄市场商品流通的份额并没有表4中那么高。同样影响表4数据的因素还有两个，首先，1944年苏联政府在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的情况下，国营商店开始实行价格昂贵的议价贸易，其议价价格比同时期集体农庄市场上的价格还要高。其次，战争时期货币的购买力不断下降，因此集体农庄市场上出现了以物易物的实物交换形式。1942年2月莫斯科市委大会上就曾指出，“集体农庄农民不是把土豆出售，而是用来交换其他商品”。[25]因此，尽管表4内容并不能直观地反映出集体农庄市场和国营贸易中商品流通数量的对比，但战争期间农庄市场份额得到很大提高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集体农庄市场主要是用于出售农民个人经济中的农产品。1944年集体农庄市场上商品流通总量为1934亿卢布，而农民出售的农产品占了1501亿卢布，集体农庄出售的产品只有140亿卢布，不足农民出售量的1/10，如果考虑到市场上许多仅用于实物交换的商品，那么农民投入集体农庄市场的商品份额就会更高。集体农庄市场为农村个人经济提供了充分发展的空间，同时战争时期市场上高涨的商品价格也给农民带来了大量货币收入。战争时期，集体农庄市场上的商品零售价格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波动。战争的头两年，战场上的溃败也使苏联的经济遭受重创，1943年苏联经济跌入最低谷，但这一年也是转变的开始，苏联政府开始着手经济复兴和解放地区的重建，从1944年苏联经济得到了较大的恢复。集体农庄市场上商品价格也在战争开始最初三年里不断攀升，1943年达到最高点，1944年开始慢慢回落，详情见表5。 表5 1941～1945年苏联集体农庄市场价格走势（以1940年价格为100） 与战前市场价格相比，主要粮食商品的价格在1943年上涨了10倍以上，面包价格更是增长了20倍。尽管1945年市场价格下降许多，但仍保持在1940年价格的4～10倍之间。高涨的市场价格给农民带来了可观的现金收入，农民来自市场的收入成为其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见表6）。战争前夕，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只占农民货币收入的1/3，而在战争后期，已接近农民全部货币收入的2/3，相比之下农民通过义务交售所获得的收入则微乎其微。从总体上看，农民在战争中积累了比城市居民更多的货币收入。根据苏联财政部的统计，战前城市居民持有的货币量约为73亿卢布，农村居民约为70亿卢布，到了1945年城市居民手中的货币量为195亿卢布，而农村居民则增长到了342亿卢布。[26] 可以看出，集体农庄市场在农民个人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集体农庄市场在票证配给制度下的特殊地位，成为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贸易纽带，加强了农民同城市居民的经济联系，从而为农村个人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会。 表6 出售农产品得到的货币收入占农民全部收入比重的变化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苏联农村的个人经济在战争时期规模扩大了，它成为农民得以熬过战争艰苦时期的物质生活保障，这使得个人经济在农村地区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这种变化对苏联集体农庄的发展以及苏联政府的农村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集体农庄农户从集体农庄社会生产中所获得的工资不断减少，而从个人经济中获得的收入相对增加，出于生计考虑，农民更加关注宅旁地的发展。1942年农民参加集体农庄义务劳动的最低时间增加了，而政府则加强了对于未完成劳动任务庄员的处罚。即使这样，仍然有大量没完成劳动义务的现象出现，仅在1942年的5个月中（6～10月），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人民法庭就审理了15万起没有完成劳动义务的案件。此时的集体农庄，作为国家在农村的生产单位，常年无法完成国家计划任务，作为农民赖以依靠的生活资料来源，也无法提供足够的物质保障。可以说，集体农庄无论在国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还是在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地位，都大大地削弱了。用当时苏联政府上层的评论来说，“集体农庄制度基本崩溃了”。[27]农民对于集体农庄也不抱有太多的期望，甚至希望能解散集体农庄。在1943年库尔干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给联共（布）州委书记的报告中，专门汇报了关于集体农庄中散布的近期将解散集体农庄的传言。人们认为解散农庄主要来自于国际的压力，传言美英提出解散集体农庄、开放教堂等几项要求，苏联如果能够完成，那么美英将迅速开辟第二战场。许多农民相信不久后集体农庄将会被解散，牲口、土地将分发给各个农户，以后播种、生产将由农户自己经营。农民们对于解散集体农庄满怀期待，认为解散集体农庄后，“我们将有足够的粮食，边远地区粮食储藏站里有很多粮食，到时将分发给个人”，生活将“回到从前”，“将变得更加幸福”。[28] 个人经济以及集体农庄市场在加强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方面的突出作用，显然也引起了苏联政府的重视。在艰苦的形势下，政府竭力挖掘每一分可以动员的力量，一方面加强集体农庄的纪律，增加劳动时间和交售任务，另一方面又开始鼓励发展集体农庄市场，这些都间接地促进了农民个人经济的发展。1943年斯维尔德洛夫州统计局局长的报告认为，“在战争条件下国家统一供给无法充分保障居民生活的情况下，对于工业城市和地区的居民来说，这（集体农庄市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报告还建议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农户参与集体农庄市场，系统地保障市场定期有组织的开放。[29] 战争时期苏联农业地区个人经济的发展，不仅帮助农民挨过了最艰苦时期，也对维持苏联农业经济运作乃至赢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在饱受破坏的集体农庄体制下，顽强发展的个体经济大有“破茧而出”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苏联领导层的注意。出于形势的需要，战争时期苏联政府对于个人经济的发展没有做十分严厉的限制，但一俟战争结束，活跃的个人经济就成为苏联领导人眼中破坏集体农庄制度的不和谐因素。个人经济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在固化而又物资匮乏的票证配给制度下，充分表现了它们的活力。战争结束后，在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苏联领导人不得不直面战争给集体农庄制度带来的冲击，如何实现制度的恢复或重建，成为苏联战后经济发展中的一次重要的抉择。 二 战后初期政府对集体农庄的强化 1945年5月欧洲战事结束，战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在对内对外宣传中，这也成为苏联政治经济制度优越性的直观体现。但除此之外，战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巨大的破坏，苏联恢复经济的任务十分沉重，这在农业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战争夺走了无数苏联人的生命，1941年苏联人口约1.967亿，1945年下降到1.705亿，不考虑战争时期的新出生人口，战争给苏联带来的人口损失达到2600万以上。[30]为支援前线，大量的农村居民应征入伍，4年中苏联农村人口减少了1390万，其中大部分是适龄劳动人口，根据专家估算，战争结束时农村的适龄劳动人口比战前下降了37.2%。[31]战争结束后大量军人复员返乡，在全国850万复员的适龄劳动男子中约2/3来自农村。复员军人补充了农村的劳动人口，但由于战争伤残、留在城里拒绝返乡、返乡男子入城打工等各种具体因素的存在，“战时应征入伍的集体农庄成员并没有给农村劳动力带来实质性的补充，因此1945年底农村集体农庄中适龄劳动人口明显地少于战前”。[32]农业机械的缺乏是战后农业恢复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难题。战争时期大量农业机械都被征调用于军事用途，许多农机生产厂也改为军用，农业机械数量以及生产能力都大大下降了。以拖拉机为例，1945年战争结束时，农村使用的拖拉机按功率计算只相当于战前水平的58.7%。[33]劳动力和农业机械的缺乏使战后农业生产远远低于战前水平，恢复农业的任务十分艰巨。 不仅农业生产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农村经济制度——集体农庄制在战争中也受到巨大冲击。战争对集体农庄制度的破坏，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战争初期德国侵占了大片苏联领土，在占领区强令解散集体农庄；另一方面是个人经济在战时的发展以及集体农庄自身无法满足国家与农民二者的经济需要，导致集体农庄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大为削弱，乃至在广大农民中表现出来的解散农庄的愿望不断增强。 因此，战后的农业恢复，并不单纯是提高产量的问题，需要关心的还有建立什么样的农业制度的问题。然而，受到意识形态和传统经济理念的影响，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过多考虑，不假思索地选择了重建和强化集体农庄制度的政策。 1943年开始，苏联的战场形势逐渐好转不断收复失地，也是从这一年开始，苏联着手在解放区恢复集体农庄制度。1943年1月23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公布了“关于在从德国法西斯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地区恢复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的措施”的决议。为了迅速建立机器拖拉机站，不仅归还战争初期撤退到后方地区的农业机械，而且责令各军事部门归还部分征用的农机器械。抽调3万左右的农业干部支援被解放地区，并对返乡的人员予以经济上的补助。涉及各地区的工作由地区党委第一书记负责，全盘工作由农业人民委员每5天向中央汇报一次。[34]这一决议充分体现了苏联领导人在解放区恢复集体农庄制度的迫切心情。同年8月，苏联公布了恢复被解放地区经济的决议，细致全面地落实了恢复集体农庄制度的各项措施。[35]至1945年年底，原被占领区的集体农庄基本上得到恢复，而机器拖拉机站的数量在1944年已经超过了1940年水平（具体数字见表7）。[36] 表7 战争期间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数量变化 随着战争的结束，在享受胜利喜悦的同时，农民也表露出对沉重的生产负担和低下的生活质量的不满，他们期待着战后农村体制和农业生产制度的变革。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农民在1946年6月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在集体农庄劳动就像是给地主干活一样，因为我们被驱赶着去劳动，不给吃的也不给工资。作为诱饵每天给一勺稀菜汤，50克面包，而且不是经常有，为了不饿死，每周给2～3次……”[37]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一位庄员费多罗夫说：“集体农庄里的生活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处在死亡的边缘……应该退出集体农庄。让我们扔下工作各奔东西吧。”[38]在奔萨州，一个叫舒雷根的人说：“一点儿办法没有，除非解散集体农庄。土地荒芜，没有牲畜，谁也不愿劳动……农民讽刺那些对农庄抱幻想的人。”[39]关于解散集体农庄的传闻在农民中广为传播，普斯科夫地区“火花”集体农庄成员们问来到集体农庄的一名区负责人：“是否要立即解散集体农庄？假若没了集体农庄，我们会生活得更好，也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好处。”[40]许多庄员将解散集体农庄的希望寄托在国际盟友的身上。在普斯科夫风传，“在旧金山会议上，建议莫洛托夫同志放弃布尔什维克和集体农庄。莫洛托夫放弃了集体农庄而不想放弃布尔什维克，所以美国向俄罗斯宣战了”。库尔斯克州情报员在报告中指出，集体农庄庄员之间议论着如下内容：“英国和美国向我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或者你们解散集体农庄，或者我们对俄国发动战争；在旧金山，莫洛托夫一开始拒绝消灭集体农庄，后来回来后又同意了；美国人将从飞机上检查，是否真的解散了集体农庄……”[41] 还有一些人在给上层的信件中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关于改革集体农庄的建议。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胜利者”集体农庄主席伊万诺夫在1945年7月议论说：“应当对集体农庄做一些改造，否则会彻底变穷，假若让集体农庄独立自主经营，不干涉它的内部生活，不给任何计划，而只保证向国家上交必要数量的产品，那我们将如数上交。但怎样上交——这是我们的事。我们将少种些地，但种得更好些，那时我们将有粮食，城市也会食品充裕。”[42]此外，一些农民也提出关于减免赋税、扩大宅旁园地等改革建议。 然而，政府并没有对集体农庄制度作出任何实质性的改革，相反却采取措施加强和巩固原有的农业制度。战后初期，苏联政府强化集体农庄制度的做法，一方面是在组织上建立新的农业机构，加强对农业生产收购等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是采取严厉措施，惩罚庄员破坏劳动合作章程的行为。 为加强对农业的管理，1946年10月成立了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决议规定：“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在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可有自己的代表，作为中央的检查员，他们不受地方当局的领导。”[43]这一委员会的建立，使中央政府得以更加准确、有效地监察和管理地方农业经济的各项工作。 1946年苏联粮食收购计划完成得很不理想，当年收购到谷类作物只有1750万吨，比1945年少了250万吨，只完成了收购计划的76.9%。[44]粮食收购工作的不顺利，主要是因为该年苏联主要产粮区遭到旱灾侵袭，收成大受影响。为改善农业收购工作状况，苏联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监督。联共（布）中央于1947年2月通过决议，在机械拖拉机站设置了政治副站长职位。党组织挑选了数千名具有丰富的党的活动经验的共产党员担任这一工作，并给农村政治副站长提出了具体的任务。“如果农庄事务搞得不好，没有完成合同义务，就必须要求集体农庄领导人加强纪律。如果落后的集体农庄庄员们违反劳动纪律而给集体农庄带来危害，就不能坐视不管，而应该为彻底纠正这些现象作斗争。”[45] 同时，因为1946年粮食收购工作的失败，中央统计局及其地方机构也被指责工作中存在着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46]为改善统计工作，1947年又成立了苏联国家计委国家产量确定监察总局，在地方上，成立了420个州监察局，每个局平均管8～10个地区。新监察机构被赋予重要的作用，当年3月18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批准苏军复员的一批政工人员为区际产量确定监察员。他们在工作中独立于地方组织，后者不能干涉他们的活动。[47] 从战后初期农业机构调整可以看出，苏联政府在加强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十分注重贯彻劳动组合章程、完善收购工作等，尤其是削弱了地方政府在农业工作中的地位，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农业事务的直接控制，从而保证政府在农业方面的各项要求得到彻底实施。 从组织机构上完善的同时，苏联政府也开始对旷工、未完成缴纳任务、盗窃等所有违反劳动纪律、未完成劳动义务的行为处以严苛的惩罚。苏联领导人决定以高压手段挽救战争时期濒临解体的集体农庄制度，从而完成农业经济由战时向和平时期的过渡。 战争结束后，饱受战争创伤的农民并没有得到休养的机会。1945年10月，义务交售和税收扩大到以前享受优惠待遇的所有居民，而根据苏联征购部的命令，阵亡烈士家属农户和其他人一样也必须向国家交售粮食。1946年苏联政府出台决议，提高了义务交售的标准，增加了1948年、1952年的农业税标准。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有所减轻，与此同时，他们从集体农庄社会劳动中获得的工资却十分微薄。1946年全苏联75.8%的集体农庄每个工作日只发给不到1公斤的粮食。而7.7%的集体农庄则完全不支付任何粮食。在俄罗斯联邦，13.2%的集体农庄不给自己农庄的农民提供粮食。[48]本就负担沉重的俄国农民，1946年又遭逢旱灾，可谓雪上加霜，饥荒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蔓延。在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旷工和盗窃的行为在农村不断发生。 为打击这些行为，战后苏联政府相继出台了多个相关决议。1946年7月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共同发布了《关于确保粮食完好无损、不允许浪费、侵吞、糟蹋粮食的措施》的决议，9月出台了《关于消除集体农庄中违反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现象的措施》，10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保障国家粮食不受损失》的决议，1947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关于盗窃国家和社会财产的刑事责任》的法令等。这些法令决议并不包含任何在制度上完善和改善的内容，只是不断加大对于农村地区的监管，并调整对违反劳动组合章程现象的惩罚力度。[49] 集体农庄管理缺乏民主，行政管理人员编制过多，不正确支付劳动日报酬等，是劳动组合章程在集体农庄中遭到破坏的主要现象之一，而这一现象主要涉及的是集体农庄的管理者。集体农庄的领导者，尤其是农庄主席，既是由农村居民“选举”产生的首脑，又是“专横独断的官僚”，他作为农庄首脑对农民生活有着重要影响，作为“官僚”又是政府意志的基层执行者，因此对于农庄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战后为强化对农村的管理，苏联领导者也将监管惩治的矛头指向了这一阶层。在1946年9月的决议中，决定对于庞大的农庄行政人员进行精简，对于农庄管理者的行为进行监督。[50]随后，裁减了45.6万名闲职工作人员，还有18.2万名与集体农庄没有联系的人，被取消依照劳动日支付工资。[51]行政人员的精简，使得集体农庄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劳动日支付大为减少。例如在普斯科夫州由行政机关和服务性职工所完成的劳动日的百分比在1946年占14.5%，到1948年减至7.9%。[52]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集体农庄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支付给在田间劳作的普通庄员。在裁减冗员的同时，集体农庄领导者在执行国家计划中的效率也受到严苛的纠察，许多主席因未完成年度计划或其他过失，经常被追究刑事责任。1946年上半年，全国有3322名农庄主席遭到起诉，下半年遭到起诉的竟达6189人。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法律处主任苏里达科夫在报告中指出，“检察机关在对待农庄主席的刑事处分上，态度常常表现得过分严厉，有时只为损失些许利益或非故意行为，便将之关入牢房。”[53] 严格限制宅旁地面积，打击侵占公有土地行为，是另一项重要举措。如前所述，个人经济的发展是农民生存的保障，但同时也是威胁集体农庄制度的重要因素。抑制农庄庄员个人经济的发展，严格限定宅旁地面积，是苏联在农业经济中一贯政策的延续，只是在战后初期显得尤为突出和迫切。1947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22.2万个集体农庄中的19.8万个农庄重新丈量了公有土地和宅旁园地，查出侵占集体农庄土地的事件225.2万起，查出侵占公有土地470万公顷。清查出来的被侵占的公有土地全部没收，归还集体农庄。[54] 打击盗窃、侵吞公有财产犯罪是战后法令的另一个重点。根据1947年6月的法令，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将被处以在劳改营监禁5～8年[55]，而侵吞或挪用公有财产则依照1932年法律处以10年以上监禁。以1947年下半年为例，在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农村地区，以盗窃公有财产罪共审判了13044人，其中71.4%为农庄普通社员，案件性质多为盗窃粮食。在所有被审判者中，40%被判处8年监禁，32.4%判处8～10年监禁，19.4%的人判处10～15年监禁。在地方上，对于盗窃罪的起诉和审理过程十分草率，量刑往往过重。例如，巴什基尔共和国的一位69岁农民被判处劳改5年，而罪名成立的根据只是在搜查中发现他家里的黑麦同农庄的黑麦十分相似，而总重才2.5公斤。[56]苏联的司法部门本身纪律涣散，执法粗暴且不近人情。1946年8月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女庄员叶夫多基莫娃给《社会主义农业报》编辑部的信中为其丈夫叫屈，并描述了这次审判的过程。在原定的审判开始后，法官、检察官、辩护人都喝得酩酊大醉，有的是在别人的搀扶下才得以入场，有的则因醉酒而无法按时参加审判，而所有案件都是在这个“酗酒的法庭”中进行的。后来这封信辗转被送交到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手中，在日丹诺夫的指示下，地方党委才对案件及其审理过程进行了重新调查，并对酗酒的司法人员进行了处理。此外，这个案件值得关注的是，叶夫多基莫娃在信中所提到的因盗窃56公斤粮食而被起诉的庄员（她的丈夫），两年中一直没有得到劳动日工资，集体农庄欠他1044公斤粮食。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的报告也承认，“如果这些粮食早一点发放的话，叶夫多基莫夫的犯罪是可以避免的”。[57]类似因为饥饿而盗窃，进而遭到不合理审判的例子在当时屡见不鲜，但只有部分案件能得到申诉机会并获得重判。 战后强化集体农庄制度的各项举措，其作用归根结底就是通过严厉的镇压手段使农业生产者在极端疲惫的情况下，仍被迫最大限度地完成国家计划。在战后的农业方面，苏联领导人选择了与民众意愿相背离的政策，其中的原因，一是受到意识形态的传统束缚，斯大林和苏共干部已经习惯于集体经济和“贡赋”理论；二是战后的工业恢复同样需要投资，特别是重工业的生产发展，核武器的开发研制，以及一度希望发展的轻工业，所有这些都需要资金。因此，亟待休养生息的农业再一次作出了牺牲。而对于农民（其实也包括城市居民，他们同样在饥饿的威胁下高负荷工作）来说，这种牺牲不是第一次，更不是最后一次。在经历了饥荒之后，他们又将面临另一次个人财富的被掠夺。 三 货币改革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战后面临的国家重建，特别是经济的恢复和调整，对苏联政府来讲，其重负丝毫不亚于应付战争。究其实质来说，不仅仅是恢复和发展被战争破坏了的国家经济，更重要的是调整经济结构，使之适应战后苏联国家发展的需要，这种特点在1947年货币改革与取消票证配给制度中表现得极为明显。[58]不幸的是，在这次重大的政策调整中，农业经济的发展被置于最底层，而不得不再次担负起缴纳“贡赋”的重任。 通过提高税收、增收战争税、发行国债等途径，苏联政府在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战争结束后，战时的非常收入手段就不得不取消。战后为应对新的国际形势，苏联的国内政策也相应调整，由于倾力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苏联的国家预算支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苏联1940年的预算支出为1743亿卢布，1945年为2986亿卢布，1946年增加到3075亿卢布，之后几年又不断增加，1950年是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国家预算支出达到了5395亿卢布。[59]如此看来，如何调整财政政策、增加国家预算收入就成为政府在战后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此外，战争期间，苏联在城市地区实行了票证配给制度（农业地区部分人口享受配给待遇），但在商品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国家无法完全保证各类粮食产品的供应。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市场对于保证城市居民生活方面的作用就变得十分突出，市场因素在人民生活中活跃起来。1944年国家开始了议价商品贸易，苏联国内商品的价格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因此在战争时期政府根本无法有力地调控国内贸易的发展，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如何限制市场因素的发展，加强对于国内贸易的计划控制，是战后重建的一个重要任务。在市场因素的刺激下，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的个人经济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农民因为战时市场粮食商品价格的飞涨集聚了不少货币，收入结构的变化也使农民对于集体农庄的依赖以及参加集体劳动的热情大大降低。从这一点来看，其结果既是对集体农庄制度稳定性的极大威胁，也是对苏联战前的经济体制的巨大冲击。因此，战争刚刚结束，关于货币改革的建议便纷至沓来。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进行货币改革的建议有一部分来自下层群众。从他们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战时一部分人通过市场积攒一定的财富，但这在大多数人眼中被视为是一种投机行为，所以人们建议通过改革对这种情况加以纠正。例如在1946年一封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幼儿园经理和厨师在战争期间通过克扣儿童口粮获取了上万卢布。[60]在另一封信中提到，战争时期国内出现了上百个百万富翁，他们把钱藏在家里而不是放入银行，使得这些钱无法为国家所用。[61] 苏联上层对于进行战后货币改革的筹划或许可以追溯到更早。兹韦列夫在1938～1960年间长期负责苏联的财政工作，货币改革就是在其任内进行的。[62]根据兹韦列夫的回忆，1943年底斯大林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讨论了战争中财政问题，也提及了战后进行财政改革的相关问题。斯大林向兹韦列夫提出了改革的几项原则：“要使苏联的财政基础比战前更加巩固；总支出必然增长和国家预算的逐年增加，要求财政机构有能力在几年中适应变化的形势；恢复国民经济的艰难状况要求苏联国民进一步作出牺牲，但要使他们相信，这是最后一次牺牲。”[63]回忆录中还记述说，兹韦列夫在1944年曾就货币改革问题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过一次报告，并提出了详细的计划和措施，但出于保密原因，这次报告并没有形成文字记录，会后兹韦列夫专门调集三名专家进行货币改革的筹备工作。[64]货币改革时兹韦列夫就任财政部长，参与了从筹备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回忆录本应是最为重要的口述史材料，但有学者怀疑回忆录为了夸大作者本人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而将货币改革筹备的时间提前了。[65] 从档案文献来看，关于货币改革的文件最早出现在1946年初。1月8日兹韦列夫向斯大林提交了题为《战争时期的预算和货币流通及必要措施》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兹韦列夫指出，如果说战争时期巨大的开支“很大程度上被来自居民的收入所掩盖”，那么在战后国家预算就失去了这个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是战争结束后，国家预算支出“几乎没有缩减”。为了解决现实面临的财政问题，兹韦列夫建议依靠贸易流通税来作为国家预算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因此，报告建议发展纺织工业，恢复和发展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为了积聚战后恢复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兹韦列夫主张夺取“居民中个别阶层在战时通过临时性收入所得的货币积累”，即通过实行货币改革来达到这一目的。报告建议委托苏联财政部、国家银行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在3个月内制定相关实施建议，并确定新币的样式准备投入生产。斯大林看过报告后，批示：“转送贝利亚、沃兹涅辛斯基和马林科夫同志阅，希望在五年计划中充分考虑到兹韦列夫同志关于扩大市场贸易资源、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建议。”[66] 兹韦列夫在报告中提出的依靠流通税作为国家预算收入主要来源的主张，沿袭了苏联传统的财政政策方针，战前的1940年贸易流通税占国家预算收入的58.77%，战争时期由于大量临时性收入的增加，流通税占国家预算收入的比例降至40.76%，而1946年又恢复到58.67%。鉴于1946年的预算收入从1940年的1802亿卢布增加到了3254亿卢布，对于刚刚遭受战火荼毒的苏联人民来说，其负担之巨可想而知。苏联领导者在制定恢复发展经济的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方针时，考虑的是在国民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通过国内的二次分配增加国家预算收入，这实质上就是将国家经济发展的负担转嫁到人民身上。这一方针在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在了解了战争前后国家预算历年状况，了解了苏联财政政策的实质后，也就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兹韦列夫在报告中为什么建议发展纺织工业和其他消费品工业，并且得到斯大林的认可。 既然将贸易流通税作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就需要改善商品流通环境，扩大商品流通量，从而增加贸易额。票证配给制度越来越无法完成这一财政方针，这也使得取消票证配给制成为战后经济改革的必然的组成部分，这在后面还会述及。 如果说增加流通税是关于战后财政改革这一长期任务所提出的方针的话，那么货币改革就是夺取居民的财富，减轻国家债务负担的一个立竿见影的短期行为。 从斯大林的批示中可以看出，货币改革问题并没有引起领袖的关注。很可能，一方面是因为货币改革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是一个秘密而敏感的问题，在具体方案出台之前，斯大林暂时不便表态；另一方面，1946年初经济工作的重点集中在制订战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上，所以斯大林并没有把货币改革作为主要工作任务，交给内务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人加以讨论。 1946年6月，兹韦列夫向斯大林提交了关于进行货币改革的决议草案，在这里兹韦列夫第一次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货币改革计划。兹韦列夫建议在1947年第四季度实行改革，旧式货币的1卢布折合新式货币的20戈比，也就是说旧币以5：1的比率兑换成新币，同时兑换国债。在实行改革之前，停止提高工人工资和农产品收购价格。在兑换货币的同时，按指定的比率兑换居民在银行中的存款。[67] 在制订改革计划过程中，关于新旧货币兑换的比率、兑换方式等问题，提出过不同的方案。除上面提及的5：1的方案外，还提出过1：1的兑换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居民可以按票面价格兑换新币，但同时规定了兑换的限额。工人、职员、退休者、奖助学金获得者不许超过半个月的工资，农民为每户1000卢布，集体农庄庄员每人800卢布。据统计，如果依照这种兑换方式进行兑换，可以从500亿～600亿卢布流通货币中抽取100亿～150亿卢布。由于各地各阶层所持有的货币数目差异较大，这样的兑换方式必然会使部分人损失巨大。此外，关于兑换方式还提出过新旧货币同时流通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发行新币之后，旧币仍可用于购买商品，国家通过出售商品、接受存款等方式吸纳旧币，以这种方式逐渐完成货币兑换。[68] 这时，斯大林开始重视货币改革了。面对各种改革建议，斯大林最终采用了以10：1的比率兑换新币的方案。1947年5月27日，根据中央政治局决议成立了货币改革委员会，参与委员会的国家领导人还有莫洛托夫、沃兹涅辛斯基、日丹诺夫、米高扬、马林科夫、柯西金等人。1947年12月14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出台了“关于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食品和工业品配给制”的决议。决议规定：自1947年12月16日发行新货币，即1947年的卢布。一切现金除辅币外一律进行兑换。辅币不进行兑换，并按票面价值继续使用。苏联全境的兑换货币时间为一周，即12月16～22日（含22日）；边远地区的兑换货币时间为两周，即12月16～29日（含29日）。流通中现有现金兑换新币的比例，为旧币10卢布换1947年新币1卢布。在规定期限内未予兑换的旧币，一律作废并失去其支付能力。在发行1947年货币的同时，苏联各储金局和国家银行将对居民的存款进行重新核算。存款核算的原则是，少于3000卢布的存款按1：1进行兑换；存款在1万卢布以内，其中3000卢布按1：1兑换，其余部分按3：2的比率进行兑换；存款超过1万，其中的1万存款按上面的条款核算，超出部分按2：1兑换。此外，决议还规定了对公债进行兑换的原则以及关于废除配给制度实行统一零售价格的相关规定。[69] 苏联政府给人民更换货币的时间仅为一周。即使如此，在改革开始两天后，12月18日，为了尽量减少旧币的使用，部长会议通过决议，自12月18日始在商店、货运以及使用公共设施都必须以新币作为支付手段。同一天，财政部发布第1009号法令，货币兑换点减少了1/3，工作时间也缩短了。这样的规定，事实上大大减少了居民兑换货币的时间，使得居民手中的货币无法及时兑换而滞留手中。[70] 根据国家银行的粗略统计，1947年6月流通中的现金总量约为659亿卢布，改革前约为634亿卢布[71]，而实际上只有372亿卢布旧币得到兑换，其中有146亿卢布在城市兑换点兑换，132亿卢布在农村兑换点兑换，有9亿是通过商品销售单位完成兑换。[72]到货币改革之前流通的货币总量中，有40亿～60亿卢布在战争中消失而没有进行兑换。计算下来，只有不足70%的货币得到正常兑换。而余下的30%的货币中，部分是通过个人的非法手段转为存款，其余则留在居民手中而失去作用。货币兑换之后，根据苏联国家银行的统计，居民手中共留有约40亿卢布，而1947年底发行的新币总量约为144亿卢布。[73]此后又发行了大量纸币，1948年1～8月间流通中的货币量从140亿增加到了258.5亿卢布，增幅达45.8%之多。[74]通过兑换货币，苏联政府达到了缩减流通中货币量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上述措施，居民的货币没有得到充分兑换，继而增发的货币又使居民的货币迅速贬值，居民手中所持有的货币量相对的大大减少了，政府成功地没收了居民在战争时期通过“不正当手段”积累起来的财富。 根据12月14日决议，1948年5～8月对以往发行的国家公债进行兑换。战争期间为增加预算收入，国家发行了大量战争公债，1941年1月国家所负担的公债总额为542亿卢布，而到1948年兑换公债之前，则增长到了1879亿卢布。通过变更公债条款降低公债收益率以及兑换公债，国家的公债总数在1948年9月降为865亿卢布。国家的债务负担极大地减轻了，因而支付公债的国家预算支出也大大减少了，根据估算，1948～1955年间国家用于支付公债的支出将节省545.69亿卢布。[75] 此外，通过重新核定银行存款，苏联居民的银行存款从186亿卢布下降到150亿卢布，通过核定集体农庄账目（由59亿卢布下降到47亿卢布）和合作社组织账目（由78亿卢布下降到62亿卢布），国家在这些改革举措的实行中都获得了大量实质性收益。 1947年货币改革是政府经过长期准备的经济改革举措，是苏联战后经济重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这次改革政府收到了预期的诸多成效。首先，通过货币兑换，增加了货币的购买力，维护了经济的稳定。其次，改革使政府的债务负担大量减少，在夺取居民在战争时期积累的财富之后，也为苏联战后发展军事重工业积累了资金。货币改革为取消票证配给制度奠定了基础，实行国家统一零售价格后，商业贸易被有效地控制在国家集中管理之下，在战争中一度活跃的市场因素受到很大的抑制。 由于货币改革“直接关系到国民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必须全面考虑到各种经济政治因素”，所以一直都是在保密情况下进行准备工作。1946年在国内关于改革的要求最强烈的时候，苏联政府以国内一些地区发生旱灾国家粮食资源减少为由，宣布将货币改革推迟到1947年。[76]1947年11月下旬即将进行货币改革的传言在苏联居民中开始流传，根据内务部的调查，关于货币改革的消息最早是由财政部门工作人员泄露的。在莫斯科风传将以10：1的比例兑换新币，而在列宁格勒则传言兑换的比率将是新旧货币以2：1的比率兑换，甚至有取消货币不进行兑换的说法。关于将取消票证配给制度实行统一价格的消息也不胫而走。改革的传言在居民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77] 由于面临货币兑换、物价提高的情况，居民纷纷从银行中提取存款用以购物保值。从11月28日开始，各地的储蓄所取款的人不断增加，许多地方都排起了数百人的长队。在莫斯科，“如果在平时全城的储蓄所每天支付给储户500万～700万卢布，那么11月28日竟支付了2500万卢布，而且有1800个账户的存款被提空了。这一天各储蓄所收到的存款只有1500万卢布。根据初步数据，11月29日19点前储蓄所向储户支付了5000万卢布。隶属于莫斯科邮政总局的第58储蓄所平时每天提款约80万卢布，而在11月28日这个储蓄所支付了147.9万卢布，11月29日则为250万卢布。”[78]在列宁格勒同样出现了储户大量提现的情况，“11月最后5天里储蓄所共存入了7200万卢布，而提出的存款达1.14亿卢布”。[79] 大量提款的同时伴随着购物的狂潮。“11月25日前莫斯科商品收购机关下的商店每天平均销售额为220万～250万卢布，11月28日的销售额达到740万卢布，而29日16点之前就超过了1300万卢布。”许多贵重物品以前无人问津，但此时销售量大增，以致许多商品脱销。“11月29日将近中午时，中央百货商店的毛皮制品已经销售一空。首饰钟表部所有手表和首饰、音乐部的所有钢琴、运动狩猎器具部的猎枪以及自行车、摩托车都被买光。装潢部平时每天出售2～3张地毯，11月29日售出了60张。11月26日前，中央百货商店平均每天卖2～3张玄狐皮，11月27日和28日卖出了100张，而11月29日一个小时中就卖出了剩下的13张。”[80] 苏联商业部门在市场出现混乱后不久，就对抢购现象作出反应。“从11月30日起，莫斯科市内购买者对于适合于长期保存的食品（熏肠、干酪、干咸鱼、罐头食品、油、糖果、茶、糖等）的需求增加了。有鉴于此，根据莫斯科食品商店管理总局的指示，从11月30日晨开始，这些商品在所有商店都停止销售”。“12月1日这一系统的商店因为假日而停业。只有第5和第19两个商店营业，这两个商店中商品的出售规定了限额，例如油每人只能购买100克……珠宝贸易管理局辖下的11家商店中从12月1日开始只有3家还在营业。剩余9家都进行停业盘点。”[81] 11月底出现的银行挤兑、抢购商品的情况，充分表现了普通民众对于改革的担心。由于不清楚改革的具体措施，人们希望以购物的方式守护财产。而为数很少的一部分消息灵通者，在很早便知晓货币改革中核定存款方式，先提走大量存款（3万～5万卢布或者更多），其后又将这些钱拆分成更小的份额以多个户头的方式存到了其他储蓄所。[82]随着改革措施临近，居民反应也发生了变化。“各地储蓄所中的存款开始急剧增长”，莫斯科地区的储蓄所在12月的第一周存款量为135.4万卢布，而在接下来的一周，也就是改革开始的前一周，存款总量迅速增加到5126.2万卢布。“如此剧烈变化以及存款的小额化趋势证明，民众已经比较准确的知道了货币兑换的规则”。[83] 12月14日改革决议公布后，民众的反应不尽相同。有些人盛赞改革，认为货币改革与取消票证配给制度是政府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状况的举措，但也有人抱怨物价提高后，生活水平受到影响。对于更换货币，部分人认为这样可以严重打击那些通过投机积攒大量财富的人，因此表示拥护，但很多人对于现金和存款兑换标准不同感到不满。一位居民在给财政部长的信中抱怨，他有3000卢布在手中，他的邻居将3万卢布存在银行，货币兑换开始后，他仅仅得到300卢布，而他的邻居损失却很小。[84]另一位居民气愤地表示，“部长会议到底知不知道，在现有的生活条件下，除了那些投机商、贪污分子、小偷、形形色色的盗用国家公款的人以外，大多数普通居民很少有机会能在储蓄所存放自己的‘资本’。”[85]人们在惊讶于手中的钞票变少时，更对将钱分成多个小额户头存储的现象表示不满，并希望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情况。 取消票证制度是与货币改革同时进行的商品供应体制改革，这项改革从筹划到实施都是与货币改革同时进行、紧密相连的。战后初年，在酝酿货币改革的同时，苏联领导人也同时计划着取消票证制度，恢复统一的零售价格。1946年5月成立了关于取消票证配给制度的改革委员会，米高扬、沃兹涅辛斯基、兹韦列夫等都是其中成员，而他们也都是货币改革的重要参与者。1947年12月14日取消食品和工业品配给制度与货币改革同时公布实行。根据这一决议，同年12月16日起，废除票证配给制度，取消原配给制度下的议价贸易，实行国家统一的零售价格。在统一物价的同时，对主要粮食商品实行不同幅度的降价，例如面包价格比原配给价格下降了12%，通心粉价格下降了10%。统一零售价格与降低物价政策，不适用于集体农庄市场及合作社贸易。[86] 在取消票证配给制度、实行统一零售价格之后，在1949年3月、1950年3月相继进行了两次全国性的降价。[87]随着国营贸易价格的下降，集体农庄市场价格也不断下降，具体如表8。 表8 货币改革后与居民生活相关的商品零售价格的变动情况（年度平均价格，以1940年价格为100） 在苏联政府的宣传中，降价政策被认为是给居民带来了巨大物质利益，是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体现，然而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这里主要讨论财政改革对农村和农民产生影响的情况。在战争结束后，虽然取消了战争税，但农民的纳税负担并没有减轻，因为农业税的税额增加了。与战前一样，出售个人经济产品是农民家庭获得货币收入的主要途径，但货币改革之后，农民在市场上获得的收入明显减少了。根据1947年12月14日决议中规定，食品类价格普遍比原配给价格低，而工业品的统一价格规定得略高于配给低价，而比原议价价格平均降低了2/3。[88]这就促成了表8所展示的价格走势，即粮食产品价格下降的幅度远远大于工业品价格下降的幅度。这一“剪刀差”的特点意味着，农民不得不出售更多的粮食才能换得日常所需的工业制品。这一趋势在农庄市场的贸易量上有明显表现，此处列举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集体农庄市场商品流通总量在货币改革前后的变化为证。 表9 1947～1948年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集体农庄市场农产品出售量变化 从表9可以看出，在货币改革之后，该州的农庄市场上出售的主要粮食产品数量均有增加，但是由于市场价格的下降，农民在市场上的收入却相对减少了（见表10）。 表10 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集体农庄农民货币收入（卢布/100人） 表10展示了货币改革前后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总体上看，个人经济仍然是家庭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在市场上出售粮食或其他产品的收入远大于参加社会劳动以及交售农产品的收入，这是与战前、战时的特点相同的。但是比较明显的变化是，货币改革前后，农民来自于社会生产、来自于国家的收入稳定增长，而来自于市场的收入却明显下降。这一收入结构的变化是由降价政策直接导致的，这种收入结构的变化，使个人经济在农民生活中的作用削弱了，也使农民更加依赖于集体农庄。 货币改革、取消票证配给制、降低物价，通过这一系列政策，苏联政府彻底改造了国内的商品供应及流通体制，完成了由战时定量供应向国家统一零售价格的自由贸易的过渡。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后贸易体制的改革是建立在对农民掠夺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在新的贸易体制中，农民仍然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市场虽然开放了，但是由于实行不断降低的国家统一价格，市场已经被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中。而工业制品和农产品的价格差距逐渐拉大的价格差，则使市场成为剥削农民用以维系低廉零售价格的贸易体制的重要一环。市场之于农民作用的变化，严重地削弱了个人经济在农民生活中的作用。经过这一系列改革，将农民束缚在集体农庄中的绳索再一次被勒紧了。如果说用镇压与惩治的手段加强农村纪律是采用行政的手段强化集体农庄制度的话，那么以货币改革为发端的贸易制度的变革，则是从经济层面稳固了集体农庄制度。 通过上述三个问题的探讨可以看出，在战后恢复中，苏联政府并没有顺应下层民众关于改善生活质量的要求，而是更加关注如何消弭战争引起的社会松动，如何使经济制度更加有效地完成不断提高的年度计划。这样的政策导向，既不适应已有的经济现状，也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在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后，农业生产的大多数指标都没有达到计划要求，更没有超过战前1940年的水平。这种情况也引起了苏联领导层的关注，50年代初，上层领导开始酝酿对农业生产进行进一步的改革。
[1] 苏联时期的作品，诸如Арутюнян Ю. Сосет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годы Велий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Москва：Наука，1970；Вылцан М.А. и т.д.（ред.）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крестьянства3.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наканунеивгоды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38-1945. 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7。尽管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却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了一批利用新公布档案的著作，如Попов В.П.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46-1953 гг. Москва-Тамбов：ТГТУ，2000；Белоусов 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XX век. Книга 4.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в условиях“горячей”и“холодной”войн. Москва：ИздАТ，2004；Зима В.Ф.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46-1947 годов.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ИРИ РАН，1996；Вербицкая О.М.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в 1939-1959 гг.，Москва：ИРИ РАН，2002；Чуднов И.А. Денежная реформа 1947 г.，Кемерово：ГУ КузГТУ，2002。 [2] 如Попов В.П.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после войны（1945-1953）：Сб.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Проместей，1993；Колхозная жизнь на Урале 1935-1953. 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6；Зубкова Е.Ю. и т.д.（сост.）Советская жизнь，1945-1953，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有关俄国档案的中译本，可见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 相关的研究参见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4]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 Война и общество，1941-1945：В 2-х кн.Кн. 2. 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4，с.51. [5] 《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译，人民出版社，1977，第2～3页。 [6] 参见Попов В.П.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46-1953 гг. Москва-Тамбов：ТГТУ，2000，с.161。 [7]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накануне и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овенной войны（1938-1945）. 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7. Т.3，с.147. [8] Но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Москва：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1990，с.91-93. [9] Белоусов 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с.243. [10]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 Война и общество，1941-1945，с.64-65. [11]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с.238. [12]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项决议，并不仅仅是战争时期的临时性措施，在战后仍保留下来。 [13] Но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с.91-93. [14] 参见Вылцан М.А. и т.д.（ред.）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3.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накануне и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38-1945. 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7，с.353。 [15]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 Война и общество，1941-1945，с.54-55. [16] Попов В.П. Паспортная система в СССР（1932-1976 гг.）//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95，№8，с.3-8. [17] I.V.Karasev，“The Re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e in Pskov Oblast’ 1945-1953”，Soviet Studies，1991，Vol.43，№.2，p.303. [18]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 Война и общество，1941-1945，с.63-64. [19] Зинич М，Будни военного лихолетья. 1941-1945，с.75. [20]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с.360. [21] 乔木森：《苏联的集体农庄市场》，《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1983年第3期，第19页。 [22] Достиж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за 40 лет в цифрах. Москва：Госстатиздат，1957，с.338. [23] 统计数字来源：Но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с.185。 [24] 《贝利亚就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食品短缺给斯大林等人的报告》，1944年10月14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9卷，第735～736页。 [25] Белоусов 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с.252. [26] Попов В.П. Сталин и проблем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после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1946-1953），Москва：Изд-во РАГС，2002，с.38. [27]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 Война и общество，1941-1945，с.55-59. [28] ГАОПДКО（库尔干州社会政治运动国家档案馆），ф.166，оп.1，д.162，л.44-47，Колхозная жизнь на Урале 1935-1953，с.425-428。 [29] ЦДООСО（斯维尔德洛夫州社会组织文献中心），ф.4，оп.38，д.227，л.144-149，Колхозная жизнь на Урале 1935-1953，с.532。 [30] Белоусов 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я истроия россии，с.218. [31]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с.346. [32] Белоусов 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я истроия россии，с.351. [33]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Велй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941-1945 гг.，Москва：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v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ентр，1990，с.121. [34]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第100～105页。 [35]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三卷，第151～200页。 [36]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Велий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941-1945 гг.，с.139-140. [37] РГАСПИ（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ф.17，оп.121，д.547，л.14-15。引自Зубкова 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с.62。 [38] РГАСПИ，ф.17，оп.117，д.528，л.121. 引自Зубкова 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с.63。 [39] 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17，оп.88，д.469，л.140。引自Аксютин Ю. Почему Сталин дальнейше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с союзниками после победы предпочел конфронтацию с ним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Ин-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1995，с.55。 [40] РГАСПИ，ф.17，оп.122，д.122，л.28。引自Зубкова 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с.62。 [41] РГАСПИ，ф.17，оп.122，д.122，л.29。引自Зубкова 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с.63。 [42] РГАСПИ，ф.17，оп.117，д.528，л.120。引自Зубкова 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с.63。 [43] 《关于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1946年10月8日），引自《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三卷，第407页。 [44] Белоусов 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с.360. [45] Правда，11 мая，1947. [46] РГАЭ（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ф.1562，оп.329，д.2674，л.35-36。引自Зима В.Ф.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46-1947 годов，с.30。 [47] Правда，2 июня，1947. [48] Вербицкая О.М. Росси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от Сталина к Хрущеву，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2，с.137. [49] 上述决议内容参见О мерах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сохранности хлеба，недопущению его разбазаривания，хищения и порчи（27 июля 1946 г.）// Директивы КПСС 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о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х вопросам. Т.3，1946-1952 годы，Москва：ГИПЛ，1958，с.83-86；О мерах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нарушении устава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артели в колхозах（19 сентября 1946 г.）// Директивы КПСС 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о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х вопросам. Т.3，1946-1952 годы，Москва：ГИПЛ，1958，с.91-97；Об обеспечении сохраннос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хлеба（25 октября 1946 г.）// В резолюциях и решениях съездов，конференций и пленумов ЦК. Т.8，1946-1955，Москва：ГИПЛ，1985，с.76-79；Об уголов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за хищ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имущества（4 июня 1947 г.）// Правда，4 июня，1947。 [50] 《关于消除集体农庄中违反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现象的措施》（1946年9月19日），引自《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三卷，第391～397页。 [51] 安尼西莫夫：《苏联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农业的发展》，中华书局，1953，第122页。 [52] Karasev，The Re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e in Pskov Oblast’ 1945-1953，p.303. [53] ЦГАНХ（国民经济国家中央档案馆），ф.9476，оп.1，д.669，л.91-98，Попов В.П.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после войны（1945-1953），с.25-29. [54] 安尼西莫夫：《苏联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农业的发展》，第122页。 [55] Данилов А.А.，Пыжиков А.В. Рождение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СССР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1，с.134. [56] ЦГАОР（十月革命国家档案中心），ф.9492，оп.1，д.531，л.237-272. Попов В.П. Посси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после войны（1945-1953），с. 29-34。 [57] РГАСПИ，ф.17，оп.117，д.633，л.86-91，Советская жизнь，с. 435-437、439-440. [58] 货币改革与取消票证制度及随后的降价政策紧密相连，共同组成了苏联战后贸易制度的系统改革，本文在重点叙述货币改革的同时，将这三项政策联系起来，探讨它们对苏联农业发展及农民生活所产生的影响。 [59] РГАЭ，ф.1562，оп.41，д.113，л.181-182，Советская жизнь，с.501。1945年数据引自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Велий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941-1945 гг.，с.215。 [60] РГАЭ，ф.7733，оп.31，д.211.л.8-8об，Советская жизнь 1945-1953，с.554. [61] РГАЭ，ф.7733，оп.31，д.211.л.5，Советская жизнь 1945-1953，с.556. [62] 1946年之前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1948年2～12月为副财政部长。 [63] Зверев А.Г. Записки министра. Москва：Изд-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73，с.232-233. [64] 参见Зверев А.Г. Записки министра，с.233。 [65] 参见Попов В.П.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46-1953 гг.，с.82。但由于1943年在战场上取得了转折性胜利，苏联在国内政策上开始着手恢复和发展被占领区经济，在外交上也开始积极安排战后的事务，因此，这时开始考虑战后财政政策的发展乃至货币改革，也是很有可能的。但由于没有确实的档案加以佐证，历史事实如何只能存疑。 [66] Попов В.П. Сталин и проблем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с.37. [67] Попов В.П. Сталин и проблем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с.38-39. [68] Попов В.П.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посл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с.86-87. [69] 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关于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食品和工业品配给制”决议，1947年12月14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三卷，第536～537页。 [70] Чуднов И.А. Дениежная реформа.1947 г.，с.127. [71] Чуднов И.А. Денежная реформа. 1947 г.，с.156-157. [72] Данилов А.А.，Пыжиков А.В. Рождение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СССР，с.107. [73] Фетисов Т.И.（сост.）Премьер известный и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А.Н. Косыгине. Москва：Республика，1997，с.103. [74] Чуднов И.А. Денежная реформа 1947 г.，с.158. [75] РГАЭ，ф.7733，оп.36，д.2532，л.229-220. Советская жизнь 1945-1953，с.543-544. [76] Правда，29 августа，1946. [77] 参见ГАРФ，ф.9401，оп.2，д.171，л.354-359，Советская жизнь 1945-1953，с.567。 [78] ГАР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ф.9401，оп.2，д. 171，л.332-336。 [79] ГАРФ，ф.9401，оп.2，д.171，л.354-359. [80] ГАРФ，ф.9401，оп.2，д.171，л.332-336. [81] ГАРФ，ф.9401，оп.2，д.171，л.354-359。 [82] ГАРФ，ф.9401，оп.2，д.171，л.354-359. [83] Чуднов И.А. Денежная реформа 1947 г.，с.89-91。需要指出的是，从各地存款变化来看各地差异很大，对于信息的把握和反应，大城市居民远比其他地区准确而迅速得多。 [84] РГАЭ，ф.7733，оп.32，д.328.л.7. Советская жизнь 1945-1953，с.575. [85] РГАЭ，ф.7733，оп.32，д.328.л.99-101. Советская жизнь 1945-1953，с.571. [86] 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关于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食品和工业品配给制”决议，1947年12月14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三卷，第536～537页。 [87] 参见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三卷《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60，第635页。 [88] 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关于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食品和工业品配给制”决议，1947年12月14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三卷，第536～537页。 与西方合作：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1944～1947） 华东师范大学 沈志华 关于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国际学术界大体上形成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受到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主导，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侵略性和进攻性，美国的传统学派和新修正学派都持这种看法。[1]另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关注的主要是国家安全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战后苏联国力的衰弱使其对外政策表现出保守性和防御性。[2]笔者对战后苏联外交史的研究结论，总体来说，与后者相同。不过，如何分析和认定这种防御性的外交政策及其发展趋势，研究者之间就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了。笔者认为，从战争结束到1947年初，斯大林对外战略的总体构想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合作，并通过建立和维持势力范围来保证苏联的安全，通过与西方的经济和贸易往来保证苏联的发展。[3]而为了实现这一构想，斯大林通过对共产党的指挥，在苏联的周边国家及其力量所及的地区，推行了一种“联合政府”政策。 其实，斯大林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曾努力推行“联合政府”政策，主张各国通向社会主义应有自己的方式和道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问题在于，这项政策的实施究竟是一种长期的战略构想，还是一种暂时的策略手段？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标志着苏联开始实行冷战政策，并彻底放弃了“联合政府”政策，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问题在于，这里的因果关系究竟是斯大林为了推行冷战而抛弃了“联合政府”政策，还是因为这项政策的破产导致苏联走上了冷战道路？这是冷战史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判断战后苏联对外政策性质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需要对“联合政府”政策提出及实施的过程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梳理。 “联合政府”政策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早在1942年初，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便做出了《关于东欧、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各国战后国家体制安排方案委员会》的决议，要求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首的这个委员会从政治、外交、经济、民族、领土等各方面研究各国状况，并写出有关战后世界安排的综合报告。[4]1943年9月又决定，在外交部属下分别成立以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为主席的和约与战后安排问题委员会、以国防委员会委员伏罗希洛夫为主席的停战问题委员会。[5] 1944年1月10日，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了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报告指出，战后苏联外交的目标是“安全得以保障而和平得以维持”。为此，就必须保持同西方伙伴，首先是同美国和英国的友好关系。报告特别提到，“如果战后初期在欧洲爆发无产阶级革命”，那么苏联与美英的关系“必然会紧张起来”。[6]作为一个以对西方持强硬立场著称的“莫洛托夫派”的年轻外交官，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的看法更具代表性。在7月14日《关于苏美关系问题》的报告中，葛罗米柯在列举了未来苏美关系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后，很严肃地总结说：“尽管可能存在一些困难”，但苏美“两国在战后继续保持合作的必要性也清楚地摆在眼前。在很大程度上，将来的关系是由其本质决定的，而它早已成形，或在战争期间正在成形”。[7]11月15日，李维诺夫委员会又提交了一份有关《苏英合作的前景及可能性的基础》的备忘录。同迈斯基的想法一样，李维诺夫认为，英美的对抗是战后世界的基本特点并将因此为苏美合作提供好的机会。同时，对于必然出现的苏英在欧洲的利益冲突，可能会“迫使英国和我们达成一种协议，而双方只有根据相对接近的原则严格地划分出欧洲安全范围的界线，才能在这一基础上达成协议”。[8] 人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意识形态，不是世界革命，而只有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为此苏联必须与西方合作。正如俄国学者佩恰特诺夫所言：这三位苏联外交官“都希望一种真正的战时联盟的延续——的确，他们认为这是战后苏联维护其利益的先决条件”。他们都认为，美国、英国和苏联可以将世界划分成一些不同的势力范围，而苏联的势力范围“主要是从传统的地缘政治上来考虑的”，并不是那个“很难被西方盟国所接受的苏维埃化模式”。[9] 这些建议和报告，或者迎合了斯大林的意愿，或者为斯大林所接受。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而苏联军队准备大举反攻向欧洲推进之际，1943年5月，斯大林迫不及待地提出立即解散共产国际，目的就是要排除苏联与西方合作的这个“障碍”，“为各国人民将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联合扫清道路”。[10]那年秋天，斯大林甚至作出了改换苏联国歌的决定。人们早已经熟悉的《国际歌》现在不再是国歌而只能作为党歌了。斯大林亲自挑选和修改的歌词，突出了“伟大的罗斯”。[11]这些无疑说明，在表现出一种与西方合作的强烈愿望的同时，战后的斯大林更加偏离了一个世界革命领袖的形象。 葛罗米柯后来回忆说，1944年9月斯大林在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橡树园会议期间，给他下达过明确的指示：苏联赞同把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而不是欧洲，目的就是促使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当时给葛罗米柯的强烈感觉是：“斯大林确确实实期望在战后与西方，特别是美国进行长期的合作”。此外，从与斯大林的多次会谈中，英国外务大臣艾登和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也得出了同样的印象。[12]1945年1月28日，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代表团会谈时强调指出，“资本主义世界被划分成了敌对的两块——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而对于苏联来说，最危险的国家是德国。“资本主义危机主要是由于腐朽和两个敌对阵营的相互削弱，这有助于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我们必须放弃只能通过苏联制度才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胜利的观念。它也可以体现在其他的政治制度里，例如民主制和议会共和制，甚至君主立宪制。”[13]负责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则在一次会议上谈到了战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14]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莫斯科必须减缓在国外宣传和推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15] 上述情况说明，斯大林在战争后期集中考虑的问题是如何继续维持和巩固与西方的同盟关系，其目的不仅是要尽快消灭法西斯，也不仅是考虑到战后苏联国力衰落的现实，而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避免再次使苏联陷入战争的泥沼，保障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发展。[16]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思想的指导下，斯大林在战争后期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所谓“联合政府”的政策，即在那些将要打败和已经打败法西斯的国家应该建立起民主制度，共产党必须与其他各党派实现联合，共同组建政府。当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实行这一政策的内容是有所区别的。 “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方势力范围内的实施 战争期间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欧洲8个小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瑞士、奥地利、芬兰、比利时），共产党员总数由战前的10万多人增至战后初期的70万人。甚至连历来很小的英国党，其党员人数也从1939年的1.8万人扩展到1944年的5万人。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势力最大。到1946年法共已发展到近100万人，意共则达到200万人。[17]不仅如此，很多共产党还掌握着武装力量。在法国解放前已成立的71个省解放委员会中，共产党领导的就占半数以上。1944年2月1日，根据法共的倡议，抵抗运动各种武装力量统一为“法国内地军”，人数达50万人，其中法共掌握的义勇军游击队就有25万人。到6月，法共还建立并领导了人数众多的爱国民兵。[18]1943年底，意共开始组织武装斗争，到1944年6月，北部各游击队合组为“自由义勇军”，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下设立统一的总指挥部，人数据称有40万，其中意共直接领导的“加里波第游击队”也有25万之众。民族解放委员会还在各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初步实行了各项民主改革措施。[19]在大战期间，希腊共产党发展到72500人，并已成为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军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20]然而，既然是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苏联坚持主张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应该放下武器，以合法身份进入政府。 1944年10月23日，苏联与英、美两国政府同时正式承认了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法国的议会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了26%的选票，社会党与其附属党派获得了25%的选票。[21]11月19日，长期侨居国外的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回国前，斯大林接见了他。谈到党的任务时，斯大林指出，必须与社会党建立起左翼联盟，以便开展政治斗争。至于手中的武器，斯大林说：“应当考虑到目前法国已有了为盟国所承认的政府。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人很难拥有平行的武装力量。”斯大林强调，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这个政治组织的纲领，“首先应当包括恢复国家经济和巩固民主”。[22]回到巴黎后，多列士提出了“团结、战斗、劳动”的口号，并以法共中央的名义“一再重申：‘只能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一支共和国军队和警察’”。在多列士的指使下，法共随即下令内地军服从政府命令，分散编入法国陆军。同时，许多领导解放委员会的法共党员，则把权力交给了戴高乐委派的地方官员。[23] 1943年底到1944年初，莫斯科对意大利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但3月3～4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即将回国的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时，确定了同法国一样的合作方针。[24]为争取国内反法西斯民主主义改革更加深入，意共领导人曾要求维克多—艾曼努尔三世国王立即退位，还要求彼·巴多利奥元帅的政府必须辞职。斯大林在谈话时建议彻底修改意共的政治方针：①不要求国王立即退位；②共产党人可以进入巴多利奥政府；③主要致力于在反德斗争中实现和巩固统一。[25]陶里亚蒂离开莫斯科后，3月14日，苏联政府便宣布与巴多利奥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于是，陶里亚蒂一回到意大利就提出：墨索里尼垮台后，意大利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建立“以巴多利奥为首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民主政府”。陶里亚蒂还一再向盟国咨询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墨菲表示，“共产党的目标”是“要消灭法西斯主义，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26]正因为如此，在10月9日苏英领导人会谈中，当丘吉尔表示担心盟国军队撤离意大利后意共会发动内战时，斯大林一方面表示不反对英国在意大利的政策，一方面轻松地保证说，“埃尔科利是聪明人，他不会去冒险的”。[27] 1944年5月苏英达成协议，为了报答英国对苏联在罗马尼亚政策的认可，作为交换，莫斯科决定不插手希腊事务。应艾登的要求，7月26日莫洛托夫派代表到希腊解放区，劝说民族解放阵线参加流亡在开罗的帕潘德里欧政府。9月初，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自行宣布解散，交出了在解放区已经掌握的政权。[28]9月22日英国政府通知莫斯科，准备近期向希腊派遣军队，以帮助希腊政府。第二天维辛斯基回信说，苏联将继续遵守五月协议，不反对英国向希腊派兵，自己也不打算派遣武装部队到那里。[29]9月26日，就在希腊政府即将迁回雅典时，希腊人民解放军和民主联盟领导人与希腊流亡政府代表在英国的策划下签订了卡塞塔协定，按照协定，“所有在希腊活动的游击队一律服从希腊民族团结政府的命令”，而“希腊政府把这些部队交由盟军最高司令所任命的斯科比将军指挥”。[30]所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0月与丘吉尔炮制的那个划分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势力范围的著名“百分比协议”，对于希腊而言，不过是确认了既成事实而已。[31] 在北欧几个国家，情况也大体相同。比利时共产党的力量虽然远远不能与法共和意共相比，但到战争结束时，通过抵抗运动，也控制着10万名武装人员，而当时国内的警察只有1万人左右。由于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的影响，经过改组的皮埃洛临时政府在比利时历史上第一次吸收了两名共产党员入阁。当1944年10月政府宣布将抵抗运动武装力量有条件地纳入正规军时，尽管比共在具体做法上有不同意见，甚至以退出内阁相威胁，但在盟军驻比部队的压力下，最终还是交出了全部武装。因此，在1945年2月组成的以社会党人范阿克尔为首的“全国团结”政府中，共产党继续保留了两名阁员的位置。在战后的选举和政府组成中，荷兰、丹麦、挪威共产党也都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其原因主要不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拥有相对强大的实力，而是执政者需要向莫斯科做出友好的姿态。[32] 中国的情况与上述欧洲国家不同，这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亚洲大国。在战争期间，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为了建立东方安全带，斯大林以参加对日战争为诱饵，说服美国与其共同迫使中国签署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达到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独占权益的战略目标。[33]为实现在远东的战略构想，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方针的核心也是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在1945年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34]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但中国共产党对此并不了解，尽管早在6月份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35]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毛泽东本来以为此乃中共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10月10日中共中央就要求所属部队在日本投降之际，迅速占领所有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夺取南京、上海、武汉、徐州、芜湖、信阳等大城市和要点，同时宣布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36]11日，延安总部又命令八路军华北、西北部队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发。[37]此时，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却心如火燎，作为缓兵之计，他接连两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毛泽东对此全然不睬，一面命令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华北各大中城市，一面批准了华中局在上海发动起义的方针，并要求其他城市如有条件也“照此办理”。[38] 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准备夺取中国半壁河山的关键时刻，10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39]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无论国共冲突的结局如何，都会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中共盼望的“国际援助”没有出现，却等来了一道禁令，这不啻向毛泽东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张，取消上海起义计划，把兵力集中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总体战略也只能由“革命”转向和谈。[40]8月25日，毛泽东决定亲自赴渝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41] “联合政府”政策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实施 在苏联的周边国家，情况有些不同。根据“百分比协议”和多次会议的谈判，西方承认了苏联在其所占领的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势力范围。不过，雅尔塔会议通过的《被解放的欧洲国家宣言》规定，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问题。[42]为了保证与西方的合作，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即在这一地区推行选举制和“联合政府”政策，尽管具体做法在各国大相径庭。 保加利亚是战后欧洲共产党控制政府的第一个国家。1944年9月5日苏联突然向保加利亚宣战以及三天后的顺利进军，导致保政府迅速瘫痪，以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罗夫遥控的工人党为首的爱国阵线借此机会成功地发动了不流血政变，并成立了以格奥尔吉为总理的祖国阵线政府。[43]通过对军队及政府各部门的清洗，工人党迅速控制了权力。接近1944年底时，工人党在爱国阵线委员中的比例已达54%，在84个城市中有63个市长，在1165个村庄中有879个村长，是由工人党员担任的。[44]然而，工人党的做法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满。12月13日季米特洛夫请求斯大林接见即将返回索菲亚的科拉罗夫，并商谈保加利亚问题。斯大林以工作繁忙为由拒绝了，但却对保加利亚出现的紧张局势提出了严厉批评：“共产党人的调子太高”，科拉罗夫现在回国只能加剧局势恶化——“他们完全会发疯的”。季米特洛夫随即给工人党中央发去密电，指示他们对同盟者“要表现出最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不要唱进攻性的高调，不要摆出共产党人在政府和祖国阵线中起领导作用的架势”。电报强调，“必须避免政府危机，更不能去促成这种危机”，“在当前局势下只有对国家事务实施集体领导才是可行的，这就要求我们实行某些自我约束”。[45]不久，斯大林直接告诉保加利亚人：“当我们认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时，这也许是错误的。也许其他方式——成立民主共和国或在一定情况下建立立宪君主政体——也能实现社会主义。”“你们已经建立起爱国阵线政府，这是一件好事。它应该得到加强，可能的话还要扩大一些。不要拒绝任何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能够利用的人。”[46]到1945年夏天，为抗议工人党企图垄断权力的做法，反对派提出推迟选举，并得到美英等国的支持。季米特洛夫对此愤怒不已，莫斯科则表示必须做出让步。此前，斯大林已经否定了季米特洛夫准备把农民领袖佩特科夫赶出政府的主张。面对可能出现的国际政治危机，斯大林又建议工人党同意推迟选举，并允许反对派合法化，以便能够掌握和利用他们：“反对派的存在关系到你们的切身利益，如果你们能够做好工作，那么你们就能够控制住佩特科夫的反对派并在许多场合利用他们。”[47]正是由于这次让步，波茨坦会议才在保加利亚和巴尔干问题上做出了令莫洛托夫感到满意的决议：“实际上承认了这个地区是我们（苏联）的势力范围。”[48]推迟选举以后，10月30日斯大林接见了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人。斯大林再次告诫说：“你们应该提出这样的观点，没有反对派任何一种政府都不可能是民主的。”至于国家的发展方向，斯大林指出：“不要忘记，在你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通过议会。这条道路很漫长，但实现的目标是一样的。”[49]后来，季米特洛夫的游说使斯大林相信保加利亚的反对派已经执行了反苏路线，从而导致莫斯科决心在那里开始采取强硬立场——对反对派不予理睬，也不再进行任何谈判，而用巧妙的行动加以摧毁；拒绝佩特科夫进入政府，而挑选其他党作为反对派取代之。[50]即便如此，斯大林仍然没有从总体上改变其基本方针。1946年9月2日斯大林再次当面向季米特洛夫指出：因为“所处时代的形势完全不同”，保加利亚将“经由一条特殊的道路——不用无产阶级专政而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要模仿俄国共产党人”。[51] 由于战前受到西方绥靖政策的伤害，捷克斯洛伐克人普遍对苏联具有好感，强烈的“慕尼黑情结”使得流亡西方的政府首脑贝奈斯几乎是自动地倒入了斯大林的怀抱[52]，以至1943年深秋贝奈斯向莫斯科提议：“我们两国的外交政策是协调一致的。我们应该知道你们对德国的政策，以便我们针对美国和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实行共同的路线。因为此时布拉格应该实行同莫斯科相同的政策。军事上也进行密切合作，使我们的计划适合你们在军事科学上的成果，统一武器装备，建立空中直接联系。”[53]在1943年访问莫斯科期间，贝奈斯与苏联领导人详细讨论了边界问题、移民问题、对外政策问题，以及战后双方的经济和军事合作问题。12月12日，《捷苏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在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顺利签订。贝奈斯对此十分满意。接着，贝奈斯还会晤了捷共国外局的代表，进一步讨论与红军进行军事合作，以及战后的国家制度问题。后来担任总书记的哥特瓦尔德向贝奈斯转达了共产党关于领导国内民族解放斗争和战后政策基本原则的建议。共产党人认为战后组建民族阵线是适宜的，希望解放后的共和国对内以“真正”的民主为基础，对外同苏联建立稳固的友谊。共产党人还声明，将努力通过“民主方式，在广大人民的积极参与下”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54]在苏联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中，捷克斯洛伐克的确扮演了特殊的角色。由于贝奈斯明显而真诚的友好立场，莫斯科非常满意，并以此作为典范。1944年1月11日迈斯基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论证说：由于亲苏情绪和苏捷条约的存在，“组建一个强大的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是有益的”，“应该把它视为我们在中欧和东南欧扩大影响的前哨”。[55] 波兰对于苏联来说“生死攸关”，正如斯大林与丘吉尔争论时所说，是否能够控制波兰，对英国只是国家荣誉问题，对苏联则是国家安全问题。[56]所以，斯大林才亲自张罗成立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并以此作为未来国家政权的基础。[57]但是，这丝毫不表明莫斯科要在波兰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早在1943年4月2日给波兰共产党国内领导人芬德尔的密电中，身为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就指示：在波兰现阶段，“确立工人和农民政权”的提法“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斗争的基本口号应该是“确立人民民主政权”。[58]在翌年4月28日与美籍波兰人奥尔列曼斯基谈话时，斯大林也说，“苏联政府丝毫无意干涉波兰的内部事务”，“波兰将存在什么样的制度，不论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还是宗教制度，这是波兰人自己的事”。苏联人只是希望未来的波兰政府“能理解并且珍惜与它东边邻国的良好关系”。[59]尽管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围绕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斯大林与丘吉尔进行了激烈争论，但最后还是达成协议，苏联同意吸收流亡伦敦的米科拉伊奇克参加政府。会议公报称，应在广泛的基础上对卢布林临时政府实行改组，以容纳波兰国内外的民主领袖。[60] 此后，共产党和社会党始终掌握着政权，但是作为反对派，米科拉伊奇克及其农民党的影响也很大，并在英国的支持下，与执政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此，共产党和社会党都感到一种政治危机，共产党甚至主张把米科拉伊奇克从政府中排除出去。面对波兰紧张的政治形势，1946年5月23日，斯大林与波兰总统贝鲁特（共产党）、总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社会党）举行了会谈。在详细听取汇报后，斯大林回答了波兰人提出的问题。关于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斯大林虽然认为波兰的安全机关还很薄弱，但明确指出：“波兰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那里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目前波兰，以及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的民主制度，“可以使你们不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而接近社会主义”，因此“这一制度是值得保留的”。至于如何对待米科拉伊奇克，斯大林指出，农民党代表的是“反政府的反动派阵线”，而“波兰的民主阵营没有反对派也不行，这个阵营需要合法的、听话的反对派，也就是以合法的手段批评政府但不从事推翻政府活动的那种反对派，这样的反对派对波兰的民主阵营是有利的”。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同反对派“达成协议”。“在未来的议会中，应该提出给米科拉伊奇克的党25%的席位，给科瓦利斯基的党15%的席位”。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拒绝合作，“当然有必要采取镇压措施，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从肉体上消灭他的党的成员，因为这个党是合法的”，而“应该从政治上孤立”他们。斯大林最后指出，“不能不认真对待这些事情。让米科拉伊奇克进入政府是签订过协议的。如果把他除名，反动派就有了反对波兰民主的新理由。”[61] 在政治力量对比上，匈牙利共产党是最弱的。到1944年底，加上从莫斯科回国的200名党员，匈共党员总数不过2500人。[62]因此，当苏联红军推进到匈牙利境内时，11月13日莫洛托夫向来到莫斯科的匈牙利（非共产党）代表团指出，“苏联政府准备支持成立匈牙利中央机构的想法，其首脑由在坐的匈牙利代表团成员和将军提名”。代表团成员对苏联极其友好和尊重的态度，令莫洛托夫感到满意，但为了让弱小的匈共在未来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他还是一再强调，匈牙利政府“应当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并吸收所有政党、所有政治派别的代表参加”，又小心谨慎地提出：“在莫斯科有一些匈牙利人，也许他们参加组建的机构是有益的”。[63]可见，在匈牙利不是共产党如何掌权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共产党的代表进入政府的问题。在苏联的建议和监督下，12月21日，匈牙利临时国会在德布勒森市召开，成立了由小农党、社会民主党、全国农民党和匈牙利共产党组成的临时联合政府。[64]第二天，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卡诺佐夫向斯大林报告说：“匈牙利政府的组成和政府宣言完全符合我们制定的计划。”[65]1945年7月，在苏联的干预和压力下，实现了内阁改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新内阁13名成员中占有6个席位，莫斯科对此结果感到满意。[66] 以拉科西为首的匈牙利共产党对此并不满足，他们进而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政策，以至引起莫斯科的强烈不满。是年秋天，苏联驻匈牙利公使普希金批评说，匈共脱离了苏联制定的“建立经选举产生的民主力量联盟”的“共同路线”，并指出，“共产党不仅要同社会民主党，而且必须同民族农民党结成联盟，还必须同国内最有影响的政党小农党结成联盟。”[67]盟国驻匈牙利管制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也向斯大林报告说，共产党的“‘左’倾情绪十分强烈”，“拉科西缺乏领导群众性大党的经验和国家工作的经验”，对小农党采取了“过火行为”。[68]但为时已晚，匈共由于其自负和过激行为，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遭到失败。在议会中的席位，共产党占17.4%，而小农党占到57%。[69]苏联不得不再次干预新政府的组成。莫斯科要求，“确保为苏联政府所能接受的小农党和社会民主党人中的一些人被任命为新的匈牙利政府成员”，同时努力争取由共产党担任内务部长的职务。总之，“新政府的行动纲领必须无条件地保证对苏联的友好关系”。[70]结果在苏联的压力下，各党联席会议达成协议，在以小农党蒂尔迪为首的18名内阁成员中，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各有4名（包括内务部长）。[71] 从上述过程中可以看出，为了保证苏联与西方的合作基础，为了在俄罗斯周边建立起稳定的安全带，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全面推行的确是一项“联合政府”政策。不过，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这一政策表现为劝告共产党放下武器，加入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则是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进入由共产党掌控的联合政府——在当时称新民主或人民民主制度。莫斯科唯一的要求就是：无论什么政府，都应确保其实行对苏友好政策。 斯大林“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及其原因 “联合政府”政策最初的失败发生在中国。斯大林为了保证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一方面声称要把东北的行政权交给国民政府，一方面又利用中共军事力量的存在制约国民党，其政策左右逢源，目的就在于通过促成统一的联合政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斯大林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中国共产党，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苏军撤离之前感到，国民党的反苏情绪以及美国的介入已经威胁到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便再次鼓动中共接管东北政权，而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也对中共占领区开展了肆无忌惮的大举进攻，于是形成了国共在东北乃至全国的激战局面。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无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72]美苏之间本质上的不信任状态，影响了它们对国共两方的立场，而国共之间的生死对立又反过来制约着美苏关系的发展。当然，莫斯科关注的中心在欧洲，就全局而言，1946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极力维护与美国合作的一年。[73]但是，中国内战的爆发及其延续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并非没有影响，从这个角度观察，“联合政府”政策在中国的失败，似乎已成为美苏之间进行全面冷战的奠基石，也是冷战在亚洲的预演。 在西欧，对斯大林“联合政府”政策的挑战，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首先出现在法国，而是在比利时。在1946年3月范阿克尔再次受命组成的内阁中，比共的成员由原来的2名增加到4名。8月政府改组后，情况依旧。是年秋天，作为议会的第一大党，代表右翼的天主教党改变了以往试图单独执政的方针，宣称准备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恰在此时，共产党无意中犯的一个错误，为天主教党提供了机会。1947年3月，因抗议政府停发煤矿补贴和提高煤价的政策，内阁中的4名共产党人同时提出辞职，并导致首相辞职。再次组成的天主教党和社会党的联合政府，排除了共产党。这两个执政党在众议院共拥有162个议席，而反对党只有40席。[74] 不过，真正引起莫斯科震动和恐慌的挑战确实出现在法国。不同的是，比利时共产党在形式上是主动退出政府的，而法国共产党却是被右派蓄意赶出政府的。在1946年11月的大选中，法共获得占总数28.2%的选票，在议会总共619个席位中夺得182席，再次成为第一大党。法共自恃在议会中席位居首的优势，要求由党的总书记多列士担任总理并组织政府，但遭到中右派人民共和党的坚决反对，以至引起内阁危机。最后，只得请出德高望重的社会党“教皇”、74岁高龄的雷昂·布吕姆组阁。1947年1月22日，以社会党人保罗·拉马迪埃为总理的第四共和国首届内阁组成。社会党占有9个部长职位，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党各占5个。多列士出任副总理，弗朗索瓦·皮佑（共产党）任国防部长。[75]但是，表面上阵容强大的三党联合政府，实际上内部矛盾重重。 冲突主要反映在战后的殖民地政策和工资政策两个方面。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戴高乐支持的人民共和党，以及总理拉马迪埃和海外事务部部长马里尤斯代表的社会党右翼，决心对胡志明所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军事镇压，以此来恢复法国对那里的殖民统治，遂于1946年11月23日炮轰海防市，并对越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而共产党和左翼社会党人则主张结束战争，通过与胡志明谈判解决问题。1947年3月20日，共产党发言人雅克·杜克洛发表讲演警告说，战争政策“将会耗尽法国的资源，导致法国依赖其他大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从而丧失法国的民族独立性”。不过，法共并不想因此失去在政府中的地位。3月22日，当政府就对战争拨款问题要求议会进行信任投票时，法共议员投了弃权票，而法共部长们却投了赞成票。[76]但是在紧接着出现的另一个殖民地问题上，法共则表现出强硬的立场。3月29日马达加斯加岛人民发动武装起义，法国政府进行了大规模军事镇压，并要求取消4名马达加斯加议员的豁免权。在4月16日的内阁会议上，法共部长严厉谴责法军在马达加斯加的大屠杀，同时谴责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并中途退出会议以示抗议。[77]三党联合政府的内部关系日趋紧张，在美国的支持下，右翼党派决心把共产党踢出政府。 早在3月间，奥里奥尔总统就认为“如果目前这种政府形式维持不下去，不如分裂”，并指责拉马迪埃“行动迟缓”。改组内阁的密谋和计划由此紧锣密鼓地开始了。4月下旬，拉马迪埃与布吕姆商议此事，一致认为“解除共产党人的职务对法国及共和国是生死攸关的”。刚从莫斯科参加四国外长会议归来的人民共和党领袖乔治·比多也向拉马迪埃施加压力，要求他采取行动。4月25日晚，拉马迪埃向其密友、国民教育部长马塞尔—埃德蒙·纳日朗透露：“我已下定决心，要将共产党人赶出政府。”4月30日，拉马迪埃悄悄地征求了法共部长以外所有内阁成员的意见，并取得了一致赞同。与此同时，社会党领导机构——指导委员会在社会党议员的压力下经过激烈辩论，以10票对9票通过决议，敦促拉马迪埃改组内阁。拉马迪埃还召见了三军参谋长勒韦尔将军，命令他增调部队，加强对巴黎安全保卫的部署，以防不测，法国各军区司令也奉命让军队处于戒备状态。[78] 拉马迪埃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即在工资政策上的争论。1947年初，法国经济每况愈下。煤炭产量持续下降，粮食供应不断减少，面粉和黄油储备已经用光，肉类来源几乎断绝。面对通货膨胀和工资冻结的严重局面，4月25日，雷诺汽车制造厂基层工会自发地组织了工人罢工。法共和法国总工会都先后表态，支持雷诺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在5月l日晚奥里奥尔总统出面召开的紧急内阁会议上，多列士声明法共反对政府冻结工资的政策，其他法共部长也都表示支持正在扩大的罢工运动，狄戎还补充说，三个月来法共在所有问题上都同政府有分歧。结果，内阁会议不欢而散。此后，法共部长们既不出席内阁会议，也不辞职，试图以此逼迫政府改变政策或集体辞职。5月4日，拉马迪埃在国民议会要求就此问题对政府进行信任投票，所有法共议员及内阁成员都投票反对政府。第二天，拉马迪埃便在《政府公报》上发表公告，终止5名共产党内阁成员的职务，并于5月9日成立了没有法共参加的新政府。[79] 意大利的情况与法国类似，只是排挤共产党的手法有些不同。1947年1月，意大利总理加斯贝利在对美国进行非正式访问中，了解到美国对意大利寻求经济援助的要求反应冷淡，主要原因是担心共产党在意大利政府中发挥作用。5月1日，美国新任国务卿马歇尔更直接暗示加斯贝利，只有将极左翼从他的政府中赶出去，才有可能谈到美国的援助问题。美国驻意大使邓恩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于是，5月13日加斯贝利以政府内出现众多意见分歧为由提出辞职。当5月31日组成新政府时，共产党和社会党都已经被排除在外。[80] 在法国和意大利接连发生的事件表明，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欧已经破产，这使克里姆林宫感到极为不安和恼怒。6月3日，莫洛托夫给驻巴黎的苏联大使馆发出指示，要求约见多列士并向他传达所附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的信。多列士可以抄写信件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但原件要立即销毁。日丹诺夫在信中说：“联共（布）中央对近日法国发生的将共产党人排挤出政府的政治事件非常担忧。苏联工人多次请求我们向他们解释法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对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法国的力量对比已不利于共产党感到很担心，这一变化造成的政治后果也令他们不安。但是由于缺乏信息，我们很难给予他们明确的答复。……许多人认为，法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是与联共（布）中央协商过的。你们自己清楚，这是不正确的，对于你们采取的这些步骤，联共（布）中央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后，日丹诺夫强烈要求法共向莫斯科通报信息。[81]显然，斯大林担心的不仅是“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欧已经无法继续，更令他不安的是那里的共产党擅自行动，有脱离莫斯科指挥棒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日丹诺夫这封信的内容也通知了所有东欧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因为受莫斯科主张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影响，东欧党各行其是的现象亦有所抬头。 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联合政府”政策的命运同样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如果说在西欧这一政策的破产表现为共产党被排挤出政府，那么在东欧则表现为共产党（多数情况下与社会党联合）把其他政党排挤出政府。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那里的权力已经完全被共产党垄断，其他东欧各国共产党都有其要对付的政敌。为了把农民党、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以及右翼社会党人驱逐出政府，甚至取消它们作为真正的反对派的资格，各国执政党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技术手段”和“非常措施”。 所谓技术手段，就是直接修改或伪造选举结果。捷共领导人对待作为体现国内政治民主生活的选举制度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哥特瓦尔德在1946年4月直截了当地表示，“工人阶级、我们的党和劳动人民手中掌握着足够的手段、工具和方法，来纠正这种机械式的投票……以便获得对工人政党有利的结果。”已经公布的俄国档案证实，至少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1946～1947年的选举中就发生过这种现象。[82]以罗马尼亚为例，1945年3月6日，在共产党的压力下，罗马尼亚国王批准成立了以格罗查为首的人民民主阵线政府。在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斯大林与西方达成妥协，吸收民族自由党和全国农民党的领导成员入阁，并准备在全民、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基础上进行自由的议会选举。然而，对于姗姗来迟的1946年11月的选举结果，当时所有的西方观察家和罗马尼亚反对党的政治活动家都一致认为是伪造的，美英两国也公开指责选举没有代表民意。[83]现在档案材料披露的罗共领导人的言论，可以证明这些指责不是没有根据的。选举前，乔治乌—德治信心十足地对莫洛托夫说，为了确保取得选举的胜利，“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波德纳拉希在苏联使馆的谈话更加明确：“我们希望在投票时得到的实际选票可以达到55%～65%，但是我们需要得到的是90%的选票，而做到这一点，将要借助于选举法所提供的一些可能性和某种‘技术手段’。”[84] 所谓非常措施，就是制造政治案件，利用掌握中的权力机关打击反对派。这是比较容易也更为普遍使用的手段。在匈牙利，由于共产党的力量较弱，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85]在1945年11月的普选中，小农党取得巨大胜利，在议会中占有近60%的席位。在莫斯科的压力下，为了履行建立“联合政府”的承诺，小农党同意增加共产党在内阁中的席位，而共产党以退出政府相威胁，取得了内务部长的职位。到1946年4月，利用小农党的分裂，共产党不仅控制了最高经济委员会、国防部等关键部门，而且还让更为好斗的拉伊克·拉斯洛接替过于书生气的纳吉·伊姆雷担任了内务部长。到了10月，作为小农党的领袖，纳吉·费伦茨总理实际已被架空。两个月后，国防部和内务部在既末通知总理又不同他商量的情况下开始了大规模逮捕。在随后几个月对这起“反共和国阴谋”案件的审讯中，大批小农党核心或骨干人物受到牵连，纳吉·费伦茨的密友、小农党总书记科瓦奇·贝拉也遭到指控，并被苏联人神秘地逮捕。[86]1947年1月在与苏联大使普希金的谈话中，费伦茨承认小农党议会党团中确实混有反动分子，但是“共产党人千方百计地夸大阴谋，试图利用自己在侦察机关的优势败坏小农党领导人的名声并引起该党的分裂”。“共产党正在没有任何根据地中伤和迫害独立小农党的某些成员”。费伦茨还向苏联人提出，为了给“联合政府的工作创造一个健康的基础”，“希望共产党也做出让步，准许我们小农党的成员进入警察系统和地方政权机关”。[87]费伦茨哪里知道，匈共的矛头最后就是指向他本人的。在4月29日对莫洛托夫的汇报中，拉科西指出，不仅纳吉·费伦茨总理是阴谋集团的领导人之一，很可能共和国总统蒂尔迪·佐尔坦也与该阴谋有牵连。拉科西还坦言：“很遗憾，在阴谋分子那里没有发现武器仓库，否则我们就可以更加彻底地揭露他们了。我们需要某种紧张的局面。至少，我们希望把关于叛国阴谋的问题再次提到首要地位。”[88]一个月后，拉科西便利用费伦茨出访瑞士之机，在突然召开的部长会议上提出对他的叛国指控，费伦茨被迫辞职，流亡国外。[89] 在波兰选举前的几个星期，掌握政府权力的工人党和社会党对米科拉伊奇克及其支持者也使用了非常措施：“采取了2000多次行动”，逮捕了几千名农民党领袖和党员，并举行了几次审判，旨在证明农民党与波兰流亡分子、地下集团和美英使馆等都有勾结；取消那些支持米科拉伊奇克的选区内农民党候选人资格，禁止波兰农民党组织在22个县里开展活动。[90]结果，农民党在1947年1月的选举中“大大地受到了削弱和损伤”。工人党向莫斯科报告说，鉴于米科拉伊奇克还有很大影响，“今后仍然必须对农民党施加压力，对它采取攻势”，除了继续实施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攻外，更重要的是“从国家机关，首先是行政—政治机关中清除波兰农民党成员”。[91]其目的正如社会党领导人贝尔曼所说，就是要“建立一个在对待政府态度上能够循规蹈矩的反对派”。[92] 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也先后发生了清洗和排挤反对党的类似情况。[93]总之，到1947年春天，东欧各国联合政府的社会政治基础大大缩小了，即使保留在政府内的非共产党部长，也只能是俯首帖耳。作为一项政策，“联合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如前所述，东欧各国共产党接受来自莫斯科的这种“宽容”政策，或多或少都带有被迫性，而党的生存及其利益所在，又必然要求他们在政府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因此，破坏“联合政府”的行为最初大多是东欧各国共产党主动采取的。与此同时，苏联也开始渐渐对东欧各国共产党的这种要求采取了支持的立场，因为在莫斯科看来，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各党基本上是持反苏立场的，只有共产党牢牢掌握政府的方针和方向，才能保证对苏友好政策的实行。在莫斯科认定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的目的之一在于诱使东欧国家脱离苏联控制以后，特别是当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借口共产党无法替代政府做出决定，而试图违背苏联的意旨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时候，斯大林终于决心放弃“联合政府”政策了。[94]此后，随着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斯大林一方面不断加强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一方面督促和逼迫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从而为共产党一党执政打开了通道。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变之后，所谓联合政府在东欧已经不复存在。 总体说来，苏联战后初期的对外政策，对于东欧确有扩张性，但对于西方却不具进攻性。“联合政府”政策是苏联战后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保持与西方的友好、同盟关系。同时，作为一种制度，斯大林也确曾设想以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政治模式逐步把各国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因此可以认为，正如斯大林本人向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反复解释的，这一政策推出伊始并非一时之计，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却陷入了一种难以调和的自我矛盾。首先，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双重因素的影响下，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充满矛盾的。其次，莫斯科既要东欧各国共产党吸纳内心对苏联持有敌意的资产阶级政党参与政府，又要各国政府保证与苏联政策的一致性，而在选举过程中，每个国家的各个政党则都要为自身的生存和利益互相争斗。因此，“联合政府”政策必然是短命的。对于冷战的起源而言，“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一方面源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另一方面又成为冷战爆发的导火索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倡导的各国以不同政治形式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向了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模式。不过有一点必须强调，共产党情报局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标志着苏联冷战政策的最终形成，但并不意味着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战略的根本复活。
[1] 在这方面，除了过去大量的传统学派著作，约翰·加迪斯的一部名著很有代表性。在这部显然是回归传统的书中，作者强调，斯大林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从来不会放弃世界革命”，因此，只要斯大林统治苏联，“冷战就不可避免”。见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1997，pp.290-293、295。 [2] 详见：David 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The Soviet Union and Atomic Energy（1939-1956），New Haven，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168；V.O.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Ⅱ：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 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13，1995；Aleksei M.Filitov，Problems of Post-War Construction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Conceptions during World War Ⅱ，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eds.），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1943-53，New York：Fondazione Istituto Gramsci，1996，pp.3-22；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ev，Cambridge and La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75-276；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2、15、21。 [3] 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第55～66页；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4]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3，д.237，л.4-8，Вестник，1995，№4，с.116-118。参见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668～671页。 [5] АПРФ，ф.3，оп.63，д.237，л.49，Вестник，1995，№4，с.118-119。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672～673页。 [6] АПРФ，ф.3，оп.63，д.237，л.52-93，Вестник，1995，№4，с.124-143。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684～713页。该报告还认为，在战后不久的将来，亚洲的危险来自“美国和中国结成一个矛头指向苏联的联盟”（第712～713页），这个见解对日后的苏联对华政策不无影响。 [7] AVPRF，f.6，op.6，d.603，p.45，l.34。转引自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Ⅱ，p.8。 [8] 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6，оп.6，п.14，д.143，л.31-89。转引自Наринский М.М. Европа：проблемы границ и сфер влияния，1939-1947//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1，с.90。另参见И.В.Сталин и М.Торез，1944-1947гг.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c.19。 [9] 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Ⅱ，pp.16-18. [10] Дими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9 март 1933-6 феврари 1949），София：Универсстетсйо издарелство“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1997，с.372、374-375、377-378；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1947-1956гг.，Москва：Россия молодая，1994，с.6、21。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见《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国际观察》2008年第1期。另参见Лебедева Н.，Наринский М.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1943 году// Междунаротный жизнь，1994，№5。 [11] 罗伊·麦德维杰夫、若列斯·麦德维杰夫：《斯大林——鲜为人知的剖面》，王桂香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第274页。 [12] Корниенко Г.М.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а：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ее участника，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с.18；艾·哈里曼、伊·艾贝尔：《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1941～1946）》，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三联书店，第275～276、279～280页。 [13] CDA（保加利亚国家档案中心），Find 147 B，op.2，ae.1025，l.1-6。该文件复印自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收藏的英译本保加利亚档案，下同。 [14] РГАСПИ（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ф.77，оп.3с，д.174，л.3。转引自Марьина В. В.（отв. ред.）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интермеццо”с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 финалом，1944-1948，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2，с.94。 [15] 当然，莫斯科并非否定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在1944年1月17日苏联情报局的会议上，联共（布）中央书记谢尔巴耶夫认为，目前宣传部门最主要的任务是“以各种可以接受的方式宣传苏联的制度”，但强调这种宣传要避免“公开”和“直接”的形式，而应该“朴实”地进行。РГАСПИ，ф.88，оп.1，д.998，л.1-2，转引自Марьина（отв. ред.）Тоталитаризм，с.94。 [16] 斯大林在1944年11月6日的公开讲话中说：“苏英美联盟的基础不是一些偶然的和暂时的动机，而是非常重大的和长远的利益”，其目的之一就是“新的战争不可能发生，如果不是永久不发生，至少也要在一个长时期内不发生”。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第398～399页。 [17] 费南德·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二卷，方光明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第3、146页。 [18] Ronald Tiersky，French Communism，1920-1972，New York &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p.118。转引自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305页。 [19]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第324～325页。 [20] 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第二卷，第3页。关于战时希腊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情况，详见David H.Close ed.，The Greek Civil War，1943-1950，Studies of Polariza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pp.97-155；R.Craig Nation，A Balkan Union？Southeastern Europe in Soviet Security Policy，1944-8，Gori and Pons（eds.），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pp.125-143。 [21] 塞顿·华特生：《从列宁到马林可夫》，邵国律译，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4，第402页。 [22] АПРФ，ф.45，оп.1，д.390，л.85-93，Источник，1995，№4，с.152-158。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727～737页。 [23]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第313～315页。 [24] Silvio Pons，“Stalin，Togliatti，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Paper for the Conference“Stalin and the Cold War，1945-1953”，Yale University，23-26 September 1999，pp.1-3. [25] 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495，оп.74，д.259，л.8。转引自Наринский И.В. Сталин и М. Торез，c.19-20；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410-411，《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280～282页。 [26] 《意大利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第90页；马契拉·弗拉拉、毛里齐奥·弗拉拉：《陶里亚蒂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第258页。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第326～328页。 [27] СтрижовЮ.И. Англия должна иметь право решающего голоса в Греции// Источник，2003，№2，с.51-52。埃尔科利是陶里亚蒂流亡时的曾用名。 [28] 参见哈里曼、艾贝尔《特使》，第368页；《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第234、245～248页。对于莫洛托夫派遣的波波夫小组的任务，也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见Смирнова Н.Д. “Греческий вопрос”на парижской мир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Москва：ИВИ РАН，1998，с.8-9。 [29] АПРФ，ф.3，оп.64，д.99a，л.40。沈志华收集和整理《苏联历史：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6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存，2004，第251页。 [30] 阿·托因比、维·托因比编《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劳景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622页；《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第247～248页。 [31] 有关“百分比协议”的俄国档案已经全部解密，包括1944年10月9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和1953年6月3日马立克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Источник，2003，№2，с.45-56），1944年10月10日莫洛托夫与艾登的会谈记录和10月17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Ржешевский О.А.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Встречи，Беседы，Дискуссии，Дакументы，комментарии（1941-1945），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4，с.429-438、476-480］。以上档案的中译文参见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261～278页；《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721～726页。 [32] 《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881～882、884～886、891、920、933、951～952页。 [33] 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见《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另参见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3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5，Vol.7，Washington：GPO，1969，pp.338-340；彼得罗夫与赫尔利谈话备忘录，1945年5月10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д.14，п.244，л.120-125，Ледовский А.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ⅩⅩ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Ⅳ，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1937-1945гг.，Книга 2，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0，с.37-40。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91～393页；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会谈备忘录，1945年6月29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д.14，п.244，л.99-10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ⅩⅩ веке，Том Ⅳ，Книга 2，с.68-71。 [3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15、213～214页。 [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第613页。 [38] 毛泽东给程耿贺林的指示，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8～9页。 [39] 关于莫斯科的这封电报，首先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的，内容如上述（《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286页）。据胡乔木回忆，在1960年7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说，电报已经不存在了，可能烧了，时间是22日或23日，内容同前。刘少奇又补充了一句：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刘中海、郑惠、程中原编《回忆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第401页）。有关这个问题的俄国档案目前尚未解密，但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证明，确有这样一封电报。根据日记，8月18日季米特洛夫与卸任不久的驻华大使潘友新共同起草了致毛泽东的电报，意思是“因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议中国共产党人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路线”。第二天，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这个电文（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493；《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351页）。至于收到电报的日期，《周恩来年谱（1898～1976）》（第615页）注明为“22日前后”。考虑到该电报应在19日以后发出，而中共的战略20日如故，21日开始改变，故笔者断定中共收到电报的时间应该在20～21日之间。按照师哲的回忆，斯大林先后发来两封电报（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308页），此事目前尚无法查证。 [40] 《毛泽东年谱》，第9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3～244页。 [41]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15～616页。《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3、15～17页。 [42]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216页。 [43] 详见Vesselin Dimitrov，Revolution Released：Stalin，the Bulgarian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inform，Gori and Pons（eds.），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pp.273-275；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в конц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4，№ 6，с.152-153；Валева Е.Л.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Болгарии，1944-1948 годов//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е，1999，№4，с.24。 [44] Dimitrov，Revolution Released，Gori and Pons（eds.），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pp.275-276. [45] CDA，CMF 434，k.77-78.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452. [46] Dimitrov，Revolution Released，Gori and Pons（eds.），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pp.276-277. [47] CDA，f.1B，op.7，ae.398，l.1. Димитров，Дневник，с.487、494-495；Вале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Болгарии，с.27-30. Dimitrov，Revolution Released，Gori and Pons（eds.），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pp.280-281. [48]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492；《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350页。 [49] CDA，Fond 146B，op.4，ae.639，l.20-28. [50] CDA，New Declassified Record，№5032，T.II，p.10；АПРФ，ф.45，оп.1，д.252，л.28-39，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1944-1948гг.，Москва：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1997，с.355-361，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第86～93页；Dimitrov，Revolution Released，Gori and Pons（eds.），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pp.282-283；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518；《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370～371页。 [51]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534-535；《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385～387页。 [52]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详见Серапионова Е.П. Эдуард Бенеш：планы послево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реальность//Марьина（отв. ред.）Тоталитаризм，с.115-116。 [53] Поп И.И.，Россовская М.И. Тяжелая тень восточного соседа：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чехословакией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отв. ред.） У истоков“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СССР и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страны в 1944-1949 гг.，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5，с.92. [54] Серапионова Эдуард Бенеш//Марьина（отв. ред.）Тоталитаризм，с.116-117. [55] АПРФ，ф.3，оп.63，д.237，л.52-93，Вестник，1995，№4，с.130、138，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693、706页。 [56] Ржеше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с.499-505；《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139～140页。 [57] АВПРФ，ф.06，оп.6，п.42，д.551，л.3-6，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52-55，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31～33页。参见Гибианский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4，№ 6，с.152；Яжборовская И.С. Вовлечение Польши в сталинскую блоковую политику：проблемы и методы давления на поль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40-е годы//ИВ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с.90。该委员会设在波兰卢布林，亦称卢布林委员会或卢布林政府。 [58]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64. [59] АВПРФ，ф.6，оп.6，п.42，д.548，л.9-15，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36-42，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14～20页。 [60] Ржеше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с.499-505；《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166～185、218～219页。 [61] АПРФ，ф.45，оп.1，д.355，л.33-62，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443-463，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114～136页。米科拉伊奇克与科瓦利斯基原同属一个农民党，后该党分裂。 [62] Charles Gati，Hungary and the Soviet Bloc，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6，p.82. [63] АВПРФ，ф.06，оп.6，п.34，д.416，л.9-13，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94-98，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10～14页。 [64] АВПРФ，ф.07，оп.5，п.43，д.93，л.7-8，T2157，с.111-112，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18～20页。另参见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第138页。 [65] АВПРФ，ф.07，оп.5，п.43，д.93，л.14，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113，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21～22页。 [66] АВПРФ，ф06，оп.7，п.28，д.372，л.6-8；АВПРФ，ф.077，оп.25，п.115，д.37，л.44-45，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234-236、242-243，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23～25、26～27页。 [67] АВПРФ，ф077，оп.27，п.11，д.121，л.25，转引自Мурашко Г.П.，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5-1949//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с.79-80。 [68] АВПРФ，ф.06，оп.7，п.28，д.371，л.60-64，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271-274，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34～38页。 [69]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Мурашко Г.П.，Носкова А.Ф. 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в 1944-1948гг.，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3，с.186-189；哈里曼、艾贝尔：《特使》，第461～462页。 [70] АВПРФ，ф.06，оп.7，п.29，д.377，л.4、14-15、18-19，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290-291、293-294、299-301，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41～42、43～44、45～47页。 [71] АВПРФ，ф.06，оп.7，п.29，д.377，л.22-24，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303-305，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48～50页。 [72] 关于苏联对中国内战爆发的影响，参见沈志华《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 [73] 关于冷战爆发的时间，学者中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杜鲁门主义的出现虽然表明美国已经决心与苏联分手，但斯大林却想尽量拖延与西方破裂的时间，直到1947年年中，苏联的冷战政策才最终形成。详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74] 《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894～895、899～900页。 [75] 吴国庆：《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33～39页；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第30页。 [76] 详见Mark Atwood Lawrence，Transnational Coalition-Building and the Making of the Cold War in Indochina，1947-1949，Diplomatic History，Vol.26，№3，Summer 2002，pp.453-480；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第32页；阿·格鲁塞：《法国对外政策（1944～1984）》，陆伯源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第48～49页。 [77] 吴国庆：《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2002）》，第40～41页；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第32页。 [78] 吴国庆：《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2002）》，第43～44页；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第30～31页。 [79] 格鲁塞：《法国对外政策（1944～1984）》，第48页；吴国庆：《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2002）》，第41、44、46页；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第30页。 [80] 史志钦：《意共的转型与意大利政治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第110～113页；Melvyn P.Leffle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rategic Dimensions of the Marshall Plan，Diplomatic History，1988，Vol.12，№3，p.281；华特生：《从列宁到马林可夫》，第408～409页。 [81] АПРФ，ф.45，оп.1，д.392，л.33-34，Наринский И.В.Сталин и М.Торез//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c.24-25. [82]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901，л.33，参见Мурашко，Носкова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с.94-95。 [83] Ерещенко М.Д. История，которую остановили за кулисами дипломатии（Советское влияние как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фактор послевоенн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в Румынин）//Гибианский（отв. ред.） У истоков“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с.91；《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476～477页。 [84] АВПРФ，ф.06，оп.8，п.44，д.733，л.19-20；АВПРФ，ф.0125，оп.34，п.131，д.16，л.104-111，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Ⅰ，с.535-536、541-546，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548、554页。 [85] 苏联驻匈使馆在1946年度的政治总结报告中就抱怨，共产党应对“警察局里的过火行为”负责。АВПРФ，ф.077，оп.27，п.121，д.11，л.24-29，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609-613，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105～108页。 [86] 《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509～512、518～520、523～525页；АВПРФ，ф.077，оп.27，п.121，д.11，л.47-49，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608-609，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103～104页。 [87] АВПРФ，ф.077，оп.27，п.120，д.7，л.20-23，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561-562，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90～91页。 [88]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19，л.7-21，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613-623，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109～121页。 [89] 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14，л.129-135，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641-647，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122～128页。 [90]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80，л.1-5，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551-555，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9卷，第575页；Бордюгов Г.，Матвеев Г.，Косеский А.，Пачковский А. СССР-Польша Механизмы подчинения，1944-1949гг.，Москва：АИРО-ХХ，1995，с.193-198；《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332～334页。 [91]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284，л.19-25，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587-591，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180～181页。 [92] АВПРФ，ф.0122，оп.29，п.208，д.7，л.81-84，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592-594，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185页。 [93] 详见《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494～501页。Ерещенко История，которую остановили за кулисами дипломатии//Гибианский（отв. ред.） У истоков“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c.91；Мурашко，Носкова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с.97；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徐先麟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3页。 [94] 关于对待马歇尔计划的立场上苏联与波、捷的分歧及其解决，参见Наринский М.М.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Чеховловакия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Н.（отв. ред.），Февраль 1948，Москва и Прага，взгляд через полвека，Москва：Интитут славяноведния и балканистики РАН，1998，с.67-83；Mikhail M.Narinsky，“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CWIHP Working Paper，№9，1994.3；Anderson，Sheldon，Poland and the Marshall Plan，1947-1949，Diplomatic History，1990，V.15，№4，pp.473-494。 战后初期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演变 ——对苏捷关系的个案考察 福建师范大学 吕雪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从大国合作战略出发在东欧推行联合政府政策。随着美苏在战后调解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的不断加深，相互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感增强。为了抵制美国向苏联势力范围进行渗透的企图，斯大林放弃了大国合作战略，随之对东欧政策作出调整。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联共（布）中央向东欧各国共产党人下达了向敌对力量展开进攻的命令，要求东欧各国共产党人以议会外的斗争方式对政权建立垄断。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标志着东欧左转的完成，此后，独揽国家政权的东欧各国共产党人按照莫斯科的命令走上了全盘苏化道路。 本文拟从战后初期捷克斯洛伐克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考察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演变，是基于如下考虑：捷克斯洛伐克是作为战胜国进入战后时代的，在东欧诸国中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化水平最高，战前就拥有深厚的议会民主传统，居民拥有浓厚的亲俄情绪，尤其是贝奈斯总统，倡导融合苏维埃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从而创建新型议会制共和国的思想，并在战后规划中，把捷克斯洛伐克定位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这一切，为斯大林从大国合作战略出发制定东欧政策提供了某种启发和样板。当时，通往社会主义的“贝奈斯道路”成为苏联外交部中的流行词语。应该说，战后初期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进程比较完整地展现了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演变轨迹。因此，笔者认为，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个案来考察战后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演变是最有价值的。 一 1943年苏捷条约的签订 1943年12月12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捷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是战争期间苏联同被法西斯德国占领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条约奠定了战后两国关系的基础，也为斯大林制定对中东欧政策提供了一个范式。因此，探讨1943年苏捷条约的形成史，对于理解战后苏联从大国合作战略出发在东欧推行联合政府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1939年3月，在希特勒德国及其追随者匈牙利的操纵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被肢解为三个部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形式上保持着独立，实质上成为第三帝国的组成部分；依附于德国的斯洛伐克共和国；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罗斯）[1]被合并到匈牙利，享有自治权。此时流亡在外的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贝奈斯正以私人身份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得此消息后他于3月16日发表宣言，宣布为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而斗争，斗争的目标是“自由欧洲中的自由捷克斯洛伐克”。[2]是年夏天，贝奈斯返回欧洲领导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抵抗运动，任在巴黎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领导人。法国溃败后，民族委员会迁居伦敦并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促使西方国家放弃慕尼黑协定和承认民族委员会为流亡政府，但西方国家不急于为战后欧洲秩序和未来各国边界问题承担责任。[3] 正是在流亡期间，贝奈斯反复思考和分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民主政治发生危机的原因问题，寻找防止今后出现类似情况的途径。贝奈斯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卷本著作《今天和明天的民主》[4]中，贝奈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加速传播面前引起恐慌是1920～1930年代民主制度崩溃的根本原因。他指出自由民主制度具有软弱性，无力解决社会问题，例如失业。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要任务是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进行改造。在构想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制度时，贝奈斯计划在“集体化”和“社会化”（非革命的方式）的基础上来改造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即综合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点来完善议会民主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赞同共产主义学说。他写道：“我不会走的那么远，我相信必须对今天的民主进行改造，我会努力去这样做。”[5]慕尼黑事件促使贝奈斯思考捷克斯洛伐克对外政策的重新定位问题，他提出了让捷克斯洛伐克充当“东西方桥梁”的思想。贝奈斯不信任西方，当时西方同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协议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还担心战后德国复兴再次发动新的侵略战争，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无力抵抗纳粹威胁，贝奈斯把捷苏同盟看作是防止德国新的侵略的保障。用他的话来表达就是“50%面向东方，50%面向西方，而不是100%面向西方”，这就是著名的“贝奈斯公式”。[6]但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侨居伦敦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使自己的对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英国政府的态度。英国在战后构想中给捷克斯洛伐克设定的命运是成立波捷联邦，此举既有防范战后德国复兴再次对外发动侵略的目的，也有反苏的意图。1940年11月11日，在英国的倡导下，捷克斯洛伐克同波兰签订了战后成立联邦的宣言。然而，该计划能否成功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苏联对战后成立捷波联邦的态度，一个是波兰同苏联能否建立友好关系。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英两国经过长时间的争吵最终于1942年5月在伦敦签订了英苏战时同盟条约。贝奈斯参加了苏英同盟条约的签字仪式，他对条约大为赞赏，认为这项条约“百分之百地符合现在和战后政策”，并“为战后协调奠定了基础，确定了俄国和英国在欧洲的长时期的共同政策”。[7]贝奈斯希望能以苏英条约为蓝本同苏联也签订这样的条约。5月7日，在发给捷驻苏大使费林格的电报中，他谈到了自己的想法：“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本人应该在合适的时候去一次俄国”，“英苏条约签订后，中欧问题就变得迫切了，包括我们和波兰的问题，关于联邦的问题，多瑙河的问题，德国问题。我认为必须及时地同俄国人谈这些问题。”[8] 6月9日，苏联外交部长[9]莫洛托夫在访问美国后再次返回伦敦时同贝奈斯进行了会谈。莫洛托夫向贝奈斯阐述了苏联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现状，他说：“波兰流亡政府不值得信任。”鉴于此，莫洛托夫表达了对组建波捷联邦动机的怀疑。贝奈斯试图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地缘政治角度进行解释，他说：“捷克斯洛伐克同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为邻，因此同波兰缔结协定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贝奈斯还提到了组建波捷联邦的三个前提条件：“1.在国外准备的联邦草案只能等到解放后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实行；2.波兰必须改变自己的社会结构，必须同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结构相近；3.波兰必须同苏联解决一切纠纷，并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10]但莫洛托夫不为所动。贝奈斯说：“如果他不得不在苏波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毫无疑问，他会选择苏联。”[11] 期间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联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对在苏联成立的波兰军队使用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苏波关系恶化。[12]由于西方盟国拒绝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德国再次从西方战线抽调兵力到苏德战场发动了斯大林格勒战役。苏联同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贝奈斯看来，“未来的一切取决于俄国胜利还是失败，俄国将以怎样的情形退出这场战争”。[13]因此，他密切关注着事态进展情况。 苏波关系的恶化使得捷波联邦构想变为不可能，但贝奈斯并未放弃捷波以某种形式接近的努力，他又设计出签订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三方条约的方案，并责成捷驻苏联大使费林格把这一消息转告给苏联外交部。在同苏联外交部第四欧洲司司长诺维科夫和副外交部长杰卡诺佐夫就贝奈斯的新建议进行讨论后，费林格向贝奈斯报告说：“苏联领导人对采取任何类似捷波联邦形式的行动都持反对意见。”[14]贝奈斯对此不死心。1943年3月20日，贝奈斯在同苏联驻伦敦各流亡政府大使博戈莫洛夫共进午餐时再次进行了试探，他说：“我有两个对他本人来说特别重要的问题，希望在访问美国回来之前能得到苏联政府的答复：1.苏联政府是否认为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这场战争结束前就签订相互援助条约是可行的？2.苏联政府是否想以英苏条约的精神签订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三方条约？”[15] 一个月后，苏联的态度发生了改变。4月22日，苏联外交部就签订捷苏条约问题给博戈莫洛夫发出指示，要求他向贝奈斯转达苏联政府如下意见：“第一，我们同意讨论关于签订苏捷互助条约的问题，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这样建议的话。第二，如果贝奈斯说，他上次同您的会谈应视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的签订苏捷互助条约的建议，那么，您应该声明说，苏联政府原则上同意签订这个条约，准备讨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具体建议。第三，如果贝奈斯声明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建议签订苏英类型的条约，那您就告诉他，我们准备研究这个建议。第四，鉴于贝奈斯提出关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签订三方条约的问题，请告诉他，苏联政府原则上认为这个条约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由于现在苏联同波兰之间的关系紧张，显然，讨论三方条约的问题不合时宜。”[16]4月23日，博戈莫洛夫会见了贝奈斯，向他转达了苏联政府的答复。[17]这样，苏联在贝奈斯访问美国之前就给他做了答复。 为什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苏联政府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变化呢？第一，以苏捷条约为样板向中欧其他国家展示自己良好打算的需要。在苏联政府宣布接受贝奈斯谈判条件的两天后，即4月25日，苏联政府声明中断同波兰伦敦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波兰同苏联之间历史积怨甚深，居民中有浓厚的反俄情绪。波兰流亡政府在苏波边界问题上的不合作态度以及“卡廷事件”的发生，使斯大林对波兰失去耐心。[18]而与波兰相比，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居民中素有亲俄情绪，选择捷克斯洛伐克而放弃波兰无疑是斯大林中欧政策的最佳选择。第二，向贝奈斯施加压力。苏联中断同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转而实行支持“卢布林委员会”的政策无异于给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下了最后通牒。贝奈斯的态度直接决定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命运。第三，向西方盟友施加压力，要求开辟第二战场。尽管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但由于西方迟迟没有开辟第二战场，使得德国再次从西方战线抽调兵力到苏德战场，苏联仍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压力。 贝奈斯没有对苏联的建议作出正面回应，此时，他非常想听听美国的意见[19]，同时也可利用访问的机会争取时间，观察事态的发展情况。这样，苏捷条约谈判就因此中断了两个月。从5月12日开始，贝奈斯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期间同罗斯福总统及政治家、新闻记者举行了多次 会谈。按照贝奈斯本人的说法，罗斯福总统赞同他的意见。[20]此后贝奈斯又去加拿大访问，于6月11日才返回伦敦。 英国对苏捷关系的发展保持着警惕。6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马萨里克在给贝奈斯的电报中谈到了同英国驻捷大使尼科尔斯的会谈情况，尼科尔斯问：“总统是否打算在访问莫斯科时签订条约？英国政府认为，考虑到波兰问题，这个条约是不符合（英国的）愿望的。”而贝奈斯访问归来后亲自去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谈时，后者明确表示：“英国政府不希望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签订条约，因为这不符合英国的利益。”在艾登看来，“苏捷条约具有反波兰的倾向”，随后艾登提出了贝奈斯访问莫斯科的条件：如果苏联政府“同意”把波兰也纳入条约中，贝奈斯就可以去莫斯科。[21] 于是，6月19日，贝奈斯在同博戈莫洛夫会谈时向后者提交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三方条约草案。贝奈斯解释说：“这是策略上的考虑，是为了迎合英国人和美国人，他故意强调条约的友好原则给波兰政府看，条约文本具有三方性质。”博戈莫洛夫明确表示：“三方条约草案在形式上不符合现在的局势，应该把捷苏双边条约问题同三边条约问题分离开来”；“现在波兰政府同苏联政府之间的关系不能令人满意，很难去研究。”针对贝奈斯对英国政府的疑虑，博戈莫洛夫说：“三个国家都是盟国和朋友，如果其中的两方想明确和进一步巩固这种关系，那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任何人都不可能干涉他们。”[22] 英国提出的理由还是无法打消贝奈斯前往苏联签订条约的打算。此时艾登又找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他向贝奈斯指出其同莫洛托夫曾达成协议，战争期间双方不与同盟国中的小国签订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23]在英国首相丘吉尔看来，阻止贝奈斯前往苏联签订条约的最好办法是让美国发表声明，澄清贝奈斯对罗斯福态度的误解。早在6月28日，英国驻美国大使哈里法科斯就向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询问贝奈斯同罗斯福的会谈内容，韦尔斯向哈里法科斯说：“贝奈斯在美国访问期间从未提过他打算同苏联签订条约的事，他只是说自己打算同斯大林在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复国的问题上达成相互谅解。”[24]应英国政府的请求，美国国务卿赫尔亲自发表声明说：“无论罗斯福，还是他本人，都未对贝奈斯前往苏联签订条约一事表示过赞成。”[25] 这件事对贝奈斯的打击很大，6月28日，贝奈斯致电费林格说：“近几天来，在我们、英国人和博戈莫洛夫之间就我们同苏联签订条约的问题出现了分歧。我向伦敦和华盛顿通告了关于我们在莫斯科签订互助条约的打算，美国人没有反对意见，但艾登要求我目前不要签订条约……博戈莫洛夫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对英国人让步，甚至是在我们感受到英俄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坚定地告诉他说，我们的政策是想让俄国人和英国人接近，而不是分开他们，此外，英国人会把一切纷争的后果归罪到我们身上……我让博戈莫洛夫相信两点：1.在访问期间将会就条约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并发表某种形式的公开声明；2.如果弄清楚了，英国人确实想阻碍签订条约，我们就义不容辞地拒绝（签约）。”[26]随后，费林格在7月3日给贝奈斯的电报中谈到了苏联政府对艾登提出的贝奈斯访问苏联时不签约而只发表宣言一事的态度，苏联外交部第四欧洲司司长诺维科夫明确表示：“如果这是你们的最终决定，那您最好不要来，或者推迟此行。”[27]7月13日，苏联副外交部长考涅楚克在同费林格会谈时再次表示：“我期待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及其政府能独自解决国家问题。”[28]贝奈斯的莫斯科之行被拖延下来。 1943年夏天，红军取得了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战争的主动权完全转移到苏军手里，捷克斯洛伐克由苏联解放的前景渐趋明朗。随着红军在战场上的胜利，捷共加大了宣传，在国内的声望与日俱增。苏联在单方面同波兰流亡政府中断外交关系后，开始扶植“卢布林委员会”。对捷克斯洛伐克伦敦流亡政府来讲，同苏联签订条约来保障自己的地位，防止出现波兰流亡政府的命运和战后国内出现革命危险显得迫在眉睫。 7月16日，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发表了关于尽快同苏联签订条约的公开声明。[29]但英国政府继续对捷克同苏联签订条约一事持反对态度，贝奈斯对此非常生气。8月8日，贝奈斯对尼科尔斯说：“你们对我们面向东方一直持反对态度，最终我们别无出路，只能面向俄国。”[30]尽管没有明说，显然贝奈斯指的是慕尼黑时期英国的绥靖政策给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带来的灾难。话虽如此，贝奈斯还是清楚地懂得，没有英国政府的同意他还是不能前往莫斯科，所有期望只能寄托在苏英协调上。 在苏捷条约谈判因英国的阻碍陷于绝境的情况下，莫斯科亲自同英国交涉显得非常有必要。概括起来，英国反对贝奈斯前往苏联签订条约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强调莫洛托夫同艾登有战争期间不同小国签订涉及战后问题条约的协定；二是该条约没有包括波兰。苏捷双边条约势必对英国战后欧洲成立捷波联邦构想造成冲击，此外，波兰流亡政府的命运将会更加艰困；鉴于此，苏联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是对所谓的英苏协定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二是强调未来波兰政府加入苏捷条约的可能性。 早在1943年7月26日，苏联驻伦敦大使迈斯基就向艾登转交了一份关于莫洛托夫同艾登之间的“协议”问题的备忘录。备忘录中说：“1942年6月9日，莫洛托夫在伦敦访问期间，艾登建议苏联同英国在未经双方相互协商和达成一致不得同欧洲各流亡政府签订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莫洛托夫答应研究这个问题和把这个问题转告给苏联政府。1942年7月15日，苏方在答复备忘录中说，苏联政府原则上同意他的建议，但对此指出，苏联政府想得到英国政府就上述问题的具体建议。但是，后来英国政府未能提出具体建议，这样，一切仅仅限于意见交流。文件中指出，苏联政府认为在遵守1942年5月26日两国政府条约方面尽了自己的义务，在该条约中没有禁止同其他国家签订有关战后问题的条约。”[31]近一个月后，8月23日，英国政府对苏联政府的备忘录做了答复。艾登在备忘录中说：“他不记得迈斯基当时提过这个建议，他只是后来再次同迈斯基会谈时才知道这件事。”鉴于此，“英国政府准备重新提出当时艾登向莫洛托夫提的建议。”[32]针对艾登所说的“不记得迈斯基说过苏联政府在等待英国政府就此问题提出具体建议这件事”的问题，莫洛托夫指出：“鉴于此，苏联政府再次对所掌握的材料进行了审查，从材料中可以看出，迈斯基向苏联外交部报告了去年7月他对艾登所做的声明。”针对英国驻苏联大使克尔所说的“英国政府提议两国政府依据艾登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同上述盟国政府签订条约一事——达成了协定”，莫洛托夫指出：“艾登先生的建议中只是谈到了涉及战后的问题，还提到了未经双方相互协商和达成一致不得同欧洲其他盟国签订上述问题的协定。此时，在便函中提出不能同这些国家签订任何协定，这与艾登去年的建议是相矛盾的。”[33] 对苏英政府关于以上问题的三份往来照会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艾登所提的“未经事先协商和达成一致不得同欧洲各流亡政府签订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这句表述本身就有前后矛盾的地方。按照对这句话的理解，如果双方经过“事先协商和达成一致”就不排除可以“同欧洲各流亡政府签订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的可能性。按照英国政府的理解，就是不能签订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而苏联政府坚持的正是前者。双方的争执一直拖到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才得到解决。 与此同时，苏联就签订苏捷条约一事也采取了一些灵活手段。1943年8月22日，贝奈斯向博戈莫洛夫提交了苏捷条约草案，建议进行预先谈判。[34]9月30日，费林格致电贝奈斯说：“苏联政府同意您8月22日的建议，只是对条约草案作了某些修改，修改意见完全符合您的意愿。”[35]把经过苏方修改的条约草案同贝奈斯提交给苏联政府的条约草案相比较，核心变化是苏方在条约中加上了第三方（指的是波兰）加入该条约的可能性。[36]贝奈斯对这样的修改意见非常满意，因为他的三方条约思想已部分地得到实现，同时也满足了英方提出的贝奈斯莫斯科之行的前提条件。自然，贝奈斯没有意识到，强调“第三方加入的可能性”与三方条约是有本质区别的。 但是，贝奈斯低估了来自英国方面的阻力。10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国务部长里普卡在同尼科尔斯会谈时，后者再次表示：“他们不反对苏捷条约的思想，而是反对现在就签订条约。”里普卡在解释贝奈斯的立场时论证说：“我们想通过同苏联签订条约来保障我们内部的独立，因为担心同共产党人对抗，这是其一。其二，通过吸收共产党加入政府进行合作可以消除这种危险，因为他们也要承担政府责任。”更让贝奈斯气愤的是尼科尔斯表示：“战争结束前我们不可能考虑英国政府发表承担边界问题的宣言。”[37]10月18日，贝奈斯打电报给费林格说，他不能去莫斯科签订条约了，因为担心“这会引起同英国的冲突，这种后果对捷克斯洛伐克来说是危险的”。[38] 显然，小国领导人的立场完全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利益协调情况，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贝奈斯既不想加剧反法西斯盟国之间的分歧，又担心遭到任何一方的埋怨。1943年10月16日，斯姆特内同贝奈斯公开的、详细的会谈证实了这种情况。贝奈斯在分析围绕谈判出现的问题时说：“今天我明白了，苏联说的那些话是想把我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一切多么龌龊。他们不惜任何代价来迫使我签订条约；他们的打算是，如果我这样做了，那么，英国人和美国人同我的关系也就彻底结束了，这样，我只能同他们打交道。”贝奈斯认为：“我们既反对英国也反对俄国”，因为“双方都在同我玩不诚实的游戏”。但是，贝奈斯承认，“从俄国方面来说，与英国相比，他们更为不诚实”，俄国人致力于“把形势弄乱，以便使他们的角色变得不那么明显”。[39] 10月19～30日，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如期召开。10月24日会议研究了关于盟国内部主要国家同小国缔结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问题。出人意料的是，苏联同英美之间在苏捷条约问题上未发生什么争执。莫洛托夫在会议召开两天前已把条约草案送给了艾登和赫尔，艾登声明说：“熟悉了条约草案后，我感觉这是一项好条约，我对条约没有异议。”[40]似乎长时间制约条约签订的各种麻烦顷刻间化为乌有，这里令人感兴趣的是英国的态度为什么发生改变？通过对影响条约签订的各种因素和本次会谈记录详加分析后，可以做如下判断：第一，“波兰问题”始终是影响条约签订的核心因素。如果签订苏捷双边协定而把波兰排除，势必给波兰流亡政府的命运带来负面影响。而如今的条约中规定了第三方加入的可能性，丘吉尔所极力倡导的“波捷联邦”尚存在实现的可能；第二，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明确了在同小国缔结条约时大国协商一致的原则，这被艾登看作是防止出现“势力范围”的有效手段[41]；第三，苏捷双方已就条约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贝奈斯态度明确。如果继续向贝奈斯施加压力，势必会使捷克斯洛伐克倒向苏联。 10月25日晚上，考涅楚克把这一消息告诉给费林格。[42]第二天，苏联驻伦敦各流亡政府临时代办奥尔洛夫正式向贝奈斯通告了这一消息，并向他转达了苏联政府希望他“尽快来莫斯科签订条约”的愿望。[43]这样，阻碍苏捷条约签订的各种障碍都被消除了。12月12日，贝奈斯前往莫斯科访问，并于12月16日签订了《苏捷战时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 1943年12月签订的苏捷条约是战争期间苏联同被占领的法西斯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其内容反映了苏联战后对中东欧政策的基本倾向和目标。1944年1月10日，迈斯基在给莫洛托夫的供内部研究使用的呈文中这样阐述了苏联的立场：“苏联的目标是组建独立的和富有活力的波兰，但我们对出现一个强大的、有实力的波兰不感兴趣。过去波兰一直是俄国的敌人，今后波兰是否会成为俄国的朋友，谁也说不准。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对战后组建波兰的问题应该格外谨慎，尽可能地缩小波兰规模，遵循以民族来确定边界的原则。如果波兰愿意，它可以在这一基础上以第三方的身份参加不久前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互助条约。”在谈到捷克斯洛伐克时，迈斯基说：“组建一个强大的捷克斯洛伐克来对抗波兰，对苏联是有利的，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居民的政治情绪，以及不久前签订的为期20年的苏捷互助条约，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可以成为在中欧和东南欧保持我们影响的传导者。”[44]1943年的苏捷条约是苏联在战时外交中取得的重大胜利，同时也是大国协调利益的结果。贝奈斯的民主观念及其给捷克斯洛伐克在东西方之间的定位符合斯大林战后对中东欧的战略意图，斯大林接受并推而广之，借助苏军解放中东欧的历史契机成功地把这一地区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1944年末，惊慌失措的丘吉尔急忙飞抵莫斯科同斯大林就划分东南欧势力范围问题达成百分比口头协议。[45]其实，此时苏联方面已实现了预定的战略目标。 二 斯大林在捷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抵抗运动有两支领导力量，一支是贝奈斯领导的驻伦敦流亡政府，一支是捷共在莫斯科的领导中心。苏联在与贝奈斯流亡政府保持政府层面关系的同时，也在通过共产国际与捷共保持着联系。二战期间，捷共执行联共（布）（经过共产国际）的指示，通过开展游击运动掌握了武装，通过建立民族委员会掌握群众，二战后期成长壮大起来，成为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推行联合政府政策的依靠力量。联共（布）帮助捷共制定了科西策政府纲领，纲领的基本精神与斯大林从“大国合作”战略出发在东欧推行联合政府政策相吻合，纲领的实施也就意味着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政策的实现。 1944年10月，苏军解放了外喀尔巴阡乌克兰，随即出现了要求合并到苏维埃乌克兰的事件。[46]1945年1月，苏军开始了解放斯洛伐克的行动。贝奈斯担心斯洛伐克也会出现类似外喀尔巴阡乌克兰事件，决定同苏军一同进入斯洛伐克。经过协商，贝奈斯接受了苏方的建议，准备携流亡政府成员途经苏联回国，并在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和捷共领导人会谈。[47] 在贝奈斯访问莫斯科前夕，为迎接同贝奈斯即将举行的谈判，捷共在联共（布）的帮助下积极进行准备。1945年1月23日，斯大林同捷共中央主席哥特瓦尔德在克里姆林宫进行了会谈。按照当时的惯例这种性质的会谈一般不做会议记录，不过根据后来的事件及相应的回忆录来判断，很有可能谈的正是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未来国家制度，针对贝奈斯来访捷共应采取的措施等内容。科佩茨基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这次会谈，据他讲此次会谈的内容是哥特瓦尔德告诉他的：“哥特瓦尔德在前半夜去拜访了斯大林，那次会谈持续了6个小时，一直到早晨7点”，斯大林带着某种好感谈了捷克斯洛伐克，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称赞他们有民主政治性和心地善良，还谈了德意志人的情况。斯大林指出，斯拉夫人应该行动起来，“避免德国这架军事机器怪兽再次制造惨剧”。按照科佩茨基的话说，“哥特瓦尔德同斯大林讨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48] 在组建第一届民族阵线政府问题上，贝奈斯一直坚持伦敦流亡政府迁回国内，同时吸收共产党人加入政府的办法。早在1943年12月贝奈斯访问莫斯科时，就同哥特瓦尔德谈到过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制度及对外政策问题，哥特瓦尔德表达了“民族阵线在战后必须继续存在下去”和“同苏联结成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态度。[49]1945年2月1日，哥特瓦尔德和科佩茨基同联共（布）中央国际部负责人季米特洛夫进行了会谈，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仅做了简要记述：“商讨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活动和贝奈斯访问苏联的事情。”[50]第二天，2月2日，哥特瓦尔德就组建临时政府问题给贝奈斯的电报大致能反映出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哥特瓦尔德在电报中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认为，就成立共和国第一届政府问题进行谈判是时候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准备参加谈判”，随后以不容置疑的口气邀请贝奈斯立即来莫斯科就成立第一届民族阵线政府及捷苏关系中的重要问题进行谈判，指出：“我们认为这是合适的。”[51]显然，哥特瓦尔德能以如此口气说话，说明捷共目前的实力已非昔日可比了。 此后捷共国外局[52]立即着手草拟新政府纲领和章程的工作。2月23日，哥特瓦尔德向联共（布）中央国际部递交了关于新政府组成的草案。根据这一方案，新政府应由20人组成，其中捷克人14名，斯洛伐克人6名。新政府就其组成而言，应当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民族阵线政府，并联合所有主要的政治集团。[53]3月10日，哥特瓦尔德向联共（布）中央国际部提交了拟定的政府纲领草案。哥特瓦尔德在附信中说：“根据自身的经验我们知道，他们对总的提法是会表示同意的”，“我们在政府纲领草案中提出的大部分问题会被贝奈斯接受”，哥特瓦尔德向季米特洛夫请求“以你们的建议和指示帮助我们完成这项任务”。[54]3月19日，新任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佐林在就任前夕对捷共提交的政府纲领草案作了严厉批评，他说：“全文都需要加以修正，使捷克斯洛伐克保持面向苏联和巩固斯拉夫人民团结政策的同时，还应强调捷克斯洛伐克同英国、美国和法国等联合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消除关于对外政策中的斯拉夫路线和中、东欧斯拉夫人民团结等尖锐的表达方式。”这些意见在最终形成文本时都受到重视。关于民族政策也提出了意见，佐林认为：“尽管谈到了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权利平等，但关于现今国家存在形式的问题说的模糊不清：既没有谈到斯洛伐克自治的问题，也没有谈到捷克与斯洛伐克联邦的问题。为了克服斯洛伐克的分离主义，特别是德国人的毒化教育影响，显然，应该明确谈到斯洛伐克在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框架内存在这个问题。此外，必须谈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首先是乌克兰人和鲁辛人）。”这部分意见未被考虑，看来佐林作为新任大使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与敏感性了解不够。佐林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意见，之后他把意见报送给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对佐林的报告作了简要批示：“1.斯拉夫联盟（联盟＋中欧和东欧）；2.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立即转交并合并到苏维埃乌克兰；3.两个共和国（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55]从最后公布的文本来看，苏方的大部分意见都被采纳了。 1945年3月11日，贝奈斯携带政府成员从伦敦出发，3月19日抵达莫斯科。与此同时，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代表也应邀来到莫斯科，根据斯洛伐克共产党[56]和民主党的协议，双方共同组成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代表团参加谈判。[57]作为此次谈判的会议记录员，时任捷共驻贝奈斯伦敦政府代表的拉什托维奇卡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比较完整地叙述了谈判过程，此外，捷共国外局领导人科佩茨基和贝奈斯的私人秘书塔波尔斯基也都在各自的回忆录中谈到了会谈情况。总统贝奈斯作为超党派代表不参加谈判，而去同苏联领导人就捷苏关系和战后合作问题进行会谈。3月22日，捷克斯洛伐克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各政治力量之间的谈判在捷驻苏联大使馆举行，参加谈判的各党派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国家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社会民主党、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民主党）。会议共进行了一个多星期，主要议程有两项，一是讨论政府纲领，二是决定第一届民族阵线政府的组成。 经询问各政党均未准备政府纲领草案后，哥特瓦尔德向与会代表提交了由捷共起草的政府纲领草案。草案共16章，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第六章关于捷克同斯洛伐克民族之间的关系上。原文表述为：“建立在各团体和地区民族委员会基础上的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政府不仅把其看作是斯洛伐克民族自治区的合法代表，也是斯洛伐克领土上国家政权的代表（司法权、执政权和执行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职责是在同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和作为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执行机关的斯洛伐克民族执行委员会密切协调的基础上解决共同的国家事务。”恰恰是这一表述方式引起国家社会党代表斯兰斯基、人民党（天主教）代表加拉和社会民主党右翼代表迈耶尔的坚决反对。加拉说：“政府不能承担属于选举出来的未来民族委员会的权力和责任。”斯兰斯基立即支持加拉说：“我现在要说，这种说法无法使我们信服，我们之间没有统一，这不是基于现今斯洛伐克形势的看法，而是把目前的结构以某种形式常态化了。”哥特瓦尔德反驳说：“是斯洛伐克人民想要这样，请不要忘记这一点。”斯兰斯基回答说：“如果斯洛伐克人民同捷克人民能达成协议的话，不排除把目前的形势最终常态化的可能，但是，我们不能承担为时尚早的责任。……解决未来国家联合形式的问题不能只由斯洛伐克人说，还要听捷克人的意见。”科佩茨基坚决支持斯洛伐克人民的意见，他说：“政府应该清楚地声明放弃‘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这一错误概念，斯洛伐克是个民族，而不只是文化上别具一格的人民”，“每个民族都应该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声明自己是斯洛伐克地区政权的唯一代表”。争论的实质在于捷克地区的中央集权主义同斯洛伐克民族主义之争。二战期间，斯洛伐克在德国的庇护下获得独立地位，他们追求的目标是联邦制的共和国，不想恢复到慕尼黑之前的状态。在争论过程中，捷克地区各政党代表（捷共除外）以退场相威胁，谈判有破裂的危险。在这个时候，很有可能贝奈斯对国家社会党人做了说服工作，最后采取了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的表述方式，即“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着力以法律解决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之间的关系，确定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作为斯洛伐克人民的政权机关（拥有司法权、执政权和执行权），由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选举出的司法代表解决中央机关和斯洛伐克机关之间权限划分的问题”。 在政府成员分配比例问题上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论，最后结果为：新政府25名成员有7位共产党代表，3名社会民主党代表，3名捷克社会党代表，4名斯洛伐克民主党代表，3名人民党代表，5名非党人士。亲近共产党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费林格领导内阁。捷共和斯共代表占有两名副总理的岗位（哥特瓦尔德和西罗基），以及内务部长、情报部长、农业部长、社会保障部长和外交部国务秘书的岗位。这样，在政府组成中，捷共和斯共就控制了政府中的关键岗位，其深远影响在1948年二月政变时显现出来。塔波尔斯基指责说：“为了进一步加强控制，捷共又借口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斯洛伐克共产党是两个分开的党，硬让它们的领导人获得两个副总理的职位。”[58]显然，塔波尔斯基并不清楚捷共同斯共在1939～1949年期间一直是组织上分立关系，另一方面，斯共是以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的身份参加谈判的，同时也是斯洛伐克利益的代表者。 3月31日，贝奈斯及其政府随员离开莫斯科回国，4月4日抵达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4月5日在这里发表了关于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阵线第一届政府成立及批准其纲领的声明，政府纲领被命名为科西策纲领。纲领规定，目前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同苏联和其他盟国并肩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直至完全解放共和国，为全国大选作准备；在军队建设方面规定，按照苏军的样式迅速建立新型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在经济领域规定，要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决定剥夺敌人和卖国贼的财产，对重要的工业企业、银行、矿山等收归国有，实行土地改革，没收敌人和通敌分子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同时保护私人企业和一般商业；在民族关系上规定，政府将设法使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中享有国家法律保证的平等地位，使斯洛伐克语和捷克语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在对外政策方面规定：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外政策以同苏联结成最亲密的联盟为基础，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同苏联实行广泛的合作。在斯拉夫兄弟关系的基础上，同波兰、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保持友好关系，同时也表示希望加强同英美的联系。[59] 总体看来，科西策纲领是一份性质比较温和的纲领，既没有提出解决生产资料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剥夺一切资产阶级财产的口号，体现了民族阵线各政治团体协商的精神。同时，捷共的政治观点是在联共（布）通过共产国际的积极影响下形成的，这符合苏联当时追求“大国合作”、维持雅尔塔体系的战略，也是当时捷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真实反映，用哥特瓦尔德的话说：“我们不能单独执政，他们也不能单独执政，他们没有我们不行，我们没有他们也是一样，必须同愿意与我们合作的政治集团合作。”[60] 按照苏联同英美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达成的协议，被解放的欧洲各国在临时政府成立后应立即着手举行自由选举，选出永久政府。在东欧各国中，捷克斯洛伐克是最先进行议会选举的国家。根据民族阵线各政党的协议——从政府和民族阵线到基层民族委员会的各级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中各政党平均分配代表名额，即代表“均等制”——1945年10月28日成立了临时国民议会，其中捷克人200名，斯洛伐克人100名，6个党派所占比例人数相同。临时国民议会着手批准临时政府所颁布的各项命令，但它的主要任务是筹备制宪国民议会选举。[61]到1945年末1946年初，随着苏美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军，进行议会选举的时机基本成熟。1946年1月和3月召开的民族会议通过关于“和睦地”进行选举的决定，规定各政党不能批评民族阵线和政府的政策，而只能宣扬他们的打算。在选举中不能利用总统的权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能批评苏联的对外政策。此外，还规定在选举结束后，不管结果如何都将组建联合政府。[62] 尽管存在着上述协定，为了争夺选举的胜利，民族阵线共产党和非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思想和政治斗争还是不可避免地趋向尖锐化。1945年12月，苏美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军后，资产阶级政党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运动中开始积极起来。国家社会党致力于取代共产党成为国内第一大党，他们提出的竞选口号不够具体，主要是捍卫民主、保护私有财产和法制，指控共产党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非爱国者。国家社会党小业主部的报告谈到了该党的计划：“我党定将在其中有着巨大影响的新政府，将不得不从空话转到行动。这将是对一切革命的罪过的纠正。我们相信，这将会是逐步的和彻底的。科西策纲领是所谓的东方纲领，它不适合我们的情况。”[63]为了同捷共争夺选民，国家社会党向被解散的法西斯主义政党（农业党、畜牧业党和人民团结党）的骨干分子打开了大门，希望以此能扩大队伍并取得对共产党的胜利。社会民主党内发生了分裂，左派致力于同共产党进行合作，推进革命，而右派则努力同国家社会党人合作。非共产主义政党，特别是国家社会党坚信自己的实力，认为自己会取得议会选举的胜利，把共产党甩在身后。他们对选举结果是非常乐观的。[64] 斯洛伐克地区的情况更为复杂。斯洛伐克人同捷克人就国家政权体制的争论并未因科西策纲领的签订而得到解决，斯洛伐克民主党和人民党以维护斯洛伐克人利益的姿态出现，这种情况使得斯洛伐克共产党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如果支持联邦制的思想，它可能在捷克地区得不到足够的选票，如果放弃这一思想又担心会在斯洛伐克地区失去威信。为了筹备选举，捷共中央指示斯共采取分裂斯洛伐克民主党的办法来组建第四党，但没有成功。反倒是民主党随机应变，同天主教徒达成协定，巩固了自己的地位。[65]这一时期在斯洛伐克成立了两个新政党：劳动党和自由党。前者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分支，刚一成立就得到了斯共的认可。自由党是在斯洛伐克民主党的同意下成立的，主要由天主教教徒组成，该党成为前赫林卡党成员的庇护所。这两个政党的成员较少，影响力弱，主要是斯共同民主党争夺选民的产物。面对即将开始的议会选举，斯共领导层显得缺乏信心。斯共领导人什米特克在同苏联驻捷使馆参赞奇恰耶夫谈到选举问题时说，他认为斯共获胜的前提条件是，中央政府“明确承认斯洛伐克是一个单独民族，承诺斯洛伐克工业化和其他纯斯洛伐克的问题。如果在选举以前这些问题会得到正面解决，那么共产党将取得巨大胜利”。[66]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是一个在议会斗争中拥有丰富经验的政党，在慕尼黑事件以前的共和国议会选举斗争中就多次取得过好成绩，哥特瓦尔德曾任议会议员。捷共从国家解放伊始就已经在为议会选举做着积极准备。捷共还拥有比其他政党更为优越的先天条件：一是慕尼黑事件给国家造成的民族创伤。捷共紧紧抓住这一有力武器，谴责非共产主义政党在慕尼黑时期的懦弱和西方的背叛行为，指出只有同苏联结盟才能为国家的独立提供安全保障；二是来自苏联的解放。苏联军队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增强了捷国民对苏联的好感，斯拉夫民族团结起来的思想在国内非常流行，这种情绪为捷共巩固和增强自己的实力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种形势下，捷共非常注重自身组织的发展和对群众组织的领导工作，并取得了明显成绩。1946年2月27日，捷共中央总书记斯兰斯基和主席哥特瓦尔德就捷共八大和国民议会选举的筹备情况向联共（布）中央国际部报告说：“截至1946年1月1日，有党组织13193个，其中工厂党组织2950个，地方党组织10239个，党员数量为82.6万名。党提出了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把党员数量增加到100万人的任务，迄今为止已接纳了101674名新党员。我们相信，到3月底党员数量将接近100万人。”此外，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如青年组织、农民组织、妇女组织和工会等都陆续建立起来，捷共在这些组织中基本都处于领导地位。[67] 为了筹备选举和明确党在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1946年3月28～31日捷共在布拉格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68]哥特瓦尔德在《今天的形势、党的政策及其行动纲领》的报告中阐述了捷共的战略和策略，他指出：“从劳动人民的观点来看，保持和巩固我们目前内外政策的方针，保持和巩固这一政策的人民的、民主的性质，彻底地实现和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已经开始的所有东西，这是一切问题中的问题，一切任务中的任务。”具体行动纲领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制定新宪法巩固民族民主革命的成果；维护民族委员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让捷克人同斯洛伐克人在国家中处于平等地位；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清除战争后果，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开展国有化和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向边区移民工作；进行赋税改革和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等等。[69]根据八大会议决议，捷共为筹备议会选举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第一，加强对工会组织的领导，开展工会运动。 4月19日，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届统一工会联盟代表大会开幕，捷克斯洛伐克工会联盟同斯洛伐克工会联盟合并，捷共领导人萨波托斯基被选为捷克斯洛伐克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进一步开展国有化运动，制定新宪法和巩固国有化成果，在计划的基础上发展国民经济，强调斯洛伐克地区工业化的重要性等。[70] 第二，加强宣传，开展群众运动。 八大会议结束后，党的基层组织活跃起来，在各级群众组织中努力开展工作。提出“为祖国多工作”的口号，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党报党刊对此广泛宣传。利用五一劳动节群众集会广泛宣传共产党的竞选纲领，哥特瓦尔德呼吁：“人民应该给我们力量和全权，以便我们在民族阵线中起到重要作用，必须这样做才能使民族阵线继续前进，而不是后退。”[71] 第三，争取有利于共产党的竞选规则。 在拟定选举法的过程中捷共成功地实现了民主化的目的，规定：所有的候选人必须是民族阵线各政党的代表，不能以私人身份参加竞选。这项规定限制了非民族阵线政党参与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尤其是被解散法西斯主义政党的骨干分子。所有有选举权的公民都可以在现居留地投票，而不是依据先前的居住地。这项规定的意义在于，德意志居民被迁移后，许多迁移到边区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得到了土地和生产资料，选举结果显示边区移民基本都投了共产党人的票。拥有选举权的公民年龄由21岁降为18岁。共产党在青年组织中拥有很强的影响力，降低选举年龄限制有利于争取青年选民。[72] 选举前夕，捷共从基层得到情报：共产党将会获得41%的选票，社会民主党：15%～16%，国家社会党：22.5%，天主教人民党：21%。[73]共产党对取得选举胜利充满信心。5月26日选举如期举行，选举结果如下：在捷克地区，共产党得到43.26%的选票，国家社会党得到25.21%，天主教人民党得到16.27%，社会民主党得到14.95%，弃权票为0.31%。在大型企业，共产党对在这里取得胜利充满信心，他们得到了60%～70%的选票。在斯洛伐克，民主党取得了胜利，得到62%的选票。斯洛伐克共产党得到30.37%的选票，劳动党和自由党得到3.11%和3.73%的选票，弃权票为0.79%。[74]这样，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占据了300席中的151席。尽管选举不能保证任何一个政党取得绝对的优势，但捷共作为最强的政党获得了组建民族阵线政府的权力。在当时，捷克斯洛伐克非共产主义政党和西方的一些观察员基本都同意5月26日举行的议会选举是公正而自由的，是遵守了民主形式的。[75] 1946年7月2日，在哥特瓦尔德的领导下组建了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26个岗位中有9个由共产党人占据，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各占4个岗位，天主教人民党占3个岗位，无党派人士占2个岗位。共产党除了得到副总理的岗位外，还得到7个重要的部长职位，其中包括内务部长、农业部长、财政部长、对外贸易部长、情报部长、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长、外交部国务秘书。[76]在政府和民族委员会中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开始进一步“从上层”推动社会变革，和以前一样，仍在人民民主的口号下进行，争取到国内各阶层广泛的支持。 议会选举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政党，第一次成立了以共产党为首的新政府，毫无疑问，民族阵线中的其他政党密切关注着捷共将要采取的施政方针，共产党面临着执政考验。7月8日，哥特瓦尔德向民族委员会提交的第三届民族阵线政府纲领被称之为《建设纲领》，这份纲领是根据捷共八大会议决议起草的，它是对《科西策纲领》的继承和发展。该纲领的目标是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在政治方面，打算制定和通过新宪法，将民族民主革命的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在经济方面，制定和通过《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两年计划》；在对外政策方面，巩固和发展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合作，这是国家安全和独立的保障，等等。[77]在议会讨论这个纲领的过程中，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民主党没有提多少反对意见，而社会民主党则表现得非常冷淡。[78]7月11日，略加修改后的纲领获得了通过。 在这种力量对比条件下，捷共把获得苏联的帮助与支持视作稳固自己在国内统治地位的外部保障，同时更需要就党目前应采取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向斯大林进行请示。1946年7月，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新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就两国在国际舞台协调行动、军事合作、交通联系以及签订贸易协定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苏捷双方7月会谈最重要的成果是签订了《关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军战利品协定》，根据这项协定，苏军在捷克斯洛伐克所拥有的一切战利品，其中包括上百个合成纤维厂、金属加工厂，以及其他一些企业都转交给捷克所有。[79]这是政府层面的谈判，而在哥特瓦尔德同斯大林的私人会谈中，斯大林表达了关于通往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式道路的看法。斯大林说：“正如经验和马列主义经典教导我们的那样，通过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唯一的道路，因为在确定的条件下可能存在其他的道路。”接着斯大林指出：“的确，在希特勒德国被打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场战争一方面付出了巨大牺牲，另一方面揭穿了统治阶级的面具，广大群众的自我意识增强了。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许多可能性和道路。”具体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实际情况，斯大林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通往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80] 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可以发现，尽管斯大林在此前也多次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但在捷共取得国内议会选举胜利之后的几次谈话更具意义。[81]无疑，捷共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验证了斯大林的良好打算，使他确信东欧各国“以民族道路通往社会主义”策略的正确性。哥特瓦尔德正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来制定捷共的策略和政府的施政方针的，即借助人民民主这个平台同民族阵线的伙伴继续合作，同时利用和平手段发展和深化革命。 实施建设纲领中的经济部分应从制定和批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两年计划》着手，《两年计划》反映了捷共发展经济的基本观念，即强调计划的作用，面向斯拉夫国家的对外贸易方针，着力解决市场和原料的问题。其基本内容可概括为：①彻底恢复被占领者破坏的国有经济，到1948年底工业生产水平提高到战前水平的10%，强调要集中主要精力发展关键工业；②农业生产要达到战前水平，在农村要完成社会经济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③消除斯洛伐克地区的落后局面，依靠斯洛伐克地区的资源和把捷克地区的一些企业迁至斯洛伐克为工业化奠定基础；④完成向边区移民任务，彻底恢复那里的工业和农业生产。与此同时，还提出政府打算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住宅条件，进行有利劳动人民的赋税改革，等等。[82] 民族阵线中的各党派围绕计划的思想和计划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产生了争论。《两年计划》的制订者——共产党人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纲领的基础，打算通过成立中央经济部来实现对私有资本的监督。非共产主义政党认为中小企业、手工作坊和农业生产是物质生活水平的基础。最后，捷共被迫向自己的同路人作出让步，如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事实，维护私有者的利益，银行的监督功能仅适用于国有企业等。[83] 1946年秋天，朱里什领导的农业部制定了深化土地改革的六项法律：关于重新审查1919年的土地改革；关于清除地主占有的分散土地；关于巩固农民在土地改革时得到土地的所有权；关于土地所有者的继承权的问题；关于在完成两年计划过程中向农民提供帮助的问题，等等。[84]共产党人在没有把自己的建议提交给政府和民族委员会进行讨论的情况下就把这些法律草案的内容告诉了农民，组织各农民委员会对这些法律草案进行讨论，农民衷心拥护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些法规。共产党的做法和法律草案的内容引起非共产主义政党的不满和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捷共发动农民进行集会、游行和选派代表团向国会请愿，以此向政府施加压力，最后到1947年夏天，共产党成功地迫使国会通过了这六项法律。[85] 捷克斯洛伐克工业中的老问题是原料和市场，不管以什么观念发展经济，这两个问题都是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两年计划的设计者指望首先通过来自东方的投资以保障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口，其次进口原料和从西方购买先进设备。这种观念的倡导者主要是基于国际市场对重工业品的稳定需求，同时对消费品的需要逐渐下降这样的考虑。另一方面，捷共领导层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把两年计划看作是经济行动，而首先是政治行动。它的实现是同“在国内深化革命”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党内的一些激进势力早在制订两年计划时就把它看作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梯”。[86]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1946年的贸易额显著提高。1945年贸易额仅为2.65亿卢布，而1946年上半年就达到了24.52亿卢布，提高了将近10倍。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出口从1945年的580万卢布增长到13.7亿卢布，苏联对捷出口由2.07亿卢布增长到10.82亿卢布。[87]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同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各国也签订了五年贸易协定。同欧洲其他工业国家相比，1945～1947年捷克斯洛伐克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1947年国内工业增长指数达到战前水平的92%，战后欧洲对商品的需求为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品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截至1947年年中，捷克斯洛伐克出口占1937年出口水平的83.6%，而进口达到94.7%。[88] 非共产主义政党指责这种经济发展观念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苏联和苏联集团国家的‘机床厂和钢铁厂’，它们指出：同苏联和东欧各国签订的经济协定所承担的责任超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能力；维持同西方的经济往来有利于国内生产现代化，保障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变更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结构是有害的，这将导致捷克斯洛伐克脱离世界技术革命而处于落后状态。它们还认为：经济发展应“从捷克斯洛伐克的现实经济条件出发，考虑到国内原料不足和工人技工有丰富的生产经验，经济改革应主要集中在消耗能源最少，而又能最大限度地使用工程师、工人技工的领域”。[89] 的确，经济发展的成就掩盖了潜在的弊病，这种情况在1946～1947年冬天开始反映出来，初期的征兆是对外贸易出现了困难。到1947年下半年，同各国的贸易出现了15亿克朗的债务，并有进一步扩大化的趋势。再加上1947年出现的旱灾，导致粮食供应不足，必须立即进口粮食和饲料。正在这时，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宣布了向欧洲国家进行援助的演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各政党从民族利益出发希望参加马歇尔计划。然而，捷克斯洛伐克战后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莫斯科的态度就成为捷能否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关键。 三 苏联禁止捷参加马歇尔计划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巨大胜利根本改变了国家受资本主义围攻的局面，苏联直接参与雅尔塔体制的创建，成为体制的直接受益者，在战后推行大国合作战略符合国家安全利益。尽管在战后和平调解过程中，苏联同西方出现了许多争吵和分歧，双方敌对情绪增加，但并未破坏大国合作的基础——雅尔塔体制。斯大林相信继续推行大国合作战略是可能的。[90]因此，尽管苏联对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的动机持怀疑态度但仍反应积极。在弄清楚马歇尔计划有损害苏联经济安全以及侵蚀苏联在东欧利益的真实动机后，斯大林才果断地采取了抵制立场，并禁止东欧各国参加马歇尔计划。莫斯科的命令在东欧各国得到了贯彻，但意外的情况还是发生了。1947年7月7日，捷政府已经通过了接受会议邀请的决定，并见诸报端。在东欧各国中，为什么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敢于第一个响应英法的倡议？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给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发展道路带来哪些影响？这些问题需要从捷克斯洛伐克本国特殊国情的角度去观察。 当1947年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说传到捷克斯洛伐克后，国内的资产阶级政党深受鼓舞，他们在报刊上营造舆论，声称“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问题只能在美国的亲自参与下才能解决”，纷纷建议政府参加马歇尔计划。人民党机关报指出：“如果旨在免疫共产主义威胁的‘杜鲁门主义’成为盟国之间的障碍，那么，在马歇尔的倡议中这种危害性就不大，我们是可以克服的。任何一个遭受战争破坏的欧洲国家如果提出要求就会得到必需的援助。同其他国家明智的政治家一样，我们也要严肃认真地响应这一倡议……”[91]6月6日，正在奥斯陆访问的捷外交部长马萨里克发表声明说：“如果这个计划是为了欧洲的团结，发展贸易，改善取得贷款的条件，美国的计划将会得到支持。但是，如果这一计划导致欧洲分裂，如果经济援助以某种政治让步为条件，捷克斯洛伐克就反对参与该计划实现。”[92] 新的形势要求捷共明确立场和制定行动策略。面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困难，如果抵制马歇尔计划无疑会使捷共在政府中陷于被围攻的境地。马歇尔计划的具体内容还不为所知，更主要的是不了解苏联的态度，因此，捷共对马歇尔计划的态度是比较谨慎的，并没有提出坚定的反对意见。 6月20日，捷克斯洛伐克驻华盛顿、伦敦、巴黎和莫斯科的大使馆都收到了指示，要求搜集关于马歇尔计划的情报，并责成大使们弄清楚各国政府的态度。当天，捷克斯洛伐克驻华盛顿大使馆参赞甘奇就同美国副国务卿托尔普进行了会谈。托尔普把对欧洲的援助说成是纯经济性质，主要是要强化欧洲各国自身的经济合作。大使馆向布拉格汇报说：“美国准备援助那些不打算消极地等待外国援助，而肯于用自己的力量为复兴而奋斗的国家。托尔普指出，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捷克斯洛伐克应该为自己的复兴做出更大的努力。”在把这份情报发往布拉格时，斯拉维科大使阐述了下述立场：“根据美国的意见，美国援助的条件是欧洲各国在伦敦先组织合作。意思是说，如果参与欧洲合作，援助是可能的。”[93] 6月22日，苏联发来电报说：“我们认为友好盟国为确保参与关于美国的援助计划，从自己的一方提出相应的倡议并提出请求是合适的，我们注意到一些欧洲国家（荷兰、比利时）已经提出了这样的建议。”[94]苏联的态度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成员深受鼓舞。 6月24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第93次会议上第一次研究了对美国计划应采取的立场问题。共产党人、外交部国务秘书克列门蒂斯做了报告，他说，苏联领导人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发表类似于荷兰和比利时的倡议观点是合适的”。因此，他建议组建部际委员会来起草表明捷克斯洛伐克愿望的文本。至于愿望本身，按照他的观点，有一个原则性声明就足够了，即美国的政策不能具有歧视性质。对此，哥特瓦尔德总理补充说，应明确“我们不需要的和不想要的”，因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知道了苏联的立场”。最后会议通过决议案，接受了克列门蒂斯的报告，批准成立由“财政部、对外贸易部、卫生保健部、交通部、政府副总理费林格和外交部国务秘书联合组成的部际委员会，任务是关注事件的进展情况，与外交部长合作，快速地准备好所有的材料和建议，以便为捷克斯洛伐克在必要的情况下，在合适的时间，就这一建议有关的所有问题及其实现的可能性提出符合实际的意见”。会议结束时，政府责成马萨里克立即同苏联、波兰和南斯拉夫盟国政府进行协商。[95] 此后，布拉格陆续收到来自捷克斯洛伐克驻外大使馆的情况报告。驻巴黎大使馆报告说，南斯拉夫、波兰和意大利均表明了自己对复兴计划的兴趣，准备参加巴黎会议。驻土耳其大使馆汇报说，英国驻安卡拉大使在返回伦敦后告诉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说，西方正在等待布拉格的意见。在这些消息的基础上，外交部长指示驻英美大使通知所在国政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将尽快制订方案。[96]当天，7月1日，他们就转交了照会，照会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完全同意美国的建议，愿意同美国合作来加速欧洲各国的经济复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准备为接受美国援助创造条件，将在合适的时候提出自己的建议。”[97] 就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为参加马歇尔计划做积极准备的时候，传来了巴黎三国外长会议破裂的消息，尽管苏联代表退出了会议，但会议仍声明说，下一次讨论美国经济援助问题时仍会邀请苏联参加。波兰代表还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通报了关于自己的观察立场。所有这一切对7月4日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会议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98] 7月4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召开会议讨论“马歇尔计划”事件的下一步发展问题。马萨里克在会议上说：“在许多领域我们对同西方进行合作感兴趣，特别是出口和原料。”斯兰斯基说：“政府现在面临一个特别困难的任务，对外交部长来说就更为困难——从政治角度来看，捷克斯洛伐克在对外政策路线上要同苏联保持协调，同时在经济上我们又不能完全断绝同西方的联系。”在谈到对苏外交问题时，马萨里克说：“我们的愿望是，以合适的和恰当的方式向苏联解释我们的立场。……我的朋友佐林不在岗已经很长时间了，虽然他是事务代办，但毫无疑问，他可以很好地向莫斯科讲述这些事，这种交流还不够，必须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谈判。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成功地这样做。”会议决定总理哥特瓦尔德和外交部长马萨里克于7月8日去莫斯科进行短暂访问。[99] 7月5日，马萨里克收到了英国驻布拉格大使尼科尔斯转交的正式邀请信，信中谈道：“1.英法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限制国家主权；2.对欧洲的贸易不能有任何限制，后果是任何一方都必须废止双边贸易协定；3.对美援的期待要有节制，众所周知，捷克斯洛伐克需要的，其他国家也会需要；4.这个建议是吸引更多的国家在商业的基础上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尝试。……按照我们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理由把欧洲划分为东方和西方。”[100]这4项规定中的第三项要求废止双边贸易协定的内容令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非常棘手，因为这意味着必须废止同苏联签订的双边贸易协定。 7月6日，马萨里克收到了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代办博德罗夫向他转交的苏联政府关于莫洛托夫退出巴黎三国外长会议原因的备忘录。备忘录中指出，苏联政府从一开始就对这一行动不抱有什么信任，因为早在会议召开之前，英国人和法国人，可能还有美国人，就背着苏联达成了协议。在马歇尔的方案中既没有提出贷款的条件，也没有谈到贷款的规模，因此，它实现的可行性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同时，苏联政府指示出席会议的苏方代表，让他们弄清楚得到贷款的义务、条件、规模和现实性，然后再明确自己的观点。三国外长会议共举行了6天，但关于贷款的条件和规模却没有任何情报。备忘录指出，苏联代表团把成立“领导委员会”的要求看作是试图干涉参加国的内部事务，迫使它们接受美国的纲领，阻止它们出口剩余物资，同时使它们的经济从属于美国的利益。自然，苏联代表团不能同意这一纲领。苏联代表团认为，首先应该弄清楚贷款的现实性，它的条件和规模，然后再确定欧洲国家所需的规模，拟定它们要向美国贷款的计划。这样，欧洲各国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经济，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设备和剩余物资。由于英法同苏联在观点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因此未能达成协议。备忘录在结尾部分强调指出，苏联政府认为必须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通报巴黎会议的进程情况。此外，英法号召欧洲国家7月12日召开会议，多半讨论巴黎外长会议讨论过的那些问题。[101]从苏联备忘录的表述可以明显地看出，莫斯科在暗示捷克斯洛伐克不要参加定于7月12日召开的巴黎会议。但是，马萨里克装作看不懂电报的含义，坚持要博德罗夫代办给出直接答复：苏联政府是建议捷克斯洛伐克参加会议，还是不参加这个会议。博德罗夫重复了三次说：“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是否参加定于7月12日召开的巴黎会议的问题，他不能说什么，因为对此他没有得到任何指示”，接着他又补充说：“也许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可以参加会议，只是要得到不干涉参加国内部事务的保障。”[102]其实，马萨里克要的就是这句话，以此作为苏联不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参加马歇尔计划的证明。 当天，博戈莫洛夫向哥特瓦尔德转交了联共（布）中央的电报，此封电报也发给了东欧其他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电报中说：“你们可能已经收到了我们关于巴黎三国外长会议的情报。你们从这些情报中不难判断苏联的立场。7月12日，英国人和法国人邀请欧洲各国代表参加会议，讨论在巴黎外长会议上研究过的那些问题。苏联政府打算不参加此次会议。看来，一些对苏联友好的国家也想拒绝参加此次会议。……我们认为，最好不拒绝参加此次会议，而派代表团与会，此举是为了在那里证实英法的计划是不可接受的，不可能就这一计划达成协议，尔后退出会议，同时尽可能多地把其他各国的代表团带离会场。”[103]这是莫斯科以党际联系渠道给捷共领导人的指示，希望他们能通过自己的影响促使政府拒绝马歇尔计划，具体策略是参加会议，同时要破坏会议。 7月7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主席团为了讨论与参加马歇尔计划有关的问题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他们是现在就决定关于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问题呢，还是等到7月9日与苏联外交家的会谈有了结果时再决定。马萨里克坚持参加巴黎会议，他出示了英国大使尼科尔斯的信，尼科尔斯在信中竭力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意识到接受英法邀请的重要性，他强调马歇尔计划仅仅是一个“经济方案”。贝奈斯支持马萨里克的意见，他说：“我们政府决定接受会议邀请，我认为这是明智的和必要的，理由是：1.共和国的经济形势和经济活动至少60%～80%依赖来自西方的援助，依赖同它们进行经济合作；2.我坚信，或早或晚苏联将会以某种形式加入到这种合作中来。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拒绝这种合作，那么美、英、法就会联合起来。我可以充满信心地说，要是它们以某种形式把德国也吸收进来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因为我认为必须这样做，我们、波兰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不能允许以自己不参加为代价来帮助德国。”政府副主席费林格则表示：“马歇尔计划——这是一个骗局，主要是反对苏联的，因为它的倡导者企图绕开联合国来实施这一计划。”外交部国务秘书克列门蒂斯也指出：“接受邀请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要承担一定的义务，根据外交部收到的材料，瑞典、瑞士、匈牙利，可能还有挪威都不参加巴黎会议。鉴于目前的形势，最好推迟做出决定，要同盟国，首先是苏联进行协商。”哥特瓦尔德尝试以“德国威胁”来反对政府参加巴黎会议，他说：“现有情报还无法弄清楚巴黎会议到底要做什么，多半是谈复兴德国的事，这会给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利益带来直接危害。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很有可能参加巴黎会议的斯拉夫国家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一个。”马萨里克立即表示：“根据他的情报，波兰是准备参加的。”马萨里克并不反对与苏联协商，他指出：“事情本身是没有疑问的，我们对苏联、波兰和南斯拉夫的盟国义务是最高指针，然后才是我们自己的意见，最后才能考虑其余办法。”他在会上出示了同博德罗夫的会谈备忘录，并解释说，根据备忘录，苏联的态度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可以独自解决关于是否参加马歇尔计划的问题”。政府中的非共产党部长一致支持马萨里克的意见，最后政府成员一致同意接受英法的邀请，并委托捷克斯洛伐克驻法国大使诺塞克出席会议。捷共代表也表示同意接受邀请参加会议。[104]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之所以能够通过参加会议的决定在于，以马萨里克为首的非共产党部长打了个时间差，他们担心捷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第二天）会使捷克斯洛伐克参加会议的问题出现变故，而实际情况的确如此。 当天，7月7日，捷克斯洛伐克驻英法大使就向英法政府转交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接受邀请参加巴黎会议的照会，任命捷驻法国大使诺塞克为会议代表。至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立场，在收到自己代表关于马歇尔计划更为详细的情报，以及在得到作为美国提供经济援助前提条件的纲领后再决定。[105] 根据档案文献来看，大概是斯大林对东欧参加巴黎会议并破坏会议的策略是否可行有所担心，7月7日凌晨，莫斯科急电驻东欧各国和芬兰大使，向所在国共产党领导人转告如下指示：“苏共中央政治局建议他们在7月10日以前不要对英国、法国做出任何回答，因为有些国家中的朋友鉴于苏联不打算出席而反对参加7月12日召开的会议。”[106]鉴于7月7日捷政府已经召开会议讨论马歇尔计划问题，因此，很可能博德罗夫收到电报后没有及时地转告哥特瓦尔德。 7月7日，莫斯科对东欧国家参加巴黎会议——特别是因为苏联不在场——时是否能抵御住美援的诱惑愈加担心。当天晚上，斯大林又急电驻上述国家大使立即转交联共（布）中央建议拒绝参加巴黎会议的电报，电报中说：“苏联政府得到的有关7月12日召开的巴黎会议性质的材料证实了两个新情况。首先，会议组织者英国人和法国人不打算对他们那个不尊重小国主权和经济独立的欧洲经济复兴计划作出什么修改。其次，会议组织者们实际上试图以制定欧洲经济复兴计划为幌子建立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方集团。鉴于这两种情况，联共（布）中央撤销7月5日发出的电文，并且建议拒绝参加会议，亦即不要向会议派出代表团。各国可自己斟酌提出拒绝与会的理由。”[107] 然而，克里姆林宫在7月4～7日犹豫不决的态度使局势复杂化了。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以及芬兰政府接受了这一指示，但在布拉格遇到了困难。当苏联驻捷临时代办博德罗夫于7月8日拜见哥特瓦尔德，递交电报时，哥特瓦尔德说，现在已经不可能改变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了，因为“政府不会支持我们（共产党）”。[108] 以上事实表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并非是未经苏联同意就擅自决定参加巴黎会议，问题的根源在于苏联领导层在东欧各国出席巴黎会议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而这一点，正好被捷政府非共产党部长抓住了时机，成功地促使政府通过了接受英法邀请出席巴黎会议的决定。7月6日布拉格收到博德罗夫转交的苏联政府照会，7月7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通过了出席巴黎会议的决定，而莫斯科禁止捷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是在7月7日晚上做出的。此外，还应该注意到，7月7日和8日莫斯科给哥特瓦尔德的两封电报，是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致捷共领导人的，而不是以苏联外交部的名义致捷政府的。如果说在东欧各国联合政府中共产党基本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所以其他国家政府较容易地接受了莫斯科的命令，那么，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却有所不同。捷共在政府中未取得绝对的主导地位，或者说主导地位不那么明显，共产党同非共产主义政党基本上处于势均力敌的局面，如外交部长、总统和对外贸易部长均由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担任，正是这种政治力量对比导致捷政府通过了接受会议邀请的决定。由此可以判断，为避免被人指责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部事务，哥特瓦尔德是不会把莫斯科的指示转告给政府中非共产党部长的。因此，在7月9日捷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之前，政府中的非共产党部长不会知晓莫斯科禁止捷参加巴黎会议的命令。 7月9日晨，捷政府代表团飞往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抵达莫斯科后，哥特瓦尔德立即前往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而其余成员则休息等待。哥特瓦尔德在克里姆林宫停留了近两个小时，他向斯大林转交了贝奈斯总统致斯大林元帅的两个备忘录：一个强调签订捷法条约的重要性，另一个强调捷克斯洛伐克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必要性。由于没有留下会谈记录，斯大林同哥特瓦尔德除了谈到让捷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之外还谈了些什么，现在仍无从知晓。几个小时后哥特瓦尔德回到政府成员住处，对他们说：“孩子们，一切OK了！我只是同斯大林聊了一会，你们今晚就去他那里。”[109] 关于斯大林与捷政府代表团会谈的苏方和捷方的档案目前都已公布，苏方档案收录在档案集《俄国档案中的东欧》中，捷方档案被俄国学者译成俄文刊登在《消息报》（1992年1月9日）上。[110]两者相比较，记录的侧重点不同，苏方注重记录斯大林的话，而捷方记录本国领导人的话更多些。 会谈在当天夜里11：00开始，持续了两个小时，至7月10日1：00结束。 哥特瓦尔德说：“虽然我们对此事（指参加马歇尔计划）持积极态度，但我们在答复巴黎会议邀请时提出了保留意见，这样我们可以相机行事。现在出现了新情况，因为我们——唯一的斯大林的人和唯一的东欧国家——收到了巴黎会议的邀请信，因此，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想知道苏联的态度。”（捷方记录） 斯大林首先解释了因收到新情报而改变态度的原因，接着他说：“我们对你们决定参加这次会议感到吃惊，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乃是一个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之间友谊的问题。你们是在客观上帮助别人孤立苏联，不管你们主观上是否愿意，但的确是在这样做了。请看看结果是个什么样子：所有同我们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都不参加会议，而同我们保持友好关系的捷克斯洛伐克却参加。那么，他们就会判定，既然那么轻易地就能够把捷克斯洛伐克接到孤立苏联、反对苏联一边，那就是说，它同苏联的友谊已经不那么牢固了。这将被看做是反对苏联的胜利。我们和我们的人民不能理解这一点。你们必须取消这一决定，应当拒绝参加此次会议，并且这件事你们做得越快越好。”（苏方记录） 在捷克方面的记录中，除了上述内容外，还记录了斯大林说了这样几句话：“参加会议使你们陷于复杂的境地，‘阵线突破’意味着西方国家的成功。瑞典和瑞士还在动摇，而你们要参加，很明显，这就影响了它们做出决定。我们知道，你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当中任何人对此都没有疑虑。但你们参加会议的行为会被当作反苏的工具来使用。无论苏联，还是它的政府都不允许这样做。” 马萨里克和德尔蒂纳，包括哥特瓦尔德，都试图以捷克斯洛伐克对西方贸易的依赖来解释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必要性。马萨里克说：“有这样一个事实，我们60%～80%的企业都依赖于西方，为了不错过得到某种贷款的可能性必须去巴黎参加会议，这样，本国企业的领导人才不会停止对我（马萨里克）的信任。”德尔蒂纳说：“捷克斯洛伐克同其他斯拉夫国家相比是另一种情况，生活水平依赖外贸，而外贸，很遗憾，依赖西方。”德尔蒂纳提醒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致通过了参加巴黎会议的决议，要求苏联政府能在某种程度上调和一下自己的立场。（捷方记录） 斯大林明确表示准备购买捷克斯洛伐克一些如石油工业管道等重工业品，而哥特瓦尔德说：“捷克斯洛伐克向西方大量出口轻工业和纺织业品，而苏联暂时还不购买这些产品。”斯大林回答说：“为什么不买？我们要买的。”哥特瓦尔德还请求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联合公报中写明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来访苏联将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斯大林再次做出将给予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援助的承诺。斯大林强调指出：“至于你们，在巴黎会议上将会得到如下验证：随后会变得很明显，接受邀请可能被解释为反对苏联的先锋，特别是因为，任何一个斯拉夫国家和东欧国家都没有接受邀请”。（双方记录基本一致） 会谈结束时，斯大林再次提醒哥特瓦尔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所有成员，必须在今天，即在1947年7月10日就拒绝参加巴黎会议。 7月10日清晨，哥特瓦尔德、马萨里克和德尔蒂纳致电贝奈斯：“无论斯大林，还是莫洛托夫，都没有隐瞒他们对捷克斯洛伐克接受巴黎会议邀请一事非常惊讶”，同时，根据斯大林的说法，贝尔格莱德、华沙和布加勒斯特都向苏方询问关于参加巴黎会议的事。而捷克斯洛伐克在决定参加会议前都未向莫斯科询问过，如果7月6日马萨里克向苏联代办询问一下的话，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在电报的结尾部分，哥特瓦尔德、马萨里克和德尔蒂纳一致同意这样阐述：“立即召集政府中能召集到的所有成员，向他们通报我们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谈的内容。我们认为，你们必须接受关于废止参加巴黎会议的决议，并就此事发表声明，其中官方声明于第二天下午（也就是同一天，7月10日）在这里（莫斯科）发布。此外，把自己的决定立即通过电话告诉我们。”[111] 当天12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钟。但会议的主题不是讨论捷克斯洛伐克是否参加巴黎会议的问题，而是讨论在决议案中如何表述捷克斯洛伐克拒绝接受英法邀请这件事。捷共坚持以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友拒绝参加巴黎会议作为捷克斯洛伐克拒绝的基本理由，而资产阶级政党代表则坚持在政府公报中应写明，捷克斯洛伐克做出这样的决定不是自己的意愿，而是在外部压力下做出的。会议开了一整天，双方争持不下，到了晚上精疲力竭的部长们终于一致通过了如下方案：“由于一系列国家都拒绝参加巴黎会议，其中包括斯拉夫各国和东南欧各国，这样，同这些国家保持紧密经济政治联系，并依据条约义务的捷克斯洛伐克也不能参加巴黎会议。在这种情况下，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巴黎会议会被解释成旨在违反同苏联和其他盟国友谊的行为。据此出发，政府一致通过决定不参加上述会议。”[112] 7月12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结束了对莫斯科的访问，在当天发表的公报中并未提及“马歇尔计划”的事，只是模糊地说，“双方代表讨论了与捷苏双边关系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这次会议显示了双方观点的一致，并通过了统一的决议案。”[11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由苏军解放并进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按照捷克斯洛伐克奠基人、思想家、政治家贝奈斯和马萨里克的设想，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应该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在对外政治方面应该“50%面向东方，50%面向西方”，但在经济方面要保持同西方的经济往来，确保国家参与新的工业革命浪潮。这种战略设想存在的前提是反法西斯盟国的合作能维系到战后，而在战后美苏关系逐步进入冷战的情况下，这一设想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继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欧推行失败——法共和意共被逐出政府——后，苏联对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的动机变得更为审慎，而共产党并非占有压倒性地位的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政府正是东欧战线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在得到捷政府通过准备参加马歇尔计划的消息后，斯大林向捷政府下达了最后通牒，强令捷政府取消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苏联在东欧的军事政治存在是战后初期捷克斯洛伐克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为加强对东欧各国的经济控制，防范西方利用经济援助向东欧进行经济渗透的危险，苏联同东欧各国陆续签订了一系列经济贸易协定，被西方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114]两年后建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即独立于西方市场之外的苏东社会主义经济集团。 莫斯科禁止捷克斯洛伐克参加马歇尔计划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发展道路的转折点。在莫斯科的帮助下，捷共在国内围绕经济发展观念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此后，哥特瓦尔德政府在对外贸易方面坚持面向苏联和斯拉夫国家的方针，对内进一步推行国有化改革和土地改革，用计划经济观念发展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为苏东军事政治集团的“机床厂”。结果，使这个战前就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失去了参与新的工业革命的机会，并逐步落后于西方。在莫斯科的“帮助”下，捷克斯洛伐克实现了经济发展道路的转轨，此后，无论是联共（布）中央，还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都把实现政治转轨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只是在实现的时间和方式上捷共同莫斯科存在着一定分歧。 四 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 1947年是美苏冷战战略确立和冷战格局形成的一年。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后，法共和意共被逐出政府，斯大林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欧随之破产。针对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斯大林在经过短暂的犹豫后，认清了美国借助马歇尔计划向东欧进行经济渗透的企图，不仅自己抵制，也禁止东欧各国参加马歇尔计划。这一事件的重要影响是斯大林决定把拟建中的共产党新国际机构的职能，从仅仅交换情报，沟通情况，转变为协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方针，这表明苏联对外战略思想发生了改变。