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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尼的最后一战
作者：伊多·内塔尼亚胡
内容简介
1976年7月4日，100多名被武力挟持在乌干达恩德培机场的人质，在一场出其不意的救援行动中被成功解救并途径2000英里被安全护送到以色列。挟持人质的是一些受到乌干达军方协助的阿拉伯和德国恐怖分子；解救人质的是以色列精锐特种部队野小子，也称侦察营。随着救援行动取得惊人的成功，约拿坦内塔尼亚胡（也称约尼）作为侦察营的指挥官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声誉。不过，他也是恩德培突击行动中唯一一名阵亡的以色列士兵。 作为这名指挥官的兄弟和侦察营的一名前队员，伊多内塔尼亚胡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走近突击行动的参与者。他能够获得侦察营队员关于行动的详细描述，而且这些队员第一次解密了行动的前期策划和几近完美的执行过程。从队员的描述中浮现出的是一个震彻心扉而又动人心魄的故事，揭示出的是如何在不到48小时的匆忙准备之后顺利完成这个极具冒险精神的行动。 《约尼的最后一战》生动地刻画了那些远赴非洲参与救援的士兵。不过，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属他们的指挥官约尼，他的英雄之光、他的悲剧之路以及那一场险象环生、波澜壮阔的救援行动。
序
在以色列军队所属的总参谋部侦察营（一般称“侦察营”）服役的日子，是我生命中难以忘怀的一段时光。而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恩德培救援行动，也称“约纳森行动”。
分配给我们侦察营的任务，是解救被恐怖分子挟持在乌干达恩德培机场的105名人质。侦察营的士兵竭尽了全力为行动做准备并且执行命令。而他们的指挥官，就是约纳森·内塔尼亚胡中校（也称约尼）。
从救援任务被下达给侦察营的那一刻开始，约尼理所当然地成为带领队员投入准备工作的人。首先，他制订侦察营的行动计划、监督准备工作、给侦察营参与行动的队员做情况通报——最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信念感染了我们和其他一些参与行动的人。那就是，任务一定能够成功完成。而且，整个行动中他表现出坚定不移而又振奋人心的风范。
这些年以来，我阅读过所有关于恩德培救援行动的出版物。而你眼前的这本书——由约尼的弟弟伊多·内塔尼亚胡所撰写——就是一部按时间顺序记录突击行动的、具有非凡意义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作为一个经过详尽研究的成果，作品首次对总参谋部侦察营的行动进行了真实的全景式描述——从为行动做准备开始，到对恩德培旧航站楼进行成功突击（约尼因此而牺牲），到突击部队和获救人质返回以色列。
这部作品给我们讲述故事的方式，优雅得体而又催人奋进。更重要的是，它完全忠于事情的真相。
约哈伊·布瑞纳中校
恩德培救援行动时期侦察营（野小子）的参谋
※※※
约纳森行动是有史以来最惊心动魄的空中军事行动之一。它的执行得益于一支勇猛无比、训练有素、意志坚定的小型突击队和一支虽然年轻但有着专业素质的C-130大力神飞行中队的完美组合。侦察营和飞行中队接到任务时，都是在极短时间内得到的临时通知。因此，这个联合行动组在有其他因素促成的情况下，成功地执行了一次复杂的任务，虽然其中充满了巨大的风险。
这部作品描述的行动以约纳森·内塔尼亚胡命名。他是救援部队的指挥官，并在突击行动中英勇牺牲。除了讲述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之外，作品对事件给予了真实的记录。作者不仅是这位指挥官的弟弟，也曾是侦察营的一位老队员。他经过一丝不苟的研究，努力重现这个在世界范围内曾经感动和激励数百万人的伟大事件。
约书亚·沙尼准将
恩德培救援行动时期以色列空军的首席飞行员
写在前面的话
本书以七十多个录音采访为基础，其中大多数受访者都参与过针对恩德培的突击行动。他们包括组织者、策划者和受命参与行动的士兵。我也查阅了来自侦察营（总参谋部侦察营，也称“野小子”）的各个小队长的书面报告，以便记录行动的不同阶段。此外，我参考了1976年7月以色列国防军广播电台的文字稿，它以研究员丹尼·维塞利对三名参与突击任务的侦察营士兵的采访为基础制作而成；同时，我也使用了1986年7月在一次恩德培行动纪念会议上的录音稿，其中有几位侦察营的预备队员对突击行动及其准备工作的描述。还有一些来自电台播音和出版文章的精选资料，帮助我获得了对事件的全面了解。
因为一些侦察营士兵的身份仍然属于机密信息，我只能用姓氏称呼他们。
除非特别标注，书中的引语都来自录音采访。
前言
1976年7月4日，午夜刚过。一支以色列突击队驾车行驶在乌干达恩德培机场宁静的跑道上。士兵们乘坐的大力神运输机已经回撤并且消失在视野中。而在他们眼前，是一条向前延伸开去的黑色沥青路。两旁是疯长的非洲野草，有篱笆一般的高度。走在这个小型车队最前面的，是一辆黑色奔驰军车，上面悬挂着乌干达国旗。后面紧跟着两辆陆虎吉普车。三辆车都悬挂着硬纸板制成的“乌干达”号牌，并且开着车灯在行驶。这一切，都使得他们的举动更增添了一份真实性。
突击队正在朝着目的地，也就是这个机场最东面的一座旧航站楼，一点一点地靠近。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三辆车上的士兵将要完成人类军事史上一次最特殊、最成功的突击任务——解救在旧航站楼里的105名人质，而这些人已被劫持他们飞机的恐怖分子和乌干达军方用枪胁迫达一个星期之久。
突击队由三十多名士兵组成，隶属于以色列军方总参谋部侦察部队（也称为侦察营或特种部队）。他们的指挥官坐在奔驰军车的前排位置上，穿着和其他士兵一样的乌干达迷彩服。他是我哥哥，拥有中校军衔的约纳森·内塔尼亚胡。30岁的他，在整个突击队中算是最年长的一个。
几个小时之后，一位我在侦察营服役时认识的军官打来电话，将我从耶路撒冷的家中吵醒。当时，我还是一名军方的预备役人员，受侦察营调遣。我只是纳闷，他这么早打电话来到底有何贵干。“你暂时要待在家里，”他说，“一旦任务结束，你就要回到自己的岗位。”半睡半醒之时，我依稀记得那一周早些时候，也就是法航班机被劫持到乌干达之后不久，侦察营来电话告诉我说，如果有需要必须随时待命。那位吵醒我的军官继续说，“顺便问一下，你能把比比在波士顿的电话号码给我吗？”他指的是我另一位哥哥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当时他正在美国求学。
我把比比的号码告诉他以后，就挂断了电话。我看不出救援行动已经展开的迹象，更别说有什么事出了岔子。但是，我和其他以色列人民一样，很快就知道了这次行动。自从电台播出第一份报告之后，以色列人就开始奔走相告，消息传开了。没过多久，我接到了比比的电话。他对这次突击行动取得成功感到无比兴奋，并且问我是否有约尼的消息。当然，毫无疑问的是，约尼和他的侦察营是整个行动的主力军。
又过了没多久，我在家里接到电话，被告知约尼牺牲的消息。他是这次行动中唯一阵亡的以色列士兵。
对普通大众来说，约尼的一生实际上都不为人所知，因为他在军方的工作具有保密性。在获救人质和侦察营士兵安全着陆以色列之后不到24小时，约尼的名字在整个国家变得家喻户晓。他的生活、他的为人，引发了无数以色列人的猜想。
从那时开始，关于恩德培救援行动还有哪些没被提及的故事呢？它虽然发生在好多年前，现在依旧能唤起在那遥远而颇具英雄色彩的过往岁月中涌现出的一段段传奇。这次行动被《纽约时报》的军事分析员德鲁·米德尔顿称作“人类军事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行动”。
这次行动的非凡之处不仅仅表现在军事层面。一个只有三百万人口的、处处受困的国家，没有向恐怖主义和敲诈勒索屈服，而是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千里奔袭，到另一个国家开展一次危险重重的救援行动。在一个对残酷漠不关心的世界，对是非问题所谓的分歧只是为了掩饰道德上的懦弱和胆小。恩德培救援行动，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触动了全世界人民的心灵。因为它不止一次地证明了，面对不可想象的逆境时，正义可以得到伸张，真理也可以所向披靡。
那么，突击行动几乎在一夜之间名声大噪，这就不足为奇了。故事被很多书籍、无数报纸和期刊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起，当然也包括一些歌曲和诗作。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努力地去记录这个不可思议的事件，并且回味其中深远的意义。
尽管对此次行动已有过多的记录，但恩德培的真实故事却没有被讲述过。其中最核心的部分——那些参与突击行动的策划和准备工作的侦察营士兵所做出的丰功伟绩、救援行动本身、那些力排众议批准行动的人、那些真正执行任务的人——没有被描绘过。
造成这个事实的部分原因是由我哥哥率领的侦察营属于以色列国防军的保密部门，因此活动要求严格保密。侦察营的名称一直是机密信息，直到几年以前才开始解禁。即使现在，侦察营及其相关活动都还笼罩着一层厚厚的神秘面纱。所以，恩德培事件之后的开始几年，记者和研究人员都无法轻易接近那些真正与恐怖分子和乌干达军队交过手的士兵。而且，即使有人能够确认这些士兵并找到他们，也很快发现自己面对的不过是一堵墙，一堵沉默的墙。就算士兵愿意说起，对一个局外人坦诚布公也会显得犹豫不决。
也许，这些士兵太年轻，不太关心我们可以为后世的人们记录些什么。他们满足于把自己在突击行动中所扮演角色的一些真相搁在心里。因此，有关侦察营官方的机密性质和士兵们强烈的自律意识，使得突击行动的关键资料一直隐藏在公众视线之外。
再者，以色列军方甚至也从来没有尝试去详尽而精确地记录这个事件，以及突击行动中侦察营所扮演的角色。个中缘由不仅多种多样，而且错综复杂。我也只是略知一二。其中之一是侦察营的指挥官约尼在行动中牺牲，群龙无首的侦察营在这之后只做了简短的、不甚充分的情况汇报，并且也没有记录。会议之后，军官们就急匆匆地继续确认和承担起侦察营当时所面临的重任。到了第二天，他们就已经把恩德培事件抛在脑后了。以色列国防军也没有人努力地去留存一些有关侦察营的行动细节。一个例外就是，军事历史档案部门对行动作出了自己的描述，但没有采用侦察营内部人员所提供的真实信息。他们收集的资料非常有限，从整体上看也不太可靠、不太精确。
结果就是，恩德培突击行动中主要的战斗部队所发挥的作用基本上没有被记录。实际上，关于侦察营在突击行动中的作用，以及阵亡指挥官的角色，仅限于士兵们的个人记忆。这些记忆从来没有被记录、收集过，也从来没有被整理、分析过。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们也在慢慢地褪色。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我和其他家人开始着手修复这段记忆。我们去采访那些参与过恩德培行动的士兵和军官，并做了录音。开始的一些采访由我哥哥本杰明和父亲本齐翁·内塔尼亚胡教授完成。后面的主体工作由我继续完成。
因为我既是约尼的弟弟，同时也是侦察营的一位老兵，所以这些侦察营的队员们都很愿意对我敞开心扉、坦诚相告。事实上，很多队员在面对麦克风分享他们自己眼中的这段故事的时候，真的是太过激动。信息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收集起来。队员们的描述一个接着一个，而最后浮现出来的是一个蕴含着无穷能量的传说。这个传说，融合了恩德培行动的点滴细节和约尼在生命最后的悲壮时刻。当然，这也是无法在军事档案中找到的。因此，我的描述开始有了轮廓。
本书在1991年以希伯来语首次出版，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之一。它用大量的篇幅，记录了在救援过程中侦察营及其指挥官约尼的故事。十年之后，我在浏览这个英语翻译版本的时候，查阅了很多关于突击行动的新资料，并且又重新向相关的人员和机构核对了几千页的录音整理稿。我不禁为自己原始作品的精确性而感到震惊，尽管其中有几个次要细节需要修改。为了纠正作品首次出版之后发现的几处错误，以及几个有争议的细节，我觉得有必要增加一些我采访过的人员的语录和几个注释。否则，《约尼的最后一战》就和原始的希伯来语版本并无二致。
作为侦察营曾经的一份子，除了收集资料的便利外，这个角色本身也对我的写作有所帮助。关于侦察营的运作情况、思维模式以及准备过程和执行命令的方式等第一手信息，使得我有了一个局内人的视角去看待这样一个恩德培救援行动是如何被组织起来并且被成功执行的。关于这个故事的“内幕”还有：约尼不仅是我的哥哥，还是我在部队服役的大部分时间里的上司。我和领导救援部队的军官之间所具有的亲密关系，并没有为作品带来额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写作视角。只有去熟知主要决议和行动背后的个人因素，包括他们的动机，我们才可以理解类似事件的来龙去脉。
像恩德培救援行动这样的惊世壮举，需要一些特立独行的个人英雄，或者是那些能够在关键时刻真正超越自我的人。没有这样的人，恩德培行动（以色列政府为了纪念约尼而将该行动命名为“约纳森行动”）将会是天方夜谭。
“以色列军队的精英都在这里……这种人跟我志同道合，”约尼作为一名初级军官加入侦察营之后不久，他这样写道。“有着主动性和驱动力的人，愿意在必要的时刻去打破常规。他们不会固守一个解决方案，而是不断地寻找新方法、新答案。”这是约尼对同在侦察营效力的军人的看法。在他写下这段话之后没几年，他就带领着这帮人奔赴恩德培。这是那些士兵们的故事，也是那位指挥官的故事。
伊多·内塔尼亚胡
第一章
记得恩德培救援行动的前一年，也是约尼执掌侦察营帅印的日子，我开车去基地总部。那个时候，离我脱下军装、离开侦察营已经有两年的光景，很多面孔已不再熟悉。我经过一名士兵身边，看见他穿着汗衫，很放松地坐在营房前面，正在用一个修面刷清洁他的来复枪。他很仔细地转动枪的每一个部位，然后在阳光下检查。那天一大早，基地四处都在为换帅仪式做准备，之后还有一个庆祝活动。为了向约尼统率新军表示祝贺，我朝着基地总部走去。在路上，也就是一个餐厅旁边，我碰到了两个熟人——一个是受邀参加仪式的退伍军官，一个是即将卸任的正在跟那位军官交谈的侦察营初级指挥官。那位年长的军官一看到我，马上沉默下来。但是，他的动作还是慢了半拍。我听到了他们污蔑约尼的只言片语。原来，这种勾心斗角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不禁让人一阵揪心。
我站在旗杆前面的一小块训练场上，面朝基地总部。而大楼里，回荡着巨大的喧闹声。在一个灯光昏暗的小房间里，约尼站在接待柜台后面，半截身子都被隐藏起来。大约六七个人围着他，有的因为紧急事件向他请示，有的拍着他的肩膀向他表示祝贺，约尼都满面笑容地予以一一回应。看起来，即使正式的交接仪式还没举行，约尼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已经走马上任了。门廊前有三个台阶，我爬到第二阶就停下了。约尼正在给一个下级军官作指示。他完全沉浸在手头的事务之中，以至于即使几步之遥也没有注意到我。我转身离开了大楼。这么多人在场，我现在无法向他表示祝贺。
我在基地闲逛着。桉树林里的帐篷群落已经消失了，而我一半的军旅时光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新的营房已经为士兵们择地而建，于是帐篷驻扎的地方只剩下光秃秃的水泥地面。食堂也已经扩建，侦察营的士兵再也不必轮班吃饭了。士兵们身着短裤和格子图案的上装，脚踩拉链式的便鞋，在悠闲地踱步。这是约尼教会这些城市青年的一种集体农场的时尚。士兵们强健的体格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展示出来，这不禁让我的优越感油然而生！第一批预备役军人、侦察营退伍军人已经抵达仪式的现场。整个基地的人开始汇集起来。
过了不久我又返回到基地总部。接待室除了一些职员，已经没有人了，于是我走了进去。
“你能告诉约尼我来了吗？”我问她。
“他在参加一个全员大会，”她说。
我再次离开了，在附近的一个草坪上坐了很久。沮丧的情绪包裹着我。我想离开这个地方，但又这么等着。偶尔有人向我问好，我也朝他们招手。在我面前这栋办公楼的窗户和帘子后面，我的哥哥正坐在会议桌旁。身后的一面墙上挂满了历任军官和侦察营士兵的照片，而另一面挂着一个展开的巨幅中东地图。可以肯定的是，军官们都紧紧地围坐在那个几乎占据了整个办公室的会议桌旁。我也相信，约尼已经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了那本记录用的便签簿，并且一边讲话一边浏览。他吐词清晰，语言也丰富多变。我听不见他，但我知道他的讲话抓住了要点，并且也经过了深思熟虑。偶尔，他的措辞中也显露出一些情感。军人讲话中一贯弥漫的那种热情洋溢的同志之谊，在他讲话结束时几乎都没有一点体现。
我的目光从窗户移开，转向了旗杆和四周的水泥地基。我记得，几年前我们还坐在那坚硬的圆形水泥石阶上。一大群士兵，等着负责的长官到达，然后把旗帜降下来。这经常发生在夜班站岗之前的傍晚时刻。长官是一位说话很和蔼、喜爱沉思的集体社区成员，对军事问题几乎一窍不通。他到达以后，我们就在前面排成一列，面朝旗杆，以立正姿势站好。长官走到旗杆下面准备解开绳子，手指还没碰到绳子的时候，他转过身说，“对了，礼拜天我们要降旗吗？也许我们可以让它一直挂着，就像安息日一样？”
整个一列士兵炸开了锅，开始激烈地讨论起这个问题来。一些人说要降旗，另一些人说不要。而我们的长官，把手从绳子上挪开了。
“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讨论吧。旗帜就这样了。”他说。退回来之后，他立正站好，向国旗行礼。我们也离开训练场，开始夜班站岗。
我回头看了看总部大楼。军官们正从门廊顺着台阶而下。全员大会结束了。现在可以去跟约尼说说话。
然而，我却站起身，走回了汽车，然后钻进车里，驶出了基地。我朝着耶路撒冷的家开去，而脑子里关于哥哥的思绪却如潮水般涌现。
五年前，我第一次看见他作为指挥官的模样。
我和战友们在完成基础训练和跳伞课程之后，为了弥补调往侦察营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被派驻位于约旦大裂谷的耶利哥城以北的地区，归属那里的哈鲁突击部队管辖。第一天早晨，我们在基地一个偏远的角落搭建帐篷。不到一天的时间，营队里的农家小子就准备好了我们需要的所有东西，比如用来清洁来复枪的汽油、用来替换床上草垫的海绵垫、一把露出弹簧但用毯子盖着的扶手椅。负责指挥的埃亚尔长官，决定要离开侦察营去军官培训学校。在我们不需要呆在埋伏地点或进行晚间巡逻的时候，埃亚尔就会找其他方式来让我们打发时间。比如，他命令我们按照身高一对一列队，然后每个人轮流背着队友穿过大裂谷的大小道路。如果要折返到基地的那一圈路灯下，我们要颤颤巍巍地走上六公里路程（我几乎吃不消）。当剥下被汗水浸透的子弹带、舒展四肢的时候，没有人会去在乎哪一件事情更难熬了：是背着队友走过的那段路程，还是来回路上的短暂休息，抑或是每挪动一步那种翻胃和呼吸急促的感觉？
抵达大裂谷几天以后，基础训练时期一直和我同睡一个帐篷的队友纳西母突然问我，“嘿，你觉得约尼怎么样？”
“你的意思是？”
“埃亚尔跟我说，约尼是一个出色的指挥官，他再也找不到比约尼更优秀的人了。”
我只是报以微笑。
一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埃亚尔跑过来告诉我，我的祖母去世了。“约尼要你去基地和他会面，然后你们从那里一起去葬礼。”
我搭了便车赶往约尼在撒马利亚的基地，而我离开那个新兵训练营也只有一两个月。我第一次看到，前往基地路上的风景透过挡风玻璃向我扑面而来。它没有在身后消失，而大部分被旁边卡车上的油布所遮挡。那些卡车载着刚刚周末度假归来的新兵们。那样的旅程，我们也经历过。每转过一条迂回的山路，都会加深笼罩在我们心头的沮丧情绪。仿佛一眨眼的工夫，旅程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军士长如影随形的恐惧激励和刑罚折磨。现在，我仿佛张开了胸前滑翔的翅膀，手里拿着红色的贝雷帽。曾经走过的这条路，在眼前飞驰而过，唤起的不是过往的恐惧，而是一种自由的感觉。
我跳下那辆顺风车，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基地大门站岗的迈克尔。我在耶路撒冷读高中时就认识他。
“你最近怎样？”我握着他的手问道，“怎么沦落到站岗放哨的地步了？”
“别提了。事情搞得一团糟。骨折之后我就不能参加训练课程。”
“你在哪个连队？”
“哈鲁连队，也就是你哥哥的连队。这次受伤让人感觉很郁闷，真的。”
“为什么呢？”我抬起眉头。
“你看，我怎么能拒绝那样的长官呢？怎么能啊？”
我离开迈克尔，爬上前往总部大楼的那一段斜坡。在首长决定要加速提拔约尼后，他暂时从侦察营调到哈鲁连队，在那里积累一些当连长的经验。在他走出办公室时，我遇见了他。我们紧紧地握手，笑容堆满了他的脸庞。
“我们马上出发，”他告诉我，“不过我得去一下医院，就一会儿。你可以跟我一起来。”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去医院。对我来说，他看上去非常健康。大约六七个士兵等在门口。我们穿过人群来到门诊室。医生已经在检查第一个病人了。这个士兵的脚底满是裂开的口子，像干旱的泥土一般。
约尼仔细查看后，好像对士兵的情况了如指掌。
“医生，你觉得怎么样？”他问。
“这得靠他自己，”医生看了看士兵，然后说道，“我无法告诉你，他的病是否会继续这样。只有他自己知道。因为现在没有任何好转，也许情况会更加糟糕。这个病已经好几年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染上的。”
“你认为自己能撑住吗？”约尼问士兵。而这个士兵只是耸耸肩，不知说什么好。
我又看了一眼他的脚底，他是如何吃力地挪动每一步的，我真是感到奇怪。
“也许，你应该送他去看皮肤科专家。”约尼建议道。
士兵们一个接一个进来，约尼检查后确保他们都能得到合适的治疗。站在那里，我想起了自己在基层的连长，也是在侦察营。我不记得他曾经跟我们讲过话，除了有时行军前的一些只言片语。当然，他从没有单独跟我交流过。
不，事实不是这样。有一次他确实跟我说过话。那是在基地的最后一天，我去交回自己的物品。野餐用的碗两个星期前在苏伊士运河被一辆坦克压扁了。当我听到坦克履带的碾压声传来的时候，身子猛地往边上一闪，而没有把那只碗抢过来。坦克经过后，我只发现一个压皱的罐头盒子，一半埋在地里，上面满是土豆泥。
“那只碗没了，这就是你打算用来交差的吗？”军需官嘲讽式地质问我。“在这里签名认罚吧。”
我和他辩解了一番，这时从大楼的深处传来一个声音。这栋大楼也是连队总部所在。原来是连长在说话，“少在这里扯嘴皮子，伊多，签名吧。”
我签了名。
我爬上约尼的吉普车，朝大门开去。在我们面前耸立着尖尖的山峰，俯瞰着我们的基地。我记起了我们到山顶的夜行军——曾经有两次，四名士兵用担架抬着第五名士兵，上山又下山，只在山顶休息了一会儿。在一个半月的基地生活之中，这还算不上是特立独行之举。约尼去世后，有人告诉我，他也带过连队行军到山顶。那是在基地的第一天。约尼一马当先，没有停歇，其他的军官和士兵都跟在他后面。到了山顶的最高处，一座阿拉伯酋长的坟墓兀立在那里，瞭望着一片视野非常开阔的山谷和阿拉伯村落。约尼在坟墓边跟士兵们交谈了一会，他没有讲士兵们从基地生活中能够期待得到什么，而是讲一个男人成为一名士兵的意义，那就是在以色列的土地上保卫人民。
我们离开了基地。约尼开车，我坐在他旁边。吉普车顺着蜿蜒的山路而下，一路从伯特利到了耶路撒冷。葬礼上，我们的家人团聚了——父亲、母亲、叔叔、伯伯、姑父以及同辈的表亲。约尼和我都穿着军装。我们另外的一个兄弟比比，因为在侦察营执行任务而没能赶回来。叔叔伯伯们围在约尼身边，带着一种明眼人都看得出的慈爱和敬佩之情问候他。
之后，我们来到橄榄山上，那里有一片公墓区。旁边是远远的耶路撒冷和圣殿山。在种着橡树的、有几十年历史的祖父的墓碑前，父亲发表了悼文。我注意到，父亲的兄弟们在那一刻表现出内心压抑着痛苦的神情。父亲提到，虽然祖父母一直背负着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但他们的孩子都离开了祖国。现在，孩子们重新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相聚，为了母亲的葬礼。
悼文结束后，丧葬协会的工作人员把泥土掀进墓地。约尼从其中一个人手中拿过铁锹，开始铲土。泥土落下的声音在耳畔回荡。我的脑海里，仿佛浮现出最后一次见祖母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从飞行课程中请了几个小时的假，晚上去医院看望她。我搭了便车来到特拉维夫这个不太熟悉的城市。等到找到地方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我询问值班的护士，哪里可以找到莎拉·米勒科夫斯基太太。护士领着我走过一条黑暗的走廊，来到一个小房间，打开了床栏杆边上的灯。“奶奶，奶奶，”我呼唤着，她已经醒了，但没能认出我来。“我是伊多，奶奶。我是伊多。”我望着她，雪白的床单中间，是一幅已经萎缩和佝偻的身躯。她爬不起来，迷惑地四处张望着。“我的伊多，”她用微弱的语气回应我，然后又渐渐睡去了。巨大的悲痛萦绕着我。漆黑的房间、裸露的墙壁、凝重的空气。护士在我提出其他要求之前，就急匆匆地离开了。借着电灯洒下的光晕，我又看了看祖母。她闭着眼睛，等着即将到来的死神把她从病榻上的孤独中解放出来。我在她旁边又待了几分钟，然后离开了。
这样的场景再次涌上心头。墓地边上，约尼在卖力地填土。他的贝雷帽塞在衣服口袋里，眉头已经挂满汗珠，嘴角凝结着他惯有的坚定，而悲伤的情绪在目光里已然泛滥。我这样想，约尼本该陪伴在祖母身边的，亲她的额头、握她的手、跟她聊天，即使她一句也听不懂。我拿了一把铁锹，帮约尼一起铲土。我的表亲们都加入进来，而那些丧葬协会的工作人员都被撂在一边，无事可做。
五年之后，我坐在车里前往耶路撒冷，想起兄弟约尼的这些往事。我离开了侦察营，也将换帅仪式抛在脑后。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还是有一点困惑的。事实上，作为他的兄弟，我不得不先应付一大群军官和秘书，才能找到他亲自向他道贺。但是现在，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知道那不是我逃离基地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我看见了站在食堂边上的那位年轻军官的嘴脸。他满脸堆笑地听某个人诽谤他的长官，眼里还带着一丝愉悦的神情。
第二章
1976年6月1日，星期四。约尼飞往以色列中心城市特拉维夫的时候，在脚下看到了这样一片风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荒凉的西奈沙漠，然后是加沙地带和拉齐思内陆郁郁葱葱的果园和田野，最后是海水轻抚着的白色海岸，以及海岸低地杂乱无序的城市街区，还有耸立在城市东面的座座荒山。坐在约尼旁边的是侦察营的情报官阿维，而过去几天他都和阿维待在一起。甚至过去几年里，这两个人有很长时间都一起共事，每天从早忙到晚，而且天天如此。他们经常忙到周六，在约尼的公寓里，靠着几杯咖啡提神，面前一字摆开着地图和航空照片，起草计划一直到最后一个细节敲定。随着时日渐长，二人除了工作关系又平添了一份温情和对彼此的尊重。
现在，约尼和阿维在飞机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约尼看着地面，思绪如潮。他也许可以尝试打一会儿盹，因为回到侦察营后他就找不到时间休息了。刚刚过去的一周，对他来说有好几夜都不曾合眼，任务排得满满当当。而接下来的一周，很可能已经有新的任务在等待着他，虽然接到新任务的几率实际上接近于零，但这个想法足以让他思绪万千。即使没有任何的来由，他的想法就是，如果抛开一些局限不谈，如果可以勇敢地一搏，这次行动将会被几代人牢记心中。
※※※
整整一个星期，约尼都在关注法航客机遭劫持的事件。直到星期四，他的主要注意力开始转移。他要忙一些其他重要的事务，一些属于机密性而不能对外透露的事务。
6月27日，星期日。在空客飞机被恐怖组织劫持后几个小时，侦察营的一支先遣队进入了日常的警戒状态，属于突发事件后的常规反应。已知的信息比较有限——只限于飞机在欧洲被劫持，该航线是从特拉维夫飞往巴黎，并且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乘客是以色列人等。飞机是在降落在雅典停留之后的那个下午被劫持的。当时，约尼带着一些士兵远在侦察营基地之外。总参谋部的行动部门告知了他们所发生的事情。根据信息，约尼通过电话把指示传达给穆吉·贝奇少校。他是那天侦察营的值班指挥官，也是先遣队的警戒任务的负责人。约尼向他交代了各种注意事项，确保相关的主要军官、士兵和物资都在基地之内。
“听着，”谈话结束时，约尼告诫穆吉，“现在要尽可能把一切能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以免措手不及。”
临近午夜，穆吉带着侦察营的应急兵力赶到特拉维夫城外的罗德机场。在那里，他们要为飞机可能折返以色列做好准备。飞机在利比亚着陆之后已经再次起飞了。但是，飞机目前在朝南飞行，先遣队要撤回总部基地。约尼再次拨通穆吉的电话，要求对事情的进展做简要报告。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约尼问。
“我们仍旧处于警戒状态，看看恐怖分子是否会来这里。我们已经接到撤回罗德机场的命令。”
约尼发出命令，侦察营的副指挥官和先遣队一起前往罗德机场，并说自己星期一早晨会从西奈起飞，和他们在那里会合。
后来的结果是，被劫持的飞机那天早晨降落在了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于是，在罗德机场和士兵们会合后，约尼回到了总部基地，并召集穆吉、伊夫塔和其他军官开会。他对关于这架航班的突击计划以及参与计划的兵力的布局做了一些修改，以防航班真的返回以色列。会后，约尼继续其他日常事务。除了警戒力量坚守岗位之外，基地的活动如往常一样开展，因为没有人知道飞机是否会停留在乌干达，抑或停留多久。
6月28日，星期一。在这个节骨眼上，由瓦迪埃·哈达德领导的巴勒斯坦人民革命阵线的劫机分子至今还没有公布他们的要求。但是，很明显，要求很快就会公布。在飞机降落恩德培之后，241名人质已经被劫持在法航客机中长达12小时之久。星期一下午，人质被从客机上转移到了机场的一个旧航站楼的候机大厅里。这栋建筑曾经为进出乌干达的旅客提供飞行服务，其中包括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乌干达工作的以色列人。自1972年开始，独裁者伊迪·阿明在这个阿拉伯国家突然掌权之后，以色列的军事和经济专家被从乌干达驱离。这个机场也进行了扩建，增加了一条更长的新跑道。而且，在旧航站楼一英里外的停机坪的最西侧新建了一座航站楼和控制塔。而被荒废和弃用的旧航站楼，为恐怖分子劫持人质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场所。
4名劫机分子中有一名领导这次行动的德国男人和一名德国女人，还有两名年轻的阿拉伯人。后来，又有三名以上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在乌干达加入他们。自此，阿拉伯人成为整个队伍的领导者。与在飞机上的紧张和不安相比，4名恐怖分子此时看上去非常轻松。这次任务中比较困难和危险的部分，也就是劫持飞机，已经取得了成功。现在到了乌干达，他们没有感受到一点点威胁。“恐怖分子对自己很有把握，”一位名叫莎拉·戴维森的人质这样回忆，“我们被囚禁在他们手中，就像一只老鼠被困在猫爪之下。”以色列人可能会投降，也可能会解救人质。无论劫持行动的最终结果如何，恐怖分子目前的工作开展起来不会受到任何干扰。
这一天，以色列军方试图解救人质的方案几经斟酌，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尽管沙尼中校作为以色列空军大力神C-130运输机飞行中队的指挥官，自发地召集了全体会议来商讨劫机事件。他认为，如果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他的飞行中队是必然要参与的。因为大力神飞机是以色列拥有的唯一能飞抵恩德培机场的军事运输机。在飞行中队总部举行的会议很简短，沙尼和军官们主要探讨的是飞行里程和可能的飞行路线。假如以色列到乌干达的距离是大约2200英里，很明显的是，飞行中队只有两架加油飞机能够实现空中加油，只有它们能够依靠自己的燃料供给完成到乌干达的往返飞行。一般的大力神飞机可以抵达乌干达，但是回程起飞后其燃料只能维持一个半小时。
第二天，星期二，6月29日。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在下午晚些时候召集了一个会议，参与者都是内阁的高级部长。他们也是总理在遇到一些重要的国家事务时的咨询对象。恐怖分子已经公布了他们的要求，包括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40名恐怖分子，其中有一名加入人民解放组织的日本人冈本公三，曾经于1972年在罗德机场杀害了24人。同时，也要释放关押在其他一些国家的大量阿拉伯和德国恐怖分子(1)。恐怖分子把7月1日，也就是星期四的下午2:00作为满足他们要求的最后期限。如果名单上的囚犯到时候没有被释放，他们扬言要按照一贯的做法处决人质。看上去，这一次以色列人别无选择，只有屈服于恐怖分子的要求。因为人质在远离以色列几千英里外的敌对国家，落入了一群阿拉伯和德国匪徒之手，而且还受控于一位冷酷无情的非洲国家独裁者伊迪·阿明。
因此，拉宾总理召集了军队总参谋长莫迪凯·古尔中将来开会。他想问古尔，不管机会多么渺茫，是否有可能采取军事化的解决方案。古尔在准备飞往西奈半岛考察军队某部训练之前几分钟接到了拉宾总理的通知。他很快意识到，总理先生为什么召他前去。古尔吩咐他的助理哈盖·瑞格中校与凯垭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位于特拉维夫的规模庞大的总部基地——取得联系。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瑞格把车停在一个公用电话亭旁边，给军事行动指挥部的伊库提·亚当少将致电。他传达了古尔将军的命令，也就是开始对军事行动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在内阁会议上，针对拉宾总理的提问，总参谋长古尔说道，军方还没有研究过解救人质的方案，但是一般来讲，这样的行动也是可行的。古尔甚至提出了一些如何展开行动的建议。
这次内阁部长会议结束时，没有达成一致的决议。那个时候，以色列政府还认为，法国方面有责任来协助他们寻找解决方案。因为飞机是法国航班，并且大部分乘客都是非以色列国籍。此外，既然恐怖分子在要求中提到了其他一些国家，任何针对这场危机的协商方案都必然要涉及那些国家。
上午9:00，在与国防部长佩雷斯会晤之前，总参谋长古尔召开了有关这次劫机事件的预备会议。自从飞机降落在恩德培机场后，时间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天半。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军事行动指挥部的长官伊库提·亚当、空军司令员本尼·佩拉德少将在内。会议开始前，佩拉德吩咐同僚们把空军能够抵达恩德培的基础数据都提供给他。“我们拥有四个适合参与这次行动的、可以完全调动的大力神飞行班组。”一位空军部门的指挥官伊多·恩巴少将告诉佩拉德。伊多又补充说道，原则上有可能派遣大量的大力神飞机，波音707系列飞机也可以。佩拉德也决定直接跟大力神飞行中队的指挥官沙尼通话，就一些技术性问题交换意见。其中，大部分问题都涉及前往恩德培的导航事宜以及飞机在不同荷载量情况下的可飞行里程。
带着这些信息，佩拉德参加了与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的会晤。他坚决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向恐怖分子屈服。
“你有什么想法？”有人问他。
“我们有能力把超过1000名士兵送到恩德培机场，并且控制那里的局面。”佩拉德说的是一个要持续好几天的大型军事行动。“从我们的角度看，我认为乌干达的空中防卫不会带来麻烦。只有在恩德培机场的跑道由于某种原因堵塞的时候，才会有麻烦。比如，恰好有醉酒的司机把卡车停在跑道中央。”佩拉德继续说道，另外的选择就是展开一个局部性的行动，只需要调遣4架大力神飞机，而且飞行人员马上可以就位。1
这个想法依然不太全面。比如，人质一旦获救后该怎么办？部队如何返回国内？然而，鉴于后来所发生的事情，空军方面表态能够抵达乌干达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同时空军也对恩德培“软着陆”的可能性做过严肃考虑，比如没有战机掩护的情况。
总参谋长古尔对这种类型的军事行动特别怀疑，而军事行动指挥部的长官亚当说，这个建议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除了飞机在恩德培机场着陆之外，其他一些可能与行动相关的问题也在会议上向国防部长提出。2
也就在那天晚上，与佩雷斯会见之前，亚当已经把研究军事行动可行性的任务分配给了埃胡德·巴拉克上校，然后把他借调到了军事行动指挥部。埃胡德自70年代初期开始，约尼还是副指挥的时候，就一直担任侦察营的指挥官，他拥有大量的策划、执行特殊军事行动的经验。作为侦察营的指挥官，埃胡德做了大量工作来奠定侦察营的特殊军事地位。他个人曾经指挥过几次类似的军事行动，包括1972年5月在罗德机场解救被劫持的比利时沙比那航空公司的707航班，以及1973年4月在黎巴嫩贝鲁特港口的一次夜间突击行动，而且还击毙了几个人民解放组织的高级军官。
埃胡德在军事行动指挥部被分配了一间办公室，星期二深夜那里汇集了很多人，其中包括代表约尼参会的穆吉和伊夫塔。侦察营的代表来参会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类似的行动很明显需要侦察营来扮演主要角色。当然，也有来自于海军指挥部、空军部门和军事情报部门的代表。黎明来临前，代表步兵和伞兵部队指挥官丹·肖姆龙准将的海姆·奥伦中校也到达了会场。随他一起来的，还有步兵和伞兵部队的情报官阿姆农·布莱恩中校。他几年前就开始担任侦察营的情报官，个人对特殊军事行动的情报需求了如指掌。
实际上，整个团队还没有任何关于恩德培的情报。空军部门的恩巴少将将一份用于全球机场的民用航空导航手册带到了会场。整个一周，他将在这次行动的空中力量准备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同时也要协调空中部队和地面部队。导航手册给大家提供的信息极其有限，但却至关重要。手册上的一份草图标注了恩德培机场的跑道位置及其长度，还有旧航站楼的方位。穆吉曾经在一次以色列军事行动中被短期派往乌干达服役，也还记得那栋建筑。机场修建在维多利亚湖的岸边，这个内海是埃及尼罗河的主要源头，横亘在乌干达的南部和肯尼亚的西部边陲之间。
埃胡德认为，如果可行的话，务必要尝试一次军事行动。参会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很自然，每个参会者都提出了最适合自己部门的行动方案。海军指挥部的代表建议，使用橡皮艇经由维多利亚湖抵达恩德培机场；步兵和伞兵部队的海姆·奥伦中校提出，将部队空降到该区域；穆吉也提出计谋，使用民用飞机运送救援部队。当然，这些方案都非常的粗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出个所以然，因为大家对行动目标几乎一无所知。实际上，人质是否被关押在旧航站楼还没有得到真正确定，关于导航手册示意图上那个小矩形所代表的旧航站楼之外的信息也不得而知。
也有人提及使用C-130大力神运输机展开全面反攻。但是这个意见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因为讨论后得出的隐含假设就是，乌干达的独裁者伊迪·阿明和他的军队没有与恐怖分子合作，而仅仅是扮演一个他们很乐意忽略掉的“主人”角色。因此，与会的军官们都认为，行动所需的兵力要足够少，只要能够消灭恐怖分子就行。他们也推测，行动一旦结束，阿明会允许人质和救援部队安全地离开他的国家。
会议一直持续到了星期三的早晨。结束的时候，达成的决议就是优先考虑在维多利亚湖上用降落伞投送救援部队。到了这个时候，总参谋长古尔也倾向于这个方案，虽然空军方面的指挥官佩拉德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该方案要求空军部门把侦察营士兵和海军突击队员连同橡皮艇一起投送到维多利亚湖上。几个小时之后，这些士兵会秘密地登陆恩德培机场，发动对恐怖分子的突击。
一整天的时间里，穆吉时不时地返回侦察营，指示留在基地的一个突击小分队的队长，让五位会游泳的士兵做好准备。“我们今晚出发，”他说话的时候，半开玩笑半认真，“准备好突击行动，我们要搭乘飞机、实施空降、以自由泳的方式穿过鳄鱼群。”这位队长四处奔忙，一边准备器械一边通知队员，但几个小时之后，传来的消息是任务被推迟了。
与此同时，拉宾总理驳回了一些呈送给他的提议，因为这些提议将会让局势难以控制。“这将是以色列人的‘猪湾事件’。”他说。3
不断有人把各种提出的方案告知约尼。在星期二晚上和星期三的时候，约尼为此多次和埃胡德在电话中沟通。他只想确认，如果要执行军事行动，这个任务是否将委派给侦察营来完成。也许，他担心的是，如果他不在凯垭会让其他部门抢得先机。到了星期三，约尼飞往西奈半岛。在那里，他只能通过电话来听取穆吉和其他人的情况汇报，并尝试弄清楚凯垭方面的军事主张到底是如何地严肃。
“听着，行动获得通过的几率非常渺茫，”穆吉在电话里告诉他。
“这值得我跑一趟吗？”即使约尼当时几乎不可能回去，他还是这样问。
“我认为不值得。相信我，你手头的事情更加重要。侦察营在这里有代表，对我们来说就是坐下来商讨计划，现在还没有任何进展。一旦有情况，我会及时通知你。”
不容置疑，因为不能赶到凯垭亲自推动这次军事行动，约尼有一种被困在这里的感觉。不过，这个回答无疑还是让约尼感到轻松不少。
同时，军事行动指挥部特别行动小组的副指挥希埃·塔姆里上校，请求伊库提·亚当把处理恩德培危机事件的权利从埃胡德移交给他。塔姆里刚刚从一个大规模训练任务中空闲下来。因为对他和顶头上司来说，在这种事务中协调各方的计划需要有正式的程序，亚当同意了这个请求。自埃胡德为行动谋划开始，时间还不到一天。那天下午，也就6月30日，星期三，塔姆里在他的办公室召开会议，听取了前天夜里相关提议的简要汇报。他命令各个部门继续做好计划，并告诉来自步兵和伞兵指挥部的人士要为一个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其中包括使用运输机登陆恩德培机场，并实行对机场的全面控制。4然而，希埃没有对大规模行动做出定论，而是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小规模行动的提议上面，这意味着突击队员要通过橡皮艇空降到维多利亚湖，并从那里发动突击。
然而，从空军的角度看，登陆恩德培机场依然是最现实的选择。空军部队对机场每天的运作了然于心，他们认为没有人会注意到一架没有开灯的在夜间着陆的飞机。他们推测，即使有人注意到了，也不会立刻知道飞机是什么类型的或者飞机在做什么。等到有人开始怀疑的时候，人质就已经被救出了。那天下午，国防部长佩雷斯召见了亚当和空军指挥官佩拉德，就派遣大力神飞机登陆恩德培机场的方案询问他们有多大把握。两个人都对此方案表达坚定的信心。5来自于总参谋部的其他军官也参加了会议。一个简短的讨论会在佩雷斯的办公室里召开，他们在探讨需要调派多少兵力才可以控制恩德培机场。2
当天，步兵和伞兵部队的总指挥肖姆龙准将，在以色列国防军军官学院接见了刚毕业的学员们。很明显，无论最终决定展开什么类型的军事行动，肖姆龙将指挥地面部队。鉴于他的军职，他要监督所有类似的特殊军事行动。邻近晚上，他在军官学院又会见了他在凯垭会议的代表奥伦和布赖恩，然后一起审核不同的提议。肖姆龙倾向于采取对机场的全面控制行动，而不是局部行动。一天下来，他越来越感觉到伊迪·阿明和恐怖分子正展开合作。同时，肖姆龙也认为，救援部队在行动中必须要躲过阿明部队的干扰，然后才能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和获救的人质一起返回以色列。跟佩拉德最初的提议一样，他的看法是使用足够的兵力占领整个机场并实施控制，以防乌干达军队发起反击。这就意味着要运送大批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到达恩德培机场，而要完成这个任务，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使用大力神飞机登陆。
“我们在会场坐了两个小时……厘清了一个行动理念或者构想。我甚至都不能称之为计划。”布赖恩中校回忆说。这个构想的本质似乎是这样：飞机在主跑道上降落，与旧航站楼还隔着相当远的距离。第一支由侦察营士兵组成的救援部队会首先登陆，然后迅速赶往旧航站楼解救人质。为了避免敌人过早地警觉而使救援行动功亏一篑，搭载增援部队的飞机在突击开始后随即降落。第二支小分队将占领新航站楼和控制塔，而这些地方预计不会有敌对武装存在。但是，从新航站楼和控制塔上可以监控机场的主跑道和停机坪，因此我方飞机要一直停在那里，直到突击行动结束。第三只小分队，属于后备力量，将占领新旧航站楼之间的对角线区域。
三个人也讨论了使用某种类型的车辆来运送部队，可能也考虑选择轻型武装人员运输车，以达到防御的目的。除此之外，肖姆龙准将想知道空军的运输机到底能够搭载多少人员。如果所有获释的人质都能够挤到飞机上，他们就可以被带回以色列。至少对他们来说，离开乌干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空军方面早前已经建议过的用恩德培机场的地下油库给其他大力神飞机加油这个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也被提及。
顺便说一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各方对谁提出了这个想法并且这个想法是如何形成的问题缺乏统一意见。“这就是一个罗生门。我确信没有任何人曾经了解真相。”古尔说，他在几年以后采访过相关的人员。“对我来说，没有办法下结论。”古尔列举了至少有五个不同的人声称该想法是自己的，然后补充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版本……但是在最后的分析中，这并不能引起我的兴趣。真正重要的是，这个想法最终产生了。”(3)
然而，很显然的是，各种想法都是在星期一到星期四中间的三天时间里提出来的。其中，第一个想法也许是利用大力神运输机空运部队到恩德培机场。同时，这个提议很显然被肖姆龙准将在军官学院的会议上予以额外关注，并且制定了实施这个提议的几个原则。