由此，苏联战后初期推行的大国合作战略就转变为集团对抗战略。在1947年9月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宣布了“阵营对抗理论”，并通过批判法共和意共，训导东欧各国共产党以议会外斗争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随后东欧各国共产党陆续完成了建立垄断政权的任务，而在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显然落后了。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各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明显折射出国际舞台斗争的影子。随着民族民主革命的完成，联合政府的“协议机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围绕国家下一步该向何处去的问题发生了分歧，双方都坚持以自己的民主观念来建立相应的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谁战胜谁”的问题变得迫切起来。为了取得夺权斗争的胜利，联合政府中的各政治力量进行了分化组合，并逐渐形成两大政治集团：一方是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为首的左翼集团，它们得到了莫斯科的外部支持；另一方是以国家社会党为代表的右翼集团，它们努力向西方寻求支持，但它们得到的只是一些空洞的口头承诺。 这一时期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比较棘手的有两个：一是1947年夏末的旱灾造成的粮食歉收，由此引起的粮食供应问题；二是捷克中央集权主义与斯洛伐克分离主义的斗争。哥特瓦尔德政府经受住了考验，成功地解决了粮食问题和民族问题。 1947年夏末，捷克斯洛伐克遭遇了罕见的旱灾，各类农作物的收成与预计产量比较，粮食只达到63%，土豆48%，饲草1/3。[115]政府被迫降低了供应标准，这引起了黑市猖獗。资产阶级政党借经济困难之机向共产党发难，把困难归咎于哥特瓦尔德政府推行的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方针，说这是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的结果；同时唆使农民拒不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建议他们多考虑一下自己的利益。在他们看来，“形势越坏，对我们就越好”。[116] 为了解决粮食危机，哥特瓦尔德政府向苏联和美国政府都提出了援助请求，对此，美苏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因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美国回绝了捷政府的请求。美国驻布拉格大使斯坦哈特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写道：目前捷克斯洛伐克的灾难“非常有好处”。“我认为今后约三四个月时间内就要摊牌了，那里真正紧要关头就要到来，形势将发展到使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条件”。“我们最好是听其自然”，“在我看来，目前阶段靠后站和对求援的呼吁充耳不闻，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马萨里克对美国的这种态度十分失望，他说：“华盛顿对我（没有参加巴黎会议）的处境一点也不理解，他们不答应我们所请求的贷款和援助是极严重的错误。”[117] 而苏联领导层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援助请求非常重视。在接到哥特瓦尔德的求援信后，11月29日，斯大林通知哥特瓦尔德：“我们可以向你们提供60万吨粮食，而不是我们先前答应的40万吨和你们要求的55万吨”，并保证“在年末就向你们供应10万吨粮食”。斯大林还同意可以捷克方面提出的价格购买苏联的重工业设备，并建议在最近四五天内就签订贸易条约。[118]斯大林不仅满足了哥特瓦尔德的援助请求，而且还主动增加了援助的数量。其实这一时期苏联的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也发生了因干旱而引起的饥荒。按照赫鲁晓夫回忆录的说法，由于饥荒，在苏联国内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况。[119]苏联的援助改善了因莫斯科禁止捷克斯洛伐克参加马歇尔计划导致的苏联在捷影响力下降的局面，而美国的做法则令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的资产阶级政党阁员和普通居民非常失望。捷共对苏联的援助广为宣传，同时攻击美国对捷饥荒所采取的行为是“利用饥荒扼杀人民民主国家的帝国主义豺狼的企图”。[120] 在寻找外部援助的同时，捷共集中力量做农村工作。根据哥特瓦尔德的提议，在政府中组建了粮食问题特别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克服粮食供应困难，说服农民履行交售义务，同时揭发地主、富农和其他不履行义务的人。粮食问题委员会的成员主要由工人、有觉悟的农民、各政党和全国性群众组织的代表构成。[121]为了扶助遭到歉收损害严重的小农和中农，捷共建议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同时对受灾农民提供物质援助。政府各党派一致同意采取这些措施，但在这笔款项筹集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捷共建议向地主、企业家、商贩和其他一些拥有资产达100万克朗的人征收特别税，非共产党部长则要求这些款项应由国库支出。在9月2日举行的政府会议上，12名非共产党部长否决了捷共提出的关于征收百万富翁税的建议。[122] 在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捷共转而寻求群众支持，把非共产党部长的行为公诸于众，提出了“让富人出钱！”的口号。随后全国各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和各群众组织纷纷举行集会，向政府呈交要求通过征收百万富翁税的呼吁信。捷共的建议得到费林格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9月11日，捷共与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就征收百万富翁税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还规定两党就其他重要问题进行协商，共同承担巩固民族阵线的责任。最后，非共产党部长被迫做出让步，在10月21日召开的政府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征收百万富翁税的决议。[123]在这场围绕经济问题而展开的政治斗争中，苏联及其支持下的捷共取得了全面胜利，资产阶级政党集团及它们指望的西方则名誉扫地。这次胜利为捷共即将开始的夺权斗争增加了胜利的筹码。 1947年秋天，捷共还取得了另一场政治斗争的胜利，即通过揭露“斯洛伐克密谋”成功地击溃了斯洛伐克民主党。事件的过程比较简单。1947年9月中旬，国家安全机关公布了“斯洛伐克密谋”的官方消息，随后展开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民主党知名活动家布加尔、肯内被指控与旨在从事谋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镇压斯洛伐克民族起义者的地下反动分子有联系。[124]目前还很难判定，这种指控是否属实。值得注意的是，同期东欧其他国家的反共分子均已被除掉，一些领导人，如米科拉伊奇克（波兰）、纳吉（匈牙利）逃亡西方，另一些人，如马尼乌（罗马尼亚）则被捕受审。“斯洛伐克密谋”事件被揭露出来后，斯洛伐克各工厂委员会展开宣传活动，要求改组民族执行委员会。10月31日，执委会主席胡萨克和15名执委会部长中的5名成员提出辞职，并向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提出执委会全体成员集体辞职的要求，遭到斯洛伐克民主党的拒绝。布拉格中央政府责成哥特瓦尔德同各党派就改组斯洛伐克执委会的问题进行谈判。在11月17～18日召开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民族阵线会议上，经过协调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民主党丢掉了执委会中的全部席位，而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新执委会中占有了主席和4个部长席位，被斯洛伐克民主党合并的劳动党和自由党各获得2个席位，无党派人士获得2个席位。[125]对捷共来说，通过揭露“斯洛伐克密谋”沉重打击了斯洛伐克民主党，巩固了斯共在斯洛伐克地区的实力。对布拉格中央政府来讲，这一事件暂时解决了捷克人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强化了中央集权。捷共似乎看到了通过这一手段打击对手的良好效果，捷共领导人、农业部长朱里什打电话给《红色权利报》主编诺维说，需要经常地揭露密谋，而且不只是几天一次。[126] 在1947年末各党派围绕经济问题进行的斗争中，捷共取得了全面胜利。从斗争的手段来看，既使用了议会斗争方式，也使用了议会外的斗争方式。但从斗争的目标来看，这还不是最后的夺权，捷共把建立对政权垄断的目标寄托在定于1948年3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上。在此之前，东欧各国共产党均完成了夺权任务，只有捷克斯洛伐克还没有左转，这种情况令莫斯科非常恼火。 法共和意共被逐出政府后，莫斯科最为担心的就是捷共的命运。捷克斯洛伐克有着比较浓厚的议会传统，资产阶级政党势力又很强大，斯大林对捷共能否取得议会斗争的胜利忧心忡忡。1947年6月底，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工作人员古利亚耶夫来到布拉格。他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向哥特瓦尔德转交一份日丹诺夫致法共总书记多列士的关于法国共产党不参加政府的信的复印件。斯大林的意图是想让捷共知道联共（布）中央对法共的不满，同时了解一下捷共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回到莫斯科后，古利亚耶夫准备了一份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分析报告，分别呈送给国家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米高扬、马林科夫和沃兹涅先斯基。文件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形势的特点是党派之间斗争尖锐，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支持的反动分子异常猖獗。他们的活动带有鲜明的反社会主义、反苏联的性质，还大肆宣扬美国人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过程中不存在的功绩，并吹嘘美国和英国的民主是多么美好”。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政策，古利亚耶夫指出，共产党人揭露反动派及其“外国朋友”的宣传具有局限性，因为共产党“并不总能对敌人的宣传和反动党派的群众性集会所造成的危害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报告认为，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善于掌握国家机器，对国家机关的渗入不够。例如，在由诺塞克领导的内务部里，在部属48个司、局长中仅有14名共产党人；财政部共有这一级别的干部75名，其中只有5名共产党人；在由其他政党的成员担任部长的部，情况比这还要糟。例如，在由社会民主党人劳什曼担任部长的工业部，在131名负责领导工作的人员中只有13名共产党人；在外交部的51名干部中仅有7名共产党人；在司法部仅有2名共产党人，而且这些人均身居次要职位。根据这些事实，古利亚耶夫得出结论：“共产党领导人将其主要的活动集中于争取议会多数，而与此同时却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去夺取反动势力在国家机关、军队、农村，在各中产阶级中占有重要阵地。结果是，一个组织严密和拥有上百万党员的党却没有以应有的方式被动员起来，去同人民民主制度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127] 在苏联抵制并禁止东欧各国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后，斯大林决定赋予拟建中的共产党新国际机构以协调职能。为了准备这次会议，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收集整理了大量东欧各国共产党所犯错误的材料。9月，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呈交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文件指出：“共产党领导人满足于议会活动，对巩固党组织的政治问题和党在广大群众中影响的问题关注不够。共产党在民族阵线活动期间对阵线中对手采取了不正确的路线，错误地认为同民族阵线中的反动政党合作是可能的。”随后文件分别举例说明了捷共在民族阵线、国有化、群众组织、军队、少数民族等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最后得出结论说：“从对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政治经济情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国有企业、银行进行的改革，在农村经济采取的措施，两年计划的顺利进行，工人和农民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以及共产党在大选中的获胜，都极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制度和民主力量的实力，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巩固。但随着国际斗争形势的紧张，国内形势也反映出这样的特点，国内反动派在国外反动派，首先是美国和英国的支持下，变得非常活跃。民族阵线中的形势也变得紧张和严重。斯洛伐克反动派积极活动的结果，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共和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最薄弱的环节，斯洛伐克的局势非常紧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能够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继续沿着民主道路前进，条件是如果它能够快速地消除错误，在利用议会斗争形式的同时，为了巩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而广泛地利用其他形式。”[128] 显然，对陆续收到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形势的报告引起了联共（布）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注意。为了筹备共产党新国际机构会议，8月27日，日丹诺夫在致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到了对东欧各国共产党所犯错误进行批评的问题，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29]只是后来考虑到内部团结的问题，最后日丹诺夫从批判名单中删掉了捷共。 在9月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各国共产党代表都清楚，批判法共和意共走议会道路的错误旨在影射捷共。在会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阶段，波兰代表哥穆尔卡对捷共夺权太晚提出指责。南共代表卡德尔批评捷共对和平的、议会的、选举的道路存在幻想。[130]敏感的斯兰斯基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131]，他以“阵营对抗理论”为指导分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当前形势。斯兰斯基在发言中坦承“我们法国同志的政策有严重错误。即使在我们这里，我们也感觉到了法国事件的后果，因为它鼓励了我国的反动派”。斯兰斯基论证说，“他们（英美帝国主义者）关注的中心之一是捷克斯洛伐克。这是因为：第一，捷克斯洛伐克对他们来说是一块肥肉，失去它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能甘心的；第二，英美帝国主义者明白，法西斯德国战败后，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中欧和东南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商品投资者和工业制品供应者；第三，英、美帝国主义分子仍未死心，仍打算借助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反动力量拼凑反动阵线和反共集团，目的是颠覆人民民主制度。毫无疑问，国内所有政治阴谋，所有把反动力量联合起来的企图的幕后操纵者都是美、英间谍，他们插手班杰拉分子的土匪行动和斯洛伐克地下法西斯组织的活动。”说到对策，斯兰斯基向与会者保证：“在日丹诺夫同志报告之后，我们进一步意识到，面对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责任是：加强和进一步展开我们已开始的对反动派的反攻，把反动派从他们的阵地赶走，揭露他们充当旨在反对现今捷克斯洛伐克的各种势力的代理人，最后，粉碎反动派，在这一过程中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132]从斯兰斯基的发言中可以看到，捷共总书记已经接受了“阵营对抗理论”，决心通过议会外的斗争方式进行夺权斗争，斯兰斯基的发言成为近期捷共的战略和策略纲领。 斯兰斯基回国后，捷共领导人制定了向资产阶级政党势力展开进攻的一些措施：第一，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取得51%以上的选票，这样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可以拒绝同其他政党合作；第二，分裂资产阶级政党，把“右派”领导人清除出去，从而使其驯服于共产党；第三，改变民族阵线的结构（共产党占据主导地位）。[133]随后，在11月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上详细讨论了这些措施的细节。[134] 尽管捷共根据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的指示，制定了向敌对力量展开进攻的方针，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把通过议会选举获胜列为首选政策。12月29日，苏联斯拉夫委员会工作人员斯梅罗尔在向苏联外交部提交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报告中介绍了这种情况：党的领导同志说：“过两年，那时反动派将被迫认输”，“现在我们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招募人员入党上，当我们获得了51%的选票后，那时再从事其他的事情”。斯梅罗尔谈到了捷共接收党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什威尔莫娃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纪检委员会会议上说：“现在很多党员是群众党员：我们党是群众性质的党，而在苏联则是由那些精选上来的人组成党。因此对所有的人来说，通往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大门是敞开的。我们需要吸收50万名党员，接收所有的人，在选举结束后再进行清洗。”[135]捷共在招募党员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从1947年9月到12月，约有15万名新党员加入捷共和斯共，其中包括从其他党派转入的党员。到1948年初，捷共计有126.6万名党员，斯共计有15万名党员。[136]然而，何时开始向对手展开进攻的问题则被拖延下来。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政党集团也在为夺权做着积极准备。11月，社会民主党召开代表大会。与会代表以283：182压倒多数的选票解除了费林格的党主席职务，反共势力控制了中央委员会。[137]贝奈斯知道此事后说：“对他来讲，这是自从回到布拉格后最幸福的一天。”[138]12月末，5名国家社会党人和5名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德尔蒂纳家里秘密集会，商讨夺权计划。国家社会党人努力把社会民主党人拉到自己一方，使该党同共产党进行合作成为不可能。会议一致决定，双方共同保卫“议会民主和公民自由”。[139] 社会民主党右转对捷共的影响非常大，这意味着捷共指望通过联合社会民主党获取议会选举51%以上的选票组建政府的计划无法实现。劳什曼回忆说：“1947年底1948年初，哥特瓦尔德曾对我说：‘假如大选在今天举行，那么他不排除失去选票的可能。但是，他坚信依靠底层的农业资产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和东正教徒，为争取有利于民族利益的、新的和激进的法律而开展广泛的宣传运动，所争取的法律的确令人民感兴趣，这就可以防止选票下滑的局面。’他已经不提51%了。”[140]1948年1月，共产党控制的情报部所辖的舆论研究所举办了一次盖洛普型民意测验，测验结果表明，捷共只可能获得全部选票的28%左右，而1946年时则是38%。考虑到测验是由共产党人自己主持的，而且1946年选举前进行的一次类似测验的误差仅有0.5%，捷共有些领导人对1948年春天将要进行的选举也感到不安。[141]1948年1月，朱里什在致联共（布）中央的信函中，担心捷共有可能遭到与法国和意大利战友同样的下场。[142] 由朱里什、萨波托茨基、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以及一些区党组织的主管干部组成的激进派认为，关于政权的问题应该在选举之前解决。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上，也就是组织那些把改善自己物质处境的前景与深化社会经济改革——工业国有化和实行彻底的农业改革——联系起来的社会贫困阶层的大规模行动。[143]斯梅罗尔向莫斯科报告说：“党员的数量和同情我们的非党员人数在下降，党针对反动派的斗争还不够，对反苏的反动派的攻击还不够大胆。甚至一些领导同志——诺塞克、涅德雷和朱里什对我说：‘太多的让步’。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些评论：‘党应该承认，反动派之所以那么强大是因为提供给反动派太多的自由权’，‘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可以听到这样一些言论‘春天时不得不拿起武器，否则将是他们逮捕我们’。”[144]在内外压力下，哥特瓦尔德逐渐成为这些激进党员的支持者。1948年2月，哥特瓦尔德在同苏联驻捷代办博德罗夫会谈时表示，在事态这样发展的情况下，共产党人“也将采取极端措施，也就是借助于共产党人现有的内务部和军队的绝大多数的支持，以武力彻底夺取国内的全部政权，并对反动派进行彻底的镇压”。[145]此后，内务部长诺塞克开始了清洗公安军的行动，这一事件成为二月事件的导火索。 诺塞克早就打算对本部门进行清洗，只是被斯兰斯基制止了。诺塞克向斯梅罗尔抱怨，他没有在自己机关进行清洗的可能，因为要受到法律制约，还不能触动任何人。当他向斯兰斯基说这种情况时，后者答复说“不可以破坏法律”。[146]当哥特瓦尔德同意以议会外斗争的方式夺取政权时，诺塞克终于得到了机会，成功地更换了8名公安部队军官。2月13日，捷政府召开例会，原拟讨论国民保险法案。但国家社会党人、司法部长德尔蒂纳突然发言，指责诺塞克擅自用共产党人来代替布拉格区的8名警官。哥特瓦尔德认为这是属于内务部长职权范围内的事（诺塞克因病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予以反驳。国家社会党纠合各非共产党部长在会上以多数票通过如下决议：对内务部长和司法部长同时进行调查，撤销内务部长关于抽换警官的命令，政府应于17日再次开会，由内务部长汇报执行上述决议的情况。[147] 2月17日，国家社会党领导、天主教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领导人达成了三党联合行动的一致意见。在当天举行的政府会议上，他们坚持要求执行13日会议关于撤销抽换警官的决议。会议不欢而散。[148]当天晚上，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表告人民广播演说：“在现形势下，所有的劳动人民、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所有的民主力量和进步分子（不分党派），所有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都必须准备以一切力量摧毁反动派的阴谋，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149] 2月18日，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前往总统贝奈斯那里寻求支持。总统鼓励他们说：“你们可以指靠我。”[150] 2月19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和美国驻捷大使斯坦哈特先后抵达布拉格。斯坦哈特一下飞机，便表示美国政府愿意向捷提供2500万美元的信贷。他还向记者声称，他坚信共产党人统治政府的丧钟敲响了，捷克斯洛伐克很快会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并同美国建立紧密联系，布拉格政府“将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并直接参加欧洲复兴计划”。接着，他同一些右翼政客接触，向他们保证美国政府对他们同“共产主义毒蛇”进行斗争给予真挚的同情和广泛的支持。当晚，在一个中立国家大使馆的招待会上，斯坦哈特公然声称，当前的政府危机“将提高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美国的威信。遗憾的是，它没有在一年前发生”。[151] 而佐林的造访相对比较低调。他一下飞机就说自己此行是为了检查苏联向捷克斯洛伐克供应小麦的情况，并参加捷苏友好会议。显然，以佐林的身份，如此任务显得微不足道。佐林在机场接见了捷副外交部长克列门蒂斯，随后就去探望有病在身的马萨里克。佐林同马萨里克交谈不多，只是告诉他斯大林对他完全信任。同时要求他理解苏联的立场，苏联政府不能不参与捷克斯洛伐克各政党之间的争斗。会谈结束时，他以生冷的语气说：“我们对你们国家发生的事件非常担心，我们不会袖手旁观的。”佐林在捷交通部长那里的讲话更为直接，他对交通部长秘书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危机非常严重，苏联政府不知道贝奈斯总统持何态度，要知道，事实上他处于同“人民的意志”相对抗的状态。佐林非常惊讶总统不明白最简单的道理——苏联是站在哥特瓦尔德一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一方的。[152]当天，佐林就同哥特瓦尔德举行了会谈。佐林转达了苏联领导人的意见：“要坚定些，不能向右派让步，不能动摇。”[153]在佐林看来，哥特瓦尔德无疑是领会了他的意图的。[154] 哥特瓦尔德指定的2月20日政府会议没有召开，因为非共产党部长都拒绝参加会议。他们致信哥特瓦尔德说，在政府2月13日决定未得到执行的情况下，三个政党的部长就不能参加会议。当天，捷政府中的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的12名部长向贝奈斯总统递交了辞呈，同时也向哥特瓦尔德总理通知了这一情况。[155] 在三个右翼政党的部长递交辞呈后，佐林同哥特瓦尔德和斯兰斯基再次举行了会谈。佐林在会谈后向莫斯科汇报说，当他提醒捷共领导人“必须准备采取坚决的行动和可能要违反现行宪法和法律中的一些空洞条文”时，“我感觉到他们非常害怕。哥特瓦尔德说，他们暂时不能去反对总统，但是，如果他们不得不反对他，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回答说，他夸大自己的困难是没有意义的，总统的威信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他们的支持。哥特瓦尔德似乎表示要采取坚决的行动，但是，他想让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动荡地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想法仍然控制着他”。哥特瓦尔德还提出，如果驻德国和奥地利的一些苏联军队开始朝捷克斯洛伐克边境推进，就可以对贝奈斯和所有右派产生影响。他请求佐林把这一要求报告给莫斯科。我答应转达。[156]莫洛托夫答复佐林说，2月22日，《真理报》将发表对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的评论文章，这样做是可以的，至于苏联驻德国和奥地利的军队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移动一事，这是不合适的。此外，佐林还得到指示，不要单独去拜访贝奈斯，代表团成员也不要拜访朋友。[157] 当天，捷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制定了如下行动方案：不能让全体内阁成员都辞职，同时，给反动派部长返回内阁设置障碍，维持民族阵线的存在，用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新人补充进入内阁，发动群众支持这一计划。主席团还讨论了关于筹备工厂委员会和民族阵线中央委员会会议的问题。会议决定于2月21日在布拉格老城广场举行群众集会，哥特瓦尔德在集会上将发表关于政府情况的演说。在广播演说中，将把三个政党联合定性为反人民、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集团，其目的是颠覆人民民主制度，把政权转到反动派手中。[158] 2月21日，布拉格天气奇寒（零下25度），约有10万名布拉格市民聚集在老城广场。集会参加者声明：“我们要共和国总统坚决接受部长——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成员——辞职，他们试图以自己不负责任的行动改变民族阵线，已经走到了政府的对立面。”[159]集会一小时后，总理哥特瓦尔德和内务部长诺塞克拜会了总统，向他转达了大多数劳动人民关于接受三个部长的辞职要求。贝奈斯问哥特瓦尔德：“如果我不接受辞呈呢？”哥特瓦尔德随即以总罢工相威胁，还意味深长地说：“这里还有苏联呢。”贝奈斯表示要同这三个政党的部长谈一谈，同时他希望共产党能同这三个政党达成协议。[160] 贝奈斯采取了拖延策略，希望能出现转机。他连续同哥特瓦尔德和其他政党的代表进行谈判。捷共决定进一步向贝奈斯施加压力。2月22日，在布拉格召开了捷克斯洛伐克工厂委员会和工联组织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决议，声明说：“为了尽快实现我们的要求，支持哥特瓦尔德新政府于星期二召开代表大会，2月24日在国内所有工厂举行1小时总罢工，交通中断5分钟。”[161] 2月23日晨，美、法驻捷使馆人员同贝奈斯进行了非正式接触，他们转达了上司的指示，要贝奈斯“不退让，要顶住”，并答应西方马上给予支持。[162]西方的支持没有到来，而捷共却继续加强攻势。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各级别的行动委员会和人民武装警察队伍。在民族行动委员会成立会议上，国防部长斯沃博达将军发表了演说，公开表明了军方支持共产党的态度。[163]哥特瓦尔德和诺塞克面见总统，要求他接受12名部长的辞职要求。贝奈斯坚持政府应该与辞职的部长重新进行谈判。哥特瓦尔德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说，已经准备好了新政府候选人名单，政府将在肃清民族阵线中的反动派后重新组建。总统拒不接受这个建议。稍晚些时候，贝奈斯接见了国家社会党和天主教人民党领导人，总统让他们相信，他不允许组建没有全部政党参加的政府。贝奈斯鼓励他们说：“我再一次重复我告诉过你们的话。我将要像1938年9月一样行动。我决不投降，请你们相信这一点。”[164] 2月24日12点，捷共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大罢工，大约有250万工人和职员参加。群众高呼“哥特瓦尔德新政府万岁！”“要求反动部长辞职和批准新的民主政府！”一小撮追随国家社会党的大学生进行示威，但被布拉格工人纠察队驱散。这时，国防部和内务部揭露出国家社会党正在筹备反政府的武装叛乱，目的是让辞职部长恢复权力，随后在布拉格12区进行逮捕。面对危机，资产阶级政党内部发生了分化。人民党召开会议，党内反对制造“政府危机”的人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夺取了党的领导权。国家社会党人、议员什列赫塔和奈曼宣布脱离国家社会党，并向全体党员发表呼吁书。当天晚上，捷共中央决定，如果2月25日总统不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2月26日将组织全国范围的总罢工。[165] 2月25日，布拉格举行了20多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人民武装警察也列队游行。上午11点，捷共代表向贝奈斯递交了新政府成员名单，并要求他当天作出决定。下午4点，贝奈斯签署了接受国家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部长辞职的命令和任命哥特瓦尔德建议的新政府的命令。此时，贝奈斯已是重病缠身。二月事件后，贝奈斯在给西方的朋友的信中写道：“在关键时刻，我孤立无助，当需要采取积极行动的时候，他们缺乏足够的组织性和坚定性。”[166] 2月27日，新布拉格政府宣誓就职。与第一届内阁相比，无论从组成上看，还是从性质上看，共产党都拥有了绝对控制权。24名部长中有11名共产党人，3名社会民主党人，2名革命工运代表。清洗了反动派后的国家社会党和天主教人民党各获得2个部长职位，非党人士获得2个部长职位。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执委会也进行了重组，15名成员中有11名是共产党人。[167] 3月10日，哥特瓦尔德向司法委员会提交了政府纲领。纲领致力于完成建设纲领中未完成的任务，以及实现由捷共提出的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的主张。5月9日，制宪议会通过了新宪法，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实行人民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一个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均享有平等权利的统一国家。6月7日，贝奈斯辞职。6月14日，国民议会一致通过哥特瓦尔德为共和国总统。[168] 美国和英国事先都预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发生政变的可能性，但在外交方面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这表明西方尽管希望捷克斯洛伐克右转，但恪守同苏联达成的势力范围原则，他们不想因此同苏联发生冲突。2月26日，美、英、法政府对布拉格二月事件发表了一项奇特的声明：“美国、法国和英国政府注意到了刚刚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威胁到所有民主国家都信奉的自由生存原则的事件。他们注意到，以人为的和蓄意制造的挑衅性危机为手段，使用一些在其他地方实行过的某些方法阻止了代议制的自由，实现和建立了打着民族统一招牌的经过伪装的一党独裁。他们谴责其结果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来说只能是一种灾难的事件的发生，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时期曾经再次表明它忠于自由事业。”[169]这一宣言不仅遭到莫斯科的否定，就连西方国家的报刊对西方三国在布拉格事件中的立场也提出了指责。2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驻华盛顿大使馆发回的电报中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危机被一些报刊和政治家看作是新的慕尼黑、苏联扩张的威胁，前途一片黑暗正等待着美国。”[170]4月30日，美国驻布拉格大使斯坦哈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对美国的立场进行了辩解，他说：“1943年的苏捷条约就意味着承认捷克斯洛伐克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如果美国对捷事务进行积极的干涉，美苏就会爆发战争。”他建议美国应当采取的措施是：停止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道义上的支持，缩减与捷的贸易规模，制定在捷进行秘密活动的计划”。[171]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发生后，美国明显加快了西方军事集团的组织化进程。3月17日，在美国的号召下，英、法、比、荷、卢五国外长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以此为标志，美苏冷战开始步入军事集团对抗的阶段。 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是贝奈斯所倡导的使捷克斯洛伐克充当“东西方桥梁”的观念的失败。贝奈斯幻想让捷克斯洛伐克在经济上保持同西方的经济往来，在政治上充当东西方的调节角色，在军事上同苏联结盟来防范德国威胁，这一理论实践存在的外部条件是苏美英反法西斯盟国战后能够维持合作，内部条件是吸收共产党进入政府共同承担国家责任，而外部条件是内部条件的基础。1945～1947年期间，苏美在形式上维持着合作关系，为捷克斯洛伐克非共产主义政党同共产党合作创造了外部基础。同时，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也需要持不同政见者彼此合作。当美苏冷战格局形成后，大国合作的局面也就结束了。于是，世界向两极世界体系发展决定了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在东西方之间作出选择，而归属苏联势力范围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左转的关键因素。在俄国学者波普看来，贝奈斯最大的悲哀在于“捷克斯洛伐克不是在东西方之间，而是在德俄之间”。[172] 苏联在布拉格事件中的具体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情报局把自己的意图明确转达给捷共领导人，利用对法共和意共的批评训导走议会道路的危险，暗示捷共不要高估敌人的力量和低估自己。在布拉格政府危机的关键时刻，莫斯科担心捷共不够坚定，又派遣佐林前往布拉格进行监督。文献表明，莫斯科拒绝了哥特瓦尔德关于苏联驻德国和奥地利的军队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调动的请求，仅以《真理报》发表对捷政府危机的声明提供精神支持。[173]有了东欧其他国家共产党夺权斗争胜利的经验，莫斯科有理由相信捷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左转，东欧各国共产党按照莫斯科的命令向敌对势力展开进攻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一事件也标志着苏联对东欧政策调整的完成。此后，按照莫斯科教导，并以派遣专家顾问的方式，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强加给东欧。至此，东欧走上了全盘苏化的道路。
[1] 苏联方面称作外喀尔巴阡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称作外喀尔巴阡罗斯。 [2] Марьина В.В.（отв. ред.）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Toм1，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5，с.399. [3] Серапионова Е.П. Эдуард Бенеш：планы послево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реальность∥Тоталитариз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интермеццо”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 финалом，1944-1948，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2，с.114-115. [4] 此书是贝奈斯1939年1～6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上课时所使用的讲稿的基础上撰写的。书的上半部分主要讲述贝奈斯对一战后民主政治崩溃原因的思考，这部分内容有中译本（贝奈斯：《民主政治的新生》，陈和坤、陈丙一译，中国文化事业出版社，1945）。后一部分内容讲述贝奈斯由美国返回欧洲后对战后完善民主制度途径的探索，这部分内容由俄国学者马丽娜译成俄文刊登在《历史问题》杂志上。Марьина В.В. Вступление и перевод части книги Э.Бенеша“Демократия сегодня и завтр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3，№ 1，c.88-108；№ 3，c.129-156。 [5] Серапионова Е.П. Эдуард Бенеш и его идей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общества//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е，1998，№1，с.13-14. [6] Марьина В.В. Э.Бенеш：второй 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декабрь 1943 г.）∥Ржешевский О.А.（отв.ред.）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ы：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5. с. 152. [7]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чехословац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ДМИСЧО），Т.4，кн.1，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1，с.224，注释1。 [8] 贝奈斯关于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制度问题给费林格的电报，1942年5月7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211-212。 [9] 战后苏联进行了国家机构改革，人民委员会改为部长会议，人民委员改称部长，为保持术语统一，本文一律使用部长。 [10] Поп И.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0，с.32. [11] 莫洛托夫同贝奈斯的会谈记录，1942年6月9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6，оп.4，п.5，д.48，л.15，转引自Э.Бенеш：второй 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декабрь 1943 г.），с. 156。 [12] 详见吴伟《苏联与波兰问题（1939～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136～147页。 [13] 贝奈斯总统办公室秘书斯姆特内关于贝奈斯对战后苏联地位的看法的记录，1941年7月12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119。 [14] Э.Бенеш：второй 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декабрь 1943 г.），с.156. [15] 博戈莫洛夫关于同贝奈斯就签订苏捷条约问题的会谈情况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1943年3月20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280。 [16] 苏联外交部就签订捷苏条约问题给博戈莫洛夫的指示，1943年4月22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295。 [17] 博戈莫洛夫就签订苏捷条约问题同贝奈斯的会谈记录，1943年4月23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296。 [18] 《苏联与波兰问题（1939～1945）》，第163～175页。 [19] 在贝奈斯看来，捷克斯洛伐克要扮演“东西方桥梁”的前提是战后苏联与西方能够继续合作。为此，他想探讨一下战时盟国合作维持到战后的可能性，以及苏联对大国和自己周边弱小国家的政策，从而明确捷克斯洛伐克在东西方之间的地位。详见：Eduard Bene?，Memoirs of Dr. Eduad Bene?，From Munich to New War and New Viectory，New York：Arno Press，1972，pp.240-241。 [20] 贝奈斯就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会谈情况给马萨里克的电报，1943年5月13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308。 [21] Чехов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с.45-46. [22] 贝奈斯同博戈莫洛夫会谈记录，1943年6月19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317。 [23] Чехов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c.48. [24] Чехов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c.46. [25] Чехов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c.48. [26] 贝奈斯给费林格的电报，1943年6月24日。ДМИСЧО，Т.4，том1，c.320。 [27] 费林格给贝奈斯的电报，1943年7月3日。ДМИСЧО，Т.4，том1，с.324。 [28] 考涅楚克同费林格的会谈记录，1943年7月13日。АВПРФ，ф.0138，оп.25б. п.152，д.6，л.36-40∥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2002，№ 6，с.27-30。 [29] Чехов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c.51. [30] Э.Бенеш：второй 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декабрь 1943 г.），с.156. [31] Советско-англ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1941-1945，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1，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1983，с.409-410. [32] Советско-англ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1941-1945，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1，с.422-423. [33] Советско-англ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1941-1945，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1，с.443-444. [34] 博戈莫洛夫同贝奈斯会谈记录，1943年8月23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336。 [35] 费林格给贝奈斯的电报，1943年9月30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349。 [36] 《苏捷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草案》，1943年10月2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351-353。 [37] 里普卡同尼科尔斯会谈记录，1943年10月6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355-356。 [38] 贝奈斯给费林格的电报，1943年10月18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363-364。 [39] Э.Бенеш：второй 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декабрь 1943 г.），с. 161. [40]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79～180页。 [41]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第176页。 [42] 考涅楚克同费林格会谈记录，1943年10月25日。ДМИСЧО，Т.4，кн.1，с.376。 [43] 贝奈斯给里普卡的电报。ДМИСЧО，Т.4，кн.1，с.377-378。 [44] 迈斯基致莫洛托夫的信，1944年1月10日。АВПРФ，ф.07，оп.9，п.61，д.68，л.14. 转引自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Польско-чехословакий пограничый конфликт，1944-1947 гг.∥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8，№ 6，с.119。 [45] 斯大林与丘吉尔划分东南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Англия должна иметь права решаюего голоса в Греции∥Источник，2003，№ 2，с.45-56。中译文见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261～278页。 [46] 详见Марьина В.В. Закарпатская Украина（Подкапатская Русь）в политике Бенеш и Сталина，1939-1945 гг，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й очерк，Москва：Новый хронограф，2003。 [47] 详见Марьина В.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1945 год//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3，c.41。 [48]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1945 год，c.46-47. [49] 贝奈斯同哥特瓦尔德会谈记录，1943年12月。ДМИСЧО，Т.4，кн. 2，с.16-18。 [50]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332页。 [51] 哥特瓦尔德给贝奈斯的电报，1945年2月2日。ДМИСЧО，Т.4，кн.2，с.295。 [52] 共产国际解散后，捷共驻莫斯科领导中心改称捷共国外局。 [53] 哥特瓦尔德给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的报告，1945年2月23日。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17，оп.128，д.1082，л.55-57。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Мурашко Г.П.，Носкова А.Ф.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Том 1，Москва-Новосибирск：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1997，с.159-160。 [54] 哥特瓦尔德给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的附信，1945年3月10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82，л.75-76，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Том 1，с. 170-171。 [55] 佐林对捷共国外局制定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纲领的意见，1945年3月19日。АВПРФ，ф.06，оп.7，п.51，д.822，л.1-3，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отв. ред.）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4-1953，Том1，1944-1948，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9，с.175-177。 [56] 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被希特勒德国及其帮凶匈牙利肢解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组织上分裂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斯洛伐克共产党，但共产国际没有为斯共成立新支部。考虑到斯共事实上处在捷共驻莫斯科领导机构的领导下，本文除非特别强调时才加以区分，一般统称捷共。 [57] Копецкий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з истории Чехословац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и борьбы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за победу социализма，перевод с Чешского，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62，с.492-493. [58]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з истории Чехословац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и борьбы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за победу социализма，c.493-497；Лаштовичка Б. В Лондоне во время войны：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борьбе за новую Чехословакию，1939-1945，перевод с Чешкого，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66，с.214-242；爱德华·塔波尔斯基：《共产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1948～1960）》，何瑞丰、徐式谷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第13～15页。 [59] ДМИСЧО，Т. 4，кн.2，с.345-348. [60]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1，с.421。在俄文版的《哥特瓦尔德文选》中，这段非常重要的话并未收入。Годвальд К.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Том 2，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7，с.76-88。 [61] 阿诺德·托因比主编《欧洲的重组》，劳景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608页。 [62]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44-45. [63] 捷共中央马列所编《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下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65年印发，未刊，第41页。 [64]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46. [65] 1945年3月末，斯洛伐克民主党同天主教徒达成协议，如果人民党在选举中支持它的话，那么它将拿自己在党内和国家与社会经济机关中的70%的阵地给人民党人。即所谓的“四月协定”。参见Клеванский А.Х.，Марьина В.В.，Поп И.И.（отв.ред.），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8，Том 3，с.462。 [66] 奇恰耶夫同什米特克等人的会谈纪要，1946年3月6日。АВПРФ，ф.0138，оп.27，п.135，д.10，л.42-46，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Том 1，с.381-384。 [67] 斯兰斯基和哥特瓦尔德关于捷共八大和国民议会选举准备情况的通报，1946年2月27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901，л.6-8，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Том 1，с.378。 [68] 联共（布）中央没有派代表出席捷共八大会议，应捷共中央的请求，联共（布）中央给捷克发去了贺电。但电报在3月30日，即大会开幕之后才收到，而哥特瓦尔德的大会报告是在29日进行的。联想到早在捷共八大召开的前几个月，1945年11月14日，斯大林在同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和明茨会谈时，他们问该不该邀请联共（布）中央代表出席波兰工人党代表大会时，斯大林回答说：“最好不邀请，以免敌人说波兰工人党代表大会是在联共（布）的监督下进行的。”当时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谨慎可见一斑。参见Марьина В.В.ВКП（б）и КПЧ 1945-1948∥Чубарьян А.О.（отв.ред.）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Москва：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1997，с.127。 [69] Готвальд K.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Том 2，1939-1953 гг.，с.120-140. [70] Истор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Том 3，с.461. [71] Снитил З.，Цезар Я. Чехословац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44-1948 гг.，перевод с Чешского，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6，c.204-205. [72] Чехословац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44-1948 гг.，c.205-206. [73]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46. [74]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49-50. [75] 学术界基本认同这种意见，在探讨共产党选举胜利的原因时，也多半从捷克历史传统、慕尼黑经历等因素出发，认为苏联没有干预行动。然而，冷战结束后，随着捷克档案的解密发现在选举过程中出现过这样一则事件。在大选前几天，苏联红军要求从奥地利苏占区过境捷克斯洛伐克到德国苏占区去，政府总理费林格和国防部长斯沃博达就此问题未能同政府和总统达成协议。5月21日，政府发生了争吵，副总理斯兰斯基坚持说在大选期间国内驻有外国军队是非法的，要求苏联改在其他时间过境。斯沃博达解释了红军换防的细节，红军需要在5月20日至6月20日换防，并且主要是在夜间过境，不会在居民点和火车站停留。马萨里克表示，英、法、美大使，以及外国记者对事件的发展非常关注。司法部长德尔蒂娜指出，居民中有传闻说，如果共产党在选举中失败，红军将占领国家。政府为避免出现丑闻，采取了外交行动，请求莫斯科推迟换防，或者在大选期间停止换防。最后，苏联停止了换防。见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48-49。由于没有进一步的俄国档案文件进行佐证，目前尚无法判断莫斯科在大选期间换防行动是一种政策行为，还是实属偶然。 [76]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52. [77]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перевод с Чешкого，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79，с.256. [78] 斯兰斯基给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的报告，1946年7月16日。РГАСПИ（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ф.17，оп.128，д.903，л.74，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1944-1948，c.321。 [79]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с.214-215. [80]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Том 1，с.579，注释3。 [81] 如1946年8月22日斯大林答《每日先驱报》记者问。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уть”к социализму в концепциях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Марьина В.В.（отв.ред.）“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становление режима，попытки его модификации，пречины краха，Москва：Институт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я и балканистики РАН，1992，с.46；斯大林同波兰工人党领导人的会谈，1946年8月19日。АПРФ，ф.45，оп.1，д.355，л.76-85，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Том 1，с.456-461。 [82] Истор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Том 3，с.464. [83]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Мурашко Г.П.，Носкова А.Ф. 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4-1948 гг.，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3，с.127. [84] Истор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Том 3，с.465. [85]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54-55. [86] Милякова Л.Б. Поиск конценпц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Н.（отв.ред.） Февраль 1948，Москва и Прага，взгляд через полвека，Москва：Институт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я и балканистики РАН，1998，с.88-89. [87]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1941-1947，с.214-215. [88] Поиск конценпц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с.92. [89] Поиск конценпц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с.91. [90] 这一时期发生了影响美苏关系走向的三个事件：希腊危机、土耳其危机和伊朗危机，从斯大林对丘吉尔铁幕演说和杜鲁门宣言的反应来看，斯大林并未放弃大国合作战略。1947年初发生了法共和意共被逐出政府事件，斯大林开始着手成立共产党新国际机构。从斯大林的构想来看，最初他只赋予新国际机构以“情报”性质，直至在抵制马歇尔计划之后才赋予其“协调”功能。这表明马歇尔计划事件是苏联对外政策转变的关节点。详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吕雪峰：《从“人民民主”到“准斯大林体制”的建立：战后初期捷克历史进程中的苏联因素》，博士论文，2008年，未刊，第75～87、111～119页。 [91]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 гг.，с.233. [92] Кратки К. Кремленский запрет：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отв.ред.）У истоков“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5，с.117. [93] Кремленский запрет：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c.116-117. [94] Наринский М.М.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Н.（отв.ред.） Февраль 1948，Москва и Прага，взгляд через полвека，с.69. [95]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第93次会议记录，1947年6月24日。转引自Кремленский запрет：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c.117-118。 [96] Шедивый Я.，Коржакова К.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Чехословац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 1945-1960 гг.，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перевод с Чешского，с.44. [97] Кремленский запрет：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c. 118. [98] 参见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 гг.，с.235-236。 [99]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扩大会议记录，1947年7月4日。转引自Кремленский запрет：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c.119。 [100] 尼科尔斯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邀请信，1947年7月5日。转引自Кремленский запрет：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c.120。 [101] 博德罗夫给马萨里克的备忘录，1947年7月6日。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3，д.270，л.96，转引自СССР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с. 16。 [102]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с.237. [103]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Том1，с.668，注释2。 [104]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с.238-239. [105] 捷克斯洛伐克给英法政府的照会，1947年7月7日。转引自Кремленский запрет：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c.121。 [106] 莫洛托夫给列别杰夫的密电，1947年7月7日。АПРФ，ф.3，оп.63，д.270，л.142，转引自СССР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с. 18。 [107] 莫洛托夫给列别杰夫的密电，1947年7月8日。АПРФ，ф.3，оп.63，д.270，л.158，转引自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c.79。 [108] 彼得罗夫给莫洛托夫的密电，1947年7月9日。АПРФ，ф.3，оп.63，д.270，л.183-184，转引自СССР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с. 17。 [109] 1991年4月7日，捷克斯洛伐克前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廖伯尔发表的关于访问莫斯科一事回忆录。转引自Кремленский запрет：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c.122-123。 [110] 斯大林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的会谈记录，1947年7月9日。АПРФ，ф.45，оп.1，д.393，л.101-105，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Том1，с.672-675；Известие，1992.1.9。 [111]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给贝奈斯总统的电报，1947年7月10日。转引自Кремленский запрет：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c.122-124。 [112]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с.244. [113]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чехословац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ДМИСЧО），Том 5，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8，с.358-359. [114] 苏联同东欧各国签订贸易协定的情况，详见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238～239页。 [115]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перевод с Чешкого，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79，с.260. [116] Веселый И. Хроника февральских дней 1948 года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перевод с Чешского，1960，с.35-36. [117] 刘同舜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第37页。 [118] 斯大林给哥特瓦尔德的信，1947年11月29日。ДМИСЧО，Том 5，с.394。 [119]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第334页。 [120] Поп И.И.，Россовская М.М. Тяжелая тень восточного соседа：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отношений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отв.ред.），У истоков“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СССР и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страны в 1944-1949 гг.，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5，с.105. [121]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中册，第59页。 [122] Истор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Том 3，с.471. [123] Истор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Том 3，с.472. [124] 捷克学者卡普兰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文件，指出这一事件是在苏联情报机关顾问的参与下制定的。这一说法还没有为俄国档案所证实。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59-60。 [125] 参见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Tом 2，с.60-61。 [126] 斯梅罗尔给苏联外交部的报告，1947年12月29日。АВПРФ，ф.0138，оп.29，п.146，д.4，л.2-21，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с.517。 [127] 古利亚耶夫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分析报告，1947年6月22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83，л.213-221，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ах，1944-1953 гг.，Том 1，с.649-655。 [128]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现在经济形势的报告，1947年9月。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39，л.21-30，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ах，1944-1953 гг.，Том 1，с.496-503。 [129] Бьяджо А.Ди.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др.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1947/1948/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8，с.32. [130] 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卡普兰、布切克在自己的专著中引用了上述内容，但笔者在已公布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记录中只找到了卡德尔不点名地批评捷共的部分。参见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张金鉴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28页；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1948/1949，с.291，注释230。 [131] 斯兰斯基回到布拉格后向自己的同事报告说，好几个代表团都感到，“捷克斯洛伐克比任何斯拉夫国家都更易受形式上的议会民主的束缚”。《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第28页。 [132]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1948/1949，с.188-192. [133] Тяжелая тень восточного соседа：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отношений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с.103. [134]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с.265. [135] 斯梅罗尔给苏联外交部的报告，1947年12月29日。АВПРФ，ф.0138，оп.29，п.146，д.4，л.2-21，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4-1953，Том 1，с.516-517。 [136]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кн. 2，с.65. [137] 《共产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第18页。 [138]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с.264-265. [139] Хроника февральских дней 1948 года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с.54. [140] Мурашко Г.П. Февраль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 г.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По нов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3，c.56. [141] 《共产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第18～19页。 [142] Февраль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 г.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По нов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с.55. [143] Февраль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 г.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По нов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с.56. [144] 斯梅罗尔给苏联外交部的报告，1947年12月29日。АВПРФ，ф.0138，оп.29，п.146，д.4，л.2-21，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с.516。 [145] Февраль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 г.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По нов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с.57. [146] 斯梅罗尔给苏联外交部的报告，1947年12月29日。АВПРФ，ф.0138，оп.29，п.146，д.4，л.2-21，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с.516-517。 [147] 诺维科夫关于捷政府危机升级的报告，1948年2月27日。АВПРФ，ф.21，оп.2，п.25，д.397，л.21-25，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с.539-551。 [148] 诺维科夫关于捷政府危机升级的报告，1948年2月27日。АВПРФ，ф.21，оп.2，п.25，д.397，л.21-25，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с.539-551。 [149] Орлик И.И.（отв. ред.） Центрально-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века，Том1，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2，c.221. [150] Хроника февральских дней 1948 года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с.86. [151] Хроника февральских дней 1948 года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с.90-91. [152] Тяжелая тень восточного соседа：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отношений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с.105-106. [153] 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4-1953，Том1，с.551，注释1。 [154] Февраль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 г.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По нов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с.57. [155] 诺维科夫关于捷政府危机升级的报告，1948年2月27日。АВПРФ，ф.21，оп.2，п.25，д.397，л.21-25，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с.539-551。 [156] 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4-1953，Том1，с.551，注释1。 [157] 莫洛托夫致佐林的电报，1948年2月22日收到。АВПРФ，ф.048，оп.57，п.478，д.2，л.134，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4-1953，Том1，с.552，注释3。 [158]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67. [159] Центрально-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века，Том1，c.222. [160] 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с.539-551，注释3。 [161] 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с.539-551，注释3。 [162] Хроника февральских дней 1948 года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с.143. [163] Тяжелая тень восточного соседа：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отношений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с.106. [164] Josef Korbel，The Communist Subversion of Czechoslovakia，1938-1948：The Failure of Coexist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9，p.229. [165] 诺维科夫关于捷政府危机升级的报告，1948年2月27日。АВПРФ，ф.21，оп.2，п.25，д.397，л.21-25，C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с.539-551。 [166]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72-73. [167]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76. [168] 参见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76、78-81。 [169] FRUS，1948，Vol.4，Eastern Europe，The Soviet Union，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p.738. [170] Центрально-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века，Том1，c.225. [171] FRUS，1948，Vol.4，Eastern Europe，The Soviet Union，p.738. [172]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 гг.，с.114. [173] 苏联情报军官苏多普拉托夫在回忆录中提供了一条关于苏联在布拉格事件中发挥具体作用的新资料，他写道：“在1948年贝奈斯政权向哥特瓦尔德政权过渡的前夕，莫洛托夫把我召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命令我去布拉格与贝奈斯秘密会见，并建议贝奈斯体面地离职、把政权转交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袖哥特瓦尔德。……我们于1948年1月乘火车来到布拉格。……我们的特殊使命小分队——400名换了便装的人——已经在布拉格了。这一批人被暗地里分派到各处去支持和捍卫哥特瓦尔德。”根据苏多普拉托夫所说的，他的同伴祖博夫成功地在贝奈斯的官邸里与贝奈斯会见了15分钟，并向贝奈斯表示：“国家将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不取决于现在的领导人是不是会保留下来，但是，他认为，贝奈斯是唯一一位能够保证政权平稳地不流血地转交的人。”（Судоплатов П. Разведка и Кремль，Записки нежелательного свидетеля，Москва：Гея，1996，с.277-299）捷克学者瓦连塔对这则史料提出质疑，因为在1948年1月总统办公厅会客簿中不曾登记过一位带俄罗斯姓的造访者。俄国学者穆拉什科对瓦连塔的观点评价说：“可以赞同或者不赞同瓦连塔对苏多普拉托夫所写书的批评态度，要知道像苏多普拉托夫和祖博夫那样富有经验的情报人员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渠道安排与贝奈斯的秘密会晤，从而绕开了总统办公厅。”（Февраль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 г.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совес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с.57） 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 北京大学 董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朝鲜实施国际托管的政策，最早是由美国提出的。早在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华盛顿官方和亲官方的科学界、新闻界就开始宣扬建立在美国保护下的国际托管体系。美国的活动家坚持要把朝鲜列入这个托管体系，因为他们认为朝鲜人民没有准备好也没有能力独立管理自己的国家。自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开始，经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的一系列协商，朝鲜托管政策终于在1945年12月的莫斯科三外长会议上正式确定。而莫斯科协定中的“四强托管”在实际执行时则演变成美苏两国对朝鲜的托管。 从战后朝鲜托管政策的提出到确认，再到实施，苏联始终参与其间。为了建立远东的“安全据点”，苏联在朝鲜半岛的角色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即由托管政策最初的接受者、合作者，转变成朝鲜托管制的坚定执行者。苏联对于托管政策的态度及实施，既反映了其对朝政策的变化，也是苏联全球战略调整的一个缩影。因此，考察和研究苏联在战后一段时期内如何认识对朝鲜的托管政策并加以实施的历史过程，对于了解朝鲜半岛问题在冷战起源中的地位及苏联战后的远东政策，都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目前国际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在中国，尽管有关于朝鲜问题的档案文献陆续问世，但对于朝鲜托管政策的研究多是作为战后美国对朝政策中的一个环节，而以苏联为中心的朝鲜托管政策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1]西方关于战后朝鲜托管政策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早，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过，由于利用的主要是当时解密的一批美国外交文件，因此其研究对象也是以美国的政策为中心的。[2]作为托管政策的直接对象和实施地，韩国学者以朝鲜托管政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较多，但研究的角度或者聚焦于以托管政策为中心的美国对朝政策及美国军政府在朝鲜南部的统治，或者集中于托管政策与当时朝鲜南方政局间的相互作用，而对苏联在托管政策实施中的角色则很少涉及。[3]在90年代中期大批俄国档案解密之后，韩国也缺少跟进性的研究成果。总之，目前学术界以苏联为主体的有关对朝鲜实行国际托管政策的历史研究成果还十分缺乏。 本文拟利用最新披露的一批以俄罗斯国防部档案中心所藏档案为主的俄文文件，同时结合其他中、英、俄第一手材料，在综合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二战后朝鲜托管政策提出到执行的过程，特别是苏联在此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加以梳理，从而对朝鲜分裂悲剧的历史根源进行探究。[4] 一 战后对朝鲜托管政策的提出与苏联的反应 美国托管政策构想的提出及苏联反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各地，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反殖民主义浪潮再次兴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要求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呼声日益强烈。 最早对战后殖民地处置问题进行思考的是美国。作为《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的发起国之一，美国需要维护其支持民主和民族自决的一贯立场，避免被指责继承新老殖民主义者的衣钵。因此，美国不愿也不可能采取传统殖民主义的方法实行统治。但同时，美国基于其在西半球及远东地区安全和利益的考虑，有必要在战后控制一定的殖民地及委任统治地区，以维护美国的海上交通线。美国政府认为，法西斯战败后，其占领的许多地区将出现“权力真空”，那里的人民按照美国的标准，尚不具备独立和自治的能力，如不加以控制，将会导致持续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甚至会因大国的介入而引起国际冲突，其结果势必会影响这一地区的稳定，危害美国的战略利益。为了解决这种矛盾，罗斯福政府提出了建立国际托管制度的构想。[5] 美国提出的托管制构想很快引起苏联的关注。对于托管制，苏联的态度是矛盾的：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苏联认为托管不过是殖民地宗主国为掩盖及维护殖民权益行径而构想的资产阶级统治机构，因此对托管制本身是持反对立场的；但从国家利益层面来看，苏联为了扩大自身的势力范围，在针对托管制进行讨论的国际会议中又采取了积极参与和合作的立场。苏联和西欧殖民主义国家不同，由于苏联没有殖民地及占领区域，因此莫斯科需要考虑的是，以何种方式使殖民地既脱离原殖民国家，又能让自己参与到该地区政治事务中。纵观1943～1945年期间苏联在托管制问题上的立场，将托管原理作为苏联在殖民地使其主张及影响进一步合法化的手段，为实现苏联的国家利益而被苏联很好地加以利用。[6]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很早就意识到战后朝鲜接受外部势力间接统治的必要性，1942年2月20日美国国务院官员兰登在其所递交的报告书中就明确指出：“朝鲜独立过程中的难题很多。朝鲜国民在37年中缺乏统治经验及自主国防相关的意志。此外，接受过现代经济组织及管理等相关培训教育的人寥寥无几。一般来看，等朝鲜人自己具备统治及防御能力时，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在此期间国际保护及指导是很有必要的。由于国内情况不佳，独立须借助外部力量。”[7] 1943年3月，罗斯福在白宫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盘托出了对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委托统治地和殖民地实行国际托管的设想，其中关于战后朝鲜的前途问题，罗斯福明确提出由美中苏三国实行托管。[8]相关内容在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于1943年4月2日发回的外交文书中也有所反映：“朝鲜问题，英、美军认为应独立，但暂时须由同盟国负责监护之责。”[9] 于是，战后朝鲜将由大国托管的消息不胫而走，这对于强烈渴望独立的朝鲜人民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朝鲜的政党及团体纷纷对此表示反对，并寄希望借助苏联力量阻止托管制在朝鲜的实施。1943年5月10日，由流亡在重庆的韩国独立党、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民族解放党、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朝鲜妇女爱国者联合、朝鲜青年联合发起的自由朝鲜人民群众大会主席团给斯大林写信，向斯大林表达了朝鲜人民要求独立、反对托管的诉求：“一、为保障我们的人民永远生存和全人类真正的和平与幸福，我们要求完全独立。二、我们坚决反对战后对朝鲜进行所谓国际托管或监督的任何建议，因为这不仅违背我们的意愿，从战略的观点观之也不利于对日作战的事业，并且违背罗斯福—丘吉尔宣言的精神。”[10]然而在目前公布的相关文档中，并没有找到苏联或斯大林本人对此信的回应。笔者推测其原因，许是当时苏联出于国家利益考量，力求借托管制以扩大其在殖民地影响力，因此在处置战后殖民地问题上接受了美国的主张。总体而言，在美国提出托管政策的构想后，苏联基本采取了一种默认接受并且试图参与合作的态度。 战时国际会议对朝鲜托管政策的讨论 1943年11月22～26日举行的开罗会议上，美英苏三国首脑商议了划分日本殖民控制权的问题，但对朝鲜的控制权问题却采取了搁置态度。会议最终的“开罗宣言”仅就战后朝鲜的独立发表了一个原则性声明，而没有提到托管问题。[11]开罗会议上，美英苏三国首脑之所以回避战后托管朝鲜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美国本着合作的立场，认为在托管问题上需征求苏联意见，并寻求苏联的合作，而在开罗会议之前，美国在托管问题上还未与苏联进行沟通。 开罗会议结束后，为及时与斯大林商议开罗会议结果，罗斯福与丘吉尔随即前往伊朗。11月28日至12月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开会。在11月30日下午的三方见面会上，丘吉尔主动就拟发表的开罗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宣言征询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回答说，他看过了内容，他完全赞同这个宣言及其全部内容，虽然他现在不能做出任何承诺。斯大林强调，朝鲜应当独立，满洲、福摩萨（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应当归还给中国，这都是正确的。[12]德黑兰会议期间，尽管没有发表任何有关朝鲜问题的书面宣言，但美苏两国首次就朝鲜独立达成口头共识，并且在托管制问题上，罗斯福征询了斯大林的意见，并获得了斯大林的首肯。 在1945年2月4～11日的雅尔塔会议中，苏联和美国第一次就战后托管朝鲜的问题进行了正式而原则性的协商。2月8日下午，罗斯福与斯大林在利瓦吉亚宫举行会谈，罗斯福主动提出，希望同斯大林讨论托管问题。罗斯福称，他考虑将朝鲜交由苏联、美国、中国三国代表共同托管。罗斯福说，美国对此类事件的唯一经验是菲律宾，总共费时约50年，菲律宾人民便可组成自主政府。他想，朝鲜可能要费时20～30年。斯大林说时间越短越好，并询问是否将有外国军队驻留朝鲜。罗斯福作否定答复，斯大林表示同意。[13] 从斯大林与罗斯福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美国认为，朝鲜人民还不具备自我管理能力，因此需要长期监管，而这一期限不少于20年。苏联原则上没有反对建立托管体制，但强调托管是短期的，且“越短越好”。有苏联学者认为苏联之所以没有反对托管朝鲜，是因为苏联对托管这个概念的理解完全与美国不同：苏联是将监管看作全面帮助朝鲜人民获得民族独立的一种方式，使朝鲜在准备自我管理时不受外界干扰。实行苏联概念下的这种监管，将有助于朝鲜培养民族干部，建立民主机构，并相应的加速国家完全独立的进程。[14]事情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在笔者看来，苏联之所以认同托管制的原因在于：一来苏联渴望通过托管朝鲜这一案例，“分享”欧洲及亚太其他托管区域的参与权；二来苏联也有信心对朝鲜实施影响，以便在那里建立一个亲苏的政府。 雅尔塔会议虽然提到了朝鲜，但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可以适用托管制的地区案例，实际并未对战后朝鲜处置问题作出确切承诺。罗斯福在会谈中谈到战后可能要托管朝鲜，只是为了向斯大林解释托管的含义是什么，以劝说他同意在联合国宪章中加入托管的原则。而斯大林对托管制的口头认可，则被罗斯福视为战后美国与苏联在朝鲜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某种口头声明。 1945年7月17日到8月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最后一次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在讨论远东地区对日作战、赔款等问题时，苏联主动提及朝鲜问题，然而美国却没有给予回应。据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后来回忆：“在我同斯大林和英国首相在波茨坦举行的会议上，莫洛托夫曾经提到朝鲜问题，但没有进行讨论。”[15]在波茨坦会议开幕前，为防止苏联借参加对日作战机会要求在“处理朝鲜事务中占主要地位”[16]，美国国务院和军部曾分别向杜鲁门提交报告，建议将朝鲜作为“联合国属下的托管地”[17]，“加紧要求实行托管，在托管期间，至少要有一批象征性的美国军队或海军陆战队驻在朝鲜”。[18] 然而出于减少美军伤亡、早日结束太平洋战争的目的，杜鲁门政府急于取得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因此在远东事务上，杜鲁门对落实托管朝鲜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避免因朝鲜问题引起苏联的反感。反倒是苏联人主动打探起美国人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在波茨坦，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告诉马歇尔将军，苏联在对日宣战后将进攻朝鲜。他问美国是否可以为配合这个进攻，在朝鲜海岸实施军事行动。马歇尔告诉他说，在日本未被摧毁，日本在南朝鲜的军事力量未被消灭以前，美国不准备对朝鲜实施两栖作战。[19] 从战时会议美苏交涉朝鲜问题的情况来看，美苏在这一时期采取了一种相互合作而避免刺激对方的态度。罗斯福本着与盟国协商解决战后殖民地的原则提出托管制，并强调在联合国框架下实施托管制，也是由于美国自恃战后实力雄厚，坚信能将托管控制在可操控的范围内，从而占据更多的主动权。美国在托管朝鲜问题上寻求苏联的首肯和合作，是希望借托管制减小苏联对朝鲜的影响力，防止朝鲜被一国单独控制。苏联在托管朝鲜问题上的积极合作，也让美国进一步信心大增，将托管制视为战后解决朝鲜问题的最佳方案。 二 对朝鲜托管政策的确立与苏联占领北朝鲜 苏联对日作战与三八线划分 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明确表示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是恢复日俄战争前沙皇俄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波茨坦会议上，苏联继续重申对日作战立场，但没有给出具体的出兵日期。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放原子弹，太平洋战争局势发生突变，苏联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在远东的地位。在中苏谈判尚未结果，参战的政治条件尚未得到明确保证的情况下，苏联宣布8月9日对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苏联总部制定的对日作战方针规定，苏军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日本的关东军，“把中国东北和北朝鲜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攻取南萨哈林群岛和千岛群岛。为执行这一方针而制订的作战计划是，在东北西三个战略方向向中国东北地区的纵深推进，分割关东军的主要战略集团，担任东线作战的苏远东第一方面军在中朝邻接地区采取的作战行动是辅助性的，目标是控制这一地区，切断日军向朝鲜撤退的通道，为尔后向朝鲜推进创造条件。[20] 8月9日、10日两天，由列麦什科空军中将指挥的太平洋舰队航空兵，对雄基、罗津和清津进行密集轰炸、扫射，摧毁了日舰和岸上的军事目标。与此同时，鱼雷艇也向日本的港口和基地实施了突击。在太平洋舰队的协助下，苏联第25集团军在8月10日占领了庆兴市，并开始追剿沿朝鲜东海岸的道路撤退的敌人。太平洋舰队司令尤马舍夫海军上将做出决定并经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同意：部队在罗津和清津登陆。[21] 8月10日，苏军进入朝鲜半岛，与此同时，美国离朝鲜半岛最近的部队还在数百公里外的冲绳岛。面对大批苏军正“涌进”整个朝鲜半岛的情况，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心急火燎地责令陆军部当天提出一项关于堵住苏军南下的办法。8月10日至11日深夜，陆军部部长助理麦克洛伊即与助理国务卿邓恩、海军部高级官员巴德等人在五角大楼麦克洛伊的办公室里连夜举行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会议。会上，国务院代表出于政治考虑，提出“美国军队应赶到尽可能北面的地方去受降”，但是军方认为，由于“面临着缺乏立刻可资调遣的美国部队的局面，以及时间和空间的因素，这些都会使美国部队很难抢在苏军之前抵达北部纵深地区”。[22]于是麦克洛伊就紧急命令迪安·腊斯克和博尼斯蒂尔上校到隔壁房间去搞出“一条尽可能向北推进”但又不致“被苏联拒绝”的界线，换言之就是一个既能满足国务院的政治意愿，又符合军事现状的折衷方案。就在这样匆忙的会议上，腊斯克提出了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作为分界线。[23]腊斯克和博尼斯蒂尔选中三八线，是因为他们认为把朝鲜首都汉城划入美国部队的受降区是很重要的。[24] 1945年8月15日，杜鲁门给斯大林发出密电，通报了已经由他批准的给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的有关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细节的“总命令第一号”，该命令的内容之一即是以三八线为分界线，确定了美苏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受降区域。8月16日，斯大林复信表示，“基本上不反对命令的内容”，对于有关朝鲜分界线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异议。9月2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后，发布了“总命令第一号”，其内容根据斯大林提议略有修改。命令提到：“驻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的朝鲜、满洲、库页岛、千岛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官投降；日本帝国政府大本营和驻日本本土及其周围诸岛以及驻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南的朝鲜、琉球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美国太平洋地区陆军最高司令官投降。”[25] 苏联第25集团军进入朝鲜后，进展迅速。8月19日进驻平壤，8月23日越过三八线南下到达开城。8月24日，苏联空降兵在咸兴和平壤登陆。登陆之后，部队马上开始接受这些城市中的日本驻军的投降。同时苏军地面部队继续向南推进，解除日本军队、宪兵队和警察的武装。8月底，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全境得到解放。[26]当受降命令传到战地时，分兵进击的苏联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正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但他们一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就迅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27]9月8日，美第24军在仁川登陆，随后不久，军长霍奇中将即接受了三八线以南的日本部队的投降。三八线作为美苏两国在朝鲜受降和实行军事占领的分界线便被明确地规定下来，朝鲜半岛形成美苏分区占领的格局。 美国提出三八线的原因，杜鲁门的解释是“日本战争机构的突然崩溃，在朝鲜造成了真空局面，我们提出三八线，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在那里没有军队，没有可供我们部队在这个半岛的南半部好几个地方登陆的船只。美国国务院极力主张在整个朝鲜的日本部队应由美国受降，但是我们要是以必要的速度把军队运送到朝鲜北部，那就无法保证我们在日本抢先登陆，鉴于斯大林已经同意共同托管的主张，我们希望把这个国家划分为两部分只是为了便于接受美国投降，随后再使整个半岛受到共同的管制。”[28] 如果说美国仓促提出的以三八线划界的建议是出于限制苏联在朝鲜半岛扩大势力范围的政治考虑，那么斯大林痛快地接受三八线的方案，却令美国人惊诧不已。苏联的举措固然表示了一种继续谋求与同盟国合作的态度，但更重要的原因确如沈志华教授所说：斯大林的目的在于用出让对朝鲜南部的占领来换取苏联对日本本土的占领权。[29] 苏联对北朝鲜的占领政策 苏联自8月10日进入朝鲜境内后，在逐步清除日本殖民势力的同时，着手恢复城市秩序及企业和机关的工作，但一直没有一个确定的对北朝鲜的占领政策。 直到9月20日，斯大林和安东诺夫给执行占领任务的第25集团军发去密电，苏联才算有了一个比较确定的对朝占领政策：“1.不要在北朝鲜领土上建立苏联政府的委员会和其他机构；2.帮助北朝鲜在广泛联合各抗日民主政党和团体的基础上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府；3.不要干涉在被红军占领的朝鲜各地区建立抗日民主团体和政党，并在他们的工作中向他们提供帮助。4.向当地居民解释清楚：红军进入北朝鲜，目的是为了粉碎日本侵略者，而不是为了在朝鲜实施苏联的制度，也不是为了获取朝鲜的领土。”[30]斯大林的这个指令非常清楚地表明，苏联并不要对朝鲜实行长期占领，该指令成为驻北朝鲜苏军指挥部活动的原则基础。 为根除北朝鲜日本殖民势力[31]的影响，帮助北朝鲜建立民主政府，苏联从一开始就通过朝鲜人来管理地方政府，1945年8月25日，“朝鲜人民执行委员会”成立。在苏联军队占领北朝鲜的头几个月中，各级人民委员会被赋予很大权力，提出诸如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等计划。“各级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大多精力充沛、有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热情，但他们没有从事行政工作的经历、缺少领导经验，还不能找到解决朝鲜面临重要问题的有效方法。”[32] 为了解决朝鲜人行政能力欠缺的问题，第25集团军司令奇斯佳科夫向时任滨海军区司令的梅列茨科夫元帅提出建议，建立一个特别机构来负责内政事务，奇斯佳科夫认为：“我们对朝鲜民众的生活状况知晓越多，沉重感就越强烈。我们为可怕的贫穷、无安身之所、文盲众多和瘟疫不断所震惊。经过对朝鲜现状的研究，我们认为解决这项民事任务远比行军打仗困难得多，国家生活建设需要时间和有经验的领导者。我和我的同事毕生从戎，对处理这些问题并无准备。应当创建支持朝鲜人民的专门机关。”[33] 在奇斯佳科夫的建议下，苏联于1945年9月在北朝鲜成立了由罗曼年科主持的民政局，主管北朝鲜民事工作。[34]苏联民政机关局的职能是向新成立的朝鲜各人民委员在恢复国民经济、组织管理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及安排好朝鲜人民的文化生活方面提供帮助。苏联民政局机关的人员是来自第25集团军的军官，这些军官具有各种民事和军事专业知识，建立了一系列的处：工业处、当地居民工作处、出版处、文教处、司法处、医疗管理处、农业处、通讯处、财政处、军事通信处等。[35]“在这个集体中，为朝鲜建设投入巨大精力的苏联军官和文职专家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日常同朝鲜同志交往，总是表现得极为主动、有坚定的信念、扶持朝鲜朋友尽快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的残余、建立正常的社会生活”。[36] 这样，到1945年年底，北朝鲜的整个政治和经济生活，就由苏联军事指挥部通过各地方的自治机构实施领导：在里是里长，在面和郡是人民委员会，在市是市政委员会。[37]人民委员会是在各民主团体协议的基础上成立的。整个6个道的人民委员会不是由选举产生的，而是由苏联军事指挥部审批的。当局的这些地方机构的总人数有1万多人。第25集团军司令员拥有一名民政管理方面的助手，其下设有一个不大的机关（50名军官），负责领导民事方面的工作，在每个道派有全权代表，在各个市和郡都驻有军事警备司令部。在北朝鲜境内，还成立了10个负责某些经济和行政部门工作的单独的部，隶属于第25集团军司令员，这些部的负责人都是朝鲜人，但是，如同在每个道人民委员会里那样，这些部都驻有苏联军事指挥部的代表。[38] 尽管苏联在占领北方的几个月内，便顺利地建立起一个在苏军民政局支持下由朝鲜人组成的人民委员会，但斯大林真正关注的是未来的朝鲜统一政府的性质，考虑到苏联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和国防利益，苏联的基本要求同其战后对其他周边国家一样，就是要在朝鲜建立一个与苏联友好的政府，使其不致成为一个进攻苏联的前哨阵地。[39]于是，在朝鲜培养亲苏干部、选择政府领导人即成为苏联占领工作中的又一重要环节。正如1945年12月一份关于北朝鲜政治局势的调查报告所指出的：“军区和第25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应该更加关心关于选拔和培养对苏联友好的、并能够确保加强我们国家在朝鲜政治地位的新民主主义干部的问题。”[40]外交部副部长马立克在另一份报告中也提到，“我们主要的任务是采取措施使朝鲜政府成员和工作性质有助于使朝鲜成为我们在远东的一个安全据点，使朝鲜不变成某个对我们不友善国家手中的反苏工具。”[41] 当时北朝鲜境内的主要党派有以朴海南、金元凤为首的共产党，以曹晚植为首的民主主义党和以金策为首的社会民主党。[42]苏联最终选择了一个北朝鲜境外的政治集团——在苏军第88独立步兵旅服役的金日成和其战友们。[43]1945年9月中旬，在第25集团军的帮助下，金日成率领少数朝鲜人乘“普加乔夫”号船从海路自海参崴到元山港。[44]金日成佩戴着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1945年8月29日授予他的红旗勋章。[45]回到平壤后，金日成担任该市的副警备司令；他的战友分别担任北朝鲜各道、各郡的相应职务。根据远东军区司令1945年10月12日命令，第88旅被解散。[46] 苏联支持金日成和他的战友们，是因为这些曾经在苏联战斗过生活过的朝鲜人主观上亲苏，回国后能成为苏联政策的积极传播者。为了树立金日成威信，所有部署在北朝鲜领土上的苏联军队的政治部、政治处都在为将其树立成“朝鲜人民的传奇英雄、争取朝鲜自由和独立的斗士”而开展工作。[47]1945年12月起金日成领导北朝鲜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从1946年2月开始领导临时人民委员会，一年后领导国家的人民委员会。[48] 从苏联在这一时期实施的占领政策来看，苏联是克制的，目标仅是在朝鲜建立一个亲苏政府，其所有占领行动均未越过三八线，并且从一开始苏联就试图淡化其军事占领的色彩，避免在朝鲜建立苏联政府的委员会和其他机构，而是通过成立人民委员会让朝鲜人自己来管理。此时，苏联依然持与美国合作的态度，力图避免和美国发生冲突。 莫斯科外长会议达成朝鲜托管协议 以三八线为界对朝鲜实施分区占领原本只是暂时性的受降举措，但却对南北朝鲜的政治、经济、生活等诸多方面造成了分裂影响，为此，美国政府提议朝鲜统一问题应由美苏两国共同商议解决。1945年12月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讨论了朝鲜问题，美苏在会议上表述了各自的立场。 12月16日第一次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首先提到朝鲜问题，他把哈里曼大使11月8日给莫洛托夫的一封信的副本交给了其他外长，在这封信里面，哈里曼请求授权驻扎在朝鲜的苏军司令官同美军司令官进行商谈，以便就交通、商务、货币和有关朝鲜的其他悬而未决的事项等这类共同的问题作出安排。[49]贝尔纳斯说：“据我了解，你们全都同意应该对朝鲜建立托管。我们清楚，我们不能立即达成建立独立自主的朝鲜政府的协议。但是我们认为，在11月8日的这封信中谈及的建议将是这个方面的第一步。”贝尔纳斯接着阐述：“我们建议把关于建立朝鲜统一行政机构的问题列入议事日程。我们认为11月8日的信中提及的建议是为在朝鲜建立共同的行政机构的第一步。在朝鲜成立统一行政机构将有助于走向下一个阶段——帮助建立对朝鲜的托管。”贝尔纳斯强调：“我尽力把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讲清楚。我们所持的出发点是希望朝鲜有一个统一的行政机构，并认为为了这一目的最好的方式是授权美国指挥官和苏联指挥官谈判在朝鲜成立统一行政机构的问题。我想这是最好的办法。”[50] 莫洛托夫并不接受美国的建议，他认为“在11月8日的这封信中无论是有关朝鲜政府的问题，还是对朝鲜建立托管的问题都没有提到”，因此与议程上的题目无关。[51]他希望把讨论的内容限于行政机构和托管方面的问题。[52] 对于托管朝鲜，莫洛托夫重申不存在任何协议文本，“只不过是对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无论是美国方面抑或是苏联方面都表示过赞成在朝鲜必须建立托管制度的意见”。贝尔纳斯也承认：“这里所称作的协议，实际不是协议，而只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交换的意见。”[53] 12月20日的第六次会议上，贝尔纳斯提到，尽管在会晤前美国制定了成立朝鲜独立政府的建议，这一建议也反映了美国对朝鲜的真实态度。但“会晤之后，美国代表团决定更改自己提案的名称和议程中相应的名称。我们拟定将关于成立朝鲜统一行政机构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同时规定有关今后朝鲜独立政府的问题”。莫洛托夫则建议将建立统一行政机构的问题交由双方的指挥官去解决。谈到朝鲜未来长久秩序时，莫洛托夫重申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不变——同意托管朝鲜，并声明：“苏联政府同意对朝鲜实行托管，并将这种托管委托给四国——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54] 针对朝鲜问题，美苏两国分别拿出了自己的方案。美国提议四国托管朝鲜5年，并可以再延长5年，在托管制建立之前由美苏两国占领军司令统治朝鲜。美国草案规定由四国的代表组成行政机构，该机构代表联合国和朝鲜人民行事。在朝鲜政府成立之前，这一行政机构应行使有效治理朝鲜所必需的行政、司法和立法权力。苏联则主张尽速成立朝鲜民主政府，并建议托管期应限于5年。[55]12月26日，莫斯科外长会议通过了以苏联草案为基础的莫斯科协定。《苏美英三外长莫斯科会议公报》中有关朝鲜部分的内容如下：“（一）为重建朝鲜成一独立国家，创造各种依据民主原则发展朝鲜之条件及尽速清除日本在朝鲜长期统治之恶果起见，将设立一临时朝鲜民主政府，该政府须采取各种必要步骤，以发展朝鲜之工业、运输、农业及朝鲜人民之民族文化。（二）为协助组成临时朝鲜政府，并为筹划初步适当办法起见，应由朝鲜南部之美军司令部及朝鲜北部之苏军司令部组织一联合委员会。在准备各项建议时，该委员会应与朝鲜民主政党及社会组织咨商。该委员会制成之建议应先交送苏、中、英、美四国政府考虑，然后由参加联合委员会之二国政府作最后决定。（三）联合委员会协同临时朝鲜民主政府及朝鲜各民主政党，制定各种方案，以提携及协助朝鲜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上之进步，建立民主自治及朝鲜之国家独立。委员会于咨商临时朝鲜民主政府后，应将建议送交苏、美、中、英四国政府联合考虑，俾关于四强在朝鲜以五年为限之托管制，得以成立协定。（四）为考虑各种有关朝鲜南北两部之紧急问题，并为订立方案，以期建立朝鲜南部美军司令部与朝鲜北部苏军司令部在行政及经济事务上之经常联系，苏美二司令部之代表应于二星期内举行会谈。”[56] 美苏在莫斯科三外长会议上的表现实则反映了美苏两国政府当时在朝鲜问题上的不同考虑。 美国当时在朝鲜问题上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杜鲁门政府为了避免美国背负“破坏战后国际合作”的骂名，不得不继续延续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与斯大林达成的口头协议，战后对朝鲜实施托管。另一方面，美军通过近4个月的实地占领，已深深感到托管制在朝鲜的不可行性。11月20日，美国国务院驻南朝鲜代理政治顾问兰登在给国务卿贝尔纳斯的报告中，强调必须放弃托管的做法。他说，“根据我一个月来在解放了的朝鲜的观察，相信我们应该放弃它（托管）……托管看来是行不通的，因为朝鲜人肯定不会接受，恐怕要用武力才能实行”。美国驻朝占领军司令霍奇在给麦克阿瑟盟军总部的报告中，也承认南朝鲜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反美情绪，认为朝鲜人要独立的愿望高过一切，而且要求现在就实现独立。由于托管在一切朝鲜人的心目中是一把当头的利剑，他认为如果仍然执行托管原议，那么朝鲜人有可能真的起来造反。因此，他认为美国政府不如顺水推舟，采取积极行动，清除三八线这个障碍，以便统治朝鲜，发表放弃托管的明确的声明。[57]美国作为托管制的构想国，此时却真真切切地感到：在朝鲜实施托管成了手中的“一块烫手山芋”。 因此，尽管美国认可在朝鲜建立托管的协定，但在莫斯科会议上一直避免谈与“托管”直接相关的议题，甚至在会议中更改提案及议程，转而谈建立统一行政机构的问题。而美国最终作出让步并接受了一个以苏联草案为基础的有关朝鲜问题的莫斯科协定，笔者推测其动机在于：①苏联的草案提出通过临时政府实施托管，这样借托管制之名，美国可以牵制苏联在朝势力的扩张；②以苏联草案为基础，可以让苏联承担“主张托管制”的罪名，从而引发朝鲜民众的反苏情绪。在决议公布当天，美国的无线电广播就转播了如下通报：“在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上，根据苏联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对朝鲜建立期限为5年的托管制的决议。”[58]莫斯科协定公布后，南朝鲜报纸立即出现了苏联主张托管朝鲜、美国坚持反对立场的报道。[59]这进一步凸显出美国在托管制问题上的变化，以及在宣传上的导向。 应该说，到莫斯科三外长会议，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一直未有大的变化，即通过托管制促使朝鲜独立，在美苏合作协商的前提下解决朝鲜问题，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亲苏的朝鲜政府。苏联政府加入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磋商，其意图是制造一个统一的朝鲜政府，因为如果在基本要求上与朝鲜人和美国人背道而驰，在政治上是不适当的。与此同时，莫斯科又非常关心应缔造怎样的一个统一的朝鲜政府才能维护苏联在战略上和经济上的利益。[60] 苏联在为参加1945年12月莫斯科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准备的多个方案中，有一个方案在会议前就制定出来了。这个方案的内容有三：第一，对成立独立临时朝鲜政府、朝鲜民主宪法、地方自治机关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成立由苏美英中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第二，委员会的建议交四国政府审议；第三，在明确对日本的联合管制后，苏美政府应命令驻扎在朝鲜的苏美军司令，责成他们派代表就重要问题进行讨论。[61]苏联的这个方案虽然未谈及托管问题，但并未放弃四国合作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第三款表明，苏联非常关心与美国共同参加对日本的管制。苏联建议成立由苏、美、英、中组成的对日理事会，由理事会决定和实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又一次证明了苏联试图通过托管制扩大势力范围。为讨论朝鲜问题，苏联代表团准备了多种方案。[62]这些方案彼此相近，都谈到了成立临时朝鲜政府问题。除一个方案是在会前制定出来之外，余者都是在会议期间制定和修改的。多数方案主张：成立由苏美统帅部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在委员会协助下成立临时朝鲜政府。这表明苏联竭力争取在托管朝鲜上单独与美国打交道的意图。最后一个方案确定了苏联托管朝鲜的方式：苏美联合委员会的建议交苏美英中政府审议，在与临时朝鲜政府协商后，达成四国托管朝鲜5年的协议。[63]此外，在苏联方案中还谈到，托管应以朝鲜人积极参加并尽早加以落实为重要条件，也反映了政权交由朝鲜人后，苏联仍具有对朝鲜施加影响力的信心。 莫斯科协定公布后，1946年1月18日，莫斯科电台评论员对三国外长会议关于朝鲜的决定进行点评，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朝鲜经历托管的必要性，“因为朝鲜达到独立的相当的条件还没有具备，迅速消灭日本长期统治恶果的条件尚未具备时，马上宣布朝鲜独立是一空谈”。[64]为驳斥南朝鲜报纸散布的苏联主张托管朝鲜而美国坚持反对立场的报道，苏联塔斯社又于1月24日发布关于朝鲜问题的公报，对原来的美国草案和莫斯科协定作了比较，指出了两者的不同，以此说明苏联的草案才是真正符合朝鲜人民利益、促使朝鲜民族独立的方案。[65] 莫斯科实际上是借托管制确保苏联在远东的整体利益，斯大林的目标是在保证统一后的朝鲜执行对苏友好政策的前提下，参与对朝鲜半岛的控制和管理。但绝不仅仅于此，苏联在远东的另一个目标就是参与对日本本土的占领和管理，这从斯大林轻易同意三八线划分的背后企图便可窥见一斑。当苏军在日本北部地区登陆的计划失败后，斯大林只能采取更为精细和迂回的策略了。 三 联合委员会与苏联对托管政策的坚定立场 北朝鲜对莫斯科协定的拥护 莫斯科协定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战时会议上达成的托管朝鲜的口头协定落实到书面，朝鲜人对莫斯科协定的态度也就直接反映着其对托管制的态度。苏联占领下的北朝鲜对莫斯科协定是一片拥护声。 1946年元旦，金日成在《新年献辞》中提到了莫斯科协定对撤销三八线的意义。[66]1月6日，高举与莫斯科决议团结一致大旗的全城游行在平壤达到了高潮，示威者高举宣传口号“三国外交部长的莫斯科决议能保障自由，独立，和民主朝鲜的建立。”[67]据莫斯科10日广播报道：约10万群众参加了示威游行，表示欢迎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朝鲜的决定，参加游行者都手持朝鲜、苏、英、中、美各国国旗及列宁、斯大林、朝鲜英雄崔庸健的画像，并高举标语，表示完全赞成莫斯科会议关于朝鲜的决议，以及朝鲜人民感谢红军及其领袖斯大林元帅，并努力为建立民主的朝鲜而奋斗。[68]1月29日，在新义州又举行了群众示威大会，约有两万人参加游行示威。群众高举欢迎莫斯科会议关于朝鲜决议的标语。示威群众在中央大街举行群众大会，有8位代表发表演说，热烈欢迎莫斯科会议关于朝鲜的决议，并且号召全国人民用一切力量恢复国家的经济。[69] 北朝鲜的政党及群众普遍支持莫斯科决议的态度和苏联民政局的大力宣传和正确引导不无关系。1946年1月3日，驻朝鲜苏联民政局的伊格纳季耶夫召开北朝鲜报纸编辑和书刊检查员会议，阐述了莫斯科协定的实质，向与会者布置了实际工作任务，即通过报刊向居民正确宣传莫斯科决议，与企图歪曲该决议精神的亲日派斗争，培养朝鲜人民对莫斯科决议的信任感，号召人民解决当前的问题等。[70]1月18日起，平安南道共产党宣传部为“继续加强当地居民对莫斯科会议关于朝鲜问题决议的理解”而向地方派出宣传队。[71]黄海道警备司令部的政工人员则将向地方党的领导人和人民委员会领导人讲解莫斯科协定的含义作为自身义务。[72] 第25集团军军事委员、时任美苏联合委员会苏联代表团团长的什特科夫在5月31日发给莫洛托夫的工作报告中称：“迄今为止，北朝鲜的所有政党都支持莫斯科决议。在北朝鲜有以下政党：北朝鲜共产党、民主党、新人民党、天道教党、妇女联盟、民主青年联盟、农民联盟、工会以及一些别的组织，共计约50个组织。”[73] 正是由于苏联的引导，北朝鲜所有政党及组织对托管制的支持，使得苏联仍可以一如既往地维持其主张托管朝鲜的立场。苏联清楚，按照北朝鲜占领区内的政治发展趋势，苏联很有希望通过托管制在朝鲜建立起一个亲苏政府，以实现其对朝政策的最优化目标。 与北朝鲜压倒一片的拥护声相反，南朝鲜在托管问题上则分化成两个阵营：由依附于美军司令部的民主议院联合在一起的右翼反动政党阵营反对莫斯科决议并反对苏联。参加民主议院的政党和组织主要有：李承晚领导的争取独立中央政治委员会、金九领导的朝鲜独立党、金性洙领导的朝鲜民主党、朝鲜国民党及一些小党和社会组织，共有近百个。联合在民族民主阵线中的左翼政党阵营完全支持莫斯科决议，主要政党有：南朝鲜共产党、人民党、新人民党、民族革命党，以及妇女联盟、农民联盟、工会、民主青年联盟等，共15个组织。[74] 朝鲜半岛南北的政党及组织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及政治利益，分化成亲美、亲苏两大阵营。美苏在对待托管制态度上的分歧，为日后的美苏联合委员会的最终破裂埋下了隐患。 联合委员会预备会议：苏联主张政治问题先行 根据莫斯科协定内容，美苏商议决定召开美苏联合委员会，以帮助朝鲜组建临时政府。美苏联合委员会分为三个阶段，即：1946年1月16日至2月6日的预备会议，1946年3月20日召开至5月9日苏联代表团撤离的第一次会议，以及1947年5月21日至10月18日重开的第二次会议。 美苏联合委员会预备会议作为讨论包括会议意向、会议日程等相关基础性问题的准备会议，引起朝鲜人的极大关注。1月16日，美苏代表团在汉城举行会谈，会议进行了三周，到2月6日，共举行15次正式会谈。 会议召开之前，美国即指示参加预备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不要讨论政治问题，将会谈主题局限在经济、行政方面的问题。[75]因为美国预计一旦南北朝鲜间经济—行政性的永久合作体制建立，那么在美苏联合委员会统治下的南北民政统合就会很快形成。[76]为此，美国出于其机能主义原则，试探性地提出了几大议题：由满洲通过北朝鲜向南朝鲜输送煤及农产品、建立单一财政体制、南北朝鲜商业机构间的通信等问题，美国分析苏联是不会加以讨论的。[77]苏联代表团接受了美国的提议，但主张把讨论仅局限于电力的输送，货物与设备的交流，以及铁路与公路的交通等生活方面的紧迫问题。苏联代表团的立场是：政治问题先行，政治问题不解决就只能继续维持日本投降后的二元体制，换言之，在未解决政治问题前，苏联希望保留两个地区，只是使它们能协调行动。这与美国代表团积极开放三八线，使南北的交通、公共设施联合，从而使半岛成为经济—行政统一的单位的立场是格格不入的。因此，预备会议中，美苏双方仅试探了对方的立场，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78] 1946年2月6日发表的共同声明中，仅仅确立了美苏各5人组成美苏联合委员会，委员会本部设在汉城，委员会也将访问平壤及其他地方，与南北朝鲜的政党、民主团体及社会团体相合作。苏联代表团于2月7日返回平壤。苏联方面在总结此次会晤成果时认为：双方就恢复铁路和公路交通、国内各海港之间的近海运输、邮政通讯以及广播清晰度和无线电波的分配等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还就朝鲜公民从一个地区调往另一个地区达成了调动准则，不过后来苏联方面单方面限制了被准许调动对象的范围。至于朝鲜人预料的这次会议关于沿“三八线”确定国界的决议将会被取消，未能实现。甚至会晤时就恢复两个地区之间的交通运输问题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也因为没有准许商品交换和人员流动而成为一纸空文。[79] 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苏联强调委员会协商对象必须支持莫斯科协定 3月20日，美苏联合委员会的正式开幕仪式在汉城的德寿宫举行。美方首席代表是阿诺德将军，苏方的首席代表是什特科夫将军。美苏代表团讨论了同朝鲜各民主组织咨商建立临时民主政府等问题。美苏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共举行了24次会谈，没有结论，5月8日，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 3月20日，什特科夫在演说中将苏联立场具体化：他指出临时政府必须建立在那些支持莫斯科协定的民主政党及社会团体的基础上，他希望将会有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府出现，“以使它将来不至于成为进攻苏联的据点”。[80]换言之，苏联代表要求建立一个有利于共产主义及其利益的朝鲜政府。而美国方面则强调在临时政府的组成人员问题上，美国代表不希望有某一派或某一翼的人来组成政府，而希望看到一个符合大多数人民愿望的政府。[81]美苏代表团立场上的分歧，使得委员会刚一开始工作就陷入了僵局。 美国代表团要求将南朝鲜的行政体系作为将要建立的临时政府的行政体系并加以扩大。[82]而从苏联的立场来看，只有北朝鲜的人民委员会及南朝鲜的民主主义民族战线才是朝鲜半岛的唯一民主团体，因此只有这两个团体才能成为未来临时政府的主导势力。[83] 为了使自己支持的政治势力能成为未来临时朝鲜政府的主导势力，美苏代表团的争论焦点最终聚焦于：在制订成立临时朝鲜政府的计划时，委员会是否应与那些曾反对过托管和莫斯科协定的人士进行咨商。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建议是：“联合委员会不应与反对三国外长关于朝鲜问题的莫斯科会议决议的政党和团体协商。”苏联代表团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是，既然联合委员会是为执行莫斯科决议成立的，自然，联合委员会就应当只与同意并支持莫斯科决议的政党和组织协商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而不可能是其他。[84]美国代表团反对苏联代表团的建议，美国人认为所有的朝鲜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联合委员会应当听取朝鲜的任何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的代表所愿意提出的意见。[85]美国代表团认为，莫斯科决议第三条讲的是关于托管的问题，对这一条的不友好态度是每一个朝鲜爱国者完全自然的反应，只要他对联合委员会的决议效忠服从并愿意贯彻这些决议，就不应该对他要求更多的东西。[86] 美国人坚持自己的建议。在确信美国代表团绝不同意将反对莫斯科决议的政党排除于协商对象之外以后，为打破僵局，苏联代表团决定作出妥协，建议联合委员会可以与所有政党协商，其中包括曾反对过莫斯科决议的政党，条件是他们的领导机关应通过一个支持莫斯科三国外长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并刊登在报纸上。对此，美国代表团试图辨明，没有必要向政党和社会组织提出要求它们支持莫斯科决议的任何条件。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最后终于达成了一项决议，规定所有希望参加与联合委员会协商的政党和社会组织，都必须签字声明支持莫斯科决议。这份决议公布在1946年4月18日发表的“第五号公报”中。当联合委员会继续讨论应与哪些人进行咨商时，美苏双方代表又在言论自由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美国主张：头等重要的是要维护言论自由的原则。霍奇认为，在第五号公报的宣言上签了字的政党和团体，应保证它们有对于托管畅所欲言的机会，而不应使其言论自由受到损害。在宣言上签了字，并不意味着赞同或不赞同托管。签字即表示它们在进行咨商后愿与委员会合作。另一方面，苏联代表团则坚持认为不应该让反对托管的那些政党的领导人作为代表来与委员会商议。苏方还要求不与那些属于民主议院（李承晚等右翼）的个人进行商议，除非他们放弃自己反对托管的立场。5月6日，美国代表团在大会上提出了以下建议：“停止讨论与组建临时政府有关的问题，转而解决关于朝鲜经济统一和消除‘三八线’的问题，声称，如果苏联代表团不同意讨论关于‘三八线’的问题，那么我们除了休会以外，没有别的出路。”这样，美国代表团又回到了莫斯科协定签订之前的谈判立场，即通过经济、行政方面的统一完成统一体制的建立，再考虑政治方面统一政府的建立。[87] 5月8日，什特科夫在汉城美军司令部与霍奇举行会谈。在谈话中，什特科夫直言朝鲜对苏联安全的意义和苏联在朝鲜的目标，“苏联直接与朝鲜接壤，非常关心与苏联友好的朝鲜临时民主政府。如果反对莫斯科决议、对抗和诋毁苏联的人混入政府，就会对苏联不利、会使朝鲜人民敌视苏联”；“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执行莫斯科决议，并无在朝鲜建立苏联秩序或苏联体制的想法”。对于美国借口言论自由纵容南朝鲜反托管势力，什特科夫加以反驳，“阿诺德将军在谈判过程中多次说，我们两国在管理体制、民主观念上存在差异，因此联合委员会无法在执行莫斯科决议上达成一致。苏联代表团对此无法理解。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两国在反法西斯德国、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找到了共同语言，打败了军事强大的德国和日本并取得了胜利。这并不能阻碍我们执行关于朝鲜问题的莫斯科决议。我们在开会时向美国代表团详细阐述了苏联代表团并非根据自己的民主观和体制来执行莫斯科决议”。什特科夫告诉霍奇，他已接到命令，让他返回北朝鲜。[88] 5月9日委员会休会，美苏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建立临时朝鲜政府的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苏联要求协商对象必须排除反托管委员会成员 联合委员会休会期间，美国政府已逐渐意识到在朝鲜问题上与苏联对决的重要性与艰巨性。1946年6月，美国总统代表保莱在巡视北朝鲜后，给杜鲁门写的一封信中说，朝鲜“是一个进行思想斗争的战场，而我们在亚洲的整个胜利就决定于这场战争。就在这个地方将测验出来，究竟民主竞争制度是不是适宜于用来代替失败了的封建主义，或者其他制度——共产主义，还更强一些”。[89]有观点认为：如果未能在南朝鲜建立临时政府，美军即撤出朝鲜半岛是对苏联的一种投降，这不仅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害，而且有损美国的国家声誉。正因为如此，在与苏联的协商中，美国绝对不能有任何的示弱表现，一定要采取强势的立场和态度。[90] 美国驻南朝鲜政治顾问兰登访问北朝鲜期间，曾向苏联政治顾问巴拉塞诺夫指出美国无论如何不能允许成立一个为共产党所统治的临时政府。针对美国的担忧，苏联明确表示：苏联没有意图要在朝鲜半岛建立共产主义政权，苏联只是不能接受一个由李承晚或者金九领导的临时政府。[91]但同时，苏联亦通过各种途径开始扩大在北朝鲜的影响力。梅列茨科夫元帅和什特科夫就向斯大林论证了加速派遣专家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此举“将加强我国将来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因为“美国人在朝鲜的影响的增强必然会给我国的利益造成损失”。斯大林批准了这一要求。[92] 这样，美苏双方一方面为了美苏联合委员会的复会，在美苏两国政府之间以及美苏驻军司令部之间不断地进行书信往来，另一方面各自也在加紧制订在朝鲜半岛扩大影响力的计划。[93]1946年底，尽管有关美苏联合委员会复会的交涉进入轨道，复会的可能性也在逐步增大。但美国与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对立却在加剧，尤其是美国，美国的对朝政策在1946年底至1947年初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冷战大格局的影响下，美国政府逐步放弃了那种将朝鲜半岛作为与苏联协调关系的地区的初衷，转而越来越多地从遏制苏联出发来考虑朝鲜问题。[94] 尽管分歧加大，对立加剧，但美苏双方依然尝试着以合作的态度解决朝鲜问题。经过马歇尔将军与莫洛托夫间的书信交涉，美苏一致决定于1947年5月20日在汉城重开美苏联合委员会，由于苏联代表团晚到了一天，美苏联合委员会比原定计划推迟了一天，于5月21日复会。两星期的时间里，美苏双方在想要与联合委员会磋商的社会组织和政党所应采取的做法、程序和时间表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会议的结果在6月12日的第十一号公报中发表。公报登载了朝鲜人要参加磋商所必须签署的那个宣言。公报还陈述了要求各党派和社会组织遵守的程序。[95] 然而，在联合委员会开会讨论应同意哪些党派和组织有资格参加磋商这个问题时，美苏双方立即就出现了分歧。苏联方面称在第五号公报上署名之前的反托管运动可以不追究，但加入反托管委员会[96]的政党和团体必须在脱离反托管委员会之后，才能够成为美苏联合委员会的协商对象。与之相对，美国方面则主张反托管委员会成员的事实并不能作为反对莫斯科协定的行为，在问题出现时需要逐个地加以解决，如果苏联方面一味固执的话，只会导致美苏联合委员会陷入僵局。苏联代表团反驳道，即便可以成为协商对象，目前仍是反托管委员会成员的团体必须被排除在外，苏联并不是反对言论自由，也不是偏向左翼政党。由于有关反托管委员会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南朝鲜，因此只有公开宣布退出该组织才能进入协商对象名单。美国代表团则认为相关的反托管示威并不是希望协商的团体所为，而是李承晚、金九等人的追随力量主导，主张在没有有力证据之前不能把任何团体排除在外。美国还主张，对于那些积极反对莫斯科协定的政党或团体，经美苏商议达成一致后，将其从协商对象中删除。[97] 就协商团体资格的具体条件，两国代表团各持己见。在463个申请团体中，苏联代表团坚持将不符合莫斯科协定定义的社会团体、郡及郡以下的纯粹的地方性团体、反对莫斯科协定而成立的政党或团体排除在外。与此相对，美国代表团则声称莫斯科协定中并没有有关社会团体的定义，不能接受将中央没有本部的团体排除在外的主张，但会员未满1000名的团体可以被排除，所有参加申请的政党和团体都有资格成为协商对象。在美国代表团反对苏联的主张中，言论自由问题决不是一个可以妥协的对象，因为美国断定一旦对试图排挤右翼势力的苏联让步，那么朝鲜半岛必将出现一个左翼政权。[98] 在此期间，什特科夫坚持认为那些反对莫斯科协定的人正在试图剥夺朝鲜人民的民主改革和他们的政治权利。美国人坚持主张朝鲜人应该有权陈述他们的观点，不管他们反对托管制度，反对莫斯科协定，或反对任何其他决定。8月2日，什特科夫开始发表一系列声明，把联合委员会未能就成立临时政府和促进朝鲜独立的问题达成协议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布朗将军则发表反声明作为答复，他指出，苏联要阻拦那些反对在朝鲜实行托管的朝鲜人参加与委员会磋商，其真实意图是在于增加左翼党派和团体在代表方面的比重。[99] 会谈再次陷入僵局时，美国三部协调委员为了打开僵局，准备了一个新的提案：举行一次符合美式民主概念的全国大选，通过大选选出政治领袖，由他们组建立法机关并担任临时政府的要职。因此在8月12日召开的第53次会议中，美国代表提出朝鲜的领导人可以通过选举选出，建议举行选出代表及政府要员的大选。[100]针对美国提出的通过选举组建临时政府的提案，苏联主张先组建类似咨询会议的机构，并且坚决将指责苏联非民主的政党、会员未满1万名的政党及团体以及反对莫斯科协定、反抗美苏联合委员会及联合国军的团体排除在外，在南部人口是北部人口的两倍这一事实下，仍要求南北双方以一比一的比例人数参加立法机构。[101]假如南朝鲜的左右翼以同样比例参加，由于北方已被苏联化，那么整个朝鲜半岛将建立起左翼占优势的政权，因此苏联的提案是试图组建一个由共产党支配的临时政府，这是美方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102] 美苏在选举问题上也无法达成一致，由于朝鲜问题无法在美苏联合委员会内部解决，美国政府遂向苏联政府提出将朝鲜问题交由美英中苏四国会议解决。[103]对此，苏联政府指出美苏联合委员会毫无进展，是由于美国力主将反托管团体包含在协商对象以内，并且打压南朝鲜的民主政党、逮捕政党领袖所致。遵循莫斯科三外长会议决定，应在美苏联合委员会范畴下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所以将朝鲜问题交由四国会议解决是违反三外长会议决定的，因此苏联是无法接受的。[104] 在苏联否决了美国提出的将朝鲜问题交由四国会议处理的提案后，美国称只有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并于1947年9月16日通报了苏联。[105]1947年9月17日美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一份题为“朝鲜独立问题”的书面申请，正式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意味着美苏联合委员会工作彻底破裂，意味着美苏通过托管制帮助朝鲜建立统一政府的设想宣告失败。 四 简短的结论 在以美国为中心的有关对朝托管政策的研究论著中，苏联仅仅是一个“配角”，被作为美国对朝政策的参照物加以描述的。苏联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其出发点何在，其动机何在，仿佛一直是“雾里看花”，不甚清晰。本文通过对苏联接受美国提出的朝鲜托管政策构想，到与美国协调合作确定朝鲜托管政策，直至因美苏对朝鲜临时政府人选各持己见，导致美苏联合委员会以破裂告终，托管政策“流产”这一完整过程的梳理，比较清楚地确认，其实，苏联的每一步举措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莫斯科从托管政策的接受者、合作者变成朝鲜托管政策的坚决执行者，其根本动机就在于托管政策本身是符合苏联利益的。 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看，托管制实质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战后继续维护其殖民权益而特制的一件“合法外衣”，与苏联所倡导的世界革命理念是完全不符的。然而苏联初始即对战后托管朝鲜政策表示赞同，是因为苏联通过托管政策可以参与战后朝鲜事务，这将有利于苏联将朝鲜变为自己的安全缓冲地带；同时，苏联也试图以在朝鲜托管问题上的合作向美国换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正是国家利益的驱使，促使苏联在朝鲜问题上最初采取与美国协调合作的态度，甚至接受了杜鲁门政府提出的“三八线”划分。随着事态的发展，苏联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诉求也逐渐提高。当杜鲁门政府意识到在美苏对决中美国已力不从心，从而转变其对朝政策，由最初的与苏联协调转为遏制苏联时，苏联随即转变立场，针锋相对，毫不示弱。最终，双方的利益分歧在美苏联合委员会期间全面暴露。苏联和美国之所以对临时朝鲜政府的人选坚决不肯让步，是因为双方都明白，无论是占领还是托管都是暂时的，朝鲜最终仍要交给朝鲜人管理，要想保住各自的朝鲜半岛的控制和影响，就必须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和寻找合适的代理人。 大体来说，自二战后到1947年初，苏联先是试图通过托管或其他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与美国矛盾日渐加剧后，又转为加强北朝鲜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的统一政府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苏联为保障其在远东的安全，试图在朝鲜建立一个亲苏政府，从而使朝鲜不至于成为日后威胁苏联安全利益的“据点”。
[1] 有关的中文文献有《朝鲜问题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4；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2；刘金质等编《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1919～1949）》3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3卷本，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相关的研究成果见牛军《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的起源》，《美国研究》1991年第2期；王春霞《杜鲁门政府对朝政策及朝鲜的分裂》，《丝路学刊》1993年第4期；王媛《美国对朝占领政策述评》，《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6期；余伟民、周娜《1945～1948年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政治变动》，《史林》2003年第4期；张民宪、萧石忠《1943～1950年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演变》，《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2] 所谓美国档案主要是指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的系列文件。西方的研究成果可见William George Morris，“The Korean Trusteeship，1941-1947：The United States，Russia，and the Cold War，”Ph.D.dissertation，Texas：The University of Texas，1974；Bruce Cu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Libe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Separate Regimes，1945-1947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James Irving Matray，The Reluctant Crusade：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Korea，1941-1945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5。 [3] 崔相龙，《美军政? 初期占领政策：信托统治案? 分割占领? 现实》（美国军政初期的占领政策：托管制与分割占领的现实），《????》（??），?40 ?，1974 ?8 ?15 ?，pp.14-26；崔相龙，《???? ?????? ??》（美国军政的初期占领政策研究），《????》（??），?22 ?，1983 ?，pp.120-128；崔相龙，《美军政期 韩国?：??? 冷战? ??》（美国军政时期的朝鲜：亚洲冷战的焦点），《??????》，?1 ?，??：???，1983，pp.351-367；李东炫，《韓國信託統治研究》，??：???，1990；李愚振，《独立运动? ??美国? ??：???? 行政府? 信託政构想? 中心??》（美国对于独立运动的态度：以罗斯福政府的托管制构想为中心），韩国政治外交史学会（编），《韩国独立运动 ? 列强关系》论议 第2辑，??：???，1985；李完范，《??? ?????? ????：1943-1948》（朝鲜半岛托管制与国内政治：1943-1948），??? ?????? ????，1985；李在都，《????信托统治协定? 韩半岛政治变化? ?? 研究》（莫斯科托管协定与朝鲜半岛政治变化相关的研究），东国大大学院???????，1987；申福龙，《?? ????? ?? ??? ????：??? ??????????》（朝鲜托管政策的决定过程研究：以美国主导与变化为中心），???????????，1993；沈之渊，《?-????????》，??：?? ???，1989。 [4] 本文使用的俄文档案文献及其中译文，均由沈志华老师提供，笔者在此表示感谢。 [5] 牛军：《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的起源》，第50页。 [6] 参见李在都：《????信托统治协定 ? 韩半岛政治变化? ??研究》，pp.27-28。 [7] National Archives，Record Group（RG）59，895.01/79，“Memo，”Feb.20，1942. Gregory Henderson，Korea：The Politics of the Vortex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72，转引自李在都《????信托统治协定 ? 韩半岛政治变化? ??研究》，pp.31-32。 [8] 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6，第658页。 [9]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159页。 [10] 旅居中国的朝鲜政党和团体致斯大林信，1943年5月10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0，оп.30，п.225，д.9，л.61-62。 [11] C.L.Hoag，???????（?），申福龙、金元德??，??：??，1992，p.35。 [12] 《德黑兰 雅尔塔 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57～58页。 [13] FRUS，1945，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p.770；《雅尔塔会议记录全文》上辑，台北，联合报社印行，1955。 [14] Петухов В.И. У истоков борьбы за единства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Корей，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7，с.28. [15]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李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第370页。 [16] FRUS，1945，vol.2，The Conference of Berlin，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p.313. [17] FRUS，1945，vol.2，The Conference of Berlin，p.313. [18] FRUS，1945，vol.2，The Conference of Berlin，p.631. [19] 施纳贝尔：《美国兵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第二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第9页。 [20] 马·瓦·扎哈罗夫编《结局（1945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历史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72，第88、90、91页；弗诺特钦科：《远东的胜利》，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第39、45页。转引自牛军《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的起源》，第54～55页。 [21] Ачкасов В.И.（гла. ред）.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5，Том 11，Москва：ВИМО СССР，1980，с.276-277. [22] FRUS，1945，Vol.6，The British Commonwealth，The Far East，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9，p.1039. [23] FRUS，1945，Vol.6，The British Commonwealth，The Far East，p.1039. [24] 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第9页。 [25] 苏联外交部编《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第262～264页；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朝鲜战争（第一卷）：中共军参战及联合国军重新反攻》，固城等译编，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第23页。 [26] Ачкасов В.И.（гла. ред）.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5，Том 11，с.282. [27] 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10页。 [28]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第370页。 [29]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第35～36页。 [30] ЦАМОРФ（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档案中心），ф.66，оп.178499，д.4，л.632-633。该指令的前两条最明确地突出了苏联在占领朝鲜初期的基本原则，但在1981年公布时这两条被删节了。见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отв. редактор）Отнош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 народной Корей 1945-1980，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1，с.13。 [31] 与美国人在南部地区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相对比，北部的情况对苏军来说是较为有利的。首先，苏联在推进占领进程中马上从日本人那里接管了控制权。其次，苏联没有关于处置日本官员的问题。在苏联对日宣战后，所有比较重要的日本人，不是早已住在南部地区，就是已经从北部逃往南部。详见F.C.琼斯、休·博顿、R.B.皮尔恩《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复旦大学外语系英语教研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645页。 [32]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Кореи.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и статьи，Москва：Наука，1976，с.99. [33]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Кореи.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и статьи，c.51-52. [34] 苏联民政局成立时间说法不一。1945年9月之说，参见Почтарев А.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20-1950-е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5，c. 145。1945年10月的说法，见Lee In Ho，The Soviet Military Government in North Korea，Korea Observer，1992，Vol.23，№4。本文经比较后选取了1945年9月的说法。 [35] Почтарев А.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20-1950-е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5，с.145-146. [36]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Кореи.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и статьи，с.94. [37] 朝鲜的行政区划分为道（相当于省）、市、郡（相当于县）、面（相当于乡）、里或洞（相当于村）。 [38] 关于北朝鲜政治局势的调查报告（1945年12月），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41页。 [39] 参见Lee In Ho，The Soviet Military Government in North Korea，Korea Observer，1992，Vol.23，№4，p.523；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21～48页。 [40] 关于北朝鲜政治局势的调查报告（1945年12月），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45页。 [41] 马立克关于建立朝鲜统一政府的报告（1945年12月10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59页。 [42] 北朝鲜政治党派的具体情况详见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42～43页。 [43] 第88独立步兵旅是一支侦察破坏部队，隶属于远东方面军司令部侦察处。第88独立步兵旅各部队和分队的人员中有中国人和朝鲜人，还有中国出身和朝鲜出身的苏籍公民。独立步兵旅的人员按照苏联方式装备并成为红军军队的一个部分。第88独立步兵旅的旅长是周保中。其中一个营的战士主要是朝鲜人，包括金日成（金成柱）、姜健（姜信泰）、崔庸健（崔石泉）、金策（金天民）、崔贤、安吉、金一、崔用珍、金光侠、徐哲、许凤学、崔忠国等。 [44] 另一个说法是：金日成一行乘坐第25集团军后勤铁路快车回国。见1993年7月27日俄国《独立报》。 [45] ЦАМОРФ，ф.238，оп.1589，д.6，л.86-90. [46] ЦАМОРФ，ф.2，оп.12378，д.1，л.68-69. [47] Почтарев А.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20-1950-е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5，с.149-150 [48] ЦАМОРФ，ф.142，оп.429025，д.1，л.1-3. [49]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第372页。 [50]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第一次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16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61～64页。 [51]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第一次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16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62页。 [52]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第372页。 [53]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第一次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16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64页。 [54]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第六次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66～67页。 [55] 《朝鲜问题文件汇编》，第52页。 [56] 《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第125页。 [57] FRUS，1945，Vol.6，The British Commonwealth，The Far East，pp.1130-1132、1144-1148. [58] 《什特科夫关于朝鲜问题苏美联合委员会工作情况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6年5月31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69页。 [59] 1946年1月27日《新华日报》，刘金质等编《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1919～1949）》中卷，第1131页。 [60] Kathryn 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194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8，1993. [61] АВПР（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013，оп.7，п.4，д.46，л.17-18，转引自Ки Кван Со Московск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министров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декабрь 1945г）и раскол Кореи //Проблем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7，№5，с.99-100。 [62] Ки Кван Со Московск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министров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декабрь 1945г）и раскол Кореи //Проблем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7，№5，с.99-101. [63] АВПР，ф.0430，оп.1，п.2，д.11，л.7. [64] 1946年1月20日《解放日报》，刘金质等编《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1919～1949）》中卷，第1123～1125页。 [65] 1946年1月26日《新华日报》，刘金质等编《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1919～1949）》中卷，第1131～1132页。 [66] 曹中屏、张琏瑰：《当代韩国史（1945～2000）》，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第42页。 [67] Петухов В.И. У истоков борьбы за единства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Корей，с.41-42. [68] 1946年1月12日《解放日报》、1月13日《晋察冀日报》，刘金质等编《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1919～1949）》中卷，第1118页。 [69] 1946年2月1日《解放日报》，刘金质等编《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1919～1949）》中卷，第1138页。 [70] ЦАМОРФ，ф.УСГАСК，оп.102038，д.2，л.27-28. [71] Чонно，16 января，1946. [72] ЦАМОРФ，ф.УСГАСК，оп.106546，д.1，л.203. [73] 《什特科夫关于朝鲜问题苏美联合委员会工作情况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6年5月31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78页。1948～1951年什特科夫出任苏联驻朝鲜大使。 [74] 《什特科夫关于朝鲜问题苏美联合委员会工作情况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6年5月31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77～78页。 [75] FRUS，1946，Vol.8，Far East，p.607. [76] FRUS，1946，Vol.8，Far East，p.624. [77] FRUS，1946，Vol.8，Far East，p.612. [78] FRUS，1946，Vol.8，Far East，p.634. [79] Почтарев А.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20-1950-е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5，с.148-149. [80] FRUS，1946，Vol.8，The Far East，p.653. [81] F.C.琼斯等：《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第652页。 [82] FRUS，1946，Vol.8，The Far East，p.672. [83] HQ XXIV Corps，G-2 Summary No.24，《美军政情报报告书》（日月书阁，1986），第11卷，p.328，转引自沈之渊，《?-????????》，p.10。 [84] 《什特科夫关于朝鲜问题苏美联合委员会工作情况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6年5月31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71～72页。 [85]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第373页。 [86] 《什特科夫关于朝鲜问题苏美联合委员会工作情况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6年5月31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72页。 [87] 《什特科夫关于朝鲜问题苏美联合委员会工作情况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6年5月31日），沈志华主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76页。 [88] ЦАМОРФ，ф.Устаск，оп.614631，д.30，л. 109-123. [89]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第374页。 [90] FRUS，1947，Vol.6，Far East，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pp.612、616. [91] FRUS，1946，Vol.8，The Far East，p.744. [92] АПРФ，ф.45，оп.1，д.346，л.4-6. [93] FRUS，1947，Vol.6，Far East，pp.613-614. [94] 牛军：《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的起源》，第61页。 [95] F.C.琼斯等：《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第696～697页。 [96] 反托管委员会指的是1947年1月21日由赵素昂、金俊渊、梁又正等9人在金九寓所结成的反托管独立斗争委员会，由金九任委员长，有35个右翼阵营的政党和社会团体加入该组织。反托管委员会以“坚决反托、自主独立”为旗帜，以排斥托管为决议，后成员增加到2个。 [97] FRUS，1947，Vol.6，Far East，pp.693-694. [98] FRUS，1947，Vol.6，Far East，pp.698、699、703、705. [99] F.C.琼斯等：《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第698、699页。 [100] FRUS，1947，Vol.6，Far East，pp.718-719、752. [101] FRUS，1947，Vol.6，Far East，pp.777-778. [102] 《美军政情报报告书》第14卷，p.133，转引自沈之渊，《?-????????》，p.21。 [103] FRUS，1947，Vol.6，Far East，p.773. [104] FRUS，1947，Vol.6，Far East，pp.779-781. [105] FRUS，1947，Vol.6，Far East，p.790. 解禁的历史叙事：苏联核计划与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1945～1949） 东北师范大学 刘玉宝 长期以来，在苏联和俄罗斯，由于苏联核计划被列为国家高级机密严禁涉猎，因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国，情况更是如此。虽然也有零星的介绍性文章见诸报刊，在并不多见的专著里也辟有专门的章节，但由于缺乏可靠的史料作支撑，鲜有科学性。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随着解密档案的逐渐公开，对苏联核计划的科学研究才成为可能。尤其是1995年2月17日和1995年5月24日《关于筹备出版苏联核武器研制官方档案文献资料汇编》的第160号俄罗斯联邦总统令和第728-p号俄罗斯联邦政府令的分别出台，在俄罗斯及欧美等国的史学界掀起了一场苏联核计划史研究的高潮。 苏联核计划是一项极为庞大的工程，时间跨度较大，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一直延续至今，涉及内容较多，包括核理论研究和实验、核工业基础设施建设、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研制以及核能在国民经济中的广泛应用等。苏联核计划史研究同样也是一项极为庞大的工程，绝非一本书所能容纳。限于篇幅，我们将只截取苏联核计划史中的一个片段，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重点考察苏联核计划的出台与实施及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 一 战前苏联物理学家的努力 人类社会在跨出19世纪之际，尤其是在迈进20世纪之后，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个个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先后问世。 1895年，时任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校长的威廉·康拉德·伦琴教授发现了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奇异光线，X射线也即伦琴射线就这样诞生了。X射线是研究原子物理的极有力的工具，有人称它为现代物理学的“开门钥匙”，它的发现标志着人类即将进入原子时代。1896年，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教授发现了铀盐矿石的放射性。1898年，波兰裔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斯克罗多夫斯卡娅·居里与其丈夫皮埃尔·居里发现了新的化学元素钋和镭。他们一道成为放射学的创始人。1905～1916年，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科学研究和先后创立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不仅开辟了人类认识物质世界波粒二象性的新时代，而且还为原子能的研究和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此，欧洲各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原子核物理学研究热潮，波兰、法国、英国、瑞典、丹麦、德国等地相继建立了实验室和研究院。 1907年，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在曼彻斯特创立了原子核理论，提出了原子结构的“行星”模型。此外，卢瑟福还发现了α射线、β射线和γ射线，第一次实现了原子核的人工转变，建立了放射性蜕变学说，对核物理学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13年，丹麦物理学家玻尔在与卢瑟福一道创立的原子核理论的基础上将量子力学理论应用于原子结构研究，建立了氢原子模型和原子结构理论，标志着原子核物理学的真正诞生。1932年，卢瑟福的学生查德威克发现了不带电荷的中性核粒子——中子，并测出中子的质量，为物理学家们找到了轰击原子核的新“炮弹”，为大规模开发核动力提供了途径。1935年，他还发明了首台加速器。1933年，斯克罗多夫斯卡娅·居里的女儿伊琳娜·居里和丈夫弗里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发现了人工β放射性，亦即一种新型的放射性，为制造新的放射性元素提供了条件。1934年，意大利裔美国物理学家费米发现用中子轰击铀时能生成放射性元素，即超铀元素。他已采用该方法先后制造出了37种新的人造元素。1942年，他还启动了首座核反应堆。1938年，德国物理学家哈恩与同事施特拉斯曼在实验中发现，把钡元素加到中子轰击过的铀元素中时，它可以带出一些新的放射性元素。1939年，曾与哈恩一道从事研究的奥地利物理学家麦特娜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将这种现象称为“裂变”。1939年，玻尔等人从理论上阐述了原子核裂变反应过程，论证了裂变过程中释放大量能量的基本原理，从而为日后原子弹的研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俄国尤其是新生的苏联，不仅积极参与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原子核物理学研究热潮，而且贡献出了许多新的发现和发明。就此，我们同样可以按大事记的形式列举如下：1922年，В.Г.赫洛平等人从苏联镭矿中成功提炼出了首批镭样品。1932年，Д.Д.伊万年科提出了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结构假说。1934年，Н.Н.谢苗诺夫发表了链式化学反应理论。同年，П.А.切连科夫和С.И.瓦维洛夫发现了基础物理现象之一——由于电子的高速运动引起的液体发光现象。1936年，В.Я.弗伦克尔提出了原子核的水滴模型说并将热力学概念引入核物理学，首推原子核分裂理论。1939年，Ю.Б.哈里顿和Я.Б.泽利多维奇从理论上证明了实现铀-235原子核链式裂变反应的可能性。1940年，Г.Н.弗廖洛夫和К.А.彼得扎克发现了铀核的自发裂变现象。同年，哈里顿和泽利多维奇对铀核链式裂变反应过程进行了数学计算，从而阐明了实现铀核链式裂变反应的可能性。 上述发现和发明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在科学家们多年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核研究体系。 在贝克勒发现放射性后，俄国马上开始了放射性研究。И.И.博尔格曼（1900年）和А.П.阿法纳西尼耶夫对放射性射线特性，尤其是其医疗特性进行了研究。В.К.列别金斯基（1902年）和И.А.列昂季耶夫（1903年）对放射性对火花放电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是最早对伽马射线的特性做出界定的科学家之一。Н.А.奥尔洛夫对镭对金属、石蜡、易熔有机物的作用进行了研究。Л.С.科洛夫拉特—切尔温斯基进行的放射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从1906年起，他曾在居里实验室工作5年，研究β射线并写出了《放射性物质常数表》。在居里的专著和卢瑟福的《放射性物质及其射线》一书中都曾对科洛夫拉特—切尔温斯基的研究成果有所论述。 在众多科学家中，В.И.韦尔纳茨基院士是最早意识到发现放射性衰变意义的人之一，他曾在1908年将俄国的放射性和放射性矿物研究纳入国家优先资助的科学院研究课题。1910年12月29日，韦尔纳茨基在俄罗斯科学院年会上的发言《镭研究领域当前的任务》中指出：“出于对亲爱的祖国的责任感，我决定在此庄严的年会上做以下发言，以提请大家对我们面临的具有全人类和国家意义的重要事业给予关注，这项事业便是对俄罗斯帝国的放射性矿物的特性及其储量的研究。这项事业刻不容缓。”俄国科学院采纳了韦尔纳茨基的建议，积极寻求资金用于放射性矿物的研究。然而，直到1911年，国家拨给的资金和商人的私人赞助才到位，俄国科学院才得以在后贝加尔、高加索、乌拉尔和费尔干纳成立了考察队。1914年，俄国科学院镭考察队成立。该考察队于1914～1916年在俄国多个地区进行了考察，虽然并未发现新的矿藏，但却促成了韦尔纳茨基领导的地球化学、矿物学及放射学派的形成。[1] 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 1918年9月24日，列宁格勒X射线学和放射学国家研究所成立。该所的物理技术部由А.Ф.约费领导，光学部由Д.С.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领导，镭学部由科洛夫拉特—切尔温斯基领导，生物医学部由Л.М.涅梅诺夫领导。约费被选为该所第一任所长。该所的物理技术部后来发展成为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1902年，约费在圣彼得堡工业学院毕业后前往慕尼黑伦琴实验室工作，并跟随诺贝尔奖得主威廉·罗恩特教授从事科学研究。1905年，约费因对介电晶体导电性的研究获哲学博士学位。1915年，又因对阴极射线磁场的研究获俄国科学院颁发的奖励。1918年被科学院选为通讯院士，两年后成为科学院院士。1919年，约费在母校成立新系——物理技术系，讲授物理和技术，成为培养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科研人员的重要基地。[2] 1922年1月1日，X射线学和放射学国家研究所改组为三个独立的科研机构：X射线学和放射学研究所，由涅梅诺夫任所长；物理技术研究所，由约费任所长；镭研究所，由韦尔纳茨基任所长。以约费的物理技术研究所为基础，苏联建成了由14个研究所和3所工业技术高等院校组成的科研体系，共有研究人员1000多名，其中有近百人为著名学者。[3] 1920年代，物理技术研究所主要从事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及核物理的研究，许多研究成果被应用于电力和冶金工业。在量子力学引发物理学革命的年代，物理技术研究所是当时欧洲主要的物理研究中心之一。物理技术研究所代表了苏联物理学流派，培养了大批苏联核物理研究人才，如А.П.亚历山德罗夫、А.И.阿利汉诺夫、Л.А.阿尔齐莫维奇、А.И.阿利哈尼杨、А.Ф.瓦尔特、Б.М.武尔、И.К.基科因、П.П.科别科、Ю.Б.科布扎列夫、В.Н.康德拉季耶夫、Б.П.康斯坦丁诺夫、Г.В.库德留莫夫、И.В.库尔恰托夫、П.И.卢基尔斯基、Д.А.罗然斯基、谢苗诺夫、Д.В.斯科别利岑、А.В.斯捷潘诺夫、弗廖罗夫、弗伦克尔、哈里顿、А.А.切尔内绍夫、А.И.沙利尼科夫等。之后，他们都成为参与苏联核计划的科研骨干力量。[4] 1931年，物理技术研究所一分为三：列宁格勒化学物理研究所，由谢苗诺夫任所长；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由约费任所长；列宁格勒电物理研究所，由切尔内绍夫任所长。在约费的积极倡议下，哈尔科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托木斯克等地也相继成立了物理技术研究所。[5] 1930年代初，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开始转向核物理研究，成为当时苏联主要的核物理研究中心。1932年12月16日，研究所作出成立原子核科学特别研讨小组的决定，由约费担任组长，库尔恰托夫担任副组长，М.А.叶列缅夫、斯科别利岑、П.А.鲍格达谢维奇、В.А.普斯托沃伊琴科、С.А.鲍布科夫斯基、И.П.谢林诺夫、М.П.布罗什切因及伊万年科为成员。研究所责成库尔恰托夫在1933年1月1日前制订出原子核研讨小组1933年工作计划。1935年，库尔恰托夫、Л.В.梅索夫斯基、Л.И.鲁西诺夫等人联合发现了人工放射性溴的同质异能现象，这一发现开辟了原子核物理学的一个新方向——原子核同质异能素的研究。[6]在卡温迪什实验室从事同样研究的莫里茨·戈尔德施米特对当时几个著名的核物理研究中心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卡温迪什实验室，我认为是最出色的；以费米为首的罗马，我认为是一流的；巴黎有约里奥—居里等人；还有库尔恰托夫及他的同事。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始终认为，库尔恰托夫是俄国原子能领域最为重要的学者，因为我曾读过他写的文章，他并不比我们差多少。库尔恰托夫学派经常发表一些颇有价值的文章。”[7] 莫斯科镭研究所 于1922年1月1日成立的镭研究所下分地球化学和矿物学研究室，由研究所所长韦尔纳茨基院士直接负责，化学研究室由赫洛平负责，物理研究室由兼任镭研究所学术秘书的梅索夫斯基负责。韦尔纳茨基曾在谈到镭研究所的基本任务时指出：“目前，镭研究所的工作应集中于掌握核能的研究。核能是最大的能源，人类已进入核能时代。”[8]镭研究所是苏联最早进行放射性、放射性元素、地球化学、放射化学及核物理学研究的研究所之一，形成了以赫洛平为首的世界著名的放射学派。 1932年，查德威克发现中子后，镭研究所物理研究室成为苏联唯一的中子源制作机构，中子源为镭研究所研究人员进行人工放射性和人工放射性元素的化学特性研究创造了条件。同年，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根据梅索夫斯基和理论物理学家Н.А.加莫夫的提议，开始建造欧洲最大的带电粒子加速器——作为强中子源用于生产人工放射性元素的回旋加速器，它比美国的劳伦斯研制的加速器的功率还要大，达到了400万电子伏。1937年3月，在这台回旋加速器上获得了能量为2.1千电子伏的质子束，同年7月，又获得了能量为3.2千电子伏的质子束。自1937年8月，库尔恰托夫开始担任镭研究所回旋加速器实验室主任。镭研究所的回旋加速器有如一所学校，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核物理学家，阿利汉诺夫、М.Г.梅谢里亚科夫、А.П.维诺格拉多夫、С.Н.韦尔诺夫等都曾在回旋加速器上先后进行过学术进修。[9] 1938年，赫洛平曾这样描述镭研究所的主要研究对象：“镭研究所的研究活动集中于一个主要问题，可称之为‘原子核及其附属物问题’。”他把对“原子核及其附属物问题”的研究分为如下6个方面：①基本粒子的核力和特性研究；②核反应和人工放射性元素提取方法研究；③生成大强度和高能离子束的大型装置的设计和使用；④天然和人工放射性元素研究；⑤自然界中的核反应现象研究；⑥放射性元素和基本粒子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10] 铀问题委员会 1939年初，德国科学家发现铀核裂变的消息刚一公布，苏联科学界便作出积极响应。1939年3月7日，梅索夫斯基和А.П.日丹诺夫向苏联科学院提交了首篇有关核裂变研究的论文。1940年，韦尔纳茨基和赫洛平向苏联科学院地质地理学部学术秘书斯捷潘诺夫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1939年，中子作用下铀核裂变及同时释放大量能量现象的发现……首次将人类利用核能的可能性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因而，我们提议地质地理学部讨论铀矿勘探现状问题，制订铀矿勘探计划，建议政府根据该计划采取相关措施。”[11]1940年7月16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成立铀问题委员会事宜。1940年7月30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作出如下决议：①为在苏联科学院进一步开展铀研究及探讨利用核能的可能性，成立受苏联科学院主席团领导的铀问题委员会。委员会承担如下主要工作：其一，确定苏联科学院各研究所的铀研究选题；其二，组织开展铀同位素分离或浓缩方法的研究及对放射性衰变过程的控制研究；其三，整体协调与全面领导苏联科学院的铀问题研究。②确定铀问题委员会组成人员为：赫洛平院士，任委员会主席；韦尔纳茨基院士，任委员会副主席；约费院士，任委员会副主席；А.Е.费斯曼院士；瓦维洛夫院士；П.П.拉扎列夫院士；А.Н.弗鲁姆金院士；Л.И.曼德尔施塔姆院士；Г.М.克日扎诺夫斯基院士；П.Л.卡皮察院士；苏联科学院镭研究所研究员库尔恰托夫；苏联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Д.И.谢尔巴科夫，任委员会秘书；苏联科学院生物化学实验室副主任维诺格拉多夫教授；苏联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哈里顿。③1940年9月20日前向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提交苏联科学院1941年度铀问题研究计划。④设立国家铀基金，组织进行铀矿研究。为此，决定在1940年秋向中亚各大铀矿派出苏联科学院勘察队。⑤鉴于铀问题研究需要大功率回旋加速器，建议：苏联科学院镭研究所在该年内完成对正在运行的回旋加速器的改造；苏联科学院物理技术研究所在1941年第一季度前建造新的回旋加速器；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在1940年10月15日前准备在莫斯科建造大型回旋加速器的必要材料（计划、设计等），并列入苏联科学院1941年度基本建设计划。[12] 1940年7月12日，韦尔纳茨基、费斯曼和赫洛平在写给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布尔加宁的信中表示，苏联科学家意识到了掌握新能源的重要性，已经为掌握核能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虽然在核能利用的道路上“还面临着重重困难，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不过，我们认为，这些困难并不是难以克服的。显而易见，如果核能利用在技术层面上得到解决，将从根本上改变利用能源的面貌。国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国外信息表明，美国和德国正在大力研究，力争解决这个问题。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我们认为，现在已经是政府充分认识到核能利用的重要性并采取措施保证苏联在此方面不落后于国外的时候了。”[13]也许此信根本就未寄出，因为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能够证明布尔加宁对此信作出反应的材料。 多年来，虽然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了掌握核能的重要性，已经为掌握核能付出了努力并做好了准备，但他们的积极呼吁并未引起政府应有的关注和支持，核研究仍处于纯学术性理论研究阶段。虽然如此，苏联战前的核研究仍为日后苏联政府实施核计划奠定了扎实的科学基础。 二 二战期间苏联政府的推动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背信弃义，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到了苏联。1941年6月30日，苏联国防委员会宣告成立，身为联共（布）总书记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斯大林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任副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及中央委员会人事部部长马林科夫为委员。战争爆发后，“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成为苏联战时的首要任务。工厂、企业和机关的全部工作都转向保证前线的需求，大批人员和设备被转移到东部乌拉尔、西伯利亚及中亚和哈萨克地区。科学院以及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所全都迁到了喀山，铀委员会停止了工作，远离战争需求的核研究一时中断，许多研究人员或应征入伍或从事与国防直接有关的研究。库尔恰托夫和亚历山德罗夫转向战舰的消磁工作，开始从事对抗磁性水雷的研究。哈里顿和泽利多维奇则转向“喀秋莎”火箭炮炮弹装药和反坦克榴弹及炸药的廉价替代物的研究。[14] 然而，出于高度的职业敏感和责任心，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并未因战争放弃他们对核问题一贯的关注，而且，明确指出了核研究与核武器之间的密切关系。早在1940年，苏联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谢苗诺夫便给化学工业人民委员写报告，提出应当全面开展核武器研究。1941年10月12日，卡皮察在苏联学者反法西斯委员会倡议举行的群众集会上所做的发言中指出：“现代战争中最重要的武器之一是炸药。科学表明，炸药的威力原则上可以提高1到2倍。最近，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机会，这就是核能利用。此前，核能利用只在幻想小说中才有描述……理论计算表明，假如现在最具威力的炸弹能够炸毁一个街区，那么，一个体积不大的原子弹则能轻易摧毁一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首都城市……我个人认为，在通往核能利用的道路上还存在着重重困难。目前，人们对它还心存疑虑。但可以肯定地说，机会很大。使用具有巨大杀伤力的原子弹的问题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15] 弗廖罗夫的呼吁 自愿申请参军入伍的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年轻的物理学家弗廖罗夫虽身在军营，却念念不忘战前一直从事的核研究。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和掌握的国内外研究情况，他断定用铀作为炸药可以制成威力无比的炸弹，必须提醒政府有关部门给予高度的关注。1941～1942年，弗廖罗夫先后写信给自1941年7月6日担任国防委员会负责协调和加强与国防有关的化学研究的全权代表一职的苏联人民委员会高校事务委员会主席С.В.卡夫塔诺夫、库尔恰托夫、斯大林的秘书及斯大林本人，一再呼吁恢复核研究。[16]1941年11月，弗廖罗夫在写给卡夫塔诺夫的信中陈述了引起自己深思和担忧的一个异常现象：“国外所有的杂志都不再刊登任何与铀问题有关的文章。这绝不意味着铀问题研究中止了，本该连续发表和预告将要发表的文章也都没有了下文。总之，就铀问题只字不提，这充分证明国外的铀问题研究目前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17]同时，他还呼吁立即恢复核研究：“人们正在战场上书写历史，但不应忘记，推动技术进步的科学是在科研实验室得到发展的。应当时刻牢记，最先研制出原子弹的国家将主宰世界。目前，能弥补我们的过错——半年无所事事的唯一办法就是恢复铀问题研究，而且要比战前更加广泛和深入。”[18]1941年12月21日，弗廖罗夫又写信给库尔恰托夫，再次呼吁恢复核研究，信中还附有一篇写在练习本上的题为《论核能利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弗廖罗夫表达了自己对产生核爆炸条件的思考，描述了原子弹“枪击式”构造的基本原理，还绘制了草图。然而，无论是卡夫塔诺夫还是库尔恰托夫，都未对弗廖罗夫的呼吁作出答复。1942年4月，弗廖罗夫毅然决定直接给国防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写信，因为“铀问题目前所处的状况只有在斯大林同志的直接干预下才能有所改观。”[19]弗廖罗夫以略带“威胁”的口气坦诚地向国家最高领导人发出了最后一次呼吁：“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伤心。也许我做的不对——科学研究中总有风险存在，铀问题研究中的风险更大。在写给卡夫塔诺夫的信中我说有10%～20%的可能，我对此深信不疑……不过，军事技术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我们却没有参加这场革命，我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也许由于身在前线，我对科学目前应该做些什么感到茫然，类似铀问题这样的研究应当放在战后。约费院士便持此观点。他大错特错了。我认为，如果说在核物理学的某些研究领域我们并不落后于其他国家甚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话，而现在我们却犯了大错，将我们的优势拱手相让给了他人。一年或两年后，我们将大大落后，约费院士将在从军事研究转向科学研究时束手无策。愿望很好，却常常会酿成大错。”[20] 核情报 苏联政府一向重视国外情报的搜集工作，从1930年代开始便特别关注对科技情报的搜集，情报部门受命对国外研制新军事装备的科研和生产中心进行间谍渗透。战争爆发后，驻伦敦情报机构最先搜集到了有关核武器研制的情报。1941年9月25日和10月3日，驻伦敦情报机构先后向国内通报了1941年9月16日和9月20日英国铀委员会会议的情况及铀委员会呈报给战时内阁报告的内容。[21]1941年10月10日，基于上述两份情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特别处处长В.А.克拉夫琴科向贝利亚提交了关于国外原子能军事利用研究及建议在苏联开展该项研究的报告，报告中说：“经过对所获情报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材料证实了英国正在进行铀原子能军事利用的重大研究工作。2.现有材料尚不足以使人得出各种原子能利用方法是现实可行的。鉴于实际利用原子能问题（数十年来，世界各国科学家一直致力于此项研究）的顺利解决意义重大，因而，有必要：（1）责令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局驻外情报机构搜集有关仪器设备的生产和铀弹实验厂建设的详尽可靠的情报；（2）成立由从事原子核裂变研究工作的苏联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苏联国防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探讨在苏联进行军事利用原子能的可行性。在苏联，从事原子核裂变研究的科学家有：苏联科学院院士卡皮察，列宁格勒物理研究所斯科别利岑院士及哈尔科夫物理技术研究所的А.А.斯卢茨基。”[22] 同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克拉夫琴科报告的基础上拟定了致国防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关于驻外情报机构所获情报内容及建议在苏联开展核武器研制的报告并由贝利亚签署。[23]不过，该报告并未及时呈报斯大林，只是在1942年10月国防委员会作出恢复核研究的决定之后，该报告才在修改后呈报给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24] 国防委员会第2352cc号决议 1942年4月，卡夫塔诺夫得到一个蓝色的笔记本，里面写满了公式和注释，与核能利用问题有关。这是游击队在敌占区从被打死的一名德国军官身上找到的。卡夫塔诺夫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正研究那个笔记本和弗廖罗夫的信，希特勒大肆叫嚷德国正在研制‘超级武器’。万一这不仅仅是宣传呢？万一这个恶棍指的是核武器呢？我找到几位物理学家商议。我最重视的是约费的意见。约费认为，链式裂变反应或核爆炸在原则上已经得到证明，我们应当着手研究。我请约费与我一道起草一封写给国防委员会的关于应当成立核武器问题研究中心的信。他同意了。我们两人在这封信上签了字……”[25] 另据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М.Г.别尔乌辛回忆：“1942年春天，战争进行得最困难的时候，莫洛托夫召见了我，亲手将国外学者关于核能研究的详细报告交给我让我看。报告中介绍了有关在铀—石墨反应堆中可以产生链式核反应的情况，还介绍了采用扩散法和电磁法分离铀-235同位素的情况……我认为，应当让物理学家们也看一看这份报告并作出评价。莫洛托夫同意了我的建议……我选出了库尔恰托夫、阿利汉诺夫和基科因。经莫洛托夫同意，我将上述三人请到我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他们当时都很年轻。我将报告拿给他们看，并让他们写一份书面鉴定，看报告中有多少信息是准确真实的。看了报告后，库尔恰托夫、阿利汉诺夫和基科因写了一份鉴定，肯定了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他们建议在苏联的各个物理研究所广泛开展核物理研究，建造铀—石墨反应堆，制造采用扩散法和电磁法分离天然铀的设备。苏联也曾进行过链式核反应的研究，尤其是在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后来因战争中断了。我将科学家们写的鉴定交给了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上汇报了有关情况。”[26] 1942年9月27日，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莫洛托夫签署了由卡夫塔诺夫代表人民委员会高校事务委员会和约费代表苏联科学院共同起草的《开展铀研究》的决议草案。[27]1942年9月28日，斯大林批准并签署了国防委员会第2352cc号《开展铀研究》的决议，责成苏联科学院恢复核能利用研究，并在1943年4月1日前向国防委员会提交制造铀弹或铀燃料的可行性报告。为此，苏联科学院应成立专门的原子核实验室，科学院相关研究机构应开展铀-235制备方法的研究，政府各部委应向科学院提供相应的场地、材料和设备。莫洛托夫代表国防委员会和政府全面负责这项工作。[28]这样，在科学家们的不断呼吁和国外核研究情报的刺激下，出于对希特勒德国率先拥有核武器的担忧，苏联政府终于做出了恢复战前开始的核研究的决定，是为苏联政府战时直接干预核研究的一个重大举措。 苏联科学院第二实验室 时隔不久，1943年2月11日，莫洛托夫签署了国防委员会第2872cc号决议，责成别尔乌辛和卡夫塔诺夫负责铀问题研究的日常领导工作，并向苏联科学院原子核专门实验室提供经常性的帮助，由“集优秀的组织者和著名学者于一身”[29]的库尔恰托夫担任铀问题科研负责人并在1943年7月5日前向国防委员会递交制造原子弹或生产铀燃料的可行性报告，准予科学院主席团将有关研究人员自喀山调往莫斯科的原子核实验室以完成重要的铀研究任务，指定政府相关部委向苏联科学院提供各种必要的设备和材料。[30] 1943年3月10日，根据国防委员会1943年2月11日决议，苏联科学院副院长А.А.拜科夫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秘书Н.Г.布鲁耶维奇签署了苏联科学院第122号决定，任命库尔恰托夫为苏联科学院第二实验室主任[31]，成员包括：阿利汉诺夫、М.О.科恩菲尔德、涅梅诺夫、П.Я.格拉祖诺夫、С.Я.尼基京、Г.Я.谢普金、弗廖罗夫、П.Е.斯皮瓦克、М.С.科佐达耶夫、В.П.杰列波夫。[32]其后，第二实验室人员逐渐扩大。1944年初，第二实验室共有74名工作人员，其中，25人为科研人员，6人为工程技术人员，12人为工人，31人为服务人员。1944年末，第二实验室的人数达到了100人，其中，研究人员占半数左右。到1945年末，第二实验室已有科技人员180名。研究方向分别为：铀—石墨反应堆——由库尔恰托夫领导，采用扩散法进行同位素分离——由基科因领导，重水反应堆——由弗廖罗夫领导，采用电磁法进行同位素分离——由阿尔齐莫维奇领导，采用新方法生产重水——由科恩菲尔德领导，核爆炸工程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及原子弹构造技术要求——由哈里顿领导。第二实验室最初是在位于莫斯科佩若夫胡同的苏联科学院地震研究所及位于卡卢加街的苏联科学院普通化学和无机化学研究所两地开始工作的，1944年4月迁入位于莫斯科市郊的波克罗夫斯科耶—斯特列什涅沃尚未完工的实验医学研究所。[33] 第二实验室的成立是苏联政府战时直接干预核研究的另一重大举措。从此，第二实验室成为苏联战时恢复的核研究中心。不过，在战争结束之前，虽然政府向第二实验室提供了支持，但力度有限。核研究虽得以恢复，但并未被视为国家首要任务。政府（包括某些学者）对短期内能够研制出原子弹并不抱有希望，只是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自主研究的平台，为他们对不断从国外获取的核情报进行理论验证进而形成制造原子弹的可行性报告创造了条件。 正如前文所述，从1941年起，苏联便开始搜集国外核研究和原子弹研制的情报。到1945年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及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共搜集了近万页的绝密文件。[34]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机构仅在其提供的一份《美国铀问题研究目录》中便包括了286个项目的内容。[35]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情报机构仅在1945年8月22日提供的科技情报资料目录中便包括了如下诸多内容：①慢中子透射——12张胶片；②对六氟化铀质谱仪的介绍——52张胶片；③栅格对反应堆实验的影响——43张胶片；④对填充有四乙基铅的盖革计数器的介绍——16张胶片；⑤对放射性及放射性元素的概述——9张胶片；⑥对新型鉴别器的介绍——16张胶片；⑦对脉冲分析器的介绍——21张胶片；⑧快中子俘获截面的确定——28张胶片；⑨对慢中子光谱仪的介绍——34张胶片；⑩慢中子共振吸收时释放的能量——6张胶片；⑾关于确定慢中子源释放的中子速度的报告——14张胶片；⑿使用磷酸铋对48号还原物质再沉淀的研究——20张胶片；⒀确定铀-238、钍和碘原子俘获热中子截面的报告——18张胶片；⒁对从钍中提炼13号物质的介绍——10张胶片；⒂对各种元素俘获慢中子截面的介绍——92张胶片；⒃对含钍盐等的质谱分析介绍——7张胶片；⒄获取中子的报告——18张胶片；⒅少量测热分析报告——3张胶片；⒆裂变的稳定产品——25张胶片；⒇核物理在医学和生物学中的应用备忘录——15张胶片。[36]红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1942年获取的情报资料共计138页，1943年为449页，1944年则为3868页。[37]其中，仅核情报主要来源之一——曾参与美国曼哈顿计划的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克劳斯·富克斯一人在1941～1943年期间便提供了570多页的重要情报资料。[38] 有关国外核研究和原子弹研制的情报对苏联核计划的出台和实施以及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重大意义是不可否认的。它是促使苏联政府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恢复核研究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苏联科学家修正核研究方向的重要参考之一，还是苏联政府最大限度地缩短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时间的重要保证之一。然而，正如苏联原子弹之父之一的哈里顿所言：“不过，情报尽管意义重大，但在证明它真实可靠之前却一文不值。因而，苏联原情报机构人员所谓的正是情报使得库尔恰托夫在没有进行任何实验的情况下便建起了生产车间的说法是不正确的。”[39]他又说：“情报机构获取的信息无论怎样可信，仍需对之进行仔细验证。当然，苏联的专家为此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他们首先从技术上对情报的真伪进行了鉴定。因而，某些核情报人员所谓的苏联科学家只需照葫芦画瓢就可以了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40] 1944年5月19日，在库尔恰托夫致斯大林《1944年5月20日前的铀问题研究状况》的报告中对第二实验室成立后一年多的工作做了总结汇报，既回顾了第二实验室成立初期遇到的困难，也汇报了第二实验室取得的研究成果。他指出：“1942年末，苏联政府获悉国外正大规模开展铀研究，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有鉴于此，国防委员会于1943年2月11日作出决定，成立苏联科学院专门实验室——第二实验室，秘密进行铀问题研究。第二实验室的组建是在战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既缺乏研究人员，也没有场地和设备。第二实验室的组建没有得到科学界的支持。由于保密的原因，科学家们不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对实际利用核能持怀疑态度。始终对苏联科学院第二实验室的建设给予关注和支持的是莫洛托夫同志，负责直接和日常领导的是别尔乌辛同志，卡夫塔诺夫同志也给予了支持和帮助，第二实验室借此克服各种困难，发展壮大，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41]在此，应当强调的是，无论是科研人员进行的分离铀-235同位素和制备钚-239的方法的研究，还是1944年9月25日启动的能提供强大中子源的回旋加速器，都远不及库尔恰托夫对实际利用核能的可能性问题做出肯定答复的意义重大。在报告的最后库尔恰托夫作出如下结论：“对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情报资料的分析和第二实验室进行的理论计算与实验表明，我国普遍认为的铀问题不可能在技术上有所突破的观点是错误的。目前，利用核能制造原子弹和建造核锅炉的途径已经十分明确。可作为原子弹炸药的有铀-235——一种特殊的铀（同位素），在自然条件下与普通铀混杂在一起；另外还有利用回旋加速器制备出来的人造化学元素钚-239。钚-239在地球上早已不存在了，但可以在核锅炉中生产。必须将两块铀-235或钚-239迅速聚拢才能产生爆炸。爆炸是在炸药产生的气体对两块铀-235或钚-239产生压力并使其产生相对运动的情况下发生的。数据表明，原子弹只有在以下条件才能爆炸，即铀-235的重量须保持在2～5公斤左右。美国科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性能与铀-235类似的钚也需要同样的数量。这样的原子弹的爆炸威力相当于用1000吨梯恩梯炸药制造的炸弹。”[42] 尽管实际利用核能的可行性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无论是负责核研究日常工作的别尔乌辛，还是作为核研究首席科学家的库尔恰托夫，都对他们的直接上司莫洛托夫的领导不力表示不满。1944年5月19日，别尔乌辛在致斯大林的题为《铀问题》的报告中请求斯大林就下面四个问题作出决定：“1.为第二实验室补充物理研究人员……2.建设实验基地，为第二实验室特殊设计院充实设计人员以加快铀-235分离设备的设计工作。3.着手制造规模化生产重水的设备……4.广泛开展铀矿地质勘探工作……成立国防委员会铀委员会，负责铀研究的日常指导和扶持工作，其成员可为：（1）贝利亚同志（任铀委员会主席），（2）莫洛托夫同志，（3）别尔乌辛同志（任铀委员会副主席），（4）库尔恰托夫院士。”[43]此时，别尔乌辛还暂时保留了莫洛托夫铀委员会成员的位置。但是，相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1944年7月10日草拟国防委员会《开展铀问题研究》的决议时，别尔乌辛和库尔恰托夫便将莫洛托夫排除在了铀委员会之外：“国防委员会视全面开展铀问题研究为国家的一项重大任务，兹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铀委员会，负责铀研究的日常指导和扶持工作，其成员为：贝利亚同志（任铀委员会主席），别尔乌辛同志（任铀委员会副主席），库尔恰托夫同志。”[44]1944年12月3日，斯大林签署了国防委员会第7069cc号《为保证苏联科学院第二实验室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所采取的紧急措施》的决议，正式批准贝利亚全面负责铀问题研究。[45] 至此，在苏联政府的干预下，因战争中断的核研究已经恢复，核研究的核心科研机构已经建立，核研究的高层行政和业务负责人已经确定，实际利用核能的可行性问题已经解决。以上，为战后核计划的正式出台和成功实施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三 战后发展核武器的全民总动员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柏林西南波茨坦举行会议，史称波茨坦会议。其间，美国总统杜鲁门“漫不经心”地向斯大林透露了一个消息：美国已经拥有一种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46]时隔不久，美国先后于1945年8月6日和9日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名为“小男孩”和“胖子”的原子弹。在苏联看来，美国的上述举动“与其说是为了迫使日本投降，不如说是为了向全世界显示美国的威力。核武器应该引起恐怖。美国试图借用核武器来迫使苏联屈从于它的蛮横政策，强迫苏联在极端恐怖的战争面前放弃捍卫祖国的斗争。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人应该统治世界——这是批准对日本实施核轰炸的美国掌权者的真实目的。”[47]事实也正是如此。随着战争临近结束，美国日益明显地意识到，与苏联的结盟只是暂时的，与苏联在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却是长久的，在消灭法西斯的战争中表现出实力和潜力的苏联将是美国战后推行世界霸权的巨大障碍，因而，要震慑和敲打苏联，要借军事实力的展示让苏联变得更规矩一些。[48] 专门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和第一管理总局 在上述信号的强烈刺激下，苏联做出了从未有过的积极反应。1945年8月20日，斯大林签署国防委员会第9887cc/оп号决议，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及人民委员会第一管理总局。[49]1945年8月20日和国防委员会第9887cc/оп号决议被永久性地载入史册，成为苏联正式出台和启动核计划的标志性事件。从此，核计划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国家地位，苏联政府开始全面介入和直接领导核计划的实施。苏联核计划进入战后全民总动员阶段。 身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内务人民委员（1945年12月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自1945年）、苏联元帅（1945年7月9日）的贝利亚任国防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席。专门委员会成员包括：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林科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弹药人民委员Б.Л.万尼科夫，内务副人民委员А.П.扎维尼亚金，库尔恰托夫院士，卡皮察院士，国防委员会副委员В.А.马赫涅夫，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别尔乌辛。在上述人员中，贝利亚主要负责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红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等侦查机关有关核工业和原子弹技术及经济情报的搜集工作，马林科夫主要负责党政干部问题，沃兹涅先斯基主要负责经济问题，万尼科夫主要负责工业生产问题，库尔恰托夫主要负责科研问题，别尔乌辛主要负责与相关部委的协调工作，马赫涅夫担任委员会秘书工作。专门委员会享有特权，负责领导与核能利用有关的所有工作，包括科学研究、在苏联境内外勘探和开采铀矿、建设核工业、制造核能装置及研制原子弹。1945年9月，国防委员会撤销后，专门委员会归人民委员会领导；1946年4月起，又转归苏联部长会议领导。专门委员会负责研究解决在苏联核方案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最为基本的组织问题。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修改、通过或否定了一系列与核方案的实施有关的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及部长会议的决议、决定和命令，所有决议、决定和命令都由斯大林本人最后签字确认。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前，专门委员会共召开过84次会议。1945～1949年，专门委员会共出台1000个与苏联核计划有关的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及部长会议决议、决定和命令。专门委员会部门齐全，经济独立核算，在国家银行设有往来账户。为保证专门委员会工作的正常进行，国家计划委员会特设第一局，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Н.А.鲍利索夫任局长。专门委员会的财政支出在苏联预算中的“国防专项支出”里单独立项。专门委员会的所有活动都严格保密。专门委员会会议议事日程安排及包括会议记录和决议、决定及命令草案等从不散发。提交例会研究讨论的问题由专门委员会秘书在会议召开前两天内电话通知专门委员会各个成员，为此，只有秘书可以事先接触有关材料。与会人员的名单由专门委员会主席事先确定。[50] 专门委员会技术委员会由万尼科夫任主席，阿利汉诺夫院士任学术秘书，其他成员有：И.Н.沃兹涅先斯基通讯院士，扎维尼亚金，约费院士，卡皮察院士，基科因通讯院士，库尔恰托夫院士，马赫涅夫，哈里顿教授，赫洛平院士。技术委员会负责审议与核能利用有关的科技问题、科研计划和科研报告及技术设计方案并提交专门委员会讨论。技术委员会下设三个常设分委员会，分别为：由约费院士领导的离子方法研究委员会，先后由卡皮察和化学工业副人民委员А.Г.卡萨特金领导的重水生产委员会，由赫洛平院士领导的钚制备研究委员会。1945年12月10日，苏联人民委员会第3061-915cc号决议批准成立专门委员会工程技术委员会，负责对核能利用企业的设计和建设及核能利用专用设备的设计和制造提供工程技术指导。工程技术委员会下设五个分委员会。[51]1946年4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第803-325cc号决议《苏联部长会议第一管理总局问题》决定改组第一管理总局机构，将专门委员会的技术委员会和工程技术委员会合并，成立第一管理总局科技委员会。[52]第一管理总局科技委员会主席由万尼科夫担任，副主席由库尔恰托夫、别尔乌辛、В.А.马雷舍夫、扎维尼亚金担任，成员有阿利汉诺夫、基科因、卡皮察、В.С.叶梅利亚诺夫、С.Л.索伯列夫、亚历山德罗夫、梅谢里亚科夫、赫洛平、И.Ф.捷沃相，学术秘书由Б.С.波兹尼亚科夫担任。科技委员会下设四个分委员会：核反应堆委员会，由别尔乌辛任主席；采用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委员会，由马雷舍夫任主席；采用电磁法分离铀同位素委员会，由И.Г.卡巴诺夫和Д.В.叶夫列莫夫任主席；金属冶金和化学委员会，由叶梅利亚诺夫任主席。库尔恰托夫负责铀—石墨核反应堆，阿利汉诺夫负责铀—重水反应堆，阿尔齐莫维奇负责采用电磁法分离铀同位素，基科因负责采用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53] 人民委员会第一管理总局局长由万尼科夫担任，扎维尼亚金任第一副局长，其他副局长为鲍利索夫、П.Я.梅什克、П.Я.安特罗波夫及卡萨特金。第一管理总局的副局长均为与核计划的实施密切相关的各部委负责人。扎维尼亚金是内务副人民委员，管辖内务人民委员部包括工业建筑工程总局在内的所有工程建筑单位，将负责核工业设施的建设。安特罗波夫是苏联地质部部长，将负责铀矿的地质勘探和加工。梅什克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将负责人事和保密工作。卡萨特金为化学工业副人民委员。第一管理总局负责对参与核能利用研究和原子弹研制的科研和设计部门及生产企业的直接领导，负责分配和划拨供专门委员会使用的资金、人员和技术物资。第一管理总局及其下属企业机构受专门委员会领导，只向专门委员会汇报工作。不经国防委员会特许，任何组织、机构及个人不得干涉第一管理总局的行政事务和业务活动，不得过问其下属及协作单位的工作。第一管理总局成立后，各部委也先后成立了相应的部门配合其工作，如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九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业建筑工程总局、地质委员会第一勘探总局等。第一管理总局还从其他部委接收并成立了一些新的研究所和设计院及生产企业。第一管理总局的地位相当于国家中央机构，享有特权，所需的物资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单列计划并优先供应，组织结构机动灵活，极大地简化和缩短了各部委间协调工作的程序和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如此，斯大林亲自指定的核计划决策机构——专门委员会和执行机构——第一管理总局、技术委员会和工程技术委员会及二者合并后的科技委员会的成立首先解决了苏联实施核计划的组织和管理问题。[54] 铀原料 尽管早在20世纪初的沙皇俄国时期便已开始勘探和开采铀矿，但由于发现的铀矿资源有限，且品位极低，含量极少，铀原料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始终困扰着苏联的核研究人员，也是苏联实施核计划的重大障碍之一。 柏林刚刚被攻克，一架飞机便从莫斯科起飞，上面乘坐的是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和第二实验室科研人员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准备去德国完成特殊使命。数日后，国防委员会作出第8568cc号决议，布置特别行动小组把在德国找到的重要物资和人员运回苏联。[55]1945年6月18日，苏联内务副人民委员扎维尼亚金和马赫涅夫向贝利亚报告：“根据国防委员会决议及您的命令，已在德国将下述设备和物资拆卸并装运回苏联：运往苏联的设备和物资有7个专列，共380个车皮。7个专列将在布列斯特换装。第一个专列已在布列斯特换装完毕并运抵莫斯科。随同物理研究所和化学冶金企业的设备抵达苏联的还有39名德国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及其61位家属，共99人，名单附后。在德国不同地方发现的约250～300吨铀化合物和约7吨金属铀，已经全部运回苏联。在红军进入柏林之前，大量的设备、技术资料及专家被转移到了图林根及其他地区，现为盟军辖区，不久将被解放并由我军接管。稍后，需派工作小组前来德国对上述设备、技术资料及专家进行核实并运回苏联。”[56]1946年初，库尔恰托夫曾这样写道：“1945年5月前，铀—石墨反应堆点火是一件毫无希望的事，因为我们总共只有7吨氧化铀。要在1948年前弄到反应堆所需的100吨铀显得非常渺茫。去年年中，贝利亚同志向德国派出了以扎维尼亚金、马赫涅夫和基科因同志为首的由第二实验室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组成的特别小组，寻找铀和铀原料。在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特别小组找到了300吨氧化铀及其化合物并将其运回苏联。这不仅大大改善了铀—石墨反应堆的境况，而且也大大改善了整个铀研究的境况……”[57]在德国发现并运回苏联的这批铀原料解了苏联的燃眉之急，为苏联第一座物理实验堆的点火和启动提供了必要的保证。后来，苏联政府除了大力开发本国的铀矿资源外，还分别与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签订长期协议，共同开展铀矿勘探和开采并将加工后的铀产品供给苏联，以满足苏联核计划对铀原料的需求。1945年11月23日，苏联政府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签订协议，共同开发亚希莫夫铀矿并向苏联企业提供开采出的铀矿石。1946年10月，苏联政府又同东德签订同样的协议。随后，在东德成立了苏德股份公司“维斯穆特”，开采铀矿，运往苏联。第一管理总局成立后的最初几年内，苏联的铀矿主要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下面所引表格基本上反映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期间的铀原料来源情况。[58] 铀原料问题解决后，随之而来的是从天然铀中分离出可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铀同位素的问题。天然铀中共含三种同位素：铀-234、铀-235和铀-238，其含量分别为0.006%、0.72%和99.27%。也就是说，每1000个铀原子中只有7个是铀-235，也只有铀-235经高度浓缩或纯化后才可用来制造原子弹。要获得足够数量的铀-235，必须对天然铀进行同位素分离，然而，分离工艺相当复杂，且周期长、投入大。虽然铀-238不能直接用于制造原子弹，但可以在核反应堆中经过一系列裂变反应蜕变成与铀-235一样可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钚-239。要获得钚-239，在核反应堆中直接使用天然铀即可，其成本要比分离和浓缩铀-235低得多。库尔恰托夫决定走这条捷径。他曾在写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制造核炸药的实际工作应当集中于铀—石墨反应堆，应将该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这并不是说铀—石墨反应堆是最佳方案（就原材料的消耗及其他指标而言），但就科技研究状况而言，它却是唯一可以在最短时间内生产出钚-239的方案。”[59] 物理实验堆Ф-1 在库尔恰托夫的直接领导下，第二实验室开展了对核反应堆的研究。И.И.古列维奇、泽利多维奇、И.Я.波梅兰丘克和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Е.Л.法因贝格、И.М.弗兰克等人进行了核反应堆的自持链式裂变反应的理论计算，库尔恰托夫、弗廖罗夫、В.А.达维坚科和И.С.帕纳修克等则进行了裂变反应过程中中子的增殖实验研究。1945年末，第二实验室开始了核反应物理实验堆Ф-1的施工建设。在新建的厂房里，地下挖了一个直径为10米、深度为7米的基坑，用混凝土浇灌而成。包括反射层在内的实验堆活性区的直径为6米，均由10厘米×10厘米×60厘米的直角型高纯度石墨砖堆砌而成，外观为球型结构。活性区石墨块的间距为20厘米，层层叠加，每块石墨砖上都钻有一个圆孔，里面装着直径为32毫米和35毫米的高纯度金属铀块。1946年12月25日，库尔恰托夫亲自启动了苏联第一座物理实验堆，实验堆达到临界状态并产生链式反应。[60] 1946年12月28日，贝利亚、库尔恰托夫、万尼科夫和别尔乌辛共同起草了致斯大林的报告。报告中说：“1946年12月25日，在库尔恰托夫实验室建成并启动了铀—石墨物理实验锅炉。在铀—石墨锅炉运行的最初几天（12月25日、26日和27日），我们首次在苏联实现了半规模化链式核反应。同时，我们也实现了对锅炉的调整和对链式核反应的控制。铀—石墨物理实验锅炉共装载了34800公斤纯金属铀、12900公斤纯二氧化铀和420000公斤纯石墨。铀—石墨物理实验锅炉的启动为我们解决工业化生产及利用核能等重要问题创造了条件。”[61]1947年1月9日，物理实验堆Ф-1启动两周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召见了专门委员会成员和参与苏联核计划的主要科研人员，并听取了他们的汇报。第二天，斯大林批准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奖励库尔恰托夫等人的决定。[62] 苏联物理实验堆Ф-1的启动是苏联核计划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苏联在实施核计划过程中迈出的关键性一步，它不仅检验并证实了苏联核物理学家所掌握的可控链式裂变反应理论的正确性和可行性，为用于制造原子弹的核材料钚-239的制备和研究及规模化生产提供了可能和依据，而且还大大增强了苏联政府和领导人及全体研究人员对成功实施核计划的坚定信心。正如别尔乌辛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反应堆的成功启动表明我们选择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参与核计划的专家对我们是否能取得成效还心存疑虑。反应堆的启动和运行不仅加快了各项工作的进展速度，而且也使各项工作的进展变得更加顺利。”[63] 817综合厂 被称为美国氢弹之父的泰勒曾说：“裂变材料的生产是制造原子弹过程中难度最大的环节。一旦攻克这一难关，原子弹在几个月之后便可以制造出来。”[64]苏联高度重视用于制造原子弹的裂变材料的生产。核计划刚刚开始实施，物理实验堆尚未启动，苏联便已着手筹建生产裂变材料钚-239的综合厂——817综合厂。 1946年4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作出第802-324cc/оп号《关于筹建817厂及817厂施工和投产期限》的决定。[65]817综合厂厂区位于苏联重工业中心车里雅宾斯克市西北80公里、克什特姆市以东15公里处，坐落在水域为17平方公里、水容量为8400万立方米的克孜勒塔什湖南岸。厂址是由曾任克什特姆地区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扎维尼亚金在1945年末选定的。为保密起见，817综合厂曾先后被称为车里雅宾斯克-40、车里雅宾斯克-65等，是苏联最大的核军工企业，堪比美国的汉福德核军工企业，现为俄罗斯“灯塔”联合公司。817综合厂下设三个分厂，分别为A厂、Б厂和B厂。A厂即工业堆，主要进行在反应堆中辐照金属铀块的工作；Б厂即放射化学厂，它的主要任务是溶解在A厂辐照过的金属铀块，分离并制备钚浓缩溶液，然后交付B厂进入下一道工序；B厂即化工冶金厂，主要对分离出来的钚进行纯化和加工并生产供制造原子弹用的金属零部件。1946年4月24日，在第一管理总局科技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由第11国营联合设计所和第二实验室提出的817综合厂总体建设设计方案，确定了反应堆、循环水冷却系统、给水及化学净化处理设施、生活区等的布局规划。第二实验室负责工业堆的工程建设及科技指导，科学院镭研究所负责对放射化学厂的科技指导，第9研究所则负责对化工冶金厂的科技指导。[66] 生产裂变材料钚-239的第一个环节是反应堆。早在1945年春，第二实验室便在库尔恰托夫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功率为10万千瓦的工业堆的研究和设计工作。经过反复研究，最终确定了铀—石墨反应堆的方案，决定采用普通水作为冷却剂。1946年1月28日，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第229-100cc/оп号决定，库尔恰托夫被任命为工业堆建设项目科技负责人，莫斯科化工机械制造研究所所长Н.А.多列扎利被任命为工业堆总设计师。政府决定在化工机械制造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液压设计室，人员从其他设计部门调入。钢结构设计院（Н.П.梅利尼科夫任院长）、航空工业部设计院（А.С.阿布拉莫夫任院长）、航空材料研究所（А.В.阿基莫夫任所长）、物理化学研究所（弗鲁姆金院士任所长）、全苏液压机械制造研究所（В.В.米什克教授设计室）等也参与了化工机械制造研究所的设计工作。进入化工机械制造研究所的全体设计人员被分成5个小组，同时进行设计。1946年2月，多列扎利提出了由立式结构的工艺管路取代卧式结构的工艺管路的设计方案。立式结构的工艺管路的设计方案是全新的和独创的，它的最大优点是可以避免反应堆的许多构件发生变形的问题。卧式结构的工艺管路的设计方案是美国在曼哈顿计划中所采用的，虽已得到成功的验证，但存在着诸多弊端。1946年7月10日，第一管理总局科技委员会最终确定了立式结构的方案。[67] 1946年5月，817综合厂建设工程动工，开始平整场地、铺设道路、修建工棚。1946年9月，举行了工业堆奠基仪式，工人们用锄头和铁锹挖掘出一个用于建造生产堆的40米深的基坑。负责817综合厂工程建设的扎维尼亚金在提到工业堆主体工程的施工量和投入的人力时曾给出下面一组数字：“土方工程为19万立方米，多为硬土层。浇灌混凝土82000立方米，砌砖6000立方米……在第一管理总局的建筑工地，包括技术人员在内的总人数为45000人。”[68]这些人中还包括大量的犯人。1947年末，工业堆的外体工程竣工。1948年1月，在总设计师代表В.Ф.古谢夫的领导下开始进行工业堆的内部装配。工业堆的内部装配工作是由第21建筑安装管理局、第11建筑安装管理局、第71设计安装局、“热控制”建筑安装管理局、“乌拉尔卫生设备”建筑安装管理局等共同承担和完成的，共安装了5000吨金属构件和基本设备及5745个调节阀门和3800个仪表，铺设了230公里长的不同直径的管线及165公里长的电缆。1948年3月，开始堆砌工业堆的活性区和石墨块反射层，共用去150吨高纯度金属铀块和1000吨高纯度石墨。反应堆的活性区位于零刻度以下的混凝土井里，井壁厚达3米，壁外是里面盛满了水的钢制贮水池。活性区直径为9.4米，里面铺设了1168个工艺管路。每个管路上都装有显示器和信号系统，用以测定数据的变化并显示水流的增加和减少、水温的急剧变化及石墨管路进水等紧急情况。除紧急保护系统外，工业堆还有控制系统、冷却系统及核燃料换装系统等。1948年5月末，工业堆主体装配完工。为筹备和进行工业堆的启动工作，第二实验室专门成立了由40多人组成的分部。第二实验室第6研究室主任В.И.梅尔金被任命为工业堆总工程师。1948年6月8日，库尔恰托夫下达了启动反应堆的指令，在工艺管路未注水的情况下进行了物理点火。6月10日，工艺管路中注满水的反应堆达到临界状态。工业堆的启动工作在6月19日接近尾声，首次达到10万千瓦的设计功率。从1948年7月起，工业堆开始不间断地全功率运行。尽管在点火启动阶段和后来的正常运行阶段，工业堆曾发生过大大小小的各类故障，出现过诸如铝质外壳腐蚀、渗漏等情况，但在所有参与工业堆建设的人员共同努力下，817综合厂首个分厂的建设和投产任务完成，开始规模化生产用于制造原子弹的核材料钚-239。[69] 在进行工业堆设计施工的同时，817综合厂的其他两个分厂也进入了紧张的设计和建设阶段。放射化学厂的设计方案首先由苏联科学院镭研究所提出，列宁格勒国家联合设计所又做了进一步完善。1946年12月，放射化学厂主体厂房建设动工，生产设备的安装和干线的铺设及墙体的垒砌同时进行。1948年8月末，放射化学厂开始安装遥控装置，进行投产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948年12月22日，在工业堆中辐照过的首批金属铀块被送到放射化学厂。1949年2月26日，在金属铀块经去除铝质外壳、在硝酸溶液中溶解以及铀、钚分离和纯化等工序后，放射化学厂将首批成品——钚浓缩液送往化工冶金厂。[70] 化工冶金厂最初设在海军部仓库，位于克什特姆市和塔特什火车站附近。1948年3月3日，在与工业堆和放射化学厂相联的一片生产场地上建起了一栋三层楼房，这便是化学冶金厂的新厂房。化学冶金厂最先是由第九研究所设计室设计的，第十二国家联合设计所最终完成了设计方案。1949年2月26日，在收到放射化学厂送来的最终产品钚浓缩液后，化工冶金厂投产运行。1949年2月27日，第九车间生产出首批钚硝酸溶液。1949年4月，在尚无生产工艺规程的情况下，第九车间又完成了高纯度二氧化钚的生产任务。1949年6月，冶金车间生产出了足够用来制造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金属钚。1949年8月，半球体钚装料制作完成，从而保证了1949年8月29日在谢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进行的苏联首个原子弹试验。[71] 为建设817综合厂，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建设施工和设备配套等一应费用无须事先提出预算，全部按实际支出拨付。全国有数十家工厂和研究所参与了817综合厂设备、仪器和装置的生产制造与安装和调试，数以万计的工人、军人及犯人参与了817综合厂的施工建设。[72]在一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苏联核计划的行政和科技负责人万尼科夫和库尔恰托夫就住在离817综合厂施工现场不远的一座芬兰式住房里。苏联核计划的核心领导机构专门委员会主席贝利亚及扎维尼亚金、别尔乌辛等其他成员也都定期前来工地察看施工进度、设备和材料的供应及安装情况。[73]817综合厂的建设和投产是苏联在实施核计划过程中迈出的关键性一步，此时，离苏联核计划的阶段性成果——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完成与成功试验仅咫尺之遥。 813综合厂 1943年，第二实验室自成立起便开始探讨对气体相的铀同位素进行分离的可行性问题，并将同位素分离确定为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战争期间，化学工业人民委员部第42研究所首次获得了可用于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的气体铀化合物——六氟化铀。战争结束后，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基科因开始同数学家索伯列夫和理论物理学家Я.А.斯莫罗金斯基埋头进行气体扩散理论的研究。他们让气态六氟化铀通过带有大量小孔的挡板，以此获得了高纯度的铀-235轻质同位素。1945年12月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第3007-892cc号决议，在原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第261厂的基础上建设采用气体扩散法生产铀-235的813综合厂。[74]813综合厂位于上涅伊文斯克村，距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80公里。这里曾先后被称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44和新乌拉尔斯克。813综合厂建设工程负责人为И.П.博伊科夫，总工程师为Б.М.谢尔久科夫，设计单位为第十一国家专业设计所。813综合厂于1946年动工建设，1949年竣工投产。基科因担任813综合厂科技总负责人，索伯列夫院士领导理论计算工作，著名的液压机械专家沃兹涅先斯基领导生产工艺研究。列宁格勒基洛夫厂和装备部高尔基机械制造厂的设计院参与了铀浓缩扩散分离设备的研制。经实验，列宁格勒基洛夫厂设计院设计制造的扩散分离设备不符合要求被淘汰，装备部高尔基机械制造厂设计院设计制造的扩散分离设备被采用。813综合厂共安装了6000台压缩机，每128台分为1组。1949年11月，813综合厂Д-1厂生产出首批纯度为75%的浓缩铀-235。从1950年起，813综合厂每年生产数十公斤浓缩铀，纯度达到了94%。[75] 除气体扩散法外，苏联科学院第二实验室还同时组织开展了采用电磁法和离心法分离铀同位素的研究，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45（即列斯诺伊市）建起了高浓缩铀-235电磁分离厂，列宁格勒基洛夫厂设计院总设计师Н.М.西涅夫在以施腾贝克为首的德国专家的参与下研制出了气体离心机。[76] 不过，由于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技术上的困难等方面的原因，无论是813综合厂还是电磁分离厂及气体离心机，都未能及时提供足够数量的浓缩铀，未能在苏联核计划实施初期——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中发挥作用。 第11设计院 第二实验室早在成立之初便将核爆炸和原子弹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由哈里顿负责。1946年4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定，成立专门的设计院承担核爆炸研究和原子弹设计任务。第805-327cc号决议《第二实验室问题》规定：①将第二实验室第6研究室改组为第二实验室设计室，承担原子弹的设计和生产任务；②设计室的正式名称为苏联科学院第二实验室第11设计院；③任命运输机械制造部副部长П.М.焦尔诺夫为设计院院长，哈里顿为总设计师；④接受万尼科夫、扎维尼亚金、哈里顿等人的建议，将农业机械制造部550厂厂址及附属用地划归第11设计院；⑤苏联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承担核爆炸理论研究任务；⑥第一管理总局负责向第11设计院和化学物理研究所提供物质技术支持。[77] 550厂原为生产体育用品的小厂，后被改造为机器制造厂，1939年开始生产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成为国防企业，代号550。1942年末开始生产新的产品——“喀秋莎”火箭炮M-13型炮弹零部件。1946年1月，550厂划归农业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550厂位于摩尔多瓦自治共和国与高尔基州结合地带的萨罗夫村，地处俄罗斯腹地，树木繁茂，人口稀少，居民2000～3000人，有17条乡间土路与外界相通，一条窄轨铁路支线与沙特基车站相连。萨罗夫村曾以萨罗夫修道院闻名，一度被奉为东正教的耶路撒冷。十月革命后，萨罗夫修道院被苏联政府查封，用作少年和成年犯人的劳动改造营，渐渐被人们淡忘。第一管理总局派专人考察了萨罗夫村。之后，因符合“偏僻之地、远离大道、距莫斯科400公里之内”等选址条件，既便于进行秘密核爆炸试验又距核计划管理中心不远，萨罗夫村被确定为第11设计院所在地。从此，萨罗夫在苏联各类地图上“消失”。为保密起见，这里曾先后被称为“550工程”、“112基地”、苏联城市建设总局伏尔加沿岸办事处、“莫斯科中心-300”、阿尔扎马斯-75、阿尔扎马斯-16等。[78] 1946年4月13日，专门委员会作出决定，第11设计院建设工程分两期完成：一期工程从1946年6～7月开始，进行550厂旧房改造和新房建设；二期工程在1946年底前结束，完成旧房改造和新房建设。[79]1946年6月10日，专门委员会确定一期工程竣工期限为1946年10月1日前。[80]1947年3月24日，在苏联部长会议第652-227сс/оп号关于《第11设计院问题》的决定中再次确定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分别在1947年4月15日前和9月1日前竣工并交付使用。[81]第11设计院建设工程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专门成立的第880建筑局承担。 第11设计院首批基本建设投资为3000万卢布。截止到1947年1月，第11设计院的建设资金已达8800万卢布，仅安全保卫系统的投入就超过了600万卢布。[82]最初几年，第11设计院与莫斯科之间的交通主要依赖飞机，政府曾先后调拨3架飞机供第11设计院使用。第11设计院的部分实验室于1947年春开始工作，同年秋天，全部实验室投入工作。[83]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6年6月22日第1286-525cc号决议，第11设计院下设10个实验室，分别是：1号实验室，主要任务是研究核炸药；2号实验室，主要任务是研究爆炸及球形核装料中金属芯压缩的瞬间反应过程的超高速X射线照相技术，炸药运动速度的测量方法，完善研究方法和研制新的仪器；3号实验室，主要任务是研究超高压（球形核装料冲击波）下物质平衡状态的确定，核装料中心部位的模式；4号实验室，主要任务是研究核爆炸的效能和威力；5号实验室，主要任务是进行核装料物理实验；6号实验室，主要任务是研究发光问题；7号实验室，主要任务是研究裂变冶金和机加工问题；8号实验室，主要任务是研究原子弹核材料钚和铀的物理机械性能；9号实验室，主要任务是负责对裂变材料铀和钚的质量检验；10号实验室，主要任务是研究安全保险系统。[84]第11设计院的设计部门是从1947年逐渐建立起来的。起初，设计工作由В.А.图尔比涅尔负责。1948年夏，第11设计院设计部门开始改组，成立了两个研究设计室——1室和2室。1室由原车里雅宾斯克基洛夫厂总设计师Н.Л.杜霍夫少将任主任，2室由原里海鱼雷制造厂厂长В.И.阿尔费罗夫上校任主任。两年后，决定将两个设计室合而为一，由杜霍夫担任主任，下设11个分设计室，主要进行下列研究：原子弹弹壳及技术文件；核装料；原子弹自动化系统；核装料的电引爆系统；自动化系统控制仪器及放射性检测仪器等。在成立一系列研究、实验和设计部门并进行相关研究、实验和设计的同时，第11设计院还建起了两个生产实验基地——1厂和2厂，А.К.别萨拉卞科和А.Я.马利斯基分别担任两个厂的厂长。第11设计院人才济济，包括爆炸过程、核物理、分析化学、无线电技术、X射线照相、放射化学、真空技术工程设计、火炮系统、高压仪器、精密机械、信号弹制造技术、机器制造、机械、金属、弹药制造等方面的专门人才，还有炸药锻压、炸药铸造、万能车工、造型工、研磨工等各个工种的技术工人。他们有的来自包括高级军校在内的军事部门，有的来自地方党组织，有的则来自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上述人员必须经过安全部门的专门审核，只有审核合格后他们才可以进入第11设计院工作。[85] 在苏联部长会议1946年6月21日第1286-525cc号《关于苏联科学院第二实验室第11设计院工作计划》的决议中首次明确了研制原子弹的任务并规定了研制原子弹的期限：第11设计院接受苏联科学院第二实验室（库尔恰托夫）的科技指导，研制两种型号的“C系列喷气发动机”（简称РДС），РДC-1使用重燃料（钚-239），РДC-2使用轻燃料（铀-235）。固定式РДC-1和РДC-2各1台，分别于1948年1月1日前和1948年6月1日前研制完成并交付地面试验。机载式РДC-1和РДC-2各1台，分别于1948年3月1日前和1949年1月1日前研制完成并交付空中试验。农业机械制造部第6和第504研究所及第47设计院、苏联科学院第二实验室、装备部第88厂设计院、运输机械制造部基洛夫厂设计院以及苏联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等研究和设计机构协助第11设计院的工作，参与原子弹的研制和设计。[86] 苏联对原子弹构造基本原理的认识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1942年12月21日写给库尔恰托夫的信中，弗廖罗夫就已提出了原子弹构造的初步设想。他描述了原子弹“枪击式”构造的基本原理，还绘制了草图加以说明。[87]不过，这仅仅是设想而已。1992年8月11日，РДС-1的总设计师哈里顿在接受《红星报》记者采访时曾公开表示：“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美国原子弹的复制品。”[88]事实也是如此。1945年3月6日，在库尔恰托夫对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一局提供的情报资料所做的鉴定中就包括原子弹构造的内容。库尔恰托夫对原子弹的内爆式构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材料极有价值，其中包括许多我们尚未研究过的问题：1.用氢化铀-235替代铀-235作为原子弹的炸药；2.采用内爆法引爆原子弹……内爆法要求在爆炸过程中具备巨大的压力和极高的速度。材料中指出，如果压力对称，内爆法可以将粒子的相对速度提高到1万米/秒。因而，内爆法大大优于枪击法。目前还不能做出最终的正确结论，然而，毫无疑问，内爆法更值得关注。它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应当进行细致严密的理论和实验分析。”[89]1945年7月2日，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一局向国内提供了美国准备进行原子弹试验的情报，其中也提到了原子弹的构造：原子弹的放射性物质为94号元素（即钚——笔者注），没有使用铀-235。在重量为5公斤的球形钚中央装有起爆器，即铍-钋α粒子源，钚周围是铀。这些都被包裹在一个11厘米厚的铝壳里，铝壳外面是一层46厘米厚的炸药。原子弹外壳内径为140厘米，总重约为3吨。预计原子弹的爆炸威力为5000吨当量的梯恩梯炸药。[90]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于1945年7月16日进行。1945年10月19日，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В.Н.梅尔库洛夫向贝利亚报告了更为详细的美国原子弹的构造情况。美国成功试爆的原子弹外观呈梨型，最大直径为127厘米，包括尾翼在内的总长度为325厘米，重量为4500公斤左右。原子弹由中子源、裂变材料、减速剂、铝层、炸药、炸药透镜系统、引爆装置、硬铝外壳、装甲钢壳及尾翼等部件构成，选用δ相钚-239作为裂变材料，采用内爆法引发裂变。爆炸高度为30.5米，当量为1万吨梯恩梯炸药，准确数字为2万吨。爆炸温度为摄氏7千万度，914米范围内的放射性达1000伦琴。[91]应当承认，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的确是以美国试验成功的钚弹为原型仿造的，这使得苏联在研制РДС-1的过程中少走了弯路，缩短了时间，节省了经费。然而，这并不等于低估甚至否定了苏联科技人员的重要作用。为了验证情报的准确性，科技人员必须进行大量的理论计算和实验工作。 1946年7月1日，哈里顿和焦尔诺夫向万尼科夫提交了《原子弹战术技术任务书》，首次规定了РДC-1和РДC-2两种型号的原子弹的基本构造。钚弹将采用内爆法达到临界，铀弹将采用枪击法达到临界。钚弹和铀弹的外形为机载炸弹，重量不超过5吨，长度不超过5米，直径在1.5米之内。钚弹和铀弹将用于空投。[92]1946年7月1日这一天被苏联核计划史研究专家们视为苏联РДС系列原子弹研制的起始时间。从此，在第11设计院展开了紧张的原子弹设计和实验工作，其他研究和设计机构也积极参与和配合。第11设计院集中研制核装料，选择炸药配方，制订核装料部件生产工艺，研究收敛球面爆轰波，设计原子弹弹体，等等。农业机械制造部第6研究所承担了同步引爆电雷管的研制任务，第504研究所承担了自动高空无线电传感器和同步电雷管供电系统、第47设计院承担了机载原子弹弹体、稳定器及固定件的研制任务，第二实验室承担了与临界质量、核装料外形、核爆炸、中子源及枪击式原子弹射击时的同步等问题有关的研究，装备部第88厂设计院承担了枪击式原子弹的枪管及射击机械的设计任务，运输机械制造部基洛夫厂设计院承担了核装料零部件及个别自动化仪器仪表的设计任务，苏联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承担了包括炸药的收敛球面爆轰波、爆轰波对金属的作用、爆炸威力的测定及临界质量的确定等理论计算工作。 尽管第11设计院和参与原子弹研制的所有部门和人员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原子弹的研究和设计工作量极大、研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远比预料的多、原子弹零部件的生产不能及时完成、为第11设计院选派科技人员的工作滞后、第11设计院的必要设施和场地不能如期交付使用等多种原因，苏联部长会议于1946年6月21日批准执行的原子弹研制计划未能如期完成。有鉴于此，1948年2月8日，斯大林签字批准了苏联部长会议第234-98cс/оп号《关于苏联科学院第二实验室第11设计院工作计划》的决议，对1946年6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第1286-525cc号决议中规定的原子弹研制期限做出了新的调整，即：РДС-1的研制在1949年3月1日前完成并交付试验，РДС-2的研制在1949年12月1日前完成并交付试验。然而，由于817综合厂和813综合厂不能及时提供钚装料和浓缩铀，РДС-1直到1949年8月才得以交付试验，而РДС-2则更推迟到了1951年。[93] 第一颗原子弹试验 苏联在紧锣密鼓地研制原子弹的同时便已开始为原子弹试验做准备，积极筹建原子弹试验场，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重要决议。1946年11月14日，苏联部长会议第2493-1045cc/оп号《关于筹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管理总局采矿场的措施》的决议规定，采纳第一管理总局的建议，修建РДС系列原子弹专用试验场。为保密起见，试验场将使用“第一管理总局采矿场”这一名称。决议规定，试验场的设计任务由第一管理总局下属的国家特种工程设计院承担，执行苏联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提出的总体设计方案，装备部、电气工业部、武装力量部、国家光学研究所、全苏电工研究所、空军研究所等部门和机构承担总体设计方案中相关的任务。[94]1947年4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第1092-313cc/оп号《采矿场（905工程）问题》的决议，将试验场的代码“905工程”改为“310工程”，由工程兵承担试验场的工程建设任务，1948年第一季度完成包括试验场、机场、住房、安全保卫设施等在内的施工装配任务，财政部向工程预支建设费用1500万卢布。任命工程兵少将М.И.切尔内赫为“采矿场”建设施工负责人，炮兵中将П.М.罗扎诺维奇为“采矿场”场长，苏联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的М.А.萨多夫斯基为科技负责人。[95]1947年6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又在一天内接连出台两个决议。第2141-563cc/оп号《905工程问题》的决议确定了“905工程”的施工地点为谢米巴拉金斯克以西170公里处的额尔齐斯地区，占地半径为10公里。[96]第2142-564cc/оп号决议《采矿场问题》则明确了原子弹试验的主要目的：①测定裂变物质的有效系数，检验原子弹构造的合理性；②测定核爆炸的破坏能力。[97] 试验场原址为苏联武装力量部（后为苏联国防部）的2号靶场，地处哈萨克斯坦干旱的草原地带，三面环山。建成后的试验场分为14个区域，包括防御和物理测试区、民用建筑和设施区、地上和地下军用建筑和设施区、生物区等，用于进行观察、测试及实验。物理测试区安装的记录仪器达200多种，铺设的电缆长560公里，都配有专用供电设备和自动控制装置。民用建筑和设施区建有各种砖结构和木结构建筑，还有铁路和桥梁以及深度分别为10米、20米和30米的仿地铁坑道。军用建筑和设施区有战壕、堡垒以及飞机、大炮、坦克、枪支等轻重武器装备。生物区的各类动物数量达1500多只（头）。试验场中央建有一座33米高的金属塔，上面安装了电控客货起重机，用于运送原子弹和人员。金属塔附近修建了一个组装车间，原子弹的最后组装将在这里进行。据统计，截止到1949年，试验场的基本建设投资为1.85亿卢布（按1945年价格计算）。[98]1949年4月22日，苏联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谢苗诺夫向贝利亚提交了书面报告，表示化学物理研究所已经做好了原子弹爆炸测定的准备工作。[99]1949年8月5日，以别尔乌辛为首的试验场验收委员会向贝利亚提交了书面报告，表示试验场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可以进行原子弹试验。[100] 此时，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也已接近尾声。1949年4月15日，第二实验室第11设计院总设计师哈里顿和第一副院长К.И.晓尔金向贝利亚提交了简要的书面报告，表示РДС-1所有的理论和设计问题已全部得到解决。[101]1949年5月27日，在第11设计院院长焦尔诺夫和总设计师哈里顿共同签字的致贝利亚的书面报告中表示，第11设计院正在积极准备РДС-1的试验准备工作，为此，专门成立了7人特别小组，由晓尔金任组长，杜霍夫和В.И.阿尔费罗夫任副组长，成员有В.К.勃伯列夫、别萨拉卞科、马利斯基和И.А.纳扎列夫斯基。试验拟在1949年8月15～25日进行。[102]1949年6月4～9日，全面负责РДС-1试验筹备工作的万尼科夫、库尔恰托夫、哈里顿等人在第11设计院举行会议，审议了与РДС-1研制的收尾工作和即将进行的试验有关的问题，最后形成致贝利亚的书面报告，由万尼科夫和库尔恰托夫共同签字。[103]会议期间，第11设计院提交了按1：5的比例由杜霍夫和别萨拉卞科制作完成的РДС-1金属模型。模型得到肯定，会议决定将其送交专门委员会审核批准。1949年8月5日，第11设计院举行了核装料验收仪式，哈里顿、А.А.博奇瓦尔、В.Г.库兹涅佐夫在验收书上签字，Е.П.斯拉夫斯基、库尔恰托夫、博奇瓦尔等人则在核装料零部件合格证书上签字。1949年8月8日，经特殊包装的核装料零部件由专列运抵第11设计院。组装后的检测表明，核装料中子增殖系数正常，符合技术要求，可以进行试验。1949年8月21日，载有核装料零部件和四个中子源的专列抵达试验场。从1949年8月10日起开始进行原子弹试验演练，至8月26日，共进行了10次。1949年8月22日，举行原子弹试验总演练。在演练过程中，原子弹的组装和引爆及部门之间的协调动作等各个环节都严格按照技术规程进行，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问题，原子弹试验程序得以更加完善。[104] 1949年8月26日，有贝利亚、马林科夫、万尼科夫、别尔乌辛、扎维尼亚金、库尔恰托夫、马赫涅夫参加的专门委员会会议通过了由万尼科夫、库尔恰托夫和别尔乌辛草拟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原子弹试验》的决议并提交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审批。根据专门委员会第一管理局局长万尼科夫、核计划科技总负责人库尔恰托夫院士及原子弹总设计师哈里顿通讯院士的建议决定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试验时间为1949年8月29～30日，试验地点为第二试验场，试验方式为距地面33米高的金属塔固定爆炸。任命库尔恰托夫为原子弹试验的科技总负责人，哈里顿、焦尔诺夫和梅什克为科技副总负责人，分管原子弹试验的设计与科技、组织与行政、安全与保卫工作。[105]尽管斯大林并未在该决议上签字，但原子弹试验仍按计划进行。[106]参加原子弹试验的政府委员会成员、以贝利亚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其他核计划和核试验负责人亲临试验现场。1949年8月28日傍晚，核装料和中子源被送到组装车间进行组装。1949年8月29日凌晨，核装料的最后组装完毕。1949年8月29日当地时间早7时，哈萨克斯坦的荒漠上闪起了一道从未有过的耀眼光芒。1949年8月31日，贝利亚和库尔恰托夫在原子弹试验后第二天共同签字的试验报告由贝利亚亲自呈递给了斯大林。报告中称，初步测定的数据显示，原子弹的爆炸威力相当于10000多吨梯恩梯，半径1500米内的工业设施和民用建筑全被冲击波毁坏，强核辐射形成了距爆心1200米范围内的生命死亡地带，25000度的高温造成距爆心2公里范围内的建筑起火。[107] 1949年9月25日，针对美国总统杜鲁门两天前发表的关于苏联进行核试验的声明，塔斯社受权在《真理报》上发表公告，向全世界郑重宣布：苏联已经掌握了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已经拥有了核武器。[10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美国的核威慑，百废待兴的苏联出于维护和加强国家安全、巩固和扩大胜利果实的目的，出台了耗资巨大的核计划。[109]在1945年8月20日至1949年8月29日四年的时间内，苏联以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为基础，以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为手段，采取军事化的全民总动员方式，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物质和精神资源，阶段性地实现了核计划目标。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和成功试验不仅打破了美国借以推行和确立单极化国际政治体系的核垄断，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军事政治实力，而且对人类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苏联的核计划和原子弹研制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抗衡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强有力工具，同时也是促使延续半个多世纪之久的两极世界最后形成的重要因素。
[1] Ветров В.И.，Кротков В.В.，Куниченко В.В. Создание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по добыче и переработке урановых руд // Создание первой советской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М.：Энергоатомиздат，1995，с.170. [2] 参见Холловэй Д. Сталин и бомба：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атомная энергия，1939-1956（Пер. с англ.），Новосибирск：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1997，с.25-27。 [3] Холловэй Д. Сталин и бомба：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атомная энергия，с.33. [4] Холловэй Д. Сталин и бомба：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атомная энергия，с.30. [5] Холловэй Д. Сталин и бомба：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атомная энергия，с.30. [6] 参见C.斯涅戈夫《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胡丕显、吴莹、照宇译，原子能出版社，1991，第18页。 [7] Холловэй Д. Сталин и бомба：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атомная энергия，с.63. [8] Бутомо С.В.，Синицына Г.С.，Шашуков Е.А. Исток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ути // Наука и общество：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40-50 годы），Т.1，М.：ИздАт，1997，с.42. [9] Бутомо С.В.，Синицына Г.С.，Шашуков Е.А. Исток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ути，с.43. [10] Синицына Г.С.，Бутомо С.В.，Шашуков Е.А.. Куракина Т.И. В.Г. Хлопин и атомная проблема // Наука и общество：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40-50 годы），Т. 2，М.：ИздАт，1999，с.123. [11] Синицына Г.С.，Бутомо С.В.，Шашуков Е.А.. Куракина Т.И. В.Г. Хлопин и атомная проблема，с.125. [12] 参见Трифонов Д.Н. К истории комиссии по проблеме урана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и техники，1996，№2，с.97-98。 [13]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1，1938-1945，Ч. 1，М.：Наука，1998，с.121. [14] 参见Холловэй Д. Сталин и бомба：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атомная энергия，с.108-109。 [15]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1，1938-1945，Ч. 1，с.245-246. [16] 在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发现了弗廖罗夫写给库尔恰托夫、卡夫塔诺夫、斯大林的秘书及斯大林本人的信，它们或为原件复印件，或为弗廖罗夫在库尔恰托夫在世时复制的复印件。这些文件是库尔恰托夫于1946年2月1日应弗廖罗夫的请求提交给专门委员会的。 [17] Смирнов Ю.Н. Г.Н.Флеров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и техники，1996，№ 2，с.114. [18] Смирнов Ю.Н. Г.Н.Флеров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с.115. [19] Смирнов Ю.Н. Г.Н.Флеров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с.120. [20] Смирнов Ю.Н. Г.Н.Флеров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с.121. [21]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1，1938-1945，Ч. 1，с.240. [22]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1，1938-1945，Ч. 1，с.243. [23]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1，1938-1945，Ч. 1，с.244-245. [24] 有学者认为，贝利亚未及时向斯大林呈报该计划的原因在于：“他将其视为德国散布的假情报，试图将苏联用于作战的人力和物力引向别处。”参见Барковский В.Б. Участие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разведки в создан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оружия // Наука и общество：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40-50 годы），М.：ИздАт，1997，с.52。 [25] Гончаров Г.А.，Рябев Л.Д. О создании перв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атомной бомбы // Успехи физических наук，Т. 171，№ 1，Январь 2001 г.，с.85. [26] Первухин М. Как была решена атомная проблема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 Родина，1992，№ 8-9，с.53. [27] 参见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1，1938-1945，Ч. 1，с.268-269。 [28] 参见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1，1938-1945，Ч. 1，с.269-271。 [29] Иойрыш А.И. Бомба，2-е изд.，доп.，М.：ФГУП ЦНИИАТОМИНФОРМ，2004，с.152. [30]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1，1938-1945，Ч. 1，с.306-307. [31]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1，1938-1945，Ч. 1，с.321. [32]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1，1938-1945，Ч. 1，с.382-383. [33] Петросьянц А.М. Решение ядерной проблемы в 1943-1946 гг. // Создание первой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М.：Энергоатомиздат，1995，с.46. [34] Барковский В.Б. Участие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разведки в создан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оружия，с.54. [35]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1，1938-1945，Ч. 1，с.354. [36]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1，1938-1945，Ч. 2，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ФТИ，2002，с.362-363. [37]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1，1938-1945，Ч. 1，с.380-381. [38]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1，1938-1945，Ч. 2，с.467. [39] Харитон Ю.Б.，Смирнов Ю.Н. Мифы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Арзамас-16：ВНИИЭФ，1994，с.12. [40] Харитон Ю.Б.，Смирнов Ю.Н. Мифы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с.60. [41]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1938-1945，Ч. 2，с.75. [42]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1，1938-1945，Ч. 2，с.75-76. [43]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1，1938-1945，Ч. 2，с.72-74. [44]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1，1938-1945，Ч. 2，с.94-96. [45]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1，1938-1945，Ч. 2，с.169-171. [46] 对此，杜鲁门、莫洛托夫和朱可夫分别做过如下描述：“7月24日，我迅速地向斯大林说明了我们拥有一种毁灭威力非同一般的新式武器。苏联元首对此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特别的兴趣。他只是说他很高兴地得悉此事，并希望我们对日本人恰到好处地使用这种武器。”［贝特朗·戈尔德施密特：《原子竞争（1939～1966）》，高强、路汉恩译，原子能出版社，1984，第97页］“在波茨坦，杜鲁门打定主意要让我们吃惊。据我的记忆，这是在美国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之后，他神秘地把我和斯大林引到一旁，告诉我们，他们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武器，一种超级武器……很难替他说出他想的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他想让我们惊得目瞪口呆。斯大林对此很冷静。杜鲁门以为他什么也不懂。虽然没说出‘原子弹’，但我们一下子就猜到了他说的是什么。”（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王南枝等译，新华出版社，1992，第98页）“我记不清确切的日期，在一次政府首脑会议之后，杜鲁门向斯大林透露说，美国有一种威力异常大的炸弹，但他并未把它称为原子弹。”（朱可夫：《回忆与思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第854页） [47] C.斯涅戈夫：《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第212页。 [48] 参见Иойрыш А.И. Бомба，2-е изд，с.127，172。 [49] 参见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11-14。 [50] Иойрыш А.И. Бомба，2-е изд，доп.，с.274-275. [51]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415-419. [52]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848. [53] 参见Первухин М. Как была решена атомная проблема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с.54。 [54] 参见Иойрыш А.И. Бомба，2-е изд，с.273-274。 [55] 参见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1，1938-1945，Ч. 2，с.292。 [56] 参见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1，1938-1945，Ч. 2，с.323-324。 [57] 参见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1，1938-1945，Ч. 2，с.293。 [58] Белоусов Р.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XX век，М.：ИздАт，2003，с.309. [59] Князькая Н.В. И.В. Курчатов об основ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работ первого этапа решения атомной проблемы в СССР，1943-1946 гг. // Наука и общество：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40-50 годы），М.：ИздАт，1999，с.102. [60] Жежерун И.Ф. Первый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и на континенте атомный реактор Ф-1 // Наука и общество：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40-50 годы），Т. 2，М.：ИздАт，1999，с.73. [61]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631. [62] Гончаров Г.А.，Рябев Л.Д. О создании перв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атомной бомбы，с.99. [63] Петросьянц А.М. Решение ядерной проблемы в 1943-1946 гг.，с.66. [64] Круглов А.К. От опытного реактора Ф-1 в Лаборатории № 2 к первому промышленному ядерному реактору в Челябинске-40-Комбинат № 817 // Создание первой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М.：Энергоатомиздат，1995，с.57. [65]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115. [66] Новиков В.М.，Сегершталь Б.，Меркин В.И.，Попов В.К. Создание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ерво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ядерного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Маяк”（1946-1949）// Наука и общество：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40-50 годы），Т. 3，М.：ИздАт，2003，с.350. [67] Новиков В.М.，Сегершталь Б.，Меркин В.И.，Попов В.К. Создание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ерво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ядерного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Маяк”，с.349. [68] Круглов А.К. От опытного реактора Ф-1 в Лаборатории № 2，с.81. [69] Новиков В.М.，Сегершталь Б.，Меркин В.И.，Попов В.К. Создание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ерво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ядерного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Маяк”，с.351. [70] Круглов А.К. Первый радиохимический завод Комбината № 817 по выделению плутония для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 // Создание первой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М.：Энергоатомиздат，1995，с.111. [71] Новиков В.М.，Сегершталь Б.，Меркин В.И.，Попов В.К. Создание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ерво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ядерного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Маяк”，с.354. [72] 根据195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掌握的数据，著名的美国苏联核计划史研究专家霍洛维认定，参与苏联核计划的总人数在33万～46万人，其中，建筑人员为5万～6万人，生产人员为2万～3万人，科研和实验设计人员为5千～8千人。参见Новиков В.М.，Сегершталь Б.，Попов В.К.，Князькая Н.В. Создание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ерво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ядерного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Маяк》（1946-1949）// Наука и общество：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40-50 годы），М.：ИздАт，2003，с.348。俄罗斯学者则认定，截止到1948年，包括工程技术人员在内，参与817综合厂各分厂和车里雅宾斯克-40建筑工程的人数为45000人。参见Круглов А.К. Первый радиохимический завод Комбината № 817 по выделению плутония для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с.104。 [73] Круглов А.К. От опытного реактора Ф-1 в Лаборатории № 2，с.81. [74]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45-52. [75] Андрюшин И.А.，Чернышев А.К.，Юдин Ю.А. Укрощение ядра，Саров：Красный Октябрь，2003，с. 299. [76] Андрюшин И.А.，Чернышев А.К.，Юдин Ю.А. Укрощение ядра，с. 299-300. [77]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101. [78] Харитон Ю.Б.，Смирнов Ю.Н. Мифы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с.25. [79]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102-103. [80]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139-140. [81]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243-245. [82] Михайлов В.Н.，Негин Е.А.，Цырков Н.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филиала Лаборатории № 2-КБ-11 и опытной базы для завершающей стадии создания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 в Сарове Мордовской АССР // Создание первой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М.：Энергоатомиздат，1995，с.206. [83] Михайлов В.Н.，Негин Е.А.，Цырков Н.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филиала Лаборатории № 2-КБ-11，с.206-207. [84]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146-148. [85] Михайлов В.Н.，Негин Е.А.，Цырков Н.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филиала Лаборатории № 2-КБ-11，с.209. [86]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146-148. [87] Смирнов Ю.Н. Г.Н. Флеров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с.152. [88] Михайлов В.Н.，Негин Е.А.，Цырков Н.А. Основные задачи，решаемые КБ-11 и привлеченным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и в ходе разработки первой советской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 // Создание первой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М.：Энергоатомиздат，1995，с.218. [89]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1，1938-1945，Ч. 2，с.245-246. [90]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1，1938-1945，Ч. 2，с.329-330. [91] Андрюшин И.А.，Чернышев А.К.，Юдин Ю.А. Укрощение ядра，c.63-65. [92]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152-154. [93]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390-393. [94]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198-203. [95]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250-251. [96]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284-286. [97]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287-289. [98] 参见Михайлов В.Н.，Негин Е.А.，Цырков Н.А. Подготовка полигона и испытание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 под Семипалатинском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 Создание первой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М.：Энергоатомиздат，1995，с.230。 [99]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558-559. [100]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617-623. [101]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547-550. [102]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570-572. [103]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595-601. [104] Михайлов В.Н.，Негин Е.А.，Цырков Н.А. Подготовка полигона и испытание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 под Семипалатинском в Казахстане，с.239-240. [105]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629-631. [106] 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能够说明斯大林拒绝在决议上签字的原因的档案文献。苏联核计划史专家们猜测，斯大林对原子弹试验成功与否缺乏信心应该是他拒绝签字的主要原因。 [107]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644-645. [108]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644-645. [109] 莫斯科历史学家西蒙诺夫称，美国研制原子弹共投入2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的30亿卢布），而苏联仅在1947、1948和1949年的三年里就为实施核计划投入了145亿卢布。参见Алексеев В.В. Атомный комплекс в контексте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Екатеринбург：Банк культур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1999，c.26。 对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原因的历史考察 北京大学 肖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东地区[1]作为国际政治焦点一直为世人瞩目。宗教分歧、民族仇恨、领土纠葛、经济摩擦、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以至武装冲突，都使得这一地区处于随时可能爆炸的状态。 中东问题的起因源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众所周知，犹太国以色列是在苏美两大国的支持下建立的，特别是苏联的支持更具有实质意义。 在对待犹太复国主义这个问题上，苏联领导人的态度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苏德战争爆发之前，莫斯科一直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苏德战争期间，斯大林对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有所缓和，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敌视政策；战后1947～1949年，苏联一反常态地给予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全方位的支持，保障了以色列国的顺利成立。1948年5月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苏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为以色列提供了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此外，在苏联的默许下，大批东欧犹太人源源不断地拥入巴勒斯坦，保证了犹太国的人口数量和充足兵源。在很大程度上，以色列正是依靠这些武器装备和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才打赢了这场战争。 当时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西方观察家很少有人能够预测到苏联会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直到今天，历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依然众说纷纭。 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苏联之所以支持犹太建国是出于对劫后余生的欧洲犹太人的同情[2]，就连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果尔达·梅厄也是这么认为的。[3]不过，人们可以看到，斯大林在支持犹太建国的同时，又在其势力范围内发动了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为代表的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政治诉讼案件。这就使得同情论很难站住脚了。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斯大林希望借此机会拉拢犹太人，把英国人逐出中东，进而达到进军中东的战略目的。[4]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苏联的目的就是要把以色列变成苏联的仆从国。[5]这些观点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都缺乏足够的档案文献的支持，因而尚欠说服力。总之，对于战后苏联支持犹太建国的动机，学术界长时间未能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讨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有关这一问题的档案文献一直未能公布。 2000年，由以色列外交部、俄罗斯外交部、以色列国际档案馆、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等6家政府和学术机构在莫斯科和伦敦联合出版了《苏以关系档案集（1941～1953）》。[6]公布了495件有关苏联与以色列关系的原始档案文件，这其中包括苏联领导人与以色列领导人[7]之间的书信电报往来、苏联驻中东地区的外交人员发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信件和书面报告等，为研究分析苏联支持犹太建国这一历史事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苏以关系档案解密后，俄国和西方史学界相继出版了一些利用档案材料进行研究的高质量论文。俄国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梅德维杰夫的《斯大林与“医生案件”（新材料）》[8]、伊萨耶夫的《历史的教训：苏以关系（1948～1951）》[9]等。在西方史学界，法国学者劳伦特·拉克尔在这一领域无疑是走在前列的。他的主要代表作有《意想不到的同盟：1940年代的苏联与以色列》[10]、《莫斯科的意外之举：1947～1949年的苏以同盟》[11]等。 梅德维杰夫认为斯大林并非是要把以色列变成苏联的仆从国，而是希望通过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给英美关系打入一个楔子，换句话说就是离间英美特殊关系。[12]伊萨耶夫的文章详细叙述了1948～1951年苏联在以色列建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对于苏联支持犹太建国的原因论证得并不充分。劳伦特·拉克尔认为战后苏联支持犹太建国有这样几重目的：①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苏俄势力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就退出了中东地区。二战结束后，苏联支持犹太建国是为了重新加入中东地区的角逐，同英美争夺中东地区。②从意识形态角度考虑，斯大林战后依然站在原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上，对西方国家采取敌视态度。而英帝国主义是苏联在中东地区的主要对手，支持犹太建国有利于削弱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势力和影响。③支持犹太建国有利于提高苏联在全世界犹太人心目中的地位，巩固和扩大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全世界的影响。[13]劳伦特·拉克尔在研究苏联支持犹太建国这个问题上显然受到了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美国学术界）在冷战研究中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学派”（Traditional School）的影响，认为苏联对外政策及世界战略的基本目标是要摧毁整个“自由世界”的体制与价值观，建立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霸权。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或者不能苟同，或者认为不足。比如，关于苏联支持犹太建国是为了离间英美特殊关系这种观点，到目前为止，档案文献并未提供任何有力证据。英美两国的确在犹太难民问题和阿犹分治问题上存在严重的矛盾，但这些矛盾并非是斯大林离间所致。恰恰相反，斯大林正是利用了英美之间的矛盾，通过支持犹太建国，扩大了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一句话，是英美矛盾给了苏联进入中东地区的机会，而离间英美特殊关系并非莫斯科的目的和主旨。 那么，战后苏联为什么支持犹太建国？在以色列建国的过程中莫斯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是本文主要关注的问题。笔者拟在详细研究和解读近年来公布的俄国和以色列档案文献的基础上，以苏联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关系发展变化为线索和切入点，逐步分析这些问题。 一 战前苏联敌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原因 众所周知，沙皇俄国存在着浓厚的反犹主义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了苏联时代。这就使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苏联犹太人中颇为流行，然而苏联政府从一开始就把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视为大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更加成为了苏联领导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与苏联领导人所信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根本对立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大多源于犹太教。根据犹太教的教义：犹太民族是上帝唯一的“选民”，他们的子民散居于世界各地，只是暂时停留，他们的目标是等待救世主弥赛亚的来临，带领他们回到故国——巴勒斯坦。而马列主义者则认为，国家不是永远存在的，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国家也就自然消亡了。 （2）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苏联政府关于解决犹太问题的方式有着根本不同的考虑。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解决反犹主义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而苏联领导人认为，犹太问题是阶级矛盾与民族压迫的产物。只有消灭了剥削阶级，真正实现了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犹太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不复存在了。 （3）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犹太民族必须保持其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反对其同化于当地民族。而按照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4]依据这一定义，尽管犹太人具有共同的“民族性格”，“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操着不同的语言等等”，所以并不构成一个民族。[15]因此，苏联在处理犹太人问题时强调的是同化，而这种同化政策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相悖的。 （4）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是作为对欧洲反犹太主义的回应出现的。而在苏联成立之后，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苏联领导人都拒绝承认在苏联社会存在排犹主义或歧视犹太人的问题。1931年，斯大林在答复犹太电讯社关于反犹主义提问时说：“民族的和种族的沙文主义，是野蛮残暴时期所特有的仇视人类的性情的残余。反犹太主义只能对剥削者有利……因此，作为坚定不移的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们，不可能不成为反犹太主义的毫不妥协和不共戴天的敌人。在苏联，反犹太主义作为强烈敌视苏维埃制度的一种现象，会受到最严厉的批判。根据苏维埃的法律，积极的反犹太主义分子会受到死刑的处罚。”[16]照此推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苏联的存在就显得多余了。苏联这样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任何非官方意识形态的存在都有可能被视为和当局争夺效忠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苏联的存在也会被视为和苏联当局争夺犹太群众，这是苏联领导人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要坚决镇压。 （5）苏联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敌视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多年以来苏联和大英帝国关系不正常的体现。1917年2月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詹姆斯·贝尔福公爵颁布了《贝尔福宣言》，这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民族之家”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大批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这里实际上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大本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包括英国在内的协约国武装干涉苏俄革命，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苏联和英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因此，苏联领导人直观地认为，由英国人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大英帝国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代言人，换言之，是英国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工具。于是，在苏联境内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就顺理成章地被安上了反革命或英国间谍的罪名。 在这样的背景下，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苏联的传播是绝对被禁止的，违者将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因此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苏联境内遭到逮捕、流放甚至杀害。[17] 二 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与莫斯科的接触 1939～1940年，苏联兼并了波兰东部，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新占领的领土上生活着200万犹太人。其中包括德占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30万犹太难民。[18]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对于这些犹太人的命运非常关心。从1941年起，他们开始就这个问题和莫斯科方面进行接触。 1941年1月，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组织主席魏茨曼在伦敦会见了苏联驻英国大使伊万·迈斯基。在会谈中，魏茨曼谈到了欧洲的犹太难民问题。迈斯基指出：“要让欧洲的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就必须把当地的阿拉伯人迁到别处去。”对此魏茨曼回答：“如果能把巴勒斯坦地区的50万阿拉伯人迁出去的话，这一地区足够200万犹太人居住的。……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迁出去比起苏联的民族迁徙来说要容易得多。因为只要把他们赶到伊拉克和外约旦就可以了。”[19] 尽管此次会谈双方并未就任何实际问题达成协议，但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档案材料中所能看到的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与苏联外交官的第一次直接对话。而接下来爆发的苏德战争也迫使苏联逐渐改变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 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同年10月，苏联西部大部分地区被德军占领。纳粹随即对那里的犹太人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仅在苏德战争的头5个月里，苏联境内就有大约50万犹太人惨遭纳粹杀害。[20]1941年底，苏联成立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以下简称“犹委会”），其主要目的是进行反法西斯宣传和呼吁国外犹太人对苏联进行援助。该委员会成立后，立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活动，成功地组织了第二次犹太人大会，并向全世界做了电台转播。[21]“犹委会”在苏联情报局的领导下，采取各种形式，包括开办希伯来文报纸、向国外寄送材料，组织犹太人大会等，用大量事实，向全世界揭露了纳粹惨无人道的罪行；报道了苏联红军同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并通过和欧洲、北美的犹太人组织（其中也包括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进行的联系，为苏联政府赢得了大量的国际援助。苏联对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敌视态度开始有所改变。 苏联方面态度的转变引起了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关注。因为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们看来，犹太人能否在巴勒斯坦建国，苏联的立场至关重要。拥有数百万犹太人口的苏联的支持对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主席大卫·本-古里安曾预言：“在战争结束后，俄国将成为主宰世界命运的三个大国之一。”[22]这一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们继续加强与苏联外交人员的接触。笔者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目标有两个：①希望莫斯科能够同意滞留在苏联境内的波兰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② 让苏联领导人相信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是符合苏联利益的。 1941年10月9日，本-古里安在伦敦会见了迈斯基。他向迈斯基介绍了巴勒斯坦犹太居民定居点伊舒夫（Yishuv）所取得的成就，并突出强调了它的社会主义色彩。本-古里安希望由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派遣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去，和苏联领导人协商巴勒斯坦的未来命运；同时希望为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提供帮助。迈斯基对这些问题并未作出直接答复，只是建议本-古里安先做一个备忘录。[23]苏联人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接触的目的是为了借此推动美国对苏联的援助。迈斯基对本-古里安说：“如果您能让美国人了解我们的情况并对我们进行援助，这对我们就是最大的支持了。我们需要大量的坦克、枪炮和飞机。”[24] 1942年3月2日，魏茨曼寄给迈斯基一份有关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备忘录。在给迈斯基的信中，魏茨曼写道：“战后，对于东欧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来说，移民巴勒斯坦是他们唯一的机会。”[25]魏茨曼试图让苏联人相信，过去的误会不应该成为苏联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障碍，他希望苏联领导人能够关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关注犹太人问题。[26]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们除了和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进行接触，也在尽一切可能与苏联驻中东地区的外交使团进行联系。在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帮助下，1942年1月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驻开罗代表伊利亚·爱波斯坦拜会了苏联驻土耳其大使维诺格拉多夫。爱波斯坦向苏联大使提出了三点请求：①由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派遣一个野战医院编制的医生携带药品到苏德前线去。[27]②由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派遣1～2名代表常驻莫斯科以便处理目前苏联境内犹太难民的移民申请问题。③请求苏联政府释放关押在苏联监狱中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28]事后在爱波斯坦写给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政治部主任谢尔托克的报告中指出苏联大使对犹太问题表现得非常无知。爱波斯坦同时还指出，与苏联外交官接触，向他们解释我们的目标是十分必要的，即便这种对话暂时无法引起他们对我们事业的兴趣。[29]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策略被证明是有效的。1942年8月，两名苏联外交官第一次访问了巴勒斯坦。他们是苏联驻土耳其大使馆一秘米哈伊洛夫和使馆的新闻专员佩特连科。米哈伊洛夫和佩特连科会见了伊舒夫的领导人、英国高级专员以及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阿拉伯人代表。两名苏联外交官对于巴勒斯坦犹太人所取得的成绩赞叹不已，但是，他们对苏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这一敏感问题却只字未提。即便如此，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对苏联人的这次访问依然感到满意。犹太民族社会委员会主席贝茨文说：“我们与苏联人的交往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苏联代表第一次看到了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在工作和战斗。”[30] 从1943年开始，犹太复国主义者与苏联之间的来往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1943年5月，全世界犹太代表大会创始人古尔德曼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总统贝奈斯给莫斯科方面递交了一份苏联与犹太复国主义关系备忘录。备忘录中谈到了苏联敌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两点历史原因。①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苏联内部意识形态问题的斗争，沙俄时期在俄国犹太人的生活中影响最大的是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最终解决犹太问题是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而犹太共产主义者认为解决犹太问题的办法是世界革命。②苏联方面始终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英国在近东地区统治的工具，是大英帝国在这个地区的代言人。古尔德曼在备忘录中指出，这两点历史原因现在都已经消除了：“苏联已经存在了20年，俄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与犹太共产主义者之间的争执早已成为了过往云烟。……而在当前，苏联和英国已经不是敌人，而是战时的盟友了。”所以苏联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完全应该达成谅解。[31]而在这时，苏联方面似乎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努力也开始有了一些积极的回应。1943年9月12日，魏茨曼在伦敦与迈斯基的又一次会谈中，迈斯基告诉魏茨曼：俄国人理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目标，并确信将和他们站在一起。但是他依然有些担心，因为巴勒斯坦的面积太小了。[32] 这次会谈之后，迈斯基从伦敦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在埃及做了停留并访问了巴勒斯坦。他与妻子在本-古里安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耶路撒冷附近的两个基布兹。[33]在与本-古里安的谈话中，迈斯基说：“犹太问题是战后必须解决的问题，有人告诉我，巴勒斯坦没有足够的空间，我必须要了解事实真相，了解巴勒斯坦的潜力究竟如何。”迈斯基对于基布兹具有浓厚的兴趣。这让本-古里安感到振奋。本-古里安在给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的报告中写道：“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另外一个国家（指苏联）开始对我们的问题感兴趣。”[34] 但是直到战争结束，苏联官方并没有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作出任何承诺。战争时期，苏联人的策略主要是利用“犹委会”来打犹太这张外交牌——通过该委员会向西方国家索要援助。1943年5月，苏联政府派遣“犹委会”领导人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访美时，曾严格规定了他们的权限和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立场。这个代表团的主要目的是“使得苏联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联合起来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仆从国并在美国发起援助苏联红军的运动”。由于巴勒斯坦仍处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之下，而英国是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因此“犹委会”代表团被禁止在建立犹太国问题上发表任何意见。[35]由此可见，苏联在对德作战期间尽量不想破坏与其盟友的关系。既然英国是盟友，那它对殖民地的主权就是不容置疑的。苏联人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千方百计和他们取得联系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莫斯科对其在巴勒斯坦建国计划的支持。而在战争时期，苏联方面认为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作出任何承诺对自己都是没有好处的。[36] 总之，苏德战争期间莫斯科对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非常暧昧，一方面利用“犹委会”与包括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内的国际犹太人组织进行合作，为苏联政府赚取国际援助；另一方面，为了不得罪英国，又不愿意对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表示明确的支持。 三 苏联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形成 在1945年2月举行的关于战后世界安排的雅尔塔会议上，巴勒斯坦问题并没有被列入会议议程。然而，苏联官方已经开始研究战后苏联的巴勒斯坦政策。1945年7月，“和平条约与战后秩序委员会”主席李维诺夫向苏联政府递交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一个报告。李维诺夫在报告中详细讲述了巴勒斯坦的地缘政治情况，并分析了当地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冲突的原因。报告的结论部分指出：由于苏联方面既不受阿拉伯人影响，也不受犹太人影响，因此，在有效的解决方案出笼之前，苏联政府应提出对巴勒斯坦进行托管，来代替英国的委任统治政策。如果这个要求被英美拒绝，苏联政府可以要求苏美英三国对巴勒斯坦进行集体托管。[37]但是这个提议被伦敦和华盛顿拒绝了，英美两国是不可能把巴勒斯坦这么重要的战略地区交给苏联或让苏联参与托管的。在1945年9月11日至10月2日举行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向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提出建议：希望英国从巴勒斯坦撤军，作为交换条件，苏联从伊朗北部撤军。这个提议同样也遭到了贝文的拒绝。[38] 伦敦方面并不希望巴勒斯坦问题国际化，因为这将意味着英国在中东地区霸主地位的终结，同时也给莫斯科介入中东事务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是鉴于英美特殊关系的存在，英国无法拒绝美国参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而在此问题上英美又存在严重分歧，分歧的焦点在于是否允许欧洲犹太难民移居巴勒斯坦。 1945～1947年，设在德国和奥地利难民营里的犹太难民数量从7000多人增加到25万人，其中大多数来自波兰。[39]根据苏联和波兰1945年7月所签署的协定，所有在1939年9月19日进入苏联的波兰公民（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将被允许返回他们的祖国。在苏联与波兰签署协议之前，就有大约5万名波兰犹太人离开苏联回到波兰。[40]1945年7～12月，又有22058名波兰犹太人离开苏联返回波兰。1946年1～8月，离开苏联的波兰犹太人数目增加到了173420人。在德国统治期间，由于纳粹的宣传，波兰国内的反犹主义情绪激增，战后，波兰境内的反犹排犹事件时有发生。1946年6～9月，就有63000多名犹太人被迫离开波兰，进入盟军控制的德国和奥地利地区。[41] 面对日趋严重的欧洲犹太难民问题，政治家们必须想出解决的办法。杜鲁门总统支持这些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移民到巴勒斯坦去，这是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已经关闭了大量接纳犹太难民的难民营。而英国政府担心这样做会引起阿拉伯国家的不满，故此坚决反对。 1945年8月3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致信英国首相艾德礼，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增发10万张移民许可证，允许10万名犹太难民移民巴勒斯坦。[42]作为对美国总统的回应，英国首相艾德礼提议组建“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对欧洲犹太难民问题展开调查。该委员会于1946年1月成立，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之后，向英美两国政府提交了调查报告。该报告的主要内容是：由于阿犹双方的敌对状态，目前不可能成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应继续由英国保持委任统治；立即给欧洲10万名犹太难民发放移民许可证，取消对犹太人购买土地的限制等。[43] 这份报告显然是英美两国立场的折中产物。美国总统杜鲁门希望利用巴勒斯坦问题插手中东事务，排挤英国势力，所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了与英国显然不同的政策。英美在犹太难民问题上的矛盾对于苏联来说是进入中东地区角逐的大好机会。于是莫斯科开始在这一问题上大做文章。 在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苏联在犹太难民问题上不再保持沉默。苏联外交部近东司司长捷卡诺佐夫给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苏联继续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保持沉默是危险的，这种沉默会被美国、英国、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看作是对英美调查委员会报告的一种妥协。对这个问题他提出了4点意见：①没有联合国参与而组建的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无权讨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②欧洲的犹太问题不能靠移民巴勒斯坦来解决，只有在彻底根除法西斯主义、实现欧洲民主化的同时给犹太群众一个正常的生活条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犹太问题。③英国必须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从巴勒斯坦撤军。④在建立民主和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条件成熟之前，巴勒斯坦应该由联合国托管。最后，捷卡诺佐夫建议：我们不应该在联合国讨论的时候提出该问题，这个问题应该由阿拉伯国家提出，然后我们表示赞成。[44]捷卡诺佐夫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到苏联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国家。 伦敦方面在1946年7月31日抛出了一项莫里森·格雷迪计划（Morrison-Grady Plan），建议把巴勒斯坦分成4个部分：一个阿拉伯自治省、一个犹太自治省和两个英国直辖省（耶路撒冷和内盖夫），这些地区均由英国高级专员管理。阿犹双方均拒绝了这个计划，美国杜鲁门政府也表示不能接受英国人的计划。[45] 1946年9月6日，苏联外交部近东司副司长马克西莫夫在给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捷卡诺佐夫的报告中表达了苏联对莫里森·格雷迪计划的态度。苏联重申了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即英国必须从巴勒斯坦撤军，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在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巴勒斯坦国之前应由联合国出面对巴勒斯坦进行托管。[46] 1947年1月27日，阿拉伯国家的代表（也包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代表）在伦敦与英国政府就巴勒斯坦的未来前途进行谈判。而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于29日开始分别同英国外交大臣和殖民大臣进行非正式会谈。最后贝文提出了一项折衷建议：在5年内实现阿犹自治，5年之后巴勒斯坦过渡为一个独立国家，过渡期内继续由英国实行委任统治。[47]这个提议又被阿犹双方所拒绝。于是，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1947年2月18日宣布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处理。[48] 对于英国人的这一举动，苏联外交人员很快就作出了分析。1947年3月6日，苏联外交顾问什泰恩在给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的报告中指出：伦敦决定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来解决是出于以下原因。①英国人和阿犹双方的谈判都陷入了死胡同，提出让两个民族都接受的计划已经是不太可能了。②维持巴勒斯坦的现状需要大量的军队和物资，这对于英国人来说目前是比较困难的。③1946年英国和外约旦签署了条约，使得英国有可能把其中东地区的主要战略基地由巴勒斯坦转移到外约旦。④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什泰恩认为：“英国人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绝对不意味着放弃巴勒斯坦，也不意味着它要将自己的军队从巴勒斯坦撤离。这只是一个十分灵活的外交手腕，因为贝文推断联合国的任何一个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都绝不是很快就能实现的。英国人认为自己依然是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国，所以，任何一个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没有英国人的同意都是不可能通过的。殖民大臣柯里奇·琼斯更是直截了当地说：‘英国人并不打算放弃委任统治。’英国人保留了自己在巴勒斯坦的地位以及军队的同时，把责任抛给了联合国，为自己赢得了时间。”在报告中，什泰恩还分析了美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巴勒斯坦对于美国来说是很重要的，它不仅具有战略意义，还具有经济利益。英国人留在巴勒斯坦对华盛顿来说就意味着通向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管道终端控制在英国人手中；占有巴勒斯坦，就意味着美国在地中海地区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地。众所周知，美国在地中海地区还没有基地。”[49] 关于苏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什泰恩指出：“在未来联合国的讨论中，苏联应该坚决主张结束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50] 英国决定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处理，为苏联介入巴勒斯坦事务提供了机会。1947年4月12日，马克西莫夫对于未来苏联在联合国就巴勒斯坦问题进行讨论时的立场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①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必须结束。②英国军队必须从巴勒斯坦撤离。③由联合国出面组织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和民主的巴勒斯坦国，保证巴勒斯坦境内的各族人民享有平等权利。④欧洲的犹太问题不能靠移民巴勒斯坦来解决。只有在彻底根除法西斯主义、实现欧洲民主化的同时给犹太群众一个正常的生活条件，才能解决犹太问题。[51]1947年4月15日，马克西莫夫在给近东司递交的一份报告中又一次重申了这4点意见。[52] 直到1947年4月中旬，莫斯科依然没有对犹太人建国问题提出明确看法，官方的意见只是强调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和民主的巴勒斯坦国；对于欧洲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这一问题，苏联方面也并未表示赞成。真难想象1个月之后，苏联方面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著名演说 1947年4月28日至5月15日，联合国在纽约召开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特别会议。会议结束的前一天，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做了发言，葛罗米柯在演说中提到了犹太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苦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民族遭受到非常的不幸和苦难。毫不夸张地说，这种不幸和苦难是不能用笔墨所能尽述的。……在希特勒分子统治领土内的犹太人几乎全部遭到肉体上的灭绝。死在纳粹手中的犹太人估计约有600万。西欧只有大约150万犹太人在战后幸存了下来。……在欧洲，大量犹太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的生活来源。几十万犹太人正在各国流浪求生和寻找安身之所。其中很多人目前依然滞留在难民营里。” 随后葛罗米柯在演说中讲述了为什么犹太民族有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事实证明，西欧国家并不能保护犹太人的生存和权利，使他们免受希特勒分子及其盟国的暴力迫害。……这说明犹太人渴望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是合理的。不考虑这个事实而拒绝犹太人有建国的权利是不公正的。不把这个权利赋予犹太民族是没有理由的。” 葛罗米柯还谈到了巴勒斯坦的前途问题：“在关于巴勒斯坦将来的行政组织问题比较著名的几个计划中，我愿意提一提下列几个计划：
一、建立一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享有平等权利的单一的阿拉伯—犹太联邦国家；
二、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独立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和一个犹太国；
三、不顾及犹太居民的权利而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
四、不顾及阿拉伯居民的权利而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
葛罗米柯在演说中逐一分析了这几种方案。他指出：
无论是建立一个单一的阿拉伯国也好，还是建立一个单一的犹太国也好，都不会使这个复杂的问题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也不会使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
建立一个阿拉伯—犹太联邦国家被认为是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的可行性方案之一。……但是由于阿犹关系恶化而导致这个方案难以实现，那么就必须考虑第二个方案。该方案就是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独立的自治国家，一个是犹太国，一个是阿拉伯国。
在这里葛罗米柯强调：
只有证实了阿犹居民关系确已恶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并且不能保证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的和平共处时，这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才是妥当的。”[53]
葛罗米柯在1947年5月14日的演说是苏联外交史上最著名的演说之一。它标志着历史上曾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苏联开始站在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边。他在发言中不止一次提到了犹太民族（еврейский народ）这个概念。众所周知，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曾多次否认犹太人是一个民族。所以葛罗米柯的这次演说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意义无疑是巨大的。本-古里安对葛罗米柯的演说作出了如下评价：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大国的领导人（杜鲁门总统除外）谈论有关犹太民族悲惨命运的话题。这些话，葛罗米柯是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讲的，葛罗米柯讲话的重要性和意外性不在于叙述了犹太人的悲剧和苦难，而在于他对目前犹太人问题作出分析后而得出的结论。……全世界第一次听到了苏联代表对我们的认可：犹太人民对建立自己的国家充满了信心。[54] 值得注意的是，葛罗米柯在演说中并没有对支持分割巴勒斯坦的计划作出任何承诺，这也让犹太人感到了一丝不安。对此，本-古里安说：“我们也不能过于看重那些国际领袖对我们表示友善的一些讲话。”[55]美国外交人员甚至认为，苏联在最后时刻依然会站在阿拉伯人一边。[56] 1947年5月15日，联大巴勒斯坦特别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一个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危地马拉、印度、伊朗、荷兰、秘鲁、瑞典、乌拉圭和南斯拉夫11个国家组成的巴勒斯坦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并授权这个委员会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调查并提出建议。 1947年9月初，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递交了调查报告。报告首先建议结束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在经过一段时间过渡后让巴勒斯坦实现独立。但在独立后建立什么国家这个问题上，特别委员会摆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是由加拿大、乌拉圭等7个国家提出的多数派方案，一种是由印度、伊朗、南斯拉夫三国提出的少数派方案（澳大利亚对这两种方案都不赞成，故此没有投票）。多数派方案赞同巴勒斯坦实施分治，即委任统治期结束后经过两年过渡期，分别成立一个独立的犹太人国家和一个独立的阿拉伯人国家，圣城耶路撒冷由联合国出面实行国际托管。在两年的过渡期内，仍由联合国委托英国代为管理。少数派方案则主张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包括一个阿拉伯实体和一个犹太实体的联邦国家。由于特别委员会内部无法取得一致，这两个方案同时提交联合国大会。[57] 1947年9月19日，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驻华盛顿代表伊利亚·爱波斯坦会见了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查拉普金和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一秘瓦维洛夫。爱波斯坦询问苏联方面是否会在联合国投票时支持由伊朗、印度和南斯拉夫等国提出的少数派方案。查拉普金说：“你们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58]查拉普金的回答打消了犹太人的疑虑。 1947年9月30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给纽约的副部长维辛斯基的电报中指出：我们不应该反对大多数国家都赞成的多数派方案。同一天，莫洛托夫给维辛斯基发了第二封电报，强调：“支持‘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多数派方案”符合我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葛罗米柯同志所提到的建立一个单一的阿拉伯—犹太联邦国家只是我们的一个策略，我们不能主动提出成立犹太国这样的建议。我们的态度是：第二种意见要更好一些，这是特别委员会经过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我们应该支持这个方案。我们应该遵循大多数意见，这是值得肯定的。”[59] 1947年10月13日，苏联代表查拉普金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确认了苏联将投票赞成多数派的方案。10月15日，维辛斯基从纽约给莫洛托夫发来电报：“我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声明使得犹太人非常赞赏，阿拉伯人则显得失望，尽管他们在葛罗米柯讲话之后对我们改变态度还抱有些许希望。叙利亚人在查拉普金发言之前对我说，他们更赞成少数派计划，那个多数派计划，阿拉伯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尽管阿拉伯人对我们的态度不满，但是他们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了美国人。”[60] 此时，联合国大会关于犹太难民问题的讨论也在紧张进行。 1947年10月16日，莫洛托夫给维辛斯基发电，指示苏联代表团应该支持乌拉圭和哥伦比亚代表提出的建议。[61]莫洛托夫在电报中还指示，苏联代表团也应该支持南斯拉夫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即允许设在塞浦路斯岛的犹太难民营中的所有犹太难民都移民巴勒斯坦。[62]苏联人这时已经完全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了。 1947年10月26日，莫洛托夫给斯大林提交了一份由维辛斯基起草的备忘录。其中谈到了英国在巴勒斯坦结束委任统治后的过渡时期以及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备忘录的大意是要求从1948年1月1日起取消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英国军队将在委任统治取消后的3～4个月内从巴勒斯坦撤出，委任统治取消后的1年为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由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托管。维辛斯基在备忘录中指出，所有这些意见都征得了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的同意。[63]由此不难看出，此时苏联已经和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就英国结束委任统治后的一些事宜取得了一致意见。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讨论之后，联合国大会于1947年11月29日就巴勒斯坦分治方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的结果是33票赞成、13票反对和10票弃权。大会最终以超过2/3多数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即联合国181号决议）。分治决议的主要内容是：①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应尽快结束，无论如何不得迟于1948年8月1日；委任统治国的武装部队应逐步撤离巴勒斯坦，并应尽快撤完，无论如何不得迟于1948年8月1日；阿拉伯独立国和犹太独立国以及耶路撒冷国际特别政权，应于委任统治国武装部队撤退完毕后两个月内在巴勒斯坦成立，无论如何不得迟于1948年10月1日；大会通过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到阿拉伯和犹太两独立国成立的时期，应视为过渡时期。②在委任统治结束后两个月内成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和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犹太国的总面积为1.49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6.4%），阿拉伯国面积为1.12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2.8%）。③圣地耶路撒冷及其附近郊区村镇（约158平方公里）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由联合国管理，指定托管委员会代表联合国担负管理当局的职责。[64] 在表决过程中，苏联的立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斯大林控制了联合国5个成员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的票。如果苏联集团投反对票或者是弃权票，那么建立以色列所必须的2/3的选票就不能得到。尽管得到了苏联集团的支持，但是分治决议能否通过表决依然充满变数。此时美国政府的态度也对多数派能顺利通过表决起了关键作用。在联大表决前，“依照来自白宫的命令”，美国政府展开了一场全面的幕后游说活动。白宫和国务院高级官员直接参加了对一些国家的游说，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向一些原先对分治态度未定或反对分治的国家施加了各种形式的压力。例如，原先在联合国公开表示反对分治的菲律宾和海地迫于压力投下赞成票，美国威胁法国说如果反对分治就会终止对其援助，于是法国代表在距投票前不到两小时收到巴黎的指示：投赞成票。[65]在冷战开始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时候，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反而在支持犹太人建国这一问题上形成了默契。 在分治问题上美国的反复和苏联的坚持 联合国巴以分治决议一通过，立刻遭到了阿拉伯国家的一致反对。阿拉伯联盟会员国（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总理和外交部长于1947年12月8～17日在开罗召开了一次会议，发布了一项声明，宣称：阿拉伯人“决心为反对联合国分裂巴勒斯坦的决议而战，并且遵照真主的意志，决战至最后胜利”。声明说，阿拉伯联盟已经同意“采取决定性的手段”，以防止巴勒斯坦的分治。[66] 分治决议在联合国刚刚获得通过，巴勒斯坦的阿犹双方立即陷入暴力冲突，冲突很快演变成一场全面内战，周边阿拉伯国家的非正规武装也开始介入。阿拉伯国家反对分治的态度非常强硬。1948年2月，他们向杜鲁门建议，如果联合国无法实施分治决议，而又无法提出能为双方都接受的替代方案，就有必要在一段时间内实行某种形式的托管。[67] 随着巴勒斯坦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也开始表现得犹豫不决。从本意上讲，美国也并不愿意看到巴以分治计划顺利实施，因为美国人担心这样会给苏联开启进入中东地区的大门。苏联势力扩展到中东地区将直接威胁美国在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地位。 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1948年1月给国内发了一封长电报。凯南提出，美国应该改变其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政策，因为分治政策将为苏联向中东地区派驻军队提供方便。苏联军队将会被用来在巴勒斯坦地区维持秩序。苏军进入巴勒斯坦将有利于苏联政府在当地派遣间谍、开展宣传、颠覆当地的阿拉伯政权，并用所谓的人民民主政体取而代之。莫斯科在巴勒斯坦驻军则意味着苏联将从侧翼包抄希腊、伊朗和土耳其，并对美国在地中海东部的势力范围构成潜在的威胁。根据凯南的判断，苏联暗地里将会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提供武器，使得当地的混乱局势进一步加强。最后，凯南得出结论，巴勒斯坦分治计划有利于苏联实现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目标，该计划将动摇当地的非共产主义政权的统治基础。[68] 乔治·凯南这位美国遏制政策理论之父的电报，显然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加之巴勒斯坦的局势不断恶化，杜鲁门总统感到有必要对巴勒斯坦政策进行调整。1948年3月19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向安理会建议：“鉴于巴勒斯坦的局势日益恶化，我国政府认为应由联合国托管委员会在巴勒斯坦建立临时托管以维持和平。”[69] 美国代表的这项建议意味着美国在分治政策上的倒退。1948年3月30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安理会第275次会议上发言，谴责了美国阻挠联大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实施。葛罗米柯指出：“美国并不关心巴勒斯坦前途问题以及阿拉伯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公正解决，而只是关心它自己在近东的石油利益和军事战略地位。”[70] 尽管苏联方面反对，但是联合国安理会依然决定在1948年4月1日召开特别会议，对巴勒斯坦的未来前途进行讨论。4月9日，莫洛托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汇报了他给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下达的最后指示：苏联代表团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是捍卫巴以分治计划，反对美国提出的托管方案。[71] 当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出现反复的时候，只有苏联依然坚持支持巴以分治决议。从1947年5月14日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起，苏联已经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了。 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美国巴勒斯坦政策的转变也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在苏联的支持下，犹太代办处拒绝了美国所提出的对巴勒斯坦进行托管的建议，犹太代办处耶路撒冷政治部领导人果尔达·梅尔松[72]宣称：“我永远也不会同意托管，除了建立独立的犹太国之外，我也不会同意其他任何决定。”犹太恐怖主义组织伊尔贡（Irgun）对“背叛了犹太人事业的美国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宣称：“如果美国军队被派往巴勒斯坦来实现托管的话，我们将与之决一死战，我们对待美国人就像对待英国占领者那样。”[73] 1948年5月14日，在巴勒斯坦飘扬了30年的英国国旗被降了下来，委任统治正式宣告结束。当天下午4点，犹太民族委员会在特拉维夫博物馆举行了简短的立国仪式。执委会主席本-古里安宣读《独立宣言》，犹太国以色列正式成立。11分钟以后，美国政府即宣布“在事实上承认以色列临时政府”。[74] 5月15日，以色列临时政府外交部长谢尔托克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了电报：“我满怀敬意地通知您，请求您向您的政府汇报，昨晚，由各个犹太组织选出的犹太国家民族委员会举行会议，在英国的委任统治结束后，以联大1947年11月29日决议为基础，独立的犹太国在巴勒斯坦宣告成立，这个国家被称为以色列。……我以以色列临时政府的名义请求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以色列国给予官方承认。我希望你们应该尽快地承认以色列国。我相信，它一方面将巩固苏联和苏联人民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犹太人之间的友谊；另一方面，在整体上看将有助于在国际关系中实现和平与公正。我利用这个机会表达对苏联人民的感谢。”[75] 5月18日，莫洛托夫给谢尔托克回电：“我在5月16日收到了你们的电报……我宣布，苏联政府决定正式承认以色列及其临时政府。苏联政府希望，犹太人民主权国家的建立将有助于巩固巴勒斯坦和近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苏联政府确信苏联和以色列的友好关系能够得到顺利的发展。”[76]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承认以色列的国家。 5月24日，谢尔托克给莫洛托夫发电：“我们收到了你们在5月18日的电报，我们非常感谢苏联政府承认以色列。……希望以色列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建立更加深厚的友谊。我请求你们答复，你们是否同意以色列国立即向莫斯科派遣代表团建立公使馆或者临时代办处，同时请求苏联方面派遣同级别的代表团前往特拉维夫。”[77] 5月25日，莫洛托夫的回电：我在5月24日收到了你们的电报，苏联政府同意以色列向苏联派遣公使或者临时代办。同时，苏联也准备向特拉维夫派遣代表团。[78] 1948年8月17日，苏联驻以色列公使叶尔绍夫向以色列临时政府总理本-古里安递交了国书。[79]8月26日，以色列驻苏联公使果尔达·梅厄也向苏联政府递交了国书。[80]苏以两国正式建交。 四 苏联对以色列的援助和支持 在以色列建国初期，苏联政府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中给以色列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和支持，这对于刚刚诞生的以色列是否能够站住脚跟并生存下去，无疑具有关键性的和历史性的意义。 在武器方面的援助 以色列国宣布成立后的第二天，即1948年5月15日，埃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这5个阿拉伯国家宣布对以色列发动圣战，并相继派兵进入巴勒斯坦，于是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这次战争也被称为第一次阿以战争或者巴勒斯坦战争，而以色列人则称其为独立战争。 战争初期，犹太武装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军火。早在1947年春，联合国开始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时，本-古里安就开始派人前往欧洲和美国搜集和采购军火，进行战争准备。然而，由于联合国在1947年11月就宣布对巴勒斯坦及其邻国施行武器禁运，军火采购工作并不顺利。于是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将注意力放在了东欧，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根据解密的苏联和以色列的档案来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起初是拒绝卖给犹太人武器的。因为当时埃及和叙利亚也正在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订购军火的谈判。[81] 1948年2月5日，谢尔托克会见了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希望苏联方面能够阻止捷克斯洛伐克向阿拉伯国家出售武器。[82] 1948年6月5日，苏联外交部近东司司长巴库林在给副部长佐林的报告中说：必须通过我们驻布拉格和贝尔格莱德的大使用适当的方式让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明白，以色列代表提出的购买火炮和飞机并运往巴勒斯坦的请求是合理的。尽管联合国安理会作出决议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实行武器禁运，但是约旦、伊拉克和埃及是完全有机会从英国人的仓库和基地得到他们所必须的武器的。[83]佐林在写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指出：在适当的时候必须让哥特瓦尔德注意到，他们出售给阿拉伯国家的武器将会使巴勒斯坦的局势更加恶化。英美帝国主义将会利用这种混乱的局面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政权。[84] 由于苏联方面的介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终止了与阿拉伯国家的军火贸易谈判，答应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提供军火。从1947年12月至1948年5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提供了价值1300万美元的轻重武器。1948年下半年，以色列又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购买了900万美元的武器。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和以色列政府先后从捷克斯洛伐克购买了价值2200万美元的武器装备。此外，捷克斯洛伐克还为以色列训练了大批飞行员和伞兵。捷克斯洛伐克和以色列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一直持续到1951年。[85]首任以色列驻莫斯科公使果尔达·梅厄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独立战争的头6个星期内，我们主要依靠（虽不是完全）哈加纳[86]在东欧买到的炮弹、机枪、大炮、弹药，甚至飞机。那时连美国也宣布对中东禁止出售和运送武器。……5月18日苏联承认以色列国对我们有巨大意义。”[87] 以色列一直希望莫斯科方面能够直接对以色列进行军事援助。以色列外交官一到莫斯科，就希望能同苏联方面的权威人士就这个问题展开谈判。1948年10月6日，以色列驻苏联公使馆武官拉特涅尔上校会见了苏军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犹太人）。拉特涅尔提出：希望苏联方面能够帮助以色列培训军官并向以色列提供一些苏联缴获纳粹德国的武器装备。安东诺夫建议以色列方面就所提要求列出一个详细清单。[88] 11月7日，以色列总理兼国防部长本-古里安给拉特涅尔上校发了一封电报，就以色列要求苏联提供的武器列了一份详细的清单。其中包括45辆T-34坦克、50架战斗机等。[89]拉特涅尔把这份清单交给了巴库林。巴库林表示，他将把这份清单转交给上级。但是巴库林指出，由于联合国要求对巴勒斯坦施行武器禁运，苏联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会很困难。巴库林说：“的确是有一些国家违反了联合国决议，但是如果我们向你们提供武器被发现了，那将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90]1948年11月24日，巴库林就这个问题给佐林提交了一份报告。巴库林在报告中写道：“针对以色列政府提出要求我们提供重型武器的问题，我建议作以下答复：苏联政府十分关注以色列的命运以及他们所享有的独立和自由的权利，但是根据联合国决议，我们不能对巴勒斯坦交战各方提供武器。关于类似问题的答复我们已经通过葛罗米柯同志转达给了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91] 总之，苏联方面不愿意直接出面和以色列进行军事方面的合作，而更愿意站在幕后，由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出面对以色列提供武器装备。 在移民方面的支持 移民是以色列的立国之本。以色列能够顺利建国，来自东欧国家的大量犹太移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犹太人能够顺利移民巴勒斯坦，是和苏联的默许态度分不开的。 以色列建国之前，受英国政府在1939年颁布的《巴勒斯坦问题白皮书》[92]的制约，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大都是非法的。尽管起初莫斯科官方声明不支持欧洲犹太难民移居巴勒斯坦，但实际上仍对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在东欧吸收移民提供了便利条件。 早在1945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驻华盛顿代表古尔德曼就给当时的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写信，希望苏联政府能够对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自由移民巴勒斯坦提供方便。[93] 从1946年开始，在莫斯科的允许之下，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和罗马尼亚政府就移民问题展开谈判。布加勒斯特方面同意5万名犹太人离开罗马尼亚移民巴勒斯坦，但是前提是放弃他们在罗马尼亚的财产，此外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还不得不为这些罗马尼亚的犹太人支付人头税。[94] 1946年5月，第一艘载有1700名犹太人的轮船离开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港前往巴勒斯坦。1947年底，犹太复国主义者还试图组织15000名罗马尼亚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但是这个计划最终流产。[95] 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与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方面的谈判也在进行当中。1946～1948年，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一共接纳了6万名犹太非法移民，其中80%来自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96] 1948年5月，犹太国以色列的成立为全世界犹太人合法的移民巴勒斯坦打开了方便之门。大批犹太人拥入巴勒斯坦造成了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极大恐慌，一些国家希望继续对犹太移民进行限制。在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苏联代表发言指出：“犹太移民问题是以色列的内部事务，有些安理会的代表曾就犹太移民威胁到周边阿拉伯国家安全的问题进行过讨论。我想要指出的是：除了以色列本身的自卫行为，我们还不知道任何一起由以色列军队发起的对他国的武装入侵，相反以色列是被迫去击退来自其他国家的武装力量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这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自卫行为。”[97] 1948年12月，以色列外交部长谢尔托克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就东欧国家的移民问题在巴黎举行了会谈。 谈话中谢尔托克一再强调了移民对于以色列国的重要性。谢尔托克指出：“在一战期间，俄国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我们的政府中，一些重要部门和岗位，许多人都是来自俄国。一战以后，大量来自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移民到了巴勒斯坦，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主力军。所以，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使得东欧国家的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来。”[98]维辛斯基回答：“你们的意见我会转达给我的政府，转达给莫洛托夫，甚至是更高级别的领导人。”[99]显然，维辛斯基在这里指的这位更高级别的领导人就是斯大林了。由此可见，莫斯科高层对于以色列在东欧国家吸收移民是相当重视的。 从1948年中到1951年，东欧国家先后向以色列输出了近30万名犹太移民。其中：罗马尼亚移民117950人，波兰移民106414人，保加利亚移民37260人，捷克斯洛伐克移民18788人，匈牙利移民13424人，南斯拉夫移民7661人。[100] 尽管苏联对于以色列在东欧国家吸收移民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但是对于本国犹太人的移民要求则给予了严格限制。1948年9月15日，以色列驻苏联公使果尔达·梅厄在会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时指出：要解决犹太问题，只有靠大量犹太人移民以色列这一途径。佐林说：“绝大多数犹太人都会留在自己的国家，而不会移民以色列。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犹太人在苏联从未受到歧视和压迫，要最终解决其他国家的犹太人问题，只有在该国彻底实现民主化。”[101]同一天，果尔达·梅厄在会见苏联外交部近东司司长巴库林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巴库林说：“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应该仅限于‘非民主国家’，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102] 根据苏联方面的统计资料，1945～1955年，仅有500名苏联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103]而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材料显示，1948～1955年，移民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有131名，这其中只有9名犹太人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前离开苏联的。[104]1952年4月6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波德采罗布给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的一份书面报告中提到：1948～1951年，苏联移民局一共收到了65份苏联犹太人要求移民巴勒斯坦的申请，其中只有10份获得了批准。[105] 由此可见，苏联方面的态度很明确，就是限制苏联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官方的说法是苏联不存在反犹主义，也不存在阶级矛盾和民族压迫，因此苏联犹太人没有必要移民巴勒斯坦。但在笔者看来，实际情况是由于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人口急剧下降，百废待兴，因此在战后实行了限制人口外流的政策。总体上来说，犹太人在苏联受教育程度较高，所以莫斯科方面希望犹太人能留在国内为苏联的建设服务。因此，以色列的移民政策与战后苏联的人口政策是相悖的，这也是后来以色列倒向美国及苏以关系破裂的原因之一。 新生的以色列国在很多问题上需要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对于苏联犹太人移民这个敏感问题，以色列领导人一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只向苏联政府提出，希望苏裔以色列公民的亲属能够移民以色列。[106] 在其他方面的支持 以色列建国后，苏联对以色列的支持还体现在其他诸多方面。例如，第一次中东战争停火期间，联合国调解员瑞典人伯纳多特提出了一个解决停火的新方案，把巴勒斯坦这块委任统治地和外约旦合并为一个经济联盟。在这个联盟里，有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双方可以通过一个中央议会协调它们的共同利益。遇到分歧时（例如在移民问题上）有向联合国申诉的权利；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人有返回家园并收回其财产的权利。此外，伯纳多特还建议对11月的分治计划作某些领土方面的调整，使其符合目前的军事形势。他建议把内盖夫（南巴勒斯坦）的全部或者一部分划入阿拉伯领土之内，作为交换，把加利利西区的全部或一部分划入犹太领土；把耶路撒冷城划入阿拉伯领土之内，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自治地则享有市政自治权；在海法建设一个自由港（包括输油管终点和炼油厂），在卢德设立一个自由航空站等。[107]在苏联的支持下，以色列方面拒绝了这个计划。[108]此外，1948年12月，联合国大会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苏联又一次站在了以色列一边——否决了联合国大会的194号决议。[109] 五 苏联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原因 如前所述，战后苏联给予了犹太复国主义者道义上、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全方位的支持和援助。斯大林的这个决定几乎出乎所有西方观察家的预料。就是在苏联领导层内部，也有很多人不理解。那么，这其中的奥妙究竟何在？ 1947年11月5日，也就是在联合国大会对巴以分治决议进行投票的前几天，苏联驻伊拉克临时代办А.Ф.苏尔塔诺夫给苏联外交部近东司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苏尔塔诺夫分析了苏联支持犹太建国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有利因素是：会使全世界犹太人对苏联抱有好感，这其中也包括美国的犹太人。如果犹太国从英美银行和美元外交中脱离出来，可以成为中东地区的一个革命因素。对于不利因素，他谈了六点：①支持犹太人将会使整个阿拉伯世界疏远我们。②将会使英国人和反动的阿拉伯联盟高层联合起来，这对于阿拉伯国家中的人民民主力量的发展和苏联的外交利益是很不利的。③这将刺激阿拉伯联盟、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组成反苏的穆斯林同盟。④这将会对人民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带来不利影响。⑤犹太国将有可能成为美国人向中东地区扩展的基地。⑥在英国的挑唆之下，阿拉伯国家将不再相信苏联人是支持他们的。[110]总的来说，苏尔塔诺夫认为苏联支持犹太建国是弊大于利的。 然而，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的斯大林，还是采取了支持犹太建国的立场。这里尝试分析一下战后苏联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国的原因。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其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苏联在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经济恢复和发展是苏联所面临的极其严峻的任务。就苏联的实力而言，在当时无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对抗；其次，在斯大林看来，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得战后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障。总的来说，莫斯科对雅尔塔体系基本上是满意的，斯大林原则上是遵守与西方划定的势力范围界限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联对希腊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消极态度。[111] 尽管奉行大国合作政策，但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尚未确定或有待调整的地区，苏联还是不时地表现出一种跃跃欲试的扩张行迹。这突出体现在了伊朗、土耳其和巴勒斯坦问题上。伊朗、土耳其和巴勒斯坦均属于中东地区，历史上，这一地区一直是沙皇俄国与西方列强进行角逐的场所。从19世纪以来，控制土耳其两海峡以及南下波斯湾取得一个重要的不冻港，一直是沙俄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1917年十月革命后，由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重重包围而自顾不暇，无力再争夺这块战略要地，于是苏俄的势力几乎完全退出了中东地区。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之一的苏联重新开始关注中东地区。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目标中，土耳其、伊朗和巴勒斯坦均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这些均是雅尔塔体系尚未确定或有待调整其势力范围的地区。在伊朗问题上，苏联采取的是一种咄咄逼人的与西方对抗的姿态。斯大林拒绝从伊朗撤军，支持伊朗国内反对党，甚至陈兵边界对伊朗政府加以武力威胁。在土耳其问题上，斯大林试图以实力为基础，通过恫吓和讹诈手段，要求对1925年缔结的《苏土友好中立条约》作出重大修改。但是在英美两国的强大压力之下，苏联方面不得不选择退却和妥协。由于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连连受挫，苏联要想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有所作为的话，巴勒斯坦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巴勒斯坦是大英帝国传统的势力范围。二战结束以后，这一地区却成了英国地区性防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之一。当地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相互敌对，而且都希望摆脱英国委任统治的枷锁赢得独立。但是在巴勒斯坦，英国并不能像在其他地区那样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英美特殊关系也并不能给英国带来任何实际好处。尤其在犹太移民问题和巴勒斯坦的未来前途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矛盾。同时，没有美国人的支持，英国也很难在巴勒斯坦立足。 斯大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正是利用了英美之间已经存在的矛盾达到了自己的目的。1946年9月，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在华盛顿给莫洛托夫发了一封长电报。诺维科夫指出：战后，大英帝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其统治基础已经动摇，特别是在印度、埃及和巴勒斯坦这些地区。美国和英国尽管在远东地区的政策保持一致，但是在近东地区，两国存在着很深的矛盾。地中海和近东地区是一个容易受到攻击的地区，这一地区不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极大地吸引了美国人。因此华盛顿对于支持英国在近东地区的统治完全不感兴趣，美国更愿意由自己来直接控制地中海和近东地区这一战略要地。诺维科夫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将会成为英美矛盾在近东地区的焦点。美国要求英国允许10万名欧洲犹太难民移民巴勒斯坦，并非是出于对犹太难民的同情，而是美国垄断资本打算借此机会进入中东，把巴勒斯坦作为其石油管道的一个终端。虽然美国在中东地区势力的加强会直接威胁苏联的南部边界，但是英美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矛盾同时也给了苏联人一个强势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的机会。[112] 尽管目前尚未发现关于斯大林如何看待这份电报的文献，不过，诺维科夫在电报中讲述的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估计和分析，是奉莫洛托夫之命而作，且在莫斯科受到极大重视。[113]由此可以判断，在审视了电报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之后，斯大林完全有理由认为苏联重返中东地区的机会来临了。 莫斯科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策略显然吸取了在处理伊朗和土耳其危机时的教训，而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策略——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来处理。鉴于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地位，只要英国人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莫斯科就有了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的机会。同时，斯大林也就有了介入中东地区其他问题的机会。斯大林当然不希望巴勒斯坦变成第二个约旦[114]，由于他无力直接阻止这类条约的签署，于是希望能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斯大林的策略无疑是高明的，他想使苏联在中东地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又不付出任何代价。 1948年2月18日，当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宣布把巴勒斯坦问题转交给联合国大会之后，苏联就开始正式参与了有关未来巴勒斯坦问题命运的讨论。摆在斯大林面前的有两个选择：或者支持阿拉伯人，或者支持犹太人。 当时苏联在阿拉伯国家中显然没有太多的外交活动空间，因为阿拉伯国家基本上都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如埃及仍处于法鲁克王朝的统治之下，伊拉克和约旦由哈希姆王朝统治，这些政权都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战后，英国为了保持自己在中东的传统地位，对付苏联的扩张和美国的排挤，比战前更需要加强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而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要求建国的热情很高，与英国殖民当局的冲突日趋激化。这在斯大林看来，支持与英国直接对抗的犹太人更有利于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于是，利用英美矛盾，通过支持犹太人建国，苏联人终于重新返回了中东地区。 把英国逐出巴勒斯坦，削弱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势力是斯大林的目的，同时也是美国人的目的，于是苏联和美国都采取了扶植和拉拢犹太人的政策。此后，莫斯科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以色列国能够在巴勒斯坦成立与美苏两个大国的支持密不可分，英国人撤出之后，巴勒斯坦这块战略要地自然成了美苏两国都觊觎的目标。而在这个时候，对于新生的以色列国来说，确定在两极格局之中的外交政策至关重要。在斯大林看来，如果以色列选择倒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那么苏联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就有了立足之地和代言人。如果以色列不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而在美苏之间选择中立，它也会因为苏联对它的支持而采取对苏联亲善的政策，这同样也符合苏联的外交利益。退一步说，如果以色列倒向西方，那么与以色列势不两立的阿拉伯国家就会因此倒向苏联，美国也会因扶植以色列而深陷在中东地区的泥潭里。这样苏联则可以置身事外，在不承担任何义务的前提下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115]尔后发生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切。可以说，在支持犹太建国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实际上做了一笔不输的买卖。 总之，在战后斯大林的外交战略目标中，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在最高地位。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缔造的雅尔塔体系保证了苏联所获得的政治权益，苏联对此是十分满意的。不过，在雅尔塔体系所未明确其势力范围的地区（如伊朗、土耳其和巴勒斯坦），斯大林认为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仍然有机会获得更大利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斯大林支持犹太人建国并非是出于对犹太人的同情，支持犹太建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对于新生的犹太国是否会倒向苏联，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在莫斯科的对外政策目标中并无过多的考虑。由此也不难解释斯大林为什么会在支持犹太建国的同时，又发动了以“犹委会”案件为代表的大规模的国家反犹主义运动。 英美矛盾给了莫斯科进入中东地区的机会，莫斯科抓住这个机会，在将英国人逐出巴勒斯坦的同时，把自己的势力和影响扩展到了中东和地中海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利用苏联的支持实现了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夙愿。
[1] 这里所说的中东，是指亚、非、欧三大洲相连接的地区。这个名称是过去欧洲人的说法，他们按照距离欧洲的远近，把东方各国分别称为“近东”、“中东”和“远东”。中东地区的范围，没有明确的划分，特别是“中东”和“近东”没有严格界线。本文提到这一地区时一般统称为中东地区，但是对所转引档案文献中的称谓，则保留其原有的译法——近东。 [2]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刘竞、张士智、朱莉著《苏联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126页；邵丽英：《俄国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发展趋势》，《西亚非洲》1999年第4期，第36页；赵伟明：《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时事出版社，2006，第25页。 [3] 果尔达·梅厄：《梅厄夫人自传》，章仲远、李佩玉译，新华出版社，1986，第217页。 [4] 参见车效梅《苏联对以色列建国政策透析》，《西亚非洲》2003年第4期，第39页；姜天明：《美英苏在以色列建国问题上的政策及影响》，《西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78页；徐娅囡、吴建章：《苏联支持犹太建国动机分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4期，第70～71页。 [5] Платонов. О.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Х век. Эпоха Сталина，Москва：Московитянин，1996，с.268. [6]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б. док. 1941-1953гг.，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00；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1953（DISR），London：Frank Cass，2000. [7] 在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之前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 [8] Медведев Ж.А. Сталин и“дело врачей”，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3，№1，c.78-103；№2，c.99-119. [9] Исаев Г. Г. 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1948-1951 гг.// Журнал политэкс，2006，№3，http：//www.politex.info/content/view/274/30/，2008年9月8日。 [10] Laurent Rucker，“The unexpected Alliance USSR and Israeli During the 1940’s”，Russia and Jewish world，2004，№2，http：//www.russkiivopros.com/index.php？pag=one&id=77&kat=6&csl=19，2008年9月8日。 [11]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46，2005. [12] Медведев Ж.А.Сталин и“дело врачей”，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3，№1，c.97. [13] 参见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p.39-42。 [14]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64页。 [15]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8、29、30页。 [16] Шварц С.Антисемитизм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Нью-Йорк：Изд-во им. Чехова，1952，с.100. [17] Shimon Redich，Propfganda and Nationalism in Wartime Russian，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1941-1948，Boulder：Colorado，1982，p.13. [18]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2. [19] 30 January 1941，DISR，Part I，p.12. [20] Nora Levin，The Jews in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17，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p.401. [21] 第一次世界犹太人大会是在犹委会成立之前（1941年8月）召开的。 [22] 9 October 1941，DISR，Part I，p.12. [23] 9 October 1941，DISR，Part I，p.11. [24] 9 October 1941，DISR，Part I，p.13. [25] 9 Match 1941，DISR，Part I，p.28. [26] 9 Match 1941，DISR，Part I，p.28. [27] АВП РФ，ф.0118，оп.4，п.13，д.1，л.2-3，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26. [28] 25 January 1942，DISR，Part I，p.21. [29] 25 January 1942，DISR，Part I，p.21. [30] 31 August 1942，DISR，Part I，pp.41-42. [31] 27 May 1943，DISR，Part I，pp.61-62. [32] 14 September 1943，DISR，Part I，p.41. [33] 基布兹是犹太人建立的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集体农庄。 [34] 4 October 1943，DISR，Part I，p.71. [35] АВП РФ，ф.07，оп.4，п.29，д.30，л.3-5，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75. [36] АВП РФ，ф.0118，оп.7，п.4，д.5，л.26-28，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109. [37] АВП РФ，ф.07，оп.12а，п.42，л.1，30-38，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121-122. [38] 1 January 1946. DISR，Part I，p.118. [39]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12. [40] Yaacov Ro’i，Soviet Decision-Making in Practice. The USSR and Israel，1947-1954，New Brunswick，London：Transaction Books，1980，p.28. [41] Yosef Litvak，“Polish-Jewish Refugees Repatried from the Soviet Union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Norman Davies and Antony Polonsky（eds.），Jews in Eastern Poland and in the USSR，1939-1946，London：Macmillan，pp.232、235、230. [42] 参见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第24页。 [43] 参见《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26～33页；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4，第118页。 [44] АВП РФ，ф.018，оп. 8，п. 7，д. 92，л.7-10，转引自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14。 [45] АВП РФ，ф.0118，оп.2，п.2，д.6，л.167-172，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157-160. [46] АВП РФ，ф.0118，оп.2，п.2，д.7，л.9-11，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164. [47] 参见《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47～49页。 [48] 参见《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50～52页。 [49] АВП РФ，ф.018，оп.9，п.17，д.77，л.1，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188-189. [50] АВП РФ，ф.07，оп.12а，п.42，д.6，л.134-141，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190-191. [51] АВП РФ，ф.0118，оп.2，п.2，д.8，л.107-109，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193-195. [52] АВП РФ，ф.018，оп.9，п.17，д.77，л.6-11，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199-200. [53] 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Официалиные отчёт Первой специальной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Том I.Пленарные заседания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й.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28 апреля-15 мая 1947 года.-Нью-Йорк，1947，с.83-87，转引自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215、216、217-218。 [54] 29 May 1947，DISR，Part I，pp.198-199. [55] 29 May 1947，DISR，Part I，p.199. [56] Yaacov Ro’i，Soviet Decision-Making in Practice，p.83. [57] 参见《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71页注1。 [58] 19 September 1947，DISR，Part I，p.222. [59] АВП РФ，ф.059，оп.18，п.17，д.116，л.101，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251、252. [60] АВП РФ，ф.059，оп.18，п.41，д.301，л.351-352，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252. [61] 乌拉圭代表团在联大提出立刻允许3万名犹太儿童移民巴勒斯坦；哥伦比亚代表团提出立即允许15万名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 [62] АВП РФ，ф.059，оп.18，п.17，д.117，л.60，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253. [63] АВП РФ，ф.06，оп.9，п.22，д.267，л.72-73，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260-261. [64] 参见《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71～92页；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第126页。 [65] Michael Cohen，Truman and Israe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170. [66] 参见《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93～94页。 [67] FRUS，1948，Vol. 5，Washington，D.C.：GPO，1975，pp.637-640. [68] FRUS，1948，Vol. 5，pp.546-554. [69] FRUS，1948，Vol. 5，p.743. [70] 参见《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98页。 [71] АВП РФ，ф.06，оп.10，п.15，д.160，л.4-7，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290-291. [72] 果尔达·梅尔松就是后来的首任以色列驻苏联公使梅厄夫人。 [73] АВП РФ，ф.0118，оп.2，п.3，д.11，л.123-130，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293-294. [74] 参见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卷），李石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204页。 [75] 15 May 1948，DISR，Part I，p.281. [76] АВП РФ，ф.89，оп.1，п.1，д.4，л.5，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305. [77] 22 May 1948，DISR，Part I，p.285. [78] АВП РФ，ф.89，оп.10，п.46，д.622，л.17，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308. [79] АВП РФ，ф.089，оп.1，п.1，д.3，л.14-15，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348-349. [80] 26 August 1948，DISR，Part I，p.327. [81] АВП РФ，ф.0118，оп.2，п.3，д.11，л.60-61，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280-281. [82] 13 February 1948，DISR，Part I，p.264. [83] АВП РФ，ф.098，оп.1，п.1，д.6，л.3，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314. [84] Mezhdunarodnaya Zhizn’，No.10，1998，p.87，转引自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32。 [85]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32. [86] 哈加纳，以色列建国前犹太军事组织的简称。 [87] 果尔达·梅厄：《梅厄夫人自传》，第217页。 [88] 6 October 1948，DISR，Part I，p.376. [89] 7 November 1948. DISR，Part I，p.400. [90] Yaacov Ro’i，Soviet Decision-Making in Practice. The USSR and Israel，1947-1954，p.155. [91] АВП РФ，ф.089，оп.1，п.1，д.5，л.17，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433-434. [92] 1939年5月17日，英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其主要内容是：1.英国政府明确宣布把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国家并不是它政策的一部分，它认为这种政策是违反《委任统治书》所规定的对阿拉伯人的义务的，是违反它从前对阿拉伯人的保证的；2.英国的目的是在十年内建立一个独立的、与英国有条约关系的巴勒斯坦国，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将按人口比例参加政府，以保护双方的利益；3.五年内允许犹太人移民75000人入境，五年后如果没有阿拉伯人同意，不再允许犹太人入境；4.过渡时期内，给予英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一切权力来限制和禁止土地的转让。参见《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14～22页；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第102页。 [93] 30 May 1945，DISR，Part I，p.98. [94] Uri Bialer，Between East and West：Israel’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1948-195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80. [95] Idith Zertal，From Catastrophe to Power：Holocaust Survivors and the Emergence of Israe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chapter III，p.238. [96]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35. [97] Yaacov Ro’i，Soviet Decision-Making in Practice. The USSR and Israel，1947-1954，p.238. [98] 12 December 1948，DISR，Part I，p.414. [99] 12 December 1948，DISR，Part I，p.419. [100] Marie-Pierre Rey，Juifs et émigration juive dans la politique extérieure soviétique：handicap ou atout？，1917-1991，Historiens et Géographes，No.322，1991，p.254，转引自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35。 [101] 15 сентября 1948，АВП РФ，ф. 089，оп. 1，п. 1，д. 2，л. 8，转引自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38。 [102] 15 сентября 1948，АВП РФ，ф. 089，оп. 1，п. 1，д. 2，л. 8，转引自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38。 [103] Источник，№1，1996，с.154-155. [104] Uri Bialer，Between East and West：Israel’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1948-1956，p.146. [105] АВП РФ，ф.022，оп.5а，п.66，д.9，л.131-133，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I，с.342-343. [106] АВП РФ，ф.089，оп.1，п.1，д.2，л.17-19，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I，с.411-412. [107] 参见乔治·柯克《1945～1950年的中东》，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第456～457页。 [108] 16 октября 1948，АВП РФ，ф. 07，оп. 21б，п. 49，д. 39，л. 86，转引自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38。 [109] 该决议允许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返回家园，同时阿拉伯难民有权对自己的财产损失进行索赔。参见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34。 [110] АВП РФ，ф.0118，оп.2，п.3，д.11，л.62-64，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265. [111] 1944年10月斯大林与丘吉尔达成划分两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时，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把希腊让给了英国。有关“百分比协定”的俄国档案包括1944年10月9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和1953年6月3日马立克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Источник，2003，№2，с.45-56），1944年10月10日莫洛托夫与艾登的会谈记录和10月17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Ржешевский О.А.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Встречи，Беседы，Дискуссии，Дакументы，комментарии（1941-1945），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4，с.429-438、476-480］。以上档案的中译文参见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261～278页；《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十六卷，第721～726页。对于斯大林与战后中国革命的关系的最新研究，见沈志华《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 [112] 诺维科夫关于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给莫斯科的电报，1946年9月27日，АВПРФ，ф.06，оп.8，п.45，д.759，л.21-39。这份解密文件最早发表在俄文杂志《国际生活》（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1990，No.11，c.148-154），不久后，美国杂志《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Vol.15，No.4，1991，pp.527-537）翻译刊出了英文本。 [113] 详见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Москва：ИВИ РАН，1998，с.6-7。 [114] 1946年 3月22日，约旦同英国签订伦敦条约，废除了英国的委任统治，英国承认约旦的独立，但保留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特权。 [115] 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斯大林曾经说过：“以色列将会长久地成为美国身上的‘一根刺’。”参见Медведев Ж.А. Сталин и“дело врачей”，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2003，№1，c.99。 悲剧的产生：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命运 陕西师范大学 宋永成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简称犹委会）[1]是苏联犹太人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1941～1953年）唯一重要的犹太人组织。二战期间，它为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却沦为美苏冷战的牺牲品，遭到苏联当局的残酷镇压。因此，犹委会的悲剧命运就成为冷战时期苏联犹太人悲剧命运的一个缩影，成为斯大林冷战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探索苏联政府冷战战略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勾画斯大林在冷战时期的心路历程，都是不可或缺的。在西方，一些学者从1960年代就开始了对犹委会历史的研究。[2]苏联解体后，随着涉及犹委会的档案文献不断解密、公布，有关犹委会问题的研究渐臻高潮，无论是俄国史学界还是西方史学界，都相继出版了大量有关犹委会的档案资料汇编，以及建立在对这些档案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基础上的高层次学术论著。[3]不过，中国学者对于犹委会历史的研究总的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待深入。[4]本文拟利用最新公布的档案材料，对冷战时期犹委会的悲剧命运及其内在根源予以探讨。[5] 一 战争洗礼：犹委会在卫国战争中的诞生及其作用 犹委会是苏德战争期间建立的一个半官方的苏联犹太人反战组织。1941年6月22日纳粹入侵后，苏联丧师失地，损失惨重。为了调动各族人民的反法西斯热情，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苏联情报局[6]先后发动不同民族、不同团体的文化代表人物成立了犹委会、全斯拉夫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和苏联科学家反法西斯委员会。1942年4月23日，在苏联战时首都古比雪夫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苏联情报局副局长所罗门·洛佐夫斯基正式对外宣布了这5个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指出：“犹委会的主要目的是动员所有国家的犹太人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战斗，发起一个全力以赴援助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肩负重任的苏联及红军的运动。”[7]苏联著名犹太人演员所罗门·米霍埃尔斯受命出任犹委会主席，布尔什维克党的资深新闻人士沙赫诺·爱泼斯坦出任责任书记。其成员包括著名作家伊利亚·爱伦堡、达维德·贝格尔森，著名诗人佩列茨·马尔基什、伊·费费尔，著名生物学家、苏联科学院唯一的女院士莉娜·什泰恩，电影界公认的大师阿·卡普列尔，莫斯科包特金临床医院主任医师鲍·希梅利奥维奇等七八十位苏联社会的犹太名流。犹委会还同时创办了自己的意第绪语机关报——《埃尼凯特报》（《团结报》）。犹委会的办公地址起初设在古比雪夫，1943年8月底，迁回莫斯科市中心克鲁泡特金大街的一座二层大楼里。1944年4月，根据苏联情报局的要求，犹委会内部成立了主席团，主席团成员起初有15人，后来扩大到19人。 犹委会成立后，立即在国内外积极展开了广泛的宣传工作。它充分利用犹太人问题的特殊性，通过向国外犹太新闻机构大量寄发有关纳粹军队残酷屠杀犹太人和苏联犹太人积极参加卫国战争及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资料，成功地打破了世界犹太新闻界此前对苏联实行的新闻“封锁”，在西方为苏联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8]从1942年5月到1944年4月，犹委会先后在莫斯科召开了两次犹太人反法西斯群众大会、三次犹委会全体会议，并且向全世界的犹太人提出了“募集钱财购置1000辆坦克和500架飞机并把它们赠送给红军”的倡议，在国内外犹太人当中引起强烈反响。[9]1943年6～12月，由犹委会主席米霍埃尔斯和主席团成员费费尔组成的苏联犹委会代表团应邀对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进行了友好访问，不仅与这些国家的主要犹太人组织进行了广泛交流，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且大大地推动了西方犹太人的援苏活动。这是犹委会对外宣传的高潮，也是其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苏联情报局领导的5个反法西斯委员会中，犹委会的活动最活跃，所取得的成就也最大。根据美国历史学家亚诺·拉斯廷格的统计，犹委会新闻通讯社在战争期间总共给国外通讯社提供了2.3万篇（册）文章和书籍、3000多张照片，这些材料“由8家通讯社发表在12个国家的264种期刊上。”[10]在犹委会的努力宣传下，国外犹太人组织和个人对苏联红军和民众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包括现金、食品、衣物、药品、机器设备、救护车等，不一而足。按照洛佐夫斯基的说法，仅美国的俄国战争救济犹太委员会[11]就为苏联募集了9300万美元。[12]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战后的许多文件中也不止一次地表示，卫国战争期间，犹委会“在抵制反苏宣传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3]，“在促进动员国外犹太人居民参加同德国法西斯斗争的工作中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14]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指出，苏联情报局“及其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认为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策、我们共产党的利益是必不可少的。”[15] 作为苏联国内唯一具有代表性的合法的中央犹太人组织，犹委会在履行对外宣传使命的同时，也对苏联犹太人的生存和犹太文化的发展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为此，犹委会与国家领导人和地方政权机构反复进行交涉，通过各种途径为生计困难的苏联犹太人作家、犹太难民争取和提供救助；它还以保存和复兴犹太文化为己任，不仅把一大批意第绪语诗人、小说家、批评家和记者以及残存下来的犹太文化机构如意第绪语《真理报》出版社、国家犹太剧院等团结在自己周围，而且还通过组织“文学之夜”沙龙、出版意第绪语书籍等方式，为复兴犹太文化竭尽所能。为了解决疏散到苏联内地的犹太难民的安置问题，1944年2月15日，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和费费尔联名向苏联政府提出了在俄国犹太人的传统聚居地克里木建立犹太族自治共和国的建议（简称“克里木方案”）。[16]战争期间，反犹主义在苏联普通民众当中和一些苏联党政部门内部再次死灰复燃，不少犹太人被解除公职，犹太人被指逃避战争，甚至在许多公开场合遭到殴打和侮辱。为此，犹委会把与反犹太主义进行斗争列为自己的第二项重大任务，竭力维护犹太同胞的权益。 二战刚刚结束之际，苏联政府仍旧希望调动西方的亲苏力量特别是亲苏犹太人组织来为苏联的对外宣传政策服务，因此不断鼓励亲苏的美国犹太组织与苏联及犹委会保持关系。而犹委会也非常渴望能够维持与世界犹太人组织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来之不易的联系，以便让苏联犹太人重新回到世界犹太人大家庭中去。经过苏联政府精心安排，一批重要的西方犹太人组织及其领导人、著名记者先后来苏访问，其中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1946年1月11日到6月3日美国犹太人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委员会主席B.Z.戈尔德贝格对苏联的访问和1946年9月底到1947年1月初美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自由晨报》的主编保罗·诺维克的苏联之行。他们都是苏联的忠实朋友，受到苏联政府和犹委会的热情款待，不仅参观了苏联国内的许多地方，而且与各地政府官员和犹太人进行了座谈，收集了许多关于苏联犹太人的宣传资料。在这些接待活动中，犹委会均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是，随着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的结束，特别是随着冷战的爆发，犹委会在国内的处境日趋严酷，其命运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 时乖命蹇：苏联国际战略的转变与犹委会的命运 二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出现的最大变化就是苏联与西方从合作逐渐走向冷战。1946～1947年，是美苏关系开始变冷及冷战缘起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由于斯大林在战略思想方面的变化而对犹委会造成的第一个重大打击，就是国内外犹太人寄予厚望的“克里木方案”被抛弃。 1944年2月15日，犹委会把“克里木方案”提交给苏联政府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此事“不仅在莫斯科的犹太居民中公开谈论，在政权上层中也广为谈论”，并且受到苏联广大犹太民众以及各兄弟民族的优秀代表人物的普遍欢迎。[17]1944年3月，整个莫斯科都知道了即将在克里木建立犹太族苏维埃共和国的事情。1944年5月12日，克里木半岛全部解放。不久，22.5万名土著人（其中主要是克里木鞑靼人）因被指控与德国人合作而在几天之内就被全部放逐到中亚、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这无疑为犹太共和国的建立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当时在莫斯科，犹委会、犹太文学界和文化界对“克里木方案”充满了希望和期待。与此同时，美国犹太人对此也极为关心。1944年6月，美国商会主席埃里克·约翰斯通知美国驻苏大使埃·哈里曼在拜会斯大林时，专门讨论了在白俄罗斯的主要犹太居民点恢复州的建制以及向克里木进行犹太移民的问题。“约翰斯通向斯大林描绘了一幅令人高兴的蓝图，如果达成这件事，苏联在战后可获得美国的长期贷款。”[18]在筹备雅尔塔会议时，哈里曼还向苏方询问过关于建立犹太共和国以争取美国贷款的计划进展情况。犹委会领导人非常乐观。费费尔曾向米霍埃尔斯保证，“克里木方案”会得到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支持。[19]贝利亚曾在秘宅接见费费尔，与他研究有关成立克里木犹太共和国的问题。[20]洛佐夫斯基则明确通知犹委会领导人，苏联领导人有可能同意在克里木建立犹太人共和国。1944年年中或1945年，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鲍里索夫的办公室曾收到指示，“审查用于筹建未来克里木犹太共和国的财政需求”。[21]以至于当时传言米霍埃尔斯有可能担任犹太共和国苏维埃主席，爱泼斯坦将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犹委会领导人已经开始“分配部长职位”。[22]了解内情的苏多普拉托夫指出，1945年，苏联官方散布传言说，“在克里木将建立一个犹太自治共和国，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可到那里去，尤其是深受法西斯主义迫害的欧洲犹太人。”其目的是“想弄清是否可以借此从西方获取资本，以重建遭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23]二战胜利后，斯大林还与美国参议员代表团就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和在白俄罗斯犹太人曾聚居的地区恢复戈麦尔州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并请求他们不要将贷款和技术仅限于这两个地方，不要受具体计划的束缚。“斯大林想通过这种方式从西方筹集100亿美元的资金以重建被战争破坏的经济。”[24]一直到1946年年中，“克里木方案”都左右着犹太文学界和文化界，“犹委会的领导人天天都在等待正面回应”。[25]但是，他们不知道，不幸正在悄悄降临。1946年6月25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正式通过了“将克里木自治共和国转为克里木州”的相关法律。在两年多时间里悬而未决的“克里木方案”就此终结。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放弃了“克里木方案”呢？ 首先，二战结束后不久，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和英美由合作开始走向对峙。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斯大林这时不得不谨慎对待在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的问题。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的讲话中就已经暴露了对美苏未来冲突的隐忧。1946年5月1日，他在《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命令》中更是明确宣布，“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国际反动派的阴谋诡计。他们在策划新战争”。[26]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克里木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那么，在美国闹得很凶的犹太复国运动就会在苏联取得立足点，万一战争爆发，克里木就将会成为美国在苏联“南方的基地”。1956年8月29日，赫鲁晓夫在接见来访的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代表团时明确表示：“我当时就反对这个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斯大林的意见。”[27]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之一。 其次，由于冷战的来临，苏联吸引犹太人资本的愿望落空。美国犹太人，甚至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敢贸然向苏联提供援助了。就连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等积极从事有利于苏联活动的美国进步人士也遭到美国侦察机关的调查。[28]“国家领导人开始明白，指望犹太商界提供援助和投资是不可能了”。苏多普拉托夫认为，“关于在苏联框架内建立犹太共和国的问题，像是一种对西方的试探，以便借此弄清西方在战后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计划到底能实施到什么程度。”[29]现在，既然与西方合作的希望已经破灭，斯大林怎么可能继续支持“克里木方案”呢？ 不仅如此，几年后，斯大林还利用这个早就放弃的“克里木方案”作为主要“罪证”之一，策划了震惊世界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 斯大林战略思想变化对犹委会造成的第二个重大打击，就是犹委会呕心沥血编撰的《黑皮书》被查封。《黑皮书》是关于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欧洲、特别是在暂时沦陷的苏联各地区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罪行资料的汇编。编写和出版《黑皮书》是由爱因斯坦首倡的。它既是犹委会与西方犹太人组织合作的主要项目之一，也是犹委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这一计划从1942年底开始酝酿，1943年夏，经苏联情报局批准，在犹委会内部正式成立了由米霍埃尔斯、贝格尔森、费费尔等人组成的《黑皮书》编纂委员会。紧接着，这一计划就紧锣密鼓地实施起来。1944年春，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爱伦堡、格罗斯曼、谢芙琳、克维特科等24人加入进来，其中还包括3名俄罗斯作家。经过犹委会和数十位作家的辛勤努力，俄文版《黑皮书》的编辑工作在历经坎坷之后终于于1945年秋完成。1946年年初，经苏联文学和出版事务管理总局（Главлит）审查批准，《黑皮书》被列入该年度的出版计划，并且在同年3月交由承担该项出版任务的意第绪语《真理报》出版社出版。[30] 但是，就在犹委会等待《黑皮书》印刷之际，国际和国内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形势越来越不利于《黑皮书》的出版发行。从苏联方面来看，《黑皮书》计划一开始就是为苏联的战时对外宣传政策服务的，其目的就是通过揭露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唤起海外犹太人支持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而并非出于对犹太人悲惨命运的同情。从这一点来说，苏联当局本身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战争结束后的一年半时间里，美苏之间的冲突还没有公开，所以，《黑皮书》计划得以继续运行。然而，当冷战爆发，特别是反犹主义已经成为苏联的官方政策之时，《黑皮书》的内容已经不合苏联当局的胃口，并且变成苏联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障碍。根据苏联官方的旨意，大量有关巴比亚沟大屠杀、对死亡集中营境况的描写、遍及苏联各地的当地人（特别是波罗的海共和国和西乌克兰的居民）与德国人合作残害犹太人、趁机掠夺犹太人的住宅和财物以及叙述苏联政权对已解放地区的犹太人幸存者漠不关心的内容都被删掉。与此同时，增加了大量讲述苏联公民是如何拯救犹太人的内容，但是到头来它还是不能合乎苏联领导人的要求。1947年2月3日，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在对《黑皮书》的内容重新进行了两个月的审查后做出结论：此书不宜在苏联出版。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在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该书在指导思想和内容方面存在两大严重问题：一是全书给人留下了德国人在对苏战争中劫掠和消灭的仅仅是犹太人的错误概念；二是格罗斯曼臆造了一个德国人屠杀苏联各个民族的某种次序。[31]所以，无论犹委会领导人和《黑皮书》的编辑如何强调该书对于苏联读者的重要性，在苏联当局的眼里，它已经变成了不合时宜的出版物。特别是当斯大林和苏联当局决定在国内开始掀起新的反犹浪潮并决定拿犹委会开刀时，出版《黑皮书》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它的出版“毫无疑问是与苏联的整个政策相冲突的”。[32]1947年8月20日，文学和出版事务管理总局发布命令，勒令意第绪语《真理报》出版社停止印刷《黑皮书》。尽管米霍埃尔斯在1947年9月18日致函苏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请求他“指示完成这个及时的、重要的出版物”，但当日丹诺夫就此征求中央宣传鼓动部的意见时，后者依然固执己见，认为《黑皮书》含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不能出版”。[33]日丹诺夫有点犹豫不决，遂交由斯大林最后定夺。斯大林明确表示：“当我们所有的民族都在受难的时候，为什么要突出这些（犹太人）的苦难？”[34]这就等于给《黑皮书》正式宣判了死刑。随后，尚未印完的《黑皮书》被遗弃在印刷厂潮湿的仓库里，无人问津。[35]1948年底，随着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查封，此书也被销毁了。[36]俄文版《黑皮书》虽然没有面世，但是，当斯大林开始策划“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之时，它同样成为苏联当局指控犹委会的主要罪证。 斯大林战略思想变化对犹委会造成的第三个重大打击是犹委会主席米霍埃尔斯被谋杀。1947～1948年，出于对外冷战和对内加强统治的需要，苏联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反对“世界主义”的运动，其“目的是加强与外界的隔绝并在知识分子中清除任何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37]，在苏联民众当中“灌输对西方的反感和敌意”，以便当预期的冲突发生时培养起一种好战的精神。[38]苏联犹太人因为和西方联系最广、受西方影响最大，因而沦为打击的重点对象。著名学者罗伊·梅德韦杰夫指出，“反对‘世界主义’的斗争具有明显的反犹性质。在当时的日常政治用语中，‘世界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人’几乎就是同义词。”[39]有研究者指出，“所谓反世界主义者运动，几乎就是反犹太人运动。”[40]在官方的支持下，不论是政界，还是科技文化界，大批犹太人遭到开除或者免职。而作为犹太文化的领军人物、享有“苏联第一犹太人”[41]美誉的米霍埃尔斯自然就成为苏联当局打击的首要目标。特别是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的决议通过后，斯大林的战略是“决不允许在苏联境内出现一个公认的、享有世界声望和尊敬的犹太民族运动领导人。”[42]而担任犹委会主席的米霍埃尔斯恰恰就是斯大林最为担心的那种苏联犹太人的精神领袖。苏联当局明白，“应该首先除掉米霍埃尔斯，因为不除掉他，就不可能清除犹太民族文化的残余，就不能有计划地从肉体上消灭受他支配的苏联的犹太人。”[43]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1947年12月上旬，美国报刊上出现了受到严格保密的有关斯大林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细节报道。这件事在苏联被看作是泄露国家机密。[44]斯大林闻讯大怒，立即下令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追查泄密者。国家安全部一时找不到真正的消息来源，于是便嫁祸于米霍埃尔斯，诬称米霍埃尔斯委派苏联科学院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家伊萨克·戈尔德施泰因从斯大林的妻嫂叶夫根尼娅·阿利卢耶娃及斯大林的犹太女婿莫罗佐夫处收集有关斯大林私生活的情报。[45]因为米霍埃尔斯在战争期间访问过美国，与美国犹太人联系甚广，所以，国家安全部便向斯大林报告说，“全世界是通过米霍埃尔斯了解到他的私生活的。”[46]斯大林随即命令阿巴库莫夫迅速干掉米霍埃尔斯。[47]苏联国家安全部第一副部长谢·伊·奥戈利佐夫、白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长拉·察纳瓦中将和费·格·舒布尼亚科夫上校受命负责此次行动。1948年1月12日晚饭后，在国家安全部的精心策划下，正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参加对获得本年度斯大林奖金提名的戏剧进行评审的米霍埃尔斯和陪同他出行的国家安全部密探、戏剧评论家弗拉基米尔·戈卢博夫一起被诱骗到察纳瓦的城郊别墅，然后被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用货运汽车轧死。夜深人静时，两人的尸体被装上卡车抛到明斯克市内离他们所住宾馆不远的一条偏僻的大街上。[48]这样就给外界造成了一副米霍埃尔斯和戈卢博夫散步回来死于车祸的假象。随后，斯大林高度评价了这一行动，并下令授予这一行动的参加者勋章和奖章。为了掩盖这一谋杀阴谋，苏联官方在1月16日为米霍埃尔斯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盛大的葬礼。《真理报》报道说，有数万人参加了追悼会。[49] 暗杀米霍埃尔斯是斯大林“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清算以及后来对其领导人和苏联-犹太文化精英清洗的序幕”。[50]它是反对意第绪语文化和犹太人阴谋的一部分，“是斯大林分子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预兆：先是对苏联的犹太文学和文化下手，然后是对有犹太血统的被同化的知识分子（取绰号‘世界主义者’和‘没有护照的流浪者’）下手。”[51]这一事件标志着苏联犹太人历史上“黑暗年代的开始”。[52] 斯大林战略思想变化对犹委会造成的第四个重大打击是犹委会的活动陷于瘫痪。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斯大林的战略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主义出炉；6月5日，马歇尔计划发表。随后，斯大林彻底放弃了大国合作政策，转向集团对抗政策，美苏冷战正式爆发。9月25日，日丹诺夫在华沙召开的九国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正式宣布，“世界舞台上现有的政治力量分成了两个基本的阵营：一方是帝国主义的和反民主的阵营，一方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和民主的阵营。”[53]苏联的内外政策日趋严酷，犹委会的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打压。 冷战开始后，美英及其他国家形形色色的犹太社会政治集团都开始加入了反苏大合唱。与此同时，世界上许多进步的犹太组织又都在争取与犹委会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以便配合犹委会的活动。所以，犹委会认为，“在现阶段党和政府发动所有国家的犹太人进步民主力量对反动势力进行进攻的斗争中，犹委会可以发挥更广泛更积极的作用。”[54]为此，米霍埃尔斯专门拜会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副部长巴拉诺夫，并向他提交了关于扩大犹委会活动的建议。[55]不久，根据犹委会主席团的指示，米霍埃尔斯又向中央委员会书记日丹诺夫提出了在向国外新闻界发送犹委会材料之外的六点工作计划，其中包括：帮助创建一个由犹太人反法西斯组织、苏联的友好联盟及其他进步民主组织组成的国际协会；不断地给国外进步民主组织派遣苏联犹太文学和艺术代表并把这些代表组成代表团派往海外；组织第四次莫斯科犹太人代表集会；用意第绪语出版反宣传的月刊杂志；派苏联犹太社团代表到国外向全世界宣传有关犹太难民们的悲惨状况；邀请美、法、波兰、保加利亚、巴勒斯坦和罗马尼亚等国家犹太进步民主运动的著名人物参加十月革命30周年纪念活动等。[56]但是，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并未得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认可。[57] 与此同时，犹委会的出访计划也屡屡碰壁。与战争期间犹委会代表团盛极一时、长达7个月的海外访问相比，战后犹委会的出访活动黯然失色。据笔者统计，战后犹委会的出访活动仅有一次，即1946年1月31日，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斯大林同意犹委会接受罗马尼亚犹太组织的提议，批准米霍埃尔斯出访罗马尼亚一个月。[58]此后，从1946年5月到1948年4月，犹委会先后总共提出了12次出访或者对外交流申请，不论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犹太人组织（包括亲苏的犹太人组织）的访问，还是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犹太人组织的交流，都被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以各种理由或者借口驳回。经过一连串的挫折之后，犹委会领导人终于明白：苏联当局根本无意让苏联犹太人与西方犹太人建立密切的关系。所以，当犹委会在1948年4月再次收到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邀请其参加有关会议的通知时候，自己已经主动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领导人提出谢绝与会的理由了。不过，它还是恳请能够派一位《团结报》的记者前去了解情况，但是也没有得到苏斯洛夫的恩准。[59]犹委会处境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到1947年年底，苏联当局已经终止了利用犹委会加强与世界犹太界合作的计划。不仅如此，根据当时担任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调查处侦查员的留明后来的说法，在戈尔德施泰因被捕后（即1947年底），国家安全部在调查特别重要的案件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把犹太人看作苏联政府潜在的敌人。于是，犹太人逐渐成为苏联当局怀疑和打击的对象，许多被指控有反苏联行为和替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犹太人被捕。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虽然没有立即下令解散犹委会，但是，也根本无意让它东山再起。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和宣传鼓动部显然没有洞悉斯大林的真实意图，所以在1947年7月和1948年3月先后两次提出对犹委会进行彻底改组的方案[60]，以便把它改造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让其在对外宣传中重新焕发出活力。由于这一设想完全悖逆了斯大林的战略意图，结果自然就胎死腹中。斯大林之所以让犹委会继续保留下来，仅仅是出于中东政策的需要，因为这时他正在考虑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以便把苏联的势利扩展到中东。 三 两难抉择：以色列建国及其对犹委会的致命影响 在犹委会的历史上，以色列建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在苏联国内所引起的强烈反应不仅加速了犹委会的灭亡，而且对整个苏联犹太人的命运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战后斯大林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从1947年5月14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第一次演讲以来，苏联就坚定不移地为犹太人建国摇旗呐喊。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家成立后，苏联政府在5月18日就宣布“正式承认以色列及其临时政府”，成为第一个从法律上承认以色列并同它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61]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苏联的鼎力支持，以色列国家就不会建立，起码不会在1948年建立。俄国学者列昂尼德·姆列钦甚至把斯大林称为“以色列的缔造者”，并指出，“如果没有斯大林，犹太国家未必能在巴勒斯坦地区出现。”[62]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动机比较复杂[63]，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绝非“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或者转变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看法。”[64]然而，葛罗米柯在联合国的多次演讲给世人特别是犹太人留下的却完全是另一种印象：苏联在巴勒斯坦“没有直接的物质或者其他利益”，它对以色列的支持似乎完全是出于对犹太人在战时和战后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及痛苦的深切同情。[65]苏联政府的这一“公正之举”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苏联犹太人误以为政府已经改变了多年来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打压政策，于是，他们和全世界的犹太人一样欣喜若狂，在心中压抑多年的民族主义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 作为苏联国内唯一的官方犹太人组织，犹委会自然就成了国内同胞倾诉心声的主要对象。苏联犹太人纷纷致函犹委会和《团结报》编辑部，抒发自己的喜悦之情，并对政府的立场表示支持和感谢。М.Л.车尔尼雅夫斯基将军听到莫洛托夫承认以色列的广播演说后非常激动，他在一封信中表示，“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的坚定立场促进了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的诞生。犹太民族永远都不会忘记苏联政府对他们的深切关怀。全世界的犹太工人都把苏联视为他们从法西斯主义压迫下获得解放的救世主，并且对苏联政府给巴勒斯坦犹太人民的支持深表感谢。”[66]爱伦堡、扎斯拉夫斯基、贝格尔森、阿杰米扬、祖斯金等许多苏联犹太名流也为此向《团结报》编辑部发出了致敬电函。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进攻也在苏联犹太人当中掀起了愤怒的浪潮。苏联犹太人群情激愤，或者亲自到犹委会办公室登门拜访，或者打电话、致函犹委会和《团结报》编辑部，纷纷敦促犹委会立即采取措施，代表苏联犹太人向以色列提供紧急援助。他们既有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各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也有来自一些企业、科研单位的职工、工程师和苏联军队的军官。其共同特点是都把犹委会和《团结报》的全体编辑视为“苏联犹太人的唯一代表”，要求犹委会率先垂范，立即开始动员所需资源去购买武器并运往巴勒斯坦，并向政府提出允许犹太志愿者前往巴勒斯坦和加入犹太军队的问题。列宁格勒高等院校的36名大学生在给犹委会主席团的信中说，“苏联犹太人正以极大的兴趣密切注视着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事件。……我们想知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将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帮助以色列与盎格鲁美帝国主义走狗进行斗争。我们请求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主要报刊上明确声明反对阿拉伯军队对以色列国家的侵略。”[67]工程师罗加切夫斯基、达维德·德拉贡斯基上校等人向犹委会建议组编一个犹太师，派赴巴勒斯坦去反抗阿拉伯人的强霸势力。[68] 苏联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时也不加掩饰地表露出来。从列宁格勒到敖德萨，从利沃夫到西伯利亚，从繁华的大都市到偏僻的乡村，从身居高位的官员到普通百姓，从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到普通群众，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到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几乎所有的苏联犹太人都表现出对以色列的强烈认同感。许多人不仅把以色列视为自己的祖国，对苏联的民族政策表示不满，甚至直接要求移民以色列。乌克兰文尼察州日梅林卡市的500多位犹太人联名致函《真理报》编辑部说，“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个盼望已久的激动人心的消息——新的以色列犹太国家建立了。我们现在将接受我们自己国家的权利，因为我们流落在世界各地受难的兄弟们仅仅因为是犹太人而遭驱散、压迫、蔑视。”他们郑重请求苏联政府能够批准该镇所有的犹太居民移民以色列，以便“回到我们在以色列的祖国”。[69]不仅如此，犹太复国主义者还在一些城市举行了群众性的游行示威。1948年6月，莫斯科犹太圣咏会堂组织了有上万人参加的隆重的礼拜仪式，会堂内外挤满了祈祷者，悬挂的标语上写着：“犹太人民还活着”，“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布成立”。塔什干、切尔诺维茨和其他城市也举行了类似的礼拜活动。[70] 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狂热态度一下子把犹委会推向了潮头浪尖，并且迫使犹委会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峻选择：到底是代表犹太同胞与政府进行交涉？还是屈从于政府的旨意明哲保身？犹委会领导人虽然在私下里和苏联犹太人一样感到兴奋，他们“对以色列的正面肯定态度是毋庸置疑的。”[71]但是，由于没有收到苏联政府的明确指示，所以他们一时无所适从。事实上，自从1948年1月米霍埃尔斯被暗杀后，犹委会就一直处于阴影笼罩之下，噤若寒蝉。费费尔、犹委会代理责任书记海菲茨等领导人除了把苏联犹太人的反应和要求呈报给上级部门，等待上级的指示之外，不敢自作主张采取任何行动。1948年5月18日，中央对外政策部接到海菲茨有关苏联犹太人要求支援以色列的报告后，在当天就做出批复，“苏联公民应当向苏维埃各级机关提出此类申请。”[72]换而言之，这就等于剥夺了犹委会受理此类申请的权力。犹委会从此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 苏联政府支持以色列建国本来就是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所以，它既不希望国内犹太人因此增加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感，更不希望犹委会与以色列联系过密，甚至成为苏联犹太人在这一问题上的代言人。根据现有资料来看，苏联政府当时分派给犹委会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帮助政府收集有关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情报。以色列建国之前，犹委会就开始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外交部按月提供相关情报。以色列刚一建立，它就提交了以色列临时政府成员的个人传记和有关阿以军事力量的报告。不论是国外犹太友人的来信，还是与国外犹太组织代表的会晤，只要是涉及以色列的有价值的情报，犹委会领导人都会向上级部门汇报。就在犹委会被查封的前5天，它还提交了最后一份关于“美国在以色列内部的经济和政治渗透”的报告。事实上，犹委会给苏联当局提供最多、最重要的情报还是有关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建国的反应。根据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副部长巴拉诺夫的要求，海菲茨把所有打电话、来信或者亲自来到犹委会对以色列表示支持的人的姓名、职业、单位和住址都进行了详细登记，然后上报给中央委员会。从5月17日到31日，他至少汇报过3次，许多苏联犹太人给犹委会的呼吁和信件都被直接拷贝交给巴拉诺夫。[73]同时，《团结报》代理主编日茨也把编辑部收到的相关信件和评论呈报给了巴拉诺夫。[74]这些资料经对外政策部编纂后，迅速呈报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不仅如此，海菲茨和费费尔还把所有情况分头向国家安全部做了汇报。例如工程师罗加切夫斯基来到犹委会，邀请费费尔到他家里参加一些犹太人工程师对苏联歧视犹太人问题的讨论，并且请他把组建犹太志愿兵师派到以色列作战的倡议书转交给上级机关，而费费尔把这一切都报告了国家安全部的马尔丘科夫，并把那份申请书也转交给了国家安全部。[75]巴拉诺夫明确指出，收集这些情报的目的是“为了全面揭露民族主义分子和敌对分子。”[76]所以，海菲茨和费费尔不会不明白他们的行动意味着什么。 二是配合政府进行必要的、受到严格限制的陪衬性宣传。1948年4月，费费尔和海菲茨曾向莫洛托夫建议：“犹委会应对联合国全体大会通过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的决议表示支持，以便增加世界犹太人对于苏联的同情。”结果遭到否决。[77]5月19日，犹委会主席团专门开会讨论有关以色列的问题。它所能做的事情仅仅是就以色列的成立给以色列临时政府总统魏茨曼发去一封贺电，指出“这是犹太民族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就是这份寥寥数语的贺电，都要经过中央对外政策部部长苏斯洛夫、外交部副部长佐林、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层层审批，最后在签发时还删掉了犹委会主席团成员在贺电末尾的签名。[78]希梅利奥维奇在会上对只在犹太文报纸（即次日的《团结报》）上刊登这一贺电表示不满，为了扩大影响，他认为还应该在俄文报刊上发表。后来与有关部门协商后未获批准。由于苏联政府的限制，犹委会主席团对于苏联广大犹太人最为关注的有关支援以色列的要求和呼吁既没有进行讨论，也没有做出公开回应。 犹委会在援助以色列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引起了国内犹太同胞的强烈不满。从1948年5月20日开始，苏联犹太人对于犹委会的批评和责难汹涌而至。一位新西伯利亚的犹太人来电责问犹委会：“为什么你们不组织帮助新的以色列国家为其独立而战？”[79]有16个犹太人联名致函爱伦堡说，“我们要求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代表整个苏联犹太社团，大声疾呼捍卫犹太国家的合法权利，反对违反国际合约，反对侵略和干涉。……我们请求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大声疾呼，反对对我们犹太同胞的新的大规模杀害。”[80] 面对苏联犹太人的强烈呼吁和反复敦促，处于苏联政府严密监督下的犹委会进退两难，不知所措。而苏联犹太人在失望之余，也变得异常愤怒。一位犹太人在给犹委会主席的匿名信中愤然写道，“苏联全体犹太人就你们对巴勒斯坦事件漠不关心的态度深感气愤。如果你们还自称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那么您和您领导的委员会就应该第一个站出来号召犹太人武装起来……如果您在等待上级命令，那么您就不是一位好犹太人。”甚至指责“今天这个委员会绝不是犹太人的。”[81]还有不少犹太大学生直接来找犹委会，对其消极态度表示不满。 犹委会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不仅无动于衷，而且还逐渐表现出与犹太同胞的期望和呼吁完全相左的倾向。在1948年6月7日召开的犹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与会者对犹太同胞的许多建议上纲上线，大加挞伐。费费尔指责来信者提出集资帮助以色列国战士和通过向巴勒斯坦派遣犹太志愿者的建议“非常愚蠢”，“未经政府批准是不能派遣志愿者和部队的。因为这将会引发中东地区的战争。”希梅利奥维奇认为“克服派遣志愿者和输送武器这一错误观念十分重要”。费费尔和克维特科指出，犹委会必须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正在复活的犹太复国主义。日梅林卡市犹太人的信件成为众矢之的。费费尔提出，犹委会还应该与苏联作家协会协商，选派几批作家前往日梅林卡市组织一系列文学晚会，并派遣作家前往敖德萨、日托米尔等地。因为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信件汹涌而来，所以犹委会显然把加强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斗争看成了当务之急。费费尔就此提出了召开广播集会、对进步的犹太社会组织进行呼吁等四项建议，并宣读了关于召开广播集会给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的信。[82]该集会拟于6月15日举行，但是因为“它的观点听起来太像为以色列而发起的同情性群众集会”[83]，所以最后未获当局批准。此次会议表明，犹委会在思想感情上已经与苏联犹太人发生了分裂。 在苏联政府的压制下，在犹委会的敷衍下，苏联犹太人要求声援以色列的第一次热潮逐渐消沉下去。 1948年9月，苏联在以色列问题上的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苏联侦察机关获得的文件显示，“以色列政府单一地采取了亲美和敌视苏联的立场”，正在抛开苏联，而“同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秘密结盟”。这使得斯大林不得不重新思考对以色列的政策。而最让斯大林担心的是，苏联一年多来的亲以政策不仅激活了国内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促使苏联的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化，使他们‘突然感到自己是国际犹太组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4]成千上万的苏联犹太人不但要求援助以色列，为以色列而战，而且许多人竟然直截了当地要求放弃苏联国籍，移居到自己真正的祖国以色列去。这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尽管苏联正在通过东欧国家为以色列提供秘密的军事援助，但是它却不能允许自己国家的犹太公民去公开保卫以色列，更不允许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那将是对早已宣称在国内实现了各民族平等的苏联政府的极大讽刺。所以，从1948年9月初开始，苏联政府着手调整对以色列的宣传政策。1948年9月3日，斯大林在去南方休养前夕，指示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要准备一些关于以色列国的文章。[85]1948年9月7日，《团结报》率先刊发了该报以色列问题专家列夫·戈尔德贝格的一篇文章，言辞犀利地抨击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领导人，以及他们与美国瑙姆·戈尔德曼博士的联系。戈尔德曼在战时极力倡导援助苏联，一直是苏联媒体的宠儿，现在却突然被指控为“进步主义事业的叛徒。”[86]紧接着，《真理报》在1948年9月21日刊登了爱伦堡根据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授意撰写的文章——《关于一封信》。[87]从表面上看，爱伦堡是以公开发表文章的形式答复一个在战后欧洲继续受到反犹主义迫害、不知何去何从的德国犹太人所遇到的困惑：怎样才能真正解决犹太人问题？其实，他是在和苏联犹太人谈话，并试图向犹太同胞表明，犹太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由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引起的，“犹太问题的解决必须靠全世界都实现社会主义”。面积狭小、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以色列根本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犹太人的问题。[88]换言之，“以色列国家同苏联犹太人毫无关系，苏联没有犹太人问题，因此并不需要以色列”。[89]对于苏联犹太人而言，此文无疑是一颗充满警告意味的子弹，同时也打响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一枪。9月25日，《团结报》再次发了这篇文章。苏联犹太人明白：这是警告他们不要同以色列公使馆的人员接近！但是，他们却置若罔闻。 1948年9月初以色列公使果尔达·梅厄抵达莫斯科后，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狂热情绪再度爆发出来，莫斯科犹太大会堂成为亲以情绪的主要宣泄地。9月11日，果尔达·梅厄到莫斯科犹太大会堂参加安息日祈祷，离开时许多人向她欢呼致意。[90]10月4日，是犹太教新年，以色列公使馆的全体人员再次来到莫斯科犹太大会堂。他们没有想到，平时假日只有2000左右犹太人来会堂，当天却一下子拥来了近5万人，等着他们莅临。[91]参加集会的有红军官兵、青少年和怀抱婴儿的父母，除了莫斯科的犹太人外，还有从苏联最遥远的地方来的犹太人。[92]在苏联，“没有一个礼拜场所曾经有如此众多、如此热情的出席者”。[93]狂热的人群簇拥着梅厄，大声呼喊着她的名字。犹太教首席拉比什洛伊梅·施利费尔试图制止狂热的群众，人们埋怨说，“我们等待这件事已经等了2000年，你怎么能不让我们表达自己的感情！”[94]苏联犹太人以这种勇敢的方式向以色列外交使团表示了双方之间的亲属关系，表明了他们对以色列建国的庆祝，以及以色列对他们的重大意义。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犹太人与国外的犹太同胞已经分离了30多年，尽管饱经磨难，但是苏联当局的高压统治“仍然未能削弱他们的精神……犹太人还是犹太人”。[95]10月14日是犹太人的另一个重大节日——赎罪日，成千上万犹太人再次涌向莫斯科犹太大会堂，同果尔达·梅厄在会堂待了一整天。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公使的狂热欢迎表明，“30多年的共产主义宣传也不能抹掉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情”。[96]它不仅使苏联当局大为震惊，同时也使犹委会惊恐万状。 面对苏联犹太人愈燃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犹委会立即采取措施灭火。《团结报》一马当先，发表了大量针对性的文章：一方面批评以色列国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并没有享有真正的民主；一方面刊登了一系列同民族主义和民族局限性作斗争、对犹太居民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文章。文章引用苏联犹太人在生活和建设中的大量实例指出，“苏联犹太人唯一的祖国是苏联”，“只有在我们国家，在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基础上，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才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苏联犹太人在一切方面与苏联其他民族都是平等的”。为了协助党对犹太人劳动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日茨还致函马林科夫，要求加强《团结报》的编辑力量，增加报纸的发行量。[97]1948年10月21日，犹委会主席团再次专门开会讨论有关以色列建国在苏联国内所引起的反响。这是犹委会历史上最后一次主席团会议。与会者认为，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只是同情巴勒斯坦人民的表现，“我们从未表达过对以色列国领导人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同情”。“苏联犹太人同情为自由而战的以色列工人，但并不同情准备把以色列变成美国实现扩张计划的忠实工具的以色列政府”。有人错误地认为苏联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已经改变，事实上，苏联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从未改变。我们一直以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极其反动的运动”。几乎所有人都对爱伦堡和日茨在《团结报》上发表的文章大加赞赏。费费尔说，“爱伦堡的文章是基于深刻的原则并且是绝对正确的。现在苏联犹太人真的不再指望中东。这是对的。”克维特科表示，日茨“昨天写的文章非常好”。会上还有人抨击在犹太大会堂所发生的群众集会，指责果尔达·梅厄“是一个心胸狭隘的女人”。[98]从与会者的立场可以看出，犹委会已经完全显露出其政府传声筒和打压犹太人的工具的本质。 由于犹委会表现出来的对苏联犹太人利益的损害，他们最终也被自己的同胞所唾弃。1948年10月8日，一位来自莫斯科的犹太老人在给费费尔、日茨等人的匿名信中对爱伦堡在《团结报》发表的鼓吹同化论的文章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明确表示，“犹太民族不想听到爱伦堡的建议”。他对犹委会领导人赞同爱伦堡的观点感到难以置信，并且指出，“如果伟大的米霍埃尔斯读了爱伦堡在《团结报》上的文章，他会因愤怒和悲伤而在自己的坟墓中辗转反侧。”[99]1948年11月25日，一位名叫摩西·戈里德曼的犹太人在给日茨的信中把紧随爱伦堡在《团结报》上发表文章的日茨比作跟着一只“大狗”狂吠号叫的“小狗”，谴责他对犹太人“在我们可爱的社会主义祖国”到处从所有重要职位上被解雇、对许多机构拒不接受犹太毕业生的反犹现象视而不见，而为了一己之私利，阿谀奉承，“扮演白痴”。信的末尾说，“爱伦堡厚颜无耻地以全体苏联犹太人的名义讲话。他没有这个权利。而您也根本没有任何权利代表犹太人讲话。”[100]从苏联犹太人利益的代言人到最后被犹太同胞剥夺了代表他们讲话的权力，犹委会在苏联犹太人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犹委会之所以对苏联政府惟命是从，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然而，这不仅未能挽救它的命运，而且毁掉了多年的声誉。 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对苏联犹太人和犹委会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国内的反犹政策骤然加剧。如果说此前斯大林对于犹太人的打压更多的是出于担忧和怀疑的话，那么现在他的想法则完全得到了证实。在苏联那样封闭的社会里，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狂热认同和支持被当局看成是对苏联的严重不忠，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背叛，“在斯大林看来，它就像危险的资产阶级犹太民族主义在破坏苏维埃国家的权威”。[101]斯大林后来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明确指出，“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102]，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留明指控犹太民族“是一个间谍民族”[103]，显然都是源于这一事件。1948年6月，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美苏冷战日趋白热化。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认为，万一同美国发生战争的话，那么仇视苏联、与美国和以色列有着难以割舍的亲情联系的苏联犹太人就会成为西方的“第五纵队”，从背后对苏联人民下手，直接威胁国家的生存。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犹太复国主义情绪不仅表现在苏联普通犹太民众身上，而且反映在克里姆林宫内部某些人物的言行当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的犹太人妻子伏罗希洛娃·叶卡捷琳娜·戈尔普曼在以色列国成立当天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激动地对自己的家人说：“今天我们终于有自己的祖国了。”[104]在1948年纪念十月革命胜利30周年的外宾招待会上，莫洛托夫夫人、苏共中央委员热姆丘任娜与以色列公使果尔达·梅厄和其他外交人员用意第绪语进行了倾心长谈，最后还意犹未尽地说，“祝你们一切安好！那样所有的犹太人事情就好办了。”[105]在斯大林看来，这说明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已经渗透到了苏联政权的心脏地带，威胁到了国家的基础。 为了消除苏联犹太人狂热的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情绪，斯大林随即在国内加强了反对“世界主义者”的运动，运动的性质也从最初的批判、降职、解雇升级到逮捕、流放和枪毙。“从1948年到1953年，数以千计的犹太知识分子、科学家、政治领袖、国家安全部职员和私营单位人员都遭到无情地审讯，丢掉职位，并且公开地受到嘲弄、奚落、恫吓和监禁。许多人被枪毙。”[106]犹委会虽然对苏联当局忠心耿耿，但是，它与美国的联系最为广泛，是斯大林心目中“世界主义者”的典型代表，是苏联犹太人的文化精英和精神领袖。大量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在内心深处不仅把苏联犹太人看成是一个民族群体，而且把犹委会看成是他们的代表，无论苏联犹太人还是犹委会都是“潜在的危险的‘外国人’，敌视苏联政权和他个人”。[107]按照斯大林的逻辑，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就要消灭这个民族的文化和精英。于是，犹委会就在劫难逃了。 四 大难临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审判始末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是美苏冷战时期的不幸产物。它的出笼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和炮制过程，并且与冷战的发展历程几乎是亦步亦趋的。早在1946年10月12日，苏联国家安全部就向联共（布）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呈送了《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某些工作人员的民族主义表现》的报告。此后，国家安全部便盯上了犹委会。1947年12月，在侦办斯大林私生活泄密一案中，国家安全部通过严刑逼供迫使伊萨克·戈尔德施泰因在诬陷犹委会的审讯记录上签了字。该记录指出，“戈尔德施泰因曾听格林贝格讲，后来又通过他亲自同犹委会的领导人交往了解到，洛佐夫斯基、费费尔、马尔基什还有其他一些人利用犹委会作掩护，从事据说仿佛是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与国外的反动犹太人群体保持密切的联系，并进行间谍活动。”1947年12月28日，国家安全部据此逮捕了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犹委会成员扎哈尔·格林贝格，然后使用欺骗的方法诱使格林贝格于1948年3月1日在事先编造的“审讯记录”上签了字[108]，其中详细供述了犹委会的民族主义活动以及米霍埃尔斯、费费尔、洛佐夫斯基在这种民族主义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证实了戈尔德施泰因的供词。1948年1月10日和3月1日，阿巴库莫夫先后把审讯戈尔德施泰因和格林贝格的笔录分别呈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正是这些假口供成为“有名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起因”。[109] 事实上，1948年1月12日国家安全部受命谋杀米霍埃尔斯后，阿巴库莫夫就明白：此举“必将成为一个更大规模‘案件’的开始”。[110]1948年3月26日，他给斯大林、日丹诺夫和阿·亚·库兹涅佐夫呈交了一份长达15页的文件——《苏联国家安全部就犹委会的严重问题致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直言不讳地指控“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是积极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面向美国人，实质上在进行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犹委会前主席米霍埃尔斯把费费尔、马尔基什等一大批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民族主义的犹太权威人士拉进犹委会，和他们一起“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用来作为进行反苏活动的掩护”。[111]该报告与此前其他相关报告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第一次把叛国罪加到犹委会身上，从而“加速了1952年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的审讯乃至判决的步伐”。[112] 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爆发“二月事件”，4月，斯大林采取措施封锁了西柏林，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加剧，形成了第一次冷战高潮。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对犹太民族固有的敌视和疑虑日益加剧。为了在与西方的冷战中清除一切潜在的威胁和异己力量，苏联当局决定对国内这个唯一具有影响力的犹太人组织采取断然措施。1948年11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授权苏联国家安全部立即解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因为事实表明该委员会乃是反苏宣传的中心，并且经常向国外情报机关提供反苏情报。同时，据此查封该委员会的报刊出版机构。接管委员会的善后事务。目前不逮捕任何人”。[113]次日，国家安全部秘密查封了犹委会办公大楼，所有档案与书籍都被打包用卡车运往国家安全部的仓库。在苏联历史上存在了7年之久、曾经辉煌一时的犹委会及其机关报《团结报》就这样一起被腰斩了。 斯大林关于解散犹委会但“目前不逮捕任何人”的决定非常短暂。1948年12月下旬，大规模的逮捕就已经开始。12月24日，犹委会领导人费费尔第一个被捕，并且被直接关进国家安全部的内部监狱。阿巴库莫夫在当天夜里就对费费尔进行了审问，并威胁他说，如不招认，就要挨打。[114]随后，费费尔按照阿巴库莫夫的指示开始诬告犹委会的相关成员和其他与犹委会有关的人。12月24日晚上，正在包特金医院住院的莫斯科国家犹太剧院艺术指导祖斯金被捕。1949年1月13日，犹委会主席团成员希梅利奥维奇和尤泽福维奇被捕。1月下旬逮捕达到高潮。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15名被告中，有9名都是1月24～28日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被捕的。其中包括：犹委会主席团成员贝格尔森、伊·谢·瓦坚贝格及其妻子柴·谢·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克维特科、洛佐夫斯基、布雷格曼、马尔基什、什泰恩、苏联情报局官员埃·伊·泰乌明。该案最后一个被捕的是苏联情报局官员列·雅·塔尔米（1949年7月3日）。 新解密的档案表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是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副主席马林科夫的直接领导下炮制的。1949年1月13日，马林科夫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马·费·什基里亚托夫陪同下，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召见了已经卸职的洛佐夫斯基。他以洛佐夫斯基曾经参与审订了1944年2月15日由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费费尔签名起草的有关“克里木方案”的信件为由，指控其进行犯罪活动。尽管洛佐夫斯基不承认自己犯有任何罪行，但在谈话结束后，马林科夫和什基里亚托夫还是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以“有政治上不可靠的联系和与中央委员行为不符”为名，建议将洛佐夫斯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49年1月18日，联共（布）中央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了将洛佐夫斯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开除出党的决议，1949年1月26日下令将其逮捕。[115]随后，马林科夫、什基里亚托夫和阿巴库莫夫及其亲信利用犹委会被解散这一事实，以各种捏造的政治罪名和伪造的审讯记录，精心炮制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 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审理的整个过程来看，可以把它分为“侦查起诉”和“审判”两个阶段。 应该说，苏联国家安全部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侦查起诉阶段是从1948年12月费费尔等人被捕开始的，因为各种因素的制约，拖延了近3年半之久，一直持续到1952年4月。这一阶段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阿巴库莫夫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时期和伊格纳季耶夫取而代之以后的时期。 在侦查起诉阶段，国家安全部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所有被告罗织罪名。档案材料表明，国家安全部一开始就把犹委会打成从事反苏民族主义活动和间谍活动的中心，并认定这种犯罪活动是在莫洛托夫夫人、中央委员波莱娜·热姆丘任娜、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和苏联情报局副局长洛佐夫斯基的庇护下进行的。为了配合斯大林对于苏联犹太人的大清洗，尽快取得所有被告从事犯罪活动的供词，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亲自出马，专案重案调查处副处长、以残忍和反犹著称的科马罗夫上校具体领导犹委会案件审讯小组的侦讯工作。在该案的初审阶段，除阿巴库莫夫和留明之外，国家安全部还动用了利哈乔夫、希什科夫、库兹明等34位官员。这些工作人员按照阿巴库莫夫的罪恶指示，从一开始就“粗暴违反法律并采取违禁手段，以取得‘认罪口供’”。[116]他们或者采取以施行肉刑进行威胁恫吓的手段，或者把犯人关进单人牢房进行精神折磨，或者“对被捕的人进行殴打和刑讯，经常不准他们睡觉，用这种方法迫使他们在侦查员们伪造的审讯记录上签名”。[117]费费尔、洛佐夫斯基等人就先后遭到利哈乔夫、科马罗夫的威吓；而希梅利奥维奇、尤泽福维奇则惨遭毒打。希梅利奥维奇“在1个月（1949年1～2月）的时间内每昼夜要被打大约80～100下”，总共挨打2000下左右，以至于后来不得不用担架抬着去受审。[118]由于尤泽福维奇拒绝按照阿巴库莫夫的旨意诬告洛佐夫斯基，阿巴库莫夫便把他转到列福尔托沃监狱去用橡皮棍进行毒打，他倒翻在地时还用脚踢他。[119]其余被告虽未遭受皮肉之苦，但是却在精神上备受折磨。 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侦查工作主要集中在1949年1～3月进行。由于采用了各种非法侦查手段，除希梅利奥维奇外，所有人都被迫“承认”自己有罪，并招出了关于犹委会成员进行间谍和反苏活动的供词。1950年3月，所有被告都接到通知，“调查已经结束，审判不久就会开始”。[120]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着此次审讯。在审讯的前两个月里有20份报告由阿巴库莫夫呈交给他”。[121]毫无疑问，斯大林也一直等待着该案的审判。但是，所有计划都被一系列接踵而来的事件打乱了。 首先是1949年2月至1950年10月的“列宁格勒案件”。在这场席卷整个苏联的清洗运动中，不仅中央书记、组织局委员尼·亚·库兹涅佐夫（曾被斯大林视为自己党务工作的接班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尼·阿·沃兹涅先斯基（曾被斯大林视为自己国务活动的接班人），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第一书记波普科夫等一批中央和地方的高级领导人被判处死刑，而且成千上万的党政干部受到株连被投入监狱或者遭到流放。在马林科夫亲自监督和直接参与下，以阿巴库莫夫为首的国家安全部把主要精力都放到了这个案情更为重大的案件上，不少“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主审官被抽调过去参加“列宁格勒案件”的侦讯工作，这就不能不延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进度。 其次是国家安全部本身遭到了清洗。尽管阿巴库莫夫在策划和指挥战后的反犹运动、暗杀米霍埃尔斯、逮捕和审讯犹委会成员以及“列宁格勒案件”当中死心塌地为斯大林卖命，但是，当斯大林谋划把对犹太人的镇压升级到全国规模的时候，阿巴库莫夫不但未能及时准确的领会主人长远的政治意图，而且因为对上层反犹内幕知道太多、贻误甚至妨碍了斯大林策划新的“医生阴谋”案件而沦为牺牲品。“斯大林既不信任内务部，也不信任国家安全部”[122]，他需要一套新的人马来推行新的政策。1951年6月12日，阿巴库莫夫被捕。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侦察处侦察员、病态的反犹主义者留明中校在马林科夫的授意下于1947年7月2日致函斯大林，对阿巴库莫夫提出了多项犯罪指控，其中包括故意阻挠和中断对与医学教授叶廷格尔有联系的著名医生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证据进行调查、刻意隐瞒国家安全部工作当中的许多重大失误、欺骗政府等。[123]1951年7月4日，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以马林科夫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立即对此进行调查。7月11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国家安全部里令人不满的情况的决议》，这份文件成为“对国家安全部进行大规模清洗和医生‘阴谋’的蓝图”。[124]8月，伊格纳季耶夫接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立即开始对国家安全部进行清洗。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奥戈利佐夫和皮托夫拉诺夫、大案要案侦察处处长列昂诺夫、副处长利哈乔夫和科马罗夫、什瓦尔茨曼等一大批高层官员和资深侦查员相继被捕，其中包括不少“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主审官。这使犹委会案的侦查工作一度陷入瘫痪。1951年8月24日，伊格纳季耶夫致函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说：“在审查指控洛佐夫斯基、费费尔及其同谋者的侦查材料时发现，该案件处在无人办理状态，能够证明被捕者供认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掩护下从事间谍和民族主义活动的材料几乎完全没有。”[125] 此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受到当时国际冷战形势的影响，斯大林处理该案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成熟。 1951年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审理活动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这时，斯大林的意图已经清晰：在反对苏联犹太人的整体计划中，“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即使不能搞成一次公开的、作秀式的审判，也得为刚刚构思出来的即将令国人和全世界感到震惊、并且具有最大杀伤力的“医生阴谋”案件铺平道路。“犹委会事件将成为这个真正的、重要的案件的序幕。一个两幕血腥悲剧的第一幕。”[126]即是说，必须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变成一个核心案件，大多数反苏间谍案件特别是有关犹太人的叛国案件都必须从这里找到“出海口”——因为只有这些被告与国外特别是美国的犹太民主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保持着密切联系。为清洗国家安全部立下汗马功劳的留明及时准确地领会了上层的意图，并因此赢得斯大林的青睐。1951年11月，斯大林不顾伊格纳季耶夫的反对，把留明从一个普通的侦察员擢升为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兼大案要案侦察处处长，全权负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和“医生阴谋案”的审理工作，并且要求伊格纳季耶夫多听留明的话，与之搞好关系。[127]留明走马上任后，立即下令对此前所收集的犹委会的全部档案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整理。从1951年秋到1952年春，在意第绪语翻译们的协助下，留明组织国家安全部的大批官员对犹委会主席团的会议记录、与国内外的组织机构和个人往来的书信、犹委会寄往国外的稿件以及《团结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了仔细审查和编目归类。不论是人名、组织，还是文章、出版物，根据目录索引一查便知。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材料不仅用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而且“由国家安全部系统提供给了正在对大量犹太民族主义者进行审判的苏联其他地区。”[128]留明虽然没有对被告采取强制手段，但是，他和他手下的侦察员们依旧按照斯大林设计的“蓝图”编织、伪造、篡改所有被告的证词，以使其满足整个案情的发展需要。为了在客观上支持这些指控，留明在1952年1～3月还组织图书出版管理总局、苏联作协的文艺批评家等方面专家对犹委会寄到外国报刊上发表的材料的机密程度及其所写的文学作品的民族主义性质进行了所谓的法律鉴定，以便给整个审讯工作披上一件合法的、权威性的外衣。留明思路非常“清晰”，而且富有“创造力”，迅速、准确地完成了上级交给自己的任务。 1952年3月，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处和苏联检察部门最终炮制出42卷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审讯资料。为了把全部被告推上审判台，参与侦讯的所有侦察员和检察长极尽歪曲捏造之能事。例如，犹委会本是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建立的，所有成员都经过苏联情报局、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严格审查，但在侦察员的笔下则变成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由洛佐夫斯基发起、按照事先深思熟虑过的怀有敌对目的的民族主义的图谋而建立起来的，是为了同资产阶级群体联络起来进行破坏工作的”。犹委会领导人和所有成员均是由洛佐夫斯基挑选和任命的，是一群狂热的犹太民族主义者，他们的目的就是“打着犹委会的旗号把苏联的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团结起来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民族政策”。[129]《团结报》、犹太剧院等是他们在苏联和国外的犹太人中间进行民族主义宣传活动的工具。1943年5月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受命赴美宣传募捐也变成了是受洛佐夫斯基派遣，去同美国的犹太资产阶级群体建立联系，以取得他们对在苏联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支持，而“克里木方案”就是犹委会领导人与犹太民族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罗森贝格相互勾结进行犯罪活动的最重要的证据。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等人企图依靠美国犹太人提供物质援助，设法蒙骗苏联政府，在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从而把克里木变成美国的“登陆场”。洛佐夫斯基、热姆丘任娜等几乎所有被告都被卷进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为揭露纳粹暴行而编纂的《黑皮书》也不幸沦为犹委会与美国犹太民族主义者沆瀣一气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另一大罪状。为了给犹委会加上叛国的罪名，国家安全部颠倒黑白，竟然把著名的亲苏进步人士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诬称为美国间谍，指控他们1946年访苏期间从事反苏情报活动。于是，所有接待他们、与他们进行过会晤的犹委会领导人都因此获罪，被指控给他们提供关于苏联经济和文化的机密情报。这些险恶用心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犹委会已经变成了一个间谍活动和民族主义活动的中心”。[130] 尽管这些所谓的犯罪事实漏洞百出，自相矛盾，但是伊格纳季耶夫还是在1952年4月3日把留明完成的起诉书呈送给斯大林，将起诉书副本分别寄给马林科夫和贝利亚。1952年4月7日，经苏联最高领导人批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被交付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131] 对于苏联当局而言，“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审判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在该案被提交给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后，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领导人的指示，由军事审判庭庭长亚·亚·切普佐夫担任审判长，与法院的另外两名法官德米特里耶夫和扎里亚诺夫一起负责对该案进行审理。4月21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召开预备会议，“批准了此案的起诉书”，决定“将洛佐夫斯基及其他人等交付审判”。[132]在审判开始之前，切普佐夫对有关审讯材料进行了认真研究，不仅查明了该案的历史原委，而且还获悉，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什基里亚托夫此前已经对该案所有囚犯亲自进行了审问，检查核实了相关起诉材料。加上几乎所有囚犯对其罪行供认不讳，许多证人的证词，军事检察长对审讯过程的参与，有关专家的鉴定结论，以及政治局对此案所做的决议，所有这一切在开庭之前就给法官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此案已经得到了客观公正的审查并且对所有囚犯的控告都是合理的。”[133] 1952年5月8日至7月18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既无各有关方面参加，也未传唤证人出庭对质。当法庭逐一讯问所有被告是否承认对他们的犯罪指控时，15名被告人中有5人完全否认自己有罪，8人部分地承认自己有罪，只有费费尔和泰乌明承认自己有罪。但是，在接下来的庭审中，所有被告都推翻了他们预审时的供词，以言之凿凿的证据批驳了对他们从事反苏民族主义活动和向美国提供间谍情报的指控，并证实他们是在惨遭毒打或者不堪忍受的精神折磨的情况下，被迫在侦察员捏造出来的供词上签字的，他们期待法庭能够还自己以清白。作为苏联情报局领导人，洛佐夫斯基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阐明了犹委会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经过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批准的，是在相关部门监督之下进行的。他批评侦察员在42卷案卷材料当中伪造的证词是“把苍蝇变成大象，再去卖‘象牙’。为这根令人生疑的象牙要价15颗人头”。他表示，“如果法庭能够认定起诉书哪怕有一行得到了确证，你们哪怕有5%的把握能够认定我在0.5%的程度上背叛了祖国，背叛了党和政府，那么把我枪毙都是罪有应得。”希梅利奥维奇是所有被告当中唯一宁死不屈的人。他在法庭上说，“我过去没有承认过，现在依然不承认自己在思想上或者行动上犯了什么罪，也不承认我有任何反对党和反政府的罪行。”[134]被告们的无罪陈述以及他们对于党和国家的忠诚对法官们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以至于整个案件的审判工作几度中断，难以继续进行下去。 其实，整个审判过程从一开始就暗藏玄机。首先，按照此次审理组织者的意图，作为犹委会领导人的费费尔被列为第一个受审者。对费费尔的审问是“此案审理的关键部分”，其目的就是“为整个审理过程定下基调，以摧垮所有其他被告人的意志”。由于费费尔早就与国家安全部达成了合作协议，所以，他开始时不仅完全承认了起诉书上几乎所有的罪名，而且顽固坚持对其他被告，特别是对洛佐夫斯基所提出的各种严厉指控。但是，在审理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案情突然发生了戏剧性转折。费费尔在一次秘密开庭（即其他被告回避）时推翻了自己所有的口供，并且供认自己是国家安全部的密探。他揭穿了国家安全部策划此案以及强迫他在法庭上作伪证的阴谋，明确指出，“我供说戈尔德贝格是苏联的敌人和间谍那全是捏造。……这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同罗森贝格之间所谓的间谍联系也是如此，他证实说，“控告我们这些犹委会的成员们进行间谍活动，也就是据说仿佛按照我们同一些反动群体达成的协议往美国寄送间谍材料这一条没有任何证据，没有确凿的事实依据”。他在法庭上作最后补充供述时明确表示：“犹委会在工作中虽然也有个别的错误，但它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中心。……对《团结报》的鉴定结论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不能设想在苏联国内众目睽睽之下可能有像鉴定所形容的那样的敌对性报纸的存在。”[135] 其次，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留明一直在暗中干预此案的正常审理工作。在侦查的最后阶段，布雷格曼、希梅利奥维奇、什泰恩和马尔基什已经撤回了他们的供词并且否认了他们的罪行。留明却对上级机关隐瞒了这一事实。由于苏联最高法院没有自己独立的审判大楼，军事审判庭只好临时借用国家安全部的会议室作为审判庭，不料留明不仅在审判庭内部安装了窃听设备，而且在休庭期间，指使侦察员一直给被告施压。更为严重的是，当切普佐夫要求留明和他的助手格里沙耶夫上校给法庭提供指控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是间谍的证据时，竟遭拒绝。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还对鉴定结果进行了审查。结果发现其中存在着严重的疏漏和弄虚作假问题。切普佐夫最后断定，没有证据证明犹委会蜕变成了一个从事反苏民族主义活动的中心，个别未获证实的事件也证明不了犹委会与美国勾结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因此，“显而易见，在该案当中，不可能用这样没有得到检查和不可靠的材料去判刑”。[136] 作为一个当时罕见的有良知的法官，切普佐夫试图把案卷退回国家安全部进行补充调查。为此，在审判过程中，他多次乘休庭之机去拜访伊格纳季耶夫，向他反映留明及其侦察员伪造证词的行为，但是没有得到这位新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支持。事实上，伊格纳季耶夫当时已经被正在同时进行的“医生阴谋”案件搞得焦头烂额，斯大林甚至威胁他：“假如你不揭露这些医生当中的恐怖分子和美国间谍，那么你就将呆到阿巴库莫夫现在所呆的地方。”[137]在这种情况下，伊格纳季耶夫哪顾得上去理会他早就心知肚明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呢？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切普佐夫在1952年6月16日暂时中止了审讯工作，并且四处奔波，先后向苏联总检察长萨福诺夫、最高法院院长沃林、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什基里亚托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米·什维尔尼克等领导人汇报了该案的案情，提出必须进行补充调查。但是，这些领导人在了解他的意图后不是拒绝接见他，就是建议他向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林科夫提出呼吁。不久，根据切普佐夫的请求，马林科夫接见了他，伊格纳季耶夫与留明在座。听完切普佐夫的陈述后，马林科夫让留明发表意见。留明对切普佐夫横加指责，指控他“在对待人民敌人的问题上犯了自由主义”，说他“故意将审判推迟了两个月以便被告得以推翻之前在侦察中所做的供词”，而且控告他诽谤国家安全部。切普佐夫原以为马林科夫会支持他的意见，却没有料到事与愿违。马林科夫声色俱厉地斥责他说：“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个案子的所有判决已经得到了人民的批准，难道你还要我们在这些罪犯面前下跪吗？中央政治局已经讨论了3次，你执行政治局决议就是了！”[138]所谓政治局决议，几乎就是1952年4月3日伊格纳季耶夫和留明将起诉书呈送斯大林时在附函中提出的建议：除什泰恩外，将所有被告判处极刑——枪决。除了把对什泰恩的判决从流放边远地区10年改为5年之外，国家安全部的建议立即得到斯大林和政治局的批准。因此，切普佐夫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除了执行马林科夫的指示外，他已经无力回天。 1952年7月11日，切普佐夫宣布犹委会案法庭调查完毕。7月18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做出终审判决。8月12日，洛佐夫斯基、费费尔等13人被枪决。什泰恩被发配到边远地区的劳改营。他们所获得的各种奖章和勋章也被全部剥夺。布雷格曼因为心力衰竭1953年1月23日死于狱中。[139]俄国学者雅可夫·拉波波特写道：“苏联犹太文化被置于行刑队面前，它最优秀的代表被从肉体上消灭了。”[140]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不仅是一个多幕剧，而且是一个连续剧。悲剧的规模并不局限于洛佐夫斯基等15名被告。1948～1952年，受到此案件牵连而遭到逮捕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还有110人。其中有10人被判处极刑，95人分别被判处5～25年的劳改或者流放，被捕后终止诉讼的仅5人。[141]例如，犹委会代理责任书记海菲茨在犹委会被查封后不久，即被指控参加“有关犹太复国主义阴谋”而被捕，1952年8月，受到单独审判，判处在劳动集中营监禁25年，斯大林死后不久获释；《团结报》代理责任编辑日茨，1949年被捕，1954年10月死于狱中；犹委会的编辑瑙姆·列文（1950年11月22日）、记者马里亚姆·艾森施塔特（1952年7月30日）、武装部队授衔委员会副主任阿伦·托卡里（1952年8月1日）都因为被指控在犹委会的掩盖下，从事反苏间谍活动和民族主义活动等罪名先后被枪毙……不仅如此，“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就像一股可怕的龙卷风，在苏联社会四处盘旋，张开了血盆大口，准备吞噬更多的无辜者。因为，斯大林还远远没有达到他的真正目的——驱逐整个犹太民族，并且在苏联掀起新的一轮大清洗。 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斯大林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掀起了一股反犹主义狂潮。这一政策显然是与那一时期国际冷战形势的恶化分不开的。当时，“苏联在东西方冷战中总体上处于下风”。[142]1948～1949年，苏联在长达一年多的柏林危机中一无所获，与此同时，因为苏南冲突，苏联还失去了南斯拉夫这个在欧洲最大的盟友。1949年9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建立，美国在欧洲大陆组成了一个遏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弧形包围圈。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东西方之间的冷战达到新的高潮。就在此时，苏联一手扶持建立起来的以色列为了寻求美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援助，公开放弃了冷战初期的中立政策，支持美国出兵朝鲜，开始向美国靠拢，苏以关系逐渐恶化。这种形势对于苏联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种种迹象表明，斯大林当时已经在为新的战争做准备，他希望通过新的战争来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下一场战争的对手无疑将是美国。当时，两国不仅在心理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而且双方的飞行员事实上已经在朝鲜战场上暗中交火。1951年10月6日，斯大林在关于原子弹问题答《真理报》记者问时说，“一旦美国进攻我国，美国统治集团就将使用原子弹。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苏联才不得不备有原子武器，以便有充分准备来对付侵略者。”[143]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发表了揭露“医生阴谋”的文章——《披着医生和教授外衣的卑鄙的间谍与谋杀者》，其中苏联方面就指责美英“在狂热地准备新的世界大战”。[144]在美国，犹太人势力举足轻重。不论是苏联还是东欧国家的犹太人都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犹太人憎恨苏联是因为苏联对他们不公平，犹太人热爱美国是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145]一旦战争爆发，这些亲美、把以色列视为自己真正的祖国的犹太人无疑就会成为美国的第五纵队，成为苏联的背叛者。1951年10月，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留明在审问被捕的列·罗·舍伊宁时一语道破天机：美国“现在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所以，“在我们的时代，敌对的活动和计划均与美国难脱干系”。[146]1952年12月1日，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讲话时更直言不讳地指出：“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犹太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国拯救了他们的民族……他们认为自己欠了美国人的债。”[147]因此，为了对付美国人，首先就要解决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犹太人问题。这就是斯大林下令在国内制造“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策划“医生阴谋”等一系列反犹案件，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斯兰斯基案件，以及把逮捕“犹太复国主义代理人”和“世界主义分子”的反犹行动扩大到东德、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的根本原因。 按照斯大林最初的设想，准备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15名案犯进行公开审判，以便为全面清洗苏联犹太人进行舆论造势，即是说，该案将发挥后来由“医生阴谋”案件承担的功能。但是，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调查结束多半年后，“到了1950年11月，斯大林开始担忧这一审判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148]原因是当冷战已经进入第一次高潮之际，有关犹委会的犯罪指控根本无法引起公众的关注，难以在舆论界产生震撼人心的轰动效应：在预定的审判中，对于犹委会从事反苏民族主义活动最严重的指控就是它与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相互勾结，企图在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而能够昭示给世人的最有力的证据仅仅是那封关于“克里木方案”的建议信；至于把苏联多年来最忠诚的友人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诬陷为美国间谍，并以此为由指控犹委会把所谓的国家机密泄露给美国人则更是家丑不可外扬；另外，被告们的供词不仅自相矛盾，而且洛佐夫斯基和希梅利奥维奇等四人在侦讯结束时就已经推翻了自己的供词。由于缺乏过硬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进行公开审判的想法最终走进了死胡同，以至于所有被告从开始被捕、侦查、审判到最后被枪决，苏联当局均未向任何媒体披露过任何消息。即是说，“这一案件并未实现它的更广泛的目的”。[149]因此，要达到全面清洗苏联犹太人的目的，斯大林就不得不借助于其他案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医生阴谋”案件。 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首次把“医生阴谋”公诸于世。这一案件的公布立即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苏联社会的反犹情绪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从这一方面来讲，“医生阴谋”案件的确达到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所不能达到的效果。根据整个事件的发展来看，斯大林可能打算在1953年3月中旬对“医生阴谋”案件进行公开审判，并借机将犹委会案件的详情公之于众。[150]届时苏联人的反犹情绪将会达到高潮，并会自发的对犹太人实施屠杀和酷刑。那时，苏联当局就会以从人民的怒火中解救犹太人为名将所有的犹太人驱逐到比罗比詹，然后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这就是斯大林“彻底解决”苏联犹太人问题的“地狱计划”。[151]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驾崩，苏联犹太人才免去了一场灭族之灾。 斯大林去世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平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有好几次平反机会都与之擦肩而过。一直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才为这一历史冤案平反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1988年12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有关“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平反问题，最后决定通过司法程序为本案被非法镇压者恢复名誉。[152]这样，尘封了40年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终于真相大白。 五 结束语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犹太人当中的一批富有社会使命感的社会名流响应斯大林全民抗敌的号召而建立起来的半官方的犹太人反战组织。它不仅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救助犹太同胞、复兴犹太文化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在战争胜利后，随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入对峙与冷战，犹委会的命运也随之发生逆转，昔日的辉煌成为诟病，正义的事业变成罪行，正常的友好往来被视为出卖国家情报的间谍勾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最后竟被人为地炮制出一桩骇人听闻的叛国案。 纵观这一历史悲剧，我们可以发现，“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是1930年代大清洗运动在战后的重演，是斯大林体制的产物，是斯大林两极对立思维下最大限度地加强阶级斗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路线的结果。更具体地说，犹委会案件又是斯大林战后对外同美国进行冷战，对内加强专政的产物。 犹委会的悲剧命运是俄国的反犹传统在冷战年代的极端表现。布尔什维克虽然提出了反对大俄罗斯主义的口号，但并没有根除反犹主义的毒瘤，并且从沙皇帝国那里继承了反犹主义，以镇压犹太复国主义来巧妙地对付人民的不满。美苏成为冷战对手后，斯大林把迫害犹太人公然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在他的心目中，犹太人已经变成“最重要的敌人”。[153]“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和“医生阴谋”案件就是这种反犹主义思想的集中反映。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加剧，斯大林病态的多疑心理也变得日趋严重。他对周围的一切都表示怀疑。莫洛托夫是他最忠实的助手，协助他完成了许多重大的内政外交任务，晚年他竟怀疑莫洛托夫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伏罗希洛夫一直是其忠实干将，但也被怀疑为英国间谍。把米霍埃尔斯置于死地，把犹委会打成出卖国家利益的间谍集团和反苏宣传中心，甚至把整个犹太民族视为美国的第五纵队，完全是斯大林的多疑心理在作祟。 斯大林对犹委会的镇压以及接踵而来的反犹行动对苏联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在国内，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因为不满苏联当局的反犹政策而迁往以色列、美国等西方国家，使苏联丧失了大量优秀的科技人才和文化精英。[154]反犹主义就像一个毒痈，削弱了苏联社会的民族凝聚力。在国外，一些西方犹太组织借机掀起了反苏浪潮，苏联一手扶持起来的以色列也倒向美国阵营，苏联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被严重抹黑，在外交上也陷于被动。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导致苏联这个强盛一时的超级大国在冷战的历史舞台上轰然瓦解、黯然落败的，并非被视为第五纵队的犹委会和苏联犹太人，而是斯大林本人！或者说，是他一手打造的政治体制！当斯大林在精心炮制犹委会的悲剧之时，可能万万没有想到，他同时也在给自己亲手缔造的红色帝国炮制着一出更大的历史悲剧！孟子说，“杀一无罪非仁也”，又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视民如土芥，绳民若盗贼，或许这就是苏联70年而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1] 俄文为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ЕАК），英文为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JAFC）。 [2] Yehoshua A.Gilboa，The Black Years of Soviet Jewry：1939-1953. Boston，Toronto：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1；Shimon Redlich，Propaganda and Nationalism in Wartime Russian：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1941-1948. University of Colorado，Boulder：East European Quarterly，1982. [3] Люкс Л.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политике Сталин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7，с.41-59；Arkadi Vaksberg，Stalin Against the Jews. Translated by Antonina W.Bouis，New York：Vintage Books，Adivision of Random House，Inc.，1994；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Последний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Стенограмма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ад членами Еврейского Антифаши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4；Shimon Redlich，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A Documented Stu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Australia：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1995；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1941-1948，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история，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6；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Тай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талина，власть и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01；Arno Lustinger，Stalin and the Jews：The Red Book：The Trage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and the Soviet Jews. New York：Enigma Books，2003；Jonathan Brent and Vladimir P.Naumov，Stalin’s Last Crime：The Doctor’s Plot. London：John Murray（Publishers），2003. [4] 国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一些相关论文。见唐裕生《前苏联反犹政策和犹太移民潮》，《世界民族》1995年第1期；张建华《简论苏联的犹太人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毛远臻《时代变迁中命运沉浮的苏联犹太人——评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初期苏联政府对境内犹太人的政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增刊；张倩红、葛淑珍《简论苏联政府对其境内犹太人的政策和态度》，《世界民族》2007年第3期。不过，除毛远臻的文章之外，其余文章尚未能充分利用已解密的俄国档案资料。笔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有《埃利希－阿尔特事件及其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影响》，《陕西师大学报》2007年第2期；《“克里木方案”与二战后苏联犹太人的命运》，《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3期。 [5] 关于犹委会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的活动及犹委会案件审判的俄国档案中译文，可参见沈志华总主编、丁明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本文使用的俄国档案主要参考了该书的译文。此外，陕西师大外国语学院的徐华老师帮助笔者翻译和校对了大量俄文资料，杨存堂教授也对本文写作多有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6] 苏联情报局（Советско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бюро）是1941年6月24日建立的负责掌管战时苏联情报交流和对外宣传工作的机构。局长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1901～1945.5）担任，副局长由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所罗门·洛佐夫斯基担任，另外还包括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格·亚历山德罗夫等宣传部门负责人。 [7] 《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活动的声明》，转引自Arno Lustinger，Stalin and the Jews，pp.100-101。 [8]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168-170. [9] Правда，25 мая 1942г.. [10] Arno Lustinger，Stalin and the Jews，p.136. [11] 亦称俄国战争救济犹太分部，是1942年2月由美国犹太人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委员会、国际工人团犹太分部、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和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等美国主要犹太组织联合成立的战时对苏救济机构，主席由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犹太商人路易斯·莱温担任，荣誉主席由斯蒂芬·魏斯和爱因斯坦共同担任。战争期间在组织美国犹太人对苏援助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2] 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с.159. [13]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326. [14]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344-345. [15]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王长荣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第369页。 [16]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136-139. [17] 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魏小明、陆柏春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第336页。 [18] 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第336页。 [19] Shimon Redlich，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p.48. [20] 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第336页。 [21] Shimon Redlich，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p.45. [22] 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第335页；Arno Lustinger，Stalin and the Jews，p.149；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с.280。 [23] 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第310、336页。 [24] 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第335页。 [25] Arno Lustinger，Stalin and the Jews，p.151. [26]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4，第506页。 [27]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6卷，第524页。 [28] 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с.391. [29] 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第341、355页。 [30]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262-263；Arno Lustinger，Stalin and the Jews，p.161. [31]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261-262. [32] The Black Book：The Ruthless Murder of Jews by German-Fascist Invaders Throughout the Temporarily-Occupied Reg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in the Death Camps of Poland During the War of 1941-1945，Prepared under the editorship of Ilya Ehrenburg & Vasily Grossman，Holocaust Library. New York，1981，pp.XXIII-XXVI. [33]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262-263. [34] Shimon Redlich，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p.104. [35]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264. [36]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五部，秦顺新、冯南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239页。 [37] 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第365页。 [38] Yehoshua A.Gilboa，The Black Years of Soviet Jewry：1939-1953. Boston，Toronto：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1，p.147. [39] 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何宏江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第966页。 [40] Brent and Naumov，Stalin’s Last Crime，p.94. [41] Shimon Redlich，Propaganda and Nationalism，p.82. [42] Arkadi Vaksberg，Stalin Against the Jews，p.153. [43] 利季亚·沙图诺夫斯卡娅：《克里姆林宫内幕》，张俊岩、魏卓丽译，中国盲文出版社，1988，第157页。 [44] Медведев Ж.А. Сталин и“дело врачей”，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3，№1，с.88. [45] Shimon Redlich，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p.128. [46] 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李惠生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第354页。 [47]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358。贝利亚在这份文件中把米霍埃尔斯遇害时间误写为1948年2月。从时间上分析，斯大林是在1948年元旦做出最后处死米霍埃尔斯的决定的，也就是在这时确定由米霍埃尔斯前往明斯克出差的。1月2日米霍埃尔斯接到了出差通知。 [48]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358-359. [49] Правда，17 января 1948г.. [50] Shimon Redlich，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p.129. [51] Benjamin Harshav，Marc Chagall and His Times：A Documentary Narrativ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630. [52] Murray Friedman and Albert D.Chernin（eds.），A Second Exodus：The American Movement to Free Soviet Jews，Hanover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9，p.2. [53]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第449页。 [54]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225. [55] Shimon Redlich，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p.126. [56]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225-226. [57]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229-230. [58]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217-218. [59]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217. [60]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349-351. [61]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б. док. Т. 1. 1941-1953，Кн. 1，1941-май 1949，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00，с.305. [62] Млечин Л. Иосиф Сталин：создатель Израиля，Москва：ЯУЗА，ЭКСМО，2006. с.5. [63] 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可能有三重目的：一是为了把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和中东；二是希望把以色列变成一个亲苏联的国家，进而与美国争夺对中东和地中海的战略控制权；三是如果前两个目标受挫，那么就把以色列作为一个不和的金苹果抛向中东，以便为苏联干预中东事务提供机会。见Golda Meir，My Life，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75，p.188；Медведев Ж.А. Сталин и“дело врачей”，с. 99。 [64] Arno Lustinger，Stalin and the Jews，p.171。中国有些学者认为，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对犹太人同情，见赵伟明《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时事出版社，2006，第25页；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126页；赵克仁《试析苏联对以色列建国前后态度和政策的演变》，《西亚非洲》1993年第3期，第68页。这一观点显然是片面听信了葛罗米柯的发言，忽视了对苏联国内这一时期反犹浪潮的研究。 [65] 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届会议上的演讲，参见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267；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苏联代表在联合国的发言选集》（第一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第180～181页。 [66]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281. [67]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282-284. [68] 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с.36. [69]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289. [70] Платонов О.