夜里晚些时候，奥伦中校回到了凯垭，并且把会议的结论递交给军事行动指挥部的塔姆里上校。塔姆里对结论不太满意，吩咐奥伦回去继续谋划。在他看来，步兵和伞兵指挥部的计划听起来模糊不清，也不太成熟。他要求对计划深思熟虑之后再递交上来。然而，直到一天以后，大家才开始思考更加具有实战意义的行动计划。星期四早晨，计划还是没有可操作性。“那段时间，大家对深入研究问题和充实前期谋划一筹莫展，”肖姆龙准将的情报官布赖恩如是说。
同时，星期三刚过，国防部长佩雷斯就更加确信，以色列不得不诉诸军事行动来解决这场人质危机。即使以色列国防军还没有提出行动的方案，也没有制定真正的计划。前以色列驻乌干达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巴鲁奇·巴列夫，是当时伊迪·阿明总统的私交好友。他一直在国防部给这位乌干达的独裁者打电话，希望获得一些相关信息并且发挥一点斡旋作用。他们的谈话内容更强化了国防部长的一种感觉，阿明正在与恐怖分子合作，而无意于为解救人质提供安全保障。而且，恐怖分子要求释放的囚犯除了来自以色列之外还有其他国家，这使得与他们达成协议是难上加难。星期二晚上，佩雷斯与亚当和佩拉德举行会谈，这两人都是寻求武力解决方案的坚定支持者。会议一致同意，由以色列国防军来主导这次军事行动。到了星期三晚上，空军部门已经开始就空军部队的行动作进一步详尽的规划。如果空军方面不能把救援部队送到恩德培并把部队和获释人质一起带回，这次行动显然也就没有可能展开了。
与此同时，步兵和伞兵部队指挥部在星期三晚上也进行了两栖作战的演练，参与人员有海军突击队和由沙尼指挥的一个大力神飞行班组。这次演练暴露了很多难点，特别是将橡皮艇空投到水面上。星期四中午，第二次演练的成功性更大了一些。飞行中队的指挥官沙尼和包括佩拉德在内的其他空军官员一样，对两栖作战计划抱有严重的怀疑态度。同时，他也在耐心地等待空军方面准备执行的优选计划——使用大力神飞机登陆恩德培机场并实施占领。
星期三午夜时分，佩雷斯又一次在办公室召开会议，把不同方案重新审核了一遍。由于掌握的情报依然很有限，各方实际上还无法做出可行的行动计划。不过，那一天晚上，约尼接到了侦察营在凯垭的代表穆吉和其他人的电话，被告知军方高层将领开始对考虑展开军事行动有所倾向，至少很轻微的。
“星期三晚上，电话开始一个接一个打过来，”跟约尼待在一起的阿维说，“据说命令已经下达，要求侦察营开始做出行动计划。可以肯定的是，人们说话的语气看上去不是太严肃，这种情形依然如此。但是，那天晚上的电话真的很多。大部分都是穆吉打来的，而且当时提到了在维多利亚湖上进行空投的事情。穆吉敦促我们赶过去，因为大家一直在问他，‘约尼什么时候能到这里？’因为大家要求他开始制订计划……每一个电话打来，我都对自己说，‘毕竟现在有些事情真的有机会实现了。’这种压力如此的严峻，我们明白第二天的首要任务就是飞回总部。”
所以，天还没亮，约尼就吩咐一位负责后勤事务的军官，在当天的训练任务结束后，要尽快把物资装备等东西准备妥当。“把东西打包好，”约尼告诉他，“有些东西也许要随被劫持的飞机转移。”
在星期四早晨飞往以色列首都的航班上，约尼的脑海里到底在想些什么，这很难知道。他刚刚度过紧张的一周，现在正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崭新的、意义非凡的任务中。飞行途中，他得以有时间作短暂的休息，这几乎是他没有料想到的。因为缺乏最基本的信息，他无法立刻开始制订行动计划；甚至连给侦察营的任务都还没有确定下来。不过，很明显的是，解救人质的主要任务将会分配给他和队友们。
那个星期，也许是飞行途中，也许是航班起飞前，约尼给女友布鲁莉亚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满是悲伤的思绪：
“我处在生命的转折点。很长时间以来，我都面临着一种内心的危机，它使我改变了看待事物的方式……我写过的大多数文字，都是以问号结尾。如果我知道答案的话，我就不会一直苦苦思索、踌躇不前。这太难熬了；在我的生命中，这样难熬的日子真的不多啊……”
“我现在必须停下来，准备离开。立刻，或者是马上。我会这么做，但又不太确定。”
“我记得很久以前看过的一部话剧，里面有一个哀伤的、歇斯底里的哭声——‘让世界停下来，我要离开，离开！’”
“但是你不能让我们身处其中的疯狂世界停止旋转，引力法则也不能让我们摆脱它而获得自由。所以，无论爱与恨，无论生与死（当然，只要可能，我会选择生），你我都无法独善其身。”
约尼没有让下属看出他的忧郁，但忧郁的情绪却不由自主。现在，他到了一个危险的关头。与日俱增的、永无休止的身体倦怠导致了他如今的精神状态。“大部分时间我都太累了，”他在这封信中写道，“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在飞行途中这很短的一段时间里，约尼自由地冥想着，自己身在何处，自己要去哪里。从飞机着陆的那一刻开始，他将不得不汇聚巨大的身体能量、鼓起强大的精神勇气，去克服身体的疲惫和内心的紧张。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几乎是48小时连续不断的工作，约尼必须为侦察营规划地面行动，与他的上司及相关各方协调，以及为侦察营的士兵做好战斗准备。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坚定队友们有能力去迎接挑战的信念，必须获得以色列军方和政府官员对自己能力的绝对信任，必须让他们相信侦察营能够成功完成使命。因为失败，将意味着一场国家灾难。
而两天之后，约尼和突击小分队将一起登上大力神运输机，去完成他最后的使命。
※※※
当天早晨，拉宾总理召集了由内阁高级官员参加的另外一次会议。总参谋长古尔再次重申了前一天他对大家所讲的话：就目前所处的局势来看，他不能建议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来解救人质。他说，以色列国防军也没有解决这一事件的计划。5恐怖分子的最后通牒即将在当天下午2:00到期。所以，星期四当天早晨的会议作出的决定是释放被以色列关押的恐怖分子以换取在恩德培机场的人质。为了执行这个决定，以色列方面将会与劫机分子启动间接谈判。“我的目的不是利用这个计策或者精明的策略来赢得时间，”拉宾后来写道，“而是进行严肃的谈判，实现以色列政府所作出的任何承诺。”6这一决定，终于在那天早晨得到了全体内阁成员的支持。以梅纳赫姆·贝京为首的反对派也在名义上支持该计划。在以色列政府公布决定以后，当天中午，恐怖分子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宣布，他们已经将最后通牒时间延长到7月4日的星期天。5
应该指出的是，截止星期四下午，军方几乎还没有为救援任务的准备工作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空投橡皮艇的第二次实验比前一天要顺利很多，并且对一架飞机最多能搭载的人员数量进行了核算。但就在救援部队飞抵恩德培的前两天，以色列国防军还没有为行动做真正的准备：部队没有进入战备状态，武器和装备没有准备好，实战行动计划也没有制定出来。坦白地讲，整个战争机器还没有运转起来。
然而，与此同时，一些关键的信息接连传来，第一次为展开军事行动创造了很现实的机会。从恩德培释放的部分人质已经抵达巴黎，他们中有好几位提供了情报。所有被释放的人质都是非以色列国籍。实际上，早在星期二的时候，恐怖分子已经表态，他们把乘客区分为以色列国籍和非以色列国籍。他们把人质分为两组，以色列人和几个来自其他国家的正统派犹太教徒（可以从他们的瓜皮帽和头巾来辨别）被关押在航站楼两个较小的候机厅，而其余的乘客继续留在大候机厅。恐怖分子在两个较小候机厅的中间空隙处放置了一台探照灯，他们要求以色列乘客在去另一端的活动区时，弯腰经过探照灯光束的下方。虽然有一些犹太人留在了大候机厅，但我们不太清楚，恐怖分子是否完全明白他们犹太人的身份。
星期三的时候，这种分组的意图变得很清楚了，持枪的恐怖分子开始释放大候机厅的一些人质。到了晚上，第一批人质共计47名被释放，主要是孩子和老人，然后他们乘坐法航租用的一架飞机前往法国。星期四早晨，剩下的大约100名人质也被释放，然后坐飞机离开。恩德培机场还有大部分是以色列国籍的94名犹太人和12名法航机组人员，包括机长米歇尔·巴科斯在内。星期三的时候，当巴科斯听说有一部分人质将要被释放时，他把机组人员召集到一起。大家都认为，除非最后一名人质被释放，否则他们拒绝离开。机组成员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然后巴科斯向恐怖分子传达了这一决定。机组成员是否已经通过其他方式被释放，现在还没办法知道。
对于被遗留在那个世界偏远角落的106名人质来说，监狱的围墙似乎比以前高了很多。从他们在飞机上被俘开始已经过去四天了。一位母亲和两个小儿子、一位独自旅行的高中女孩、一对从集中营幸存下来的老夫妻，这些人的命运现在都掌握在巴勒斯坦革命阵线的“自由战士”手中。这些持枪匪徒的领袖人物瓦迪埃·哈达德，将决定怎么来利用这些人体“商品”。在拥挤不堪的、散发着霉味的候机厅里，人质坐在地板上或者四处散落的地垫上，彼此之间小声地交谈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缓慢流淌，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不过至少，时间在逝去，而没有因为某种恐惧而缩短。所有人都感受到一种复杂的心情，有期待，有绝望，更重要的，还有恐惧。他们中的10多个人会在第二天早晨被拉出去处决以作为谈判开局的筹码吗？他们的尸体会被示众吗？也许这一切就在一个小时以后呢？对于如何沦落到这般地步，他们肯定很纳闷并在心底呐喊：我什么也没有做，怎么能遭到如此对待啊！然而，他们似乎犯了一个由来已久的罪行，而且没有人可以逃避：他们是犹太人。也许这些人中有一些在自己祖国长大的以色列人，永远也无法理解自己的“罪行”是什么。但对于那些手里握着武器、在他们头顶站岗放哨的阿拉伯人和德国人来说，这个罪行太显而易见了，完全是不言自明的。
当那些被释放的人质到达巴黎之后，一些人做了情况汇报，提供了关于恩德培机场局势的第一手信息。人质报告说，乌干达军队控制了那栋大楼并且协助看守被囚禁的人质。很显然，伊迪·阿明和恐怖分子无疑展开了全面合作。现在，有可能知道人质究竟被挟持在旧航站楼的什么地方，或者至少，人质在星期四早晨以前所处的方位，同时也收集到恐怖分子的一些信息。虽然大部分情报会转交给以色列并予以及时处理，但第一拨琐碎的信息就有可能为解救人质构想出一个更具体的计划。
既然乌干达军队的合作程度很清楚，以色列国防军的最高指挥官认为，任何救援行动一定要有足够大的规模，以便能够孤立乌干达的武装人员，以及从乌干达撤离人质和救援部队。“星期四下午，伊库提跟埃胡德和我见了面，”希埃·塔姆里上校说。“目前，根据可靠的情报，伊迪·阿明在与恐怖分子合作。我们认为，唯一的选择是展开全面的军事行动……现在不可能派遣一小队士兵抵达机场、制服恐怖分子，然后把他们移交给乌干达。我们必须要控制机场。”
后来，伊库提·亚当在军事行动指挥部的办公室召见了更多军官，其中也有步兵和伞兵指挥官肖姆龙。亚当向大家汇报了乌干达局势的严重程度，并且告诉肖姆龙，派遣部队进入恩德培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必须进入准备阶段。肖姆龙宣布了他的计划。亚当的回应是，这个计划需要在国防部长办公室召开的会议上讨论。在与国防部长佩雷斯会面之前，肖姆龙和军事行动指挥部的几位军官一起，把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审查了一遍。“这不是一个正式磋商，仅仅是一个即兴的战略会议……它不涉及具体规划，而是总体探讨。”空军部队的伊多·恩巴少校回忆说。肖姆龙建议，用以色列所有的大力神运输机运送尽可能多的部队到恩德培机场。空军方面的人士则继续强调，空军只有4组处于完全服役状态的大力神机组人员。穆吉也在讲话中表示，支持一个局部性的行动。
与国防部长佩雷斯的会面发生在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古尔、亚当、佩拉德和肖姆龙，也有几位中层军官，包括巴拉克、恩巴和亚当的助理阿维格多·本加尔准将。会议上，佩拉德再次倡议，使用军机和部队登陆恩德培。亚当则解释了采用一支救援部队实施夜间登陆的基本想法，务必要消灭恐怖分子，然后把人质转移到救援飞机上。而肖姆龙则向国防部长简要说明了控制整个机场的总体方案，而该方案是前一天在军官学院草拟并在“即兴的战略会议”上讨论过的。空军方面的人士也提出，使用救援部队携带的输油管在恩德培机场给飞机加油是可行的；但又补充说，为了以防万一，他们更倾向于有一个备用的加油中转站可供利用。会议也提及了采取最后行动的可能时机，就是要赶在恐怖分子的最后通牒到期之前，也就是星期六晚上。离这一时间点，只有两天了。7
古尔觉得，这些建议还是太笼统，实施起来危险性太大。他也指出，在某些情报仍然缺乏的情况下，他不愿意批准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而且，他继续说道，对已经耳闻的信息他也会推迟做出最后的决断。“唯一坚定地抱有实事求是态度的人就是莫塔·古尔。其充分的理由就是，他是总参谋长并且要对事件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个时候，行动因为情报不精确而搁置了起来，没有哪个负责人敢批准它。”恩巴少校说。然而，亚当和佩雷斯两人都强烈表示支持军事行动，因此会议一致决定开始救援的准备工作。同时，肖姆龙被任命为这次行动的地面部队指挥官。
除了古尔、亚当和佩拉德留了下来，几乎所有的军官都离开了国防部长的办公室。现在，古尔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计划太冒险，更重要的是，它不切实际，因为缺乏最基本的情报资料。8他还对突击任务能够在最后通牒到期之前顺利完成表示怀疑。“伊库提当时打断了他的话，”佩雷斯后来写道，“建议我们开始做详细的计划，组织兵力投入训练，并且开展实地演习。假如行动计划在任何时间被取消，也不会造成既定的损失。没有人对此表示反对。”2
而在国防部长的办公室以外，依库提·亚当命令相关的军官要马不停蹄地投入行动的计划和准备工作，而现在没有时间来征求正常的许可和批准。他告诉军官们，他们应该勇往直前，除非有明确的命令要求停止计划。9亚当又一次表达了对局势的紧迫感，这是他最近两天努力促成军事行动的一贯做派。从星期二古尔吩咐他研究行动的可行性开始，亚当对采取军事行动的渴望就没有减少过。“对行动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是伊库提，”塔姆里上校说。“尽管阻力重重，但他一直都在努力寻找解决方案。毫无疑问，他就是那个驱动者。”
下午5:00，拉宾总理在办公室与佩雷斯、古尔、军方情报机构摩萨德的首脑施洛莫·格茨等人进行磋商。古尔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目前构想出的计划不切实际，因此不能核准该计划。正如事后有人这样描述：“这个任务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10
然而，拉宾指出，要继续努力寻求军事解决方案。“给一些我们可以执行的东西，”总理这样说。10自从他的内阁决定向恐怖分子有条件地妥协之后，才只过了几个小时。为了展开谈判，法国要充当调停人。拉宾已经委派他的反恐顾问拉赫夫·泽维赶往巴黎。在这场危机持续的过程中，拉宾的工作同时在两条阵线展开：态度诚恳地展开谈判和准备武力解救人质。拉宾坚持认为，如果救援有实际的可能，并且预期的伤亡人数可以接受，那就再好不过了。否则的话，他也别无选择，只有释放被关押的恐怖分子以换取人质。这位所有犹太人乃至全体国民的精神领袖，并不囿于治国方略的条条框框。拉宾认真聆听那些前来拜访他的人质亲属的意见，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牺牲他们所爱的亲人。但是，他也知道，他的决定将意味着以色列“不向恐怖主义屈服”的政策的瓦解。这个政策耗费数年才得以确立，多少无辜的生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约尼在下午到达凯垭，听取了军事行动指挥部对事情进展的简短说明。“他的军装上依然布满了尘土，”恩巴少校回忆说，“很显然，他刚刚在战地度过了几个晚上才赶回来。我记得，他非常地疲惫。”(4)约尼和穆吉会面，穆吉把当时收集到的情报和提出的各种建议向他做了简要汇报。然后，约尼就返回了侦察营的总部基地发布命令，要求一些军官和士兵从训练和休假中返回基地。他仍然不知道这次任务需要多少兵力，但是他要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
后来，约尼驾车到了伞兵大本营——这是一个位于特拉维夫城外的拉马干市的伞兵俱乐部。晚上8:00，肖姆龙将在那里召开一个有各个部门的指挥官参与的情况通报会。与约尼同去的，有他的情报官阿维，还有他的两个高层行政官：一个是参谋官约哈伊·布瑞纳，一个是营运官拉米·谢尔曼。由肖姆龙指挥的两支队伍也被征召到会议现场，一个是戈兰尼步兵旅，一个是伞兵特战队。但并不是所有人员都到场了，所以约尼和队友抵达的时候，他们还是占到了出席人员的多数。
步兵和伞兵指挥部的情报官布赖恩中校是第一个发言的人。指着一副机场示意图，他告诉在座的军官：“人质和恐怖分子大致在这里，但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方位或者说大楼里面发生的情况。”
“对于这些我没有太多要说明的，”布赖恩记得。“我只知道，外面有乌干达军队，也许是两个营队，大约1000名士兵。但是，我对他们与恐怖分子的合作程度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人质的具体方位，或者怎样才能接近他们。”
第二个发言的肖姆龙陈述了行动的思想：以色列国防军将派遣地面部队乘坐大力神运输机登陆恩德培机场并解救人质，然后将他们一起带回以色列。虽然肖姆龙也许没有说得非常明确，但真正的战斗很显然将会在旧航站楼展开，那里分布着乌干达军队和恐怖分子。
随后，肖姆龙对各个部队的角色做了一个分工。“我们接到命令：侦察营的任务是攻克旧航站楼。当然，也会有其他部队来保护飞机……以及确保新航站楼的安全……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旧航站楼展开突击，救出人质，然后把他们带到飞机上。”阿维回忆说。侦察营执行任务的区域，是位于机场西边部位的一幢孤立建筑，它与乌干达空军使用的军事基地毗邻。这样，伞兵特战队和戈兰尼步兵旅将占领位于机场西边的新航站楼和控制塔，保护用来撤离人质的飞机，并担任后备部队。
肖姆龙又一次提到，空军方面要提供尽可能多的大力神运输机来实施登陆任务。他的目的就是把足够强大的部队运送到乌干达，这样行动就会拥有无可置疑的地面优势。但是，反对意见也再次出现。约尼、穆吉和一些官员都认为，这样的行动将会太拖沓笨重，以至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他们看来，实施突击和警戒机场的部队只要刚好够用就可以。“他们说，肖姆龙的行动涉及的兵力太庞大，也不太适用。”阿维说，“需要找到一个更有限的、集约化的方式，这样才有更大的机会获得成功。”
阿维回忆说，肖姆龙也递交了之前规划会议上提出的一些方案，比如空投部队和实施橡皮艇登陆。“每一个细节都仍然有待探讨，”肖姆龙说。11
“这些指令太抽象了，”布赖恩说。“约尼提出了后勤保障方面的问题，比如需要多少兵力，多少车辆，这些至今还没有答案。所有的事情都还悬而未决。我们完全没有深入到细节，比如谁来参与、需要多少人手、怎样执行以及该做些什么。很显然，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对于侦察营的行动计划，肖姆龙没有过问。他说：‘任何人都要清楚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我再干涉就没有意义了。’”
第二天，早晨7:00，肖姆龙说，他将在侦察营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发布正式的战斗命令。被指定参与行动的伞兵特战队和戈兰尼步兵旅将在当天晚些时候集合进行演习。之后，肖姆龙宣布会议结束。
上午10:00，约尼返回了自己的基地。直到现在，这场危机的紧张氛围还没有影响到侦察营。约尼知道，他只有极少的时间让所有人行动起来，为救援做准备。差不多所有的工作都不得不同时展开。他让侦察营总部的秘书给离开基地的参谋发去急电。“某个时候，我接到了约尼办公室打来的电话，”侦察营的信号官塔米尔说。当时，他正在参谋部与侦察营的另外一个行动小组通话。“有人只是简单地告诉我，让我在会议结束之后返回侦察营，因为有些事情亟待磋商。”
然后约尼叫了穆吉和阿维到办公室，策划工作开始了。阿维已经设法抵达情报基地，以便获取未知情况的最新进展。而且，一位侦察营的前任官员埃米伦·列夫中校，星期四早晨飞往巴黎并于下午抵达。他的任务是通过法国的中间机构收集情报，了解获释人质对于旧航站楼、人质、劫机分子以及乌干达军队状况的看法。简而言之，这类情报对策划突击行动来说非常必要。到了星期四晚上，埃米伦的报告开始缓缓地传回以色列。在阿维带着情报返回侦察营基地后不久，埃胡德·巴拉克也赶到基地并留下来参与部分的策划工作。约尼的助手伊夫塔·雷切尔同样也参与了策划。巴拉克和穆吉从早前的策划会上已经“了解”了机场。几年前，作为访问乌干达的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成员，穆吉就是通过旧航站楼进出那个国家的。
在埃胡德和穆吉出席过的前一轮讨论会上，提出的观点是派遣一小队士兵偷偷潜入囚禁人质的大楼，然后消灭恐怖分子。既然乌干达军队很明显是在与恐怖分子并肩战斗，因此这就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侦察营必须要解决由于乌干达军队在场而带来的一些难题，然后控制旧航站楼周围的整个区域，确保机场在行动过程中不受可能会赶赴现场的增援部队的威胁，最后救出人质。
就目前获取的有限情报来看，关键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人质被挟持在哪两个候机厅、有多少恐怖分子在看守人质、人质是否有炸药、乌干达的兵力有多少以及如何布阵等等，甚至关于机场的一个稍微详细的草图也没有。而约尼办公室的策划小组依然只能依赖杰普森导航手册，上面虽然标明了机场的主跑道位置，但是对它们之间的连接地带都不得而知，而且各个建筑的图案都缺少比例尺或者任何细节。策划小组根据曾经在乌干达服役的以色列士兵的一些回忆，给旧航站楼的一层画了一个简略（但不精确）的示意图。虽然会议期间有额外的资料传来并被运用到行动方案的制订中，基本信息的缺乏还是没能让他们在这次会议上完善所有的细节。这也是约尼后来对计划做修正和补充的原因，而且大部分是在星期五下午之前完成的。当然，侦察营在行动准备过程中所习惯使用的那种精确和详尽的情报资料都没有。除了收集到的重要信息之外，救援部队在出发前往恩德培的时候，依然还有很多盲点。
所有的讨论都基于一个普遍的观点，救援部队会使用大力神运输机实施直接登陆。军官们查验了机场示意图，然后商讨部队登陆之后接近目标的方法。至少从一开始，搭载侦察营士兵的飞机不能停靠得离旧航站楼太近——飞机体型庞大、噪音轰鸣，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并且容易受到驻扎在该区域的乌干达军队的偷袭。这就意味着，救援部队要在主跑道上跳下飞机，然后沿着对角线的滑道向旧航站楼推进。但是，从第一架飞机着陆到展开救援中间的时间拖得越久，乌干达军队注意到机场处于偷袭之中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航站楼处于控制塔的警戒之下，穿过整个机场所耗费的时间要缩到最短，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来自航站楼里的恐怖分子和乌干达哨兵的威胁，而且可以确保即使敌人有所警觉也没有时间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并做出反应。如此看来，救援部队必须要装备某种交通工具，可以开车穿过机场。
阿维所收到的情报显示，大约有100名乌干达士兵在航站楼警戒，并且在地面、屋顶和阳台呈现一种安全防护带式的布兵阵势。阿维说，约尼知道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防止这个安全带的敌对分子在有利地形上向接近航站楼的一小队以色列士兵开火。如果这些乌干达人阻拦救援部队哪怕一两分钟，恐怖分子就有足够的时间醒悟到救援行动已经开始，然后杀害人质。约尼很清楚地认识到，在一个标准的正面进攻模式下，救援部队要先攻击乌干达人的防护带然后突破它。不过，这会惊动恐怖分子并可能引发抵抗，从而导致侦察营士兵无法及时接近人质。更重要的是，如果安全防护带的确特别坚固，用一小队以色列士兵进行正面攻击也非常危险。和乌干达士兵一起共事过的穆吉，对他们的战斗力断然表示不屑一顾。但是，约尼还是不能忽视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可能遭受的伤亡。他没有期待乌干达人的行动会像一个有组织的战斗队伍，并且在受到攻击时有序地展开反击。然而，少数惊恐中的乌干达士兵胡乱开几枪，都足以让侦察营的救援力量遭受巨大的损失，使整个行动遭遇惨败。
“约尼坚定地认为，我们不得不找到针对乌干达人安全防护带问题的某种解决办法。”阿维说。有人提出意见，可以采用计谋摆脱乌干达人，来争取进入航站楼的关键时间。救援部队要在夜色的掩护下乘车抵达，并且要装扮成一支乌干达军队的模样。事情就这么定了。“有很多曾到访过乌干达的以色列人，包括穆吉在内，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细节，乌干达所拥有车辆的种类，军装的颜色，如此等等……甚至连乌干达军车的行进顺序这样的问题也被提出来了，比如有像上校这样的重要人物到访时，列队是什么模样的。”11这个问题的其他可能也被考虑了进去，比如装扮成一队乌干达警察。而分配给阿维的任务，就是了解以色列部队在这两种情况下该如何表现。
军官们首先想到了使用三辆陆虎越野车，但后来又想出一个点子来加强迷惑性：伪装成一个军方车队尾随着伊迪·阿明的座驾。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星期六晚上，阿明总统在毛里求斯主持一个非洲联盟组织的峰会，并且计划从那里飞回乌干达。有报告称，阿明已经好几次去看望过人质。所以，他为什么不会在返回的当晚再去看望人质呢？(5)至少，乌干达军队可能会挥手致意而不是开火。幸运一点的话，也许他们会让“车队”直接通关。所有的车都要开启前灯，这样显得真实，而且灯光也会让黑暗中的敌人很难分辨出车里坐着谁。军事情报部门转交给侦察营的照片显示，阿明偶尔会乘坐一辆奔驰车，并且穆吉提到乌干达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开这样的车。穆吉说，这种奔驰车在乌干达人心中会赢得一种自然的尊重。因此，让奔驰车为救援车队打头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侦察营的队员将穿上同乌干达军队制服类似的迷彩装，以此进一步迷惑乌干达士兵和恐怖分子。
但是，这个计策是刚想出来的。有人建议以色列士兵涂上黑脸，但是这种做法会增加彼此间辨认对方时出错的风险，因此第二天就被否决了。也有人指出，乌干达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汽车都是靠道路的左边行驶，所以他们的方向盘都在汽车右边。“我们认为，时间应是在晚上，一个人在黑暗中只有在能够讲话的足够近的距离之內，才能看清楚方向盘在右边还是左边……如果真到了那个地步，你也就没有退路，只有开火了。”11
无论如何，在救援部队驾车经过机场滑道然后进入通往旧航站楼的跑道时，我们都希望车队能够瞒天过海。约尼和穆吉将会和7名携带轻武器的士兵乘坐第一辆加长奔驰车。两辆陆虎吉普车将紧随其后，里面装满了携带机关枪和火箭弹的士兵。这些重型武器只有当乌干达军队在救援部队行进过程中开火时才会用到，并且在救援行动打响的时候提供火力掩护。因为一架大力神飞机最多可以搭载三辆汽车，额外的吉普车也就不需要了。
首要的目标是尽可能靠近航站楼和“尽可能推迟乌干达军队开火的时间，”阿维解释说。如果乌干达军队被彻底蒙蔽，让救援部队毫不费力地通关，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他们真的有所怀疑并试图阻拦以色列士兵，或者他们看起来已经意识到有敌对势力正在靠近，“以色列人必须开火”然后消灭乌干达士兵。而乌干达士兵不能被落在后面，因为他们会在背后放枪或者拉响警报。如果可能，奔驰车里的士兵将使用带消音器的手枪来对付他们。最坏的情况是，如果乌干达人率先引发枪战，奔驰车里的9名官兵将把战斗任务留给陆虎车里的士兵，然后直奔航站楼，冲出汽车后直捣大楼的两个主厅。即使在没有一个以色列士兵增援的情况下，也要赶在恐怖分子杀害人质之前先消灭他们。
甚至在讨论进行中，约尼也在利用桌上的对讲系统发号施令，召集基层军官前来听命。约尼向每个军官简要介绍了行动的纲领，并且对他们要做的准备工作予以指导。其中有一个叫阿米兹的农家小子，是一名来自于加利里的武器和特殊装备军官。约尼告诉他，检查分配给奔驰车的官兵使用的消音武器的类型，研究在航站楼入口或内部拆除饵雷的方法，以及挑选可用的车辆。约尼也让他准备一些用来炸开障碍通道的小型炸药和一些用来摧毁汽车的中型炸药，如果汽车必须被放弃的话。
同时，约尼办公室的军官们开始讨论如何控制航站楼，以及分配突击小组到大楼的不同部位。夜色越来越深，而越来越详细的情报也逐渐传来，它们涉及恐怖分子看守人质的日常工作、使用的武器、乌干达士兵在大楼里的位置、候机厅的照明情况以及航站楼自身的布局等。这座旧航站楼是一个两层建筑，位于旧控制塔以东大约30英尺。第一层的大厅面朝一个飞机停靠区，并且每个大厅都有从外面进来的入口。在建筑的最西端，是一个为进入乌干达的游客做护照查验和报关的大厅。它的旁边，就是位于大楼中央的最大的一个厅，有两个入口可供进出。这里曾经是离港大厅，就目前所知，至少有一些人质被挟持在这里。穿过大厅，就是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厅，这里曾经是贵宾休息厅。在机上乘客被分为两组之后，以色列人质曾被关押在这里，而其中一些人可能仍被关在这里。老照片显示，这栋建筑到这里结束，旁边是一块空地。而到了第二天，发现小厅的旁边还扩建了一个部分，包括休息室和其他房间，而现在都被用作恐怖分子的生活区。
在针对大楼的突击中，占领这些大厅小厅将会是重点。通往三个厅的三个入口处各派遣一支队伍，另外一支在大厅的第二个入口处。其他队伍都被分配到其他房间的主入口和二楼位置，那里是乌干达士兵的生活区。还有一支队伍，由一个指挥官和三辆汽车的驾驶员组成，会留守在大楼外的吉普车上。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提供火力掩护，以此来反击控制塔和大楼顶部等高位警戒点的敌人。
要消灭大楼顶部特别是控制塔上的敌对士兵，机会非常渺茫，尤其在战斗开始的阶段。如果救援部队一开始就布下重火力为靠近大楼的士兵作掩护，这将会给恐怖分子留出时间杀死人质。
“我们都清楚，控制塔构成了一个威胁。约尼针对这一点做了详细说明。有好几次，控制塔都被当作焦点问题提出。”阿维说。“但很明显，我们不能在行动一开始就对控制塔发起猛攻。不过，我们提到在楼顶有火力传来时，用一支队伍准备随时牵制控制塔的敌人，甚至在对大楼展开进攻时也是如此。如果我们采用其他方法开始进攻，过早地开火就会给乌干达士兵和恐怖分子以警示。我想，这会造成惨重的损失。我们做出决定的时候，一定也不轻松。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不要尝试去占领控制塔，因为渗透到这样的建筑之中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伤亡。在任何情况下，侦察营也没有作出类似举动所需的兵力。掩护火力必须要足够强大。
包括约尼的指挥小组在内，救援部队的人员数量将刚好30人出头。这也是一辆奔驰车和两辆吉普车所能挤进去的最多的人数，甚至还要改变一下吉普车的内在格局才行。约尼很清楚，就像他的上司早前制定的初步计划一样，一架飞机无法再搭载更多的汽车，而且救援部队也不能等待更多的飞机运送增援部队。如果乌干达人看见大量的飞机登陆，而不是一架，他们也许会意识到自己会被攻击，那么这次任务取得成功所倚仗的出其不意的要素将荡然无存。来自侦察营的增援部队，会在先头部队执行主要任务之后立刻抵达。这样，侦察营的30几位士兵将不得不突破乌干达军队的安全防护带，全歼恐怖分子，占领旧航站楼，并且防范可能隐藏在大楼周围和控制塔里面的乌干达士兵。
现在，策划小组继续讨论，有必要在旧航站楼的更远处调派外围的安全部队，并且由增援力量来担任。“我们很清楚，占领旧航站楼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更广泛的防卫力量，并且我们有责任来提供这一保障。”11在旧航站楼东边不到两百码的地方，就是军事基地。那里驻扎着一个米格战斗机的飞行中队。而在大楼的北边和西边，是无数的小型建筑物，有的和航站楼相连，有的和航站楼只有些许距离。东北方向，在航站楼区域的防护栏之外，就是恩德培小镇的郊区地带。为了覆盖整个地区及周围的建筑，以防有来自乌干达增援部队的任何威胁，最后决定侦察营的增援部队需要补充四辆装甲车，有武器装备就更好。一辆会布置在旧航站楼前面的停靠区，提供近距离防卫和阻止来自于新航站楼方向的敌对武装；另外一辆会布置在军事训练场的东边侧翼担任防卫；还有两辆会在航站楼和与之毗连的北部小型建筑的周围来回穿梭，保障航站楼的后方安全。
运送这些额外的装甲车就要增加两架大力神运输机，每架搭载两辆装甲车。这样总的算来，仅侦察营的行动就需要三架运输机。如果真的只有四架大力神飞机可供调遣，而且一架飞机已经被指派要运送获救人质返回，那么就几乎没有多余的空间留给戈兰尼士兵和伞兵部队的战车了。实际上，这些士兵在大规模战斗发生之时必须要参与到行动中，而战车对他们来说是绝对需要的。但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新航站楼，预计不会发生实质性的交火。更重要的是，飞机会把他们运送到足够靠近目标的位置。而对侦察营的任务来说，只需要四架大力神运输机，这符合空军部门的要求。
现在，约尼转向为救援行动挑选队伍的事务上。首先，约尼让穆吉负责指挥对大楼展开突击的小组。事实上，他也会担任侦察营小分队的副指挥。这么多年来，约尼和穆吉在侦察营一起共事，特别是从“赎罪日战争”开始，那时穆吉还是约尼的直接下属。无论是作为一个战士，还是一个军官，约尼对穆吉的期待都很高。按照规定，其余人员的选择是以他们在侦察营的资历来决定的。关于即将对大楼实施突击的小组，约尼选择了就在几天前刚休完假的一队士兵。他通知秘书把这些士兵和他们的军官阿姆农都召回基地。同时，侦察营的新任副指挥伊夫塔·雷切尔上尉，将负责一个小组来警戒大楼的第二层。约尼的前任助手沙乌勒·莫法兹少校(6)，在几个星期以前由于新的任务离开了侦察营。过去的一年，他大部分时间都与约尼一起工作。现在，由他来负责指挥一个小组，乘坐第二架和第三架飞机登陆机场，并担负起外围警戒的职责。沙乌勒受侦察营的调遣在罗德机场度过了一两天时间，后来在这星期刚开始的时候被侦察营的参谋约哈伊召回了基地，因为他比大多数的侦察营军官有着多得多的战斗经验。在约哈伊看来，尽管约尼为沙乌勒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召回基地感到异常恼火。而结果，约尼对沙乌勒被召回还是颇为满意。
午夜过后，四个人在讨论中作短暂的休息。约尼吩咐秘书给每个在名单上被列出的、还没有返回基地的参战人员打电话。同时，他召见基地的军官做第一次情况通报。在通报会开始之前，约尼穿过基地来到作战车辆停放的地方，并同负责人伊斯瑞攀谈起来。约尼解释说，一个解救人质的计划正在制定过程中。该计划要求检修这些路虎汽车，好让每辆车都能搭载十二名士兵。约尼命令他准备好六到八辆车，但很明显大多数都是为外围的警戒部队所预留的。因为飞机上可能连最小的装甲车都无法搭载，或者最后可能无法使用装甲车。那天晚上，约尼每隔一段时间就回去检查一下工作的进展情况。“我觉得汽车都已经准备妥当的时候，”伊斯瑞说，“我打电话给约尼，他又过来检查，而且这次带了两三个其他军官。他们坐在我安装好的控制板上，然后把车开出了基地。接着来了一个急刹车，以便检查车辆的稳定性。约尼让我把一些地方再次加固，但基本上对车辆维修情况予以肯定。”
凌晨1:00，军官们汇聚在基地的陈列室里参加简要的情况通报会。少数人还不知道这是在策划一个军事行动，并且一直对约尼让他们在基地待命感到很奇怪。在西奈度过紧张而疲劳的一个星期后，这些人早就迫不及待地想回家休假了。
在会议室外面的草地上，侦察营士兵在举行每年一度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列队仪式，并且聆听着指挥官念那些侦察营阵亡将士的名字。这个陈列室是侦察营的士兵建设起来的，西边的墙上挂着那些逝者的照片。与之相对的墙上摆放着书架。除了用作士兵们悼念战友的一个场所外，这个房间也被那些周末承担警卫任务的士兵当做阅览室和休息室。而此时此刻，在这个夜晚，这个房间被当做了会议室。约尼赶到的时候，军官们已经到齐了。有的坐在地毯上，有的坐在扶椅上。
阿维挂上了一幅非洲地图。当注意到这幅地图的比例尺很大时，一些军官不免脸上露出了笑容。地图的比例是百万分之一。阿维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点，说道：“请看这里。”这是一个远在两千英里之外，位于沙哈拉沙漠南部腹地的地方。这是一个除了穆吉之外，没有任何人涉足过的完全陌生的地方。正如这位情报官所示，它的西边，与扎伊尔接壤；它的南边，与卢旺达和坦桑尼亚接壤；它的北边，与苏丹接壤；它的东边，与肯尼亚接壤。这也是这些国家中唯一一个与以色列保持一丝联系的国家。
约尼简要描述了一下行动的目标——解救人质，他们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余下的是非以色列籍的犹太人和法航飞机的机组人员。他解释了突击行动的基本思路，特别指明了行动的对象，然后给出了第二天的日程表。与会的军官们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次短会很快就告一段落。
大多数的军官在听到有关这次行动的计划时，都在心里偷笑。这个计划太虚幻了，不会被批准的。他们知道，一般的程序就是：他们会去做准备工作，预备武器弹药，然后模拟演习，接着因为时间紧迫，他们会加班加点——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发生。约尼也明白，计划要得到批准将面临着巨大的障碍，但是他跟军官们谈及此事和计划被通过的可能性时，却是带着一种彻底的严肃的语气。作为他们的指挥官，约尼容不得自己有任何反常的举动。也许他说话的口吻还有另一种解释，并且蕴含着更多令人信服的成分。好像仅仅凭借自己的态度和意志，就足以实现他如此期待的目标。
会后，约尼和穆吉、阿维、伊夫塔还有其他人一起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继续研究作战计划。在工作期间，他收到了来自各个军官的铺天盖地的请求，都提出让自己的队员参与行动。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别无选择，只有坚持之前制定的人员名单。侦察营的一位军官丹尼·阿迪蒂回忆说，“就在几分钟以前，约尼向他们简要汇报行动计划的时候，他就认为这是天上的馅饼，整个事情都是不合理的，实施起来也不切实际，获得批准的可能性是零。”现在他前来请命，希望自己所有的队员都能无一例外地参与行动。因为他听说，自己有一名队员因为空间不够被剔除了。“你必须告诉你的队员，他不能参加了。”约尼长话短说。丹尼愤愤不平地离开了办公室，当他走下大楼台阶的时候遇到了穆吉。丹尼向穆吉怒陈约尼的决定。穆吉试图让他平静下来，说道：“丹尼，现在别无他法，事情只能这样了。”
穆吉走进约尼的办公室，提议让军官们去睡一会儿觉，因为很多人都劳累了整整一个星期。约尼同意了，所以很多人都上床休息。穆吉也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现在，只剩下约尼一个人。他知道，计划就快要完成了。第二天的日程已经安排好，先期准备工作的命令已经发布，人们也已经行动起来。现在，他可以睡上一觉了。他的眼皮如此地沉重，几乎都快不听使唤了。他的身体也的确需要休息。然而，他没有从椅子上起身去睡觉，也许这一觉也是几天以来的头一次。实际上，他仍然趴在桌子上。面对眼前展开的地图和示意图，他又一丝不苟地审核着计划。就像往常一样，最后他不得不独自定夺所有的事情。他需要时间安静地坐着，把行动中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想个遍。然后，完善计划，准备一个针对全体队员的详细的情况通报。他知道，第二天将会非常地忙乱，比如召开情况通报会、做准备工作、参加训练、向上级作汇报等，自己难得有机会做现在这些。第二天早晨之前，约尼准备好了计划。穆吉说：“计划包括了很多我们没有考虑过的细节。他确实成功地完成了计划。他的演示也堪称完美，涉及了每一个细节。”12
也许，就在他独自坐在办公室的时候，约尼第一次意识到行动的全部意义以及所暗藏的风险。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带来了灾难性的冲击，以色列人民还处在恢复过程中。在很多方面，这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恶化了。如果这次行动失败——如果全部或者大部分的人质被杀，如果以色列的精英部队在远离国界线的地方被捕或者被杀——带给国家士气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他的首要责任，就是确保人质和手下队员安全返回以色列。除此之外，他也感到对国家所负有的沉甸甸的使命。
“他是如此地、如此地周全，考虑到了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节。”约尼的助手伊夫塔说。“整个晚上他都在思考行动中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是他对细节执着追求的一个范例，而实际上，这与他更显抽象的思维和高屋建瓴的视角相矛盾。同时，也使得他比其他人更加顾虑重重。”
那天晚上，约尼冷静地思考着这件事，但也对侦察营执行任务的能力有着绝对的信心。同时，也相信自己有能力去组织部队并且领导他们：不仅要取得行动的成功，而且要确保最小的伤亡。他十分清楚自己作为一个战场指挥官的才华；每个在战斗中见识过他的人也都清楚。“约尼是阵线的先锋，”前参谋官拉斐尔·埃坦说。在被埃坦称之为“终极考验”的“赎罪日战争”中，争夺戈兰高地的战役让他第一次认识了约尼。“如果你把他和同龄的军官相比，无论是过去的伞兵部队的营长还是今天的将军，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他们是伟大的军官，但我不得不说，约尼完全在一个不同的层次。”
约尼一次又一次地离开办公室，去检查有关情况，比如吉普车上的工作进展如何。凌晨时分，他简单巡视了附近的军事基地，发现伞兵部队和戈兰尼士兵已经开始为第二天举行的演习在那里集结。步兵和伞兵指挥部的军需官拉米·多坦中校(7)，在那里遇到了约尼。多坦正在基地为即将到来的士兵做准备，急需一些人手来搭建帐篷和搬运武器。他没有办法，只有请求伞兵训练学校的指挥官给他抽调一些正在此地学习跳伞的学员。调遣实习飞行员违背了军队现有的规定，但是与多坦几番理论之后，指挥官只有屈服并调遣学员过来。多坦的工作也包括为伞兵部队和戈兰尼士兵提供战斗装备，并且开始为模拟突击现场准备道具，比如几辆巴士车将用来代替新航站楼。
从约尼在装甲兵部队担任营长的时候起，约尼和多坦彼此就非常了解。那时，多坦正是约尼所在部队的军需官。多坦说，约尼深更半夜跑来的原因很明显，就是检查其他部门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虽然这不属于他的分内之事。“他这个人的特点就是……对与职责范围直接相关的领域的事情非常关注。”多坦说。“这是我在突击行动之前第一次见他。见面的时间有三四分钟的样子。我们彼此拍着对方的肩膀聊起来，说：‘你好吗？’然后，你会感觉到这是一个坚强的人。但是，你也会有其他的感觉：他已经把整个世界担在肩上了。”
此时，阿维赶往一个情报中心去接收新的信息。除此之外，他还会见了几位曾在乌干达服役的人员，而有关方面正在听取他们的汇报。到目前为止，情报部门已经派出了所有的雇员，收集任何一个可能的与恩德培机场有关的信息。
夜晚的时候，经过无数次的通话之后，一致确定由步兵和伞兵指挥部为侦察营提供以色列制造的野牛型装甲车，这是唯一适合登上C-130运输机的武装车辆。这些电话交谈作了必要的缩减，因为约尼发布过一道通令，任何从侦察营拨出的电话中，对方都不能表现出知晓恩德培救援行动已经展开的事实。为了防止信息泄漏，他也要求话务员不要为士兵转接家里的电话。大约黎明时分，武器负责人阿米兹·科夫里和战略车辆负责人伊斯瑞，与几名司机一起出发去把装甲车从所在的基地运来。然而约尼表示，外围警戒部队可以自由选择是否使用路虎车。野牛型装甲车刚刚才投入使用，而侦察营还没有试用过。在最后决定携带这些装甲车前往恩德培之前，约尼想对它们做彻底检查以确保使用无碍。同时，塔米尔在为通信事务而努力。清晨的时候，他会驾车到总参谋部协助准备行动所需的通信网络。
天还没亮，埃胡德也回到了约尼的办公室。几个小时以前，他离开约尼的时候，带着刚刚制定好的预备计划去了一趟凯垭。在那里，他会见了来自空军和其他现役部门的人员，开始制定一个能够协调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的计划。凌晨1:00的时候，他和丹·肖姆龙，还有空军部门的伊多·恩巴少校，去了凯垭的总理办公室。他们三人打算把行动计划呈交给拉宾总理。总参谋长莫塔·古尔在总理办公室外接见了他们，并要求他们汇报计划的进展。“我们把地图铺在他面前的桌子上，然后开始陈述各个阶段的任务。渐渐地，古尔开始领悟到，在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下……当前他所审阅的这个行动计划是可行的。然后古尔说：‘好吧，这个交给我。我会把计划向总理汇报。你们回去继续工作。’”13
当他们走出总理办公室的时候，伊多回忆说，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凯垭是一片漆黑之地。“外面停放的唯一汽车就是我们来时乘坐的那辆。你在黎巴嫩所见过的任何一次行动，哪怕是最小的一次行动……那都是灯火通明，人人参与。与之相比，这里仅仅有一小队人马在忙碌，而且处在不堪重负的高压之下……由此看来，总参谋部还没有认真考虑过这次行动。”
埃胡德在到访凯垭之后回到了侦察营。前一天下午，约尼几乎还没开始参与行动的时候，肖姆龙就已经任命埃胡德为突击旧航站楼的指挥官，也许这是应埃胡德自己的要求。实际上，那就意味着他会负责指挥侦察营的兵力，而约尼得听命于他。肖姆龙解释说，他几乎不了解约尼，而对埃胡德比较熟悉，觉得他是可以信赖的人。当然，约尼被这一举动激怒了。真正与侦察营的行动相关的任何事情都是由约尼来定夺的。他领衔过策划会议并在会上提出决议；他召开过侦察营的情况说明会，也将督察实地演习，而且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也是由他向队员发号施令。然而，在救援行动中，也存在埃胡德发号施令的可能，或者至少以同样的方式实施监督。就埃胡德来说，他不想错过这次领导一场如此不同凡响的行动的机会。正如一位侦察营的参谋官所言：“谁不想指挥这样一场行动呢？”