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Х век，Эпоха Сталина，Москва：Московитянин，1996，с.270. [71] Рейман М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и конфликты в советск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3，№3，с.24-40，34. [72]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295. [73]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293-295；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308-314. [74] Shimon Redlich，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pp.392-393. [75] 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с.365. [76] Shimon Redlich，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p.114. [77] Shimon Redlich，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p.111. [78] 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с.35，140. [79]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285. [80]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292-293. [81]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291. [82]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301-304. [83] Arno Lustinger，Stalin and the Jews，pp.174-175. [84] Платонов О.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Х век，с.268. [85]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375. [86] Shimon Redlich，Propaganda and Nationalism，pp.165-166. [87]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375、383. [88] Правда，21 сентября 1948 г.. [89] Golda Meir，My Life，p.205. [90]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399. [91] Golda Meir，My Life，p.205. [92] Платонов О.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Х век，с.270. [93] B.Z.Goldberg，The Jewish Problem in The Soviet Union：Analysis and Solution，New York：Crown Publishers，Inc.，1961，p.162. [94]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399-400. [95] Golda Meir，My Life，p.207. [96] Arno Lustinger，Stalin and the Jews，p.175. [97]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299. [98]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304-307. [99]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308. [100]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308-309. [101] Brent and Naumov，Stalin’s Last Crime，p.96. [102] 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359页。 [103] Brent and Naumov，Stalin’s Last Crime，p.184. [104] Платонов О.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Х век，с.264. [105] Documents On Israil-Soviet Relations：1941-1953，Part Ⅰ：1941-May 1949. London：Frank Cass，2000，p.377. [106] Brent and Naumov，Stalin’s Last Crime，p.94. [107] Shimon Redlich，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p.162. [108] 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с. 389. [109] 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с. 389；另外可参考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12，с.37。 [110] Медведев Ж.А. Сталин и“дело врачей”，с.99. [111]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359-360，362. [112] Arno Lustinger，Stalin and the Jews，p.184. [113]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371-372. [114] 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с.234. [115]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12，с.37. [116]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12，с.38. [117] 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с. 390. [118] 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с.198-199. [119] 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с.235. [120] Brent and Naumov，Stalin’s Last Crime，p.104. [121] Shimon Redlich，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pp.147-148. [122] Пихоя Р.Г.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в совет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1945-1958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6，с.6. [123] Brent and Naumov，Stalin’s Last Crime，pp.115-118. [124] Brent and Naumov，Stalin’s Last Crime，p.153. [125] 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65页。 [126] Arkadi Vaksberg，Stalin Against the Jews，p.226. [127] Brent and Naumov，Stalin’s Last Crime，p.135. [128] Shimon Redlich，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p.151. [129] 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с. 149、59、98、152、275、376. [130] 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с.175、378、379. [131]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12，с.38. [132] 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с. 21. [133] Arkadi Vaksberg，Stalin Against the Jews，p.230. [134] 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с. 216-218、342、196、198. [135] 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с. 138、153、234-235、365. [136] Arkadi Vaksberg，Stalin Against the Jews，pp.231-233. [137] Brent and Naumov，Stalin’s Last Crime，p.186. [138] Arkadi Vaksberg，Stalin Against the Jews，p.235. [139] Наумов В.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с. 381-382、386. [140] Brent and Naumov，Stalin’s Last Crime，p.95. [141]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12，с.40. [142] 张盛发：《中长铁路归还中国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112页。 [143] 《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593页。 [144] Правда 13 января 1953г.. [145] Brent and Naumov，Stalin’s Last Crime，p.151. [146] Brent and Naumov，Stalin’s Last Crime，p.109. [147] 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359页。 [148] Brent and Naumov，Stalin’s Last Crime，p.104. [149] Joshua Rubenstein and Vladimir P.Naumov（eds.），Stalin’s Secret Pogrom：The Postwar Inquisition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p.61. [150] Brent and Naumov，Stalin’s Last Crime，p.309；Arkadi Vaksberg，Stalin Against the Jews，p.259. [151] 利季亚、沙图诺夫斯卡娅：《克里姆林宫内幕》，第216页。1953年担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国防部长职务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尼·亚·布尔加宁也证实了这一点。见Люкс Л.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политике Сталин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7，с.54。 [152]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犹委会案件的会议记录（1988年12月29日），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12，с.34-35。 [153] Louis Rapoport，Stalin’War Against the Jews. The Doctor’s Plot and the Soviet Solution，New York：The Free Press，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1995，p.81. [154] 据统计，1954～1959年，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人数是776人，60年代上升到8840人，70年代达到225494人，1987～1991年，大约有44.8万犹太人移民国外，其中大多数去了以色列。见张倩红、葛淑珍《简论苏联政府对其境内犹太人的政策和态度》，《世界民族》2007年第3期，第17、19页。另据统计，1991年10月苏以关系恢复后，有100万犹太人申请移民以色列。到1996年，有90万俄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见杨曼苏《苏以关系发展的历程》，《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1期，第68页。 摇摆于国共之间：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 华东师范大学 沈志华 战后苏联对外政策与中国内战的关系，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苏联史研究中令人关注的问题。中国学者起步较早，1992年出版的牛军和杨奎松的两部重要专著，都较多涉及这个问题，其史料特点是使用了大量当时难得一见的中共中央文电。[1]接着，挪威学者文安立出版了英文专著，更集中地讨论了美苏冷战与中国内战起源的关系。[2]此后，各国学者又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问世。[3]本文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其一，出现了新的档案文献。2000年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俄中关系：文献与资料》的第4卷第2册，收集的是1945年的档案；2005年又出版了第5卷的两册，收集的是1946年至1950年年初的档案。这三本档案集公布的1945～1950年中苏关系档案资料共815件，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文件。[4]就中国档案而言，最有价值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彭真年谱》，其中使用了大量以前未曾披露的中共中央与东北局、重庆代表团之间的往来文电。[5]这些有关中国内战时期的档案文献十分重要，对于这段中国历史，特别是苏联与中国内战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应该说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最后的结论如何，研究者都有必要依据这些新的档案文献，对过去讨论的问题重新予以审视。[6] 其二，需要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以往的研究多是把中国历史作为主线，重点在于论述中共对革命和内战的考虑及其战略、策略的变化，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即作为国际背景的苏联对外政策及冷战格局的变化。中国的革命和内战不是孤立的。战后初期和内战初起，中共的战略和策略受制于苏联的外交方针和美苏关系的现状；内战后期，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国内局势的变化则反过来引起了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进而影响到整个冷战格局的改变。这些现象说明，苏联的战后对外政策及冷战战略和策略与中国的革命和内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研究者需要考虑：在冷战缘起的过程中，苏联对外战略的构想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其对中国内战的方针；把中国内战的起源和结果作为一个案例，如何解读苏联对冷战的战略构想及其变化。[7] 本文主要考察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与中国内战起源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斯大林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中国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为了建立东方安全带，斯大林以参加对日战争为诱饵，说服美国与其共同迫使中国签署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达到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独占权益的战略目标。[8]为实现这个战略构想，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方针的重要内容，同其他共产党活跃的欧洲国家一样，也是推行“联合政府”政策。[9] 1945年6月，第11～12期《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战后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10]这个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与美国人谈话时表达的立场，也就是他在战后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在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11]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此不同。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中共的一般纲领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即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对此，莫斯科是十分了解的。[12]然而，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中共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13]所以，尽管早在6月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14] 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通过武力的较量立即实现中共的主张可能是最佳选择。8月9日苏联兵分三路进入东北，中共中央立刻意识到这有可能导致日本投降，第二天便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在此历史突变之时，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同时要求华中局即日派部队夺取南京、上海、武汉、徐州、芜湖、信阳等大城市和要道，沿津浦、沪宁、沪杭线各中小城镇则由地方部队动员民兵占领，同时宣布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中央还指出：“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11日，延安总部命令八路军华北、西北部队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发。12日，中共又调整了华中部署：在江南不再占领各大城市，只夺取广大乡村及县城，“准备内战战场”，若内战胜利，就原地继续扩展，若内战失利，则转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但决不退回江北；江北力量则全力“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并“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15]显然，中共的战略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准备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 此时，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面对突变的形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就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但周恩来一眼便看出，蒋介石“请毛往渝全系欺骗”。20日蒋再次来电催促，中共仍不为所动，继续抓紧进行部署。毛泽东一方面命令晋绥和晋察冀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一方面针对华中局打算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报告答复说：你们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16] 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准备夺取华东、华北、西北、东北大部分地方政权的关键时刻，10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17]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军事实力，也不了解中共的最终目标，但他知道一点：无论中国内战结局如何，都会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 对于来自莫斯科的“国际援助”，中共固然没有抱多大希望，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下一道“不许革命”的禁令，这不啻向毛泽东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张。21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取消上海起义计划。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指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同时，总体战略也只能由选择“革命”方式转向选择和谈方式：“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18]至于苏军管制下的东北，中共还是寄予很大希望，仍坚持“迅速争取东北”，只因不明苏联的立场，所以决定先派干部去那里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是否派军队占领，还要视情况而定。同日，毛泽东给蒋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23日蒋介石第三封电报再邀，毛泽东次日答复，周恩来先去，他本人“准备随即赴渝”。[19] 战略方针出现如此急转弯，是需要给全党和全军一个交代的，原因当然主要是苏联表明了态度。[20]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枣园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毛在分析了战后进入和平阶段的两种情况（可以占领或无法占领大城市）后指出，由于得不到苏联的帮助，“没有外援不能克敌”，“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至于苏联为什么不能帮助中共，毛泽东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解释说，美苏需要实现国际和平，“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毛还对比了希腊和中国的情况：苏联没有援助希腊，是因希腊为英国所必争，而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如果中共占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美国必然进行干涉。显然，毛泽东已经看出，中国不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并断定苏联进军中国的区域大概会限定在东北三省。所以，中共在关内的一切军事行动都不会得到苏联的援助。于是，出路只有一条：“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而在中国，联合政府的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目前“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将来再“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看来，中共是不得不走这条“弯路”了。[21]第二天毛泽东发出的一个指示当是对上述讲话的注释：“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22] 8月25日，中共又接到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的邀请电，遂开会商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去重庆谈判。在第二天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述了中共参加重庆谈判的原则和方针。既然谈判，就需做出让步，中共的原则是“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达到妥协。让步的限度：“第一批地区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但是，在陇海路以北直到外蒙古的地区，“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毛说，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就不签字，并“准备坐班房”。“随便缴枪”是绝对不行的，延安也不会“轻易搬家”。[23]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讲的是走法国式的道路——这是对斯大林路线的准确理解，恐怕也是说给斯大林听的，但实际准备实行的谈判方针及其所确定的目标与斯大林的设想有重大区别：第一，斯大林主张的是共产党进入由资产阶级政党掌权的政府，而毛泽东设想的“联合政府”却是要与国民党平分天下，至少来个武装割据。第二，斯大林要求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的道路，而毛泽东却坚持无论如何不能放下枪杆子的原则。第三，斯大林设想的“联合政府”是长久之计，而毛泽东却把和平谈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总之，迫于形势，毛泽东不得不委曲求全，亲赴重庆与夙敌蒋介石谈判，而内心却十分明白，莫斯科的“联合政府”实属一厢情愿，最后解决问题还要靠武装斗争。 在重庆谈判过程中，莫斯科对国共和谈的结果以及中共的实际立场已经逐步有所了解，但除了坚持建立统一政府的原则外，并没有再发表具体意见。[24]8月30日，在重庆的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报告说，周恩来在与他会谈时表示，“根据全部情况判断，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打算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但“我们不可能指望蒋介石会做出过多的让步”，其主张的实际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被消灭的结局”。周恩来强调，中共历来一直进行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如何“从武装斗争急剧地转向和平建设”，干部和群众都没有准备好。因此，需要莫斯科提供情报和意见。彼得罗夫的回答是：“周恩来同志在党政工作方面经验相当丰富”，“将能够正确地评价中国目前的局势并采取正确措施”。[25] 9月6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告诉彼得罗夫，在谈判中，“毛泽东要求将包括首都北平在内的5个省转交给共产党人，以便使他们能够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和供养自己的军队”。赫尔利声称，英国人支持在中国“分而治之”，而斯大林则告诉哈里曼，“允许在中国建立两个政府”是“愚蠢”的。以此为出发点，赫尔利一再建议苏联和美国共同发表一个支持国民政府的声明。彼得罗夫对此没有响应。[26]同一天，毛泽东也拜访了苏联大使。毛泽东介绍说，谈判表明，蒋介石极力要“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并用武力封锁共产党的地区和军队。所以，“联合政府”已经谈不上了，他们只同意让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代表加入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对于共产党来说，毛泽东指出，“如果国民党同意将除特区以外的5个省——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和热河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同意放弃华南和华中的解放区”。最后，毛泽东表示中共的让步是有限度的。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一再追问，苏联对此持有什么立场，“如果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队，苏联将会采取何种步骤”。彼得罗夫只是一味强调：“苏联非常希望看到中国在政治上统一，两党的谈判应该继续下去，并通过相互的让步达成一致意见。”第二天，彼得罗夫又向东北特派员蒋经国表示了同样的看法。[27] 10月10日，就在谈判协定签字的当天，毛泽东再次拜会苏联大使。毛说，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表明中共取得了胜利，是将来“进行宣传的某种依据”。但他又强调，“蒋介石不会履行达成的协议”，“他会继续进行反共的军事准备”。因此，“中共的军队也正在三个主要方面加紧作应战的准备”。毛接着说，“消灭国民党的几个师”没有问题，中共唯一担心的是美国会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并问苏联人，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中共没有明说的愿望当然是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几天前周恩来就提出了同样问题，当时彼得罗夫未置可否，现在面对毛泽东的提问，彼得罗夫的答复也只是：“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妥善调解局面，尽量避免与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28] 目前尚未发现有关重庆谈判更多的俄国档案，不过，苏联使馆的态度应该说是反映了莫斯科的立场。显然，斯大林此时坚持的原则仍然是建立以国民党为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为此，在中国必须避免内战。不过，彼得罗夫作为外交官的谨慎表态也说明，斯大林并不想强迫中共接受某种具体做法，他要为自己的实际行动留下充分的回旋余地。毕竟，提出“联合政府”政策只是一种手段，就其目的而言，有一点莫斯科与延安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保证对中国东北的控制。[29] 二 斯大林左右逢源与中共独占东北的决心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消灭日本关东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东北地区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东方安全屏障。作为签署中苏条约的对应条件，斯大林已经向美国人和蒋介石许诺，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政府，而苏军则在3个月内撤离中国，希望以此换取中国政府的对苏友好立场。但是，无论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还是着眼于地缘政治，斯大林对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国，既不放心，也不信任。[30]所以，苏联不能把对东北的控制完全寄托在已经公开表明的既定政策上，而要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此，莫斯科至少利用了以下三种途径。 首先，通过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东北地区营造对苏友好的氛围。在军事推进过程中，苏军军事委员会和政治部不断向中国居民发放各种宣传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仅远东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就用中文印制了86种、总数超过470万份的传单。在东北作战的前4天当中，苏联散发和张贴的中朝文标语、传单和宣传画就有9000万份。此外，苏军还在当地出版报纸和定期刊物，吸收和培养大批通晓汉语、朝语、日语的宣传骨干。仅第一方面军总部在8月份就举办了大约200场报告会、座谈会，组织音乐会或戏剧、电影演出160场。[31] 其次，充分利用隶属远东方面军侦察处的原东北抗日联军的中国和朝鲜干部。40年代初，抗日联军在东北的大规模军事活动失败后，周保中、李兆麟、金日成等一批干部率残部陆续退往苏联，组建国际旅，继续坚持战斗。1942年7月，经共产国际批准，这支部队在苏军统制下组成第88独立步兵旅，并在远东哈巴洛夫斯克营地接受训练。对日作战准备阶段，该旅的任务是提供情报和向导。苏联出兵的第二天，旅长周保中部署该旅准备反攻，与八路军会师，解放东北，8月11日却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待命”。日本宣布投降后，周保中又致信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建议由第88旅接管长春，并为建立东北民主政府和人民军作准备。如果接受这个设想，周要求苏军将该旅骨干力量交给中共中央或八路军安排。这个建议也遭到拒绝，华西列夫斯基下达了另一个指示：为了扩大苏联的影响，安排这些干部分散随苏军行动，协助占领当局开展政治和行政工作。9月6～9日，第88旅的中国干部受命分四批到东北各大城市苏军指挥部报到。10月，该部队建制被取消。[32]显然，斯大林一方面担心周保中的计划会破坏他对蒋介石的承诺，一方面需要把这支由中朝战士组成的部队留给自己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借助中共的力量来控制国民党行政当局对东北的接管进程和实际结果。应该说，前两个措施不过都是为了使苏军能在东北站住脚，并扩大苏联在那里的影响，而斯大林明白，苏联的军事力量迟早是要退出东北的。那么，到底把东北的直接控制权交到国共两党谁的手上，才能保证莫斯科的实际控制和势力范围，斯大林是有深远考虑的。就苏联对中国以及东北采取的政策而言，国民政府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可算是一语中的：“苏联只要看见中国有联合政府，一切便好谈。”[33]最初，斯大林在国共之间所采取的左右逢源的立场，与中共逐步确立的独占东北的战略确实有些不合拍，以致一度引起毛泽东的失望和不满。不过，国际局势的变化最终还是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由于得知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党，直到8月26日，中共中央还在犹豫是否派大部队去抢占东北。[34]不过如前所述，控制东北已是既定方针，需要考虑的只是方式。中共中央很快就想出了对策，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北方各分局的指示中说：尽管受中苏条约限制，苏联“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条约中也明白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因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且“派军队去尚有困难”，而“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于是，中共中央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内，我必须完全控制，必须迅速派干部和部队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建立政权与地方武装”。对苏军只通报情况，既不要正式接洽，也不要请求帮助，总之不要使之为难。[35]高岗在9月3日一封电报中也称：“对东北我党必须力争，中央已有充分准备及具体对策。”[36] 中共军队突然大量出现在东北，一时搞得苏军不知所措。中共军队最初进入东北各地后的不同遭遇，说明了这种情况。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进攻山海关时，不仅与苏军联合发出最后通牒，还得到苏军炮火支援，到达沈阳时却受到苏联驻军百般阻拦，被围困在火车上整整一天；进驻沈阳的中共先头部队从苏军转交的日本军火库中获取了大量武器装备，而徒手赶来的后续部队却吃了闭门羹，什么也没有得到；还有些进入东北的部队，不仅得不到急需的通讯器材和印刷设备，甚至还被苏军缴械，并禁止他们在苏军占领区活动；如此等等。[37]造成这种局面的具体原因很复杂，有的显然是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表现出对中国同志的支持，有的恐怕是由于对中共所属部队缺乏了解而产生的误会，有的大概是基层指挥员不了解外交方针而擅自采取的行动，还有的肯定是占领当局受制于国际舆论而有意采取的回避态度。总的讲，问题的症结在于，对于莫斯科有意采取的模糊政策，苏联军人和中共领导人最初都没有搞清楚，而他们之间又缺乏沟通和联系。 于是，9月14日华西列夫斯基派代表飞到延安，传达莫斯科的要求，并与中共领导人进行协商。苏联代表在会谈中明确表示：苏军撤离中国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请朱德命令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地区；苏军不久即行撤退，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的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而私下应允，已经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如果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随时联系，协调行动。锦州、热河两省则可以完全交给中共接管。[38]16日，苏蒙联军代表又转告中共中央，“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接收其所占领之内蒙古及东北各地，“确保北面及内蒙地区，以便同外蒙苏联经常保持联系”，苏军可接济部分武器。万不得已时，中共部队可进入外蒙古，“但不可向南移”，“不要再让敌人隔断双方联系”。在重庆的苏联大使也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中共当前的战略重心，应当是集中兵力，“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之线，防蒋进攻”。[39] 只派遣一名校级军官向中共领导人传话，表明莫斯科处事谨慎，仍要留有退路。彭真到沈阳后报告，苏军对银行、工厂、仓库一律派兵监守，不准搬用，对火车、汽车、汽油、广播电台也“绝对全部控制”，还要求中共军队移至城外，均反映了这种情况。[40]尽管如此，苏联的意图却很明显：表面上国共军队都不得进入东北，但允许中共军队卡住进入东北的咽喉要道，一旦苏军撤退，中共便可抢先占领东北。这样，苏联既没有破坏中苏条约，又能保证内蒙古、东北地区在自己掌控之中。机不可失，莫斯科的表态促使中共更加坚定了进军东北的决心。 经过14日下午和晚上的讨论，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心把全国的战略重点放在东北，把原来准备南下的部队和干部转向挺进东北，并决定建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前来延安的苏联军用飞机飞往沈阳，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41]17日刘少奇向毛泽东报告：“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12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为此，刘少奇提出“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42]18日他又建议紧急调重兵部署在热、察、冀东及东北沿海地区，阻止蒋军北进，控制东北。19日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43]到10月初，毛泽东的胃口更大了，中共中央设想的目标是：在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实行人民自治，中央军不得开入，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44] 在控制东北的问题上，斯大林最大的担忧在于美国势力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不断接近和开进东北，莫斯科的担心越来越加重，态度也越来越明朗。蒋介石非常担心因国军不能及时到达东北，而共军乘苏军撤退之机夺取优势，故早在9月11日就让行政院长宋子文向美国政府请求借船运兵。[45]美国的态度也很积极，代理国务卿艾奇逊第二天便以备忘录形式将此事报告总统。9月18日杜鲁门总统答复：“驻西太平洋陆军和海军司令已下达命令，将按照魏德迈将军所明确指出的日期和港口运送前往满洲的中国军队提供船只”，“参谋长联席会议深信，在中国军队准备好登船前往满洲之日，将有足够的船只为其所用”。[46]9月24～27日，就有消息传开，美军将在天津、大连、烟台、威海、秦皇岛登陆，蒋军将由空运和海运至平津。[47]10月初，一方面是美国一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一方面是国民政府连连发出照会和通知：中国计划在满洲吸引外资，而美国有意投资；要求苏联开始考虑撤军问题；中国政府的第一批军队将在数日内乘坐美国军舰抵达大连。[48]这如何不让斯大林心急？在与立法院长孙科的谈话中，彼得罗夫默认：“美国人在北平、天津、青岛和秦皇岛登陆”，“是导致局势更加严重化的因素”。[49]而斯大林则向蒋经国坦言：“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允许他们进入满洲”。[50]既然认定国民党是美国人的傀儡，那么，要遏制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只能依靠共产党。 尽管在重庆，苏联大使对周恩来寻求帮助的提问依然闪烁其词，[51]但在东北的苏联军人却对共产党显得格外坦率和热情。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接待中共东北局负责人时，不仅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人，而且高度赞赏中共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他还认为，“满洲北部不成问题”，建议中共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山海关方面（15万人）和沈阳周围（10万人），全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第二天苏方就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给中共，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52] 10月上中旬，苏联一再拒绝国民政府关于国军在大连登陆的请求，即使蒋介石亲自出面也无济于事。同时，对设立在长春负责接收工作的东北行营，也是百般刁难，设置重重障碍。蒋经国向苏联使馆通报长春之行的感受时抱怨说，苏军不允许他们建立警卫队，拒绝到除沈阳外其他地区进行视察，还下令停止出版东北行营发行的《光复报》。[53]与此同时，苏联却与中共紧密配合，加快了对东北的控制步伐。苏军指挥部下决心“打开前门”，拟把南满和锦州地区的行政权全部交付给中共，并应允在中共来不及接收的情况下，代为保留1个月。甚至在苏军完全控制的大连地区，占领当局也希望中共在那里建立起党政领导机关。[54]10月6日，中共得知蒋军在大连登陆已被拒绝后，估计可能转向营口、锦州和安东，于是请求苏军“一律拒绝，至少拖延一个月至一个半月”。10天后彭真便报告，蒋军“到营口、锦州两处海岸企图登陆，已被拒绝”，苏方催促中共立即派兵在陆地阻击。因中共军队一时无法到达，苏方还答应再设法拖延几天。而在蒋军准备登陆的安东，不但出现了“民主政府”，还举行集会，呼吁满洲独立，撤销东北行营，甚至断水断电。[55]10月19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决定按照苏方的要求，改变过去分散占领全东北的方针，而“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56]；21日又提出：“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57] 10月25日，苏联接到中方正式通知，政府军将使用美国舰队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58]于是，苏军再次催促中共军队迅速接防中心城市和工业，逐步接收政权，并建议中共把领导中心移至沈阳，还声称：“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开些干。”如蒋军在11月15日前进攻，苏军可协同中共军队给以打击。[59]接到东北局的报告后，毛泽东“甚为欣慰”，即刻指示：“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按照苏方意见“速在安东、营口、葫芦岛三处设防，加强军队配备，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最重要的是请求苏方“拒止蒋方在两个月内登陆、着陆”。28日，东北局便拟定了东北九省的主席或特派专员名单，准备“以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权”。[60] 因受制于外交，苏联无法满足毛泽东的要求，经反复交涉，只得应允蒋军“10月30日在葫芦岛、营口登陆，11月12日进至锦州、海城线，11月20日进至沈阳，苏军则于11月25日撤完”，还同意先头部队在苏军撤离前三天空运至长春和沈阳。不过，苏方也公开声明，苏军数量不多，无法保证登陆部队的安全，而且并不打算限制共产党部队，因为苏联“不会干涉中国内政”。[61]同时，苏方则通知中共，“同意我们在营口、葫芦岛作战，他们不加任何限制”，还同意中共前往沈阳和长春接收工厂、武器装备，并更换除市长外的长春各级政府。[62]为此，11月上旬毛泽东不断发出指示。针对国民党军队在山海关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毛泽东要求“务必要将（这一地区）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起来，以便在这场具有战略性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取得胜利”；同时，要求部队“争取时间布置内线作战，决心保卫沈阳不让蒋军进占。一俟苏军撤退，我方即宣布东北人民自治。”[63]在长春，据东北行营的通报，中共调动了大批军队集中在机场附近，约2000人已进入长春市，并示威性地包围了行营驻地。[64]11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讲话：“派十九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总的来说，蒋一定攻，我坚决打”。“只要有现在的条件，苏联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怕。”只有此战得胜，“我们才能提出东北自治的问题”。[65] 然而，就在毛泽东准备利用苏联帮助的有利条件放手与蒋介石在东北一战的紧要关头，莫斯科的立场突然发生了变化。11月10日，斯大林从他的休养地索契给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发出一封密码电报，指令他们“尽可能快地从延安和毛泽东部队活动区域撤离我们所有的联络官员和其他人员”，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国的国内战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担心我们的敌人将来会指责我们留在这些地区的人是中国国内战争的组织者，虽然我们的人并没有控制任何东西”。[66]这一指令立即得到贯彻执行。第二天东北局报告：昨日友方突然通知陈云，已允许在苏军撤退前5天内让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并且不准我们在此期间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友方一再声明，这是“莫斯科的决定”，东北苏军任何人员无权变动。如果5天中出现冲突，苏方“只能缴我们的械”。友方还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67]17日马利诺夫斯基命令中共军队撤出长春、沈阳和哈尔滨，并不得阻碍国民党军队在长春和沈阳着陆；20日又“郑重通知”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中共军队一律退至铁路线50公里以外；只要有苏军的地方，既不准与蒋军交战，也不许中共军队存在，“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散；全东北境内，包括锦州至山海关段，均不准作战。[68]同日，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满分局和军队三天之内撤出哈尔滨，中共部队撤出后，苏军即通知国民政府，来哈接收。[69]在重庆，苏联使馆也告诫中共代表王若飞，“为了避免遭到美国和中国舆论的反对”，中共最好不要试图占领长春路，并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70]24日，苏联心安理得地照会中国政府，现在可以毫无阻碍地向沈阳和长春空运部队了，苏军对东北中共军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并表示苏军可延期一两个月撤离，以利中方接收。[71]驻长春苏军指挥官还向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保证：“决心消除所有的暴民活动，严格保护各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住宅，并禁止一切对中国政府不利的宣传。”[72]后经双方协商确定，为确保中国政府顺利接收，将苏联撤军完成日期改为1946年2月1日。[73] 苏联的态度为何突然改变？从斯大林密电和苏联参赞谈话的口气看，莫斯科的担心主要在于美国对东北事态发展的不满及其制造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早在10月19日他就有意向苏联大使建议：采纳美国的提议，召开第二次五国外长会议解决中国问题。[74]11月8日蒋介石又在内部讨论时提出“将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同时声明不放弃东北，以使苏联违约之真相大白于天下”。[75]一个星期后，国民政府正式向苏联发出照会：由于接收工作无法进行，决定于17日起将东北行营“迁移至山海关”。同时，国民政府又照会各国使领馆，告苏联阻碍接收工作。随后，蒋介石迅速将这一决定告诉华盛顿，并抱怨苏联人未能执行1945年中苏条约，希望与美国积极协调行动，防止局势继续恶化。[76] 莫斯科面临的压力还不止于此，从10月下旬到11月初，在远东，苏联急于插手促成对日和约，反复就盟国对日管制机制问题与美国进行磋商。[77]在近东，伊朗危机趋向国际化，对苏联感到绝望和恐惧的德黑兰政府开始求助于美国和联合国。[78]针对苏联关于修改蒙特勒公约的诉求，美国也开始关注土耳其海峡问题，并提出了国际监督的建议。[79]于是，苏联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都需要继续与美国保持一致，并争取美国支持自己的主张，这里当然也包括中国问题。所以，当11月下旬美国倡议召开三国外长会议解决这些国际问题时，苏联不仅积极响应，而且立即开始与美国进行紧密接触和协商。[80]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做出美苏同时从中国撤军的决议，以及国务卿贝尔纳斯对斯大林履行中苏条约抱有乐观态度，就毫不奇怪了。[81] 于是，斯大林再次抛出了“联合政府”政策。在12月30日与蒋经国会谈时斯大林说：“苏联政府已经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举动”，苏联政府仍然“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认为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斯大林还一再辩白，苏联政府对中共的情况不了解，也未向中共提过任何建议，莫斯科对中共的行为不满意，更不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82]而对中共，斯大林则希望他们放弃已经制定的目标。1946年1月，苏联使馆告诫中共在重庆的谈判代表，目前提出东北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央政府和来华调停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中共应该寻找和平解决所有军事和政治问题的道路”。苏联大使还警告周恩来：“在满洲发生战争，尤其是伤及美人，必致引起严重后果，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的绝大危险。”以至于周恩来不得不向苏联人检讨说，“对中共来说，与美国人的关系是一个新问题”，中共领导人认为苏军应该把东北交给中共，是因为“不懂得整个国际形势的复杂性”。[83]而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周恩来指出：看到中共能以军事力量抵抗国民党进攻以利谈判时，他们就欢呼，看到中共要独霸东北、华北时，他们就惊呼。[84] 毛泽东确实需要再次改变战略方针了。得知苏联态度改变后，中共中央最初决定，一方面“照顾友方信用”，“服从总的利益”，一方面“仍须控制大城市”，重新部署力量，“准备一切条件于苏军撤走后歼灭顽军”。[85]11月19～20日，中共的方针仍然是“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希望苏军能把“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留给我们，并“尽可能推延蒋军进入满洲及各大城市的时间”。[86]但是，11月22日，迫于形势的变化，刘少奇便提出了一个新的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28日和29日，刘进一步明确：“独占东北已无此可能，但须力争在东北的一定地位”，今后工作重心为控制长春铁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87]武力解决不行，只好再次转入和谈。12月7～8日，中共提出准备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并希望苏联“居间折冲”。30日，中共公开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的停止内战”。[88]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议公布后，中共中央要求东北局“将部队高度分散”，迅速控制既无苏军驻扎又无国军开进的地区，特别是靠近苏联和蒙古的地区。[89]到2月，随着和平谈判的进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人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周恩来等人参加行政院，并力争周恩来任副院长，还批准了中共出席宪草审议委员会的名单。[90] 尽管很不情愿，但是在力量对比明显不利以及美苏两国的共同压力下，中共不得不暂时放弃进行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计划，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将要出现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急剧变化。 三 苏联从东北撤军与中国内战的开启 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确保苏联在东北（还有蒙古）的独占地位，这就是说，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决于形势是否对苏联实现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有利。因此，苏军在1945年底准备撤离东北，把政权交给国民党的时候，仍然与中共保持着联系并秘密给以帮助。12月2日，随苏军行动的周保中等人报告：苏联远东军指挥部“愿意知道我全满实力及对东北方针，苏军表示在撤退前，在可能限度内一定给我物资帮助，但是讲究方法，并尽量制造困难给顽”。[91]看来，即使在压制中共时，苏联人还是留了一手。 果然，当东北局势的发展使莫斯科感到威胁时，苏联的态度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关于苏联对华政策的目标，副外长洛索夫斯基在蒋经国访苏前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作了全面论述：第一，中国政府必须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第二，中国必须保证长春铁路沿线的安全，在目前的混乱局面下，应提议苏联“铁路护卫队保留二至三年”；第三，“不准外国人及外国资本进入满洲”，“我们不能允许满洲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场所”；第四，必须在苏联“积极参与满洲经济活动的情况下”实现与中国在东北的经济合作，为此就要控制一批合资公司，特别是船舶公司、航空公司和中长铁路。[92]但恰恰在这些问题上，1946年初呈现出一种对苏联的危险局面。 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中，为了及早撤军，减缓国际舆论压力，苏联代表一再表示愿意让步，只要中国同意对所有重工业公司实现双方合资经营，苏方就会进一步采取行动，帮助国民政府尽快解决东北的接管问题。[93]而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态度却愈益强硬。[94]1月26日他告诉中方谈判代表张嘉璈，对经济合作谈判采取“紧缩”态度。于是，尽管苏方代表斯特拉科夫斯基一再声称，莫斯科急于签署合作协议，并非要在东北“霸占利益”，而只是“不愿见有第三国再卷入”，但张嘉璈始终坚持强硬立场：战利品问题中方不予考虑，航空公司和轮船公司的问题也不讨论，一切非金属矿业不在合作之列，即使在合作企业，中方亦要求占51%的股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苏方坚持尽快签订经济合作协定，方能最后撤军，中方则强调没有顺利交接行政权，故无法谈经济合作，以致经济谈判陷入僵局。[95]此时，美国也不断向苏联施加压力。2月11日美国同时照会苏联和中国，对中苏经济谈判感到“不安”，认为这“与门户开放原则会有矛盾”，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和威信“是一种明显的损害”，并表示美国有意参与谈判，在经济合作方面采取“共同行动”。[96]这无疑更加刺激了斯大林敏感的神经。 不仅与政府的谈判步履维艰，中国民间的反苏情绪也突然高涨起来。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一周年之际，2月11日，美英苏三国同时公布了有关远东问题的秘密协议。苏联同意公布协议，大概是着眼于对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占领的合法性，而美英这样做显然是针对东北问题的。为了进一步逼迫苏联撤军，美英在报纸上公开指责莫斯科违背雅尔塔协议。这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舆论哗然，广大市民、学生纷纷涌上街头，张贴标语，示威游行，发表演说，抗议苏联在中国东北、新疆和内蒙的行为，要求苏军立即退出东北。[97]3月5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的提案。3月6日，中国照会苏联，撤军期限已过，苏军尚未完全撤退，要求苏联政府饬令“即行撤退”。4月1日，蒋介石在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公开推翻东北停战协定，宣称“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可言”。[98]东北的局面更加复杂，据苏联驻东北当局报告，国民党与土匪勾结，煽动反苏情绪，捣毁中苏友好协会甚至苏方的机构，苏联军人和侨民不断遭到骚扰、袭击和杀害等。马利诺夫斯基还认定，张莘夫被害一案，就是土匪“精心策划的，目的在于破坏苏中关系”。[99]面对如此局势，莫斯科只得再次打出中共这张牌。 2月1日彭真报告：“辽阳、鞍山、本溪三处苏军已正式将政权交与我当地民主政府，并由双方签字。该区以南（包括安东）苏军不再交给国民党，对外暂不公布。”除旅顺、金州完全归苏军长期驻兵外，大连的副市长、区长及公安局长也都由中共干部担任。原因在于，该地区的煤铁业及若干大工业，已由苏方接收并开始经营，大连的工业也完全在苏方掌握之中。[100]不仅如此，在2月22日与外蒙领导人乔巴山谈话中，斯大林甚至同意外蒙“可以悄悄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以准备在兴安岭和内蒙古建立独立的国家。[101]显然，斯大林现在还是希望把政权（无论在东北还是内蒙）交给共产党控制，以此来保证苏联的远东利益。 有史料证明，此时中共中央已经了解到情况的变化，并考虑了新的方针。3月3日周恩来作为军调处的中共代表，与马歇尔、张治中（国民党代表）来到太原视察。当晚，周召集当地高级将领开会，传达了“党中央对当前情况的估计和战略意图”。周“压低了声音，把手攥成拳头向下挥着：中央决定现在谈不了了，要锤！”[102]不过，这离采取实际行动还有一段时间。莫斯科显然有点迫不及待，看到中共没有进一步的举动，便提出了更加直接的建议。3月12日，东北局电告中央，苏军通知将于13日撤离沈阳，希望中共军队“迅速攻入沈阳”，而且“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然而，考虑到停战协定已经签字的背景以及军事力量的对比，中共中央决定，不仅不去进攻沈阳，沈阳至哈尔滨铁路沿线苏军撤退时亦不去占领，甚至准备让出已经到手的抚顺、本溪、鞍山、辽阳等地，以交换蒋军从热河撤军，并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103]看起来，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改变“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倚靠苏联、外蒙建立根据地，通过和谈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这种稳重的态度与此前莫斯科的立场变来变去大概不无关系。 苏联对于中共的犹豫不决、行动迟缓颇有不满，因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3月中旬东北局报告：苏军批评中共对美国人太客气了，更不应该同意让国民党的5个军开到东北来；又表示，凡苏军撤离之地，包括沈阳和四平，“我可以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为此，东北局要求在征得苏联同意后夺取四平街、哈尔滨，并进占其他大城市及长春路支线小城市，逼迫蒋介石谈判，甚至可以考虑夺取长春。[104]与此同时，马歇尔给东北停战小组的指令规定，“小组只能随政府军前进，政府军有权进驻东北之主要地区，长春路两侧各30公里以内，政府军单独管理，苏军撤出地区中共军队不得开入占领等”，而对中共在东北的地位既没有提及，也不愿讨论。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当即建议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承认政府军进驻沈阳至长春”，长春以北应为中共军队的驻扎地区。对此必须坚持，即使谈判“全面破裂”，“亦绝对不屈服”。[105]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方针开始发生重大转变。3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彭真和林彪：“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的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的条件，时间愈快愈好。”同日，毛泽东在批转周恩来关于商谈东北问题的报告上加了以下两段批示：“请东北局速与友方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东北协定即将签字，请彭、林速即布置一切，造成优势，以利谈判。”又在批转周恩来商谈东北问题三点意见的说明时指示：“请彭、林按照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与有理、有利、有节之方针，准备与执行小组进行谈判。”当天，东北民主联军一部即收复四平。[106]3月18日东北局再报：苏方“曾一再谈北满甚为重要，决不能允许国民党接收整个长春路与矿区”，故提议进占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中共中央当天回复表示同意。第二天，彭真又请周保中去长春直接与苏军交涉，“要求他们于最近期间缩小驻区，尽量将次要地点让我军驻防，特别如延吉、敦化、吉林、牡丹江、佳木斯等地”。3月20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已陷于僵局，中共中央又进了一步，通知东北局，“如果友人谅解，即可进占长春”。23日更要求林彪“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同时立刻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107] 一切准备就绪，苏军开始了撤退行动。此前，苏方曾以发生瘟疫、冬季交通不便等种种借口延缓撤军，且迟迟不告知撤离时间，从而造成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北进和接收的困难。3月22日，苏联使馆突然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于4月底撤军完毕。[108]莫斯科的目的，当然是尽可能将东北政权交给中共，为此，双方的配合日益紧密。3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说明现在的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因此要求速与苏军交涉，在撤退时允许中共军队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及长春。苏方则通过周保中转告，一旦条件具备，立即通知中共接管长春，同时告诉东北行营接收人员，因要“防疫，不允许办理长春交接手续”。[109]25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局，因停战小组将于近日到达东北，需即刻与苏方联系，请他们“速从哈、长、齐等市撤退”，中共军队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并以长春为首都。[110] 3月底，苏联因重开经济谈判且似有进展而再次出现反复，以致中共在接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的问题出现了一些周折。[111]但事情很快就过去了，莫斯科在撤军的最后时刻采取了两面手法。4月3日，这边是苏联政府答复国民政府，可先行通知各地撤兵日期，并协助中国接防部队；那边是苏军代表接连通知东北局，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三市近郊待机，并入市侦察，以便届时就近占领。苏方代表还解释说，美国利用国民党接管东北来反苏，蒋介石利用美国来反苏反共，苏联目前因谈判不成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但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112]为了让中共顺利接收长春，苏联对国民党继续采取麻痹战术。4月13日苏联使馆还信誓旦旦地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重申，将通知具体撤离时间，并尽量协助中国政府完成接收任务。[113]第二天，苏军就突然撤出长春，同时用事先约定的密码通知了周保中。”[114]早已做好准备的中共军队随即发动总攻，当天便占领了机场两处、市区一部，并于18日控制了全市。[115]4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应迁长春，并考虑于短期内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问题；同时，一方面向四平增兵，再打几个胜仗，一方面“用全力夺取哈、齐二市”。[116] 苏军原计划4月25日撤出哈尔滨，但毛泽东考虑到马歇尔可能在此之前到达沈阳，故于16日电告东北局，速与苏方交涉，让其尽早撤离；18日再次要求陈云和高岗，“速催友方从哈市立即撤去，以利我军马上占领。此事万急勿延。”20日与苏军代表会面，高岗被告知，哈市苏军已定于25日撤离，无法再提前，但中共所需武器已经留下，进城后即可得到。此后，按照计划，东北民主联军25日攻占齐齐哈尔，28日进驻哈尔滨。[117]一则占有了相当的地盘，二则得到苏军提供的武器援助，中共此时的决心是：“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118]4月26日与苏联大使会谈时，周恩来告知，“以前共产党曾同意在满洲问题上对国民党作出一系列让步，但是国民党不愿意停止反对中共军队的军事行动。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党不会再作出让步。”[119] 然而，此时国共在东北的实力对比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由于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2月上旬和3月，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以及第七十一军、第六十六军和第九十四军一部，都相继投入东北战场。东北国民党军正规军的兵力，已由1月的13.4万人增加到28.5万人。3月13日，国民党军队进占沈阳，随后兵分两路，向南进攻本溪，向北增援四平。[120]此时，林彪的主力部队“已苦战三月，急需休整补充训练，并适当调剂武器”。四平中共守军虽作战英勇，但能够指望的增援部队只有一至两个团。所以，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出了“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雄壮口号，但私下里却与林彪商议，争取尽快停战和谈。[121] 正在春风得意的蒋介石当然不愿再给中共提供喘息的机会。就在5月3日苏军宣布全部撤离中国的这一天，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飞抵南京。两天后，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显然是对中共的前途没有把握，看到形势逆转的斯大林此时又回过头来向南京展开微笑。5月8日，斯大林命驻华使馆武官转告蒋经国，说去年蒋介石曾表示愿赴苏访问，现在斯大林欢迎蒋介石前往莫斯科或边境某地进行会晤。[122]但蒋介石现在想的是立即消灭共军，对此当然予以拒绝。5月14日，新六军攻占本溪后，大举北上增援四平。18日林彪下令四平守军撤出战斗，国民党军队进占四平后继续北进，23日不战而进入长春。虽然此后国民党军队因战线过长，力所不及，而止步于松花江，从而形成国共两军隔江对峙的局面，但是在关内，蒋介石却命令河北、山东、山西和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向中共军队大举进攻，中国的内战于1946年6月全面开启。[123] 简短的结论 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无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国民党，利用共产党，通过促成统一的联合政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他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共产党，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在蒋介石和毛泽东那里，所谓联合政府和停战谈判，都不过是为积蓄力量以利再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也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他不得不把重心向共产党一方倾斜。笔者同意这样一种分析：“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与苏联形成了一种战略关系。”[124]不过，苏联关注的中心毕竟在欧洲，而就全局而言，1946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极力维护与美国合作的一年。[125]所以，莫斯科对于中国的内战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只要与苏联接壤的地区能够保留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其他问题斯大林恐怕一时是顾不上，也不关心的。 从上述历史过程还可以看出，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确实是多变的，不确定的。有学者用“举棋不定”来形容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认为：“1945年秋天，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同他的欧洲政策一样，既没有明确的目标，又缺乏内在的一致性。”[126]笔者不能同意这个判断。表面看起来，苏联对东北的政策似乎有些反复无常，但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斯大林的一贯作风：目标始终确定而手段经常变换。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当时在北满工作的陈云有很深刻的认识：“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127] 至于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之间的关系，通过国共美苏四方在东北问题上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美苏之间本质上的不信任状态，影响了它们对国共两方的立场，而国共之间的生死对立又反过来制约着美苏关系的发展。一方面应该说，如果战后美苏之间存在真诚的合作，那么它们是有能力制止中国内战爆发的。另一方面，中国内战的爆发及其延续，无疑成为美苏之间进行全面冷战的奠基石，也是冷战在亚洲的预演。不过，如同文安立所说，“就冷战观念的形成而言，中国的国共两党始终落在大国的后面。毛泽东和蒋介石直到1946年还相信，同两个大国中的一个结盟并不意味一定要同另一个对抗。”[128]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争斗在亚洲打开了通向全球冷战的大门。
[1]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2] Odd Arne 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中译本见文安立《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陈之宏、陈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 比较重要的有Sheng Michael，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1998；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Документыи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участникасобытий，1937-1952，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1999（中译本见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最近的研究成果见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北京，三联书店，2002；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张振江《冷战与内战——美苏争霸与国共冲突的起源（1944～1946）》，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4] Ледовский А.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ⅩⅩ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Ⅳ，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1937-1945г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0；Ледовский А.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Мясников В.С.（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ⅩⅩ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Ⅴ，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1946-февраль 1950，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5. [5] 《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6] 有些中国研究者对俄国档案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这从1996年对于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秘密出使中国（1949年1～2月）》一文（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2、№3，中译文见《国外中共党史动态》1995年第5期，《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3期）的“围攻”便可感觉到。该文引用了米高扬1960年9月22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关于这次使命的报告全文，以及报告所附的详细引文。由于米高扬的结论及其所附文件与中共当时的实际做法以及中共在党内文件中表述的对待资产阶级党派的立场完全不同，有不少中国研究者撰文（至少四篇）对此提出质疑，甚至直接否认俄国档案的真实性。直到2000年俄国发表了米高扬所附档案的全文（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Две телеграммы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Мао Цздуна с И.В. Сталиным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6），这场争论才算了结。这件事给人的启示在于：研究者不应因档案内容不符合自己的观点就轻易否定档案的真实性；档案本身固然不是历史，但往往是解开历史谜团的钥匙。 [7] 着重考察苏联对华政策的研究成果不多，可见张盛发《从消极冷漠到积极支持——论1945～1949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立场和态度》，《世界历史》1999年第6期；薛衔天、刘成元《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提交“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学术讨论会论文，哈尔滨，2003年8月。 [8] 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见《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另参见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有关章节。 [9] 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论述，见《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1945～1947）》，《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期，第71～77页；第6期，第77～85页。 [10] 转引自Chares Mclane，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1931-194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p.182。 [1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5，Vol.7，Washington D.C.：GPO，1969，pp.338-340；彼得罗夫与赫尔利的谈话备忘录，1945年5月10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0，оп.33，д.14，п.244，л.120-12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37-40。 [12]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第1004～1006页；斯克沃尔佐夫致莫洛托夫的信，1945年2月3日，АВПРФ，ф.0100，оп.35，д.11，п.237，л.34-38；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的会谈备忘录，1945年6月29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д.14，п.244，л.99-10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10-14、68-71。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91～393页。关于苏联的援助，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讲话中称：在抗战期间，“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毫无外援”（《毛泽东选集》，第1070页）。但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通过共产国际，苏联在1938年2月、1940年2月和1941年7月分三次向中共提供了180万美元的直接援助。见Дими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9 март 1933-6 феврари 1949），София：Универсстетсйо издарелство“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1997，с.137、190、238-239。 [14] 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会谈备忘录，1945年6月29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д.14，п.244，л.99-10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68-71。 [1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15、213～214、234～23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第613页。 [16] 毛泽东给程耿贺林的指示，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8～9页。 [17] 关于莫斯科的这封电报，首先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的，内容如上述（《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286页）。据胡乔木回忆，在1960年7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说，电报已经不存在了，可能烧了，时间是22日或23日，内容同前。刘少奇在会上又补充了一句：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刘中海、郑惠、程中原编《回忆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第401页）。有关这个问题的俄国档案目前尚未解密，但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证明，确有这样一封电报。根据日记，8月18日季米特洛夫与卸任不久的驻华大使潘友新共同起草了致毛泽东的电报，意思是“因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议中国共产党人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路线”。第二天，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这个电文（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493）。至于收到电报的日期，《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15页）注明为“22日前后”。考虑到该电报应在19日以后发出，而中共的战略方针20日如故，21日开始改变（见后），故笔者断定中共收到电报的时间应该在20～21日之间。另外，按照师哲的回忆，斯大林先后发来两封电报（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308页），此事目前尚无法查证。 [1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第9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3～244页。 [19]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519页；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758页；《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2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第12页。 [20] 斯大林在1945年12月与蒋经国会谈时提到，苏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当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个建议，这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很大混乱”；АПРФ，ф.45，оп.1，д.322，л.98-121，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сына Чан Кайши в Москву，декабрь 1945-январь 194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111。 [21] 以上引言见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1945年8月23日；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13页。 [2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5～246页。 [23]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15～616页；《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3、15～17页。 [24] 关于重庆谈判的详细过程和国共双方的主张，中国学者已有深入研究，最值得参考的成果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第八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本文则重点考察苏联对重庆谈判的态度。 [25]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45年8月10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14，д.244，л.205-20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14-216。 [26]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备忘录，1945年9月6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12，д.244，л.218-219，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29-230。 [27]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45年9月6日；彼得罗夫与蒋经国会谈备忘录，1945年9月7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3，л.220-240、226-229，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30-233、233-235。 [28]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45年10月10日；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45年10月5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7，д.248，л.39-44、120-123，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4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存，2004，第851～856、840～843页。 [29] 对于苏联来说，还有一个控制外蒙古的问题，不过中共暂时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30] 早在1944年1月10日，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的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中就指出，战后亚洲的危险来自“美国和中国结成一个矛头指向苏联的联盟”。АПРФ，ф.3，оп.63，д.237，л.52-93，中译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712～713页。 [31] АМОРФ（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档案馆），ф.32，оп.11312，д.196，л.140；ф.32，оп.11309，д.248，л.25，Ачкасов В.И. гла. ред.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5，Том. 11，поражение милитариетской японии，Москва：ВИМО СССР，1980，c.322。 [32] 详见Почтарев А.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20-1950-е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5，c.141-143；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5，第473～475页；张一波、袁鲁毅：《“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李鸿义、王景：《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历程》，《中共党史资料》总第15辑（1985年），第128～172、173～188页；彭施鲁：《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关系回顾》，《中共党史资料》总第56辑（1996年），第32～49页。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6～7页。 [34] 详见金冲及《较量：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以下简称《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9页。 [3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57～258页。 [36]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5年）》，未刊，第83页。 [37] 李运昌：《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中共党史资料》总第15辑（1985年），第64～67页；曾克林：《山海关—沈阳—延安：忆我与苏军的关系》，《中俄关系问题》1990年第28期，第1～7页；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01～202页；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46，л.12-18、19-21、22-23，《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4卷，第792、806、811～812页。 [38]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情况及与苏军代表谈判问题的通报，1945年9月14日，转引自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183～184页；李运昌：《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中共党史资料》总第15辑（1985年），第71页；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9页。 [39] 中央给中共赴渝代表团的通报，1945年9月17日，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07页；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231页。 [40] 《彭真年谱》，第289页；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0～11页。 [41] 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记录，1945年9月14日，转引自《刘少奇传》上卷，第523页；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9页。 [4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78～279页。 [43] 中央致中共赴渝代表团电，1945年9月18日；中共赴渝代表团给中央的复电，1945年9月19日。转引自《刘少奇传》上卷，第526页。 [44] 《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57页。 [45]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116页。 [46] FRUS，1945，Vol.7，p.1028；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第6页。 [47]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9月24日；中共中央给林彪和山东局的指示，1945年9月27日。 [48] FRUS，1945，Vol.7，pp.973-974、979-980、981；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7-18、19-20；оп.33，п.244，д.12，л.50-51；оп.33，п.244，д.13，л.71-7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45-255、252-257. [49]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86-8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96-298. [50] АПРФ，ф.45，оп.1，д.322，л.98-121，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119. [51]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7，д.248，л.120-123，《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4卷，第840～843页。 [52] 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10月3日；刘少奇致中共赴渝代表团电，1945年10月4日；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10月8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33～234页；《刘少奇传》上卷，第531页；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3页。 [53]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26-27、28-30、128-132；оп.33，п.244，д.13，л.82-83；оп.40，п.248，д. Ки032，л.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58-259、262-264、274-275、299-302. [54] 中共中央致中共赴渝代表团电，1945年10月5日；《彭真年谱》，第294页。 [55] 毛泽东给彭真的指示，1945年10月6日；彭、陈给毛泽东的报告，1945年10月15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28-132，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99-302。 [5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64页。 [57] 《彭真年谱》，第300页。 [58]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7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82-283. [59] 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10月25日，转引自《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11页；《彭真年谱》，第302页。 [6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88～389页；《彭真年谱》，第305页。 [61] Gillin and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pp.94-95；《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63～65页。 [62] 《彭真年谱》，第310、312～313页。 [63] 毛泽东致彭真电，1945年11月2日；中央军委关于11月作战部署及指示电，1945年11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63～65页。 [64]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79-8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94-295；《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第214页。 [65] 《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73～80页。 [66] RGASPI（俄罗斯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馆），f.558，op.11，d.98，l.81，Alexander Chubariyan and Vladimir Pechatnov，Molotov“the Liberal”：Stalin’s 1945 Criticism of his Deputy，Cold War History，Aug. 2000，Vol.1，Issue 1，pp.131-132。 [67] 《彭真年谱》，第315～316页。 [68]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34-13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306-307；《彭真年谱》，第318页；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11月20日。 [69] 余建亭：《陈云与东北的解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30～32、40页。 [70]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34-13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306-307. [7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53～155、168～171页；《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216页；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27-12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305-306。 [72] Gillin and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pp.126-127. [7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57、168页；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99-10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313-314。 [74]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60-6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77-278. [75]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209～210页。 [7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47、148～149、151～152页；FRUS，1945，Vol.7，p.1044。 [77] 详见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под ред.）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48，Россия ⅩⅩ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ФД，2004，с.67-68、87-89、92-98、104-112。 [78] 详见Егорова Н.И. Иранский кризис，1945-1946гг.，По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м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4，№3，c.35；Fernande Scheid Raine，Stal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zerbaijan Democratic Party，Cold War History，Oct. 2001，Vol.2，Issue 1，pp.25-26。 [79] 详见Кочкин Н.В. СССР，Англия，США и“Турецкий кризис”，1945-1947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2，№3，с.68。 [80] АВПРФ，ф.017а，оп.1，п.2，д.12，л.62-62об，Кынин Г.П.，Лауфер Й.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1941-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Том.2，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00，с.47-48；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под ред.）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118. [81] FRUS，1945，Vol.7，pp.844-845；FRUS，1946，Vol.9，Washington：GPO，1972，p.18. [82]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22，л.98-121，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109-120。 [83]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2，л.20-21；д.20，л.5a-1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31、41-45；《彭真年谱》，第362页。 [84]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7页。 [85] 毛泽东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13日；《彭真年谱》，第316～317页。 [8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29～430、431～432页。 [8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530～531页；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7页。 [8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65～466、474～475、528～529页。 [8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0～21页。 [90]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43页。 [91]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第1卷，第4页。 [92] АПРФ，ф.3，оп.86，д.146，л.20-26，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105-108. [93] 详见Gillin and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p.126；《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74页。 [94] 马歇尔劝告国民党采取强硬态度的情况，详见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李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74，第87～88页。 [95] 详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421、423～424、425～426、429～434页。 [96]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10，д.2520，л.3-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 58-60；“总统机要室”编《领袖特交文电项目整理·俄帝阴谋部分编案纪要初稿及参考资料》（二、阻挠接收东北），1975年6月，台湾“国史馆”。 [97] 关于国民反苏情绪的详细史料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617～669页；F.C.琼斯、休·博顿、B.R.皮尔恩：《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教研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311～313页；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66-68。 [9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87页；《彭真年谱》，第402页。 [99]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13，л.42-69，《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5卷，第996～1023页。 [100] 《彭真年谱》，第376页。 [101] 斯大林与乔巴山谈话记录，1946年2月22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俄文原档复印件。 [102] 程光烈：《军事调处工作日记（1946.2～11）》，严平整理、载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第405、422页。 [103] 《彭真年谱》，第385～388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51页。 [104]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51页；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3月14日；《彭真年谱》，第389页；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3月17日，转引自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10页。 [10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92页；中共中央致中共赴渝代表团电，1946年3月16日。参见《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27页；杨奎松：《一九四六年国共四平之战及其幕后》，《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132～152页。 [106] 《彭真年谱》，第390～391页；《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28页。 [107] 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3月18日；《彭真年谱》，第391～392、394页。 [10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88～189、230～234页；АВПРФ，ф.06，оп.8，п.38，д.597，л.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 84-85。 [109]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6年3月24日；《彭真年谱》，第395～396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91页。 [1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102页；《彭真年谱》，第396～398页。 [111] 详见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3月31日；《彭真年谱》，第399、401～402页。彼得罗夫向外交部提交一经济合作方案，其中要求作为合办企业的数量较以前有极大减少（从过去的60多项改为7项）。外交部主张撤军后再谈，蒋介石主张可以先谈，撤军后签订协议。《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292～293、302页。 [112]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296页；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4月3日，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33页。 [113]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22，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Ⅴ，с. 97. [114] 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第508～509页。 [115] 《彭真年谱》，第408、409页；《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华书局，1981，第113～114页。王世杰在4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苏联近日没有再提经济合作问题，似乎是放弃了与国民政府进行经济合作的政策，而以支持中共为其基础。长春的陷落和中共态度日益强硬，均与此有关。《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309页。 [11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134页；《彭真年谱》，第410页。 [117] 《彭真年谱》，第408、413、416、418页。中共进占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的情况详见Борисов 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19451949，Москва：Издатплыстно 《Мысль》，1977，с.160-166；余建亭：《陈云与东北的解放》，第55～56页。 [118] 《彭真年谱》，第414页。据笔者考察，内战初期苏军的确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但具体数字不详。据华西列夫斯基回忆，仅苏联两个方面军向中共军队移交的缴获的日军武器就有：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榴弹炮，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挺机枪，近680座各类军火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军舰。稍后又转交了大批苏联武器。据驻旅顺海军基地的苏联第三十九集团军军事委员博伊科中将回忆，1946年春天，萧劲光代表东北局与苏军司令部谈判，要求把缴获的日本武器（达50车厢）移交给中共军队。经呈报苏联滨海军区批准，于一周后在大孤山半岛（大连以北15公里处）开始移交。见博伊科《解放的使命》，《苏联红军在旅大》，第186、184页。另见Борисо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с.138、185。但中国学者引证东北军区司令部的资料说明，1946年5月底，东北野战军的装备为：长枪160881支，轻机枪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见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第80页。双方的说法差距较大，实情究竟如何，尚缺乏完整的统计资料。不过，苏方的资料确有夸大之嫌（尤其是关于飞机、坦克、军舰的说法）。 [119]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43-4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105-107. [120] 参见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9页。 [121] 《彭真年谱》，第417页。 [122]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317～318页；宋平：《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第480页。 [123] 参见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21～22页；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91-9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147-149。 [124] 牛军：《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185页。不过，认为1946年是中共与苏联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恐有不妥。在笔者看来，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49年初中共即将掌握全国政权的时候。 [125] 关于冷战爆发的时间，学者中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杜鲁门主义的出现虽然表明美国已经决心与苏联分手，但斯大林却想尽量拖延与西方破裂的时间，直到1947年年中，苏联的冷战政策才最终形成。详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126] 文安立：《冷战与革命》，第134～135页。 [127] 陈云：《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1945年11月30日，见《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第221页。 [128] 文安立：《冷战与革命》，第204页。 难以做出的抉择：对苏联空军投入朝鲜战争的历史考察 华东师范大学 沈志华 最近几年，随着俄国档案的解密，苏美两国空军曾在朝鲜战争中对阵厮杀、拼死相搏的问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1]在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历史中，这是美苏之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面对面的战争行为，尽管双方都心照不宣地把这一事实隐瞒了40多年。[2]那么，一向处事谨慎的斯大林是在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决定把苏联空军投入战争的？苏联空军是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参战的？这些问题一直是各国学者试图解开的历史之谜。 虽然在十几年前人们已经对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但那时档案文献的缺乏给人造成了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笔者和其他许多研究者一样，当时能够看到的主要是各方面的回忆录和访谈录，而相关的档案文献只是零星出现的。所以，就历史过程的链条来看，断裂的地方颇多，研究者只能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史料进行推断。例如，关于周恩来赴苏的日期，中苏领导人会谈前中国是否告知已经做出的决定，黑海会谈的具体时间和最终结果，斯大林对中国到底做出了什么承诺，等等。[3]至于苏联在华空军的部队建制、作战部署及参战过程，在以往的研究中更是语焉不详、含糊不清。最近几年，中俄两国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进一步披露出来，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档案的大量出现，使得研究者可以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给出比较明确的答案，可以对这段历史过程进行比较完整的描述了。[4] 苏联空军参战的过程是同中国出兵问题紧密相连的，这个过程与其说反映了苏联对美国的政策和立场，不如说体现了中苏同盟之间的微妙关系。因此，在了解苏联空军参与朝鲜战争具体过程的同时，人们对于中苏之间、中朝之间乃至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同盟关系也会有一个更加细致、更为深刻的观察。 斯大林承诺将调用苏联空军 还在朝鲜战争爆发前，苏联空军就已经进驻中国。1949年底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凭借其空军优势，不断派遣飞机对大陆进行轰炸和袭扰，最严重的是1950年2月6日对上海的轰炸。据苏联领事馆给莫斯科的报告：由17架重型轰炸机进行的这次袭击，造成上海大面积停电，供水中断，所有企业停产；上海当局和居民情绪十分低落，人人提心吊胆，甚至做出了将工业企业迁往内地的决定。蒋介石则为此欢欣鼓舞，并在高级军事会议上要求扩大轰炸，批准将袭击目标扩展到北京、天津、汉口、南京、青岛、广州以及其他一些城市。为协助这个行动，美国人决定帮助国民党尽快修复舟山群岛上的台山机场。[5]此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谈判中苏同盟条约，接到报告后，便请求斯大林给予空军援助。[6]于是，苏联派遣由巴基茨基中将率一个防空集团军开赴徐州和上海，其中包括第106歼击航空师、第52高射炮兵师、近卫高射探照灯团，还有一个独立无线电技术营，共127架飞机，计有喷气式歼击机40架、活塞式歼击机41架、强击机26架、轰炸机10架、运输机10架。不到一个月，即3月7日，第一支苏联空军部队（第351歼击航空团）便进驻了徐州机场，并担负起警戒和巡逻任务。在随后的空战中，苏联空军占有明显的优势，从3月8日到8月1日共出动230架次，进行了7次空战，击落6架敌机，而自己没有任何损失。第106歼击航空师出色完成了保卫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战斗任务，击落了所有试图侵入这些地区上空的敌机，而没有让一枚炸弹落在其防御区，以至地面高炮部队完全“失业”了。[7] 朝鲜战争爆发后，令斯大林和金日成感到意外的是，美国立即采取了干涉政策，并首先投入了空军和海军部队。[8]美国参战后立即给朝鲜人民军造成了重大损失，首当其冲的就是空军和海军。据苏军总参作战管理总局报告，开战仅仅几天，到7月3日，朝鲜已有36架飞机和5艘舰艇被击毁。[9]这时斯大林便意识到，战事的发展很可能是不会顺利的，他需要考虑如何对朝鲜增加直接军事援助的问题，只是这种援助不能来自莫斯科。 战前苏联的援助主要在于训练朝鲜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和制订作战计划，而斯大林绝对禁止苏联军人越过三八线、直接介入战争。例如，战争爆发前5天，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报告说，因进攻和登陆需要，金日成要求为已经抵达朝鲜的两艘舰艇提供10名苏联驾驶员和顾问。莫斯科立即答复：拒绝这些要求，以免为美国进行干涉提供借口。[10]在进攻开始时，斯大林还下令召回了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11]正是由于缺乏苏联顾问的指导，继续南进的朝鲜军队完全处于混乱之中，以至什特科夫不得不请求斯大林批准给人民军每个军团派两名苏联顾问，并希望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带军官组与前线司令部一起赴汉城，并常驻司令部。[12]对于派遣苏联顾问的请求斯大林根本不予理睬，只答复说瓦西里耶夫“住在平壤更为适宜”。[13]尽管后来在金日成的直接请求下，斯大林答应可以派一些苏联顾问进入朝鲜境内，但他一方面愤怒地指责苏联大使擅自答应朝鲜人的做法，要他个人对苏联政府负责，不能让苏联顾问成为俘虏；一方面明确指出，这些顾问只“派到前线司令部，而不是战斗部队”，而且他们是“作为《真理报》记者”而不是作为军人派去的。[14]斯大林脑子里想的是在必要时由中国军队提供援助。[15]当然，何时以及如何提供这种援助，还要看战局的发展。 美国参战也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关注。7月2日周恩来召见苏联大使罗申，要求向苏联政府通报中国领导人对朝鲜形势的判断，并指出，为了防止美军登陆，朝鲜人民军应当加速南进，攻占南方的港口，并在仁川等地建立起强大的守卫部队。周恩来强调，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那么中国军队将以志愿军的方式并穿着朝鲜人民军的制服与美军作战。为此，中国将在沈阳地区集中3个军，兵力12万人。最后，周恩来询问，苏联空军能否确保对这些部队的空中掩护。[16]实际上，中国的东北边防军是在几天后才正式决定组建的，并限令8月5日前完成集结。[17]周恩来在做出正式决定之前这样说，显然是有意让斯大林知道，中国领导人是愿意帮助朝鲜的[18]，但同时也要让斯大林明白，苏联出动空军是中国出兵的条件之一。 斯大林对此立即做出了回应。7月5日斯大林回电：“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作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19]由于没有接到中国的进一步消息，7月13日斯大林再次请罗申转告周恩来或毛泽东：“我们不清楚你们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界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你们已作出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你们派一个配备124架喷气式战斗机的航空师掩护这些部队。我们打算由我们的飞行员培训中国飞行员两到三个月，然后把全部装备转交给你们的飞行员。我们打算让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20]这两个文件表明，为了催促中国下决心并尽快做好出兵朝鲜的准备，斯大林当时明确承诺，苏联除愿意帮助中国培训空军、向中国提供空军装备外，也将向“进入北朝鲜作战”的中国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也就是说，苏联空军将与中国陆军并肩作战。[21]不过，斯大林在这里预设了一个条件，即中国出兵（当然也是苏联空军出动）的时机是“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 莫斯科并不急于让中国出兵 美国空军的轰炸使得平壤陷入一片紧张状态。7月7日金日成约见什特科夫，再次请求苏联军事顾问尽快进驻汉城，并参与各军团的军事指挥，否则人民军将面临“失败”和“崩溃”。金日成还说，他接到大量电话，讲的都是美军空袭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包括铁路枢纽和多座桥梁被摧毁。据什特科夫观察，金日成自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显得“心绪烦乱，且带有些许沮丧”。[22]斯大林再次把注意力引向了中国，他在7月8日的电报中指示罗申：“请告知毛泽东，朝鲜人抱怨说，在朝鲜没有中国的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于联系和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联系的话。”[23] 实际上，中国此时正在进行积极的准备。在部队大规模向东北集结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在加紧作战的筹划。7月12（或13）日，周恩来委托中国驻朝鲜代办告诉金日成，中国不会容忍美国对朝鲜的干涉，中国政府准备在这场战争中尽可能地向朝鲜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帮助，为了能及时满足朝鲜方面的需要，请金日成在提出帮助的要求时不要客气；同时，希望向中国“提供比例尺分别为1比10万、1比20万、1比50万的朝鲜地图各500张，并通报朝鲜前线战况”，还要求“尽快送来朝鲜人民军军服的样品”。金日成及时地向苏联大使报告了这个情况，在会谈中，金日成心情沉重地谈到，美军的参战，尤其是美国空军的袭击，“导致朝鲜大量城市和工业企业被毁，军队不断遭到轰炸，人民军的推进受到阻碍”。金日成还提出，“既然美国等国家已站在李承晚一边参加了战争，那么，民主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等也就可以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什特科夫有意回避了这个问题，只是说：你们当前最首要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内部力量，加强军队，巩固解放区，确保和增强自己在朝鲜人民中的影响力。[24] 7月19日金日成又报告了他在北京的代表与毛泽东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认为美国将长期参战，并会在朝鲜投入更多的兵力。毛泽东建议金日成“命令部队停止向敌人进攻，以便保存自己的主力”，还“答应给朝鲜30000支步枪，2000挺手提机枪，200挺重机枪，300门81毫米迫击炮和1000匹骡子。所有这些物资将于7月25日起运”。金日成还通报，为了解朝鲜战局情况，毛泽东本想派周恩来前往朝鲜，但由于乘飞机很困难，只好请金日成派军事代表去中国。此外，毛泽东还说，如果朝鲜需要援助，中国“可以派自己的军队去朝鲜。中国方面已为此准备了4个军，共32万人”，并希望金日成于8月10日以前通报自己的意见。当金日成询问莫斯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时，什特科夫答复：对此一无所知。金日成又说，他原以为毛泽东可能已同斯大林协商过此事，没有想到这只是毛泽东自己的想法。什特科夫再次表示，对此毫不知情。最后，苏联大使在电报中要求莫斯科尽快提出对中国出兵问题的看法，以便日后答复金日成。[25]斯大林对此一直没有回答。看来，斯大林比金日成和什特科夫沉得住气。不到危急时刻，莫斯科并不想让中国军队介入战争，而经过几次试探后，金日成也明白了斯大林的这种考虑。 7月18日莫斯科收到苏联使馆关于朝鲜局势的长篇综合报告，其中心意思是朝鲜领导人和居民已经摆脱了最初的恐慌情绪，并恢复了胜利的信心。报告说，在刚遭到美国空军的袭击时，朝鲜人担心没有苏联和中国的武装援助，就无法战胜美国武装干涉者。不过，随着人民军向南推进，特别是7月5日和11日与美国部队交战并给对方以重创、俘虏大批美国士兵后，“人民的战斗精神又重新振作起来”。积极要求上前线的人数急剧增长，几天内就组建了74.5万人的志愿兵部队。被解放的城市，尤其是汉城，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生活，建立了人民政权机构，动员了地方资源来帮助前线。人民军队的胜利还促使南方游击队运动再次活跃起来。报告的结论是，朝鲜人恢复了迅速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26]8月，驻朝使馆再次向莫斯科提交了同样结论的报告，只是附带提到，朝鲜的干部和群众对于苏联未能及时派遣空军阻止美国飞机的轰炸流露出不满情绪。[27]对于战局发展的乐观估计，大概就是斯大林不急于解决对朝鲜提供直接军事援助问题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出兵朝鲜的急切心情，很可能也引起了斯大林的疑虑——中国出兵的一种后果就是扩大其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对苏联是不利的。[28] 毛泽东确实在认真考虑出兵的问题，特别是在得到苏联提供空军援助的许诺之后。7月22日，毛泽东答复斯大林7月13日电说：“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一个喷气式飞机师，我们拟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其中两个团配置在鞍山，一个团配置在辽阳，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成航空兵旅各歼击机航空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及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同时，毛泽东还谈到了对于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安排，计划到1951年3～4月间完成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师全部武器装备及改装训练的工作。对此，苏联表示完全同意。[29]其实，在此前一天，即7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已经做出相关决议。根据这个决议，7月22日，苏联军事部长华西列夫斯基指示在华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和巴季茨基，将驻防上海地区的巴季茨基机群的全部飞机交给中国。8月1日，在上海的防空集团军建制取消，装备全部转交集中在上海—徐州地区等待改装训练的中国混成航空兵旅。8月10日，苏联第151歼击航空师便已最后完成在沈阳、辽阳、鞍山等地的集结任务。[30] 或许是因为中国出兵的建议迟迟没有得到朝鲜的答复，毛泽东决定通过另一条渠道向莫斯科提出这一设想。8月19日和28日，毛泽东两次与在北京协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苏联哲学家尤金院士谈到朝鲜战事。毛泽东讲到了事情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如果美国人在朝鲜只使用目前的兵力，那么他们不久就可能被赶出半岛而再也不会回来。但是，如果美国决心要在朝鲜取得胜利，那么他们需要增兵30～40个师。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北朝鲜人就无法对付了，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如果进行这种援助，就可以消灭美国的这30～40个师。而这个方案如能实现，将会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对苏联和中国都有利。[31]毛泽东这番话当然是说给莫斯科听的。[32]然而，斯大林却不为所动，尽管金日成继续表达了这方面的请求。 金日成期待来自国际的空军援助 8月中旬以后，人民军的进攻在洛东江一线受阻，金日成再次表现出焦急和失望情绪。8月19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苏籍朝鲜人文日受其委托去见什特科夫。文日说，卧病在床的金日成对于前线部队因遭受美国飞机不间断的集群式轰炸而被迫放弃进攻一事“忧心如焚”，情绪极为沮丧。“金日成请求派遣国际空军来为朝鲜人民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否则部队战斗的条件就太困难了”。由于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什特科夫只能继续采取回避的态度，并建议朝鲜人民军“迅速补充部队兵力，把后备部队投入战斗，以便尽快向前推进”。什特科夫还报告，“近期金日成情绪有些压抑”，对人民军“能否在前线坚持下来有些担心”。[33]由于朝鲜空军损失严重，无法对敌作战[34]，金日成只能期待来自苏联的空军援助。 8月26日，金日成通过电话向苏联大使通报，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美国人打算在仁川和水原地区实施登陆。朝方拟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上述地区的防务。考虑到不便再次当面向苏联人提出他们一直回避的问题，当晚，金日成再次借文日之口对什特科夫说，他“仍然想提出请中国同志派军队援助朝鲜的想法，因为人民军目前的前线状况太困难了”，但他想知道莫斯科对此的意见，并几次想到要给斯大林写信。金日成还想把这一问题提交劳动党政治局讨论。看到什特科夫无意谈论这个话题，文日连忙改口说，上述问题都是他自作主张说的，金日成并没有请他谈这些问题。什特科夫报告说，最近一个时期，金日成越来越对凭借自身力量赢得战争胜利没有信心，因而多次试图征得苏联使馆的同意，以便请求中国军队来帮助朝鲜。但这次通过文日刺探口风后，金日成再未提起过这一问题。[35]金日成在这里所说的美国打算在仁川登陆的情报，显然是中国人提供的。毛泽东在10月2日起草的致斯大林电中曾写道：“还在今年4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7月中旬，7月下旬和9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36]毛泽东这样做无非是根据经验提醒金日成，若要取得胜利，此时必须要靠中国军队的援助。9月初，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下，东北边防军的兵力计划增加到70万人，另有补充兵员20万人，同时加强了武器装备。[37]中国这样做无疑是为了防备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而金日成也是以此为由向莫斯科提出请中国出兵的问题的。 斯大林无法再置之不理了，但他否决了金日成要求提供国际援助的要求。在8月28日的电报中，斯大林首先告诉金日成，“联共（布）中央毫不怀疑，外国干涉者将很快地被赶出朝鲜”。接着，斯大林又安慰说，“不要因为在与外国干涉者的斗争中没有取得连续的胜利而不安，胜利有时也会伴随着一些挫折，甚至局部的失利。在这样的战争中是没有连续胜利的。”“俄国人在1919年英、法、美武装干涉时期的处境，比现在朝鲜同志的处境要困难得多。”斯大林最后答应金日成，“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向朝鲜空军提供强击机和歼击机。”[38]直接听到斯大林的明确意见后，金日成“感到非常高兴，多次表示感谢”，并一再强调这封信非常重要，应该向政治局委员传达。显然是为了解脱自己，金日成解释说，“有些政治局委员情绪不对头，了解这封信的内容对他们有好处”。[39]8月31日，金日成向斯大林呈上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敬爱的导师，我们感谢您的谆谆教导。在朝鲜人民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得到您的巨大支援。”[40]完全领会了斯大林的主张后，金日成便不再考虑请求中国出兵的问题，而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莫斯科了。[41] 然而，斯大林此时变得更加谨慎了，他不仅没有及时向朝鲜提供空军援助，就连原来已经确定的为中国军队提供掩护的任务也停止执行了。8月28日，华西列夫斯基报告，鉴于8月27日美国飞机对中国东北的居民点和火车站实施了空袭和扫射，军事部请求允许让已经集结在那里的第151歼击航空师承担起为东北边防军（第13兵团）提供空中掩护的战斗任务。报告要求批准给师长别洛夫下达的命令草案。命令说：“一、在完成对中国飞行员进行再培训任务的同时，自今年9月1日起第151歼击航空师在地面防空高炮部队的配合下将为部署在通化、铁岭、辽阳和安东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二、在执行掩护任务过程中，第151歼击航空师的飞机不得飞越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境线。三、与第13兵团司令部（位于安东）一起制定同人民解放军地面防空高炮部队的协作计划。该师空中掩护行动计划必须通过（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馆以最便捷的外交邮件渠道呈交苏军总参谋部（审阅）。四、涉及空战方面的活动报告必须在每天20时以前立即通过热线电话用密码暗语向苏军总参谋长汇报。”第二天，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在该文件上批示：“退还А.М.华西列夫斯基”，便没有下文了。[42]8月31日，华西列夫斯基再次提交报告，询问“是否有必要命令第151歼击机师在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同时，还能够为该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提供空中掩护”，并说明这项任务是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提出的。这一次，布尔加宁干脆在报告上直接用笔勾掉了所询问的几句话。[43]布尔加宁这样做，显然是经过斯大林允许，甚至很可能就是斯大林授意的。 不仅如此，斯大林还决定抽调部署在沈阳地区的空军兵力而加强旅顺海军基地的力量。根据9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军事部命令，第151歼击航空师于1951年2月1日结束在沈阳地区对中国飞行员的再培训工作后，将其两个团及指挥机关调至旅顺基地，与10月6日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调来的第303航空师第177团和一个航空机械营，共同组建一个新的米格-15歼击航空师。[44]在华苏联空军的这次调动命令，显然与9月4日美国飞机围攻并击落旅顺基地正在空中训练的轰炸机事件有关。[45]这充分表明斯大林对旅顺港地位的重视[46]，而对于将要出国作战的中国军队的掩护，这时已经不在苏联空军的任务日程表中了。不过，急剧变化的朝鲜战局打乱了斯大林的这一部署。 毛泽东急于出兵援助朝鲜 从9月14日到18日，斯大林不断接到战报：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朝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根据苏联总参谋部的报告，9月13日美军便开始在仁川地区进行小规模侦察性登陆作战，但前线战局尚未发生重大变化。9月15日，美军集中了约150艘舰船，在舰载炮火和飞机的掩护下开始在仁川地区实施登陆，主力是美国第10军。人民军只有一个海军陆战团和两个边防营进行防守，由于道路和通讯中断，零星调往仁川和汉城地区的部队情况不明。美军登陆成功后，一路向汉城进击，人民军的防线已被突破。与此同时，南部战线的美韩联军开始猛烈反击，并取得成功。9月17日，美军登陆部队已强渡汉江，汉城郊区正在激战。由于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从中国边境至前线的所有铁路和桥梁均受到攻击，交通已经陷入瘫痪。[47] 对于朝鲜局势的突然变化，中国领导人立即做出了反应。9月18日，周恩来召见了罗申和军事顾问科托夫、孔诺夫。周恩来不满地指出，朝鲜很少在军事问题上向中国提供情报，中国曾尝试派一些军事技术干部去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也不了解战场的真实情况。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周恩来建议，如果朝鲜缺少足够的预备队（10万人），就应该将主力北撤，以建立起突击集团，等待决战时使用。周恩来还以毛泽东的名义请求苏联政府提供更为准确的情报。最后，周恩来不无用意地指出，由于没有做长时间、大规模战争的准备，现在西方国家非常担心苏联和中国可能参与朝鲜的军事冲突。“应当利用这种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从这方面讲，中国军队由南方向东北调动，足以使英美政府感到不安。”周恩来请求把这些意见尽快通知苏联政府并给予答复。[48]20日莫斯科答复，朝鲜没有及时提供军事情报是不对的，但原因在于他们年轻，没有经验。至于中国对朝鲜作战的建议，苏联同意立即将人民军主力北撤，建立起汉城防线。但是，对于周恩来提出的中国出兵的问题，斯大林没有任何回应。[49]周恩来只好建议金日成集中兵力确保三八线，“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50]9月21日，刘少奇再次向罗申表示，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还没有结束”，如果美国在朝鲜占了上风，“中国有义务帮助朝鲜同志”。[51] 在向莫斯科提出援朝问题的同时，周恩来也询问了朝鲜的意见。9月19日，周恩来召见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向他讲述了前一天与罗申谈话的同样内容，并进一步问，在美国仁川登陆以后，“朝鲜政府下一步对中国政府有什么要求”。李周渊当天便电告了金日成的原话：“朝鲜人民准备长期战斗”。此外就没有任何来自朝鲜的消息。[52]20日金日成向苏联大使汇报了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并解释说，中朝之间有过一个约定，即如果敌人在后方登陆，中国人将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接着金日成问什特科夫，应如何答复中国人。在苏联大使一句“无可奉告”的外交辞令后，金日成立即说，中国军队很优秀，有作战经验，但在大量美国飞机不间断地狂轰滥炸的环境下，他们将会有何表现也很难说。在场的朝鲜人都随声附和说，“如果让中国军队到朝鲜参战，而没有空军为其提供空中掩护，那么，战斗依然会相当艰难”。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则明确表示“希望能让中国参与在朝鲜的战争”。因为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什特科夫“对这一问题避而未答”。[53] 9月21日，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周恩来的提议。朴宪永、金枓奉（最高人民议会议长）和朴一禹（内务相）都认为，朝鲜明显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打败美国人，因而必须请求中国政府派军队进入朝鲜。但金日成发言说：“我们曾经认为，我们人多，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作好所有的事情。我们所要求的武器，苏联都给我们了，我们凭什么去向中国人求助呢？”他相信，“苏联和中国是不会允许美国人完全占领朝鲜的”。最后，金日成建议“暂且不要通过关于请求中国政府提供援助的决议，而是先给斯大林同志写封信，就是否请求中国军队援助的问题咨询一下他的意见”。金日成强调，“如果不请示苏联就擅自请求中国军队帮助，苏联就可能抱怨说，难道我们用顾问和武器来援助朝鲜还不够吗？”他还说，如果朝鲜加速组建一支新部队，就不必求助中国人了。会议讨论的结果是没有通过任何决议。[54]金日成现在完全是看斯大林的脸色行事，而斯大林这时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中国出兵的问题。[55]只是不到最后关头，即敌军没有突破三八线，斯大林是尽量不让中国参战的。9月26日斯大林派往朝鲜的军事代表请示，运到朝鲜的3400辆汽车没有足够的司机，为了解决运输问题，“可否建议金日成请求中国朋友向朝鲜派遣1500名以上的司机？”4天以后斯大林才答复：“你们可以这样向金日成建议，只是不要说：这是莫斯科的意思。”[56]事情真的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在仁川登陆后不久，斯大林本来产生过出动苏联空军保护平壤的念头。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华西列夫斯基于9月21日报告说，可以派遣第147航空师第84团的40架雅克9型飞机前往保护平壤，航空团两天便可抵达，但全面做好战斗准备需要8～10天。[57]两天后，华西列夫斯基又报告，决定改派第32歼击机航空师第304团前往，“10月3日该团可以开始执行保卫平壤的战斗任务”。但是，华西列夫斯基最后报告说：“第一次空战后，我国飞行员保卫平壤的战斗就会被美国人发现，因为空战的一切指挥将用俄语通过无线电话进行。”[58]或许是军事部长的这番话提醒了斯大林，或许是急剧变化的朝鲜局势迫使斯大林重新考虑了对策，总之，到了危急关头，苏联战斗机并没有出现在平壤上空。 9月30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报告：汉城可能已经陷落，人民军主力部队北撤的道路也被切断，并失去了联系。金日成担心敌军会越过三八线，而朝鲜已无法组建新的部队进行有效抵抗了。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给斯大林的信，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同时也起草了给毛泽东的信，信中有求援的暗示。他们现在感到恐慌和缺乏信心，不知如何是好。[59]同日夜晚，金日成来了求援信，恳求斯大林给予“直接军事援助”，如果不行，就“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60]面对如此紧急的情况，莫斯科终于为中国军队开放了绿灯。10月1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是，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在通报了朝鲜的危险局势，即朝鲜已经没有任何抵抗部队、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没有任何设防后，斯大林要求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方式入朝参战，在三八线以北地区组织防御。或许是考虑到此前莫斯科对中国出兵问题的种种反应，斯大林最后故作亲近地说：“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61]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迫不及待地在第二天凌晨便起草了同意出兵的回电。但是，这一主张在中共领导人的会议上受到质疑，毛泽东不得不答复莫斯科：中国暂不出兵，有关问题将再行讨论。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极力主张下，10月5日下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派兵入朝作战的决议。随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成立，部队进入了战前的最后准备阶段。[62]尽管出兵的决定已经做出，但中国领导人的犹豫和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关于出兵的时机，如果说在仁川登陆前中国军队可以协助防守后方，从而保障人民军主力在前线取胜；仁川登陆后中国军队可以在三八线建立一道防御线，从而阻止敌军继续北进的话，那么到10月初人民军主力丧失殆尽、三八线已被突破的时候，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良机已不复存在。难怪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信誓旦旦地向杜鲁门保证，此时中国绝不会出兵朝鲜，否则，“对他们来说，那将是一次最大的屠杀”。不过，麦克阿瑟也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中国投入地面部队，苏联出动空军，“进行联合作战”。[63]这恰恰就是当时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所期待的。 从作战角度讲，与美军相比，中国军队最大的弱点就在于武器装备落后和没有空军支援，而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告知了斯大林。毛泽东在10月2日起草的电报中不仅开列了包括坦克、重炮和几千辆汽车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清单，而且提到“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1951年2月才有300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故要求苏联在中国军队出动时给予空军支援。[64]如果说因这封电报没有发出而斯大林不知其内容的话，那么从其他渠道传递的信息应是十分明确的。10月7日，斯大林派驻朝鲜的私人代表马特维耶夫报告：朴一禹已于10月5日从北京返回，他在北京期间受到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两次接见，谈话持续时间长达10个小时。毛泽东说，我可以尽力帮助朝鲜，但就是不能派出军队。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出兵势必把苏联也拖入战争，而这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二，中国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空军和海军。[65]毛泽东对苏联人的谈话就更直接了。10月6日毛泽东与罗申谈话时说，他对斯大林提出中苏两国共同打击美国的说法感到十分欣慰，并强调，如果要打，就应该立即动手，他在刚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是这么说的。说到中国出兵的问题，毛泽东强调，中国军队的技术装备非常落后，“完全指望苏联的援助”。谈话中，毛泽东“特别关注的是空军问题”，他指出，中国出兵“必须要有空军部队”，其任务在于：掩护派到朝鲜的中国地面部队；参加前线的作战行动；掩护中国重大的工业中心——上海、天津、北京、沈阳（鞍山和抚顺）。毛泽东最后说，为了汇报中国的有关情况和全部想法，他必须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苏联。[66]由此可以断定，周恩来赴苏谈判之前，斯大林对其目的和要求是一清二楚的。 10月8日，毛泽东分别正式通知金日成和斯大林，中国已决定组成志愿军援助朝鲜，部队大约在10月15日开始入朝。随之，莫斯科与平壤之间又互通了消息。中国终于决定出兵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金日成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甚至对中国军队在朝鲜集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做了安排。[67]但这一切来得似乎已经晚了，此时的斯大林有一种不祥之感，他在不安地等待着已经进入苏联国境的周恩来和林彪。 斯大林拒绝为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 10月11日，周恩来等人经莫斯科飞抵高加索黑海边斯大林的休养地，并于当天下午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有关这次会谈的记录尚未披露，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或谈话。所幸不久前俄国公布了作为会谈结果斯大林和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报，再加上会后的中、苏、朝之间几件往来电报，目前关于黑海会谈的情况已经大体清楚了：周恩来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出兵援朝问题的情况，说明中国出兵将面临巨大的实际困难，强调需要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斯大林指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要的飞机、坦克、大炮等军事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反复讨论以后，双方认为，既然大家都未做好准备，只好放弃朝鲜，及早通知金日成安排撤退。会后，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指出：如在一个月内不用相当数量、装备精良的部队提供直接援助，那么由于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军队无力支撑，朝鲜将被美国人侵占。因执行掩护任务的空军至少两个月后才能到位，装备和培训中国部队至少需要六个月，而那时援助朝鲜已无意义，故决定中国不再出兵。电报最后说，等待毛泽东做出决定。[68] 周恩来之所以接受中国不出兵的意见，显然是因为苏联没有完全满足中国的出兵条件，而这一点应该是毛泽东已经答应彭德怀并事先与周恩来商定的。彭德怀10月9日在沈阳召集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说明当前形势及中央意图。虽“各项准备不很充分，但为争取时间”，仍决定先派两个军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集结在熙川、德川一线。但讨论中也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特别讲到空军问题，以至于会议尚未结束，彭德怀和高岗便向毛泽东发急电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在会后发出的电报中还提到：“陆空联络尚未规定，据说须经军委规定，请即速办理，否则（会）发生误会遭受损失。”志愿军总部很多领导人都认为，在没有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出兵，弊多利少，因此建议“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69]这足以表明，中国军队出动前是得到过有空军掩护的许诺的，只是具体方式和时间尚不清楚。现在周恩来没有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任何确实的保证，自然便同意放弃朝鲜的意见了。而斯大林此时做出的推迟出动空军的决定，则有着更加缜密的思考。 斯大林说苏联空军没有做好准备明显是一种托辞，因为如上所述，不仅集结在沈阳地区的别洛夫航空师早已整装待命，而且就在十几天前华西列夫斯基还向斯大林报告，准备从滨海边疆区调往平壤的第32歼击航空师第304团和两个高炮营及其他辅助部队，只要5～6天便可以到位，并于10月3日“开始执行保卫平壤的战斗任务”。[70]斯大林在10月11日明确表示苏联空军不能与中国陆军同时出动的真正原因，分析起来大概有三点： 第一，斯大林一向严禁苏联军队在前线与美军发生直接冲突，尽管可以在后方提供空中掩护。10月2日晨斯大林得到报告：南朝鲜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三八线。[71]这就是说，朝鲜北部即将成为战区。斯大林由此变得更加谨慎了，他不愿显示出任何苏联将与美国直接和公开对抗的迹象。莫斯科对美机空袭苏联边境机场的反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0月8日，两架美国战斗机侵入苏联滨海地区领空作低空飞行，并对距边境100公里的一个军用机场进行机枪扫射，造成7架飞机被毁。对此，苏联不仅没有任何军事方面的反应，甚至在外交抗议被退回时，莫斯科竟采取了默不作声的态度。[72]可以想见，当北朝鲜正在变为前线的关键时刻，周恩来跑来要求苏联明确表态出动空军入朝作战，斯大林自然会采取推脱的态度。 第二，斯大林对于中国出兵作战的决心及取得胜利的前景持怀疑态度。在美国参战后，斯大林希望中国做好出兵的准备，并表示愿意出动空军给以协助，但并不急于要中国出兵；在战局陷入危急后，斯大林极力鼓动中国出兵，以便稳定朝鲜战局，但是当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推进，而中国在出兵问题上显得犹豫不决时，斯大林又失去了信心。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气了，说算了吧！”[73]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晚两个月出动，就是要看先行的中国军队是否能在朝鲜站住脚，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给莫斯科留下一个回旋余地。 第三，斯大林还寄希望于通过秘密外交渠道和平解决问题。在三八线将被突破的危急时刻，9月27日正在纽约的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电告，一位亲苏的美国企业家兰开斯特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表示，他可以安排与美国国务卿的助手或驻联合国大使会晤，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当天便召集会议并做出决议，同意与美方接触，听取他们的意见。[74]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苏联又采取了一个行动。10月4日，联合国秘书处的苏联工作人员瓦西里·卡萨涅夫邀请挪威驻联合国代表汉斯·恩根共进午餐，希望他作为中间人向美国政府传话：如果麦克阿瑟同意在三八线止步，苏联将劝说北朝鲜人放下武器，并允许联合国委员会进入北朝鲜主持大选。[75]显然，如果这些秘密外交取得成果，即使中国出兵不利或不出兵，危机也会过去，而苏联就没有必要再冒险与美国开战了。 接到黑海来电后，毛泽东陷入了极度思考之中。10月12日下午3时30分刚看到斯大林和周恩来的电报，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同意你们的决定”。晚10时22分，毛泽东再电告知，中国军队尚未出发，已下令“停止执行进入朝鲜的计划”。斯大林接着便致电平壤，将黑海会谈的结果通知金日成，并要他立即组织撤退。[76]其实，毛泽东的态度并不像他电报中说得那样坚决，他给彭德怀等人的指示实际是：“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部队“暂不出动”，还要彭、高二人来京一谈。[77]毛泽东之所以没有把真实想法全部告诉斯大林，也许是对在如此条件下继续坚持出兵的主张能否再次被中国领导人接受没有把握。但是，经过1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后，毛泽东可以向斯大林表示中国的决心了。 会议刚刚结束，10月13日21时毛泽东即刻召见罗申，并宣布：中共中央经过再次讨论决定，“我们应当帮助朝鲜人”。[78]此前金日成已经接到斯大林关于撤退的通知，虽然感到意外，但也只得表示遵照执行。[79]莫斯科得到报告说，平壤的政府机关和外交使团从8日已经开始撤离，但组织混乱，情绪低落，并对苏联未能及时给予帮助颇有怨言。[80]于是，斯大林紧急电告金日成：“鉴于中国同志作出了这个新的决定，请把昨日发给您的电报中提出的对北朝鲜进行疏散以及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时间先往后拖一拖。”[81]14日凌晨收到罗申关于中国出兵的补充报告后，斯大林再次告诉金日成：“此前通知您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应予撤销。”[82]不过，罗申的补充报告特别指出了空军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空中掩护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主要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能够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能够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毛泽东还提到，希望能以贷款的方式得到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周恩来必须与斯大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83] 毛泽东在13日22时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把中国再次决定出兵的安排和要求讲得更清楚：第一，中国军队入朝后，“可以专打伪军”，建立根据地，以振奋士气，待苏联志愿空军和武器装备到达后，再打击美军；第二，争取用租借办法解决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问题；第三，务必要求苏联在两个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并掩护京、津、沈、沪、宁、青等地。[84]14日3时，毛泽东再次发电叮嘱周恩来：主要问题在于两个月内苏联是否确实能派出前线的志愿空军及后方各大城市的掩护空军；武器装备是否可以用租借办法解决。[85]14日21时，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已决定10月19日出动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共26万人入朝，并要他立即通知斯大林。[86]鉴于平壤告急，10月15日凌晨毛泽东又决定志愿军提前出动，即17日和18日分别出动一个军，10天左右全军渡江完毕。[87]毛泽东最后的决心已下定，并一再指出，这里的核心问题仍然是苏联空军的出动。中国人的立场和要求迫使斯大林不得不明确表态了。 此时周恩来已返回莫斯科，并于14日致函斯大林，转告了毛泽东的意见，还特别提到了“苏联志愿空军”与中国志愿军在作战时的指挥关系问题。[88]莫洛托夫大概是没有弄清斯大林的实际意图，便笼统地答应苏联可以先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歼击机掩护中国军队。当周恩来进一步提出“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除参加朝鲜作战外“可否加派掩护空军驻扎于中国近海各大城市”以及苏联空军与中国志愿军的“指挥关系应如何解决”等问题时，斯大林却明确表示，苏联空军即使出动也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作战。[89]这不啻往中国领导人头上浇了一盆冷水，毛泽东17日急电彭德怀、高岗进京议事，并将出兵日期推迟。经过18日会议的讨论，中国决定，仍于19日出兵朝鲜。[90]毛泽东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就算打不过美国也要打，他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们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91] 苏联空军飞越鸭绿江投入战斗 其实，莫斯科并没有袖手旁观，斯大林在任何时候都做好了两手准备。就在中国决心孤军奋战的时候，苏联空军也在紧张地整编和集结。按照军事部的命令，自10月14日起苏联空军相继组建了第144、第17、第328和第20歼击航空师，准备前往中国。[92]10月19日，即中国出兵的当天，华西列夫斯基报告了将派往中国的空军和坦克兵的准备情况和具体时间：11月3日前，已经部署在东北的第151歼击航空师将扩编为两个师；11月28日前，新组建的4个歼击航空师完成在沈阳集结并于12月15日前进入战备状态；11月30日前，从各军区调集的10个坦克团到达沈阳；12月1日前，新组建的3个强击航空团在沈阳完成集结。苏军总参谋部负责此次组建和集结活动。[93]10月24日，即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打响的前一天，各空军师和坦克团的组建工作结束，并陆续开始按计划发运中国。[94] 尽管做了充分准备，但苏联空军部队并没有接到作战命令。驻华军事顾问科拉特科夫后来接受采访时的说法是可信的：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他一直拖延给空军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就是要等到中国军队真正开始战斗。[95]直到10月25日志愿军与联合国军的遭遇战开始后，斯大林才相信，中国共产党不是民族主义者，不是“亲美分子”。[96]于是，10月29日，苏联顾问通知周恩来，莫斯科已同意苏联空军“在安东担任防空”，并可飞越中朝边境，还答应10天后将基地从沈阳移至安东。[97]11月1日，苏联空军第一次在鸭绿江上空投入了战斗。这一天，别洛夫航空师的米格-15飞机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各起飞8个架次，在安东—新义州上空击落了2架美国F-82飞机，高射炮还击中了2架。苏方在空战中没有损失。[98]在11月1～12日的最初几次战斗中，苏联空军共击落美国飞机21架，其中包括2架B-29战略轰炸机。[99] 11月2日，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向斯大林详细报告了志愿军各部队不断发起进攻并取得胜利以及第二梯队（第9兵团）3个军将陆续调往东北的情况，11月6日的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联合国军损失惨重而志愿军顺利进展的情况。[100]这更增强了斯大林的信心，他于11月15日通知中国，苏联准备向别洛夫师增派120架米格-15歼击机，并由此成立军一级的指挥机构（第64歼击航空军）。11月20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向中国境内派遣第二批空军部队。[101]按照计划安排，除已在中国的第151歼击师和在鞍山新组建的第19歼击师外，从11月到次年初，将有12个歼击机师、2个强击机师、2个轰炸机师陆续进入中国，分别部署在东北及北京、上海、青岛、广州等中心城市周围。[102] 11月30日苏军总参谋部报告：军指挥机构人员已经全部抵达沈阳，各航空师已陆续到达或在调运途中。此外，计划供应中国的火炮、弹药、汽车及其他装备也陆续开始启运，有些已经运抵目的地。[103]据空军总参谋部报告，至12月4日前，派往中国的空军部队已有11个歼击机师（第17、20、28、50、65、144、151、297、309、324、328师），2个轰炸机师（第162、186师），以及第64歼击航空军指挥机关、第6飞行技术学校的部分人员，共计将军5人，军官5058人，部队官兵总数达17950人。与此同时，为组建中国空军，已移交给中国各种飞机1653架，其中歼击机900架（350架米格-15、372架米格-9、40架拉-11、130架拉-9），强击机117架（伊尔-10），轰炸机132架（图2），教练机412架，运输机44架，通讯机56架。此外，还有各种车辆1871部。[104] 1951年1月9日第64歼击机航空军的报告全面反映了苏联空军最初两个月投入战斗的情况。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有8月11日进驻沈阳、鞍山和辽阳机场的第151师，11月1日进驻辽阳机场的第28师，11月20日从上海移师鞍山的第50师，共6个歼击机团，每团各有30架米格-15飞机。11月27日，这三个师合并为第64歼击机航空军。为了接近战斗地区，12月3日和25日，第50师的两个团分别调入安东机场。从9月3日起，各部队开始实行每日战斗值勤。苏联空军最初的任务只是防止美国空军对中国境内目标的空袭和侦察，特别是保护鸭绿江大桥和安东电站的安全，因此规定，所有歼击机不得越过鸭绿江。考虑到这条禁令对实际作战十分不利，且难以执行，部队于11月6日接到新命令，作战时可以进入朝鲜领空。12月3日，以安东为基地的第50师进一步领受了新的任务——“保护北朝鲜中国志愿军的后方”，特别是从鸭绿江到清川江的交通线。此外，这些部队以及后续各师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组建和培训中国空军。在苏军的帮助下，中国空军第一支歼击机部队（第4师）于12月12日完成组建，并立即在苏联飞行员的带领下投入了实战训练。在两个月的战斗中，苏联空军3个师共出动飞机1079架次，击落敌机68架，其中B-29战略轰炸机12架，苏方仅损失飞机9架、牺牲飞行员7人。自苏联飞机腾空以后的整个作战时期，敌机再无一架接近中国境内被保护的目标及安东渡口和电站。不过，由于当时在中朝边境只有一个机场，苏联驻军兵力有限，以及雷达和通讯设备缺少等原因，朝鲜境内志愿军后方交通线未能得到有效保护。[105] 1951年春天中国空军参战后，朝鲜后方及志愿军的补给线得到了进一步保障，而6月初庙沟机场投入使用后，苏联空军在安东地区部署的兵力增至两个师，“极大地提高了歼击机的作战机动性，并迫使敌空军减少了在安州以北地区的活动”。[106]此后便形成了后来人们常说的鸭绿江至清川江上空的“米格走廊”。[107]然而，斯大林规定的苏联军人不得进入前线作战的禁令始终没有破除。在空战中，莫斯科为第64航空军限定了作战范围，即向南不得超越平壤—元山一线，东西两侧不得超越海岸线。按照别洛夫的说法，这是“我们的战斗指导原则，必须严格遵守”，虽然这种限制性规定导致米格飞机不能充分发挥其良好性能。[108]斯大林给在华苏联军事总顾问的指示更明白：“绝对必要”的是，“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109]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空军通过换防，先后派出10个航空师和4个高炮师参战。航空师共实施战斗起飞64300架次，飞机滞空时间长达49449小时，空战1872次，击毁敌机1106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0人、飞机335架。高炮师击毁敌机153架，自身阵亡68人，损失高炮6门、探照灯1台。中朝联合空军投入作战的有10个航空师（中国7个、朝鲜3个），共实施战斗起飞22300架次，空战366次，击毁敌机271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6人、飞机231架。[110] 至此，可以对斯大林在苏联出动空军问题上的思考和决策做一个总结了。早在战争之前苏联空军就已经来到中国，这是为了履行中苏条约所规定的盟国责任；美国参战迫使中苏两国领导人都想到了中国出兵的问题。为此，斯大林承诺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地面部队，但没有说明出动的时间和方式；毛泽东想及早派兵参战以便尽快结束战争，但斯大林并不急于使用中国军队，因为这涉及苏联出动空军及其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在三八线被突破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希望立即出兵援朝，而斯大林担心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也怀疑毛泽东出兵的诚意和效果，故拒绝出动空军；中国志愿军毅然出动并与美韩军队作战后，苏联空军也随即投入了战斗，不仅保护中国领空，而且越过鸭绿江为志愿军后方提供掩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斯大林坚持不变的原则是：无论是否越过鸭绿江，苏联空军只在后方活动而绝不进入前线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作战。至于中、苏、朝之间的同盟关系，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中国出兵之前，莫斯科对北京一直怀有戒心，而金日成对斯大林则是言听计从；中国出兵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
[1] 相关的研究，如果说最早出现的依据主要是口述史料［见Jon. Hallidy，Air Operation in Korea：The Soviet Side of the Story，William J.Williams（ed.），A Revolutionary War：Kore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Chicago：Imprint Publlcations，1993，pp.149-170］，那么稍后俄国学者便披露了一些档案资料（见Орлов А.С.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 1950-1953г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c.121-146）。笔者也曾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见《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69～74页）。后来，美国还出版了一本专门讨论朝鲜空战的专著：Zhang Xiaoming，Red Wings over the Yalu：Chin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Air War in Korea，Texas A &M University Press，2002。 [2] 实际上，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在1950年11月27日就推断，“如果联合国空军攻击满洲的目标”，苏联极有可能秘密参战（Fiche 22，Item 100，NIE 2/2，The National Archives，U.S.）。1952年7月30日，中情局更根据“大量迹象”断定，苏联“如此广泛地参加了敌人的空战”（Folder：PSF Intelligence File，NIE 55/1，Truman Library）。 [3] 详见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83～87页；Alexandre Mansourov，“Stalin，Mao，Kim，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Sept.16-Oct.1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p.94-107；沈志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关于1950年10月中苏会谈问题的争论》，《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4期，第7～12页。 [4] 由于缺乏档案文献而导致的历史链条的断裂，笔者以前对一些历史细节的判断有误差，如毛泽东主张出兵的时机、金日成拒绝中国出兵援助的原因以及斯大林答应出动空军的限度等，正因为如此，深感有必要在新的档案文献的基础上把那些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 [5] АВПРФ，ф.0100，оп.43，д.722，п.313，л.201-203；АВПРФ，ф.0100，оп.43，д.138，п.314，л.43-47，Кулик Б.Т. США и Тайвань против КНР，1949-1952，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5，c.32-33.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472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49页。 [7] ЦАМОРФ，ф.50 ИАД，оп.152677，д.4，л.3-4、91、133-134，Набока В.П. Советские летчики-истребители в Китае в 1950 году//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3，с.139-141. [8] 关于苏朝领导人战前对美国立场的估计，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第147～158页。至于美国参战的决策过程，参见牛军《美国对朝鲜战争政策的演变（1950.6～1951.6）》，《美国研究》1991年第1期；沈志华《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9] 关于朝鲜人民军损失情况的报告，1950年7月3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37。 [10]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Огонёк，1993，№26，с.29；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ред.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 （январь 1949‐октябрь 1950 гг.），с.33-34. [11] 参见Kim Chullbaum（ed.），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Testimony 40 Years Later，Seoul：Eulyoo Publishing Co.，1991，pp.25-26；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第534页。 [12]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1日、7月4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05-107、136-139。 [13]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7月6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40。 [14]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8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43-144；Волкогонов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с.29。 [15] 斯大林早在策划战争时就再一次敦促金日成去和毛泽东进行商量，他说：“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你们必须请求毛泽东提供所有的帮助。”Goncharov，Lewis and Xue，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45；参见Kim Chullbaum，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p.106。 [16] АВПРФ ред.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с.35-37.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第428页。 [18] 中国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甚至向罗申讲述了如何通过中国山东半岛的港口将北朝鲜军队运往南朝鲜，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战场帮助朝鲜人民军的具体设想。罗申与邹大鹏谈话备忘录，1950年7月4日，转引自O.A.Westad，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Wars，Policies，and Perceptions，1950-1961，The Paper f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The Cold War in Asia，Hong Kong，January 1996。 [19] 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年7月5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79。 [20] 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年7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5。关于中国的反应和安排，见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61～69、90～91页。 [21] 俄国学者大多同意这个判断，见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0-101；Mansourov，“Stalin，Mao，Kim，and China’s Decision”，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105。 [22]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8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193-194。 [23] 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年7月8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2。 [24]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15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303-305。 [25]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20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352-355。 [26]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7月18日，АВПРФ，ф.0102，оп.6，п.21，д.47，л.29-40。 [27]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8月（日期不详），АВПРФ，ф.0102，оп.6，п.21，д.48，л.109-169。 [28] 在上述两封电报及其他政治报告中，大使馆都重点汇报了苏联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问题，可见莫斯科对此问题的关注。 [29]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22日；维辛斯基致罗申电，1950年7月25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8-89、90。 [30] 华西列夫斯基给布尔加宁的报告，1950年8月28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2；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2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8-89；Набока Советские летчики-истребители//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3，с.141。 [31] АВПРФ ред.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с.45、47. [32] 关于中国的出兵意图，这里讲述的只是毛泽东向苏联和朝鲜表示的意见，至于中国在国内动员和部署参战的情况，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69～176页。 [33]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8月19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621-623。 [34] 截止到8月24日，朝鲜人民军空军损失歼击机和强击机109架，仅存战斗机36架。苏军总参作战管理总局关于朝鲜人民军空军情况的报告，1950年8月26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 126。 [35]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8月28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7，л.666-669。 [36] 转引自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39页。 [37]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247～251页。 [38]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8月28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5-6、10-11。 [39]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8月30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12-13。 [40]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8月31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14-15。 [41] 关于金日成在仁川登陆前拒绝中国援助的情况，详见Shen Zhihua，“Sino-North Korean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CWIHP Bulletin，Winter 2003-Spring 2004，Issues 14/15，pp.9-24。 [42] 华西列夫斯基给布尔加宁的报告，1950年8月28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2。 [43] 华西列夫斯基给布尔加宁的报告，1950年8月31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4-5。 [44] 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13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70-171。 [45]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50год，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о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3，с.214-216；F.斯通：《朝鲜战争内幕》，南佐民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131页。 [46] 旅顺基地与斯大林关于朝鲜战争决策的关系，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43～146页。 [47] 马兰金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14、15、16、17日；洛莫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18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 [48]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9月18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23-126，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годов，Москва：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2000，с. 106-108。 [49] 葛罗米柯致罗申电，1950年9月20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第542～545页。 [50]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311～312页。 [51]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9月2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33-135，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с. 109-111。 [52]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9月21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31，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с. 109。 [53]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21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5，л.86-88。 [54]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22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5，л.89-91。 [55] 匈共总书记拉科西回忆说，在仁川登陆的那几天，他就在斯大林那里。斯大林的反应很平静，并说苏联对此已制订了必要的计划——要中国志愿军部队投入战斗。Ракоши М. Людям свойственно ошибаться，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М. Ракоши//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7，№4，с.3-63；译文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04页。 [56] 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9月26日；布尔加宁致马特维耶夫电，1950年9月30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103-106、101。其实，在斯大林答复前，金日成已经向中国提出了要求。9月29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转告金，同意为朝鲜募集数百名朝鲜籍司机。《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345页。 [57] 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21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79-80。 [58] 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23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81-82。 [59]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30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46-49。 [60]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30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41-45。 [61] 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年10月1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97-98。 [62] 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79～190页。 [6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7，Korea，Washington D.C.：GPO，1976，pp.954-955；Papers of DA，Oct.15 1950，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Box 67，Truman Library. [6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40页。笔者在1996年1月与负责主编该书的金冲及先生谈话时了解到，除引号内的字句外，电报的其他内容在发表时被删节了。 [65] 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7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1，л.705-706。 [66]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7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26-128，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6-107；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588～590页。 [67] 毛泽东致金日成电，1950年10月8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3～4页；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8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32，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7-108；什特科夫致电斯大林，1950年10月8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1，л.711；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8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1，л.712-713。斯大林在给北京的回电中说志愿军当然应由中国人指挥，但似乎没有向金日成提起过这个问题。这造成了日后彭德怀与金日成在指挥权问题上的分歧。 [68]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495～498页；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3～14页；Mansourov，“Stalin，Mao，Kim，and China’s Decision”，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p.94-107；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34-135，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8-109，并参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92～197页。 [69] 彭德怀、高岗致毛泽东电，1950年10月9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4页；王焰等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404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第41页。 [70] 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23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81-82。 [71] 马兰金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0月2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185-186。 [72] 华西列夫斯基的报告，1950年10月8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02-103。关于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见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第62～65页。 [73] 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3～14页。 [74] 维辛斯基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1950年9月27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86-87、84-85。 [75] FRUS，1950，Vol.7，pp.877-878. [76]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12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10月12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40、141、142-143，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9-110。 [77] 毛泽东致彭德怀等人电，1950年10月12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5～6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52～553页。 [78]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13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45，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10-111。 [79]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3。 [80] 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10月13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4，л.136-140。 [81]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10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75。 [82]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10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77。 [83] 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1-2。 [84]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50年10月13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6～7页。 [85]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50年10月14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7～8页。 [86]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50年10月14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8页。 [87]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50年10月15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0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64页。 [88]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404～405页。 [89] 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502页；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4页；周恩来给斯大林的信，1950年10月14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86～87页。 [90] 毛泽东致彭德怀、高岗电，1950年10月17日，毛泽东致邓华等电，1950年10月18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1页。 [91] 王焰等编《彭德怀传》，第47页；彭德怀关于高岗问题的一次谈话，1955年2月8日，彭办主任王焰抄记，未刊。20年后毛泽东对金日成说：中国出兵朝鲜，“那无非是进去了又被美国人赶了出来。那我总进去跟你打过一回了吧。被你们赶出来回到鸭绿江以西，那以后你美国人占领了鸭绿江以东，他总是不放心的，我们总还是可以进去嘛，以后我们两家合起来组织游击队可以再钻进去占领鸭绿江以东嘛。你如果按兵不动，以后就没有理由了嘛！”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3页。笔者对于毛泽东出兵动机的分析，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278～287页。 [92] 巴季茨基的报告，1950年10月28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54。 [93]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19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5-18。 [94] 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0月30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74。 [95] Viktor Gobarev，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1949-1969，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Vol.12，№4（December 1999），pp.13-14. [96]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有亲身体会的。见АВПРФ，ф.0100，оп.50a，д.1，п.423，л.19，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2000，с.95；《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302页。 [97]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427页。 [98] 扎哈罗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1月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71-72。 [99] 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1950年11月13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8，л.25-26。 [100] 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1950年11月2、6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8，л.4-5、12-13。 [10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97页；《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498页；扎哈罗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1月16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116；АВПРФ，ф.059a，оп.5a，п.11，д.4，л.189；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50年11月20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67-169。 [102] 索科洛夫的报告，1950年11月30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56，л.231。 [103] 什捷缅科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1月30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 181-183。 [104] 卡特尼金和索尼里尼克的报告，1950年12月4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 130-132。 [105] 第64歼击机航空军关于1950年11～12月作战情况的报告，1951年1月9日，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3543，д.95，л.138-147；克拉索夫斯基给第64歼击航空军的指示，1951年1月16日，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3543，д.67，л.1-6。 [106] 参见周恩来致斯大林电，1951年2月2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7，л.62-65；克拉索夫斯基致斯大林电，1951年6月15日，АПРФ，ф.45，оп.1，д.339，л.61-63；洛博夫在飞行战术会议上的发言，1951年7月25日，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3543，д.100，л.168-172；别洛夫关于第64歼击航空军战斗情况的报告，1951年10月（估计），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3543，д.73，л.22-69。 [107] 关于美苏空战的情况，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268～277页。 [108] 别洛夫在飞行战术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9月，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4045，д.49，л.38-41。 [109] 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电，1951年6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9，л.47。按照约定，平壤—元山线以南及东西海岸线以外为中朝联军作战区域。 [110] 总参作战管理总局关于空军作战情况的总结，1953年11月3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57，л.280-283。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 陕西师范大学 柳植 按照苏联共产党的传统，新的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和路线得到党代表大会的认可，才算最后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1955年4月7日，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召开苏共二十大的报告。报告说：“自从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后，已经过去了两年半的时间。党章规定：例行代表大会至少每四年召开一次。因此，下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即将临近。”“我认为举行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最合适的时间是1956年2月份。”[1]报告拟出6项议程：苏共中央工作报告；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1956～1960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指示；关于修改苏联共产党纲领；关于修改苏联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机关。4月8日，主席团通过了赫鲁晓夫关于召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建议，决定大会在1956年2月14日召开，确定议程为：苏共中央工作报告——报告人尼·谢·赫鲁晓夫；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报告人莫斯卡托夫；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1956～1960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指示——报告人布尔加宁；选举党的中央机关。[2]主席团决定大会代表在各州、边疆区党的代表会议上和加盟共和国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后来，赫鲁晓夫还把这项决议提交7月中央全会通过。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956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如期召开。1349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8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了大会。55个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应邀参加。这是斯大林之后，在苏共新领导人赫鲁晓夫主持下召开的首次代表大会，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会议大厅里竖立着一尊列宁发表演说的塑像，斯大林的肖像却被有意拿掉。赫鲁晓夫是大会的中心人物，他致大会开幕词，在提议为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和二十次代表大会之间失去的共产主义运动最杰出的活动家默哀时，有意把斯大林同哥特瓦尔德、德田秋一相提并论。他代表上届中央委员会做工作总结报告，在大会的最后一天，也就是2月25日，他又在没有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会议上做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由于赫鲁晓夫在党中央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问题”、“关于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和“关于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特别是《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期大量鲜为人知的大镇压材料以及反法西斯战争等方面的种种错误，这次大会无论在苏联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震动。几年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围绕这些问题以及对这次大会的评价，发生了一场政治大争论。从此，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走向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出现了不同的中心。因此，苏共二十大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史上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苏共二十大距今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十几年前也告一段落，大会的档案已经解密，它早已成为一个历史问题。作为历史问题，就应该用历史学家的眼光和历史研究的方法，摈弃旧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某些政治情结，把这次大会放在整个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史中、放在俄国现代化进程和20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给以批判的总结。对于那次大会，迄今不仅仍有一些观念和认识上的误区，而且有一些事实也需要进一步澄清。本文将比较详细地分析和评论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阐释的路线，追述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准备和出笼的过程及其主要内容，还将涉及大会在国内外引起的强烈反响以及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的发表，尽力介绍这次大会的全过程。 赫鲁晓夫路线在二十大的阐释与确立 按照宣布的议程开会11天，主要是听取和讨论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和布尔加宁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党中央的总结报告是在赫鲁晓夫主持下的一个班子集体起草的，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动员了党中央、科研院所和许多其他机构的大批力量。[3]报告总结了十九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提出和阐释了未来几年党的工作的方针和路线，是赫鲁晓夫思想的集中和概括，系公开会议的主题内容。布尔加宁的报告是根据赫鲁晓夫提出的思想和路线对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做的一些原则性的说明。赫鲁晓夫的报告包括“苏联的国际形势”、“苏联的国内状况”和党的工作三大部分。 报告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已经越出一个国家的范围而变成世界体系。资本主义想阻挡这一世界历史进程是无能为力的。按照不同的规律、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两个对立的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的同时存在，已经成为确定不移的事实。”社会主义体系正在胜利地向前发展，没有危机，也没有震荡。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加深，各种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帝国主义拼凑侵略集团和煽动“冷战”，苏联和各国人民在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报告对“二战”后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做了这样的评价：“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是战后时期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4]这些分析和概括仍然体现了苏联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战后斯大林的基本思想理念，没有多少新意。而在“现代国际局势发展中的几个原则问题”题目下则阐释了以下三个问题。 关于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问题。报告说，不同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原则，这个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它不是出于策略考虑，权宜考虑，“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5]赫鲁晓夫说，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有侵略和发动战争的动机，也不想用“输出革命”的办法去推翻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在两个体系的和平竞赛中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吸引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关于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报告说：“全世界千百万人都在问：另一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难道经历过两次流血的世界大战的人类还要经历第三次大战吗？”赫鲁晓夫解释说，过去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原理是基于当时帝国主义是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对战争不感兴趣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是软弱的，组织得不好，不能迫使帝国主义者放弃战争。战争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对比，人民的组织性和觉悟程度亦起着很大的作用。现在，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还有一大批拥有数亿人口的其他国家正在积极地反对战争。代表垄断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依然企图发动战争，“但是，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报告认为：“各国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越积极，防止战争的保证就越大。”[6] 关于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报告首先引用了列宁“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走法并不一样”的语录，又以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苏维埃和人民民主的不同政权形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中国和平改造工商业，南斯拉夫的经济管理和国家机构的特殊形式，说明迄今的社会主义就有不同特点，然后提出：“完全可以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要同内战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用暴力来推翻资产阶级专政，以及与此有关的阶级斗争的急剧尖锐化，是不可避免的。不过，社会革命的形式有各种各样。”“把暴力和内战看成社会改造的唯一途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7]因此便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也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报告说了下面一段曾引起激烈争论的话：
在现在的条件下，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已有了现实的可能，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自己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右翼资产阶级政党和他们所组成的政府，正越来越遭到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只要把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能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回击，就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机构，也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即劳动人民民主的机关。[8]
应当指出，赫鲁晓夫的这些阐释并非都是新观点、新理论。报告也指出，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原则。中国和印度两国总理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目前条件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最好形式，已得到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的许多国家的承认。实际上，斯大林1952年12月21日在答《纽约时报》外交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提问时也说过：“不能认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两国今后也能够和平相处。”[9]1951年英国共产党在斯大林指导下制定的新纲领《大不列颠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主张在英国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实现社会主义。而且，铁托及其同志们在此前也提出了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可以通过不同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尤其是和平道路。 需要研究的是，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在这次大会的报告中把这三个问题集中在一起加以论证和阐释？这同苏共新领导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如何对待斯大林的遗产密切相关。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出，苏共新领导面临着“包含着巨大危险的国际紧张局势”。所谓“巨大危险”就是，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越出了苏联一国范围，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阵营，但是，站在苏联和这个阵营对面的则是更为强大的美国和资本主义阵营。在美、苏之间剑拔弩张的冷战中，由于斯大林的强硬对策，在封锁西柏林特别是朝鲜战争时期，几乎酿成一场世界大战。而斯大林对世界大战与革命的关系又做了这样一个概括：世界大战总是以革命而告终。他甚至认为：如果帝国主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全面崩溃，是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斯大林去世后，由于美、苏两国的热核武器都有了新的发展，美国已把联邦德国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联盟，并在苏联周围建立了一些军事基地，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存在，而且新的世界大战将对人类的威胁更加严重。面对这样的背景，如何认识和处理战争、革命与和平这三大问题，就成为赫鲁晓夫等必须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的迫切问题。赫鲁晓夫等曾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争给苏联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的损失和灾难，记忆犹新。他们不愿意再经历一次新的世界大战，所以就反复思考“战争能不能避免？”最后得出“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结论。赫鲁晓夫并没有否定列宁“帝国主义是战争根源”的论断，只是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与壮大，全世界反对战争的人越来越多，有了能够制止战争的力量。同时，苏联的国内建设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明确地说：“我们正在我国建设共产主义，所以我们坚决反对发动战争。”[10] 因此，避免和防止新的世界大战乃是赫鲁晓夫这些阐释的核心，其他两个原则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重提“和平共处”原则，而且把“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扩大为“两个体系之间的和平共处”，就为这一原则赋予了新的意义。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在目前的形势下”，“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和平共处，或者是发动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这就是说，在赫鲁晓夫看来，只有两个阵营之间的和平共处，进行和平竞赛，才能避免和防止新的世界大战。至于重提列宁的“革命和平发展”、设想“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所谓“和平过渡”，也包含着防止新战争的思考，赫鲁晓夫担心个别国家暴力革命和内战弄不好就会导致世界范围的战争。抓住了赫鲁晓夫阐述的几个原则的这一要害，也就厘清了赫鲁晓夫的外交路线同斯大林国际战略的区别所在。斯大林战后外交路线总思考是：在两个阵营对立的情况下进行冷战，准备热战。而赫鲁晓夫则把它改为：在两个阵营对立的情况下进行冷战，避免热战。 直到现在，我国国内的一些学者仍沿用中苏两党论战时的观点，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阐述的这几个原则概括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所谓“三和路线”。这样的概括实际上曲解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原意。不错，“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确实是赫鲁晓夫报告中使用的词语，“和平过渡”也是作为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设想形式，但是，正如我们的引证和分析，在报告阐述和论证的几个原则中，并没有把这几个词语简单地直接平列为自己的外交路线。“和平竞赛”是作为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条件下进行斗争的一种方法和手段，并不是一条原则。“和平共处”也不是不讲原则，不讲斗争，一味妥协甚或投降。赫鲁晓夫曾一再强调，和平共处是国际阶级斗争的政策。他也没有放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思想和战略。赫鲁晓夫曾有一句被资产阶级国家抓住不放的名言：“我们要埋葬你们！”赫鲁晓夫在论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时也没有否定暴力革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斗争激烈的程度，使用或不使用暴力，这与其说取决于无产阶级，不如说取决于剥削阶级抵抗的程度，取决于剥削阶级自己是否使用暴力。”[11]在资产阶级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便不能拒绝暴力。在历史情况有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才可以争取上面引出的那段文字所指出的道路。他实际上也主张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的两手策略。 经过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检验，应该说，赫鲁晓夫这一国际政策给人类带来的是幸运而不是灾难。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次的战争，只有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仅人的生命就牺牲了8000多万。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在于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在于它们之间贪得无厌的争夺：争夺殖民地，争夺势力范围，争夺统治世界的霸权。一旦形成两个对峙的国际性的军事集团，战争的危险性就一触即发。在这种形势下，领导国家的某些战争狂人便把人类推向灾难的深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的对峙和冷战局面，使世界一直弥漫在新的大战阴影下。赫鲁晓夫这一避免和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策略，对保证世界和平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虽然，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互不信任，继续进行以热核武器为中心的军备竞赛，曾经几次造成十分危险的局面，但是终究没有酿成新的世界战争。这不能不是人类的幸运。 说到这里，就自然提出了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赫鲁晓夫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新的外交路线怎么就会引起共产党国家之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的激烈争论呢？从共产国际时期起，苏联共产党就一直处于对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后，苏联自然也就成为这个阵营的头。列宁、斯大林被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不仅要确立自己作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而且也要继承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因此，他在自己报告中阐释的这部分内容不仅涉及两个阵营之间外交政策的原则，也涉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问题。为了取得各国共产党人的认可与支持，赫鲁晓夫在自己的报告中尽量讲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关经验，特别突出了中国的地位，对中国革命的意义、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总是把中国放在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首位。他希望首先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认可和支持。所以，不论从赫鲁晓夫报告阐述的原则还是从报告引起争论来说，实际上都包含着确立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导权的企图。 赫鲁晓夫报告的第二个方面是对自己提出的国内建设路线的概括和阐述。这一建设路线就是前两年同马林科夫争论中提出的：在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同时，急剧增加农业产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尽管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赫鲁晓夫却有意回避这一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报告中说：“苏联共产党遵循着伟大列宁的遗训，一直关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因为重工业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切部门、加强我们祖国国防、增进人民福利的基础。”他并且强调：“这是我们党的总路线”，“要十分坚定地贯彻这条总路线”。报告说：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进一步发展钢铁和有色金属工业、燃料和化学工业，日益加快电站的建设和迅速发展机器制造业，使工业水平在1960年比1955年大约增长65%，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长70%。尽管赫鲁晓夫提到必须扩大消费品生产，但那是要在继续保持重工业高速度发展的前提下，所以，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仍然要超过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在五年中消费品生产增长60%。[12] 赫鲁晓夫说，必须解决工业工作中若干根本性的问题。他提出，要加快工业技术进步，要能制造出生产力最大、最经济、最可靠的机器，广泛发展生产过程的电气化、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充分应用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他指出，苏联的钢铁工业发展很快，但对最需要的钢材和新型金属的生产则不甚理想，要大力增加有色金属、稀有金属、不锈钢、耐热钢合金的产量。到这个时候，苏联的铁路运输主要使用的还是蒸汽机车，赫鲁晓夫提出，要改用电力牵引机车和内燃机车，同时要发展公路运输和海运。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中，要合理配置生产力，把电力和燃料开采向资源丰富而开采成本低的东部转移，使西伯利亚成为苏联煤和电力的最大基地，成为制铝、制镁、制钛以及电冶业、焦炭化学和电化学的基地，要在西伯利亚建立起全国第三大钢铁工业。赫鲁晓夫的这一路线实际上是要继续发展斯大林建立起来的军工综合体经济体系。 同斯大林的路线相区别的地方是，赫鲁晓夫维持斯大林之后马林科夫关于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承诺，而与马林科夫不同的地方是，赫鲁晓夫提出：“我们的任务是依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大大提高农业，更迅速地推动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发展。”他说：“党面临着一个迫切的全民任务：急剧地增加农产品的产量”，提高畜牧业产品产量。谷物每年的总产量在第六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增加到110亿普特。用什么办法达到这一生产水平呢？一方面，仍然要依靠斯大林的农业体制，即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农业机器拖拉机站这三大支柱。他要求加强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建设。另一方面，则要依靠他所发动的开垦荒地和扩大玉米播种面积两大措施。他说，1955年，全国开垦荒地达到3300万公顷。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有人问：在干旱地区垦荒是否正确？”随后回答说：“党的开垦荒地的方针是正确的”，“即使今后五年，只有两年丰收，一年普通收成，两年歉收，也合算”。他认为，这是用最少的人力和物力，迅速增加谷物的办法。他又说：“有人会问，也许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适于南方种植的玉米推广到全国，犯了错误吧？这不是错误。全国各个地区玉米都能够有很高的产量，没有其他作物比得上玉米。”[13] 在谈到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需要的时候，赫鲁晓夫承认：“我们的消费品还不十分充足，房屋还不够住，而许多有关提高劳动人民物质福利的重要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有些城市和居民点的肉类、牛奶、油类和水果等物品的供应，至今仍感不足；有时连马铃薯和蔬菜的供应都中断。”他希望通过他提出的农业政策和加快住房建设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他也提出，在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把工人和职员的实际月工资提高30%，把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至少提高40%，特别要提高工资低的那部分工人的工资。要整顿劳动报酬制度，要实行使工作人员从个人的物质利益出发去关心生产的原则。他还提出，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对所有工人和职员都实行7小时工作制。要改善抚恤金制度。[14] 应该指出的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提出的一些主要目标和口号在这个报告中几乎都出现了。例如，他已经把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苏联的主要经济任务提出。不过这个时候，他还说：“我们需要作不少的努力，才能完成我们的基本经济任务。”而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的口号已喊得很响亮了，他在报告中说：“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国家在为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强大的物质生产基础方面，将再向前迈出一大步。”他自己则十分乐观地说：“如果用形象化的说法，就是我们已经登上了这样的山巅，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从这里已经清楚地看到走向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的广阔远景。”[15] 如果说赫鲁晓夫报告的一、二部分主要是阐述自己的外交和内政路线，那么在第三部分，则是要从党的思想和组织路线上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在“共产党队伍的巩固，党在苏维埃国家中领导作用加强”的标题下，他指出：“在报告所谈到的这个时期中，我们的党在国家建设中，在国家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更加提高了。”在论述这段工作时，赫鲁晓夫特别强调是以列宁的建党学说为指南的。他处处引用列宁的语录和原则。而对于斯大林，在整个报告中，只是在这一部分说到这样一段话：“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我们队伍失去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社会主义的敌人曾经希望我们党的队伍会发生混乱，在他的领导机构中会发生纠纷，在执行对内对外政策时会发生动摇。但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党更紧密地团结在它的中央委员会周围，并且更高地举起了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16]莫洛托夫在1957年6月全会上的发言中说，在赫鲁晓夫交给主席团讨论的总结报告的初稿中，这段话的“约瑟夫”之前还有“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斯大林”之后还有“30年来，党在他的领导下履行了列宁的遗训”，而“这些话却从党的二十大上宣读的报告中消失了”。[17]莫洛托夫这一揭示很重要，这一改动，不只是去掉了对斯大林的肯定语，而且使这段话完全变成对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活动的颂扬。它显示了赫鲁晓夫在本次大会上“非斯大林”化，从而确定自己地位的心计。接着，赫鲁晓夫列举说：中央委员会坚决制止了贝利亚及其同谋者的阴谋活动，恢复了由列宁制定的，而且过去常常被破坏的党的生活准则，纠正了工、农业生产中的错误，“中央委员会每逢发现党的领导者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时候，就一直采取必要的步骤来纠正这些错误”。然后他又说了这样一段话：党“坚决反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同时缩小了党和群众的作用，降低他们的创造积极性。个人崇拜流行的结果就是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有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18]虽然，赫鲁晓夫在这里没有把“个人崇拜”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起来，但是，把他的这些列举以及对上面那段话的修改联系在一起，听众就不难体会到赫鲁晓夫的用意了。赫鲁晓夫实际上在这里为自己下一个报告埋下了伏笔。 赫鲁晓夫指出：“我们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任何一件重大工作的成功，都取决于党的领导”，“今后要尽力提高党的作用”。怎样提高党的领导作用？他在谈到“党的组织工作”时强调：党的工作要同经济工作联结在一起。“现在当我们的社会正在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解决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而奋斗的时候，提到首位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方面，是具体经济的各种问题。”关于工业、农业、建筑、运输和贸易等具体经济问题，共产主义建设的经济学问题，又必须成为我们宣传的中心。他“号召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要彻底转变过来，对经济建设进行具体领导”。“要求党的干部加强研究工业企业、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技术和经济，获得丰富的知识以便领导他们的工作”。[19]赫鲁晓夫特别关注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为了加强党对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的领导，赫鲁晓夫在有拖拉机站的地区建立了以区委书记为首的指导小组，管理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在报告中，他同时还要求党的区委第一书记不能因此而放松对农业的领导。我们已经说到，马林科夫继承了斯大林晚年的一项重要改变，使政府成为权力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则利用他掌握的党中央书记处，特别是在他做了党中央第一书记之后逐渐又使党的机关成为权力中心。当然，不管是斯大林还是马林科夫注重政府的权力，仍然是通过行政命令管理经济。不过，马林科夫是技术官僚的代表，他是要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而赫鲁晓夫则是党内权贵的代表，由党的机关和干部直接领导经济工作，就是由党内权贵领导和管理经济。这一改变必将更体现权力意志。这一点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报告在“思想工作问题”的标题下，赫鲁晓夫提出要“创造性地发展革命理论”。他批评“目前思想工作的主要缺点是，它在颇大程度上脱离了共产主义建设的实际”。因此，他所说的“创造性地发展革命理论”，就是要结合苏联的建设，特别是要研究和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了阐述他的这些思想，在这里，他又一次批判了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前者，他说：“个别工作人员在言论中竟错误地认为，似乎我们直到现在仅仅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断定说我们只奠定了社会主义基础，就会使党员和苏联全体人民，在关于我国的发展前景这样紧要的问题上迷失方向。”关于后者，他说：“居然有一些聪明人把轻工业同重工业对立起来，硬说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在苏联经济发展的初期是必要的，现在我们只要加速发展轻工业就行了。”“党对这种想贬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的企图给予了应有的打击”。赫鲁晓夫还批评个别工作人员企图把和平共处应用到思想意识方面。“我们主张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进行经济竞赛，但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放松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人们思想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20] 总之，赫鲁晓夫在报告的这一部分，把死去的斯大林从党的领袖地位一笔勾销，又批判了斯大林之后的新领导人马林科夫和作为三朝元老的莫洛托夫，不言而喻，只有赫鲁晓夫自己才是列宁事业的“真正继承人”。 在讨论赫鲁晓夫报告时，有95人报名要求发言。大会的发言稿事先经过审查，绝大多数发言者都回避了斯大林的名字。大部分发言者都是对报告表示肯定和赞颂，最多联系本人所在的部门或地区的情况进行一些必要的补充和说明，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只有文学家肖洛霍夫别出心裁，批评了苏联作家协会，特别是它的领导人法捷耶夫。最引人注意的是米高扬的发言，不仅时间长，而且涉及了赫鲁晓夫报告的方方面面，几乎等于一个副报告。他对赫鲁晓夫的报告作了高度评价，说报告“研究了人类历史当前时期的情况和事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阐明了这些新的情况和事件”，“大大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做出了宝贵的贡献”。米高扬赞扬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近3年来的工作说：“我们党内的集体领导经过长期的间断之后又建立起来了”，这个“领导集体遵循着列宁的思想、列宁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原则，在短期内自上而下地恢复了列宁党的生活准则”。“大约二十年内我们没有集体领导”。他先用这样一些比较含混的语言把批评矛头指向斯大林，后来就公开点了斯大林的名。他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谈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时候说，在世界市场瓦解以后，这些国家的生产将要萎缩，未必正确。他批评党的宣传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照例仅仅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简明教程》“是包括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财富的”，《简明教程》及一些被作为范本的历史书歪曲事实，有些人被推崇备至，而对另一些人则干脆不提。次要的事情被提到不应有的高度，其他一些重要的事情却没有受到重视。他提议，找一些档案和历史文件，从列宁主义立场来阐明《简明教程》中所叙述的许多事实和事件。米高扬还要求哲学家、法学家也要创造新东西，而不是重弹老调。[21]米高扬的发言实际上是在会上公开放出的一个试探性的气球。马林科夫在发言中谈到了苏联电力和电站的发展计划，同时不得不承认：“共产党遵循着我们的领袖和导师列宁的指示，始终不渝地执行着把苏联变成先进的、更加强大的工业国的政策。我们获得的成就的确是巨大的。我们应当把这些成就归功于我们党和党中央委员会对尽力发展重工业的经常关心，而重工业乃是发展国民经济一切部门和进一步提高苏联人民物质和文化福利的基础的基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总路线。”[22]莫洛托夫在发言中也承认：“执行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大胆计划，有着特别重大意义。”[23]同时他也检讨说：“还在战争时期，我国人民就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而现在正在实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逐渐过渡。”许多外国代表团的成员对这种情况感到十分诧异，摸不透大会组织者的用意。据来自的里亚斯特的共产党代表维·维达利《苏共二十大日记》记载，外国代表的发言稿同样事先受到审查，所以，绝大多数的发言也没有出现斯大林的名字，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朱德在宣读毛泽东主席的贺信中说道：“苏联共产党愈益巩固，苏联在各方面的胜利愈益辉煌，就愈益证明列宁所缔造的、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所共同培育的苏联共产党是坚强而无坚不摧的。”另一个是法共领导人多列士，在发言中几乎以挑战的姿态提到斯大林的名字。[24] 到了2月20日，大会主席苏斯洛夫宣布，对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讨论已有51人发言，主席团收到建议，主张停止讨论。赫鲁晓夫不再作结束性的发言，因为全体发言人都完全同意报告的观点和结论。在科兹洛夫等的建议下，代表大会当即通过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完全赞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而苏斯洛夫又说，有代表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起草决议草案，接着大会又选举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在2月24日的大会上又通过了一项同名决议。这项24页长的新决议，除了重复前一决议的那句结论，又一次概括和重述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基本内容。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集》中就收集了两个同名决议。 从2月21日到24日，大会听取并讨论了布尔加宁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公开大会的最后一个程序就是进行新的中央委员的选举。赫鲁晓夫在自己报告中多次提到要发扬党内民主，而这次大会的选举进程则是赫鲁晓夫党内民主的一个很典型的例证。根据大会的速记记录记载，在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大会上，先由苏斯洛夫宣读了赫鲁晓夫交给他的大会主席团确定的候选人名单：133名中央委员和122名中央候补委员无差额候选人名单以及63名中央监察委员无差额候选人名单。作为主持人的赫鲁晓夫问大会代表：“同志们有异议吗？谁有异议？”大厅里高喊：“没有！”（鼓掌）赫鲁晓夫总结：“没有人对哪一个候选人有异议。”他又问：“有没有对候选人补充提名？”大厅里发出喊声：“没有。”赫鲁晓夫再问一次：“有没有提名其他候选人？”大厅里重新高喊：“没有。”（暴风雨般持续不断的掌声）赫鲁晓夫总结说：“这就是说大家接受了选举中央委员会组成的候选人。”然后选出由33人组成的计票委员会，休会两小时后进行了投票。经过计票委员会的清点和统计，共发出1341张选票全部投入票箱，并且有效。其中有11张选票勾掉了其中某位候选人，得到反对票的是：赫鲁晓夫、阿里斯托夫、福尔采娃、拉普捷夫、科涅夫和马利诺夫斯基各1张，朱可夫2张，马林科夫3张。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1/3是新人，候补中央委员一半是新人。1952年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各有1/3无影无踪地消逝了。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准备过程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由于报告是在没有外国兄弟党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做的，因而被称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报告文本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外界长时间得不到真实的文本，也不知道报告的准备过程。后来，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散布了这样的说法：“大会快要结束了。要通过决议。这一切都是表面上的东西。以后怎么办？我们还要对数十万受到处决的人们，包括十七大选出的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负责。幸免于难者寥寥无几，几乎党的全部骨干均受到了处决或者迫害。走运者、幸存下来的人是凤毛麟角。现在该怎么办呢？”“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在一次会间休息，主席团房间里只有中央主席团委员在场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的报告怎么办？过去处决、逮捕的事情可怎么办？大会要闭幕了，我们没做交待代表就要分赴全国各地了，我们可是已经知道遭到清洗的人清白无辜，他们并不是‘人民公敌’，他们都是好人，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列宁的苏联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人们要从流放地返回。我们现在不会再关押他们了。要考虑一下如何遣送他们回去。”赫鲁晓夫说，他的话音未落，大家就群起而攻之。经过几番激烈的辩论，最后才同意由赫鲁晓夫在会上做这个报告。[25]这一说法曾使许多历史学家对秘密报告出笼的过程做了不准确的记述。已公布的苏共二十大档案证明，赫鲁晓夫说的确定做报告的时间不对头，对主席团内的辩论情况的介绍也有很大的随意性。 苏共新领导对斯大林的批判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斯大林逝世以后，马林科夫就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贝利亚很快重新审查和平反了斯大林时期的一些案件。贝利亚被逮捕后，马林科夫在中央7月全会的报告中，继续批评个人崇拜。7月会议之后，苏共中央在向东欧国家共产党通报会议的情况时，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解释性发言中也提到个人崇拜问题。他告诫，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1954年，赫鲁晓夫重新审查了列宁格勒等案件，并对其他一些案件也进行了平反。但是，直到这次大会之前不久，在媒体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并没有把个人崇拜、非法镇压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掌握的舆论工具还一直宣传和颂扬斯大林。在1954年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之际，《真理报》发表的纪念性文章，实际上就是他生前出版的《斯大林传略》的缩写本。同年12月，为斯大林诞辰75周年举行了广泛的庆祝活动，《真理报》开辟了专栏，刊登纪念逝世领袖的文章，列宁图书馆举办了纪念性的展览，有的地方举行了群众集会，还颁发了“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在1953年7月会议以后，赫鲁晓夫及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把大镇压的责任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在1955年6月准备苏联领导人访问南斯拉夫的文件时，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还坚持把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为此他们同莫洛托夫之间还发生过争论。 看来，只是在准备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过程中，经赫鲁晓夫、米高扬以及中央书记处成员的思考和讨论，才把“非斯大林化”列为大会的主旨。根据档案：在1955年11月5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讨论关于12月21日，即斯大林诞辰纪念日，赫鲁晓夫提出，只在报纸上刊登这个日期，不举行集会。卡冈诺维奇认为，应该在工厂里集会。伏罗希洛夫也说，如果不举行集会，人们将会反感。布尔加宁和米高扬不主张集会，理由是“要显示同以前的区别”，“不用束缚自己”。米高扬还提出：我们“有斯大林奖金，而列宁却没有。应该认真想一下，为什么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卡冈诺维奇针对赫鲁晓夫反驳说：“从这一立场攻击我没有理由。我支持中央反对个人崇拜的路线。我同你，赫鲁晓夫，没有差别。但有一些微小差异。没有反对你的斗争意图。我建议形成决议——怎样纪念斯大林的生日？”萨布罗夫说：“赫鲁晓夫提出的问题正确。”[26]根据会议记录，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莫洛托夫这时正在日内瓦参加四国外长会议，马林科夫缺席的原因不详。这是代表大会之前在主席团内围绕斯大林问题发生的第一次争论。 大约就在这前后，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开始找一些恢复了名誉的知情人交谈大镇压与斯大林的关系问题。据现有资料可知：赫鲁晓夫找过A.B.斯涅戈夫，他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早年在乌克兰作过赫鲁晓夫的领导，30年代初，曾担任过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党的组织部长和政治局委员，同贝利亚共过事，也认识米高扬。1937年、1939年两度被捕，被监禁15年。1953年审判贝利亚时把他从监禁地提出来作证。1954年被召回莫斯科，得到平反并恢复党籍，被派到内务部作政委。米高扬同О.Г.沙图诺夫斯卡娅谈过话，她是1916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莫斯科做组织工作，赫鲁晓夫认识她，后来遭流放，1953年被释放，恢复了党籍，分配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 这期间，米高扬曾单独向赫鲁晓夫报告过根据后者的指示由Л.С.邵武勉准备的联共（布）十七次代表大会大部分代表以及由他们选出的大部分中央委员被镇压情况的调查资料。米高扬告诉赫鲁晓夫，将向主席团提出建议：建立有威望的委员会研究内务部、监察机关、最高法院全部文件以及仔细准备向代表大会报告关于镇压的全部案件。鉴于问题的重要，委员会应当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组成（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及其他人）。赫鲁晓夫同意，但提出了一些修正：第一，我们的负担很重，实际上仔细研究所有问题对我们来说很困难。第二，这个委员会应由有威望的同志组成，但不应该包括同斯大林工作上很接近的政治局委员。他提出组织以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П.Н.波斯佩洛夫作为负责人的委员会的建议。尽管米高扬说，全部委托他不可能，因为他过去和现在都保留有很深的斯大林的情结，但仍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米高扬后来回忆说，赫鲁晓夫“想把这个问题作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想法，提在中央主席团会上讨论。”[27] 在1955年12月31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与平反有关的问题”时，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其成员包括阿里斯托夫、什维尔尼克、科马罗夫，“委托他们翻阅所有资料。”[28]据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在后来的报告中说：主席团成立委员会的“宗旨是调查关于对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举出来的联共（布）中央绝大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进行大规模的镇压行动是如何完成的问题”。委员会还吸收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多布罗霍夫、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统计处负责人普列特涅夫、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机关负责人卡里斯托夫和苏联检察机关的副军事总检察长捷列霍夫。[29] 会前，米高扬收到沙图诺夫斯卡娅给他的一封信。沙图诺夫斯卡娅在信中说，这封信是根据米高扬的请求，“再次阐述一下，有一次我曾经对您说过的事情”。她说，她从阿尔曼水产工业企业监狱医院医生基尔恰科夫、护士杜霞·特鲁尼娜那里得知，原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梅德韦季曾告诉他们，基洛夫被杀害以后，斯大林到列宁格勒亲自审问凶手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当场交待，是国家政治保安局迫使他干的。尼古拉耶夫刚说完这些话，立即有几支纳甘手枪击打他的头部，他被拖了出去。[30]赫鲁晓夫十分重视沙图诺夫斯卡娅提供的材料，决定在这次主席团会上宣读。布尔加宁还没有读完信，伏罗希洛夫就大喊起来——“撒谎！”，接着表达自己的看法：这说明契卡分子（基洛夫的警卫人员）参与了谋杀的事实。莫洛托夫说：“事情牵连到老契卡人员”。但他订正说：“三个人一起同尼古拉耶夫谈话的，斯大林是当着我们的面同尼古拉耶夫谈话的。没有打他。”米高扬则说：“当事件发生时，斯大林被激怒了。契卡人员插手了这件事。”赫鲁晓夫说：“如果追查下去，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应该找来医生、司机和库普利亚诺夫。对司机进行审查。”别尔乌辛、萨布罗夫、基里琴科、马林科夫提议：审查雅戈达、叶若夫以及内务部列宁格勒管理局长梅德韦季审判的案件。[31] 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成立后就对委托他们的事情全力以赴，不只审阅内务部、监察机关和最高法院的档案，而且由委员会成员、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指示地区安全部门向委员会报告1937～1938年地方的逮捕情况。地方上的镇压情况十分惊人，仅在切列亚宾斯克州这两年内就逮捕了2.5万人，其中1.3万多人受到最高惩处。这些逮捕有多少证据？在重新审查的1943个被控审判案件的侦讯档案中，当时只有两个人承认对他们指控的罪行是真实的。[32]委员会不断向赫鲁晓夫报告对案件审阅的情况。 1月份，赫鲁晓夫一方面主持主席团会议讨论了总结报告的修改稿和第六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些发展指标，另一方面认真思考和筹划对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提供的材料如何处理。1月20日，他收到А.В.斯涅戈夫的来信说：“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起到十七次代表大会，我参加了所有的代表大会，由于你所知道的原因，我没有参加第十八和十九次代表大会。我请求发给我通用来宾票，使我能够出席二十次代表大会。”当天，赫鲁晓夫就把这封信分发给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33]之后，在会上出现了“邀请恢复了名誉的老布尔什维克出席大会”的抄件及包括沙图诺夫斯卡娅、斯涅戈夫和米尔恰科夫在内的12人名单。后来又增加一个人——第13个——首都一个区的前书记也是赫鲁晓夫以前的助手。赫鲁晓夫邀请这些人参加代表大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有助于对斯大林问题的讨论。1月30日，主席团根据赫鲁晓夫建议，做出了《关于被判刑人员和在监狱里服刑人员》的决议，成立了苏共中央的专门委员会，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的名义，前往各地的监狱，审理那些因政治性质和职务犯罪而被判刑的人员的案件，以便就地做出释放他们的决定。[34] 2月1日，赫鲁晓夫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行动，把原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特别案件调查局副局长罗多斯叫到主席团会议上进行审问。赫鲁晓夫要求他：“讲一下波斯蒂舍夫、柯秀尔的情况，你们为什么宣布他们是敌人？”罗多斯回答说：“这是上面的错误。对轻微刑事犯罪的人们，都是按照这种类型的案件追究责任的。斯大林有过错。”主席团会议的讨论由此转到大镇压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上。阿里斯托夫问：“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呢？”赫鲁晓夫冒出了一句话：“大概叶若夫也没有罪，一个老实人。”米高扬提起了1934年12月1日与恐怖活动作斗争的法令。波斯佩洛夫说：“还规定了被逮捕人员的指标。”谢罗夫说：“有这样的规定。”赫鲁晓夫提出，“也可能对报告要进行一些补充。”“责成谢罗夫、鲁坚科和委员会调查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以及贝奈斯在1936～1937年关于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集团给斯大林写的信。”这时，莫洛托夫提出：“应该承认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米高扬立即反击莫洛托夫说：“而你，莫洛托夫，曾支持他。”卡冈诺维奇说：“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许多事情可以重新考虑，但是，斯大林终究还是当了30年的领袖。”莫洛托夫接着又说：“在报告里不能不说，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我坚持这一点。”米高扬则说：“就历史问题来说，简直令人发疯。”萨布罗夫也说：“如果事实是准确的，难道这是共产主义？这是不应该得到宽恕的。”马林科夫没有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那样表示反对，他说：“应该正确地看待事实。正确地提出问题。应该向党说明。”布尔加宁明确表示：“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应该采取这样的路线，不能再糊涂下去了。我不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不同意伟大继承者的说法。”苏斯洛夫也说：“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不能以任何理由宽恕这一点。不能再吹嘘了，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在这样的形势下，伏罗希洛夫表示：“党应该了解真相，但是，应该根据现实情况的要求来报告。应该考虑周全，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莫洛托夫又说：“我同意伏罗希洛夫的观点。”“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对不正确的事情应该进行衡量，可耻的事情也是事实。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能搞清楚。”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大家表述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为了党的利益应该做出决定。斯大林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但是，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他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但是，他又宣布，“在代表大会上不谈关于恐怖问题。应该制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35]历史学家对赫鲁晓夫在波斯佩洛夫发言后所说的“也可能对报告要进行一些补充”，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报告”是指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因为“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这时还没有提出来。这个理解有道理。那么，又怎么解释赫鲁晓夫在最后所说的“在代表大会上不谈关于恐怖问题”的话呢？笔者认为，这前后两句话反映了赫鲁晓夫思想的变化。说前一句话时赫鲁晓夫还想在总结报告中作一些补充，而说后面一句话时，他已开始考虑应该另作一个报告，专门谈镇压等问题，所以在总结报告中就不谈恐怖问题了。 这一天，赫鲁晓夫向主席团散发了A.B.斯涅戈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演说草稿。这时距大会开幕还有近半个月时间，斯涅戈夫怎么就把自己的大会发言稿寄给了赫鲁晓夫？而后者为什么要把这篇发言稿发给主席团委员？斯涅戈夫在寄发言稿时附了一封给赫鲁晓夫的短信，其中说：“正如您认为需要的那样，我把自己即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演说的草稿转呈给您，请您审阅。”原来这一演说稿是作者根据赫鲁晓夫的要求写的，内容主要是论述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在斯大林之后所采取的方针的正确性和所取得的成就。发言稿引用了列宁的多段语录论述：“在每一次重要的政治转折时期，列宁式政治活动家的责任在于：能勇敢的思考昨天，以及昨天的缺点和错误。”“不怕正视现实，在党面前展示过去的错误和失败，并果断地、坚定的和顽强的着手改正它们。”“有人认为，分析和揭露错误和失败，可能会被我们的国内外敌人所利用。这是不正确的。”“最可怕的就是顽固地坚持错误、虚伪的羞于承认和改正错误。”“应该与抓住昨天不放的那些人进行坚决的斗争。”[36]显然，赫鲁晓夫是要利用这一演说稿来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施加压力，为在代表大会上揭露斯大林的种种问题做思想准备。 从2月3日开始，斯大林的名字被从官方文件中取掉。这一天最高苏维埃授予伏罗希洛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其贺信中称伏罗希洛夫为“伟大列宁忠诚的学生、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杰出的活动家之一”，没有依照惯例提到斯大林。 2月9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向主席团提交了长达70页的《苏共中央关于30年代大规模镇压行动的报告》。这份报告限于国家在1935～1940年间进行镇压的情况，没有涉及20年代到30年代初对“社会异己分子”的镇压以及1940～1950年的镇压。报告说，在1935～1940年以反苏活动遭到逮捕的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而1937～1938年两年被逮捕的就有1548366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1962人。这两年镇压浪潮波及党务机关、苏维埃机关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以及军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指挥人员。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和苏维埃机构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被逮捕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城市和地区组织的领导干部。有的机关2/3领导干部遭到逮捕。十七大选举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98人被逮捕和枪决。1966名代表被逮捕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报告用了以下7个题目说明这期间的大镇压对苏联法律的粗暴践踏及其手段的残暴：①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开展大规模镇压行动的命令。报告指出：1937年年中，叶若夫下达了镇压带有民族特征，或以前在国外居住过，与外国有联系的没有任何罪行的人的命令；1937年7月25日，叶若夫签署在5天内逮捕所有德国公民，包括在军队和工厂工作的人；1937年7月30日签署命令，从8月5日起，镇压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原富农分子、反苏维埃分子和犯罪分子。命令成立三人小组，被逮捕人员划分两类，一类立即枪决，二类监禁8～10年。简化逮捕和审讯的方法，内务部机关首长在没有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只按名单逮捕。被逮捕者包括：波兰人和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连斯基-列辛斯基、温什利赫特、奥尔斯基、普鲁赫尼亚克、贝斯特科夫斯基等；从中东路返回的所有苏联公民；朝鲜人和拉脱维亚人；住在苏联的外国职业革命家和兄弟党的领导人。到1938年9月10日，审理各民族和外国人227986人，枪决172830人，其他惩罚46912人，返回补充调查的只有5124人。1937年8月15日叶若夫命令逮捕叛国者的妻子，以及15岁以上的子女，剥夺自由5～8年。②人为制造的反苏维埃组织、集团和各种中心。报告说，除了要求揭露哥萨克暴动组织、间谍分子和破坏分子集团以及波兰军事组织外，还制造了右倾托洛茨基分子、间谍恐怖分子、颠覆破坏分子和各种组织和中心。在西伯利亚揭露了33个反苏维埃组织。凡揭露的这些组织都以当地党政领导为中心。基辅州揭露了87个暴动组织，365个破坏小组。内务部虚构了列宁格勒恐怖中心，列宁格勒州内务局局长扎科夫斯基要求被捕的老干部罗森布吕姆按照他的要求交待中心机构。该中心有4～5名领导人丘多夫、乌加洛夫、斯莫罗金、波泽金，每个分支机构2～3人。③关于在审判过程中对法治的粗暴践踏。报告揭露的践踏手法有，肉体惩罚和严刑拷打，极其消耗体力的连续数小时的审讯、恐吓和诱供。强逼出来的供词不进行调查。三人小组在完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做出判决。审讯记录是被告不在场的情况下制造的。在这部分列举了波斯特舍夫、柯秀尔、艾赫、鲁祖塔克、邱巴尔、叶夫多基莫夫、拉夫连季耶夫（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温施利希特、布柳赫尔、科马罗夫等10个重要领导人的冤案。④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里的“阴谋”。报告说，由于内务部机关人员不够，就调来其他部门的党员，这些人对非法行为感到气愤，结果遭逮捕，叶若夫承认，逮捕了1.4万名契卡人员。内务部管理局长绝大多数遭逮捕，边疆区和州的管理局干部2/3遭逮捕。绝大多数被指责参加右倾托洛茨基集团和内务部内部的阴谋活动。⑤在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工作方面检察机关对苏维埃法制的破坏。报告指出，检察机关纵容并直接参与破坏法制。检察院只在审讯材料上盖章，确认起诉书和向法院寄发卷宗材料。苏联副检察长罗金斯基在被告没有按刑法典58—8条提出指控的情况下也把这条罪状写进起诉书。检察长维辛斯基和叶若夫在一天之内就制造出几百份死亡判决书。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司法专横。报告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案件交给军事法庭时提前规定了惩罚措施。叶若夫1937～1938年给斯大林提交了383份名单，共涉及44465名党、苏维埃、共青团、军事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其中绝大部分被枪毙。军事法庭根本不审理，开庭只用15～29分钟就判决了。对军事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梅日劳克、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鲁希莫维奇、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乌克兰中央书记波波夫、苏共中央副部长斯捷茨基等许多人都在20分钟内宣判。⑦关于非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报告揭露，1938年11月之前绝大多数囚犯由内务部管理局三人小组判罪。后来便由叶若夫和维辛斯基组成的两人小组判罪，1937年12月29日一天他们两人就审理1000名囚犯名单，判处992名死刑。1938年1月10日两人审理了1667人的名单，1月14日1569人，1月15日1884人，1月16日1286人，1月21日2164人。内务部一个原负责人沙皮罗交待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名单都是由采萨尔斯基和米纳耶夫准备的。一个晚上审理200～300份材料，实际上只盖章而已。内务部领导人叶若夫或弗里诺夫斯基、检察院领导人维辛斯基或罗金斯基对这些文件不作任何核查，就在上面签字。 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认为，以下两个文件对大规模镇压起了决定作用：基洛夫被暗杀后，1934年12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为普遍破坏苏维埃法制的行为开辟了可能性；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直接推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普遍逮捕和枪决的行动。同时，斯大林在1937年2、3月会议上提出的与“两面派分子”斗争的口号和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论断为普遍镇压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1937年被枪决的人数与1936年相比，几乎扩大了3倍。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在1935～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镇压。1937年大规模镇压的是党和苏维埃干部。报告说：“病态怀疑的心态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在党组织中撒下了相互不信任的种子。”对囚犯采取肉体惩罚是以斯大林的名义批准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首先是因为中央委员会，作为集体机关，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影响力。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仅仅是为了讨好一个人。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37] 主席团当天讨论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赫鲁晓夫说：“揭露的情况表明，斯大林已经无法再作为一名领袖了。如果所有的人他都想消灭的话，他还算什么领袖呢？应该有勇气说明真相。意见是：一定要向党的代表大会说明，需要考虑的是应该怎样说明，由谁说明？如果不说的话，那就是我们对党的代表大会不诚实了。也可能，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说明一切。理由是：个人崇拜，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集中在不诚实的人手中。在什么地方说？在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对于赫鲁晓夫的建议，莫洛托夫表示：“应该在代表大会上说。同时不仅仅说这些内容。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3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斯大林领导下，我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在斯大林之后我们成了一个伟大的政党。个人崇拜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也是这样谈论列宁，谈论马克思的。”卡冈诺维奇说：“历史是无法欺骗的，事实是无法抹杀的。赫鲁晓夫的建议是正确的，报告是要听取的。”但他又说：“我赞成莫洛托夫的意见，要冷静行事。报告最好从政治角度去起草，不能使30年代历史含糊不清。”伏罗希洛夫认为，“应该做更充分的准备”，“任何闪失都将招致不好的后果”。他们三位虽同意在代表大会上说明情况，但是要求全面评价斯大林。而其他人则持不同的态度。布尔加宁认为，赫鲁晓夫的意见正确。“党员们已经看到，我们对斯大林的态度起了变化。如果不向代表大会说明的话，人们将会说我们胆怯。应该把斯大林的作用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斯大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在个人崇拜的基础上，说明斯大林与党的关系。”米高扬说：“我们不能不向代表大会说明。在1934年以前，表现坚决果断，而在1934年以后，暴露了许多可怕的东西。篡夺了政权，把一切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别尔乌辛说：“在报告里，不要求谈正面的东西。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害。篡夺了政权，取缔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枪毙干部使我们在重工业方面已经丧失了速度。”马林科夫同意向代表大会说明情况，但他显然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将体验到一种欣慰——我们替同志们辩护了。不说明斯大林的作用，就不能为同志辩护。”阿里斯托夫表示不赞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谈话里出现的“不应该说”。他说：“那是恐怖的年代，欺骗人民的年代。人们想把他变成神，最后却得到了一个魔鬼。所有人热衷的是讨好斯大林。党的威信已经丧失殆尽。”[38] 赫鲁晓夫最后作结论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应该进行说明，这一点已经没有了分歧。存在细微的差别，需要考虑。我们大家都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然而这不应该束缚我们。不应该无所作为，也不应该犹豫不决。应该彻底的揭露所谓的个人作用。在代表大会上应该作报告。”“在代表大会上另做一个说明斯大林时期大镇压情况的报告，将由谁来做报告——应该思考。”会议最后做出两项决定：① 2月13日下午3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召开中央全会，讨论与召开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关的问题。②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全体书记分发未发表的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以及《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文件，并向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介绍这些文件。[39] 由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报告的决定是在2月13日主席团会上做出的。这已是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会上讨论了大会的一系列组织问题。在会议记录中“关于（个人崇拜）”报告人问题的议题下，列了米高扬、苏斯洛夫、别尔乌辛、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基里琴科、莫洛托夫、波诺马连科和波斯佩洛夫的名字，没有发言内容，接着就是“通过由赫鲁晓夫作报告”。[40]关于报告人的确定，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应当由谁来作报告？我建议由波斯佩洛夫来做。理由是他研究过这个问题，他是委员会主任，我们大家正用着的报告就是他起草的。因此他无需准备：他可以把这份报告改成大会报告，在大会上一念就行了。其他人纷纷表示反对，建议报告由我来作。我感到难为情：我在总结报告中对此只字未提，接着再作第二个报告？我推辞了。然而他们反驳我说：‘要是现在不由你来做，让也是中央书记之一的波斯佩洛夫同志来做，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个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只字未提，波斯佩洛夫却在发言中谈到这么重要的问题。赫鲁晓夫不会不知道或者说不会不正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是说，也许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波斯佩洛夫讲的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个论据占了上风，于是我就同意了。决定由我来就此作报告。”[41]赫鲁晓夫所说的也许是这次会上的讨论情况，但无记录可查。不过，还有一种说法：上次主席团会议已决定中央全会（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2月13日下午3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召开，在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央委员们已经集合在会议厅里等候，所以没有怎么讨论就做出了决定。[42] 2月13日做出了由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在接下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也报告了这一决定。他告诉与会者：“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止一次地对斯大林死后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对一些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感到并认为有必要在非公开会议上作中央委员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提交代表大会讨论。主席团决定由我、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作这个报告。”他还问与会者：“有没有反对意见？”与会者高喊：“没有！”[43]但是，直到这时还没有报告的文本。由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稿直到2月18日才写完。这个报告稿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为基础，增加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谴责个人崇拜、用列宁的“政治遗嘱”批评斯大林的内容。报告稿指出：“约·维·斯大林的怀疑心到了病态地步”，“导致出现大灾难，导致在1937～1938年对许多无辜的人进行大规模镇压，导致贝利亚—阿巴库莫夫犯罪团伙制造‘列宁格勒案’，导致产生屈辱的‘医生谋杀案’”。这份报告稿详细讲述了联共（布）十七大代表的命运，列举了30年代对一系列党和国务活动家进行镇压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事实。但是报告稿小心翼翼地回避斯大林周围的一些人所应该承担的个人责任，把所有罪责推到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人员摆脱了党的监督”。此外，报告稿没有涉及1940年的镇压，没有对40年代到50年代发生的事件提出看法和评论。[44] 赫鲁晓夫看了这个报告稿感到不满意，2月19日把一名女速记员叫到他那里去，亲自口授了他自己的报告稿方案。赫鲁晓夫强调了一些方面，改变了按先后顺序叙述的方式和构思框架。他首先回答了一个必然会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党的领导人对斯大林的专横听之任之？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一点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不是通过说服和做细致的工作……而是采用压服、强加于人和要求别人采纳他的意见的方式，如果谁表示反对或者试图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谁就可能被清除出领导集体，并随后被立即消灭。”赫鲁晓夫援引了波斯佩洛夫起草的报告稿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话指出：“我党进行的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残酷而有益的斗争是必要的和可以理解的，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起到值得肯定的作用。”但是，赫鲁晓夫对党内斗争方法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他回忆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过尖锐批评，但是十月革命后仍然让他们当了政治领导人。赫鲁晓夫说：“以托洛茨基分子为例……要知道，在托洛茨基周围也有不是资产阶级和地主出身的人……他们中许多人积极参加过革命和巩固革命成果，为什么非要把他们消灭？我相信，如果列宁还活着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赫鲁晓夫补充了战后的列宁格勒案、医生谋杀案、米格列尔案，同样把这些案件的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他说：“医生谋杀案，这可能吗？这不是医生谋杀案，而是斯大林制造的案件，因为根本就没有医生谋杀案。”赫鲁晓夫认为，评价斯大林在战争和战后事件中的作用同样十分重要。他给战争年代的斯大林画了一幅丑恶的肖像画。他认为，战争初期，斯大林看来毫无领导军队和国家的能力，整整一年没有签署命令。赫鲁晓夫问道：“这一段时间总司令在何处呢？他胆怯了，害怕了。我们国家当时的处境多么艰难，这是斯大林领导无力的结果。”赫鲁晓夫强调说：“老实说，我和其他同志从战争一开始到战争结束都是负责任的，我们承担了战争的重负，我们当然知道斯大林在战争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不是斯大林的作用，而是我们党发挥了作用，是党培养的人发挥了作用。”他把战争毫无准备的责任推到了斯大林身上。说到哈尔科夫战役，赫鲁晓夫回忆说：“我把电话打到斯大林的别墅，但是接电话的不是斯大林，而是马林科夫。我对马林科夫说，我想向斯大林本人报告，斯大林让马林科夫告诉我，让我对马林科夫讲。我再次请求说，我想给斯大林报告严重局势……斯大林居然不移大驾接电话……还是让我同马林科夫讲。”这样，赫鲁晓夫实际上把部分责任也推到马林科夫身上。赫鲁晓夫在口授中列举一些事实时常常即兴发挥，流露出对不久前的过去惶恐不安，对斯大林诚惶诚恐，对斯大林生命最后几年苏联领导人相互角逐的局面心有余悸。赫鲁晓夫往往一个问题还没有说完又说起另一个问题，常常不按先后顺序讲述。但是赫鲁晓夫有自己的逻辑，那就是尽量把往昔所有不好的东西的责任推到斯大林和贝利亚身上，从而恢复共产党的威信，恢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誉。[45]赫鲁晓夫的口授稿和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报告稿成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基础。至于这两份稿子是怎样变成赫鲁晓夫正式报告稿的，没有找到直接证明。有一种说法：在宣读“秘密报告”的前两天，赫鲁晓夫曾经和谢皮洛夫一起对他的口述报告稿进行了加工。[46] 按照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上届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和书记处就失去全权，这个时间发生的所有问题应当或者由大会解决，或者由大会主席团解决。但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一规则，2月22日又召开了一次中央主席团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召开来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问题，同时审查了宣读“秘密报告”的一些问题，决定报告的宣读在选举之后的秘密会议上进行。可能赫鲁晓夫当时做了一个让步，保证不翻腾1936～1938年公开审判的案件。当时还通过了一个决定：莫洛托夫在1957年的中央全会上回忆说，在二十大，我们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决定不就这个问题讲话。[47]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2月25日上午，苏共二十大召开了最后一次大会。代表们只能凭特别请柬与会。没有邀请外国兄弟党代表参加，却邀请了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布尔加宁宣布由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从形式上看，这项内容似乎是追加的，实际上是经过了精心的安排。用俄罗斯史学家皮霍亚的话说，就“非斯大林化”的宗旨而言，秘密报告是“最高潮”。 这个报告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不同看法和评论。中国共产党在后来与苏共展开大论战时，将这个秘密报告的性质概括为：“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48]直到现在，在一些学者的著作中仍然重复着这些看法，甚至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看作导致苏联垮台的重要起因。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早已成为一份历史资料，要比较客观地、历史地评论这一报告，首先应该知道赫鲁晓夫到底讲了些什么。 赫鲁晓夫在报告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斯大林去世后，党的中央委员会严格地、一贯地执行这样的方针：绝不容许那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对个人的吹捧，绝不容许把他变成像神灵一样的具有超自然品质的某种超人，这个人俨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替所有人思考，他的一举一动永远正确。”[49]报告点明，许多年来，关于斯大林就灌输这种概念。接着，赫鲁晓夫声明：“这篇报告的任务，并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与活动做出全面的评价。有关斯大林的功绩，早在他生前即有人撰写了相当数量的书籍、小册子和著作。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争取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尽人皆知。人人都清楚。现在要说的是对于党的今天和明天都有着巨大意义的问题，即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这种个人崇拜在一定阶段成了对于党的原则、党内民主、革命法制的许多极其严重的巨大的歪曲的根源。”“鉴于并非人人都清楚个人崇拜在实际生活中曾引起了怎样的后果……已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汇报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在阐明了报告的宗旨和任务后，报告人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段语录以及列宁关于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的论述，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严厉谴责个人崇拜的表现的”。报告特别引出列宁1922年12月给下次党代表大会的信中评论斯大林的两段话，以及克鲁普斯卡娅因斯大林对她粗暴无礼给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宁就此事给斯大林最后通牒式的信，说明列宁生前就对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斯大林的“粗暴”、“任性”、“不容人”等缺点十分“担心”，并希望把他调离这个岗位。赫鲁晓夫说：“斯大林身上的缺点在列宁生前尚处于萌芽状态，近年来即发展成为斯大林严重的滥用权力行为，这给我们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这些说法表明，赫鲁晓夫的报告并不是全面评价斯大林的功过，而是集中论述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对斯大林的批判是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语录，是以他给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为依据。 赫鲁晓夫指出，列宁历来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和意义，指出布尔什维克作为执政党的重大责任，号召严格遵守党内的一切生活准则，实行集体领导。他说，革命后，在十分严峻和困难的条件下列宁一直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党的中央委员会，一切重大问题都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上讨论解决，从不搞独断专行。在列宁刚去世的那几年，斯大林还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后来就愈来愈滥用权力，这些原则就受到粗暴的违反。从十八大到十九大13年不召开党代会，“中央全会几乎没有开过”。“对党、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年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更是暴露无遗”。赫鲁晓夫还强调，列宁在对人的处理、进行干部工作中的“英明”，对人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善于通过整个集体从坚持思想原则立场出发对人施加影响，而不是通过强制的办法率领人们前进，即使对犯了错误的人也主张宽容和有耐心。他说：“斯大林则同列宁这些特点格格不入”，“抛弃了列宁的说服教育方法，从思想斗争的立场转而走向行政压制的道路、大规模镇压的道路、恐怖的道路”。对于斯大林的功绩，除了在说明主题时作的明确表述外，他还特别肯定了斯大林在20年代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派、资产阶民族主义者斗争中的“积极的作用”。他说：这是“党同自己队伍中那些反对列宁主义的原理的人、同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重大政治斗争。这是一场顽强、艰苦却必不可少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导致向国际资产阶级投降”。他说，如果没有这场斗争，“我们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就会在资本主义的包围面前解除武装，束手无策。”这就清楚地表明，赫鲁晓夫既不否定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否定斯大林在20年代进行的党内斗争和斯大林的“资本主义包围下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也不否定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道路和路线。 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赫鲁晓夫确实揭露了斯大林时期大量鲜为人知的、使人触目惊心的错误事实，甚至可以称为“罪行”。报告的第二部分主要揭露1934年以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镇压情况，说明“个人崇拜给党的利益造成多么大的损失”。不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镇压情况的揭露作了严格限制：时间限于1934年以后，范围只涉及对党内的干部的迫害和镇压。他指责说，当时“社会主义已在我国基本胜利，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苏联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对的党派、政治派别和团体的社会基础大大削弱，党在思想上的敌人已从政治上被彻底粉碎”，斯大林却提出一个“人民敌人”的概念，对那些没有犯下反党反苏罪行的人进行镇压，使“许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杰出活动家和普通工作人员成了斯大林专横的受害者。”赫鲁晓夫甚至批评了斯大林对党内反对派的镇压。报告说：“中央委员会掌握了许多足以证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粗暴的恣意妄为的事实，成立中央主席团下设的党的专案组”，“查阅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中的大量材料和文件，确认了许许多多对共产党员制造假案、提供伪证、触目惊心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因而导致无辜者死于非命的事实。现已查明，1937～1938年间被宣布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部门的工作者，实际上从来就不是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他们其实始终是正直的共产党员，然而却横遭诬陷，有的因经不住野蛮拷打，自己给自己加上无奇不有的严重的不可思议的罪名。”报告引用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中关于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超过一半的代表和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70%被镇压的数字后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以胜利者的大会载入史册的”，完全不可思议“会选举产生一个大多数为敌人的中央委员会”。“当选大会代表的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积极的建设者，其中许多人曾在革命前的地下活动中和内战前线为党的事业进行忘我的斗争，他们勇敢地同敌人搏斗，不止一次的视死如归，面不改色。怎么能够相信这样一些人竟然在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已经被粉碎、社会主义也已取得伟大胜利的时期，充当起两面派，投入社会主义敌人阵营呢？”报告说：“这是斯大林滥用权力的结果，他开始对党的干部搞大规模的恐怖。”赫鲁晓夫解释，为什么在党的十七大之后，针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镇压变本加厉了呢？“因为斯大林当时已经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他已经根本不把中央委员会和党放在眼里了。”斯大林认为自己可以决定一切，其他人只能起统计员的作用。赫鲁晓夫重述了波斯佩洛夫报告中指出的发动大规模镇压的三个文件，证明大规模镇压应由斯大林负责。 赫鲁晓夫特别提出对谋杀基洛夫的案件的怀疑。他说，“应当说，同基洛夫同志遇刺有关的情况中，至今仍有许多令人费解和莫名其妙的地方，需要进行最仔细的调查。有理由认为，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曾经受到负责保护基洛夫安全的人员中什么人的帮助。在刺杀的一个半月以前，尼古拉耶夫曾因为可疑而被捕，但是放掉了，甚至没有对他进行搜查。最令人生疑的是，1934年12月2日基洛夫的贴身警卫被带去审问时，却因‘车祸’死亡，而陪同人员无一人受伤。基洛夫遇刺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均被撤职和受到很轻的处罚，却在1937年被处决了。不妨认为，处决他们是为了销毁策划刺杀基洛夫的罪证。”赫鲁晓夫还举出了原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在遭诬陷和残酷折磨中给斯大林的申诉信，原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鲁祖塔克在军事法庭上的无罪申述，以及罗森布吕姆在法庭上揭露内务部审判官员用严刑拷打迫使他炮制列宁格勒暗害总部等案件的过程，指责斯大林不仅不同他们谈话，也不改变这些案子。报告揭露，当时形成了一种恶劣的做法，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拟定其案件由军事法庭审理的人员名单，事先就定好了这些人判刑轻重。报告说，1937～1938年斯大林收到383份名单，涉及成千上万人，全都得到他的批准。赫鲁晓夫说，大规模镇压对党的政治与道德状况产生了消极影响，助长了病态的疑神疑鬼心理蔓延，许多滥用权力行为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根本不顾忌什么党纪和苏维埃法律的准则。使用肉刑，通过拷打，让犯人失去知觉，丧失理智，丧失尊严，提供假供词。许多滥用权力行为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一切都任凭一个人恣意妄为。 报告的第三部分揭露“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导致了卫国战争过程中特别严重的后果”。赫鲁晓夫批评许多小说和学术著作把斯大林描写为“料事如神”，说“苏军几乎是按照斯大林事先拟定的战略计划使用了所谓的‘积极防御’策略”，“把德军放进来直到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下”，“才转入进攻并打败敌人”，从而把苏联军队和人民取得的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全都归功于斯大林的统帅天才”。报告批驳了苏联在战争初期的悲惨遭遇是所谓德国对苏联袭击的“突然性”结果的论点，指出斯大林不相信、不理睬战争爆发前丘吉尔、苏联外交官和军方提出的有关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许多警告，“并未采取足够的措施来使全国做好防御准备并排除突然袭击的因素”。他说，战争初期就暴露出军队装备很差，缺少反击敌军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火炮、坦克和飞机。敌人入侵苏联领土时，无论换下来的旧武器还是打算采用的新武器都不够，高射炮的情况很糟，没有安排打坦克的穿甲弹的生产。许多筑垒区旧武器换下来了，新武器还没有装上，连应召服现役的军人使用的步枪都不够。赫鲁晓夫说：“说到这里，不能不提起下面这件事。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之前不久，当时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基尔波诺斯写信给斯大林说，德军已向布格河畔开进，正加紧进攻准备。他建议在边境构筑牢固防御阵地，迁出30万居民，建立几个强大的筑垒带，挖反坦克壕沟、修战士的掩体等等。莫斯科回答说：这是挑衅，不必给德国人提供向我们开始军事行动的口实。”赫鲁晓夫说，甚至法西斯军队已经开始进攻以后，莫斯科还下令不要还击。“这种粗心大意，这种对显而易见的事实的置若罔闻”，导致“战争爆发的头几个小时和头几天，敌军在我国边境地区摧毁了大量飞机、火炮和其他军事装备，消灭了大量我军干部，打乱了军队的指挥系统，使我们无法阻止敌军进入我国腹地”。报告还批评斯大林1937～1941年根据诬陷材料，除掉了为数众多的军队指挥干部和政工人员，致使战争初期缺少合格的指挥官。赫鲁晓夫说：“我国在战争初期面临可怕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斯大林对国家和党的错误领导方法造成的。”不然，“我们在这场艰苦的战争中的伤亡就会少得多。”报告还批评：“斯大林在干预军事作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神经过敏和歇斯底里，也使我军损失惨重。”赫鲁晓夫重述了口授报告稿中1942年红军在哈尔科夫地区遭受失败损失几十万军队的情况，说“这是斯大林坚持错误作战计划造成的。”赫鲁晓夫甚至指责斯大林“按地球仪指挥战争”。报告还批评说，从1941年底开始，斯大林就不再采取从敌人两翼迂回到敌人背后的大规模机动作战的战术，而是要求不断地正面进攻，以夺取一个又一个村庄。我们因此伤亡很大。报告还指责，斯大林有意贬低甚至诬蔑朱可夫等著名指挥人员。赫鲁晓夫批评电影《攻克柏林》，说里面只有斯大林一人活动，“斯大林顶了所有的人”。报告下结论说：“保证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不是斯大林，而是整个党，苏联政府，是我们英雄的军队，我军天才的统帅和勇敢的士兵，是全体苏联人民。” 报告的第四部分是讲斯大林粗暴地践踏列宁民族政策，战后制造列宁格勒等案件，以及在与南斯拉夫关系上的错误行为。报告说，当卫国战争在各条战线上都出现有利于苏联的转折时，斯大林却强迫一些民族大规模迁离自己的家园。1943年末，将全体卡拉恰耶夫人从居住地强制迁出。12月末，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也遭此厄运。1944年3月，全体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被强制迁离家园，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不复存在。1944年4月，全体巴尔卡尔人被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强制迁往遥远的地方。赫鲁晓夫说：“乌克兰人免遭这场厄运，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无处可迁。否则斯大林连他们也要强制迁出的。”他说：“怎么能够把个别人或者个别集团的敌对行为的责任推到整个民族身上，连妇女、儿童、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放过，使他们遭受大规模的迫害、困苦和磨难呢？”接着，赫鲁晓夫讲到使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昂诺夫、波普科夫等遇害的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现已查明，这是一起假案”。他说，战后“斯大林变得更加任性、更爱发火、更加粗暴了，他的猜疑心变得尤其严重，迫害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列宁格勒案件是斯大林对党的干部恣意妄为的结果”。赫鲁晓夫解释说：“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贝利亚加以巧妙利用”，“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了解全部情况”。赫鲁晓夫还讲了米格列尔民族主义案件。他说：“格鲁吉亚不曾有过任何民族主义组织，数以千计清白无辜的苏联人成了牺牲品。”报告人又转到“医生谋杀案”说：“其实什么案件也谈不上”，斯大林仅凭季马舒克的一封信，“就得出苏联有从事暗害活动的医生的结论，下令逮捕医学界一批著名的专家”。他说：斯大林亲自指示怎样进行审查，怎样审问犯人，给犯人戴上镣铐，进行拷打。他还揭露，斯大林对原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说：“你如果弄不到医生的口供，就要你脑袋。”赫鲁晓夫认为，在策划五花八门的肮脏可耻的案件中，贝利亚起了卑劣的作用。他说，早在1937年，卫生部长卡明斯基就揭露贝利亚曾替木沙瓦特间谍机构卖过命。因为斯大林相信贝利亚，卡明斯基因而丧命。赫鲁晓夫又举出斯涅戈夫给党中央关于贝利亚迫害外高加索党委书记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的信，说在1931年斯大林要让贝利亚担任外高加索第二书记，卡尔特韦利什维利不同意，后者因此而受到迫害，并说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可以证明。他还讲了贝利亚迫害凯德罗夫的过程，尽管军事法庭根据凯德罗夫的申诉已宣告其无罪，贝利亚还是枪决了他。赫鲁晓夫还揭露，贝利亚曾迫害奥尔忠尼启则兄弟。赫鲁晓夫说：斯大林的恣意妄为不仅表现在对国家内部发生的问题解决上面，而且在苏联的国际关系领域也有所表现。在“南斯拉夫事件”中，“斯大林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赫鲁晓夫说：“有一次，我从基辅到莫斯科”，斯大林就南斯拉夫问题对我说：“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他就会消失。” 报告的第五部分揭露说：“个人崇拜能够有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主要是斯大林千方百计的鼓励和支持对他的个人颂扬。”赫鲁晓夫举出了斯大林亲手写进《斯大林传略》一书中的7段自我吹嘘的文字。比如，对列宁之后自己的活动自我评价说：“在这场同不坚定分子和投降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同布哈林一伙和加米涅夫一伙进行的斗争中最终形成了列宁去世后我党的领导核心……它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使党团结在列宁遗训的周围并带领苏联人民走上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这个核心的领导者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就是斯大林。”在这本书的样本中原有这样一句话：“斯大林是今日的列宁”，斯大林觉得这句话不够有力，便亲自改成：“斯大林是列宁事业当之无愧的继承人，或者照我们党内的说法，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在书中特别加上了论述自己军事天才的文字：“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苏联的先进军事科学，斯大林同志阐明了关于决定战争命运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关于积极防御和反攻与进攻的规律、关于现代条件下各兵种和武器协同作战、关于坦克集群和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关于作为最强有力的兵种的炮兵等原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天才的斯大林都能做出完全估计到形势特点的正确决定。”“无论在防御还是在进攻中都表现出斯大林的作战艺术。斯大林同志以天才的洞察力识破了敌人的计划，并予以反击。在斯大林同志指挥苏军的战役中，无不体现了军事作战艺术的光辉典范。”报告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党中央的一个特设委员会编写的，《斯大林传略》的原稿中写道：“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在他亲自直接参与下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觉得不满意，在出版时就改成：“1938年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该书由斯大林同志执笔并得到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的赞同。”赫鲁晓夫说，这本书把党的一切活动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报告人问道：“难道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这样来写自己，可以把对自己个人崇拜搞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吗？”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对列宁不尊重，把一切都说成是斯大林起了主要作用。赫鲁晓夫还批评，斯大林亲自批准以自己的名字为大企业和城市命名，特别指出，斯大林于1951年7月2日亲自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伏尔加—顿河上建造斯大林纪念塑像的决定。 报告的第六部分指责：“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建设和经济工作中错误方法的泛滥，导致了对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的粗暴践踏，导致了单纯行政命令、各种畸形现象、对缺点的掩盖和对现实的粉饰。我国出现了大量的阿谀奉承者、好吹捧者和骗子手。”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几十年如一日，从不外出，只有1928年1月去西伯利亚了解粮食收购的情况。凡是稍微关心国内情况的人都看到了农业的严峻形势，斯大林却毫无觉察。“他仅仅从电影上去研究国内和农业情况。”他特别指责，斯大林1953年建议向集体农庄庄员加征400亿卢布税款。赫鲁晓夫说：1952年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向国家交售的全部产品才得到262.8亿卢布。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第七部分说：“我们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要归功于党及其为数众多的地方组织的组织工作，归功于我国伟大人民的忘我劳动。”“决非如个人崇拜盛行时期所试图描绘的那样是斯大林个人领导的结果。”他说：“斯大林晚年所形成的领导实践已成为苏联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严重障碍。”接下来他又转变话题说：“有些同志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当初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及时站出来反对个人崇拜，直到最近才这样做？”赫鲁晓夫解释说：“首先应该考虑到，政治局委员对这个问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看法，最初他们许多人积极支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一……可是后来，斯大林愈来愈滥用权力，开始迫害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正直的苏联人。”那时“试图站出来反对毫无根据的怀疑和指控的做法，只会使反对者惨遭迫害”。为了说明当时的政治气氛，赫鲁晓夫举出布尔加宁一次在汽车里对他说的话：“有时候去见斯大林，他把你当成朋友叫去，你在斯大林那里坐着，却不知道过后会把你送到哪里去：是回你家还是进监狱。”赫鲁晓夫辩解说：“这种气氛使任何一名政治局委员都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他又说，斯大林晚年用各种小组代替政治局，许多事情不经政治局讨论。斯大林荒唐地怀疑伏罗希洛夫是英国奸细，多年来伏罗希洛夫事实上被剥夺了参加政治局工作的权利。安德烈耶夫也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斯大林有一套整治老政治局委员的计划。十九大以后成立了由25名委员组成的主席团，目的就是要搞掉老政治局委员。在十九大以后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斯大林在讲话中就给莫洛托夫、米高扬作了鉴定，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赫鲁晓夫断言：“不排除这种可能：假如斯大林在领导岗位上多待几个月，那么本次代表大会就不会有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发言了。” 在报告的第八部分提出了克服个人崇拜的几项措施：第一，从思想理论上根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第二，坚持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遵守党的生活准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三，恢复苏联宪法中体现的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赫鲁晓夫在报告的最后告诉与会者：“我们应当十分严肃地对待个人崇拜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泄露到党外，更不能上报纸。” 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地讲了将近5个小时。一位与会者回忆道：“大厅里鸦雀无声，没有坐椅的嘎吱声，没有咳嗽声，更没有窃窃私语声。大家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吭声——或许是因为意外，或许是出于惊慌和恐惧。所有人都深感震惊。”[50]报告结束后没有热烈的掌声，克里姆林宫的报告大厅里只有寥寥的掌声响起。赫鲁晓夫讲完以后，主持会的布尔加宁建议不要对报告进行讨论，也不要提问题。接着，根据布尔加宁的提议通过了如下决议：“听取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赞成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论点，并委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继续采取措施，确保完全克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消除其在党务、国务和思想工作的一切领域里所造成的后果，严格执行党的生活准则和由伟大列宁制定的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最后，布尔加宁强调：“目前还不能公布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以及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但是，这些材料将寄发给各级党组织。”[51] 应当怎样看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怎样看待他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与批判呢？ 赫鲁晓夫曾是斯大林的亲信，是斯大林领导圈子的人，对于斯大林执政时期的真实情况比较了解，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问题不向大会代表做出说明和交待，作为后继者就得不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就站不住脚。只有以斯大林为戒，避免重蹈覆辙，才能提高自己的威信，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一般都是后一个朝代编修前一个朝代的历史，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汲取前朝衰落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新王朝代替旧王朝的理由，从而树立新王朝的权威。在实行领袖政治的苏联，却存在着另一种情况：列宁和斯大林去世后，新的领袖都是在激烈的争夺和斗争中产生。列宁领导党和国家的时间比较短，苏联的社会主义处于开创阶段，他去世后，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竞相发表演说和论著来阐释列宁的理论和策略，以表示自己对列宁事业的忠贞。最后，斯大林以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与路线战胜了其他领导人，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达30年，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国防力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积累了大量的严重问题。斯大林之后，他的继承者则竞相批判斯大林，清理斯大林时期的各种案件，以表示他们与斯大林之不同。赫鲁晓夫采取了后发制人的策略，先搞掉着手清理斯大林政治案件的贝利亚，接着又解除了最先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然后才把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同斯大林时期的大镇压等问题统一在一个题目下，做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虽然上面说到的这两种情况在性质和表现方法上不一样，但目的却有相似之处。赫鲁晓夫采取这一惊世骇俗的行动首先是出于维护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立和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的需要。 要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做出客观公允的评论，就要对报告中揭露的事实和材料进行仔细的分析和核实。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赫鲁晓夫报告所揭露的事实和材料大体上来自几个方面：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报告；一些知情者提供的事实和材料；赫鲁晓夫及其亲近者的亲身感受。报告中确实有未经核实的事实，如关于对基洛夫谋杀案的怀疑与推测；也有明显带着主观情绪的地方，如说斯大林按照地球仪指挥战争、依靠电影指导农业等；也有为自己进行辩解的说词，如关于哈尔科夫战役失利原因的解释等。不过，经过苏联共产党对有关案件的复查，包括二十大以后继续审理各种案件，戈尔巴乔夫时期对大镇压的复查，以及学者对斯大林时代历史的研究（包括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填补历史空白点），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根据档案进行核对，证明赫鲁晓夫的报告揭出的事实大部分有根据，完全没有根据的很少。而且，赫鲁晓夫报告所揭露出的事实只是斯大林时期实际存在的一部分。大镇压是赫鲁晓夫揭露的头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已报告了1935～1940年以反苏活动遭到逮捕和处决的总人数、1937～1938两年被逮捕和被处决的人数，赫鲁晓夫报告并没有引用这些数字，只讲了1934年以后对党的干部的镇压，举出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遭到镇压的数字。十七大一半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70%遭到镇压，这个数字确实惊人，但同1935～1940年镇压总人数比较，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根据戈尔巴乔夫时期对30～40年代及50年代初镇压材料的复查证明，实际镇压的人数要比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的数字更大。苏共中央政治局1988年12月25日的《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说：“现已重新审查了涉及1586104人的1002617件具有镇压性质的刑事案件。根据这些案件1354902人获得平反，其中包括非执法机关案件的1182825人。”“研究国家安全机关文献资料确定，1930～1953年间根据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等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有3778234人受到镇压，其中被判极刑（枪决）的786098人。在被镇压的人中间由执法机关判处的1299828人（其中枪决129550人），非执法机关判处的2478406人（其中枪决656548人）。”“尚未重新审理的有1575958件，涉及2192130人，其中非执法机关受理的738866件，判处1097293人（其中枪决395125人）。”报告说：“所有非法院判决的受害者将自动恢复名誉。”[52]这个报告既说明了斯大林时期镇压的巨大规模，也说明镇压严重的非法性。赫鲁晓夫报告没有涉及大镇压总人数，也没谈到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以工业党、劳动农民党等名义对科技知识分子的镇压，也没谈到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对广大农民的残酷镇压。据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核实，1929～1933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被划为富农的51.9万人，追究刑事责任；1930～1931年间将356500农户、总人数168万人从苏联欧洲部分强制迁往北部地区和西伯利亚。[53]事实表明，对斯大林时期的大恐怖、大镇压决不能用“肃反扩大化”给以简单化的概括。关于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种种错误，是按照赫鲁晓夫自己的思路加进去的，是赫鲁晓夫揭露的第二个大问题。而就在这一部分讲到战前斯大林对军队干部的镇压时只是笼统一提，并没有涉及镇压的具体情况。实际上那次镇压对苏联红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具有摧毁性，30年代的5位元帅3人被枪杀，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15人被枪杀，67名军长中60人被枪杀，199名师长中136人被枪杀，4名海军高级将领全被枪杀，6名海军上将全被枪杀，15名海军中将9名被枪杀。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副政委及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名牺牲。这一镇压与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有直接关系。关于斯大林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赫鲁晓夫也只是说，如果没有那些错误苏联在战争中的牺牲会少得多，并没有指明苏联损失了多少人。在赫鲁晓夫时期，已经知道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共牺牲了2100万人（斯大林时期宣布苏联战争中死亡700万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数字增加到2700万。相比之下，德国在那次战争中总共死亡600万人，胜利者比战败者牺牲的人数要多好几倍。这就涉及关于评价战争胜否的标准问题，从消灭敌人、保护自己的战争基本原则来说，斯大林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的代价不是太惨重了么？！关于战争后期强迫迁徙少数民族问题，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只提到5个民族，而实际上全体被迫迁徙的有13个民族，如果包括部分迁徙的在内，则涉及23个民族。所以，斯大林的错误确实是相当严重的，他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比拟的。如果不深入研究事实，不顾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仅仅以“功大于过”、“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等概念进行评论，难免曲解问题的本质。 赫鲁晓夫的这一行动并不违背共产党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律原则和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要求。斯大林的错误及其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造成的严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赫鲁晓夫不站出来进行揭露，以后还会有其他人起来揭露。作为历史学家，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如果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还往赫鲁晓夫身上推，就太缺乏历史意识了。应该看到，赫鲁晓夫这一行动包含着很大的潜在的积极的启迪意义。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甚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赫鲁晓夫第一次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史，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予以揭露与批判，这就为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与教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我们知道，在此之前，苏联官方的舆论工具一直给人民灌输这样的观念：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苏联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事业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同时还宣传，党的领袖代表和体现着党的意志，是真理的化身。在斯大林时代，斯大林被尊崇为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尤其是通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学习和宣传，把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说成唯一正确的理论，把斯大林在特殊的条件下为苏联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提出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说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路。是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一切敌人，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不仅斯大林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经赫鲁晓夫对苏联实际存在的严重负面现象这么一揭露，不仅破除了人们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而且也使人们对苏联，对社会主义制度有了比较实际的认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社会主义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等重大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推动各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探索符合本国情况的道路。这就是赫鲁晓夫报告不可否定的启迪意义。 不可否认，赫鲁晓夫的报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问题。他把斯大林的错误概括为“滥用权力”、“专横暴虐”、“恣意妄为”，“践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苏维埃法制”，把它归结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并没有认真分析产生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社会和历史根源，仅仅把造成问题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于斯大林的“粗暴、任性、不容人”的个性和“病态的疑神疑鬼”、“迫害狂”心理以及“自大狂”、“不容异见”、“贪权”、“残暴”等不良品质。而且他说：“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卑鄙的奸细、可恶的敌人贝利亚加以巧妙地利用。”人的性格、品德、心理状态对人的行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会影响大人物做出的决策和选择。但是，有这些缺点和毛病的斯大林怎么就做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为什么就接受他并容忍他的执政达30年？这里当然既有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也有制度上的原因。在俄国历史上不只产生一个斯大林这样的人物。俄罗斯人崇拜皇权，追求大俄罗斯的强国主义，他们迷信超凡脱俗的个人，缺乏个体的主体意识，缺乏民主的素养。这乃是产生斯大林现象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从社会制度上说，布尔什维克在建党初期就放弃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民主原则，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就是集中主义的原则，党的领袖就是党的意志和权威的体现。斯大林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以后，党和国家制度进一步极权化，斯大林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对他的个人崇拜就是在这样基础上形成的。 赫鲁晓夫在口授报告稿和做秘密报告的时候，极力想解释清楚：政治局委员们为什么没有阻止斯大林错误的发生？但是，他解释得很蹩脚、很费力，因为在他的头脑中有一个迈不过去的门槛，那就是既要批判斯大林，又不能触动党和国家的制度，还要为政治局委员、为他自己开脱和辩护，所以只能千方百计地把一切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推到贝利亚身上。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欲盖弥彰。有句名言说得好：德国皇帝的不好，要在德国臣民身上找原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被崇拜者有责任，崇拜者也有责任。斯大林时代发生的这一切严重错误和罪行，斯大林要负主要责任，但领导集团的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当年他们唯斯大林之命是从，不仅积极拥护，而且竭力颂扬，他们实际上都是斯大林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在上面提到的戈尔巴乔夫时期关于大镇压复查报告中就罗列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安德烈耶夫、柯秀尔、苏斯洛夫等12人参与大镇压的具体活动及其罪行。这些人中，不仅有现在对揭露大镇压持反对和怀疑态度的，也有对揭露持积极态度的，也有被斯大林镇压或者被排挤的。作为斯大林当年的亲信，现在有所觉悟站出来对他进行揭露和批评，也应该进行自我批评，如果把一切错误都推给斯大林，把一切功劳都记在自己身上，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政治家。正因为赫鲁晓夫采取这样的不正确态度，他也就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来又重蹈覆辙，犯唯意志论错误，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最后还讲了这样一段话：“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上面讲到的一切都是斯大林生前、在他的领导下、经他同意搞起来的，而且他深信这是为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使之免遭敌人的暗算和免遭帝国主义阵营的攻击。他是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立场出发看待一切的。不能说这是刚愎自用者的行为。他认为，为了党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成果，需要这样，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这段话充分表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评论的基本态度，他没有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对斯大林的批判留有余地，预示着在未来的反复。 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与苏共中央的收缩 关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人回忆说，他是照本宣读的，有人则说，他登上讲台后便抛开讲稿“自由发挥”。据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的说法，这次报告没有录音也没有速记记录，因此，无法辨析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在苏共中央档案中有一份《可以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名单》，列入名单的有参加二十大的11个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和法、意两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朱德、陶里亚蒂等。文件说：“应在1956年2月27日将文件交给中央对外联络部切尔诺夫，并由其转交给上述名单中指定的同志们。”文件指明：“文本在他们离开莫斯科之前收回。”文件注明：“打印30份”。[54]这表明，名单上的这13个人是最先看到秘密报告的外国人；从时间上推测，他们看到的可能是按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宣读的原稿打印的。赫鲁晓夫3月1日向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分送了拟下发各级党组织的报告文本。这个文本在文字上做了润色和加工修改：注明摘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和其他著作语录的出处以及某些文件通过日期，加入了报告人离开报告稿的插话，并指出代表们对报告某些论点的反应。1989年《苏共中央通报》第3期公布的就是这个修订本。[55] 3月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向下传达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决定：①建议各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让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无党派积极分子，了解尼·谢·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②向各级党组织分发的报告文本加上“非刊登用”，同时取消“绝密”标志。[56] 就在决定向下传达赫鲁晓夫报告的当天，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首先产生反响。3月5日，正是斯大林逝世三周年纪念日，一批学生举着斯大林的画像和花圈，号召人们为斯大林致哀，沿中央大道到列宁广场，向斯大林纪念碑献花圈。第二天，群众性的纪念活动继续出现。格鲁吉亚共产党的领导人面临十分尴尬而难措手足的局面：既要按中央要求传达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又要面对悼念斯大林的群众活动。3月6日下午4时，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开会，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在简短的讲话中号召与会人员贯彻二十大决议，然后由中央书记姆切得利什维利传达“关于个人崇拜”的文件。3月7日，国立大学学生开始停课，其他学院的学生也表示支持，部分中学生也参加进来。学生们的游行队伍仍然沿中央大道向列宁广场前进，高呼“光荣属于斯大林”等口号，中途在市苏维埃大楼附近停留，朗诵了关于斯大林的诗歌，高唱颂扬斯大林的歌曲。3月8日，游行队伍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出现了满载人的卡车。斯大林纪念碑前摆满了花圈，广场上开始有人发表演说。示威者要求市苏维埃门前重新挂出不久前撤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画像，也要求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大楼挂出列宁、斯大林画像。广场上安装了麦克风和扩音器，一些人上台轮流发表演说，邀请诗人朗诵颂扬斯大林的诗歌。群众运动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把反对的矛头指向赫鲁晓夫。据赫鲁晓夫1956年7月10日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会谈时说：第三天，人群中喊出了“为斯大林和贝利亚平反”、“打倒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布尔加宁”、“组成莫洛托夫政府”等口号。[57]3月9日，参加活动的不仅是青年，也有成年人，一些工人也停工参加进来。大街上的一些大楼门前挂上了列宁、斯大林画像，还出现了降半旗的做法。共和国报纸《共产党人》和《东方曙光》都发表了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的社论，刊登了斯大林和列宁的照片。各企业、机关、学校召开了纪念大会。其他城市哥里、库塔伊西也召开了大会。中午1时，姆扎瓦纳泽在列宁广场发表了讲话，宣布人们的“请愿”会给予研究并得到答复。与此同时，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党政方面发出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的告居民书》，用大功率的扩音器在全市播放。告居民书说：这几天是第比利斯劳动人民缅怀和哀悼斯大林的日子，“劳动者们前往广场斯大林纪念碑前寄托哀思，这种感情是完全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但是，竟出现了一些破坏分子和挑唆者企图利用格鲁吉亚人民的儿女的哀伤之情，胡作非为，破坏社会秩序，破坏正常生活。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所有爱国和珍惜社会主义事业的人立即恢复秩序，制止破坏分子的破坏和挑唆活动。就在这天晚上11时，发生了军队同部分活动参加者之间的冲突，后来当局用坦克驱散列宁广场上的人群。部队包围了公园，并动用了武力，有人被打死。10日早晨，第比利斯市贴出了《第比利斯市卫戍司令部的命令》：“近日来第比利斯市内有人破坏公共秩序，破坏企业学校的正常工作和第比利斯市的城市生活”。为此，“特命令第比利斯市警备长马库舍夫中校自1956年3月9日24时起实行军队巡逻。”[58] 在其他地方传达赫鲁晓夫报告的时候也出现了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1956年3月23日，苏联科学院热工学研究所召开非公开的党员大会，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些科技知识分子在讨论中指出，秘密报告是一个对党、二十大、中央委员及其领导人进行诬蔑诽谤的报告。也有发言者根据秘密报告尖锐地指责苏联的制度。初级研究员Р.Г.阿瓦洛夫说：“人民的力量太弱，所以一小撮人得以建立起自己的专政……只有人民拿起武器，才是消除我们生活中的这些有害现象的根本措施。”技术员Г.И.谢德林说：“我们总是说党的力量和人民的权力，过去没有过，现在也没有。我们跟着斯大林一起走向法西斯主义……我们现在还在重复个人崇拜，吹捧赫鲁晓夫。代表大会上没有讨论他的关于‘合理崇拜’的报告……赫鲁晓夫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实强加于我们，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代表大会上没有把这一切搞清楚。”初级研究员斯莫利亚金说：“真是让人困惑莫解，为什么在代表大会上不讨论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也许我说得不对，不少党员丧失了独立性和党性……对于许多人来说，党票是得到生活中好位置的手段。”初级研究员Ю.Ф.奥尔洛夫的发言成了这次党员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他说：“我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又是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为什么不能同奴隶社会进行比较呢？……我们这里出现了这种情况，所有制属于人民，而政权却属于一小撮坏蛋。……我们的党奴才性十足，大部分党员看风使舵，二十大就是这样。……最高苏维埃会议给人的印象是可怜巴巴的。代表大会没有讨论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让人觉得好笑。我们党还是那老样子：阿谀奉承，拍马屁，我们的国家和党的机关中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办报刊的是一些骗子和看风使舵的人，国家安全机关培养了一些打手。”许多与会者发言，对奥尔洛夫的发言表示支持。主持会议的人试图扭转话题没有成功。会议参加者的发言被立即报送中央委员会。奥尔洛夫被叫到热工学研究所政治处，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说他在1946年就有这些想法。会议的情况引起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注意，为此专门通过了《关于苏联科学院热工学研究所某些人在讨论二十大总结报告的党员大会上进行恶意攻击的决定》，Р.Г.阿瓦洛夫、Ю.Ф.奥尔洛夫、В.Е.涅斯捷洛夫、Г.И.谢德林被指控“鼓吹虚假的资产阶级自由”，攻击党和苏维埃机关，犯了自由主义。他们被开除党籍、责令该研究所的所有党员必须重新登记，研究所政治处主任被撤职。这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契卡洛夫、基辅、萨哈林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实际上全国都有类似的“自由主义”议论。[59]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早在2月底或3月初就在国外开始传播。据南斯拉夫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回忆：“将近2月底的一天夜晚，铁托临时召集了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成员，向我们宣读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3月10日，美国驻苏大使查理·波伦第一次听说有这份报告，传闻来自英国共产党《工人日报》的通讯记者。第二天，一位美国教授也证实了这一传闻。他刚去探望过他的苏联父亲，他父亲曾给苏共中央一名成员治过病。几天后，在外国新闻记者和外交官那里工作的苏联人员开始谈论他们在党的积极分子会上听到的消息。在西方报纸上，第一篇关于秘密报告的报道出现在3月16日的《纽约时报》上，由该报驻莫斯科的通讯记者写的，有好些材料还不准确。第二天，一篇由路透社发出的波恩快讯则更准确的勾勒出报告的粗线条。[60]3月14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意共的一个文艺性刊物《新主题》上就苏共二十大发表了长篇谈话。他反驳了那些指望苏共二十大所开辟的民主发展进程将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在苏联东山再起的谬论。同时，他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评论说，对今天受到谴责的那些错误不仅仅是个人事情，而且和苏联生活的现实有密切的关系，把斯大林的缺点当作所有问题的根子加以抨击，而且局限于“个人崇拜”，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看问题。陶里亚蒂把个人崇拜现象的存在看作苏联制度的某种“蜕化”。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共产党要求做出解释：在苏联制度下为什么会产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斯大林犯错误时现在揭发他的领导人干了些什么？3月18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这篇公开宣传苏共二十大精神的文章，实际上等于承认了秘密报告的存在。4月15日，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而撰写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看来赫鲁晓夫等事先并没有预料到秘密报告会引起国内外如此强烈的反响，也没有作好应对的准备。开始，赫鲁晓夫对国内出现的突出问题进行了一下处理，在大的方向上仍然按照大会的决议，采取继续克服个人崇拜后果的措施。3月1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了《关于审理因政治、职务和经济犯罪服刑人员的案件》的决议。决议说：“在监禁地至今仍然关押着大量的人员，他们是被毫无根据地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和依据虚构的案件被判有罪的人员。还有一部分被关押的人员，把他们与社会隔离开并不是因为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利益，尽管他们犯了政治性质的罪行，以及职务和经济罪行。”决议认为，以普通的方式，通过司法机关审理上述人员的案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为了从监禁地尽快释放上述人员，苏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专门委员会，其任务是：与犯人进行私下接触，审查各监禁地现有的案卷和其他能够证明罪犯在被逮捕前和在监狱中行为表现的材料，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索取并审理调查和诉讼案卷。委员会可以当场做出释放那些被错误判罪，以及没有必要继续关押的人员的最终决定；做出关于缩减那些被判不相称的处罚的监禁期限的决定，或者在由罪犯的亲属个人和社会组织担保的情况下做出释放他们的决定。苏共中央委员会还委托上述委员会审理关押在劳动教养院里的所有未成年人案卷，在必要的情况下决定关于释放他们，或者把那些没有必要继续关押在劳动教养院里的未成年人交给其父母或者亲友托管。该委员会审理案卷是一次性措施，应该在1956年10月1日前结束这项工作。允许委员会吸收各地方内务部机关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参加提交委员会审理的材料的准备工作。责成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苏联共产党边疆区委员会和州委员会，确保为那些从监禁地释放出来的人员及时地安排工作，并为他们创造生产、日常生活和居住条件。决议规定：祖国的叛徒、从事恐怖行动的人员、破坏分子、从事间谍活动和敌对活动的人员、反革命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的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以及因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杀害和残酷折磨苏联公民而被判有罪的讨伐队员，不属于被释放人员之列。不属于被释放之列的还有如下人员：因土匪活动和蓄意谋杀被判有罪的人员、抢掠犯、惯贼、凶恶的流氓分子、社会主义财产的重大盗窃分子以及因捏造虚假的刑事案件被判有罪的人员和其他特别危险的罪犯。为了贯彻执行这一决议，决定由А.Б.阿里斯托夫（委员会主席）、Н.М.别戈夫、Р.А.鲁坚科、Н.П.杜多罗夫、И.А.谢罗夫、К.П.戈尔舍宁、В.В.佐洛图欣和З.А.博尔德列夫组成苏共中央的委员会，对审理因政治、职务和经济犯罪服刑的人员案件的工作实行监督，并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会提供帮助。[61] 在4月5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将在6月4日召开中央全会，由谢皮洛夫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改善思想工作的任务》的报告。从报告的题目可以看出，这次中央全会是要清除贯彻二十大决议的思想障碍。[62]40年后，人们在苏共中央档案中发现一份朱可夫元帅题为《军事思想工作的形势和任务》的发言稿，签注的日期是1956年5月19日。朱可夫在给赫鲁晓夫的短信中说：“现向您呈送我在即将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稿，请审阅并提出自己的意见。”[63]显然发言稿是根据赫鲁晓夫的布置准备的。发言稿的开头就说：“在某些同志中有关于不宜继续和深入重提与个人崇拜有关问题的意见，因为按他们的意见，深入批评与个人崇拜有联系的问题会给党的事业、给我们的武装力量带来危害，会降低苏联人民的威望，等等。”“我认为，类似的情绪是不同意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段话表明，在领导集团内对继续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存在着不同意见。朱可夫在发言稿中说：“个人崇拜的广泛蔓延是在与卫国战争有联系的许多问题上开始的。”“直到最近，我们国家的军事思想工作依然是个人崇拜盛行”。朱可夫是卫国战争中最著名的将领之一，卫国战争前夕和初期任红军总参谋长，后来担任方面军司令员、副最高统帅，组织和指挥了莫斯科、斯大林格勒、攻克柏林等重大战役，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有卓绝功勋。赫鲁晓夫让他在中央全会上就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作一次系统发言，这将比赫鲁晓夫自己在这方面的讲话更具权威性，显然要进一步推动对个人崇拜的揭露与批判。 朱可夫的发言稿对斯大林在战争前夕和战争中的作用以及他的军事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评论。虽然这个发言稿是应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准备的，由于中央全会没有如期召开朱可夫未得到发言机会，但它对研究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思路变化是一份重要资料，而且发言稿对研究苏联卫国战争史也有重要价值，不妨作如下引证。 朱可夫说：“在对斯大林的功绩、毅力和组织工作给予应有的评价的同时，我应该说，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解释战争方面导致的结果是：我国人民的作用、党和政府的作用、我们武装力量的作用都被降低了，斯大林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为了赞扬斯大林，粗暴的歪曲一系列历史事实，隐瞒失败、错误、缺点及其原因”。朱可夫首先从战争初期遭受的重大失败和巨大损失及其原因说起。他说，战前一直宣传“我们的国家始终不渝地准备给任何侵略者以毁灭性的回击”。“但是我国的国防准备的实际情况距离这些夸耀却相差甚远”。战争前夕，部队的组织和装备都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组建机械化军为时过晚；空军的质量比德国低得多，缺乏机场，飞机极其密集地停放在容易遭受攻击的边界地区；炮兵和高射炮缺少牵引力，致使军队退却时抛弃了很多火炮；“总参谋部没有最终的和经政府批准的作战及动员计划”。他也谈到，斯大林对军事干部的怀疑态度给武装力量带来巨大的危害。“在苏芬战争和远东事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我国和我军的战备薄弱方面，不仅没有克服，而且更为严重”。“斯大林轻视法西斯德国对苏联进攻的明显威胁”。除了赫鲁晓夫报告中通报的资料外，朱可夫举出了总参谋部向政府提供的德国军队在边界附近集结情况的报告。他有意地特别引用了总参谋长给政府首脑莫洛托夫的一份报告，他说：“政府没有对这一报告采取任何切实可行的措施”。朱可夫还批评了战争爆发前一周，也就是6月14日塔斯社公告中所宣布的：“根据苏联资料，德国如同苏联一样始终不渝的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关于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和准备进攻苏联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把苏联人民、党和军队引入迷途。朱可夫甚至提供了这样的事实：6月22日3点15分，德国人在全线开始了军事行动，3点25分，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重要情况，并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请求批准向军队发出实施相应抵抗行动的命令，斯大林竟以“这是德国军人的挑衅”，不许开火，到6点30分还不允许采取反击行动，结果使敌人“把主动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的部队在战略方向上遭到失败、退却和在许多地区被包围”。朱可夫指责：“从战争发生第一分钟起，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表现了对国土防御指挥的完全张皇失措。”他批驳所谓的“积极防御战略”说，“斯大林实际上没有这样的决定。”“积极防御理论”是为掩盖战争开始阶段失败的真正原因而提出的。接着，在“斯大林对待我们武装力量人员的态度”的标题下，朱可夫批评斯大林竭力把战争初期的失利的所有罪过推到武装力量人员身上。他认为，组织对西方方面军指挥人员的审判，枪毙方面军司令员帕夫洛夫、参谋长克里莫夫斯基、通信兵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和其他一些将领，以及毫无根据的指控集团军司令员卡恰洛夫向敌人投降，其目的就是为了洗刷自己的罪过和转移人民对没有做好国土防御准备、错误指挥而遭受的失败的不满情绪。朱可夫指出，在战争初期，尽管军队处于独立作战的境地，士兵和军官总的来说，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他认为，战争的第一阶段不应称作“苏联武装力量的积极防御时期”，应该正确地叫做“退却和破坏法西斯‘闪击战’计划的时期”。 接下来，朱可夫发言稿批评了所谓“斯大林战役”和“斯大林的军事科学”的不实宣传。他指出，由各兵种在辽阔的国土上进行的现代化方面军战役或方面军群战役，不是一个人能够考虑、盘算、计划和实施的，而后来却把许多战役都命名为“斯大林战役”。朱可夫不否认斯大林曾设计并坚持了一些战役，但“这些战役都造成严重后果”。除了赫鲁晓夫报告中说到的，朱可夫举了几个实例：一个是损失严重的波罗的海沿岸利耶帕亚地区的战役，由于战役失败，斯大林撤换了3个方面军司令员；一个是华沙北部战役，由于盲目进攻造成成千上万人员死亡。他还举出在敌人向莫斯科扑来的严重时刻，斯大林硬是命令正在担任指挥任务的朱可夫和布尔加宁分别去夺回杰多沃村和红波利亚纳两个小据点，结果造成敌人从另外地区突破、向莫斯科猛攻的危险局面。朱可夫批评“为了迎合个人崇拜，我们这里根深蒂固的风行一种认识，认为苏联军事科学是斯大林重新制定的。”在《军事科学百科词典》中，把前人的格言和人所共知论点说成斯大林的天才发现。另外，把战争初期证明是错误的“反攻”奉为神明确立为未来进行战争的可能方法。朱可夫指出，苏联的军事科学是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军事活动家、军事科学工作者集体创建的。“迄今在军事工作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方面都打上了个人崇拜烙印”，战争已经过去11年，还没有一部能历史地、真实地总结卫国战争的书。个人崇拜实际上束缚了军事干部创造性的思想，应当使我们的军事科学首先面向现代化和远景发展的任务。他提出，应当重新出版伏龙芝和其他军事理论家的著作，还要重视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外国的军事思想、军事技术的研究。 朱可夫发言稿的最后一个标题是“关于消除对从法西斯俘虏营返回祖国的前战俘的不正确态度”。朱可夫第一次提出斯大林时代这一重大问题。战争初期由于上面提到的情况，相当数量的苏联军人陷入包围，违心的当了俘虏。斯大林既不考虑被俘时的情况和当俘虏时的表现，也不考虑从俘虏营中逃出来的事实，不分青红皂白，未经法庭审判，把这些人一律送往惩戒营。战后返回祖国的绝大多数被俘人员都受到从流放到特殊居住地到处以极刑的各种惩罚。这样的做法当然是很不人道的。 朱可夫的发言稿送上去了，而中央全会的日期却一改再改。在5月7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鉴于在1956年5～6月计划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经互会会议和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共产党领导人会议，委托苏共中央书记处重新确定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召开的日期。6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定：将苏共中央全会推迟到秋季举行，认为必须以苏共中央委员会名义起草一封总结党组织对苏共二十大决议讨论情况的信函，发给党的全体基层组织。信函委托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牵头起草。由于中央全会没有如期召开，朱可夫也就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发言稿便在党中央的档案库中搁置了40年。 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除了上面说到的具体情况，主要是国内外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反应越来越强烈。6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同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这份秘密报告的全文。苏联当局调查发现，是华沙一名记者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那里拿到这个小册子。赫鲁晓夫怀疑是波兰共产党中央书记罗曼·萨姆布罗夫斯基泄露出去的。这名记者意识到，这是一份轰动性材料。他用了几个小时，将小册子复印，然后将复印材料寄给了住在以色列的亲戚。随后报告又从那里转到美国记者的手里。秘密报告立即引起了全世界各国媒体的转载和评论。共产主义营垒出现极大的疑惑与混乱。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透露的有关苏联的内部消息或负面材料，苏联官方一般都会予以批驳，称作“诬蔑”或“谣言”。各国共产党也都会跟着苏联的调子为其辩护。现在，竟从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口中说出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学者便把这些事实同苏联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分析，指出其社会制度的固有缺陷。国际共产主义营垒中的一些大党，如中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或机关报先后发表重要的评论，对苏共的做法和斯大林问题做出自己的解释。有些党还派出代表团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一些国内力量比较弱的党，由于一直跟着苏联的舆论走，现在感到很尴尬，遭到很大压力，要求苏共做出解释。在苏共中央的档案中保存着各驻外使馆关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反应报告。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和决议。苏联国内也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而且意见日趋尖锐。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主席团改变了方针，由“放”转到“收”，由继续批判斯大林转变到全面评价斯大林和纠正国内出现的一些危险倾向。为此采取了两项新举措，一项是通过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另一项是发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全体党组织的信函》。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于6月30日通过，7月2日在《真理报》公布。[64]这是一份主要对外宣传的文件，充分体现了赫鲁晓夫所处的时代特征及其思想和文风，竭尽自我宣扬和自我辩解。决议首先对苏共二十大的意义进行了夸张的宣扬，说：二十大“标志着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为一切工人阶级政党共同努力防止新战争威胁、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开辟了新的远景”；决议“得到全党、全体苏联人民、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劳动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千百万人的完全拥护和热烈支持”，“引起了蓬勃的热情、新的旺盛的创造性主动性和革命毅力”；“苏联人民在执行二十大的决议中，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各方面取得了新的卓越的成绩”。党的二十大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创议，大胆公开的说明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和斯大林生平后期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再一次表明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巩固性。“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一个执政党决不敢这样做”。文件说，大会的决议引起了帝国主义营垒“惊慌失措”。美国帝国主义集团围绕着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而大肆叫嚣，广泛进行诬蔑性的反苏宣传，企图把水搅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混乱。决议强调，不管有多么痛心，引起暂时困难，相信将会有巨大的良好的结果。 决议的第二部分解释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以及现在的领导人为什么当年没有公开反对斯大林、没有解除他的领导职务两个问题。关于前一个问题，文件的作者显然费了很大心思，企图说出一些能够说服人的道理来。决议认为“应该既考虑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具体的客观历史条件，也考虑到同斯大林个人品质有关的某些主观因素”。决议强调，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25年时间里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下，曾经有东西方敌人的武装干涉、十字军讨伐、法西斯的战争威胁，苏维埃国家必须竭尽全力加强国防，同敌对的资本主义的阴谋进行斗争；而在国内进行着长期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斯大林领导党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斗争，采取了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的方针。“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需要有铁的纪律，需要不懈的提高警惕性，需要有极其严格的集中领导，不得不对民主做一些限制”。决议承认，斯大林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家和大组织家，在这些政治和思想斗争中，斯大林获得了绝大的威信和声望。“但是，我们一切伟大的胜利从此被不正确地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对斯大林的颂扬，使他冲昏了头脑。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形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决议说，斯大林的一些个人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个人崇拜的发展。列宁就曾批评过他，后来，“斯大林过分的高估了自己的功绩，相信自己不会犯错误”，他把特殊情况下对民主的限制变成党内和国内的生活的准则，粗暴的践踏列宁的领导原则。决议指出，斯大林关于苏联愈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的错误公式，也起了很坏的作用。在严酷的斗争条件下形成了国家保安机关变为由斯大林个人监督，在帝国主义代理人贝利亚窃取了保安机关的领导职务后，苏维埃法制遭到破坏，发生了大规模的镇压，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和非党苏联人无辜受难。关于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作者同样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一方面强调，“不能说没有反对过那些与个人崇拜有关的、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不良现象”。比如，在战争期间，斯大林的独断独行曾经受到大大的限制，违法和专横等等不良现象曾经大大地减弱。另一方面又辩解说，斯大林在苏联人民心目中是一个始终保护苏联、反对敌人的阴谋、始终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人，反对斯大林就会被看作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行为。这一切也使反对当时发生违法现象的斗争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的危险行动。 决议的第三部分集中反驳了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观点。决议说：“如果从过去存在个人崇拜的事实做出苏联的社会制度有了什么改变的结论，或者从苏联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寻找这种崇拜的根源，那将是严重的错误。”尽管决议不得不一再承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给党的事业和苏维埃社会造成严重损失”，“给党和人民造成很大祸害”，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创造性，但还是硬着头皮声明，它“不能改变而且也没有改变我们社会制度的本质。任何个人崇拜都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议不仅反驳了那些认为个人崇拜是由于这一制度不民主的议论，把这种说法统统归诸敌对言论，而且也批评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提出苏联社会是否已经走向某种“蜕化”形式的疑问，说他没有事实根据。决议提出的最主要的论据就是，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本质。苏联的生产资料属于人民，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手中。认为个别人物，包括像斯大林这样的大人物在内，能够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那就是完全违反事实、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真理，陷入唯心主义境地。决议坚决否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由于苏联不民主。 应该说，这个决议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要站得高些，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比较全面，对于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不只指出斯大林个性和个人品质方面的原因，也分析了客观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但是，由于决议的作者既要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同苏联共产党、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分割开来，既要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又不能损害党、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既要指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又不能否定苏联在他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既说个人崇拜限制了苏联的民主，破坏了法制，又要为苏联的民主与法制制度进行辩护，因而便导致了逻辑上的一系列混乱，矛盾百出，往往不能自圆其说。 决议发表后，虽然得到一些兄弟党的赞扬与支持，但是，许多党却围绕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共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突然揭露”，提出了一系列疑问。7月10日，赫鲁晓夫同到访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进行了会谈。意共中央书记贾恩卡洛·巴耶塔谈到，意共对揭露个人崇拜“没有准备”，“经历了一个混乱时期”，在工作中引起“休克”。赫鲁晓夫辩解说：“做出这个问题的决定不是在筹备代表大会时，而是在大会进行过程中，因此我们就没有机会与兄弟党协商，并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使肯定和否定的两个方面保持足够的平衡。”[65]原来，赫鲁晓夫把做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决定的时间有意推迟到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是为了对付各国共产党对这件事的指责。为了保持对外宣传的口径，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也就继续采用这一说法。 苏共中央主席团7月6日通过了勃列日涅夫起草的《关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讨论情况和对代表大会决议执行进程》的致全体党组织的信函。[66]如果说6月30日的“决议”主要是对外宣传的，那么，这封发给全国各级党组织的信函则主要是对内的，针对二十大决议讨论中出现的一些激烈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同一切怀疑和反对二十大精神的思想行动进行斗争。和“决议”一样，信函首先对二十大的意义进行了一番自我宣扬，指出其“伟大历史意义”和“巨大的影响力”：“就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定这一点”，然后才说，“与此同时，不应该避而不谈在一系列党组织会议上出现的反党演说，在这些演说中打着谴责个人崇拜的幌子，把党的政策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正确性置于怀疑的境地，对党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进行诽谤和中伤，不加区分地贬责和破坏党和国家机关。”信函点出了东方学研究所和莫斯科故事影片厂党组织以及其他党组织里某些共产党员在自己的演说中建议对整个党和国家机关进行清洗；在某个单位党组织的会议上，出现了旨在破坏苏联各民族友谊的充满民族主义性质的发言，并发表了蛊惑性的声明，提出了具有挑衅性质的问题，其目的在于把党员的注意力从讨论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上转移开，在党员群众中播撒对领导干部不信任的种子；在作家和艺术家的一些党组织会议上，出现了反对党关于思想问题的决议的言论。决议说，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存在着那样一些共产党员，他们不明白或者不愿意明白，不应该把个人崇拜视为苏联社会一种固有的现象，为此所传播的一切缺点和错误，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苏维埃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可能改变党的总路线以及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不可动摇的忠诚。 信函说，发表这样演说的都是一些肆无忌惮的单干者，绝大多数人是平庸的知识分子，在苏维埃部分人的意识中还没有完全消灭资本主义残余的时候，偶然混入党内和钻进党的队伍里的异己分子。信函提出，对于那些因不成熟和没有经历过足够思想锻炼而发表了错误言论的共产党员们，应该耐心地说明他们的错误。那些心怀恶意的批评者，他们为了修正党的政策基础，千方百计地利用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地讨论党内生活问题的自由，对于这样的人不可能有两种意见：党不需要这样的“共产党员”。信函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要对党内的一些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击和处罚。 历史研究，首先要弄清事实，然后才能进行评论。笔者想通过对苏共二十大的基本内容和整个进程的追述来揭示这次大会性质及其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本文的开头，我们就指出，苏联实行的是领袖政治。每一个新上台的最高领导人都要根据自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估计，确立自己的思想路线，因此，每个时代都会形成鲜明的历史特点。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赫鲁晓夫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的以避免世界大战为目的的和平外交路线和在“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与批判，这两大主要内容无疑同斯大林的政治遗产拉开了距离。此后，虽然苏联仍然同美国继续进行冷战，但是热战的危险大为降低；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大规模镇压，缓和了国内紧张的政治气氛，从此完全进入了赫鲁晓夫的“解冻”与开始改革的时代。这个时代同斯大林时代比较起来不能说不是一个大的变化和进步。但是，无论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还是《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都表现出赫鲁晓夫及其时代的局限性。赫鲁晓夫所继承的基本上仍然是斯大林的思想理论，他批判斯大林并不否定斯大林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理论，并不否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他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否定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其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继续维护斯大林的国有化、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因此，他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是在斯大林的思想理论框架下，既没有意识到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没有意识到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正是由于赫鲁晓夫思想路线上的种种局限性，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久，在国内外强烈反响的压力下，他很快又改变自己的路线。实际上，在赫鲁晓夫执政的整个时代，他的“非斯大林化”，他的改革一直处于反复与曲折之中。这也是赫鲁晓夫时代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在党的领导方面，虽然恢复了按时召开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制度，强调集体领导原则，但赫鲁晓夫却坚持由党具体领导一切经济部门，而且他自己仍以领袖自居，听不进不同意见，甚至排斥异己。所以，苏共二十大及其以后的改革并没有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开创出崭新的局面。
[1] 《赫鲁晓夫关于召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致中央主席团成员的报告》，РГАНИ，ф.1，оп.2，д.1，л.7，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с.167。 [2] 苏共主席团会上批准了4项议程，修改党纲和党章没有列入本次大会议程。关于主席团为什么没有把修改党纲列入议程，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说：“党纲草案的拟定要和以几个五年计划为期的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远景计划的拟定同时进行。”在二十大只成立了一个修改党纲的委员会，党纲修改移到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至于党章，二十大只做了个别改动，没有作为一项议程。 [3] 列宁是亲自准备自己在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据说斯大林在历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是自己准备的。大约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领导人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便由一个班子准备和起草。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谈到这次报告的集体准备情况。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1148～1149页。 [4]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6，第4、3页。 [5]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35页。 [6]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37、39页。 [7]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39、40、41页。 [8]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42页。 [9] 斯大林：《答〈纽约时报〉外交记者詹姆斯·赖斯顿问》，《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第679页。 [10]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6、38、37页。 [11]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41页。 [12]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44、49页。 [13]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58、62、63、64页。 [14]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80、81、82、83页。 [15]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46、80、130、134页。 [16]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130页。 [17] 莫洛托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57年6月全会上的发言，《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赵仲元等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第208～209页。 [18]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112、114页。 [19]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112、115、116页。 [20]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第125、126、130～131页。 [21] 米高扬在苏共二十大的发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25、426、453、457页。 [22] 马林科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发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48页。 [23] 莫洛托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发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89页。 [24] 维·维达利：《苏共二十大日记》，王德树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08页。 [25] 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本），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149页。 [26] 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I，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Cтенограмм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с.57. [27] Аксютин Ю.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53-1964 гг.，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4，с.155. [28]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I，с.79. [29] АП РФ，ф.3，оп.24，д.489，л. 89. [30] АПРФ，ф.3，оп.24，д.446，л.19-20. [31]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I，с.79-80. [32] Аксютин Ю.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53-1964 гг.，с.156. [33] РГАНИ，ф.1，оп.2，д.1，л.44-45. [34]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I，с.94. [35]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I，с.95-97. [36] РГАНИ，ф.1，оп.2，д.15，л.2-13，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с.177-185. [37] АПРФ，ф.3，оп.24，д.489，л.23-91.中译文见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74～215页。 [38]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I，с.99-103.中译文见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第218～221页。 [39] 见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第221页。 [40]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I，с.195.中译文见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第222页。 [41] 《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本），第1152页。 [42] Аксютин Ю.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53-1964 гг.，с.156. [43] 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150页。 [44] 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151页。 [45] 关于赫鲁晓夫口授报告稿的介绍参见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151～153页。 [46] 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154页。 [47]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第183页。 [48]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第57页。 [49] 苏联官方当时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世界上广泛传播的是当年6月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本子。直到1989年《苏共中央通报》第3期才根据苏共档案中的稿子予以公布。据公布者说，当时没有速记记录，所公布的是根据赫鲁晓夫1956年3月1日提供给主席团的修订本。这里所用的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本）》附录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956年2月25日）》。文中引文较多，不一一注明页码。 [50] 亚历山大·多布罗沃利斯基：《震惊世界的代表大会》，2006年2月22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 [51] РГАНИ，ф.1，оп.2. д.17，л.89-90.中译文见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第227页。 [52] 《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624～635页。 [53]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26页。 [54] РГАНИ，ф.1，оп.2，д.18，л.116，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с.252-253. [55] 《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本），第418页。 [56]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传达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决议》（1956年3月1日），РГАНИ，ф.3，оп.14，д.4，л.66，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с.253。 [57]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503页。 [58] 格鲁吉亚事件过后，苏联《劳动报》记者斯特尼科夫就他在第比利斯对事件的目睹和了解的事件过程给他的上级发了一封密信。这封信保存在苏联档案中。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201～212页。 [59] 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159～160页。 [60] 布兰科·拉齐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夏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14～16页。 [61] ГАРНИИ，ф.3，оп.14，д.11，л.13-16、62-66，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с.270-275. [62] РГАНИ，ф.2，оп.1，д.188，л.1，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с.287-288. [63] 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215～232页。 [64] 1956年7月6日《新华社新闻稿》全文刊登了这个决议。本书的引文根据当年人民出版社的《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一卷所收译文。 [65] 《赫鲁晓夫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会谈记录》（1956年7月10日），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495、501页。 [66] РГАНИ，ф.1，оп.2，д.1，л.119-130、140，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с.378-385. 文学的“解冻” ——20世纪俄罗斯文学曲折发展的一个解扣 陕西师范大学 柳植 1954年5月，苏联著名犹太人文学家、新闻记者伊利亚·爱伦堡在《旗》杂志发表了题名《解冻》的中篇小说，作家试图通过自己的小说揭示斯大林去世后一段时间苏联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后来，人们不仅把斯大林之后到60年代这一时间段苏联文学的复苏和变化称为文学的“解冻”，而且“解冻”一词也被用来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标志。近年，俄国不少历史学家已把这一名称纳入自己的学术著作，甚至作为著作的名称。 既然“解冻”已经成为时代的代名词，就应该对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考察“解冻”的时代背景、原因、发展过程及其在苏联历史和整个俄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决不能曲解甚至篡改这段历史，或者对它进行随心所欲的解释。 笔者正在研究和写作《“解冻”和开始改革的时代》，为了深入理解这一问题，这里先就“解冻”的源头——文学的“解冻”作一些论述，以就教各位专家和同行。 一 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的再辉煌 文学艺术虽然同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它和整个意识形态、文化一样也有自己本身的发展逻辑和规律。18～19世纪，德国的经济、政治在欧洲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但德国的哲学却十分发达，“演奏着第一把小提琴”。[1]同样，19世纪上半叶，俄国尚处于落后的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下，而文学艺术却得到高度发展，以普希金为代表，开创了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后来通过伟大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的小说和戏剧，对全世界产生了惊人的影响。他们的作品成为世界经典名著。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曾深受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影响。 从19世纪90年代到1917年10月，俄国文学艺术再次出现了辉煌发展的时期，人们称这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白银时代”。“白银时代”仍然是诗歌打头阵，出现了亚·勃洛克、A.别雷、И.安宁斯基、安·阿赫玛托娃、奥·曼德尔斯塔姆等著名的大诗人。而革命文学的领军人物马·高尔基也是这个时期登上舞台的。在他主持的“星期三”文学组织及《知识》出版社内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文学家。“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群星荟萃，个性鲜明，不仅作家数量和作品数量明显增多，而且在审美立场和创作技巧上有了质的变化。如果说，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主要是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那么，到世纪之交，审美观念则多元化，艺术流派与思潮发生了大的改变，出现了多层面的文学现实。 这时候，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股最大的文学思潮平行发展，互相竞争和斗争，又互相影响与吸收。两种思潮的审美分野，最重要的前提在于对人在世界中的作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引出的对艺术本质与任务的不同评价。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继承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在契诃夫开创的容纳各式各样人物、注重人的个性、发觉人与人之间互不理解原因的新审美视觉的基础上，把现实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新现实主义阶段。高尔基及其继承者把大写的人、大地的主人、革命者推到首位。在他们的作品中，人是世界的主人，人是胜利者，是自由的斗士。他们否定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列夫·托尔斯泰关于痛苦与道德净化的基督教思想。高尔基认为，改造世界的革命会改变和丰富人的精神世界。 除了我们所熟悉的高尔基之外，新现实主义还有许多才华出众的著名作家，如列·安德烈耶夫、伊·蒲宁、B.韦列萨耶夫、Н.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A.库普林、И.什梅廖夫等。列·安德烈耶夫（1871～1919）被高尔基称为“具有罕见的特殊性、罕见的才能”的艺术家，他在“白银时代”的文学史上写下了最光辉、最奇妙、最独特的一页。他的个性鲜明，作品富于哲理，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根基，充满反抗精神和对人的命运的深刻思考。从1898年开始，他发表了大量短篇小说和戏剧。《大满贯》和《人的一生》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前者哭诉人的痛苦，小说的主人公热衷于玩牌，但他不像其他牌友只从游戏过程得到满足，却幻想玩一把没有王牌的大满贯。当他梦寐以求的好牌——大满贯到手时，死亡却突然降临。高尔基读了《大满贯》以后说：“一个天才诞生了”，“小说写得非常好”。[2]《人的一生》是一部哲理话剧。勃洛克说，自己简直被《人的一生》所震撼。全剧的艺术特点就在人和命运的关系中揭示整个人类的悲剧。可以看出，安德烈耶夫并不局限于现实主义，而进入了更深的思考，在艺术上已经率先显露出表现主义戏剧的典型特征。由于他在文学的党性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苏维埃时代便不大宣传他的作品。伊·蒲宁（1870～1953）既是现实主义的大诗人，又是才华横溢的散文作家和翻译家。高尔基认为，他是同时代作家中最杰出的天才。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他发表大量作品，1920年告别祖国侨居国外，继续创作。在国内，他往往写国外的题材，而在国外全写的俄罗斯的题材。杰作《旧金山来的先生》被俄罗斯文学史家誉为“缎子般”的作品。1930年，巴黎的俄文报纸《最新消息》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蚁道》，仅由64个词组成，极为精练，包含了深不可窥的意义。1933年，蒲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是俄罗斯第一个获此荣誉的作家。 现代主义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文学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源于西班牙和墨西哥等国家，而这一新的文学运动几乎同时在俄国很快发展起来。现代主义文学否定现实主义美学中严格的因果决定论，否定现实主义认定的社会或历史环境对人的必然决定论。现代主义维护人的个性，维护人不受历史时间因素束缚的权利。俄国的现代主义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流派：象征主义、阿克梅派、“新农民”文学及部分未来主义者。象征主义在诸流派中居于首位。它兴起于法国，但在俄国很快得到强劲的发展。它不认为艺术是对世界的认知，而要在创作的过程中建构世界。它不接受艺术的功利主义，认为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象征主义运用暗示、隐喻、联想和烘托增强表现力。它追求言外之意，象征是多义的，不要求有唯一的共同理解，如果有两种或更多的理解，或者不能完全理解而只是感受，而后自己在脑海里补足，这才是它的迷人之处。这个流派的辉煌主要表现在诗人辈出，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勃洛克、别雷、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外，还有К.巴尔蒙特、В.布留索夫、М.库兹明、Д.梅列日科夫斯基、З.吉皮乌斯、Ф.索洛古勃和维·伊万诺夫等。亚历山大·勃洛克（1880～1921），是世纪之交最负盛名的大诗人，可以列入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一类俄罗斯伟大诗人的行列。在高尔基的记忆里，“勃洛克不论是作为一个诗人，还是作为一种个性，都是美丽得惊人。”[3]勃洛克早期是象征派，1905～1907年革命以后，他越来越关注周围的日常生活、“被侮辱者和被欺凌者”的生活，确信革命可以净化一切。他曾出版了自己的三卷诗选，被俄罗斯的研究者称为“人化三部曲”。象征主义大大促进了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在任何一个文学创作的领域，象征主义者们都有创新的贡献。它丰富了俄罗斯的诗歌文化，赋予诗歌语言以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多义性，在诗歌的音韵方面的探索也成就卓著。象征主义也使小说焕然一新。最主要的是“艺术变成个性的艺术”。[4]象征主义的遗产对俄罗斯文化是一座真正的艺术宝库。 阿克梅派是从象征主义中产生的一个新流派。一些曾接近象征主义的年轻诗人聚集在维·伊万诺夫的住所，听取老诗人的讲课，讨论创作的问题，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学组织，1912年宣布流派产生，选用希腊语中的“阿克梅”（顶峰）作为名称。其成员包括Н.古米廖夫、安·阿赫玛托娃、C.戈罗杰茨夫、奥·曼德尔斯塔姆、М.津克维奇和В.纳尔布特等。古米廖夫是领导人。这一派希望克服象征主义的抽象性与空想主义，主张“优美的明晰性”，要求严格的创作规范。不过，阿克梅派来自象征主义，古米廖夫称象征派为“当之无愧的父亲”，所以他们还是继承了象征派的成果，却消解了后者的极端性。按照古米廖夫的观点，阿克梅派就是尝试重新揭示人生价值，放弃了象征派企图认识无法认识之物的追求目标。阿克梅派曾联合了不少诗人，但后来这些人都有了个人的创作追求。阿克梅派最大的三位诗人：Н.古米廖夫颇具浪漫主义，有时追求诗歌的精雕细琢，有时向玄想方面发展；安·阿赫玛托娃初期与俄罗斯古典传统有密切的联系，后来追求心理主义和道德求索；奥·曼德尔施塔姆则充满了对世界文化的眷念，着重于历史哲学的思考。 未来主义几乎与阿克梅派同时存在，一般认为它产生于1910年，其主要成员有：Д.布尔留克、В.赫列勃尼科夫和А.卡缅斯基。很快，这几位同弗·马雅可夫斯基和А.克鲁乔内赫一起组成了新流派中影响最大的立体未来主义小组，称“吉列亚”。未来主义还有另外三个团体：自我未来主义派（И.谢韦里亚宁、И.伊格纳季耶夫等），“诗歌顶楼”（В.舍尔舍涅维奇、赫里桑夫等），“离心机”（鲍·帕斯捷尔纳克、Н.阿谢耶夫等）。 总之，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不仅继承和发展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而且几乎同世界的最新美学思潮同步，把俄罗斯文学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 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 1917年的俄国革命，不只推翻了沙皇政权，而且紧接着又打倒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连续不断的革命风暴在荡涤旧制度“污泥浊水”的同时，也打断了在多种审美思想基础上蓬勃发展的文学大潮。托洛茨基在他的《文学与革命》一书中说：“十月革命似乎以自己的直接行动扼杀了文学。诗人和艺术家沉默了。”[5]革命与文学发生了冲突。一方面，坚持单一意识形态和一党专政的布尔什维克，把信仰其他世界观的知识分子看作潜在的敌人，把世纪之交的多数文学家归诸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另一方面，大部分知识分子被革命暴力和革命后国家的残破、社会的分裂、文化的凋零和生活的艰难等现象所震撼。文学家的队伍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为了生存消失在民间，后来从事了各种具体的事务；相当一批作家对革命和新政权抱怀疑和批判态度，内战中倒向白军，后来移居国外。到1922年，逃到欧洲国家的作家有蒲宁、吉皮乌斯、巴尔蒙特、雷米佐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库普林、安德烈耶夫、什梅廖夫、阿·托尔斯泰、胡达塞维奇、茨维塔耶娃、维·伊万诺夫、谢维里亚宁以及其他数百名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记者。俄罗斯的文学中心几乎转移到国外，只有一部分文学家留在国内。 国内的文学活动是逐渐恢复的，而且一开始就面临着抉择：是重新创立无产阶级的新文学，还是让文学在已有的基础上发展？当时有三种主要力量影响着文学恢复的取向。首先是执政党的立场和主张：为了巩固自己的新政权，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一方面希望能表达革命意识并描绘新社会秩序的文学作品尽快出台，以教育群众；另一方面，列宁在1905年就提出，文学“是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是一部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6]的重要论断。革命后，党的领导继续坚持这一观点，决定把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工作交由教育人民委员会领导。 在国内的白银时代的文学家是文学恢复和发展的现实存在。他们当中最早投向革命、为革命歌唱的是少数倾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农民意向的作家和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部分未来主义者。他们用自己的意识诠释这场革命。象征派大诗人勃洛克1918年写了长诗《十二个》，是革命后第一部重要作品、“个人艺术的天鹅之歌”。[7]作者把革命描绘为一场农民的暴动。在彼得格勒被大雪封困的12个行凶抢劫的红军士兵，他们仇恨旧世界，梦想美好的生活，最后以基督出现象征革命和未来。谢尔盖·叶赛宁（1895～1925）是20世纪头10年显露头角的农民诗人。他从农民的立场欢迎革命，歌颂革命。他所向往的是，革命能够导致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回到原始民主的农民村社生活去。弗·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把自己的未来主义看成共产主义的先锋，组成“左派文化阵线（列夫）”，以高昂的热情，为革命写诗、写戏，放声歌唱。这些作家受到革命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本人也是文学评论家和诗人）的热情支持，而列宁并不认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其他许多作家是在克服了革命初期的震惊和疑虑以后，在20年代初相继开始了文学活动的。 在国内存在的另一种力量是：十月革命前夕在彼得格勒成立的群众性文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个由亚·波格丹诺夫领导的组织，主张建立“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派”。革命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继续活动，而且大力组建和争取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文化组织，力争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布尔什维克党内不少领导人也倾向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张。1920年10月初，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8]接着在给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草案》中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作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9]无产阶级文化派在1920年10月成立了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拉普”。1923年成立了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伐普”，并出版《在岗位上》杂志，形成一个文学批评流派。他们坚持：任何艺术反映的仅仅是阶级的经验和世界观。要严格地按照阶级界限划分文学，划分整个艺术，对包括19世纪俄罗斯文学在内的一切过去的文学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派都抱否定态度，要建立一种“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学。“拉普”是20年代初最大的文学团体。他们的主要文学批评家是C.罗多夫、Г.列列维奇、Л.阿韦尔巴赫，加入联盟的著名作家有A.法捷耶夫、Д.福尔曼诺夫、Ю.李别金斯基等。 1921年2月，在高尔基的支持下，在彼得格勒成立了“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小组，参加该小组的有：弗·伊万诺夫、M.斯洛尼姆斯基、M.左琴科、B.卡维林、Л.隆茨、H.尼基京、K.费定，还有诗人E.波隆斯卡娅和H.吉洪诺夫，批评家И.格鲁茨杰夫。和这个小组接近的还有：叶·扎米亚京、B.什克洛夫斯基。他们欢迎革命，描写革命，但要求捍卫传统的艺术观和文学创作的自我价值，文学对于人类的普遍意义，而不是狭隘的阶级意义。“谢拉皮翁兄弟”还影响了尤·奥利夏、叶·佐祖利亚、列·列昂诺夫、米·布尔加科夫、彼·巴甫连柯、瓦·卡达尔等一些著名的作家。在国内活动的相当部分的作家当时都与“谢拉皮翁兄弟”小组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20年代与“拉普”针锋相对的是围绕在《红色处女地》杂志周围的文学团体“山隘”，1924年这个团体定名为全苏工农作家联合会。《红色处女地》是文学评论家A.沃龙斯基创办的一份大型杂志。沃龙斯基针对“列夫”、“拉普”的一系列文学主张，进行文化问题的讨论和批评。沃龙斯基承认艺术的认知功能，坚持艺术具有人道主义的传统观点。在沃龙斯基及其追随者看来，古典遗产，过去的一切真正的文化，不能不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 在列宁生病及其逝世以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围绕怎样看待跨入新时代的“旧文学家”发生了争论。相当一批领导人仍然歧视和反对白银时代的作家，热衷于支持和赞扬杰米扬·别德内依、李别金斯基、别济缅斯基等几个被称为无产阶级的作家。托洛茨基借用了一个“同路人”的概念，称呼那些不反对新政权而又对“共产主义目标陌生”的文学家，其中包括“谢拉皮翁兄弟”小组及受其影响的作家，也包括勃洛克、克留耶夫、叶赛宁、皮利亚尼克等。他还说：“如果我们消灭了皮利亚尼克、谢拉皮翁兄弟、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除了一些得不到兑现的空头支票外，未来的无产阶级文学还能剩下什么呢？”[10]托洛茨基并未放弃建立无产阶级文学的理想，只是认为，无产阶级文学队伍要在“同路人”的帮助、影响下成长。布哈林也发表了应当慎重对待农民作家和“同路人”、不应该干预文化和文学领域的专门性问题等方面的意见。1925年6月，布尔什维克党通过了放宽对文学家政策的决议，决议特别指出要正确对待“同路人”、“应当鼓励各个团体或文学组织和思潮之间的自由竞争”。[11] 从1921年到1928年，苏联文学由恢复而达到一定的复兴。托洛茨基对20年代文学运动的恢复做了一个著名的概括：“在我们这儿，文学是与新经济政策一同开始复活的。复活后，它立即被涂上了同路人的色彩。”[12]我们先撇开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仅就他对20年代苏联文学复活的看法来说，不能不承认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应该说，这个时期是整个苏维埃年代文学最为兴旺繁荣的时期。白银时代的老作家跨进新时代，不同的美学思想和流派继续存在，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和小组，一批数量可观的新作家成长起来，创办了一些新的杂志和文学期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文学成果：在诗歌方面，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都有脍炙人口而且流传至今的作品，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在20年代中期的两部长诗《列宁》、《好》，一直被作为苏维埃诗歌的经典。另外，像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也都有新的作品问世。应该指出的是，20年代文学复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由诗歌转向散文，散文作家和作品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诗歌。作为苏联时期散文的代表作大都产生于这个时期。其中包括中国读者所熟悉的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和《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早年译为《夏伯阳》）、费定的《城与年》、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早年译为《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毁灭》、列昂诺夫的《獾》、李别金斯基的《一周》等。苏联文学史上几部光辉的长篇史诗：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基本上或大部分都是这个时期写成的。还有一大批曾遭受压制或镇压的作家的作品，中国读者过去不大熟悉。如：犹太人作家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1，有的人译为巴贝尔），是20年代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他的代表作《红色骑兵旅》，描写内战时期布琼尼哥萨克骑兵进攻波兰的故事，是一部刻画骑兵军内在形象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环境的冲突。他的自传体回忆录《敖德萨故事》，严谨精练，常常使人想起莫泊桑和契诃夫。叶甫盖尼·扎米亚京（1884～1937），是一位追求表现主义的作家，是内战和新经济政策时期最有独创精神的作家之一。他于1917年写的《岛民》引起很大争论，在1922～1928年之间写的《北方》、《马麦》和《最重要的故事》，严谨和完美的结构，意味深长的细节，曾是新文学写作的典范。他的长篇小说《我们》是20世纪第一部反乌托邦的小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鲍里斯·皮利亚尼克（1894～1938），在1921～1923年写的《荒年》，是一部划时代的长篇小说。对20年代文学有贡献的还有长于歌颂自然的米·普里什文和下面将要提到的普拉东诺夫。 20年代，苏联文学之所以能够比较快的复兴主要是文学还没有达到强制化的思想一律，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还在起作用。当时存在着不同的流派，进行着有关文学发展的激烈争论，这对文学的恢复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因为，关于世界和关于人的艺术见解越多姿多彩，文学就越丰富，展现在它面前的前景也就越广阔。文学获得发展的自然源泉，就在于文学的多声。而且，20年代文学的复兴是在白银时代开辟的道路上的继续发展，或者说是在白银时代的文学传统影响下的复兴。白银时代的美学思想和流派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A.绥拉菲莫维奇那样的老作家以及整个高尔基一派继续坚持新现实主义，一度被视为主流，对一大批新作家的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一些作家继续坚持现代主义，老作家布留索夫和索洛古勃继续忠实于象征主义，曼德尔施塔姆和库兹明，在诗歌中仍然坚持尽善尽美或“清澈的美”的原则。尤其要提到象征主义大师A.别雷，他的长篇小说《彼得堡》是象征主义散文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在20年代许多作家的作品中，“在皮利亚尼克形象复杂、具有韵律风格的不连贯和充满激情的作品中，在亚·马雷什金的《攻克达伊尔》对克里米亚内战中的描述中，在李别金斯基的《一周》革命斗争的场面里，以及后来在阿·维谢奥利《我的祖国》和《血洗的俄国》的松散的场景中，都能看出别雷对这些作家的影响。”[13]即使比较次要的作品也带有别雷的特征。象征主义的散文这个时期曾红极一时。叶·扎米亚京也对20年代的文学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他在苏维埃初期通过给彼得格勒的文学班讲授散文技巧、在赫尔岑师范学院教授文学课，传播雷米佐夫的新现实主义和他自己的表现主义。许多“谢拉皮翁兄弟”文学组织的成员都以他为师。至于未来主义的马雅可夫斯基、象征主义的勃洛克以及受其影响的叶赛宁，对20年代诗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还有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虽然在发表诗作方面受到一定限制，他们仍然影响了许多新作家。 因此，在20年代，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运动都得到了发展。高尔基的4卷本《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体现了对现实主义的革新，承认个性具有改造世界的权利，也承认个性拥有对这个世界实行强制的权利，即使以暴力的手段实施也是出于良好的目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以及列昂诺夫、费定等的一些长篇小说也属于这种新现实主义作品。当然，在这里应当提到，这种新现实主义为后来的范式主义提供了基础。法捷耶夫的《毁灭》就是把现实主义同范式主义统一起来的作品。李别金斯基的《一周》绝对属于范式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传统。 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是扎米亚京和皮利亚尼克。扎米亚京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我们》描写了一群把自己的个性在生理上实现了完全同一化的人物。他向读者展现的是：如果社会消灭了个性、个体因素，并将他们变成完全可以互换的“号码”，那么社会将成什么样子。他把大一统国度内人们划一的生活想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不仅人人平等，而且按号码分配对象。皮利亚尼克是一个象征主义者，拒绝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和决定论。他的长篇小说《荒年》用丰富多样的视觉，强调该书所呈现的世界总图景的破碎性，不仅情节失去现实主义传统中的组织作用，而且叙述的片断也是万花筒式的，更替似乎毫无逻辑。 20年代的文艺界还形成一种潮流，或者说暗流，继承果戈理的传统，不正面表达自己的文学思想，而用荒诞、夸张、幻想的手法写作，表示对现实的一种批判。像高尔基的《英雄的故事》、《卡拉莫拉》，卡维林的《爱惹事的人》、《瓦西里岛上的夜晚》，布尔加科夫的《魔障》、《狗心》、《不祥的蛋》，特尼亚诺夫的《腊人》、《基热少尉》，格林的《绳索》、《克雷索洛夫》、《灰汽车》等都属于这类作品。奥廖莎的长篇小说《羡慕》揭示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塑造人物上的原则性区别。总之，20年代苏联的文学曾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繁荣局面。 遗憾的是，20年代文学恢复和复兴的势头没有能维持下去。到了20年代的后期，随着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不同派别斗争的胜利，文学发展的机遇也被逐步取消。1926年，《新世界》杂志刊登了皮利亚尼克的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这篇小说是以国内战争中的英雄、国防人民委员伏龙芝死在手术台上为背景写的。作家通过自己的小说揭示个人的强权政治会破坏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的自然规律。当局却认为小说影射斯大林，刊登小说的《新世界》杂志被迫停止发行，皮利亚尼克被迫多次检讨和认罪，仍未得到宽恕，30年代终于被镇压。对20年代文学恢复有很大贡献的扎米亚京的遭遇也很悲惨。他在20年代初就因对文学和知识分子的处境忧心忡忡，1922年被彼得格勒的契卡人员逮捕，一度被投入牢房。他的长篇小说《我们》不能在国内发表，1929年在布拉格出版后，又一次遭到迫害，1937年只得出国。阿赫玛托娃不仅是诗歌方面，而且也是伦理道德方面的一面旗帜。她的作品展现了女性多方面的抒情性格。她在其《黄昏》诗集面世以后就被归入俄罗斯第一流诗人之列。但在20年代中期以后，她的新诗就被停止出版，以前的诗也不再重印。另一位著名诗人奥·曼德尔施塔姆革命后未参加任何政治派别和集团，开始还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诗作，后来逐渐不为新政权所欢迎，结果流离失所，30年代遭镇压。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1891～1940）是革命后由一名军医成长为果戈理式的讽刺文学家，长篇小说《白卫军》被莫斯科艺术剧院改编为话剧《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为布尔加科夫和剧院带来荣誉，也使他们遭受灾难，时而被禁演，时而又开禁。布尔加科夫被扣上一顶十恶不赦的罪人的帽子，他所写的大量戏剧都未得到上演的机会。绝望中的布尔加科夫1930年给斯大林写信，诉说批评他的文章达到298篇之多。后来，布尔加科夫在艺术剧院觅得一项工作，就埋头写他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安·普拉东诺夫（1899～1951）是革命后从事文学创作的，在20年代中期成为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主编的《文学报》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起疑心的马卡尔》，受到当局的指责，从此就遭厄运。后来他的很有价值的作品《地槽》、《切文古尔镇》，都没有得到出版的机会。 不只是这些因审美观点的不同、作品不被当局接受的作家受到了压制与打击，像马雅可夫斯基这样一直对革命饱含热情，不仅为革命写诗、歌唱，而且到通讯社和宣传部门工作，甚至为宣传画作题词、为商业做广告的人，也遭到极不公平的待遇。由于对国家社会生活中一些腐败现象的担忧，他在1928、1929年写了讽刺剧《臭虫》和《澡堂》，便得罪了当局。“左派文化阵线（列夫）”被解散，杂志被停刊，已准备好在报刊上刊登的肖像被撤下来，正在上演的《澡堂》一剧也被停演。马雅可夫斯基遭到一系列打击，加上本人在爱情上遇到挫折，1930年4月14日拔枪自尽。 20年代初出现的文学团体和小组逐渐遭到打击，文学自由讨论的风气被扼杀。1926年“拉普”发生分裂。1927年，沃龙斯基被逐出文学战场。1930年4月，在共产主义学院举行了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讨论会，“山隘”小组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化身遭到毁灭性的批判，尤其指责他们所坚持的人道主义，说“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既然高举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旗帜，自然就离不开‘人道主义’口号”。[14]在文学批评战线上坚持文学的人道主义和正确对待传统的“山隘”受到致命的打击。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议。决议声明：“几年以前，当新经济政策初期特别活跃的异己分子在文学界具有很大影响、而无产阶级文学干部队伍还很薄弱的时候，党曾经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用一切办法帮助成立和巩固单独的无产阶级组织。”[15]这段话表明，党又回到革命初期的立场上，重新把大批新经济政策时期“特别活跃”而“具有很大影响”的作家作为“异己分子”，而且强调领导一直“帮助成立和巩固单独的无产阶级组织”。根据这项决议：“拉普”、“伐普”之类无产阶级作家团体被取消，“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纲领和努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团结起来，组成其中有共产党党团的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16]决定之所以没有宣布取消其他作家团体和组织，是因为这些组织实际上已经消失或名存实亡了。从此，苏联作家被统一在共产党专门组织的管理下，各个文学团体和组织并存的时代结束了。 斯大林不仅要作家在组织上统一，而且还要在思想上统一，在审美思想和写作方法上统一。经过反复的思考与研究，苏联提出一个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或者说理论。1934年8月21～31日在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领导下举行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作家协会章程对这一理论作了这样的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方法，它要求艺术家们要从革命发展中真实的、历史的具体描写现实。并且，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必须和那种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17]从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尊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理论和方法，此前所存在的其他所有审美思想和方法都被罢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要作为一种审美观来理解，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要求。艺术变成创造艺术神话的工具。人被放到历史的进程中，要被改造、教育、塑造成适合社会主义的“新人”，即标准环境中具有标准个性的人。结果人失去了自我价值。文学的研究和认知功能退到第二、第三位，主要功能变为进行宣传教育。现在，俄罗斯的学者用“норматизм”来表达这种“美学思想”。中国学者有的译为“范式主义”，也有译为“规范主义”。这种“范式主义”在实践中曾严重地影响了俄罗斯文学在国内的健康发展。 作家协会一开始就成为限制作家自由、打击迫害作家的工具。1936年2月，老作家玛·沙吉尼扬写信给联共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要求退出“无益”的作协。谢尔巴科夫给高尔基写信，要作协“狠狠地打击她，好让别人不敢再这么做。”[18]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因此谴责沙吉尼扬的“举动与每一个苏维埃集体对其成员的基本要求尖锐对立，是严重反社会的”。1936年8月25、26日，作协党组召开讨论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的判决。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会议。由于托洛茨基在20年代初曾发表过文学问题的意见，在作家中有一定影响。这次会议借清除托洛茨基分子的名义打击了许多所谓的“异己”作家。文学和戏剧评论家皮凯利被定为“匪徒”，把谢列布里亚科娃、谢利万诺夫斯基、格鲁茨卡娅、特罗钦科、塔拉索夫-罗季昂诺夫等作家打成“两面派”和“叛徒”。“山隘”是打击的重点，《红色处女地》杂志的主编、“山隘”的实际领导人沃龙斯基被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和他有联系的伊万·卡达耶夫就成为这次揭露的重点，还牵涉他和皮利亚尼克的关系。伊万·卡达耶夫被开除党籍。《红色处女地》杂志的新主编叶尔米洛夫也被点名，说他“维护与卡达雷诺夫有联系的已被逮捕的马兹尼”。[19]其他几种文学杂志也没有逃脱指责。《新世界》被指责刊登皮凯利的作品，《十月》被指责刊登谢列布里亚科娃的作品，《文学报》被指责不揭露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还吹捧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阿戈尔。会上还指责了拉普的领导人阿韦尔巴赫、马卡里耶夫等。会议还揭露作协党委书记马尔钦科同谢列布里亚科娃有联系，变成她的“文学走狗”。接着，还召开了作协主席团会议。安加罗夫在会后的报告中，竟诬指奥廖莎等一批作家被托洛茨基恐怖分子施密特灌醉，准备暗杀伏罗希洛夫，还涉及巴别尔、马雷什金等。[20]后来，又发动揭发与布哈林有联系的作家。整个30年代被枪杀或死在集中营中的作家有诗人H.克留耶夫、奥·曼德尔施塔德、Б.科尔尼洛夫；小说家伊万·卡达耶夫、Б.皮利亚尼克、马雷什金；政论讽刺作家M.克利佐夫；批评家A.沃龙斯基和其他许多文学家。被捕入狱服刑的有H.扎博洛茨基、Л.马尔登诺夫、Я.斯梅里亚科夫、Б.鲁契约夫和其他数十名作家。[21]对作家的镇压造成文学队伍中的告密风，有些人不断向中央机关写告密信、在报刊上发表斥责文章，严重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活动，有些作家虽然没有被抓走，只能沉默，坚持写作的作家，像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还有战前回国的茨维塔耶娃、克鲁乔内赫等只能把作品藏进抽屉。 30年代后期，党的领导对文学的控制更加严厉，政治干涉越来越具体。肖洛霍夫在写作《静静的顿河》的同时还创作了《被开垦的处女地》。他写信给斯大林，反映干部在粮食收购中对集体农庄庄员进行折磨与凌辱，斯大林指责他“庇护怠工分子”。《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出版时被删去了反映集体化存在问题的章节。1937年竟有人污蔑他要在顿河流域搞反革命叛乱，经他亲自去莫斯科进行辨明才得解脱。老作家玛·沙吉尼扬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入场券》，第一部《乌里扬诺夫一家》是写乌里扬诺夫一家生活及列宁童年和少年的纪实性传记。小说得到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首肯，但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却做出专门决定，指责其“是一部政治上有害的、思想上敌对的作品”。[22]在全国大镇压已经过去以后，1939年5月，巴别尔却在自己的别墅被捕，诬指“进行恐怖活动”，并于1940年1月被枪决。这年8月，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赫拉普钦科批准上演列昂诺夫的剧本《暴风雪》。中央宣传鼓动部的负责人却向日丹诺夫报告，该剧“意识形态上有害”。库兹涅佐夫向中央报告说：“剧本就其思想内容来说体现了最坏意义上的新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主题没有现实意义，没有提供能够反映我们现实的典型，充满了模棱两可和虚假的论点。”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剧本在意识形态上是敌对的，是对苏联现实的恶毒诽谤，禁止在剧院演出。”[23]1940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阿赫玛托娃一本作品选，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作了专门决定，不只查封了出版物，而且还处分了出版者和审查者。 在1941～1945年的苏德战争时期，1000名作家参军上前线担任随军记者、战士报编辑等职务，其余2/3没有上前线的作家，相当一部分人被疏散到边远地区。不论在前线还是后方，绝大部分作家都为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就在这个时期，政权对作家的监督与控制并未减弱，甚至还进一步强化了。由于作家协会在作家中的威信降低，便由党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文学的创作与出版事宜。中央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和两名副部长负责向中央书记报告文学战线的情况。1941年12月中，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指示法捷耶夫创办《文学和艺术报》，宣传部规定，报纸的大样应该在出版的前一天印出来送宣传部审查。在1942年6月，亚历山德罗夫就给谢尔巴科夫报告了因该报21期的错误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召开编委会分析错误，撤销皮斯马尼克的主编职务，召开中央一级报纸责任主编会议，还给宣传部工作人员别列杰夫、叶戈林、奥尔洛夫警告处分。[24]乌克兰著名作家、电影导演亚·多夫仁科写了两部反映乌克兰人民反抗法西斯斗争的作品：中篇小说《胜利》和电影脚本《战火中的乌克兰》。亚历山德罗夫在1943年7月和11月两次给谢尔巴科夫打报告，严厉地指责作家犯了“民族主义”和“攻击党的各项政策”的错误。党的领导下令，非经宣传部的批准不得刊登多夫仁科的作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撤销多夫仁科斯拉夫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奖金委员会委员、《乌克兰》杂志编辑和基辅电影制片厂艺术指导等多项职务的决定”。[25]在战争期间，联共（布）对许多作家进行了谴责与批判。比如，中央书记处做出的《关于谢尔文斯基创作中错误的决定》说：“联共（布）中央注意到，谢尔文斯基的诗《献给俄罗斯》、《俄罗斯给谁唱催眠曲》和《插曲》包含着严重的政治错误。”联共（布）中央警告谢尔文斯基，“他如重复类似的错误，必将被清除出苏联文学界。”[26]尼·阿谢耶夫是一名老作家，他写的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故事曾获得斯大林文学一等奖。作者把自己一部分写战争年代生活的诗编成一本《雷鸣年代》，交由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亚历山德罗夫收到出版社签署付印的书稿后，1943年11月26日向谢尔巴科夫报告，指责作者把苏联后方生活写成“庸俗的生活”，“是亚洲式的野蛮愚昧”，要求必须禁止这本书的出版。[27] 1943年12月2日，亚历山德罗夫及其两位副部长普京、叶戈林给中央书记马林科夫一份很长的报告，说：“最近一个时期，文学杂志《十月》、《旗》等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发表了一些反艺术的和政治上有害的作品。”其中举了谢尔文斯基的诗和普拉东诺夫等10名作家的小说和特写，重点指责左琴科的哲理小说《日出之前》，是“卑鄙下流的反艺术和政治上有害的。”[28]并严厉地批评了作家协会主席团的领导工作。在他们的建议下，这一天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对文学杂志进行监督的决定》，责成亚历山德罗夫和普京组织对杂志内容进行监督，杜绝可疑和反艺术的作品在杂志上出现；同时指令宣传部对杂志实行分工负责监督：亚历山德罗夫负责《新世界》、普京负责《旗》、费多谢耶夫负责《十月》。第二天，中央书记处还做出《关于提高文学杂志责任书记责任感的决定》，责成各文学杂志责任书记提高作品质量，杜绝杂志上出现反艺术和政治上有害的作品，警告他们在领导杂志以及杂志的政治思想方向和内容上要对中央承担个人责任。在这样严厉的监督之下，杂志编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据《旗》副主编说，有无数的主管部门负责对杂志进行监督。清样要寄给书刊总局4份，由他们的全权代表和高级首长审阅，但他们无权批准付印，要等宣传部叶戈林、奥尔洛夫提出意见。苏联作家协会责任书记也要审阅。除此，涉及军事问题的，要送军事书刊审查机关签署意见，与国外题材有关，要送外交人民委员部书刊处签署意见。一部作品经军事机关通过了，却被书刊总局给撤下来，得到外交人民委员部肯定了，却引起宣传鼓动部门的反对，往往期刊已经印出，却被责令撤掉一些作品。对于出版事务也进行了严厉监督，1943年一年就撤销了432种书籍和小册子出版。许多书稿被查禁。 战后，从文学界开始整肃知识分子的“日丹诺夫运动”，表面上是因为列宁格勒的两份杂志刊登了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几首诗和左琴科童话小说《猴子奇遇记》引起的，而实际背景是，在苏、美开始冷战的大环境下，斯大林要在国内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统治，敏感而活跃的文学界首当其冲。尽管已经对作家从组织上、政治上以及创作思想和方法上进行了严格控制，但是，由于战争激发了作家的民族自信心和创作自由的诉求，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公开批评党的文艺方针。Ю.尤佐夫斯基在他的《批评日记》一文中提出：“是应该思考一下的时候了，战争实际上带来什么，在哪些方面使我们比战前更聪明和更精明了，以便从这个角度审视我们的观点和某些经验。”他还说：战前占统治地位的“描述和反映标准”，在文学中“产生了粉饰现实和盲目乐观的现象”。[29]谢尔文斯基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目前艺术面临的任务之间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框束缚着当代艺术，因此应当用社会主义象征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限制了作家的创作能力。”[30]连《旗》的主编维什涅夫斯基在作协会议上也发言说：“我在这个冬季和春季在莫斯科各种会议上作了数次发言，发言中涉及对我们大家来说很现实的言论自由。”他甚至说：“我们战斗过，我们斗争过，给我们言论自由吧。”[31]在战争中因《日出之前》受到严厉批判的左琴科在同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谈话中仍然毫不隐讳地说：“我认为目前苏联文学情况很可怜。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公式化，大家都按照一定的公式写作。因此，甚至一些有才华的作家都写得很不好，枯燥乏味。”当安全工作人员问他今后的态度时，他说：“我需要等待。很快，战争结束以后，文学环境就会改变，为我设置的一切障碍都将消除。到那时我又能出版作品了。目前我在哪方面都没有变化，我将保持自己的立场。尤其是因为读者了解我喜欢我。”他认为战后“将会要求文学更尖锐和更无情地写我们的缺点。”[32] 针对作家队伍存在的情况，联共（布）选择了向来以思想自由著称的列宁格勒的两份杂志《星》和《列宁格勒》、两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作为突破口。左琴科是一位幽默和讽刺作家，他又是20年代“谢拉皮翁兄弟”成员；阿赫玛托娃是一位抒情诗人、白银时代象征主义的代表，在列宁格勒青年中有很大影响。对这场运动，主管思想工作的宣传部和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全力以赴，中央书记马林科夫也插手其间。1946年8月9日，召开了中央组织局会议，出席会议的不只是组织局的成员，还包括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中央机关的负责人和部分著名作家。斯大林亲自参加。尽管《旗》和《列宁格勒》杂志的主编和列宁格勒作协负责人、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都从自己职责上作了检讨，进行了自我批评，但仍受到严厉的谴责。斯大林不断插话，驳斥对被批评者的任何说明与辩解。就在这次会议上他指责说：“对外国作家阿谀奉承”，“卑躬屈膝”，“是个大罪过”。马林科夫追问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为什么批准左琴科为杂志的编委？日丹诺夫则表示：“到时候列宁格勒人会让左琴科彻底完蛋。”[33]8月14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做出《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决议指责“阿赫玛托娃是那种与我们人民格格不入、空虚无聊而又缺乏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审美情趣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唯美主义和颓废派‘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是对苏联生活的下流诋毁”。决定：禁止左琴科、阿赫玛托娃之流的作品进入杂志；停止《列宁格勒》，给杂志主编利哈廖夫警告处分；任命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叶戈林为《星》的新主编，解除列宁格勒党委管理宣传工作的副书记希罗科夫的职务；给市委第二书记卡普斯京警告处分。[34]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批判与镇压的序幕。会后，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的讲话中一再强调左琴科曾是“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并把这个团体定性为“有害集团”；不只强调阿赫玛托娃是“资产阶级—贵族阶级诗歌的代表”，还批判了白银时代的“高峰派”（即阿梅克派），并表示“绝不允许推广阿赫玛托娃”，“毒化意识”，甚至还指责“1907～1917年俄国知识分子历史上最卑鄙可耻的十年”。[35]随后广泛地开展了对“现代主义”、“颓废主义”、“形式主文”、特别是“无根基、无国家的世界主义”的批判。这充分表示要彻底否定白银时代的现代主义和20年代文学复兴时期的各文学流派和小组，要坚持同西方的思想意识和美学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不久，中央又做出一系列决议，批判了爱森斯坦的电影《伊凡雷帝》和作曲家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还批判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同时，还在生物学、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等一系列学科中开展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随着思想批判的开展又对知识分子及作家进行新的逮捕，不少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又出现了文学家第三次流亡国外的情况。 30～50年代对文学采取的这一系列严厉监控和政治高压政策，除去牺牲了一批著名作家，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使20年代复兴后出现的波浪汹涌的文学大潮，分成了几条支流：侨民文学队伍，国内的“潜流文学队伍”和公开活动的文学队伍。 20年代初迁居国外的侨民文学家，后来有人回国，有人死亡，人数在减少，而在30年代和50年代的镇压中又有新成员补充了他们的队伍。这些人远离祖国，处于特殊环境下，保持着独立的创作态度，结合国家和社会的变迁继续思考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国内的“潜流文学队伍”包含两种情况：一些人完全失去发表作品的权利，只能在隐蔽状态下埋头创作；另外一些人部分作品被剥夺了发表的机会。这两部分作家忍受着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却不愿放弃自己的美学信念，以极大的勇气继续创作。侨民文学家和国内的潜流作家实际上属于体制外的文学力量，其中集中了比较多的文学精华，他们也更多地继承和发扬了俄罗斯的文学传统，留下不少不朽之作。在侨民文学家队伍中，除了已经提到的蒲宁外，还有被誉为“引导人从黑暗历经苦难和不幸走向光明”的伊万·什梅廖夫（1873～1950），代表作有《死人的太阳》、《一个老妇人的故事》和《禧年》，都是影响很大的名作。弗·纳博科夫（1899～1977），曾侨居德国，后来居住美国，被誉为20世纪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艺术大师之一。他是诗人，又是小说家，还是研究文学史的权威。最著名的作品有《玛什卡》、《死刑邀请》、《洛丽塔》。虽然也用英、法等文字发表作品，被列入美国文学史，但“纳博科夫的创作保证了俄罗斯当代文学与20世纪初文学的连续性”。[36]伊万·叶拉金（1918～1987），二战期间德国占领基辅后被赶到德国，1950年迁居美国，是第二批侨民中的头号诗人。他的不少诗作被传抄到国内流传。在国内进行隐蔽创作的文学作品，像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写了12年、阿赫玛托娃的《没有主人公的长诗》写了22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从1947年写到1955年。在国内未得到发表和出版机会的，像扎米亚京的《我们》，普拉东诺夫的《地槽》、《切文古尔镇》，还有皮利亚尼克的《红木》等。这些作品后来都成为俄国和世界的文学名著。 在国内公开活动的文学家队伍人数相对多些，也有相当多的名作家，发表和出版的作品不少，其中不乏名著。但是，文学活动的环境不正常、不健康，作家经常被置于尴尬和难堪的境地。首先，一些作家只能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态度来摆脱加在他们头上的政治束缚。肖洛霍夫1940年完成了《静静的顿河》的最后一卷。这部长篇史诗是苏维埃时代引以为骄傲的文学成就之一。这部作品并不全是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成的。作家通过葛利高里的生活、劳动、爱情和战斗历程，倾诉了哥萨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结束的9年时间中所遭受的苦难，从而揭示了俄罗斯人民的悲剧命运。特瓦尔多夫斯基是20世纪中期苏联杰出的诗人。他的《瓦西里·焦尔金》是战争诗歌的代表。这部歌颂一名普通战士的勇敢、机智、尊严、自主、克服一切困难、取得胜利的战士之歌，打破了官方的程式和框框，诗中既没有最高统帅的名字，也没有对他进行颂扬，专注地塑造富有俄罗斯性格的民族英雄形象。从主题的选择与发挥、感情的抒发、语言的通俗流畅，都表现了作家追求自由、摆脱庸俗政治化窠臼的强烈愿望。列昂诺夫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心理、哲理小说家。30年代以后，他的作品除了上面提到的《暴风雪》之外，一般能够得到发表，剧作《进攻》被长期上演。表面上看，他写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科学实验和研究，也写战争和人民对法西斯的斗争，但这位被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门徒的作家，在人物和结构上狠下功夫，常常用高度浪漫的、华丽和象征主义手法塑造悲剧式的人物。在复杂的故事情节里隐藏着哲学意义——俄国的本质和命运、它的传统和希望。其实，像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B.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等战争小说的成功都在于作者恢复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写作手法。 其次，作家随时都有受到指责和批判的可能性，即使是一再受到表彰和紧跟政治路线的作家也不能幸免。法捷耶夫一直紧跟斯大林，长期担任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1947年发表了反映敌占区克拉斯诺顿青年同法西斯占领者进行斗争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普遍赞扬，但领导当局却批评作家没有反映地下党的领导。法捷耶夫花了四年时间进行了修改。修改本党的领导有了，而文学的价值则大大降低了。[37]《新世界》杂志刊载了瓦·格罗斯曼用批判现实主义风格描绘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第一卷，立即遭到指责，作者被指责“过多地描写心理活动，渗透着敌对思想和唯心主义哲学”。杂志被迫检查，第二卷一写出，即被没收。[38] 再次，1946～1948年党中央的一系列决议以及因此而开展的一系列批判，把相当一部分作家推上了“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的道路。这些作家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进行写作，结果出现两类作品，一类是极力宣扬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另一类不顾事实地歌颂升平，虚构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只考虑意识形态，根本不顾及美学要求，往往千篇一律，脱离现实。从一部作品到另一部作品不断搬用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情节，即一位革新者和一位保守者的冲突，或者一个落后的集体农庄转变为先进的集体农庄。凡是写了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写了各种利益之间、抱负之间的各种矛盾或感情之间的冲突，就被指责为“诽谤者”或“潜在的敌人”。戏剧遭到的打击尤为沉重，纳扎洛夫、格里德涅娃在1956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1936年，全部艺术领导工作集中在全苏艺术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相继停演了肖斯塔科维奇等的一系列戏剧，关闭与合并了许多剧院，在两三年内就使戏剧艺术的状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灰色的、千篇一律的“陈规旧套和刻板公式”以及“矫揉造作”占了统治地位。在领导方法上，谢尔巴科夫“对艺术工作委员会的要求：如果有人要写一个苏维埃新歌剧，那么请费心对这一工作进行帮助和监督，并要经常了解工作的进程”。在实际工作中，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从剧本的写作到允许排练、导演选择、演员挑选、舞台设计都要经过剧目委员会的审批。文章举了列宁格勒一位剧院院长雅·库尔丁诺夫的说法，这样监督的结果，“最后决定一个剧本命运的是剧目委员会的某一个人。一个人武断地给集体的工作提出评价，指出导演应该怎样处理剧本，演员应该怎样扮演角色，美术家应该怎样进行舞台设计，甚至说明怎样管理灯光。”“个人的兴趣代替了观众的要求。”艺术创作的自由完全被取消。个别领导个人的审美好恶变为领导思想。“领导”的概念越来越相等于“命令”的概念。于是行政命令和广泛运用各种各样的压制办法就成为影响艺术的主要方法。[39] 所以，到斯大林去世前，苏联的文学处于危机和畸形发展之中，形象地说就是“结冻”状态。对于国内文学艺术方面存在的这种情况，甚至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有许多平庸乏味的灰色作品，有时简直是歪曲苏联现实的粗制滥造的作品。”[40] 三 文学的“解冻”及其在俄罗斯文学发展中的地位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的去世开始了苏联历史的新时期。文学家首先感受到社会气候的变化。这年4月，列宁格勒女诗人О.别尔戈丽茨在《文学报》发表的《谈谈抒情诗》一文中就说：作家“不可能没有个人表现”，呼吁诗歌中“多一些真诚和解放”。她批评：在“很多抒情作品中缺乏主要的东西：没有人情味，没有人”。一些诗人“一听到个性这个词”竟“不寒而栗”。这是文学界发出的最早呼声，要求文学回到它的主题，即人和人的感情上来。5月1日，《文学报》打破了多年来官方庆典的传统，在第一版刊登了整整一栏爱情诗。 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一书中回忆，他决定写一本中篇小说并立即写下书名《解冻》的时候，曾想到1953年的4月。这年4月，对俄罗斯来说不只意味着春天的即将来临，而且还是一个难忘的特殊时期。斯大林去世才一个月，国内的政治生活已经发生变化：“医生案件”平反、公布了苏联人民演员米霍埃尔斯被谋杀的消息。[41] 6月23日，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决定重新吸收1946年被开除的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为作协成员。作家兼评论家К.丘科夫斯基得知这一消息以及《鳄鱼》杂志有可能发表左琴科沉默时写的短篇小说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包括绝大多数文学家和艺术家将获得新的生命！”[42] 7月25日，作家谢尔文斯基因非党诗人谢赫捷尔的诗集被出版社拒绝而给马林科夫写信。信中说：作为作协会员的专业作家不去找作协，而找自己的文友，说明“他对作协已不寄希望”。他接着批评，笼罩在作协内部的“恶劣气氛”，“距社会主义艺术家自由创造、自由争鸣的纯洁气氛太远了”。写信人还批评党中央宣传鼓动部，早在战争时期，为了把作家协会控制在自己的视野中，在作家中选拔了几十名“有关系”的文学工作者，把他们安插到文学界各个部门，正是这些人占据了领导岗位，进而成为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各杂志、丛刊、出版社编委会，甚至斯大林文学奖金评选委员会的头目。他们拥有无限权力，官官相护，相互纵容，充分肯定自己，清除竞争对手，最终脱离作家，成了广大作家所深恶痛绝的帮派。[43] 8月22日《文学报》以И.沙米亚金《幸福时刻》小说的命运为例，批评“一些编辑和评论家不正确地帮助作家，却促使他们伪造和通过不妥当的方法粉饰现实”，号召作家在那种情况下应勇敢地对抗批评者的非难。 诗人瓦·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新世界》，在文学的“解冻”时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杂志的8、9月号上连载了费·潘菲洛夫的《伏尔加河——母亲》。小说主人公大声疾呼：“忘掉规划，想想人民的需要吧！”[44]潘洛娃的《一年四季》揭露了一个利己主义者和投机家的上层人物。作曲家阿·哈哈图良说：“创作问题不能用官僚主义方法来解决。”[45]爱伦堡在《旗》杂志10月号上也提醒读者：艺术上的统计和工业上的统计完全是两码事，契诃夫和高尔基，他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喜欢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而不受行政官员和作家协会的监督。 《新世界》杂志12月号发表了弗·波梅兰采夫《论文学的真诚》一文，作者大胆而激烈地批评了苏联文学的现状。他认为，创作需要才华，首先要有真诚。有些作品之所以“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人物和环境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就是因为作者缺乏“真诚”。他指出，“一切公式化，一切非出自作者本意的，都是不真诚的。”而最坏的乃是“粉饰现实”。“粉饰现实”源远流长，表现手法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凭空杜撰永庆升平的景象”；掩盖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丑事和坏事”；回避矛盾和斗争。他告诫作家：“你如果总是要看某人脸色行事，你就是个坏作家。”千万不要干“估价行情”的蠢事。他还批评一些评论家“发出的不是声音，而是回声，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而只是四处散播别人授予他的东西。”他甚至说：“那些追随斯大林奖金的颁发而写的文章，一般说来只是点胡椒面，而不是文学的概述。”[46]波梅兰采夫的这些言论，立即引起了共鸣。古比雪夫的一位读者在信中写道：“普通的诚实人”早就发现这种丑恶的现象，并且愤恨至极，作家替老百姓说出了“大胆、实在而又公正的话”。这位读者还表示：“所有有头脑、热爱真理的人们，都会理解您。”[47]作家B.杜金采夫在一次读者座谈会上也说：“我认为，波梅兰采夫的巨大功劳在于，他第一次大声喊出了诚实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们的良知呼吁。”“因循成习的不诚实，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通病。”[48] 12月5日，丘科夫斯基同费定会见了文化部长波诺马连科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波诺马连科向他们叙述了自己朴实的自由主义新纲领，并告诉他们，他给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说了，今后演出从首长的监督下解放了。[49]12月6日，马雅可夫斯基的《澡堂》被停演了1/4世纪之后，经过重新排练，在莫斯科讽刺剧院上演。不过，就在1954年初，波诺马连科却被调任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而文化部长改由原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担任。这里已经包含某种玄机。 《新世界》杂志在1954年的3月号上发表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的一部分。这是诗人对时代的感受、体验和思考的叙事诗，表达了“人的自我独立——是他伟大的保证”。“解冻”文学的典型特征就是强烈要求表现过去被压制了的人的个性，它的内在自由，他的尊严，它的责任感。在这首长诗中有“伟大列宁从不是神/也没有叫人造神”的诗句。[50]4月号刊登了列宁格勒大学副教授Ф.阿布拉莫夫《战后散文中的集体农村人》评论文章。作者大胆触及了“最神圣的东西”——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作品，批评了巴巴耶夫斯基、马尔采夫、尼古拉耶娃及其他作家的“模范作品”，说他们不惜用粉红色油彩把平日集体农庄生活描绘成光辉灿烂的节日景象，嘲笑了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尼古拉耶娃的《收获》千篇一律的主人公、互相雷同的俊男靓女。这一年，阿布拉莫夫发表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兄弟姐妹》。这是“解冻”时期头一部比较成功的描写北方农村生活的作品。 就在这个时候，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在《旗》5月号与读者见面。这部小说打破了苏联文学的“常规”，没有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问题上，没有着力塑造正面的理想人物，而是把眼光移到实际生活中存在的普通人及其道德伦理冲突上，即普通人的爱情、对职业的态度和个人幸福等问题上。小说中几对从强制和镇压时代过来的男女，不能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冷漠呆板，唯恐自己变得直率和随和，生活并不幸福。在春寒之后，他们开始了自己的追求。小说揭露厂长茹拉甫廖夫，为了取得上级的信任，只抓生产和技术革新，不顾职工生活，结果职工居住的简易房倒塌，造成灾难。玩世不恭的画家沃洛佳只画能捞到好处的宣传画，画技衰退，而他的同学萨布罗夫甘于寂寞和忍受生活的贫困，坚持创作，精益求精，取得了很大成绩。作者告诉人们要真诚对待一切。这部小说不算杰作，但它却打动了成千上万的人竞相阅读。9月23日在莫斯科发行单行本，当晚就销售一空。 也就在这个时候，特瓦尔多夫斯基把自己的新诗《焦尔金在阴曹》交给《新世界》编辑部征求意见。对这部作品，有的编辑赞扬，有的则表示担心。K.西蒙诺夫从《阴曹》的话语中看到对政治局明显的暗示，正式反映到党中央。中央书记П.波斯佩洛夫转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被其中一节——“山鼠”士兵压迫国王——激怒，开始对文学家采取行动。作家协会的实际首脑、理事会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A.苏尔科夫在苏共中央所属社会科学院讲话时指责了《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5月25日，《真理报》刊登了苏尔科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旗帜下》的文章，首先把打击的矛头指向波梅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指责该文“有害”，因为他“反对共产主义思想，反对党的列宁主义文学原则”。他还批评了其他杂志和作家。批评佐林的剧本《客人》攻击党的传统。结果这个剧在耶尔莫罗夫剧院公演的第二天就被文化部勒令停演。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最后的遗言》里写道：“爱伦堡把他的一部小说命名为《解冻》，从而创造了一个用来描绘斯大林死后时期的流行名词。可是，我们领导核心不能完全同意他用‘解冻’来表示那个时期的特征。”“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在内是赞成解冻的，但我们觉得必须批判爱伦堡的立场”。“我们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洪水会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会冲破我们社会所有堤坝的浪潮。”[51]赫鲁晓夫的话表明，新领导集团对于知识分子的“解冻”要求虽然赞成但又害怕它变成冲破一切堤坝的洪水，因此便采取批判的态度。 6月6日，《共青团真理报》发了一篇《肯定生活——这是我们文学的力量所在》的专论。文章说：“共产党对我们的作家关怀备至”，希望他们用“鲜明的艺术形式”把“先进的思想灌输到广大读者中间”。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一些作家“匆匆忙忙制造了不少作品，其中的主人公是些骗子、无赖、政治上道德上蜕化分子”。文章点名批判了佐林的《客人》等作品，对于爱伦堡的《解冻》的评论是：“乍一看来，好像如实地描绘了生活，勇敢地激烈地提出了当代许多尖锐问题。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由于主要强调了生活的阴暗面，这样就歪曲了生活的真实。”[52]作协书记苏尔科夫在6月15日《文学报》刊登的《改进对作家思想教育工作》一文中，也有一段专门说到爱伦堡及其小说《解冻》的文字。其中说道：“我们必须严肃地、有原则地批评他的中篇小说的一些缺点。”[53] 7月17日和20日《文学报》发表了主编西蒙诺夫的《伊·爱伦堡新的中篇小说》长篇评论文章。这位作协负责人继续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原则，对小说的内容和所描写的人物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认为小说中的人物是苏联社会中“少见的”，“在他们的生活里看见的坏事多，好事少”，把这些细节加在一起，“小说中就造成一幅阴暗的背景”。西蒙诺夫用了多半篇幅通过对小说中的几个艺术家形象的分析和批评，指责作家歪曲了苏联文艺界的状况。他分析说，由于作者“观察的草率和肤浅”不仅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性”，而且“对作品的艺术性也有不良影响”。在他看来，“这篇小说比起伊利亚·爱伦堡最近十五年来所创作的一切文学作品都要坏”。他的结论是：“这篇小说虽然有好的篇页，但整个小说，对我们文学来说，却是作者的一个令人痛心的失败。”[54] 7月17日，特瓦尔多夫斯基给赫鲁晓夫写信，为讨论《新世界》杂志工作的相关问题和自己未发表的长诗，请求接见。赫鲁晓夫在党中央讨论这个问题时，指责《新世界》发表了有争论的作品及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在阴曹》。他认为应当从这样的立场来批评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缺点：“敌人指望，斯大林死后党的路线将修正。但是他们错了。”赫鲁晓夫承认，这类“偏向”的部分责任应当由党的领导来负。“我本人有过错，对个人崇拜阐明不够，使知识分子产生幻想。”他明确表示：“现在，我们实行的和将要实行的是此前党的工作所创造的所有经验的路线。我们是列宁主义者，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55]8月3日，决定解除特瓦尔多夫斯基《新世界》杂志主编的职务。 尽管赫鲁晓夫和文学界的领导人对爱伦堡等的“解冻”和《新世界》杂志采取了一些“纠偏”措施，但是，这些作家的行动却引起了相当大的共鸣。爱伦堡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西蒙诺夫等所进行的批评和评论反而引发了“要不要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文学如何表现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以及正面人物该不该有缺点？”等问题的广泛讨论。普罗托波波娃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文章，坚持日丹诺夫“苏联文学应当善于表现出我们的英雄人物”的观点，认为“塑造理想人物的形象目前已成为当代苏联文学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56]多数作家不同意这种意见。别里阿什维利在《文学报》上发表的《现实人物和臆想人物》一文中指出，普罗托波波娃等主张写理想中正面人物的人，实际上对社会“阴暗面视而不见”，“硬要把主人公内心斗争抹煞掉”。他们所谓的正面人物是“某种特殊类型的人”，是“无罪的天使”，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他认为，正是主张写理想人物的人把作家拖进“无冲突论”的泥坑。[57]凯特琳斯卡娅说，醉心于塑造“理想”人物，势必导致说教气味。“最糟糕的莫过于编写那些早在自己脑袋里构思好的纯属正面人物了。”这些人物“完全成熟”，“无所不知”，“一贯正确”，可惜缺少了生命力。[58]留里科夫说，这一争论是与蛮横的简单化和公式主义的争论。塑造正面的理想人物是强迫文学接受一种“伪善要求”。作家塑造自己的形象不是从配方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用玫瑰色来描绘天使的圣像，这些圣像绝不能代替生动的形象。“假如引向无冲突、引向粉饰现实、引向歪曲生活真实性的‘理想人物’这一概念占了优势，那么文学就将遭到毁灭。”[59] 为了把文学界出现的这种要求“解冻”的情绪和行为及时控制在党的领导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苏共中央决定召开作家代表大会，统一思想。但在会前，卡维林、卡扎凯维奇等7名作家发表了《致同事们的公开信》，表达了作家对作协组织的不满和改组作协的具体建议。信中说：在各种刊物、各种座谈会和代表会议上，“年年可以听到对作协的责备”。“它的工作徒劳无益”，“这一庞大臃肿的机构无法弄清我们文学中的复杂现象”，“作协领导很少了解作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很少考虑他们的真正的创作兴趣”。“作协已经由创作组织变为某种管理文化事业的行政机构。”公开信建议，撤销作协的各种委员会，由一些著名作家通过杂志、出版社、报刊组织创作，培养青年作家，把作协变为集体的创作组织。[60] 在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作协书记苏尔科夫作了《苏联文学的现状与任务》的主旨报告。他仍然认为，在党的路线指导下，20年来文学的发展状况是“好”或甚至比“好”还多一些。报告人不好直接反对作家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因为新领导正用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黑暗面来树立自己的威信，所以，便使用了一个听起来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相容的名词“心灵状态”，说：“一个作家如果陷入了狭小的‘心灵状态’，就必然要遭受失败。”“一些很有经验的作家，如伊·爱伦堡在中篇小说《解冻》中和维·潘诺娃在长篇小说《一年四季》中的失败，完全不是这些作者集中注意去批评生活中黑暗的现象而造成的。批评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糟糕的是在于他们违反了方法上的客观法则，站在抽象的‘心灵状态’的不牢固的基础上，将作者对于苏联人的任意的主观的看法与社会的人之个性发展的规律对立起来。”[61]西蒙诺夫比苏尔科夫要实际一些，他在《散文发展的几个问题》的补充报告中，不得不从苏联作家协会的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来检查苏联文学中之所以存在“无冲突论”、“粉饰现实”等现象。他认为，该定义的第二句，即“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会使人们产生“并不是任何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都能够为这个目的服务”的错觉。因此，战后“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常常随心所欲地解释这个公式”，“他们竭力‘改善’现实，其借口就是要在发展的趋势中表现现实”。他又说：“最近几十年来在我们各个艺术领域滋长起来的热衷于伟大人物和宏伟事件的倾向，无论怎么说都是和‘个人崇拜’和片面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任务有关的。”[62]西蒙诺夫建议删除章程中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第二句。大会的前7天很沉闷，只是在作家奥维奇金发言以后才活跃起来。奥维奇金不同意苏尔科夫对文学现状的估计。他说：“近年来文学里出现了许多灰色的、平庸的、粗糙的东西，不仅出现了，而且混到最高地位，混到了所谓带头地位，或者说得激烈些，混到了文学的代表地位”，成为“看齐的目标”。[63]他批评颁发文学奖金的制度不对头，不民主，没有估计到读者的意见，没有估计到公正的批评意见。他还批评西蒙诺夫作为《文学报》主编发表了不少论文，搅乱了一切标准，把平庸拙劣的东西捧上了天。肖洛霍夫也说：“近年来杂志上和书市上充塞着许多灰色平庸的文学作品，这股潮流泛滥成灾。”[64]虽然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试图把文学的“解冻”引向新领导能够控制的范围，大会对作家协会的章程作了某些修改，同时，把曾受到批评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潘诺娃、格罗斯曼等都选入作家协会新的执行委员会，恢复了阿赫玛托娃作协成员的资格。但是，文学“解冻”的势头并没有被压下去，广大作家坚决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反对用政治来压制文学。上层领导不得不答应，今后不再随意逮捕或监禁作家。 1955年1月，赫鲁晓夫迫使马林科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这虽不能看作文学“解冻”的直接结果，但苏共领导层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无疑会影响文学的“解冻”运动。这一年，文学“解冻”开始涉及对斯大林时代某些历史的讨论。5月7日的《文学报》发表了《苏联文学的爱国主义主题》的专论。文章指责在某些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中，个人崇拜的影响起了不好的作用。“对战争初期的困境常常轻描淡写。”[65]接着沙季诺夫中将在《伟大崇高的题材》一文中说：“战争初期常常被理想化”，臆造出来一个“积极防御”的神话。[66]同时，开始对斯大林时期遭到清洗的作家恢复名誉，先后被恢复名誉的有巴别尔、布尔加科夫、梅耶霍德、维谢奥利和基尔雄；还包括“山隘”派的伊万·卡达耶夫；“锻冶场”的诗人基里洛夫、格拉西莫夫、巴赫米季耶夫；犹太诗人戈洛德内和别尔格森；还有共产党员作家考尔左夫、雅申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娃等。为了出版被迫害者的作品设立了专门编辑委员会，有选择地出版了一些作品，如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巴·瓦西里耶夫的诗歌和阿·维谢奥利的小说；对帕乌斯托夫斯基、李金和卡达耶夫的短篇小说作了修改后提供给读者。此后，官方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俄罗斯经典作家。阿赫玛托娃被《文学报》誉为“俄罗斯诗坛上天才和崇高的作家”。革命后在国内首次出版了蒲宁的作品集，特瓦尔多夫斯基写了前言。普拉东诺夫的一些作品也开始发表。而新创作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逐渐冲破官方的模式，出现了更多不同风格的、情节更加新颖的、故事内容的展开更加自由的作品。 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把苏联自30～40年代以来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归结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造成的后果。代表苏联作家协会在会上发言的苏尔科夫仍大谈苏联文学的成就，既没有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政策及其后的“解冻”做出正确评论，也没有对作家协会的工作进行自我批评。在他后面发言的肖洛霍夫则谈到苏联文学的落后问题。他不同意苏尔科夫以出版了多少书来夸耀文学的成绩，他说苏联有3773人参加作家协会，但大都是“死灵魂”。“在近20年当中，我们出版的富有智慧的好书是有数的”。肖洛霍夫在分析“文学落后的原因”时，一方面批评了大部分作家不同人民交往，不了解生活。在莫斯科大约住着1200个作家，他们生活在“三角形的迷魂阵里：莫斯科——别墅——疗养地”，不到工厂，不到农庄，“白白地浪费生命和才华”。另一方面，他尖锐地批评了作家协会，“作家协会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创作集体，却蜕化成一个行政机构，由利欲熏心的法捷耶夫把持着，他什么都干，就是不帮助作家从事写作。”“为什么过去的十五年中，竟没有人告诉他，作家协会不是一个军事组织，更不是一座监狱，没有一个作家再想在总书记法捷耶夫面前立正。”[67]法捷耶夫没有得到在大会上发言的殊荣，而且从原来的中央委员被降为候补委员。 苏共二十大以后的第三个月，也就是5月13日，法捷耶夫留下一封给苏共中央的信后自杀身亡。法捷耶夫在信中说：“我为之献身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断送”，“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文学——这最神圣的事业——遭到官僚主义分子和人民当中最落后分子的蹂躏”。“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小孩子的地位，被意识形态恫吓，这一切被称为‘党性’。”“我被变成一匹拉重车的马”，从事“官僚主义的事务”，“落到头上多少吆喝、训斥、教训，还加上众多的纯粹思想意识罪过。”法捷耶夫终于对斯大林时期文学和他自己的处境做了如此刻骨铭心的哭诉。他悔恨交加，感到“作为作家，我的生命失去任何意义”。[68]法捷耶夫的自杀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法捷耶夫死后，西蒙诺夫在一篇文章中，用相当篇幅叙述了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被批判的经过，以及作者痛苦的修改过程。应该说，法捷耶夫实际上是斯大林制度及其文学政策的牺牲品。 苏共二十大对文学的“解冻”无疑是一次大的推动。对于斯大林及其功过的评价，首先涉及对反法西斯战争的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1956年，肖洛霍夫写了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叙述了一个普通战士索科洛夫在战争中的遭遇。他诚实地打过仗，曾被法西斯俘虏，经历了地狱般的磨难。胜利之后，迎接他的仍是残酷的现实。作家以极大的同情描写这个人物，实际上是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极大关注。在那样的年代，索科洛夫的遭遇每一个俄国人都可能碰上。肖洛霍夫的小说对苏联的战争文学产生很大影响。此后许多此类作品，如库罗奇金的《战争就是战争》、沃罗比约夫的《牺牲在莫斯科郊外》和西蒙诺夫后来写的《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等，都把注意力转向对战争的全面深入的分析，不只叙述战争的胜利进军，而且也反映出现过的严重失利，特别注意分析战争和人民、战争和民族命运的不可分的关系。 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所触及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对斯大林时期大镇压情况的揭露。1956年秋季，《新世界》杂志发表了弗·杜金采夫的《不仅仅是为了面包》，就涉及这一题材。小说叙述了一个叫做洛帕特金的人的遭遇。他是一名物理教师，从事一项铁质排水管的离心铸造机的设计，屡遭失败，后来引起军方的兴趣，但却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被捕，被送到北极地区的集中营。斯大林之后恢复名誉，发明的机器被采用。但当年和他对立的人物没有受到惩罚却做了副部长。这部小说主题思想简单，结构松散，记叙冗长，从美学的角度看，并没有很高的价值，但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和《解冻》一样，它表达了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涉及当年镇压和集中营情况的作品还有加·尼古拉耶娃的《征途中的战斗》、尤里·邦达列夫的《寂静》、维·涅克拉索夫的《吉拉·格奥尔基耶夫娜》、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等。还有一批作品，像达·格拉宁的《个人的意见》、尼·日丹诺夫的《回乡途中》、亚·雅申的《杠杆》等，针砭了苏联官僚制度。 苏共二十大以后，文学的“解冻”仍然受赫鲁晓夫个人意志的左右。在发生了国内的第比利斯事件和国外匈牙利事件以后，赫鲁晓夫退缩了。在1957年的春夏，几次召开文学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会议，他亲自发表讲话，要求知识分子正确对待斯大林的成绩与错误，继续为共产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反对异己思想的影响渗入文学艺术。他点名批评了杜金采夫和在《莫斯科文艺》季刊上发表诗作《最重要的》的阿利格尔。他说：“《不仅仅是为了面包》满怀偏见的引用了一些反面的事实，对我们的立场作了歪曲的叙述，被国外反动派利用来反对我们。”[69]此后不久，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向第三次全体会议提供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文学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不仅批评了杜金采夫，还批评了西蒙诺夫不久前在《新世界》杂志发表的《谈谈文学》和克朗在《莫斯科文艺》发表的《作家随笔》，指责他们“给那些需要阐明的问题造成混乱”。这个报告几乎重新肯定了30年代以来包括1946～1948年的一系列决议在内的党的文学路线，重新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的唯一方法。报告竟然指责兄弟国家波兰的扬·科特、普希博斯和托埃普里茨以及匈牙利的卢卡奇、南斯拉夫的维德马尔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敌人”。[70]这是向文学“解冻”刮来的一次强烈的寒流。 就在这次寒流中发生了轰动世界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曾属未来派，20年代成为先锋派诗歌的大师和领袖，却被扣上“虔诚的唯心主义”的帽子，一直受压制和打击。战后10年，帕斯捷尔纳克埋头写作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医生，又是一名诗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年代的历史变乱中，他虽尽职尽责，救死扶伤，却历尽苦难。作者没有否定革命，也没有赞扬革命，只是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人与历史”的这一重要主题。作者还写了《日瓦戈诗作》作为小说的最后一章。1955年底小说完成后，作者就把书稿寄给了《新世界》和《旗》杂志。《新世界》退回小说，并在退稿信中表明，不能发表。1956年5月，意大利电台驻莫斯科记者、共产党员谢尔捷奥·安杰洛在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陪同下到帕斯捷尔纳克家做客。帕斯捷尔纳克把自己的小说手稿给了他一份。安杰洛把它交给了米兰出版商菲尔特里内利。1957年1月，帕斯捷尔纳克还同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出版，西方其他国家相继也有译本出版。这部小说受到西方著名作家的称赞。1958年10月23日，帕斯捷尔纳克以其“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国小说的传统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5年前他就曾获这项奖金的提名）。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立即向中央打了一份要求采取严厉措施的报告。主席团在当天就做出决定，指示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批判小说的内容、揭露“国际反动派煽动冷战的手段”；通过西蒙诺夫劝告作家发表拒绝奖金的声明；组织并公布一批作家的表态文章。在上面的政治导向下，国内很快掀起了一场声讨作家的狂潮。克格勃领导人竟以驱逐作家出国相要挟。帕斯捷尔纳克被迫给赫鲁晓夫写信，并向瑞典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声明放弃奖金。这期间，克格勃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和监控，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还传讯作家，并建议褫夺帕斯捷尔纳克国籍，驱逐出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经准备了文件，只是在国际压力下，苏共中央主席团才决定放弃这一措施。[71]虽然帕斯捷尔纳克没有被驱逐出国，但却被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偏僻处所，在克格勃的监控下生活。作者曾写了一首《诺贝尔奖金》表达自己忧愤心情的讽刺诗，又一次受到威胁。1960年5月帕斯捷尔纳克离开了人世。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当年没有读《日瓦戈医生》，如果读了，可能就不会那么处理。其实，当时跟着政治指挥棒批判和声讨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家和群众，大都没有读过《日瓦戈医生》，因为作品还没在国内出版。对待一部重要文学作品的这种做法，充分暴露了这个制度的不严肃和领导人的主观随意性。 同帕斯捷尔纳克的命运相比，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赫鲁晓夫时期的境遇要幸运得多。索尔仁尼琴生于1918年，是革命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1941年10月，他参加了卫国战争，曾获得过二级勋章和红星勋章，担任炮兵上尉。因在通信中同战友交流自己心中的疑虑，他被捕、判刑8年，后来又流放哈萨克斯坦。在服刑期间，他深入思考了国家悲惨命运的根源，后来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在创作大型史诗作品的同时，1959年他完成了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普通农民，战争期间参了军，诚实的打过仗，负伤后还没彻底好，就又返回前线，被俘虏后逃出来，又与成千上万的被包围者一道进了自己的劳改营。小说通过犯人杰尼索维奇一天的劳改营生活，揭露苏联劳改营的暴虐，刻画主人公的内心尊严、勤劳勇敢、有良心、向往自由的品质。一天浓缩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这篇小说能够在《新世界》1962年第11期发表，是因为特瓦尔多夫斯基通过第一书记的助手请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读了以后坚持发表。这篇小说开拓了斯大林时期历史的又一个主题——劳改营生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索尔仁尼琴是一位文学奇才，他还写了《第一圈》和《癌病房》等著名小说，后来还写了揭露苏联镇压和集中营实情的《古拉格群岛》以及描写1916到1917年2月俄罗斯历史史诗的《红轮》。 有的学者把苏联文学的“解冻”仅仅看作一种“思潮”，甚或是赫鲁晓夫等导向下的“自由化的思潮”，对于文学“解冻”的作用和意义因而也作了不恰当的估计。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文学“解冻”是斯大林之后苏联作家们通过自己的文字、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给有关领导写信等合法方式自发地批评斯大林时期的文学政策，要求结束对文学的政治高压政策，恢复作家独立自主的创作权。先是少数作家勇敢地站出来说话，发表创新的作品，逐渐相当多的作家参加进来。如果把作家们在不同场合的言论集中起来，那就是，要求独立地自由地从文学的角度反映和描述社会生活的权利，反对政治对文学的粗暴干预，反对通过作家协会对作家进行严厉的行政管理，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作为政治标准的所谓“根本审美方法”，反对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不容许再对作家滥施镇压。这些针对斯大林时期文学现实的要求，对于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并不过分，对于苏联，也是保证其文学跨越险阻、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斯大林的继承者却害怕文学“解冻”成为“泛滥的洪水”，因而对这一运动不是因势利导，而是采取堵截、控制、有时甚至谴责与反对的态度。而苏联的作家不怕威胁利诱，再接再厉，坚持斗争。因此，文学“解冻”成为一场连续不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文学“解冻”代表着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一种历史趋势，是俄罗斯文学发展规律的反映。虽然，赫鲁晓夫并没有完全放弃斯大林的基本理论和路线，使文学“解冻”运动反反复复，拖泥带水，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还发生过驱逐索尔仁尼琴和审判一些作家的严重事件，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文学“解冻”在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以及在苏联的改革中的作用和意义。第一，文学“解冻”实际上是苏联时期又一次文学的复兴运动。文学“解冻”运动冲击和批判了斯大林的文学政策，对被镇压的作家恢复了名誉，解除或放宽了某些禁令，推动了作家自身的解放。国内作家开始思考革命以来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种种苦难，许多作家扭转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开阔了题材，吸纳了多种美学思维和方法。在文学“解冻”时期，苏联文学出现了新的复兴和创作高潮，从而产生了一批美学价值很高的作品。第二，文学“解冻”开了斯大林之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斯大林之后，文学家最先站出来批评文学领域中存在的不正常现象，要求打破陈旧的规章制度，创作真实反映人民生活、劳动和感情的作品。这些作家的行动受到广大读者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后来，“解冻”也逐渐波及其他思想理论领域。这样，在苏联就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苏联改革。第三，文学“解冻”使俄罗斯文学逐渐又恢复了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随着对斯大林文学路线的清理与批判，国内崭新的作品不断出现，被镇压作家的作品逐渐同读者见面，藏于抽屉的作品逐渐开禁，就使苏联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对苏联时期的文学有了新的认识，除了官方原来推崇和传布的作品外，原来还有不少更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存在，苏联文学并非一片灰色。加上侨民文学家作品的“回归”，被人为分割的三支队伍又逐渐汇合成统一的文学阵容。随着同世界沟通与交流的恢复，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又显现出来。在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1965年肖洛霍夫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70年索尔仁尼琴又得此奖，1987年布罗茨基也获得此奖。虽然，索尔仁尼琴因获此奖而被驱逐出国，布罗茨基也是移居美国后获奖的。但他们都是文学“解冻”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其成就应该算进“解冻”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成绩之内。 四 文学“解冻”的原因与苏共文学政策的教训 只有把文学的“解冻”放在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总进程中去研究，才能比较清楚地看明白文学“解冻”的原因以及它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样，只有弄清了文学“解冻”的原因及其意义，也才能使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有一个更深切的认识。这就是笔者给本文加上一个“20世纪俄罗斯文学曲折发展的一个解扣”副标题的原因。 俄罗斯文学为什么能得到高度发展，而且在苏联时代经历了那么大的曲折，迄今又能站到世界文学发展的前列？一个国家文学艺术的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有国家和社会提供的丰富创作素材；有独立的文学家队伍。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有国家和社会提供的素材，而没有独立的、成熟的文学家队伍，没有他们深入地思考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从而用文学的手段加以反映和表现，也就不会有伟大的文学作品出现；同样，有了文学家的队伍，如果国家和社会存在的问题不紧迫、客观条件不典型，或者作家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也写不出有代表性的、有震撼力的典型作品。 19世纪，俄罗斯处在不断的大变动当中。一方面，统治俄国人民的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已成为阻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桎梏。从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开始，革命运动接连不断，几乎每过20年革命就跨入一个新阶段；另一方面，随着俄罗斯不断地向外扩张，国家的领土占了地球陆地的1/6，统治了100多个民族。国内的民族矛盾和国际上同欧洲大国之间的矛盾也常常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后，连沙皇也感到不能照常统治下去了，1861年进行了农奴制度的改革，试图通过由上而下的改革使国家转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沙皇政府进行农奴制度改革，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自己政权的基础，对取得土地的农民规定了极为苛刻的条件，社会基本矛盾并未得到很好解决，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增加了新的社会矛盾。这种大变动及其引起的社会变迁和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就为文学家提供了丰富的思考和创作的素材。这就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客观条件。 国家和社会的大变革是以社会思想的进步为先导。从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开始，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都为解放祖国、摆脱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而呼号。在19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上半叶，先后活跃在俄国思想战线上的几位伟大的民主革命思想家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他们同时又是文学家、文学评论家，不仅进行了民主革命的启蒙运动，而且还接受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为俄国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料，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普希金之后，俄罗斯相继出现了一大批著名文学家：尼·瓦·果戈理、米·尤·莱蒙托夫、伊·屠格涅夫、尼·阿·涅克拉索夫、列·尼·托尔斯泰、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米·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以及安·帕·契诃夫、弗·加·柯罗连柯等。这些文学家的思想、艺术风格各有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站在反对现存制度的立场上，对现实持批判主义的美学观。普希金的诗歌表达了青年一代渴望自由的心情，辛辣地讽刺了沙皇制度的反动与腐朽。果戈理用自己天才的幽默才能鞭打和讽刺了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莱蒙托夫的诗歌富有反抗情绪和浪漫主义倾向。屠格涅夫是对俄罗斯心脏的跳动最为敏感的作家。涅克拉索夫的诗歌气势磅礴，同情农民，为人民的自由歌唱。托尔斯泰被称作“俄国革命的镜子”[72]，他的作品对农奴制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对国家、对统治阶级、对官办的教会、对黩武主义，均表示深恶痛绝。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天才的描写心理的作家。他敏锐地抓住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揭露了人们在金钱势力支配下复杂而痛苦的感受，同情那些生活上毫无保障、受尽压迫的人们，热烈向往道德高尚而美好的生活。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是天才的讽刺作家。知识分子摆脱统治者的控制，坚决站在反对沙皇政权和现存制度的立场上，证明他们已经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俄罗斯文学家是组成独立知识分子队伍的重要部分。独立知识分子队伍的产生是俄罗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开始转变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家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每个作家才能独立自主地深入思考国家和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创作出许多不朽的伟大作品。 19世纪90年代初到1917年10月这大约1/4世纪，是俄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一方面，这时候俄国的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另一方面，俄国政治、经济却面临重重危机。国内的各种矛盾，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各少数民族和大俄罗斯民族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和沙皇政府之间的矛盾，加上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俄国同欧洲资本主义大国以及日本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成为世界各种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日、俄战争中，俄罗斯的失败立即引发了1905年的革命。在这次革命中产生了各种政党和团体。沙皇政府被迫发表了建立国家杜马的宣言。但是，革命运动最终失败。革命失败后，国内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和激化。知识界围绕国家和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围绕革命还是改革、继续采取激进斗争还是改行社会改良和人的精神革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世纪产生的各种思想和政治流派：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立宪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在俄罗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宗教哲学及其神秘主义等，这个时候都在宣传自己的主张，企图影响俄国的政治走向。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寄希望于工业的发展与新兴的革命阶级，主张进行有组织的群众斗争，直至用暴力推翻旧制度，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立宪民主党则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主张渐进，先建立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共和国。实践已经证明，改革和革命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由上而下的改革总是要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会使劳动人民付出长期沉重的代价。激进的革命运动必然引起暴力冲突，不仅人民会付出血的代价，而且革命后由于人民群众的民主素养差，能否建立起民主和文明的社会，是一个现实问题。另一些文化人士在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特别是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深信革命途径的不人道，提出了精神革命的思想，认为重要的是完善人的内心世界。对于这些争论，普列汉诺夫曾感慨地说：俄国一直处于启蒙还是革命的两难之中，鉴于人民的觉悟和文化水平低下，就应该先进行启蒙，但这却受到统治者的阻挠；为了排除启蒙的阻力，只能先推翻专制政权，但旧政权推翻后，又因为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文化水平低下，建立不起真正的民主政权。各种思想同时存在并进行激烈的争论，正是俄罗斯面临的问题复杂、历史抉择困难的表现，也是知识分子有了独立地位的表现。所有这些困扰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问题，同样也困扰着文学家。对文学家来说，同这些问题直接相关的就是如何看待人和社会历史的关系。建立在因果决定论基础上的批判现实主义美学理论显然遇到新的挑战，现实促使文学家寻求新的思维方法。世纪之交，西方先进国家在科学技术和思想意识上发生新的变化。量子力学的产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白银时代文学的多元美学思维以及在这些美学思维影响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产生的。布尔什维克站在自己单一的革命意识的立场上，把这个时期看作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混乱，甚至是“知识分子的卑鄙可耻的时期”，显然是对这种多元思想争论一种简单化的“唯我独革”的看法。如果认真研究一下20世纪的俄国历史和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史，就会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当时，以H.别尔嘉耶夫、C.布尔加科夫等为核心的宗教哲学家和政论家出版了《路标》文集。他们指出：狂热信奉任何理论纲领都带有危险性，轻信某种社会理论具有普遍价值是没有道理的，并批判了激进主义者自身固有的弱点。《路标》派的观点当时受到革命派的批判，而在今天看来，他们的观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了白银时代的文学热，人们希望从这些文学作品中汲取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益的营养，就是一个证明。 1914年，俄国最早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短暂的胜利后就陷入了失败与战争造成的无穷灾难之中。接着发生了二月民主革命，俄国的民主政权没有站稳脚跟，布尔什维克党又用武力夺取政权。国家和社会大分裂，经历了几年的国内战争。布尔什维克党在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实践，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的激进政策。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在高度集权政治的基础上，实行高速度以发展国防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和用强迫和阶级斗争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对知识分子采取简单化的单一意识形态统治，对不同政见者进行残酷镇压。在20世纪40年代，苏联又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代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斯大林去世的这几十年中，俄罗斯国家所走过的道路虽然有光辉灿烂的一面：苏维埃革命是震撼世界的伟大事变，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开创性和试验性的意义，战胜希特勒法西斯则是“世界性的丰功伟绩”；但不可否认还有另外一面，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俄国人民遭受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沉重灾难，付出了5000万以上的生命代价和巨大的物质损失，而且，国家现代化、民主化、社会文明化的历史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拖延。苏维埃年代的历史和现实无疑为文学家提供了最为广阔的题材。有着“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文学传统的苏联文学家必然会关注、思考和表现这些问题。20世纪20年代文学的复兴和发展就是明证。作家的审美视角不同，表达的方式方法各异，但作家共同关注和反映的基本上是战争、革命、内战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一系列政策在国内激起的各种波澜，引起各种人群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人们思想和心灵的起伏与震颤……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曾说到他为什么不用诗歌而改用小说来表现这个时代的原因时解释说：用语言展开剧情的形式，不是戏剧而正是散文，诗歌是文学里的大素描。这个解释可以帮助人们理解20年代散文作品大量出现的原因。因为，革命以来国家和社会发生的变化十分复杂，只有小说才能比较好地表达。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虽然苏联文学被迫走上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但苏联作家在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仍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经过文学的“解冻”，又恢复了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这同样是文学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的相结合的结果。 除了以上两个基本原因，当然还要提到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底蕴。和许多曾出现过文学辉煌的国家一样，俄罗斯文学也带着强烈的民族文化的特点。俄罗斯国家的历史不是很长，却拥有丰富的文学艺术资源，俄罗斯辽阔独特的自然风貌，俄罗斯人勤劳、勇敢、擅长诙谐、幽默、向往国家强大和统一的民族性格，俄罗斯丰富的民谣、民歌、民间传说，优美而富于表达的语言，俄罗斯人信仰东正教，雄伟壮丽的教堂、宗教神话、宗教哲学、宗教伦理道德深入人心，等等。这些都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源泉。凡是喜欢俄罗斯文学的人都会被俄罗斯作家深邃的思想、丰富而多彩的表现形式、歌颂自然和抒发感情的精湛技巧、优美而丰富的语言所打动，所折服。提起俄罗斯文学不能不想到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讽刺和幽默的大师。诗歌在俄罗斯文学中占着特别重要的地位，象征主义对俄国的诗歌影响很大。读俄罗斯象征主义的诗，就像欣赏中国的大写意画一样，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往往感到深不可测。而俄罗斯的普通大众却喜欢诵读，能够接受，这大约就是宗教神秘主义哲学的影响。还有一层，俄罗斯人喜欢读书，凡是到过俄罗斯的人对这一点会有很深的印象。在交通工具上，在博物馆前的排队中，许多人都抱着一本书认真阅读。作家经常会把自己的作品拿到露天广场上和朋友的集会中去朗诵。许多不能公开出版的作品，常常先以手抄本流传。作品首先要有读者，读者的广泛兴趣是文学发展、经久不息的一个重要条件。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系。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是构成人类社会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生产、社会经济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社会政治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和进行管理，社会文化是社会文明和社会精神的体现。这三大部分虽互有联系、互相影响，但各有分工，不能相互代替。社会文化既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会影响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发展与变化，而且往往是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与变化的先导。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和进步尤其具有自己的特殊作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主要标志是人的解放和社会的文明。人的解放是社会文明的基础，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说，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73]高尔基有一经典名言：“文学就是人学”。文学的主要效应就在于促进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文学遵循的是美的思维，宣扬真善美，批判假恶丑，提高人的审美能力，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性情，丰富人的思维和想象力，从而提高人的精神素质。文学家以不同的视角解剖社会，剖析人的不同追求、不同性格、各种感情纠葛以及人的生、长、婚、嫁、病、死等生命的进程，而且分析和表现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历史的关系，促使人们正确认识自己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地位。文学是社会的解剖刀，是社会的警世钟，是社会的名医良药。文学通过提高人的自觉性来协调人们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不断走向文明。文学对人的解放和社会文明的促进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苏联共产党重要的历史教训就是混淆了社会政治、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三者的关系，把社会政治置于其他两者之上，从而也曲解了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艺术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特殊作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抓住了马克思“暴力革命”的理论，把夺取政权作为“革命的根本问题”，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俄国建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但是，布尔什维克没有正确对待自己的经验，把暴力、政权绝对化，把维护政权的政治看作最高原则，处处从政治着眼。在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上从政治出发，违反经济生活的客观法则，而且动不动就使用暴力，伤害了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造成许多严重而无法挽回的损失。在对待文学问题上，忽视了它的独立存在的特性，把文学作为政权的“齿轮和螺丝钉”，忽视了文学的历史继承性，曲解了文学对人和社会的特殊作用。到了斯大林时期，把文学完全作为政治的附属品，“罢黜百家”，自我独尊，为作家规定统一的审美思想和写作方法，对作家实行政治高压政策，甚至不惜用暴力镇压作家，不仅使文学在坎坷曲折的道路上蹒跚前进，而且也延误了人的解放和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斯大林之后，文学家掀起了文学的“解冻”运动，斯大林的继承者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斯大林的思想理论。这是苏联没有经过改革走出困境的原因之一，也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沉痛教训！