约尼原本无意把事情搁置起来。参与恩德培救援行动的真正战斗力全部都由侦察营士兵组成，而作为侦察营的首长，他觉得当务之急是享有对侦察营的唯一指挥权。也是在前一天下午，当穆吉告诉约尼有关埃胡德的任命消息时，约尼说：“我不觉得自己的指挥权有可替代的人。”11不错，他很乐意去向一个非常敬重的人征求意见，但是他决心反击，要想办法解除埃胡德的指挥权，甚至是监督权。
塔米尔说，那天晚上的策划会议，他提前到达了约尼的办公室。有那么一会儿，他从约尼的眼神和说话方式上感受到，约尼对埃胡德出席会议表现出了不满。然而，其他军官并没有同样的印象。
现在，埃胡德和约尼单独坐着。毫无疑问，他们之间有一种紧张的情绪，即使看上去不是那么明显。埃胡德和约尼一起审核了整个计划，并提出很多的建议。虽然埃胡德几乎完全没有参与在凯垭的协调事务和准备工作，他却不愿意就此罢休。至少现在，他负责的是整个行动的关键部分。就他的个性来看，埃胡德想对侦察营的一举一动保持尽可能密切的关注——不仅是整体监督和发布常规指令——即使他很了解约尼并且知道自己可以依赖他。
在两个人审核完计划之后，他们上了埃胡德的车然后开车回家。他们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约尼就在埃胡德的楼下。
回到公寓之后，约尼大约有一两个小时的睡觉时间，然后就要返回侦察营。餐桌上，有约尼留下的四张小的笔记本信纸。那个星期早些时候他感觉到心烦意乱，就给布鲁莉亚写了这封信。
这封信弥漫着悲伤的情绪，但是结尾处又流露出对未来的一些期许。
“我相信你，还有我，我们两个人，可以顺利地度过青春年华——你的青春和生命，还有我，我的生命和最后一缕青春。”
“一起都会好起来的。”
这些，就是他在搁笔之时的所思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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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恐怖分子提出正式要求的清单在星期三早晨才抵达以色列，其中包括释放关押在以色列、德国、肯尼亚、法国和瑞士的53名恐怖分子。这些人当中有几位属于德国的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
(2) 以色列军事力量的官方称谓，包括陆军、空军和海军。
(3) 描述这个阶段准备工作的真相有一定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后来伊库提·亚当少将的去世。他在行动中监督以色列国防军的所有活动，并且在行动中担任空军指挥部队的总指挥。1982年6月，黎巴嫩战争的第一个星期，亚当就去世了，甚至没有说出自己对行动的看法。实际上，作者的哥哥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曾经在1982年5月安排了一次与亚当的会面，但是后来不得不推迟了。几天以后，黎巴嫩战争爆发，亚当不幸牺牲。
(4) 恩巴说，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在与佩雷斯会面之前，约尼及时赶来参加了“战略会议”。阿维也记得，约尼那天下午也会见了伊库提·亚当。
(5) 实际上，阿明的确在返程途中去看望过人质，但却是发生在突击行动几个小时以前。
(6) 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
(7) 不要和空军方面同名的军官相混淆，后者因为卷入美国军工企业交易腐败案而入狱。
第三章
我们都在巴梅尔的公寓。玛莎·巴梅尔和丈夫茨威在客厅里陪母亲聊天。而我却离开客厅，四处寻找我的兄弟。他们对我来说好像消失了一般。我走进位于客厅尽头的巴里·巴梅尔的房间，约尼在军队服役时回来休假就住在那里。我找到了约尼和比比两个人，他们都坐在床上。巴里不在，因为他去意大利学医了。约尼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学习数学和哲学，之前在哈佛大学进修过一年。
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他们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都把头同时转向房门。我问起了缘由，约尼告诉我他打算回到部队，加入比比的营队，并且让我发誓保守这个秘密。“让尤兹看一下我的服役经历，”约尼回到和比比的交谈中，继续说，“如果他看了，我觉得很有可能他会同意接收我。”
“很有可能？他会立刻把你抢到手的。”比比说着，然后又继续补充：“这才是个问题。”他说话的语气没有透露出任何喜悦之情。
约尼看上去很兴奋，好像没有意识到比比话语里的潜台词。“告诉他，如果他需要一名军官，而你又不愿意去军官训练学校，我替你去。”
“我想，你没有真正弄清楚你将要面对的形势，”比比说，“你将会比同一职位的军官都要年长。此外，这个工作不适合已婚的男人。你几乎不能回家。”
“比比，我知道我想要的东西和我将要面对的一切。把我说的全都告诉他，包括服役经历那部分。”
比比也不甘示弱：“如果你想参军，就回来吧，但是要担任高级职位。以你的年纪和经历，不适合当一名班长。而且，侦察营……”他顿了顿，好像没有把保留意见解释清楚，甚至自己也这么认为。看着兄弟的那一股满腔热情，渐渐地，比比也被感染了。然后，他开始向约尼大谈特谈所有摆在面前的机会。不过，比比滔滔不绝的同时还是有所收敛。对作为弟弟的我来说，面对如此场面却无比兴奋——缘于他们在低声耳语的那些事，也缘于我第一次听到的那些内情。
我们已经站起身，准备重新加入远在公寓那边的“成人世界”。约尼警告我们不要把他的意图告诉任何人——甚至他的妻子图蒂。“等我决定好了，我会亲自告诉她，”他说，“到那个时候，就没有理由用此事来打扰她了。”即使我只有十六岁，听到一个已婚男人这样讲话还是让我惊诧不已。不错，我知道他的个性就是必须独自决定一些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些话听起来还是很刺耳。
※※※
约尼从那以后就应征入伍了，我也被招募到了部队。我们穿着军装，行走在犹太沙漠里。太阳在我们头顶直射下来，身上汗如雨下。和我们一起的，还有另外两位士兵，都是我们营队的成员。纳西姆跟侦察营的高级军官在一起显得很兴奋，一直紧跟我们的步伐。他走得飞快，好像背上捆着的一壶五加仑的水根本不存在似的。因为前两天夜里参加了加利里的单人定向赛跑（我们几乎花费了一半的训练时间把地图事先记下来，然后在任何地形条件下，有时候甚至在夜里找到正确的方向），我已经完全筋疲力尽了。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战士一样，夜晚训练之后可以在白天睡觉呢？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橄榄树或桉树林子里伸直了躺着，为什么他们脸上的苍蝇或是背后突出的硬石块没有把他们弄醒呢？而此时，约尼却在享受这次定向赛跑——这种拼搏的艰辛，这些原野的风景，更重要的是能和年轻士兵一起并肩前行。不过，我还是能看出如此酷热的环境让他很难受。因此，我们时不时地停下来用水壶喝水，然后四个人一起聊天，说我们周围的风景、定向赛跑、还有这难耐的酷暑。“有时候，”约尼说，“当你行走在梦魇般的酷暑之中时，比你所能忍受的更糟糕的事情是，你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小块阴凉之处，却只能休息片刻。”你甚至必须在污秽不堪的蓟草之下伸直脑袋，因为它能给你的眼睛带来些许阴凉。
现在，轮到我背水壶。接着，我就开始有一点掉队了。
“你和另一个人在沙漠里，并且你们只有一壶水，”比比曾经把这个犹太法典的经典难题摆在约尼的面前。那时，我们三人都是小男孩，在自家的客厅里聊天。“你们每个人都需要把水壶里的水喝光才能活下来。你们不能分享。那么，你们会怎么办，自己拿来喝掉还是让给其他人？”约尼在回答之前稍作思考，然后说，“这要看这个其他人是谁。比方说，如果是伊多，我会把水壶让给他。”我看着自己的大哥，那时他才15岁。我知道，他会这么做的。
纳西姆转过身来。“把水壶给我吧，我来背，”他大喊道。
我耸了耸肩表示拒绝，然后跑着去追赶其他人。后来，约尼提出要帮助我的时候，我把水壶递给了他。
在梅察达的山脚下，我们是第一批抵达终点的人。征召约尼入伍和开车到这里迎接约尼的伊斯瑞，已经准备好了一冰箱的柠檬汁和一堆薯条。我坐下来喝了一大杯冷饮。这些杯子是我们在特拉维夫值夜班的时候，在市区的迪岑哥夫广场的餐厅里“借用”过来的。我不停地从冰箱里倒冷饮，然后一饮而尽，也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杯。然后，我们五个人围着冰箱坐下来吃薯条。薯条如此美味，很快伊斯瑞就提醒我，应该给还在路上的队员留一些。从山崖上投射过来的阴影已经将我们覆盖，还有往下延伸到镜面般的死海的一段山坡。其他人还没有抵达；而我已经完全吃饱了。约尼吃完之后和我们道别，然后伊斯瑞载着他返回侦察营的基地。我们则留下来，等待第二天的定向赛跑。
※※※
我们在戈兰高地以北的恩非特进行城市巷战演习。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到这里，而这次的演习比上次更加的复杂。在这个被遗弃的美丽小镇，各色植物自顾自地疯长着，也为小镇徒增了无穷的吸引力。自从“六日战争”期间被驻守在这里的塞尔维亚军官遗弃后，这些房子现在都空置了差不多四年了。小镇的街道都是沿着斜坡而建的，而后在一个小广场汇集；广场中央的喷泉被一堵墙似的黑色玄武岩建筑围起来，就像把房屋和矮墙隔开的东西一样。演习的间隙，我们有一些休息时间。用清洁的泉水洗过满脸的汗渍之后，我们就地在喷泉边上躺下来。北边戈兰高地一望无际的天空在我们面前延伸开来。而我们的头顶，是另一个名叫扎乌的鬼城；而脚下直至更远的地方，一个山顶上坐落着卡拉特·纳茹德的十字军城堡。我湿漉漉的脸上，一阵清风轻抚而过。此刻，从高处放眼望去，感觉仿佛整个世界都是我的。
约尼赶来参加这个星期的最后一场演习。我带领队伍负责在一次训练中提供火力掩护。我们的指挥官做了简单说明，然后约尼在演习开始前也作了一些补充。在谈及其他事务的时候，约尼提到了火力掩护。“对于提供掩护火力的队员来说，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他说，“你必须要准备在任何情况下作出即时反应来保护主力——这甚至会引来敌人出其不意或者迅速的反击。即使你们还在转移过程中，而且也没有占领据点，也要随时布置好掩护火力。”演习开始时，指挥官提醒我约尼所说的话。接着，我已经预感到在接近据点时，他们打算投入主力部队。我和队员们跑着穿过一条巷子。正如我所预料的，战斗来得非常早，我也立刻开火。像大多数的演习一样，这次演习也遵循了一个可预测的模式。但是，其中的教训却铭刻在了记忆里。
那天进行的另外一场演习要求我们占领一排房屋。有一个阶段，我的攻击显得非常笨拙——身体正面被暴露，行动迟缓且不知所措。约尼把我叫下阵来，就像对待其他表现很差劲的人一样，他给我示范如何径直穿过房屋之间的大杂院，然后远距离地闯进房屋内部。此生我第一次明白，一个当兵的人该如何利用每一只手脚、每一寸肌肉和每一个步伐前进。约尼对自己的身体有着绝对的掌控力。一个灵巧而敏捷的跨步，他就从窗户冲到了院子里，不时有人从一堵半损毁的墙的掩体后向他开火。他在一个稍远的房子旁边的大窗户下，弓着腰迅速地朝前移动，并且在一阵机枪扫射中冲破了那道门。这个演示仅持续了几秒钟。“你们就应该这么做，”他在我们面前站起来，说话的时候还有一点喘气。
※※※
军官们的营房和餐厅小屋之间有一片草地，我们一大队人马在那里集合。我们很快就要出发，前往加沙地带进行拓展训练，并参加由南方军队总指挥阿里埃勒·沙龙少将于1971年启动的一项任务，旨在铲除加沙地带的恐怖活动网络。约尼将会担任我们加沙部队的指挥，并且带了一名经验丰富的伞兵军官，当时他在部队服役，给约尼的印象不错。在情况通报会的间隙，这位军官记起了一件特别的事情，然后开始对一些在加沙担任安保工作的以色列安全局的人员恶语相向。他转向站在一边的约尼，说道：“你不能相信他们一些人的任何说辞，哪怕是一句话。我告诉你……”现在，我们都全神贯注，希望最终能听到一些真正有料的东西——毕竟，这是军官们的闲言碎语。但是，这种谈话让约尼十分讨厌，特别是当着我们的面。“这个现在并不重要。”约尼说着就打断了这位军官的话，试图把他拉回到正题上。约尼的语气听起来很不高兴，甚至有点抱歉的意味——毕竟，这位军官只是想帮助我们。
大约一两个星期后，约尼在加沙地带向我们做情况简报。那天下午，我们坐在加沙基地里一个热闹非凡的会议室里。这不会是我们在加沙的第一次行动，但会比我们以往参与的任何行动都重要。约尼坐在一张行动目标的示意图旁边，然后解释针对难民营的一栋大型建筑的突击计划，而该建筑被怀疑是恐怖分子的据点。我们簇拥在约尼的周围。这是我第一次参与一个需要真正策划的行动，而且被约尼提出的细节数量所震惊。这只是在以色列人控制的地区策划一个小规模的突击行动啊。由约尼指挥的这次突击行动定在当天晚上。他解释了不同兵力该如何布局，我们该如何推进才能同时封堵各个方向的部族据点。他仔细地回顾了行动的每一个部分——简单说来，就是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过目，好像他几十年来都是如此——以确保没有任何闪失。在每个问题讲完的小间隙，他会浏览一下记事本上罗列的要点，双唇紧紧地咬着。这种表情如此的熟悉，我发现每次他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或者全神贯注于某个任务时，这种表情都会出现。现在，他继续进行突击行动下一阶段的阐述，嘴唇也开始放松了。我的嘴角也掠过了一丝自豪的微笑。
※※※
一天下午，他出现在我们的公寓。“我必须要和你们住一段时间，”他通知我们。“米瑞和我的入伍申请通过了。”那天，他从米瑞的公寓带来一些行李。过去几个月他都住在米瑞那里，现在搬进了一个我们不用的小房间。在他带来的书籍中，有一本坦克各个部件列表及描述的军队小册子。
第二天，他就回到了部队，继续负责装甲兵的调动事务。作为候补军官，他出色地完成了此项任务。随后，被任命为戈兰高地的一个坦克中队的指挥官。这个坦克中队位于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从塞尔维亚手中夺取的一块孤立的领地上。经过与塞尔维亚的一场消耗战后，他回到了耶路撒冷，偶尔会来我们的公寓小住。
“此时此刻，我非常地满足，尽情享受着自己。”他给已经好几年没有通过信的前妻图蒂写了封信。“现在这份宁静比星期五的傍晚来临时，那个5:30的黄金时间来得更加珍贵。”
“日头依然还在，我坐在帐篷外的椅子上，眼前是一排坦克阵。音乐从身后的帐篷里飘出，我习惯性地用两根手指撑开手里的书，但却没有去读。一天就这么过去了，还没有开过一枪。甚至，还有时间在野外的淋浴场冲个澡。昨天，一发炮弹刚好落在餐厅的帐篷上并且把它给完全炸毁了，还有厨房的仓库。”
“我的副指挥刚好走过来，脸上还堆着笑。”
“‘就像一个真正的安息日，对吧？’”他对我说。
“这些都是值得珍藏的时刻，然后就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想给你写信。”
“马上我就要爬上一辆吉普车赶回家去。自从我领导这个中队已有整整一个月了，现在我每天回家的时间只有那么一会儿。有意思的是，我甚至没有感觉到有离开这里的必要。事实上，我对自己要去的地方一点也不清楚。太遗憾了。要是有人能代替我回家的话，那也无伤大雅啊。”
“大部分时间，这里都有战争发生。当然，不像我们以前经历过的那些战争。但是，你可能会轻易地犯错并且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坦克中队驻扎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地理位置，并且表现也很出色。”
“几天以前，我想起了你。那种思念悠远漫长而又饱受煎熬，连我的心也会痛。每次我想你的时候，往日的记忆又浮现在心头。很多时候，是我伤害了你，让你难过。我对所有的事感到悔恨，还有我的不经意。不是今天的我更善解人意，而是时日弥久，我看问题的方式改变了。”
现在，我正忙着自己的医学课程，还有粉刷公寓。约尼难得有短暂的喘息机会从戈兰高地的炮火中回到耶路撒冷，帮助我们把墙上的旧漆铲掉。他兴奋地向我们大喊，让我们去看看他想出来的新方法。我们发现，他成功地把厚厚的石膏涂层和油漆一起给铲掉了。他浑身洋溢着生活的乐趣，脸上挂着天真的笑容。然而，隐藏在他内心的，是一种深深的悲哀和孤独。我知道，他比以前更经常地用孤独来描述自己，这不仅因为他没有家庭、没有妻子、没有孩子。这是他一生的命运，虽然在高中时代或侦察营里，他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他的心思已经超越了一切并为苍生大计，也使得他跟周围的人与众不同。
在约尼接管坦克营剩下的武装几个星期以后，这场消耗战就宣告结束了，而坦克营在“赎罪日战争”中就几乎被全歼。这块孤立的领地又回到了塞尔维亚人的手中，同时还有戈兰高地的卡内特城。约尼几乎完全沉迷在重建坦克营的事务中，而实际上他也是白手起家。从讲话的方式来看，就知道他多么喜欢和装甲兵一起工作，他在那里多么如鱼得水并且受到爱戴——如果仅仅选择留在坦克营的话，他的军旅生涯能够持续多久呢？但是，在坦克营的任期结束以后，他就决定回到侦察营。
在执掌侦察营之后不久，他来到了我们的公寓，并且提到我错过了他的任命仪式。我没有试图解释为什么离开；甚至也没有告诉他那天我在场。我反而问他，侦察营的情况进展如何。“一切都很顺利。”他回答了一句，就没再多说什么。他的言语传达着乐观的精神，但是说话的语气还是保留了一些东西。也许，这是我的想象，因为从他的话语中我只听到了自己的焦虑。
第四章
细细想来，整个行动实际上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就准备完毕……像恩德培救援这样一个涉及面广、颇具复杂性的行动，能够如此顺利地实施，这本身就是一个惊世之举。
——来自侦察营的一位高级军官
经过一个不眠之夜，阿米尔·欧弗在星期五的早晨搭便车来到侦察营。约尼的秘书半夜时分打电话给欧弗，让他早晨到基地报到，而当时他还有点怀疑。“你说的是真的吗？”他问。
“千真万确，”秘书说，阿米尔于是就明白了。最近，很多士兵按照传统的惯例在休假，他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估计，作为经验丰富的老兵，他和战友们将会被派往突击行动的最前线。早前在侦察营服役时有关救援行动的记忆，在阿米尔的脑海里闪过——那次行动是从马洛特(1)渗透到沙威伊酒店(2)，并且一位名叫伊塔姆·本·大卫的营队成员牺牲在了那里——而一想到在等待着他的召唤，阿米尔就彻夜难眠。早晨，他赶到基地的时候，看到的是一派热闹的训练场面。当他发现旧航站楼的实体模型时，敲了敲围栏附近的粗麻袋护墙板和长条的白胶带，他知道自己关于为什么被召回基地的猜测是正确的。
在基地里，欧弗碰到了自己的指挥官阿姆农·佩拉德，他前天晚上刚到。阿姆农对细节还没有全部了解，但是已经对行动涉及的内容有了基本的想法。他认为，他和队员们将是救援部队的一线力量，即使他还不知道谁入选了。不过，阿米尔试图从他这里探得一些口风。
“这将是一次解救恩德培人质的行动，”阿姆农告诉他，“侦察营会担任先锋部队，而我们就是先锋部队的排头兵。”
也许，他把话说得像一个不着边的闹剧，但是阿米尔还是挺当回事儿。“听到这个消息，我确实吓了一跳……我感觉一个沉重的担子压在身上。这样的情形之下，任何人如果说不会担忧，那么他不是勇敢至极就是愚蠢到家。对我来说，可是非常担忧。”而结果表明，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阿姆农和队友确实要为先锋部队打头阵，而阿米尔将是第一批闯进人质被挟持大厅的以色列士兵。
离开阿姆农后，阿米尔去找了一位年轻的士兵。阿米尔在休假前，曾经把弹药背心托付给了他。穿上舒适的旧弹药背心，阿米尔来到后勤仓库领取他的装备，其中包括很多杂志，刚好把背心装得满满当当。士兵们已经蜂拥在柜台前。因为每个人都要领取清单上详细列出的为他们准备好的所有物品，这刚刚开始的喧闹声将会持续一天一夜。
出于习惯，阿米尔申领了所有的常规装备，然后停下来检查了一会儿。手里拿着直升机着陆信号灯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地。“我们要飞往乌干达，而实际上那是地球的另一端。我向工作人员要了一只着陆信号灯，”他自言自语，“什么样的直升机会过来送我们离开呢？”他把信号灯还给了仓管人员，然后拿着一堆装备来到附近的营房里。他要在通报会和训练开始前准备好弹药背心。
同时，约尼在向侦察营的军官发布与行动有关的“警示命令”——开始准备工作的初步指令。一些人错过了约尼前一天晚上的通报会。现在，他们是第一次听到这次任务的纲领性计划，其中包括了约尼深夜在办公室独自工作时补充的一些细节。计划的要点之一就是，约尼和他指挥的队伍将是第一批攻击旧航站楼的人员，并且要从挟持有人质的大厅的主入口闯入。军官们试图劝说约尼，他和队伍应该驻守在后方稍远一点的位置，而把攻击的任务留给其他人，但却没有成功。后来，其他士兵在约尼办公室外碰见他的时候，也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要论作战技巧、武器装备、还有其他方面，”一个士兵说，“我们比你指挥的队伍要更加出色，因为我们一直在训练。”
“但是，约尼坚持留在第一批进攻的队伍之中，”跟约尼曾经交谈过的施洛莫·瑞斯曼说，“特别是在埃胡德·巴拉克准备退出行动且担任某个高层指挥之后。”整个行动的关键将是进入大厅的那一刻。因为在人质救援过程中，士兵进入大楼时会忽略在城市巷战中最基本的人身防护。而进去之后，他不能直接就扔一颗手榴弹或者火力全开，必须要在开枪之前尝试将人质和恐怖分子区分开。开火的时候，他也只能对准特定的目标单枪单发，以免伤害到人质。“对士兵来说，这无异于自杀，”一位侦察营的军官解释说。“你进攻的时候，感觉好像一只手是被绑在身后的。”14约尼明白，即使所有其他的事情，比如飞机着陆、穿越机场、阴谋伪装等都畅行无阻，这一刻却能决定整个战斗。哪怕一秒钟的犹豫都意味着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人质数量之多是史无前例的，死亡总数也许会让马洛特大屠杀都相形见绌。
施洛莫也说，“约尼不愿意采纳我们的反对意见。我想，他明白树立个人典范是多么的重要。”不过，这个决定是针对他自己的人身安全而言的，而不是针对他的队友。“约尼有任何理由不加入攻击大楼的队伍。而出于某种自由的意志，他把自己置于那样的境地，担任如此危险的一个角色——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或者至少是一种非比寻常的责任感，”阿米尔说。
初始命令一旦发布，在早晨举行针对所有士兵的通报会的时间就确定了。军官们分散到各处给队伍布置任务并启动训练。约尼和几个参谋出发前往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步兵和伞兵指挥官丹·肖姆龙已经在那里组织好了队伍，并将发布他的正式战斗命令。在通报会会议室，所有参战单位的指挥官已经到齐，包括伞兵指挥官马坦·维尔奈上校和来自戈兰高地的乌里·沙古伊上校。维尔奈回忆说，约尼晚了一会儿才到，而肖姆龙那时已经开始简要汇报了。“我们听肖姆龙陈述了计划的总体情况，”侦察营的情报官阿维说，“在经历了前一天的批评和建议后，计划对兵力和飞机数量进行了大幅削减。兴师动众的初始计划已成为历史。”
肖姆龙在通报会结束的时候，告诉侦察营的指挥官们，他们要在上午把行动方案呈交上来。然后，约尼和他的军官们返回到基地。肖姆龙的情报官布赖恩也跟了过去，因为他有一些8毫米的家庭录像带要转交给侦察营。前一天晚上，在步兵和伞兵指挥部与空军方面联合召开的全员大会上，一名空军油料官来找过布赖恩，给了他一个在乌干达服役过的中士的电话号码。“他有那个机场的录像带，”他告诉布赖恩。那天晚上，布赖恩就开车到了中士的家里，确实发现他有两个在恩德培机场摄录的视频：一个是伊迪·阿明起飞前往以色列，另一个是教皇抵达乌干达。他带走了这两盘录像带和放映机。甚至，他还带走了电源线。
现在，他给约尼和其他队员放映的视频，是从旧控制塔的顶部拍摄的。“视频所显示的图像令人非常震惊。这个五层楼的塔完全控制了整个区域——特别是航站楼的入口处，”布赖恩回忆说。上午晚些时候，布赖恩给马坦·维尔奈看了一段电视新闻剪辑，里面有一个新航站楼的快速镜头。维尔奈第一次对队员们将要占领的这栋建筑有了一些认识。就像许多局外人一样，他也顺路来到侦察营了解情况，因为侦察营收集了有关机场最新、最精确的情报。
约尼的办公室不断地有军官们进进出出，接二连三的电话也没有停止过。其中一位来访者是军士长丹尼·达冈，他有42岁，隶属于侦察营的“老年团”。尽管他和约尼的年纪相差12岁——可能这是部分原因——但他们已经成为了朋友。他们第一次相识是在大约三年前的“赎罪日战争”期间。战争爆发以后，丹尼作为一个平民在侦察营的后备役听命，有好几次都是负责一个技术岗位。在阿拉伯人的突然袭击后，头几天显得慌乱无序。丹尼不知怎么弄到了一辆军用指挥车，开到了北部战线。他穿梭在侦察营的各个军官之间，要求加入他们的队伍。他没办法为自己的努力展示些什么，直到他遇见了约尼。“我的指挥车可以给你们提供帮助，”他说。让他惊讶的是，约尼同意了。“尽量跟着我们，”约尼告诉他，“如果他们让你一路通关，那就太好了。”丹尼每天驾着车，从戈兰高地的前线到罗什皮纳城为侦察营运送装备和物资供应。“约尼的士兵们早晨六点钟的时候，就戴着头盔钻进了半履带车。”丹尼这样描述。“约尼会亲临前线。到了晚上，士兵们也是等其他人都走了才撤回。约尼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形势所需，这在那些东奔西跑的人群里算是一个真正的例外。那个时候，我开始与侦察营结下不解之缘。”
经历了两年的无数挫折之后，丹尼成功了。通过约尼的斡旋，他签约成为了侦察营的职业军人。他的工作是训练战士们如何驾驶车辆。
有一个周末，丹尼出现在了约尼的公寓。他告诉约尼，在侦察营内部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自此以后，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那次谈话以后，我感觉到这个人非常的特别，”丹尼说。这两个人——还有丹尼的妻子和约尼的女友——走得更近了。
“我跟他说我的事情比他跟我说他的事情要多。我从不知道他跟我有多么亲近，或者我对他有多么重要。我不知道事情如何得到平衡。我们会经常见面，至少我们会尽可能多地见面，说说侦察营的工作进展。我们有时候待在一起，喝酒、吃饭。在他身边，我真的感觉很棒。他非常有教养，这要远远超过我。我只是从一些困难中学习。因为约尼，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更有意义。我们太不一样了……但是，他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地方，身边有这样一个人感觉非常好。”
进入约尼的办公室前，丹尼跟肖·莫法兹少校交流过。约尼吩咐莫法兹负责恩德培的外围防护力量。两个人都同意让丹尼给队员们做一个如何驾驶装甲车的简单演示，同时也可以检阅一下这些新的装甲车。“我想参加这次行动，”谈话结束的时候，丹尼告诉肖。“我想加入你的队伍。”
肖注视着年长的丹尼，他对过去几年来与他一起共事的这位士兵已非常了解。肖心想，如果队员们必须徒步作战，丹尼就没有办法加入队伍。然而，拒绝丹尼让他很为难，最后还是同意了。“但是，这也要得到约尼的批准。”他告诉丹尼。
丹尼发现约尼正独自坐着，面前的桌子上四处散落着文件和地图。他还在完善计划，处理新出现的问题，比如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连接恩德培小镇和航站楼北部的空旷之地。当天早晨，这条路在侦察营收到的一张旧航空照片中得到了确认。现在，它需要引起重视。
丹尼走进来的时候，约尼从桌子前抬起头。
“现在，这是个大问题，”丹尼对他说，“我发现……”
“约尼看着我，”丹尼如此描述，“不知道说什么。一方面，我跟他很亲近。另一方面，我有很多孩子。我不再年轻，而且我也不是侦察营名副其实的突击队员。”
丹尼想办法让约尼相信他。
“这次战争属于所有的犹太人，而不仅仅是侦察营，”他说话的时候，也在暗示自己不是一个侦察营的正式成员。“我想，你已经接受我了。”约尼没有回答。
“你看，”丹尼补充道，“要说开车，我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我年纪大也没关系。如果那些机器出了问题，我能够比任何人更好地解决它。”
约尼看了他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说，“你加入进来吧。”
丹尼几乎抑制不住兴奋之情。突然，他高喊起来：“我妻子的庆祝会怎么办啊？”原来，他妻子的生日宴会就定在星期五晚上——也就是当天晚上。
“交给我吧，”约尼说，然后让秘书把他的电话转接给丹尼的妻子。
“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她接通的时候，约尼说。
“你们不会来了，”她立刻就明白了，“两个人都不来。”
“伊蕾娜，星期天的时候我承诺过，丹尼和我打算给你一场从来没有过的惊喜……”
丹尼没有在房间里一直等到这个电话打完。他在约尼有机会改变主意之前就匆匆离开了。从那个时候一直到行动开始，他尽量跟约尼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老气横秋的面容和银光闪闪的头发让他的朋友改变主意。
丹尼不止参加过一次战争，最早的一次是在20年前针对埃及的“西奈战役”。但鉴于他的年纪和目前的职位，他不能算作一个战斗役士兵。而且，让他参与行动会引起侦察营队员的不满，特别是把他加入名单就意味着要把其他人剔除。而关于谁能参战的激烈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很明显，最有经验的士兵和战地军官会被吸纳进来，而刚刚加入侦察营的年轻士兵很可能会留守大本营。而这两者之间，就是那些服役时间不长不短的人。战争就在眼前。军官们为了让自己的队员能够入列参战名单而引发了一场不小的波澜。他们不断地旁敲侧击，向约尼请命。而自相矛盾的是，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行动被执行的可能性很小。那个星期五，他们所有的人都预料，高层人士不敢贸然批准这个行动。然而，他们每个人还是期望自己的所有士兵都能入列。尽管有很多不利的因素，毕竟，行动还是有执行的可能——那个时候，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使命该作如何感想呢？
“我们不断地跟约尼争辩，想让自己的队员入列。这种事太难了，”一个名叫欧姆·巴列夫的军官说。“有时候，他朝我大吼，‘从这里滚出去，我讨厌听到你说话！’所以，我只能间接地处理此事。我到肖那里跟他说，‘肖，听着，你真的想装甲兵队伍里有来自其他部队的人吗？我建议你从我们部队找个正儿八经的人算了。’他说，‘你的想法是对的，那好吧，’我的另外一名队员就这样入列了。”
所以很容易理解，当有关丹尼和基层军官会加入突击队的消息传出时，有些人感到很困惑。基层军官中有约哈伊·布瑞纳，他是约尼的参谋，年纪也相对较大，有36岁，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战斗老兵。加入侦察营之前，他一直是所在基布兹的生产部经理，并且计划着返回部队，然后从步兵调入装甲兵的行列。他之所以想重新服役，是为了他在基布兹的三位故去的好友，而且他们在“赎罪日战争”中都担任过连队指挥官。早在1975年的夏天，也就是他开始调动程序之前的几个月，他接到了约尼的一个电话。约尼很显然是从一个在侦察营服役的基布兹成员那里听说了他的情况。“我们在凯垭碰面并且交流过，我回答了他的问题。我告诉他过去在军队中的职位、取得的成就以及现在的工作。我们仅仅是聊天而已。约尼告诉我这个职位有好几个候选人，差不多四到五个，并且两个星期之内他要面试所有的人并且决定接收的人选。他告诉我，他将要从吉奥拉手中接管侦察营的帅印，现在正筹建自己的新队伍——当时，我还不太明白他所讲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并且缺一些人手。两个星期后，他打电话告诉我获得了这份工作。”
约哈伊签订了一年的合约。在他的聘期结束前的两三个月，约尼要求他再留任一年。“我知道你工作非常努力，”约尼说，“而实际上你没有回过家。我理解这对你的家庭所产生的压力，以后我会努力地让你轻松一点。”约哈伊回答说，他很享受服役期间的每一分钟，并且无意于从事一些更轻松的工作。他同意延长服役时间，但是有一个条件：他要参加约尼认为他有能力胜任的任何一次行动。约尼承诺他可以。
战斗役的士兵反对让军队参谋加入这个人人向往的行动，这对约哈伊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以前，侦察营为在黎巴嫩的一次行动作准备时，他至少碰到过一次。约尼决定，被分配爬上顶楼并且攻击一处敌方据点的小分队由军队参谋组成。在通报会进行中，约尼被叫去接电话。约尼离开的时候，约哈伊无意中听到了他后面的人在小声地抱怨自己的队伍。“如果他们把跟我讲过的话再跟你讲，”他转过身去，用大嗓门直接对在场的人说，“你就会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只要你参加过的所有行动都是子虚乌有或者装模作样，没有人真正朝你开过一枪。那么，你就上去大声地提建议，但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约哈伊将在肖的装甲兵队伍里担任一个机枪手，被安排在司机丹尼·达冈的旁边。虽然要忙于应付大量组织上的事务，约哈伊确保没有错过任何一次训练和模拟演习。
同时，阿米兹和伊斯瑞从他们的储备基地带着装甲车回来了，并且已经开始检修车辆、安装通信设施、配置弹药和架设重型武器等工作。这些武器当中，包含有美国“龙”式反坦克导弹，以防遭遇乌干达的装甲部队。此外，还有榴弹发射器，虽然侦察营士兵不太熟悉，但是约尼想带上它们以加强部队的火力，并且白天的时候给士兵们做了使用方法的简单演示。
上午晚些时候，侦察营士兵驾驶着装甲车和路虎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里调集了几架大力神运输机。他们开始进行车辆登机训练，看看如何把三辆车放到第一架飞机上，以及寻找固定它们的最好方法。有人尝试把车辆放在油箱上，但是飞机的大部分荷载都被硕大的油箱占用了，这个想法很快被证明行不通。和侦察营士兵一起工作的，有来自大力神机组的一些装卸专家——负责货物运输的人员——他们也将前往恩德培。所有的细节一次又一次地演练，就为了把解开车辆和固定车辆的时间再削减两三秒钟。装载车辆和卸下车辆一样，都必须尽快地完成，以免拖延撤离恩德培的时间。
飞行中队的副指挥那提·迪维少校负责指挥这些飞机，同时也是大力神2号的飞行员。他碰到阿莫斯·本·安拉罕姆的时候非常惊讶。阿莫斯是侦察营的一位年轻军官，和他在同一个基布兹长大。那提还不知道阿莫斯正在侦察营服役，不仅因为他们之间的年龄差异，还因为那提很早就离开了基布兹。“突然，我看见了他——一个长着雀斑的小个子上了我的飞机，然后把吉普车开上去又开下去。”他们很自然地打开了话匣子，但是只说些基布兹的事情。他们的谈话没有一句是关于这次行动的，因为两人都不太确定对方是否明白这次训练的目的。
约尼当时可能在前往凯垭或者从凯垭返回的途中，也赶到现场来检查训练的进展情况。过去一年，约尼到凯垭参加过很多次与侦察营的行动相关的会议。不像其他的一些军官，为了让大家知道自己的出现很重要，为了和高层亲密接触，办完差事后还会在凯垭逗留。他不会这样。“他在凯垭逗留的时间太长了，”有一次，比比问起某个军官的近况时，约尼这样回答。“你知道的，比比，那些有如此行为的人就不再是一名军官，而是一名政客。”在他执掌侦察营的这一年时间里，约尼已经越来越多地遭遇军队政治权术，这让他很沮丧。他不能容忍人们为了升职而玩弄阴谋诡计、进行个人公关。也许是第一次，他用自己天真的双眼看清了军队的腐败。而对那些有着最美好愿望的人来说，这是很难接受的。
那天是星期五。约尼好几次开车去凯垭，将他的行动计划汇报给上级领导，其中包括军事行动指挥部的首长依库提·亚当，并且参加各种计划和决策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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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00左右，总参谋长古尔、军事行动指挥部的首长亚当以及摩萨德的首长一起会见国防部长佩雷斯。“我们可以执行它，”古尔指的是经过完善了的计划。“但是，在最后决定之前，我们依然要考虑它的危险系数。”
佩雷斯后来写道：“他讨论的是我们让人质所面临的危险系数，而不是我们的救援部队。古尔担心的是，我们不知道看守人质的恐怖分子位于什么地方。在以色列展开的大多数反恐怖袭击和人质解救行动中，我们都有情报资料。”
正如古尔自己在会上所说的：“我们面临的形势也许是没有任何关于主要目标的情报。这次任务的危险程度比我们过去经历的都要大。”15
上午10:30，古尔会见了总理拉宾先生。“总参谋长递交的行动计划从整体上来看，第一次具有了合理性和可行性。”拉宾如此记录。“我对计划的两个重要方面感到不安：救援部队如何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抵达目的地，以及如何在恐怖分子和乌干达军队有机会杀害人质之前迅速控制整个地区。”16拉宾也提到，他拒不接受在恩德培机场给飞机加油的可能性。即使没有获得肯尼亚方面的提前许可，他也宁愿飞机在肯尼亚停靠以补充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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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关于旧航站楼的一份冗长的情报总结已经抵达。这份总结以在巴黎的获释人质提供的信息和列维收集的资料为依据写成，并且在约尼刚从凯垭返回的时候抵达基地。从相关人员的回忆来看，当时正好是在约尼召开情况通报会之前。这份总结电报包含了人质被关押的大厅的布局、恐怖分子和乌干达军队的信息以及其他一些细节。阿维将这份电报读给约尼听，同时约尼在记事本上抄录了一些在他看来很重要的新情报。然后，以此为基础，约尼对行动计划作了几处修改。接着，两个人走向了通报会的会议室。
时间刚好是中午之前。房间里挤满了人，甚至没有被安排参与行动的一些年轻士兵也到场了。讲台上挂着一幅机场示意图和一张标有旧航站楼各个大厅和入口的草图。参与行动的人员名单已经准备就绪，他们被暂时分成了几个小组。
通报会开始了。像往常一样，情报官要对已有的信息进行核实。阿维说，现在有106名人质被挟持在恩德培机场的旧航站楼。他们在哪个厅还不得而知。直到两天前，这些以色列人质还在一楼的小厅，而其他人在相邻的大厅。除法航客机的机组人员之外，非以色列籍人质和其他国家的一些犹太人被释放以后，剩下的人质也许被转移到了大厅，或者还在小厅，或者被分隔在这两处。最有可能的是，他们被集中在大厅里。因为有一个室内楼梯通往大厅后面靠左边的登机塔，控制起来相对容易。两个厅之间有一个小通道使人可以从一个厅穿越到另一个厅，但必须弯腰才行。大约有7到10名恐怖分子轮流看守人质，而且他们装备有手枪和冲锋枪，在大厅里一遍又一遍地巡逻。恐怖分子看起来有可能在大楼里安装了炸药，但是根据在巴黎的目击者传来的报告，炸药几乎都是做个样子罢了。常识告诉我们，乌干达军队不会允许恐怖分子在一楼安装炸药，因为楼上驻扎着士兵。根据最新的情报，有60到100名乌干达武装人员在大楼警戒；但其他的报告显示，实际数量也许会多一些。乌干达士兵正在与恐怖分子展开合作。乌干达人也许会在大楼前面约50码的地方呈线性阵势部署他们的士兵，而且每个士兵彼此相隔大约有10码的距离。至少，有人在楼顶看见过他们一次。但是到了突击的那天晚上，可能大部分人都在大楼的第二层。
阿维继续说，在航站楼及其邻近范围的西边，是控制整个周边地区的控制塔。在东边大约200码的地方就是军事基地，那里驻扎了一两个营的地面部队，以及乌干达空军的米格战机。航站楼的北边和恩德培小镇有一条路相连。小镇的大部分坐落在一座山上，俯瞰着机场跑道。阿明的总统官邸也在这个小镇，由一支卫戍部队警戒。小镇边上的建筑位于小山南坡的底部，和机场的边界线和旧航站楼紧密相连。而在航站楼北边和西边，有十多栋为飞机服务的小楼。被劫持的飞机就停靠在对角线跑道的尽头，位于航站楼的东南方向。
阿维结束了讲话。约尼从第一排座位起身，走上了讲台。他的手里拿着一个记事本，上面有那天早晨为通报会做的笔记。他讲话的时候，不时地瞥一眼记事本。他的语气沉稳而又富于激情。然而，有些人注意到，他的脸上显露着憔悴的神色。
他对整个行动计划做了布置。第一架飞机将搭载三个“软”交通工具——两辆吉普车外加一辆汽车，可能是奔驰。接下来的两架飞机将搭载侦察营的四辆装甲车。第四架飞机被安排用来撤离人质，同时也携带医疗人员和器械。侦察营的任务就是控制旧航站楼、消灭恐怖分子、救出人质、解除大楼内部和周围的乌干达士兵带来的任何威胁、阻止乌干达的任何增援部队赶到、把获释的人质护送到第四架飞机上、并且在后方防护其他的飞机和其余的以色列士兵直到他们完成恩德培的撤离工作。
消除来自恐怖分子的直接威胁这个主要任务，将由乘坐第一架飞机抵达的士兵来完成。他们将在新航站楼附近登陆，然后乘坐奔驰车和吉普车向前推进。约尼解释说，使用这些交通工具并且让所有的人身着迷彩服和绿色贝雷帽（行动一旦开始，这些帽子就会被更换，以免辨认队友时出错），这只是用来欺骗乌干达哨兵的伎俩。必须假设乌干达的哨兵会向大楼拉响警报，这对延迟或者阻止他们开火非常关键——如果意识到敌对势力正在逼近，他们很可能会这么做。任何来自乌干达人的有效火力，都可能减缓突击部队奔向航站楼的进程。如果哨兵中计让车队通过，队伍可以一直开拔到大楼的拐角处。然后，队员们下车、快步走向大楼入口，因为跑步可能会引起怀疑。如果哨兵引起警觉或者试图检查接近大楼的人员的身份，要尽量用消音武器解决他们，或者万不得已之时，用常规武器也行。一旦乌干达士兵发现真相或者枪声四起，首要的任务将是尽快赶往旧航站楼消灭恐怖分子。奔驰车将运送两支队伍，其中一支派往可能存在恐怖分子的各个厅。如果吉普车因为任何战斗受阻，奔驰车的队伍将会继续独自行动，各自按预定计划对大厅进行突击。
约尼继续就队伍的目标作详细陈述。和其他救援任务不同的是，这次任务必须考虑一个可能性，那就是人质不在一个地方而是在两个独立的厅，甚至分散在更多的房间。而敌人也将分布在不同的房间，还有大楼外面。人质面临的直接威胁不仅来自房间里的恐怖分子，而且来自包围大楼的士兵和在许多有利地点掩护大楼的士兵。上述各个节点的敌人，必须被全部消灭。大楼及其前方区域的各个部分必须要迅速并且同步占领。
总共有四支队伍将会对预计有人质的两个厅发动突击。一支安排从大厅的第一个入口进入，两支从第二个入口进入，另外一支从小厅的唯一入口进入。吉奥拉·祖斯曼上尉负责指挥队伍攻入小厅，而小厅位于大厅的外面。穆吉将带领队伍攻入大厅靠近西边的一个入口。约尼自己将指挥两支队伍攻入大厅的第二个入口。这个节点被当作最重要的关口，也是因为如下一些原因：它是主入口；它比西边的入口能更好地控制大厅；它离小厅的入口很近。如果到头来发现人质被挟持在小厅的话，约尼的队伍也要经过小厅入口展开突击。
由阿姆农指挥的第五支队伍将留在外面担任后备部队，并且是和埃胡德一起。然而，除了把埃胡德看作前线督战的一位高级指挥官之外，约尼没有对他的角色予以明确的界定。由此看来，约尼可能是故意把他的话说得模棱两可。“无论如何，约尼都把自己看作侦察营的指挥官。如果埃胡德打算到现场担任督战之职，那也未尝不可，”阿维说。“但是从约尼的观点来看，非常明显的是，他会亲自指挥自己的部队来执行自己的计划。”直到现在，约尼根据上级军官的讲话精神得出的结论就是，埃胡德不应该参与行动。
阿莫斯·本·安拉罕姆急匆匆地赶往基地参加通报会，同行的还有其他大力神飞机的机组人员。现在，他听说自己将是约尼四人突击队中的一员。几个星期以前，他参与了约尼视察过的一个战斗训练。他知道，自己给约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想知道这是否是约尼把他加入到自己队伍里的理由。同时，阿米尔·欧弗听说，他所在的阿姆农的队伍将不会攻入大楼，而是担任后备部队。突然间，他就觉得自己身上卸下了一副重任。他的这种轻松感被证明只是暂时的。一两个小时之后，所有的事情都开始逆转。阿姆农的部队被安排进攻大厅主入口。
约尼继续安排其他部队的任务。侦察营副指挥伊夫塔带领的两支队伍，将从大楼西侧攻入，那里曾经是到港乘客的报关大厅，也是约尼的队伍在大楼里首先要抵达的地方。伊夫塔的主要任务是带领其中一支队伍从那里攻入二楼，并且消灭埋伏在那里的一大批乌干达士兵。在二楼有一扇门通往位于大厅上面的登机桥。登机桥和连接一楼大厅的楼梯能够完全控制楼下的情况，使之成为在那个方向上保护人质和救援部队的关键据点(3)。如果有需要，伊夫塔的队伍也能够从通道处向大厅的恐怖分子开火。伊夫塔带领的第二支队伍将留在楼下，其主要工作就是肃清报关大厅，确保从楼梯到二楼部位的安全，并且警戒大楼剩下的西南角落。
由丹尼·阿迪提中校带领的另外一支队伍，将占领大楼的西端，那里是恐怖分子的生活区和一些洗手间的所在。一位队员将留守大楼外部，警戒东边的区域。还有一支小分队将驻守在吉普车上，必要的时候提供火力掩护。他们将密切关注楼顶和控制塔的动向。
搭载侦察营第二批队伍的飞机如果延迟抵达的话，这支小规模的先锋部队也必须为了队员和人质的安全而组织反击。除了不可预知的情形之外，侦察营四辆装甲车的兵力将会在肖·莫法兹的带领下随后抵达，担负起更大规模的外围防护任务。他们预计在先锋部队登陆六七分钟之后抵达。
肖的任务是防止乌干达的增援部队靠近，并且消灭航站楼临近区域或者更广范围的敌对武装，特别是来自东边的军事基地和北边的恩德培小镇的势力。由乌迪指挥的两辆装甲车将负责航站楼北边的区域，并且约尼强调，他们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完全切断从恩德培小镇通往航站楼区域的一条老路。在行动准备期间收到的情报显示，乌干达军方一个连的增援部队就在恩德培小镇待命，并且他们能够在20到30分钟之内赶到航站楼。
肖的四辆装甲车将会在人质和先锋部队撤离之后，最后一个离开机场。乌迪的两辆装甲车将先行离开，随后是肖的两辆装甲车搭乘最后一架飞机离开。
一些突击队员将会装备扩音器，这样他们可以向人质发布清晰的指令——特别是在突击刚开始的时候，要告诉他们卧倒在地并保持安静。人质可能不一定会像在以色列遇到类似情况时那么配合他们。在以色列，人质所期待的是军队会去援救他们。而在恩德培，人质将会受到彻底的惊吓，他们在战斗中如何反应是很难预测的。这些扩音器也将帮助稳定数量众多的人质，因为一些人也许会在惊慌之余试图逃离大楼。
约尼也简要说明了伞兵部队占领新航站楼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戈兰尼士兵将担任后备部队并且协助人质撤离到飞机上。约尼说，因为行动前的时间所剩无几，没有要求侦察营的士兵投入大量时间去了解其他部队的任务情况。无论如何，伞兵和戈兰尼士兵不会在行动的关键阶段与侦察营并肩作战，而是相隔着一段距离。同时，侦察营内部的各支队伍也没有要求去熟悉对方的任务，而按常规来讲，这是一个必经程序。不过重要的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角色及所在队伍其他人的角色都有充分的了解，并且确保提高警惕、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
在约尼讲话之时，甚至之后，很多人都提出了疑问。一个是关于侦察营的装甲兵抵达的准确时间。在约尼的计划中，要求前两辆装甲车在登陆地点等待后两辆，它们会搭乘随后的飞机在一分钟之内抵达。然后，所有四辆车在肖的指挥下向旧航站楼挺近。但是，准备突击大楼的士兵觉得，无论是什么增援部队接应他们，他们都应该尽快抵达。如果前两辆装甲车一落地就开赴航站楼，他们认为会更好。到了行动开始的前夕，约尼同意前两组装甲车可以独自开赴旧航站楼。
还有一两个问题也被提及，是关于救援部队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从恩德培机场起飞的可能性。“我们的火力会足够猛，”约尼回答，“如果情况越来越糟，我们就乘坐自己的车辆和征用所能找到的其他交通工具，经由陆路冲出封锁线然后直奔肯尼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有地图指示前往肯尼亚边境的路线。所有人都笑了——只有侦察营拥有足够的车辆装备来运送自己的士兵，而伞兵和戈兰尼士兵将不得不留守机场，他们开玩笑地说。
有的人也很担忧，搭乘第一架飞机登陆的士兵人数要少于恐怖分子和乌干达士兵。那些被安排突击航站楼大厅的人数尤其要少。他们指出，大厅里的恐怖分子可能有10个——超出了进攻大厅两个入口的先锋部队的数量。他们认为，这违反了战斗的基本逻辑，特别是在与挟持人质的恐怖分子的战斗中。因为，进攻的士兵处于暴露状态，往往会非常地不堪一击。约尼的回答是，这别无选择。第一架飞机最多只能搭载三辆车。每个士兵必须迅速掌握战场情况，并且根据形势来协助其他队友。约尼还说，侦察营的士兵将会对有利的条件感觉有一点惊讶，因为在突击任务结束之后肖会立刻带领增援部队赶到。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计划行事，全歼恐怖分子和乌干达士兵、救出人质将不成任何问题，甚至是在使用更少兵力的情况下。
像在其他场合对军官和士兵演讲一样，约尼在通报会上特别表示，自己完全有信心取得行动的彻底胜利。“约尼对这次行动可谓全力以赴，并且一直努力地激发我们的动力。”欧姆·巴列夫说。无需赘言，约尼对自己和属下都充满了信心。问题是，如何把这种信心传递给每一个人。
约尼的态度、召开通报会的方式以及在突击队中承担的角色——所有的一切都符合他在士兵中的形象。“我所听到的关于他的故事和现在我亲眼所见，都证明他是一名战斗军官，一名靠身先士卒的模范作用引领大家的优秀军官，不同于你所想象的其他军官或者其他人。”施洛莫·瑞斯曼回忆说。
“约尼一点也不紧张，”另一位士兵说。“你看他说话的样子虽然饶有兴致，但也非常平静和张弛有度。他关于行动的所有命令和情况通报传递我们更大的信心。几乎每一个人，当你第一次听他们说话的时候，好像都感觉非常棒。但是，战火一开，一切就变了。你甚至能在无线电里听出他们的语气，你能感觉到紧张的氛围。从“赎罪日战争”期间与他一起共事的人那里听说，在交火过程中或者形势危急的时候，他一般能保持冷静而不会失去理智。而且，我们在一年前就有机会去亲身感受这种风范。当约尼返回侦察营的时候，也就在他执掌帅印之前，我们受命去黎巴嫩摧毁一个预计有恐怖分子的据点。我想，我们带着炮弹、炸药和大量武器，却抵达了一座空空如也的建筑。在停止开火并炸毁那座房子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放松纪律和放纵自己，而且撤退也没有组织性。我们所有人开始喋喋不休并且对发生的事情说长道短。突然，火光升起来，一些黎巴嫩的装甲车开始向我们发动炮击。大家开始变得有点紧张。即使那时的约尼还不是侦察营的正式指挥官，我却记得他是如何临危上任的。他吩咐大家把队伍组织起来、举行反攻、确保人员到齐，然后开始撤离。从那时起，我就纳闷，当每个人都感到很紧张并有点失去理智的时候，约尼是如何独善其身的呢？而这种沉着冷静，也于恩德培的通报会上贯穿始终。约尼做每一件事都有特定的目的，而没有兴奋之情和焦虑之惑——非常地有条理、有秩序。”17
在约尼完成自己的陈述后，穆吉又站起来发言。为了减轻一些人对机场驻有大量乌干达军队的焦虑，他谈到了自己在乌干达的一些经历。穆吉表示，伊迪·阿明部队的军事实力简直可以不屑一顾，而且他们有可能在交战开始的时候就一哄而散。他还认为，乌干达人对欧洲人怀有敬畏之心，一旦他们看到一个欧洲人，就会条件反射似的竖起步枪敬乌干达军礼。
虽然约尼也说乌干达军队的实力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但他强调，“我们在各个层面都要把他们看做一支军队，能够对我们产生威胁的军队。”从军事层面看，在大楼内部及邻近地区四周的乌干达军队都能对以色列士兵和人质构成一个威胁因素。所以，必须消灭他们。另一方面，外围防护力量之外的乌干达军队被认为威胁不大。所以，这些人不需要严阵以待，特别是他们也有试图逃跑的可能。
在各个部队的指挥官做过简单汇报之后，信号官塔米尔阐述了这次行动的通信网络。最后讲话的是运营官拉米·谢尔曼，他给大家安排了当天剩下的日程。下午，侦察营全体士兵将会参与一个模拟演习。晚上，将会有另外一个全方位的模拟演习，与行动有关的其他部门都要参与。
通报会结束不久，行动中所有要使用的武器会进行试射。实际上，有很多工作摆在大家面前：领取自己的装备、准备和测试车辆、参与演习以及熟悉包括示意图和照片在内的情报资料。
会议在约尼的几句总结语中接近尾声，每个人都起身离开了会议室。来自侦察营之外的军官只有少数一些到场，其中有早在大约20年前就创立侦察营的阿维汉·阿南准将。阿维汉对约尼如此周密地准备通报会及他对各种行动细节的处理钦佩不已。但每个人都记得，除了阿维汉，没有其他比约尼军衔高的军官出席会议。这对一个行动之前的通报会来说极度地不寻常，因为一般的情况都要有高层军官的参与。也许，这也强化了所有人的感觉，没有一个高层人士打算批准这个行动计划，而且也没有一个人严肃地考虑过，从遥远的以色列派遣士兵千里迢迢地奔赴那个非洲腹地。
※※※
通报会在中午结束以后，约尼、阿维和塔米尔驾车到肖姆龙的临时总部，以征得他对侦察营行动计划的批准。三个人在肖姆龙的办公室外等候了几分钟，直到他结束另外一个会议。塔米尔走到约尼的身边，问他觉得计划被批准的可能性有多大。约尼的判断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得到总理和内阁的批准。而且，计划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艰难的决策。
就在此时，约尼被叫去跟军事行动指挥部通电话。他回来的时候，笑眯眯地说：“埃胡德走了。他退出了。”那天早晨，埃胡德接到依库提的命令，让他前往肯尼亚去做一些可能的安排，因为行动结束后飞机也许会在那里降落并且加油。塔米尔感觉到，从那时起，约尼的表现就变了样。他不再为埃胡德参与行动一事而困扰，因此显得更加轻松。而且，在塔米尔看来，后来进入肖姆龙办公室的时候，约尼还带着一丝兴奋。
约尼花了几分钟概述了他的计划。没有提问，没有任何评价。肖姆龙就原样接收了，没有一点修改。18
接着，他们回到侦察营继续准备工作。很明显，因为现在确定了埃胡德不会参与行动，约尼把自己在突击队的角色改为指挥小组的一员。这意味着，他会和第一批突击队员行动，但是不参与进攻大楼，而是在航站楼主入口几米外的地方留守。在那里，约尼能够掌握士兵进入航站楼的节奏以及大楼内部的动静，还有大楼外面发生的状况。如果有必要，他也能够立刻进入人质被挟持的大厅。为此，他决定再增加一名可靠的、富有经验的战斗役士兵到队伍中，队伍也包含了负责通信事务的塔米尔、医生大卫·哈辛以及一个战地医疗队。“我想，约尼选择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是考虑可以尽最大可能地从领导突击队快速转为参与战斗。”阿米尔说。“他如此安排的目的是，假如出了意外甚至是很小的意外，他能够参与行动。他知道，一旦发生意外，至少还可以依靠自己。”
约尼角色的转换是在通报会之后不久。这也是突击行动之前24小时做出的唯一的计划调整。约尼没有盲目坚持要固守前一天晚上制定的所有细节。大多数的调整都是根据新的情报做出的；剩下的都是约尼的新想法或者是官兵们在演习过程中提出的建议。
“计划从来没有真正地有始有终过。因为时间不够，计划都是在各个阶段逐步提出的。有些甚至不是在会议室或办公室决定的，而是在模拟训练的现场。”阿维说。“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行动计划，而且危险重重。我记得，约尼和我讨论过如何把计划制定得比原先的更好。他确实很担忧，因为必须要时刻牢记楼顶也许有数十名乌干达士兵，而且新的情报也不断地涌来。然后，你开始对自己说，‘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约尼在星期二的某个时候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罗列出通报会上要特别强调的要点，假如出现危险，如何把伤亡最小化……因为照片上的所有信息显示，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的出发点是，无论乌干达军队多么出色或者差劲，每个人都完好无损地返回是很难的。乌干达军队将会有数十人，但只能把他们中的一两个开火的士兵当作致命的威胁。你们要去的地方，可能你们自己都不是太清楚——那里有房屋、山谷、楼顶和黑夜，并且你们也不知道火力来自何处……所以，在训练期间，约尼花了大量精力来确保我们有足够的杀伤性武器。他希望使用一些精良的装备来对付控制塔，要像火箭弹那样的比机关枪更猛的武器，可以真正地摧毁目标。进攻旧航站楼的装甲部队也要配备类似的武器。”
所以，大部分的基础性计划已经生效的时候，新的决定也不断出现，关于将要使用的武器、某些队伍的布阵、装甲兵的开火指令、突击队是否黑脸装扮以及其他事务等。比如在演习阶段，军官们觉得行动结束时要清点人数，并且对清点的方式达成了一致。“这个计划非常开放，经历了很多次调整，”欧姆说。“我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准备所有的事情。一切都太匆忙。这是一种高速运转和自由的模式，一种在不同场合迅速切换的模式，而它所达到的极限是其他任何事情无法比拟的。”
在约尼会见肖姆龙以后返回基地时，阿米兹已经从市区的一个车库弄来了一辆奔驰车。车子抵达的时候，士兵们都簇拥在它的四周，希望成为在行动中乘坐该车的一员。约尼也很快检查了车辆。“他第一次来看奔驰车的时候，”伊斯瑞记得，“主要关心的是，如果不太拥挤的情况下，该车能容纳多少人——比如司机旁边的前排位置能容纳多少人，这些人会是谁。他爬进车里或者绕着车转圈，然后在身穿弹药背心、手握步枪的情况下考察车子。他觉得其他的可能性就是，因为车中过于拥挤而使枪容易突然滑落。接着，他考虑在后排位置比原计划少安排一名士兵。”
然而，提供给侦察营的这辆奔驰车成了一个灾难——明显是因为没有人严肃对待这次行动。车是白色的，而收集到的视频和图片都显示，阿明使用的是黑色的车。这意味着，奔驰车必须要重新油漆。这还是最不起眼的一个问题。车的底盘老旧、轮胎磨损、电力不足，最重要的是，引擎破烂不堪。需要经过一段漫长而艰苦的维修工作，才能让车以良好的状态参加行动。一位侦察营的老机械师阿维，花了几个小时才修好其中的一个部分。“我们揭开引擎盖，发现发电机的皮带已经倾斜了，”他说。“一切还能运转，但不太正常。谁知道这样的皮带还能支撑多久？它可能啪嗒作响，而我们不是那种喜欢把事情搞砸的人。我们没有用来维修它的车床，所以一切都凑合着手工完成。我卸下发电机的底座，结果发现它的固定螺丝穿过的螺口太大了，这就是为什么发电机运行不畅的缘故。我想找一些能用来代替这个底座的东西，但当时我找不到任何理想的工具来维修。我把螺口弄得再大一点、放入新的线圈、拧上特钢螺帽并且在外面把它加固。螺帽的螺口和先前固定发电机的原始螺杆虽然口径一致，但是螺杆也破旧了，我们只得用合适的新零件来替换它。”
但是解决完一个问题不久，另一个又出现了。下面就是油箱渗漏的问题，必须把油箱清空才能堵住漏洞。
在此之前，约尼想过弄一辆类似的车作为训练任务的后备所需，以防这辆奔驰车没有弄到或者不能立刻投入使用。约尼知道伊斯瑞有一辆体型庞大的绿色奥迪车，所以把他叫到了办公室。他也知道，这辆奥迪车只有两排座位，而不像加长奔驰车上有三排座位。但是，这也是容易弄到的最大的一辆民用车。约尼让屋子里的其他人暂时离开，然后告诉伊斯瑞需要借用他的车，希望他能同意。
“我们需要在车上快速地进出，并且是很多次，而且还携带武器和装备，毫无疑问这辆车会受损，”他说。“但它很重要。我们没有其他的车了。”
“没问题，”伊斯瑞回答，然后把钥匙给了约尼。在伊斯瑞离开之前，约尼告诉他并向他保证，车子的任何损失都会得到赔偿。
而后来，奥迪车没能用上。训练开始前，奔驰车就到了。训练之前和训练期间的维修工作，一直持续到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早晨。甚至那个时候，机械师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的工具来修理车上所有坏掉的东西。喷漆的工作也是在部队出发执行任务之前几分钟才完成。那时，车子能开，但远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也就在当天，丹尼来到约尼的办公室递给他一张纸条。丹尼写的是，他担心因为车的状况太糟糕，部队也许无法使用这辆车。约尼要求机械师们无论如何要反复地尝试、修好它；如果最终还是不能用，他们将会用第三辆路虎吉普车来代替。不过，约尼在把纸条塞回给丹尼的时候，在上面潦草地写了几句：“但至关重要的是，奔驰车必须参与战斗。”
与此同时，阿维的队员在奔驰车外面安装了一些随车装备。比如像一些照片中看到的阿明的奔驰车上的小旗帜，被挂在了车头。然后，用硬纸板制作的新牌照喷上了相似的颜色，并写上乌干达的车牌号。
刚到下午，约尼和几位军官在侦察营会见了来自大力神飞行中队的三位军官——指挥官沙尼中校、他的第二助手阿维·爱因斯坦少校和首席导航员希勒姆。他们三人将驾驶第一架飞机，搭载侦察营的突击队前往恩德培。这次会见的目的，就是在这两个执行命令的关键部门之间进行一些协调。“这类计划过去由空军部队和地面部队单独指定。各方只是孤立地做出了自己的安排，”沙尼说。“双方制定好计划后，我们会见了约尼和他的属下……然后开始商讨协同作战，以确保万无一失。”5
他们在约尼的办公室坐了一个多小时，桌上展开的是各种各样的草图。约尼主持了会议。会议决定，飞机在新跑道着陆之后，把侦察营士兵放在连接新跑道和位于对角位置的旧跑道的带状区域。士兵下飞机的方向也确定下来，就在他们经过的飞机的侧面。他们也逐一讨论了与协调双方行动有关的其他细节，小到螺旋桨和穿过机翼的车辆之间的高度差，大到飞机在什么地方等候获释的人质。
“我们坐下来核查那些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乃至着陆的技术问题、地面滑行和飞机停靠，”沙尼说。“关于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小问题，我们想召开一个小型讨论会来提问和答疑，而这些问题在大型的计划会议上从来不会涉及……约尼主持的会议非常专业——很有组织性、气氛也轻松，具有一个会议本该有的样子。他结束一个议题后就继续下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让侦察营负责这次行动，因为我们能为他们提供最基础的服务。他们有特别的需求，我们会努力满足他们。
“每个出席会议的部门都提出了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细节，因为你从来不知道双方的需求会在什么地方达成一致。你可能会认为，有些事情和对方没有关系。我尤其记得，我们谈到了跑道的照明问题。约尼想知道，如果我们抵达机场的时候灯光都熄了怎么办。当然，他帮不上忙，但他确实想知道。我们向他解释关于着陆技术的研究结果，包括使用雷达……在侦察营，我们做了最后研究并得出最终的结论——那是只有真正参与突击任务的人才能做出的。最后，我们这些部队指挥官对协议表示一致同意。无论其他地方已经做了什么决定，这个协议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会议是爱因斯坦第一次听说要在每架飞机上搭载车辆，而且他的飞机要比其他飞机提前7分钟着陆。他也是第一次听说使用奔驰车，这个想法让他高兴不已。总之，对地面任务和侦察营的工作方式了解得越多，他就越是佩服。“这是我第一次与侦察营接触。他们如此高效并且直击要害，这让我非常钦佩，还有他们对正确事情的专注方式……作为这个计划的一个旁观者，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没有参加在侦察营召开的任何通报会，而这次讨论会上接触到的一些微小细节，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他们深入到了最细微之处，可谓面面俱到……侦察营看上去太不可思议了，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
沙尼回忆说，会议不断地被打给约尼的电话打断。而大部分时间，约尼的手里都拨弄着一支他带到办公室的消音手枪。他不假思索地将消音器拆下来又装回去；一次又一次，他拨动手枪的转轮，发出一长串的咔嗒声。“约尼坐在椅子上，而我们围坐在他旁边。每隔一会儿，枪筒就会指着我们的方向。他频繁地拿着手枪瞄准我，这实在是我不太喜欢的事情。”
到了会议的结尾，他们也核查了计划于当天晚上进行的全方位模拟演习的技术问题。后来，在研究最后一些细节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办公室前面的门廊上。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沙尼的助手那提·迪维尔，他作为飞行中队与侦察营夜间演习的联络员来报到。沙尼本人没有时间处理这项工作，因为从那时一直到演习开始，他还要关注一些其他事情：总参谋长古尔坚持让他和爱因斯坦做示范，证明他们可以在没有灯光的跑道上实现夜间着陆。
“我不担心侦察营，”古尔是去飞行中队跟飞行员聊天的时候说的这话。“无论是特拉维夫的斯徳多机场还是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任何差别。而问题在你们身上，你们是否能够真正将部队顺利地送达。”(4)实际上，飞行中队最近一直在研究大力神飞机在漆黑的跑道上着陆的方案。但是，方案还没有完整地测试过。
古尔和空军司令佩拉德挑选了位于西奈半岛南端的沙姆沙伊赫来进行演示。那里可以对整个机场实行灯火管制，而飞行需要沙尼在黑暗中进行相对较长时间的导航，以此模拟实际行动中的状况。具有讽刺性的是，沙尼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于黑暗中在完全不熟悉的恩德培机场着陆，但他对沙姆沙伊赫的演示却没有把握，虽然他很熟悉这个地方。恩德培的起降跑道对于一次没有照明的着陆行动几乎是非常适合的——跑道从岸边开始并且和岸边垂直，这样雷达可以清楚地区分跑道和湖面。在沙姆沙伊赫，跑道位于内陆更远的地方并且和海岸平行，使得雷达区分起来更困难。因此，沙尼主动提出在向古尔和佩拉德做演示以前，白天的时候飞到沙姆沙伊赫进行一些飞行训练。他知道，古尔如果发现此事一定会反对。但他也知道，如果演示没有成功，这意味着任务将会被终止。沙尼当然不愿意行动遇到阻力，因为飞行中队的能力被“一个地面部队的军官”错误地估计，即使这个军官是以色列国防军的最高指挥官。
沙尼和爱因斯坦几乎是马不停蹄地离开侦察营，飞往西奈半岛。在不到一小时的航程之后，他们在沙姆沙伊赫进行了好几次迫近和降落训练。他们必须尽早结束训练并在天黑之前返回——这样，他们就能带着古尔和佩拉德飞回南方，然后乘着夜色进行演示。
热火朝天的准备工作在侦察营一刻也没有停下。随着越来越多的情报传来，关于航站楼的幕布模型也做了调整。各个队伍已经开始针对该模式进行演习。为了使队伍之间的协作更稳妥，指挥官严格地审核训练过程。一个队伍训练的时候，另一个队伍就准备装备。其他的工作还包括检查奔驰车是否能在搭载9名士兵的情况下，通过跳板驶入大力神飞机。约尼没有参与所有的演习，但也没有因为其他的事务比如凯垭的会议，耽误他到各处巡视。“我记得，他在我们旁边朝我们大喊，给我们加油助威，”一个士兵说。19
在计划和训练的整个过程中，约尼不断强调几个关键点。“我记得，”阿维说，“在驾车辗转各地的时候，我们在谈话中涉及他正忙于应付的四个核心问题：其一，如何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抵达航站楼；其二，如何让增援的敌军无法接近航站楼；其三，如何辨别航站楼内部的恐怖分子，这样我们才可以攻击他们而不是平民；其四，解决控制塔这一难题。”
在大型模拟演习和行动之前，时间在一分一秒地飞逝。约尼经常要核实装备的筹备工作是否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侦察营的一位军官回忆，约尼曾经训斥过负责装备吉普车的人，因为他发现这些人没能在预定的最后期限之前完成任务。约尼召集军官们又开了一个会，并且在会上重申了几个要点。比如现在的计划之一就是，在侦察营队伍撤出和返回飞机的时候，要在跑道上抛洒安全炸药。约尼认为，在起飞之前的这段时间危险会非常大，因为部队都在飞机里并且没有任何防护。这时候引爆炸药，就会造成一种机场里仍然有一支武装力量的假象。大家都期望，这会阻止或延迟乌干达军队在撤离和起飞的关键时期向新航站楼方向推进。
也是在那次会议上，约尼宣布奔驰车会真正派上用场。现在，奔驰车很显然需要维修，因为弄不到其他的车子，尽管侦察营向国防部提过要求。约尼说，车子如果在从飞机到航站楼的途中抛锚，车里的士兵就要撇下它朝吉普车的方向跟进。
星期五下午2:00刚过，一辆满载着侦察营后备军官的巴士车抵达。他们刚刚在南方参加训练回来，与侦察营的所有后备部队一起为接下来一周的武装演习做准备。这周开始的时候，约尼已经任命一位后备军官亚力克代替穆吉负责演习，因为穆吉在忙着恩德培的事情。到周末时，约尼已经为亚力克安排了新任务。周四晚上，在制订行动计划时，约尼已经决定让亚力克作为一名军官和战士加入他的队伍，并让约哈伊当晚召他回来。约哈伊建议，最好还是等到亚力克和其他军官第二天一起返回侦察营。“如果现在叫他，”约哈伊对约尼说，“会让其他后备军官产生怀疑。他们会突然造访侦察营，这样我们就会被那些要求参与行动的人所围困。”约尼同意了，但也强调亚力克如果在下午2:00之后赶到的话就无法参与行动了。因为，那个时候侦察营预定的联合演习就开始了。
约尼和亚力克相识已有好几年。约尼离开大学，返回部队担任侦察营见习军官的时候，亚力克就担任同样的职位。两人在服役初期都是带兵的人。他们也住在同一间公寓，并且经常在一个训练场上操练士兵。他们所建立的亲密友谊，与一般同级指挥官之间的剑拔弩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并不会将彼此看做竞争对手。偶尔，约尼还会把自己在看的书推荐给亚力克，并曾经努力说服亚力克像自己一样抽烟斗。“这是一个完美的组合，一本书加一支烟，”他笑着说。“不要担心，我会挑选一支最适合的烟斗送给你。”没过多久，约尼就从家里带来了一组精选的烟斗。他在亚力克面前把烟斗摆出来，像一名鉴赏家一样检视它们，最后挑出一支，然后说道：“这是真正一流的烟斗，和这本书算是绝配。”以前从没抽过烟斗的亚力克稍微试了一下，但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们谈到了训练任务、日常安排等琐碎的事情。“约尼不是那种急着和每个人交朋友的人，而且他也确实不怎么开朗，”亚力克说。“你必须要深入一点了解他。但很快，他会留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印象。”两个人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包括有一段时间在加沙地带猎杀恐怖分子和参与大部分的“赎罪日战争”。战争开始的时候，亚力克已经卸任了，后来又作为后备役征召入伍。约尼当时指挥的一支队伍主要由新兵组成，但是亚力克决定加入。“这肯定跟我与他的私交有关——我尊敬他，而且跟他在一起感觉很不错。”亚力克说。
他们对彼此的崇敬之情在战争中潜滋暗长。亚力克为约尼评估和指挥战斗的能力所折服，而且愿意接受分配的任何任务。实际上，他经常为自己的队伍请命，而无视很多队员的抱怨。在约尼看来，亚力克在高压之下的工作状态以及在战争中作为一个军官的才华让他深深震撼。所以，约尼要求亚力克在恩德培救援行动中与他并肩作战，这与亚力克要求在“赎罪日战争”中加入约尼的队伍一样来得自然。这意味着，如果出现任何问题，他还拥有一个不乏冷静的、清醒的同伴。
回到侦察营的后备部队并没有立刻出发。军官们当然知道法国航班遭劫持的事件，甚至知道军方正在讨论这个话题，特别是侦察营。但是，他们有过参与类似讨论的经验，并视之为毫无意义也没有任何成功可能的事情。回来的路上，他们停下来吃过冰激凌。到达基地之后，他们又急着清点武器并上交各式装备，这样他们可以尽快地出发去过周末。亚力克注意到了基地里忙乱的气氛，但没能联想到有可能是针对恩德培的行动。这时，一名军官走过来说：“马上去见约尼，你都已经迟到了。”他突然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约尼看见亚力克走进他的办公室，看了看手表说：“你瞧，你已经迟到半小时了。没关系，马上行动并做好准备。我们等你。我们已经加快进度开始演习了。”他给亚力克一个所需物品的清单，然后说以后向他详细解释，而现在没有时间。在亚力克出门的时候，约尼告诫他：“一切事情速战速决，确保不要让其他后备军官察觉。”
亚力克快速走到仓库。后备军官们正在那里上交武器装备。他领了自己的东西，没有任何人发现。“他们对回家过于激动，而完全没有留意到我。他们一直盯着仓管的柜台和在等候他们的巴士。”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亚力克紧张地站在那里，生怕人们围过来发现他反常的行为。他一直努力地把领取的物品遮掩起来，比如看上去非常怪异的迷彩服和绿色贝雷帽。他最后领完所有需要的物品后，就到了隔壁的军械库。在那里，他遇到的麻烦是要把那个星期一直使用的加利里突击枪换成他从来没有试用过的AK-47冲锋枪。以色列制造的加利里突击枪刚刚在部队服役，而且演习期间用得也很顺利。但是缘于习惯，亚力克在这次行动中除了AK-47外没有携带任何其他武器。
吉普森民用航空手册上的一页，跟突击行动的准备工作中所使用的相似。示意图的底部是维多利亚湖。行动中用来着陆C-1 30运输机的是长跑道（走向朝北或西北）。AIS标记附加一个小箭头所示的是新航站楼。大箭头所示的是旧航站楼。
旧航站楼（中间）和控制塔（左边）的航空照片，被用在侦察营的准备工作中。小块空地上（箭头所示）后来增加了一座新的侧楼，在劫机事件中充当恐怖分子的生活区。背景中可以看到附近恩德培小镇的房屋。
旧航站楼的一张照片，行动准备中也许在侦察营的手里。右边可以看到增加的侧楼（标记为4），属于恐怖分子的住处。
从前面视角看，旧航站楼当时还在为旅客提供服务。有天蓬的过道通往大厅的入口处。背景是附近的空军基地。突击行动中被侦察营摧毁的米格战机就位于图片中飞机停靠的地点。
俯瞰在运转中的旧航站楼。这张图片被侦察营用于行动准备工作中。在突击行动中与乌干达哨兵遭遇之后，约尼和他的队伍驾车从通道的左侧驶出（与建筑群毗连）。
约尼的最后一张照片，拍摄于突击行动前不久。
伞兵部队的苏林·赫西科中士，拍摄于突击行动几周前。苏林站在一辆装甲车上，被队友们环绕着。
在往恩德培的飞行途中，约尼在一个呕吐袋上为阿莫斯·格瑞画了一个航站楼和进攻模式的草图。控制塔标示为底部的方形区域。航站楼标示为长方形，其中分为几个大厅并且标示了入口。建筑的角落处有一个椭圆形，标示的是车辆计划停靠的地点。
1988年作者和哥哥以及侄女到恩德培访问。抵达机场时，他们就是受到该标示牌的迎接。
从前面看旧航站楼及周围的环境。这张照片由作者在恩德培访问时拍摄。远处的背景中，靠右边的树木是恩德培小镇所在。
他将一大堆物品搬到军官宿舍的一个房间里，然后倒在床上。在他迅速整理好所有东西的时候，一个后备军官走了进来。
“你看，我们要出发了，”他说。
“我不和你们一块去了，”亚力克说。“稍后我和穆吉一起回家。”
“你昏头了吗？穆吉要半夜才到这里。快点，车在等着。走吧。”
“别说了，我很累。”亚力克坚持道。“我会在这里垫张纸，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只要穆吉准备好，我就跟他一起走。我不着急。”
这个人奇怪地打量着他。
“快点吧，你可以在车上睡啊。你觉得我们其他人会有什么事做吗？”
那一堆装备还摆在床上，就在这位军官的眼皮底下。而亚力克表现出很困倦的样子，“够了，”他打着哈欠说，“我确实很想睡了。再过一会儿，我就要休息了。你走吧。”
这个人终于放弃了。“好吧。你想疯狂一把，这是你的事情。”他咕噜着，然后就回到了其他军官那里。大家都在回家的巴士车上等着。
在这位后备军官离开后，亚力克从门缝里偷瞄，焦急地等待着巴士车驶出基地。同时，他看到演习的车队刚好开出基地的围栏。巴士车一消失，他就冲出房门，奔向演习的队伍。
约尼向亚力克简要地解释了他的归属，就是跟约尼一起待在指挥队伍里。约尼把他介绍给了队伍里的其他成员，大卫和塔米尔，他们正和其他士兵坐在吉普车上。亚力克以前没有见过他们。“你属于谁的队伍？”他问医生大卫。大卫看起来如此年轻，因此被他当成了一个普通士兵。在听说大卫是医生之后，他又转向塔米尔：“你呢？”他问。“信号官。”塔米尔说。因为没有时间来了解他们的战斗经验，亚力克只是说：“我们不能再谈了。我只提示一件事情。每次我转过头的时候，我要看到你们就在我身边。就这些。”
后来发现，亚力克是参与行动的人员中唯一一个来自侦察营的后备军官。其他人想要加入行动但都没有成功。侦察营当天就接到好多后备军官的电话，因为他们听传言说要计划一次行动，就想知道事情发展到了什么地步。有一两个军官甚至亲自到基地，表示希望加入行动。但所有人都被拒绝了。
演习活动持续了一整个下午。针对航站楼的突击行动演习了一遍又一遍。军官们在仔细地掐算时间，需要多久降落飞机、多久开车到旧航站楼、多久从车里跳出来对大楼展开突击。“从车停下来开始，就不能有任何延误。我们必须尽快赶到大楼的入口处，”约尼不断地强调，并重申他在通报会上的讲话。“关键时刻，你们每个人都要表现出自己的无可替代性，一切都由你们来决定。”奔驰车上，士兵们在训练用不同姿势握住武器并开火——使用AK-47冲锋枪或手枪，并根据形势所需忽左忽右地射击——而约尼作为奔驰车的指挥官在发号施令。他们训练跳出车外并蹿回车里。约尼坐在司机阿米兹旁边的前排座位上。约尼身后的中间座位坐着吉奥拉，旁边是穆吉和另一位士兵，而挤在后排座位的还有四个人。
大约下午4:00，约尼再次开车到凯垭，与佩雷斯做了一次决定性的一对一会见。国防部长认为行动是必要的，但也担忧这将引发一场灾难。让他深感忧虑的是，即使救援部队能顺利返回以色列，这也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召见约尼就要听听他对成功几率的估算——这也许是试探约尼的又一个机会。
约尼当然也意识到，他要面对一个关键的约见。如果佩雷斯感觉他信心不足或者因为过于自信而对事情考虑不周，这次行动也就寿终正寝了。
这次又是伊斯瑞担任约尼的司机。在前往凯垭的路上，他就一直跟约尼说话。这些年跟约尼一起开车，让伊斯瑞习惯了无拘无束地跟他交谈。他问约尼，这次行动被批准的可能性有多大。约尼回答，尽管障碍重重，他觉得他会“想方设法让它过关”。
伊斯瑞突然间明白，这次行动可能真会发生，而且它正呈现出自己的勃勃生机。同时，他又对自己怀疑这个想法而感到震惊。一方面，他看到约尼在多么用心地推动事情的进展；另一方面，他怀疑其他人是否和约尼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一直以来爱莫能助，但也发现，没有一个“局外人”到侦察营来探查正在进行的准备工作。
“约尼，”他说话的语气极其严肃，“你真的对这次行动有把握吗？”
“伊斯瑞，”约尼说，“我从来没有这么确信过。”
伊斯瑞又逼问道：“那么，计划被批准的障碍是什么？”
“你看，我基本上理解他们的心思。这次行动意味着要承担非常重大的责任。我能看出，他们很难做决定。”
“为什么他们一直没有到过侦察营？为什么我们一个人影也见不到？”
“我理解他们，”约尼不假思索地重复。伊斯瑞从他说话的方式感觉到，约尼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在为他们打掩护。
“你理解他们，这是什么意思？理解什么？侦察营的士兵几乎是每天24小时在工作。除了你和穆吉一直在旁边张罗，我没见过任何人。”
从来不会沉默的约尼已经不说话了，并且避免直接回答伊斯瑞的问题。那个时候，伊斯瑞感觉，作为指挥官的约尼是在战场上孤军奋战。
到达凯垭基地的大门时，哨兵不让他们进。“哨兵想要某种通行证之类的东西，”伊斯瑞说。“约尼非常紧张。他跳下车把哨兵推开，自己打开了大门，然后告诉我，‘开车吧！’然后我就开车进了大门。约尼把我留下，让我独自去面对所有的哨兵和门卫军官，而自己跑进大楼。后来，在我们返回侦察营三个小时以后，他才记起来刚才发生的事情，然后问我是否被拘留了。
约尼被叫到佩雷斯的办公室以前不得不等了好几分钟。当他站在大厅入口的时候，总参谋长古尔的秘书瑞秋·拉比诺维茨认出了他。秘书的办公室就在附近的同一层楼里。她看到约尼独自一人在等待会见国防部长时感到很惊讶——更有甚者，召见约尼的命令没有经过总参谋长的办公室。“我问过一些人，这是一个什么会议，”瑞秋说，“有人告诉我，佩雷斯召他来就是要当面问他，‘约尼，这行得通吗？’这就是会议的所有目的。约尼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地图，非常地专注……他说时间很有限，自己也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早该让他进去了。”
会议持续了大约45分钟。约尼事无巨细地向佩雷斯解释了这次行动的计划。各种障眼法，比如奔驰车（佩雷斯听说过这辆车），引起了国防部长的兴趣，就像约尼汇报这次行动一样。“我的印象就是，这个计划精确、严谨又充满想象。”佩雷斯说这话的时候，也提到约尼的绝对自信对他影响之大。因为非常担心手头情报资料不够，他为此向约尼提出了疑问。约尼回答：“您知道有哪个行动不是在一知半解的状态下执行的？几乎每个行动都是一半清醒一半醉。”佩雷斯又说：“但是，约尼对形势了如指掌，并告诉我行动绝对是可行的。而就代价而言，他认为我们有极大的可能会在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下全身而退。”
伊斯瑞记得，约尼离开会场的时候备受鼓舞，和他那天在凯垭参加的其他会议感觉都不一样。约尼已经看出，佩雷斯是强烈支持这个行动的。并且，他能明显感觉到，国防部长在职权范围内会尽一切努力确保行动继续推进。
此时，沙尼和爱因斯坦在沙姆沙伊赫忙着自己的演习。沙尼的助手那提，在飞行中队总部向其他飞行人员详细地说明这次模拟演习的情况。现场还有沙尼召集过来的几位后备飞行员，以及他为自己飞机安排的名叫兹维卡的后备导航员，还有一架大力神飞机。兹维卡星期五早晨开始就一直在公寓准备大学的考试，当时他接到一个电话，让他在中午以前赶到基地，因此不难猜出其中的原因。他有足够的时间去买一份报纸，而且在路上他碰到了一位认识的女士，她是其中一位人质的姐姐。
“发生了什么事？”她担心地问。
“没什么，”他告诉她，不曾想到自己预料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他们正在商议，没什么。”
实际上，这位女士和其他人质的亲属一样，已经到了情绪失控的边缘。他们排除一切困难让媒体和政府倾听自己的心声，确保他们所爱的人不会为了“不向恐怖活动屈服”的信条而牺牲。这个信条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而在其他的以色列人中，弥漫着一种绝望和无助的情绪。人们每小时听一次电台的新闻广播，而且形势看上去很明了：阿拉伯人将要取得又一场胜利，这将助长他们的狂妄和气势。而以色列人显得如此无奈，要么向恐怖势力妥协并从监狱里释放囚犯，要么拒绝屈服并让一百多个无辜的生命罹难。这看上去，好像没有更合适的办法。
兹维卡到达基地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每条通道、每条走廊都堆满了医疗器械。那是一大堆东西，我从没有见到过如此场景。后来，我发现他们在准备搭建一个空中医院。”
参加下午通报会的有飞行员拉米。因为刚刚驾驶一架波音707从伦敦返回以色列，他赶到的时候还穿着一身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制服。当他把这架民用飞机降落在罗德机场的时候，发现一位年轻的、来自大力神飞行中队的机械师。他正等着通知拉米，让他立刻赶往基地。
飞行中队的一位前指挥官阿姆农·哈里尼也在当天完成民航飞行任务后返回以色列。飞机停靠后，他坐在驾驶舱里，却看见一位空军军官在地面上示意他立刻下飞机。
在那提的通报会后，飞行中队的军官们围坐在会议桌旁，与本尼·佩拉德和依库提·亚当一起，讨论与行动相关的各种细节。行动参与人员的花名册已经起草完毕。在以色列军队驻乌干达代表团服役过好几年的哈里尼突然插话，他认为他应该是飞行队长，而不是沙尼。他指出，他对非洲大陆非常熟悉——航空线路、天气状况，特别是恩德培机场，至少知道它在1970年建成。另一位后备飞行员在这一点上也认同他的观点。沙尼和爱因斯坦从沙姆沙伊赫的演习中返回基地的时候，有人告诉沙尼，一位后备飞行员有可能会代替他的位置担任队长。沙尼因为彻底反对这个想法而引发了一场争论，这就好比是埃胡德还是约尼担任侦察营指挥官的问题一样。差别就是，这个问题刚一出现就得到了解决。佩拉德只是问沙尼，他是否确信自己有能力来执行这次任务。沙尼轻描淡写地问答了一句“没问题”，然后佩拉德和亚当——他们那天早晨已经决定派遣埃胡德到凯垭并在那里将埃胡德从行动中除名——告诉在场的军官，飞行中队由沙尼担任指挥官，他将带领大家参与突击行动。
这两位后备军官的建议看上去并不是因为对沙尼缺乏信心，而是基于专业的考虑，当然还夹杂着他们自己的期待。“从行动本身的角度来看，沙尼是最出色的人选。”一位在场的飞行中队的军官说。而另一位军官也认为，“沙尼是大力神飞行中队有史以来最顶尖的指挥官。他是一流的飞行队长，是最适合这个岗位的人选。”
沙尼和爱因斯坦现在领着古尔和佩拉德到自己的飞机上，准备再次出发前往西奈。爱因斯坦从来不相信行动会真正执行，但还是想让总参谋长见识一下着陆演练情况。这样一来，救援行动没能执行至少不是因为飞行班组的缘故。位于沙姆沙伊赫的机场已经接到命令，关闭所有的指示灯。当他们夜晚降落的时候，机场处于一片漆黑之中。地面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帮助飞行员识别跑道。爱因斯坦坐在右手的位置隔着挡风玻璃紧盯着外面，尝试着帮沙尼在最后的航程中定位跑道。直到那天晚上，两人从来没有执行过类似的着陆任务。
正如沙尼所担心的，雷达系统不能精确地定位跑道，而是导向了与滑道平行的围栏。结果，飞机着陆的方向朝着滑道，而没有朝着主跑道。沙尼打开飞机航行灯后意识到了错误，然后立刻靠左倾斜飞行，直接越过了主跑道并且继续下降。飞机轮胎几乎就要接触地面，但是沙尼没有完成真正的着陆。因为飞机噪音也许会引来当地贝多因人甚至是基地士兵不必要的关注，特别是在本该非常平静的安息日前夕，机场发生这种不寻常的活动。实际上，用触地动作来示范飞机着陆无论如何也不需要，飞机又向上爬升离开了地面。坐在沙尼旁边的古尔明白，飞行中出现了某种差错。
沙尼尝试再一次靠近机场。这次相对于主跑道，飞机的位置更佳，虽然还不算完美。“我一直都认为你们能行。”古尔对坐在前面的飞行员高兴地说道，并拍了拍他们的后背。飞行员没办法知道，总参谋长没有过驾驶飞机，他是否清楚即使是第二次靠近也是多么不精确。但是，他们把疑问都搁在了心里。
示范结束后，大力神飞机掉头向北，载着古尔和佩拉德赶往将要举行突击模拟演习的地点。那个夜晚，地面还是隐隐约约地被月色照亮了。但是第二天晚上，飞机计划在非洲大陆降落的那个时刻，月亮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之下。笼罩在他们周围的黑暗也许能避免飞机被探测到，但也会让飞行员用裸眼辨别跑道变得异常困难。沙尼和爱因斯坦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也没说什么。他们不期望又提出一条反对行动的理由，来供他们的上司权衡。直到行动开始前，没有人说起过月亮的状况所导致的困难。无论有月亮还是没有月亮，沙尼已经决定，如果跑道的指示灯没有点亮，他会在雷达导航进入跑道之后，在最后降落阶段开启飞机的着陆灯。
即使雷达不能辨别漆黑的跑道，沙尼也决意要在恩德培着陆。“如果我发现机场一片黑暗，”他告诉佩拉德，“并且雷达也找不到跑道，我会戴上无线电然后用英文告诉控制塔，我是东非航空公司70次航班，由于通用电气故障现处于紧急状态。然后说：‘请立刻开启跑道指示灯！’世界上没有一个控制塔人员在听到这样的指令后不会扳动电灯开关。他不会疯狂到如此冒险的地步，让一架载有200名乘客的飞机坠毁。他会打开灯光，我们也会着陆。等到他明白事情真相的时候，行动已经结束。所以，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呢？”
但是，佩拉德不担心。他信任他的飞行员，然后告诉沙尼，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主意，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用，但一定要保密。
侦察营的士兵现在等待着总参谋长的到来，这样他们就可以开始模拟演习了。在演习前，约尼和侦察营的指挥官又召开了一次通报会。“我们讨论了所有的事情——关于计划、关于偶发事件以及如何应对，”阿维说。“我们深入到最琐碎的细节，准确地核查每个人预定的任务。然后，米格战机的问题出现了。我们需要攻击它们吗？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大家的决定，如果有来自那个方向的威胁，我们应该开火。但是，如果一切都处在黑暗和平静之中，没有发生意外，就不必要引起这些战机火力齐发。”后来，约尼又给全营的士兵做了通报。
约尼白天的时候，已经举行了全方位的模拟演习。穆吉要指挥队伍突击航站楼，并且在士兵们离开车辆以后率先冲锋。约尼刚开始给队伍划分了的不同顺序。穆吉和他的队伍属于第三个出场的。约尼打算让吉奥拉的队伍打头阵，占领远处的小厅，后面跟着三支突击大厅的队伍。这样的话，士兵可以同时穿过三个主入口。穆吉却说，他要求成为打头阵的人。为了说服约尼，他提到了过去的经验。如果领头的人被压住阵脚，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一场短暂的、狂风骤雨般的争论爆发了，但是约尼依然不动摇。穆吉最后说，“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你会做什么选择？”穆吉记得，约尼笑了笑，一言不发，然后指着名单上的第一个人。实际上，穆吉后来发现出兵的顺序被调整过，而他被安排在突击阵营靠前的位置。在他们队伍右边的前面不远处，就是约尼和他的指挥小组。
在第二次模拟演习中，约尼派遣两名士兵扮演乌干达人的角色。“在突击行动的准备过程中，”穆吉解释，“约尼预见到的形势就是，我们遭遇了两位乌干达哨兵。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采用的应对措施就是用消音武器解决他们。”20虽然大家知道航站楼附近有哨兵，而约尼把他们安排在了更远的位置，沿着通往大楼的辅道埋伏起来。“敌人在这里设置岗哨是有道理的。”他说。21
除了侦察营的士兵外，伞兵部队和戈兰尼士兵也在等待着模拟演习的开始。他们中有一位在退役以前打算去度假的苏林·赫西科中士。他所在的伞兵营一直驻扎在戈兰高地，然后他和其他14位士兵被召集到沿岸的平原地带。星期四午夜时分，他们到达了预定星期五举行模拟演习的地点，然后就裹着睡袋席地而卧。星期五的某个时候，他们被告知，要对一座三层楼高的、里面藏有恐怖分子的大楼展开突击行动。据说行动将要在黎巴嫩举行，因此恩德培的相关情况只字未提。但是，他们看到运输机抵达了基地。而且早晨的时候，他们被要求登上坦克，是为了看看坦克一次能挤进多少人。这时，关于他们要准备前往恩德培的解释就可能有点多余了。那天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几乎无事可做，直到演习开始。他们一边坐着一边聊天，看着军官们碰面、商讨行动计划。偶然间，苏林发现了一个过去见过面的某位中校军官，原来是约尼。
“我一直是迫击炮野战排的一位中士。”苏林说起了他和约尼见面的经过，那时约尼还在装甲部队。“很多次演习的时候，我们被野战排派去为坦克营提供迫击炮火力援助。我曾经两次被分配到约尼所在的营队。在演习的策划会议上，我和他坐在一起。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军官……他把迫击炮的事务放在第一项议程。一般说来，参加那样的演习，我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因为营队指挥无论如何理解不了我的职责所在。我会在必要的时候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开火，这样战场上就会狼烟四起，营队指挥自然也会喜出望外！但是，跟约尼一起参加的演习却并不是如此。他知道他的需求是什么，并且知道在什么时候提出需求。在整个营队，士兵们对他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他们由衷地敬佩他！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组参加演习，他给我们分配了一位司机来负责装运迫击炮的半履带车。他是约尼的私人司机，为约尼开车。‘看好了，’他不断告诉我，‘看约尼是如何指挥演习过程，如何驾驭一切，如何发号施令。’我非常的惊讶。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司机对参与演习如此的兴致勃勃。”
苏林说，他对恩德培救援行动并没有感到特别的不安。他相信指挥官，相信他们会完好无损地将他带回来。在模拟演习之前，他和朋友们得知，他们要冲下飞机、奔向标记带所指明的“大楼”。第二天，星期六，他们参加了一个更详细的通报会，最后被告知，他们当天就要赶赴恩德培，而且他们的任务将是占领新航站楼。苏林所在的部队将在连队指挥的带领下，冲上楼顶并确保那里没有乌干达军队。他们被告知，遭遇到的任何乌干达士兵都属于敌对分子。他们不能伤害平民，并且要把他们转移到大楼的底层。而人质被挟持在另外一个旧航站楼——但是，被俘的人质是否在过去的24小时内已经被转移到了新航站楼，还不得而知。如果真是那样，他们将不得不担负起解救人质的使命。
星期五晚上10:00，古尔从沙姆沙伊赫返回。他首先去了约尼的办公室，和在那里的亚当、肖姆龙以及其他一些高级将领一起，听取了约尼关于行动的简要陈述。虽然他们早已熟悉行动的要点，但随后还是进行了简短的讨论。古尔重点提出了控制塔的问题，约尼解释说，他计划第一步先利用吉普车里的掩护兵力，然后利用装甲兵的增援火力肃清控制塔。短会之后，他们驾车赶往将要举行模拟演习的地点。