[1] 恩格斯：《致康·施密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04页。 [2] 符·阿格诺索夫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是近年俄罗斯出版的比较好的文学史，其中评介了从白银时代到苏联时代的主要作家及其主要作品。中译本由凌建侯等翻译，白春仁教授校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处高尔基等的话引自这本书。本文对一些作家及作品的评论也参考了此书。 [3] B.科瓦廖夫：《苏联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第101页。 [4] 符·阿格诺索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第25页。 [5]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第554页。 [6] 列宁：《党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13页。虽然这一版把原来的“党的文学”改成现在的译法更精确了，但是，列宁所说的“党的出版物”显然也包括党的文学著作。在斯大林时代一直把本文在文中所引的话作为党对文学进行政治监控的依据。 [7]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104页。 [8]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99页。 [9]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全集》第39卷，第330页。 [10]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203页。 [11] 转引自马·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49页。 [12] 十月革命以后，托洛茨基曾是党内仅次于列宁的领导人。在1922～1923年，他写了一系列探讨党的文艺政策的文章，提出了“同路人”的概念。《文学与革命》就是这些论文的结集。这本书中还收了1924年他在党的领导层讨论文艺政策时的讲话，上面的引语就出自那篇讲话稿。托洛茨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跨入革命时代的旧作家对恢复文学培养新作家的作用，但他只是把他们看作“同路人”，并非发展苏维埃文学的主体，而且还明确地说，以后还会在两大派文学家中发生一次内战，那时才会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学。 [13] 美国学者马可·斯洛宁是一位长期从事苏联文学研究的专家。他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于80年代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位作者坚持20年代文学复兴的观点，对苏联各个时期的文学家及其作品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和独到的评论。以上引语出自该书第52页。 [14] 转引自符·阿格诺索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第144页。 [15]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页。 [1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定》，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3页。作协主席团的决定附录在政治局决定的后面。 [17] 引自《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出版社，1959，第21页。 [18]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2、14页。 [19]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8页。 [20] 《安加罗夫、基尔波京关于作协理事会党组会议情况致联共（布）中央的报告》，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7～23页。 [21] 这里的数字是根据一本文学史上的估计，据索尔仁尼琴在1967年的一封信里说，在苏联时期共有600多名作家遭镇压。 [22]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43页。 [23] 关于《暴风雪》一剧的报告与处理决定，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60～66页。 [24]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03、104页。 [25] 亚历山德罗夫关于处理中篇小说《战火中的乌克兰》致谢尔巴科夫的报告、谢尔巴科夫关于多夫仁科问题给谢尔比纳的指示、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撤销多夫仁科职务的决定，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在苏联档案中还保存着一份《关于电影故事“战火中的乌克兰”批判发言》，有的研究者说是斯大林的讲话，虽然至今得不到有关材料的证实，但讲话稿的内容表明对多夫仁科问题看重的程度。 [26]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16页。 [27]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19～215页。 [28] 该报告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28～143页。 [29] 《叶戈林、约夫丘克关于文学杂志〈旗〉的文章致谢尔巴科夫的报告》，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80页。 [30] 《叶戈林关于战时苏联文学状况致马林科夫的报告》，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238页。 [31]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252、253页。 [32]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关于〈日出之前〉等问题与左琴科的谈话情况》，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201页。 [33] 关于这次会议的速记记录载《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291～313页。 [34]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收集了有关“日丹诺夫运动”的主要文件，这项决议也在其中。 [35]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291～313页。 [36] 符·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第320页。 [37] 西蒙诺夫1956年在《新世界》第12期发表了《谈谈文学》一文，其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被批判和修改的过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关于“解冻”及其思潮》一书编入了该文的主要部分。 [38] 《为了正义的事业》幸存下来的章节和后来作者揭露乌克兰大饥荒和大恐怖情况的《万事如意》在国外出版。 [39] 北京大学俄语系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第61页。 [40] 马林科夫：《在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53，第70页。 [41]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海南出版社，1999，第481、483页。 [42] Аксютин Ю.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53-1964 гг.，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4，с.81. [43] 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91～92页。 [44] 马·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第338页。 [45] 马·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第337页。 [46]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254～270页。 [47] 俄罗斯国立文学艺术档案馆，第1702库，第6卷宗，第72分卷，第69页，转引自马龙闪《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294页。 [48] 俄罗斯国立文学艺术档案馆，第1702库，第6卷宗，第77分卷，第52页，转引自《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第294页。 [49] Аксютин Ю.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53-1964 гг.，с.81. [50] 符·阿格诺索夫：《20世界俄罗斯文学》，第495页。 [51]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第38页。 [52]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143页。 [53]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147页。 [54] 西蒙诺夫的文章原载《文学报》，中文本见《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148～179页。 [55] Аксютин Ю.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53-1964 гг.，с.86. [56]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288页。 [57]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290～291页。 [58]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296页。 [59]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300～301页。 [60] 卡维林、卡扎凯维奇等7人《致同事们的公开信》，见《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302～304页。 [61]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203页。 [62]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22～25页。 [63]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306页。 [64] 《肖洛霍夫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发言》（节录），见《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310～313页。 [65]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34页。 [66]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36页。 [67] 肖洛霍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发言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6，第734～748页。汇编中的译文同其他人的记述有出入，这里的引证参考了其他记述。 [68] 《法捷耶夫临终前给苏共中央的一封信》，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108～109页。 [69] 《赫鲁晓夫言论集》第7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第145～146页。 [70] 《关于“解冻”及其思潮》一书（第124～139页）编入了这个报告的节录，引文见该节录。 [71]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编入了苏共中央和苏联国家机关因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并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做出的决定和采取措施的文件。 [72]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69页。 [7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发出不同声音：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 郭永胜 伴随着现代政治生活而产生，具有西方语言色彩，最初西方媒体频繁使用，后来也出现于苏联报刊的“持不同政见者”一词，俄语为диссидент，英语为dissident。该词源自拉丁文（dissidens），含义为“脱离国教者”，它的俄文同义词是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由其辞源可以看出，该词最初只具有宗教教派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异端”、“歧见者”，但今天它已经没有指称宗教派别的意思，它成为“对那些公开反对苏联政府的行动或者表现出其他为政府所不容的社会积极性的苏联公民而采用的一个术语。”[1]一个古老词汇已被赋予新的生命，但它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含义却因其辞源而更加具有象征意味。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一贯宣称政治生活高度民主，言论自由，充分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积极性是苏维埃新社会的基本特征。然而，正是在追求这种目标的苏联出现了经久不息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尤其是在政治敏感度相对弱一些的自然科学界大量涌现持不同政见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情况，其中的历史启示是什么？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80年代初期，曾经在一些内部和公开发行的刊物上翻译和编译了一些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文章、观点。例如1979年出版的《苏联问题译丛》第三辑刊登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各种流派及其目标》。[2]1980年《编译参考》编辑部出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3]这些文章大都是介绍与资料性的，对国内初步了解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起了一定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国也陆续翻译出版了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4]，若·麦德维杰夫的《苏联科学》[5]，以及二人合著的《谁是疯子？》[6]、《政治日记》[7]，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8]等作品。这些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尤其是2002年沈志华任执行总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本）的出版，为研究这一课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限于国内的条件，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暂时尚未展开。 在西方，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有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1972～1978年在西德慕尼黑城编辑出版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文献集》30卷[9]；1977～1984年在纽约出版了《苏联协助执行赫尔辛基协议小组文献集》9卷。[10]这些文献集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像П.叶戈洛夫的《什么是民主共产主义》[11]，С.左林的《列宁格勒提纲》[12]，关于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的《白皮书》[13]和А.金兹伯格等人案件的《四个人诉讼程序》[14]，揭示1968年苏联知识分子反对政府出兵镇压捷克游行真实情况的《中午：1968年8月25日红场上的游行事件》[15]等资料，大都保存在这些文献集中。此外，流亡国外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西方出版了许多有关这方面内容的著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Л.М.阿列克谢耶娃1984年在美国出版，1992年俄罗斯再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史》[16]一书，作者利用大量翔实可靠的原始资料，结合自己持不同政见者的亲身经历披露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以及党和政府镇压它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而且，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很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在苏联，由于种种原因直到苏联解体后，学者们才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近年来出版和重印了一大批这方面的文章和论著，尤其是几年前纪念碑网站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最为著名的私下出版物——《时事纪事》65期刊物[17]，全部在自己网站上发表，其中有两期竟是当时已经编辑打印就绪，但由于克格勃的压力而没有面世的珍本。1968～1983年一直坚持出版的《时事纪事》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历史提供了基础，正如网站建立者评述的那样：“《时事纪事》从来没有失去自己作为持不同政见运动编年史的地位。”[18] 1998年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发表了萨维利耶夫《苏联1950年到1970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政治特点》一文，作者利用大量的档案资料，从革命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视角出发，通过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图书馆学多角度、全方位地透视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亚文化的特点，以及私下出版物创作和流传的特征。[19]2002年第3期和第4期《社会科学与当代》杂志发表了科兹洛夫根据苏联最高检察院和法院审判文件写成的长文《造反：苏联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作者通过档案文献材料认真分析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进程，以及克格勃利用各种手段分化瓦解，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所造成的后果。论文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法庭审判档案资料，对了解1965～1984年苏联司法部门审判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作用。[20]1989年第5期《青春》杂志发表的西尼亚夫斯基《我的持不同政见者经历》[21]，1990年第2期和第3期《星》杂志刊登的萨哈罗夫的《和平、进步和人权》、《苏联和东欧人权运动的宗旨、意义、困难》等文章[22]，也为这方面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材料。 苏联解体后，一些在西方出版的关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内容的书籍开始在俄罗斯重版。例如Л.М.阿列克谢耶娃的《苏联持不同政见史》、萨哈罗夫的《论国家与世界》[23]、罗·麦德维杰夫的《论社会主义民主》[24]、阿马利里克的《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25]等书都属这一类型。这些著作为解读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本质，了解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各派政治主张，以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发展变化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尔钦科的《我的证词》[26]，它是第一本揭露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监狱和流放地虐待政治犯的著作。 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开始出版持不同政见者以及研究者撰写的关于1965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兴起的著作。1995年莫斯科出版了科斯金柯等人主编的《参加者回忆录文献，私下出版物、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资料，以及克格勃给苏共中央报告中的1965年12月5日》[27]一书。该书收集了参加者的回忆录，私下出版物，党团组织和克格勃给苏共中央报告等大量资料，并深入地剖析了1965年12月5日苏联宪法日这一天发生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上的游行示威事件。提出这次以“遵守宪法”为口号的游行活动，不仅拉开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维护权利运动的序幕，而且开创了持续近20年之久的宪法日示威游行活动先河的观点。 9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有关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档案文件集不断问世。1994年科罗特科夫等人编辑的《克里姆林宫的私刑：政治局关于作家亚·索尔仁尼琴的秘密文件》[28]一书在莫斯科出版。文件集有600多页，收集了苏共中央和政府各个部门，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于索尔仁尼琴各个时期的报告、会议讨论记录和决定，以及索尔仁尼琴的声明、公开信等文献，是研究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最为重要的档案资料之一。 然而，苏联解体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动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萎缩。另外，关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档案性文件有的已被销毁，而有的至今仍未彻底开放，这就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与不便。因此，对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缘起、经过、特点以及对苏联社会发展变化影响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国际背景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是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和“解冻”背景下出现的，不过，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种社会思潮，并没有成为一种运动，参加者基本上局限于某些个别的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逐渐成形，它几经起伏，成为勃列日涅夫任期内苏联政治和文化精神生活领域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为什么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它产生的根源和社会基础等问题成为研究者争论的内容。有人强调其历史原因：“说到持不同政见者，必须说的是，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现象的独特之处有其一定的传统与根源。”[29]也有人认为：“苏联经济的衰退现象，苏共远非热爱和平的外交政策，以及受到自上而下控制的科学与文化的停滞，这一切反映在社会意识中，乃是政治解冻年代出现诸如持不同政见运动这样的独特社会现象的根源。”[30]当然，也有的人特别强调西方敌对势力的煽动和支持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延续不断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是苏联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几十年来积弊沉淀，各种矛盾和纷争未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引起的。同时，亦是苏联共产党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党内外民主制度遭到破坏，政治思想工作僵化教条，不允许任何不同于政府的声音存在，人民没有切实和通畅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造成的。正如雅科夫列夫所讲的那样：“不同政见者最初的想法和意图非常简单，无非是想比较深刻地研究一下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原理，分析一下现实生活中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作出某些可以付诸实践的建议。”[31]当然，也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体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有关。 （一）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俄罗斯知识分子固有的历史传统和精神自由的追求激励其不断地去探索真理、公正、民主和自由，直面权势，批评和质疑占统治地位官方意识形态和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词在俄国有着与西方不尽相同的特定内涵。在俄罗斯传统的知识分子不仅是指那些封闭于书斋和学院象牙塔内，专心研究学问的学者和专家，而更偏重于精神性，即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道德品质。追求社会正义，献身革命事业，关心民众，作为公理和正义及弱势群体与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是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见解，是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典型的精神特征。“俄国知识分子信仰的标志则是民众的幸福，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服务于这一目标对于他们来说是人的最高的、总体上说是唯一的义务……这种情感存在于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之中。”[32] 在俄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向来以道德纯洁、理想崇高和富于牺牲精神而著称。同时，他们多具有“经世”的作风，总认为知识是实现社会正义、公道和自由的手段。被别尔嘉耶夫誉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始祖的拉吉舍夫就表现出如此的特征，他不仅同情苦难深重的人民，号召有识之士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农奴制度。同时，他还主张良心和美德至高无上，认为履行美德不应受到任何阻碍。“假使法律或国君或世界上某一个政权怂恿你违背真理，破坏美德，你要坚定不移地维护美德。嘲笑不要怕，折磨不要怕，病痛不要怕，坐牢不要怕。连死也不要怕。你的心要像惊涛骇浪中的中流砥柱一样坚定。你的迫害者的狂暴终将为你的坚定所粉碎；如果他们处死你，侮辱你，那你将千秋万代活在高尚人们的心中。”[33]拉吉舍夫的可贵之处不在于独创的新颖思想，而在于他对现实主义、自由和改变社会不公正的不懈追求。他的思想影响了俄罗斯几代人。 俄罗斯知识分子酷爱真理，许多人都是满怀激情的“真理追求者”，然而，他们追求的真理（Правда）概念也有特定含义，它不仅仅是纯理论认识上的真理（Истина），而且包含了“公正、正义、合乎道德”的意义。俄罗斯知识分子所苦苦追求的真理，一方面是对世界所做的理论解释和说明，而另一方面要使“社会公正、自由、民众幸福”成为生命的真谛，使生命变得圣洁。斯拉夫派是这样，西方派亦是如此，双方都是理想主义者。正如赫尔岑所讲的那样：“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像伊阿诺斯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即都在为社会公正、自由和人道而奋斗。[34] 19世纪后半期，随着平民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以及他们发起的民粹派运动，把俄罗斯知识分子追求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理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他们怀着对人民的负罪感走向农村，发动农民进行争取幸福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一事业，有多少知识分子甘愿放弃了家庭、事业，乃至自我牺牲。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即“真理追求者”正是憧憬着这样的理想和抱负，义无返顾地走向寒冷的西伯利亚，走向刑场，走向绞刑架。也正是这种可贵的生命价值观，使俄国知识分子获得社会“良心”的称号。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采用镇压和改造的手段解决了对新政权持消极态度的旧知识分子。“红色恐怖”使“旧知识分子的命运极为悲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侨居国外，一部分人在集中营和流放地死去，只有很小一部分人靠拢新政权。革命前许多代知识分子忠诚地服务的事业完成了，人民从沙皇地主资本家的政权下解放出来，然而，知识分子却陷入悲剧性的境地。”[35]新政权在打击不服从的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开始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培养新知识分子。从1917年12月开始，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把所有教育机构收归国家管理，并使宗教教育和宗教仪式同学校教育彻底脱离。此后，又陆续制定了全国各类学校统一执行的教学大纲，并把教育与社会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劳动者作为指导思想，大批劳动者子女和工农干部开始成为知识分子，然而，知识分子固有的历史传统，即精神自由的追求、正义感、社会责任感是很难因其出身和教育思想的变化而被人为地割断。被称为“二十大产儿”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绝大多数是在革命后接受的教育，即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总的来看，持不同政见者是斯大林以后苏联社会的产物，这是一些在苏联社会里成长的知识分子，他们陷入了与父辈的心理和理想的抵触之中，“政治评价在持不同政见者中完全是被忽略的，而提到第一位的是精神和道德的使命。”[36]以“俄罗斯民族精神”作为自己不同政见纲领的索尔仁尼琴，其身上处处充斥着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而自命为“苏联知识分子良心”的安德烈·萨哈罗夫，同样也不例外。他更是把道德准则和精神自由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赫鲁晓夫曾经把反对他进行氢弹试验的萨哈罗夫称为“道德的水晶”，“他是我们科学家之中的圣人”。[37]人们在谈论持不同政见者时以下的话是非常典型的：“他们缺什么？高工资！公寓！他们本来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不！”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一部分最活跃和最具进步思想的苏联知识分子同样面临着沙皇俄国时期旧知识分子的困境，“知识分子崇拜的，至今无限信仰的东西完结了，丧失殆尽了。在革命后形成的新形势下，知识分子不能够保存自己作为社会的真正民主力量，不能够深刻地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为自由而采取什么斗争方法和手段。”[38] （二）斯大林时代的遗产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几代俄罗斯革命者奋斗的目标实现了，人民摆脱了沙皇和地主的奴役，成为国家的主人。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瓦吉姆·弗拉基米罗维奇·别洛策尔科夫斯基在《自由、权力和所有权》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其父辈那一代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向往。“在我父亲保存的材料中我常常看到一张小传单，是当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交给所有回俄国的人的传单。在那上面写到：‘如果你们回俄国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船只在海洋里沉没！’”[39]而1972年作者本人不得不离开祖国时，心里想着如果朋友要写什么嘱托的话，那一定是：如果你们到国外是为了在那里促进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那么我们祝愿你们的飞机掉到海洋里去！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满怀着对社会主义自由民主理想憧憬的一部分俄罗斯人会出现这种巨大转折而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呢？这无疑同斯大林把暴力作为达到政治目标的工具，压制民主，大搞个人崇拜等专制统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24年1月列宁去世后，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斯大林战胜了对手成为胜利者，同时也成为列宁主义唯一的解释者，“真理”的代言人。斯大林执政时期（1924～1953）在社会主义愈发展阶级斗争愈尖锐的理论指导下，对政治反对派、老布尔什维克以及具有不同思想，甚至仅仅是怀疑其行为的人进行了一系列残酷的清洗。接连不断的迫害和镇压，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以至于一提到斯大林，在许多人的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悲惨的1937年，是目无法纪的政治迫害，成千上百万人的死亡，人人感到畏惧甚至恐怖的社会。 “斯大林遗产的首要成分是人们的不自由”。[40]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尽管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人民当家作主，成了名义上的“国家主人”，然而，伴随着禁止、限制和强制等一整套精心设计的统治措施的日益强化，人的本性被严重扭曲，民主自由发生异化，出现了哲人别尔嘉耶夫在世纪初担心的情况。“没有被任何东西限制的抽象的民主制，轻易地就走到了敌视人的精神、敌视个性的精神本性的地步，而另一种精神、人类的真正精神、个性的精神和民族的精神，应该断然与抽象——形式的民主制的精神相对立”。[41]成为国家主人后的苏维埃人民，在革命激情逐渐消退后，社会意识形态中漠不关心、因循守旧和教条僵化心理越来越占了上风。政府为了纯洁共产主义信念，对社会思想实行普遍监督，任何“异己”念头和思想都在萌芽状态就被扼杀。人民非但不能要求自由，即使是谈论和想象也是对理想的背叛。国家安全机构培植的巨大告密网，更使人际关系始终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之中。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不自由演变为一种自然状态。当许多人希望用纯洁的手段建设纯洁而光明的未来——共产主义时，个人自由、公民社会的幼芽和人道主义的历史传统都被集权国家连根铲除。结果陷入一个难以逾越的怪圈。“我们为自己提出的历史目标越高，向未来跃进的计划定得越紧，要求进入无限幸福和无限进步的社会的心情越是迫不及待，那么，对法制的要求就越低，那么牵引着社会主义进步的驳船前进的人们的权利和生活福利就越少”。[42]为了满足追求那个整齐划一的神秘目标，许许多多人的幸福甚至生命都被用作无谓的牺牲，到头来，共产主义的幸福目标对大多数人仍是那样难以企及，对社会具有神圣意义的言辞和社会现实严重背离，促使一些不安现状的人开始思索和探求。 斯大林一上台很快就开始了造神运动，在2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对斯大林的颂扬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的名字事实上已变成国家、人民、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概念的同义词，仿佛全国的一切成就都与他的关怀和指导密不可分。他要人们相信“我们是特别的人民，是特别的国家，我们被创造出来为的是实现不可能实现的奇迹，为的是把童话变为现实”。[43]而他正是作为万能的全才带领大家奔向美好的未来。斯大林不仅自认为是伟大的政治家，同时还是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在百忙之中还不忘亲自审核《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样一本明显伪造历史的书，来统一知识分子的思想。斯大林多次指出：对知识分子政治教育不够导致“把一部分知识分子教坏了，被外国间谍机关所收罗……我们首先要把这本书献给我们的苏维埃知识分子，使他们有可能在政治上得到深造”。[44] 从上述文字可以发现，“所有斯大林的‘遗产’就实质而言，不管它涉及的是国家、社会还是思想领域，都同使用暴力的可能或必要性有关。斯大林终身维护他参与建立的各种制度，支持和灌输最正统的观点，即相信运动没有他的革命推动就具有社会惰性的观点。”[45]然而，谎言总归是谎言，迷信亦一样，它们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但作为政治遗产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社会总要为其付出沉重的代价的。 （三）赫鲁晓夫解冻思潮与知识界人道主义潜流的萌动 清除个人迷信、平反冤假错案和大规模释放无辜受迫害的苏联公民，是赫鲁晓夫执政初期的当务之急。在他上任主持的第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上（1953年9月），赫鲁晓夫就大胆地号召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反对官僚主义。随着苏共领导层对意识形态控制的松动，人们在内心深处已明显感到政治气候变暖，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开始出现所谓的“解冻”思潮。 1953年波梅兰采夫在《新世界》杂志第12号上发表了《论文学的真诚》一文，呼吁作家在创作中要体现文学的“真诚和良心”，写“生活的真实”。此文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著名作家杜金采夫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我认为，波梅兰采夫同志的巨大功劳在于，他第一次大声喊出了诚实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们的良知呼吁。”[46]文学的诚实和社会良知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创作问题，它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的反映，即克服斯大林个人崇拜影响的社会通病。1954年作家爱伦堡的小说《解冻》一经刊出，一个以冰河解冻来隐喻斯大林时代结束的思潮就开始了。 伴随着文学创作“真诚和真实性”讨论的不断深入发展，一种重新认识社会和全人类的价值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公正、公平、历史真实、道德理想，追求个人生活权利和一切以人为中心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得到共鸣，因为“即使在战争当中，人首先仍然是人，只不过战争给正常人的生活作了非人道的矫正”。[47]这样就开始了一个内心精神世界解放的进程。正像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论述的那样：“持不同政见是以重新评价那些具有重要价值的东西的形式开始的。”[48] 在解冻文学思潮流行的同时，哲学和社会科学也开始了解冻的进程。1953～1956年，在《哲学问题》杂志上展开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讨论。随着论争的不断深化，一种认为社会主义矛盾具有客观性，并不是所有矛盾都是阶级敌人和外国敌对势力的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社会某些矛盾的激化，完全有可能是因为政策错误或者是违反客观规律而造成的观点越来越深入人心，而且，革命和暴力的问题也引起社会学家的普遍反思。哲学和社会科学富有逻辑思维的特征和哲理性，为深入分析个人崇拜和大清洗时期惨无人道的恐怖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和人性的复归，以及摒弃“建立无产阶级社会的利益高于一切，革命本身就是法令和法律”[49]的信念奠定了基础。 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通过秘密报告的形式，揭露了斯大林大清洗的严重错误，开始大张旗鼓地批判个人崇拜，但同时对一个领导苏联党和国家近30年，受到千百万人热情拥戴，也曾给苏联千百万家庭带来巨大伤害的政治领袖的复杂行为，只是简单地归结为斯大林个人品质和个性的缺陷，并没有把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现象放在俄国的具体环境中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认真反思，从而找出它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土壤。这导致苏联知识界和社会上逐渐出现一股强调民主与法制，强调人道主义，否定苏共一党专制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无形力量，这就是苏联最早的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在论述持不同政见者产生与苏共二十大的关系时说：“并不是因为直到那时（1956年苏共二十大）他们才看清了过去不计其数的犯罪，而是因为揭开犯罪中的某一部分之后，二十大及以后的苏联意识形态没有作出也无法作出任何严肃的、历史性的解释。”[50] 综观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解冻思潮兴起和曲折发展的历程，我们会发现虽然赫鲁晓夫力图使解冻思潮朝着政府希望的方向发展，既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又不要触及斯大林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特别是不要触及执政党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解冻思潮、人道主义思想在后斯大林时代出现有其深层原因和现实条件，仅凭一纸文件或一个决议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即使它暂时销声匿迹了，但其并未彻底消失，只是作为一种潜流蛰伏下来，一有时机又会复活。加之，深受斯大林时代熏陶的赫鲁晓夫工作作风粗暴，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观念浓厚，当大权在握后，独断专行和个人崇拜的恶习重新复活，“反个人迷信的斗士自己反倒成了个人迷信的牺牲品”。[51]随着对斯大林惨无人道大清洗揭露的不断深入，一种怀疑和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强调“神圣的不是社会，不是国家，不是民族，而是人”的人道主义思潮潜流逐渐凸显。[52]虽然这种力量当时还很弱小，但它却是在不断壮大和发展的。可以这样说，当时的这股潜流就是日后勃列日涅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者的先驱。 （四）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意识形态与领导体制的僵化 1964年10月14日，通过一次宫廷政变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第五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不同，在他执政的18年间（1964～1982）刻意求稳，尽量避免赫鲁晓夫时期大起大落局面的出现，稳定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最大的特点。正是这种不求上进的稳定，使惰性和停滞不前风气逐渐滋生、蔓延，导致社会结构凝固与意识形态全面僵化，歌舞升平的表象背后是越积累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各种问题。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坚持解冻方针还是全面倒退，重新恢复斯大林地位的争论相当激烈。1968年苏联出兵镇压了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后，意识形态的保守思潮开始泛滥。“1968年年底，在文化领域里保守势力的进攻加强了……1969年国家文化生活出现了转折”。[53]1969年3月，苏共中央几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文章，批评一批历史学家背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原理，主张加强思想领域反自由化的斗争，很快代表改革思潮的《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被迫辞职，斯大林主义开始全面回潮。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多次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在政治局讨论意识形态的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尽快编写一部由党中央奉献给党和人民的党史教科书，必须“加强对发表的东西、出版的东西进行监督，应当加强对我们工作中意识形态方面的监督”。[54]为了落实勃列日涅夫的指示，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对不同于官方的异己思想进行斗争，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思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专门成立负责知识分子工作，以及“组织反间谍工作去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的第五局。[55]在强化国家安全部门权力的同时，政府还积极发挥那些长期延续下来的行政机构的监控职能，扩大保密范围，不断加大书报检查力度。这样一来，使任何新的思想和不同于政府的主张都很难面世。 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在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我国建成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的原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56]此后，在1970年列宁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和二十四大上，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被一再重申，甚至还把“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内容写入1977年的苏联新宪法之中。在大力宣传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勃列日涅夫还为苏共制定了新时期奋斗的主要目标，即在苏联建立“无阶级社会或称不分阶级”的社会。 勃列日涅夫执政中后期，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体制日趋僵化，官僚主义盛行，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风气愈演愈烈。1977年勃列日涅夫打破党政职位不得一人担任的规定，以总书记的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时，根据新宪法增加的条款，他又成为当然的国防委员会主席，一人兼任三个职务，独揽了党、政、军大权。同时，勃列日涅夫稳定干部队伍的政策逐渐导致干部事实上的终身制，尤其是高级干部表现最为明显。中央委员重新当选率不断升高，“二十三大——79.4%；二十四大——76.5%；二十五大——83.4%；二十六大——89%”。[57]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除了与勃列日涅夫有矛盾的人之外，基本上是连选连任。伴随着干部职务终身制的泛滥，苏联开始出现老人政治现象。“1952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55.4岁，书记处成员平均年龄为52岁……到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0岁，书记处成员平均年龄为68岁，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58]老龄化干部固守原来的观念和作风，安于现状，对时代和社会发展视而不见，无论思想上还是工作上都已失去应有的活力和进取精神，社会死气沉沉，许多正常工作很难有效开展。 领导体制僵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个人崇拜再度复兴和特权阶层的形成。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尚能坚持集体领导，国家内政和外交重大问题都在政治局会议上集体讨论决定。但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联国力的增强和勃列日涅夫个人地位的进一步稳固，尤其是勃列日涅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后，独断专行和个人崇拜的体制弊病再度升温。[59]1976年底勃列日涅夫70岁诞辰时，颂扬总书记的宣传高潮迭起，《真理报》连续开辟7天专栏，专门刊登吹捧勃列日涅夫的文章。二十六大勃列日涅夫的报告，竟然被“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这种盛况比斯大林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勃列日涅夫时期，被赫鲁晓夫改革一度冲击的干部特权现象重又死灰复燃，而且发展速度之快，特权阶层呈现稳定化和扩大化的趋势，甚至在共和国、州、区也形成了自己的小特权阶层。西方学者估计特权阶层人数大约为25万人，约占苏联人口的千分之一。[60]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最近的估计为50万～70万人。[61]特权阶层享有名目繁多的津贴；免费疗养和特别医疗服务；宽敞的住宅和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和供应等。这一方面使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愈来愈脱离人民群众，与社会其他阶层鸿沟不断加深，形成一个尽情地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高高在上的社会集团。他们拉帮结派，互相包庇，贪污腐化，反对任何动摇现存体制的变革。另一方面成为领导人控制党政干部，保持集权统治的有效工具，因为失去职位就意味着失去特权。特权和领导干部中的腐败现象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疏远了党群关系，而且严重败坏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人们极度不相信党和政府，对党所描绘的发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前景失去信心，他们的工作热情普遍消退，“到处都弥漫着虚无主义。青年学生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对我国过去的历史传统不感兴趣，冷漠和玩世不恭，在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帜下批评政府”。[62] 总的说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远不像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描述的那样美好和完满，“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不仅脱离了当时苏联社会实际状况，而且相去甚远。事实上，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在稳定表象的背后是特权横行，僵化教条的官僚统治；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各种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连年大幅下滑，科学技术同美国的差距不断拉大，而苏共中央却视而不见，用一种鼓舞人们向往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形态来掩饰因停滞而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弊病和危机，结果进一步加剧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正如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所指出的那样：苏联人民虔诚地相信共产主义即将到来，这种宗教性质的信仰激发了人们最初的热情和感情的高潮，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后，幸福对许多人来说仍像以前那样难以企及。对社会具有神圣意义的言辞与现实发生了冲突。结果就重演了大家都熟悉的基督教历史上的一幕：神职人员和牧师表面上仍留在教堂里，但其内心已放弃信仰”。[63]正是这种理论与实际、现实生活与期待的巨大反差和脱节，导致怀疑和不满社会主义的呼声日渐高涨，一部分不满者开始通过非正常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就成为持不同政见者。 （五）国际背景 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际方面的背景，西方的影响和苏联霸权主义政策促使某些人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较之其他社会成员更多地接触到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感受到苏联与西方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一切为了人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像宣传所说的那样完美无缺，僵化的政治体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苏联人民虽然名义上是国家的主人，但高度集权和一党专制统治模式很难为主人们提供民主表达的渠道和途径，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并非像苏联各种传媒所报道的那样，到处都是“贫民区，游行示威，与警察的冲突”[64]，以及工人阶级毫无权利可言，时时处处受着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等。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比苏联人民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和民主，以及更丰富的物质财富，这种强烈的反差使那些思想较为活跃和开放的科技人员、作家、艺术家首先冲破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藩篱，开始用现实主义的眼光来思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逐渐明白外国人也是人，资本主义也有许多值得苏联学习的东西。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极力向苏联传播西方的自由思想。在现代通讯技术日渐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已经不可能被完全隔绝和封闭。外面的书进来了，里面的稿子寄出去被印成书送回来，西方的“自由”电台，不断对苏联东欧国家进行宣传和渗透。1976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报苏共中央的材料详细地记载了这方面内容，“仅仅在美国，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任务，研究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包括青年进行思想影响的就有大约80个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现在从资本主义本土向苏联进行广播的有41个无线电台，一昼夜播音253小时，其中12个固定栏目中有7个是针对青年听众的”。[65]由于政府停止了干扰，使收听西方广播成为合法的事情。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人权公约签署国的增加，原本是一项道义权利的人权也越来越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尤其是1975年苏联签署《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后，一些维护人权的国际组织乘机在苏联成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如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等。这些组织甚至专门组建了“萨哈罗夫国际听证会”，每年听取有关苏联政府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利用各种手段和方法积极支持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难怪持不同政见者动辄找西方媒体和组织发布公开信息，甚至直接写信给美国总统和联合国呼吁对苏联施加压力。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推行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政策，特别是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和出兵阿富汗的举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持不同政见者的发展和成长。镇压“布拉格之春”使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追求的通过改革、多元化、民主、权利、言论自由改变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希望破灭。“1968年对捷克的入侵摧毁了人们对‘更富人情的社会主义’的希望，使许多赞成二十大的知识分子放弃了政治乃至社会活动”，走上持不同政见者的道路。[66]例如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都是在1968年积极参加到持不同政见者行列之中的。 总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苏联国内的产生既有内部的原因，亦有外部的作用，但社会基础和政治体制弊病等内部原因是第一位的，正如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著名代表人物西尼亚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产生是完全有机的、自然的现象，并不如苏联政府想让人相信的那样，是所谓‘颠覆思想’和‘资产阶级影响’的产物。持不同政见者不是阶级敌人，也不是苏联社会的异己分子，而是这个衰败体系的产物。”[67] 二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缘起及经过 1965年12月5日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以“遵守宪法”为口号的游行示威活动，从此，以“维护苏联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权利、要求公开性、民主和自由”为宗旨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由地下浮出水面，成为伴随勃列日涅夫执政始终，而且影响巨大的政治问题。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作为国家主人的俄罗斯民众，在社会生活中却发现宪法赋予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可望而不可及。斯大林时期苏共关于民主的论述不比列宁时期少，但这并不能改变斯大林实行专制统治的现实，任何流露不同思想的人都可能被扣上“人民敌人”的帽子，流放逮捕直至肉体消灭。赫鲁晓夫尽管严厉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和任意践踏人性的丑恶行径，但对宪法给予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也很少给予保证。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虽然自称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信访制度，公民监察制度一应俱全，人民依然感到很难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后期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控制熄灭了赫鲁晓夫改革和柯西金“新经济体制”带来的最后一点活力，导致共产主义信仰悄然下降，党群关系严重疏远，社会矛盾日益严重。 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叶，结束于80年代中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要由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萨哈罗夫为首的西方派、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以及其他一些思潮构成。各派主张既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但在反对复活“个人崇拜”，要求民主、自由和法制方面，即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律秩序是一致的”。[68]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力，几经沉浮，但一直没有中断，这说明它有深刻的社会基础，是苏联社会病态的自然产物，并不像苏联当局所说的那样是西方颠覆苏联社会主义的结果。尽管西方的宣传和支持确实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活动起过重要的影响作用。 （一）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缘起 1956年2月24日午夜，当赫鲁晓夫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中讲到：斯大林滥用权力，违背了列宁处理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把党内的正常争论看成是对敌斗争，走上了大规模镇压和清洗的道路。1936～1939年期间有许许多多的无辜者遭到残酷迫害和屠杀。以胜利者大会著称的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有超过半数多的代表在1937～1938年间因为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而十七大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竟有98人被逮捕和枪决。军队干部队伍也难逃厄运，近3.5万多人成了大清洗的牺牲品，其中包括3名元帅、集团军司令级干部13名、军级干部57名、师级干部110名、旅级干部220名，以及最高军事委员会80名成员中的75人。赫鲁晓夫指出：“事实很明显，很多在1937至1938年被诬蔑为‘敌人’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以及经济活动家，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而始终是忠实的共产党员。”[69]尤其恶劣的是，这些冤假错案大多是安全部门通过刑讯逼供搞出来的，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不仅不制止这种严重破坏苏维埃法制的行为，而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敬若神明的领导人竟然犯下如此暴行，在触目惊心的事实面前，人们不得不开始思考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正如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指出的那样：“如果对制度过分信任的话，革命会带来血腥、残酷的后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试图改造世界，但对于那些亲身经历革命、知道革命代价的人来说，很难接受这个目标。所以，持不同政见者认为，说话比做事本身更重要。他们又重操知识分子的旧业：思索、辩论、写作。”[70] 与此同时，1956年苏共中央开始全面清查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大规模释放政治犯。许多人从集中营重返社会，成千上万无辜者死后得以昭雪。这些人的悲惨遭遇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为了搞清楚所有事件的真实情况，以及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劫后余生的许多人坐下来撰写回忆录。于是“文学作品、回忆录、那一时代的历史等等，大量地涌现出来”。[71]这类作品很多都以手稿的形式在私下出版物上流传，像Е.金兹堡的《严峻的历程》，加扎里扬的《这事不应再重演》等等。1962年，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出版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发表曾经引起一时的轰动，从此一种被称为集中营的文学体裁开始在苏联文坛流行。初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正是在这种揭露斯大林专制统治，深入思考斯大林悲剧发生的原因和要求创作自由的过程中出现的，也即脱胎于最早的文化反对派。因写《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而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阿马利里克为此写道：“文化反对派内部涌现出一股新的势力，这股势力已经不仅是反对官方文化，而且也反对当局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的许多方面。”[72] 早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期间，莫斯科就出现了规模不大的大学生小组，他们在共青团会议上发表讲话，散发传单，同情匈牙利民族民主运动。1958年夏天，一些大学生和青年诗人开始定期在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上举行文学集会，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和一些不太出名的诗人经常在会上朗诵诗歌，发表演说。“朗诵会一般是在周六和周日晚上举行，每次参加者平均数百人。”[73]伴随着这种露天聚会的频繁举行，在一些年轻参加者的圈子里逐渐产生了一些类似于俱乐部的非正式文学组织。他们相互交流信息，收集和阅读自己打印的刊物——私下出版物（самиздат）。参加集会的有各种各样的人，但以大学生居多。共青团曾经尝试把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学生的革命浪漫主义活动纳入自己的轨道中，但没有成功。从此政府有关机构开始限制集会，安全部门对经常参加集会的积极分子定期搜查，没收他们保存的各种诗集和私下出版物。 1964年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后，在对待改革和批判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开始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书报检查制度，暗中推进重新斯大林化的进程。1965年秋苏联安全部门逮捕了安德烈·西尼雅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埃尔两名作家，他们分别以笔名“阿勃拉姆·特尔茨”和“尼古拉·阿尔扎克”在国外发表所谓破坏和削弱苏维埃政权的作品。“拘捕作家被理解领会为是不祥的重大转变的序幕。想必，新的苏联领导人会以两位作家被逮捕向私下出版物宣战——向它的作者、传播者和读者宣战。”[7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65年12月5日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要求“遵守宪法”和“公开审判两位作家”的示威活动，觉醒了的知识界终于开始了维护自己权利的抗争，从此，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浮出水面，成为伴随勃列日涅夫执政始终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阶段划分和各阶段特征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在苏联出现，但这时的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些个别现象，而且大多是在暗中活动，还不能称为一种运动。1965年12月5日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以要求“遵守宪法”为口号的游行，从此，追求民主、自由、维护个人权利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开始形成，并一直持续到1984年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夕才告结束。此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征。 1.萌芽时期（1956～1965年） 1956～1965年在苏联社会开始出现“持不同政见者”现象，然而，这一阶段的持不同政见者基本上还只是一种思潮和单个的人，还没有以“运动”形式呈现出来，因此，1956～1965年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萌芽时期，或者酝酿时期。在这一时期，一个标志性的政治事件就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斯大林的与世长辞使其通过暴力手段建立起来的专制集权体制出现松动，赫鲁晓夫推行的解冻方针，以及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社会开始了多元化的进程，领袖思想和行为一贯正确的观念有所淡化；另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使斯大林的形象由人民的慈父转变为滥杀无辜的暴君，急剧的变化导致社会出现普遍的混乱，人们一时无所适从。饱尝迫害之苦，其儿子1956年才从监狱获释的著名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指出：“两种俄国人怒目相向——一种是坐过牢房的人，一种是把他们送进牢房的人。”[75]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遭受集中营迫害的人和一部分不甘于像父辈那样生活的年轻人开始对历史进行思考，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逐渐萌发，解冻思潮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这一阶段持不同政见者活动形式基本上都是在暗中进行，他们并不公开自己的活动。无论是莫斯科大学生小组，抑或是因为从事所谓“削弱苏维埃政权宣传”而被判刑的А.金兹伯格，当时都不大为人所知。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阿列克谢耶娃通过研究后发现：持不同政见者“最初的组织形式是地下组织，几乎都毫无例外地由青年人组成……正如后来查明的，他们多半是持马克思主义说教的地下小组，其目的是‘恢复社会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以及类似的东西。”[76] 2.缘起与发展时期（1965～1968年） 1965年12月5日是苏联的宪法日。为了抗议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对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的逮捕和迫害，著名诗人亚·叶赛宁·沃尔平组织了示威游行，要求遵守宪法，公开审判两位作家，还布科夫斯基以自由。这是苏联国内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首次示威游行，这次游行被认为是苏联维护权利运动的开端，因为它首次提出了维护人权的口号。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发起了为捍卫苏联公民权利而进行的“书信运动”、“请愿签名运动”。书信、请愿、签名成为这一阶段持不同政见者斗争的主要手段，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书信题材的革命”（Эпистоля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与此同时，持不同政见的活动形式也由地下发展为公开进行，而且，大家有统一的目标和追求，即批评政治压制和重新斯大林化的倾向，要求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60年代下半期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由各种各样的思潮、派别组成，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复活‘个人崇拜’，反对完全或者部分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反对破坏法制、滥用权力，主张言论自由，实行公开性，维护信息传播自由，抗议对持不同政见者强制施行精神治疗等等。”[77]知识界不断抗议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再斯大林化”，反对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并且开始“直接诉求社会舆论的支持”。[78]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展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А.萨哈罗夫加入保护权利运动行列以后，以及他的《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士气。此外，这一时期政府不仅加强了国家安全部门的职能，组建第五局并使之成为一个专门监视知识分子的机构，而且强化了社会秩序控制，在俄罗斯联邦刑法以及各加盟共和国刑法中，加入190条有关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罪的条文，加大对印刷和传播私下出版物和所谓危害社会秩序活动的打击力度。 3.高涨时期（1969～1971年） 这一阶段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第一批维护权利的小组和团体开始出现，运动进入有组织时期。同时，以维护权利为核心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提出了自己完整明确的政治主张。1969年，第一个公开的协会“苏联维护人权发起小组”成立，“他们的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保护权利，在保护权利的旗帜下，每一个派别都提出自己奋斗的目标和任务。参加者也学会利用各种手段和工具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79]这一时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图拉、弗拉基米尔、鄂木斯克、喀山、秋明、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外高加索等地都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小组。运动的参加者扩展到社会的所有阶层：工人、军人、作家、艺术家、科技工作者，甚至包括了通常在政治上较为保守的农民——国营农场的工人。各地运动的联系明显增强，基本上形成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维护权利组织。此外，维护权利运动的目标进一步深化，既涉及全国的问题，也涉及地方的或者是非官方的问题，而且维护权利的层面也有所扩大。 私下出版物内容也出现了明显的嬗变，由以前主要揭露斯大林时期镇压内幕等题材转变为持不同政见者有关政治、经济和政论等纲领性内容。1970年12月2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安德罗波夫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通过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收集到的私下出版物分析研究后发现，“‘私下出版物’最近几年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5年前流传的主要是思想上有害的艺术作品的话，那么现在政治纲领性质的文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从1965年以来出现了400多种有关经济、政治和这些问题的各种研究报告和文章，它们从各个方面批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议论苏共的内外政策，提出各种反对派的活动纲领。”[80] 同时，伴随着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不断发展，持不同政见者表面上的统一性被打破，形成了以罗·麦德维杰夫、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为首的各个主要流派。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内部分歧逐渐加剧，争论日趋激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成熟，因为“不同政见的各个流派和各个集团终于认识到，单是抗议还不够，必须更深入地重新思考他们的‘积极的政纲’。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出现分歧，有时甚至导致彻底的决裂”。[81] 4.危机时期（1972～1974年） 1972年夏天到1974年，这一时期是持不同政见运动遭到极大困难甚至是某种危机的时期。随着政府放宽苏联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限制，国家安全部门也开始允许甚至是不断施加压力迫使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跟随这股浪潮移居西方。强迫持不同政见者移民西方不仅可以削弱反对者营垒的力量，同时也能败坏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声。因为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国家对每一个人都是神圣的，抛弃祖国向往资本主义世界即意味着背叛。正像罗·麦德维杰夫指出的那样，“西方派和人权保卫者中的许多犹太族持不同政见者也加入到这个移民潮。同时，许多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的作家、剧作家和画家在当局的默许下，或相反，是在当局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也凭以色列签证移居西方了。”[82]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加强了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力度，大量持不同政见者被捕，许多小组和团体被破获，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到西方，报纸掀起批判萨哈罗夫的高潮。运动几乎难以为继。特别是П.雅基尔和В.克拉辛被捕并供认出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叛变行为，导致大批维权运动参加者被捕，维权运动几乎崩溃。 5.赫尔辛基时期（1975～1979年） 1975年在赫尔辛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上，苏联同西方国家签署了《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是文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不仅为濒临崩溃的维权运动重新高涨注入活力，同时开始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赫尔辛基时期。赫尔辛基时期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又一个高峰阶段。这一时期在苏联国内建立了以奥尔罗夫为首的独立公开的“苏联协助完成赫尔辛基协议小组”。小组的主要活动是收集和分析他们所能得到的关于苏联违反赫尔辛基协议条款以及签约国有关其报道的资料，并通报给西方。在维护权利的共同基础上，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与起初互不相干的民族宗教运动建立了联系。1976年底到1977年初在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成立了赫尔辛基小组。1977年还在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的下面设立了“研究把精神病学用于政治目的的工人委员会”，甚至在苏联建立了第一个保护残疾人权利的小组。各小组参加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而且出现某种联合的趋势。这一阶段“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无论在目的，还是在国家社会生活，保护人权问题等方面都具有了明显的国际意义”。[83] 私下出版物这一阶段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政论性的文章成了其主要内容。大量的私下出版物文集在西方由侨民团体印刷后，通过秘密渠道运回国内，在苏联各地流传。不仅莫斯科能看到这样的文集，而且在列宁格勒、乌克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等地也随处可见。 6.衰落时期（1980～1984年） 1979年苏军出兵阿富汗之后，苏联政府再一次加大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压制的力度。萨哈罗夫因发表公开信，反对苏联对阿富汗的战争而被流放到与外界隔绝的高尔基城，期待着获释的持不同政见者继续被关在监狱。同时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判决也更为严厉，一般刑期都在10～15年。此外，克格勃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监视也更加严密起来，他们的一举一动，包括通信、亲友会面，甚至日常生活都受到严格的限制。政府的严厉措施取得了效果，在短时期内，由于500多位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积极分子被逮捕，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一时群龙无首。加之，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被迫移居国外，而为运动补充新鲜血液的知识界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激情，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趋势。 此外，国外舆论对苏联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反应也不像从前那样激烈，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特别是击落韩国民航客机后，被美国总统里根称为邪恶帝国的苏联有许多更值得世界舆论关注的事情，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重要性下降了，这一切使留在苏联和移居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普遍感到运动没有出路和前途无望，对苏联统治者最后一点希望也消失了，政权已完全蜕变为代表一小部分人利益的保守的官僚机构。 然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它传播的民主、自由，维护人权的思想意识已经悄然深入苏联社会各个阶层，甚至已经深入到国家政权的支柱部门：军队、内务部、安全委员会。从1985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给苏共中央的一份情况通报中可以看到如下的材料：“早在60年代时期一些警员就因涉嫌参加反苏鼓动和宣传活动而被判刑，而当时这种情况只是偶尔的事件……而80年代初期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内务部就预先揭露出334个从事对国家有害的和不健康政治行为活动的工作人员。制止了内务部审判监督员创立反苏维埃青年组织，以及制定宪章和纲领违法行为的案件，以及滨海边疆区内务机关联络处的一位处长系统地把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违禁作品介绍给自己的同事的案件。国家安全机构的一些工作人员对西方生活方式非常感兴趣，有的人甚至公然发表支持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违法言论。”[84] （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要派别、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流派纷呈，比较重要的派别主要有罗·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萨哈罗夫为代表的西方派和索尔仁尼琴为首的新斯拉夫派。各个派别的政治主张既有相似之处，亦有不同之处。民主社会主义派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但他们认为苏联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在苏联建立一个政治民主、言论自由和多元的社会是他们的追求。以萨哈罗夫为首的西方派又称法制派，他们以民主、自由、法制和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为自己的不同政见纲领，主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通过改革，相互吸收各自的长处，最后走向趋同。新斯拉夫派又称基督教民族派，他们既否定社会主义，又否定资本主义，认为东正教、专制制度，村社和自治是俄罗斯文化的精华，只有发扬光大它才能拯救俄罗斯。 1.罗·麦德维杰夫与民主社会主义派 民主社会主义派西方一般认为其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左派，有时称他们为新马克思主义派，或者改良共产主义者，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称他们为民主社会主义派，有时也称党内民主派，这一派别的主要代表人是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和若·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此外，还有彼·格里戈连柯和П.叶戈洛夫等人。 麦德维杰夫兄弟并不是因为其积极参加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各种活动，而是因为他们撰写和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分析苏联社会性质的著作、杂志和文章，并系统地提出自己改革的政治思想和主张而闻名于西方。 （1）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民主社会主义派坚信马克思和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但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违背了马列主义理论的精髓，苏联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民主社会主义派认为马克思和列宁的社会主义，或称共产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的，只不过应该随着时代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叶戈洛夫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党经过科学的论证确信，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是社会的更高形式，它符合人类的本质，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求。”[85]进而他又提出：时至今日，人类历史实际上还没有给世界提供一个社会主义具体范例，社会主义还处于探索阶段。 民主社会主义派经过认真分析苏联60多年（截止到70年代晚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后，得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的结论，最起码列宁以后苏联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今天的苏联是“官僚化的社会主义”，“专制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假社会主义的变种”。 （2）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民主社会主义派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财产社会所有制（公有制）和民主完美的结合。苏联的国家所有制实际上是国家领导人所有制，高级权贵们不仅掌握了全国财产的支配权，而且不对任何人负责。庞大的官僚主义阶层成为事实上的国家主人。在作为私下出版物广泛流传的《列宁格勒提纲》中，C.佐林和H.阿列克谢耶夫写道：“必须以全民所有制取代垄断的国家所有制”，只有财富的所有者能够支配这一财富时才是全民所有制。[86]同时，只有社会所有制与民主的有机结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和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所有制，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官僚主义和官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敌人，防止国家政权官僚主义化的重要保证在于政治民主化。 （3）多党制、党内反对派、社会多元化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民主社会主义派的一个重要主张，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康发展。 罗·麦德维杰夫认为多党制与过渡时期的多种经济成分有关系。每一个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都会保留多种社会经济成分，而多种经济成分造成了多党制存在的基础。至于共产党同其他政党合作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革命变革的性质，取决于这一革命是和平的进行还是非和平的进行。至于党内是否允许反对派存在，在民主社会主义派看来，共产党内存在反对派是正常现象，如果没有真正的政治斗争，没有反对派，任何政治组织都会衰败。他们坚信“党的统一任何时候都不是绝对的，都不排除各种争论和斗争，这对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乃是基本的原理”。[87]多元化是人们对社会认识差异的反映，即使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后，也仍然会有看法不同的情况存在。 （4）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民主社会主义派主张应该同一切民族主义派别进行公开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克服长期积累下来的民族矛盾，必须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利和责任，尊重所有大小民族的合法权利。为了履行民族自决的权利，他们甚至建议“在每个加盟共和国每十年必须举行一次关于该共和国是否保留在苏联的公民投票……每一个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有权宣布举行这种公民投票”，决定自己是否继续留在苏联境内。[88] （5）民主社会主义派反对苏联推行的扩张主义政策，认为苏联直接出兵捷克和阿富汗，败坏了社会主义形象，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应有这种行为。格里戈连柯指出：“苏联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应该是营造一个能成为对所有兄弟党具有鼓舞榜样的社会秩序”[89]，而不是直接出兵强制别人接受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更何况捷克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不是苏联的某个地区。 总之，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并不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只不过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列宁既定方针，异化为官僚主义体制。因此，他们主张在维护苏联现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民主化改革，实行社会多元化，允许反对党和不同政见者存在，同时，在苏联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全面推进民主政治，从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萨哈罗夫与西方派（法制派） 1921年萨哈罗夫出生在莫斯科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莫斯科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军工企业工程师。1945年萨哈罗夫进入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由于在苏联研究氢弹工作中的卓越贡献，被西方称为苏联氢弹之父。1953年32岁时他就成为苏联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并很快出任国家原子能委员会首席顾问。萨哈罗夫曾三次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并获国家奖金和列宁奖金。从1957年起，他开始关心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尤其关心他所从事的核武器研究造成的社会后果，多次上书赫鲁晓夫，建议停止大气层核试验，但未获成功。1968年，萨哈罗夫完成了《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90]一文，呼吁苏美停止军备竞赛，实行真正的和平共处，从此，开始了他的持不同政见者生涯。1970年年末，他和查理泽等人成立“苏联人权委员会”，以后又多次上书勃列日涅夫，继续要求实行民主化。1975年萨哈罗夫因为“捍卫人权、裁军和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而进行的斗争，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和平”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苏联政府拒绝他出境领奖。1980年，由于强烈抗议苏联出兵阿富汗，萨哈罗夫被放逐到小城高尔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恢复了自由后的萨哈罗夫曾经当选为苏联首届人民选举的苏维埃代表。 以萨哈罗夫为代表的西方派积极参加各种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他们的主要思想如下： 第一，萨哈罗夫认为苏联社会发展远不像宣传的那样美好，官僚主义成风，特权阶层贪污腐败，政治上缺乏民主，社会公正远未实现，当今苏联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 萨哈罗夫在《论国家与世界》一书中写到：苏联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最简洁地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它和西方类型的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是，在经济以及文化，思想和其他主要生活领域内实行全盘国家化，党和政府的全部垄断。”[91]官僚政党特权阶层自成一体，他们掌握着国家财产分配权，成为事实上的国家主人。我们没有世界上最高的劳动生产率，甚至没有希望在可见的未来按这种指标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存在着不断军国主义化的倾向。人民生活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大部分居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仍然很差。 第二，苏联必须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自由化和公开性，加强法制，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推行社会改革，通过和平的手段最终使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互相接近、趋同，形成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多元社会，从而消除当今时代悲剧性的对抗和热核战争的危险。 西方派认为社会应该摒弃单一体制，实现多元化，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共存，并给个人选择的最大自由。“正是这种自由，而不是来自教条、权威、国家的传统或政权抑或舆论的压力，才能够保证那些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个人，社会，文化和其他许多社会现象中的无限复杂和矛盾的问题得到合理与公正的解决，只有这种自由会给人带来直接的个人幸福，这种幸福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意义。”[92] 第三，在经济方面继续深入进行1965年的经济改革政策，扩大所有生产单位的经营自主权，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实行有利于农民的税收政策，提高农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在服务行业、医疗、小宗商业、教育等方面扩大发挥私人主动精神的可能性和有利性。 第四，在法律方面要保证司法部门独立行使自己的职权，加快立法步伐，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确立司法公开和透明的原则，停止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迫害。 西方派认为法制观念水平很低是苏联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因此，他们主张只要不违背公民的基本权利，诉讼程序都要公开。“采取一些改进法院和检察院工作的措施，应使这些机构不受行政当局和地方势力、偏见和人事关系的干预。大赦政治犯。颁布一项法令，规定必须全文公布政治性案件审讯速记记录”[93]，停止对政治犯的司法迫害。 第五，切实履行宪法保证公民言论、信仰、集会、选择居住地自由的权利，保证少数民族应享有的权利和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权利。 萨哈罗夫指出：“党和国家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垄断，其后果特别有害。思想统一化经常地——从学校课桌到教授讲坛——要求人们虚伪、顺应、愚昧和装傻。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奇怪，艺术和人文科学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完全消失”[94]，应该取消出版审查机构，言论自由，鼓励各种思潮自由竞争。同时，应当制定允许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实施细则，以便使宪法自由脱离的条款能够真正实行。 第六，在对外交往中应加强国际合作，“主动宣布或者重申不首先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在签订裁军或部分限制某种武器协定的情况下，允许调查团进入我国境内，以便有效监督裁减军备”。[95]国家主要精力应该用在内部和谐发展上，这是国家强大和繁荣的基础。国家和人民并不需要把对外政策作为取得国内政治稳定或者扩大势力范围，输出自己思想的手段。那种认为自己的道路是唯一正确，并有独特优点的看法是错误的，应该尊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总的来说，从上述可以看出西方派（法制派）要求民主和自由，加强法制，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他们认为维护权利的主张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各个派别和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潮共同追求的主要目标，它不仅可以为那些被没有给人们带来起码幸福的僵化教条说教搞得筋疲力尽，并且对任何理论和信仰都不感兴趣的人们提供一种现实的支撑，而且随着维护权利的思想深入人心，有助于民主与法制在苏联的不断推进，这也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互接近、趋同提供具体的促进作用。 3.索尔仁尼琴和新斯拉夫派（基督教民族主义派）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年12月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服役，在他出生前就已战死在德国，母亲是中学教员。童年的他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苏德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曾任炮兵连长，两次立功受奖。1945年2月，因在信中批评斯大林而在前线被捕，被判处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恢复名誉后的他定居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担任数学教员。同时，索尔仁尼琴积极从事文学创作。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他的处女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小说一经问世，在文艺界就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此，被西方称之为“集中营文学”的现象在苏联产生。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96]其后他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第二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由于在国外出版披露苏联监狱与集中营内幕的《古拉格群岛》一书以及积极参与持不同政见者活动，1974年2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随后他移居美国，在美国组织了“全俄罗斯回忆录文库”，在苏联成立了“俄罗斯援助政治犯社会基金会”，继续从事持不同政见活动。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索尔仁尼琴回归离别十年后的祖国，他的作品也得以在俄罗斯正式出版。 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很多，但《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一文集中反映了他的主要政治主张。 首先，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基督教民族主义派）脱胎于伦理社会主义派别，他们不仅反对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的理论，而且也反对西方文明，并认为二者有共同之处；同时，认为当今的俄罗斯主要有两大危险，即同中国发生战争和西方文明面临绝境的前景，俄罗斯只有发扬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才能摆脱两大威胁所带来的破坏。 索尔仁尼琴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公开宣称，作为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今天，这种意识形态只能使你们变得更软弱和捆住你们的手脚，这种意识形态充斥社会的全部生活中：在人们的头脑中、讲话中、广播和报刊上全都是谎话……这种强迫人人说谎话的情况在我国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令人最痛苦的事，比任何物资生活的凄苦和公民不自由都要痛苦得多”。[97]然而，索尔仁尼琴也并不主张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强制取消措施，只有国家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支持，让它自行存在好了。 在索尔仁尼琴看来，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明具有同源性，都以工业发展为基础，然而，经济无止境的发展，导致自然资源枯竭，再过20到30年西方文明必将衰落。属于西方文明的俄罗斯应早作打算，防止灾难突然降临到自己的面前。索尔仁尼琴还不无讽刺意味地写道：“如果20世纪的人类获取了什么教训，那是我们提供给西方的，而不是西方赐予我们的，由于事事如意的西方人意志和理智都减弱了。”[98] 其次，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只有开发东北部地区，并把民族活动中心和生活中心迁移到此地，在保持经常稳定的经济基础上，放弃不断发展经济的道路，恢复农业社会，同时，放弃对外扩张的政策，集中精力处理国内的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开上述两种威胁的影响，使俄罗斯不至于在西方文明毁灭以及同中国人的战争中瓦解。“越是尽快转移我国注意中心和民族活动中心，从遥远的大陆、甚至从欧洲、从我国南部向东北部地区转移，越是能尽快得到挽救”。[99] 再次，索尔仁尼琴不赞成任何急剧的社会变革，认为民主制度并不适宜俄罗斯民族的现状，自由只能是精神上的。俄罗斯只能实行专制制度，即建立在古老东正教人类互爱道德基础上的专制制度，也只有这种制度才是拯救俄国最现实和最好的办法。 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索尔仁尼琴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大规模的流血革命只能是对人民的摧残，自由必须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而且更应该侧重于精神层面。至于民主并不适合俄国。知识分子100多年来同专制制度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决定还是不决定，反正俄罗斯要实行专制制度……一切在于，下一步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专制制度，难以忍受的不是专制主义本身，而是强制的经常散布的意识形态谎言。不可忍受的不是专制主义，而是专横和目无法纪……专制制度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法律，或者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或者不应反映人民的思想和意志。专制制度也并不意味着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没有独立性。”[100] 最后，索尔仁尼琴主张开展诚实的思想竞赛。这样一来，大量的哲学、道德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著作就会涌现，这不仅会促使科学研究深入发展，而且也能丰富伟大的俄罗斯文化。索尔仁尼琴最后特别强调指出：“今天，除了基督教可以医治俄罗斯的灵魂以外，我自己也看不到任何有生气的精神力量”，也只有大力发扬俄罗斯民族精神，包括村社、家庭、自治、东正教、专制传统才能使俄罗斯强大。[101] 总的来说，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人数并不是很多，他们虽然不承认自己同19世纪俄罗斯历史上的斯拉夫派思想具有联系，但其政治主张却明显植根于“俄罗斯民族精神”之中。他们既反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又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认为二者的根基都是工业文明。俄罗斯民族并不适宜于民主，只有专制制度、东正教、村社、自治、农业社会才是俄罗斯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私下出版物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个人和组织采用独特的“萨米兹达特”（самиздат）和“塔米兹达特”（тамиздат）的形式传播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交流和分享信息。中国学者将самиздат翻译为“私下出版物”或“独立出版物”；тамиздат译为那边出版物。私下出版物一般是指20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一些个人和组织编辑印刷的定期的和不定期刊物、文集，同时包括那些政府不允许出版或者不能出版，却在私下里互相传抄和复印，并广为传播的各种文章、手稿、打印稿等。那边出版物是指苏联公民及其一部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个人或者组织把自己的作品和刊物在国外出版，而后通过各种渠道偷运回苏联国内私下传播，这种形式的出版物严格上说不能称作私下出版物，因为它在国外是公开出版发行的，只不过是苏联出版审查机构不允许它在苏联发行。私下出版物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持不同政见者个人和组织的各种公开信、纲领，主张和思想以及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法庭审判记录、判决书、精神病院等情况都在上面有所记载，它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同苏联党和国家斗争的重要工具。“如果没有私下出版物的话，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也不可能存在，因为文字是后者的唯一武器”。[102]私下出版物不仅打破了苏联党和政府高度垄断信息传播工具的局面，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各个派别和社会思潮宣传自己的思想，发动社会各界参加和声援持不同政见者活动，以及传播民主、自由、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等方面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俄罗斯文化的宝库。 （一）私下出版物的由来及概况 在俄罗斯历史上一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书报检查导致被禁止的出版物总是以私下印刷的小册子形式到处传播。斯大林之后的苏联，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私下出版物”成为苏联社会自我意识表现的一种独特的现象。 私下出版物是从翻印和复制买不到或被禁止的诗集开始的。语言简洁而寓意含蓄深刻的诗歌承担起了思想解放，冲破党和政府意识形态严格控制的初期任务，因为传播私下出版物而被政府最早判刑的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在《风又回来了》中回忆道：“那是个难忘的岁月，整个莫斯科的各个机构中，打印机的运转已经达到了极限。如果有谁为自己和朋友印制了一些东西，那一定是诗，诗，还是诗。年轻人的圈子产生了，而他们的秘密口令是源自于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古米列夫的诗句。”[103]初期的私下出版物并不仅仅局限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而是涉及所有不能出版的东西，包括以往和当今的一切作品。 60年代中期，私下出版物逐渐成熟了，并且开始政治化。1964年罗·麦德维杰夫开始定期发行一种被西方称之为《政治日记》的私下刊物。1965年因为在国外出版著作而被克格勃逮捕，随后又被政府重判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事件发生后，在苏联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作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与政府斗争的主要工具——私下出版物开始了它的蓬勃发展时期。新的私下出版物不断涌现，大量揭露斯大林时期镇压内幕的回忆录、签名人数众多的抗议信件、请愿书、声明、批评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处理方法的文章，以及法庭审判的各种法律文件和被告人的辩护词在私下出版物上广为传播。政府为了遏止这种危险的局面，加大了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私下出版物的打击力度，对编辑并在苏联国内外出版发行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诉讼材料《白皮书》的А.金兹伯格和加兰斯科夫等人再一次判刑。这样，每一次审判后都会有人在苏联和西方出版审判诉讼材料集，每一次这样的出版又会招致政府的压制和审判。从而，导致私下出版物愈来愈多，政治性质也越来越浓厚。 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随着苏联政府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逐渐深入发展，以及各种维护权利组织的出现，私下出版物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各种刊载持不同政见者活动和政府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信息、通报形式的定期刊物开始大量涌现，像《时事纪事》、《自由思想》、《乌克兰通报》、《移居》、《立陶宛天主教纪事》等等，而且私下出版物也由以前主要揭露斯大林时期镇压内幕，集中营迫害，公开信和请愿书，各种被禁文学作品以及回忆录等题材嬗变为有关政治、经济和政论等内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各个派别的纲领开始在其上面广泛流传。 此外，大批在国外出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书籍和政府不允许流入苏联的外国作者的书籍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苏联，被翻印或者以手稿的形式在暗中流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1970年12月21日就“私下出版物”问题他给苏共中央发了一个绝密报告，其中说道：“对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传播的所谓‘私下出版物’进行分析表明，‘私下出版物’的内容近几年来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5年前流传的主要是一些思想上有问题的文艺作品，那么现在政治纲领性的文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从1965年至今这一段时期内已出现400多种有关经济、政治和哲学问题的各种学术著作和文章，这些出版物从各个方面批评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对苏共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议论，提出了各种不同于苏共政策的行动纲领。……在许多主张苏联社会‘民主化’的方案中都提出要‘限制或消除苏共的垄断权力，在国内建立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反对党’。”[104] 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些有关民族和宗教的私下出版物，像《土地》、《莫斯科文集》等刊物，同时鞑靼人争取回归故乡的材料，乌克兰、亚美尼亚维护民族权利和爱沙尼亚宗教徒的内容也不断地出现在私下出版物上。赫尔辛基协议签署后，通报苏联违反赫尔辛基协议和要求维护权利的内容一度成为私下出版物关注的中心。此外，70年代以来，随着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积极分子流亡国外，一些私下出版物开始在国外印刷，而后偷运回苏联传播。 总之，私下出版物出现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初期它同文学解冻思潮密切相关，后来逐渐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宣传自己主张和反对政府镇压他们的舆论工具，在国家严格控制一切信息传播途径的苏联，提倡用和平手段维护民主、言论自由、多元社会的持不同政见者们也只能依靠这种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手段，去追求自己的权利。 （二）私下出版物分类及主要作品[105] 苏联私下出版物种类繁多，为了避免政府的打击，一般都是在熟人之间秘密流传。私下出版物虽然在苏联可以公开或半公开流传，但都未得到官方许可，因此是非法的，不断受到苏联当局的追究。私下出版物没有固定模式，大体上可以把它分为各种类型的期刊；在西方出版并在苏联私下流传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书籍；各种类型的手稿、信件和司法文件等几种形式。 1.在国内和西方发行的各种类型的期刊 （1）政治类： 《时事纪事》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维护权利运动”的固定刊物，1968年开始发行，1983年停刊，共出版了65期。西方研究者认为这一刊物是所有非官方刊物的始祖。15年来，该刊物曾几次被政府勒令停止发行，编辑者们被捕、监禁，甚至被送到精神病院，但不久复刊又继续出版。查理泽曾经在美国打印、发行过《时事纪事》国外版。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维护权利运动还曾先后出版过《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思想》等私下出版物。 《政治日记》是由麦德维杰夫兄弟主编，专门揭露苏联政治内幕的固定刊物，被西方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左派”的代表刊物。1964年开始出版，到1971年停刊时共发行了82期，在西方出版发行19期。 此外，有关这类刊物还有《二十世纪》、《钟声》、《播种者》、《探索》，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同时出现的《纪念》，立陶宛的《黎明》，里加的《犹太人在苏联》，格鲁吉亚的《金羊毛》等，这些杂志有的存在时间比较长，有的很快就被政府取缔。 （2）民族宗教类： 1970年，一种关于乌克兰民族文化运动信息的《乌克兰通报》定期私下出版物开始出现，从此，该刊物不断刊登乌克兰民族人士反对苏联政府大俄罗斯主义政策的文章，成为乌克兰民族维护自己权利的阵地。尽管克格勃几次搜查和逮捕编辑者，但其一直坚持出版。1974年第七、八两期合刊的《乌克兰通报》发表了长篇文章，从乌克兰人口统计、对乌克兰文化灭绝等几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苏联政府在乌克兰变本加厉地推行全盘俄罗斯化的情况，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此外，B.奥西波夫编辑的《市民大会》和《土地》，以及《莫斯科文集》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刊物。《立陶宛天主教纪事》是有关于立陶宛民族宗教运动信息通报的私下出版物。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认为本民族文化受到损害。 （3）在国外出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主要刊物： 7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被驱逐到国外，在西方出现了一部分这些人办的期刊，这种刊物一般是在国外出版后，再私自运回苏联传播。这类刊物主要有马克西莫夫在西德出版的《大陆》杂志、格列杰尔在法国出版的《第三浪潮》、马拉姆津主编的《回声》和西尼亚夫斯基主编的《句法》等，这几种刊物均为季刊。 2.在西方出版并在苏联私下流传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书籍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西方公开出版发行自己的著作，而后以禁书的形式私自流回苏联国内直接发行或者翻印传播，这种类型的私下出版物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称为私下出版物，但由于政府明确限制这种作品在苏联发行，最后，这些著作只能以非法的形式在苏联读者手中私下流传，它们主要有以下几种。 （1）持不同政见者剖析有关于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历史、科技、文艺等方面的理论书籍。这方面的书籍很多，主要有罗·麦德维杰夫的《论社会主义民主》、《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106]；若·麦德维杰夫的《苏联科学》；格里戈连柯的《疯人的思想》；萨哈罗夫的《祖国与世界》；阿马利里克的《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查里泽的《苏联的工人运动》[107]等。 （2）披露苏联高层内幕，维护民主与人权，揭发苏联当局对持不同政见者迫害和镇压等内容的书籍。披露高层内幕的作品主要有斯大林女儿阿利卢耶娃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仅仅一年》[108]，阿夫托尔哈诺夫的《权力学》[109]，米亚科夫的《克格勃内幕》[110]等。揭发苏联当局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积极维护言论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代表作品主要有：关于苏联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白皮书》，揭发苏联当局审判加兰斯科夫等人的《四个人的诉讼程序》，记载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政府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各种抗争活动的《中午：1968年8月25日红场上的游行事件》，以及《萨哈罗夫国际听证会文件集》、麦德维杰夫兄弟合写的《谁是疯子？》、阿马利里克《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111]、马尔钦科《我的证词》、鲍得拉比涅克《惩罚性医疗》等。[112] （3）批评苏联政府推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政策，利用俄罗斯文化的优势地位有意识地消亡少数民族文化和语言，迫害少数民族干部以及少数民族反抗政府斗争的有关书籍。 1970年伊凡·久巴在英国出版了《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113]一书，系统地揭露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民族政策，抨击了政府对乌克兰实现残酷民族压迫、同化以及迫害持不同政见民族人士的政策。涅克里奇关于反映鞑靼民族争取回归故乡斗争的著作《被惩罚的民族》和涅克拉索夫《旁观者随笔》[114]等书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4）探讨有关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历史、现状以及持不同政见者自己在苏联经历方面的著作。这方面的作品主要有1982年阿列克谢耶娃在美国出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史》、布科夫斯基的《风又回来了》、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艾凯德的《不是阴谋家的记述》[115]、列维京的《可爱的自由：民主运动》[116]等。 （5）被西方称之为“集中营文学”类型的私下出版物，它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也极为丰富，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索尔仁尼琴的小说。 3.各种类型的手稿和信件 除了上述各种类型的刊物，以及在西方公开出版而后在苏联非法传播的书籍之外，在苏联国内私下里还流传着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的手稿、公开信、请愿书以及一些纲领性文件。例如被西方称为《列宁格勒提纲》的《时不待人——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历史的转折时期》；萨哈罗夫的《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苏共老党员、经济学家叶·瓦尔加的《瓦尔加遗言》；叶戈洛夫的《什么是民主共产主义》；索尔仁尼琴的《致全苏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信》和《致苏联领导人的信》；罗·麦德维杰夫《关于我国若干社会政治思潮》；捷克知识分子的《两千字宣言》；卡皮查的《科学与现代社会》等。这些文稿有的是以作者真实姓名传播的，有的是以化名扩散的，但这些打字文稿在苏联社会广为传播，影响巨大。它们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全方位透视了苏联社会，并提出在苏联建立政治民主，言论自由，以公有制为主并允许私有经济存在，两种经济相互竞争，以及多党制国家的不同于政府主张的改革方案。 从上述文字来看，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种类繁杂，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因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通过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垄断了信息传播的所有渠道，持不同政见者要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得采取特殊的手段。正如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研究者А.萨维利耶夫指出的那样：“他们发明了两种出版和发行私下出版物的方法。一种是把作者和出版者合二为一：手稿。自己打印出来，然后通过熟人散发出去，如果读者感兴趣，就大量复制。另一种就是通过外国记者和旅行者把作品带出国外出版，变成那边出版物，在苏联私下传播。”[117] （三）苏联政府对私下出版物的政策 私下出版物的大量出现和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极大地冲击着苏联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和严格审查出版物的体制，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政论性的文章以及各种政治主张成为私下出版物的主要内容后，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共鸣，特别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加入到持不同政见者行列中后，对苏联官僚主义政治体制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政府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的绝密报告中不无忧虑地谈到：“在创作和散布‘私下出版物’的基础上，志同道合者正在某种程度上逐渐联合起来，明显地看出建立类似反对党的组织的企图。大约在1968年末至1969年初，由一些具有反对党思想的人员组成了一个名为‘民主运动’的政治核心，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个核心具有反对党的三个特征，即‘有领导人、积极分子并依靠人数可观的同情者；不采用明确的组织形式，为自己提出明确的目标并选择明确的策略；争取合法地位’。”[118] 苏共中央政治局高度重视安德罗波夫的报告，责成政治局几位负责人会同相关部门进行研究，并制定出具体措施。此后，政府要求克格勃利用“以文学形式，或以口头和书面形式散布诋毁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制度谣言”[119]的刑法第190条，加大对私下出版物取缔和打击的力度。“1971年初，一个内部信息传到维护权利运动人士耳中，苏共中央下达了专门指示，命令结束《时事纪事》和其他私下出版物在苏联和国外传播的状况。1月14日克格勃在莫斯科进行了八次大搜查，其中包括对莫斯科维权运动主要人物亚基尔和其女儿伊莉娜·亚基尔寓所的搜查。尽管这些搜查的借口是各种各样的，但实际上是为了出版第二十四期《时事纪事》的问题。这一搜查行动还在维尔纽斯、列宁格勒、新西伯利亚、基辅和乌克兰其他城市同时进行……全部的搜查、拘捕和审讯目的都很明确，详细询问私下出版物第二十四期《时事纪事》制作和传播的情况。”[120]克格勃还千方百计提高侦察和破获各种私下出版物印刷和流传的手段，甚至用特殊的材料喷洒在查获的私下出版物上，通过线人散发出去，而后利用无线电技术跟踪查获其流传渠道。 与此同时，书报审查机构与克格勃一起，加强了对寄往国外邮件以及出国回国人员的检查，监视持不同政见者与外国人的一切交往，力图截断各种手稿与文件流往国外和那边出版物流入苏联国内的渠道。西尼亚夫斯基不无讽刺地指出：“最好到海关去考察俄罗斯文学的新高涨。他们寻找最多的是什么呢？是手稿……在进口的东西方面，他们寻找最多最好的又是什么呢？是书籍。是用俄语印刷的书籍，亦即出口转内销的俄罗斯文学。”[121] 阻止私下出版物在国外出版后变成那边出版物流回苏联的做法，使苏联加入世界著作权公约的谈判陷入绝境，为了实现它的功能，1973年苏联更改了关于著作权的法律条文，并建立了全苏著作权代理处。代理处名义上是保护苏联作者的权益，但“它的实质是要求在国外出版书籍必须经过这个机构，从而确立党和国家对那边出版物的控制。按照代理处成立的附加决议，著作权的交易将包括文艺作品的手稿以及其他各种相关的文献。”[122]克格勃不仅限制“那边出版物”和报纸向苏联的渗透，而且对广播节目的有关内容也进行干扰，千方百计杜绝西方资本主义的和平渗透。 此外，对违反政府规定，私自在国内外制作、传播和出版私下出版物者政府则严惩不贷，逮捕审判了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尔、加兰斯科夫、金兹伯格、拉什科娃、戈尔巴涅夫斯卡娅等人。“从70年代开始，克格勃解决私下出版物的办法更倾向于将这些积极分子赶出国外，从而克服国内不好控制他们的压力。1972年布罗茨基和西尼亚夫斯基流亡国外，1973年马克西莫夫离开了苏联，1974年驱逐了索尔仁尼琴……”[123]这一行列的排名还在不断增加，以至于在西方形成了俄罗斯亚文化这一奇特的现象。 从上述可以看出，政府对私下出版物的政策主要是限制、堵截、打击，对制作者和出版人则是搜查、审讯、判刑，最后强迫其移居国外。当局并没有认真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的具体办法。 （四）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现象分析 总的来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种类繁多，今天仅“纪念碑”机构一家收集到的就有6000多册[124]，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数字。被迫流亡国外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阿列克谢耶娃曾经对这种状况进行研究，她指出因在国外出版书籍就被政府审判，驱逐到国外，这对俄罗斯文化造成的巨大损害是无法估量的。政府本来应该积极支持知识分子在国外出版自己的著作，扩大俄罗斯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她认为“国外出版的作品是现代俄罗斯图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最优秀的部分，但政府却千方百计阻碍它的出版和发行”。[125]为什么会在十月革命胜利50年后的苏联，并且是以追求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这种反常的现象，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所有向往和平、民主、发展和进步的人思考的问题。 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就已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只要自由的某一种形式受到排斥，也就是整个自由受到排斥，——自由的存在注定要成为泡影，而不自由究竟在什么领域内占绝对统治地位，将取决于纯粹的偶然性。不自由成为常规，而自由成为反常的例外，成为偶然和任性的事情。”[126]也正是不断强化的书报检查和意识形态的强求一致，使得许多无法倾诉自己心声的苏联知识分子重新步19世纪他们前辈的后尘，走上用“自己创作自己发行的手稿方法”去传播自己思想的途径，只不过他们所使用的工具比前辈有了很大的改进。 当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得知，А.金兹伯格因为在私下出版物上刊载阿赫玛托娃诗集《安魂曲》而被逮捕的消息后，他无可奈何地抱怨道：“连初学写作者一类的大学生的笔记都不能通过……这就是‘私下出版物’的曙光，这就是连接俄罗斯文学的未来与其英雄的过去的生命线。”[127]持不同政见者民主社会主义派代表人罗·麦德维杰夫认为，私下出版物既然所涉及的是作者的信念和主张，又不是行动，政府就不应该采用政治高压的政策。强化书刊检查制止不了私下出版物的出现和流传。“对出版自由的各种禁令与限制，不仅妨碍而且歪曲了未经检查的出版物的流通，而且将导致它们背离马克思主义，败坏马克思主义声誉，因为现今许多检查机关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在那里自行其是。”[128]他还进一步论述到，书报检查者对所谓“言论自由”的畏惧，流露出的不是一般地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畏惧，而恰恰是对说真话和写真实的恐惧。然而，每个人内心真实的流露和真理是不可能被检查官限制住的，高压政策可能一时使人们不去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它毕竟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 回顾私下出版物发展的历程，早期的私下出版物主要是被禁止的诗人的诗集，斯大林时代遭受迫害的一些人的回忆录，各种类型的公开信、请愿书等，而从60年代后期开始，持不同政见者的各种政治纲领和政论性文章成为私下出版物的重要内容。而70年代中期以来各个民族共和国和各种维护权利组织的情况在私下出版物中占据了很大的部分，大量有关论述社会问题的文集在各地流行。私下出版物的广泛传播不仅打破了苏联党和国家垄断信息，意识形态高度统一性的局面，许多志同道合者聚集在一起阅读私下出版物的方式改变了斯大林时代遗留下来的人人自危，人们之间很少交往的社会风气，而且，私下出版物还使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追求的政治民主、公开性、言论自由、保障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为8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 党和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和措施 伴随勃列日涅夫执政始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甚至是危机，然而，苏联党和政府却把这些来自社会的不同声音当作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是帝国主义思想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声，因此，采取各种措施压制和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一方面不断加强正面思想灌输和青年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强化意识形态宣传和控制，千方百计防止持不同政见者的产生，另一方面组建专门负责知识分子问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增补俄罗斯刑法第190条，利用政治上施加压力，分化瓦解和逮捕判刑等方法，甚至不惜采用特种精神病院和驱逐出境措施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策不仅严重挫伤了一部分公民的社会积极性，导致苏联共产党威信和社会主义吸引力悄然下降，为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和苏联解体埋下祸根，同时损害了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声誉，为西方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专制、独裁、缺乏民主和言论自由，侵犯人权提供了口实。 （一）强化意识形态宣传和控制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逐渐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方针，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加强控制的进程。在勃列日涅夫等人看来，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他所发动的政治、经济改革削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导致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萌生，因而，加强政治思想宣传工作和高度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成为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 1966年11月，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勃列日涅夫强调指出：“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在十月全会前的十年以来，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并不比其他领域少，甚至还多些……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克服的危害”，应该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129] 为了落实政治局会议强化思想工作的精神，苏共中央和政府的宣传部、科学和学校部、文化部等职能机构拟定了新时期强化宣传鼓动工作的具体措施，除了要求全社会不断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之外，在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后都要展开强大的宣传活动。一向受到特别重视的青年政治思想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时期，宣传部门和一切有关研究机构出版了大量的书籍，从各个角度不厌其烦地讨论如何在学生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甚至连怎样在大学生宿舍中开展政治教育都有人写书论证。五年大学生活每一周开展什么活动，由谁组织，由谁监督，活动的具体内容都有详细明确的规定。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了向世人宣传和证明马列主义和苏联共产党方针的正确性，力图在全国营造一种欣欣向荣的社会气氛。政府不断新建各种纪念馆和纪念碑，勋章和奖状满天飞，庆祝会和纪念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召开。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更把这种粉饰太平的举动推向高潮。 在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政府加大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尤其是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开始实行“拧紧螺帽”的方针，从国家安全委员会定期上报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能够明显地感到这一点。 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不久就向政治局报告说：“尽管苏联国内还不存在对现制度不满和建立有组织的反政府地下组织的现象，但一些‘反苏分子’和社会大众及创作知识分子的联系大大加强了。反叛者在广大的知识分子当中获得了同情和道德上的支持，出现了有利于反叛者发展的环境，很难把他们完全隔绝或利用沉默的人墙包围起来。”[130]报告还进一步强调这些人不像以前的地下活动者，他们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196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呈报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通过监控发现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状况不容乐观。许多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和党史课程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在他们眼中高校党的工作者就是一些不学无术，只会对学生进行监督的人。1976年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进一步谈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三年来监控高校学生的情况。“在青年学生中三年之内发生了324次不良表现，参加的人有4406人……发表诽谤性的、蛊惑性的、修正主义和其他政治上有害的意见，作为不良表现的一种形式，在数量上和参与的人数方面都是最普遍的。”[131]报告提出应该继续加强揭露并取缔对青年企图施加影响的各种组织，加大预防政治上有害的不良行为发生的力度。 与此同时，政府还利用自己领导的各种文化团体和协会以及出版检查机构来强化社会监控的职能。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团体行政化倾向非常严重，社团逐渐演化为党和政府控制知识分子的工具。由于社会团体和各种协会与党的机构一起控制着大多数出版、评奖、出国以及晋升的途径，它的权力很大。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发表自己的作品，那他就无以为生。正因为这样，索尔仁尼琴才在《致全苏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信》中强烈要求“在作协章程的22款中应该明确表述，作协将保证为自己的遭受诽谤和不公正迫害的会员提供所有的保护，保证杜绝违法现象的再度发生”。[132] 从上述来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中央相当重视意识形态的工作，希望通过正面宣传和控制来削弱持不同政见者产生的土壤，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强化思想宣传的措施和政策，但收效甚微。尽管政治局年年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次次都强调它的重要性，但对社会形势和人们价值观念趋向的变化却视而不见，一直拿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和举措，即使是通过的决议和措施大多也没有得到执行。“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对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决议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令人震惊，实际执行的决定不超过十分之一。”[133] （二）“思想颠覆”罪名与建立主管知识分子工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一个久拖不决的重要政治问题，党和政府为了解决它费尽心机，在强化思想意识形态宣传和控制的同时，积极开展所谓的“思想斗争”，即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 尽管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明确宣布，苏联不禁止与众不同的观点，也不禁止对公共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批评。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党和政府总是把为完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批评看作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从苏共中央政治局的绝密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内容：“‘持不同政见者’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实质上是否定社会主义，是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同共产党人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这种‘批评’在行动上正在变为有组织的、受帝国主义操纵的反苏活动。”[134] 60年代中期，苏联政府和安全部门迫切需要利用法律措施来打击日益高涨的要求民主、言论自由与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联邦增补了刑法关于反社会秩序罪第190条。其中第1项规定：“经常口头散布虚假谣言，诽谤苏联国家和社会机构；制作和传播书面和其他形式具有那样内容的作品，处以剥夺自由三年或者强制劳动一年，或者罚金100卢布”；第3项规定：“组织并积极参加有组织活动，粗暴违反社会秩序或者有明显不服从政府代表人员的合理要求，或者引起干扰交通运输、国家、企业正常工作后果的，处以剥夺自由三年，或者强制劳动一年，或者罚金100卢布”。[135] 新增加的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90条内容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模糊性，而且，判罪的依据更侧重于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方面，这样一来为执法机构随意解释法律条文，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留下很大的空间。“思想颠覆”这一概念正是在说明上述法律条文的苏联法律文献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刑法典中出现的。“思想颠覆是指那些用于人们的思想感情的手段，其目的在于破坏、损害和削弱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影响，在于削弱和分裂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通过合法的或非法的途径利用诽谤性的、伪造的、或者是带有倾向性材料去实现，以造成意识形态方面的损失。”[136] 1967年安德罗波夫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为了加强同所谓的思想颠覆活动进行斗争，反对持续不断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经过苏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其任务是组织反间谍工作和去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137]第五局主要有负责文艺界知识分子问题、大学生和无组织青年、侦查匿名作者和恐怖行动策划者，以及专门负责同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等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打交道的处室构成。 克格勃第五局初期大约有200多人，但随着与持不同政见者斗争的扩大，第五局不断招募新成员，组织机构不断膨胀。“1967年克格勃强化了自己侦察机构的工作，在一年当中招募了24952个新的情报员，占全部情报员的15%，并超过当年揭露出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的二倍还多。”[138]为了监督人们的思想和情绪，党的领导愈来愈经常求助于用特殊手段进行这种调查工作的专门机关，这一方面造成了国家安全机构不正常的膨胀，另一方面又使缺乏民主的现象持续存在下去。 思想颠覆罪名的设立和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90条的增补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的成立，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政府与持不同政见者作斗争的重要举措之一，它不仅为国家安全机构惩罚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提供了所谓的法律依据，同时也为强力机关迫害不顺从的公民大开方便之门。 （三）政治施压、分化瓦解和逮捕关押 由于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活动从法理上讲并不违背苏联宪法的要求，这给执法机构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增加了难度，特别是70年代中期赫尔辛基协议签署后，还面临着国际社会保护人权的压力，因此，国家安全机关在处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问题时，力图通过行政手段和一些其他措施，尽量减少公开审判，避免激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 政治上施加压力，分化瓦解是政府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经常使用的办法。持不同政见者首先面临的是开除党籍，开除各种专业协会，开除工作的危险。“凡是在要求审判加兰斯科夫和金兹伯格时遵守法律的各种请愿书上签名的人，在一个月内就有15%的人被单位解雇，而且所有的苏共党员都被开除出党。”[139]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利季娅公开表示反对政府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并在要求为两位作家减刑的公开信上签名，从此，她的作品出版遭到限制，甚至她的名字都很难在刊物上出现，直到最后被作协开除。尤为严重的是，一些因为不同政见而被开除公职的人，很难再找到工作，他们只能靠家庭和朋友资助，以及干私活为生。因此，尽管许多人对政府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的政策不满，但真正敢于站出来公开自己主张的人毕竟还是少数。至于到莫斯科红场游行示威的人更是微乎其微。 除了开除党籍、公职之外，收回住房，取消莫斯科居住的权利，甚至可以用“寄生虫”生活方式（不劳而获）的名义把不同政见者遣送到边远地区管制劳动二到五年。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布罗茨基就曾以“寄生虫生活方式”的罪名，被列宁格勒法庭判处到边远地区强制改造劳动五年。寄生虫惩罚措施“既可以消灭失业，补充边远地区的劳动力，又可以清除城市中的‘反社会分子’。这个命令也是一种方便的手段，可以用来镇压不合心意的知识分子”。[140] 对萨哈罗夫的迫害就是政治上施加压力的最具代表的案例。1968年，当萨哈罗夫《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开始在私下出版物上刊发，并且在西方广为传播后，尤其是萨哈罗夫明确反对政府镇压支持“布拉格之春”的知识分子的游行后，他就被禁止参与原子能实验计划了。1970年萨哈罗夫等人创建苏联人权委员会后，政府加大了对萨哈罗夫的政治压力。 1973年9月6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萨哈罗夫反社会的活动”的长篇通报，并很快传达到全国各地和各个行业，从此，苏联掀起大规模批判萨哈罗夫的高潮。在政府压力下，40位苏联科学院院士发表公开信批判萨哈罗夫，“萨哈罗夫近年来不再积极参与科学工作，并发表一系列关于苏联政府及内外政策的声明……萨哈罗夫的言论已经沦为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141] 1975年10月初，当萨哈罗夫因为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后，苏联政府再一次掀起写信和发表文章批判萨哈罗夫的浪潮。安德罗波夫亲自批准一份有关“揭露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政治背景的联合行动措施”的文件，要求克格勃在国外加紧散布西方授予萨哈罗夫和平奖是干涉苏联内政的言论。 1980年初，由于萨哈罗夫公开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了萨哈罗夫的问题，决定将其流放到不向外国记者开放的高尔基市。直到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才允许他重回莫斯科。 逮捕审判和关押是政府惩罚持不同政见者最常用的另一种方法，尤其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初期，国家安全委员会更希望通过这一措施起到震慑作用。 1965年9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在国外发表文章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12月5日莫斯科普希金广场发生了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请尊重苏联宪法”的示威游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12月11日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宣称：“12月5日的游行是政治上有害的反苏行为，事情有时发展到这样的关头。例如在莫斯科，一些青年人走上街头散发所谓的‘告公民宣言书’；一些小组在广场上喊出了煽动性的口号。形式上讲这些活动没有犯罪成分，但不果断制止这些过激行为，可能产生追究刑事责任的局势。”[142]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1966年2月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进行审判，分别判处二人7年和5年徒刑。1967年又因为编辑并在西方出版有关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诉讼材料《白皮书》，逮捕审判了А.金兹伯格、加兰斯科夫、薇拉·拉什科娃和多勃罗沃里斯基。而后又逮捕并审判了发起声援支持А.金兹伯格等人的Л.鲍戈拉兹和П.李维诺夫，以及反对苏联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而游行示威的人。这样每一次逮捕审判持不同政见者总会激起新的一轮抗议，引发更大的、更广泛的社会反响。 一批哲学家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写道：“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作家因撰写和出版（在国内外）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判的情况……此外，就我们所知，在沙皇俄国的历史上和欧、美、亚、非各洲的近现代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因在本国或国外撰写和出版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国家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讯的情况。”[143] 即使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最成功的一次审判，效果其实也并不像它所想象的那么好。1972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雅基尔和克拉辛，雅基尔曾经被苏联监狱长期关押，其父是著名的苏联基辅军区司令雅基尔，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当时持不同政见者对他的期望很大。然而，二人在克格勃种种压力下屈服了，他们不仅承认自己有罪，而且供出了近60名持不同政见者和《时事纪事》的一些秘密。 1973年夏天，国家安全委员会终于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有西方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被告都像斯大林时代那样承认自己有罪，并呼吁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放弃行动。为了这场表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亲自出马，威胁利诱雅基尔和克拉辛，让他们在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配合克格勃工作。据后来移居西方的克拉辛在其自白书《法庭》中透露：安德罗波夫要求他们“是否考虑一下在记者招待会上在外国记者面前讲讲话？他们写了多少关于你们案件的谎言。应该洗一洗他们的脑子。要让西方知道，你们在法庭上讲的话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只是不要以为，我是在收买你们”。[144] 然而，尽管这场戏一切进展都很顺利，克格勃的目的达到了，苏联的报刊也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报道，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很少有人相信雅基尔和克拉辛的悔过是真诚的，大家都看到了他们二人和政府在道德与政治上的肮脏性，甚至有人怀疑他们二人本来就是克格勃的间谍。此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被削弱了，参加的人数明显减少。 （四）精神病院和驱逐出境 利用精神病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历史上最为丑恶的一幕，它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把一些对政府不满或者是一些对社会没有危害但是想法不切合实际的人，直接宣布为精神病患者，不顾本人和家属的反对强行关入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从而迫使受害者放弃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不去进行所谓的反社会活动。 第二，先把某些要迫害的人逮捕，宣布他们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条（反苏鼓动和宣传）或第190条的规定（诋毁苏维埃国家和制度；扰乱社会秩序；不服从国家管理人员），而后由法院起诉并立即进行精神病学鉴定。通过精神病鉴定宣布该人为无责任能力的人，这样法庭就可以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不公开审理，判决将其送入精神病医院强行治疗，从而，避免以前多次政治案件审判中所面临的被动局面。 苏军退役少将格里戈连柯案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格里戈连柯曾在第18集团军服役，1964年因为组织“为恢复列宁主义而斗争联盟”被关入精神病医院。1965年出院后，格里戈连柯以搬运工为生，拒绝领取战士养老金，并成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主要人物。他不仅积极支持克里米亚鞑靼人返回家园的斗争，而且，还筹划成立人权组织。1969年4月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的通报中说：“反社会行为的策划者格里戈连柯和克拉辛继续寻找可能的途径，激活持不同政见者的破坏活动并想扩大参加者的人数。在开始阶段他们想在知识分子中间散布必须建立维护权利协会的思想。该协会设想的任务是对苏联内务部监狱管理总局的行为进行监督并保证法庭公开审判政治案件……格里戈连柯和克拉辛积极筹备协会成立事项并向有关部门递交了批准成立上述协会的申请书。他们还没有等到答复，就向社会各界宣布在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成立‘组委会’的消息。”[145]正是为此，1969年5月7日格里戈连柯在塔什干被捕，谢尔比茨基法医研究所对他进行了检查，并宣布其为精神错乱症，送往专门的神经病医院接受“治疗”。后经劝说到美国治病。 若·麦德维杰夫因为在国外出版了几本有关批判李森科的书，并对苏联生物学发展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1970年5月29日就被从奥布宁斯克市家里强行抓到卡卢加精神病院，准备对其进行强制治疗。主治医师利甫希茨认为若·麦德维杰夫有二重人格现象，“他是个生物学家，可同时他又总是做许多和他的直接责任完全无关的事情。再说，他总是对某些事情感到不满，总想对某些事情进行斗争。”[146]但由于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和文化界人士的强烈抗议，20天后若·麦德维杰夫被释放。 驱逐出境乃是政府制裁持不同政见者的另一措施。70年代中期，尤其是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谈判期间，苏联开始迫使大量持不同政见者伴随着犹太人移民潮流亡西方。马克西莫夫、戈尔巴涅夫斯卡娅、阿马利里克、金兹伯格、西尼亚夫斯基、图尔钦、布科夫斯基、格里戈连柯、若·麦德维杰夫等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都移居西方，以至于在西方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远远多于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对于一些不愿离开祖国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政府甚至不惜采取驱逐出境的办法，强行将其递解出国，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被赶出苏联的。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不久，就开始了对索尔仁尼琴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批评。1969年因为在国外出版长篇小说《癌病房》[147]和《第一圈》[148]，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开除了索尔仁尼琴的会员资格。 1970年10月初，当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积极介入对索尔仁尼琴问题的处理，并准备在他出国领奖时将其驱逐出境。然而，索尔仁尼琴却决定不出国领奖，打乱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 此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索尔仁尼琴问题，但都没有作出明确结论。1973年秋天，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列宁格勒搜查到《古拉格群岛》[149]一书的大批手稿，当时国外报纸也不断报道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一书将要在国外出版的情况。同时，索尔仁尼琴则频繁会见西方记者，介绍《古拉格群岛》一书的内容。 1974年2月1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国家安全委员会驱逐索尔仁尼琴的建议，12月14日《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刊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和驱逐出境的命令”，宣布“由于索尔仁尼琴系统地从事与苏联公民身份不相符合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已经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造成危害，根据1938年8月19日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籍法》第7条规定，兹决定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并将其驱逐出境。”[150]随后，索尔仁尼琴被押解登上前往法兰克福的航班，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 总的来说，苏联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策和措施是一贯的，那就是一方面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千方百计削弱持不同政见者产生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就是进行思想斗争，即采取各种措施去压制和打击这些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的人，包括政治上施加各种压力、监督劳动、逮捕审判、关押判刑，甚至不惜采取精神病疗法和驱逐出境的方法来打压持不同政见者。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前期政府更倾向于公开镇压，1956～1980年因为从事反苏宣传与散布“攻击苏联国家与社会制度的故意造谣诽谤罪行”而被判刑的人数统计，可以看出这一趋势。“1956～1960年因政治原因而被判罪的苏联公民共有4676人。1961～1965年被判罪的为1072人。1966年为48人，1967年为103人，1968年为129人，1969年为195人，1970年为204人。1976～1980年总共为347人。”[151]当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材料所公布的数字可能与实际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有很大的出入，因为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按刑法一般条款审判的，而且，被判处送精神病院或驱逐出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远不都是经过法律手续的。此外，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通过行政、党或别的渠道施加压制的形式处理的。但是，通过这一材料最起码能够说明70年代以来，政府尽量减少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开审判，而采取其他各种方式了。 结语 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夕才告结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性质问题，是一个歧见纷呈而值得深入分析研究的课题。 由于政府的封锁消息和片面报道，在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历史知之甚少。在普通人心目中，提到持不同政见者，立刻就会想到诸如罗·麦德维杰夫、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布科夫斯基等这样一些当年敢于直面政府强权，不畏惧各种迫害，有的甚至以在牢房里度过十几年的代价，也要公开自己不同于苏联党和政府主张的政治明星。然而，对于他们的思想、主张、反抗政府的行动，苏联政府压制他们的措施则只是一些影影绰绰的传闻，一段发黄的岁月，一串冰冷的数字，以及保存在某些秘密机关档案里有关于销毁萨哈罗夫550卷档案和索尔仁尼琴105卷档案的决定。[152]依据史实搞清楚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真相，对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苏联解体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977年苏共中央在《致法共中央非公开信》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所有宣传机器都在不怀好意地高谈什么‘保护苏联的人权’，并且积极利用逃出苏联或者被驱逐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准确地讲就是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的公开的敌人）……‘持不同政见者’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实质上是否定社会主义，是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同共产党人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这种‘批评’在行动上正在变为有组织的、受帝国主义操纵的反苏活动。”[153]同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纪念捷尔仁斯基诞辰100周年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持不同政见者’这个名称是西方资产阶级出于宣传目的的精明创造，是意在迷惑社会舆论……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敌人动员西方的报刊、外交机构，以及情报机构和其他特工机构参与其中。”[154] 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雅科夫列夫却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大部分人并不明白，什么是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但是只要将此词译成俄语就大体明白无误了。那就是‘有不同思想的人’和‘有不同思想的现象’。”[155] 既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参加者，又是运动研究者的罗·麦德维杰夫认为：“1965年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持不同政见者绝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他们大都是在苏维埃制度下成长起来并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他们要求的不过是要当局尊重宪法、尊重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后党所采取的各项措施。”[156] 萨维利耶夫在《苏联1950年到1970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政治特点》一文中指出：“总的来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研究人员眼里就像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在确定持不同政见者这个概念时就可能产生困难。很明显，它的组织性和策略性是多种多样的，持不同政见者所举行的某些行动与过激主义有区别。”[157]为什么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这只能通过考察运动参加者的主张和行动来具体分析。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参加者成分相当复杂，既有斯大林时期冤狱受害者，也有要求民主、民族和宗教权利的各种人物，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即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他们称为“二十大的产儿”。这些人大多是50年代大学毕业，在批评斯大林和宣扬人道主义的矛盾氛围中思想逐渐成熟，并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人。他们身上既有传统观念的痕迹，同时也深深打上了新思潮的烙印，他们经受了赫鲁晓夫时代急剧变化的洗礼，同时又面临着勃列日涅夫时代思想僵化，官僚主义横行，特权阶层贪污腐化，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现实。这些人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情况，关注祖国乃至全人类的前途与命运，深切地感受到了自由、民主、尊重个人权利在苏联的重要性，从而掀起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在现代社会，民主、自由和权利三者互为基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正像著名学者瓦·梅茹耶夫在《知识分子与民主》一文中分析的那样：“自由与其说是集体的，不如说是个人存在的价值。政权本身（即使是人民政权）并不自动表明自由的状况。民主，尤其是人民政权理解的民主，可能变成较之专制政体更厉害的不自由。当缺乏防御政权对人的侵犯，缺乏对人的法律保护，当个人完全从属于大多数人、从属于集体意志的时候，便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民主很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极权主义，大多数对少数、集体对个人、共性对个性的绝对权力。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政权，包括民主的、人民的政权，如果不受法律限制，不捍卫个人的权利，那么，都是对自由的威胁。”[158]正是出于这一理念，一些参加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知识分子甘冒失去工作和自由的风险，不惜采取一些政府禁止的非常手段也要表明自己的不同政见，从而来维护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利。例如用私下出版物、请愿书、声明、公开信等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阿马利里克在《持不同政见者札记》一书中写道：“政府毁灭了许多人的良知理解力，持不同政见者必须恢复它，发挥不用社会批准的精神。”[159]因为在国外出版书籍，宣传异端思想被政府第一个判刑7年的如西尼亚夫斯基在《我的持不同政见者经历》一文中认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价值就在于此，这不同见解不是新教会或新的统一的反苏维埃国家的胚胎，而是多元化的社会。”[160] 以罗·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民主社会主义派明确宣称：“我们深信，即使社会主义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但它是富有生命力的学说，既没有陈旧过时，也非奄奄一息。但是，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都还不是十全十美的。”[161]萨哈罗夫为首的西方派主要强调民主、自由，加强法制，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能够真正实现。萨哈罗夫因向西方记者发表如下谈话而成为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我们的社会沾染上了这样一些风气：冷漠、伪善、市侩的利己主义、毫不掩饰的残酷无情。社会最上层的大多数代表人物，即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一帆风顺的最上层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代表顽强抓住自己或明或暗的特权，对违反人权、进步、安全、人类未来利益漠不关心。”[162] 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虽然要求政府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俄罗斯实行专制制度，但他也只是主张“国家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支持，让它自行存在好了，谁愿意宣传、保卫和贯彻它都不应受到阻碍。”[163]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并不是像政府所说的那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抹黑者，帝国主义思想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走狗，他们满怀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满足现状，敢于直面权势，发出内心的呼声，是社会公正和良知的捍卫者。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主张只不过是对人类固有的理想——民主、自由、权利的向往，希望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能够顺应和平、民主、进步与发展的世界潮流，克服斯大林个人迷信给苏联社会造成的伤痛，回归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民主、自由、法制的多元社会。他们的“不同政见”主要是对党和国家体制、方针、内外政策方面存在的弊病，以及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提出强烈批评，要求公正处理斯大林时代遗留下来的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些人甚至称不上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只是反对恢复斯大林模式的专制统治，反对一党专制，希望通过改革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政治民主、言论自由、以人为本等宪法条文真正落实在实际生活中，尤其是运动的前期这一趋势更为明显。不然的话，无以解释“八·一九事件”后叶利钦发布取缔共产党的命令时，第一个站出来坚决反对的不是党的大人物，不是当时执政的党的领袖，而是遭受克格勃多年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罗·麦德维杰夫的反常现象。 因为在西方出版自己不同政见书籍，1978年被政府驱逐到国外的哲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多次表示，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并不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布尔什维克党，只不过对苏联社会的一些现象不满。他认为，“像其他社会一样，共产主义社会也有自己的缺点——理想社会是根本不存在的”。[164]同样，因为在西方发表文章而失去7年自由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在1993年发表的谴责俄罗斯政府炮轰议会的公开信中高声疾呼：“在每个人的生活里有这样一些珍贵的东西，对他来说，它们高于他自己本身，高于他的不眠之夜，高于他所受的巨大的委屈和苦闷，这些珍贵的东西就是祖国和自由。”[165]即使以反对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著称的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也承认：“十月革命虽然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后果，但是它成了推动社会改革的巨大动力，而且包括西方社会在内。”[166]可以这样说，上述的现象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下出版物的发展历程也能清楚地看到其追求和平、民主、自由、权利，以及忧国忧民的宗旨。60年代私下出版物的主要内容是各种回忆录、请愿书、公开信。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后，大量论述有关苏联社会问题和维护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内容占据了私下出版物大部分版面。例如维护政治犯的权利，获释人员的权利，少数民族的权利，移民和回国的权利，维护残疾人的权利，甚至1979年10月在列宁格勒、诺沃西比尔斯克等几个城市出现了一份女权运动的杂志——《妇女与俄国》。 《妇女与俄国》在发刊词中大声呼吁：“苏联妇女强烈地要求独立自主，她们向往斗争，其中有些人已参加了持不同政见运动，但多数只是作为她们的丈夫或父兄的追随者而斗争的。”[167]主要编辑者达吉亚娜认为，在苏联已不能指望通过官方渠道讨论和解决妇女的地位与权利问题，因为书报检查人员对“女权”一词都不让使用，这就使她产生了开辟一个不受官方审查的妇女论坛的决心。 当然，任何思潮或运动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都会泥沙俱下，出现不和谐的声音，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也不可避免。运动参加者中不乏追求权力和政治之人，他们热衷于同西方媒体和外国记者联系，幻想能够在一夜之间成为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那样的英雄。应该说，这样的社会成员在任何时代都不是社会的有益成分。也有极少数人坚决反苏反共，但他们采取的手段是和平的，主要是思想和道义上的，真正力图颠覆现政权和社会制度的仅仅是个别的。 如何对待来自社会的不同呼声抑或是反对者的声音，尤其是代表社会先进阶层的知识分子的不同声音，这是摆在每一个执政党面前的重大课题，苏联党和政府处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策和措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为苏联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埋下了祸根，它留给世人太多的教训。 持续不断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社会结构整齐划一的社会表层下涌动着的一股潜流，是苏联国家由极盛时期走向衰亡的先兆。同时，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也是俄罗斯自由主义在当代的回响和折射。形形色色的持不同政见者表明苏联国内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存在着问题与危机，尤其是与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和国家工作中积累的问题和错误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官僚集团贪污腐化，因循守旧，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而勃列日涅夫为首的统治集团却千方百计恢复斯大林时期的集权统治，固执己见。特权集团把不受人民批评、严格的保密性和封闭性看作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神圣的东西，特权阶层“常常依靠自己经济部门的工作者向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实行有利于利益集团而有损于国家的决策”[168]，人民群众对此意见极大。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日渐凸显，到了70年代后期甚至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危机的边缘。一方面政权不得不反复强调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原则，这是政权性质的自我认定，但另一方面，一党专制、高度中央集权、群众组织国家化、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反对任何批评党和政府行为的体制严重遏制了党内外民主，难以为人民不断高涨的民主意识提供足够的表达渠道和途径。在这种独特的政治体制下，通过私下出版物以及其他形式来表达公民意愿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出现和持续不断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意识形态僵化保守，政治思想工作粗暴简单，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成风，回避矛盾，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说教不仅削弱了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而且使党和国家极力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成了乌托邦。一方面是宣传中的社会主义美好前景，另一方面却是西方国家远远高于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以及党和政府官员正在悄悄享用的不亚于西方的生活水准，这使一些勤于思考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合理性。当然，这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西方腐朽生活价值观念侵蚀了人们的斗志，而是现有的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巨大反差导致人们不得不如此反思。罗·麦德维杰夫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一个很准确的原则，我认为是绝对正确的原则，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说，只有时间和生活本身才能确定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哪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只有人和社会实践才能检验真理。”[169]70年代后期莫斯科一位党内的知识分子曾经不无忧虑地谈到：“如果你透过表面现象深入的看看，那么你就会发现党员中真正具有信仰的只占百分之一、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如果能脱离党的话，就不会甘心情愿地留在党内。不过，他们又害怕脱党。”[170] 然而，面对久拖不决的持不同政见者追求民主、言论自由和维护权利以及公开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且，这些追求大多是苏联宪法明文规定的，党和政府却不是从自身工作和体制中寻找其产生的原因，并通过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区别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因势利导，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克服消极因素，而是一味地限制、堵截、镇压，甚至增补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90条，创造“思想颠覆”社会主义的罪名，组建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克格勃第五局，不遗余力地“纠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离倾向。“不少资金花费在与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上……花费在一场对付本国人民，特别是对付知识分子的秘密战场上。”[171]难怪有人开玩笑地讲：“持不同政见者不是抗争苏维埃政权的人，而是苏维埃政权所抗争的人”，是政权千方百计希望其放弃离经叛道思想，回归苏维埃意识形态并与之保持一致的人。[172] 强化书报检查制度，逮捕审判持不同政见者可以迫使人们闭口不言，然而，却不能改变人们的思想，相反矛盾会越积累越严重。雅科夫列夫在分析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现象时指出：“正是他们理由充足的论断和正确可行的建议被宣布为反苏主义……那些痛苦地对所有一切考虑周详之后，冒着对本人和家庭带来灾难的风险，说出了自己想法的人，也许他们做法有点古怪，但毫无疑问，他们是祖国真正的爱护者。”[173]而这些祖国的爱护者在同政权对立与对抗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许多人被迫流亡国外，被流放、监禁甚至送进精神病院。一般来说持不同政见者大多是社会的精英，因为表现出某种积极性的社会成员往往是社会中的优秀分子或者是不满现状，具有创新意识并且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如果这一先进的群体被排除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以外，他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性遭到压制甚至是迫害，这不应该是一个有前途的社会，因为它扼杀了自己肌体的活力。况且，“知识分子处在反对不民主政权立场的时候，用文学创作、社会政治思想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影响自己时代的社会意识，他的肯定作用是不会被人怀疑的”[174]，也不应该被人怀疑，他们批评社会制度的缺陷和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以此促进社会的进步。这些知识分子并没有夺取政权的企图，只不过是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并且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尤为敏感，他们是社会的良心，追求的是社会公平、正义。 镇压和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尽管直接涉及的人并不是很多，但却严重毒化了政治气氛，“为了查清和迫害他们，就需要动用全部‘秘密警察’机关。这就意味着要更多地监视人，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这些事不可能完全隐蔽地进行：所有的人，包括地位很高的人，都害怕偷听、监视、告密。在这种场合事情是不是完全有根有据已经不怎么重要。”[175]同时，政府迫使知识分子和著名人士签名，公开谴责持不同政见者活动的做法，不仅给持不同政见者本人带来巨大的伤害，而对其他有关的人士也是一种伤害，使一部分被迫签名者陷入两难的困境。拒绝签名意味着对国家的不忠诚，工作和其他方面将面临各种压力甚至是处分；同意签名则会遭到国内外同行的蔑视，亲朋责备，名誉扫地。这样的精神折磨和精神损耗导致许多人意志消沉，知识界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政治环境和人际关系严重扭曲变形。从而，导致冷漠无情、不问政治和消极情绪不断增长，双重道德标准开始泛滥，社会维系力开始瓦解。 为了反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和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党和政府越来越借助强力部门的力量，尤其是主管知识分子工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机构日渐膨胀，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公民的监控不断加强，对居民群众的搜查、逮捕、审判经常发生，把持不同政见者许多正常探讨社会主义制度弊病和揭露社会问题的批评列入敌对行动，这一方面掩盖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使社会弊病越积累越严重，进一步窒息了社会最后一点积极探索精神，粉饰现实，弄虚作假风气泛滥成灾；另一方面为党和政府一些官员不受监督和约束，恣意妄为，随意报复提意见者大开绿灯，结果导致贪污腐败风气愈演愈烈，党和政府威信严重下降，这不仅造成物质上的巨大损失，“道德的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176]，这无疑对苏联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党地位起了巨大促进作用。 此外，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流追求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是人类千百年来的共同理想，执政党应该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不断扩大和充实它的内容，让它为自己所用。适度的民主和自由不仅不会削弱党和政府的领导，反而有利于政权的巩固，有利于了解社会各界的呼声，缓解社会的各种矛盾，是监督政府依法行政，防止国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的根本保证和途径，而苏联党和政府却对大部分同自己执政理念并不矛盾的行为严加镇压，结果非但没能解决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反映出的深层问题，反倒使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绵延不断，支持者越来越多，削弱了民众对共产主义美好前景的向往。同时，也严重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形象。尤其是武装出兵干涉捷克和侵占阿富汗，更使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走向寻求国外支持的道路，他们也逐渐改变了对政府和社会主义的态度，越来越倾向于同国际反苏势力联合，为西方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专制、独裁、缺乏民主和自由提供了难得的借口。 总的来说，无论是多么先进的社会制度，总有许多有待纠正与清除的缺陷和阴暗面，能够听取和采纳各种不同意见，甚至反对者的建议是一个社会富有活力的标志，在极为复杂的现代社会里，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当今社会每一个重要的决定都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虑和提出独立的见解，需要兼顾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及时调整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资源占有格局，需要对执政者加以批评监督以防止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一个企图限制和打击一切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的社会，只会使自己陷入到山穷水尽的困难境地。实际上，一个社会存在着持不同政见者正是这个社会生气勃勃、富有活力的象征。正如当代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尔所讲的那样：“被抛弃的人民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未来。被建筑师丢掉的石头可以成为新世界的奠基石。而一个没有持异见和不满分子的民族，通常都是有纪律、有礼貌、安宁与和谐的，但却没有一粒可以产生出伟大的未来的种子。”[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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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17页。 [176]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41页。 [177] 转引自罗·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第122页。 勃列日涅夫主义与苏联侵捷 上海师范大学 叶书宗 1968年8月苏联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顺利控制了捷首都和首脑机构，同时全线出击，占领捷全境，随后迫使捷共和政府更换领导人，放弃改革方针，终于将“布拉格之春”扼杀在摇篮中。这一震惊世界的武装入侵事件，对东欧各国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冷战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起点。本文拟利用解密的俄国档案及当事人回忆录，揭示这一事件的背景、起因和发展过程。 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出现 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年代，人类社会和世界局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三次科技革命迅猛地展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更为明朗起来，这些又反过来促使人类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发生新的变化。斯大林创导、苏联一贯坚持的关于世界已形成“两个平行市场”的论断，从理论到实践，越来越难以立足。勃列日涅夫虽然也看到“我们生活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1]，但是，他并没有从客观世界的这一大变动中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调整苏联对东欧，乃至对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各国的政策，而是提出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也即“勃列日涅夫主义”，作为苏联在新形势下推行霸权主义的理论依据。 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勃列日涅夫认为，在当前新的形势下，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已把破坏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赌注，押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上，因此，各国共产党的最高国际主义义务就是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谁如果不维护这种团结，谁就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从1965年至1968年的4年里，勃列日涅夫在对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东欧各国党和人民的十几次讲话中，在苏共党内以及在苏联国内各种场合的几十次讲话中，总是不断地重复：“我们的时代是革命风暴的时代……巩固作为全世界一切革命力量和解放力量的堡垒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是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最高的国际主义义务。”[2]既然组成“社会主义大家庭”，自然少不了“家长”；这个“体系”当然要有“中心”；“社会主义大家庭”要完善技术装备和武装力量，也要有“组织者”。于是，勃列日涅夫自信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把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看成是首要义务，然而就我们信仰的实质，就我们所受的教育和心灵的要求而言，我们同时又是国际主义者，我们不能，也永远不会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对世界上整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抱漠不关心的态度。”[3]勃列日涅夫曾在布达佩斯向匈牙利人民宣称：“我们把全面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防务看成是自己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4] 第二，勃列日涅夫认为，新技术革命的进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进一步改善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国际范围内的分工、生产专业和协作。因此，勃列日涅夫把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际分工”看作新科学技术革命形势下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时代要求”，要求在新的形势下“更要利用兄弟国家合作的优越性”。勃列日涅夫在布拉迪斯拉发的群众大会上说：“生活越来越坚决地向我们各个国家提出发展和改善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任务。我们各国拥有不同的自然资源，不同的生产能力，运用集体过去所创造的一切后备力量有助于更顺利地解决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所面临的任务。”[5] 在西欧法、意、联邦德国、比、荷、卢等六国在原有联营的基础上筹建“欧洲共同体”的刺激下，勃列日涅夫提出了“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口号。1965年9月，勃列日涅夫甚至说，“社会主义共同体”早就建立起来了，勃列日涅夫说：“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越需要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范围内改善分工、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这些过程已经在社会主义共同体中进行着，而且大家知道，进行得不坏。经济互助委员会积累了大量的有益的经验。”[6] 勃列日涅夫还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经济，是一个“国际合作共同体”，苏联理应把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际分工，作为自己注意的中心。为此，勃列日涅夫要求东欧各国“对华沙条约坚定不移的忠诚”。勃列日涅夫将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的优越性概括为：“实行更加广泛的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生产协作化和专业化，可以更加有效得多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加迅速地发展我们各国的国民经济，争取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获得新的成就。”[7]勃列日涅夫进而把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看作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规律”。[8]苏共二十五大的决议还指出，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共同开发自然资源以供共同的需要，共同建设大型工业综合体以满足所有参加者的需要，为我们这些国家的企业和整个工业部门之间在今后许多年里的协作制定规划”。[9] 第三，勃列日涅夫认为，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国际主义越来越成为检验各国共产党是否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可靠尺度。 勃列日涅夫几乎是“国际主义”不离口的，他要求东欧各国的“国际主义”是什么呢？1966年11月15日，勃列日涅夫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有一个稍为明白一些的解释。勃列日涅夫说：在这里，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不能不说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制定出把每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正确结合起来的政策。“现在，当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成为决定人类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认为，自己最主要的职责是不倦地关心和提高它联合起来的威力，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协调它们的行动。”[10] 此外，勃列日涅夫还要求华沙条约组织在保障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方面，实现最紧密的配合；在军事政治合作的同时，在经济方面也必须紧密合作。勃列日涅夫甚至傲然地宣布：“我们不能，也永远不会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对世界上整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抱漠不关心的态度。”[11]勃列日涅夫这是明白地宣布，要以苏联的武装力量来保障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并把这作为苏联履行“国际主义”的最高义务。勃列日涅夫对此还作了一个补充：“当然，向兄弟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这样的行动是一种非常的、迫不得已的措施。只有国内外社会主义的敌人的直接行动，只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造成威胁的行动，才会导致采取那样的措施。”[12]这一补充，恰好把勃列日涅夫的意思表现得更加暴露，即只要苏联认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共同利益受到威胁时，就可以采取直接的军事措施。 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武装入侵和占领，就是在“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指导下发生的。 冷战格局下的东欧及其变化 “勃列日涅夫主义”实际上是在冷战进入60年代的新形势下，苏联领导人对“两个阵营”、“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新诠释。 20世纪后半期，整个世界一直处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格局之下。冷战格局的形成与20世纪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分不开的。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是冷战格局得以形成的前提，但是冷战格局的出现并不是社会主义实践的直接结果，冷战也不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而开始的。 历史告诉人们冷战格局的出现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从苏联一方来说就是：苏联确立了斯大林模式，综合国力强大到一定程度，即能够牢牢地控制东欧和其他周边国家，形成以苏联为核心的集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个阵营”、“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只有到这时，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出现了冷战格局。 冷战年代的国际格局基本上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而东欧自始至终都在冷战格局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东欧之所以成为1947年以后的东欧，本身就是冷战的结果。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1947年以后的东欧，冷战格局也就不存在了。1958年，戴高乐出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之后，冲破美国的限制，发展自己独立的核力量。1966年，法国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一体化，美国也只好听之任之。相比之下，在华沙条约组织内，苏联是绝对不能容许东欧国家出现任何离心倾向的，更不必说类似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这样的事情了。 东欧各国成为冷战格局中的特殊地盘，并不是东欧各国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而是被苏联强行拉进去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各国在纷纷复国和独立的同时，共产党也先后成立，开始了各自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东欧各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有着很大差异，各国共产党的命运也各不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欧各国有的被德国法西斯直接占领，有的成为它的附庸。东欧各国共产党加入了反法西斯同盟，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力量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同为反法西斯斗争做出贡献，致力于本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起，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共同当政；东欧各国都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对于东欧各国的发展方向问题，无论是在战争期间或者是战后初期，斯大林都不止一次地承诺：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更不要求学习苏联的经验，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和国情。1945年底，捷共中央主席哥特瓦尔德在一次捷共党员干部会上作报告时也说：“不是要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胜利以后形势又有了变化。再说，我们的传统和需要也不同于苏联。一天，我走在莫斯科的一条大街上掉了一只鞋后跟，但我找不到修鞋的鞋匠，因为在苏联所有手工业者被消灭了。……我们为什么要去消灭我国大批的小手工业者呢？让他们继续工作要好得多。”捷共中央领导人也一再向参加民族阵线联合政府的其他政党表示：“我们绝不成立集体农庄！我们实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全部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是反对一党制，反对书报检查制度的。你们每个人都看得见，我们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的。”[13]1946年，捷克举行战后第一次选举，共产党在捷克地区得票为40%，在斯洛伐克地区得票为15%；在全国得票为38%。基于这种现实情况，无论是哥特瓦尔德还是捷共的其他领导人，都真诚地努力在《科希策纲领》[14]的基础上，从捷克历史传统和具体国情出发，“按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捷克斯洛伐克政策”，走向社会主义。 可惜这种祥和的发展局面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947年，美苏对抗的冷战开始了。接着，潜伏着的苏南矛盾很快浮出水面，终于导致1948年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局。国际局势风云突变，苏联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指挥东欧各国共产党发动了一场普遍的暴力夺权运动。从此，东欧各国被强制移植斯大林模式：或者像苏联一样直接实行一党专制，或者在形式上保留多党制，而实际上还是共产党独掌政权；消灭了发育到不同程度的市场经济，实行统一的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上一律贯彻优先发展重工业，推动农业集体化。东欧各国在1948年前后的“第二次夺权运动”，表面看是东欧各国共产党的胜利，实际上是东欧各国党付出了独立自主的代价，把党和国家的命运完全和苏联绑在一起。东欧国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磨难，原以为在消灭了法西斯国家以后，可以走上真正独立、民主的发展道路，但历史又一次出现曲折，东欧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发展再次被阻碍。 冷战格局育造了东欧，东欧则是冷战的受害者，为冷战承受了牺牲。 冷战格局下的苏美对抗，就苏联来说，虽然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军事力量、特别是陆军力量已大大膨胀起来，并在欧洲占据有利的战略态势，足以和美国抗衡；但是，就综合国力而论，苏联则远远比不上美国。从综合实力来说，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远远超过了苏联统率的华沙条约组织。1954年，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后，北约有15个成员国，土地总面积约221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3900万。1955年华沙条约签订时，拥有8个成员国，土地总面积为234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2260万。就是说，北约和华沙相比较，土地的面积相当，人口超过华约的60%，而国民生产总值则高出华约3倍。从地域上说，北约的15个成员国家，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祥地和心脏地带，是近代以来世界的先进地区。那么，在综合实力相差悬殊的条件下，苏联统率的华约集团能够和美国统率的北约集团抗衡，靠的是什么呢？或者说，是什么因素使得苏联统率的华约集团在综合实力方面的明显劣势得以弥补？ 苏联和华约集团弥补自身综合实力不足的是政治因素。首先是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实际上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得苏联及其华约集团虽然在综合实力上落后，但在发展军事工业和国防军事拨款方面，能够和美国及北约集团竞赛。其次，华约组织是一个以苏联为核心的跨国界紧密型综合体，它不仅是一个国际军事同盟集团，更是一个内向性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一体化的紧密实体。在这方面，华沙条约可以说是不同于任何国际同盟条约。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正是华沙条约组织这种特性的“理论”升华。华沙条约在政治方面的这些特点，在一定时段里能发挥出实际效能，弥补它在和北约抗衡中的综合实力的不足。但是，从长远来说，也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华沙条约集团在冷战对抗中最终失败的结局。 苏联和华约集团在冷战对抗中最终失败，是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发展一系列因素的结果。其中，1956年纳吉在匈牙利的改革，虽然十分短暂，毕竟是对冷战格局的挑战。1968年杜布切克在捷克的改革，明确地表示要摆脱苏联的控制，无疑也是对冷战格局的冲击。苏联纠集华约其他国家，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说明苏联除了出动军队之外，其他措施已难以维护华约的整体性了。在这前后，苏联凭借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和科技资本，乘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里无力他顾之机，在核军备竞赛上取得某些单项的优势，达到自己在霸权主义道路上的巅峰状态。同时，苏联以武力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强化对东欧的军事控制，对美国和北约集团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但是，巅峰状态往往是下滑的开始，70年代成为苏联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捷克斯洛伐克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酝酿经济体制改革。1964年10月，捷共中央公布了由全国经济改革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原则草案》（以下简称《原则草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原则草案》的基本内容是：国家除保存制订中央长期规划的机构外，逐步把国家机器的有关部分变成企业和超企业组合的行政机构，同政治性的国家机构分开；党机关活动中免除其指挥经济的工作，把党的职能集中于政治工作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工作；企业应当成为尊重市场规律和生产效果的经济活动独立实体；提高专业干部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新解决工会、工人、企业行政干部在工厂和企业管理中所应发挥的作用问题，让企业的全体员工通过奖金（利润提成）直接感觉到管理不善的恶果，为此，必须让他们对管理拥有某种形式的发言权（建立某种形式的自治机构）。 看得出，《原则草案》并未从根本上触动计划经济体制，仅仅是想逐步使政企分离，党政各司其职，使企业从原来的完全面对计划转变为“一只眼睛盯着国家计划，另一只眼睛瞄向市场”。捷共中央虽然公布了《原则草案》，但是规定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进行“讨论”，到1966年以后才启动运行。 1966年5月31日至6月4日，捷共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共和国总统诺沃提尼在总结报告中，既未对经济、政治的严峻形势做出客观的、符合实际的分析，更未对今后采取的应对措施做出明晰的决策，空谈“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十三大还制订了第四个五年计划（1966～1970），规定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全面巩固国民经济和创造经济储备”，至于经济改革则只字未提。这就意味着，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将停止尚未真正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加强计划经济。 1967年，全国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化。第一季度，日用商品的批发价格上涨20%，市场日用商品价格更是猛涨。物价上涨，外贸出口减少，劳动生产率低下，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改善。这方面的矛盾，突出地反映在住房短缺上。在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布尔诺、俄斯特拉发、科希策等大、中城市，很多成年男女因为没有住房而不能结婚；而很多已婚夫妇因为没有住房，只能分别住在集体宿舍里，不能有孩子。全国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责难：“我们忙着建设社会主义，结果把建造住房给忘了。”经济的恶化还促使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的矛盾表面化。这些矛盾，又综合成对诺沃提尼当政的不满。 1968年1月4日，诺沃提尼被撤销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杜布切克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1月6日，勃列日涅夫给杜布切克发去贺电。勃列日涅夫在贺电中说：“真诚地希望您在……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全面合作、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队伍的团结这一伟大事业的活动中取得成就。”[15]3月22日，诺沃提尼向国民议会正式提出：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当天下午，国民议会主席团投票表决通过，接受诺沃提尼的辞职。3月30日，斯沃博达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杜布切克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在1968年初的几个月里，重大的人事调整是以切尔尼克取代纳列尔特出任政府总理；为备受迫害的斯姆尔科夫斯基彻底平反，并任命他为国民议会主席。 在实行这些新的领导人员调整的同时，杜布切克还调集部分党政领导人、各学科高级专家、学者，成立“政治委员会”，起草捷共当前时期的行动纲领，作为改革的政纲。经反复讨论，1968年4月5日，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题为《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政纲，即《行动纲领》。《行动纲领》的俄文本全文刊登在捷共中央委员会的专门新闻简报上，全文共63页。《行动纲领》的内容分为：捷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党的领导作用；发扬社会民主，建设新的政治管理体制；国民经济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等五个部分。《行动纲领》的基本精神正如该文件最后所说的，是“坚持走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纲领宣称：“我们将进行试验，赋予社会主义发展以新的形式。捷克斯洛伐克有责任总结和利用自己比较先进的物质生产基础、非常高的教育水平和无可置疑的民族传统，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承担起捷克斯洛伐克对国际命运负有的使命。”“我们要创造一种条件，使每一个关心社会主义事业和各族人民事业的真正的公民都能感觉到，他们是自己国家命运的主宰，是必不可少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为此，行动纲领应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复兴的纲领”。[16] 《行动纲领》还具体地规定了恢复新闻自由，保障迁徙自由，非集中化和企业领导独立，私营企业合法化等措施。《行动纲领》的公布，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跨进了被称作“布拉格之春”的改革阶段。杜布切克曾这样评价《行动纲领》：“行动纲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独一无二的文件”，“我们的纲领是逐步回到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的计划”。《行动纲领》没有触及对外政策，对此，杜布切克解释说：这是因为“东欧集团的所有共产党通过强大而善于钻营的各级效忠者和代理人之网，同苏联党绑在一起。当这些党是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力量时，苏联人不仅钻进每个党的正式机构，而且控制了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外事部门等关键职位。这种实际情况造成，任何搞独立活动的尝试，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话，至少是非常困难的。”[17] 捷克斯洛伐克民众对《行动纲领》的态度，对业已开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的态度，在1968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活动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1968年的“五一”节游行，不再是“导演游行”，也不再是把人们按单位组织起来，而是人们自己聚集起来，带着他们自己愿意举起的并能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思想和愿望的横幅标语。这些标语是多元的：有表示愉快心情的，有批评性的，有幽默讽喻的，连色彩也不再是单一的红色。杜布切克感动地说：“人群自然流露的同情和支持之情征服了我。”在游行的人群中，还出现了两个组织：“非党人士俱乐部”和“231俱乐部”，苏共和勃列日涅夫以后死抓住这两个组织，斥责捷克斯洛伐克“公开成立反革命组织”。其实，“231俱乐部”是1968年3月31日经捷内务部批准而宣布成立的。该俱乐部的成员基本上是在大清洗中幸存下来的老干部和社会名流，该俱乐部的基本主张是“按照捷克斯洛伐克刑法第231条，对那些专稿迫害的人处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罪’，予以惩处”。因此，该俱乐部只是在平反昭雪过程中有情绪性的言辞，属一般群众性结社。“非党人士俱乐部”在以后的日子里越来越主张自由化，被捷政府取缔。 苏联对捷改革的反应和干预 苏联一直关注着以复兴社会主义为号召，以摆脱斯大林模式、建设捷式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进程。 在当时，除罗马尼亚之外，东欧各国不要说是党中央第一书记，即使是政府部长和地方相应级别的首长人选，也须经克里姆林宫认可。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之所以接受杜布切克，是因为杜布切克和苏联有着特殊的情结，不过杜布切克上台后的作为，却大出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的意料。 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杜布切克生于1921年11月27日，斯洛伐克族，其父曾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杜布切克的父母于1912年移居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21年全家又返回斯洛伐克，杜布切克就在其父母回国几个月后出生。杜布切克曾戏称：如果我早几个月出生，就成为美国人了（其父母回国时仍持美国护照）。 1921年，应列宁“援助饥荒受害者”的号召，捷克的工人成立了“国际援助合作社”。杜布切克的父亲是工人领袖之一，积极参加了这一组织，并于1925年春，变卖了全部家产，购买机械设备，随“国际援助合作社”来到苏联中亚的吉尔吉斯定居，援助苏联的经济恢复工作。杜布切克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苏联度过的，在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杜布切克的父母加入了苏联国籍，参加了高尔基汽车厂的建设，后因无法忍受大清洗的恐怖，于1938年11月回到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杜布切克加入了捷共，参加了著名的斯洛伐克民族反法西斯占领大起义，他的哥哥就在这次武装起义中牺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杜布切克先后担任过工厂党委书记、县委书记、州委第一书记等职务。1955年，他被选送到苏联，进入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1958年，杜布切克从苏共中央高级党校毕业，学习成绩优等，获得红色毕业证书。1958年9月，他被任命为捷共西斯洛伐克州委第一书记，并当选捷共中央委员；1963年4月，当选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8年1月，接替诺沃提尼，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在勃列日涅夫看来，杜布切克是一位久经革命考验，由苏联培养起来的干部。因此，杜布切克的上台，是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支持的。杜布切克上台后，举行中央全会，在没有事先征得苏联同意的情况下，重组了捷共中央主席团、书记处、国民议会和共和国政府等整套党、政领导班子，撤换了军队、保安部队、司法、监察等国家要害机构的领导人，特别是4月4日通过了实施复兴社会主义改革的《行动纲领》。以此为分界，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对杜布切克和捷共，由支持、观察、斥责，转为施加压力，直至采取武装行动。 杜布切克上台以后，苏联驻捷克大使契尔沃年科和使馆不断将捷共中央和杜布切克的举动，以及捷克社会的各方面动态，详细报告苏共中央。勃列日涅夫多次主持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捷克的形势和苏联的对策措施。1968年3月15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对杜布切克的期望不要太大，他可能飞走，因为他控制不了正在发生的事件。”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提出：应当由苏共中央政治局直接致函捷共中央主席团，“指出他们那里发生在报纸、广播、电视上的猖狂叫嚣，指出这一切的目的在于使捷克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脱离苏联”。波诺马廖夫还特别强调，信中应当明确地提醒捷共中央领导人：“他们是与联邦德国为邻的。……形势的确很严重。现在捷克的局势和1956年10月匈牙利的形势非常相似。当年的匈牙利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根据波诺马廖夫的建议，苏共中央政治局起草了给捷共中央的措词严厉的信函。由于杜布切克的请求，这封信没有发出。1968年4月9日和10日两天，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题为《国际形势中的迫切问题和苏联共产党为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奋斗》的报告。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根据苏联收集来的“实际材料”，评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表示当苏联感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决不能漠然置之。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还鼓动东欧的其他一些国家，共同对捷克施加压力。 1968年5月3日晚上，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比拉克等捷共领导人，被苏共中央“邀请”去莫斯科“谈一谈”。5月4日，苏共中央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斯诺夫、卡图谢夫等领导人，与捷共中央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勃列日涅夫根据苏联得到的情报，提出一大堆责难：允许公开成立反革命组织；宣传舆论阵地失控；党不能控制局势；允许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军队不听指挥；等等。勃列日涅夫还念了很多“材料”：一些县的报纸写了什么文章；哪些地方开了什么会；哪些人在会上讲了什么；等等。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在会谈中尽可能地作了解释。杜布切克说：党不仅没有失去在社会中领导作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赢得各社会集团和各民族更多的支持；至于说到大众媒体，政府已不对报纸的内容负责，报纸上大多支持党的政策，有些批评也是多样性和自由的表现；经济改革是保障广泛的非集中化和经营者的主动性，激励对更好的效率给予更高的报酬；允许小企业合法化是为了改善市场状况和方便人们生活，不会导致在小企业中形成敌对的、反国家的基础。对此，勃列日涅夫进行了反驳，还责问捷共中央“要复兴什么？究竟要把捷克引向何方？”会谈中，切尔尼克以政府总理的身份提出，捷克需要进行加工工业现代化，逐步改革工业结构和布局，这样就需要4亿～5亿卢布，希望从苏联得到这笔贷款。柯西金对这个要求只是含糊其辞地说“研究、研究”，然后明确地说：“你们究竟想为谁生产消费品？是不是为了出口？西方现在不需要、将来也不会需要；想拿到社会主义国家去，首先拿到苏联市场去？社会主义国家也不需要。我们要的是你们的机器设备。”实际上是拒绝了捷克的要求。第一次会谈就持续了9小时，实际上是争辩了9小时。会谈公报只是冷淡地说：会议在“同志般的气氛”中进行。[18] 5月6日，勃列日涅夫召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了5月4日与捷共代表团会谈的情况。勃列日涅夫说：“杜布切克给人的印象是，嘴上说的是一回事，而行动上绝对是另一回事。杜布切克使捷共成了一个群龙无首的党。”勃列日涅夫还指出：《行动纲领》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葛罗米柯支持勃列日涅夫的意见，说捷克的状况，说得好听点，是第二个罗马尼亚，实际上将会使华沙条约组织彻底完蛋。马祖罗夫、勃利扬斯基甚至说到要“放开手脚地干”，提出“有必要调动华沙条约国的军队”。勃列日涅夫说：“在今天的军事会议上我们也研究了这个问题，讨论了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所采取的实际措施的具体计划。”政治局会议还指出了捷共中央的“健康力量”：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的比拉克、科尔德，捷共中央书记英德拉等，都被作为“健康力量”。 5月8日，苏共中央还背着捷共，将保共中央第一书记、保加利亚国务委员会主席日夫科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匈牙利国务委员会主席卡达尔，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哥穆尔卡，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主席乌布利希召集到莫斯科，举行高级会谈，协商集体制裁捷共问题。哥穆尔卡、乌布利希力主对捷克采取“及时的警察行动，以便在杜布切克这个‘毒瘤’还没有扩散之前就予以切除”。日夫科夫也赞成这样做，并表示保加利亚可以派出一支象征性的部队。可是，卡达尔不赞成由经互会出面对捷克实行经济制裁，更不赞成对捷克采取军事行动。鉴于卡达尔的态度，勃列日涅夫只好声明：这次会晤仅仅是交换意见，目的是寻找帮助捷克渡过危机的更好途径。 勃列日涅夫仍然希望同杜布切克再进行一次秘密会晤。6月11日，苏共中央决定，勃列日涅夫同杜布切克秘密会晤，指示苏联驻捷大使向杜布切克转述勃列日涅夫的口头函。其中说：捷共的处境已到了“特别重要的时期”，“你们的敌人将对共产党内及其领导层中的健康力量发动更猛烈的攻击，并为此不惜利用欺诈、造谣和挑拨离间，借口同‘保守派’作斗争来危害忠于事业的正直的共产党人。”[19]勃列日涅夫还让契尔沃年科大使告诉杜布切克：“捷克的大多数宣传机构，仍然从右派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有时还公然从反革命立场发表意见，根本不顾捷共中央五月全会通过的决议。”[20]勃列日涅夫提出，让杜布切克挑选“最亲近的志同道合者”，在6月15、16日，与之秘密会晤。所谓“最亲近的志同道合者”，勃列日涅夫替杜布切克开列的名单是：切尔尼克、比拉克、英德拉、列纳尔特、科尔德。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三位：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是苏共中央认定的“健康力量”。双方商定，将于7月29日在紧贴苏联边境的蒂萨河畔小镇切尔纳举行会谈。 6月上旬，斯姆尔科夫斯基率捷克国民议会代表团访问苏联。6月14日，勃列日涅夫与捷克国民议会代表团举行“座谈”。“座谈”会上，勃列日涅夫曾8次讲话。从“座谈会”的记录来看，都是捷方的某个人说了几句话，勃列日涅夫就抢过去讲上一大通。这次名曰“座谈会”，实际上是勃列日涅夫的“训话会”。勃列日涅夫先教育捷方人员：不要忘记苏联对捷克的帮助；接着谴责捷克“有些人”居然把苏联说成是“干涉内政”；继之告诫捷方不要忘记西德复仇主义势力和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威胁，捷克是紧邻西德的；最后暗藏杀机地说：“我国人民，如果需要的话，随时准备重新同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为了贵国的独立而并肩作战。”[21]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座谈会”结束后，勃列日涅夫请斯姆尔科夫斯基“留下来单独谈一谈”。谈话中，勃列日涅夫再次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发展表示担心，然后谈到杜布切克的个人经历和工作，说“杜布切克不适宜担任这一职务”；又说：苏共中央在这几个月中对斯姆尔科夫斯基不很了解，请求原谅。“你是个老人了，献身于党已经快40年了。”斯姆尔科夫斯基后来回忆说：“这些话使我非常吃惊，因为我知道他在向我建议什么。”“我采取既适当而明确的方式对此加以拒绝，我保卫了杜布切克。我不仅捍卫了我们的政策，而且也保护了杜布切克”。[22] 6月18日，华沙条约缔约国武装力量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军事演习，有苏、波、匈、捷克等四国武装部队参加。1.6万名装备精良的苏军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在此之前，捷共中央曾一再反对在捷境内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军事演习，软磨硬拖，但最终无法阻止苏军进入捷境。捷共中央担心的是，苏军进入捷境之后就不走了。事情果然如捷共中央所料，演习结束后，苏军赖着不走。后经捷共中央一再交涉，苏军也只是撤至捷苏边境。这样，就为日后可能要采取的军事行动创造了条件。 对捷克究竟是采取政治解决的办法，还是实行军事制裁，从苏联驻捷大使馆到苏共中央政治局，都存在着不同意见。苏联驻捷大使馆，以公使衔参赞乌达利佐夫为代表的一些官员，极力主张对捷采用军事手段。以契尔沃年科大使为代表的一些官员，认为捷克局势十分复杂，只有杜布切克能稳定局势；不要把捷共的路线和别人的言论混为一谈，尤其不要同党外人士的言论混为一谈。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内，谢列斯特、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马祖罗夫等，都力主对捷实行军事制裁。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张政治解决。勃列日涅夫对实行军事制裁有两大疑虑：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华约组织内部，卡达尔仍持反对立场。 7月1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上确定了对捷克实行军事制裁的方针。不过，在冷战对峙的紧张局面下，苏联决定试探一下美国的可能反应。7月22日，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拜会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探询如果苏联对捷采取极端措施，美国将作何反应？腊斯克表示，美国不想干涉捷克的事务。腊斯克说：“美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评论力求保持克制。我们不想干预或参与这些事件。因此我们特别惊讶，苏联想让我们也卷入这些事件。……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想介入。”[23]与此同时，卡达尔也最终被勃列日涅夫“说服”，同意对捷采取联合军事行动。 7月2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紧急制定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措施的具体步骤，包括：通过决议，认为有必要派遣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撤换捷克的党、政领导；以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革命政府”名义，起草致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军队的呼吁书；等等。这些文件，统统在7月26、27日两天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军事制裁的方针是否付诸实施及何时实施，苏共中央尚在等待切尔纳会谈的结果。 7月29日，捷共中央代表团和苏共中央代表团在切尔纳举行会谈，这是一次更为激烈的争吵，也是苏联采取军事行动前的最后一次“会谈”。捷共为这次会谈确定的方针是：捍卫党的《行动纲领》；防止同苏联决裂。具体要求是：坚持社会主义、同盟、主权和自由。苏方盛气凌人，会谈几度陷入僵局。最后，根据苏方的要求，捷共承诺：不许社会民主党存在；取缔“非党人士俱乐部”和“231俱乐部”；恢复新闻检查制度。杜布切克作了很大的妥协。会谈过后一星期，勃列日涅夫就不断打电话，责问杜布切克“为什么不执行切尔纳的承诺”。杜布切克忍气吞声，解释这样重大的人事变动，要经过预定在8月底、9月初举行的捷共中央全会和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勃列日涅夫威胁说：这将迫使苏联采取“新的独立措施”，气得杜布切克在电话里要求勃列日涅夫解除他的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24]杜布切克软中带硬和拖延的态度，促使勃列日涅夫最后下定了决心。 苏军对布拉格的武装占领 8月10日前后，苏共中央选定于8月20日采取军事行动，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武装占领。8月10日以后，待命的苏军部队进入出击阵地，处于临战状态。8月16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大将抵达柏林，视察准备出击的部队。第二天，他们又抵达华沙，进一步落实出击部队的战斗准备状况。8月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还指示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对“健康力量”进行策反工作。一切准备就绪，8月1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做出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武装干预，并把行动日期定在8月20日。最后，政治局会议还批准了《苏共中央政治局致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信》、《致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和军队的呼吁书》，并指示做好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巴尔比雷克、什维斯特卡等“健康力量”的工作。政治局会议甚至在没有一名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捷克政府成员参与的情况下，越俎代庖，起草了《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宣言》。这个宣言说：“爬上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右翼修正主义分子，向人民作了种种许诺，实际上却是一些政治上身败名裂的人。……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我国政府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未来，倡议团结所有爱国力量。反动派挑起的残杀同胞的战争威胁，使我们必然要求助于苏联和其他兄弟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盟友答应我们的请求，在面临考验的困难时刻派兵支援我国。捷共中央主席团和革命政府号召全体公民，给协助我国的盟友部队以大力协助。”宣言还历数杜布切克奉行的政策的种种“错误”；允诺新的“革命政府”将给予人民的种种“优惠”；论证捷克必须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一致的正确性。会后，苏共中央政治局指令契尔沃年科，把这份宣言的文本，转交给比拉克和英德拉。[25] 8月18日，准备跟随苏联一起出兵的华沙条约缔约国领导人飞抵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向他们作了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的最后布置和说明。乌布利希、哥穆尔卡、卡达尔、日夫科夫等都表示毫无保留地执行苏共中央的决定。当天，他们都立即回国，作最后的部署和落实。8月19日，勃列日涅夫召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各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各自治共和国第一书记到莫斯科，向他们报告即将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并要他们立即返回各自的岗位，做好一切工作。苏共中央还批准了塔斯社将于20日在军事行动开始后发表的苏联政府声明的文本。最后，苏共中央指示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在莫斯科时间20日23时20分，即苏军全面出动之前一小时，拜会斯沃博达总统，告知苏联将采取的行动；同时指示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在华盛顿时间8月20日下午6～8时之间，也即苏军坦克即将开进布拉格的时候，拜会美国总统约翰逊，告知苏联的行动。 苏共中央政治局指定苏联国防部副部长、苏联陆军总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大将任入侵捷克军队总指挥，出动的兵力是：苏军16个师约17万人（其中10个师来自苏联本土、6个师是驻民主德国的苏军）；波兰正规军3个师约4万人；民主德国2个师约1.5万人；匈牙利2个师约1.5万人；保加利亚1个师约5000人。从军事上说，东欧军队都是无足轻重的，不过要摆出一个华沙条约国联合行动的架势。唯一不参与行动的是罗马尼亚，为了不在事前引出麻烦，苏联对保加利亚参与行动的部队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调动。这支保加利亚军队，先从保加利亚的黑海港口瓦尔纳空运到苏联的敖德萨，再从敖德萨空运到民主德国与捷相邻的厄尔士山脉一线出击阵地，等待行动。如此复杂的远征，是因为罗马尼亚坚决拒绝保加利亚军队过境或飞越其领空。 军事入侵已迫在眉睫，而捷共中央主没有丝毫察觉，反而认为与苏共之间的激烈矛盾已有所缓和，根本没有想到苏联会采取军事行动。8月20日下午2时，捷共中央主席团按计划召开了会议，讨论定于9月间召开的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筹备事项。 下午4时左右，布拉格鲁津机场指挥台接到两架苏联民用客机称出现机械故障，要求临时降落的信号。飞机安全降落后，停靠在机场大楼前的停机坪上。机上下来几十个穿统一服装，提统一箱子的壮汉，机场警察以为是运动员，并未在意。午夜11时，原来安静地坐在候机大厅里的这些苏联人，突然从各自的行李箱里取出手提机关枪，按各人选定的位置，闪电般地占领了机场的各要害部门。原来这批“乘客”是苏军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那两架发生“机械故障”降落在鲁津机场的飞机，是活动雷达站。3分钟后，苏联巨型运输机装载着坦克和士兵，在活动雷达站的指挥下降落。坦克冲出迅速占领了整个机场。接着，每隔一分钟就有一架苏联运输机降落，坦克、装甲车、火炮、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各种军用物资，倾泻而出。苏联大使馆派来的“向导”也进入机场，带领刚着陆的苏军，扑向布拉格的捷共和政府各要害部门，以及伏尔塔瓦河上的各座桥梁。 也是在午夜11时，已等待在出击阵地上的苏联、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等华沙条约缔约国武装部队，分为8路，潮水般地涌入捷克斯洛伐克。入侵者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看起来就像不久前进行的军事演习一样。 在苏军开始行动前，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根据本国的指示拜会了约翰逊总统。其实，约翰逊早已心中有数。多勃雷宁面对约翰逊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斯托，念了莫斯科的电报。电报称：“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一个由内外反动势力组成的，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集团。苏联及其华沙条约组织盟国对布拉格政府寻求帮助的呼吁作出了反应。因此，苏联军队已奉命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约翰逊仔细地听完电文，平静地“感谢多勃雷宁大使向他通报这一消息”，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谈起他和柯西金在葛拉斯堡罗进行会谈的情况。约翰逊的“平静”，连多勃雷宁也感到“十分惊讶”。3天后，腊斯克警告多勃雷宁：“下一个会不会是罗马尼亚？那就太过分了，而且我们根本不可能控制住公众的舆论。”[26]苏联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也就默认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当时，约翰逊政府正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况且，约翰逊即将任期届满，也乐于同勃列日涅夫达成默契，息事宁人。 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进行到晚上11时半左右，切尔尼克被叫到隔壁听电话。过了几分钟，切尔尼克回来说：电话是国防部长楚尔打来的，报告华沙条约5国（除罗马尼亚外）的部队已越过国界进入捷克，到早晨6时全国即将被占领。楚尔还说，他在办公室里已被两名苏联军官扣押，只准许给总理打电话。 主席团会议室出现了短暂的愤激和骚动，但很快就平静下来。斯沃博达总统也赶来了。主席团首先决定：谁都不能辞职，一切合法成立的机构及其领导人必须坚守岗位；决不能在武装干涉下成立新机构，提出新的干部任免。主席团同时认为，无论从军事上还是从政治上考虑，武装抵抗都是不可取的，也不现实，决定号召全国人民“保持平静”，对从境外开进来的军队“不能进行抵抗”。主席团的决定无疑是明智的。现实的情况是，捷克斯洛伐克拥有4个坦克师、8个机械化步兵师、1个伞兵旅，约14.5万人，500架作战飞机，还有4万空军部队。这样微弱的军事实力，又毫无战斗准备，更加上指挥系统、通讯联络系统和情报系统已全被苏军控制，仓促之间与苏军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况且，一旦发生战斗，则正中苏共中央下怀：苏军就会像1956年10月侵入匈牙利那样，名正言顺地来“镇压反革命叛乱”了。 面对苏军的突然入侵，主席团决定起草一个宣言——《告全国人民书》，以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名义发布。《告全国人民书》说：对于苏、波、匈、保、民主德国等五国军队越过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这件事，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主席团、政府主席团和党中央第一书记，都一无所知。“主席团号召全国公民保持平静，不要抵抗前进中的外国军队，因为现在已经不可能保卫我国的国界了。根据同样的理由，也没有命令我国军队、公安部队和工人纠察队保卫国土。”《告全国人民书》要求党中央、国民议会、政府各部门都坚守岗位，并严正指出：五国军队的入侵“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破坏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此时，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电台已被苏军占领，电台的工作人员已转移到布拉格郊区的斯特拉霍夫中心转播站。捷政府邮电部长卡雷尔·霍夫曼倒向了苏军，拒绝服从捷共中央的命令。捷共中央依靠电台的工作人员，通过中心转播站，才把《告全国人民书》播送出去。[27] 8月21日凌晨4时，苏军占领了捷共中央大厦。苏军把留在捷共中央大厦里的人集中到杜布切克的办公室里，宣布“不准说话，不准自由行动”。上午9时，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切尔尼克（在政府办公室里）等4人，被苏军押走，推进已准备好的装甲车，开往鲁津机场。到了机场，他们被塞进装运坦克的运输机，经波兰西部的莱格尼查、外喀尔巴阡乌克兰，最后转到莫斯科郊外，被拘押起来。 苏联率领华约国军队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按原计划是扶持比拉克、英德拉等“健康力量”，组成“革命政府”，然后宣布苏军是应“革命政府”的请求，前来拯救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事业，镇压国内外反革命颠覆活动，并顺理成章地把杜布切克等人送上“革命法庭”。8月21日凌晨5时25分，苏联塔斯社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的伏尔塔瓦电台，向全世界发表声明：塔斯社受权声明，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政府向苏联及其他盟国提出请求，希望给予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以紧急援助，包括武装部队的支援在内。为此，苏联和其他盟国部队已于8月21日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然而，令苏联人意外的是，“革命政府”的组建遇到了阻力。 8月21日凌晨，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一结束，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等人便在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的陪同下，来到已被苏军包围的总统府，要求总统“委托英德拉组织政府”。但是，这一要求遭到斯沃博达总统的严辞拒绝。苏联和比拉克等人仍不死心。下午3时许，他们齐集在捷共中央招待所“布拉格饭店”开会。契尔沃年科提出：在新的党中央第一书记产生之前，由比拉克、科尔德、英德拉等三人主持党的领导工作，由英德拉组成新的革命政府。契尔沃年科提出，“政府成员名单必须得到斯沃博达总统的批准”。当然，这实际上是克里姆林宫的意见。22日凌晨，这些人再次拥到总统府，要挟斯沃博达总统批准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新名单。斯沃博达告诉他们：有关党的问题，只能同杜布切克交谈；切尔尼克是捷克斯洛伐克合法的政府总理，有关政府的事只能同切尔尼克商讨。斯沃博达还告诉苏联人：必须立即释放被捕的捷克斯洛伐克党政领导人，否则，任何谈判都是不可能的。 在两天的时间里，苏联拼凑“革命政府”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了。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国，从苏联及其他华约国军队入侵开始，几乎是全民自发地出动，涌上街头，把苏军士兵和坦克围起来，向他们吐唾沫，扔脏东西。全国上空响彻“杜布切克！”“俄国佬滚回去！”的吼声。市民还把布拉格街道的路牌全部刷掉，写成“杜布切克大街”、“切尔尼克大街”、“斯姆尔科夫斯基大街”等，以至入侵的苏军连路都找不到。8月22日，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同时举行一小时的总罢工，抗议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五国军队入侵。在布拉格，汽笛一声长鸣，所有工作统统停止，行驶的车辆当街停下，全城陷入死一般的沉寂。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部队虽然没有抵抗，但是全国老百姓却在失去领导人的情况下采取了统一的行动，这种方式在世界上小国被大国入侵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入侵的苏军对此一筹莫展，当时有人把这一现象称做“大象踩不断绣花针！”捷克斯洛伐克民众的行动和他们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使入侵的苏军不知所措，也令克里姆林宫里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不敢妄为。以巴甫洛夫斯基为首的占领当局和契尔沃年科大使连连向莫斯科请示：下一步怎么办？莫斯科的决策者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 斯沃博达向苏联提出：必须释放被他们逮捕的捷克斯洛伐克党政领导人；捷、苏双方只能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经过反复考虑，面对出现的僵局，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只好接受这一建议。8月23日上午，苏军被迫释放了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等人，他们由苏军的“俘虏”变成了苏联的“客人”。当天下午，苏、捷双方开始举行会谈。参加会议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成员，除杜布切克等人以外，还有从捷国内赶来的斯沃博达、比拉克、英德拉、胡萨克等人。 会谈开始后，勃列日涅夫说了一大通话，意思是：我们不谈过去的事，也不谈谁对谁错，我们就讨论如何面对已经出现的局势。勃列日涅夫的要求很明确，就是要捷共帮助苏共摆脱由于实行军事占领而造成的进退两难的处境。但是，杜布切克仍然坚持说：在捷共中央全会之前，在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前，根本不通知捷共中央主席团、国民议会、总统、政府总理和我本人，就采取了如此的军事行动，“照我的看法，这些措施不仅使我党和贵党，而且也使国际共运面临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去未曾遇到过的最复杂的问题”。[28]苏共中央原想立即去掉杜布切克，另行组建捷克斯洛伐克的党和政府的领导班子。但是，无论是斯沃博达还是切尔尼克，对此都坚决不予接受，而比拉克、英德拉等人这几天的公开表演，已使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声名狼藉。苏共中央最后不得不放弃立即搞掉杜布切克等人的计划，但是坚持要捷领导人承认国内存在着反革命复辟的现实活动，五国军事干预是正确的、合法的。双方谈判一直延续到8月26日午夜。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刺刀下的谈判。谈话间，勃列日涅夫情急之下，一语道破了莫斯科的内心世界：“捷克斯洛伐克自最后一次战争结束以来就是苏联安全区的一部分，苏联无意放弃它。出现了‘布拉格之春’，苏共中央担心它走向独立。杜布切克的那些讲话稿没有经过苏共中央批准，干部的调整也没有征得苏共中央的允许。对此，苏共中央是不能容忍的。”当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对此表示抗议时，勃列日涅夫急得立即站起来，脸涨得通红，浓眉紧蹙，大声喊叫，转身走出会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站起身，像军人一样跟着勃列日涅夫走出会场。会谈数次中断。[29] 苏共中央不仅以刺刀威胁捷代表团，更以屠杀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居民相要挟。杜布切克等人纵然以死相抗争，最后也只能妥协。8月26日午夜，捷、苏两党签署了《莫斯科会谈公报》。公报不再提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势力进攻”，但也不提《行动纲领》，即否定了建设捷克斯洛伐克式社会主义的改革；捷克斯洛伐克方面不再提将军事占领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撤军问题将视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正常化而定；捷克斯洛伐克重申对华沙条约组织的承诺，保证毫不动摇地履行社会主义各国间多边或双边协议规定的义务。苏共中央本想继续扣押克里格尔，捷代表团表示：克里格尔必须一起回国，否则，他们将不离开苏联。8月27日凌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回到捷克。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备受折磨，劫后余生。 8月31日、9月1日，捷共中央召开全会，这是在苏军占领下举行的中央全会。全会把科尔德、里戈、卡佩克、克里格尔、什维斯特卡等“开除出党中央主席团”，免除齐萨日党中央书记职务。苏军入侵时，齐萨日隐蔽到布拉格郊外去了，苏军没有抓到他，躲过一场大难。经济体制改革的设计者希克于9月3日被解除政府副总理职务，苏军入侵时正在南斯拉夫访问，躲过了血光之灾。此后，他留居瑞士，以教书为生。 1968年10月4日，杜布切克等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盟国军队暂驻”条约。10月14日，切尔尼克以捷政府总理的身份，再赴莫斯科谈判。10月16日，捷、苏双方签订了《关于苏联军队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条约》。根据这项条约，除苏联外，华沙条约缔约国其他国家的军队撤离捷克斯洛伐克；捷向苏联驻军提供一切设施，承担一切费用；苏联驻军及其家属享有治外法权。这项条约，使苏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留驻”合法化。“留驻”条约签订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并没有停止抗议活动。1969年1月8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学生扬·帕拉赫为抗议苏军的占领而自焚。帕拉赫的悲壮赴死，震动了全国，捷克斯洛伐克再次掀起了抗议苏军占领的新高潮。 苏联也在加紧对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的改造。1969年1月16日，斯姆尔科夫斯基被解除国民议会主席职务，1970年又被“开除”出捷共中央。1969年4月17日，胡萨克“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被任命为驻土耳其大使。1970年6月，杜布切克被召回国，“开除”出捷共，并被宣布为“人民和民族的敌人”。1970年6月，切尔尼克也被解除政府总理职务，开除出捷共。苏联还指使胡萨克大肆迫害拥护和支持改革的各级党政干部。到1970年，胡萨克先后将其余4名捷共中央书记、9名州委第一书记、59名县委第一书记“开除出党”；1/3以上的党中央委员、州委委员、县委委员，或撤职，或“开除出党”；1/5以上党员被除名或“开除出党”。1970年12月，胡萨克召开捷共中央全会，全盘否定“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全面接受“苏联帮助捷克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观点。 如同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其自身也没有自由一样，镇压别国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其自身也必然在改革前止步。苏联在镇压“布拉格之春”的同时，窒息了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勃列日涅夫主义和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为苏联东欧体系的总崩溃埋下了又一颗新的种子。