演习中，飞机仿佛是在着陆之后沿着跑道滑行。从领头的大力神飞机上首先跳出来的是伞兵突击队的精英队员，他们迅速地在跑道两侧放置好信号灯。如果正常的跑道信号灯一开始处于熄灭状态或者在第一架飞机着陆后被关闭了，这些灯将为后来的飞机标示出跑道位置。(5)第一架飞机停下来的时候，舱门打开，以便奔驰车和两辆吉普车沿着跳板驶出。奔驰车司机阿米兹转动点火装置的钥匙，但没有任何动静。发动机没有启动，演习几乎要在它开始转动以前宣告失败了。阿米兹对着身后的吉普车高呼，要给他的车来一次猛击才能唤醒点火装置。这一击还真起作用了，汽车发动了。车辆都驶离了飞机，然后直奔旧航站楼的模型。
在左转上了通往航站楼的辅道以后，他们遭遇了约尼安排好的两名哨兵。穆吉说，“两个在跑道上担任‘警戒任务’的士兵，对抵达的车辆产生了‘怀疑’，然后命令我们停下来。我们照做的同时，约尼用消音武器朝他们‘射击’。接着，我们继续向航站楼推进。所有的一切，我们按照计划来训练。”士兵从车里跃出，在穆吉的带领下穿过了大楼的前方，约尼也紧随其后。士兵紧急突破黄麻搭建的大楼入口，放了几声空枪。约尼指挥所有的行动，包括在突击队之后装甲部队的抵达，人质和侦察营士兵的撤离。整个演习过程中，古尔都在士兵的旁边——他驾车从飞机的位置跟到航站楼，然后在突击行动中靠步行来回穿梭。
对空军指挥官佩拉德来说，看见士兵在黑暗中四处乱窜就好像是一片混乱。但是，总参谋长古尔作为步兵一路走来，理解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且感到满意。古尔的助手哈盖·瑞格夫，在“突击”过程中也跟随着侦察营的士兵。约尼和瑞格夫从“赎罪日战争”伊始就相识了，那时约尼和手下的队员都加入了第七装甲旅。瑞格夫也在该部队服役，为的是突破叙利亚人的防线。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保持联系并偶尔见面。“在演习中，我的感觉就是他想努力告诉我一些事情，”瑞格夫说，“他很累——也许还有一些身体不适，但肯定是筋疲力尽了。虽然言语不多，他表达的基本意思是，‘告诉上司一切都好，我们时刻准备着’……在我看来，他觉得演习还不是太完美，也许会让不得不作出决定的高层失去一些信心……我认为，他想要传递的一个信息，也许他不能亲自跟决策层请命，因为可能引起怀疑，某些事情并不是很恰当。而这个信息就是：‘一切顺利。告诉他们不要担心。他们不知道这些事情是如何完成的，但我们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然而，我记起来他是那么的疲惫。这种身体的透支，源自于他的工作负担而不是心理原因。至少，这是我所能感觉得到的。”
演习之后，古尔只对约尼讲了寥寥数语，对吉普车被塞得如此严实不太满意。他担心如果士兵需要采取行动，这般拥挤会碍手碍脚。“这看上去就像一堆人在前进，而不是一辆吉普车。”古尔准将回忆说。他要求每辆路虎车减少一些士兵。约尼说，他觉得这样没问题，而且他们以前这样做也没有出差错。但古尔坚持己见，最后他们一致同意每辆车减少一个士兵。
当士兵们听到这个消息时，亚力克说，“气氛很紧张。大家面面相觑。就像往常一样，每个人开始四处张望，想努力地找到将要被劝退的‘那个人’。我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我是一个后备人选啊。要在过去，我会自然地开始低头盯着地面，双脚挪来挪去，不知往哪放。但现在不会了。从约尼召见我的那一刻开始，我就非常清楚：这事成了。现在，没有人可以让我退出。这次他们开始四处张望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没有人可以让我退出。”古尔和约尼在演习之后的大部分商议都在战地帐篷里进行，而帐篷在前一天夜里才搭建起来，并且当天用作伞兵和戈兰尼士兵的餐厅。在那里，古尔把观摩演习的高级军官们召集到一起，询问他们关于行动可行性的看法。差不多一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在木制长椅上围着折叠桌子而坐，上面摆放着拉米·多坦精心准备好的西瓜片。从肖姆龙的讲话开始，古尔在即将参与行动和观摩演习的军官那里听到的都是赞同的观点。他们认为，突击行动很可能会一举成功。肖姆龙说，如果第一架飞机能顺利着陆，行动就能取得胜利。他强调，整个行动取决于第一架飞机。
古尔现在必须做出决定，是否要向内阁建议执行计划。他对主力部队和助攻部队的表现都有特别深刻的印象。现在，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做出最后的决断。因为没有他的明确支持，派遣士兵执行计划将是不可想象的。
在那一刻，古尔很明显地感觉到作为国家最高军事指挥官，所有责任系于一身。他首先要对属下人员负责，只要他的命令一出，他们将要奔赴一个数千英里之外的、知之甚少的作战目标。然而，失败的结局可能要超出这个国家所发起的任何军事行动。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人质或救援部队的伤亡是多还是少，而是行动成功的标准难有定论。每个人的脑海里都浮现出两种残酷的场面。一是所有的人质在救援部队还没有能够接触到他们之前就被杀害了；二是以色列士兵和军官的精英分子会遭遇麻烦而不能从空中撤离，这一点没人敢断言。而最好的情况就是，他们不得不与乌干达军队交火，然后一路突围到120英里之外的肯尼亚边境。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所有的人都被俘虏或者被消灭。这将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灾难，而且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外交政策失利。最终的军事责任将落在总参谋长的肩上，是他建议政府做出了一个如此疯狂的举动。
古尔紧盯着他周围军官的脸庞，聆听他们的意见。他努力地揣摩他们的态度，当然还有他自己的。
“在场的每个人都被问起对成功可能性的看法。”肖·莫法兹回忆道。“但我们都知道，只有一个人的意见会决定这次行动是否有可能被批准……而且，这种形势之下，每个人都期待着约尼的发言。我们都清楚，约尼的建议将在关键时刻影响决策。此刻，责任之重犹如泰山压顶。”
正如他与佩雷斯当天早些时候的会见一样，约尼明白他讲话的语气和吐词的分量都具有重要意义。“我的感觉是，”穆吉说，“约尼尽量给出了平衡的、折中的回答，这样听起来就不会感觉太傲慢自大。即使我能肯定，他认为不会有任何问题，一切会进展顺利。他说，看了演习的过程，他预见不到有任何特殊的困难……在他看来，情报资料显示这次行动不仅可行，而且风险也在可接受范围内。”
“约尼说，如果飞机在恩德培登陆并且侦察营的士兵展开行动，这次任务将会迅速而成功地完成。”肖说。
约尼的发言影响了古尔。“约尼说，”穆吉回忆，“他有任何理由相信，如果人质确实在预定的地点，侦察营就能利用自己的战术和所能支配的兵力来圆满完成任务。约尼如此认为不仅很自然，而且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他的底线就是：行动能成功。看到莫塔的反应，然后我相信这些话给了古尔和其他高层将领无限的自信，而他们正需要以此来推动计划并得到内阁的批准。”22
其他在场的人都表示赞同。坐在一边看着他们而没有参与讨论的多坦说：“无论你是否想去了解，你都能明白所发生的事情。你看看这些人，还有他们的表情，你就清楚莫塔在观察谁。他在观察约尼。提起这些军官们的发言，莫塔对于执行计划的信心……来自约尼。我百分之百地这么认为。”
“我想，约尼乐观的回应，首先源自我们必须完成使命的信念，”莫法兹解释说，“其次，源自他对士兵的信任……和很大程度上，对自己指挥和领导他们的能力的信任。”
会议结束时，古尔宣布，他将向国防部长提议批准行动。这是总参谋长曾经做出的最具有胆识的一次决定。古尔说，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内阁。同时，参与行动的飞机和车辆要在当天晚上调派到罗德机场，然后准备第二天出发前往乌干达。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有些走出了帐篷，有些在帐篷里多留一会儿交换意见。稀稀疏疏的只有几个声音，如耳语一般。一位军官回忆说，那种感觉就是“如临大敌时的安静”。
当约尼走向帐篷出口的时候，他拍了拍多坦的肩膀，然后说：“没事的。”他的语气没有丝毫的狂妄，而是极度的严肃，好像是对自己的一个承诺，一切都会圆满结束。多坦说：“他就是那个在战斗开始阶段能够决定结局的人。如果有任何事情出现差错，这个关键时刻就能导致整个任务以失败告终。你能感觉到，他的责任要比在场的其他军官重大一百倍。当他说‘没事的’时，他投射出的一个承诺就是，我们真的可以获得成功……我能感觉到，这句话给了我力量。”
本加尔也对约尼的一本正经有着深刻的印象。“如果你熟悉一个人，只要观察他或者跟他待一会儿，你就足以明白他真正在忙些什么……我能看出，约尼所承受的东西要超出我以前所见到的任何一次，它更沉重、更剧烈、更深刻，比战斗来得更甚。”
也许，本加尔与约尼的关系尤其亲近，他也注意到了其他一些东西。“我感觉，他快要到了身体的极限。他告诉我，他极度的疲惫，然而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此外，他看起来也很糟糕。有些事情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
军官们带着自己的部队离开了演习地点。侦察营的士兵返回了基地。午夜时分已过，但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完成。一方面，车辆还没有准备好。奔驰车的维修和喷涂工作还没有结束，一些琐碎的但重要的细节还必须处理，比如车头要悬挂乌干达国旗等。士兵们必须完成自我装备，并且为第二天的检阅做好一切准备。每一个军官和士兵都必须在任务手册上研究情报资料，特别是航站楼、跑道及其周围区域的布局。现在，他们几乎没有时间了。
约尼会见了他的军官，给了他们一份最新的情报并且跟他们一起审核演习过程。后来，他坐在亚力克旁边，用桌上散落的一些草图快速地解释行动中兵力和飞机的分布。约尼说，如果他要抽身出来亲自参与任何一部分行动的话，那么亚力克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指挥小组。
侦察营的士兵都在四处忙着眼前的任务，除了几位军官还聚在旗杆旁边的营房里。他们已经被一种深深的不安所感染。直到演习开始，没有人相信行动会执行。是的，他们要确保自己的队伍整装完毕以接受每一道检查，他们在演习中提出想法，他们争先恐后地让自己的士兵入列战斗人员名单——但这只说明了他们一半的想法。而另一半想法是，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现在，总参谋长已经认可这次行动，车辆将要在这夜深人静之时运往罗德机场并装上飞机。最终他们得到的消息是，行动无论如何都要真正地被执行了。这是真的。古尔将要向国防部长和总理提议此事。而这两个人对侦察营的处事能力几乎是盲目的自信，肯定会表示赞同并争取内阁的批准。
那天早晨，他们第一次从约尼那里听说了行动计划。现在，仅仅经过18个小时的备战和训练之后，准备工作也宣告结束。他们即将奔赴恩德培。对于类似的“特殊”行动，军官们习惯了制定非常详细的计划、举行几个月的训练，最后才算准备完毕。这样，每个人都清楚自己一路上该怎么做。不允许有任何意外发生。对于这样的行动，你必须在实体建筑上进行演练，以便真实地体验战场上真正所发生的一切，而不是用一些粗麻袋和封口胶布来应付了事。计划也会提前几个星期来修改和定夺，直到每个人都满意为止。情报机构应该非常可靠地给予我们最大的信心，行动会取得胜利。而这次，一位军官回忆，“我们感觉好像每个人都在自顾自地忙着。部队还没有就位、演习草草收场、车辆状况不佳、准备工作不到位、情报资料也极其有限，整个行动简直就是一个无稽之谈。我们感觉，侦察营在欺骗自己还有军方，步兵和伞兵指挥官在忽悠他的上司，然后如此往上循环。”
谈话到了某个节骨眼上，有人提出应该要审核约尼的想法，甚至是军方高层的想法，然后一直到各个部长的想法。这样内阁就会知道真正的状况是什么。
那个时候，甚至到行动前的一个夜晚，他们都为疑虑所困并且对成功的可能性不抱任何希望。对大部分人而言，这种情绪是由他们所面临的客观条件而引起的。他们中的两三个人也对约尼的指挥权表现出了不满，这种不满在约尼作为他们指挥官的一年时间里，有增长、有消退，但从来没有释怀过。约尼意识到他们对自己持有反对意见，因为他敏感。也许这种敏感对他作为指挥官来说太甚，而造成了一种赤裸裸的伤害。没错，一些曾经强烈反对他的年轻军官已经变成了热情的支持者，并且其中一两位由于服役期结束而退役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坚定的反对者。毫无疑问，他们的一些批评来自于约尼当年所犯下的错误，但其背后几乎都是个人的缘由。反对的意见如此普遍，已经变得根深蒂固和难以清除，几乎快成了一种习惯。所有的事情都会自然而然地受到批评，当然也包括约尼的行动计划以及他为计划的实施所做的一切。即使在行动取得成功之后，他们还继续坚持认为“约尼没有考虑到所有的事情，没有为所有的可能做好准备”。
当然，他没有。这种形势下，随着时间离恐怖分子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考虑到所有的事情非人力所及。如果由其他人来准备这次行动，他也许会考虑到约尼没能注意到的细节，或者他甚至会策划一个不同类型的行动。约尼自己也知道，计划和准备工作都不算完美，但是他相信这些足以确保成功。而且，他相信自己的队友和军官，其中也有他的反对者。他相信，计划一旦实施，他们大部分人会急形势之所急。而且，他相信自己。
“我们年轻的军官，”一个人解释，“会更多地把信任放在计划和演习的技术层面，而不在我们自己和队友的潜能上，不在我们消息灵通、主动性和灵活性上。”
公正地讲，必须要提到的是，军官们的担忧并不是因为害怕战斗。他们在行动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们的勇猛和无畏。行动前的最后一次训练，也就是模拟演习结束后，感到不安的不仅仅是约尼的反对者。几名其他没有参与夜晚讨论会的军官——他们在“赎罪日战争”时力挺约尼并且在行动中只相信他一人——也有同感。准备工作的匆忙、任务的复杂程度、过去救援行动的负面经历都产生了影响，它们就如那些质疑和犹豫一样困扰着每一个出发执行重大使命的官兵。
最后，阵营产生了分裂，对向谁请命完全没有定论。但是，在他们踏上乌干达领土前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对行动持有保留意见的军官们都在行动中担任了重要角色。如果一次行动的胜败取决于少数人瞬间的表现，这样的情绪势必会有潜在的危险。
第二天，约尼将用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彻底改变这种情绪。
配置和检查装备、擦拭武器、准备车辆、协调侦察营内外的大小事务，这些工作一直持续到午夜。和其他营房一样，阿米尔和希勒姆的营房里，士兵们间断性地熄灭房间里的灯光，来调整他们步枪顶部的瞄准灯，以防挟持人质的大厅到后来漆黑一片。没有灯光的情况下，他们要辨别自己在朝谁射击将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整个晚上，我不断记起沙威伊酒店的那次痛苦经历，”曾经在那次行动中受伤的希勒姆说，“就在我们抵达大楼的时候，恐怖分子引爆了炸药。整栋建筑陷入一片漆黑，如地狱一般，爆炸激起的灰尘让你看不清任何东西。我在想，类似的情况可能会在这里重演。你想要看见任何东西的唯一办法，就是依赖这些瞄准灯。你可以用这些狭长的光束寻找敌人然后瞄准，但如果光束没有校准精确，你会射不中敌人。所以在营房里，我们会把步枪支在某个静止的物体上瞄准星，然后灭灯按下按钮，确保光点分毫不差地落在我们用瞄准灯定位的地方。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事情。”
没有足够的瞄准灯适合安装在AK-47冲锋枪上，所以一些士兵不得不使用可靠性稍差一点的以色列制的乌兹冲锋枪，这些枪本身就装有瞄准灯。一位名叫宜兰·布鲁默的突击队员，拿着分配给他的乌兹冲锋枪来到附近的射击场试射。他试用了弹药背心里的每一个弹夹，以确保他们的有效性。
任何一个还没有把弹夹装满子弹的人，任何一个还没有把弹药袋装满手榴弹的人，现在都做着同样的工作。每个人都尽可能多地拿一些弹药背心所能容纳的子弹和手榴弹。士兵还要确保在已经上膛的弹夹旁边还装有备用弹夹，这样他们可以在第一个弹夹耗尽时立刻装上第二个。阿米尔在自己的背包里装备了可以撞开门的全套设备，并且尝试用各种方式来携带背包和扩音器。每支队伍里必须有一个人携带这些装备。若是没人愿意做这项苦力，他们就抽签决定。阿米尔是阿姆农队伍中的中签者，于是他还必须应付这些额外的装备。
一些人还想方设法挤出几个小时来睡觉，而任务很紧张的其他人，一夜都没合眼。还有一些人仅仅因为睡不着，也熬了一夜。
布克瑞斯非常焦虑，凌晨2:00，他被告知来自他们连的另外一名士兵已经被从行动中解职。这样，他就是他们连队最后一名入列恩德培救援行动花名册的人——也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从他完成侦察营的漫长训练课程起，才过去了几个星期。他们连的其他队员已经在传统的、人气爆棚的夜间结业典礼上接受了侦察营的徽章。但是，脚部的应力性骨折使得布克瑞斯没能参与这次漫长的、残酷的“结业考核”训练。脚伤痊愈后，他和另外一名士兵自行完成训练。最后，约尼让他们在一个古战场遗址参加一次实弹演习。他们的结业典礼就算开始了。
“这次不是整个侦察营参战，只有我们。”约尼告诉这两位大汗淋漓的士兵。“但这并不能让演习逊色多少。正好相反。在我主持的所有典礼中，这次对我来说最让人感怀。因为，这次私下的典礼让我作为侦察营的指挥官与你们每个人都建立了特殊的联系。”他从口袋里掏出侦察营的“一对小翅膀”，将徽章递给两位士兵并和他们握手。他们在黑暗中看不清翅膀的模样，只能用手指去触摸。
约尼很享受这次演习的亲密无间。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跟普通士兵的关系来得重要。但是，几年时间过去，他升了职，这段关系变得更加难以维持，特别是他执掌侦察营以后。对约尼而言，表现出和属下不错的私人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一般的指挥官纯粹为了公关考虑，会给人一种外在的、肤浅的“友好”印象。约尼讨厌装腔作势。任何虚伪的人际联络，甚至一个“会心”但毫无意义的微笑，都违反他的天性。如果他笑容满面，那一定是发自内心的、潜意识的，没有任何取悦人的意图。
约尼给布克瑞斯和另外一名士兵颁发侦察营的徽章，这使得他有了一个与队员简单亲近的机会。他用自己的车把他们送回基地，而没有用来接他们的卡车。返回的路上，在两位疲惫不堪的士兵入睡以前，约尼询问了他们的个人情况。他听说布克瑞斯的父母是从突尼斯迁徙到以色列的。布克瑞斯有七个兄弟，而且征召入伍前他在一家寄宿学校上学。
要说在行动前夕，布克瑞斯应该有不止一次机会去欣赏他的徽章，但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侦察营的徽章和那些服役士兵的名字一样，都属于军方机密。所以，布克瑞斯的徽章没有挂在胸前，而是藏在了一个抽屉的里层。
现在是星期五的后半夜，距离救援部队离开基地还剩几个小时的时间。布克瑞斯还是担心约尼会将他从行动名单中剔除。他知道，就资历而言自己应该属于二线人员。于是，他找到了一位军官。
“我真正参战的几率是多少？”他焦急地问。
“他们永远不会将你除名。”另外的人回答，好像是在陈述一个公认的事实。
布克瑞斯没有问他为什么如此肯定。他只是对听到的答案感到很满足，然后就回到自己的营房为第二天早晨的检阅打点行装。对他来说，漫长的一天已经结束。他确信，侦察营会成功地完成任务，而且他也会在伊夫塔的第二梯队里做好机枪手的工作。“但是，我意识到另外一件事，”布克瑞斯说，“如果敌人捣毁我们的飞机，就无路可退了。也许他们没有明说，但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在被叫醒之前，他带着无比轻松的心情睡了两个小时。他要飞往一个赤道附近的未知国家，虽然不太确信是否能从那里顺利返回。
阿米尔·欧弗是那些无法入睡的士兵中的一位。他知道，让他彻夜难眠的，既有担忧也有兴奋。担忧并不是对他的指挥官缺乏信心；而是每一位参战士兵所能感受到的某种本能的身体反应。就在前一天晚上，秘书打过电话告诉他，他们将要走“远路”。现在，他要真正准备踏上旅程。“这要么是国防军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行动，要么就是最彻底的失败。”他告诉营房里的另一名士兵。离早晨的检阅还有几个小时，他正坐着研究自己的作战手册。他把示意图和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以确保自己不会混淆。他不能错过预计挟持有人质的大厅而贸然进入另一个厅。没错，根据计划，他应该在指挥官阿姆农的带领下冲入位于中间位置的第二入口。虽然指挥官肯定知道从哪个入口展开突击，但不能仅仅依赖这一点。他必须做好所有的准备。他又看了看那张非洲大地图，望了望那条横跨大陆的撤离路线：从恩德培出来，沿着维多利亚湖的北岸一直延伸到肯利亚边界。
丹尼·达刚也瞥了一眼那张地图和那条线路。到肯尼亚有120英里，而装甲车——他把油箱加满到了极限，上面还堆放了几个备用的油罐——有足够的燃料开到边界地带。但现在，他的眼前又多了几丝忧虑。奔驰车的轮胎已经破旧不堪；有些地方还能看见车内的传动带。“当然，奔驰车只需要行驶两三英里，但是要搭载9到10名士兵，所以轮胎必须要好。”丹尼说。阿米兹打电话给一位朋友，帮他们联系上了一位奔驰车修理厂的老板。当天晚上，丹尼开车到雅法的一个仓库，带回来了5个新轮胎。丹尼用当地一家餐厅的餐巾纸签了一张支票，并承诺在一个星期内给修理厂老板支付轮胎的费用。
但在更换轮胎之后，丹尼又担心起奔驰车的状况，以至于想重新换一辆车。他向约尼报告说，他认为这辆车不太适用。“你确定吗？”约尼问。丹尼告诉他，自己的一位朋友有一辆黑色的、能坐9个人的大本田。约尼立刻接受了这个建议。“太好了，把车弄过来。”他告诉丹尼。于是，丹尼就半夜驾车来到朋友家里，也没有告诉朋友车做什么用，只是请求允许他借用一两天。
丹尼给凯垭方面打电话得到正式确认，军方会对车的任何损失负责。然后，他又跟约尼联系，说他们可以借用这辆车。“车有多长？”约尼记得问了一句。当丹尼回电说本田车要比奔驰车超出两英尺的时候，约尼只好宣布弃用这辆车。飞机上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摆放这辆车。侦察营还是必须用奔驰车来完成任务，而约尼只能期望点火装置和其他的部件能够在关键时刻起作用。
那一天，塔米尔的父母从国外度假返回以色列。在得到约尼的允许后，塔米尔就回家探亲，然后第二天早晨返回。和其他人一样，剩下的和塔米尔年纪相仿的军官被命令不得离开基地。但是，年轻的军官们经常觉得这样的命令会朝令夕改，特别是他们不相信这个筹划中的行动会执行。“那段时间，每次训练完毕之后，我都回家过夜。”一位军官说。“我们思忖着这次是否也可以回家，不过后来还是决定回家。我们弄了一辆皮卡就离开了。我们一直走到了基地外面的交叉路口，这时引擎盖突然在我们面前弹开了。面面相觑的我们心想：也许我们根本不应该离开。我们放下引擎盖，转了个弯又回到了侦察营。”
约尼还在办公室。“我们一直工作到那天早晨，”阿维说，“约尼把一些需要强调和核查的细节又过目一遍，解决了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外，约尼和阿维还坐在一起讨论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对以色列的安全至关重要，并且直到今天还未解密。不过，侦察营在那些日子耗费了大量时间来处理这件事。他们两人和一些军官召开了一个本来预定在第二天的核心会议，但当时已经不能再拖延了。如果不是阿维，这个会议至少是无法召开的。所以，他们一致决定阿维不去恩德培。“约尼和我坐在一起，”阿维说，“讨论我们必须处理的、与另外一件事情相关的问题，但约尼的心思都在恩德培上面。他说，我很抱歉，对营房外面的人许下的承诺让我无法参与这次行动……无论如何，现在的假设就是行动获得批准的几率依然很小……我甚至不认为，有任何人相信我们会执行这次计划……约尼告诉我：‘阿维，你为什么要在上面浪费时间？’”
约尼完成工作以后，仅仅还有几个小时的睡觉时间。他知道，自己现在必须要休息了，趁行动还没开始。他回到公寓走进了淋浴房。布鲁莉亚记得，她到洗手间的时候，似乎发现约尼已经在那睡着了——他背靠着墙站在那里，闭着眼睛，头顶的水还在哗哗地往下流。他们定了一大早的闹钟，以便有时间把约尼前天晚上留下的记录再讨论一遍。现在，这个午夜时分，已经没有时间来思考和反省了。约尼所需要的就是睡上一觉。他裹着浴巾爬上床，倒头就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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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74年5月15日晚，来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民主阵线的3名恐怖分子潜入靠近黎巴嫩边界的一个名为马洛特的以色列小镇的公寓，杀死了一家三口。然后，又在马洛特的一个学校挟持了88名人质——几乎都是来自另一个小镇、在当地进行野外考察的孩子。经过长达16个小时的谈判，侦察营对大楼展开突击，这时恐怖分子开始杀害人质。22名孩子死亡，还有56名孩子受伤。一名士兵也在突击中遇难，而3名恐怖分子全部被歼灭。
(2)1975年3月5日，来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属的亚希尔·阿拉法特的法塔赫武装的8名恐怖分子在特拉维夫的海滩登陆，占领了沙威伊酒店，并将酒店内的所有人员俘虏为人质。侦察营的突击行动消灭了7名恐怖分子，抓获了剩下的1名恐怖分子。有3名士兵和8名人质在事故中丧生。
(3)此外，侦察营收到了一份不太准确的报告，据说二楼有一个玻璃围成的走廊俯瞰着大厅。
(4)古尔毫无疑问地旨在强调，飞行员将承担重大责任。然而，无论是从心理上讲，还是从实际出发，在自己掌控的领土上展开救援和在敌对势力完全掌控的一个遥远的领土上执行任务，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有巨大的反差，特别是成功往往依靠的是出其不意。
(5)使用恩德培机场的信号灯是伞兵部队的指挥官马坦·维尔奈上校的提议。不久前，在地面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他和属下跟随大力神飞行中队一起进行夜间着陆演习。使用这些便携式信号灯来标示着陆跑道就是那次演习的成果。
第五章
其他人的故事让我的记忆愈发地丰满起来。它们一起涌进我的脑海——不是挤作一团乱麻而是形成一条直线。每个记忆都串联着下一个记忆，铺就了约尼在恩德培的英勇献身之路。
“赎罪日战争”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在侦察营服役时期的战友也很难找到战争发生的确切地点。我们从拉法赫开车往北一点，到了瓦斯特交通大枢纽。道路连绵起伏，我们每进入一个较低路段的时候，低矮的石头墙围成的草地就消失在我们四周。在一个上坡路段还没有到达顶点的时候，朋友说：“就是这里了。”我们停下车，然后走了下去。
“叙利亚的突击队员就分布在这里，在道路的左边，”他解释说。“运送这些队员的直升机已经往东飞走了。”约尼的部队曾经被派遣到位于拉法赫的戈兰高地，防守那里的主要军事基地。而有一次，他的一个小分队发现有直升机在着陆。约尼一接到报告，就命令队员钻进半履带车——不能让叙利亚的士兵有时间集结。没过几分钟，差不多40人的队伍就在半履带车里各就各位出发了。在朝着敌方突击队员着陆的大致方位挺进的时候，约尼的部队遇见了一支戈兰尼步兵旅。他们刚刚与叙利亚人交战过并且有人员伤亡。约尼对叙利亚人的精确位置不是十分了解，然后就只前进了一点。在我们刚才停车的地方，约尼命令半履带车停下来，接着士兵跳下车。
我想起了几年前听过的一段故事。当时一位参战的侦察营年轻军官希埃·艾维特给我这样描述：“突然，他们开动非常猛的火力，而我们还站在半履带车旁边的空地上。幸运的是，我们卧倒后炮弹和子弹才从头顶呼啸而过。但是，一位军官被击中，后来因伤过重而牺牲。”23
站在这条路上，我告诉自己，这里就是我那位吉迪恩·阿维多夫队友被击中的地方。当时，作为班长的他正要开始在该地区搜索叙利亚士兵。我的朋友说：“我们把他拖到路边的一个小壕沟，靠右边的位置放下，然后开始处理他的伤口。你必须明白，一些叙利亚人已经从稍近些的墙后面开火了。”我朝自己的左手边看去，发现不远处有很长一段石头墙，和路刚好平行。“而叙利亚人就在墙外的地面上埋伏着。”
在第一阵枪响之后，希埃加入到向石头墙冲锋的队伍中。他是这样描述的：“叙利亚人可以在任何地方随心所欲地攻击我们——他们有掩体，而我们在毫无防护的空地上……这真是非常糟糕。我能看见被击中的那位军官就在离我不远处。第一阵密集的火力过后，就没有太多的枪响了。接着就是一种令人心悬的感觉，这时需要有人来做一些改变。我记得，自己开始有一种恐惧，真正的恐惧。然后，我看见了一个让自己终生铭记的场景。突然，我看见约尼非常镇定地爬起来，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他用手向我们示意，赶快爬起来跟上他——我们所有人都胡乱找了一个掩体——然后他开始冲锋，就像在参加一个演习一样。站得笔直的约尼朝左右两边发号施令，并且一边冲锋一边射击，带着往日行动中的镇定向大家高呼。我记得，作为他属下的一名士兵，当时我就想：该死，如果他那么做，我也不能服输啊。我爬起来开始投入战斗。”
在散落的石头和几近损毁的墙之间，我们穿过了那片空地。
希埃说：“我设法跟上他。同时，也被这场战斗弄得非常紧张。约尼告诉我要平静下来，然后问我弹药还有多少。我告诉他，我也所剩无几。我们刚才的子弹发射得太多了。他告诉我：‘你要消灭他们，就像我教你的那样，一枪一枪地放。这样精确度会更高。不要扫射。照我说的去做吧。’”
“约尼没有只顾着往前冲，而是深思熟虑之后再小心地推进。我们也按照这种方法前进，并对该地区进行地毯式搜索，最后打败了他们。”巴鲁克·扎克曼在一堵墙后面被射杀，当时他正在约尼身边冲锋。我们准备寻找一个坦克炮台，当年那里据守着大约12名叙利亚士兵。虽然坦克炮台找起来有点难，但等我们最后找到它的时候，它看上去很矮，而且由于长年的腐蚀已经夷为平地了。
我看着这块土地，伫立良久。前面的高处，肯定是穆吉在那里打掩护的地方。正如他所说：“我到了山顶，感觉到地面有一点下沉，原来有士兵在那里开火。我向约尼高喊让他打掩护，我要把那个地方炸掉……我刚刚喊出叙利亚人在那里的时候，约尼就已经带着士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他们发起猛攻。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掩护他……镌刻在我脑海深处的一幅场景就是，约尼冲在最前面，8名士兵跟着他还击10名叙利亚突击队员，最后将他们全部消灭。这幅场景经常浮现出来：约尼一边射击、一边率领参战士兵向炮台猛冲。”
现在，我们离那条路有好几百英尺。我们转过身，在膝盖一般高的蓟草花里探路前行。在约尼和士兵们再次对那个地区进行地毯式搜索之后，发现了隐藏在后面的叙利亚人，战斗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我钻进车里，依然很难勾勒出战斗的经过和最后的结局。侦察营死亡2人、受伤1人，而叙利亚的兵力差不多有40人被全部消灭。“如此近距离地被敌人的火力所围困，摆脱僵局的方法就是把分散的兵力组织起来——这要归功于约尼，结果证明这种方法成功了，”希埃说。“约尼的作战方式，我甚至都没有在书上见到过。”穆吉说。
约尼自己在战后的一份简报中总结了这次战斗。他在结尾写道：“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部队，按照最简单的原则来战斗，就会无往不胜……在战场的每一次转移都必须要重视火力的掩护……决定性的时刻会在敌人的情绪转向溃败的时候到来；冲锋的时刻会在敌人被死亡的恐惧所笼罩的时候到来，因为恐惧会彻底摧毁一个人……而在此之前，敌人会继续谋划自己的行动并构成一个颇具威胁的对手。”
约尼从没有告诉我这次战斗的细节，而我也没有过问。只是有一次，听他发表了即席讲话：“可怜的叙利亚人和世界上最优秀的战斗营遭遇，真是倒了大霉。”虽然没有跟他说起过，我想，他们更倒霉的是遇到了约尼。
约尼也没有把战斗的事情告诉过我们的父母。有一次，他跟父亲说：“你不能仅仅通过战斗的胜利就判断这个指挥官是优秀的。如果你愿意牺牲足够多的人，你几乎总能胜利。而一个优秀指挥官的真正评判标准，就是以最少的伤亡取得胜利。”
※※※
关于约尼在战场上的同一个画面一再浮现。它描绘了约尼的恩德培之战，也就是约尼在1966年的人生第一场战斗，那时他只有20岁——这场报复性的突击行动是针对在萨姆的恐怖分子，当时的西岸地区还在约旦人的统治之下。“有些人看上去，”他在行动之后写道，“在炮火中已经无法认清现实，并且不知道那个当下自己真正在做什么。然而，也有一些人和往日没有任何区别——一样的专注性、一样的判断力、一样的求实精神，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会比我平时感觉的更紧张。”
同样的画面描绘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一天深夜，那时他驻扎在位于朱迪亚的一座名叫古什·埃齐翁的山里。“我们打算进攻一个藏有恐怖分子的房屋，”博阿兹·巴伦回忆说。他是在约尼领导的突击营里服役的一名士兵。“我们连续4个或者5个晚上赶到那里，但没有得到展开攻击的批准。一天晚上，我们跋涉了12英里的山路才赶到那里……最后的那个晚上，对方驻扎在外面的哨兵突然发现了我们。我们只得躲在战壕里一动不动。约尼意识到，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然后，他独自一人越过石头墙，站在门口就开始一阵扫射……后来他表示，对我们进攻的方式不太满意，即使这只是我们的第一场战斗。5个恐怖分子只有2个毙命，而剩下的都逃走了……约尼那天晚上一直不说话，显得很孤僻。我们能感觉到他的不高兴，事情没有按照预定的方向发展。我们也不再谈论此事。到底发生了什么，该是一目了然。”
概括起来讲，博阿兹认为，“他不仅是一位指挥官，也是一位导师。一个伟大的导师，我觉得……甚至他教育人的方式也很特别。仅仅跟他进行一次严肃的交谈，这个惩罚就足够了。”
我的思绪按照自身的规律在游移；也许“导师”这个词，让我突然回想起约尼曾经提到过他的一位士兵，那时约尼还是伞兵部队一位年轻的排长。“有一次自卫演习中，我们坐在防空洞里，”这名士兵回忆道。24“我们五个人必须分享彼此的战斗配给，而每次只能有两个人吃饭。我碰巧跟约尼一起吃饭。他非常饿。有那么一会儿，他就坐在一个肉罐头和豌豆罐头的前面只顾着吃，就像一个饥肠辘辘的普通士兵。可是，他也是坐在自己跟前的这位士兵的排长啊，这样狼吞虎咽或者吃得太多好像有点失态吧。我能看见他的身体在摇晃，这种吃相可以完胜一切。他吃的份额超出了一点。我发现他对自己吃多了显得有些尴尬。当然，我一直在寻找机会将他逮个正着然后给他提个醒。所以我问他：‘其他人怎么办？’他低下头说：‘如果你以后当了指挥官，不要这么做。’三四年之后，我们都成了指挥官。跟他坐在一起，我又提起了往日那件有趣的轶事。‘你还记得？’他问。‘我希望你不要吃队友的东西。’”
伞兵排的士兵是约尼的第一批队友，在当年的训练结束后他们就分别了。后来，他们还见过一两次面。“每次新年我们都会聚在特拉维夫的迪岑哥夫广场，到场的人经常都很多，”约尼的一位士兵说。“我们会找一家餐馆或酒吧，然后一直逗留到深夜。那些聚会的人群里，有约尼一个。他会跟我们推心置腹，把埋藏在心里的所有东西都倾诉出来……我们发现他对大家如此地情深义重，不由得对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依恋之情。”
“那一刻，所有人都潸然泪下，大家愈发地激动，开始有点聊发少年狂。我们每年总是讲起同样的故事，重复同样的记忆……你能感觉，约尼是多么尽兴，也许这是因为他对大家有着更多的牵挂。到了后来，即使他升职了，他和属下的战友们的联系也并没有淡薄。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如果他不是特别熟悉一个人，如果他不是跟一个人关系特别亲密，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够主动和这个人搭讪。但跟我们在一起，却恰好相反。他对世界上的事情无所不谈，甚至包括他自己。”
“最后一次聚会上，一位战友没有出席。约尼就不理解了。一个人怎么可以错过这样的聚会呢？他有什么理由不来？他不知道……他几乎就要去把这个人抓回来。我们跟他说：‘算了吧，他的亲人过世了。’约尼就是不相信。”
“每次聚会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都不忍离开，他不愿意回到原来的地方。他觉得跟战友们待在一起太开心了……他跟我们一起喝酒，一起胡闹。而经常在离开之前的半小时或者一小时，他会待在一边打会儿盹。然后，他起身来到大家跟前说，‘兄弟们，保重’，接着就消失了。”
“最后一次，他的确手舞足蹈疯玩了一整晚，完全是无忧无虑的样子。我们有一加仑酒壶装的威士忌，在酒喝光之前没有人可以离开……他是唯一可以倒酒的人。除了他，没有人可以。最后，酒壶喝了个底朝天。临近早晨的时候，他必须要回去了。然后我们发现：他甚至没有和任何人握手道别，只是在远处挥着手说‘再见了’。他走了，带着无限伤感。”
※※※
我们继续开车，来到戈兰高地的北面。“就在这里，”我的朋友指着右边，“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突围进入叙利亚人的领地。”突围的那天晚上，约尼的部队归属于第七装甲旅。那时，约尼第一次遇见了旅长阿维格多·本加尔，也称亚诺什。
本加尔说：“那天晚上，在某个帐篷里，离突围的时间还有六七个小时。我想，他是由拉斐尔·埃坦介绍给我们的。就在部门通报会召开之前，拉斐尔说：‘看，这就是约尼。他听从你的调遣。接收吧。’就这样，我把他安排在第一营历练……战斗当中，我们之间的接触确实很匆忙，快速而且不漏声色露，讲话直击要点。他只需要接受命令、听候任务、报告军情。不管怎样，那个时候我还是很喜欢他。每次他出现的时候，我都会很高兴跟他交谈。”
“几天以后，他被召集到北方指挥部总部。在战争打得正酣的时候，他们要把他调走。我想，他们派直升机来接他，是要给他在其他地方分配任务。我告诉他：‘他们分配的任何事情你都要拒绝。这样，你就可以回到我们身边了。’他说：‘好的，我会拒绝任何事情然后尽力赶回来。其他的，就不要多说了。’他真的这么做了。后来，他们再次挑中他，可能与重新占领赫蒙山的任务有关。我很遗憾，他们把他调走了。而我认识他，好像才十天。也许更少。”
两人的友谊在那次战争之后一直维持着。那时，约尼完成调动手续到了装甲部队，正好被安排在本加尔的队伍里，驻扎在戈兰高地。
“时光荏苒，约尼对我的影响很大，”本加尔说。“我们的年龄差距很大。我40岁，而他去世的时候才30岁，足足有10年的差距。我的军衔一直比他高，但是让我敬佩的是——既然我们在军队，就要遵守各种等级制度，然而，每次都是我向他驻足行礼，而不是相反——我感觉，我从他那里获益匪浅。该怎么说呢，我敬佩他，因为他是一个可以让我汲取力量和精神财富的人。每个人——不管他年纪有多大、职位有多高、或者从事什么工作——都可以找到能够依靠并让自己变得强大的人。从事军人这样的职业，你尤其需要他。很自然的是，那些围绕在你周围的人需要你给予他们支持，而且他们因为你而变得强大。这就是我对部队里与我共事的那些人的印象。无需自我吹嘘，我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但是，我遇到约尼的时候，就感觉这个人在很多方面、甚至所有的方面都要超过我。说得难听一点，在我需要他协助的时候，我可以利用他的优势。所以，有时候这对我影响很大——总而言之，我能够依靠他。”
“我们在一起交谈时，我能感受到一种智慧的启迪。就好像，我刚刚读了一本好书。这本书，犹如一种财富、一种催化剂。他的仪表和风度，让人印象如此深刻。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值得我去列举他的某些具体特点。一个人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往往要比给事物贴上标签更重要。”
※※※
我们穿过一片暗褐色的空旷之地，远处有圆顶的山峰向上凸起。前方的地平线上，隐隐约约地耸立着赫蒙山山脉。“你知道，”朋友坐在我身边继续说，“突围的时候，叙利亚人的火力非常猛。我们从交叉路口撤离到稍远处守在路边上。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等待敌人的炮火停下来。所有人都紧紧地倚靠着半履带车的底盘，只有约尼站起来观察周围的情况。我们说：‘约尼，快趴下。’但他继续站着。他为什么要这样？不管怎样，他也是被逼无奈。”
我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但好像又听说过。心想约尼依然这么站着，因为趴下来不是他的本性。的确，冒这样的风险不必要。他当然永远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属下这么做。只要涉及士兵们的安全，他会非常地严格，慎之又慎。曾经有一次，他甚至当着装甲兵的面斥责他的旅长，因为旅长没有戴防弹头盔就出现在了他们连队。但要弄明白他为什么站着，你必须知道，几乎每个人都怀有一种自然的、真实的对死亡的恐惧——对一个27岁的年轻人也如此——可是约尼从来没有感觉到。作为指挥官，即使当时他无能为力，他也要观察和研究战场形势。
过了一会儿，约尼从电台里听说，隶属于本加尔第七装甲旅的一支坦克营的指挥官约西·本哈南中校，在进攻库奈特拉和萨姆山时遭到反击，现在依然在战场负着伤。除了阵亡将士外，所有受伤的人都被抬回来了；约西的坦克中了敌人的一颗炮弹，现在还在山脚下。而约西被爆炸气流掀翻之后还躺在地上，并且伤口也在血流不止。坦克的驾驶员没有受伤，但他选择待在指挥官约西身边照顾他而没有自顾逃命。约西设法用约尼前一天给他的便携式接收器，向后方报告他们目前的处境。他和驾驶员在叙利亚人控制的领地上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状态，而叙利亚人的反攻是迟早的事情。
“我们在亚诺什的旅团总部外面吃战地餐，也一边收听电台的战况播报。突然，我们听说约西的部队遭到炮击而停下来，并且他需要帮助才能从那里脱身，”希埃回忆说。
“我确实不太清楚，该怎么做才能把约西从那里解救出来。因为那是敌方领土的腹地，”本加尔说。“天色已近黄昏，夜幕即将到来。然而，约尼主动走过来，跟我说：‘把任务给我，我去救他出来。’”25没有丝毫的迟疑，包括穆吉、吉奥拉、希埃在内的12个人跟着他上了两辆装甲车。“我的一位朋友，来自第七装甲旅的军官说：‘听着，希埃，你这么做就是自杀。这简直是发疯。’‘闭嘴，’我告诉他，‘不要在士兵面前讲这种话。’”
两辆装甲车沿着约西坦克留下的履带痕迹，在怪石嶙峋的旷野上一路颠簸着前行。这时，士兵们发现了一辆在战斗中被摧毁的叙利亚反坦克吉普车，上面还冒着火光。他们朝吉普车驶去。时间已是傍晚，等到他们到达山脚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走下装甲车，他们继续步行或者一路小跑，最后到达了约西所在的位置。约尼命令几个人去检查那辆瘫痪的以色列坦克，以确保里面没有人，同时又把约西绑在担架上。随后，他们又匆忙撤退。过了没多久，叙利亚人赶到后，把以色列坦克都拖回了大马士革，连同那些坦克兵的尸体。很显然，侦察营士兵在黑暗中没有发现这些尸体。
“约尼带着士兵赶来，救了我，”约西几年以后回想起。“我这条命是他捡回来的。”12
战争结束后不久，约尼去医院探望约西，然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表扬了约西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官的出色才华，而只字不提救援的事情。约尼写道：“从那些把你层层包裹的绷带中，听到你说话我很高兴。你说最重要的是，你就在这里，你还活着……你让我不禁想起“六日战争”后我躺在朗本医院里的感受，当时医生们围着我讨论该如何处理我的左手臂。对我来说，他们似乎在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担忧。最重要的是能够活下来，其他的事情都无足轻重了。”
※※※
在路上穿过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的思绪也在继续前行。直到最后，我想起了约尼奔赴恩德培之战和他生前在一次谈话中跟我提起的一些事情。我想努力地说服他要见机行事；而约尼却对我坦诚相告，说他不能接受我的建议，因为他看待生活的方式跟我不一样。他说，他不会认真地思考“明天”然后做一些“合理”的事情。因为，当明天到来的时候，他都没有指望还能活着。
“我的生命属于我，那就让我来决定自己的归属，”约尼几年前就是这样回击比比的。那是在另一次人质救援行动之前，也就是1972年。阿拉伯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撒贝纳客机，然后降落在了罗德机场。约尼在行动开始几分钟之前赶到现场。比比和其他士兵一样已经备好了枪，准备炸毁那一架飞机。军方有一个常规命令，同一个行动不得同时有两位兄弟参加。而约尼非常想参与此次行动，要求比比让他出征。
“我怎么能让自己的士兵参战而我却袖手旁观呢？”比比争辩说。
“好吧，你说得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去。”约尼回答。
“想想我们的父母，”比比试图说服他。“想想如果我们都牺牲了，他们该怎么办。”
约尼说到做到：他要成为自己生命和死亡的主宰者。
但是，军事行动指挥官埃胡德却不允许约尼参战。后来，当他看到比比在炮火中受伤后，约尼的愤怒很快就被其他的情绪所掩盖了。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约尼是如何成功地说服我参与了一次他领导的行动。行动的目标是绑架叙利亚的军官，然后用他们交换被关押在叙利亚监狱的以色列飞行员和导航员。也许，换个思路会更简单。我被分配到一个负责设置路障的助攻部队。在行动中，我只看到了约尼一小会儿，但却足以让我明白——他的眼神、他的语气——对战场上的士兵所产生的作用。我们部队在穆吉·贝奇的领导下，只起到辅助作用，没有渴望会执行行动的主要任务——制服叙利亚军官和防护他们的黎巴嫩警察。由约尼和他的助手乌兹·达杨率领的主力部队，乘坐民用汽车进入黎巴嫩的领土，抵达绑架行动的预定地点，而叙利亚的护航车队也在朝西边赶来。约尼的士兵把车停在路边，假装是一群黎巴嫩人的汽车出了故障。突然，约尼的情报小组报告说，事情出了点状况。叙利亚的护航车队被一群村民阻拦，可见村民很明显对车队产生了一些怀疑。后来，车队开始折返。约尼立刻命令士兵上车。经过短时间的一路追赶，约尼的部队赶上了那群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然后以绝对的火力优势征服了他们。