[1] 《在全苏教师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8年7月4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编译《勃列日涅夫言论》第4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80页。 [2] 《在布拉迪斯拉发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6月2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2集，第223页。 [3] 《在克里姆林宫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1968年7月3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4集，第74～75页。 [4] 《在布达佩斯苏匈人民友好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9月7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3集，第151页。 [5] 《在布拉迪斯拉发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6月2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2集，第223页。 [6] 《在克里姆林宫苏捷友好大会上的讲话（1965年9月14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1集，第274页。 [7] 《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8年11月12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4集，第188页。 [8] 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耶拿市卡尔·蔡司·耶拿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4月20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3集，第78页。 [9] 见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7，第9页。 [10] 《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15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2集，第304～305页。 [11] 《在克里姆林宫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1965年7月3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4集，第75页。 [12] 《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8年11月12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4集，第186页。 [13] 见伊日·贝利康《永无尽头的春天——一个布拉格共产党人的回忆》，邹福兴、赵其昌译，北京出版社，1983，第53页。 [14] 《科希策纲领》是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捷共在莫斯科制定的捷民族民主革命纲领。1945年3月经其他反法西斯政党同意后宣布，作为在东斯洛伐克的科希策成立的第一届民族阵线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 [15] 《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贺电（1968年1月6日）》，《勃列日涅夫言论》第4集，第1页。 [16] Медведев Ж.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дневник 1964-1970，Амстердам фонд имени герцена，1972，с.331. [17]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杜布切克回忆录》，黄英尚译，新华出版社，2001，第172～173页。 [18] 转引自《杜布切克回忆录》，第174、186页。另见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斯姆尔科夫斯基回忆录——苏联侵捷前后》，钟杰译，商务印书馆，1975，第23、26页。 [19]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勃列日涅夫致杜布切克口头信函的决定（1968年6月11日）》，沈志华执行总主编、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78页。 [20]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勃列日涅夫致杜布切克口头信函的决定（1968年6月11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278页。 [21] 《勃列日涅夫与斯姆尔科夫斯基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成员的座谈记录（1968年6月14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289页。 [22] 《斯姆尔科夫斯基回忆录——苏联侵捷前后》，第40、41页。 [23] 转引自Пихоя Р.Г.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1968 год，Взгляд из Москв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4，№6，c.3-20；1995，№1，c.34-48。 [24] 从8月9日至13日，勃列日涅夫不断给杜布切克打电话，催问“执行切尔纳承诺”的情况。通话内容详见叶书宗《回眸“布拉格之春”——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揭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199～206页。 [25] 转引自《回眸“布拉格之春”》，第209～210页。 [26] 阿纳托·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第206～208页。 [27] 转引自《回眸“布拉格之春”》，第219页。 [28]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沃罗诺夫同杜布切克会谈速记记录摘录（1968年8月23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306页。 [29] 见《杜布切克回忆录》，第234页。 “分离”还是对峙？ ——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关系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戴桂菊 十月革命改变了俄国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东正教在俄国的命运。旧俄时期，东正教一直作为俄国的国教而存在，俄国政教之间始终保持着紧密交织的关系。国家把东正教当作精神支柱给予扶持，受到恩宠的东正教则竭力为维护专制制度服务。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立即确定了宗教与国家政权分离的新型政教关系模式。在长达74年的苏维埃时期，得到官方承认的俄罗斯东正教会[1]（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经历了从与国家政权对立到服从于国家政权，再到服务于国家政权的转变。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东正教徒都赞成教会听命于苏维埃政权。那些不愿意服从苏维埃政权的东正教徒断然离开俄罗斯东正教会，并且成立了地下教会（Катакомбная церковь），他们成为苏联的隐形东正教徒；还有一些拒绝接受苏维埃政权的东正教徒离开祖国，流亡到国外并成立了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заграницей）。该教会长期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和苏维埃政权保持敌对状态，直到苏联解体。此外，俄罗斯民间东正教——旧礼仪派（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也同俄罗斯东正教会有着颇为相似的经历。本文拟从政教关系的角度，分别揭示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上述分支的命运沉浮。 东正教官方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帝俄末期，俄国东正教官方教会——俄罗斯东正教会属于一个庞大的社会机构。它拥有占全国人口0.5%的神职人员，掌握着全国0.8%的土地，官方教会教徒的人口占全国国民总数的69.9%。[2]直到十月革命胜利以前，东正教在俄国各宗教中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立即颁布了《土地法令》（1917年11月8日），规定“土地私有权永远被废除”，“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修道院和教堂的土地，连同耕畜、家具、庄园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这就意味着教会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被切断，教会人士对新政府的土地政策怀恨在心。为把教会阶层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消除教会旧思想的影响，人民委员会又颁布《关于教会与国家分离和学校与教会分离》的法令（1918年1月23日），规定“教会与国家分离”，“任何教会和宗教团体都不享有法人的权利”。[3]这样，在坚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政教关系一开始就具有对立色彩。对于教会来说，一种非传统意义上的、难以接受的政教“分离”（отделение Церкви от государства）关系为新政权确立下来。 苏维埃政权诞生不久，便经历了一场反对国内白卫分子和协约国侵略者联合武装干涉的国内战争（1918～1921）。在这场战争中，东正教会是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出现的。当时，许多神职人员都加入到白军的行列。在几股白卫军队中都有数量可观的东正教神职人员参加。例如，在高尔察克军队里，有几千名神职人员，邓尼金的军队里有教士近千名，弗兰格尔军队中有神职人员500多名。[4]苏维埃政权把教会人员视为白卫分子来处理。据不完全统计，仅1918年6月至1919年1月，除了伏尔加河流域和卡马河流域以外，全国被处决的神职人员就有：都主教1名，高级黑神品18名，神甫102名，执事154名，修士和修女94名。因参与反苏维埃活动被幽禁的神职人员有：主教4名，神甫198名，修士大司祭8名，修道院长5名。1918～1922年有27名主教被捕，帝俄末期俄国的10万多名神职人员到1919年仅剩下4万名。[5] 1920年，苏维埃政府在内战中的胜利已成定局，这时牧首和教会黑神品开始改变对这场革命的态度，宣称教会在政治问题上持中立态度。然而，1921～1922年，新生的苏俄遇到了天灾，歉收和饥荒造成全国16个省份受灾，苏维埃政权又一次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为了筹措资金赈济灾民，1922年2月16日，全俄中央执委会通过了《关于没收教会财产用于帮助饥饿者》的主席团令。法令规定“教会需将一切贵重金银物品、宝石，按照财产清单和契约移交给财政人民委员部各机构”。[6]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对苏维埃法令采取抵抗态度，声称苏维埃的法令亵渎宗教和冒犯教规，号召教徒不惜一切手段来抵制法令的实施。面对教会的反抗，苏维埃政权再次采取暴力强制推行法令，又有一大批神职人员遭到镇压，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也被捕。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日趋巩固，东正教会内部发生了分化，一些有影响的白神品人士（белое духовенство）表示愿与政府合作，他们形成东正教内部的改革派（обновленцы）。1922年5月29日，东正教改革派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活的教会”（Живая церковь）。该教会将白衣教士联合起来，表示拥护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不久，革新派代表受到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的接见。得到官方承认的革新派教会还组建起自己的权力机构——最高宗教事务局（Высшее церко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1922年8月，东正教改革派神职人员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要求牧首吉洪退位并把权力移交给改革派神职人员，还建议改组教会，吸收那些辛勤劳动的教徒进入教会高级管理层。这样，革新派成为1922～1927年间得到苏维埃政权正式承认的唯一的东正教组织。[7] 面对教会内部出现的分裂形势，俄罗斯东正教会上层改变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态度。1923年，东正教会召开地方主教公议。牧首吉洪承认自己从事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行为，他对自己“所犯的反对国家制度的罪行表示忏悔”，并申明“今后不再与苏维埃政权为敌”，“永久地、明确地放弃反革命立场”。[8]为了恢复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法地位，吉洪宣布解散改革派组织，东正教会继续实行牧首制管理。然而，这些倡议并没有得到苏维埃政府的认可。1925年4月7日，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吉洪去世。1927年5月10日，都主教谢尔吉·斯特拉戈罗德斯基上书内务人民委员会，请求允许他管理俄罗斯东正教会并组建教会的最高管理机构——牧首区神圣公会（Патриарший Священный Синод）。由于革新派提出的允许主教结婚和神甫再婚等改革措施得不到多数教徒和教会人士的赞同，革新派的影响远不如俄罗斯东正教会大。基于此，5月20日，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承认了以谢尔吉为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法地位。7月29日，谢尔吉发表了“致教民咨文”（即“谢尔吉宣言”），对苏维埃政府承认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法地位表示衷心感谢并宣布服从苏维埃政权：“我们需要不仅通过口头，而且通过行动来证明，我们是苏联忠实的公民，是服从于苏维埃政权的公民。”[9]此后，革新派的影响骤然减小。1943年，出于战争的需要，苏维埃政权完全支持谢尔吉领导的俄罗斯东正教会，革新派受到致命打击。1944年，大批革新派教徒并入俄罗斯东正教会。1946年，革新派领袖维京斯基去世，革新派也随之解体。 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教会上层的不积极态度使苏维埃政权把他们当作“阶级敌人”来处理。1922～1938年，苏维埃政权为摧毁教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无神论宣传成为俄共（布）及后来的联共（布）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1922～1932年，全国脱离东正教会的教徒达2500万，占全国人口的1/4。[10]二战前夕，苏联东正教地方机构几乎全部被取消，神职人员多被关入集中营，拥有人身自由的主教寥寥无几，一些主教隐居在深山老林中或装扮成神甫度日，绝大多数教堂被关闭，全国从事宗教活动的教堂仅剩下几百座，成千上万的神甫改行。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苏联进入战争状态。在战争开始的当天，都主教谢尔吉发表《告东正教教民书》，明确表示“基督的教会为保卫祖国神圣疆界的所有东正教祈祷”。[11]东正教会在战争中自始至终都站在反法西斯的立场上，许多神职人员和教徒都参加了敌后游击战或为游击战提供援助，他们组织救援队抢救伤员，往前线派送食品和军需物品。鉴于教会在调动苏联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加强民族凝聚力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苏联政府对教会的态度急速好转。1942年，国家允许东正教会用多种文字出版教会读物，被没收的教会印刷厂又归还教会。1942年，莫斯科中断了多年的东正教复活节十字游行在德军的炮火声中隆重举行。1943年1月15日，在都主教谢尔吉的请求下，斯大林允许东正教会开设银行账户，教会通过募捐的方式筹措资金用于国防。战争期间，教会共捐款3亿卢布，利用捐款组建了顿河王季米特里坦克纵队和涅瓦王亚历山大飞机战斗队。1943年9月4日，谢尔吉等三名都主教应邀来到斯大林别墅与苏联领导人商讨教会事宜。斯大林同意东正教召开地方主教公议的请求并答应提供物质资助，政教双方还探讨了有关开设神职学校、更新教会期刊、释放扣押神职人员、开办新教区以及为神职人员在全国的自由流动提供方便等问题。不久，苏联成立了直属于部长会议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事务委员会，教会机关刊物《莫斯科牧首区杂志》创刊。9月12日，东正教牧首制再度恢复，都主教谢尔吉当选为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牧首，苏联的政教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和谐的时期。1944年，谢尔吉去世。次年，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都主教阿列克塞·西曼斯基当选为新一任牧首。[12] 战后初期，苏联党和政府继续坚持战时宗教政策，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因此，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东正教会也出现了复兴的势头。已解放地区的教区生活重新恢复，东正教会同其他基督教派的联系与合作加强，东正教的文化中心——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的宗教活动又重新开始。1944年，莫斯科开办教士神学培训班和神学院。1946年，该学院更名为莫斯科神学院。1948年，该校校址迁到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敖德萨神职中学也于1945年恢复。194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维尔纽斯等地有10所神职中学恢复。1945年1月31日，中断了27年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地方主教公会开始工作。斯大林就牧首区在国际关系中的任务问题同东正教牧首和教会上层人士交谈。苏联政府表示，支持教会与其他宗教派别间的合作与交流。[13] 冷战开始后，苏联政府有意加强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东正教世界的影响，企图将莫斯科建成东正教世界的“梵蒂冈”。1945～1948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先后与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里阿、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和波兰东正教教会建立了联系。另外，还同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英国、美国和亚非拉国家的天主教、新教教会加强了联系。教会组织在苏联国内得到了较为自由的发展，1948年末，莫斯科和全俄牧首区在组织规模上达到了战后最高水平，全国有东正教堂14477座，其中1270座是在1945～1947年建立的。在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注册的神甫和执事13483人，高级黑神品70人。在两所神学院和10所神职中学里共有在校生562人，修道院85座，修士和修女4632人。[14] 然而，1948年8～9月，基督教世界成立了主张教会统一的世界教会委员会，东正教世界有三个独立教会参加了该组织。11月，具有反共产主义情绪的美国纽约州高级主教阿菲那戈尔登上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宝座。这一事实宣告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充当世界东正教霸主的企图的破产。于是，苏联政府对东正教会由支持转为限制，1948年末，苏联政府颁布法令，强调对国民加强反宗教宣传，禁止东正教会举行乡村间的十字游行，除了祈祷以外，教堂里不许举办宗教音乐会，不允许黑神品上层在农忙时节四出活动，不允许在田间祈祷，不许在教堂里对儿童讲授神学课程。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将东正教教堂变成俱乐部和当作粮仓现象屡见不鲜，拒绝执行政府命令的神职人员遭到刑事处罚。50年代初，苏联东正教会的规模比40年代明显减小。1952年，全国供宗教活动的教堂有13786座，神甫和执事12254人，高级黑神品63人，修道院62座。与此同时，政府组织——东正教事务委员会中央机构的成员却由最初的5人猛增到44人，委员会的主要功能是对教会进行监督，国家严格禁止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事宗教活动，将违反规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开除出党团组织。[15] 赫鲁晓夫执政伊始，便在苏联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消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运动。随之，苏联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艺术领域都出现了短暂的“解冻”时期。50年代中期的自由气氛在东正教会生活中也体现出来。一些被关押在集中营和监狱的神职人员获得了释放，1956年8月，俄联邦部长会议通过了将扎戈尔斯克城的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建筑归还给莫斯科牧首区的决定。次年，列宁格勒圣三一教堂重新启动，东正教教堂里的工作人员得到了国家劳动法的保护。1956年秋，神学院和神职中学的在校生比1951年增加了1倍。全国共有修道院57座，修士和修女4661人。俄联邦有1/3的新生儿接受了东正教洗礼，1/3的死者举行过东正教教堂葬仪。[16] 在赫鲁晓夫的地位稳定以后，苏联领导人又沿着消灭宗教的路线走下去。从1957年开始，苏联大力加强无神论宣传。8月，莫斯科举行由350名无神论理论工作者参加的研讨会，寻求苏联人民摆脱宗教鸦片欺骗的途径。1958年上半年，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决定关闭曾注册过但未从事宗教活动的教堂。仅1960～1961年度，被关闭的教堂就有1300座。国家明文禁止教会对青少年进行宗教教育，不允许教堂出售蜡烛和圣物，神职中学大批被关闭。同时，苏联各大中学校都将科学的无神论课作为必修课开设。1965年，全国东正教修道院仅剩下35所，教堂8000座。[17]赫鲁晓夫后期，苏联的政教关系日趋紧张和恶化，当今俄罗斯学者和教会人士把这一时期称为东正教会受排挤和迫害的黑暗年代。 1964年末，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他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阶段超前论，认为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取得了完全的、彻底的胜利，目前苏联正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迈进。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国家更多地强调对神职人员和教徒进行思想感化，用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国民。在对待宗教人士的态度上，官方提出了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神甫的方针。1965年，国家宗教管理机构——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和宗教崇拜事务委员会合并成一个机构：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овет по делам религий），负责管理苏联的各种宗教事务。为了进一步消除宗教在人民中的影响，苏联提倡马克思主义教育从娃娃抓起，因此，新生儿去教堂接受洗礼的传统习俗被破除，年轻的父母为孩子选用意识形态化的名字成为时尚。新人的婚礼也不再在教堂里举行，而是在国家户籍登记处的婚礼宫进行。 赫鲁晓夫宗教迫害的解除客观上为苏联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70年代，苏联城市居民中教徒人数的比例由60年代初的10%～15%增至20%，农村教徒则在10%～25%之间徘徊。[18]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有神学院两所，神职中学三所，即莫斯科神学院及其附属中学、列宁格勒神学院及其附属中学和敖德萨神职中学。为了壮大新型神职人员队伍，国家允许神学院校扩大办学规模。学院校舍增多，在校生（包括函授生）达2000多名。60年代末，国家允许世俗高校的毕业生进入神学院校。70年代中期，神学院校中产生了一批苏联知识分子神学家和神职人员，他们有的曾经是物理学家、数学家、地质学家和医生，有的则毕业于人文学科。按照决策者的初衷，知识分子进入教会院校是一种向教会输送共产主义思想的举措。但是，它却带来了决策者意想不到的后果：新型宗教干部中出现了一批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建立各种宗教哲学组织，出版宗教刊物，不断强调基督教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共性，这种思潮直接与苏联领导人所坚持的宗教与无神论的对立理论相抵触。因此，一些寻神派知识分子遭到了苏联政府的排挤和镇压。[19] 1970年，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牧首阿列克塞去世，次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召开地方主教公议，选举克鲁基茨基和科洛缅都主教皮缅·伊兹维科夫任牧首。皮缅对政府的教会政策比较温顺，在任东正教会最高职位近20年的时间里，他的主要政绩是应广大教徒的要求，颁令承认旧礼仪派为东正教徒（1971年）。随着教徒人数的增多，苏联国民中保护信仰自由的呼声高涨。1977年，苏联新宪法中增加了“保障苏联所有公民享有信仰的自由和权利”的条款。《科学与宗教》杂志是一种以宣传无神论为主的官方刊物，70年代末，教会机关刊物《莫斯科牧首区杂志》复刊。1981年，莫斯科牧首区出版大楼竣工，这里开始出版数量不多的教堂合唱录音带、祈祷书、古代教会读物等书籍，制造一些精美的圣像和圣器等。由于国内需求量有限，这些作品主要用于出口。当时，苏联的宗教哲学组织创办了许多地下刊物，他们受到被苏联驱逐出境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支持，在国内宣传宗教神学思想，与苏联官方路线作对。[20]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苏联的最高领导权为安德罗波夫所掌握。他比前任对苏联经济和社会停滞现象有较为清醒的认识。面对苏联社会的危机局面，他对宗教活跃分子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手段，但对官方东正教会的活动则比较宽容。还在勃列日涅夫去世以前，经安德罗波夫同意，1982年，达尼洛夫修道院（Данилов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作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宗教和行政中心归还教会，政府还允许该修道院为迎接罗斯受礼一千年（Тысячелетие крещения Руси）而进行修复。1984年，契尔年科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强调党的反宗教政策，试图对东正教加强限制力度。[21]然而，短暂的老人执政时期使他在宗教方面的计划一筹未展。1985年3月，苏联年轻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社会从此进入了解体以前的全面改革时期。 还在契尔年科执政时期，戈尔巴乔夫就掌握着苏联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权。在戈氏继位初期，苏共二十七大（1986年）通过的党纲中仍明确规定：“必须普及科学的无神论的世界观以克服宗教偏见”。但是，80年代初苏联经济的危机形势和生产技术落后、财政赤字等现象使新一代的领导人感到，继续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无异于死路一条。因此，他转向同美国的和平外交，同时，在国内推行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戈尔巴乔夫表示出改善国家与教会关系的意向。1987年，随着戈氏政治民主化改革程序的启动，苏联思想界异常活跃。莫斯科牧首区先后在基辅、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了三次神学国际研讨会，一些高校学者也参加了会议。他们谴责苏联政府长期以来对东正教的不公正待遇，要求为东正教平反。1988年4月，戈尔巴乔夫接见以牧首皮缅为首的全俄东正教事务管理局的成员，这是自斯大林以来苏联领导人与教会领导层的第一次会面。戈尔巴乔夫首次承认东正教会在苏联曾遭受排挤和其他不公正的待遇。教会领导人要求国家赋予教会以法人的地位，使教会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享有全权，并希望国家尽早制定宗教法，戈尔巴乔夫答应了教会的要求。1988年6月，全俄东正教地方主教公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东正教会新的管理章程，对教会各级机构的组成、教区管理人员的选举办法和任期期限都作了明确规定。[22] 1988年，苏联宗教界隆重纪念罗斯受礼一千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会把罗斯基督教的千年纪念日列为欧洲和世界历史及文化中的重大事件。苏联各地东正教教堂纷纷修复或重建。1986～1989年间，苏联每年开放的教堂数量分别为：10个、16个、809个和2039个。80年代初，苏联境内共有东正教教区6700个。到1989年末，教区数量已经接近1万个。俄罗斯邦联境内的东正教修道院也由80年代中期的3个增至100个。[23]宗教活动家通过大众传媒手段就社会道德、文化遗产和民族纠纷等问题同社会进行广泛的对话。1989年初，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莫斯科神学院共同举办由历史学家、各地神职人员代表参加的东正教问题圆桌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它标志着苏联学术界重新审视和评价东正教的活动开始。 1990年5月3日，莫斯科及全俄东正教牧首皮缅去世。俄罗斯东正教会召开全俄地方主教公会，按照传统的牧首选举方式推选阿列克塞·里吉格尔任牧首。苏联时期的牧首阿列克塞被称作阿列克塞一世，现任牧首称阿列克塞二世。1990年10月，新的《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在苏联出台。法令“承认宗教团体拥有法人资格”，取消对宗教团体的各种限制，教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明显扩大，教徒的信仰自由权得到保证。[24]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苏联实行多党制。多元化的形势造就了一批宗教政治派别，如1989年成立的“教会与改革运动”、“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1990年产生的“人民东正教运动”和“俄罗斯东正教君主立宪党”等。1990年12月，东正教会宣布成立教会青年组织。在第一届东正教青年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国际性组织——世界东正教青年运动，目的在于吸引青少年投入教会的怀抱，加强东正教会间的国际合作。到1991年1月，东正教徒占苏联国民总数的22%。[25] 东正教地下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20世纪20年代中期，俄罗斯东正教会对苏维埃政权由对抗转为服从。这一变化引起了部分东正教徒和神职人员的不满。1927年，在都主教谢尔吉通过“致教民咨文”宣布服从苏维埃政权以后，以列宁格勒都主教约瑟夫·彼得罗维赫、莫斯科达尼洛夫修道院院长、高级主教费多尔·波兹捷耶夫斯基和高级主教安德烈·乌赫托姆斯基为首的东正教高级神职人员愤然离开了俄罗斯东正教会。他们联合俄罗斯东正教会中反对与苏维埃合作的教徒和神职人员，共同成立了一个新的教会——“俄罗斯真正东正教教会（Русская Истино-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这样，自20年代末起，由俄罗斯东正教会中分裂出许多东正教小团体，例如，以约瑟夫为首的约瑟夫派（иосифляне）、以费多罗夫为首的费多尔派（феодоровцы）或达尼洛夫派（даниловцы）[26]和以安德烈为首的安德烈派（андреевцы）等。这些东正教派将俄罗斯东正教会称作“苏维埃教会”（советская церковь）或“红色教会”（красная церковь），将自己的追随者称作吉洪派（тихоновцы），以示他们只承认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吉洪的领导，而不承认吉洪的继任者谢尔吉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领导。由于诅咒苏维埃政权为“亵渎神的”政权，这些教派遭到政府的镇压，他们的活动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因此，这些组织通常被称作东正教地下教会。[27] 20世纪20～50年代，地下教会拥有广泛的市场。从社会阶层来看，地下教会的教徒主要是那些不愿意参加集体化的农民以及在消灭富农运动中被强行迁移到西伯利亚的农民。1927年，苏联仍有90.5%的人口是农民。[28]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许多殷实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内战结束后，苏俄又出现了灾年。1921～1923年，在俄国传统的谷仓地区——中央黑土带地区（沃罗涅日、坦波夫、库尔斯克、利佩茨克、米丘林斯克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农民因对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不满而离开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怀抱，投靠到地下教会中。不久，地下教会的影响从中央黑土带地区扩展到乌克兰、库班、顿河流域和北高加索等谷仓地区。地下教会的领导层是从俄罗斯东正教会中分裂出来的高级神职人员。1928年初，有26个主教离开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地下教会的核心人物。到30年代中期，加入地下教会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增加到50个。[29] 20世纪30年代，在苏维埃政权消灭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建立无神论国家的过程中，地下教会也惨遭同样的厄运。对于俄罗斯东正教会规模减小的情况，可以通过下列数据得到证明。例如，1920～1933年间，莫斯科正式启用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从600个减少到100个。到1936年，在十月革命前所有的东正教教堂中，只有28.5%的教堂在全苏各地得到使用，其余的全部被毁或改作他用。[30]然而，由于地下教会处于秘密状态，该教会的教徒们不到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教堂中作祈祷，他们通常在自己的家里或秘密组织起来从事宗教活动。因而，很难对地下教会的规模进行统计。根据苏联史学家提供的情况，在从苏联各富裕的农村地区强行被迁往西伯利亚的农民东正教教徒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地下教会的成员。另外，那些被当作富农消灭的富裕农民教徒中也有地下教会的教徒。地下教会的三位创始人无一例外地被布尔什维克处决。1929年，约瑟夫都主教被苏维埃政权驱逐到哈萨克斯坦。他在咸海岸边生活了几年，在一个蜂蜜加工厂做会计工作。1938年11月20日，他与地下教会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基里尔·斯米尔诺夫同时被处决；费多尔高级主教于1937年10月23日在伊凡诺沃监狱被处决；安德烈高级主教于1928年被流放到中亚，后来又被单独幽禁三年，接着，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37年被处决。[31] 不过，地下教会并没有被完全消灭，这里的隐形东正教徒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30年代末，苏联东正教徒中有75%的人属于以谢尔吉为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他们也被称作谢尔吉派教徒（сергиевцы），有15%的人为革新派教徒，有10%的人为地下教会的教徒。[32]30年代，在国家关闭东正教修道院的过程中，西伯利亚密林深处却出现了一些秘密的修士团体，这些组织就是由地下教会创办的。在苏维埃时期出版的一部《反宗教宣传资料集》（列宁格勒，1938，第5页）中，有如下记载：“在斯摩棱斯克，一些修士和修女们企图建立自己的集体农庄。但是，这些所谓的农庄中却隐藏着修士们的团体。”在北高加索和列宁格勒，也有一定数量的类似团体。此外，地下教会的教徒还建立了一些秘密的神职中学。莫斯科就有一家这样的中学。1938年，该中学被当局发现并被强行解散，该校领导人瓦尔福洛姆主教被处决。[33] 作为对苏维埃体制的反抗，地下教会的教徒拒绝持苏维埃身份证，也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到苏维埃学校上学，或者只让孩子在那里学习3～5年，保证能够认识经书就辍学了。直到40年代后期，一些地下教会的教徒才允许孩子上中学。另外，“地下教会教徒还拒绝加入集体农庄，也不服兵役，不在官方的就业单位工作，只是按照合同做临时雇工。那些被称作沉默派（молчуны）的地下教会教徒甚至不同官方人士讲话，个别极端教徒还不使用公共交通和电力”。[34]这些具有启示录情绪的地下教会教徒在行为上同俄罗斯传统的民间东正教派——旧礼仪派中的皈一派教徒十分相近。 在苏维埃体制下，地下教会一直无法以合法的形式存在。无论是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时期，还是30年代的“阶级斗争尖锐化”时期，地下教会首当其冲地成为苏维埃政权专制的对象。1961年，在赫鲁晓夫颁布同不劳而食者作斗争的法令后，地下教会的教徒又因拒绝官方的安排劳动而被流放和被逮捕入狱。1961～1962年，几乎有一半的地下教会积极分子被捕。在流放中，这些教徒因坚决拒绝官方安排的劳动而被送上法庭，最后被关入集中营。由于许多地下教会的教徒因拒绝劳动这一罪名而被无限期地关在集中营，该教会失去了大批有生力量。虽然活下来的地下教会教徒在70年代初获得了自由，但是教会的生命力已经不强了。1959～1969年间，地下教会的人数几乎减少了一半。在剩下来的地下教会教区中，有70%的教徒已年过半百。[35]按照苏联侨民学者亚·切尔诺夫的统计，1972年，苏联共有正式注册的东正教徒520万人，地下教会的教徒100万人。[36]按照苏联当局的统计数字，70年代初，苏联共有1000万东正教基督徒，其中52%的人属于正式注册的东正教区，48%的人属于没有正式注册的教区和团体，地下教会在后者中又占一小部分。[37] 70年代以后，官方东正教会与地下东正教会的教徒出现了相互交融的现象。一方面，地下教会的教徒年龄老化，神职人员严重不足，许多教区主要依靠中老年妇女来秘密主持仪式。地下教会的活力衰退致使部分教徒感到未来无望。于是，他们又重新回归到官方东正教会的怀抱中。另一方面，苏联社会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引起了官方教会教徒的思想波动。一些教徒认为，官方教会已经完全变成服务于苏维埃政权的工具。因此，对于教徒来说，它已经失去了神性。于是，他们便离开官方教会，加入了地下教会。80年代末，东正教在苏联急剧复兴，国家对各派宗教均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地下教会的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90年代初，地下教会的高级主教已经全部过世。这时，又有一大批教徒并入俄罗斯东正教会中。1990年，由不承认苏维埃政权的俄罗斯侨民组建的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也开始在苏联开设自己的教区。部分地下教会教徒因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政治见解相同而加入到这些新教区中。这样，地下教会教徒已经所剩无几。到苏联解体前夕，各类地下教会教徒总计只有数千人。[38] 东正教境外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1918～1920年，苏俄发生了一场内战。俄国保皇派东正教会人士一直站在白军立场上，同红色苏维埃政权对峙。1920年，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和弗兰格尔等旧俄将军领导的白卫军彻底失败，红色政权在苏俄巩固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一批保皇派东正教会人士跟随白卫军残余流亡到欧洲、中国、日本和北美等国家和地区。十月革命以前，俄罗斯东正教会共包括65个主教区，其中64个分布在俄罗斯帝国境内，只有1个主教区设在美国北部的阿拉斯加。内战后，伴随疆域的变化和向外移民潮的兴起，俄罗斯东正教会教徒开始遍布世界各地。1920年12月，一些流亡到欧洲的俄罗斯东正教会高级主教在世界东正教会的中心之一——君士坦丁堡开会。他们在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许可的情况下，成立了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Высшее русское церко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заграницей）。很快，苏俄境外各国和地区（芬兰、拉脱维亚、中国、日本和北美等）的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都加入了该管理局。会议还选举基辅和沃伦都主教安东尼·赫拉波维斯基任管理局的领导。[39] 1921年，应塞尔维亚东正教牧首邀请，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迁往南斯拉夫。同年12月4日，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在塞尔维亚召开了卡尔洛瓦茨会议（Карловацкий собор）。这是首次由俄罗斯东正教境外各教区主教、教士中和平信徒代表共同参加的全体会议。会议成立了以安东尼为首的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Заграницей，简称РПЦЗ），号召全体侨民团结一致，努力恢复俄国的君主制度。由于会议在卡尔洛瓦茨举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成员通常被称作卡尔洛瓦茨派教徒（карловчане）。建立之初，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宣称自己是属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一个临时自我管理组织并希望未来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合并。然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成立引起了苏维埃政府的严重不满。1922年，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按照苏维埃政府的要求宣布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为非法组织并颁令取缔东正教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自此，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与苏维埃政府的冲突急剧升级。1927年，俄罗斯东正教会都主教谢尔吉发表了“致教民咨文”（亦称“谢尔吉宣言”），“要求境外神职人员做出完全服从苏维埃政府的书面承诺”，“如果不承诺这一点或者违反这一点，境外神职人员将被开除出莫斯科牧首区”。[40]这一要求遭到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强烈抗议。1928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发表声明表示：“坚决不接受都主教谢尔吉和他的圣主教公会提出的忠于苏维埃政府的建议。该建议是违反教规的，对于教会是也有害的。”[41]此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分道扬镳。 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与莫斯科牧首区在政治见解上迥然各异。它崇尚君主制，谴责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合作。1938年8月，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称沙俄时期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俄国最理想的体制，倡议生活在苏联的俄罗斯东正教徒和俄罗斯侨民共同为恢复俄国的君主制而努力，还提议追认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为殉道者和圣人。30年代，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在俄侨中影响很大。在俄侨生活的地区，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建立了许多新教区、教堂、教会学校和修道院。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一些不愿意与新政权合作的旧俄思想家和艺术家最终选择了流亡道路。1921年，一艘载着诸如尼·别尔嘉耶夫和谢·布尔加科夫等思想巨人的船驶离俄罗斯，一批俄罗斯思想精英侨居国外。这批被称作“俄国20世纪第一代侨民”的思想家成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忠实保护者和传承人。在俄侨知识分子精英聚集的法国，东正教思想家们创办了著名的精神中心——圣谢尔吉东正教神学院（Свято-Сергиевский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俄国侨民宗教哲学家和神学家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和卡尔塔绍夫等，都曾在这个学院任教或担任领导职务。该学院至今仍是俄罗斯联邦境外东正教神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1936年，卡尔洛瓦茨派领导人安东尼被提升为加拿大、美国、中国和日本东正教主教区高级主教。俄国内战期间，有30万～50万名[42]白俄投奔俄国驻中国的传教士团驻地寻求避难。这一时期，俄国传教士团所在地成为俄国流亡人士的避难所。1922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决定在北京设立主教区，以英诺森为首的第十八届俄国传教士团成为俄罗斯国外东正教会的一个主教区管理机构，英诺森被任命为该主教区主教，后又被提升为都主教。1922年年末，北京主教区设立了上海和天津两个代理处。在中国的东北，形成了直接归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管辖的哈尔滨主教区。[43] 当然，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内部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成立不久，其内部就出现了分裂，逐渐形成了北美派（北美东正教主教区）、西欧派（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和卡尔洛瓦茨派三个派别。 俄罗斯东正教北美教区起源于1794年。当时，俄国的新土地开发者发现了北美的阿拉斯加并向那里移民。随之，俄国东正教会瓦拉姆修道院（Ваалам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的修士们便在阿拉斯加建立了教堂。1840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在阿拉斯加教区的基础上，设立了堪察加、千岛群岛和阿留申群岛主教区。1872年，该主教区总部移至旧金山，教区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整个北美地区。1905年，在后来任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的吉洪做北美主教区高级主教时，北美东正教主教区总部又由旧金山移往纽约。十月革命后，北美东正教主教区失去了来自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年度财政拨款，开始独立为生。此时，一大批来自乌克兰等地的白俄教徒来到属于北美主教区的加拿大避难。于是，北美东正教主教区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联系密切起来。1922年，北美东正教主教区加入到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行列中来。同年，在全美东正教会第三次会议上，普拉东·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当选为美国和加拿大主教区都主教。该选举同时得到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的认可。然而，苏维埃政权对此坚决反对，原因是内战时期在当红军占领奥德萨时，曾经担任敖德萨都主教的普拉东曾经组织了“圣武士队”（Святая дружина）进行抵抗。1924年，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在苏维埃政权的压力下，取消了对普拉东的任命并将其遣送回国受审。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行为激起了北美东正教徒的反感。于是，北美东正教主教区宣布“普拉东为美洲东正教自我管理教会的领导”，从而脱离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管辖。[44]同时，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还表示，要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分离出去。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认为，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的决定是受分立主义情绪支配而做出的，应当受到谴责。顶着上述压力，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于1927年正式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分离出去。二战前夕，出于对苏联国内政治的不满，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于1935年再次回到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946年。苏联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曾经同俄罗斯东正教会接近，该教会的一些神职人员还向苏军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随着冷战的开始，该教会因不满苏联的体制于1947年又与俄罗斯东正教会断绝关系。经过多年的努力，北美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于1970年彻底脱离了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世界上15个独立的东正教会之一——美国东正教会（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Америке）。1971年，俄罗斯东正教会也正式承认了美国东正教会的独立。考虑到教民主要以英语为母语，同意该教会用英语作祈祷和主持圣事。[45] 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由俄国东正教侨民于1917年末在西欧创立。1920年10月1日，安东尼·赫拉波维斯基以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的名义任命邓尼金手下的东正教主教叶夫洛基·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任俄罗斯东正教西欧主教区高级主教。1921年，俄罗斯东正教会（莫斯科牧首区）承认了这一任命。1922年，俄罗斯境外教会最高管理局因在国外从事反苏维埃宣传而被俄罗斯东正教会取缔。由于叶夫洛基在思想上属于自由派，不赞成俄罗斯境外教会恢复君主制的想法，反而博得了苏维埃政权的好感。1922年1月30日，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吉洪颁令任命叶夫洛基为西欧主教区都主教。同年5月，按照苏维埃政权的指示，吉洪颁令由叶夫洛基管理整个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事务，即让卡尔洛瓦茨派服从于叶夫洛基的领导。1922年，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总部迁入巴黎。叶夫洛基周围吸引了一大批具有自由主义和温和保守主义思想的俄罗斯侨民。1925～1946年间，他任巴黎圣谢尔吉东正教神学院院长，吸收卡尔塔绍夫、布尔加科夫、弗洛罗夫斯基和津科夫斯基等侨民宗教思想家前来任教。很快，该学院成为俄罗斯侨民东正教思想文化的中心。同圣谢尔吉东正教神学院的许多学者一样，叶夫洛基也支持基督教大学生运动。他的思想显然不能为以安东尼为首的保皇派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人士所接受。1926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决定接管叶夫洛基领导的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也不承认莫斯科对叶夫洛基都主教的任命。这样，在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卡尔洛瓦茨派同叶夫洛基派的矛盾加剧。正在此时，俄罗斯东正教会颁布了谢尔吉宣言。出于对卡尔洛瓦茨派的不满，叶夫洛基领导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投入莫斯科牧首区的怀抱。1930年，由于为十月革命中死难的东正教徒祈祷，叶夫洛基被莫斯科牧首区撤职。但是，广大的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的教徒们仍然跟随着他。1930年，他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承认，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在西欧的临时都主教（Временный Экзархат）。1945年，应叶夫洛基的请求，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又重新并入莫斯科牧首区。1946年，叶夫洛基去世。考虑到苏联的政治环境，他的继任者决定将该教区再度转归君士坦丁堡牧首区。1947年，该教区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承认。从此，西欧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区与俄罗斯境内外教会宣告无缘。该高级主教区涉及法国、比利时、芬兰、德国、挪威、瑞典、意大利和西班牙等西欧国家，教堂祈祷用教会斯拉夫语进行，教徒多为俄裔西欧人。[46] 卡尔洛瓦茨派是苏维埃体制和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强硬反对派。不论是北美派，还是西欧派，在苏维埃时期，都有过与莫斯科牧首区合作或者服从其领导的经历。此外，1927年，在谢尔吉宣言发表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管辖下的日本东正教区转归莫斯科牧首区。二战结束后，在隶属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中国教区中，也有一些神职人员和教徒回归祖国，服从莫斯科牧首区的领导。然而，在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所有分支中，唯有卡尔洛瓦茨派在整个苏维埃时期始终与苏联国家政权势不两立。二战期间，卡尔洛瓦茨派甚至与希特勒勾结，希望将俄罗斯从苏维埃体制下“解救”出来。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红军解放了东欧各国。为了避开红色政权，卡尔洛瓦茨派于1946年将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总部由塞尔维亚的卡尔洛瓦茨迁至德国慕尼黑。为了扩大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东正教界的影响，1945年8月，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阿列克塞一世按照苏维埃政权的指示提出倡议，欢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回归祖国。但是，卡尔洛瓦茨派坚决不予理睬。40年代末，欧洲有一大批俄罗斯东正教侨民移民美国。随之，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教区在美国不断增多。为了方便管理，1950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总部迁往美国纽约州乔丹维列的圣三一修道院并保持至今。20世纪60～70年代，苏联积极支持基督教世界的统一运动。为此，俄罗斯东正教会再次呼吁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回归。但是，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不仅没有响应，反而谴责俄罗斯东正教会具有异端思想——教会合一（уния）倾向。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长期没有联系和交往。[47]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戈尔巴乔夫全方位改革的启动，苏联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回归传统的热潮。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正教在苏联迅速复兴。1988年，为纪念罗斯受洗一千年，俄罗斯东正教会举行了隆重宗教庆典活动。此外，还召开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地方公会。会上，一些高级神职人员呼吁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人士就恢复统一进行谈判。然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对此反应冷漠。不仅如此，在俄罗斯国内东正教复兴的过程中，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还努力在俄罗斯境内发展自己的势力。1990年，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在俄罗斯开设了第一批教区。随之，一些对俄罗斯东正教会不满的俄境内神职人员带着自己教区的教徒离开东正教会，投入到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怀抱。这一情况导致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关系一度紧张。[48] 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许多分支经过痛苦的摸索，都在世界15个独立的东正教会中找到了归宿，唯有卡尔洛瓦茨派在教区管辖上归属不明。它既不是俄罗斯东正教会教规管理下的一个宗教组织，也不是东正教世界正式承认的一个自主教会。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阿列克塞二世积极呼吁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就恢复统一事宜进行对话。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高级主教们提出了恢复统一的先决条件：俄罗斯东正教会必须“中止跟随1927年都主教谢尔吉宣言的做法”、必须“对同苏维埃政权的合作表示忏悔”、必须“承认专制制度是俄国唯一的管理体制”、必须“对尼古拉二世及全家封圣”，以及必须“放弃支持普世基督教合一运动”。[49]社会制度的变化是俄罗斯东正教境内外教会恢复统一的基础和根本前提。经过俄罗斯东正教会和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内部主张回归祖国的人士的共同努力，俄罗斯东正教境内外教会这两个苏维埃时期的“死对头”，终于在2007年5月17日重新走向了统一。 东正教民间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宣布国家不偏袒任何一种宗教，提倡信仰自由。针对俄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宗教不平等现象，法令规定：“凡因信奉或不信奉某一宗教而剥夺权利的规定，一律废除。”[50]这样，在俄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各宗教信仰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 在对待民间宗教的态度上，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之初，曾把教会的反对派——各民间宗教都当作同盟军来争取。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考虑到俄国民间宗教从许多方面的表现来说是反对现状的民主主义思潮之一，要求全体党员注意做这些信徒的工作，以便把他们吸引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51]临时政府的《信仰自由法》也是在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强烈要求下制定和颁布的。出于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长期不满，俄国最大的民间东正教——旧礼仪派支持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迫于反对派的压力，沙皇政府做出暂时让步，颁布信仰宽容原则，宣布建立国家杜马，以强化国家的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旧礼仪派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参政权利得到保障。这样，20世纪初，与危机四起的俄国专制制度境况不同，旧礼仪派不仅没有随之而奄奄一息，反而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旧礼仪派认为，俄国不需要进行任何变革。因此，对二月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采取不赞成甚至敌视态度。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决定把无神论宣布为武器，对以有神论为基础的各种宗教实行专政。新政权与包括旧礼仪派在内的各宗教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便具有一定的对立色彩。国内战争期间，苏俄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将全国的大、中、小工厂一律收归国有。掌握大企业命脉的部分旧礼仪派作为大资产阶级阶层被铲除；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属于殷实农民阶层的旧礼仪派教徒被当作富农消灭，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一些人举家被强制迁移到边远贫困地区；在30年代的“阶级斗争尖锐化”时期，旧礼仪派被当作“宗教残余”甚至邪教而遭批判。 旧礼仪派对苏维埃政权也同样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之日起，旧礼仪派上层就将革命的领导者列宁称为“敌基督者（антихрист）”，将共产党人和人民委员称作“敌基督者的仆人”，将红五星称作“敌基督的标志物”。[52]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旧礼仪派刊物《教会之声》和《西伯利亚的旧礼仪教徒》等，都是积极从事反苏维埃宣传的舆论阵地。莫斯科的旧礼仪派富有上层，尤其是卢布申斯基家族，为科尔尼洛夫和邓尼金白卫军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许多旧礼仪派哥萨克还参加了邓尼金的“自愿军”。参加弗兰格尔军队的旧礼仪派教徒数量也相当可观。[53]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曾经被沙皇流放至此的旧礼仪派富有阶层积极资助和参加推翻现政权的活动。在高尔察克的军队里，旧礼仪派还组成了“圣十字”军队。 内战结束后，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在无可改变的现实面前，1922年，旧礼仪派领导人不得不做出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选择。那些不愿意与现政权妥协的旧礼仪派上层人士，如大企业家和银行家巴·彼·卢布申斯基等，便流亡国外。在社会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设时期，旧礼仪派一直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苏联报刊及文献中不难找到关于旧礼仪派阻挠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报道和记载。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保卫祖国，斯大林对宗教的态度缓和起来。旧礼仪派也随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局面，教堂和教徒人数有所回升。[54] 不可否认，苏联领导人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长期存在着偏见。他们过于强调宗教是旧社会的残余和落后现象，突出无神论与宗教的对立性，对和平时期宗教在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社会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肯定不足。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教条化理解，苏联当权者认为，随着人剥削人现象的消失，宗教将逐渐衰亡。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的国民经济得以恢复。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赫鲁晓夫掀起了苏联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改革浪潮。农业改革的初见成效和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使赫氏的领导地位稳定下来。这时，苏联领导人又开始向“旧社会的残余”——宗教开战。1957年，国家加大无神论宣传力度。接着，国家下令大规模地关闭各派宗教的教堂。1958年，位于摩尔多瓦的苏联最后一所旧礼仪派修道院被关闭。[55] 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不再运用强制手段，而是通过冷落宗教的软措施，使宗教在苏联走向灭亡。自1917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旧礼仪派像苏联其他许多宗教派别一样，饱尝了受排挤的苦痛。旧礼仪派作为工商阶层、哥萨克阶层和殷实农民阶层全部被消灭，旧礼仪派的基础教育设施被毁掉，教会期刊停办，圣像作坊和慈善机构也被关闭，教堂圣物被没收及改作他用。[56] 1986年，在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Белокриницкая иерарзия）的20个主教区中，仅有5个还勉强维持宗教活动，管理这些主教区的是一名都主教和两名主教。在全国126个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教区中，仅有神甫54人，况且绝大多数已年高体弱。[57]单凭这些神职人员显然无法满足全国一百多万旧礼仪派教徒的宗教需求，各教区的教徒代表长老（старцы）和执事主动与神甫配合，共同承担着宗教礼仪事务。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戈尔巴乔夫政治民主化改革程序的启动，苏联思想界异常活跃，东正教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复兴。1988年，苏联宗教界隆重举行罗斯受洗一千年庆典活动。旧礼仪派教徒也积极为弘扬俄国传统文化而做出自己的努力。在列宁格勒的普希金故居，旧礼仪派文化人士举办俄国文学名著《大司祭阿瓦库姆行传》研讨会；在莫斯科罗果日墓地（Рогожское кладбище）的圣母大教堂，人们举办了旧礼仪派宗教音乐演奏会；1989年，在波罗夫斯克，旧礼仪派人士举办了旧礼仪派文化和历史回顾展。同年，苏联时期从旧礼仪派罗果日墓地圣母升天钟楼上被强行摘除的大钟历经50年的沧桑又物归原主。1988年，在罗斯受洗一千年庆典之际，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都主教区（Белокриницкая Митрополия）从罗马尼亚的布拉伊尔城（Браила）迁往莫斯科。至此，苏联境内的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恢复了统一，它的正式称谓为俄国东正教旧礼仪派教会（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ая церковь）。[58] 俄国古代东正教会（Русская древле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是俄国旧礼仪派的另一个较大分支。它成立于1923年，即由主张革新旧礼仪派的萨拉托夫主教尼科尔·波兹德涅夫领导，由不承认别洛克利尼查教阶派教规的部分教堂派教徒组成。伟大的卫国战争后，该教会的神学和行政中心转移到新泽布科夫城。1990年，位于莫斯科扎采里（距巴维列茨火车站不远）的旧礼仪派圣尼古拉教堂归还给俄国古代东正教会。随后，该教会的行政和神学中心也迁移到此。到苏联解体前夕，该教会包括9个主教区，共管辖分布在俄国和独联体其他国家的60多个教区及位于罗马尼亚的5个教区，教区数量共约70个，是仅次于俄国东正教旧礼仪教会的第二大民间东正教派。[59] 在俄国的旧礼仪派中，唯一承认俄国东正教会并服从莫斯科及全俄牧首领导的宗教分支是教堂派中的皈一教会（единоверчество）。1971年，莫斯科牧首区召开东正教地方会议，取消300多年前尼康将旧礼仪派教徒全部革除东正教教籍的规定，宣布承认旧礼仪派教徒为东正教徒，允许旧礼仪派在东正教会的教堂里进行祈祷并保持尼康改革前的宗教习俗。然而，旧礼仪派各分支对这一规定反应不一。绝大多数旧礼仪派教徒对此不予理睬，他们认为自己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东正教信仰，教会管辖下的东正教已经背离了东正教的原始教义。只有较少部分旧礼仪派教徒对东正教会的规定持赞成态度，进而接受了俄国东正教会的管辖。不过，他们仍保持着旧礼仪派的组织形式与宗教习俗，这个旧礼仪派分支就是现在的俄国皈一教会。[60] 古代东正教北方沿海教会（поморщина）是旧礼仪派中规模较大的反教堂派（беспоповщина）组织，它包括许多独立的中央管理机构。古代东正教北方沿海教会俄国委员会包括分散在俄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和摩尔多瓦的100多个教区。此外，立陶宛有一个该派管理机构叫做立陶宛旧礼仪派最高委员会，它负责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两国的北方沿海派事务。拉脱维亚也有一个同样的管理机构叫做古代东正教北方沿海教会拉脱维亚中央委员会。老北方沿海派费多谢耶夫分支（Федосеевский толк）是反教堂派的另一个主要分支，它的中心是莫斯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区（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приход）。该宗教分支没有联系各教区的统一组织。1990年，随着苏联新的《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的颁布，旧礼仪派的各个分支均获得了合法活动的机会。到苏联解体前夕，全国共有旧礼仪派教徒300万人，其中有200多万人生活在俄罗斯联邦。[61]从拥有教徒的数量上看，旧礼仪派是苏联最大的民间东正教派。 结论 俄罗斯东正教在苏维埃政权下的坎坷经历发人深思。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能够对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的发展做出如下总结。 （1）俄国政教关系的弊端是东正教会经受磨难的一个主要根源。拜占庭留给东正教世界的一个重要遗产是政教关系紧密交织。俄罗斯从拜占庭继承了这份遗产，并且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将其发扬光大。旧俄时期，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之间根本利益一致，双方相互维护，紧密配合，东正教会成为国家的一种政治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家政权被推翻，东正教会就将不可避免地惨遭同样的厄运。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苏维埃时期的命运变迁便是一个例证。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专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推行了一种与旧俄时期完全不同的政策——政教分离政策。由于俄罗斯东正教与沙皇专制制度密不可分，在苏维埃政权同旧体制作斗争的过程中，矛头必然指向东正教会。因此，苏维埃时期的政教分离并不是真正的双方互不干涉，而是政权对教会的专政。俄罗斯东正教会所受的劫难主要与其政治色彩过浓有关。此外，长期的政教交织模式使俄罗斯东正教会养成了依赖国家政权的习惯。这样，在每一次社会动荡之后，东正教会就要调整自己，以便适应新政权并证实自己的忠实与顺从。由于苏维埃政权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政治见解上存在重大分歧，甚至相抵牾，在适应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俄罗斯东正教会经常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为了寻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俄罗斯东正教会将过多的精力放在调整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上，其社会道德功能几乎丧失殆尽。因而，教会人士在民众中失去了威信，东正教对民众的道德伦理影响微乎其微。 （2）东正教精神文化的发展走入低谷。苏维埃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不断加强无神论宣传，对东正教神学和哲学等所谓的“唯心主义”文化嗤之以鼻。国家允许东正教会出版的书刊数量有限，内容也不得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相抵触。因此，在俄罗斯东正教所属的教堂、修道院和神学院校中，宗教读物内容简单，关于东正教哲学和神学思想的作品几乎不见。在苏联国内，重视东正教伦理道德观、价值观和神学思想的是俄罗斯传统的民间东正教派——旧礼仪派和苏维埃政治环境下产生的东正教地下教会。然而，这些东正教组织在苏维埃时期均一直处于半地下状态，它们的活动受到限制，它们的读物严格为政府和官方教会所监督。这些作品在民间只能秘密流传，影响很小。在苏维埃体制下，无论是东正教的官方教会，还是各类民间和地下东正教组织，都在为保留自己的生存权而努力，无暇顾及东正教精神文化的发展。因此，整个20世纪，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和哲学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直到今天，俄罗斯国内的东正教神学也无法同俄罗斯侨民东正教神学相提并论。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的主体部分是卡尔洛瓦茨派。然而，该宗教派别“过于关心政治和民族主义，而不注重神学辩论”。[62]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最注重的是同苏维埃政权和东正教官方教会作斗争，竭力宣传俄国专制制度的永恒性，根本不关心东正教文化遗产的弘扬与发展。在对东正教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俄侨思想家中，没有一个人属于卡尔洛瓦茨派。可见，苏维埃时期是俄罗斯东正教文化史上一个低潮和暗淡的阶段。 （3）东正教在无神论时期并没有消亡。俄罗斯的20世纪是一个颇具动态性和充满矛盾性的历史阶段，世纪初建立起来的苏维埃体制到世纪末骤然瓦解。俄罗斯东正教的发展也不例外。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仍普遍认为，随着苏联无神论宣传的深得人心，东正教作为一种旧思想的残余，在苏联国民心目中已不复存在。然而，此后短短几年时间，东正教却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在俄罗斯骤然复兴。到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联邦已有近一半的公民宣称自己是东正教徒。如何来解释这一悖论现象呢？根本原因在于，东正教在苏维埃时期事实上并没有消亡。 首先，俄罗斯东正教各派教徒在苏维埃政权下顽强地生存下来。对于多数东正教徒来说，俄罗斯东正教在苏维埃时期的发展史几乎是一部血泪史。不论是官方东正教、民间和地下东正教，还是俄罗斯境外东正教，都屡遭苏维埃政权的限制、排挤、镇压，甚至迫害。然而，在艰难的环境下，俄罗斯东正教各派教徒却依然顽强地生存下来。作为官方教会的俄罗斯东正教会通过调整自己、迎合和顺从苏维埃政权等方式来为自己争取存在空间；地下教会和民间东正教采取躲避政府的方式秘密发展；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则利用公开对峙和斗争等手段与苏维埃政权展开势力范围争夺。苏联官方公布的东正教徒数字通常只指俄罗斯官方教会怀抱中的教徒数量。实际上，苏联境内外一直生活着一大批不为官方承认的“隐形”东正教徒。 其次，苏维埃时期国家对待东正教的态度也不是一味地打压。例如，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亲自接见东正教最高领导层，国家试图利用东正教来调动国民的爱国热情；冷战时期，苏联为扩大自己在基督教世界的影响而鼓励官方教会的发展；等等。国家每一次给予的短暂宽松环境都客观上为东正教的发展带来了动力。相应地，东正教的规模也有所扩大。所以，整个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的发展态势可谓起伏跌宕。既有因受排挤而萎缩的状态，也有因政策放松而相对繁荣的局面。 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的文化中心全部在苏联境外。在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中，西欧派（叶夫洛基派）是俄罗斯20世纪东正教文化的主要载体。20世纪20年代由俄罗斯东正教侨民在法国创办的圣谢尔吉东正教神学院是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和哲学思想家活动的中心。这里的思想家们（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和弗兰克等）以其卓越的神学成就奠定了俄罗斯东正教神学的巴黎学派。40年代末，一批生活在欧洲的俄罗斯东正教思想家，如弗洛罗夫斯基、洛斯基和梅延多夫等，移民美国。在那里，他们创办了以圣弗拉基米尔东正教神学院（Свято-Владимирский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семинар）为中心的俄罗斯东正教神学美国学派。苏联末期，在东正教复兴的过程中，这些思想家的作品纷纷在俄罗斯再版。对于饱受精神饥渴的苏联国民来说，这些思想宏著无疑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戈尔巴乔夫全方位改革的启动，国家对宗教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时间，官方东正教会可以公开地宣传自己的主张，民间东正教和地下东正教由“隐形”急剧转为“显形”，境外东正教会也开始在苏联境内建立自己的教区，传播自己的神学思想。这些现象综合在一起，构成了苏联末期前所未有的东正教复兴局面。总之，没有苏联时期东正教各派教徒的存在，就不会有当代俄罗斯东正教的真正复兴。
[1] 该称谓与下文中的“东正教官方教会”为同义语。 [2] Смолич И.К.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том 8，часть 1，Мосва：Спасо-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ого Валаамского монастыря，1996，с.28. [3] 《关于教会与国家分离和学校与教会分离》的法令（1918年1月23日人民委员会令）第3、12条，参见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303、305页。 [4] Пласкин Р.Ю. Крах церковной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и，1917-1923 гг.，Москва：Наука，1968，с.124. [5] 百科辞典《俄罗斯文化世界》，莫斯科，1997，第556页。 [6]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иума ВЦИК “об изъятии церковных ценностей для реализации на помощь голодающих”，Покровский Н. Н. Архивы Кремля，Политбюро и церковь 1922-1925 гг.，книга，2，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8，с.16. [7] Свобод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икипедия，参见网页http：//ru.wikipedia.org/wiki中的“Обновленчество”词条。 [8] 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学林出版社，1999，第92页。 [9] Штриккер Г.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1917-1991），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по истории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и церковью，книга 1，Москва：ПРОПИЛЕИ，1995，с.270. [10] 乐峰：《东正教史》，第142页。 [11] Штриккер Г.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1917-1991），с.329. [12] Чумаченко Т. Государство，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верующие，1941-1961 гг. Москва：“АИРО-ХХ”，1999，стр.48. [13] Шкаровский М.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при Сталине и Хрущеве，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Грааль》，1996，с.213. [14] Шкаровский М.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1943-1957 гг.//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5，№8，с.46. [15]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20 веке，Москва：Республика，1995，с.275. [16] Шкаровский М.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при Сталине и Хрущеве，с.213. [17] Штриккер Г.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1917-1991），с.307. [18]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20 веке，с.314. [19]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Православняа церковь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и，России и СССР，Москва：Библейско-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св. Апостола Андрея，1996，стр.355. [20]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20 веке，с.359. [21]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реформы 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й 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й школы，документ апре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КПСС 1984 г. 参见Правда，1984，14 апреля，стр.3。 [22]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Православняа церковь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и，России и СССР，стр.361. [23]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20 веке，с.400. [24] Закон РСФСР о свободе вероисповеданий，25.10.1990，статья 18.参见Штриккер Г.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1917-1991），с.290。 [25] Иван Дъячков Почему нам нужны 《Основы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культуры》？参见网页：www.km.ru，11.10.2007。 [26] 该派因发端于莫斯科达尼洛夫修道院而得名，它是费多尔派的别称。 [27] Свобод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икипедия，参见网页http：//ru.wikipedia.org/wiki中的“Катакомбная церковь”词条。 [28]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20 веке，с.315. [29] 参见东正教地下教会官方网站中的文章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Истинно-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1927-2007 гг.”，http：//www.catacomb.org.ua。 [30]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20 веке，с.168. [31] 参见东正教百科网页Открыт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Древо》 中的“Андрей Ухтомский”词条，网址：http：//drevo.pravbeseda.ru/index。 [32]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20 веке，с.173. [33]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20 веке，с.175. [34] Демьянов А.И. Истоинно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Воронеж，1977，с. 40-41. [35] Демьянов А.И. Истоинно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с. 35. [36] 参见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20 веке，с.320。 [37]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20 веке，с.324. [38] Свобод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икипедия，参见网页http：//ru.wikipedia.org/wiki中的“Катакомбная церковь”词条。 [39]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Православняа церковь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и，России и СССР，стр.361. [40] Послание пастырям и пастве （Декларация митрополита Сергия），29.7.1927//Известия，19.08.1927，с.63. [41] Протоиерей Сергий ЩУКИН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заграницей 1922-1972，见网页：http：//www.russianorthodoxchurch.ws/synod/history/his_rocorshukin.html。 [42] Ипатова А.С. Рус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Китае：20 век. Сборник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вято-Владимирского Братства，1997，с.305. [43] 乐峰：《俄国宗教史》（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606页。 [44] Протоиерей Сергий ЩУКИН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заграницей 1922-1972，见网页：http：//www.russianorthodoxchurch.ws/synod/history/his_rocorshu-kin.html。 [45] Свобод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икипедия，参见网页http：//ru.wikipedia.org/wiki中的“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词条。 [46] 参见东正教百科网页Открыт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Древо》 中的“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ая архиепископия русских церквей”词条，网址：http：//drevo.pravbeseda.ru/index。 [47]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20 веке，с.370. [48] Чуев А. Объединение РПЦ-эпохальное событие для Церкви и общества//Русская линия，14.12.2007，参见网页http：//www.rusk.ru/st.php。 [49] Мчедлов М.П. Религия народов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Москва：Республика，2002，с.441. [50] 《关于教会与国家分离和学校与教会分离》的法令（1918年1月23日人民委员会令）第3条，参见乐峰《东正教史》，第303页。 [5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译《苏联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5页。 [52] Миловидов В.Ф. Раскол и судьба старообрядцев//Вопросы религии и атеизма，1980，№25，с.111. [53] Кандидов 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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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20 веке，с.238. 苏联文化政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马龙闪 苏联的解体和瓦解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才是一个国家巩固和强大的最重要因素？是以GDP为标志的经济实力呢，还是以核武器为标记的军事实力？这两样东西，苏联在当时世界上都是不算差劲儿的，非但不差，还是可以与美利坚一比高低的。可是，为什么竟哗啦啦如大厦倾，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了呢？有人着眼于政治，着眼于党，这也是不错的；但决定一个国家巩固和强大诸因素中，比政治，比党更深层次的因素，还存在不存在？历史表明，这种更深层次的因素是存在的。那么，这种因素究竟是什么呢？ 目前，人们都在谈论文化软实力，都在思考怎样实现文化软实力的强大和崛起。在具有一定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前提下，在决定一个国家巩固和强大诸因素中，文化软实力应该是属于更深层次的因素，因为政治的清明，一个党的强大，也是决定于与之相关的文化软实力因素的。 那么，怎样才能培植、塑造文化的软实力呢？世界历史经验表明，只有通过文化上的创新，才会有文化的强盛，才会有文化软实力的巨大影响。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文化的创新呢？文化的创新，不外包括理论的创新、制度的创新、科技的创新，而集中一点，就是人文精神的创新。 再回到苏联国家解体的问题上来。那么，苏联解体的最终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按照上述逻辑推断，这个最终原因，就是比党、比政治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软实力问题。因此可以认为，缺乏文化软实力，缺乏文化创新，就是苏联国家解体和瓦解的最深层的原因。 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国家，苏共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党。意识形态渗透在苏联国家机构体制和党的机体的每一个毛孔中，所以，意识形态在苏联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每一步骤中都发挥着巨大作用。当其意识形态反映并适应现实需要，能促进文化创新时，它就能极大地推动党和国家的发展进步，反之，它就束缚和扼杀文化的创新，成为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阻力。因此，我们在研究苏联发展壮大、兴衰消亡的过程中，就必须把影响文化创新的苏联意识形态及其演变的历史、文化政策及其沿革的历史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来加以考察。 苏联是列宁主义的故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苏共执政早期曾是一个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党，因而朝气蓬勃、兴旺发达，以其先锋队的资格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但因忽视自身改造，逐渐失去思想文化上的先进性，而变为一种僵化教条、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思变革、阻挠改革的势力，最后终于落后于时代而为人民所抛弃，走上了衰亡的道路。苏联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苏联文化政策的沿革和意识形态的演变对其兴衰命运有重大影响，因此，我们研究苏联兴亡的根源，应对此加以重点的考察。 苏联文化政策的沿革，可以分为十月革命初期至20年代末期的文化政策，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即斯大林个人权力时期的文化政策，以及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文化政策几个主要阶段。现在，让我们对各个阶段的情况加以考察。 十月革命初期到20年代苏联的文化政策 这个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刚掌握政权不久，以列宁为代表的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在党内还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这个党还拥有无可置疑的思想文化的活力。这首先是因为，这个时期，党的思想理论以真正的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符合并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列宁善于运用生动的辩证法，能随时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制定灵活的符合实际的战略策略。因此，列宁及其后继者布哈林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能极为敏锐地认识世界并有效地改造世界，是很富有战斗力的。 列宁理论的活力，在革命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十月革命前夕，列宁给党制定的最近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给人民以“土地、自由和面包”。在这一正确的理论和纲领基础上，党迅速发展壮大，并一举夺取政权。1917年二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只有2.3万人，经过半年多一点，十月革命时就发展到23万～24万人。1917年4～5月间，在其他政党看来，布尔什维克党要夺取政权，简直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是，仅仅过了半年时间，这个党以其符合人民群众利益和愿望的方针政策，极大地动员并吸引他们站到了自己一边，因而竟真的取得了政权。 列宁理论的这种活力，在取得政权后的一个时期也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国内战争中不得已而推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本来是犯了许多错误，严重侵害了人民利益的。但列宁没有贻误时机，适时发现并较快作了纠正。内战刚一结束，列宁就不失时机地迅速过渡到了“新经济政策”，并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从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1]布哈林这时还提出，在苏维埃国家结束战争、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阶级斗争是逐渐趋向缓和的。[2]这些思想理论符合当时社会的客观实际，满足了社会的需要。 这个时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对待文化遗产和知识分子政策上重视克服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左”的思潮和倾向。列宁强调“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3]他对资本主义达到的全部文化成就，包括其经济管理经验，给予高度评价，主张加以吸取和应用。列宁主张团结、争取、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同他对待过去文化遗产的态度相联系的。因为知识分子是文化的载体，要取得过去的文化，就必须使用现有的知识分子。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获得良好的现代教育，也不可能造就自己本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除了“资本主义昨天留给我们的材料”——旧知识分子和专家外，没有别的材料可供立即用来建设社会主义。[4] 列宁认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文化工作者”。他们既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推进了科学文化事业，会给资产阶级服务，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给无产阶级服务。[5]关键在于，要对他们采取耐心谨慎的、讲究分寸的态度，主要以说服教育的方法，“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正像应当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一样。”[6]在这里，列宁显然把知识分子同剥削者，同资产阶级相区分，将他们看作“文化工作者”；在谈到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重新教育”时，也是同对“无产者自己”的“改造”、“教育”同样看待的。但列宁的思想也有不太连贯甚至有时是前后矛盾之处。[7]当他看到知识分子同苏维埃政权不太合作甚至进行对抗时，又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不过，总体上列宁是大胆使用知识分子的，包括在激烈阶级对抗时期对沙俄时代军事专家的使用。他也在生活待遇上关心知识分子，建立专门机构，负责妥善安置他们，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然而，俄国社会上存在着较强的反智主义，即轻薄知识分子的情绪，这是从民粹主义和其他极左思潮中表现出来的，也是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一种表现；同时，也与俄国是一个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而小生产者思想狭隘，容易把他们所受地主、资本家的沉重压迫也归罪、迁怒于为剥削者服务的知识分子这一情况有关。这种情绪也严重影响到无产阶级，波及布尔什维克党内。“军事反对派”反对使用军事专家，人所共知；“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也鼓吹排挤、打击知识分子，他们是极左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积极支持者。这样，党内外的极左思潮就干扰了列宁的知识分子政策。 但列宁对社会上和党内的极左思潮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总的来说，列宁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我们所讲的这个时期得到了执行和贯彻。 除上面谈到的以外，布尔什维克党这个时期在文化理论和文化政策上也较符合客观实际，比较符合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较能满足文化发展所需要的条件。 布哈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提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阶级，在旧社会不可能享有文化。这决定了无产阶级的文化落后状况。因此，布哈林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怀抱里，无产阶级首先是“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成熟起来，但决不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成熟起来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通过自己的斗争，虽夺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无可争议的领导权，但这是指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权，在艺术、科学领域，却不能说无产阶级已成熟到了可以掌握领导权的地步。[8] 所以，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文化领域持续不断地进行了反对极“左”倾向的斗争。先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接着是在20年代中后期反对“拉普”（“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思潮。因为这些派别不遗余力地鼓吹“无产阶级文化”，主张抛弃过去时代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打击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文化人，迫不及待地要求夺取文化领域的领导权。 列宁在批判左倾文化派别时说：“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字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9]又说，如果不提高和改善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10]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并对它们加以吸收和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11]他的无产阶级文化发展观就是，没有过去时代的文化，没有资产阶级的文化，不对它们加以全部了解，就不能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特别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文化极端低下的时候，首要的是学习读书写字，掌握一般文化知识，包括资产阶级文化，否则，是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的。所以，列宁对当时一心要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进行了尖锐的、持续不断的批判和斗争。列宁告诫青年说，你们不能从批判旧学校偏重书本知识，“就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12]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主张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积极文化成果，他对过去时代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是持比较包容和宽容态度的。 列宁的这一方针政策，充分体现在由列宁奠基、布哈林主持制定的俄共（布）中央1925年《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中。这个决议无论在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还是在国际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史上，都是一个少有的绝好的文件。它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方面，它实质上规定了俄共（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总路线和总方针，构成了当时俄共（布）思想文化体制的理论框架，奠定了苏联20年代思想文化模式的基础。 这个决议首先对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趋向缓和的总趋势作了正确的阐述，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得政权以前煽起阶级斗争，实行把整个社会推翻的路线”，“而在自己专政时期则把和平组织工作提到第一位”。[13]这就是布哈林所说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该“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斗争的政策”。[14]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是“和睦共处，慢慢地改造他们”；同资产阶级是“建立某种程度的合作，慢慢地排挤他们”；对知识分子则使他们“为革命服务，在思想上把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15] 接着，“决议”对文学艺术的阶级性问题作了切合实际的辩证的阐述。“决议”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虽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中立的艺术，但是“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地多种多样”。[16]这实质上是反对当时在文化艺术阶级性问题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简单化倾向——动辄给某一作家、作品或文艺现象贴阶级标签。 “决议”的重点，也是占篇幅最多的，是对党在科学文化特别是文学方面的领导权问题，以及由此决定的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作了正确的规定。 关于党在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权问题，“决议”作了审慎而明确的回答。它区分了党在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权与党在政治、经济方面领导权的不同特点和不同情况。“决议”指出，科学文化的领导权“是比无产阶级正在解决的其他任务更复杂得不知道多少”：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能锻炼自己去进行胜利的革命，能给自己造就战士和领导者这样的人才，并且能给自己造成政治斗争的卓绝的思想武器，但是它当时不可能钻研自然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而且它既是文化上被压迫的阶级，同样也不可能创造自己的文学、自己的特别艺术形式、自己的风格。虽然无产阶级手中现在已经有了衡量任何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正确标准，但是它对于艺术形式的一切问题却还没有同样确定的回答”。[17]这就是说，党在政治领域比在文化艺术领域更加成熟；党在政治方面已取得了确定无疑的领导权，而在文化艺术和科学领域虽有取得领导权的“历史权利”——也就是说，在这里获得领导权，“夺取阵地”，“早晚应当成为事实”——但目前还得谨慎从事，目前还没有成熟到取得这种领导权的足够的程度。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文化艺术方面下述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1）关于对待“同路人”作家的态度问题。“决议”指出，在注意他们分化的同时，应充分估计他们“许多人作为文学技术的熟练‘专家’的重要性”，“应当是周到地和细心地对待他们”；在同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时，“应当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中间的思想形态”。[18]这是十分讲究分寸地对待“同路人”作家的政策。 （2）对待无产阶级作家的态度。“决议”认为，文化艺术方面的领导权“整个是属于工人阶级的”；党应帮助无产阶级作家赢得“领导权的历史权利”，但他们“现在还没有”这种领导权。党应努力帮助他们成长，“支持他们和他们的组织”，“同时也应当用一切手段防止他们中间出现摆共产党员架子这种最有害的现象”，同“那些对旧文化遗产和文学专家的轻率和蔑视的态度作斗争”。[19] （3）主张各文艺集团和流派展开“自由竞赛”。在坚持原则思想斗争的同时，党不仅允许各种艺术派别、团体和流派的存在，“还要对于一切可能而且一定会同无产阶级一起前进的文学集团表示最大周到、慎重和忍耐”，“党决不能偏袒文学形式方面的某一派别而使自己受到束缚”，“主张这方面的各种集团和流派自由竞赛”。[20] （4）鉴于对文化艺术领导权问题的审慎细密，党在“决议”中特别提出，反对在文艺中进行“专横的和外行的行政干涉的企图”。为此，提出要注意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人选，以保证在这里实行“真正正确的、有益的和灵活的领导”。[21] 这个“决议”是以布哈林为首的主管俄共（布）思想文化的主要领导人，以列宁思想为指针，总结十月革命后苏俄文化运动，特别是苏联1922～1925年文学政策大辩论中同极“左”文化思潮作斗争的历史经验，通过较为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发挥集体智慧制定出来的。“决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无论在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还是在国际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个决议曾在1951年1月28日由中国《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发表，但遗憾的是，这个决议的精神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从这个决议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党20年代文化上的方针政策是极为谨慎的，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决议”能够满足当时文化发展的需要，其思想内容所体现的文化上的包容性、宽容性和文化艺术的多样性，是符合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的。“决议”提出的指导方针，不仅仅限于文学艺术领域，也适应于整个文化科学领域。这样，就为20年代文化科学领域的创造性提供了条件，造成了苏联20年代科学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但是客观地说，布尔什维克党在20年代的文化政策上也受到一些因素的局限：一是，当时党内外存在着一股强大的极左文化思潮，一些人对“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过分张扬，且把“无产阶级阶级文化”理解得过分狭隘，曾发生过否定文化遗产、排挤打击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专家和知识分子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党的文化政策；二是，由于当时阶级斗争的环境，党对“异己的”和“敌对的”意识形态标准掌握得过分苛刻，以致在政治运动中打击了不该打击的科学文化界的大批重量级人物；[22]三是，党内中下层干部和党员的文化水平过分低下，有数字显示，20年代初，俄共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不到1%，近63%的党员仅受过初小教育，26%的人仅自修了一些文化。这使贯彻布尔什维克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文化政策大大打了折扣。 斯大林文化管理模式的确立 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了一场“大转变”。在这场转变中，联共（布）领导人抛弃了1925年《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放弃了20年代正在形成中的、体现在这个决议中的已具雏形的思想文化模式。 苏联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大转变”，是随着政治经济领域的“大转变”而发生的。在思想文化领域“大转变”的过程中发生了思想文化体制模式的转型，由20年代的思想文化体制转变到了斯大林思想文化体制的轨道。也就是说，斯大林的思想文化体制模式是在意识形态“大转变”的过程中开始逐渐形成的。 苏联的意识形态“大转变”，是由1928～1929年的反“右倾”斗争进行酝酿，由斯大林1929年12月27日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土地专家代表会议上以对布哈林经济理论的批判作动员，通过政治经济学领域对鲁宾的批判，哲学领域对德波林的批判，史学领域对《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批判，文艺界对“拉普”的批判等，相继完成的。在这一“大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形成了以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为理论支柱，以大批判、大斗争、大清洗为主要手段的思想文化模式，使思想理论一步步趋向简单化、教条化和凝固化；另一方面，也对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次连续不断的清洗和镇压，以雷霆万钧之力威吓、震慑、压服了思想文化界。斯大林的或者说联共（布）的思想文化模式，就是在这个意识形态“大转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在30年代形成、确立以后，表现出了以下最明显的特征。 （1）确立了斯大林理论的独尊地位，树立了对斯大林个人及其理论的崇拜。实际上联共（布）奉行的准则是，以斯大林的是非为是非，以其理论公式为衡量真理的唯一标准。 （2）确立了以超高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而工业化以优先发展重工业，重中之重是发展军事工业，整个经济发展则以集中计划、产品交换为特征。这也是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概念的主要内涵。 （3）确立了随着社会主义愈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愈加尖锐化的理论，而党内斗争则是这一阶级斗争特点的反映。 （4）提出了社会主义超阶段的理论——完成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即是社会主义的建成。 （5）形成了关于资产阶级文化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是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载体，而消灭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及其残余，必须抛弃资产阶级文化。 （6）以文化艺术的单一性取代其多样性，以钦定风格流派的垄断地位代替各风格流派的自由竞争。其集中表现是，在“大转变”过程中解散了几乎所有以前的文化艺术派别和团体，90%以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 （7）意识形态斗争的目标，是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残余，包括一切中间的思想形态；以大批判、大斗争和整肃的手段推动学术文化的发展；以隔离、封闭的方式在“纯社会主义”的环境中培养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垄断的方法，通过以政治和哲学粗暴干预文化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式，控制意识形态。这样就造成了思想理论的简单化、教条化，也导致了教条主义根深蒂固的长期统治。 这一模式中的思想理论特点，是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托季联盟和布哈林等一系列反对派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断解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他自己片面、褊狭的解释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特别是通过编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灌输进了联共（布）党的历史和全部实践活动中，以他个人的思想取代了列宁和党的集体的思想，并通过大力宣传《简明教程》，将其体现的思想理论神圣化、模式化、教条化，从而确立了这些思想理论的统治地位。 由于这一思想文化模式是经过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历次大批判、大斗争建立起来的，同时，又通过一整套威慑机制确立、巩固了下来，加上通过各种方式、各种途径，数十年如一日地宣传灌输，人们已经对它习以为常，这样，就使这一思想文化模式在人们思想中扎根很深，具有相当的牢固性。 联共（布）在这一思想文化模式中的文化政策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文化被限定在极为狭窄的范围内，把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反对过去时代的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就反对并抛弃过去时代和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甚至弄到连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德国古典哲学也要抛弃的地步：在苏联战后对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的批判中，广泛传播了斯大林的这一观点，即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是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贵族式的反动”。 这时，还用庸俗社会学的“阶级性”解释一切：30～40年代，马尔的语言学曾大行其道，宣扬语言的“阶级性”。30年代中期，苏联以李森科为代表的伪科学学派开始抬头。当李森科在一次大会上大批摩尔根的生物遗传学，叫喊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科学”时，斯大林带头为他鼓掌。所以，发展到战后初期，非但不能容许摩尔根生物遗传学的存在，还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控制论，甚至当时发展起来的有机化学，统统称为“资产阶级科学”而加以围剿。斯大林思想理论的僵化，助长了苏联伪科学学派的声势，压制了科学学派的成长，这就使苏联的科学缺乏创新，在斯大林时期同世界科学水平拉大了差距。尽管由于经济建设和工业化的需要，使斯大林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如建立“监狱研究所”等）促进了与重工业以及核武器、火箭导弹和航空航天等军事工业有关的科技的发展，却贻误了农业和其他民用领域科学技术的平衡发展。 30年代最重要的制度性变化是，思想文化走向更加封闭、更加集权。其突出表现是，书报检查制度更加严厉、更加把权力高度集中到党内来。如果说20年代在建立书报检查制度之初，主要是把检查的矛头指向社会，即资产阶级敌对势力，那么，到了30年代，则进一步把检查目标对准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和“反对派”。一经把这些严厉的监控措施指向党内，问题就发生了变化（再严厉的监控措施指向资产阶级敌对势力，毕竟针对的是敌人，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尽管也有一个适度、适当的问题，但一经把矛头转向党内，性质就完全发生了变化）。严厉监控党内同志，把同志当成“敌人”，这就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也严重破坏、禁锢了党内的民主生活。 随着主要是对资产阶级和社会上敌对势力的检查，转向对党内反对派和所谓“异己势力”的检查，书报检查体制也发生了变化，由原先主要由政府行政系统实施监督检查职能的体制，转向了由党的机关直接实施监督检查的高度集中于党内的书报检查体制。1929年1月18日，中央组织局在其《关于准许出版新杂志》的决议中，事实上取消了原先归出版总局实施的审批职权，转变为所有主要杂志只有得到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批准，才能出版；而“所有其他杂志”的出版，在出版总局履行批准程序时，还应“同中央宣传鼓动和报刊部进行协商”。[23] 不仅如此。在中央政治局1930年《关于出版总局》的决议中，又再次削弱了出版总局的职权：“解除出版总局中央机构从政治思想和军事、经济观点方面对出版物进行事前检查的所有业务”，作为代替执行这一任务的机制，设立了由党的机关向出版总局派遣“特派员”和政治编辑的建制：“确认特派员建制为在书报文献和无线电广播等领域实施事前检查的基本环节。责成确保具有出版总局特派员必要人员名额的前提下，务必在出版社内部实施对所有出版物的全部事前检查”。而且，在文件中公开表明，要用党的工作人员取代职业检察官，其中是这样说的：“在地方报纸中，可以将特派员委任为报纸兼职编辑。”[24] 在这次书报检查体制变化的过程中，出版总局的机构大大缩小，而直接受党的机关监督、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特派员和政治编辑的建制，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这样，党的书报检查机关就逐渐取代国家机关而直接行使书报检查职能。出版总局表面上虽然一直存在，还挂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后来的教育部名下，但实际上经过这次改组，它已被完全纳入了党的书报检查体系，包括它活动的一切方面，从领导人到列入官职名录工作人员的任命，都被置于党的机关的监督之下。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苏联党所实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多层面的、高度集中的书报检查制度。按照俄罗斯学者的说法，这种检查制度要经过5个层级的5种过滤机制：第一个层级是自我检查，即由作者根据历次“大批判”和思想整肃运动形成的意识形态标准，在写作之前和写作过程中实行自我的内省检查；第二个层级是在编辑文稿过程中实施的思想政治审查；第三个层级是由编辑部或出版社送上级专门检查机关，即出版总局进行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第四个层级是经由国家机关的惩治性检查，具体实施机关是政治保安局系统的政治监督司，后来则是克格勃的第五局；第五个层级是，由党的领导进行最后的意识形态审查。[25] 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对书报文献检查的标准。联共（布）在先后出台的报刊法令中，甚至对“有违背”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包含有赞扬旧生活方式、带有资产阶级道德成分的”，甚至连“无思想性”的书报作品，都加以查禁。[26]这些标准因检查人员的理解各有不同，不仅内涵十分模糊，而且可以有无限的外延。加上将“敌对”的标准由社会转向党内，就可以衍生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和“反对派”以扩大化打击，这必然会把对书报文献的监控，变成对社会、对党内的书报信息封锁，甚至转变为封人口舌、不准讲话，钳制党内正常民主生活，成为密不透风的文化专制主义。 再加上从1925年展开所谓“布尔什维化运动”之后，提倡“意识形态100%的纯洁性”、“100%的布尔什维主义”；到30年代，斯大林还进一步提出警惕“中间居民阶层”的“不健康情绪”，“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等等[27]——当这一切都成被严密监控的新闻书报和文献信息的内容的时候，那么，可想而知，能够出版发行和流传的国内外出版物到了一个何等狭窄的范围。 不要忘记，在苏联的体制中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是采取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相结合的。也就是说，出版印刷之前，书稿要送检查机关审查通过，出版发行之后，出版物还要经邮递、海关和国家安全部门一一检查通过。按前述对书报信息所要求的思想政治标准，无论在哪一环节和部门受阻，都不可能过关。在苏联，这类检查机构的队伍十分庞大。仅以出版总局的机构为例，它的人员编制就越来越多。到1938年，发展到15个处，这一年仅从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检查官就达525人之多。到1940年，仅俄罗斯联邦的检查官就有将近5000人。[28] 从监控、查禁的情况看，1927年之后，对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编订了目录，严加控制。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有些种类达20%～30%，哲学和宗教类最多，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23%。[29]到1938年，仅前9个月经事前审查，就查禁了12588条信息，还查出了23512处属于政治思想方面的“歪曲”。[30] 不仅严查现行出版物，还对图书馆馆藏图书进行了大规模清查。根据出版总局局长1936年1月10日《关于从图书馆和书库清除不准在苏联传播的外国文献》的命令，集中在两周时间内，由检查官会同内务部代表，仔细对各大图书馆的库藏进行了清查。清查出来的成千上万种外国图书和报刊被归入特藏书库，严禁外借。 随着控制的加强，订购国外文献越来越难，这以人文类图书为尤甚。几乎所有这类外文的和俄国侨民的出版物都被自动移入特藏书库，其中有许多还遭遇了全面销毁。据一个负责人员30年代向中央报告：“目前我们销毁的外国文献达10%，价值折合25万美元。”仅1938年一年就销毁英文杂志869种、报纸5451种，法文杂志640种、报纸33620种，德文杂志7620种、报纸3450种，其他文种杂志达5000种以上，报纸近5000种。[31] 30～40年代对科学文化发展损害最大的，是斯大林对科技专家、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镇压。这种镇压始于1928年的“沙赫特案件”，接着斯大林于1929年4月在中央全会上声明，“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业部门中都有‘沙赫特分子’”，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32]从此，就在工农业所有部门中展开了大抓“暗害者”的运动。稍后，在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中又展开了对“人民敌人”、“异己分子”的斗争。30年代，这些运动不断进行，直至1936～1938年“大清洗”期间达到最高潮。战后初期（1946～1952）还在继续进行。 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镇压政策，来自他对各类专家、旧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从根本上说，源自他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斯大林在1939年党的十八大《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把旧知识分子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他们在十月革命后先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实行怠工”，因而“被苏维埃政权机关粉碎和驱散”，而后来其中“漏网的大多数”，又去做了“暗害分子和间谍”，这就是说，他们知识技能最多，也最反动；“另一部分”，是“旧知识分子中技能较差而人数较多的”，他们“很长时间内还在原地踏步不前”，政治上是很动摇的；第三部分是“知识技能更差的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则“已经向人民靠拢，拥护苏维埃政权”。[33]这显然是一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曾宣扬过这种理论，人们批判该理论时说，它是中国某某人鼓吹的，其实，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就说过了。在中国传播的这种“理论”，其源头无疑是来自斯大林。如果再追一下根子的话，“知识越多越反动”，实际上是扎根于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人运动中产生的马哈伊斯基主义。马哈伊斯基把知识分子同剥削阶级完全等同起来。[34]他认为，剥削阶级能得以实现剥削，是对生产资料的大量占有；而知识分子则是通过对知识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实现剥削的。剥削阶级中的地主或资本家拥有的生产资料越多，他们越同工人农民为敌，越反动。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知识越多越反动”。斯大林从马哈伊斯基主义中推演出来的这一理论，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最有名望、最有知识的专家、教授和文化人。所以，这部分人受打击最大，被逮捕关押的最多，以至在战争即将来临之时和二战期间，不得不在监狱中把这些专家、教授集中起来，建立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和“监狱设计中心”，勒令他们在关押中从事研究和设计工作。这些可敬的科学技术专家们，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为了拯救社会主义祖国，忍辱负重，以“在押犯”之身，为军事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工作在这种监狱的环境下，其创造性被压抑、被摧残的情况是不难想象的。然而，不管怎么说，在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到底也成了斯大林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用斯大林上述的方法和途径发展科学技术，用前面讲到的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铸造文化，不言而喻，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这样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谈不上有什么创造性可言，充其量只是一些照葫芦画瓢的仿制品。以斯大林的理论是非衡量一切，顺我者存，逆我者亡。学术界的任务只是对斯大林的言论和党的决议、政策进行解释，没有提出自己观点的权利。试想，全国如果只能有一个或几个人的脑袋进行思考，其他人要是独立思考，就有被批判、关押，甚至掉脑袋的危险，这还能有什么科学文化的创造性可言！ 斯大林的文化政策在战后发展到了顶点，其后果暴露得十分明显。经过战争时期极端紧张、严酷而凝重的岁月，战争结束以后和平宁静时光的到来，使人们极端紧绷的心境大大放松了下来。与这种心情想适应，需要的文化食粮和文艺作品希望是轻松的、欢快的，能给人以美感享受和愉悦的东西，不再是承载着厚重思想或充满厮杀血污的东西。能够提供这种精神食粮的最好不过的人物，是列宁格勒的幽默讽刺作家左琴科和老资格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所以，在临近战争后期，这两位艺术家就活跃了起来。文艺刊物非常喜欢发表他们的作品；在莫斯科还专门为阿赫玛托娃举办了专场诗歌朗诵晚会。列宁格勒的文艺刊物对这两位本地作家更是喜欢有加，发表他们的作品尤多。当然，社会上的这种情绪以及人们对战后新生活的向往，在更深的层面上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变革的期盼和要求。 但是，斯大林容忍不了人们的这种情绪，更容忍不了社会改革的要求。他习惯的是永远拧紧社会的螺丝钉。因此，斯大林一面对这种社会情绪，就视为一种严重危险，于是，便心起疑虑，要发起一场大规模的镇压运动。 1946年8月9日，斯大林召见列宁格勒文艺界人士，点名批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以及一系列作家。接着，从这年8月中旬到1948年2月，由联共（布）中央分别在文学、戏剧、电影和音乐四个方面一连发表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1946年8月14日）、《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办法》（1946年8月26日）、《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1946年9月4日）和《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1948年2月10日）等四个决议，对文艺创作和演出中的所谓“不问政治”、“无思想性”、上演“洋”“古”剧目、追求“形式主义”等，进行了严厉批判。同时，由主管意识形态的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亲自出马，解释中央决议，进一步上纲加码，对文艺界的许多作家和作品展开了声色俱厉的斗争。 文艺界的批判首先开始于1946年8月对《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发难。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人们喜欢的讽刺幽默作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由于上述两杂志为他们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自然它们也成了攻击的目标。左琴科被“决议”谩骂为文学上的“无赖和渣滓”，指斥他“专门写作空洞的、无内容的庸俗的东西”，“专门鼓吹腐败的无思想性、低级趣味和不问政治的习气”。他的作品《猴子奇遇记》被无端地说成是“以丑恶的漫画形式描绘苏维埃制度和苏联人”。[35]阿赫玛托娃则被日丹诺夫痛骂为“一去不复返的”“古老贵族文化”的“残渣”，称她为“并不完全是尼姑，并不完全是荡妇……而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36]“决议”将她论定为“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的空洞的无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37]她的诗作被视为表现“为艺术而艺术”的、“不问政治的”作品。发表他们作品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则被指责为“自由主义”，丧失了“责任感”，发表的作品渗透着“对现代西欧资产阶级文化俯首崇拜的精神”。[38]与此相联系，“决议”还同时点名批判了一系列作家和作品。对于同两杂志有关的责任者，包括上自联共（布）中央宣传部、苏联作协理事会及其主席吉洪诺夫，下至列宁格勒市委和两杂志负责人，一一进行了点名批评，最后采取行政措施，勒令《列宁格勒》杂志停刊，《星》编辑部改组。尔后又假手苏联作协主席团决议，开除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作协会籍，剥夺他们发表作品的权利，接着又开除了左琴科的公职，迫使他为谋生而就职于一个皮鞋生产合作社。 关于戏剧的决议矛头所向，主要是指责“过分热衷于上演历史题材”和“外国资产阶级剧作家”的剧本。[39]“决议”在批评戏剧演出状况时，竟一口气点名或不点地批判了十几个剧作家及其剧作。 在关于歌舞和音乐的决议中，措辞更加严厉，对整个音乐界，包括上自苏联部长会议艺术工作委员会、作曲家协会组织委员会，下至一系列音乐家，特别是所谓“形式主义作曲家集团”[40]，无不进行批判，并且指出，在音乐界“俄国现实主义音乐的敌人，颓废的形式主义音乐的拥护者，在批评家中间占着领导的地位”。[41]决议把所谓“形式主义倾向”径直定性为“反民主的”、“反人民的倾向”，因而向“坚持形式主义的反人民的倾向的作曲家”进行讨伐，痛斥他们的音乐“强烈地发散着当代欧美现代派资产阶级音乐的气息”。[42]同时还特别谴责了现代派和革新派的所谓“形式主义”音乐和“形式主义作曲家集团”，这包括了后来被公认为“苏联一代音乐典范”的杰出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在内的一大批作曲家。 有关电影的决议提出了粉饰生活的一系列“公式化”标准，对一批著名导演和电影艺术家以及电影部直属艺术委员会提出了严厉批评，并决定禁映《灿烂的生活》第二集。 除上述决议外，这个时期还发表了一些由斯大林授意发表的文艺评论，如1947年《文化与生活》刊登的《我们剧院舞台上的〈青年近卫军〉》、1948年年底《真理报》发表的《关于一个反爱国主义的戏剧批评家集团》等。通过这些授意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化、公式化的要求，更进一步将文艺引上了淡化冲突、粉饰生活的道路。 在开启文艺批判的同时，在哲学、生物遗传学、语言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也展开了一系列批判。 在哲学领域，是经斯大林提议，在1947年6月由日丹诺夫主持召开《西欧哲学史》全苏讨论会，对当时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主管意识形态的当事人亚历山德罗夫的《西欧哲学史》的批判，指斥其错误在于“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和缺乏党性，仿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同他们以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学派隔着一道万里长城，而阐述德国古典哲学的客观意义是不允许的；在此广泛传播了斯大林的这一观点，即认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是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贵族式的反动”。这一观点引起的倾向不仅低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而且也低估了过去时代的许多哲学体系。这场争论暴露了苏联哲学界对待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某些简单化态度。 在生物遗传学领域的批判，矛头所向是针对苏联的摩尔根遗传学派，支持李森科的伪科学学派。 1946年1月李森科发表《自然选择与种内竞争》一文，公然否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理。苏联摩尔根学派的学者对此文宣扬的观点强烈不满，他们在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尤里·日丹诺夫[43]的支持下，在一些刊物和大学讲堂上展开了对李森科的批判。此外，还召开内部专门会议清算李森科的思想观点。李森科对此十分恼火，立即上告斯大林。于是，领袖亲自干预，布置召开了1948年全苏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 斯大林亲自圈阅审定了李森科在八月会议上所作的《论生物学现状》的报告，助长了李森科的气焰，使他在会上更加有恃无恐地向摩尔根学派发动猛攻。不仅如此，会后他还对这一学派采取了四大行政措施：①给摩尔根遗传学派戴上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将该派学者公然称之为“人民敌人”；②禁止各学校讲授摩尔根遗传学；③封闭摩尔根学派的实验室；④解除摩尔根学派学者担任的一切行政职务。这样，在斯大林亲自支持下，便形成了李森科伪科学学派的一统天下，出现了由它称霸苏联生物学界的局面。 1950年进行的语言学批判，是把30年代被肯定的马尔语言学派从“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推上审判台，斯大林以发表了《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文章，作为对马尔语言学批判的总结。但斯大林没等争论充分展开就匆忙作了结论。这非但没有推进真理和发展真理，反而限制和损害了真理的发展。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以召开全国经济学讨论会的形式展开的。讨论会前期，会上呈现出了少见的活跃气氛。不少学者就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问题、价值规律在苏联起作用的性质和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问题以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生产的动力问题等，打破教条主义框框和僵化思维，发表了创见。这样的讨论看起来好像为经济学注入了一线生机，并且有可能对苏联经济提出多方案的分析。 但奇迹并没有出现。斯大林对讨论会的结论《关于1951年11月讨论会涉及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此后三个文件汇成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变成了为苏联政治经济学确音定调的圣喻和经典。 斯大林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定范围内的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原则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而没有对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给予应有的重视。正因为这样，他拒绝了讨论会上一些经济学家对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作用范围的高度评价，拒绝了他们主张积极利用商品货币杠杆的革新要求。 差不多在这前后，法学界和史学界也进行了一系列批判。一些法学家被指责在有关法律和国家以及立法的问题上发表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对国家作用坚持“唯意志论”；史学家则被斥责“没有根除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表现出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民族主义和庸俗经济唯物主义”等。这些批判和斗争一直持续到1952～1953年。 战后这一连串的批判运动，都是由斯大林亲自发动的，但也带有浓厚的日丹诺夫主义色彩。所谓日丹诺夫主义，主要是指苏联战后所实行的文化政策。这一政策认为，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主张对其全盘加以否定，因此带有强烈的反西方主义色彩。同时，粗暴对待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和其他文艺家，对他们进行凶狠的批判和制裁；对文艺实行比战前更全面、更严格的行政控制，完全抛弃了俄共（布）1925年关于党的文艺政策的决议；在科学文化中提出反对“世界主义”的口号，实际上奉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政策。此外，还用僵化的理论教条，拿事先设定的框框，吹毛求疵地苛责于精神文化产品，这不仅扼杀了一批有价值的作品，也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战后批判运动针对的目标，是反对资产阶级文化的“俯首崇拜”，反对“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实质上是全盘否定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实行文化上的封闭主义、排外主义和孤立主义。这一政策虽然同战后紧张的国际局势不无关系，但“冷战”并不是在战后马上出现的。历史表明，在苏联拉响意识形态警报器之前，还未出现“冷战”的局面，苏联国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实际上在战争后期已显露端倪，因此这些斗争主要是国内形势的需要。固然它们同斯大林一贯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政策密不可分，但日丹诺夫这时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指挥官，这些斗争无疑也带有他个人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色彩。 战后意识形态斗争的规模并不亚于30年代，其残酷性虽不能与“大清洗”时期大规模逮捕、镇压的情况相比拟，但其批判的范围和逮捕的人数并不算少。正是这个缘故，“人们往往拿1948年与1937年相比较”，认为一前一后“两个群众性的恐怖浪潮，由于席卷全社会而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沉重的回忆”。[44]所不同的是，战后时期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已经发展到了顶点，一方面显示其鼎盛，显示其控制之森严，另一方面也表明其僵化达到了极点：缺乏活力，不能接受新的科学认识，甚至为伪科学张目，扼杀新兴科学的发展。这预示着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机和衰落。 当然应该看到，30年代的工业化对文化教育的发展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它适应了人们急切改变国家贫困面貌的要求和愿望，在某种程度上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大大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因此，这个时期完成了扫盲，普及了小学教育，中等和高等教育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在战时，文化政策有所松动，战后为急迫的科研需要，在政治教育上放松了对科学家的要求，让他们集中时间和精力钻研业务，同时也大幅度提高了科研人员的工资待遇，这都有利于调动科学文化界的积极性，在不小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对发展科学文化的需要。 “解冻”与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化政策 这个时期，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 （1）在思想文化领域平反冤假错案，调动了文化知识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在思想理论方面批判个人崇拜，破除了斯大林不少僵化的理论公式，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 （3）冲击了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改变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方式和活动方式，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4）批判了庸俗社会学，修改并放宽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解放了科学文化和艺术的生产力。 这些措施，使苏共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思想文化方面的方针政策，较好地适应了人民群众要求发展科学文化的迫切需要。 在赫鲁晓夫时期，文化方针政策的一大显著特征，是思想文化的“解冻”。“解冻”是对斯大林思想文化模式的一大冲击，它打破了斯大林思想理论的束缚，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和进步。这些发展和进步，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抛弃了斯大林时期的高压、惩治政策，实行了一系列同科学界和艺术界知识分子沟通对话的步骤，以便相互了解，达到说服教育的目的。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的这一政策和工作方式表现得十分明显，引起的变化是很大的。在过去，斯大林深居简出，同知识分子沟通对话是很少的，相反，30～50年代初，对文化界发起的批判运动却一个接连一个，镇压声势一浪高过一浪。赫鲁晓夫采取的昭雪平反措施，标志着过去高压惩治政策的结束。除此之外，在重要关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不断同广大知识界代表举行见面会，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在赫鲁晓夫执政10年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除了同个别作家和文化人小范围的会见以外，仅同文艺界知识分子的大型会见，在1957～1959年、1962～1963年间，就举行了8次之多。在这些会见中，一方面听取了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意见，同时也由最高领导人出面发表了重要的政策性讲话。其中，赫鲁晓夫在1962～1963年的会见中尽管同文艺工作者发生过戏剧性的冲突和争吵，但是作家、文艺家敢于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直面争论，发表不同意见，且没有因此而发生严重迫害事件，这就表明了政策的进步。事实证明，这种沟通对话、说服方式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使知识界了解了党和领导人的政策意图，纠正了某些不健康倾向。尽管赫鲁晓夫的某些粗暴和简单化作风妨害了这种沟通对话所应达到的客观效果。 第二，纠正了斯大林时期文化政策上的错误，采取了某些宽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艺术家和学者进行创作和理论探索。赫鲁晓夫在文化方针政策上的这些改善，是同纠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相联系的。在“解冻”时期，除给无辜遭镇压的大批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文化人平反昭雪外，苏共中央于1958年5月28日通过《关于纠正对歌剧〈伟大的友谊〉、〈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评价中的错误》决议，对联共（布）中央1948年有关上述歌剧的决议作了修正。虽然对错误的纠正还不够彻底，但确认了把肖斯塔科维奇等一批有才华的作曲家“称为反人民的形式主义流派的代表”是“不分皂白”，指出斯大林评价艺术作品的“主观主义态度”，说明《真理报》1951年根据斯大林指示撰写的有关批判歌剧《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编辑部文章，是“错误的、片面的”。[45]此外，还正式或非正式地在不同程度上给30年代遭到批判的“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和“德波林学派”恢复了名誉，也逐渐纠正了对20年代一些文艺流派和团体的错误评价。 通过纠正历史上的有关错误，自然放宽了现实的政策。以前遭到禁止的题目被允许重新探讨，过去被作为“禁区”的题材又成为作家描写的对象。文艺中的“写真实”和“积极干预生活”成了主要口号；过去被视为畏途的讽刺幽默和抒情体裁又回到了文坛。作家和学者的精神解放，促进了他们的创作和学术探讨。 第三，修改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定义，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做的规定，在有关文艺社会功能的理解上有失偏颇，片面地强调文艺的教育作用，而对文艺的认识作用、美感作用和娱乐性有所忽视，加上以后年代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进一步僵化的教条主义解释，使文艺中“粉饰现实”和“无冲突论”得到发展，这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给苏联文艺带来了消极影响。1954年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的作协章程，对原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作了修改：保留原定义的前半部分，把后半部分删去，即把整个定义规定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需要艺术家从现实的发展中真实地描写现实”。 这一修改在拓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的同时，也允许其他创造方法和风格流派的存在，这有利于文化艺术多样性的发展。这就使这一时期的文化比较而言，有了一定的包容性、宽容性和多样性。而随着对外科学文化交流的加强，科学文化也有了一定的开放性，在不少方面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成果，这便有利于科学文化的创造性发展。所以，赫鲁晓夫时期在科学文化上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和繁荣。 但是，赫鲁晓夫毕竟是在斯大林思想的熏陶下，为斯大林体制模式塑造出来的。他虽是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发动者之一，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是很不彻底的。他反对的与其说是斯大林主义，不如说是斯大林个人。其表现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根源的分析，过多地着眼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方面，而从社会历史根源和体制方面则着眼很少。这就没有彻底打破思想理论的僵化和教条主义，没有把个人崇拜同苏联体制联系起来，因此在文化领域还保留着许多过去的传统理论、传统体制和方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仍像以前一样，把社会主义文化同过去时代的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绝对对立起来，没有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文化同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大家知道，日丹诺夫在30～40年代提出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对苏联文化的发展曾发生有害的影响，而对这一僵化的背离实际的理论，苏共领导一直没有加以触动。正是这个缘故，联共（布）中央1946年的意识形态决议一直被保留了下来。更有甚者，直到赫鲁晓夫时期还把科学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类，人为地将它们隔离开来。至于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共同的人类文明成果，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解决，在实践中就难以起步了。 其二，把文化和意识形态混为一谈，提出反对在意识形态上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实际上导致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排斥。我们知道，一定的文化虽然总是同一定的意识形态相联系，但文化是一个比意识形态广泛得多的概念，绝不能不加区分地将二者简单化地混淆在一起。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领导和苏联理论界仍然没有能够走出这一传统的理论误区。在存在国际阶级斗争的条件下，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警惕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将资本主义文化一概混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将其文化中的人类文明成果也排斥在外。 其三，基本上保留了过去高度集中的强制命令的思想文化体制。这种体制在赫鲁晓夫时期的一系列文化决策机制中，在苏共领导对许许多多文化、科学和艺术问题的解决办法上，都一一表现了出来。从赫鲁晓夫的言行中可以看出，这种体制在苏共领导人头脑中是没有动摇的。著名电影导演M.罗姆在回忆中对此有过很好的描述。赫鲁晓夫1962年12月在接见艺术家的一次讲话中，曾谈及苏共领导应怎样解决文艺争论的问题。他说：这正像上校和将军发生争论一样，上校“很有说服力地讲述了一切，讲得很有说服力”，“将军听啊听着，也仿佛没有什么反驳的话要说。他听烦了上校的话，站起来发话了：‘喂，就是这么回事，你是上校，我是将军。向后转，齐步走！’上校必须向后转，开步走——去执行命令！就是这么回事。你们都是上校，而我呢，很对不起，是位将军。向后转，齐步走！请”。[46]请注意，这段话不是赫鲁晓夫在其他非官方场合随便讲的，而是在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见数百名文艺界知名人士作总结发言时，讲到党和国家应怎样领导文化艺术问题时，郑重其事说到的。这很能说明苏共领导当时在文化艺术和其他各方面所采取的领导方法，也很形象地表述了他们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和赖以运转的管理体制是行政命令式的。 其四，仍然存在着某些个人崇拜和个人权力体制的残余。在赫鲁晓夫时期，特别是在1958年以后，许多重大的文化艺术问题都是由赫鲁晓夫个人决定的，领导集体对他并没有多大的束缚力。比如，决定发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特瓦多尔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在生物遗传学中继续压制“摩尔根—孟德尔学派”而支持李森科，以及其他许多决定，都是由赫鲁晓夫个人说了算数的。这种个人崇拜和个人权力体制的遗留从赫鲁晓夫的言论中也可找到很有力的注脚。他在参观马涅日画展时，在反驳雕塑艺术家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尼关于他“不懂艺术”一事时说道：对于艺术，“我当矿工那会儿，我是不懂。当我是党的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在我按步升迁的每一级上，我都不懂。而今天我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现在我肯定能够理解事物了，不是吗？”[47]这与其说是个人崇拜的遗留，毋宁说是种特有的权力崇拜：权力越大，知识越多。同时，在赫鲁晓夫的头脑中还保留着这样的权力逻辑：人民的权力＝党的权力，党的权力＝我们（系指苏共党中央主席团）的权力，我们的权力＝我（指赫鲁晓夫个人，即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权力。[48]因此，在苏联应当由人民或党的领导集体做出决定的一切，在赫鲁晓夫看来，“我”个人（苏共最高领导）都有权做出决定。就实质看，这基本上没有越出斯大林个人权力体制的理论逻辑。 其五，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对知识分子的传统的不信任仍然存在着，特别是对待“创作知识分子”，即从事文艺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到赫鲁晓夫时期，苏共领导人对待知识分子的这种不信任尽管已明显有别于斯大林时期，但这种传统的不信任情绪仍然没有消除。这种情绪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排斥，以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恐惧。由于知识分子是从事文化工作的，特别是“创作知识分子”又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干系最大，因此，对西方和传统文化的排斥，对异己意识形态的恐惧，便迁延到了知识分子身上。二是来自苏共领导人的经验实用主义和直感主义。赫鲁晓夫等人文化修养不高，在他们看来，“创作知识分子”总是在搞“哲学和意识形态问题”，提出的问题“较为困难和不易捉摸”，他们不像科技知识分子那样，是在“为社会的利益而创造实物”，容易捉摸和把握，因而他对创作知识分子有着更多的怀疑和不信任，生怕他们同党争夺意识形态。[49]而即使对待科技知识分子，凡为苏共领导人的水平所能理解的即给予支持，否则也加以排斥、打击。这从对待李森科派和摩尔根—孟德尔学派的态度就表现了出来。前一派学者的理论较为简单直观，也较易理解，且符合增加粮食的直接需要；后者高深，难以了解，不易看到潜在的、长远的巨大效益。正是这个缘故，赫鲁晓夫曾说道：“我们需要粮食，他们（指摩尔根—孟德尔学派）却在繁殖苍蝇。”[50]于是，他宁可听信“种粮食”的李森科的谎言，却不愿意采纳“繁殖苍蝇”的科学学派的伟大真理。 由上可见，赫鲁晓夫在很多地方没能冲出斯大林思维模式和体制的束缚。他像斯大林一样把优先发展重工业视为“金科玉律”。他也像斯大林一样奉行“权力越大，知识越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斯大林30～40年代在各个学术领域对各种具体的学术问题下指示、做结论，不仅在人文社会科学问题上是这样，甚至对草田轮作制、生物遗传学等问题也是这样，这就闹出了许多笑话，引起了严重后果。赫鲁晓夫也有类似的情况。从赫鲁晓夫的文化素质和成长背景看，他只可能从实际工作中感觉并发现斯大林的问题，从客观上对斯大林体制模式作某些冲击，他不可能改变这种体制模式及其僵化的状况。 这样一来，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通过批判个人崇拜，虽然消除了斯大林思想的许多僵化成分，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活力，以新的思想鼓舞了人民群众；虽然用新的文化政策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又重新焕发了人们创造的积极性，但由于赫鲁晓夫及其领导集团的思想局限性，又不可能彻底打破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这就限制了苏共在思想文化领域所进行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文化政策的演变 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10月上台以后，一方面在经济领域暂时让柯西金继续推行改革，另一方面在政治思想领域和文化政策方面开始停滞倒退，又回头维护斯大林那一套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僵化理论。 勃列日涅夫在思想文化方面停滞倒退，主要是在许多方面又回归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首先是中断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停止在思想文化方面进行拨乱反正。大家知道，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时期的大量冤假错案，在平反过程中往往是走两步停三步，时断时续，进行得缓慢而不彻底。不仅对含冤受害的个人没能一一平反，就连党史上一些重大政治案件（如布哈林案件等）和错误决议也没有加以纠正。当然，这与客观形势和人们的认识是有关系的，人们在那时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认识过程。但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则完全中断了这个过程。非但对遗留案件不再平反，反而发生了对已纠正案件的倒算。由于恢复斯大林的理论，重新肯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某些理论公式，又在一定范围内给日丹诺夫和日丹诺夫主义恢复了名誉。更严重的是，在有些领域和有的问题上，又制造了新的冤案。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思想理论上的停滞倒退，还表现在对斯大林理论模式的回归，主要是大力推行“发达社会主义理论”。 “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是对30年代斯大林提出的“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演绎。根据斯大林的提法，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现在，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赫鲁晓夫基本接受了这一超阶段的理论，只不过在50年代末又加入了一个在苏联已取得社会主义“完全彻底胜利”的阶段，提出在60年代初进入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勃列日涅夫虽然在具体问题上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但在“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这一纲领性的理论问题上，却又基本继承了赫鲁晓夫，仅把上述论纲稍事校订，改为“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而其基本内容同以前相比，除了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外，并无实质性改变。 苏共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根据其意识形态总管家苏斯洛夫的解释，要以现实生活中“全面而协调发展”的“经济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为前提。而其经济条件是，要“具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能达到“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稳定而高速度的发展”；其社会政治条件是，具有“成熟的社会关系”。按照苏共文件，这种社会关系就是在苏联产生了一种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这个共同体既是各阶级和社会集团已经接近的社会共同体，又是所有民族已经接近并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友好关系的民族际共同体。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文化条件，则是“国民教育的广泛发展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普及和树立”。[51] 从“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对70年代苏联社会的这种概述和描绘来看，它远远脱离了苏联社会当时的现实状况。它以一种理论纲领的形态，掩盖着苏联社会的种种矛盾、弊病、危机和痼疾，延误了对这些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其实，它更像一首有关苏联国家社会的优美动听的催眠曲，催人飘飘欲仙，昏昏欲睡，把远未达到的未来的理想当作虚幻的现实，用来安抚人心，规避现实。 事实上，苏联现实社会在70年代远不是像“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所描述的那样高度发达，美妙和谐。列宁早就讲过，社会主义应当达到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而事实上，苏联的劳动生产率从60年代下半期到70年代末，年平均速度大约下降了50%，即由⒎2%下降到⒊1%，工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53%～55%，农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0%～25%。[52]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落后，苏联70年代在科学技术方面则进一步拉大了同美国的差距。“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强调苏联社会关系的中心是“社会统一性”的形成。而实际情况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在“稳定”的表象下，矛盾重重，危机丛生。一些社会集团的签名抗议运动，各种流派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少数民族的“返回家园”运动，抗议民族融合运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各种不同利益阶层的对立和冲突也时有发生。苏共领导集团用“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掩盖矛盾，实际上是一种不敢正视现实的“鸵鸟政策”和“鸵鸟理论”。 “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也是一种满足现状，因循守旧，阻碍改革，导致停滞不前的理论。它编织了一个“发达”、“完美”的社会主义的花环，靠着这个花环的装点，造成了一派富裕、满足、安定、和谐的社会景象，这里显然已不再需要变革。勃列日涅夫时期中断改革，求稳怕变，社会停滞衰退，问题成堆，濒临危机边缘，同长期奉行这种僵化的教条主义理论是直接相关的。 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在文化政策上的倒退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文化政策上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实现各民族文化“接近”、“统一”的口号下，实行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政策。我们知道，民族主要是以风俗习惯、语言和文化为特征相区分的人类社会群体。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是随着民族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的，也会随着民族的消亡而消亡。它们与各民族的历史同在，源远流长，是民族分野的主要标记。由于民族不可能在可以预见的一个较短历史时期内消亡，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也不可能在这个历史时期内很快消失。苏共从“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出发，提出苏联随着异族通婚的增加，语言文化交流的扩大，产生了“人类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同时也认为，由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丰富和相互繁荣，也产生了文化的共同体。这实际上是一种打着“发达社会主义文化”招牌的“民族文化融合论”。这是违背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规律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这种“民族文化融合论”不断发展，到1972年为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通过苏共中央决议和最高领导人讲话广为宣传，形成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 勃列日涅夫1972年12月21日在莫斯科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涉及文化问题时声称，“一种就其精神和主要内容而言是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已在我国形成”，它正为“没有民族界限”的“新文化”“奠定基础”。[53]根据这一讲话精神，在1972年围绕苏联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和此后的一个相当时期，有关民族文化的“统一性”，“苏联多民族文学的历史共同体”，成了苏联各意识形态机构和学术文化团体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与此同时，学术文化界有关主张“民族独特性”和文化中“民族成分”的任何言论，都成了苏联报刊大力批判的对象。 乌克兰文学评论家伊·久巴在《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中反对以行政命令方式推广俄语，认为这是加速俄罗斯化，剥夺其他民族的合法权利。作者为这本书多次遭到批判，并于1972年被开除出乌克兰作协，同年4月又被苏联当局逮捕。类似这类学者反对语言同化而遭批判、裁处的事件，曾屡屡发生。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苏联各个时期虽一直程度不同地以各种形式存在着，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以推行文化上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融合政策最为突出，因此而发生的抗议事件和镇压事件也最为频繁。这可以说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文化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 第二，在文化领域不断强化的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一方面以对文化教育、文化宣传部门的监督和控制一步步僵化为特点；另一方面也突出表明，继续把社会主义文化同资本主义文化绝对对立起来，拒绝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有价值的文明成果。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不断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两个世界体系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要求“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发动进攻”。[54]同时还强调，在国际上要“同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的冒险主义进行斗争”。[55]这表明，苏共非常强调对国外展开意识形态斗争。这实际上是以“资本主义总危机在继续加深”这一认识为基础，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奉行的一种“冷战”政策。[56]这个时期，苏联党和国家在文化上同西方斗争的主要目标，是“揭露资产阶级‘群众文化’和颓废派的反动本质”。[57]实际上揭露、批判的范围还要广泛得多，除文化艺术之外，还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许多领域。这一文化政策基本上仍是继承了过去的传统思想，把资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完全等同起来，拒绝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的合理成分。 苏共这个时期面向国内的文化政策，是不断加强僵硬的控制。1965年9月，《真理报》主编А.鲁米扬采夫发表《论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党性》一文，提出应进一步处理好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强调要反对对艺术创作的“粗暴的行政命令”和“繁琐的监督”，主张要“让各种学派、风格、体裁存在，让它们进行竞争”。[58]从本质上说，这篇文章的精神是同1925年俄共（布）中央关于党的文学政策决议相符的，但该文一发表，作者就立即被解除《真理报》主编职务。这表明，他的文化政策主张是为苏共领导所不容的。此后，苏共的文化政策更一步步走向僵化。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趋势更加明显。1972年1月21日苏共中央做出《关于文艺批评》的决议，指责各报刊对评论工作“要求不严”，对揭露资产阶级文化和“颓废派”“不够积极彻底”，要求“调配干部”，以“加强编辑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和编辑部”。[59]这一决议的确正像《真理报》专论所说，成了苏联文化界“长期的行动纲领”，在以后“很多年里决定着我国文艺批评思想的发展”。[60]以后连续数年每逢该决议发表周年纪念日，苏联作协总召开会议检查决议执行情况，号召“进一步加强斗争”和“进一步加强管理”。 1972～1982年间，苏共中央在关于电影、新闻、群众政治教育、宣传干部培养、文艺创作等数十个决议中，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强化了对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的监督和控制。但由于恪守过去那一套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理论和方针，充其量配以“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作料，所以许多工作除靠行政强制手段加以暂时抑制之外，都往往流于形式而收效甚微。 第三，文化工作方式发生倒退，除没有采取30～40年代那种大规模的群众性镇压外，行政制裁和特定镇压措施不断加强，一些文化工作方法和手段又退回到了1953年以前的传统做法。 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这样做，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个时期距斯大林时期并不遥远，这个时期的许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大多还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许多机制和传统都还保留了下来。只是经过赫鲁晓夫时期对个人崇拜时期大规模镇压的揭露，这时的领导人已不愿、也不敢再承担这种镇压的责任。不仅政治领导人不愿这样做，就连安全部门的领导人也害怕再把自己同贝利亚或叶若夫钉在同一根耻辱柱上。但是面对思想文化界的活跃和一些人的“不轨”行为，仅用党内追究、开除党籍、剥夺公职，又不足以威慑所有人。这样，就需要采取介乎行政处分和个人崇拜时期大规模镇压之间的某些中间手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些手段得到了某些发展，比如，社会隔离，精神治疗，驱逐出国，剥夺国籍，等等。这些镇压措施比逮捕、审判要精致讲究，也更有效一些，波及更广的范围，扩大了打击面。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待官方认为的“不轨行为”和持不同政见者，除对少数人加以逮捕、关押之外，大多采取了上述手段。60年代下半期至80年代初，苏联思想文化界一些作家、评论家和学者，因发表与当局立场相左的文章，出版为官方不容的著作，举办与官方某人趣味不同的画展，或因主张民族文化独特性、反对强制推广俄语和俄罗斯化等而遭受批判、警告、查禁、行政处分和上述刑事治罪的，人数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数量。 此外，由于斯大林时代造成的与外界的隔绝状态，加上思想理论僵化带来对西方科技发展认识上的滞后以及体制上的障碍，苏共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拖延并扼杀了苏联的科学技术革命。本来苏联学术界认识科技革命重要性的时机并不算晚，早从60年代初苏联学术界就发出了这样的信息，后来甚至不断催促领导抓科技革命，苏共领导虽在70年代初提出了科技革命问题，但召开专门讨论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却被推延以至停开了，这就在苏联时期最终扼杀了科技革命。 勃列日涅夫时期思想理论的僵化，也扼杀了一切创新和倡导改革的理论。在远离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曾产生过一个主张改革的新商品学派，但却遭到了批判。以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沃洛布耶夫院士为首的新历史学派也遭遇同样的命运，这位院士的所长职务被撤销。像这种有创新和改革思想的人物和学派，遭受批判、压制和打击的事件，在各部门各学科都曾屡屡发生。 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复旧，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又几乎达到个人崇拜时期的支配地位。这使苏共失去文化上的先进性，给苏联思想文化的发展、苏共自身的建设，从而也给苏联社会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由于苏联长期是一个意识形态极为浓厚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其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向决定着它的治国方略和大政方针，而这一思想文化模式又把苏联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引向简单化、教条化和僵硬凝固的道路，这样，它就长期束缚了苏联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从而把苏联社会推向了危机的边沿。 公开性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文化政策 事物的发展总是物极必反。在苏联文化政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文化政策，可以说是对以前时期，特别是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一种逆反效应的结果，或者说是物极必反的结果。 斯大林时期形成并确立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政策，在赫鲁晓夫时期受到了一定冲击，但未能被有效突破；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被部分恢复并被基本接受了下来。所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政策，基本和斯大林时期一样，是一种封闭、僵化、凝固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政策，教条主义色彩极端浓重。这种情况，在当时苏联除了极端顽固的保守分子以外，社会大多数人都是能够感受和认识到的。1985年4月契尔年科逝世后的这种情况，同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的情况比较相仿，因此，要求改革成了全党上下和全社会几乎完全一致的共识。正是这个缘故，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在当时引起了全党和全体人民几近一致的热烈响应和欢迎。 这种对于苏联社会严重停滞的深切认识，这种对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热切期望，早在1977年进行新宪法讨论时，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当时在讨论新宪法期间，对“发达社会主义”新宪法的批评意见，像雪崩一样爆发了出来，总计向报刊和宪法委员会送达了将近40万条意见。[61]劳动人民对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问题，提出了大量尖锐的批评意见，从这里已经确定无疑地透露出了全社会对于改革的要求和愿望。但是，当时的国家领导和宪法委员会，对人民的意见却置若罔闻，不予理睬。时间这样又贻误了8年；到1985年契尔年科逝世时，社会各界对苏共领导僵化教条、停滞保守、无所作为等，所积累的不满和怨愤会有多深，可以想见。这一点也和斯大林逝世后的社会情绪有可类似之处。所以，正像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所说，社会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我们国内，教条主义早已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实情况”，“所以苏联社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进行改革，就成为历史的需要和必然”。[62] 正是针对苏联过去封闭、僵化、教条主义和社会生活不民主的状况，戈尔巴乔夫在提出经济改革的同时，在苏共二十七大上第一次提出了“公开性”问题。他在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公开性”概念的主要内容，应该说是对过去封闭性意识形态的一种革新。因此可以说，它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思想文化的总路线、总方针和总政策。 正像改革是历史的需要和必然一样，“公开性”作为打破改革壁障，为改革开辟道路的思想武器，提出这一方针是十分必要的。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掌握“公开性”的分寸和维度，怎样把握“公开性”开启的速度和进程。在这个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主观上对苏联改革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是认识不足的。如果说赫鲁晓夫当年对“解冻”过猛可能面临“洪水滔天”或遭灭顶之灾有足够认识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对“公开性”可能带来的危险则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他对“公开性”把握失度，开闸过猛，造成媒体失控，结果，“洪水淹了龙王庙”。 固然客观形势的发展也对“公开性”起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事件，是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爆炸事故。戈尔巴乔夫在谈到“公开性”时曾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主张广泛发展公开性，但这是为了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而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初期，由于仍按以前的传统做法，掩盖了爆炸的规模和严重后果，引起了西方受放射性尘埃污染国家的严重抗议，因而促使苏联媒体开放报道幅度，这样就大大地推进了“公开性”的发展。 戈尔巴乔夫采取“公开性”的最先步骤，是于1985年夏天撤换了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但这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党的整个庞大意识形态机器还在按原先的制度运转。为打破事事封闭、保密的戒律，总书记把答美法记者问的谈话，马上公诸于《真理报》的报端；这种新的作风、新的做派，也有力影响了其他领导人。接着，开始鼓励报刊、电视和广播，揭露社会生活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对社会上下也是一大冲击波。 在揭露问题方面充当“公开性”带头羊的，是《星火》、《莫斯科新闻》和《论据与事实》等报刊。不久，就打破了报道和批评的“禁区”，对过去不经特殊批准就不能发表的资料和信息，开始公诸于众。在“公开性”这一不断深入和扩展的过程中，各地河湖沼泽严重污染的生态问题，也开始展现在全社会面前；有些问题还不时将矛头指向各级政府。 围绕发表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和公映阿布拉泽的影片《忏悔》所引发的事件，大大推动了被查禁作品的开放。由于这部小说和电影作品的发表受到部门和地方当局的阻挠，问题闹到了中央，由最高领导戈尔巴乔夫亲自批准予以发表，这样，就一下子解禁了一大批“持不同政见者”、流亡者和镇压死难者过去被禁的作品，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时期查禁的和30～40年代镇压时期封存的作品。由于这些作品吸引了广大读者，大型文学刊物如《新世界》、《旗帜》、《十月》和《各民族友谊》等，争相刊载这些作品。一时间，这些刊物的发行量激增3～4倍。这些禁品的发表，成了当时苏联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 由于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和影片《忏悔》等作品是反映斯大林时期镇压事件的，这些作品的发表，又大大推动了反斯大林个人崇拜题材作品的大量涌现。 此后，随着干部的调整，任命了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和党报《真理报》的新主编，也调整了一些大众媒体的领导，这又大大地推动了“公开性”的发展。 “公开性”不断突破当初对它设定的界限，渐渐“开始具有不仰赖于某些人的命令和指示行事的性质”。[63]所以，虽然领导人不断接见各大媒体负责人，试图对报刊登载的内容加以控制，但实际上到1987年底和1988年初已经难以控制。再加上1988年废除了实行达半个多世纪的书报检查制度，取消了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检查职能，这样，对大众媒体便完全失去了控制。 任何社会，封闭总是专制和落后的产物；而开放和公开性总是民主、进步的先决条件。尤其像苏联这样封闭的国家和社会，没有一定程度的开放和公开性，是难以推进改革的。所以，苏联在改革伊始就提出公开性问题，并说明公开性与民主不可分割的关系，原是没有错的；事实表明，在实行公开性的初始，也对动员群众参与改革起过积极作用。问题是苏联社会数十年堆积的“堰塞湖”太多、太大，而用公开性开掘的“导渠”，决口又过大、过速、过猛，以致造成堤坝溃决，洪水泛滥，冲决了一切可控的社会机制，最后导致国家解体，苏共瓦解。当然，这是由戈尔巴乔夫的严重错误造成的，致使一切失控，最终走到抛弃社会主义的斜路上去，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和精神支柱，造成全党思想涣散、组织瘫痪，而在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极端民主主义和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面前，全然失去招架之力，最后直接导致社会解体、苏共解散和苏联的彻底瓦解。 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苏共瓦解、苏联解体与苏共的思想文化模式、文化政策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的。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模式、思想文化政策，造成苏联文化缺乏创新能力，思想理论僵化，体制缺乏活力，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专制官僚体制压抑下死气沉沉，缺少创造生机。概括地说，苏共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模式对苏联社会、苏联剧变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僵化凝固的理论教条，特别是斯大林确定的社会主义观念，长期束缚、阻碍着苏联的改革，使数十年的改革屡遭挫折，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长期形成的危机无法克服。 其次，苏共僵化凝固的意识形态使马克思主义变形，失去了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穿透力，造成注释风气盛行，创新思维能力衰竭，变成了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工具。结果，使积弊陈陈相因，把苏共和苏联社会引向危机。 再次，苏联历史上残酷的思想文化斗争不仅束缚、压制着人们的科学创新，而且镇压、消灭了一系列自然科学学派，使科学不仅不能为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反而使苏联经济停滞，导致在同西方国家竞赛中最终败北。 最后，苏联的思想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模式铸造了强大的保守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保守主义阻挠、贻误改革，造成积弊成堆，极端民主主义破坏改革，冲决改革的堤防。结果，保守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两面夹攻，把苏共引向垮台。 从苏联文化政策沿革、演变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在十月革命之初，列宁领导的党曾是一支代表先进思想文化的力量，而到30年代以后，却逐渐丧失思想文化上的先进性，特别是从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苏共就由一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演变为主要由官僚特权阶层构成的一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扼杀改革的保守主义势力和反社会主义的极端民主主义势力相混杂的队伍。苏共演变的道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经验教训：一个政党只有保持文化的创新性、先进性，才能保持其本身的先进性，成为带领人民前进的先进部队；而一旦丧失其文化的创新性、先进性，就必然要落后于时代，蜕变为一股保守势力并从反面促成体制外改革势力，威胁党的执政地位并把党引向衰亡。而要代表先进的思想文化，就必须与时俱进，拥有能不断满足时代和社会需要的思想理论，制定出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满足科学文化的特性和发展规律。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加强党的队伍本身的文化素质和文化修养，特别是党的领导层的文化创新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拥有先进的创新性文化，永葆先进政党的地位，领导国家不断增强文化的软实力，最终使党和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党和国家的衰落和败亡是不可避免的。
[1]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367页。 [2]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第343页。 [3]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5～1959，第50页。 [4]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9页。 [5]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786页。 [6]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6页。 [7] 刘吉：《论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作用》，《学术界》2001年第6期，第12页。 [8]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46页。 [9]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6页。 [10]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7页。 [11] 《列宁选集》第4卷，第367页。 [12] 《列宁选集》第4卷，第366页。 [13] 张秋华、彭克巽等编《“拉普”资料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318页。 [14]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43页。 [15]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318页。 [16]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317页。 [17]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317页。 [18]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319页。 [19]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319～320页。 [20]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320～321页。 [21]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321页。 [22] 1922年苏联曾把160位著名的专家、教授、新闻记者和文化人驱逐出国。日后其中不少人在国外都成了国际上的著名学者和科技专家。 [23] Жирков Г.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XX вв. М.：Аспект Пресс，2001，с.290. [24] Жирков Г.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с.290. [25] Блюм А.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Петербург：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2000，с. 14-22. [26] ЦГАЛИ СПб（圣彼得堡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ф.31，оп.2，д.8，л.9。 [27]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309页。 [28] Блюм А.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с..33. [29] Блюм А.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с. 125. [30] Блюм А.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с. 38. [31] Блюм А.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с. 127. [32]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122页。 [33]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第257～258页。 [34] 参见黄一兵《马哈伊斯基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错误之缘起》，《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52～56页。 [35]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第33页。 [36]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45页。 [37]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34～35页。 [38]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34页。 [39]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34页。 [40]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123页。 [41]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122页。 [42]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120页。 [43] 尤里·日丹诺夫即联共（布）中央书记安·阿·日丹诺夫的儿子。 [44] Зубкова Ю. Общество и рефррма 1945-1964гг.，М.：Росспэн，1993，с.69. [45] Чупринин С.И.（сост.） Оттепель：1957-1959：Страницы рус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Моск. рабочий，1990，с.402. [46] Ромм М. Четыре встречи с Хрущевым//Огонек. 1988，№28，с.8. [47] 罗·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肖庆平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第287页。 [48] 参见Ромм М. Четыре встречи с Хрущевым//Огонек. 1988，№28，с.8。 [49]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东方出版社，1988，第127～128页。 [50] 阿·阿朱别依：《赫鲁晓夫的悲剧》，陈明至译，民族出版社，1989，第162页。 [51] 《苏斯洛夫言论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第939页。 [52] 刘克明、金辉：《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626页。 [53]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8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104页。 [54] 《苏共中央1968年四月全会决议》，转引自 Правда，11 апр. 1968г.。 [55] Правда，7 марта 1971г.. [56]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7集，第18页。 [57] ЦК КПСС о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Сб.докум.，М.：Росспэн，1987，с.63. [58] Правда，9 сент. 1965г.. [59] ЦК КПСС о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Сб.докум.，с.62. [60] Правда，26 ява. 1972г.. [61] Злоказов Г.И.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СССР 1977г.：“несвоевременные”мысл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1990，№10，с.18. [62] 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第15、3页。 [63]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384页。 从修补到重构：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形成、发展与实践 中共中央党校 左凤荣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苏联民众对于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寄予厚望，希望他能通过改革，让人民生活好起来，外部世界也强烈要求苏联改变政策。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为向世人说明其改革，专门出版了理论性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要改变苏联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过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为苏联社会主义注入新活力，“改革道路上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我们在以往年代里形成的思维”。[1]他要求大家必须克服自己头脑中的保守思想，用新的思维取代旧观念，可以说，“新思维”既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标志性用语，也是其改革的指导思想。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俄罗斯有的学者并不太关注，如在鲁·格·皮霍亚所著《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一书中，作者甚至没有提到“新思维”这个词和《改革与新思维》这本书，但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起因、过程与失败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2]俄罗斯学者索科林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研究较深入，他详细分析了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进程，他的结论是：“新战略带来的后果是与它的提出者相反的和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经济改革失败了，但是政治民主化不仅扎下根来，而且具有自身的不以戈尔巴乔夫意志为转移的惯性。在政治改革的浪潮中形成了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开始出现公民社会和分权。苏维埃社会的政治民主化，吸收了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模式，可以看成是20世纪主要的历史现象之一。……改革的设计师本人也成了这场源自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和平的政治革命的最后一个牺牲品。”[3]俄罗斯历史学博士、教授亚历山大·加尔金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其实就是将民主的社会主义（它要求建立以团结和社会公正以及得到民主架构和程序保障的坚实自由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思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次大规模尝试，这一尝试的意义大大超过著名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后者在尚未采取最初的实际步骤以前即被扼杀。很明显，戈尔巴乔夫改革作为各种实践活动的综合过程尽管已遭到失败，但改革同时也为人类开辟了新的发展机会，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4]著名学者斯拉文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中断和停止是因为，作为执政党的整个苏共在改革之初没有站在应当解决的历史任务的高度去应对时代的挑战。……政治改革应当从改革执政党开始，首先从改革对国内革新进程百般阻挠的党的官僚机关开始。”[5] 西方学者也很重视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研究，苏珊·彼得森将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改革方案称为“新思维”，而不是单指外交领域，他认为，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后便开始了广泛的改革计划，这一改革计划以其主要口号“新思维”或仅仅以术语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而被人们所认识。与重建——停滞的苏联经济的重建——相伴和它的成功所必须的是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改革及外交改革的新思维。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是一个开放苏联社会的尝试，它既通过为言论、结社和新闻自由提供日益增长的机会又通过给消费者、职工和企业管理者以更大的权力来实现，新思维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民主化就是给予更自由的选举和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法律制度。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外交政策领域表现为同它的竞争对手关系的缓和以及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撤退。[6]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俄罗斯民众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看法，尽管俄民众“对整个改革主要持否定态度”，但同时却“又明确肯定改革时期的主要事件和进程”，“如今这一代俄罗斯人对改革的种种事件的评价要比10年前俄罗斯人更加肯定”，并且对改革时期的主要思想和价值观，如“公开性”（77%）、“民主化”（66%）、“新思维”（60%）、“全人类价值”（78%）、“市场经济”（66%）、“加速发展”（69%）、“差额选举”（62%）、“多党制”（58%）、变革（58%）等，都是多数予以肯定的；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也是肯定者（42%）多于否定者（27%）。此外，调查中还出现了一种趋势，即“如今俄罗斯人对米·戈尔巴乔夫的工作的态度比对改革的总体态度更积极”，也就是说对戈氏本人更肯定一些。调查显示，积极评价戈尔巴乔夫的，多是年纪较轻、文化水平较高、生活状况较好，在经济领域较活跃的居民群体。[7] 中国学术界比较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在对“新思维”的定义上存在分歧，许新认为：“新思维”思想有其发展变化的过程，虽然戈尔巴乔夫对“新思维”的阐述主要集中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但戈氏的“新思维”决不仅限于此。新思维的提出仅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开始，在后来的整个执政期间戈氏又发表了许多讲话和文章，制定和通过了许多政策、决议和纲领，这些都是新思维的继续、发展和体现。[8]也有许多学者只在对外政策的层面谈论新思维，把“新思维”看成是戈尔巴乔夫对外部世界的重新认识，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的总构想。[9]学者们承认“新思维”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苏联传统政治经济体制与生产力的矛盾发展的结果”。“由于新思维是适应历史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具有历史的积极意义”。在对“新思维”的评价上，大多从苏联改革的结果出发，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而戈尔巴乔夫‘改革’是从提出‘新思维’开始、并在其指导下进行的，‘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右倾路线的思想基础。”[10]但也有学者认为，“虽然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败了，并成为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在改革初期，针对斯大林专制制度产生的严重问题，重视人与人权问题的理论探索还是应该肯定的。”[11] 本文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新思维”实质是对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怎样评价苏联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和在苏联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问题的探索与实践，戈尔巴乔夫的思想经历了从完善斯大林模式的苏联社会主义到抛弃这种模式、全面改造和更新苏联社会主义，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种思想转变既反映了戈尔巴乔夫个人社会主义思想的变化，也是对苏联社会要求的迎合与回答。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内容既包括内政，也包括苏联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思想发展变化相联系，苏联于1988年和1990年两次改变政治体制改革方针。本文要强调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新思维并非戈氏一个人的思想，其政治新思维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得到了苏共党员干部和民众的拥护。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步子迈得过急过快的问题，由于民众在经济上没有得到实惠，其政治要价越来越高，对苏联共产党的不满加深，反对派廉价的许诺和平民主义的口号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促使人们非理性的思维发展，最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思潮的极端发展冲垮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需要说明的是，涉及这一时期的档案资料不多，本文所用的直接材料主要是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以及当时一些重要会议的记录稿。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最初内涵与实践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提出苏联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水平，为此，要完善社会关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清除妨碍社会进步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等社会前进的东西，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可能性与优越性。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解放思想，改变长期形成的思维模式，戈尔巴乔夫强调从列宁晚年思想中吸取营养，吸取苏联过去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用新的思维代替陈旧的观念。在1985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就强调要解放思想，在1987年1月和6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都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些与以前不同的看法，1987年11月，在顾问们的帮助下，戈尔巴乔夫说明其改革的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为我国和为全世界而作》正式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对改革[12]和当今世界总的看法和观点，标志着“新思维”理论正式出台。[13] 戈尔巴乔夫这一思想不是一下子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立足于对苏联过去正反两方面的分析，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维主要是为完善苏联社会主义服务的。 （一）活跃人的因素，建设为人服务的社会主义 在执政初期，戈尔巴乔夫强调继承苏共二十六大及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一时期他所讲的活跃人的因素主要指加强体制改革，改进工作作风，增强责任感与纪律性，他在1985年苏共中央4月全会上说：“主要问题在于怎么样和依靠什么国家才能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政治局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那就是实现这个高速发展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们把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经济的集约化和加速科学技术进步上，改革管理和计划，改革机构和投资政策，普遍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从根本上改善工作作风，那么加速增长，而且是实质性地增长的任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首先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极其认真地、高效地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14]戈尔巴乔夫强调要考虑人的利益和满足民众的需要，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戈尔巴乔夫制定了加速战略，试图通过这一战略改变苏联经济下滑的局面，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 随着“加速战略”推行受阻，体制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在苏联原有的体制下，不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视为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中的螺丝钉，人民处于无权地位，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因此，戈尔巴乔夫开始强调要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出发点，把人民的权利落到实处，认为：“不活跃人的因素，即不考虑人、劳动集体、社会团体、不同社会集团的各种不同的利益，不依靠他们，不把他们吸引到积极的创造活动中来，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一项任务，就不可能改变国内环境。”[15]戈尔巴乔夫强调“活跃人的因素”，意在发挥人的主动性作用，把他们吸引到改革进程中来，让他们参与改革事业，这就需要解放思想，破除旧的思维与观念，为此公开性和民主化就成为戈尔巴乔夫活跃人的因素的主要手段。 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时期形成了行政命令制度，官僚主义更加严重，背离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革的目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而在其中居不容争议的优先地位的，是人及其劳动、理想和利益，是经济中、社会与政治关系和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价值”。也就是说，让社会主义成为为了人的社会，“为了使人的劳动富有创造性，为了他的幸福、健康、心身发育”。[16]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的困难和问题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社会政治制度的危机，而是由于没有充分贯彻社会主义的原则，由于背离甚至歪曲了社会主义是为人服务这一原则造成的，社会主义是能够通过改革自我完善的。 （二）完善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1986年3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列举党的“加速战略”的目标和内容时，就包含了政治民主方面的内容，“争取加速，就是说要加强民主，坚定不移地发展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扩大党和社会生活中的公开性，为发挥每个劳动者和每个集体的主动性与首创精神开辟广阔的天地”。[17]戈尔巴乔夫主观上希望通过扩大民主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在1987年苏共中央1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80年代中期以前形成的“障碍机制”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他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发展人民自治，是克服障碍机制的主要手段。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含义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指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深入地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揭示我们的制度的各个决定性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18]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看成是需要全民参加和推动的事业，希望全民都参加进来，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主人，他强调：“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劳动者掌权，是实现劳动者的广泛的政治与劳动权利的形式，是他们关心改革并实际参与改革的形式”，并提出：“苏联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成了党的紧迫任务。……我们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政治制度的所有潜力，用深刻的民主内容来充实党、苏维埃、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和劳动集体的工作，使社会机体的所有细胞充满新的生命力。”[19] 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的，不是抛弃社会主义，改革是使社会主义具有新的面貌、消除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建设更美好的社会主义，因此，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新思维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改革开始时，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式是：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戈尔巴乔夫认为，“有关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概念要根据历史经验和客观条件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强有力的促进经济、科技和社会进步的因素，如何最有效地把计划领导同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社会实践过去和现在都在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这一问题的意义正在不可估量地增长”。[20]社会主义就是要使劳动人民主人翁的地位得到真正的落实，社会主义要具有“人的面貌”。 戈尔巴乔夫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改革的核心是让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利、失去文化的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21]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的基础是民主化，改革的重心是使全部社会生活的广泛的民主化，也就是让民众参与到国家发展的进程中来，“只有通过始终如一地发展社会主义固有的民主形式，扩大自治，我们才可能在生产、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前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觉的纪律。只有通过民主和依靠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22]关于如何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过程，没有“现成处方”，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索。 戈尔巴乔夫否定苏联传统体制中以党代政的做法，认为这限制了苏维埃这个就其本质来说是体现广泛民主和公开性的机关发挥积极作用，他提出：“在改革的进程中，我们面临一项极其巨大的任务：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者和强大因素的作用。现在我们正在全面恢复苏维埃的威信和权力，为苏维埃在改革的条件下卓有成效地、积极地和创造性地工作创造条件。”[23]要改变党的机关取代苏维埃的做法，“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者和强大因素的作用”。[24]党的机关不再承担经济和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党的任务在别的方面——首先是从理论上认识各种过程的意义，及时地把握住矛盾发展中的临界点，校正战略和策略，制定政策和规定实施政策的方式方法，挑选和分配干部，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保证改革的进行”。[25]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同时也是为了使苏联的改革不致发生逆转，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以恢复苏维埃权力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 1985年苏共4月全会提出“加速战略”，但到1988年夏，加速战略正式宣告失败，苏联的经济并没有好转，苏共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阻碍机制的作用，虽然戈尔巴乔夫一直强调民主化、公开性、人民自治，但政治体制变化不大，大多被当成了宣传口号。面对改革的困境，苏共要寻找新的突破口。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目前的政治体制不能使我们预先防止最近几十年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停滞现象的增多并且注定使当时进行的改革归于失败。经济管理职能越来越集中在党政领导人手中，这已成为突出的现象”。机构庞大，国家机构官僚化，“现行的政治体制几十年来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和指示。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缺乏批评和公开性”。经济、社会文化改革“所遇到的障碍正是僵化的权力体制，这个体制的行政强制结构”。[26]苏共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恢复列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把立法、管理和监督的职能集中于苏维埃，提高这个经选举产生的机关和代表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把权力从党转到苏维埃手中。为了体现党的领导，戈尔巴乔夫又强调：“用党的威信来加强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苏维埃的作用……把同级党委会的第一书记推荐到苏维埃主席的岗位上。”他认为：“如果党委第一书记将被选为苏维埃主席，那么这将会提高苏维埃的威信，加强对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的活动的监督，在管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苏维埃的情况下，将能更准确地区分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职能。”[27]1988年10月1日，戈尔巴乔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和苏维埃代表由公民选举产生的原则，似乎是将宪法中规定的“苏联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作为苏联政治基础的人民代表苏维埃行使国家权力”、“苏联最高苏维埃是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条款付诸实施，但戈尔巴乔夫以党的总书记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而且地方也如此行事，显然加强了党对苏维埃的干涉，仍然是党政不分。在现代条件下戈尔巴乔夫这种直接民主的做法并不合适，党的各级书记兼任苏维埃主席也没能提高苏维埃的威信，人数众多、意见分歧严重的苏维埃难以承担领导国家的职责，加剧了苏联政治的无序化发展。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陷于繁杂的议会事务中，无法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国家事务上。同时，由于戈尔巴乔夫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最高苏维埃方面，党的决策体系被架空和削弱。 （三）扩大公开性 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就提出扩大公开性，他认为：“不讲公开原则，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群众的政治创造性，群众也不能参加管理。……那些习惯于马马虎虎工作、欺下蒙上的人在工作公开化的光照下，当国家和社会上的一切受到人民监督、人民看到一切的时候，确实很不自在。因此，我们必须使公开性成为绝对有效的制度。”[28]通过公开性，让民众监督政府的工作，从而改变一些人不负责任的现象。1986年4月26日发生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民众要求知道事实真相，国际社会也要求苏联提供真实的消息，这促使戈尔巴乔夫加强公开性。 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公开性，其最初的涵义是让民众知道真实的信息，对国家管理机关进行监督，“应该对人民说真话，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公开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29]在谈到苏联社会的新变化时，戈尔巴乔夫说：“最明显的新气氛表现在广泛的公开性上。我们力求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更大的公开性。人们应该既知道好的，也知道坏的，为了是好上加好，而同坏的要进行斗争。”[30]在此基础上，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把公开性与社会主义民主联系起来，认为公开性是民主化的表现，同时也促进民主化的发展，所以戈尔巴乔夫强调：“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不是例行的运动。这些既然宣布了，就应该成为苏联生活方式的准则。不这样做，任何彻底的改造都是不可能的。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31]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专门就公开性问题做出决议，决议“把公开性视为实现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和实现公民的宪法权力、自由和职责的必要条件。所有领域里的公开性是继续深化改革及其不可逆转过程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决议指出：“必须取消使用关于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生态环境等统计信息的不合理限制，建立以现代化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搜集、处理和传布体系，保证各类图书馆开放，用立法方式整顿档案资料的利用。”“制止报刊发表批评文章，以及刊登有损公民名誉和人格的非客观报道文章都是不允许的。公开性要求大众信息媒体担负起社会、法律和道德责任”。“不容许利用公开性损害苏维埃国家、社会的利益，损害个人权利；不容许宣传战争和暴力，反动的种族主义、民族和宗教偏执性，以及宣传残暴行为，传布淫秽作品，不容许利用公开性行骗”。[32]应该说戈尔巴乔夫关于公开性的初衷和实行都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作为一个人民国家，民众有知情权和参与权，但是，苏联没有在相应的法律建设上下功夫，苏联人也缺乏法律意识，公开性并没有真正起到促进改革、提高全民共识的作用，正如沃尔科戈诺夫所说：“戈尔巴乔夫开始了这一进程，但这一进程后来的发展并不是由他的决议所决定的。事实上公开性从内部破坏了建立在阶级谎言基础上的体制。”[33]公开性带来了社会的多元化，此时戈尔巴乔夫认为：“在公开性和具备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党制下搞政治多元化。”[34] （四）重新认识苏联与世界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想改变苏联“邪恶帝国”的形象，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为苏联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调整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无论对苏联，还是对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戈尔巴乔夫改变了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他强调，人类已经进入了核时代，核战争不可能是达到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目的的手段，在核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只能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戈尔巴乔夫认为，“人类进入原子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就可能不再是永生的了。……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命都将从地球上消失”。“在军备竞赛中取胜，以至在核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在地球上继续这种竞赛，尤其是继续把这种竞赛扩展到太空，势必加快核武器积存和改进的速度，而这种速度本来就已达到疯狂的程度了。世界的局势会变得不以政治家们为转移。局势将为偶然性所左右。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和平相处，树立新的政治思维”。[35]戈尔巴乔夫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要求用新的眼光看待战争与革命问题，过去，革命往往与战争相联系，但核战争的结局只能是普遍毁灭，因此，苏共二十七大的新党纲删掉了“一旦帝国主义侵略者仍然敢于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就将不再容忍使他们陷入毁灭性战争的制度。他们将消灭和埋葬帝国主义”。与此相联系，戈尔巴乔夫把新思维外交的核心定为：“承认全人类价值观的优先地位，说得更确切些——承认人类的生存。”[36] 由于对现代战争看法的根本改变，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的安全观，不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别国主权与利益的基础上，不再牺牲别国的安全，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决权。“安全的唯一牢固基础，就是承认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承认它们在国际生活中一律平等。必须把自己的安全同国际社会各成员同样的安全结合起来。……决不能靠牺牲别人的安全来求得自己的安全”。戈尔巴乔夫反对军备竞赛，宣布把军事战略建立在防御的基础上，并提出了合理、足够的原则。“新的政治思维同样不容违背地决定了军事思想的性质。军事思想应该是严格的防御性的。……我们时代普遍安全的基础，就是承认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尊重别人并对自己的社会持客观的、自我批评的观点。人民可以选择资本主义，也可以选择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主权。各国人民既不能也不应该受制于美国，既不能也不应该受制于苏联”。[37]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不能通过武力战胜资本主义，核时代以战争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无异于自杀，保障苏联安全只能通过和平手段，因此，苏联不再追求军事优势，而是争取“低水平的战略平衡”，“足够的防御”，“在我们的时代，真正的、对等的安全是以水平越来越低的战略均势来保证的，从中必须完全排除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38]戈尔巴乔夫的安全理论放弃了苏联长期奉行的霸权主义，有积极的意义，其实际内容是苏联放弃了东欧这一势力范围，以换取结束与西方的冷战和对峙。但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继续存在的条件下，苏联单方面退却，是不是能真正解决问题？当苏联从传统控制区撤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去填补真空时，苏联将怎么办？这是不是对苏联安全的威胁？戈尔巴乔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这一问题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俄罗斯面对的主要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俄罗斯。 第二，在关于时代和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地位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共长期坚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提出和平共处不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而是核时代“全人类生存的条件”。他提出重新认识现代资本主义，放弃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和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理论，指出“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资本主义不仅由于上次战争的教训，而且由于害怕自己在已成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面前被削弱，不愿意使内部矛盾发展到极限。内部矛盾已经转化为相互间的技术竞赛，利用新殖民主义来‘缓和一下’。世界发生了某种新的‘和平’的重新划分——是根据列宁揭示的那种规划，即按‘资本’来划分，谁更富有，谁在此时更强大，谁就拥有更多的份额。在一些国家，借口‘苏联的威胁’，把资金转给军界工业界集团，以此来‘消除’经济中的紧张状况。资本主义经济技术基础和组织基础也有助于调解矛盾、平衡利益”。资本主义可以在不进行军事化的情况下发展，许多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时期是在军费最低的条件下发生的。[39] 戈尔巴乔夫承认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能取代资本主义，而只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1986年3月苏共二十七大提出苏联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保证使苏联人民在持久和平和自由的条件下劳动”，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绝对遵循的政治方针”。“党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的主要方向，依然是为反对核危险和军备竞赛、为争取维护和加强普遍和平而斗争”。“如果说到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安全只能是相互的，而如果以整个国际关系而论，安全只能是普遍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仅仅并且完全通过和平竞赛与和平竞争的方式进行”。苏共二十七大改变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方向，“它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思想转变成东西方在较低和较少危险的军备状况下共享安全的观念”，提出了“加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将苏联的战略目标变为谋求与西方国家的和平共处，创造有利于国内进行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40] 第三，戈尔巴乔夫改变了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承认世界是一个整体。苏共二十七大提出新的对外政策构想的出发点是：尽管组成现实世界的各国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然而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是相互依附的，它是一个固定的整体。戈尔巴乔夫从世界是由多种类型的国家构成的这一角度出发，承认世界是多侧面、多色彩、多变化和充满矛盾的，戈尔巴乔夫强调尊重各个国家不同的利益，强调利益均衡。戈尔巴乔夫指出：“谁也不能抹煞社会主义世界、发展中的世界和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但“我们还看到一个主要的趋势——国际社会各国日益增长的互相依存的趋势”。“我们时代的另一个同样明显的现实，是出现了所谓的全球性问题，而且越来越尖锐，这些问题对于文明社会的命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里说的是对自然界的保护，是环境、空间和海洋的危急状态，是我们星球并非无限的传统资源。这里说的是原有的和新发现的可怕的疾病，是人类共同焦虑的问题，即如何消灭地球上广大地区的饥饿和贫困。……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必须建立有效的、以平等为原则的国际秩序和机制，以保证合理利用地球资源这些全人类的财富”。[41] 戈尔巴乔夫否定了两种社会制度完全对立的观点，提出在核武器出现使人类社会安全受到威胁的条件下，在世界经济联系扩大、相互依赖加深、全球问题突出的条件下，世界各国好比山坡上结队登山的运动员，谁也离不开谁。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世界是统一的，但他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不会轻易地接受苏联加入与它们竞争的行列，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对美国抱有过分的幻想。 第四，在国家关系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强调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他提出“决不能把意识形态分歧搬进国际关系的领域，让对外政策服从这些分歧，因为意识形态可能是完全对立的，而生存、防止战争的利益才是共同的和最高的”。[42]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是国际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国家关系不同于阶级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不能以意识形态定亲疏，这也是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确定对外政策的主要教训。但是，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在国家交往中不起作用，意识形态利益也是国家利益的一个方面，戈尔巴乔夫完全否定意识形态利益，对资本主义毫不设防，也是片面的，并不能真正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与此相联系，苏联不再以阶级斗争的态度对待一切国际现象，强调和平共处原则不仅用于处理制度不同国家间的关系，也用于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等于承认了曾被苏联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联对外战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苏联外交的目标开始转为致力于为苏联的改革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苏联放弃了冷战政策，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不再干涉东欧事务，为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提供了方便的外部条件，加强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的外交为苏联国内的改革创造了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消除了与世界各大国的敌对，但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一条件进行改革。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转向及其目标 在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一文之前，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强调的重心是完善社会主义，更新社会主义，恢复列宁主义的原则。在此之后，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再提完善和更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是要建立新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他也越来越多地接受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与主张，戈尔巴乔夫看法的改变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社会情绪的变化，掌握主动权。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新党纲，标志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观点被苏共所接受。 （一）形势的变化迫使戈尔巴乔夫改变看法 从1988年开始，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权力重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苏维埃是选举产生的机关，这就有可能使非共产党人当选代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事实上意味着在政治上取消了宪法第六条，即取消了宪法所规定的苏共在苏联政治中的领导与核心地位。 1989年从上到下进行了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与以前不同，这次实行差额选举，社会组织正式派代表参加选举。2250名代表按下列程序产生：750名代表从选民人数相等的地区选区选举；750名代表从民族地区选区选举（每个加盟共和国32名，每个自治共和国11名，每个自治州选举5名，每个自治区选举1名）；全国性社会团体（包括苏联共产党、青年团、工会等）共选举750人。1989年4月4日，选举结果公布，在2250名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占87.6%。但是，许多党的干部落马，有20%的党员在竞选中被淘汰，莫斯科市长塞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落选，列宁格勒州委第一、第二书记，市委第一书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市计委主席全部落马，许多反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叶利钦、索布恰克、波波夫、萨哈罗夫都成了人民代表。共产党的100名代表是通过等额选举产生的，因为很多人担心差额会把自己差掉。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仍然很乐观，认为苏共党员占87%的比例显示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他认为，“这次选举在实施政治改革中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搞政治改革是我们自己作出的决议。通过选举，社会将步上一个新的层次，会消除宪法规范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政权将获得充分的合法性，这本身便是巨大的成就”。[43]但是，雷日科夫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党在选举中失败了，按民族地域选区推举的地方组织的30名候选人，很不光彩地落马了，输给了资历不深、名气不大，却更加“令人信服”的竞争对手。[44]利加乔夫、索洛维约夫、卢基扬诺夫等也都忧心忡忡，也不完全同意戈尔巴乔夫的看法。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选举表明，只要人们不再害怕党，并且相信党的统治再也无法用暴力来维持，党的威信就马上一落千丈。从这时起，人们对共产党人表示信任，但那已经不是把他们当成强大的政权机构的代表，而是当成个人”。[45] 1989年5～6月第一届人代会召开，代表大会上集合了各种各样的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在这次会议上，人民代表首次有权组织政治反对派，成立了跨地区议员团，起初有150人，1989年夏天发展到388人，其中286人来自俄罗斯联邦。事实证明，这种人数众多，代表观点各异的苏维埃是“清谈馆”，它没有权威，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它只是个立法机关，无法承担起管理国家的职责。但是这个民选的人代会排斥了党对立法和高层决策、高层领导人事权的控制，成了民主派强有力的阵地。叶利钦等反对派在大会期间的活动和发言成为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是自20世纪20年代党内斗争结束后，苏联出现的第一个合法的政治反对派。其代表萨哈罗夫在发言中明确提出：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只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才能通过法律，这些法律在加盟共和国需经其最高法律机关批准才能生效；苏联人代会选举和罢免国家高级公职人员（包括最高苏维埃主席、副主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宪法监督委员会主席、最高法院院长、苏联总检察长、中央银行行长、克格勃主席、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消息报》主编等）。[46]他的发言成为反对派的纲领，站在这一反对派阵营的代表人物还有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索布恰克等。他们要求改变共产党在社会中的地位，要求实行广泛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党的机构不能干涉舆论；国家领导人实行由人代会选举产生的制度，选举应该是差额选举；加大改革力度，给共和国以更多的独立性和主权，打破行政命令体制，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消除少数人的特权；甚至还有人直接攻击戈尔巴乔夫，说他受周围溜须拍马者和夫人的影响。 1989年6月，苏联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建立，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与以前不同的是，最高苏维埃变成了常设制，由人民代表大会从人民代表中选举产生，成员为542人。一年召开两次例会。党原来事实上掌握的立法权和政府干部任命权转归了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其常设机构，也不再由最高苏维埃选举产生，而是由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15名副主席（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联盟院和民族院主席、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常设委员会主席和最高苏维埃委员会主席组成。新设立的最高苏维埃主席成了国家的最高元首。新设置了宪法监督委员会，委员会由代表大会从政治和法律专家中选举组成，其成员有主席1人，副主席1人，委员21人，委员会在履行自己职责时完全独立，只服从于苏联宪法。 改革的重心转入政治体制改革后，苏联社会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斯大林体制成了明确的被批判对象，造成了戈尔巴乔夫始料不及的后果：国内的民族情绪发展，民族矛盾公开化，中央政权难以应付危机；舆论多元化发展成政治多元化，各种非正式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拉脱维亚有“人民阵线”，乌克兰有“乌克兰拥护改造人民运动”，各加盟共和国都建立了“人民阵线”，其代表于1988年8月13日在雅尔塔进行工作会晤；官僚体制对改革进行抵抗，经济形势更加恶化。1989年7月29～30日，400多名苏联人民代表自行串联，在莫斯科电影工作者之家举行了人民代表跨地区代表小组第一次会议，成立了变相的反对派议会集团，选举叶利钦、萨哈罗夫、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和帕尔姆为小组主席。1989年12月，一些人民代表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声明指出：“大多数居民正是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丧失或已经丧失了对改革的信任，认为改革多半是口头的和表面的。许多人甚至不相信米·谢·戈尔巴乔夫。这种潜在的可怕的信仰危机，公开的不满和气愤与日俱增，并影响着从春夏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改革的第四阶段”。“改革的进程已到了原则的边缘，各机构反动头目的对抗在增长，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犹豫更一目了然。但是，错了。东欧发生的大好事就是例子，对于那些打算在不确定的时期内保持强行的‘苏联共产党的先锋队和领导作用’，对于那些打算保留经济部门、指令性计划、国营集体农庄系统的垄断权的人是足够清晰的警告。必须在一定时候开始拆除这一切”。[47]苏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苏共一党的执政地位被看成是与民主不相容的现象。 面对这种新的危急形势，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主流派只能退让，以求取得主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11月26日《真理报》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篇文章。如果说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主要着眼于纠正社会的扭曲现象，完善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制度，那么现在戈尔巴乔夫则强调：“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不仅是说，而且要在改革所有制关系、经济机制和政治体制，改变社会上的精神和道德气候等方面实际实行步骤。”戈尔巴乔夫强调苏联的改革既不是保存行政命令体制，也不是推翻十月革命的选择而走资本主义，而是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权威和马克思主义对待现实的态度，“要依靠建设一个人道的、自由的、理智的社会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智慧和道德潜力”。[48]从此，改革发生根本性转折，不仅改革的目标改变了，政治体制也开始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发展：实行总统制、取消宪法第六条、制定新党纲、提出发展市场经济等。 （二）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成为目标 戈尔巴乔夫比以往更加强调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社会主义是丰富多彩的，他改变了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他强调苏共与社会民主党人“现在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但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他正面称赞社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对发展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对进行有助于提高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社会改革所作的贡献，并给予应有的评价。我们感兴趣地研究社会民主派所积累的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尽管情况有所不同，也努力利用其中适合我国社会条件的经验”。他认为斯大林所建立的体制是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体制，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的改革只是消除了这一体制的极端方面，这一体制仍然保留下来了，这种官僚主义制度“导致丧失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中的主要东西：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大家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被取代了”。他认为，社会主义思想首先是自由的思想，其实质特点是确立真正的人民政权。他所描述的“社会主义新面貌就是社会主义的人的面貌”，“我们正在建设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49]人是社会的目标，而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是为之服务的手段，要加大对人的投资，满足人民的需求，必须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戈尔巴乔夫强调与斯大林模式决裂，吸取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些做法，实行多党制、多元化，建立真正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这一思想带有很浓的道德色彩，这一思想进而发展成把“人道主义思想”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追求。 1990年6月19日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共产党会议上表示：“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声称，苏共将毫无保留、斩钉截铁、毫不妥协地摒弃践踏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理想的斯大林的思想和实践。党坚决支持苏维埃拥有全权，人民当家作主；党不再赋有政权职能和经济职能，不再奢望垄断地位，不再谋求意识形态上的强行一致。党将通过说服工作，通过在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参与议会辩论，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活动，去争取社会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支持。”[50]戈尔巴乔夫要求共产党按议会党的方式行事，苏共不再履行执政党的职责。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和苏共新党章，为全党描绘了在多党制下党的建设的新机制。这个新机制标志着对传统的党建模式的彻底放弃。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在党对国家的领导上，强调党放弃政治垄断，放弃在宪法中的特权地位，党的作用是成为通过共产党员发挥作用的、民主承认的领袖。第二，在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上，强调尊重各党的独立性，并为此在中央增设了由各共和国党选送的代表的名额。第三，在干部问题上，强调决定干部的权力由上级机关转交给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强调实行选举制，实行差额选举并有可更换性。第四，在党员个人权利上，强调允许不同意见的自由，党内要确保意见表达自由，不同观点和纲领的对比、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内不允许存在派别，但允许存在各种按志趣和问题成立的横向联系组织。第五，在党内监督问题上，强调监察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可以监督同级党委。苏共二十八大形成的这个机制不可能在加强党的整体力量上创造奇迹。这时的苏共虽然事实上仍处于执政党地位，但在社会上反对派和党内反对派的内外夹攻下，苏共推行自己的改革政策日益艰难。到了1991年上半年，苏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以1991年八·一九事变为导火索，人们把所有不满都倾泻到苏共头上，造成了苏共被停止活动的悲剧性结局，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目标在苏联并未变成现实。 （三）承认多元化与多党制 1988年苏联结束了书报检查制，从而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多元化。在多年的压制后，自由的大门一经打开，其发展势头几乎无法阻挡。人民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空前高涨，社会政治的多元化与多党制已经成为事实，“戈尔巴乔夫只能根据局势行事”。[51] 1989年以后，各民族共和国的人民阵线、民主组织发展迅速，萨哈罗夫、叶利钦的跨地区议员团活动频繁。1990年春，非正式组织发展到了几万个，实际上是三股力量在较力：权力暂时还在共产党，确切地说是党的最高机关手中，反对派在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民主的运动和组织，另一个是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到1990年春各共和国和地方选举人民代表前夕，俄罗斯联邦的民主反对派结成联盟，其基础是“民主俄罗斯”运动。“民主俄罗斯”运动内有俄罗斯民主党、宪法民主党（人民自由党）、俄罗斯东正教民主运动、俄罗斯农民党。[52]苏联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党并存，在1990年1月2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国内政治气氛时，雷日科夫就认为：“我们在实践上已经转向了多党制。看不到另外的路。人民阵线发展成了政治组织。或者我们不承认这一现实，或者与其他政党一道走上广泛的民主制。需要明确做出回答：跟谁斗争和跟谁联合。”[53]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基本同意雷日科夫的看法。但是，利加乔夫还坚持“应该保持一党体制。建立广泛民族公民阵线，把一切健康力量团结到这一阵线中。而共产党员要占据关键职位”。[54]梅德维杰夫、卢基扬诺夫等人也认为苏共的路线不是多党制。 在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召开的前一天，莫斯科举行了由“莫斯科选民协会”、“莫斯科人民阵线”等激进派组织召集的规模空前的集会，集会的讲坛就在中央委员们所住的莫斯科饭店外的一辆卡车上，集会打出的标语口号有：“把多党制写进苏联宪法”、“取消宪法第六条”、“权力不能垄断”、“不要专制独裁者”、“政治局辞职”、“中央委员会辞职”，等等，叶利钦等激进派首领在会上发表演说，称苏共已经没有能力对本身进行根本改革，必须彻底改革党的机构，取消宪法第六条。这次集会的目的，显然是向中央全会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没有对集会进行干涉，他也想借此向苏共党内的传统派施压。2月5～7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放弃一党制原则，承认了多党制的合理性和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必要性。党的高层领导几乎一致同意放弃党对权力的垄断，同意修改宪法第六条。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党的革新需要对党与国家机关、经济机构的关系进行重大变更，要放弃实际上向它们发号施令和取代它们职能的做法。党只有作为一种民主承认的力量，才能在革新着的社会中生存和起到自己的先锋队作用。这就是说，它的地位不应当通过宪法来强行合法化。不言而喻，苏共准备为争取执政党的地位而斗争，但这将严格在民主进程范围内进行，放弃任何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优先权”。[55]雷日科夫也说：“我们感受到一个真理，即任何一个党都不能永远垄断权力，先锋队的地位不是宪法赐予的。因此，十分重要的是，在全会上我们应当老老实实、认真、十分负责地正视真实情况，不管它是多么痛苦。”“讨论是否需要多党制的问题已经过晚。实际上多党制已经存在。不管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的动机如何，这一主张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反响。……我们必须掌握同其他社会政治实体共同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学问”。[56]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动议，取消关于苏共是政治核心，是社会领导力量的提法。虽然戈尔巴乔夫开始想在一党制下进行改革，但现代民主政治以权力制衡和政党竞争为前提，不可能建立在一党制的基础上，苏联党内的民主纲领派和激进改革派实行多党制的要求是无法拒绝的，这是苏共顺应形势发展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正如雅科夫列夫所说：“任何激进的改革一开始就应该考虑自己改革的预先设想和时间表将会被推翻。生活这个主人会提出自己的速度、自己的逻辑、自己的事件先后顺序，会暴露自己的任性和失误，会显示出是悲剧演员还是喜剧演员，是英雄还是掘墓人来。”[57] 1990年3月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修改了宪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进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订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一切政党、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在履行其纲领和章程所规定的职能时，应在宪法和苏联法律范围内进行”。“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社会团体，参加有助于发挥政治积极性和主动性、满足他们多种利益的群众运动。”苏共成了与其他政党和社会团体地位一样的政党，苏共开始从一个执政党向一个在议会中活动的群众性政党过渡。这意味着苏共不再是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苏共在法律上变成了一个与其他政党一样的社会组织，苏联开始实行多党制。 （四）按照西方三权分立原则彻底改革国家政治体制 苏联实行人民代表苏维埃制度，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兼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总书记的权限开始向最高苏维埃分权和转移。但是，最高苏维埃本质上的功能是议政、立法和监督，不能有效地做出决策，它也缺乏有效贯彻其决策的系统，因此，出现了权力真空和失控的现象。为了弥补最高苏维埃议而不决的缺陷、摆脱党对戈尔巴乔夫的阻碍作用，权力归苏维埃没多久，戈尔巴乔夫又进一步提出要在苏联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思想，同时还陆续派出一些代表公开或秘密地前往美国、法国等地考察西方的议会制和总统制。1990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提出在苏联设立总统制的建议，要求给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以便将改革的政策付诸实施。从这时开始，苏联才开始按西方的三权分立原则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代会开幕，会上就要不要设立总统职务和怎样选举总统进行了辩论。实行总统制本是激进派的主张，戈尔巴乔夫曾反对，现在他同意实行总统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不稳，威信在下降，当了总统，便可以摆脱党的制约，不会因为党内形势的变化而影响到他的权威。设立总统制，使党和国家分开，国家便不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另外，苏联的混乱局面、日益恶化的形势，也需要有一个拥有强有力权力的国家元首。同时，戈尔巴乔夫接过激进派的这一主张，也使激进派措手不及。在人代会上，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实行总统制的决议；跨地区议员团提出要由民众直接选举总统，反对派成员阿法纳西耶夫则提出反对总书记兼总统，他担心戈尔巴乔夫会因此成为独裁者。这个提议正中党内传统派的下怀，戈尔巴乔夫当总统，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选举新的总书记的机会，也许可以重新加强党的权力，与戈尔巴乔夫抗衡。反对派很快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收回了这一提议。第三次人代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对苏联宪法（根本法）的修改和补充”，规定实行总统制，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第一任苏联总统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任期5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总统是国家的元首，享有广泛的权力，包括总理、内阁成员、最高法院院长等重要公职人员的提名权，签署苏联法律、宣布实行紧急状态、解决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争端等；苏联最高苏维埃只享有立法和监督职能，卢基扬诺夫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以1329∶495票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有不少人弃权。 国家的最高权力转移到总统系统，各共和国也效仿联盟中央实行总统制，民选产生了自己的总统和苏维埃主席，他们不是对联盟中央，而是对本共和国的选民负责，许多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和平”夺取了政权。但是，苏联的总统制并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法治建设明显滞后，实际上仍是另一种集权。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关系国家命运的新联盟条约的问题不是在最高苏维埃决定的，而是由戈尔巴乔夫这个苏联总统与各加盟共和国的首脑共同决定的，实际上是大总统与小总统支配着国家，最高苏维埃被抛在一边。戈尔巴乔夫当上总统后，成立了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行政实权落到了总统委员会的手中，总理及其领导下的部长会议只是执行总统委员会所制定的政策。在改革政策上，雷日科夫与总统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在雷日科夫看来，苏联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总统，也需要强有力的政府。雷日科夫认为在联盟条约签订前对政权体制进行改变只会引起混乱，而戈尔巴乔夫却对政治体制进行无休止的改革，于1990年11月撤销了总统委员会，把联邦委员会从议事机构变为协调联盟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行动的决策机关，取代总统委员会成为最高决策机构。改行总统制，使苏共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严重削弱。 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但他并没有真正利用自己的权力去维护联盟的统一，也没有利用这一权力整顿国家秩序，挽救国家的经济。改革后期，特别是1991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改革”进程并未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设想发展，苏共反对派开始左右苏联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时苏联政权的政治资源已经大部分落入戈尔巴乔夫亲自培植的政敌——叶利钦之手。 经过1990年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苏联基本上转向了多元化、多党制、总统制，这与从前的体制有了实质性的差别，但这一体制是不完善的，中央行政权力大为削弱、法律体系不健全，难以挽救局势和摆脱危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初衷是好的，目的是让民众过上幸福生活，让社会制度为人的福利服务，但在实践中是不成功的，其目标并未实现，这一结果与苏共党内意见不一致、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不无关系。 苏共党内在“新思维”实践中的分歧与斗争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对苏联过去的弊病进行了深刻分析，也指出了苏联未来发展的方向，苏联改革的各项措施也都经过政治局、中央全会、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讨论和确认，但是，苏共并未形成一个领导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之间的关系都不是很和谐，他们在改革问题上有共识，都认为苏联需要改革，但在改革的步骤与目标上始终存在分歧，在性格与处事方法上也有许多难以相容之处。特别是随着改革的发展，苏共内部在改革的方针、政策、步骤等问题上开始出现矛盾和分歧，争夺权力的斗争也夹杂其中，使问题越来越复杂化，苏共党内的分裂是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实践失败的重要原因。 戈尔巴乔夫仍然沿袭过去苏共很多老的工作方法和作风，他主管办公厅和组织部，却没有认识到改变机关作风的必要性。戈尔巴乔夫迷信更换干部，通过换上他认为有改革思想的干部来解决问题。他更换了大批干部，但党的机关的体制、作风和方法依然如故，不改体制，只换人，并不能解决问题。后来戈尔巴乔夫也承认：“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区委和市委的班子曾变动过三次，实际上苏维埃的机构也已彻底更新过了。1987年中央一月全会之后，经过差额选举已经换掉了一批第一书记，许多‘老人儿’退休了。掌舵把的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是第四‘梯队’的人马，可事情一如既往，一切仍在按老规矩办。”[58]戈尔巴乔夫虽然要搞民主化、公开性，却仍然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能容忍有人对其工作进行批评，对叶利钦进行围攻和撤职，而实际上他又同意叶利钦的许多改革主张，结果把叶利钦推向了对立面，致使这个具有巨大能量的人成了改革和国家的破坏者。尽管他组建了自己的顾问班子，但常常是顾而不问，自己决策。他虽然取消了党的高级干部的一些特权，但他自己又花了国家大量资财到克里米亚修建豪华的新别墅。由于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领导能力有限，不能很好地发挥每个人的特长，1990年后他个人的威信日益下降，苏共未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改革的核心。 （一）苏共高层领导间分歧逐年扩大 1987年后在苏共党内逐渐形成了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改革派、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所谓“传统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由于改革事业本身的复杂性，存在着矛盾与分歧本来是正常现象，但因为苏共没有相应的机制来化解这种矛盾与危机，三派之间的斗争分化削弱了苏共党的力量，对苏联的改革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叶利钦，1931年出生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农村。1955年毕业于乌拉尔工业学院建筑系，曾经当过一年普通工人、工段长、工程师。30岁时加入苏共，后来从政，1976年成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1985年4月，被戈尔巴乔夫调往莫斯科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建设部部长，半年之后被提拔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在任期间，他能够深入市民群众，反对特权，打击黑社会，赢得了居民的普遍好评。从性格上看，叶利钦是个急躁激进、缺少耐心的人，权力欲、自尊心都很强，容不得别人的轻视。 从1987年秋天起，叶利钦等激进派开始向戈尔巴乔夫施压，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速度太慢，没有去碰官僚机构这个最“神圣”的东西，他们公开宣传“批评无禁区，公开无限制”，这不仅引起了利加乔夫，也引起了戈尔巴乔夫的不安。当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在全国搞反酗酒运动，要求叶利钦关闭莫斯科的酒厂并停止出售酒类产品时，叶利钦与利加乔夫间发生了公开分歧。戈尔巴乔夫没有支持叶利钦，而是静观他们二人在政治局会议上争吵，叶利钦感到工作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在1987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上，刚刚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雅科夫列夫升为政治局委员，当了一年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斯柳尼科夫也晋升为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尼科洛夫则越过了候补阶段，直接升为政治局委员，而叶利钦仍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得到晋升。这对于自尊心很强的叶利钦来说，是个很大的伤害，他自然心怀不满。在工作上叶利钦与利加乔夫间冲突增多，于是，叶利钦于1987年9月12日致函戈尔巴乔夫抱怨自己的工作得不到支持，最后请求免除其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叶利钦希望跟戈尔巴乔夫谈谈，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及时回应。 在1987年10月21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叶利钦向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公开提出了挑战。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戈尔巴乔夫在即将召开的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在当时的条件下，需要对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做出应有的评价。戈尔巴乔夫读完报告，请大家提意见，叶利钦犹豫地举了一下手又放下了，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利加乔夫本不想让他发言，想进入大会辩论，但戈尔巴乔夫坚持让叶利钦讲。叶利钦说：戈尔巴乔夫的报告他已经看过了，也提了意见，他不再提意见了。接着，他话锋一转，离开了大会的主题，谈到了改革的问题。他指责改革进展缓慢，人们一无所得，并说近来对总书记的吹捧有所增长，他还指责利加乔夫和书记处的工作作风没有任何改变，最后，叶利钦提出辞职。[59]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对叶利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叶利钦的发言是不负责任的，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全会通过《苏共中央全会关于叶利钦在中央全会上发言的决议》，指出：苏共中央全会认为叶利钦在1987年10月全会上的发言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委托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党的莫斯科市委会研究叶利钦同志关于解除他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申请，研究此问题时应该考虑到中央全会上所交换的意见。[60] 1987年11月9日叶利钦自杀未遂，11月11日，病中的叶利钦被戈尔巴乔夫硬拉到莫斯科市委会上，这次会议是为了执行十月全会的决议而召开的，讨论解除叶利钦职务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和会议的参加者一致谴责叶利钦的立场，指责他怀疑改革；他攻击政治局和书记处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一立场是冒险主义的；叶利钦在政治上不称职，工作中有严重失误，他的工作作风和所作所为是反民主的和独裁的。会议解除了叶利钦莫斯科第一书记的职务。1988年2月中央全会解除了叶利钦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叶利钦事件”在苏联引起了轩然大波，雅科夫列夫指出：“整个事件不是个别的偶然事件，它反映了由潜在的意见的分歧走向公开的意见分歧。正像我已经说过的，正是在这个时候在权力的最高层开始以较为明确的形式表明各自的立场。”[61]叶利钦获得了许多人的同情，“被罢官的叶利钦马上变成了一个游离于有70年历史的国家政治生活规则之外的政治人物。他成了国内所有不满者的领袖，成了前不久还是其领导成员的那个党的政治反对者……为未来年代的激烈政治斗争和政治对抗创造了重要前提条件”。[62]在处理叶利钦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过于情绪化，他反感的是叶利钦对中央工作的批评，而在对戈尔巴乔夫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报告的看法上双方是一致的，戈尔巴乔夫自己说：“他无论是对报告，还是对我在报告中阐述的思想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不仅如此，他在全会上还发言，表示自己拥护报告，尽管当时并没有建议大家发言表态。”[63]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后来同意和接受了叶利钦的许多看法，在组织上他排除叶利钦等激进派，仍用利加乔夫等人，但在实际措施上他又把叶利钦等人当成推动改革的力量，因此，在叶利钦离开高级领导层后，戈尔巴乔夫跟叶利钦的关系时合时分，当他需要对付正统派或保守派时，往往与叶利钦形成一种联合或同盟的关系。 叶利钦事件有利于利加乔夫等政治局内认为应该加强社会主义信念的一派，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一所高校不知名的女教师安德列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作者反对苏联社会出现的对历史消极现象的揭露，呼吁承认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认为：“我们应该从这些党的、阶级的立场出发来评价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包括斯大林的历史作用。”她批评“左派自由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们只谈过去的错误不谈成就的做法，她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的这些讨论的主要和最最基本的问题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党和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领导作用。”[64]这篇文章实质是主张回到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上，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利加乔夫指使发的，利加乔夫本人说：“正像所有读者一样，我只是在《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它。”[65]但这篇文章显然与利加乔夫的观点相近，在之后召开的一次编辑会议上，他建议大家读一读这篇文章，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运动开始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了讨论并支持这篇文章的‘读者代表会议’，在一些州，党的地方报刊转载了安德列耶娃的文章。这种做法——转载中央报刊上的文章，只适用于非常重要的党的文件。转载这一事实本身证明，这篇文章被视同这样的文件”。[66]当时戈尔巴乔夫在国外访问，回国后他也没注意，但是，局势的发展让戈尔巴乔夫不安，没有人谴责这篇文章，利加乔夫运用这篇文章推行自己的、与戈尔巴乔夫改革不同的纲领，因此，戈尔巴乔夫在3月24～2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戈尔巴乔夫并不反对刊登这篇文章，他反对政治局某些同志把它当成是标尺，他认为“这篇文章发表在二月全会之后，是企图修正总书记的讲话，修正中央全会的决议的一次尝试”。[67]1988年4月5日《真理报》刊登了雅科夫列夫、梅德维杰夫、博尔金会同该报工作人员写的反驳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苏共高层实际上分裂了。通过这一事件，利加乔夫的影响力下降了，逐渐失去了主持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权力，雅科夫列夫的地位加强了。 在1988年9月30日举行的中央非常全会上，葛罗米柯、索洛缅采夫辞职，政治局候补委员杰米契夫和多尔基赫去职，选举梅德维杰夫为政治局委员（没有经过候补阶段），选举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为中央书记。普戈担任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全会改组了苏共中央机构，成立了6个隶属于苏共中央的委员会：党的建设和干部政策委员会（主席为拉祖莫夫斯基）、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是梅德维杰夫）、社会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是斯柳尼科夫）、农业政策委员会（主席是利加乔夫）、国际政策委员会（主席是雅科夫列夫）、法律政策委员会（主席是切布里尼科夫）。通过这一变动，原来由利加乔夫主持的书记处实际上被取消了，此后，书记处就没有再开过会，直到苏共二十八大书记处的职能才恢复。戈尔巴乔夫此举是为了削弱利加乔夫的权力和地位，利加乔夫失去了党内第二把手的地位，在领导层中的影响力大大降低了。 苏联转入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后，为反对派提供了参与政治合法的途径和舞台。从1988年12月起，苏联开始进行人民代表的选举。自由竞争和差额选举是这次人民代表选举的最大特色，各种各样的候选人纷纷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宣传材料铺天盖地地散发，演讲、集会、游行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受欢迎的是敢于诋毁共产党的激进民主派，出现了所谓的“叶利钦现象”，即党委支持的候选人得不到群众的认可，党的机关没有好感的人却变成了得到人民强有力支持的人。在竞选活动中，利加乔夫再一次遭受打击，有人无中生有地说他有贪污行为，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保护他，在参加选举的政治局委员中，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得到的反对票最多。 叶利钦和利加乔夫离开高层决策中心，但高层同样没有形成以戈尔巴乔夫为核心的坚强的领导集体，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与雷日科夫意见不同，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雅科夫列夫也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到1990年10月，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辞职，12月雷日科夫辞职，按见证者雅科夫列夫的看法，“1989年到1991年期间，保守派和改革派在中央争斗的结果是谁也没有取得胜利。失去了在转向市场时本来可以利用的极重要的有利条件，即联盟范围内的大市场”。[68]戈尔巴乔夫任命普戈为内务部长、亚纳耶夫为副总统、帕夫洛夫为总理，这些被新提拔上来的人，实际上更不认同戈尔巴乔夫，正是他们在1991年8月19日发动政变。这场政变的结果是苏共的消亡，戈尔巴乔夫在回忆他为什么发表建议苏共自行解散的声明时说：“沙赫纳扎罗夫从福罗斯回来后，曾打电话给扎索霍夫说：‘请您赶快去医院找伊瓦什科，要求立即解救被囚禁在福罗斯的总书记，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扎索霍夫去了，政治局也召集了会议，要求同总书记见面，但是并没有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就是当时的全部真相。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够同这些人一起在政治局见面，同他们坐在一张桌子旁呢？书记处成员和中央委员基本上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当这一切情况都明朗化后，我宣布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因为我不可能同搞反宪法武装政变、公开欺骗党和人民的人继续一起合作。同时，我号召共产党员们，在当地组织起来，集体讨论自己活动的组织形式，作出自己的选择。”[69]八·一九事变使苏联共产党这个有着93年历史的政党不复存在了，联盟国家解体的进程也加快了。 （二）苏联共产党的联邦化与分裂 苏共党内许多人对戈尔巴乔夫实行的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政策以及社会上出现的民族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思潮并不认同，对苏联的前途表示担忧，退休在家的原莫斯科州委书记科诺托普1989年6月15日写给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委员的信就很有代表性，他在信中列举了社会上出现的民族主义、歪曲历史、诋毁列宁、攻击强力部门等许多现象，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错误的，“我认为，我们不可饶恕地、过早地在计划体系尚未完善的时候就将其摈弃，转而依靠‘超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经济’理论，我们过早地抛弃了党的领导作用，首先是党的干部政策，转而依靠缺乏应有纪律和严格秩序的、虚构的自愿人民政权制，将我们的‘议会’变成资产阶级的议会更是灭顶之灾，因为在那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只有‘美元’和富商们才能行使真正的权力。也可以这样形象地说，他们愿意饶恕谁就饶恕谁，愿意将谁处死就处死谁。人民代表中出现了如此之多的蛊惑人心者，而人代会有时就像是个大戏台，并非偶然”。[70]苏共内的正统派希望摆脱戈尔巴乔夫，在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后，许多人要求不让戈尔巴乔夫兼任党的总书记，在1990年3月第三次人代会上就“被选为苏联总统的人不能兼任其他政治和国家职务”进行了表决，结果在2250名代表中，赞成票1303，反对票607，未获通过。[71] 地方苏维埃的选举使苏共失去了对苏维埃的控制，它导致政治家和党员不再对苏共中央负责，而对选民负责，导致地方分离主义发展，联盟中央失去权威。这使苏共联邦化，1990年1月立陶宛共产党率先宣布脱离苏共而独立，原来作为维系国家统一力量的苏共无法再发挥作用。在这一进程中，俄罗斯共产党的建立既是苏共联邦化的表现，也是苏共党内正统派发展的结果。 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不同，它没有共和国的党组织，实际上苏共依托的就是俄罗斯。在改革的过程中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在发展，1989年12月成立苏共中央俄罗斯局，没有什么作为。要求成立俄罗斯共产党的呼声越来越高，利加乔夫对此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也很难顶住压力，只好放任自流。1990年6月19日俄罗斯共产党代表会议开幕，这次会议变成了俄共的成立大会，其党员占苏共的62%。戈尔巴乔夫支持的库普佐夫没有被选为俄共中央第一书记，当选者是波洛兹科夫。“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建立和党的重心从联盟中央向共和国的转移，主要是向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转移，使戈尔巴乔夫无法阻止在苏共党内出现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反对派”。[72]伊万·波洛兹科夫和根纳季·久加诺夫在苏共遭到批判的时刻成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将它同联盟的领导层相对抗，从而对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进而导致苏联解体。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领导者并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对戈尔巴乔夫持批评的态度，1991年1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指出，改革发生了蜕化，“扩大民主，提高人们福利的改革都还没有实行”。“现在，自由派，如果准确地说，叫做右派或简称反动派，撕下了民主派的假面具。在宣布反共产主义是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后，便把那些已被推翻阶级的继承人、民族主义者、影子经济的投机分子，即受到苏维埃政权限制的所有人都集合到他们的旗帜下”。“现在我们再也不能谈及任何多党制，只有捍卫社会主义改革的苏联共产党。也有为数不多的政治集团的领袖，他们归根到底只有一个政治面目，那就是反共产主义。这些集团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是为了与苏联共产党作斗争，是为了夺取政权。我们没有什么公开性。如果说从前是苏联共产党垄断公开性的话，那么现在这种垄断已归与其对抗力量的一方。正是他们在对社会意识施加自己有腐蚀作用的影响”。[73]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政治上否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行动上支持叶利钦与联盟争主权，投票赞成通过俄罗斯主权宣言。 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公开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和民主纲领派的文件，承认了党内存在派别；政治局委员向党报告工作的制度在1990年7月党的二十八大上实行了。以叶利钦为首的反对派取得了民众更多的支持，在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戈尔巴乔夫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开始讨好反对派，他公开说民主纲领派拟定的《民主纲领》中有许多建议是合理的，应当吸收进党纲草案中。面对党内主流派的压力，戈尔巴乔夫又同意苏共中央发表《致全苏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信中说《民主纲领》的起草人和“彻底的民主派”实际上是想把党搞垮，奉行从内部分裂党、使苏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方针，应当与走上同党作斗争之路的人划清界限，同派别集团的组织者划清界限。但是，这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戈尔巴乔夫并未想实施。 苏联共产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党内派别林立、思想与路线极度混乱，正确思想和决策难以集中起来，使党本身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凝聚力，它已经没有能力来把握和左右政治局势，更无法带领人民群众前进了。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之间，叶利钦与中央委员会、政府之间的斗争对党的损害很大，特别是叶利钦在党的二十八大上抗议性地退党，对造成党的信任危机和党的瓦解起了不小的作用。1990年3月苏联改行总统制后，党的权力受到进一步削弱，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在1990年下降了一半，叶利钦等人的威信急剧上升。[74]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加强了他同戈尔巴乔夫抗衡的地位，因为他是民选的总统，而戈尔巴乔夫是由人民代表选出的。叶利钦上任后便开始自行其是，他访问美国，表示要独立自主地与美国发展联系，表示俄罗斯不执行苏联政府制定的下一年的经济计划，禁止各政党和群众性的社会运动的组织在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机关、团体、军队和企业中设立基层组织和进行活动。对于叶利钦针对联盟中央和苏共的这些命令与决定，戈尔巴乔夫无力进行改变。八·一九事件后，叶利钦更是带头向联盟中央争权，直接导致了国家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对立肯定会把我们的国家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并使双方丧失理智，从而使我们的工作失去意义，因为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代会后开始的那场苏联与共和国的法律之战首先打击了经济，打击了人心与事业”。[75] （三）党的民主体制建设明显滞后 戈尔巴乔夫在推行他的新思维时，不是依靠党的干部和党员，而是依靠全体民众，搞全社会的民主化，实际上把民主的次序搞反了，应该首先抓党的民主化，再搞社会的民主化，因为苏共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党，实际上是管理国家的权力机关。戈尔巴乔夫从社会的民主化开始，实际上成了让苏共交出政权，把权力还给通过选举产生的苏维埃，但由几千人组成的苏维埃本来只是个立法机关，内部纷争不断，根本无法行使行政权力，导致社会全面失控和混乱。戈尔巴乔夫欲通过改革改变党的形象，也没有取得多少成效，沉重的历史包袱使苏共成了被攻击的对象。 在80年代中期，苏共有党员约1920万，可以分成四部分。一是人数最多的普通党员，约1870万；二是各级党的领导机关成员——从区委委员到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约43.9万；三是各级领导机关的第一书记及机关干部，共8.6万；四是苏共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党的二十七大后为477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32人），党中央机关干部（到1990年1月1日为1363人），总共1812人。构成总数97.4%的普通党员在确定党的方针中不起任何作用，他们的任务就是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占总数2.3%的各级党委会成员（从区委委员到中央委员），权力只在自己的主管地区，在中央决策的范围内实际上也无权。从30年代初开始，斯大林把党的常设机关与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的关系倒置，这些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只起开会举手的作用。党内实际掌权的是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30～32人）及中央组织部和办公厅的领导（15～20人），垄断了党内一切大权，他们只占党员总数的0.3%左右。[76]这种权利失衡的现象导致了苏共领袖专权，广大党员没有自主性、主动性和自律精神，他们认为党的政策和决议与自己无关，只是驯服地执行上面的指示与命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应该改变这种情况，恢复党的生机与活力。 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从体制机制上改革党，他只是一味地变动干部，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到1986年3月6日苏共二十七大闭会，戈尔巴乔夫对苏共最高领导层进行了4次重大的人事变动：有2人从政治局候补委员递升为政治局委员（切布里尼科夫、谢瓦尔德纳泽）；有2人从中央书记处跃升为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雷日科夫）；有2人由中央委员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塔雷津、索科洛夫）；有3人从地方调任中央书记（尼科诺夫、叶利钦、扎伊科夫）；有3人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格里申、吉洪诺夫、罗曼诺夫）；解除了76岁的鲁萨科夫的书记处书记职务。与此同时，对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政府各部委、各共和国、市和州的领导班子也进行了大调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17名正副主席中有8人被撤换，部长会议13个正副主席中有7人退休，新提拔了7人；有3个共和国的党中央一把手被解职，6个共和国的部长会议主席、9个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易人，35个部长、46个区委第一书记易人。苏共二十七大组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新班子，政治局委员有：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阿利耶夫、沃罗特尼科夫、葛罗米柯、扎伊科夫、库纳耶夫、雷日科夫、索洛缅采夫、切布里尼科夫、谢瓦尔德纳泽和谢尔比茨基。政治局候补委员有：杰米契夫、多尔基赫、叶利钦、斯柳尼科夫、索科洛夫、索洛维约夫、塔雷津。中央书记有：戈尔巴乔夫、比留科娃、多勃雷宁、多尔基赫、扎伊科夫、齐米亚宁、利加乔夫、梅德韦杰夫、尼科诺夫、拉祖莫夫和雅科夫列夫。有1/3的中央委员是新人，在政治局委员中只有葛罗米柯、库纳耶夫和谢尔比茨基、利加乔夫4人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亲密支持者，戈尔巴乔夫已经牢牢地掌握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是，戈尔巴乔夫还是感到改革受到了阻碍，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通过了《苏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决定》。全会提议修改选举法，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的各级干部均在党委会的全体会议上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企业各级领导的选拔与更换也必须通过选举。但在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及各共和国的第一书记仍然掌握着干部的任免大权，党员和民众对干部的任免影响并不大。如：1988年9月30日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普戈被选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0月4日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召开全会选举新的第一书记，其程序与以前并无实质区别，先是普戈谈形势和对第一书记职务的要求，然后他推荐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亚·瓦戈利斯为候选人，并强调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已经跟瓦戈利斯谈过话，政治局支持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关于瓦戈利斯为第一书记候选人。推荐阿·戈尔布诺夫为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77]绝大多数人的发言都支持普戈的动议，但也有人提议应该举行秘密投票，把阿·戈尔布诺夫也列入第一书记候选人名单，最后还是把亚·瓦戈利斯一人列为秘密投票的候选人，他也高票当选（117票），没有人投反对票，有2票弃权。 虽然戈尔巴乔夫强调实行民主，但这种民主并没有体现在党的领导体制上，党的领导与决策并没有实现民主化与科学化，一方面是党内派别林立，另一方面仍然是个人专断，缺乏有力的监督与制约，许多重大问题都由戈尔巴乔夫一人说了算。戈尔巴乔夫在安排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工作时，常常让不同的人负责同一项工作，如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都负责意识形态工作、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都在对外政策上有发言权等。博尔金在评述这件事时指出：“戈尔巴乔夫挑起大家冲突和争吵的本事实属罕见，我始终不明白，他是想利用这种关系的不协调来达到轻松地领导政治局的目的，还是由于个人性格和缺乏必要的经验才造成这种局面。但是，最后只有一个结果——政治局会议上互相拆台，常常无法通过一致的决定。”[78]1989年底，苏联人民代表在一份声明中对苏共的评价是：“作为积极的群众性政治组织的苏联共产党，一般说来已不存在。大家都知道，这是宣传职能。像从前一样，它只是一个自我产生的机构。在这个机构中加入了许多努力工作的人和有理智的人，但是他们不占大多数，而主要的是作为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系统的机关，其中包括国家机关，按起源和职能而言属于极权机构，与真正的改革并不相容。”[79] 由于举措失当，戈尔巴乔夫欲通过改革改变党的形象，没有取得多少成效。据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中心在1990年10月24日至11月5日在党员中进行的社会调查显示，21%的被调查者认为党组织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威信，67%的被调查者认为它残存的一点威信也正在丧失；20%的共产党员对自己的党员身份持动摇、中立、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虽然表面上没有退出苏共，实际上已不参加党的政治生活，不参加会议，也不交党费。半数以上的党员拥护取消企业、军队、法院、检察院、内务机关中的党组织。[80]共产党员对党的态度尚且如此，党在普通民众中的威信与地位可想而知。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局没有反对政变。中央委员会未能采取坚决的立场去谴责和阻挡，没有发动共产党员去同践踏宪法的行为作斗争。阴谋家中竟有党的领导干部。许多党委会和大众新闻媒体支持了国事犯的行动。这将共产党置于错误的境地。许多党员拒绝与阴谋家们合作，谴责政变并且加入到反对政变的斗争中。谁也没有权利对所有共产党员进行无理指控，而我，作为总统，认为有责任保护他们，作为公民免受无理的指控。在这种局势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应该做出艰难的、但是很切实际的决定：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命运由它们自己决定。我认为自己不可能继续履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能，并让出相应的全权。我相信，忠于宪法和社会振兴方针的充满民主精神的共产党员们，一定会主张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能够同一切进步力量一起，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继续推行根本的民主改革的党。”[81]在解散苏共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没有召开任何会议，一句“建议苏共自行解散”的话就把这个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无产阶级政党解散了，恰恰说明戈尔巴乔夫没能实现党的民主化，苏共仍是一个听命于总书记的党，这样的政党很难承担起改革的重任，解决纷繁复杂的问题，完成改革事业。 总之，戈尔巴乔夫想通过新思维改变人们固有的观念，改变苏联国家的停滞状态，使社会主义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在6年的改革中，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目标在变化，实现新思维的方法与途径也在变化，新思维的目标（不管是最初提出的，还是最后确立的）并没有实现，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没有成功。但是，戈尔巴乔夫及苏共提出社会主义应该为人服务，人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等思想还是值得研究的，新思维实践中的教训也是值得总结和吸取的，不能因为苏共失去执政地位就对此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1] 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第52页。 [2] 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3] Согрии В.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ю（1985-2001：от Горбачёва до Путина），М.：Весь Мир，2001，с.251-252. [4] 亚历山大·加尔金：《戈尔巴乔夫改革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第74页。 [5] 鲍里斯·斯拉文：《当代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诠释》，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第129页。 [6] Susan M.Peterson，Perestroika，the Cold War 1945-1991，3 vols，Detroit，Mich.：Gale Research，1992. [7] 米哈伊尔·戈尔什科夫等：《俄罗斯人20年后看改革》，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第351～354、370～371、377页。 [8] 许新等：《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199页。 [9] 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第714页；陈之骅等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708页；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860页。 [10] 许新等：《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第198页。 [11] 陆南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第524页。 [12] 俄语一般意义的改革（реформа），是指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良、改进；而戈尔巴乔夫使用的“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则有“重建”、“重构”，甚至有“推倒重来”之意，这在苏联改革史上首次使用。 [13] 俄文书名为：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在中国通译为《改革与新思维》。 [14]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关于继承二十六大方针的讲话，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500页。 [15] 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岑鼎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第18页。 [16] 米·谢·戈尔巴乔夫：《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87，第28、29页。 [17] 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第430页。 [18] 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1987年1月27日），苏群译《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87，第132页。 [19] 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1987年1月27日），苏群译《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第142、143页。 [20] 戈尔巴乔夫：《关于党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1987年6月25日），苏群译《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第369页。 [21] 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477页。 [22]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21页。 [23]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95页。 [24]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95页。 [25]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104页。 [26]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8年第5期，第18页。 [27]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8年第5期，第22、23页。 [28] 米·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86，第63页。 [29]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43页。 [30]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61页。 [31]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65页。 [32] 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关于公开性》的决议，《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12～513页。 [33] Волкогонов Д.А. Семь вождей：В2 кн.кн.2. М.：Фирм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1999，с.315. [34] 鲍·斯拉文：《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修订版），孙凌齐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第22页。 [35]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118页。 [36]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126页。 [37]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123页。 [38]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121页。 [39] 戈尔巴乔夫：《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第43页。 [40]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第679页。 [41]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116、117页。 [42]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123页。 [43]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510页。 [44] 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519页。 [45]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516页。 [46] Киселева А.Ф.，Щагина Э.М.（под ред.）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1946-1995），М.：Гуманит.изд.центр ВЛАДОС，1996，с.323. [47] 《苏联人民代表关于政治改革的声明（摘录）》，《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28页。 [48]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改革》，《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1期，第2、3页。 [49]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改革》，《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1期，第5、7、11、12页。 [50]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642页。 [51] Волкогонов Д.А. Семь вождей：В2 кн.кн.2. c.312. [52] Власть и оппозиция. Российс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 XX столетия. М.：РОССПЭН，1995，с.313. [53] АГ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档案），Фонд 10，опись 2，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М.：АСТ，2007，с.126。 [54] АГФ，Фонд 10，опись 2，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с.127. [55]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资料编辑中心编《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第4页。 [56]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资料编辑中心编《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选编》，未刊，第124、125页。 [57] 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第209页。 [58]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515页。 [59]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2，с.239-241. [60]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2，с.287. [61] 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第186页。 [62] 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574页。 [63] 斯拉文：《尚未结束的历史》，第18页。 [64] 《安德列耶娃谈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10～511页。 [65] 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第146页。 [66] 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589页。 [67]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457页。 [68] 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第186页。 [69] 斯拉文：《尚未结束的历史》，第39页。 [70] 《科诺托普就民主化与公开性问题致信戈尔巴乔夫》，《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21页。 [71] 阿·亚·索布恰克：《苏联政局演变中的一次重要转折》，徐小海等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第148页。 [72] 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新华出版社，2002，第145页。 [73] 《波洛兹科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44～545页。 [74] 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1月的支持率为44%，12月则降至21%；73.4%的被调查者支持叶利钦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上的工作。转引自Л.Н.多布罗霍托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政治对抗1500天》，新华出版社，1993，第235页。 [75] 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454页。 [76] Оников Л. КПСС：анатомия распада. Взгляд изнутри аппарата ЦК. М.：Республика，1996，с.75. [77] 《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八次全会记录（1988年10月4日）》，沈志华收集和整理《苏联历史：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25卷（下），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藏。 [78] 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228页。 [79] 《苏联人民代表关于政治改革的声明》（摘录），《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28页。 [80] 陈爱茹编译《苏共解散前夕共产党员的情绪》，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 [81] 《戈尔巴乔夫关于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的申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51页。 分崩离析：民族问题的总爆发与苏联解体 中共中央党校 左凤荣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改革的进行，长期被掩盖的民族问题也浮出了水面，从80年代末期开始愈演愈烈，从要求本民族权利的民族主义发展成民族分离主义，这一问题的恶性发展直接导致了苏联这个联盟国家的解体。 苏联的民族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苏联官方宣称民族问题早就解决了，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法国学者埃莱娜·唐科斯在1978年出版的《分崩离析的帝国》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苏联的民族问题，他认为，“六十年中，苏联政府完成了一些巨大的社会改革工作。无疑它遇到过许多问题。但在它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显然是民族问题。像它所继承的沙俄帝国一样，苏维埃国家似乎也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该书分析了苏联存在的大量民族问题，认为“苏联不是一个消除了一切差别的完全统一的大家庭，各民族对自己领土和文化的感情并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这些大小不同、情况各异的民族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与中央政权发生了明显的危机”。[1]伦敦大学历史系教授休·塞顿-沃森认为，“苏维埃时代，俄罗斯化重于俄罗斯民族主义。俄罗斯化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政策，而是苏维埃帝国政治、经济集中化政策的意外结果。苏维埃自1917年至今，苏联领导人从来没有因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而狂热过，其言辞恭维了俄罗斯民族，而其行为却在清除俄罗斯的文化遗产”。[2]萨哈拉姆·阿卡巴扎德则指出，苏联相信它拥有对它的成员共加国和土地的全部主权。因此在苏联统治的近70年里，俄罗斯人在全苏联居于支配地位。这就使苏联境内各民族产生了一种被侮辱感，于是想恢复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及民族文化，而当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之时，非俄罗斯人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和高加索地区各国便向统一的苏联民族的神话发起挑战。他们拒绝接受他们是自愿加入苏联这一官方说法。他们要求复兴他们的民族文化和历史，直至真正的自治以至独立。[3] 由于民族政策上的偏差和失误，美国学者大卫·安兹和米切尔·科兰明确指出，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民族主义已经在全国各个部分复兴，以至于海伦·凯勒预言“莫斯科面对的所有问题中最紧迫的和最顽固的就是由少数民族提出的”。[4]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邓洛普认为，“如果将来的领导人中包括一些民族主义者或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同情者，那么他们就会采取有力的措施改善苏联俄罗斯人民的条件，其产生的副作用很可能是俄罗斯民族撤离边境，放松对非俄罗斯地区的控制。这种让步减轻了压力，从而促进了真正的联邦制的产生，甚至导致某些边境共和国脱离联盟”。[5]西方学者还注意到了国际的影响，在20世纪更加广阔的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是重要的政治话语，而苏联的民族群体自然不能不受其影响。因此，正是长期被苏联政府和戈尔巴乔夫所忽视的“民族的叛乱”最终毁坏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6] 美国学者科恩把苏联解体看成是一场悲剧，认为苏联完全可能通过渐进的改革拯救自己，就像美国废除奴隶制那样。他不同意把苏联说成是一个帝国或特殊帝国的解体，而是从另外的角度解释苏联的解体，即苏联的解体不同于其他帝国（包括俄罗斯帝国）是战争或革命的结果，促使苏联瓦解的力量不是边远殖民地区的分离主义，而是“帝国”自身的中心地区的政治领导。他认为经济因素在苏联解体中不是主要的，“苏联是被政治而不是经济打垮的”。苏联解体的现实原因是个人因素，主要是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在同一个政治舞台上的争夺。[7]英国学者雷切尔·沃克与科恩的观点相近，他说当俄罗斯“决定收回自己的主权时，‘中央’就会失去维持其权力的财富来源，戈尔巴乔夫成了没有国土的总统，苏联政府成了没有领土可以统治的政府”。[8] 苏联民族问题的总爆发与戈尔巴乔夫改革直接相关，尽管苏联一直存在民族问题，但没有合适的条件和土壤，这一问题处于隐蔽状态，美国施罗德教授研究了苏联发展日益缓慢的经济，他认为，“在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导致族际关系紧张和民族冲突的潜在因素大量存在着。尽管民族主义活动会时常发生并越来越具有破坏性，但是，在没有严重的国内剧变或国际冲突的条件下，很难相信它们会对现存的政治秩序造成严重的威胁”。[9]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这一问题被压住了，民主公开性之风把它吹开了。 中国学者也很重视对苏联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之间关系的研究，赵常庆等著《苏联民族问题研究》一书从沙俄时代讲起，从理论到实践分析了苏联的民族问题，并有专门一章论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民族问题，概述了这一时期民族问题的表现、产生的原因、解决的措施。该书认为，“苏联民族问题的产生、激化直至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苏联的解体与某些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膨胀有很大关系”。对于民族问题与苏联改革的关系，赵常庆等人认为“民族冲突是造成戈尔巴乔夫改革流产的重要原因之一”。[10]吴楚克的《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一书，也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论述了苏联的民族问题，他的观点显然与赵常庆等人不同，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放弃共产党领导权以及和平演变是导致苏联裂变的根本原因。[11]此外，在一些有关苏联兴亡的著述中，也大多涉及民族问题。[12]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些著述的一个共同的弱点是没有对当时发生的涉及民族问题的重大事件进行详细的分析，大多只是一笔带过；在史料的运用上，也基本上以当时的报刊资料为主。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伊始并没有意识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他接受的是苏联民族问题已经解决的观念。事实是苏联的民族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苏联的民族问题是长期积累的问题，这里既有民族理论本身的欠缺和民族政策的失误，也有外部世界的影响，更有国家体制不合理带来的问题。在改革年代民族问题的出现是正常的，戈尔巴乔夫的失误在于没有正视这一问题和及时化解出现的矛盾与冲突，在革新联盟的问题上缺乏远见。本文认为，民族问题的爆发引发了苏联的解体，也葬送了苏联的改革，但苏联的解体不是必然的，是许多政策失误的结果；在资料的运用上，本文尽量用一些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记述。 沉重的历史包袱和民族问题总爆发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沙皇俄国时期，由于不断向外扩张，俄国吞并了周边许多大大小小的民族，形成了多民族国家。在苏联时期，虽然出现过许多侵害少数民族的事件，但其成就也是不容否认的，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很大发展，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高，民族融合的趋势也在发展，形成了许多由不同民族成员组成的家庭。据统计，不同民族成员组合成的家庭在1979年占家庭总数的14.9%，1989年占17.5%（在7710万户家庭中合成家庭有1280万），如果加上这种家庭的双方父母家，其数目更大。用俄语作为交际语言的非俄罗斯族人在1926年是640万人，而到1989年已经达到1870万人。[13]到1989年苏联有2.867亿人，其中俄罗斯族有1.452亿人（占50.6%）。在俄罗斯俄罗斯族占1.474亿人的81.5%，81.4%的苏联居民、88%的俄罗斯居民认为俄语是自己的民族语言并能自由掌握。[14]苏联领导人很得意，认为苏联已经成功解决了民族问题，形成了“苏联人”共同体，实际上苏联的民族问题并没有解决，这表现在许多方面。 （一）苏联按民族划分行政区域，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苏联的国家结构是按民族属性划分的，结构特别复杂，苏联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区，共有53个之多。在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有16个民族自治共和国，5个民族自治州和10个民族自治区，其中有4个是两个民族共同自治的。据1989年的调查，在俄罗斯16个民族自治共和国中，多数的冠名民族都不占多数，如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巴什基尔人只占21.9%，俄罗斯族人占30.3%；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布里亚特人只占24%，俄罗斯族人占70%；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卡尔梅克人占45.4%，俄罗斯族人占37.7%；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卡累利阿人占10.0%，俄罗斯族人占到了73.6%；科米自治共和国，科米人占23.3%，俄罗斯族人占57.7%；马里自治共和国，马里人占43.3%，俄罗斯族人占47.5%；摩尔多瓦自治共和国，摩尔多瓦人占32.5%，俄罗斯族人占60.8%；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乌德穆尔特人占30.9%，俄罗斯族人占58.9%。民族人口占多数的自治共和国只有：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奥塞梯人占53.0%；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鞑靼人占48.5%，俄罗斯族人占43.3%；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图瓦人占64.3%；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楚瓦什人占67.8%。由两个民族共治的自治共和国，力量也是不均衡的：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车臣人占57.8%，印古什人只占12.9%，俄罗斯族人占26.7%；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卡巴尔达人占48.2%，巴尔卡尔人只占9.4%，俄罗斯族人占32%。在五个自治州中，没有民族人口占多数的，如犹太自治州犹太人只占4.2%，俄罗斯族人的比例高达83.2%。在10个民族自治区中，只有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科米—彼尔米亚克自治区的冠名民族的人口占了多数，其余都是俄罗斯人居多，超过半数。[15]“在这种结构下，有一些民族自然产生了为了拉平和提高自己的‘国家’的地位或者获得这种地位的想法”。[16] 苏联这种以民族属性划分国家行政区划的做法是不科学的，为什么有的民族可以建立共和国、自治共和国，有的只能建立自治区，有的还没有这样的权利；有的自治共和国建立了又被随意取消，如伏尔加河日耳曼人共和国和克里米亚鞑靼人自治共和国；有的民族自治地区显然名实不符，冠名民族并不占多数。这一方面造成了对民族属性的强化，苏联国民首先认同的是民族属性，而不是国家属性；另一方面造成国中有国，各行政区之间人口、面积、经济实力极不平衡。 （二）苏联的联邦制潜伏着巨大的冲突 俄罗斯帝国解体后，在后来苏联领土的范围内，在法律地位上与俄罗斯联邦并列的还有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它们各有自己的行政建制——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有自己的军队和货币。在国内战争时期，在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共和国通过与俄罗斯联邦签订双方条约这一形式，结成同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在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下，成立了联合的人民委员部（包括军事、财政、劳动、交通、邮电等），这些委员部在各共和国驻有全权代表。国内战争结束后，如何处理俄罗斯联邦和其他各共和国的关系问题提上了日程，在成立国家联盟的问题上，列宁与斯大林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斯大林当时负责民族事务，他拟定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和各独立共和国的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称为“自治化”方案），要求其他民族国家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赞成，白俄罗斯主张维持现状，实际上反对这样做，乌克兰干脆不予理睬，格鲁吉亚坚决反对。列宁认为，这个“自治化”方案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他主张：“我们承认自己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其他共和国是平等的，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新的联邦。”“重要的是我们不去助长‘独立分子’，也不取消他们的独立性，而是再建一层新楼——平等的共和国联邦”。[17] 列宁与斯大林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建立强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列宁也不赞成国家分裂成许多小国。斯大林与列宁分歧的根本点在于：斯大林没有完全理解俄罗斯民族问题的特殊复杂性，想用行政压制的办法解决问题，而列宁认为通向这一联盟的道路是自愿的，不能靠暴力。早在1917年10月列宁就说过：“我们希望俄罗斯（我甚至想说大俄罗斯，因为这样更正确）人民的共和国能把其他民族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但用什么方法呢？不是用暴力，而是完全靠自愿的协议。否则就要破坏各国工人的团结和兄弟般的联盟。”“‘自决’一词曾多次引起曲解，因此我改用了一个十分确切的概念‘自由分离的权利’”，“我们尤其必须承认分离的自由，因为沙皇制度和大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压迫在邻近的民族里留下了对所有大俄罗斯人的极深的仇恨和不信任；必须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论来消除这种不信任”。[18]这里体现了列宁的辩证法思想，承认分离的自由，但并不等于鼓励分离。 列宁与斯大林的分歧还表现在国家体制上。斯大林坚持把苏联建成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列宁则主张建立名副其实的联邦制国家，在这个联盟国家里，首先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决裂。列宁强调尊重少数民族共和国的权利，他说：“在加入我们联盟的其他各民族共和国中使用民族语言这个方面应制定极严格的规章”，“这里要有一个详细的法典，这个法典只有居住在该共和国内的本民族的人才能够比较成功地拟定出来”。“只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在其他方面恢复各个人民委员部的完全独立”。[19]列宁主张，不是靠强制，而是靠联盟内各成员国间的平等，靠联盟能增进各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当时正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政策主张是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放开手脚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1922年12月30日，苏联成立，并得到各民族的接受与认同，主要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存在独立的民族国家，但这些国家都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统一的；乌克兰等少数民族为能与大俄罗斯民族在联盟中拥有平等的权利而感到满足；面临着共同的来自资本主义方面的外部压力。在苏联成立之时，斯大林虽然接受了列宁的建议，收起了“自治化”方案，但列宁的设想并未完全变成现实。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斯大林仍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没有让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作为平等的成员加入联盟（它们以外高加索联邦的名义加入，1936年它们才各自成为加盟共和国），主要原因在于格鲁吉亚是“自治化”方案的坚决反对者。虽然宪法规定苏联是联邦制国家，但随着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形成，苏联实际上变成了单一制国家。苏联成立时，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的部级机关只有10个，到1947年，部长会议下设的部已达到58个，到1982年，苏联有33个全联盟的部和31个联盟兼共和国的部，6个全苏国家委员会和14个联盟兼共和国的国家委员会，总计84个。再加上其他中央直属机关26个，总数已达110个。在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中央集中了大量的权力，地方权限很少，各加盟共和国根本就没有自主权，它们支配的工业产品还不到全苏工业总产值的10%。苏联长期排斥市场经济，用行政手段管理国家，人为地在全国搞劳动分工，常常违反经济发展规律，如乌兹别克生产棉花，棉布却不能自己生产；土库曼斯坦产天然气，这里90%的居民却用不上天然气；哈萨克斯坦是畜牧业基地，肉的供应却很紧张。中央迫使中亚国家向单一经济发展，把哈萨克斯坦适宜种棉花的土地划给乌兹别克，又把乌兹别克适宜种粮食的土地划给哈萨克斯坦，把乌兹别克适宜放牧的土地划给塔吉克斯坦。这些共和国感觉没有平等地位，它们只是中央命令的执行者，根本就谈不上有自己的经济自主权。这种单一性体制的权力不平衡潜藏着严重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苏联在事实上是单一制国家，而在宪法上却是联邦制国家，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宪法和国语，在1924年宪法中规定了每个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载有“共和国主权”的提法，规定“各加盟共和国的疆域，非经该共和国的同意，不得变更”。1936年宪法甚至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同外国发生外交关系、签订协定和互派外交代表和领事，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有本共和国军队的编制。1977年宪法中也明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联盟的权利，只是没有具体细则，因为根本没打算实行。既然宪法规定了各民族国家有退出联盟的“自由”，所以当各民族国家纷纷宣布独立于苏联之时，许多人认为他们这样做并没有违背宪法。 （三）民族不平等政策留下的隐患 在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的民族地区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也出现了大量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斯大林时期造成的，后来的领导人又没有很好地解决。戈尔巴乔夫当政后，仍然面临着这些问题，民族问题的突然爆发，严重干扰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在行政区划的问题上，斯大林在划分各地区疆界、分配自然资源和土地时，并没有完全按民族来划分，几乎各共和国都有其他民族的聚居地，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边界也是犬牙交错，留下了许多隐患。 在确立苏联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过程中，斯大林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落后的中亚地区，强行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严重破坏了这一地区的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在30年代大清洗的过程中，许多民族地区的领导人被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被处死或关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对少数民族不信任，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把居住在苏联西部的3万多波兰人、居住在远东的10多万朝鲜人、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40多万德意志人等，从他们的居住地强行迁至中亚和西伯利亚。二战后期，斯大林又以与德军勾结为名，把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整个民族驱逐到中亚，许多人在迁移过程中死亡，新居住地实际上成了他们的劳改营，斯大林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整个民族进行惩罚给这些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是苏联民族关系史上极不光彩的事件，成为影响苏联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苏共二十大后，苏共为一些少数民族平反，并允许他们返回原住地，但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如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等虽然得到平反，但不允许他们返回原住地，也没有恢复他们的民族自治实体。1987年7月9日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说：“44年来我们积累了250卷要求恢复公正的签名和声明。”[20] 斯大林在语言文化上推行俄罗斯化政策，30年代哈萨克人通常使用的阿拉伯字母被拉丁字母，后来又被基里尔字母所代替。纳扎尔巴耶夫深有体会地说：“苏联的民族政策是从俄罗斯帝国那里继承下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不管用怎样响亮的意识形态口号来加以掩饰，他们总是在继续，时常以更残酷和反常的形式继续沙皇制度下开始做的事情。这个制度也好，那个制度也好，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对待民族边区方面都推行一种强硬的政策。无论是这个，还是那个制度，从来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注意地方居民的利益，对他们的所有抗议行动一律残酷地进行压制。”[21] （四）苏联时期扩张和兼并的影响 斯大林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逐渐放弃了列宁关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俄国民族关系的主要问题的传统提法，把反对所谓地方主义倾向放在首位，地方上的一些合理要求往往被他当成地方民族主义进行反对。在卫国战争期间，各民族的人里都有投敌行为，如弗拉索夫率领的“俄罗斯解放军”大部分人是俄罗斯人，斯大林对此却闭口不言，在1945年5月24日招待红军将领的讲话中，他说：俄罗斯民族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是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而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斯大林努力为沙俄的侵略扩张辩护。他批评恩格斯1889年2月写的《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一文，他说：“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当作一篇指导性的文章，或者不管怎样，从说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问题的角度来看，总是一篇对我党工作人员极有教益的文章。然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从它的内容中就可看出，尽管有其优点，可惜却不具备这些性质。不仅如此，它还有许多缺点。如果文章发表时不加批判，这些缺点是会把读者弄糊涂的。”他用讥讽的口吻说：“大概恩格斯在写这篇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文章（恩格斯的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有战斗性的抨击性文章）时，写得有点兴奋了，出于兴奋，所以一时忘记了某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情。”[22] 斯大林极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欲把十月革命后失去的沙俄旧有领土收回，斯大林利用二战前后的有利时机，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于1944年10月10日从中国吞并了唐努乌梁海地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得到了687707平方公里的土地。莫洛托夫对此做了生动的描述：“作为外交部长，我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版图。看起来，这个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并不坏。……战后一份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被送到了斯大林的别墅。那地图并不大，只有小学生教科书那么大。斯大林用摁钉把它钉在墙上，说：‘咱们来看看，我们都得到了什么……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兰对我们是犯有严重罪过的，所以我们把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进了。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现在重归我们所有。咱们的白俄罗斯人现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乌克兰人居住在一起了，摩尔达维亚人也集中住在一起。西方的情况正常。’说着，他转而指向东方边界：‘这里的情况如何呢？千岛群岛现已归我们，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斯大林边说边用烟斗在地图上的中国一带画了一圈，‘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可这儿的边界我不喜欢！’斯大林说着指向了高加索以南的地方（指土耳其海峡——引者）。”[23]在日本投降时，斯大林发表的《告人民书》中，把苏联对日本的胜利看成是对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报复，是为战败的沙俄雪耻。他说：“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并且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这就是说，萨哈林群岛和千岛群岛将归苏联所有，从此以后，这些地方不再是使苏联同大洋隔绝的工具，不再是日本侵犯我国远东的基地，而是苏联同大洋直接联系的工具，是我国防御日本侵略的基地。”[24] 斯大林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吞并成为影响苏联稳定的重要问题。1939年8月23日，在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所附加的秘密议定书及1939年8月28日签署的苏德秘密议定书，把波罗的海三国划归了苏联。1939年9、10月间，苏联又分别与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签订互助条约，规定苏联在三国境内有驻军、建筑军港和空军基地的权利，但是，斯大林并不以此为满足，1940年6月，苏联照会三国政府，指责他们对苏联不友好，提出三国应该改组政府，8月初苏联正式吞并波罗的海三国。苏联此举超出了苏德秘密协议的范围，希特勒十分不悦，苏德就此举行了会谈，并于1941年1月10日签署秘密议定书，为了补偿德国的损失，苏联政府向德国支付750万美元，相当于3150万马克。三国加入苏联后，斯大林把数以十万计的当地居民强迫迁至苏联内地或驱逐出国。波罗的海三国始终存在着要求独立的势力，当地的反抗从未停止过，为苏联解体留下了隐患。 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奉行民主化与公开性政策，这为长期被压制的民族问题的浮出提供了条件，民族问题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趋势，其表现也多种多样：有以立陶宛、格鲁吉亚为代表的反抗联盟政权的民族分离主义；有少数民族反抗共和国主体民族的运动，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为代表；有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支持俄罗斯脱离苏联的运动；有受到斯大林不公正待遇的民族要求返回家园的斗争。在这里，地方领导人的自私行为和权欲起了很大作用。 1988年初在戈尔巴乔夫规划下一步的改革步骤时，民族问题这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挡住了去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苏姆盖特市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第比利斯事件、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运动等接踵而至，这些民族冲突各有各的原因。但是，戈尔巴乔夫及苏共领导对许多突发的民族冲突事件处理失当，民族冲突的战火没有被熄灭，最后烧掉了苏联这个多民族联盟的大厦，也终结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对民族矛盾估计不足 苏联共产党长期把民族问题等同于阶级问题，认为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民族问题也解决了，对民族问题的评价一直都比较乐观，认为苏联各族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各族人民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已经形成了。戈尔巴乔夫也深信这一点，对民族问题估计不足。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始时，并没有涉及任何民族问题方面，在1986年2月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苏共纲领中，声称过去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在苏联已得到顺利解决。在1987年纪念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宣布：“民族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革命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社会经济上为民族平等铺平了道路，为拉齐所有共和国、所有区域和所有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做了特别多的工作。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是十月革命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25]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还盛赞苏联民族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在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消除族际怨仇这个背景的衬托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独一无二的典范”。“如果我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那就不会有今天的苏联，它在社会、文化、经济和国防方面就不会像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如果没有使各共和国在事实上日益平等，如果没有在兄弟情谊和合作，互相尊重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结成共同体，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存在下去”。[26]戈尔巴乔夫看不到苏联在民族问题上长期积累的问题。在改革的开始阶段，他认为苏联在民族方面存在的一些矛盾是理所当然的，如民族自我意识提高，表现出一些民族主义倾向，不尊重其他民族的人的情绪，他要反对民族局限性和沙文主义、地方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反犹主义的任何表现，加强族际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苏共的公开性、民主化政策，为民族主义的全面爆发提供了条件，给他们提供了公开要求自己的权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绝好机会。在改革的气氛下，长期被压抑的民族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在民族问题上首先敲响警钟的是1986年3～4月间发生在雅库茨克大学一批俄罗斯青年和雅库特族大学生之间的冲突。接着是阿拉木图事件，1986年12月16日，苏共中央在未与哈萨克当地领导人商量的情况下，任命非哈萨克族出身的科尔宾取代库纳耶夫，引发民族骚乱。苏联当局把这看成是民族主义的抬头，采取了强力手段进行镇压。戈尔巴乔夫后来反思说：“12月25日，政治局通过一份十足传统的决议，目的并不是分析事态发生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而是要给点颜色让哈萨克斯坦、同时也让其他地方瞧瞧。人们遵循着这么一个业已形成的概念：一切都应当本着统一和友谊的轨道办，惟一的危险便是民族主义的本能暴动。这种暴动并非由于存在实际问题，而是历史遗祸，是外部力量的影响所致。”[27]此事实际上是已经复兴的民族主义在苏联改革时期的第一次公开表现，其警示作用本应该受到苏联领导人的重视，但戈尔巴乔夫却未予以重视，失去了在民族问题尚未转化成危机前调整民族政策的机会。 戈尔巴乔夫的盲目乐观并不能消除民族问题，1988年2月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尖锐化，2月18日戈尔巴乔夫提出在二月中央全会上专门讨论族际关系问题，“只有在尊重各民族的成就、荣誉、文化、语言和历史时，在尊重各民族间广泛的共同性时，才可能有真正的族际主义和各族间真正的友谊。苏维埃爱国主义是我们最伟大的价值观。与此同时，任何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都是与之不相容的。民族主义的任何形式都是盲目无知的”。[28]他强调按列宁的理论与实践原则处理民族问题。在2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才真正认识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应该给这些问题排排队。现在应该首先结束亚美尼亚混乱的局势，我们已授权（中央）书记处：着手研究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心平气和地研究，也不要弄明白多少就公布多少。在此要让他们的人也参加，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参加。应该成立一个代表委员会：由学者、知识分子组成，而不要只让党务和政工工作者参加。政工人员总是过多地束缚于分析事实的工作上：肯定的还是否定的。现在应该组建一个更加民主的委员会，指定领导人，让他们去考察、访问、讨论。”[29] 鉴于第比利斯事件，1989年4月10日，苏共意识形态部部长、法制部部长、党的建设与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给苏共中央提交给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边疆区委员会、州委员会关于维护法制的报告，要求转给各地方党委，他们指出：“今年4月10日塔斯社报道的关于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治局势的尖锐化情况，又一次表明了各地方党、苏维埃和维护法律各机关适时地采取预防措施的全部必要性。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和各边疆区及各州党组织注意，必须对每个地区正在形成的局势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分析，必须进行有效的、杜绝各种反社会现象的工作。党的委员会和基层党组织应保持高度警惕，在对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评价中不允许温情主义和无原则性，坚决杜绝任何旨在动摇国家基础的谰言，不放过任何一次违背法律的行为。……建议各党委会仔细研究执委会关于竭尽一切努力巩固每个地区的纪律、秩序和组织性的补充措施。”[30]但没有见到苏共中央下发这个通知。 民族问题日益尖锐，戈尔巴乔夫的反应明显滞后，苏共中央终于决定于1989年9月召开专门讨论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各地代表不同要求的信件寄到了苏共中央，有的说：“今天我们国家民族团结已经动摇了，在一些加盟共和国里发生了一些不健康的、导致民族关系紧张的事件。极端主义分子成了民族运动的领导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受到坚决抵制。在许多情况下共产党领导人给了他们主动权，而且佯装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有的说：“只有把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变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它的国民经济才有可能完全按全苏劳动分工的原则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合理地综合利用独一无二的自然、气候条件，物质和劳动资源。”有的说：“拉脱维亚民族被逐渐淹没在外来人的海洋里。由此产生了民族磨擦和共和国改革力量分裂的现实威胁。”还有的说：“我们、俄罗斯人已经为民族间的实际平等工作了70年。因此，我们长期观察了至今仍没有正常生活条件的非黑土地带。俄罗斯人散居在各民族边疆区，而在那里他们经常被提醒，当地居民应当有特权。苏维埃政权教导我们所有公民不分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不可动摇的公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一原则不适用于俄罗斯人。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我接受的是明显歧视俄语居民的法律。”[31]从这些信件看，普遍存在着不满，苏联的民族关系确实到了该重新研究和解决的时候了。 在1989年9月19～20日召开的讨论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党在目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苏共纲领）》，提出的基本任务是：对苏维埃体制加以改造，用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内容加以充实；扩大各种不同形式的民族自治的权利和机会；保证每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为自由发展民族文化和语言创造条件；加强各种保障，以杜绝根据民族特征限制公民权利。[32]但这个决议为时已晚，各地的民族主义已经发展起来，这个决议的针对性不强，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因此，很少有人对其感兴趣，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9月23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共和国主权宣言，25日立陶宛宣布1940年并入苏联不合法。 改革联盟体制，从实际上的单一制向联邦制过渡，扩大共和国和自治体的权力，扩大地方的管理职能，应该是当务之急。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根本没意识到这一问题，没有对联盟体制及时做出修改，没有想到改组联盟。1989年5月11日在讨论波罗的海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曾提出，“如何实实在在地改造我国的联邦制要思考、再思考。否则真的要全部完蛋”。[33]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要划分联盟、共和国、自治区的权限。9月全会首次提出制订并签订联盟条约的问题，但直到1990年苏共中央2月全会后才把这一问题提上日程，戈尔巴乔夫本人则直到1991年春天才积极加入制定新联盟条约的进程中来。纳扎尔巴耶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基本错误在于，他没有倾听加盟共和国要求赋予他们经济独立的呼声。除波罗的海诸国外，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含哈萨克斯坦在内，并没有追求分离、完全和盲目的独立。我们想到一点——可能会自我掌握本身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应及时向各共和国提供在联盟框架中最大的独立。我相信，国家可以避开以后很多动荡”。他认为，“如果哈萨克斯坦90%的工业置于莫斯科各部的监控之下，怎么可能独立地整顿经济局势呢？遗憾的是，我多次有关提供更多的经济独立的要求成了旷野呼声”。[34] 1989～1990年通过了扩大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权限的《关于苏联地方自治和地方经济的基本原则法》；明确保障民族语言自由发展和使用的《苏联民族语言法》，《苏联和联邦各主体成员间权限划分法》等。1990年4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解决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有关问题的程序法》，规定退出苏联的共和国要得到国民不少于2/3的赞成票之后才能宣布进入过渡期；其内部有自治实体的，投票要在自治实体中单独进行，这些自治实体有权决定留在苏联还是留在独立的共和国内。加盟共和国在退出苏联的决议通过后，要有一个过渡期，不超过5年，在过渡期内解决“要求退出的共和国在加入苏联时不属于该共和国的领土的地位”问题。但是，这个法令没人执行，没有一个共和国宣布独立和退出苏联时走了这个程序，而面对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联盟中央没有任何办法。 苏共中央对民族冲突事件处置不当 虽然民族问题呈现出越来越尖锐化的趋势，但开始并没有马上提出脱离苏联而独立的问题。在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乌克兰西部民族主义比较强烈，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存在着很强的反俄情绪，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主要是争夺纳卡州的归属。然而，由于苏共领导人处置失当，使得这些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激化。突出的有以下几次重大事件。 （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发展成民族仇杀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在苏联南高加索阿塞拜疆共和国境内，面积4400多平方公里，80年代末的人口约18万，80%左右是亚美尼亚人，信奉基督教。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行政中心为斯捷潘纳克特。1923年7月，在没有成立自治州之前，该地区属亚美尼亚管辖，叫汉肯德村。1923年7月7日成立自治州，为纪念邵武勉而改名，并由联盟中央政府决定，划归阿塞拜疆管辖，当时该州居民90%为亚美尼亚人。这是斯大林做出的决策，完全违背了该地区人民的愿望。对此，亚美尼亚一直十分不满，一有机会就要求联盟中央“纠正”。自1987年10月开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展起来，人们希望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解决这一问题，由此使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两族之间的关系也紧张起来。 1987年纳卡州的7.5万人签名寄给戈尔巴乔夫，要求将之与亚美尼亚合并，戈尔巴乔夫没有答复。1988年2月，冲突开始，亚美尼亚人开始游行和罢工，2月20日，纳卡州州委会以亚美尼亚代表110票对缺席的阿塞拜疆代表30票通过了致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呼吁书，要求把该州转归亚美尼亚管辖。苏共中央本应该纠正历史的错误，公正地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苏共中央并没有立即着手解决这一问题。2月21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讨对策，戈尔巴乔夫强调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反对改变疆界，他建议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共和国的领导聚集在一起，自己解决问题，他派利加乔夫和拉祖莫夫去巴库，派雅科夫列夫和多尔吉赫去埃里温，分别做双方的工作。政治局要求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使局势正常化，两国领导人对此都不满意。 1988年2月26日，戈尔巴乔夫告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人民书发表，呼吁两个共和国的居民在民主进程和法制框架内行事，认为现有民族地区布局的任何更改，都有损于民族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现在最主要的事是集中克服复杂的局势，解决具体的经济、社会、生态和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积累的其他问题……我号召你们表现出公民的成熟性和自制力，回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中，维护社会秩序”。[35]公开信的内容，立即引起亚美尼亚人的反对。当天，戈尔巴乔夫还会见了亚美尼亚创作界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谈了对局势发展的担忧，要求大家保持团结和友谊。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事态压下去，到2月26日，埃里温的示威人数就达到了100万人，并从和平示威发展到兵戎相见。那里的一切都已陷于瘫痪，一切都停滞了。附近一些村庄的居民也开始成群结队地涌向埃里温，抗议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内容。巴库也举行了示威游行，阿塞拜疆的苏姆盖特市也立即发生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游行和骚乱，2月27～28日苏姆盖特发生了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两天内有32人被杀，其中亚美尼亚人有26名，100多人受伤，一些房屋和汽车被烧毁，许多亚美尼亚人的住宅遭洗劫，不少人遭殴打、强奸。一些10～100人不等的团伙在市内流窜，寻找下手的对象。当地警察没有干预，而实际上包庇暴徒，被拘留的20个人中16人被释放。[36] 面对日益尖锐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1988年2月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戈尔巴乔夫在会上通报说：“集会者在发言中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卡拉巴赫的问题，它与亚美尼亚合并的问题。他们说，斯大林时代对这一问题的决定是错误的，是在众所周知的条件下强加给人民的决定，是不正确的，因此现在应该在民主和改革的框架内解决。”[37]“现在，阿塞拜疆方面开始有反应了，首先是那里死了人，于是开始谣言四起。阿塞拜疆人由于担心遭到迫害已开始出逃，同时他们声明说，亚美尼亚人不让他们住在那里，于是导致了动荡。再说斯捷潘纳克特也不平静。现在阿塞拜疆那边也开始行动了。我似乎觉得阿塞拜疆的行动也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这在纳希切万表现得特别明显，那里也聚集了成群的人们”。[38] 亚佐夫通报了来自苏姆盖特的情况，一位将军在报告中说，部队刚好碰上一群年轻人胡作非为，于是驱散了他们，但这些人仍三五成群地继续为非作歹，他们烧毁汽车，行凶杀人，已经有14人被他们打死，还有许多人被送到医院。切布里科夫补充说：110人受伤。弗拉索夫通报说：有14人被打死，其中3名妇女，3名阿塞拜疆人，6名亚美尼亚人，其余两名死者身份正在调查，另外还有71人受伤，其中亚美尼亚人48名；6辆汽车被烧毁；在13座房屋里发生19起纵火案；政治教育所、公共汽车站遭到破坏；强暴案4起；54名警务人员遭围攻；已拘捕47名闹事者，其中有5名是趁火打劫者。[39] 戈尔巴乔夫也认识到苏姆盖特动荡不安，许多人趁火打劫，他同意国防部长下达命令，迅速把军校学员和其他部队派进苏姆盖特。他还协助空运了3000多名警察到那里。他们立即展开行动，到5点钟的时候已控制住了局势。对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及涉及的两个共和国，戈尔巴乔夫强调要稳定局势，他批评个别领导人卷入此事，“简短地说，现在应该控制住亚美尼亚，以免他们有过激的反应。我们原打算我们派往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同志能在星期一回来，这样我们可以在星期四交换一下意见，但现在我想，目前他们还得留在那里继续这一工作，而且还要加强。这项工作在亚美尼亚已经完成，但可能不够全面，尤其是在边境地区，因此这项工作也要在这里继续。现在应该把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都动员起来。我们现在急需情报，但你就是得不到情报。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人隐情不报，老是捂着盖着。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和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都有个别同志卷入此事，他们不干正事，但是什么都知道”。“他们对这种情绪暗送秋波，并甘当俘虏，现在更是难以自拔。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全会支持公开信，但他们却要求成立委员会。他们现在走得太远了，并且还在不断地煽动人民的情绪。这是事实。但我们还是要理解这一点，并像人们所说的，给他们一次机会。我们就做一些让步，改变一下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但一定要保持局势的稳定”。他提出应该采取的措施：一是要大力吸收人民参与局势正常化的进程；二是采取措施解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积累的矛盾，防止内讧蔓延；三是要采取措施加强这两个加盟共和国间的交往。[40]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在苏姆盖特实行宵禁，戈尔巴乔夫强调不能开枪，以防伤到群众。但没有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做出决议，只是要求把近三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信件整理成专辑。戈尔巴乔夫强调：“我们在民族事务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它超过了一切，这是基础，是运用改革和民主化阶段可以解决尖锐问题的基础。很明显，我们就应该这样安排工作，现在就立即结束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事件，分析其中的原因等等，仔细讨论。如果中央必须通过一项关于卡拉巴赫的决议，那也要等到共和国自己就其社会经济问题请求我们出面时再做。”[41]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加盟共和国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归属尖锐对立的情况下，苏共中央并没有做出裁决，戈尔巴乔夫还幻想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能达成协议，能够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苏共中央更换了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亚美尼亚，阿鲁秋尼扬取代了杰米尔强，在阿塞拜疆，韦济罗夫取代了巴吉罗夫，但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群众性的民族运动已经渗透到共和国的各级党组织中，对共和国的党政领导形成了压力，听命于莫斯科对他们不利。 1988年6月14日，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同意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并入亚美尼亚；6月17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重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仍旧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事件表明，这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不仅不阻止民族冲突，而且亲自参加和积极支持本国的民族主义者，这种倾向在其他地方也在发展，“越来越明显的是，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越来越得到党机关的支持。在苏联解体前，早在别洛韦日协定之前，党就开始依照民族原则解体”。[42] 苏共中央的政策是不能变更疆界，担心由此引发连锁反应，戈尔巴乔夫强调暴力不能解决民族问题。为了避免冲突演变成武装对抗，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决定自1988年7月26日起，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实行中央直接治理，并任命阿尔卡季·沃尔斯基为自己派驻斯捷潘纳科特的“全权代表”。1989年11月，沃尔斯基结束毫无成效的使命返回莫斯科，意味着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失败。 1989年底巴库局势又激化，阿塞拜疆的人民阵线十分活跃，1990年1月13～15日，一股反亚美尼亚和反俄罗斯的屠杀洪流在巴库出现，有数十人被殴致死，大批亚美尼亚人开始逃亡，“整个共和国到处都是暴行。有18个区的政权机构被捣毁，在与伊朗接壤的200公里长的边境线上，边防设施被毁坏”。[43]1月15日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讨论巴库的问题，但没有就此问题做出决议，会议决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和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的其他一些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巴库的局势继续恶化，许多非阿塞拜疆族人开始逃亡，18日晚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宣布在巴库实行紧急状态，市内筑起了街垒，苏维埃和党的机构已不能控制局势，1月19日，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颁布《告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人民书》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在巴库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决定从20日零时起在巴库实行紧急状态（一直持续到1991年8月）。1月19日深夜军队开进巴库，与人民阵线的战斗队发生冲突，83人死亡，其中有14名军人及家属。[44]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没有得到及时制止，阿塞拜疆人民阵线逐渐发展壮大，掀起了民族仇恨浪潮，据苏联总理雷日科夫说：“在1988年，将近200万人口的巴库居住着20余万亚美尼亚人。这是继埃里温之后亚美尼亚居民人数最多的城市。冲突爆发之前，阿塞拜疆居住着大约50万亚美尼亚人。这是亚美尼亚境外该民族与其他民族混居人数最多的地方。可现在只有几千人继续住在巴库，主要是与民族通婚的妇女。”[45] （二）第比利斯事件无人负责 格鲁吉亚民族是苏联所有民族中民族特征保持得最完整的民族，这个外高加索民族有着热爱自由的传统，富于反抗精神，“格鲁吉亚族只要觉察到稍有损害它的民族特征，它就最公开、最猛烈地进行反抗”。[46]在苏联成立时，他们曾激烈地反对过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反对过苏联的民族一体化政策。在民主改革的气氛下，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组织发展迅速，1987年末开始成立了各种团体和组织，如“伊里亚·恰夫恰瓦泽协会”、“圣伊利亚真理会”、“格鲁吉亚民族正义联盟”等，还成立了以尚格拉亚、奇亥伊泽和其他文化活动家为首的人民阵线，他们宣传格鲁吉亚是20年代被布尔什维克占领的，提出了要求格鲁吉亚独立的口号，领导人物有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1988年11月第比利斯局势趋于紧张，反对派在政府大楼前举行几千人的集会，要求独立。在第比利斯市检察长和戈尔巴乔夫发出呼吁后局势稳定下来，到11月末停止了集会。这次事件暴露出很多问题，正如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二书记尼科利斯基所说：“在极端非常的条件下，苏维埃和党的机关、基层党组织、党的和经济工作的积极分子在劳动群众、居民、青年中的思想工作是软弱无力的。虽然后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正如事件进程所证明，这些措施是不够的，不彻底的。”[47] 据雷日科夫所言，格鲁吉亚后来局势的恶化与谢瓦尔德纳泽有关，在谢瓦尔德纳泽被戈尔巴乔夫调到中央后，帕斯季阿什维里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他在格鲁吉亚进行的反腐败斗争，牵涉一些曾与谢瓦尔德纳泽共事的高官，如格鲁吉亚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哈别伊什维利，格鲁吉亚总检察长和库塔伊斯克市党委第一书记自杀，他们都是谢瓦尔德纳泽提拔和重用的干部，案子已经牵连到谢瓦尔德纳泽。1988年11月谢瓦尔德纳泽曾同人民阵线的领袖们会晤，具体谈了什么不清楚，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他们无非是想要动摇格鲁吉亚的局势，赶走帕斯季阿什维里。而在这个问题上，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人就成了同盟者，严格说来是成了谢瓦尔德纳泽的救星”。[48] 1989年4月第比利斯事件的导火线是“阿布哈兹问题”，在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发展起来后，他们对非格鲁吉亚族进行攻击，1989年3月18日，有阿布哈兹州委成员参加的群众集会上，通过决议要求把阿布哈兹升格为加盟共和国，阿布哈兹的第一书记在决议上签了字。[49]格鲁吉亚人对阿布哈兹人的愿望极其不满，从4月4日起，第比利斯市发生大规模示威，反对阿布哈兹族的要求，但以后运动的矛头从强烈谴责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领导人的分离主义，发展成要求民族独立的游行、示威、集会，提出了“格鲁吉亚独立！”“打倒俄罗斯帝国！”，规模愈来愈大，几千人在政府大楼前静坐，甚至绝食抗议。 面对群众性集会，格鲁吉亚的领导人显然没有处理这一事件的经验，帕斯季阿什维里向集会者发表讲话，无人理睬，反对派领导人要求格鲁吉亚独立，要求与中央直接对话，在这种背景下，格鲁吉亚领导人倾向于用强力手段驱散集会者。1989年4月7日，帕斯季阿什维里就第比利斯局势致电苏共中央，在谈了格鲁吉亚的紧张局势后，请求用非常手段解决问题。电报说：“我们认为有必要：1）立即追究那些打着反苏维埃、反社会主义、反党的旗号的极端派分子的刑事和行政责任（对此有法律依据）；2）借助于内务部和荣膺红旗勋章的外高加索军区的补充力量在第比利斯实行特殊制度（宵禁）；3）依靠党、苏维埃、业务部门积极分子的力量采取一系列政治、组织和行政措施以稳定局势；4）制止以联盟和共和国的大众传播手段发表使形势复杂化的报道。第1、2、4条请求批准。”[50] 4月7日在苏共中央会议上，当时戈尔巴乔夫在伦敦访问，会议由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主持，梅德维杰夫、斯柳尼科夫、切布里科夫，政治局候补委员卢基扬诺夫、拉祖莫夫斯基、亚佐夫，以及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特鲁申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没有做记录，只是“建议必要时在第比利斯实行宵禁并就此问题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请求”。[51]会议决定必须给共和国政府以帮助，运用内务部、国防部的军队维护法律秩序，但要求谨慎使用兵力。随后内务部机动部队和高加索军区的野战部队调往第比利斯。[52] 根据事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调查，“在1989年4月7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后，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大将立即口头命令科切托夫将军和罗季奥诺夫将军赶赴第比利斯市，按照当时形势自己决定如何行动。就在那一天（1989年4月7日16点50分），总司令部首长莫伊谢耶夫大将以国防部名义发布命令，派伞兵陆战队前往第比利斯，去警戒一些最重要的目标并在进出第比利斯市的一些主要道路上组织稽查，同时命令第比利斯驻防军三支部队处于完全战备状态。按照苏联内务部副部长什洛夫的命令，还从各地区调来内勤部队小分队和特种警察分队，总人数2000余人”。[53] 当日晚上，科切托夫将军和罗季奥诺夫将军抵达第比利斯后会见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帕斯季阿什维里和第二书记尼科利斯基。在这次会见中，格鲁吉亚党的领导人又一次坚决请求实行宵禁，这一点没有得到科切托夫和罗季奥诺夫的同意，他们借口部队数量不足。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4月7日晚上11时从国外访问回到莫斯科，并了解了格鲁吉亚的情况，当时他便建议派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前往格鲁吉亚。4月8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讨论格鲁吉亚形势的第二次会议。会议由政治局委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切布里科夫主持，出席会议的成员和1989年4月7日相同，利加乔夫因休假未出席。出席会议的还有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和苏联内务部长巴卡京。和前一天晚上一样，会议内容没做记录，且所通过的决议没有用文件形式记录下来。 同一天，收到了帕斯季阿什维里就第比利斯局势致苏共中央的电报，在这份报告里，帕斯季阿什维里一方面说第比利斯的形势仍然十分紧张，在政府大楼附近不断举行着成千上万人的群众集会，主要口号仍和以前一样：“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独立的格鲁吉亚”；“消灭自治”；等等。在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内举行了一次3000～5000人的格鲁吉亚人的大会，反对将阿布哈兹从格鲁吉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划分出来。在一些高等院校中，部分学生为支援参加大会者宣布绝食。但是，电报又说，在总体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府和各地方党和苏维埃的机关掌握着局势，正在采取一些稳定形势的必要措施，特别是在第比利斯111个企业和机关内建立了维持秩序和加强组织性的工人战斗队，参加人数共4685人。和内务部及荣膺红旗勋章的外高加索军区一起制定并正在实行一些保卫法律秩序的措施，目前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不需要采取另外的补充措施。[54]有鉴于此，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没有去第比利斯。利加乔夫后来认为，谢瓦尔德纳泽没有去格鲁吉亚是错误的，因为按照戈尔巴乔夫的安排，在收到帕斯季阿什维里这封电报前，谢瓦尔德纳泽应该在第比利斯了，“谢瓦尔德纳泽如果像戈尔巴乔夫提议的那样，于4月8日早晨去了第比利斯的话，4月9日凌晨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55] 1989年4月8日傍晚，发布了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命令，由部长会议主席奇赫伊泽签署。“根据这一命令，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在动用内勤部队和苏联军队的军事服务人员情况下采取措施使集会人群离开政府大楼前的广场，这是惟一的一份不是由党的机关，而是由国家机关通过的有关制止第比利斯市非法群众运动的文件”。[56]4月9日，苏联内务部部队发布了关于驱散人群的作战命令，由3419部队驱散和清理小组组长巴克拉诺夫中校和参谋长克列伊梅诺夫少校签署，“4月9日夜间，集会形势急剧复杂无法控制。参加集会的8000多人号召罢工，号召公民不要服从政府。他们提出了民族主义和反苏性质的口号，号召推翻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建立共和国临时政府，并要求脱离苏联。……部队任务是：与3219部队协同，执行驱散参与大规模动乱人员的特殊作战任务，制止反苏、反社会团伙，清理政府办公大厦附近的广场。驱散人群的工作沿鲁斯塔维利大街到共和国广场进行。尔后切断所有通向广场的路段，禁止公民进入广场。根据上级作战首长的决定，采用17P-73型装备。禁止对妇女和未成年人使用橡皮棍。为了对人群施加精神影响，驱散小组使用了配备战斗技术装备（БТР-60пб）的装甲输送车。根据上级作战首长的决定，在遇到非常紧急情况时，还给驱散小组配备的消防车上安装了水龙头，但禁止向妇女和未成年人使用水龙头喷射”。“行动计划和部队行动草案由叶菲莫夫将军和格鲁吉亚内务部长戈尔戈泽签署，然后得到罗季奥诺夫将军的批准”。[57] 悲剧事件发生在4月9日凌晨，根据帕斯季阿什维里向苏共中央的报告，凌晨4时，“使用武力清除政府大楼旁广场上参加集会的群众。按照权威机关预先制定的计划，动用了共和国内务部和外高加索军区小分队的力量”。“内务部和外高加索军区部队的小分队并没有使用枪炮和冷兵器，他们严格遵守关于小心对待妇女和青少年的指令。极端派分子使用棍棒和石头进行疯狂反击，在此情况下前几排的集会参加者不停地向前逼近，于是人群失去控制，朝着已宣布绝食躺在人行道上的青年人冲去。此外，人群中还有不少挑衅者使用了白刃，在一片拥挤中有16人丧生（13个年轻妇女和3个男人），100多人不同程度地受了伤，其中有22人是军人（13人被送入医院）。对受伤者给予了急救”。[58]但是，1989年12月9日苏联人代会关于第比利斯事件的决议表明，在用“暴力驱赶”集会参加者时，曾使用了橡胶棒、“特殊物质”——有刺激作用的有毒物质、步兵小铁铲以及有一次（根据法医鉴定）还使用了火力器。另一方面，集会者随着反抗力越来越增加，为反对“驱逐暴力”他们也使用了顺手的工具。[59]“事件的许多参加者：普通老百姓、警察局工作人员和军人都不同情况、不同程度地受了伤，悲惨的结局是16个集会参加者当场死亡，另有3人很快死在医院中，军人和警察局工作人员都未见死亡。准确确定游行者和军人及警察局工作人员的受伤人数遇到一定困难。但与此同时，委员会掌握足够的材料从整体上来判断4月9日事件中造成的医疗后果。根据格鲁吉亚共和国卫生部的材料，在驱逐行动进行时和行动之后几小时内，前来第比利斯医院就医者共有251人，其中183人住院治疗。之后的一些日子里，需要急救的人数呈波浪形上升（4月13日、21日、27日和5月5日）。总的来说，从4月9日到5月9日这段时间，到各医疗部门就诊的人数总共有3000～4000人。住院治疗的有近500人。到目前为止，登记防治和治疗中的人数有将近1000人”。[60]但是，雷日科夫不同意这个报告，他认为当时使用的“稠李树”和“K-51”属于警用瓦斯，并不是毒气，内务部有权使用这些特殊制剂对付犯罪分子，在这一事件中有251人就医，其中183人住院。在这些事件中有189名军人受伤。16人死在事件现场，3人死在医院。[61] 从格鲁吉亚事件的整个发展进程来看，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领导人不善于处理突发事件，如此多的人参加的这种非法群众集会，肯定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一味迷信用暴力手段解决自然不会有好效果。在处理这一事件中也暴露出苏联体制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是政府还是党中央应该承担职责不清，雷日科夫抱怨身为部长会议主席，完全被排除在事件之外。第比利斯事件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运用武装力量解决社会群体性事件并造成伤亡遭到一致谴责，对此，领导人之间相互指责和推诿，无人承担责任，矛头指向了军队。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谈到第比利斯事件时说：“那里的非正式团体从1989年4月4日起在政府大厦前连日举行未经批准的集会，打出的口号是‘格鲁吉亚要独立！’‘打倒俄罗斯帝国！’。地方领导人认为采用政治方法以及与人们直接开展对话是软弱的表现（当时许多‘老一辈’干部都有这毛病），还是采用武力为好。4月7日他们建议第比利斯实行紧急状态。在当天的苏共中央的会议上（叶·库·利加乔夫、维·米·切布里科夫以及其他人员参加）决定派军队到那里去。但这并不是想使用武力，当时认为只要士兵一出现局势就会正常。”[62] 谢瓦尔德纳泽认为利加乔夫应该为这一悲剧负主要责任，利加乔夫则认为谢瓦尔德纳泽没有去格鲁吉亚调节冲突，应该对此负责，戈尔巴乔夫并非不知情，他同意了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戈尔巴乔夫认为书记处也没有决定使用武力。他在回忆录中认为，这是亚佐夫擅自决定的，是他赞同外高加索军区司令罗季奥诺夫采取行动。[63]雷日科夫认为党中央采取了不一致的立场，诿过于人，“在那些日子里，政治局始终没有开过全体会议。只是几位政治局成员碰头研究一下局势。苏联部长会议根本没有被吸收参与此事”。[64] 政府和军界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受到了损害，军界领导人认为国家领导人不公正地将政治家挑起的危机的责任转嫁到军队身上。在第一届苏联人代会上，代表们指责军队，戈尔巴乔夫没有勇气出来承担责任，博尔金曾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建议：“您可以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您的下属受践踏，这也不是好事。即使人们认为您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仍然会影响您的总书记、武装力量总司令、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形象。可能是下属使您不明真相。无论他们是坏人还是好人，是不中用的指挥员还是精明能干的，他们都是您任命的，不能让他们去遭受别人的感情侮辱。至于是什么人的具体过错，以后再查。这样的话人们就会看到您的勇气、正直和高尚气度，从而信任您。您会使无辜的士兵免受攻击并保卫军队。”[65]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承担责任，军人自然对他不满。 第比利斯非法群众集会的组织者并没有受到处罚，在苏联人代会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中也承认：“政府大楼前非法群众集会的组织者（采列捷利、加姆萨胡尔季阿、昌图里亚和非正式组织的一些其他领导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刑事、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人在集会过程中破坏了各种社会秩序，号召群众不执行政府当局的合理要求，这样，也就没有试图阻止事件的悲惨结局发生。”[66]无论是格鲁吉亚，还是联盟方面，都没有对这些人进行惩处，他们后来成为促使格鲁吉亚独立的重要力量。在第比利斯事件后，有一封由60人签名的信送交苏共中央，信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从去年秋天起该市居民，其中包括我们——军官、超期服役的准尉、工人和职员、外高加索军区军人家属都是煽起具有反社会主义和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亲眼目睹者。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在苏维埃政权存在70年的这个加盟共和国的境内充满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分子能够任意活动，不受惩罚，公然号召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迫害共产党员，把外国军队引入加盟共和国的领土。加盟共和国政府不是采取果断的措施及时制止类似行动，而是去巴结一些青年大学生和一些知识界的小团体。我们认为，还是这种立场导致了悲惨的第比利斯四月事件。”[67] 4月12日格鲁吉亚广播和电视发布了戈尔巴乔夫告格鲁吉亚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书，他对第比利斯发生的事件表示痛心，他表示“相信共和国的共产党员和劳动者，能够考虑格鲁吉亚人民的人文传统、表现出理性、健康的思维和高度的责任心，保卫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共同价值，我们的兄弟情感和友谊。同志们，格鲁吉亚恢复平静取决于你们。”[68]戈尔巴乔夫除了相信格鲁吉亚人的理智之外没提出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4月14日在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帕斯季阿什维里、奇赫伊泽和切尔科吉亚被解除职务，贡巴里泽当选为格共中央第一书记。 第比利斯事件的悲剧性后果在苏联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掀起了反对中央政府使用武力的浪潮。在4月2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谈到了军队的作用，他告知国防部长亚佐夫：从今以后没有政治局的决定，军队不得干预类似事项。[69]1989年5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讨论波罗的海三国的政治局会议上说，“不得动用武力。在对外政策中已经放弃使用武力，那么在对待本国人民时就更不能求助武力了”。[70]这就无异于告诉高加索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今后中央绝对不会使用武力”。[71]第比利斯事件使政府很难再次考虑使用军事力量惩办闹事的共和国，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可以肆无忌惮了。 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势力继续发展，1989年6月建立了人民阵线，11月17～19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修改宪法，确认共和国在其境内拥有土地、矿藏、河流、森林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力；若苏联的法律、法令不符合格的利益，格则停止这些法律、法令在境内的效力。1990年10月底，在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选举中，格共受挫，反对党联盟“自由格鲁吉亚—圆桌会议”获胜。此后，组成新议会。“圆桌会议”领导人兹·加姆萨胡尔季阿出任最高苏维埃主席。新议会删去了格宪法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苏联”等有关条款，取消了国名中的“苏维埃”和“社会主义”字样，规定格鲁吉亚共和国法律高于苏联法律，并升起了1921年以前的黑、白、深红三色旗。1990年12月8日，格共二十八大宣布脱离苏共，其目标是使格鲁吉亚脱离联盟。 1991年4月9日，在格鲁吉亚议会非常会议上通过了国家独立宣言。宣言强调指出，“格鲁吉亚主权共和国的领土是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并决定设立总统职位。同年5月26日，加姆萨胡尔季阿当选为格鲁吉亚总统。8月9日，议会通过了《国营企业私有制法》，走上了独立改革的道路。在苏联解体前，格鲁吉亚已经脱离了联盟中央，事实上独立了。 （三）受害民族返回家园的问题难以解决 这是斯大林民族政策留下的后遗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接受这些受害少数民族的哈萨克斯坦领导人说：“对主要居住在苏联边境地区一些民族的全体人民开始进行残酷的镇压。他们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指控为带有‘卖国情绪’。爱好和平的人们，大多为老弱妇孺，被紧急地（甚至不让他们收拾个人用品）装进运牲口的车厢遣送到我们的草原。仅在运转期间就有数万被驱逐出境的人由于冻饿或患病死去。当时被强行迁到哈萨克斯坦的有1.85万户远东朝鲜人（保存下来的统计资料中只有户数）、近80万伏尔加河沿岸的日耳曼人、来自苏联西部的10.2万波兰人以及50.7万北高加索居民。克里米亚鞑靼人、土耳其梅斯赫特人、希腊人、卡尔梅克人以及苏联的其他一些民族也遭到放逐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厄运。”[72]赫鲁晓夫时期为受害民族恢复了名誉，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1987年民族主义活动接连不断，但还未形成规模，组织程度也不高。克里米亚鞑靼人要求重返克里米亚，其人数有35万人，1987年夏天，数以千计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要求获准回到克里米亚，他们打着“无祖国，毋宁死”的标语走在莫斯科街头，在中央委员会大楼对面的花园中安营扎寨，戈尔巴乔夫承认他们的权利，但又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50多年过去了，克里米亚已经发生了变化，鞑靼人被斯大林驱逐后留下的空白已经被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所填补了。 “早已‘冻结’的民族冲突和受迫害民族的痛苦遭遇就这样闯入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安排改革的日程，打乱了戈尔巴乔夫想为改革规定的进度表”。[73]1987年7月9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鞑靼人重返克里米亚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恢复克里米亚自治体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应该从实际出发，他表示“应当在乌兹别克斯坦为鞑靼人创造丰富多彩的生活条件，给他们以关怀。那些已经抵达克里米亚的，就让住在那里好了。而且也要给予帮助。但要做鞑靼人的工作，要他们不再往克里米亚迁移。要号召人们从实际出发”。[74]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解决这一问题，其成员有葛罗米柯、谢尔比茨基、沃罗特尼科夫、乌斯曼霍贾耶夫、杰米契夫、切里科夫、卢基扬诺夫、拉祖莫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委员会与乌克兰领导人决定让一部分鞑靼人返回克里米亚，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直到1989年全部鞑靼人才获得了返回克里米亚的权利，但不恢复克里米亚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如果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其他共和国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被准许回到克里米亚，中央要求乌克兰领导人解决这一问题，但他们提出要求移民迁出的共和国付给乌克兰一笔补偿费，足够移民修建住房和发给交通费用，但是哈萨克斯坦坚决反对。纳扎尔巴耶夫认为，“哈萨克斯坦给这些人提供了安身之地，提供住房和工作，又没有提出将他们强制迁出的问题，有什么理由应该支付补偿费呢？恰恰是中央应当筹措经费来安置回乡的人”。[75] 鞑靼人问题没解决，德意志人的问题又出现了。1988年2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雅科夫列夫谈到了德意志族人的问题。德意志族人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开始在这里定居下来的，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享有免服兵役的权利，后来，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代这一特权被取消了。定居下来的德意志族人总共有40多万。卫国战争前夕，斯大林将居住在苏联西部地区的德意志人、波兰人等集体强迫迁往东部地区。40多万德意志人被强迫迁到库伦达大草原上，它在苏联西西伯利亚的南部，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高度在100～250米。境内有苦咸水湖库伦达湖，蕴藏芒硝。 一部分日耳曼人要求恢复伏尔加河区日耳曼共和国，曾存在于萨拉托夫州境内。纳扎尔巴耶夫回忆说：“为放逐到哈萨克斯坦的伏尔加河区日耳曼人恢复政治名誉和公正的问题，我不得不进行无数次的谈判。事情的复杂性在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开始了恢复伏尔加河区日耳曼人共和国的斗争，战前该共和国一直存在于俄罗斯现萨拉托夫州境内。另一部分人怀疑这一想法的现实性，便要求我们协助他们尽快移居德国。还有第三部分人，他们对生活的看法更现实一些。他们要求国家帮助他们复兴传统、语言、文化，同历史上的祖国建立更密切的文教和业务联系。”[76] 乌兹别克费尔干纳悲剧性事件，使居住在这里的麦斯赫特土耳其人深受其害。1944年11月斯大林把居住在格鲁吉亚麦斯赫特区的全部220个居民点的10多万人迁走，到1989年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麦斯赫特土耳其人有6万，其中有1.2万人生活在费尔干纳河谷地带。1989年5月23日，一场由市场上一盘浆果而发生的斗殴，引发了种族仇杀，乌兹别克的小青年们煽动说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占据了主要职位，排挤了乌兹别克人，杀害他们的孩子，强暴他们的妇女，到6月3～4日集中了3000多名暴徒，打砸抢烧，后来在内务部队的干预下事态才平息下来，6月14日雷日科夫对此事的总结中说：“烧毁的房屋有数千座，到当天为止，共发现尸体106具……以前多人受到人身伤害，其中约150人为军人。失踪者为数百人（其中有的在发现时已被悄悄掩埋）……到1989年7月1日止，迁出费尔干纳州的人数达到2.1万人，其中1.6万人是麦斯赫特土耳其人。”[77]在这次事件中有12人因犯谋杀罪被惩处。费尔干纳事件破坏了麦斯赫特土耳其人与乌兹别克人之间的关系，麦斯赫特土耳其人要求返回格鲁吉亚，但格鲁吉亚很难安置他们，因为他们的地方早被格鲁吉亚人占据了，苏联政府不得不把1.5万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分送到俄罗斯的三个州进行临时安置。 发生费尔干纳事件的背景也是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在乌兹别克斯坦出现了民族主义情绪的组织，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乌兹别克斯坦是乌兹别克人的乌兹别克斯坦”，1988年12月在塔什干成千上万的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有人打出了“让俄国佬滚回俄罗斯去，让鞑靼人滚回克里米亚！”的标语牌，类似的事件在安集延也有，还出现了极端宗教组织，要求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共和国，有人公开制造武器。[78] 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迈出了第一步 1988年以后，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普遍发展起来了，出现了许多以争本民族主权为宗旨的民族主义运动或组织，其产生的基础是广大群众对生活中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中央及地方行政领导的官僚行为、对民族政策和干部政策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不满，最初提出的口号也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随着中央政权的衰弱和崩溃，民族分离主义迅速发展，波罗的海三国就是典型。 波罗的海三国的国际法地位特点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是不同的，它们是在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于1940年被苏联吞并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始终不予承认。波罗的海三国人对苏共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不满，特别是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他们觉得在变成少数民族，如拉脱维亚，本民族人口占共和国人口的比例从1936年的75.5%下降到1970年的56.8%；爱沙尼亚，本民族人口占共和国人口的比例则相应从87.7%下降到68.2%。[79]1989年，在爱沙尼亚境内，爱沙尼亚人的比例减少到了61.5%，拉脱维亚人在拉脱维亚境内只占52%，只有立陶宛较好地保持了本民族的优势，占79.6%。[80] 1987年8月正值《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周年纪念时，波罗的海三国要求公布这个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为大批被驱逐出境的受害者恢复名誉，1987年11月18日这个1918年拉脱维亚独立的日子被确立为民族节日，数以千计的群众不顾当局的警告上街游行，向里加的自由纪念碑献花，1988年2月16日，立陶宛独立70周年纪念日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代表这种民族情绪的运动和组织也开始发展起来，1988年6月，立陶宛的激进民族主义运动“萨尤季斯”开始发展起来，开始提出一些政治要求，1988年夏他们多次举行群众大会，要求更多的社会民主、独立自主、社会公平，要求知道历史真相。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周年纪念日，他们在维尔纽斯举行万人大会，说明这一运动得到了广泛的承认。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开始公开支持并参与“萨尤季斯”的活动，反对这一运动者企图阻止他们举行的未经批准的群众大会，但遭到攻击，共和国的政权因此出现危机，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松盖拉被撤职，由支持“萨尤季斯”的布拉藻斯卡斯接替。1988年10月22～23日“萨尤季斯”召开成立大会，苏联许多加盟共和国和城市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在其决议中提出“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权应该包括：支配经济的一切部门、经济、政治，预算编制以及财政、信贷、贸易、税收和海关的政策”。[81]戈尔巴乔夫把这一组织看成是支持改革的力量，对其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估计不足。不久，立陶宛出现了与之相对立的国际主义者的“统一运动”，要求民族平等，使用俄语和立陶宛语两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但得不到立陶宛共产党的支持。[82]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出现了许多非官方的组织和人民阵线。波罗的海三国的最高苏维埃宣布本民族语言为官方语言，当时还没有提出退出苏联的问题。 在1989年3月举行的人代会选举中，“萨尤季斯”获得了立陶宛所得到的41个名额中的34个。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代表团坚决主张实行共和国经济核算制，拟定了共和国经济独立草案，他们还坚决要求调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情况，并对该条约的后果进行评估。1989年中期“萨尤季斯”事实上获得了共和国的政权后，逐渐变成了主张国家脱离苏联的力量。 198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萨尤季斯”组织了名为“波罗的海之路”的政治活动，三国居民组成几百公里的“波罗的海人链”把三国的首都连接起来，三国有1/5的居民走上街头，“几乎所有的普通劳动者都不接受斯大林于1939年强加的这个强制性的联盟，渴望独立。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已从戈尔巴乔夫保证国家统一的同盟者变成了敌人。改革首倡者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要么是可保证群众自由发表意见的民主的深入，要么是保住联盟”。[83]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民主。戈尔巴乔夫开始否认存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但又在苏联第一届人代会上设立了以雅科夫列夫为主席的调查委员会。1989年12月雅科夫列夫作为苏共中央国际政策问题委员会主席在第二届苏联人代会上做了“关于对1939年缔结苏德互不侵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时的情况和法律后果的总结报告”，这是苏联第一次承认苏德条约还有瓜分东欧和波罗的海三国的秘密附加协定，人代会就此做出决议：“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谴责1939年8月23日签订《秘密补充议定书》的事实以及与德国签订的其他秘密协议。大会认定秘密协议自签订之时起在法律上无效，不具有约束力。这些议定书并不能为苏联同第三国的相互关系构建新的法律基础，但却被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用来向其他国家提出最后通牒或施加压力，以破坏对它们的法律义务。”[84]这样一个决议，证明了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占领不合法，无异于鼓励波罗的海三国从苏联分离出去。1989年12月20日立陶宛共产党二十大宣布该党脱离苏共而独立。 1990年1月立陶宛共产党决定脱离苏共而召开非常中央全会，1月11日，戈尔巴乔夫偕夫人到立陶宛，同各方人士进行接触，劝说他们留在联盟内，“分离会损害各族人民的利益。独立自主、重新划分权限、非集中化都是对的。但是要保留合作和相互配合。批评联邦制没有意义，这一制度在我国从来没有过，我们至今一直生活在单一制的国家中。让我们先在现在的联邦制中生活吧，以后再确定去向。我们可借鉴世界联邦制国家的正面经验”。[85]但这是无法完成的使命。“无论结局如何，失败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1990年1月，亚佐夫以军人的方式一语道破其中的实质：‘要是有一个共和国分离出去，戈尔巴乔夫就会完蛋，可他要是使用武力加以制止呢，那同样也会完蛋’”。[86]戈尔巴乔夫的劝说没起作用，他离开立陶宛时明白，立陶宛人决心独立了。 1990年3月，在立陶宛举行的最高苏维埃选举中，维尔纽斯国立音乐学院兰茨贝基斯教授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萨尤季斯”获胜，兰茨贝基斯被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在他的提议下，立陶宛议会于1990年3月11日通过了《关于恢复立陶宛独立地位的宣言》，据此，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立陶宛共和国，苏联宪法在共和国内失效，立陶宛还把在立陶宛的所有企业收归共和国所有。 在立陶宛议会通过立陶宛独立决议前，苏共已经意识到重新当选的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将通过建立独立自主的立陶宛国家的决议，为此，吉连科、梅德韦杰夫、马斯柳科夫、拉祖莫夫斯基[87]于1990年3月5日就采取紧急措施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给苏共中央提交报告，建议采取相应的措施，3月6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采取紧急措施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的决定，提出的措施主要有：①在《消息报》上发表有关立陶宛分立主义势力的打算和决定脱离苏联可能产生的经济及别的后果的材料。②通过苏联最高苏维埃就立陶宛打算脱离苏联问题发表的声明。③（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届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日程被确定的当天）通过并公布在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苏联公民及联盟所属的组织）的利益的声明，即由于即将通过成立独立自主的立陶宛国家的决议，苏联政府打算在立陶宛内实施的措施。④审议关于保护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财产措施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⑤审议关于在苏联人民代表第三次紧急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在“各加盟共和国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程序的苏联法律”通过前，暂停执行苏联宪法第72条的建议问题。⑥组织一系列大众新闻媒体的活动（举办中央电视台的“圆桌会议”并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按专门的计划），总题目是：匆忙通过这个共和国退出苏联的分立主义的决议将给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居民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带来的消极后果。⑦补充审议在通过立陶宛退出苏联的决议的条件下，围绕苏联共产党立陶宛临时中央委员会（拥护苏共纲领派）可能复杂化的政治局势问题。[88]这些措施基本上是政治与法律层面的，对于根本不把苏联法律放在眼里的立陶宛分离主义者难有约束力。 1990年3月15日，苏联第三届人代会否决了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决议，决定委托苏联总统、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部长会议保障立陶宛境内每一个居民的合法权利，3月21日戈尔巴乔夫颁布了一项关于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保障苏联公民权利和维护苏联主权的命令，但立陶宛根本不予理睬，仍然自行其是。在3月22日讨论形势时，瓦连尼科夫将军建议对立陶宛实行紧急状态、总统治理、派遣军队等措施，戈尔巴乔夫不予考虑，他要用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1990年4月3日匆忙通过了退出苏联法，实质上是一个限制加盟共和国退出的法律。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经济封锁迫使立陶宛屈服，1990年4月15日，对立陶宛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提高石油天然气的价格，对许多重要商品禁运。结果却适得其反，损害了中央的形象，加剧了立陶宛反抗联盟的情绪，他们召回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中的立陶宛籍人民代表，并宣布建立自己的军队。立陶宛共产党发生了分裂，大部分归顺到独立力量一边，小部分转入地下。戈尔巴乔夫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他不知道该如何维护苏联的宪法和维护统一。“戈尔巴乔夫的犹豫不决，促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领袖越走越远”。[89]4月末立陶宛方面表示要与中央对话，“立陶宛不反对将独立宣言解释为一个视共和国地位为‘革新后苏联的参与成员’的文件。这一方案的具体实现应当与联盟商定，分阶段进行。这是寻求实际解决问题的基础”。[90]在立陶宛代表团与中央代表团的谈判中，双方的立场都很强硬。 在立陶宛独立的同时，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也于1990年3月30日通过向独立过渡的决定，5月8日改国名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也于1990年5月4日通过独立宣言，宣布改国名为拉脱维亚共和国，恢复1922年共和国宪法。尽管戈尔巴乔夫一再宣布他们的独立是非法的，但无法阻止他们走上独立之路。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效应在苏联起了示范性作用。 1990年10月4日，立陶宛通过《叛国法》，规定立陶宛共和国公民如果主动参加“其他国家”或者“外国组织”，旨在破坏立陶宛主权的活动，将被剥夺自由15年，或被判死刑并没收个人财产。1990年11月20日立陶宛议会通过了组建国土保卫局的决议，实际上承担国防部的职责，开始组建军队。由于商品极度短缺，立陶宛政府被迫于1991年1月6日傍晚大幅度调整商品价格，第二天街头出现了抗议活动，一些大企业宣布罢工。1月8日，维尔纽斯市街头被不满的群众挤满，形成了以“统一运动”、拥护苏共的立陶宛共产党人和工会为一方，以拥护分离的“萨尤季斯”、“立陶宛自由联盟”为另一方的对抗。为了平息事态，议会通过了撤销政府调整价格的决议，普伦斯克涅—布拉藻斯卡斯政府辞职。 对于波罗的海三国不断发展的独立倾向，从1990年底开始，戈尔巴乔夫也曾倾向于用强力手段解决。1991年1月10日，戈尔巴乔夫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立陶宛恢复苏联宪法的效力，立陶宛没有答复。立陶宛内部要求立陶宛留在苏联的人们积极行动起来，成立了救国委员会。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认为局势可能失控，“萨尤季斯”与救国委员会可能发生冲突，要求实行总统治理。1991年1月11日立陶宛“民族自救委员会”成立，他们向常驻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卫戍区和波罗的海军区求援。军队于1月12日控制了维尔纽斯电视台，当夜，坦克开进了维尔纽斯，13日凌晨1时30分，坦克包围了立陶宛电视台大楼，克格勃特种部队强行占领了这座大楼，有14名立陶宛人和1名特种兵战士死亡；军队在进攻议会大楼时，遭到群众阻挡而停了下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贝基斯号召市民抵抗，保卫立陶宛共和国，苏联其他共和国也声援，国际社会反响强烈，美国、欧洲许多国家，日本等都发表声明，指责苏联在立陶宛用兵。在内外压力下，维尔纽斯卫戍区部队撤回了兵营。这次事件挽救了正在丧失威信的兰茨贝基斯等民族分离势力，转移了人们对他们提价政策的不满，损害了苏联的形象，给国际社会造成了民主受到暴力镇压的印象，立陶宛共产党以及一切被公众认为同这次事件有关联的力量实际上被消灭了。 叶利钦等民主反对派借立陶宛事件对戈尔巴乔夫等人进行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叶利钦飞到了爱沙尼亚，与波罗的海三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起商讨对策，表示相互支持，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召集紧急会议。1月20日“民主俄罗斯”运动在莫斯科组织20多万人参加的游行，声援立陶宛，要求苏联总统、国防部长辞职，要求俄罗斯有自己的总统和军队。 在这一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开始逃避责任，他声称自己对使用军队一无所知，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也声称没有下令动用军队。雷日科夫认为，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同意，军队不可能参与。[91]“为了控制当地局势，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瓦连尼科夫被紧急派往维尔纽斯。瓦连尼科夫将军和驻地军官进行交流之后，马上建议在立陶宛实施苏联总统直接管制，但戈尔巴乔夫否定了他的建议”。[92]戈尔巴乔夫在1月22日的讲话中说：“发生在维尔纽斯和里加的事绝对不是总统的路线，正是为了实现这一路线才实行总统制。因此，我坚决驳斥围绕这一问题的所有投机、所有怀疑和诽谤。”他要求政治组织通过法律的途径获取政权，不要使用武力。[93] 关于立陶宛事件，经过多年的调查，立陶宛法庭于1999年8月宣布对立陶宛共产党6个前共产党人士进行长期监禁，其中包括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布罗季亚维丘斯和中央部长叶尔莫拉维丘斯，其罪名是参与“民族自救委员会”和领导苏联特种部队。但圣彼得堡出版的《记者调查》证实，是“萨尤季斯”的战斗队员制造了1月12日晚的流血事件，他们是从电视塔附近建筑物的顶部向人群开枪的。[94]立陶宛事件，为民族主义分子制造了反对联盟的口实。 法律手段不起作用，军事手段行不通。维尔纽斯事件的后果是严重和长远的，这一事件被叶利钦充分利用，“正是维尔纽斯事件促使叶利钦及其控制的最高苏维埃发表声明：必须建立自己的、俄罗斯的军队，这激起了‘联盟中央’拥护者的营垒大发雷霆。同时应当指出的是，维尔纽斯事件还产生了另一种结果：它促使叶利钦及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签订共和国间的双边协定——顾及每个伙伴的利益、以每个共和国在其境内最大限度主权完整为前提的协定”。[95]1991年2月9日，立陶宛举行全民公决，90%的公民投票支持国家独立。此后，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已成定局。 如果仅仅是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本不会对整个联盟造成什么伤害，它们三国人口只占苏联总人口的2.8%，也不拥有重要资源。然而，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进程起了示范性作用，大大鼓舞了其他共和国民族主义的发展，1989年9月乌克兰“鲁赫”成立，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塔吉克、吉尔吉斯等都出现了民族冲突。1990年以后苏联经济状况恶化，苏共和联盟中央机关的瘫痪，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一些人开始认为，只要脱离苏联，人民就会过上好日子。民族主义逐渐演变成了分离主义，但这些民族分离主义并不能动摇苏联的根基，最后埋葬苏联的是俄罗斯的民族分离主义。 俄罗斯民族分离主义给联盟的最后一击 俄罗斯是苏联的支柱，苏联虽然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但力量并不平衡。苏联的面积是2240.22万平方公里，俄罗斯的面积为1707.54万平方公里；1981年苏联的人口是2.666亿，俄罗斯的人口为1.39165亿。[96]在自然资源、经济实力等各方面，俄罗斯相对于其他共和国都占有绝对优势，苏联可以没有波罗的海三国，可以没有外高加索三国，但绝不能没有俄罗斯。 在苏联各地民族主义思潮奔涌、民族分离主义日益发展之时，作为苏联最大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并没有站在联盟一边，叶利钦为了与戈尔巴乔夫争权，对民族分离主义浪潮推波助澜，是波罗的海三国与联盟争权和独立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到1990年6月，俄罗斯这一全新因素加入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大合唱，6月12日，在叶利钦等人的鼓动下，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903票赞成，13票反对和9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国家主权的声明》，宣布俄罗斯联邦是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宪法和法律在俄罗斯全境内至高无上，俄罗斯联邦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这表明：“俄罗斯内部倾向获得主权的情绪开始迅速发展。这种情绪是渴望与努力在本国疆域内团结起来，永远摆脱这样的状况：在俄罗斯发号施令的同时，又在许多方面与苏联融为一体。在俄罗斯的许多地区——非黑土地带、外乌拉尔、远东走向经济上荒芜和衰退的同时，俄罗斯仍是输血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不满。”[97] 戈尔巴乔夫认为，“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权宣言。紧随这一文件之后，其他共和国也相继通过类似宣言，不仅是加盟共和国，也还有自治共和国。开始‘主权国家大检阅’，结果，寻求与立陶宛调解之路告吹”。[98]长期在俄罗斯的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托·基耶萨认为，1990年6月12日是苏联开始终结的准确日期，“1990年6月12日是一个转折的日期，它对后来许多事件有影响，它注定了濒死期及其速度、方式，并迅速地使挑选不同抉择的可能性丧失殆尽。正是在这一天，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以绝大多数的选票赞同了其主席鲍里斯·叶利钦宣布俄罗斯为主权国家的提议。这就是所有接踵而至的分立主义倾向的起点和开端，这些分立主义分子先是断送了苏联，而后是俄罗斯”。[99]在俄罗斯的示范作用下，到1990年12月又有9个共和国：乌兹别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土库曼、塔吉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发表了主权宣言。1990年10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法令，重申联盟法律优先于共和国法律，但同一天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规定在俄罗斯境内共和国法律高于联盟法律。 在这种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把改革联盟体制、建立新的主权共和国联盟提上了日程，1990年9月25日，成立了包括苏联总统、最高苏维埃主席、部长会议主席、民族院主席、各共和国负责人在内的筹备委员会，起草新联盟条约。1990年11月23日，新联盟条约草案公布，供全民讨论，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明确表示不签署联盟条约，俄罗斯提出了许多保留条件，叶利钦更热衷于与其他共和国进行双边谈判和签订双边条约。 1990年12月24日，苏联第四次人代会通过了《关于新联盟条约的总概念及其签署程序》的决议，决定把现行联盟改组为“自愿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盟——民主的联邦制国家”。决定由专门的委员会负责条约的起草工作和决定签署的程序。为了取得民意的支持，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91年1月16日通过决定，在3月17日就是否保存革新后的联邦举行全民公决。1991年初建立了起草新联盟条约草案的专家小组，领导人是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弗·尼·库德里亚夫采夫和总统的两个代表：列文科和沙赫纳扎罗夫，参加这一小组工作的有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和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参加讨论和做出决定。戈尔巴乔夫这一行动采取得过晚，这是在中央与各共和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开始的。加盟共和国的对抗使中央名存实亡，为摆脱危机，戈尔巴乔夫不得不通过签署新联盟条约来寻求出路。 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央之间的矛盾加剧，在1991年初，莫斯科街头游行不断，矿工举行罢工，不断提出让苏联总统和内阁辞职，1991年2月19日叶利钦在苏联电视台发表讲话：“事情已经非常清楚，戈尔巴乔夫保留‘改革’这个词的同时，不愿意进行实质上的改革，他要保存现有体制，保存强硬的中央集权，不给予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以独立自主。……我完全不同意总统的立场和政策，我要求他立即辞职。”[100]3月9日，《真理报》刊登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第一个方案，叶利钦声明：“我们不需要现存的任何形式的联盟，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中心——庞大的、官僚化的……我们应该摆脱它。改革已经进行了6年，人们让我们相信，我们正在破坏这个体制，我们事实上已经走上了民主的革新，原来这是一个谎言。”[101]叶利钦摆出了一副要与联盟中央对着干的架势。 叶利钦想阻挠和破坏全民公决，他认为：“全民公决的目的，其一是为了赋予全国范围内的紧急状态以合法性质，其二是为了取得同俄罗斯的独立进行斗争的‘合法权利’。”[102]1991年1月26～27日在哈尔科夫召开“主权共和国民主力量大会”，有来自11个加盟共和国的40多个政党和组织参加，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民主俄罗斯运动”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号召对3月27日举行的是否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说“不”。[103]2月7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决定在全民公决票上加上第二个问题：“您是否同意设立全民投票选出的俄罗斯联邦总统职位？”目的是巩固自己在与联盟中央关系中的地位。 1991年3月17日，80%的苏联公民参加了全民公决（有6个共和国官方拒绝参加全民公决，它们是：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多瓦、拉脱维亚、亚美尼亚、爱沙尼亚），其中76.4%的人赞成保留联盟，21.7%的人反对，还有1.9%的票无效。在俄罗斯联邦，有76%的公民参加了全民公决，表决的结果很奇怪：一方面有71.3%的参加者赞成保留联盟，另一方面有70.8%的人赞成在俄罗斯设立总统职位，而这实际上是反对联盟的。俄联邦参加投票的人和赞成保留联盟的人在共和国中占倒数第一和第二，在俄联邦的中心地区，赞成保留联盟的人很少。俄罗斯的全民公决结果很难说是苏联总统设想的胜利。 在乌克兰举行全民公决时，根据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决议，也加上了一个问题：您是否同意在组成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的宣言的序言中写明乌克兰的国家主权？有80.17%的人回答是肯定的，高于赞成保留联盟者（70.2%）。这确定了乌克兰法律高于联盟法律的思想基础，在事实上排除了建立新的联邦制国家时乌克兰完全合乎要求加入的可能性。[104]在仅次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哈萨克斯坦，89%的公民参加了投票，其中94.1%的人赞成保留联盟。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土库曼斯坦赞成保留联盟者的比例分别为：82.7%、93.7%、94.6%、93.7%、96.2%和97.9%。[105] 叶利钦并不受全民公决结果的约束，戈尔巴乔夫忙于制定新联盟条约，叶利钦则忙于与其他共和国加强双边联系，以增强与戈尔巴乔夫讨价还价的资本。布尔布利斯回忆说：“还在1991年4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代表团多次举行会晤，在此之前就与这些共和国签订了双边协议。这些协议能够成为新联盟条约（没有当局竭力保留的具有极权主义内容的联盟中心）的基础，但是，卢基扬诺夫和戈尔巴乔夫注意到这么做对他们的危险后果，依靠新奥加廖沃进程轻易阻止了我们。”[106]1991年5月5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决定建立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6月12日，俄罗斯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总统选举，叶利钦以57.3%的得票率当选为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巩固了自己作为俄罗斯主人的地位。叶利钦当选总统是对中央政权、苏共、俄共的打击，“设立俄罗斯总统，并且赋予他很大的权力，这本身就意味着，在苏联国家大厦下埋下了一个巨大的地雷。在俄罗斯即将出现一个新的，与苏共中央没有任何联系，并且基本不依赖于苏联政府和苏联总统的权力中心，出现一个与苏联竞争的国家”。[107]叶利钦比戈尔巴乔夫有权威，因为他是全民普选产生的，而戈尔巴乔夫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由苏联人民代表选出的，叶利钦被民意推上了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使他这个“小总统”比戈尔巴乔夫这个“大总统”更加强有力，同时，波波夫当选莫斯科市长，索布恰克当选为列宁格勒市长，实际上苏共在俄罗斯联邦已失去了执政地位。 叶利钦上任后便开始自行其是，他访问美国，表示要独立自主地与美国发展关系，声明俄罗斯不执行苏联政府制订的下一年的经济计划，禁止各政党和群众性的社会运动和组织在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机关、团体、军队和企业中设立基层组织和进行活动。对叶利钦针对联盟中央和苏共的这些命令与决定，戈尔巴乔夫无力进行改变。为了争取叶利钦能够签署新联盟条约，戈尔巴乔夫做出了最大程度的让步，联盟中央只保留了制定安全、外交、社会政策以及协调经济活动等权力。1991年7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的决议，7月23日，各共和国领导人再次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会晤，苏联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全部到会，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也到会。卢基扬诺夫说，最后一次讨论关于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最后文本的会议上仍是非建设性的。有人建议从条约中删除提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主权联邦国家的内容，他们拒绝它有财产权，坚持只有一套税收系统。乌克兰代表在会谈中宣布，乌克兰将不会在9月中旬前决定自己与联盟条约的关系问题。15个加盟共和国中只有8个准备签署条约。[108] 1991年7月23日在新奥加廖沃协商好的新联盟条约最后文本没有对外发表，8月15日《莫斯科新闻》上意外刊登了这一文件，戈尔巴乔夫对报纸刊登这一条约大发雷霆，下令追查和严惩透露消息的人。1991年8月16日苏联各大媒体也争先公布了新联盟条约文本。按照新公布的条约文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改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简称仍为苏联。[109]新条约规定，“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为平等共和国联合组成的联邦制主权民主国家”，“缔约的每个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结成联盟的各共和国保留独立决定涉及本国发展的一切问题的权利，在国际关系中苏联为一个主权国家，但结成联盟的各共和国有权同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领事和贸易关系。联盟成员国的相互关系原则是：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合作互助、诚实履行根据联盟条约和共和国间协议而承担的义务。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作为主权的联邦制的民主国家，但主权共和国是第一位的，条约规定，在联盟职权范围内，联盟法律至高无上；在共和国职权范围内，共和国法律在本共和国境内至高无上。土地、矿藏、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均为各共和国所有。联盟没有税收权，联盟的财政预算要取决于共和国提供多少，条约中没有新的宪法通过的期限，也没有确定参加者的义务。条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后，1922年的联盟条约即同时失效。 1991年7月29～30日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在新奥加廖沃举行秘密会晤，戈尔巴乔夫建议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总统不是在9～10月，而是在8月20日开始签署条约。共和国的领导人同意了这一建议，因为他们明白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代会不会通过这样的条约，而8月份人民代表们正在休假，是签订条约的好时机。在交换意见中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共和国领导人关于在财政预算中实行单一的税收体系的建议。戈尔巴乔夫还同意解除总理帕夫洛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克拉夫琴科、副总统亚纳耶夫的职务，他们三人商定由纳扎尔巴耶夫任总理。叶利钦在谈到新奥加廖沃条约时说：“我同戈尔巴乔夫突然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我们二者的利益终于相互一致了，这些角色让我俩完全满意。戈尔巴乔夫保住他最高的职位，我则保住自己的独立。这对于我们二人而言乃是理想的决策。”[110] 以为万事大吉的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8月5日去克里米亚休假，计划8月19日回来，莫斯科准备好在20日的签约仪式。8月19日，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强硬派发动了政变，他们本意是挽救联盟，但政变不得人心，只坚持了三天，这次事件加速了苏联的解体，正如雷日科夫所说：“我认为政变成了标志我国改革寿终正寝的界石。改革陷于濒死状态了吗？是的，它曾进行垂死挣扎。而现在，改革不可避免地死亡了。不论是侥幸还是倒霉，这迟早会受到历史的审判。”[111]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认为，“苏联的历史已经结束，1991年8月21日这一天，撕下了苏联历史的最后一页。尽管苏联在这之后又垂死挣扎了几个月，但从这一天起，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已经开始了它的历史计时，尽管这个新国家此前只有一个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做的事，还有他想干的一切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112]八·一九事变产生了两个直接的后果，一个是使戈尔巴乔夫离开了权力，大大加强了叶利钦的权力，很多人站到了叶利钦一边；另一个是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激进力量得到发展，而共产党的力量不再起作用。俄罗斯实际上已经顶替联盟中央，这让许多共和国不满，也促进了独立浪潮的发展。 八·一九事变后，苏联国内掀起了一场独立的浪潮，各国纷纷发表独立声明，确定总统选举日期，起草宣言。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分别于8月20～21日宣布独立，恢复1940年以前的宪法。8月24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 8月24日，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乌克兰是独立的民主的国家，从这一时刻起，在乌克兰领土内只有共和国法律机关通过的宪法、法律、法令有效。将于1991年12月1日就批准乌克兰独立的文件在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 8月27日，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宣布独立，30日阿塞拜疆宣布独立，31日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分别宣布独立，9月9日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9月23日亚美尼亚，10月27日土库曼斯坦宣布独立。在别洛韦日协定签订前只有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没有宣布独立。 戈尔巴乔夫仍在为保持联盟进行着最后的努力，为了争取各共和国能够签署，戈尔巴乔夫再次做出让步，确认新联盟将是邦联式的民主国家，但叶利钦反对“主权国家邦联”的提法，建议改称“民主国家邦联”，他还强调要等乌克兰12月1日全民公决的结果，如果乌克兰不签署，俄罗斯也不会签署。 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全民公决的结果是赞成乌克兰独立，克拉夫丘克当选为乌克兰首任总统，12月3日叶利钦率先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12月7日叶利钦率领一班人马，撇开戈尔巴乔夫来到白俄罗斯，与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会晤，决定了苏联和戈尔巴乔夫的命运，为苏联的解体进程画上了句号。 叶利钦回忆道：“别洛韦日会谈是秘密进行的，为此甚至动用了特种部队来保卫整个官邸。……会议的紧张程度随着分针的移动不断增强。我方参与文件起草工作的有布尔布利斯、沙赫赖、盖达尔、科济列夫和伊柳辛。我们在新的别洛韦日条约的构想和提法上下了很大功夫。显然我们必须当场签署所有这些协议，不能再耽搁了。”[113]曾参与起草别洛韦日协定的沙赫赖认为，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的全民公决为这一解体进程画上了句号，“起先鲍里斯·叶利钦和斯塔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还希望说服列奥尼德·克拉夫丘克以某种形式保留联盟。……然而乌克兰总统甚至不愿听到‘联盟’这个词，最后找到了‘联合体’这一形式作为各国在同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空间共存的方式”。[114] 这种说法并不能推卸叶利钦的责任，如果俄罗斯不选择独立之路，苏联不会彻底解体，没有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苏联都可能存在，但是没有了俄罗斯，苏联便不可能存在了。正如美国俄罗斯问题专家所说：“恰恰俄罗斯的利益和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主要角色。”[115]雷日科夫在谈到叶利钦的作用时也说：“为了攫取国家最高权力，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他用自己的行动千方百计鼓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乌克兰的以及其他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行动，以此作为同国家中央政权斗争的政治杠杆。一旦作出最重要决定的关头来临，他就毫不犹豫地跑到别洛韦日森林去有意识地展开了搞垮国家的行动。”[116]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斯拉夫国家的领导人发表声明，并签署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将停止存在，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结束了。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成了决定苏联命运的一个特殊的政治因素，在改革浪潮中兴起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摧垮了联盟大厦。苏联的解体，与历史上没有很好解决民族问题直接相关，长期以来，苏联一方面宣传“民族自决原则”，按民族属性划分行政区域，另一方面又过分强调无产阶级族际主义原则，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各民族的权利得不到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受到国家共同性的威胁，积聚了许多不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各民族提供了表达自己要求的机会，但他对民族问题显然估计不足，既没有很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解决好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当问题和危机来临时，他又盲目相信人民的理性和各民族间的兄弟情谊，没有发挥联盟中央的作用。戈尔巴乔夫没有及时更新联盟，没有及时划分联盟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使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在叶利钦的领导下，一方面对民族分离主义浪潮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又与联盟中央争权，让戈尔巴乔夫一次次挽救联盟的努力落空。在苏联解体的进程中，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叶利钦无疑起了决定性作用。
[1] 埃莱娜·卡·唐科斯：《分崩离析的帝国》，郗文译，新华出版社，1982，第271、215页。 [2] 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刘靖北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9页。 [3] Shahram Akbarzadeh，The Soviet Union：Collapse of the USSR and Formation of the Independent Republics，History Behind the Headlines：The Origins Of Conflicts Worldwide，Michigan：The Gale Group，20001，pp.252-265. [4] David MacKenzie and Michael W.Curran，A History of Russia，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Belmont，Calif.：Wadsworth Pub. co.，1993，p.734. [5] 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第201～202页。 [6] Robert Strayer，Why Did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Change，New York：M.E.Sharpe，1998，p.36. [7] Коэн С. “Вопро вопросов”：Почему не стал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М.：Спб，2007，с.67-68、77、95. [8] 雷切尔·沃克：《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张金鉴译，改革出版社，1999，第167页。 [9] 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第177～178页。 [10] 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第196、189、194页。 [11] 吴楚克：《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11页。 [12] 如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陈之骅等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3] Барсенков А.С.，Вдовин А.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1938-2002. М.：Аспект Пресс，2003，с.307. [14] Барсенков А.С.，Вдовин А.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1938-2002. с.308. [15]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522页。 [16] Барсенков А.С.，Вдовин А.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1938-2002. с.309. [17]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213、214页。 [18]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369、370页。 [19]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5页。 [20]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108页。 [21] 努·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命运、个人》，陆兵、王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第130页。 [22]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第2～3、5页。 [23] 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王南枝等译，新华出版社，1992，第15～16页。 [24] 《斯大林文集》，第470页。 [25] 米·谢·戈尔巴乔夫：《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7，第32页。 [26] 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岑鼎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第101页。 [27] 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507～508页。 [28]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М.：АСТ，2007，с.23. [29]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00页。 [30]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47～648页。 [31]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22～525页。 [32] 戈尔巴乔夫：《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122～123页。 [33] 戈尔巴乔夫：《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121页。 [34] 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命运、个人》，第60页。 [35]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с.25. [36] 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580页。 [37]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87页。 [38]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93页。 [39]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93～594页。 [40]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95～596页。 [41]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02页。 [42] 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583页。 [43]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623页。 [44] АГ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档案），Фонд 10，опись 2，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125。 [45] 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第104页。 [46] 埃莱娜·卡·唐科斯：《分崩离析的帝国》，第206页。 [47]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50页。 [48]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51页。 [49] АГФ，Фонд 10，опись 2，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60. [50]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39～640页。 [51] АГФ，Фонд 10，опись 2，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61. [52]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57页。 [53]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62～663页。 [54]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41～642页。 [55] 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第274页。 [56]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62页。 [57]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43～644页。 [58]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44、645页。 [59]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70页。 [60]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70～671页。 [61]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72页。 [62] 戈尔巴乔夫：《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115页。 [63] 戈尔巴乔夫：《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116页。 [64]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63页。 [65] 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329页。 [66]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75～676页。 [67]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22页。 [68]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63. [69]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65. [70]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70. [71] 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226页。 [72] 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命运、个人》，第127页。 [73] 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第221页。 [74] 戈尔巴乔夫：《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110页。 [75] 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命运、个人》，第135页。 [76] 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命运、个人》，第136页。 [77]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84页。 [78]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87～88页。 [79] 新华社国际部编《苏联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民族问题资料》，1972年8月，未刊，第58～59页。 [80] Киселева А.Ф.，Щагина Э.М.（под ред.） Хрестоьатия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1946-1995），М.：ВЛАДОС，1996，с.346. [81]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45. [82]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116页。 [83] 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第233页。 [84]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122页。 [85] 戈尔巴乔夫：《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123页。 [86] 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第230页。 [87] 吉连科，苏共中央书记；马斯柳科夫，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拉祖莫夫斯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 [88]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31～534页。 [89] 罗·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5页。 [90] 戈尔巴乔夫：《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125页。 [91]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148页。 [92] 罗·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第17页。 [93]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202. [94] 2000年6月3日《圣彼得堡消息报》，转引自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第21页。 [95] 皮霍亚：《苏联政权史》，第674页。 [96] 《苏联百科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第1、671页。 [97] Примаков Е. Годы в большой политике. М.：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1999，с.76. [98] 戈尔巴乔夫：《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126页。 [99] 朱利叶托·基耶萨：《别了，俄罗斯！》，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第118页。 [100] 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第27页。 [101]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212. [102] 叶利钦：《总统笔记》，第26页。 [103]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203. [104] Барсенков А.С.，Вдовин А.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1938-2002. с.374. [105]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215-216. [106]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220. [107] 罗·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第46页。 [108] 转引自Барсенков А.С.，Вдовин А.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1938-2002. с.375。 [109] 在俄文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的缩写一样，都是“СССР”。 [110] 叶利钦：《总统笔记》，第45页。 [111] 尼古拉·雷日科夫：《背叛的历史——苏联改革秘录》，高洪山、韩生民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第5页。 [112] 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第124页。 [113] 叶利钦：《总统笔记》，第131页。 [114] 沙赫赖：《苏联解体的谎言与事实》，载杨新宇、谢尔盖·沙赫赖、阿利克·哈比布林《变动中的法与宪法》，上海三联书店，2006，第318页。 [115]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七版），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593页。 [116] 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386～387页。 作者简介 戴桂菊，女，1965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俄语学习》杂志主编。已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代表作：《俄国东正教会改革（1861-19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主持完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系列教材《俄罗斯国情多媒体教程》。 董洁，女，1983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朝鲜史、冷战史。主要研究成果有：《〈朝鲜策略〉的源起——是黄遵宪个人构思还是清政府的决策》（《韩国学论文集》第十六辑）等。 郭永胜，男，1959年生，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多篇，代表作：《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黄立茀，女，195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副会长。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代表作：《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6）。 李庆华，男，1962年生，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教授，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世界历史文化所在读博士，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已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编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大学俄语综合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等。 刘玉宝，男，1962年出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世界史博士研究生，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成果有：《苏联核武器生产厂的人才政策及劳动纪律》（《西伯利亚研究》，2007年第1期）等，及译著《俄国社会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柳植（杨存堂），1934年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主编。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代表作：《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美苏冷战的一次极限——加勒比海导弹危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世纪性的实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等，并参与主编多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吕雪峰，男，1974年生，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讲师。已发表的论文有：《“贝奈斯公式”与1943年苏捷条约》（《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3期）、《俄国档案中的百分比协定：斯大林与丘吉尔划分东南欧势力范围》（《国际冷战史研究》第3辑）等。 马龙闪，男，194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学术津贴。已发表学术论文及其他文章百余篇，代表作：《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沈莉华，女，1970年生，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已发表学术论文20篇，并参与《西伯利亚学与中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一书写作。 沈志华，男，1950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代表作：《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2007）等，并总主编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师建军，男，1966年生，陕西省咸阳市西藏民族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成果有：《俄国社会革命党土地社会化纲领的命运》（《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3期）、《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深层原因》（《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6期）等。 宋永成，男，1966年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已发表论文近10篇，如《民族自决原则与戴高乐政权的合法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民族自决原则与戴高乐政权的合法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王洋，男，1979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曾在《冷战国际史研究》第3辑（2006年）发表译稿：《巴黎和平会议上的“希腊问题”》。 吴伟，男，195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远东问题》（俄）等杂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代表作：《苏联与“波兰问题”（1939-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勃列日涅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并参与主编多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肖瑜，男，1975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0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成果有：《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最英明？——锦州攻坚战再考察》（香港《二十一世纪》2008年10月号），并在《冷战国际史研究》杂志发表译作多篇。 徐天新，男，1934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主持国家教委社科基金项目《欧洲统一的思想与实践》、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冷战中的大国战略关系研究》。在国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代表作：《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并参与主编多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姚海，男，1952年生，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副会长。已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代表作：《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台湾淑馨出版社，1992）、《近代俄国立宪运动源流》（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当代俄国》（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并参与主编多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叶书宗，男，1936年生，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已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代表作：《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苏联兴亡史》（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002）等，并参与主编多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余伟民，男，1951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副会长。代表作：《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十月革命》（《现代化扩展中的世界与中国》，学林出版社，1999）、《论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2期）等，并参与主编多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郑异凡，男，1935年生。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代表作：《天鹅之歌——关于列宁后期思想的对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布哈林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2006）、《不惑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史海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并参与主编多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朱小萍，女，1975年生，华东政法大学讲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发表《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学术史回顾和档案文献介绍》（《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1期），并参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翻译工作。 左凤荣，女，1964年生，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代表作：《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读懂斯大林》（合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普京执政下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