穆吉所属的部队在西边设置好路障之后也赶到了，最后的几声枪响还能听见。叙利亚军官已经被俘并被集中到了一起。这是我和战友们参与的第一场战斗。当抵达交战现场的时候，我简直紧张到了极点。约尼站在路上，冷静地发号着施令。他强有力的声音中没有一丝兴奋，而是告诉我们该做些什么——紧张就这样减少了很多。我们被安排一直往北排查该地区，因为有一位叙利亚军官在枪战中设法逃跑了。我们没有找到叙利亚军官，几分钟后返回的时候，约尼已经离开了。他留下乌兹负责把俘虏和车辆带回以色列，自己驾车到了附近的阿拉伯村庄，去监督针对一辆阿拉伯汽车的搜捕行动。该车可能来自护航车队，而且已经逃跑。我们穿越边界进入以色列境内，欢欣鼓舞地押送着俘获的车辆和一群高官囚犯，而约尼却没有在场。
※※※
我们驾车穿过戈兰高地，那里是约尼的坦克营驻扎的地方。这个基地是在约尼阵亡前不久，由他建成的，后来被命名为约纳森基地。有一次，我们一家人被邀请去参观。进入基地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一栋建筑物的墙上用黑色的大写字母组成的一些醒目的句子。那是约尼在营队的告别演说。约尼牺牲后，也是他发表演说一年多以后，营队的士兵根据记忆将它们重现——这跟我们在约尼的报告中所发现的演说文字有着惊人的相似。
“约尼的助手克西在一个开阔的空地上集合了全营的官兵。”一个营队的参谋描述了当时的指挥权交接仪式。“某天训练过后，在一个长方形广场的三面停满了坦克，炮眼朝内。约尼在他们前面的一辆装甲车上站着，发表他的演说。”
“我相信，对于任何结果都不能妥协，”约尼说。“我们的营队里永远没有妥协，任何结果都比不上最好的可能——甚至它们可以让我们进步，”他阐明了自己的信条。“我相信以色列，相信集体的责任感，一定可以陪伴我们每一位战士，为国家的生存而战。”
“他演说完以后，”凯尔勒继续说，“向营队官兵敬礼来表达他的敬意。这就是他接管指挥权的过程。”
基地的中央是约尼的办公室，有时候也充当约尼的休息室。在那里，约尼可以忘掉一切军中琐事、忘掉那些灰色的营房和点缀着鹅卵石的小路，然后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一天晚上，我完成工作的时候已近凌晨两三点。我发现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凯尔勒回忆。“我过去看他在忙些什么。约尼为了一个连队的演习在训练场待了一整天。我朝里面望去，发现他在读一本诗集，我想应该是比亚利克的诗集。”
“那个时候，如果他一个晚上能睡上两三个小时，就算很多了。”本加尔说，那时他是约尼的分队指挥。“他差不多每天24小时训练营队。你遇到一个如此有动力的人取得一些成功，这一点也不稀奇。渐渐地，他建起了营队并改变了它的面貌，训练开始变得有模有样。”
“他的第一次营队演习任务彻底地失败了。那基本上就是一次技术性的演习，只是它出了问题。部分是因为约尼驾驶坦克的经验不足，部分是因为运气不佳。有时候，如果一开始你就迈错了脚，也就回天无力了。而事情就是这样。”
“我很遗憾，他指挥的这次演习变得如此糟糕。我在所有人面前反省了差不多15分钟，然后说：‘约尼，过来。’我跟他逐一分析事情的经过，非常地详细。我不知道，他对我如此严厉地批评作何感想。我没有发脾气，也没有怒吼，而是以一种最为严肃的方式批评他。有时候，这种局面也是最难以忍受的。我看见，他把所有的细节都记录下来。他不仅说‘好’，而且提出问题然后自己加以分析。突然，我感觉自己不是在总结一个常规的演习过程，而是在展开实质性的讨论：我想说点什么，他就说什么；他提问，我回答；我对某个问题殚精竭虑，他也会苦思良久。最后，演变成了两个人的一场真实对话。我们坐了四五个小时，一直在讨论演习的事情。话题有时候突然转移到军事、历史、哲学、地理，然后又回到演习上——所有的一切都与手头的事情有着某种联系。我发现他有想学习、受教育的欲望，也想理解他人。他坐在那里，不像一个接受惩罚的人只是等着长官的训斥快点结束、羞辱快点终止，然后可以闪人。他并没有想要离开……我问他，‘你需要多长时间可以顺利完成一次演习？’他说大概一两个星期。时间快到的时候，我们又举行了一次演习。那时，你会发现，一个人可以理解他的所学，然后真正地将之付诸实践，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次演习可谓一流。第一次犯下的错误，他一个都没有再犯。”
独立日的那一天，也是约尼执掌营队大约一年以后，他准备前往北方指挥部总部接受拉斐尔·埃坦授予他中校军衔。“仪式上他没有佩戴装甲部队的黑色贝雷帽，而是一个普通的绿色军帽，”一位参谋回忆。“实际上，他也没有佩戴任何特殊的徽章或者肩章，比如“六日战争”的那种绶带。连人们所常见的士兵在特拉维夫每天都穿戴的那些军服小配饰，他身上都没有。他就穿着一身破旧的少校军服在基地里走来走去。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跟他讲，现在该是换一套新衣服的时候了吧。但是在仪式前，他的助手海姆·克西少校把自己的一对肩章给了他；我想，他还需要一条腰带。就这样，我们两个人给他凑齐了仪式所需的一切。之后，他才急匆匆地赶往北方指挥部，参加授衔仪式。”
本加尔说，约尼作为一名营长，“无论从业务素质还是个人能力来看，都是这个营队最优秀的军官之一。他能精确地分析全部的军事图片，能熟练地驾驶坦克。他了解所有的战术战略，并且注重研究它们。他的队伍是营队里最出色的。他将自己的个性融入到队伍中并将它打造成了最顶尖的部队——不论在纯粹的技术方面，还是在斗志方面，而且士兵对队伍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我想让他留在装甲部队，于是告诉他：‘在你的营长任期结束以后，我们会提拔你担任副旅长。我觉得，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你就会成为一名旅长。’我相信他的个人能力和领导才华。”
我一直在想，如果约尼留在装甲部队，那结果将是怎样的呢。“我试图说服他不要回到侦察营，”本加尔告诉过我，但我不能把这句话从脑海里抹掉。我的推测是毫无意义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一点点的可能性会做出其他的选择。
约尼回到了侦察营，回到了那个被他真诚地称作为“熔炉”的地方，那个曾经造就过他的地方。因为这个举动，他变得更加的孤独了。
※※※
“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他跟我所认识的其他指挥官都不一样，”一位侦察营的参谋说。“很大程度上说，他是一个天才……他比我们都要成熟很多。我们那时不能理解的很多事情，今天在我看来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在部队的最后几年，我才开始理解他在做什么。那时，我们因为太年轻而无法接受。同时，也因为年轻，我们一些人常常批评他，而且那些话太刻薄了。但是，在他执掌侦察营的日子，我有幸看到他在军营之外的更广阔的一面，然后我开始对他的为人有了不同的看法……我曾经去过他的寓所，并且在那里胡侃了一番。他因为生病，让我过去陪他。那时，我才发现，他的知识面比我想象的要丰富得多。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对他的看法开始有些改变，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最主要的是，我发现他善于观察一切事物，即使他并不总是觉得有必要置评。他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他才会发表意见。他也能宽容他人，但只是在某一个方面——如果回到过去，他肯定会在你屁股后踢上一脚。他希望人们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努力地纠正自我并主动地提升自我，而不是因为他凭借权势要求他们这么做……”
“他的一生比我们经历了更多，而且这也影响到他的行为。他真的是有一颗善心。在一些小事上你就能发现，不论是在军营内，还是在军营外。”
“一方面，他努力地跟人亲近，士兵们从他那里感受到的威严要比在其他高级军官那里少很多。另一方面，他在很多事情上犹如一道谜题。我们无法理解他，而且我想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
在很多方面，他对应征入伍的士兵而言都是一个谜。“他不同于常人，”有人说，“尽管他尝试接近我们，依然能感觉他很内敛、很深沉……我们要出发去什么地方，或者等待开通报会的时候，他常常会独自一人坐着，吊着一个烟斗、拿着一本书。但是，如果我们晚上打算去城里而需要一辆车，我们会送一张借条到他的办公室，询问是否可以借用他的车——向侦察营的长官借车似乎显得有点太放肆——然而我们就成了。”
※※※
我的另一段旅程，是在南部的马萨达地区。我进入了南山的一个巨大蓄水池。我知道，在阵亡前不久，约尼曾经从那一望无际的台阶上走下来，到了这个空荡荡的蓄水池的底部。犹太士兵在这里反抗罗马人的进攻足足有三年。他的手里拿着散发给游客的小册子。这里，是地球的深处。光线从山间的空隙处投射过来，照在蓄水池的底部。空气显得阴冷而又死气沉沉。空闲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小册子。其中的最后一页上，是犹太士兵领袖爱力·阿沙尔的临终演说。他们在罗马人发起总攻之前，和自己的家人一同自杀殉难。在这个教堂般静谧的地方，只有布鲁莉亚在他身边。约尼被这段文字所吸引，开始大声朗读起来。她请求他停下，但从他嘴里传出的是，马萨达的领袖在2000多年前发表的、还在这些石墙之间回响的演说：
“我们终有一死。我们的孩子也终究逃不过死亡的命运。死亡所带走的，不是人类最崇高的抗争精神，而是受羞辱和受奴役的人生……这些灵魂生来就注定不会享有人类的命运……当然，我们要在他们唾弃我们、奴役我们之前死去。在离开这片生机盎然的土地时，我们依然是自由人。”
约尼在阵亡前几天的最后一封信上写下了“尽你所能地活下去”的字样。他不是想跟生命道别，而只是有问题一直困扰着他：我要过怎样的生活？日复一日，他找不到答案。
第六章
当我感到好像无能为力的时候，我又可以做些事情，这种判若两人的感觉非常地奇妙。比如只要有可能投入训练、实施侦察、进行检阅或者执行计划，我就一刻也停不下来。但是，“前期工作”一旦结束而进入实施阶段，我就完全平静下来了。
——约尼给布鲁莉亚的留言
经过几个小时的睡眠，约尼在星期六的早晨醒来，然后和布鲁莉亚共进早餐。在他们旁边不远处的地板上，是一支名叫摩尔的德国牧羊犬。约尼从冰箱里拿出布鲁莉亚买的柠檬蛋白酥饼，像往常一样直接在酥饼盘子里吃起来。“我只吃一半，”他开玩笑说，“然后下次再吃剩下的一半的一半，这样我就一直有酥饼吃了。”
布鲁莉亚知道，侦察营在策划一起救援行动。约尼边吃边告诉她，他能肯定政府没有胆量批准这次行动，而且会一筹莫展。“他这样的想法是有可能的，”布鲁莉亚说，“但也许是他一直这么说，我反倒不怎么在意。”
“下午我可能会回来几个小时，”约尼告诉布鲁莉亚，“到时见。”
为了应对她的问题，约尼开始谈起他一直很郁闷的心情，而且几天前，他在写给她的信中也表达过这样的感受。但是，谈话没能继续下去，也许部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要走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意识到逗留的时间要比原计划长。
约尼跑到楼下的时候，司机已经在车里等他了。布鲁莉亚急忙赶下楼然后对他喊道：“约尼，你还没有跟摩尔告别呢！”但是，车已经开出了院子。约尼没有听见她的话。
侦察营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士兵还在忙着最后的筹备工作，他们把装备摆在地上做最后的检查。参谋官在继续协调最后的细节问题。
除了检阅部队，约尼向参与行动的每个士兵做了一个简短的情况说明。然后，他给总参谋长古尔的助理哈盖·瑞格夫打了电话。他们讲话很谨慎，只用一些隐晦的言语。因为哈盖经常在古尔的左右，约尼想从他那里得知，前一天晚上批准行动的决定是否还有效。他也想确认，在这最后时刻，不会有侦察营之外的人士干涉营队和取代他这个指挥官在突击行动中的主导权。哈盖明确地告诉他，任何事情都没有变化，然后祝他好运。
约尼放下了听筒。他刚才所听到的话无疑让他非常兴奋。他意识到，自从古尔宣布支持行动以来，他们在特拉维夫度过了一个漫长的、苦苦思索的夜晚。即使现在距离尖峰时刻只剩下几个小时，行动还要继续积聚力量。在家里的短暂休息打乱了他已经持续了24小时的准备工作，但事情并没有因为他的暂时离开而搁浅。他和士兵们飞往非洲大陆解救人质的可能性，看上去比以前大了很多。
坐在约尼旁边的是侦察营助攻部队的指挥官，他要对行动每个阶段的战术做逐一阐述。会议开始前，一些初级军官找到他们的直属上司吉奥拉。“星期六早晨，我们发现行动还在酝酿之中……，”他回忆。“我记得，当我们突然意识到行动真的要发生时的那种感受。”军官们说，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他们感觉不太好。“你必须找到约尼跟他讲，行动的细节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他们说。吉奥拉说，“这次行动准备得很仓促，无论从侦察营提出无数方案的情形来看，还是从行动之前对意外情况进行预测的传统来看。这次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果某一支队伍被困住该怎么办，如果恐怖分子不在预定地点怎么办——而且，没有时间来解决它们。”吉奥拉找到约尼，分析了一下局势并告知初级军官们所担心的事情。“约尼立刻明白问题的所在，并接受了我的建议。”他把军官们召集到助理伊夫塔的营房里，然后开始商议。
会议上，军官们把出现的所有问题都重新讨论了一遍。出现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制服敌人在楼顶或者控制塔的兵力。吉奥拉记得，在这之前的通报会上，约尼已经规定，刚开始进攻的头几秒钟，掩护部队不能对这些制高点开火，除非对方先开火。而到了战术讨论阶段，军官们不理解为什么部队不能立刻开火。针对这一点，约尼的计划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这次行动是以救援为目的，而不是常规的对敌方建筑的攻坚战。就好像类似的行动一样，防止人质受伤会使救援部队面临额外的风险。
“我们告诉约尼：‘敌人会在那里朝我们开枪，’”吉奥拉说。“但是约尼解释说，整个行动只会持续30到60秒。那段时间，约尼预计会打头阵，必须由他来决定是否有队伍被困，然后可能叫另一支队伍跟进，或者有意外发生时他自己会冲进去。如果5支队伍同时进入大楼开始射击，只会引起骚动和混乱，这时候就很难控制了。乍一看，战术看起来很简单，而实际并非如此，特别是你想在一分钟之内结束行动。如果有一支队伍在头顶或者后方向控制塔或者顶楼开启重火力，将会对行动造成严重破坏并引发一片骚动。这样，他作为指挥官，也许就无法在关键时刻控制局面。他不能跟所有的队伍沟通或者怒吼着发号施令。约尼的重点在于完成行动的目标，也就是确保人质所在地点的安全，而这又取决于他在极短的时间内掌握战场情况的能力。他坚持要掩护部队保持克制，即使在意识到了危险的情况下。他认为，自己对主要行动具有节制权。”
这次会议预定是15分钟，最后却持续了一个小时。“这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吉奥拉说。“在如此大的压力之下，我们讨论了各种状况该如何处理。对出现的不同问题，约尼都当场给出了解决方案……这是一次真正的战术会议，讨论的问题有：如果某支队伍被消灭该怎么办、谁来代替等等。我们提出问题，然后约尼做出决断：我们这么做或者那么做。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走出会议室的时候，感觉完全不同，就好像有很多问题……以前都是模棱两可，现在全部解决了。这是非常成功的一次会议。”
会议结束的时候，约尼必须要离开。他和几位参谋官必须赶到罗德机场做行动之前的最后一次通报会。同时，他让穆吉解决还有待讨论的问题。
在走出办公室的时候，约尼跟一位名叫伊尔的秘书道别。在她看来，当时约尼的心情应该是不错的。在回答她的问题时，约尼告诉她，他相信每个人都会回来——但又加了一句，“只要行动没有失败”。约尼离开的时候，伊尔注意到他带了一本英文小说。那是他一直在看的一本惊悚小说《尘埃死亡之路》，作者是阿利斯特·麦克莱恩。
约尼穿过基地的时候，撞见了伊斯瑞。两人坐在一起聊了一会。伊斯瑞发现，约尼看上去心事重重。“他好像已经完成了战斗，现在到了独自反省的时候。”
突然，约尼告诉他：“听着，我要去宣誓。一个人的生命中，总要宣誓一次。”他说话的时候显得如此信誓旦旦，伊斯瑞回忆，“我感觉他真的在宣誓，不是用手，而是用心灵。”
阿维不想去罗德，并说这是浪费时间，约尼还是催促他一起走。“来吧，跟我一起走，”他说。阿维感觉，这次罗德之行会使约尼坚定对执行此次行动的信念。约尼告诉他，他想再跟侦察营的士兵训个话，在他们出发之前交代一些额外的事情。
阿维想起来了，“我们聊天的时候也涉及了另外一个与行动战术无关的问题：犹太复国主义和人道主义。行动的重要性确实让他非常震撼，然后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起这个话题。你开始想象你要去的地方，心想如果顺利完成任务，然后带回100多个以色列人，这将是多么了不起的一项壮举啊……约尼也表示抱歉，说用其他事务来麻烦我也是没有办法，必须有人去负责我们正在开展的工作……他心情很好，但却沉浸在自己的思维中。他的脑海里肯定浮想联翩……他还关心另一件事情，就是他离开以后我要负责的一些杂务。他说：‘阿维，我要留你在这里。好好干，因为我们不能有任何闪失。’”
在通报会开始还剩几分钟的时候，他们抵达了位于罗德的飞行中队总部。约尼看见了埃兰·多勒医生，他曾经是侦察营的战地医生。他受步兵和伞兵部队的医疗官伊弗雷姆·斯勒的委托，负责为第四架飞机备置一些医疗器械，以备撤离人质所需。埃兰组织了一队经验丰富的医生和医务兵，而且他们预备了大量的设备和器械，足以为十几名伤员提供护理。约尼和埃兰讨论了一些伤员护理的事情，而且埃兰让约尼想起了几年前的另外一次行动。当时有一名士兵中弹，这名士兵受了伤躺在敌人的地盘，身边只有另外一名以色列士兵。约尼虽然距离他们相对较远，但还是第一个赶到。“他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就朝他们冲过去，”当时的侦察营指挥官梅纳罕·迪哥力回忆。“他只是挺身而出，然后解决问题。这样一个小插曲，恰好概括了约尼行为处事的方式——他能发现问题、快速反应并且率先解决。他给我们的印象是，总是抱着收音机、非常安静，并且一点也不会惊慌。他告诉我们，他在赶去的路上，然后他设法让伤员身边的士兵镇定下来，‘我们的人马正赶过来，别急。’”约尼撤走了伤员，而治疗他的正是埃兰医生。
现在罗德机场，埃兰又提到了这次行动的伤亡问题。他说，伤亡人数将取决于是否能把恐怖分子打得措手不及。
“约尼头脑很冷静，”埃兰还记得。“我想，他当时的心理状态是你有时候在考试之前才能看到的。他已经完成了准备工作并且感觉成竹在胸……对他来说，一切已经就绪，剩下的就是执行计划了。给我的印象是，他一点压力也没有……而像一个暗流涌动的喷泉、蓄势待发……我还记得，他确实需要理发了；头发已经垂到了脖子后。然后，我也发现他很疲惫——以致反应都有点迟钝。”
约尼在飞回中队会议室的时候，听说第四架飞机的飞行员阿姆农·哈里尼作为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一员在恩德培驻扎过几年时间，对当地很熟悉。“约尼听到这个消息，就像狗见到骨头一般向我扑过来，”哈里尼回忆说，“‘等一下’，他说，‘你能把大楼的情况说一下吗？’”
他们每人一边，趴在会议室的长桌上。约尼铺开一张机场地图，开始向哈里尼问这问那。在这位飞行员回答的时候，约尼在纸上画了一张大楼的草图。
“约尼想知道大楼的详细情况，比如右边的武器库房和左边的控制塔。他想知道楼梯在哪里、窗户是什么样的、到入口的路该如何走等等。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如何在大楼内部的房间之间移动。他也问起如何从到港乘客的报关厅进入离港大厅。我告诉他，两个厅之间夹着一条走道，但是不能确信是否两个厅都有出口连接着走道。那样的话，他们就可以经由走道从到港大厅进入离港大厅。”这也许是约尼第一次听说有走道或者从外面有入口通往走道。
约尼也对通往二楼的楼梯非常感兴趣。哈里尼告诉他，自己记得的就是往楼梯方向的入口在大楼的另一侧，而且，如果从南边的广场入口抵达的话，必须要穿过大楼一直走到北边。实际上，楼梯的入口就在大楼的北部，要经过报关大厅，而不是在大楼外。同样地，约尼也想知道二楼通往一楼大厅的那扇门的确切位置。他和哈里尼研究了大楼其他部分的情况，然后问起突击部队将要经过的大楼前方的入口广场——广场中间是否有栅栏或者其他的障碍，以及广场是什么模样的。哈里尼也跟约尼讲了一些关于控制塔的情况——最重要的是，在哪里找到通往控制塔顶楼的楼梯。
“他接着又问了一个问题，”哈里尼说。“‘你觉得乌干达哨兵看到奔驰车和吉普车该做如何反应？’我告诉他，乌干达哨兵会按规定行事。这和在以色列执勤的哨兵不一样。乌干达哨兵只管分内之事，并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他们会通宵站岗，不打盹。如果有车过来，也不会动粗。他们会吆喝一声‘停下来！’什么的，然后拿着刺刀枪对着你。如果你不停下来，他们就开枪。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你不怀好意，而是害怕不那么做的话会被惩罚……乌干达士兵也许不太机灵，但是很好斗，所以你必须当心着点儿。”(1)
他们聊了差不多20分钟。约尼一直提问，而哈里尼就尽力地回答。“他渴望得到信息，得到更多的情报，”哈里尼回忆。“他给我的印象很清晰：他完全投入到了眼前的任务中……只要他觉得能够从我这里了解一些什么，他就一句话也不放过，认真聆听。他一旦得到相关的信息，就继续往下……”
星期六早晨11:30，伊库提·亚当召开通报会。会议上，高层指挥官将正式接受最后命令。会议室内外挤满了高级军官。主席台上挂着一幅巨型的恩德培机场示意图。发言的人包括亚当、本尼·佩拉德、丹·肖姆龙、马坦·维尔奈、西吉·沙尼和约尼。但是，参与任务的大多数官兵都没有到场，而且通报会的主要目的是走一遍官方程序。
讨论的问题大都言简意赅，虽然空军部队的角色做了详细说明。分配在第一架飞机上的后备飞行员拉米·列维还记得，很多相关的问题都没有解决，这和空军的原则相背离。列维在会场提了几个问题，但没有人回答。“那些困扰着我的很多问题找不到任何解决方案……没有时间来计划所有的事情，也许他们也不想回答所有的问题，因为这样做只会让事情更复杂。如果让事情有一点回旋的余地，你才会更加灵活，行动也能继续推进。”爱因斯坦把通报会的情况用碎纸片做了记录，比如将要使用的无线电频率和代码。无论记录得多简单，这些纸片会起到一个合适的信息包的作用，这也是他在每次行动前都要做的。
在总结陈词的过程中，亚当回顾了所有的命令。当他快讲完的时候，好像是肖姆龙助理的某个人当场请求亚当，让他任命马坦·维尔奈为伞兵部队的总指挥。目前的计划就是派兵前往沙姆沙伊赫，那里是以色列最南部的空军基地。同时，也要等待内阁的最后决议。作为空中指挥部的是一架波音707飞机，但是它在4架大力神起飞几小时后才离开沙姆沙伊赫，因为它的速度更快并且在东非领空就能赶上大力神机群。波音707飞机上的人员有佩拉德，他负责指挥空军方面的行动；还有亚当，他负责整个行动的全面指挥。
通报会结束的时候，约尼走到沙尼跟前。“给我再看一下你要把我们降落的准确位置，”他说。这样的要求体现了约尼的典型特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他当然想明确：沙尼对在什么地方或者以什么方式将车辆降落没有任何误解。他们坐在会议桌旁，重新查看了机场的示意图。沙尼也借此机会告诉约尼，即使在跑道指示灯熄灭和雷达无法识别跑道的情况下，他也打算把飞机降落在恩德培。“这是飞行中队自己单方面的备用计划，”沙尼说。“如果我们找不到跑道，我们就假装是一架遭遇不幸的民用飞机，然后请求控制塔为我们开启跑道指示灯。”
“约尼喜欢这个想法。他告诉我：‘这个计划太棒了，’”沙尼说。“然后，他跑出去把它告诉给队伍里的某个人，好像这个问题他们一直在苦苦思索，现在有人过来给他们找到了合理的解决方案。之后，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在那里围着他，让他无法脱身。我抽身出来和飞行员坐到了外面的草地上，聊起天来。”
约尼给沙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属于同级军官，但是我对他的敬意是一个人对更高级别的军官才有的。这种敬意，部分是源于我对他的看法，部分是源于那些流传的故事。他是斗士与智者的结合，堪称卓尔不群……我的确切印象就是，他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人。他就像一个亘古时代的超级英雄。”
沙尼的后备导航员兹维卡说，通报会后，他们两人看见约尼在不远处消失。沙尼转身对兹维卡说了一句话，至今让他记忆犹新。“这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士，”沙尼说。
这位经验丰富的导航员几乎没有料想到，他的飞行指挥官会做如此评价，尽管他们相识多年。“沙尼的溢美之词也许是50年一遇。他是认真的。”兹维卡解释说。“毕竟，我们从小时候开始，就是听着这个国家早期英雄人物的故事长大的。突然从沙尼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评价，确实让人惊讶万分。”
沙尼接着说：“约尼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来重现这段历史。”
古尔、亚当和佩拉德上午的时候会见了总理拉宾、国防部长佩雷斯和外交部长伊加尔·阿隆。早些时候，古尔从情报部门的首脑那里接收到一份报告，说据他的判断，现有的情报资料对批准行动已经足够了。军方关于解救人质的计划呈送给了三位部长，然后总参谋长毫不含糊地说出了自己的建议：行动应该被执行。根据这个建议，拉宾召集高级部长开会。在短暂的讨论过程中，佩雷斯坚决支持对这场危机采取军事行动。最后，部长们批准了计划，而由全体内阁成员参与的会议预定在下午2:00举行。那时，将做出最后的决定。
侦察营士兵在登上开往罗德机场的军车前还有一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军官们经过了战术会议之后，剩下的工作不多了，因为大部分的筹备已经完工。侦察营最年轻的士兵布克瑞斯记得，这段休息时间是整个行动中最艰难的部分——等待，除了幻想一下即将发生的事情和反省自己的人生，大家无事可做。约尼的秘书伊尔跟布克瑞斯一起读过高中。上午的时候，他找到布克瑞斯，给他鼓了鼓劲。他在仔细琢磨着，是否要在出发前给家人写点什么。
丹尼·达刚和阿米兹·卡夫里还在忙着鼓捣那辆奔驰车，所以他们没有注意到部队巴士车离开了基地。他们在车头左侧的天线上挂了乌干达国旗，然后在车头焊接的金属杆上挂了一面小三角旗。前后车牌已经换成了用纸板制成的“乌干达”车牌。但是，他们对车的外观还是不满意。夜晚喷涂的油漆留下了不均匀的颜色块，所以两个人又继续用一罐又一罐的黑色喷漆来修补车身。突然，丹尼发现基地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他们跑到基地中央，发现所有人都离开了。他们立刻整理好国旗、遮住车牌，爬上车直奔机场。
他们赶到的时候，离飞机起飞还有一些时间。第一架大力神飞机正在跑道上候着，阿米兹把车倒入了机舱。加上飞机里已经有的两辆陆虎车，三辆车一起被固定在了机舱底部。同时，侦察营士兵已经和参与行动的另外一支部队汇合。布克瑞斯记得，有好几位伞兵吻别了一同前来机场的连队秘书。
这个时候，阿维从附近的基地带回来一沓恩德培机场的航空照片。这是摩萨德情报机构在前一天用小型民用飞机拍摄的。照片排除了在大楼四周和顶部驻扎有大规模乌干达军队的可能性——至少在收集情报的当下是如此。这减少了人们对伤亡总数会居高不下的顾虑，也支持了人们对行动会取得成功的看法。参谋长如果没有口头上提前得到这些情报，他自己也不会批准计划。
侦察营医生大卫在罗德机场等候期间，得知他的医疗小组被从行动人员名单上剔除了。很显然，大家最后一刻才发现，突击队有一个医护人员就绰绰有余了。大卫对决定很不满意，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独自治疗伤员。这也使得他除了当医生，还要更多地承担起护理员的角色。“我想，我需要护理员来协助治疗伤员。这是毫无疑问的，”大卫说。“约尼很忙。我过去跟他说：‘这是一个失误。’他说：‘事情就这么定了，’后来，事情就告一段落……我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给亚力克腾出位置。亚力克是一位老兵，表现很棒。约尼信任他的战场表现，认为这么做是值得的。”
约尼告诉士兵，他们立刻出发前往沙姆沙伊赫，而且在那里中转之后继续飞往恩德培。他说，内阁正在开会对行动作出决议。他对行动作了一些补充性的指示，但是他的最后一次通报会是在沙姆沙伊赫。到那个时候，他将召集所有的士兵。
等到外围防护部队的指挥官肖·莫法兹登上了大力神2号飞机，他才有机会跟驾驶员那提商议两人配合的事情。比如，他们一致同意，到了解开车辆或者打开货舱的时候，那提会闪烁舱内的信号灯提示士兵。在最后一刻才协调这些事情，这与空军和侦察营一贯的做法是相违背的，然而，这确实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相互沟通。
佩雷斯和古尔到罗德机场给部队送行。佩雷斯写道，他赶到罗德的时候，来自各个部队的指挥官都来问他，内阁是否会批准这次行动。肖姆龙告诉佩雷斯：“西蒙，别担心。一切会进展顺利的。”佩雷斯记得：“约尼过来和我握手，并告诉我这架飞机堪称一流。”26佩雷斯和古尔只停留了几分钟，就匆忙返回特拉维夫。那里将要举行全体内阁成员会议。
约尼和阿维还有时间讨论新的情报资料以及它们的作战意义。“情报还在从各个方向涌来，”阿维说，“我们也加以认真讨论。最后，等到士兵准备开始登机的时候，约尼告诉我：‘跟我到沙姆沙伊赫来。’我说：‘约尼，我现在没有任何武器或者类似的东西，然而你让我到沙姆沙伊赫去？那又能怎样呢？你们都下飞机而我一个留守。这不合情理吧。’最后我说服他，自己无论如何不能跟他前往西奈半岛。后来，我跟他到车里取弹药背心和装备包。”在约尼的要求下，他的司机为他打包好了餐盒；他没有时间来亲自做这些事。
“我们商量好，我开他的车回去，然后第二天早晨开车来罗德机场，在行动结束之后接他返回侦察营。”阿维说。“我跟他握手，并祝他好运。他握手的方式，让我感觉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行动，并具有非凡的意义。我想他能感觉到，虽然我不能明确说出他当时的所思所想。但不管怎样，他的握手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道别。他在微笑，但这个微笑却寓意着更多的东西。他不忘告诉我：‘按照我们的约定行事，这样就不会耽误其他事情了。’”
本加尔也在这里跟约尼道别。“约尼最后一个登机。我站在机舱门口跟他握手，并且告诉他：‘别担心。如果发生意外，我们会照顾好你的遗孀。’当然，我这么说很大程度上是开玩笑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因为阵亡而再也不能回来。我从不怀疑，他一定会回来。他告诉我：‘没事的，代我问候她、照顾她’——他说的‘她’就是布鲁莉亚。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到了下午1:20，4架大力神运输机开始从罗德机场起飞，同时还有第五架前往沙姆沙伊赫的后备飞机。这些飞机朝着不同的方向，每5分钟起飞一架次。这样，它们看起来就不像是在参与一个针对具体目标的行动。离罗德机场一段距离后，所有飞机都掉头向南。在往沙姆沙伊赫的途中，拉米·列维代替沙尼驾驶第一架飞机，以便让他熟悉好久没有开过的飞机。飞机在起飞前就检测到一些机械故障。虽然沙尼早些时候就确认过，参与行动的4架飞机经过了彻底检修，不过修理和更换过的部件也有无法运转的可能。问题虽然比较轻微，并很快得到了处理，但是他们出发的时候还是感到有一丝不安。
无线电设备在飞行期间被完全关闭，主要是因为以色列海岸不远处有苏联的监视船。飞行员的飞行高度也很低，以规避约旦的雷达系统。飞行高度低再加上夏天的热浪，引发了强烈的涡流。因此，士兵产生了严重的头晕和呕吐现象。“太难受了。我坐过大力神飞机很多次，但这是迄今为止最痛苦的一次飞行，”一位士兵回忆。“我们坐在吉普车里。因为飞机颠簸得实在太厉害，我们的头有时候都要撞到车顶了。我想，等到我们抵达恩德培机场然后打开舱门的时候，所有人都会瘫倒在跑道上而无法动弹。”27沙尼虽然对此无能为力，但还是为这糟糕的飞行感到愧疚。“我知道，我要带着他们飞行七个半小时。然后，他们要冲下飞机投入战斗。而现在飞行才刚刚开始，我就把他们折磨得死去活来。”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飞行后，机舱地板上已经满是呕吐物。最后，飞机降落在了沙姆沙伊赫。就在此时，隶属于以色列民用航空公司阿基亚的一架飞机上，飞行员打破了他们的无线电静默，发现他们降落的时候就通知了机场控制塔——所以，民航波段范围内的其他飞行员都听到了这样一句话：“看来地面要举行一场大狂欢了。”
部队下了飞机，而地勤人员忙着给飞机油箱加满油。即使现在，仍然只有一部分人相信行动会真正执行。肖记得，他当时在飞机着陆的时候还很好奇，他们可能会在机场过夜。
伞兵和格兰尼士兵在一个地下机库集合，而侦察营士兵在另一个机库。很多人因为这段飞行已经筋疲力尽了。亚力克甚至都没有力气走下飞机，于是让阿米兹给他拿一套换洗的衣物。同时，阿米兹也打来一壶水让他洗把脸。亚力克换了脏衣服走下飞机，然后在沙地里躺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过来。大卫给侦察营士兵分发治疗头晕的药片，同时多尔医生也给其他士兵分发。来自穆吉所属突击队的一位士兵，因为飞行期间一直呕吐而处于昏迷状态，身体十分虚弱，感觉不能继续行动。约尼命令一位名叫欧姆的装甲车指挥官，调派一名士兵到突击队。欧姆选了阿莫斯·格兰，他相信格兰在合适的时候开起火来会毫不含糊。约尼告诉阿莫斯，他会在飞行途中给他分配具体的任务。在此期间，他要到那位将要退出的士兵那里拿迷彩服、手提式扩音器和背包。背包里还装有轰开入口的炸药。
部队发放了便餐，士兵们都边吃边喝起来。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从飞行中恢复过来。此时，约尼又浏览了一遍情报资料，然后对各个部队训话。“约尼亲自跟每个人做简要指示，问他们是否清楚自己的位置，是否清楚其他人的位置，如此等等。”一位士兵回忆。28显然，与跟哈里尼的交流为基础，约尼对伊夫塔将要冲入二楼的队伍做解释，楼梯就在他们进入的第一个大厅的不远处。
约尼也给外围防护部队作了最后指示，强调他们必须在旧航站楼周围架设一道“有效的屏障”。这并不意味着要开启密集的火力，或者射杀没有威胁的乌干达逃兵；而是意味着采取主动对该地区进行彻底排查以防止外部势力的渗透——并且迅速消灭经过确认的目标。终极目标就是，让4辆装甲车变成一个真正的安全网。约尼再次强调，务必要把恩德培小镇通往机场北部的道路封锁。
肖的装甲车将会布置在入口广场相对靠近航站楼的地方，上面搭载有侦察营的前任军医艾瑞克·谢洛夫，他会在必要的时候协助大卫·哈森。艾瑞克问约尼什么时候要到大卫所在的航站楼。因为冲破火力线有危险，约尼告诉他：“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们就不需要你。你就待在原地。”即使艾瑞克在某个阶段加入了大楼的突击队，也必须在撤退的时候回到肖的装甲车队伍中，然后在最后一架飞机上一起撤离。约尼不想让战场上的士兵没有军医。
“随着形势的发展，约尼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位士兵说。“我觉得他更轻松了。他看上去更自在，好像已经得心应手。”27
除了约尼简短的通报会之外，地面主力部队的指挥官也发布命令：穆吉负责一楼的队伍；伊夫塔负责二楼的队伍；肖负责外围的队伍。
现在，约尼把士兵召集到他的周围。就在这时，他们收到两三次命令，要求他前往另一个机库听取肖姆龙的通报。但约尼告诉他们，听取他给他们介绍的情况目前来说要更加重要。这也是他跟全体士兵的最后一次讲话。他知道，他要努力传达给士兵的信息和灌输给士兵的信念对任务的执行至关重要。他说得很简单，但是这几分钟成功地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情况通报会，”宜兰·布鲁默说。“它很不一样，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约尼的报告以新的情报资料为开端，包括乌干达军队的安全带比预期要窄的评估，然后他又重申了行动计划的大致框架。
那个时候，约尼把在24小时匆忙的准备过程中累积的无数细节和指令都搁在一边，直接跟他们讲任务的重点。这次行动的目标是救出人质，他说。即使他们遭到攻击，即使人质确实没有在预定的地点，无论形势如何地出人意料，他们必须牢记目标并努力地实现它。这个目标必须是在行动的各个阶段引导他们做出决定的第一个念头。
约尼说，侦察营士兵要比恐怖分子优秀，所以只要每个人按照规定行事并且随机应变，他们可以很快制服敌人。这表达了他对士兵们按计划完成使命的绝对信心。他再次强调，对突击队来说，首要的关注点就是尽快地接近恐怖分子并消灭对他们有威胁的人员。他说，突击过程中会有人受伤，但没有人会停下来照顾他们。第一要务就是找到人质。只有在恐怖分子被消灭之后，伤员才可能得到救治。
“约尼的讲话简明扼要并且切中要害，”施洛莫说。“他的指令就是，每个人根据行动目标灵活应对不同形势，这正是每个士兵需要听到的……它让事情恰到好处。当你把无数的细节在一天之内灌输给某个人的时候，就会产生混淆。这个时候，有个人过来三言两语就把事情讲明白了。”
最后，他简单地提及了行动的意义——“那些触动心灵的言语”，约哈伊这样描述它们，可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得到重现：关键是不能向恐怖分子妥协，他说。以色列还有以色列的国防军，有义务不向这样的敲诈和勒索屈服，即使这意味着他们现在必须要远离国界实施反击。他总结说，这次行动的重要性无与伦比。一切都取决于他们；整个国家也在指望着他们。
“我记得在通报会上，曾被他的口才所折服，”阿米尔说。“他的话给了我极大的信心……你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好的行动前的通报会。”
“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一次演讲，”穆吉所属部队的一位士兵说。“他给我们的信心就是，他一定会成功。他的领导才能和个人素质对我们的影响简直是超乎想象。”
通报会结束的时候，丹尼·达刚和其他人一样走到约尼面前，瞥了一眼他拿着的航站楼的新照片。“我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一言不发，只是点点头，表示一切都会顺利。这让我感觉很好。”
欧姆也在通报会后找到约尼。他的装甲车被安排在米格战机和军事基地的旁边，然后他想知道对乌干达军队是先发制人还是伺机而动。欧姆对此不太确定，因为他记得装甲兵的开火命令在过去的24小时变更了好几次。“他明确地告诉我，我们可以先开火。但不要太猛烈，要适可而止。”而对米格战机开火的问题，约尼说，原则上他可以自行决断，但最后还是要等他的批准。无论如何，要在完全解除区域内的乌干达军队的威胁之后，并且被告知无需援助其他地点的时候，欧姆才可以对米格采取行动。
约尼给了塔米尔一张机场照片和一张乌干达地图，因为部队有可能经陆路撤退。“把它们收好了，以防我们有需要。”他说。
这在所有的航空照片中属于一张旧航站楼的特写镜头，显示出大楼外面或顶部没有大量的乌干达安全部队。上面也标示了两个遮阳棚，一个通往大厅的第二个入口，而另一个通往小厅的入口。分配给穆吉所属部队的大厅第一个入口没有遮阳棚。
一些士兵又来到另一个机库听取肖姆龙的报告。他说，大屠杀过去31年后，有人再一次妄图“选择”犹太人实施杀戮。参与行动的士兵有义务充当以色列国防军的远征军，以防历史重演。
穆吉回忆，在约尼的通报会之后，他和约尼停下来对一些与行动相关的细节进行了几分钟的讨论。突然，穆吉注意到肖姆龙正站在那里跟部队的其他人训话。他不知道早前就有人来叫侦察营的士兵去听肖姆龙的通报会，于是感觉有一点生气。他对约尼说：“这叫什么事儿。他们忘了谁才是主力部队。他们跟除了我们之外的所有人训话。怎么没有人理睬我们？”
“不，没关系，”约尼说。“他派人来叫过我们，但是我们自己在开会。所以，他也就听之任之。”
“你看，我们是做苦差事的人，而且我们也是准备去牺牲的人。然而，明天登上报纸头版的人将是肖姆龙、古尔和拉宾。”穆吉说。
约尼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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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际上，在乌干达服役的以色列士兵一到这个国家，就被警告乌干达哨兵会如何地开枪不眨眼。哈里尼说，尽管他有乌干达的高级军衔，但每次夜晚接近岗哨的时候，他经常会举起双手。
第七章
约尼问我：“你知道什么是‘自由’吗？”八岁的我答道：“就是无拘无束啊。这就是希伯来语把这只鸟称作‘自由’的原因。没有了自由，它就无法生存。”
十四岁的约尼和他同龄的朋友站在我的前面。我坐在自家院子的地上，手里抱着一个用硬纸板制成的笼子。笼子的一面挂着屏风，里面装着一只麻雀。
邻居家的一个小孩，经常无所事事地在街上游荡。后来，他在学校旁边的一片小树林里发现了这只鸟。不知为何，他决定把鸟儿送给我。突然间我觉得，我和这只毛茸茸的小鸟如此有缘！我在笼子里加了些干草，洒了些面包碎屑，还放了一小盘水。我用自己的双手，为这只小鸟创建了一个完美的家园。第二天清晨，我绕过屋子的外墙边再去看小鸟的时候，听到一阵因为恐惧而发出的尖叫声。我急忙跑去，发现一只大花猫正用它的爪子拨弄着笼子顶部，试图扯下屏风。它张大了嘴，露出獠牙。我朝它扔石头。这时，它扭过头来，看到我和扔向它的石头，立即闭上嘴，动作敏捷地消失在了栅栏外。屏风后灰色的小鸟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只有不停抖动的嘴里发出吱吱的惊恐叫声。我所有的心思几乎都围绕着这只小鸟。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坐在那里保护着笼子。正在思忖着该干些什么的时候，约尼和他的朋友过来了。我自然要努力地想一些理由，让约尼相信这只鸟应该待在我身边。而他却耐心地向我解释，什么是自由——对一只鸟儿来说，自由就意味着在天空翱翔，让地上的人们仰望。
在我向他解释鸟的来龙去脉之后，他说：“莫伊和我准备把这只鸟放回林子里，然后给他找个鸟窝。”
最终，他说服了我。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屏风。约尼把手伸进我打开的狭窄入口，捧起了鸟儿。渐渐地，在从家门口一直延伸到林子的那条泥巴路上，他们离我远去。
后来，约尼独自一人回来了。他只是简单地告诉我，一切都已经妥当——他们为鸟儿找了一个很好的鸟窝。
我不再问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是否因为没有带我去林子里而向我隐瞒了一些事情。
※※※
我坐在约尼和图蒂公寓的一个房间里。约尼是一名大学生，正在学习；而我，在为高中的功课而奋斗。后来，我请他帮我复习切尔尼克夫斯基（巴勒斯坦作家与诗人）的诗歌“阿波罗神像”。虽然在美国待了四年多，但回到以色列已经一年有余，所以对这些希伯来文的诗歌还是感觉很棘手。还记得上一个冬天，在比比的帮助下我才顺利完成了关于拜力克（以色列著名诗人）诗歌的论文。那时，他在每天日常训练外难得有短暂的休息，虽然回家已是厌烦不堪、疲惫有加，但还是陪我挑灯夜战。
约尼跟我一起读着诗，渐渐地，他开始为这些诗所吸引。他内心里最朴实的情感，为这些或高亢、或婉转的诗歌所激发。我对此了然于心，这正是他生活的动力和源泉。读到一半的时候，他用一种平稳的语调大声朗诵起来，仿佛沉浸在那舌尖上优美的旋律里：
“……看啦，我第一个回到你的身边，
现在，我摆脱了死亡的苦痛，
现在，我打破了灵魂的枷锁，
我激荡的心，已经归属这方热土，
……我为生命而倾倒，只因它的勇气和美丽……”
他的声音带有几分深沉和成熟，完全不像他第一次朗诵亚博廷斯基（以色列诗人）的希伯来版本诗作时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们还住在费城。家人们在餐厅聚会，约尼最后一个到达。当时，他出现在门口，手里还拿着一本摊开的书。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他读的是埃德加·爱伦·坡（美国诗人）的诗，先是一首《乌鸦》，接着是《安娜贝尔·李》。那种朗诵的声线和情绪，甚至让我们惊叹不已。我本以为他朗诵完了就会坐下来，但很显然，他天真无邪的激情在久久回荡（特别是对11岁的我来说），那种场面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记忆里——他朗诵那些美丽的诗句时所积聚的力量、他振奋人心的声音、他看书时犀利的目光。奇怪的是，在年龄稍大一些后，我开始四处搜罗这些诗歌的翻译版。当然，主要是英文版我吃不消。现在在耶路撒冷，我认真聆听着他，在他朗读时搜索着扉页上的字句。我们欣赏完诗歌后，图蒂坚持让我留下来过夜。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我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出去等巴士车。天色已经暗下来，气温也低，这个时候出门只有冰雨淋头了。
※※※
“我今天开车来的。”约尼告诉我和比比。那是一年以后的事情，读高二的他已经拿到了美国驾驶执照。“突然，我意识到自己开得太快了。就像往常一样，车有时候在曲线漂移。我想，‘肯定是方向盘打得太厉害了，导致刹车来不及。果真是这样的话，小命休矣！’对我们而言，生命一下子变得很真实、很可贵。后来，车就开始开得慢了、仔细了。我的生命，就好像被一根细细的长线所牵引。任何时候，只要稍微不留意自己的行为，这根线就啪嗒一声断掉。”
又过了一年，那是一个雪花纷飞的冬天。我独自一人来到阁楼上。我发现了约尼高三时候的一个笔记本，那是他到以色列参军之前留下的。笔记本的其中一页上有一首莎士比亚的诗。我慢慢地读着，只能理解一部分，而且基本上也是借助他在笔记本上记录的一些简短的课堂注释。这就足够了，我已经可以领悟其大意了：
像波浪滔滔不息地滚向岸边，
我们的光阴时刻奔赴着终点；
后浪和前浪不断地循环替换，
前推后拥只是为了奋勇向前。
※※※
在耶路撒冷的家里，我们围坐在餐桌旁享受着安息日的午餐。父母们坐在桌子的两端，而学龄的孩子们坐在四周。白色的桌布上，散落着用餐后的碗碟和面包屑。餐厅里，回荡着大家轻松的谈笑声。敞开的窗户外，朵朵红花摇曳生姿。那是母亲原来在花园里种下的一棵树。
坐在右手的约尼喝了一口杯里的水，满心欢喜地说道：“这水，味道很不错呢。”
约尼又喝了一口。这次，他把水留在嘴里一次又一次地蠕动，发出汩汩的声音。回味过后，再顺着喉咙吞下去。他独自傻笑着，一脸满足的神情。此时此刻，生活对他来说比任何东西都更富有意义、更回味无穷。
第八章
周六下午2:00，内阁会议召开，总理拉宾和国防部长佩雷斯都期望会议能够速战速决。因为，他们两人都是行动的支持者。不过，会议上的争论远比他们的预期持续得要长。在总参谋长古尔递交一份行动纲领时，一位部长就发问：“你估计会有多少伤亡？”古尔说，这很难预测。但根据昨天的模拟训练，他觉得行动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很大。损失可能很低，但可能也有近20名人质将被杀害。29同时，古尔也承认，谁也无法预料在一次军事行动中会发生些什么。成功，来自出其不意。如果恐怖分子哪怕提前一分钟得到预警，只需几颗手榴弹和一阵冲锋枪扫射，他们就可以将人质全部杀害。那样，突击队到达的时候，人质将无一生还。而且，突击队还要在数小时的长途飞行之后和恐怖分子交火。哪怕是任何一点差错，都会造成致命的危险，那就是整个突击队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古尔强调，参与行动的队员全都是以色列最出色的军人。
古尔的分析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冗长而令人筋疲力尽的辩论开始了，有人提出许多质疑，也有人持有保留意见。
毫无疑问，这是以色列政府有史以来面临的最艰难的抉择之一。拉宾总理直言，如果这次突袭行动失败，政府将不得不引咎辞职。但到了最后的表决时刻，所有人都举手以示赞成。而仅仅两天以前，内阁还投票一致决定向劫持飞机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人阵”妥协，满足他们的要求。新的决议由内阁成员集体做出，但最终的责任却落在了总理伊扎克·拉宾身上。
下午3:30，在以色列政府调兵沙姆沙伊赫的一个多小时以后，消息传来，要继续执行命令。实际上，在内阁还没有达成决议时，为了争取时间，调兵的命令事先已经发出了。如果内阁否决突袭行动的话，兵力仍然可以撤回国内。
约尼上校告诉侦查营的士兵，他们要起飞了。“准备行动，”约尼向队员们高呼，声音被刚发动的引擎的轰鸣声所淹没。
“约尼把这个消息四处传达给队员，而队员们都对展开行动表示惊讶。”谢尔穆回忆道，“约尼并不是渴望战斗，而是对继续执行命令没有丝毫的顾虑。你可以看出，他感觉非常舒服，现在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其他队员也都有同感：自从命令下达的那一刻起，约尼就表现得格外轻松自在，而且整个飞行过程中都是如此。
虽然不免有一点焦急，队员们的整体气氛是非常积极乐观的。在他们从罗德登机出发的时候，其实一直就非常自信，只是现在这种自信变得愈发地强烈了。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这项使命。“在离开沙姆沙伊赫的时候，我感觉很棒，我已经为行动做好了准备。甚至在我的脑海深处，我没有任何的觉得自己还没有充分准备好的担忧。”一位军官这样回忆。而就在十二小时以前，他在入睡时还心神不宁，担忧侦察营还没做好准备。要知道，他可是经过了模拟训练和一整天繁琐的准备工作的。昨天还在和朋友商议如何让突袭行动被否决的另一位军官，说道：“我们登机的时候是如此的自信。更重要的是，这种自信是被约尼上校激发的。”对于成功地解救人质，队员们不再有任何的怀疑。现在唯一让他们担心的是，能否从恩德培机场脱身。在远离以色列几千英里的非洲大陆被阻击的可能性，也萦绕在他们心头。
士兵们被要求马上登机。为了保持行动的隐秘性，在到达沙姆沙伊赫之前，约尼上校没有让突击队员穿上迷彩服。后来登机之后他发现，飞机上的空间太拥挤了，无法更换服装。布克里后来回忆说，他们站在飞机跑道上，迅速脱下了平日深绿褐色的军装，然后换上斑点式的迷彩服。
这个时候，肖姆龙将军刚好经过，他朝队员大吼：“你们在这里干什么？谁需要这些无用的东西？”士兵们没有回应将军的咆哮，一直到换装完毕。“整个行动都依赖于这个计谋的时候，他却说我们换装毫无意义。而且，我们还要对计谋守口如瓶呢。”布克里说，“在你参与如此重大的一个军事行动时，突然有高级军官开始对你大喊大叫，而仅仅是为了一个二十秒就可完成的小事情……这确实让人感觉很不好受。”
4架大力神运输机的装载量比平时训练时所允许的大得多，也可能比任何一架大力神曾经的装载量都多得多。飞机的油箱装得满满当当，就连机翼油箱也是。除了空军的机组人员外，沙尼驾驶的大力神1号搭载着侦察营的29名突击队员、3辆军车，以及52名伞兵和肖姆龙将军的部分指挥官。
那提驾驶的大力神2号也许载重量更大。它搭载了侦察营的2辆装甲车、16名士兵、肖姆龙将军的指挥用吉普车和另一半指挥官，外加17名伞兵。
大力神3号由少校阿耶驾驶，搭载了侦察营的2辆装甲车及其士兵、30名戈兰士兵及其吉普车。
哈利里驾驶的大力神4号上，有2辆法国标致生产的卡车，一辆为戈兰小分队准备，一辆为运输油泵准备。这架飞机还搭载了自己的油泵、10个人的加油小组、10个人的医疗小组以及20名戈兰士兵。
沙姆沙伊赫的机场跑道横卧在一个低矮的山丘上，以致飞机在加速起飞的时候很难识别跑道的尽头。不过，大力神飞机正是为这种临时的战地跑道而生，飞行员也习惯了短距起飞。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感到极度的震惊，因为飞机加速非常吃力。在控制塔的人员看来，好像飞机还没离开地面，跑道就到了尽头。更糟糕的是，沙漠里近100度的高温使引擎的动力降低了三分之一。沿着跑道、迎风向北的一段行程，似乎特别的漫长。最后，飞机终于凭着一点累积的速度腾空而起，冲入云霄。
飞机爬升到一定的高度，沙尼想掉转方向朝南飞，但他发现不能这样做。飞机现在的飞行速度只离可能熄火、失控甚至坠毁的速度高出两三节而已。大力神的速度怎么也上不去，沙尼每次试图转向的时候，飞机就会开始剧烈晃动，以至于他又不得不回归原来的航线，以确保飞机及其负荷的安全。“估计没有哪个负责的飞行员曾经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操控过飞机，”沙尼说。
过了不久，飞机趋于平稳并且有惊无险地实施了转向，朝南飞向非洲大陆。飞机保持水面上200英尺的高度超低空越过广袤的红海，以此来规避东边沙特和西边埃及的雷达监控。不过，由于海面上的气穴比陆地上的少，这段航程比前一段明显轻松了很多。当有过往船只被机群探测到或被机组人员亲眼所见，飞机便一个急转弯以尽可能远离它。所以，地面上没有人注意到这四架南向航行的军用飞机。当然，这使得飞机不断地偏离预定的航线，又一次次经过精确导航后恢复正轨。白天，飞行员可以通过肉眼观察来列队飞行；而夜幕降临之后，他们就不得不依靠导航雷达。
飞机在狭长的红海上滑行了很长一段距离，它们必须保持低空飞行，直到抵达某个特定的坐标位置。这样飞机才能开始爬升然后掉转西南方向，飞抵埃塞俄比亚。因为埃塞俄比亚没有可以在夜间追踪战机的有效雷达系统。一旦进入该国领空，飞机就可以在20，000英尺的高度航行以节省燃料。
在大力神1号的机舱内，士兵们挤在一起，几乎没有可以任意挪动的空间。伞兵都拥挤在装甲车和两侧舷窗之间的位置。侦察营的士兵则占据了机舱的中间位置，有的坐在车里，有的卧在地板上，有的躺在引擎盖上或奔驰车顶上。除了战士们偶尔有只言片语的交流外，整个机舱非常地安静。大部分的时间，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也不时有人透过舷窗眺望蔚蓝色的大海，以及沙特阿拉伯的广袤沙漠和大海相连的海岸线。
奔驰军车前部和后舱门之间的位置挤着约尼上校和穆吉，他们在向阿莫斯·戈伦传达这次行动的任务。三个人都靠在舱门边，席地而坐。阿莫斯是顶替在第一阶段飞行任务中生病的士兵而最后加入突击队的。他对作战目的地的布局和各个小分队的任务都只是略知一二。约尼上校一边解释，一边在一个呕吐袋的背面画上目的地和进攻路线的草图。约尼和穆吉告诫阿莫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阿莫斯都应该紧跟在穆吉的身后。
“就在约尼上校把所有的情况向我解释的那一刻，我们都非常清楚，政府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诸多便利，以开始执行这次行动……但是他表现出异常的镇定……继续向我解释我的工作内容，就好像我们在做一个日常训练。”
约尼和穆吉爬上奔驰军车，坐在了前排座位上。约尼掏出口袋里随身携带的一本书，开始读起来。他经常在必须为某事而等待的时间里读书，这也是他为什么揣着书的原因。但是，他知道这个举动会给队员们带来一些影响。队员们至少可以看出，他没有一点紧张。读完一个章节，约尼情不自禁地笑起来，用一种嘲讽而又带着羡慕的口吻对穆吉说：“你看，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和他们相比，我们算什么呢？”这时，他发现阿米兹正站在车前，调整奔驰车头上的乌干达国旗的方位。“他是一个神奇小子，叫阿米兹。”约尼告诉穆吉，话语里带着几分慈爱。后来，阿米兹坐到奔驰车里和约尼闲谈了一会儿。他们谈到了“一点生活感悟”，阿米兹回忆说，“同时，约尼也谈到了我们将要做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如何重要。”
没过多久，飞机遭遇强气流。机舱里的奔驰军车开始上下颠簸，车里的士兵都跳下来。约尼摸索着来到驾驶舱，力图用自己的方法来稳住车辆。
平常宽敞的驾驶舱差不多被军官们塞满到了极限。大部分人坐在矮小的柳条凳上。沙尼坐在靠前的主驾驶的座位上，而爱因斯坦坐在右边的副驾驶上。紧挨在他们身后的是飞机的导航员，其中一位是来自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拉米·列维，现在他正密切关注着飞机上的杰普逊导航图。必要的时候，他准备和恩德培机场的控制塔进行沟通，并且要把话说得直白而不漏破绽。在对导航图上的东非国家机场进行研究之后，他觉得最好是伪装成一架小型的肯尼亚飞机，从靠近乌干达边境的肯尼亚凯斯莫机场起飞。拉米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他要用到的说辞。然后，一屁股坐在机舱的地板上。他在身旁铺开一份乌干达地图，好为飞机的降落方式做一番准备，也好打发时间。
爱因斯坦让人递一块蛋糕给他。原来，装卸工程师们有在飞行期间给机组人员准备食物的习惯，因为一旦货物装机后他们几乎就无事可做了。实际上，他们在飞机驾驶舱的后部用托盘装了一只蛋糕。而约尼坐在蛋糕旁边，就给爱因斯坦递上去一块。但是，这位副驾驶员又把蛋糕递了回来，对约尼说：“不对，我要中间有奶油的部分，不要边上的。”
约尼笑着嘲讽道：“这些驾驶员都被宠坏了！可怜的家伙们，居然还不吃蛋糕的边角。”他又递上去一块，自己也吃了一些。
约尼和肖姆龙不断地向导航员问起他们的准确位置和飞行线路。沙尼和肖姆龙、约尼商议，并且再次同意，无论他们发现跑道是有灯光还是漆黑一片都要设法登陆。他们全力支持沙尼的计划，如果跑道灯光熄灭，他会假装成一架遭遇不幸的飞机的驾驶员。约尼再次研究了新的航空照片，也和肖姆龙、步兵和伞兵指挥部的海姆·奥伦中校一起，核查了很多的细节，其中包括他们乘坐指挥吉普车抵达旧航站楼的准确时间。30
约尼也和驾驶舱里的马坦·维尔奈交流了一会儿。这两人不仅在部队里彼此相识，而且在耶路撒冷一起长大。1968年，当他还在希伯来大学读书而且正在决定是否回到部队的时候，约尼找到维尔奈寻求建议。“你会怎么办？”他问，“我是应该回到伞兵营当一名连长，还是加入比比领导的侦察营？”当时还在伞兵部队的维尔奈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他是约尼的话，他会选择加入侦察营。不过几周的时间，约尼就加入侦察营成了一名初级军官。差不多8年以后，作为侦察营的现任指挥官，他和维尔奈坐在一架飞机的驾驶舱里，正朝着南面越过非洲大陆。
现在，约尼正跟海姆·奥伦中校聊天。他们自哈鲁突击队共事起就认识了。谈话的过程中，有那么一刻，约尼说：“如果他在现场的话，我非得杀了他。”
“你指的是谁？”海姆问。
“伊迪·阿明。”约尼说。
海姆非常震惊。他敦促约尼从脑海里打消这个念头，但是却被当作耳边风。“你不能那样做。这件事还没有经过商议，必须征求上级的批准，”海姆说。
“我不打算请示。如果阿明在现场，我就会杀了他，”约尼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从约尼的观点来看，其中的理由是不证自明的。
7年以前，他在写给图蒂的一封信里说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疯狂的世界！20世纪，我们登陆月球并且有了更多的期待；20世纪，我们经历了希特勒的大屠杀，也见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然而，我们还没有汲取教训。今天，我们依然看到比夫拉地区（位于尼日利亚东南部）的人们因为饥饿而死亡，并且没有一个人为这个丑恶的世界来弥补些什么。我们所有人——包括伊斯瑞尔和我——都忙于自己的战争，而且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和我们的军队一道，来阻止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没有。没有人想牵连其中。人类是多么奇怪的动物啊。”31现在，他暗暗地下定决心，如果他碰到了那个叫伊迪·阿明的人，他一定不能让他活着离开。因为阿明屠杀了他成千上万的同胞，因为阿明把经过刑讯逼供的受害者从坎帕拉（乌干达首都）的尼罗河酒店的顶楼扔下。
飞机尾部有很多人已经睡着了。他们完全被这个星期以来累积的疲惫和防眩晕药片引发的困倦所征服。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有睡。有一些人在忙着检查弹药背心这样的简单工作，而另一些人在夜幕降临后的昏暗机舱里调校准星。否则，他们就无事可做，只有呆坐在那里梦想着即将到来的战斗或者在生命中经历过的事情。布克瑞斯一直坐在吉普车里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整理他的弹药背心和冲锋枪。他的旁边放着一挺机关枪，同时他也在研究周围士兵的神情。
阿米尔一刻也没有合眼，即使离他上次睡觉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天半。“我们在飞行。甚至有那么一会儿，我们意识到我们回不去了，即使想回去也不行，因为燃油不足。很多士兵都进入了梦乡——但我却不想睡，一刻也不想。这期间，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回想自己将要做的事情以及该怎么做。我没有因为恐惧而动摇，但还是非常紧张。”
飞行过程中的某个时候，穆吉叫阿米尔和阿莫斯过去。这两人被分配使用扩音器，而穆吉想跟他们讨论的是，究竟该对人质喊些什么话。他们再一次确认，战斗打响的时候，应该引导人质趴在地面上。
施洛莫打盹的时候，脑袋时而抬起时而低下。某一刻，他醒过来之后在飞机上四处走动，伸展腿脚并查看周围的情况。他发现约尼坐在奔驰车里，静静地读着一本书。他心里想，这个场面太特别了。来自伞兵部队的苏林坐在奔驰车的旁边，他惊讶地发现约尼在读一本英文书。和周围大多人一样，苏林也无法入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机舱里太拥挤导致手脚都无法伸开。每次苏林想把腿伸直一点的时候，腿就钻到了车底下。他发现，想要睡着可真不容易，因为在你腿部几英寸的地方，有辆车在上下晃动。
几个小时过去了，约尼也有了睡意。在驾驶舱的后部，有一个两张小床组合而成的双层铺位。下层的床已经损坏，而上层的床完好无缺，而且还空着。肖姆龙看出了约尼的疲惫，对他说：“你可以睡这张床。去的路上你睡，回来的路上我睡。”5约尼让导航员在着陆前大约半小时的时候叫醒他。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蓝色的可充气枕头，把它吹得鼓了起来，然后爬到了床上。他把枕头搁在脑袋下，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没过多久，沙尼也想睡觉了。离飞机着陆还有好几个小时。“我转过头，发现约尼睡在那张床上，”沙尼说。“一般情况下，如果有营队指挥官在那里休息，我会很礼貌地、坚定地要求他到飞机后部去的。而这一次，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的理论就是，对突击航站楼的第一支队伍来说，他们幸存下来的几率是50％。我对自己说：他在行动中要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这是肯定的。他在这里争分夺秒地休息，难道我要把他叫醒吗？不过话说回来，我也想躺一会儿。他蜷缩在床边上。我在他旁边躺下，然后逐渐地靠近他，直到两人只有咫尺之遥。”
沙尼闭着眼睛躺在那里，但是他们很快就要冲锋陷阵了。他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感到自己的心在剧烈地跳动。他问自己，他会设法顺利降落飞机吗？还是会在降落之前必须盘旋几圈吗？那样的话，整个机场就会被惊动，而恐怖分子也会警觉从而杀害人质吗？因为飞机降落的失误，他们会不执行使命就被差遣回去吗？这些问题的变数在他的脑海里反复地呈现。
“从国家层面来讲，我害怕任务失败——不仅仅是因为会有人牺牲或者受伤，更是担心如果我们没有取得成功，反而会引发一场灾难。”沙尼解释说。古尔前一天的话还在耳畔回荡，正如他所说的：行动成功的重任都落在了飞行员身上，而对侦察营士兵来讲，把他们送到特拉维夫或者恩德培都差别不大。
“我跟他鼻子对着鼻子，隔着一英寸的距离望着他。而他睡得如此地安详，就像一个小孩。我问导航员兹维卡，约尼是什么时候睡的，然后他说：‘你瞧，他睡着了。我们只需在降落前一会儿叫醒他。’我情不自禁地想：他的这份平静是怎么来的？很快就要投入战斗了，而他现在睡在这里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一样！我爬起来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5
沙尼起来之后，拉米·列维决定去伸展一下筋骨。他把约尼挪了挪，以便给自己腾出睡觉的地方。“他稍微翻了个身，然后又继续睡。我在他旁边躺着，休息了一会儿；我知道，我睡不着。我也不知道约尼是谁。我只是看见一位穿着迷彩服的中校军官躺在那里，显得疲惫不堪。那时我不知道，原来他就是侦察营的指挥官，但我在驾驶舱见过他。在我看来，他是要负责一些事情的。现在，我只能对自己说：‘这些家伙也许几天都没睡了。’我记得脑海里当时闪过一个念头：也许，这是他们睡的最后一觉，谁知道呢！”
当飞机已经靠近维多利亚湖的时候，他们叫醒了约尼。大多数是跨过非洲大陆的飞行都要穿越埃塞俄比亚领空的。飞行员利用暗号指代航线上的预定地点，一次又一次报告自己的方位。
飞机离开了埃塞俄比亚的边界线，进入浩瀚的鲁道夫湖的上空，然后继续朝着西南偏南的方向穿越肯尼亚的西部边界。尽管飞机飞得很高，头顶的非洲云系还是使得飞机不时地遭遇降雨。他们在无线电波里听见了恩德培的控制塔和一架从机场起飞的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之间的通话。这在预料之中。以色列时间，大约上午10:30，他们抵达了维多利亚湖，飞临肯尼亚小镇附近的海湾。然而，他们遭遇到了极度恶劣的暴风雨天气。高电荷的空气产生的静电在飞机挡风玻璃外释放出跳跃的闪电。此时，3架飞机在风暴中向下盘旋了大约6分钟，然后悬停让突击队员有时间展开主要行动。
大力神1号继续在维多利亚湖上空独自飞行。航线先是朝西飞向恩德培南面的一个大岛屿，然后在那里可以掉头向北抵达恩德培。现在，波音707指挥飞机已经赶上大力神1号并且在头顶盘旋。大力神1号和波音飞机进行第一次联络。此时此地，无线电频率已经超出了阿拉伯国家的范围，他们可以自由地使用希伯来语交流，而无需任何暗号。“你看见跑道指示灯了吗？”佩拉德问沙尼。
“还没有。”沙尼回答。
当他们穿越维多利亚湖上空风暴的时候，约尼回到了机舱。一些人还在睡觉。约尼挨个地把他们叫醒，然后告诉他们穿上装甲准备降落。在奔驰车里打盹的吉奥拉回忆说，约尼叫醒他的时候面带微笑。后来，约尼又俯身叫醒了睡在车子底下的阿米兹。施洛莫一直在思考那个士兵们老生常谈的问题，该穿多少衣服在身上——机舱外面的风暴让他无法预知乌干达到底是热还是冷。亚力克在飞行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睡在吉普车的引擎盖上，醒来的时候不禁感到饥肠辘辘。在沙姆沙伊赫分发的餐点，他一点也没有吃。所以，他现在走到驾驶舱找点东西来充饥。
伊夫塔队伍中的一位年轻士兵拉尼·科恩，自从飞行开始就一直在睡觉。部队从沙姆沙伊赫起飞的时候，还没有突击行动被批准的消息传来。拉尼心里暗暗觉得，传来的消息将会是让飞机返回以色列，所以就安心地睡下了。当他醒来的时候，突然发现飞机马上就要在乌干达登陆了。他第一次感到了有一点紧张。他朝临近的窗户外看了看，发现风暴已经被甩在身后，撒满天空的繁星照亮了下面维多利亚湖的湖水。拉尼回到了自己坐的位置上，回忆了一下行动执行过程中的步骤，然后又试着想象一下旧航站楼的布局和入口位置。
士兵在车里各就各位。飞机离登陆越来越近，士兵的兴奋感到达了一个顶点。约尼现在做的事情，是任何人在其他行动之前都没有见识过的。他穿梭在各辆车之间，有时候还爬上吉普车，给每一个士兵、每一个军官鼓劲加油。虽然只有三言两语，偶尔还会握手。
“因为有一点淡红色的光，我还记得我看到了他的脸。”施洛莫说。“他没有戴贝雷帽，也没有穿背心或者拿枪……他微笑着跟所有的人交谈，用一些话鼓舞在场的每一个人。好像他要离开我们一样，好像他知道自己的结局一样。他没有发布其他命令，而是尽力用他的自信感染着我们。我记得，他和队伍中最年轻的一位士兵握手……他看上去更像一位朋友……我有一种感觉，从现在开始，所有的一切或者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要依赖这些士兵了。约尼经历过无数战斗，但现场的很多士兵还没有见过他，或者不常见到。我记得，他从身边走过，半开玩笑地和士兵简单交谈，以缓解他们战斗前的紧张情绪。”
“记住，”约尼对他们讲，“我们所有的参战人员都是最优秀的战士。我们不怕天，也不怕地。”
约尼走到阿尔农的跟前，握着他的手说，“对于那些恐怖分子，你要毫不犹豫地消灭这些混蛋。”他也和自己队伍的士兵握手——其中有医生大卫和通信兵塔米尔。“没事的，”他告诉塔米尔，“好好干，不要有顾虑，也不要担心。”布克瑞斯正好坐在吉普车后排靠左边的位置，约尼走到他跟前说道，“你在笑什么呢，阿布，”并拨弄着这位年轻士兵一头浓密的黑发。
“在约尼和我们这些即将参战的士兵之间，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建立起来了，”布克瑞斯说，“这不像顶头上司对下属下达命令的方式，他们把命令一直往下传达，然后到你这个无名小卒。总之，你看不到高层将领。约尼给人的感觉就是，行动的指挥官和部队里最底层的士兵有着亲密的关系，比如像我这种年纪的人。飞机登陆之前的这次见面会，给我的感觉真的非常棒。”
一位侦察营的军官走到约尼跟前说：“不要和突击部队靠得太近，记住你指挥官的身份，而且你不能有任何闪失。”约尼对他笑了笑，回答说：“没事的。”5然后，他又和穆吉握了握手。
约尼来到驾驶舱待了一会儿。风暴已经退去，天空明如几净。正前方已经可以看到恩德培机场的跑道指示灯。明亮的灯光点起来，所有人都看得见。如果飞机在黑暗的笼罩中熄灯飞行，也能被地面发现。驾驶舱人员看见闪烁的跑道灯时，普遍有一种放松的感觉——显然，没有人预见到他们会来。沙尼继续小心地降低飞行高度。这样飞机就不会触地过于猛烈，不然的话，过重的负荷会让飞机着陆时轮胎爆裂。与此同时，机组人员也开启了常规的雷达着陆系统。这样，如果乌干达人突然产生一些怀疑并且在最后一刻关闭跑道灯，沙尼也可以尝试着陆飞机。
“一切都顺利吗？”本尼·佩拉德的声音从空中指挥部传来。
“一切顺利！”沙尼回答，“没有问题。”因为知道正在被录音，他尽力抑制住自己兴奋的语气。
约尼和肖姆龙、维尔奈一起，在驾驶舱监视着机场前方。在跑道的右边，是灯火通明的新航站楼。稍远处的东边，是看不太清的旧航站楼，但是灯光全都开着。约尼迅速走到队伍中间，穿上弹药背心，然后爬上奔驰车的前排座位。在他前面，就是机舱的后门。在他右边的汽车窗户旁边，站着刚从驾驶舱跟来的马坦·维尔奈，他已经在侧门附近就位。伞兵突击队将从这道侧门出发，在跑道上放置备用指示灯。
在飞机着陆之前，机舱后门徐徐开启。约尼甚至可以看到远处维多利亚湖上的黑色湖面。他吩咐阿米兹启动奔驰车。经过在侦察营基地的维修，点火装置一打就着。发动机开始转动起来。几秒钟之后，随着飞机触地时的一声猛然颤动，士兵看见跑道灯在向后飞速移动。布克瑞斯瞥了一眼手表，正是以色列时间深夜11:01——也是乌干达时间零点刚过。1976年7月4日已经到来。
飞机在抵达跑道中间地带的时候骤然减速，10名伞兵突击队员一个接一个跳到了沥青跑道上。而此时，飞机还在继续朝侦察营下机的地点滑行。同时，将汽车固定在机舱底部的绳索已经松开。
沙尼将飞机滑向主跑道和对角跑道的连接处，然后朝右边转弯将飞机停下。他已经将侦察营的突击队送到了预定出发地点。
信号显示要将舷梯一直放到地面，而梯子在沥青路面还没有放稳，奔驰车就已经冲出飞机，沿着机身一侧向右驶去，后面跟着两辆吉普车。
“我看见他们从机翼下方穿过，”沙尼说。“两个跑道的连接处非常狭窄，旁边还有一条壕沟。我担心他们开的奔驰车离飞机太近了，螺旋桨有那么一瞬间差点就要将车顶切掉。但是他们通过了，三辆车朝着连接通道驶去，消失在视野中。”
奔驰车离开飞机没多远，约尼转过头来以确保吉普车正在跟来。他命令后排的士兵和他们保持目光接触，然后让阿米兹继续开车。他们的速度保持在每小时40千米，因为这是人们正常驾车经过机场的速度。在他们右边不远处有一片平整的田野，旁边是一栋明亮的新航站楼。现在，他们正离开新航站楼，向右掉转车头来到通往旧航站楼区域的对角跑道上。
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曾经陪伴了他们长达几个小时的飞行，很快就消失在他们身后。一切都渐渐安静下来。现在唯一能听到的，就是汽车发动机低沉的吼叫和轮胎在沥青路面上碾过的飕飕声。外面的空气又热又湿，属于典型的热带气候。空气的触感、跑道两侧深深的野草以及在额前灯的照耀下如人一般高的草地蚁冢，都提醒着他们自己身处在一个陌生的、一无所知的地方。但对阿米尔这样的人来说，他们曾经大胆地想象非洲是个充满异域特色、狮子和鳄鱼满地跑的地方。现在，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依然是一个极其寻常的场景。这里和世界上其他的机场非常相似，当然也包括他们出发的罗德机场。
然而，他们不是在罗德机场，而是在一个敌方领土。他们暴露在所有人的视线中，并且因为在这里意外降临而没有一点点的防护措施。宜兰坐在吉普车上，好像有一种迷路的感觉，而且车灯的刺眼光线让他暴露无遗。这束光线不仅宣告了宜兰的到来，也照亮了前面的车辆。阿米尔坐在他旁边。在部队距离目标建筑越来越近时，他看了看周围的队友，心里暗想：“五分钟之后，他们中的那些人会依然还活着吗？”施洛莫也坐在同一辆吉普车上。他正在窥探远处旧航站楼方向射出的模糊灯光，并且在侧着耳朵认真地聆听任何声响。他是一个习惯通过经验来判断枪炮声和爆炸声的人，并且以此来预测是否有麻烦。他期望在某个时刻能够听到有枪声响起的迹象，因为那意味着人质大屠杀的开始。但是现在，一切依然寂静无声。
大约一分钟后，部队到达了那一段通往旧航站楼的引道。阿米兹示意大家发动汽车然后左转拐上那条路。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乌干达人的犹豫不决多酝酿一会儿，这样他们就不会开枪而延缓部队的节奏。乌干达人也许就隐藏在汽车前灯不远处的黑暗中。控制塔高耸的剪影离他们越来越近，甚至变得更大。
突然，两名乌干达哨兵出现在那条进路上，站在奔驰车前灯的亮光处。一个靠左，一个靠右。布克瑞斯的脑海里闪过一个画面，那是前一天晚上的模拟训练，约尼就在同样的位置安排了两名“哨兵”。这个时候，他意识到：行动将会一举成功。
当右边的哨兵走向奔驰车的时候，左边的哨兵立刻后退然后消失在了黑暗中。这个哨兵走上前的举动和阿姆农那天早晨跟约尼所讲的简直一模一样。哨兵敬完礼后发出了一声警告，然后端起冲锋枪瞄准奔驰车。冲锋枪上膛引起的金属碰撞声也能听到。几乎每个人都清楚，这个哨兵已经摆出了恐吓的姿态，要求前进中的车停下来接受检查——否则，他就开枪。32“我能确定这位哨兵要准备开枪，”拉尼说，“而不是也许。”奔驰车在离哨兵差不多20码（约18米）的地方，约尼示意坐在窗户边上的士兵准备用消音手枪展开行动。这仅仅是他们在侦察营演练过的一个突发事件。“这个哨兵必须要除掉，”阿米尔说。根据作战方案，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要首先使用消音武器解决难题。“约尼很冷静，”司机阿米兹回忆说。约尼指示他从左边接近这位哨兵，然后慢慢减速。这个举动就是让哨兵相信，他们的确在靠近以验明自己的身份——同时，也为了让他们的射击更精准。他们逼近了依然拿着枪瞄准他们的哨兵在黑暗中留下的身影。最后关头，穆吉喊道：“不要开枪！”他认为乌干达哨兵不一定真的会朝他们开火。(1)但是，约尼对该怎么做没有任何迟疑。就在奔驰车离哨兵只有几码开外的时候，约尼发出了开火命令。哨兵对所发生的一切看上去非常惊讶。约尼和坐在他身后右边窗户位置上的吉奥拉，用伸出窗外的消音手枪同时射击。哨兵向后一个踉跄晃了几下。即使子弹已经射中他，但他倒下并不是因为中枪的缘故。
响亮的枪声一下子打破了寂静。枪声的来源还不是太确定，也许来自某一辆以色列部队的汽车，也许是一些人所认为的来自被射杀的哨兵，甚至是来自其他乌干达士兵。不管怎样，即使抢先放明枪的不是乌干达哨兵，很显然他没有被手枪一击毙命。所以，当务之急是立刻消灭他。“我们不能遗漏任何一个携带武器的士兵……不然，他一旦意识到我们的行动企图就会开枪。”伊夫塔解释说。亚历克斯坐在奔驰车后排靠右的位置，甚至把没有安装消音器的手枪也伸出了车窗，开始朝他们刚才经过的乌干达哨兵射击。他发射了四角帽上7颗子弹中的6颗，并且相信最后一发击中了目标。吉普车里也传出了火力。当听到射击声时，阿姆农·佩拉德开动了架设在吉普车顶的机关枪，打算彻底消灭那个哨兵。吉普车里的人一起加入了战斗。从手枪第一次射击到消灭哨兵的整个过程，几乎就在一瞬间完成。
“我们无法再悄悄地接近航站楼更近一些的时候，”阿米尔总结说，“我们开始发射重火力。我敢肯定，如果不那样做的话，哨兵会朝我们开枪。”
第一个哨兵消灭之后，第二个哨兵又出现了。可以看出，他在竭尽全力奔跑，但没有逃到黑暗之中。他从沥青路上躲开我们，沿着两条跑道连接处的路灯一直跑，处于完全暴露的状态。不能留活路给他，因为他可能威胁到突击队的后方。布克瑞斯手里正握着一挺机关枪，在接到伊夫塔的命令后立刻开始射击。他所在的吉普车和乌干达哨兵都在前进，头一轮扫射没有击中目标。然后，布克瑞斯又在哨兵跟前抡起枪一阵狂扫，直到看见哨兵闯入横飞的子弹中倒下后他才松开扳机。
在这几秒钟的交火过程中，奔驰车已经前进了不少。枪声响起的那一刻，约尼命令阿米兹全速前进。旧航站楼离他们近在咫尺，耸立在他们面前的控制塔也在不过200码的地方。他们走过这段距离只用了几秒钟。在靠近目标的时候，约尼或许在亮灯的航站楼入口处看见了几个乌干达的武装分子。很显然，他们收到最新的一张航空照片是真实的，原来据说的大规模乌干达安全部队并不存在。约尼或许已经发现了一名或者多名恐怖分子，手拿AK-47冲锋枪、站在大厅入口附近(2)。但还没有人朝以色列士兵开火。约尼迅速观察了形势，命令阿米兹在控制塔前方向左边转弯，然后将车停在旁边。这个控制塔和航站楼之间的停靠点跟原计划不一样，比以前预想的要往前了20码。约尼的判断肯定是，这个地方比战前广场确实暗了很多，这样救援部队就不太可能被发现，而且士兵在下车的冗长时间里不太容易遭到攻击。
“停在这里，”约尼命令阿米兹，然后奔驰车突然一个刹车，轮胎发出刺耳的声音。“让发动机开着，”他说着就跳了出去。两辆吉普车紧跟着抵达，停在了奔驰车的后面。约尼朝着士兵大吼，让他们下车向航站楼展开突击。士兵们立刻从车里倾巢而出，四散开来。第一支队伍开始向十几码之外的目标推进时，还没有发生一轮交火。现在，大楼外面的恐怖分子肯定已经撤回到了大厅。侦察营士兵在跑动的时候，组成了一个三角阵形，为首的是约尼、穆吉或者其他人。而跟在侦察营后面的士兵，则组成了扇形队伍，还有很多士兵正从车里往外跳。穆吉跑在队伍的最前面，稍后一点的是约尼。他放了几枪，可能有一两发子弹击中了从大厅里刚冒出来的一名恐怖分子。看上去，有一名恐怖分子在大厅的某个角落朝他的同伙大喊：“乌干达人发疯了——他们在朝我们开枪！”33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恐怖分子被我们主要为乌干达哨兵所准备的计谋迷惑了。
不过几秒钟的功夫，先锋部队就抵达了控制塔远处的航站楼边缘。穆吉·贝奇这时闪到了左边，朝大楼的角落处冲过去。他背靠着墙壁，开始向广场方向射击。整个队伍立刻在他身后停下来。站在他右边空旷处的约尼对他大喊几声：“贝奇，前进！贝奇，前进！”34任何的迟疑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是约尼所担心的。而眼前的迟疑却在一点点的形成。对靠后位置的施洛莫·瑞斯曼来说，那一刻的救援队伍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上去有一点怪异和可怕——士兵身着斑纹式的迷彩服，蹲伏的身体前倾着，枪筒上圆形的准星向上凸起。“前进！”约尼又一次焦急地喊出来。哪怕是错失一毫秒的机会，特别是他们离人质如此近的时候，都会造成悲剧性的后果。“我们知道，”阿莫斯·格伦说。恐怖分子清醒过来只需要几秒钟，并且开始射杀人质。
然而，这次拖延只持续了几秒钟，因为约尼决定身先士卒。约尼向前冲过去。大约在穆吉停止开火的那一刻，他冲到了穆吉的前面。“约尼一边喊一边往前冲，而且我记得他超过了穆吉继续前进，”阿莫斯回忆说。“第一个从大楼拐角冲出去的是约尼。然后，他向右边闪了一下，以便让准备进入大楼内部的士兵从身旁经过。”“约尼开始往前冲的时候，那些原本在犹豫的士兵也冲了出去……他带动了整个队伍。”另一个士兵说。35扇形的队伍再次移动起来。伊夫塔看见约尼超过穆吉的时候明白了事态的进展，也开始跑起来并超过了穆吉。36伊夫塔和身后跟着的一名士兵一起闯入了大楼的第一个入口。因为，从那里可以爬上二楼。
与此同时，跑得飞快的阿米尔从后面赶到。当他跳下吉普车的时候，还找过他的指挥官阿姆农·佩拉德。他打算跟着佩拉德，但却不见人影。阿米尔认为，阿姆农应该在他的前面，而且他也担心阿姆农会独自闯入大楼。实际上，阿姆农还没有把自己从吉普车上解脱出来，还在车的后排呢。阿米尔尽力地往前跑，企图追上他的指挥官，然后尽快抵达预定的入口。为了避免速度慢下来，他听见约尼急迫的“前进！”的命令时，闪向右边并且超过了穆吉身后的队伍。而正前方，他可以看到自己将要冲锋的入口，然后一路超过了其他人。“其他的事情我都不在乎。我只记得约尼告诉我们要尽力地跑。所以，我就拼命跑。”
紧跟在阿米尔后面的是阿姆农。他正努力地跟上本应该在他身后的那位士兵。他甚至没有注意到，部队在抵达大楼侧面时显然已经停下来了。约尼超过穆吉之后，战斗再次打响。要说是谁第一个率先冲过大楼侧面然后进入灯火通明的战前广场还不太确定——约尼、阿米尔或者阿姆农？不管怎样，等到他们冲到大楼前面的时候，阿米尔和阿姆农几乎已经超过约尼了。由于职责所限，约尼跑得慢一些，这样他可以观察整个队伍并且监督他们的行为。有时，他会把头转向左边去看看突击队伍的布阵情况。“冲进去！”约尼在向前奔跑的时候努力地喊。现在，穆吉又开始跑起来，后面尾随着阿莫斯和另一名突击队员。
也许在汽车停下来之后的大约20秒钟，冲在指挥官阿姆农前面的阿米尔属于突击队的第一批队员，赶到了大楼前方不远处的位置。他们身后的穆吉和阿莫斯，与大楼贴得更近一些，几乎与约尼的队伍在同时推进。而约尼在大楼前方几码的距离之外，处于广场上更容易暴露的位置。现在，吉奥拉也可能已经超过了约尼，冲到了前面。其余的部队已经在他们身后散开。而约尼身后大约一码远的地方跟着指挥小组的成员塔米尔和亚力克。
就在此时或者更早一些的时候，一名乌干达士兵从大楼后面的一些板条箱上跳下。他将手枪瞄准了突击队并且正打算开火。几位突击队员立刻几梭子解决了他——而此时，一名恐怖分子用枪将大厅的玻璃打得粉碎。可能，他已经察觉到了事情的异样并开始朝玻璃窗外射击。
阿莫斯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他右边已经有人倒下。原来是约尼。他的前胸和手臂被击中，来自于AK-47冲锋枪的扫射。37
约尼几乎就要抵达指挥小组预定的地点，而且也许已经放慢了速度以便转头向左去查看队伍的行进情况。他被击中的那一刻，大约在大厅第一个入口的前方。38他也许已经注意到穆吉的队伍本来要进入这个入口，而却错过了。他的脸抽搐着，手臂向两边伸开，膝盖在身子下面弯曲着。伴随着一声惨叫他倒了下去，然后俯卧在地上。
“约尼受伤了！”塔米尔大喊。没有人停下来照顾约尼，因为他自己已经颁布过命令，伤员要等到突击行动结束后才能得到救治。队伍继续独自朝着他们各自的目标前进——就像一个机器的部件在自动运转。没有人来指挥他们，约尼也没有发出一句号令。因为他正躺在人质所在大厅的前面不远处，动弹不得。
阿米尔已经到了大厅第二个入口的正前方，于是直接转向了这个入口。一名斜靠在入口另一侧的恐怖分子从大厅里用AK-47冲锋枪扫射了一阵。或许，这个持枪歹徒没有瞄准阿米尔，不然的话，“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就没有射中我。”在阿米尔的记忆里，在他冲进大厅的时候听到塔米尔高呼约尼中弹了。就在这一刹那，他发现了那个恐怖分子的手并且边跑边向入口处予以还击。两人差不多只有5码的距离。他看到恐怖分子被射中之后不省人事，然后又继续往大楼里面冲。
正如以前演习的一样，阿米尔跨过门槛之后立刻往右拐。这时，他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进入大厅的以色列突击队员。但是，阿姆农紧跟了进来。阿姆农没有按照计划往右拐，而是当场决定往左边去。也许，他发现大厅左边的整个区域没有人守卫，因为没有人从第一个入口进来。阿姆农发现大厅左边有两名恐怖分子，一男一女。而且，两个人都斜靠或蹲伏在地面。他们刚从大楼外面进入大厅，并且准备向阿米尔开火。阿米尔冲进大厅的时候只跑了一小段路，没有留意到他们。然而，在两人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的时候，阿姆农就先发制人结果了他们。他跑到这两个恐怖分子的尸体旁把冲锋枪踢开。“阿姆农，停止前进！”阿米尔朝他大喊，以为他要往大厅再深入一点。
阿姆农之后，穆吉、阿莫斯和队伍中的另一名士兵也从第二个入口闯入大厅。穆吉奔跑的时候错过了预定的第一个入口。39阿莫斯在最后一刻加入穆吉的队伍，并且在大力神飞机上接到指令，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一定要跟在指挥官穆吉的身后。穆吉进入大厅之后朝阿姆农已经击中的一名恐怖分子射击。现在，穆吉手握武器站在那里，巡视着大厅里的任何一个动静。突然，从大厅左边的后面跳出来一个持枪歹徒。阿莫斯提起枪直接射中他的胸口，而子弹刚好从歹徒手握着的冲锋枪的管套穿过。40
大厅里看守人质的4名恐怖分子，曾经对他们产生过直接威胁，现在都被肃清了。这个时候——阿米尔消灭第一个恐怖分子几秒钟以后，突击部队遭遇乌干达哨兵还不到一分钟，从大力神飞机着陆开始过了大约三分钟——行动已经取得了基本成功。这是几秒钟以前中弹的约尼所不曾亲眼目睹的。
同时，来自阿姆农、穆吉和阿莫斯队伍的士兵们，继续从同一入口涌入大楼。和之前的先锋部队一样，他们开始的时候也紧紧地贴着大厅前部。
阿米尔把扩音器放到嘴边，依次用英文和希伯来文喊话：“大家都趴在地上！”要不是使用扩音器，他的声音不可能被听到，而且他对这种少有的公开讲话机会感到无比兴奋。大多数人质都斜躺在地上，更多的原因也许是被周围发生的事情震住了，而不是因为阿米尔的指令。但是，有几人立刻站起来了。阿姆农和阿莫斯端起枪就朝着大厅远处角落和楼梯附近一个站起来的身影射击。他们甚至在扣动扳机的那一刻，才意识到那是一个小女孩的身影。他们立即猛地抬起枪管。子弹打在了小女孩头顶上方的墙壁上。这个幼年人质是否明白她刚刚死里逃生，还真是值得怀疑。不一会儿，一个年长的人质又跳起来。士兵们发现他不是恐怖分子，就相互喊话不要朝他开枪。
但是，一些人质却没那么幸运，以至于在双方的交火中被射杀。三名人质牺牲——两名人质被以色列士兵的火力所伤以致身亡；第三名人质叫伊达，可能被一名阿拉伯恐怖分子当场击中身亡。
以色列国防军在行动前的评估就是，即使在行动取得“成功”的情况下也可能有十几名人员的伤亡。实际上，这次突击行动执行速度之快完全给了恐怖分子一个措手不及。因此，他们没有任何机会屠杀人质。侦察营士兵抵达航站楼时的情形非常理想：大楼灯火通明，所有的人质都在一个厅，而且突击开始的一段时间，人质都躺在地上休息或者睡觉——像那些看守者一样，他们完全被惊呆了。所以，突击以闪电般的速度制服了恐怖分子而没有使人质受到任何威胁，况且大部分的人质还没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些人刚清醒过来，而更多的人由于太害怕而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几秒钟之后，他们听到外面的枪声越来越近。大部分人都认为，他们的死期已至，屠杀即将开始。一名叫莎拉·戴维森的人质已经将年幼的儿子搂在怀中，以此来躲避枪林弹雨。那一刻，她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过不了多久死神就会降临。
面对侦察营在大厅里的闪电突击，只有一个小男孩还在无拘无束地玩耍。当他看到双方交火的时候，还拍着手高兴地喊着：“哇，太好玩了！真棒！”
希伯来文的指令充斥着大厅，一名士兵大声宣告，“我们是来带你们回家的。”接着，人们开始明白，不可思议的事终于发生了。在经过了似乎永无止境的落魄日子之后，在恐怖分子不断发布最后通牒和死亡威胁之后，他们曾屈服于一位德国女人尖锐刺耳的命令。她的残暴乖戾使人不禁想起大屠杀期间由她在伯克瑙集中营看守的那些幸存者。他们经过了犹太人的“筛选”，而那位德国恐怖分子就像他纳粹分子的祖先一样，还试图安慰他们，声称把他们和其他人分开是为了提高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数天来听过如跳梁小丑一般的乌干达暴君发表的声明，他尽情享受着国际社会的关注并且以落入他手中的一群人质为代价来自娱自乐。他们数天来一直处在对阿拉伯人怒火中烧的愤慨之中，因为一些人就是为了等待机会抡起枪杀害这些受诅咒的犹太人。就在他们中的很多人觉得死亡已经无法逃避的时候，这些年轻的以色列士兵突然如救世主一般在黑暗中降临。
与此同时，其他队伍控制了大楼剩下的部分。吉奥拉一直沿着大楼冲进了小厅。那里是以色列人质刚开始被囚禁的地方，而在他闯入的那一刻，还不清楚人质是否依然被囚禁在那里。他扫了一眼，发现没有人质，便抬起枪对着小厅和通往右边的走廊一阵扫射。小厅里有几张铺着被单的床，而且在他看来似乎其中一张床上躺着一个人（后来证明那张床是空的）。他的面前是小厅里唯一的桌子，上面堆放着人质的护照，而地板上堆放着很多行李箱。吉奥拉感觉，有人正在某处朝他开枪。当他打完弹夹的子弹时，一个箭步便闪回去更换弹夹。因为小厅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人，没有人为他打掩护。这时，他队伍中的两名士兵也冲进了小厅，然后开始借着火力向前推进。他们在小厅另一侧找到一个曾经被用作厨房的房间。一阵扫射过后，他们发现两名乌干达士兵倒在了里面。
属于阿姆农另一支队伍的施洛莫也进入了小厅。他本来是被安排进入大厅的，看来是进错地方到了这里。他知道，他本应该跟着穆吉进入大厅入口的，而且他也这样做了。但是，穆吉没有从第一个入口进入大厅而是从第二个入口进入的，因此施洛莫最终到了旁边的小厅。阿姆农队伍中的另一名士兵宜兰·布鲁默，也是如此。
甚至到了小厅的时候，施洛莫也没有意识到他来错了地方。“你在我们的地盘干什么？”他问吉奥拉。当看到这个地方一个人质也没有的时候，他又补充了一句：“他们可能将人质转移到了新航站楼。”
在闪到外面更换弹夹的时候，吉奥拉注意到在他身后的丹尼·阿迪提的队伍无法从预定的入口冲进航站楼。丹尼的队伍本来是被安排对大楼最外侧的贵宾室发起突击的，因为那里是恐怖分子的生活区。这支队伍行进在突击队的最后，而且丹尼在跑过大楼前方的时候，看到了已经趴在地上的约尼，还有一个人在他身边停下来。丹尼驻足了片刻，但是当听到旁边有人在高呼“前进！”的时候，他又继续和队伍冲向预定的入口。等到他们抵达的时候，发现入口已经被锁住，而且很难撞开它。丹尼的一名手下试着往窗户里扔了一颗手榴弹。但是很明显，这颗手榴弹撞到了窗户缺口处的某个木框或者木条后又弹了回来。手榴弹在他们附近爆炸，导致一名士兵的腿部受了轻伤。吉奥拉注意到小厅有一条走廊通往恐怖分子的生活区，他朝着丹尼大喊，表示自己可以进入侧楼然后将它肃清。
吉奥拉和施洛莫进入走廊后，凭借扔出的手榴弹和连续发射的火力轮流向前推进。他们身后是约尼的通信兵塔米尔。他在约尼中弹以后因为无事可做就加入了吉奥拉的队伍。他们在一个房间逗留的时候，发现两个面色惊恐的人从烟雾中走了出来。他们的手微微向上举起，又好像还没有决定是否要举手的样子。两个人向吉奥拉走去并经过了他的身边。施洛莫开始用英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混杂的语言大喊：“站住！你们是谁？”他们没有回应，而是继续走。
“他们是恐怖分子！”吉奥拉向施洛莫高呼，然后跳出了可能的火力范围。“射他们！”吉奥拉自己不能开枪。否则，站在这两个人附近的施洛莫就有危险。所以，他再次朝施洛莫大喊：“射他们！”
而施洛莫还误认为自己是就在大厅的附近，于是回答：“不行，他们是人质！”
但是，这两个人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施洛莫突然发现其中一个人的腰带上揣着一个手榴弹，然后才明白他们的身份。他又一次命令他们站住。当他们继续朝着出口方向前进的时候，他终于一梭子将他们撂倒在地。其中一个人倒下的时候，施洛莫看见一个爆炸物的蓝色火焰闪过。“手榴弹！”他高喊着飞身扑倒在地面的另一侧。同时，也将站在旁边的塔米尔扑倒。这个爆炸的手榴弹也许藏身于恐怖分子的手掌。不过，除了施洛莫嘴唇上有一处弹片划过的小痕迹之外，没有以色列士兵受伤。
之后，他们从那里继续肃清浴室周围的区域。那里依然被丹尼队伍中的士兵从窗户外扔进的一个手榴弹引发的烟雾笼罩着。当烟雾散去之后，里面很显然一个人也没有。他们在肃清过的区域往回搜查的时候，发现走廊上有一具恐怖分子的尸体（吉奥拉记得是两具尸体）。它是被谁所杀、在什么时候所杀还不太清楚。此时，丹尼的队伍已经成功地从一处狭窄的窗户闯入大楼，并且荡平了侧翼方向的部分区域。丹尼得到了阿莫斯的协助。阿莫斯一直在大厅，但是早前他发现他在那里无所事事，就找到另一处可能用得着他的地方。
这是一楼所发生的情况，而伊夫塔和他的队伍在二楼执行他们的任务。在突击开始阶段，伊夫塔进入大楼第一个入口的时候，他确信应该有其他两名队友跟在身后。因此，在没有等待由阿尔农率领的第二只队伍的情况下，他就立刻开始执行他的任务。三个人迅速肃清了报关大厅，杀死了几名乌干达士兵，然后从大厅另一侧冲出，爬上了通往二楼的楼梯。当伊夫塔到达楼梯顶部的时候，两名乌干达士兵正朝他们逼近，但是他先下手为强，干掉了这两个人。在走道的起始处，他发现了通往天台的门。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大厅，但是却被一道铁栅栏堵住。伊夫塔安排一名驻守在走道上的队员看守这扇门，也就是通往二楼的入口。然后，他和另一名士兵拉尼继续扫清敌人。走道的尽头通往一个大房间，那里曾经是一个餐厅而现在被用作乌干达士兵的生活区。房间里到处是毛毯和睡袋。乌干达人显然已经迅速潜逃，从二楼窗户跳到了航站楼背后的区域。
伊夫塔和拉尼突然发现一个人影，朝他开火。当他们听到玻璃碎裂的声音的时候，才意识到他们是在对着自己投射在玻璃上的影子开枪，就像电影里的镜头一样。紧接着，他们快速折回到过道，又从那里跨过几步台阶到了一个大阳台，而实际上那是报关大厅的屋顶。他们粗略地用手电筒检查了一遍，但没有发现任何人。抬起头，他们就可以看到控制塔上双方在交火。
等到再次折回过道的时候，伊夫塔跟阿尔农的队伍进行了无线电联络。阿尔农的士兵进入大楼之后没有找到通往二楼的楼梯，他们本应该在那里担任警戒任务，于是又折回到站前广场。他们错过楼梯口也不难理解，因为侦察营士兵对这个侧翼方向的布局一点也不熟悉。在沙姆沙伊赫出发的最后一刻，约尼才发现这个楼梯口，然后告诉伊夫塔必须穿过报关大厅到达大楼的另一侧才能找到它。
在寻找楼梯的时候，阿尔农和队友消灭了几名乌干达士兵。这些士兵跑进了伊夫塔还没来得及肃清的一个小房间。他们仔细搜查报关大厅区域，但是没有找到楼梯的位置，然后就撤到了大楼外。他们能够看到从控制塔方向传来的火力，于是布克瑞斯和另一名阿尔农的队员开始还击。他们远离了航站楼的前方区域，这样的话火力可以更有效。
吉普车里的掩护部队也在朝控制塔开火。起初，突击队员开火的地方就在约尼命令汽车停靠以便展开突击的位置。很快，他们发现这个位置太被动——他们无法从所在的位置击中任何向入口广场射击的敌人——所以，他们开到了广场中间。一名在控制塔顶楼负隅顽抗的乌干达士兵，在整个突击行动中一直持续不断地扫射，甚至在人质撤离的后期和行动结束后也是如此。幸运的是，他的火力没有效果，部分是因为还击的火力让他无法精确瞄准，因此没有队员被射中。
现在，对各个房间的突击行动已经结束了一两分钟。布克瑞斯和阿尔农发现有人趴在大楼前方的远处。他们意识到一名侦察营的队员被击中，然后朝他奔过去的时候大喊：“这里有人受伤了！”阿尔农把受伤士兵的身体翻转过来，然后借着广场上微弱的灯光，发现这个人就是约尼。“快来医生！”他们高呼。按计划驻守在大厅主入口旁边的医生大卫，循着喊叫的方向转过头。他看见受伤的士兵卧倒在几码远的地方，就立刻赶了过来。大卫的准则就是，从来不让倒下的伤员留在原地。他把已经毫无意识的约尼往大楼方向拖近一点，安放在一堵矮墙后。这个新地点和入口广场的其他地方一样，依然暴露在控制塔的火力范围内。
大卫听说穆吉正在试图用无电线联络约尼。恐怖分子被荡平之后，有人报告穆吉说约尼已经中弹。但是，穆吉想起来他好像几秒钟以后还听到过约尼亲口在无线电里呼叫他。他一直在试图回应约尼的喊话，直到这时大卫才在无线电里通知他约尼已经中弹，而且正在接受治疗。
约尼面色苍白，而且大卫也注意到他有大量失血的其他迹象。约尼很显然伤得很严重。除了他的右手之外，大卫在他的衣物上看不到任何血迹。而他被击中的是右手的肘部，由此推断出血主要来自体内。大卫在阿尔农的帮助下，用刀割开了约尼的弹药背心和衬衫。首先，他发现约尼后背靠近胸椎的地方有一处被子弹穿过的出口伤。尽管广场的照明还不错，他还是很难找到入口伤。最终，他在锁骨下方发现了一个小创口，位于约尼的胸腔右侧。那么，出血实际上是在体内，因此他们对于止血也无能为力。大卫意识到，约尼的伤情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
穆吉把约尼已经中弹的消息用无线电通知给整个救援部队，而且补充说明自己会接管指挥权。士兵们早些时候还在大厅仔细搜查其他恐怖分子的时候，一名从起初惊吓的状态中清醒过来的人质走到了穆吉跟前。火药的气味和伤亡尸体上散发出的刺鼻血腥味充斥着整个大厅。“你们已经消灭了这个大厅的所有敌人，”他说，“旁边的侧楼还有一些。”
实际上，那些敌人已经被吉奥拉的队伍所铲除，而施洛莫和宜兰也碰巧加入了这支队伍。在他们肃清恐怖分子的生活区以后，施洛莫帮助看护丹尼所属队伍中的伤员，而宜兰则赶往原先由他负责的大厅。阿米尔看到他的队友穿过入口的时候，简直是欣喜若狂。队伍中的其他两名队员在看不到施洛莫和宜兰的情况下，就一直留在大厅里。阿米尔也越来越担心，突击开始的时候他们在冲向大楼的途中已经被射杀了。阿米尔已经预见到最坏的结局：他们会牺牲，就像他们中队的士兵在萨沃伊救援行动中一样。然而，当宜兰出现的时候，阿米尔没有让自己表现得过于兴奋。取而代之的是，他捡起从恐怖分子手中缴获的冲锋枪，满面笑容地说道：“这支新的冲锋枪不错吧，我搞到的！”此时，二楼还回荡着伊夫塔队伍的枪战声。
在肃清二楼之后，伊夫塔在窜下楼梯时又遭遇并且射杀了一些乌干达士兵。到了大楼外面，他碰见了阿尔农。阿尔农率领着由他指挥的第二只队伍。接着，伊夫塔和几名属下一起开始清查连接报关厅和候机厅、并且延伸到北部入口广场的一条长长的过道。所有关于这条过道的预知信息少得可怜，而且是哈里尼在罗德机场告诉约尼的。实际上，这条过道延伸到了航站大楼的内部区域。
布克瑞斯依然蹲伏在大楼附近，随时准备对毫无动静的控制塔再次开火。突然，他感觉到后背被人拍了一下，然后就听到他无法理解的一些含糊不清的话。他转过头，发现一只手枪就在面前几英寸的地方。起初，他被斑点式的军装所迷惑了，以为拿着枪的这个人是自己的队友。但是，一看到那人黑色的皮肤，他就大叫起来：“注意，阿尔农！这里有敌人！”这个俯身看着布克瑞斯的乌干达士兵显然也没有完全弄清楚他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他也是因为被布克瑞斯的军装和黝黑的皮肤搞迷糊了，才走到布克瑞斯跟前的。要知道，布克瑞斯是以色列突击队里皮肤最黑的一位。阿尔农听到布克瑞斯的呼救，转身看到这个乌干达士兵拿枪指着布克瑞斯的头，于是就把他解决了。
至此，乘坐大力神1号飞机抵达的侦察营突击队已经完成了对旧航站楼及周围地区的安全防护工作。对人质和救援队伍的直接威胁已经解除，除了控制塔依然可能存在潜在风险。侦察营的第二个任务分配给了四辆装甲车上的队员，就是在航站楼周围提供外围防护。这支由肖·莫法兹指挥的队伍乘坐大力神2号和3号飞机抵达机场，也就是在枪战开始几分钟以后，当时的突击队员正在大楼里展开肃清行动。与此同时，肖姆龙也乘坐指挥用吉普车赶到。
第二架飞机在第一架飞机着陆6分钟之后抵达，那时跑道的指示灯依然亮着。莫法兹在飞机降落时从驾驶舱里看到了灯光，同时也能分辨出约尼的汽车在朝旧航站楼开进和大楼附近的交火已经开始。和肖姆龙一起在吉普车上的布莱恩也乘坐同一架飞机抵达，而且在飞机下降的过程中朝窗户外面望。“我们马上要着陆，”布莱恩回忆说，“跑道的照明条件很好。从右侧机翼上方可以看到机场，而且通过灯光和其他物体能够定位我们事先计划要寻找的地标。我知道，等到我们着陆的时候，突击队员就应该已经到达目标建筑了。而且，如果在我们闯入机场的时候发生交火，就有迹象表明任务已经完成。如果我们的部队在那里，就不必担心——有人会处理突发情况。我敢肯定，在我们正要着陆之前，我在窗户外看到了旧航站楼区域子弹横飞。我知道，这次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也就是说，任务的主体部分已经在我们抵达之前就完成了。”
丹·肖姆农和海姆·奥伦中校，与他的前线指挥队伍中的其他三名军官一起，乘坐第一架飞机抵达。然后，他们一直在新航站楼附近等待搭载吉普车的第二架飞机抵达。他们从第一架飞机走下来的地方正好靠近侦察营的奔驰车和吉普车登陆的位置。那里也是伞兵部队的主力下飞机朝新航站楼徒步迈进的地点。五位军官站在连接主跑道和对角跑道的过道附近的空地上，显得格外孤单。这段时间里，他们等待着吉普车和头两辆装甲车的到来。这个场景似乎太不可思议——以色列的高级军官在黑暗中挨个站在这个非洲机场的中心地带，而他们对一个即将展开的行动却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帮助。“丹和我站在跑道的边缘，周围没有一个人。而你们有乌兹，仅此而已。”海姆说。“我说，‘丹，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其他飞机都没有到，而侦察营已经肃清了大楼，可是我们却站在这跑道的尽头……’”远处可以听到侦察营前进时与乌干达哨兵交火的声音，然后海姆向肖姆农提议：“我们要赶紧让其他飞机着陆。”但是，大力神2号飞机已经开始着陆。
飞机着陆后，那提将飞机滑向跑道远处预定的下机地点。布莱恩从机舱里面可以看到一辆机场摆渡车在靠左边方向行驶。它已经离开了机场的消防站，开始在飞机边上沿着与跑道平行的一条辅道上前行，而且车顶的灯光在闪个不停。当飞机抵达转弯处，准备拐上突击队下机的连接通道时，那辆乌干达汽车上的信号灯突然熄灭了。紧接着，也许是由于汽车向控制塔传递信号的缘故，该地区的所有灯光按照三个次第的顺序迅速熄灭——主跑道上的着陆灯、通往新航站楼的连接通道的灯、还有飞机停靠区的灯——好像有人关闭了三个开关一样。灯光熄灭的时候，大力神3号飞机处在最后的飞行阶段并且准备着陆。对飞行员来说，眼前的着陆灯瞬间熄灭，就好像整个陆地在他的脚下消失一样。他继续在空中往前滑行了大约半英里的路程，然后转向伞兵部队早前放置好的两排微弱的、很短的灯带。凭借这些灯，他就可以在响亮的触地声中安全着陆了。
同时，那提将大力神2号飞机停靠在约尼和他的队友早前下机的连接通道上。肖姆农的吉普车和两辆装甲车迅速驶出飞机。布莱恩急忙给吉普车的无线电装配天线，而来自步兵和伞兵指挥部的穆萨·沙比拉中校则担任司机一职，并搭载了肖姆农和其他四位在附近等候的军官。
指挥吉普车加入了肖的两辆装甲车阵营，朝着旧航站楼的方位行进。后面不远处，跟着由乌迪指挥的另外两辆装甲车，它们搭乘大力神3号飞机抵达。肖在空中看到突击队员还没有到达航站楼时枪战就爆发了，因此他担心行动可能遇到了麻烦，所以把车的速度开到最快。当他抵达航站楼前方的广场时，看到被劫持的飞机正停靠在那里。飞机在这里出现让侦察营士兵分外惊讶，因为根据最新的情报资料，飞机应该在对角跑道的末端停放着。实际上，恐怖分子当天早晨命令机长巴科斯移动了飞机，也许是期望预定在第二天早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庆祝以色列人向他们的要求屈服。肖把他的两辆装甲车停放在法航客机的旁边，试图和约尼进行无线电联络，后来却被告知约尼受伤了。41“各个地方依然传来一些枪声。”布莱恩说。他乘坐肖姆农的吉普车同时抵达，而吉普车就停放在控制塔下方。
肖看见一些乌干达士兵跑过但却没有开枪，因为计划规定他的队员不能对企图逃离大楼周围地区的敌人开火。现在，控制塔方向没有火力传来；不过很快，控制塔的枪声再次爆发，于是穆吉命令肖牵制住塔上的士兵。肖在控制塔的前方安扎下来，用装甲车的探照灯对着它，然后用机关枪和火箭弹一阵猛射。
“我们把所有的弹药都打光了，”丹尼·达刚说，“虽然我是司机，但是只要有机会我就抓起冲锋枪开火，因为我觉得自己必须要行动起来。我接到‘丹尼，前进！’或者‘后退！’的命令的时候，我就放下枪接着开车。在开车的空当，我一直都在开火。”肖的火力主要由亚力克节制。因为亚力克在航站楼的前方位置，还在作为约尼指挥小组的成员坚守岗位。
肖的第二辆装甲车贴身穿过了航站楼。指挥官欧姆试着在无线电里呼叫约尼，看他是否需要援助；当他没有收到答复的时候，继续按计划向乌干达人的军事基地和米格战机挺进。
负责大楼北边防护任务的另外两辆装甲车赶到航站楼区域的时候，向左拐进了壳牌石油公司的一栋建筑物内。在那里，它们预计可以找到出路前往大楼北边的那片空地。而空地曾经是从恩德培小镇的老路抵达航站楼的旅客所必经的一个入口。装甲车的士兵发现一个栅栏挡住了去路，于是他们沿路折返驶向控制塔方向以图寻找另外的出路。他们可以看见队伍前面停放的奔驰车，门开着，发动机也响着。他们再次左拐，几番摸索之后终于找到了通往北边的出路。在此期间，他们消灭了一些认为会对他们构成威胁的乌干达士兵。他们也对着给航站楼提供电力的发电机开火，使航站楼和周围地区的大部分电力陷入了瘫痪。最后，他们驻扎在恩德培小镇进入航站楼区域的关口前方。按照计划，他们开始大声召唤可能隐藏在附近的人，以防有人质在战斗中由于惊慌逃到了这里。他们在那里发现了正在拉网式搜查该地区的伊夫塔和几位队友。两支队伍彼此喊话以避免友军之间开火。之后，伊夫塔的队伍快速穿过大楼到了南边，那里汇集着获救的人质和其他突击队员。
同时，穆吉开始检查约尼的伤情，然后又回到大厅开始组织疏散人质。亚力克向医生询问约尼的状况，而大卫医生郑重地告诉他状况似乎很糟糕。早些时候，大卫开始治疗约尼的时候，亚力克就警告过他：“如果你治不好他，我会找你算账的。”而亚力克不知道，刚才加入侦察营的大卫医生该如何面对压力，只是觉得这么说也许会增加约尼得到正确治疗的几率。亚力克现在来到大厅顶替穆吉的职位，以便让他得以脱身去指挥其他的行动。然而，穆吉吩咐亚力克立刻赶到大力神4号飞机那里。那架飞机已经着落，并且准备运送人质回家。穆吉想让飞机再靠近航站楼一点，也许他已经从无线电得知飞机比计划的停靠位置要远很多。
亚力克带着宜兰开始朝着对角跑道的方向奔过去。有那么一刻，从控制塔射来的枪林弹雨几乎要淹没他们。后来，他们把自己紧贴在大楼的墙上。往前没走几步，他们在控制塔旁边遇见了肖姆农的队伍。对方问他们往哪里去，他们如实地回答。接着，他们沿着连接通道离开了航站楼。仅仅在他们遭遇乌干达哨兵二十分钟后，他们现在正沿着这条路往相反的方向急速行进。他们通过无线电告知守卫飞机的戈兰尼步兵团他们正在赶来，以免自己被意外射中。两个人小心地行进，手中的冲锋枪时刻提防着，以免有乌干达士兵从深草丛中跳出来攻击他们。亚力克在路上告诉宜兰，约尼胸部受了伤。
当他们路过曾经追踪乌干达哨兵的地点时，看见了一具士兵的尸体趴在沥青路面上。不过几步路的功夫，他们赶到了飞机所在的位置，接着戈兰尼士兵在飞机旁边一字排开。16名戈兰尼官兵的职责就是担任后备力量并且协助撤离人质。亚力克和宜兰告诉飞行员把飞机再向航站楼靠近一点，然后又返回了大楼。
等到他们返回的时候，约尼已经被转移了。在撤走以前，大卫医生把约尼胸部的伤口裹上了纱布和绷带，主要是为了让在飞机上给他治疗的医生容易识别。约尼曾经在罗德机场将一名医务兵从作战名单上剔除，而现在没有了他的协助，大卫医生再也无计可施了。因此，他决定无论如何要将约尼尽快转移到飞机上，在那里他至少可以有生还的机会，尽管这个机会很渺茫。
鲜血继续从包扎处渗出来，而约尼的生命也随之在逐渐衰弱。然而，还有最后一丝希望。大卫和阿尔农把他转移到担架上，据大卫回忆，那时他还处于半清醒的状态。很显然，他的士兵们反应非常激烈。当时，控制塔上的火力还非常密集，引发了大量噪音，而约尼试图挺起身子。12
肖从身旁的装甲车冲到了入口广场，以协助组织疏散行动。这时，他看见约尼正在接受救护。丹尼·达刚曾经让他第一时间去检查约尼的受伤情况，却从另一名士兵那里得到了一个错误的报告，据说约尼的伤势“不太严重”。
大卫吩咐肖去呼叫一辆掩护部队的吉普车过来帮助撤离约尼。人质已经开始在大楼外集结，而且一些人跳上了将要登机的吉普车里。经过简单的情况说明，人质下了车而约尼被用担架抬进了车里。然后，掩护部队的指挥官拉米把车开进了机舱。大卫不能亲自陪伴约尼前去，因为他要开始救护其他的伤员。吉普车登机的那一段路程很短。这个过程中，拉米听到约尼咕哝了一些他听不太清的事情。
大力神4号飞机上的医疗队已经在离飞机50码的跑道上散开。机舱后门开启的那一刻，医生和医务兵已经开始准备接受伤员。这时，他们看到一辆吉普车靠近，路过他们身边，然后直接停在了机舱里。抢救小组的成员——两名医生和一名高级医务兵——从岗位上奔向飞机的舷梯，然后就地对送来的士兵进行治疗。像往常一样，他们实施了人工呼吸，而约尼的弹药背心还挂在一只肩膀上。飞机医疗小组的组长依兰·多尔医生急忙赶过来，发现受伤的人正是约尼——而且，他已经接近全血丧失的症状。
中央静脉导管安放好之后，血液正输入体内，但是没有效果。约尼已经过了无法苏醒的节点。过了一会，两位抢救小组的医生相互看了一眼，知道已经没有希望了。
“我们也无能为力了……”一名医生对依兰说。
“再加把劲！这是约尼啊！”他回答道。
人质已经开始从大厅走出来，而控制塔方向又传来一阵扫射。肖的装甲车再一次用重火力予以回击，于是控制塔又恢复了平静。疏散行动继续进行，肖姆龙督促人质的步伐尽可能快一点以便结束任务。大多数的人质依然处于惊恐之中，甚至一言不发。穆吉指示他们留下行李和物品然后从大厅撤离。大部分人依照指示行动，并且快速从两个入口向外奔跑。但是，还有一些人不愿意丢下行李而把它们背在了身上。有一个人甚至还跑回大厅去拿他的免税手包。在报关厅入口处潜伏着的拉尼，可以看到获救的人质依次走出去上了飞机。在发电机遭到袭击之后，这个地区的大部分电灯已经熄灭，但是附近军事基地的米格战机被摧毁之后腾起的火焰，还有大厅里的被褥遭枪击之后燃起的火光，使每个人都看得清周围的情况。拉尼只是对一些人质要固执地带上行李忍不住感到惊讶。负责清点人质数量的阿莫斯告诉穆吉，他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准确的数字。
人质乘坐吉普车被运往飞机上。偶尔，他们会在吉普车上就座位争吵起来，但是大多数时候他们还是很有秩序的。尽管车内拥挤不堪，一些人却坚持要把手提箱之类的东西搬上车子。“穆吉怒吼着让他们把行李丢掉，但是他一转头人质又把行李捡了回来。”一位士兵回忆说。“在那一刻，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些行李。”17阿米兹记得载着“一大堆人”驶向大力神飞机。而他的枪也被胡乱塞到了人质的脚下，这样他在需要使用枪的时候也没法找到。
在大厅内部，阿姆农叫阿米尔过去用英文向一对人质解释什么东西——实际上，他们是法航客机的机长米歇尔·巴科斯和一名客机的机械师。阿米尔告诉他们要遵循一定的程序，这是在行动前的通报会上确定下来的。丢掉所有的东西、穿上鞋子、走到大厅的某个出口，然后才能被带到飞机上。
但是机械师却找不到他的鞋子。“他四周张望了一番，掀开了被褥、地毯，就是找不到鞋子。光线很暗，周围还传来噪音和枪声，而这个可怜的家伙觉得我们会离他而去。”阿米尔回忆说。“这时，有人告诉我，他们把飞机靠得更近了……所以我跟他说：‘不要找鞋子了，赶快到出口那儿去。’”
他确实这么做了，但是站在门口的一位队员看见他光脚走过去，就让他回来找鞋子穿上。机械师又回到了阿米尔那里。
“甚至在那个时候，我发现整个事情是如此的滑稽。我只有22岁，而他是一架飞机上负责300名乘客安全的机械师。他跟我讲的话，就像一个孩子跟幼儿园的老师讲的一样：‘但是，他让我把鞋子穿上！’”
这场闹剧终于结束了。机械师在某个地方找到了鞋子，然后郑重其事地穿好鞋子走向飞机。
大厅只剩下一些人质的时候，阿姆农再次让阿米尔过去，让他跟一名不会说希伯来文的人质讲话。“她是一名年轻女子，也许是一名机组人员。身上没穿多少衣服，因为那天晚上确实很炎热。她用英文跟我说：‘我受伤了！’我让她给我看看哪里受伤，然后她向我展示了一处被跳弹击中的伤口。‘没事的，’我告诉她，‘你能走。’‘不行，’她说，‘我其他地方还有伤。’‘在哪里？’‘这儿。’她说。她用手指向大腿内侧，但是拒绝说出是什么问题。虽然不久前爆发了一场惨烈的战斗，但对她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不能看她。不过，我没有经过她的允许依然看了看，然后说：‘这只是另一处小伤口，没事的。你可以走。任何人不是想要背，我们就会背他出去的。请走到出口处。不会有事的。’”
但是，这个女子表现得歇斯底里，“几乎就要把人搞晕了，”正如阿米尔所说，而且拒绝站起来。最后，阿姆农也失去了耐心。他吩咐阿米尔：“快点，把她弄出去算了。”
“我把她甩到肩膀上，就像电影里的镜头一样：英勇的战士在深夜里扛着穿着薄裙的女人往外走。我走到外面，突然有一颗子弹穿过我的头顶。这是我生命中唯一一次听到子弹的呼啸声离我如此之近，而且是如此的惊心动魄。我立刻盘算了一下：如果是某个士兵在300码之外的地方奔跑着向我开枪，那么这一颗子弹离我如此之近还是很幸运的，因为下一颗子弹也许离我有10英尺远。但是，如果他们在距离只有30码的控制塔上朝我射击，那么下一颗子弹就要当场爆头了。我对自己说：我不会因为她愚蠢的固执行为而命赴黄泉的。我将她转了个方向，这样敌人开火的时候会首先射中她。最滑稽的事情就是，我后来在电视里看到了她，她说：‘所有人都忘了我，唯有这个战士如英雄一般将我救出了大厅。’”
在此期间，欧姆和队友待在靠近乌干达军事基地的装甲车里显得非常孤单。他们抵达的时候，基地非常地安静。欧姆打开装甲车的探照灯扫描了整个地区，却只发现他们预知的米格战机。飞机分成两列排列着，南面有5架米格-21型战机，北面有3架米格-17型战机。当欧姆发现行动进展顺利并且人质已经开始撤离的时候，他向肖请命朝米格战机开火，就像约尼在沙姆沙伊赫指示他的一样。“等一下，”肖说，“让我看看是否可以开火了。”
肖试着请示肖姆龙，但是无线电联络信号非常差。就在这时，依库提·亚当从空中指挥部通知肖姆龙，应该摧毁米格战机。阿姆农在无线电里收到这个命令，将它转给了海姆，然后海姆又转给了肖姆龙。但是，肖姆龙告知他们自己正忙着疏散人质，所以此时不要拿米格战机的事情来干扰他。
因此，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欧姆没有得到答复，于是独自决定要摧毁这些飞机。因为他从约尼那里得知，原则上的决议之一就是要炸掉飞机。欧姆用机枪对着米格战机挨个地一阵猛射，飞机从头到尾全是被打穿的弹孔。而且，有两三架飞机发生了爆炸，燃起的冲天火焰照亮了整个机场。肖姆龙在远处看见这个场景，不知道欧姆的属下为什么对飞机开火。于是，他用无线电联络肖之后询问了其中的缘由。肖感到很茫然，不知道如何回答。但是，亚当的命令好歹被执行了，即使命令没有真正经过正规的程序传达下去。
在约尼被抬上飞机后不久，第一批人质抵达了大力神运输机。飞机舷梯旁边的医疗小组正在努力地抢救约尼，而那些失魂落魄的人质正迈着沉重的步子经过他们身旁进入机舱。但是，这点轻微的干扰对约尼的伤势不会有任何影响。两名医生停止了抢救的努力。约尼已经魂归西天，无法再让他复活了。他的尸体被抬到飞机前部，安放在那里的一副担架上，并且用铝制的医用毯盖起来。
整个机场已经被肃清，包括主跑道区域在内。几分钟之后，大力神4号飞机将搭载获救的人质从那里起飞。
控制着主跑道的新航站楼已经在行动开始之时被伞兵部队所占领。他们紧跟在约尼的奔驰车和两辆吉普车后，从大力神1号飞机徒步走下来。在往新航站楼方向行进了一小段路程之后，他们在大楼不远处的湿草丛里安扎下来。从那个位置，他们可以辨识出侦察营的三辆汽车在朝旧航站楼行进，直到最后消失在视野中。伞兵队员面向大楼铺开。如果有人攻击他们，他们要做好还击的准备。同时，他们也在焦急地等待着远处传来的枪声，因为那预示着旧航站楼的行动已经打响，而且那也是他们向新航站楼突击的信号。大楼内外灯火通明，而且入口前方的广场看上去非常荒凉。部队的指挥官维尔奈发现在入口附近有一个户外楼梯，于是向一名队员作出指示，务必要在突击开始之时从楼梯爬上屋顶。
他们听到枪声响起，那是侦察营与乌干达哨兵爆发的冲突。于是，伞兵队员开始向新航站楼奔去。苏林没有等待队伍的指挥官——维尔奈刚才跟他讲话来着——而是和其他士兵冲进了大厅。苏林的队伍本来被安排冲到屋顶；由于不知道使用户外楼梯的指示，他在大厅里寻找通往屋顶的楼梯。几个乌干达平民看起来非常惊讶，坐在地上默默地东张西望，没有插手周围的任何事情。苏林所在营队的指挥官尼赫迈亚派了几名士兵赶往二楼，而苏林也跟着他们。
他们发现二楼几乎是人迹罕至。苏林从一个宽大的窗户里看到自己的队员正从户外楼梯爬向屋顶。从二楼找不到出路抵达这段楼梯，于是他的队友从对面的窗户里向他示意，他应该冲到外面然后绕道过去加入他们。苏林从大楼主入口冲出去的时候，发现马坦·维尔奈站在那里，并且听到远处从旧航站楼传来的枪声。而直到现在，新航站楼的一切都显得非常安静，一声枪响也没有发生过。那些企图逃跑的平民被抓获之后带到了大厅里，而其他人也被挟持在了那里。因为有令在先，苏林把以色列制的加利尔步枪竖起翘在脖子上，但是安全栓已经开启。早前发布的命令要求开启安全栓，是因为队员可能会在这新航站楼里遇到平民，而不会遇到任何乌干达士兵。苏林急忙冲向大楼拐角处的户外楼梯，打算飞奔上去追他的队友们。楼梯依一个方形立柱而建，因此人从一侧爬上楼梯的时候，立柱就会将另一侧部分隐藏起来。
苏林到达二楼平台的时候，突然发现两名乌干达人，一名穿着警察制服的男子和一名从楼梯上朝他走下来的女子。那个男人立刻将手枪瞄准了苏林，在不到3英尺的距离之内毫不犹豫地连发两枪。第一颗子弹打偏了，而第二颗子弹击中了苏林的脖子。苏林倒在台阶上的时候，两个人迅速往楼梯下方逃离。由于这次跟敌人遭遇事发突然而他步枪的安全栓又是开启的——这本身就说明他没有预料到会使用武器——苏林从来没有先发制人的机会。乌干达人的这两枪是发生在新航站楼的唯一的交火行为，但是对于苏林来说，它们意味着一个生命篇章的开始。
马坦·维尔奈听到枪声的时候，带着他的指挥小组的医生迅速冲上了楼梯，而此时乌干达人显然已经逃跑了。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一把加里利步枪横在楼梯上。几步之遥的地方，他们发现苏林趴在台阶上，从脖子上流出来的鲜血染红了地板。
苏林处于完全清醒的状态，但却不能说话。当他意识到自己不能移动手脚的时候，才知道子弹已经击穿了他的脊柱。但是，他依然不清楚自己到底伤得有多严重，或者这个伤痛是永恒的。不久之后他才知道，这次行动让他付出的代价几乎要高出任何可以偿还的事物。
吉普车继续在旧航站楼和大力神飞机之间往返奔忙，将人质运送到飞机上。戈兰尼部队的卡车也由于形势所迫加入了行动，而且还有几名戈兰尼士兵过来协助撤离人质。
步兵和伞兵指挥部的首席医疗官伊弗雷姆医生，以及戈兰尼部队的医生也都赶到了旧航站楼。戈兰尼医生和大卫一起，对入口广场上的伤员进行治疗。大卫回忆说，他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手头的事情上——不是因为战斗太激烈，而是因为掩护部队射向控制塔的震耳欲聋的炮火声。
那个时候，在突击队员和沙尼的装甲车的护送下，一些人质已经分成几个队伍徒步走向飞机。在路上，沙尼小心地将装甲车的探照灯转向控制塔，希望让那里的乌干达士兵无法抬起头然后向人质开枪。
当一队人质接近飞机的时候，率领他们的阿姆农指着飞机说：“就是这里。”人质不再有任何言语，开始朝飞机跑去。戈兰尼士兵在飞机后舱门的两边呈扇形排开，使那些惊慌失措的人质能够向机舱汇集而不至于跑进深草丛中。
在大力神飞机迅速装满人质的时候，戈兰尼士兵试着清点数目，因为他们被要求这样做。米歇尔·巴科斯机长登机之后，看见约尼的尸体被银色的毯子包裹着。“这是谁？”他问一名士兵。“一位军官，”士兵回答道，“他已经死了。”
获救的人质拥挤在大力神飞机的机舱里，一声不吭地站着。也许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自己正在远离一个地狱。而这个地狱，是他们在一周以前飞机在地中海上空被劫持之后就陷进去的。那一周里，很多人开始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生命的尽头可能即将来临。早在31年前，伊扎克·大卫曾在纳粹的集中营里绝望过。而现在，他因为受伤躺在一架以色列飞机的机舱里。几分钟之后，他将从这个新的死亡陷阱脱身飞往安全地带。这个时候，他甚至不知道离他几英尺外的地方有一具尸体。而这个人，指挥了这次解救他们的行动。
用带子固定在飞机舱壁上的担架分为上下两层。下层的担架上躺着让·雅克·迈蒙尼，这名人质因为在突击行动中跳起来被伤得很重；上层的一副担架躺着被子弹伤到心脏的布洛克维奇。上层左边的担架上躺着一名腿部受了轻伤的侦察营士兵。另外一副担架上躺着骨盆被击中的帕斯科·科恩。当大卫在大厅外面抢救他的时候，他还非常清醒。而在被转移到撤离的飞机上后，医疗小组甚至一定程度上成功地稳定了他的伤势，但是后来由于伤势恶化，这些医生也没能挽救他。
一名叫宜兰·哈图的获救人质走到多尔医生跟前，说自己不知道是应该飞回国内还是留在恩德培。“昨天，我的母亲因为一片肉卡住了喉咙，被送往了坎帕拉医院。”这个万分焦虑的哈图说。“或许，我应该留下来以便确保她的安全。”
“如果你留下来，”多尔告诉他，“他们肯定会杀了你。但是，像你母亲这样上了年纪的女人，很有可能会生还。”多尔错了，至少在再次想起这件事的时候。突击行动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那天清晨，伊迪·阿明的士兵把哈图的母亲从医院的病房里抓走，然后无情地杀害了她。这位母亲享年75岁。
获救的人质和伤亡人员挤满了飞机，而驾驶员哈里尼想要尽快离开机场。于是，他让装机工程师报告飞机上的人质数量。而那个人回答说，所有的人质都上了飞机，但是哈里尼坚持让他以书面的形式把登机人数写给他。装机工程师只得写在一张纸片上，然后把它递给了哈里尼。上面写着93名人质，还有两具尸体。哈里尼要求更详细的报告，包括阵亡人员的名单。因为根据他接收到的数据，恩德培应该有106名人质。现在，纸片的另一侧已经列出了阵亡人员的名单：伊达·布洛克维奇和让·雅克·迈蒙尼。而名单的最后列着第三个人：约尼中校。尽管戈兰尼士兵反复清点，飞机上的人数和已知的人质数量就是不吻合。但是，人质自己都非常确信，除了朵拉·布洛克之外，所有的106名人质都上了飞机。
自从飞离沙姆沙伊赫之后，哈里尼第一次从座位上起身，然后走到机舱尾部去看望那些人质和伤亡人员。最上层的担架上躺着一名侦察营士兵——他是这架飞机上和人质一起活着回来的唯一一名侦察营成员。在行动结束之后这几分钟，人质都还没有机会看到其他人。哈里尼把手放在这名伤员的肩膀上。而人质都聚集在他的面前，大部分坐着，还有一部分站着，并且所有人都凝视着空中。人质中间夹杂着戈兰尼士兵、医疗队员，还有空军机组人员。因为舱内的拥挤，哈里尼沿着舱壁只走了几英尺的距离。寂静，笼罩着一切。
哈里尼立刻辨识出了米歇尔·巴科斯。因为他穿着白色的制服，佩戴着飞行员的肩章。于是，哈里尼向巴科斯示意，让他过去。
“你是法航的飞行员？”哈里尼用蹩脚的法语问。
“是的。”
“你所有的机组人员都在吗？”
“是的。但是，我的乘客怎么样了？”
“他们都在这里，”哈里尼告诉他。“不过除了朵拉·布洛克。我们必须要马上起飞。”
哈里尼和一些乘客简单交流了几句，其中有一直以后备人员身份在他属下服役的乌兹·戴维森，然后返回驾驶舱请求允许起飞。他从驾驶舱里依然可以看到控制塔方向传来的一阵阵炮火，只能祈祷这些子弹不要射中他的飞机。“我们坐在机舱里，伴随着引擎的轰鸣，而且追踪器从各个方向飞来。”哈里尼回忆说。“毕竟，飞机能做什么呢？这个由电子管、电线和电缆组成的庞然大物，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一个想法从我的大脑里闪过：愿上帝保佑以色列——让飞机安然离开吧。”
哈里尼接收到起飞的许可。自从他把飞机停靠在旧航站楼附近已经过去了26分钟，而这段时间对哈里尼来说似乎成为了永恒。大力神4号飞机出发了，将那些炮火甩在了身后。哈里尼沿着对角处的着陆地带滑向主跑道，然后转弯朝着南面加速。飞机很快掠过新航站楼，飞跃到了维多利亚湖的上空。而此时，是以色列时间夜晚11:52。仅仅在第一架飞机着陆51分钟之后，这些人质就踏上了自由的旅程。哈里尼迅速将飞机掉头向东，飞往肯尼亚的边境。不一会儿工夫，飞机已经远离了恩德培机场，远离了任何真正的危险。
在对旧航站楼进行彻底的搜查之后，穆吉断定里面不再有人质，然后侦察营的突击队员开始了撤退行动。施洛莫的任务之一就是确保不能让一个队员落下。他的手里拿着一个硬纸板，上面写着所有队员的名单。他站在一辆吉普车上，开始大声喊出队员的名字。每当一个队员回答的时候，他就在名字旁边做个标记。
“约尼·内塔尼亚胡！”施洛莫在名单的中间喊出了这个名字，然后等待回答。
“他受伤了，”有人喊道，“他们把他和人质一起带走了。”
这时，施洛莫才回忆起他的脑海里塞满了过去一个小时的记忆——突击过程中是如何看见约尼在他面前倒在地上的。施洛莫继续点名。
点名结束的时候，突击队员驾着车往新航站楼前面的停机坪驶去。那里有另外三架飞机在等候。他们登上了运送他们抵达恩德培的大力神1号飞机。
这时，沙尼和机组人员已经在驾驶舱就座，穿着防弹衣、戴着头盔。另外两架飞机上，机组人员也已经准备就绪。在行动开始后不久，三架飞机全部抵达新航站楼前面的停机坪。之后，它们遇到了一些麻烦，差点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飞机着陆并且卸下突击队员之后，沙尼让飞机沿着滑道驶向停机坪。突然，他遇到了一个意外的转弯道。根据吉普森导航手册上的示意图，滑道应该直接通往新航站楼的停机坪，而没有转弯道。跑道上的指示灯已经熄灭，而且黑暗中很难辨别滑道的走向。沙尼和爱因斯坦将飞机停留了片刻，以便能够探明前方漆黑一片的地面。那提这时也已经将飞机着陆，并且在他们后面不远处沿着同样的线路滑行。他不知道，所有人都被阻隔了。突然，他发现一架飞机的影子在舷窗外出现，于是他很快踩下飞机的刹车装置。当飞机彻底停稳之时，机头离沙尼飞机的尾翼只剩下几码的距离。最终，沙尼和爱因斯坦成功地识别出正确的线路，然后继续向停机坪滑行。那提跟在他们后面，还有第三架飞机的驾驶员艾瑞。
机组人员耐心地等待着有关行动进展情况的任何消息。新航站楼所处的山脊遮挡了大家眺望旧航站楼的视野，但是透过舷窗他们可以看到远处闪动的炮火。“我感觉太残忍了，”爱因斯坦说，“没过多久，巨大的炮火就开始从那里喷射而出。我从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面。我只期待过最多放几枪就完事。现在，我相信会有一场灾难降临。”实际上，控制大楼的战斗已经取得胜利，而飞行员们看到的炮火来自于控制塔和侦察营外围防护部队之间的对射。
同时，加油小组已经将油泵和散落在停机坪的输油管连接好。这得花一段时间，不过，负责加油的队员最终报告说他们准备好了开始为飞机加油。这时，空中指挥部传来消息，他们已经获准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着陆，然后在那里加油。所以，他们决定在恩德培机场不加油就起飞，主要是因为用一个油泵给四架飞机加满油可能要耗费数小时。
从停机坪上，三架飞机的机组人员都能看见大力神4号飞机在载满了人质之后起飞的身影。“这是行动的高潮了，”沙尼说，“因为行动很明显取得了成功。当然，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但是我们知道该如何去应对它们。最关键的是，我们突击行动要解救的这些平民得以重获自由。”12
飞行员们注意到另一架大力神飞机在附近停靠着，但不属于他们的队伍。这是伊迪·阿明的专机。几个小时以前，阿明就是乘坐这架飞机从毛里求斯召开的非洲国家联盟组织峰会上返回的。在那里，阿明曾受到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的隆重欢迎。飞行员们决定，如果有任何一架以色列的大力神飞机遇袭，他们就会将阿明的专机就地炸毁。而且，他们之间还就控制飞机和驾驶飞机进行了任务划分。
侦察营的外围防护部队开始撤离。肖·莫法兹命令装甲车队朝飞机交替推进，其中的两辆车掩护另外两辆车，然后扔一些手榴弹在身后。在撤离的过程中，欧姆将在侦察营基地准备的炸药沿路撒下。炸药被设定在15分钟以后引爆，是为了防止乌干达人靠近新航站楼地区。因为，救援部队要在那里集结登机。
然而，依库提现在给肖发布了一道命令，检查停靠在旧航站楼前面的法航客机并确保飞机上没有人质。戈兰尼士兵在撤离人质的飞机上清点的人数还是要比旧航站楼预计的人质数量少。于是，引发了关于人质是否真正全部撤离的疑问。肖让乌迪的装甲车负责放哨，然后和另外两辆装甲车折返，同时也要注意避开已经落在沥青路上的炸药。
肖朝北边望去，发现有两辆汽车的车头灯正从恩德培小镇的老路上逐渐靠近，很显然还搭载着驻扎在恩德培的增援兵力。有可能他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引发了机场的一阵骚动。第一辆车开始忽明忽暗地闪动车灯。肖把装甲车停靠在面向乌干达军队的辅道上，熄灭了车灯，然后等待对方靠近。当乌干达的两辆车行进到只有200码的距离时，肖开启了火力。乌干达军队的车灯暗下来，也许是被击中，也许是遇到对方的火力就猛地停了下来。
突然，来自控制塔的枪声再次响起。在奔赴法航客机的路上，肖的士兵予以还击并且让控制塔恢复了平静。当他们抵达客机的时候，欧姆爬上了飞机外面的舷梯，然后从舷窗里射进灯光。客机看上去完全空了。肖姆龙给肖传达过依库提的一道命令，让他不要进入飞机，以防飞机装有炸弹。命令也让肖在检查完客机以后，退回大力神飞机的停靠地点。
现在是以色列时间凌晨00:12，大力神1号飞机已经起飞。前两架飞机在撤离和起飞的过程中，机组人员得知，一辆装备有小型无坐力炮的乌干达军用吉普车在新航站楼南面的山坡上被发现和摧毁。现在，还不能排除该地区有其他类似车辆的可能。当然，除了祈祷没有人会试着朝他们开枪之外，飞行员们对此也无能为力。吉普车被一组有6名成员的伞兵突击队发现，而他们的任务是占领新控制塔然后肃清周围的地区。在离开大力神1号飞机之后，6名队员就奔向控制塔，和他们一起的还有4名负责在跑道上放置备用灯的突击队员。在从跑道往控制塔所在山坡行进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陡坡，使得他们必须用绳索才能爬上去。他们在山顶上发现一辆空空如也的军用吉普车，然后扔了一颗手榴弹进去。等到抵达新控制塔地区的时候，他们发现四周漆黑一片且荒无人烟。
大力神3号飞机携带着乌迪的装甲部队，现在已经到了主跑道准备起飞了。那提已经登上大力神2号飞机，依然在停机坪等候肖的装甲部队抵达。由于担心被击中或者飞机出现故障而没办法让队员们脱身，以至于被滞留在机场，那提让大力神3号飞机推迟起飞，直到自己也做好了起飞准备。最终，第二组的两辆装甲车抵达并且开进了那提的飞机。站在外面的布莱恩传达了最后一份来自肖姆龙的指挥吉普车的报告，告知空中指挥部要准备切断联络信号，然后收起天线，这样，吉普车才能登上飞机。吉普车载着恩德培机场的最后一批以色列士兵开上舷梯、进了飞机。
现在，所有人都登机了。大力神2号飞机离开了新航站楼的停机坪，然后转弯驶向主跑道。外面伸手不见五指，那提几乎要开进滑道旁边的一个深坑里。但是，飞机还是安全地抵达了主跑道，并且在那里和大力神3号飞机会合。两架飞机起飞了，一架接着一架。现在是凌晨00:40。最后一架以色列飞机升上了天空，这离第一架飞机着陆恩德培过去了1小时39分。
那些回望着地面的人依然可以看见米格战机燃烧所腾起的火焰，还有两排忽闪忽闪的便携式跑道灯。所有这些都验证了机场是如此的漆黑一片。
在飞往肯尼亚的大力神1号飞机上，侦察营士兵和伞兵突击队员又坐到了一起。侦察营士兵知道，约尼受伤了。但大部分人还不清楚他的伤势有多严重，更没有人知道约尼已经阵亡。
苏林被安放在吉普车的两个座位之间的担架上，处于飞机的中心位置。大卫和伞兵部队的医生都在为他治疗并且努力提振他的精神。一个医生告诉苏林，这次行动非常成功，而且伤亡人数也很少。苏林要恢复讲话的能力将是几个星期之后的事情。虽然不能回答，他还是能听懂，而且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他破坏了这次行动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
飞机上很安静。正如往日在行动取得成功之后，人们没有立刻欢欣鼓舞，只有一种紧张得到缓解的感觉，或者是一种空虚的感觉。士兵们三三两两地在交换着只言片语。
一个小时之后，大力神1号飞机在内罗毕着陆。当士兵们回忆起队友之间各种行动细节的时候，他们在飞机上的谈话才逐渐变得自由了。他们接到命令不得离开飞机，但是后舱门打开的时候，还是有几位士兵走了下去，然后站在飞机旁。而此时，飞机的四周站满了肯尼亚的士兵。在10小时前离开沙姆沙伊赫之后，沙尼第一次关闭了飞机的引擎。
过了一会，侦察营士兵迎来了埃胡德·巴拉克和希埃·艾维塔两位军官。他们曾经在“赎罪日战争”中和约尼一起在戈兰高地并肩战斗。两个人一直在内罗毕等候，并且已经去过首先着陆的搭载人质的飞机，确认他们之前听到的消息——约尼牺牲了。“我掀开盖着他的身体的毯子，”埃胡德说，“然后就看见一张苍白的脸，如此地英俊——那是约尼。”22
在大力神1号飞机上，埃胡德现在站到了侦察营士兵的中间，准备通知他们关于约尼的死讯。
“本来大家在飞机上还都谈笑风生着，每个人都在讲述自己经历的故事。”一个士兵说。“看起来，一切都进展顺利。行动成功了。然后，有个人进来说约尼牺牲了……他永远地离开了。几乎一瞬间，就好像有人将整个飞机掀翻了。每个人都陷入了沉默……我们被深深地震惊了，然后每个人都呆呆地愣着。”27
丹尼·达刚坐在另一架飞机的起落架上，小声地啜泣着。
阿莫斯·格伦坐在奔驰车的前排座位上闭着眼睛，想试着睡一会儿。他不知道约尼的死讯。当埃胡德走进来看见他坐在那里的时候，他说，“你坐着约尼的位置，知道吗？”
“是的。”阿莫斯回答，他不知道埃胡德为什么这么问。
埃胡德显然看到了阿莫斯的眼神里那种迷惑的表情。“他牺牲了。”埃胡德告诉他。
马坦·维尔奈离开了大力神1号飞机，然后走向人质所在的飞机去看望那些行动中获救的人们。“我看见约尼躺在飞机上，用一个医生们才用的那种可怕的银色毯子裹着。我看见机舱里的人质都处在完全的惊恐之中，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他们是如此的沮丧。那个时候，一种完全不合逻辑的感觉突然涌上心头。那是一种像我这样的军人才会有的感觉——如果约尼牺牲，那么整个行动就没有意义了。”
苏林和其他伤员被转移到了一所当天晚上抵达内罗毕的空中医院。这是一架波音707飞机，上面搭载有建立一个战地手术室的所有必要设备。人质中的一些妇女和儿童也被转移到这架飞机，以便让他们在这架螺旋桨飞机上度过漫长的返回以色列之旅。帕斯科·科恩被紧急送往内罗毕医院的手术室，但是手术两小时过后，他就牺牲了。伊扎克·大卫也被送往内罗毕医院，不过手术之后脱离了危险。
在内罗毕的停留非常短暂。依库提·亚当在他的空中指挥部和搭载人质的飞机同期抵达时就发布过命令，要求在内罗毕的停留要尽可能地短，而且飞机一旦加满油就要再次起飞。第一个在内罗毕着陆的大力神4号飞机，在搭载着人质和阵亡将士的情况下也第一个起飞。当时，是以色列时间凌晨2:00。其他三架飞机也依次起飞。它们没有刻意保持阵形，而是循着各自的航线飞往以色列。
在总参谋长古尔位于凯垭的办公室里，无线电设备已经搭建起来。同时，在隔壁的属于国防部长佩雷斯的办公室里，内阁成员和高级幕僚在紧张地听取空中指挥部的报告。当人质已经脱离恩德培机场、而且全部的救援部队已经抵达肯尼亚领土的消息传来时，两个办公室的人都感到一种莫大的放松。这场赌博——赌注不仅包括人质和士兵的性命，还包括房间里那些官员的前途——终于赢了。午夜时分，在人质撤离恩德培之后不久，古尔给隔壁办公室的佩雷斯打电话，告知行动已经成功了。佩雷斯办公室里的所有人立刻来到古尔那里。
同时，也传来了约尼受伤的报告。“他们跟我说：‘你听说了吗？约尼中弹了。’”本加尔说。“我知道侦察营还有一位士兵也叫约尼，然后说：‘是的，但那不是老约尼，也许是小约尼。’每个人都奔走相告，焦虑、还有忐忑……不知什么原因，我敢肯定那不是我所认识的约尼，然后一直对自己说：‘那是小约尼。那不是我们的老约尼’。”
然而，飞机离开肯尼亚的时候，以色列部队中还没有传来任何死亡的报告。“当最后一架飞机从内罗毕起飞的时候，”古尔的秘书雷切尔说，“这是一场欢庆的开始。总参谋长的司机从某个地方拿来几瓶香槟，然后每个人举杯相庆。最后，他们离开了。办公室又恢复了平静，而莫塔和哈盖·瑞格夫独自留了下来。我走到厨房喝了一些咖啡。突然，其他秘书跑过来，逮着我就说：‘约尼牺牲了。’他们说的是哪个约尼自然清楚了。我放下所有的事情来到总参谋长的办公室。我打开了两分钟前离开的那扇门，那个时候门里面充满了胜利的喜悦，而这种喜悦甚至意味着没有伤亡……然后我看见总参谋长坐在那里，阴沉的脸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更别提哈盖了，因为他已经彻底地崩溃了。不到一分钟，所有的喜庆气氛已经烟消云散……就好像，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每件事都有自己独特的分量。”
这个消息是埃胡德在内罗毕打电话告知古尔的。
古尔来到佩雷斯的办公室，而这位国防部长已经躺下休息了。“他起来开门，”古尔说，“当他听说此事的时候，他彻底地震慑了。首先，让他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在不知道约尼死讯的时候就欢庆胜利；其次，我能发现他在默默地为此哀悼。他说‘天哪’或者类似的话，犹如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一般……不像一个国防部长听到军官阵亡时的表现。”
佩雷斯在日记中写道：“凌晨4:00，莫塔·古尔走进我的办公室，然后我发现他非常地悲伤。‘西蒙，约尼牺牲了。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心脏。很显然，子弹来自于控制塔……’”(3)
“在这个狂乱的一周，我第一次，”佩雷斯写道，“再也无法抑制住泪水。”
阿维还在侦察营基地。白天的时候，他特意留下来出席了一个新闻发布会，然后又去了一个情报中心，在那里了解最新的行动战报。直到凌晨1:00的时候，才传来最后一架飞机离开恩德培的消息。他接着把约尼的车开到了侦察营基地。他没有到自己的营房睡觉，而是在办公室的电话旁边躺下来。凌晨4:00的时候，电话铃吵醒了他。电话另一头的军官告诉他，约尼的伤势非常严重，也不知道他的命运如何。几分钟之后，这位军官再次打来电话说，约尼牺牲了。
茫然无措的阿维走出了办公室。外面，天空中第一缕微弱的曙光乍现，一切都鸦雀无声。阿维穿过训练场来到电话总机室。
因为无法入睡，侦察营的秘书都整夜守在电话交换机旁边。他们知道，阿维刚才接过电话。
“情况怎么样，阿维？”他们看见阿维出现就连忙问。当他把约尼牺牲的消息告诉大家时，所有人都失声痛哭起来。
阿维没有按照和约尼之前商量好的一样亲自开车去机场，而是留在侦察营安排车辆去迎接那些返航的队友。“这真是太令人痛心了。约尼没能活着回来的事实，让整个行动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我不想说是失败，但却很难定义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阿维说。“当然，我们的目标实现了。即使大家都觉得行动一定会有伤亡发生，但没有人会想到在行动取得成功的同时，却带来了约尼的死讯。这真是让人无法接受。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是，当率领整个部队的侦察营指挥官阵亡的时候，没有人怀疑这个事实太残酷了。”
返回以色列的旅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大力神4号飞机上，获救的人质几乎一动不动地坐着，没有人起身，甚至也没有人去厕所。在飞机的前舱安放着阵亡将士的尸体。这也许会让那些已经重返自由的人们更平添了不少伤感的情绪。而且，他们所经历的那种惊恐还没有完全消退。几个小时的空中飞行之后，一位女士举起了手。斯内医生走了过去。她从身子底下拿出一个她一直坐着的东西，而斯内发现她递给他的是一个装有微型手榴弹的弹药袋。他猜想，这个弹药袋应该是担架被转移到前舱的时候从约尼身上滑落的。有好几个保险盖都是打开的，所以手榴弹可以被迅速拔出然后引爆。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是空的。
应哈里尼的邀请，米歇尔·巴科斯坐到了驾驶舱的前面。想起看到的那些阵亡将士，巴科斯没有任何的愉悦心情让自己轻松下来。
哈里尼通过和人质的简单交流，得知他们对巴科斯可谓赞扬有加，而且哈里尼对巴科斯和机组人员在飞行期间为他们指示航线表示感谢。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感谢我，”巴科斯说，“我的职责就是照顾好这些乘客。我不希望任何人因此而感谢我。”
在大力神1号飞机上，突击部队和伞兵特遣队的一些队员已经入睡了。其他人都安静地坐着，陷入了沉思。不过，有少数几个士兵时不时地在彼此交谈，大部分说的是有关行动的事情。也有一些人，因为行动取得成功而且安然无恙地踏上回家的旅途而欣喜万分。哈森医生独自坐着，脸上充满了对眼前情景的哀思，因自己竭尽全力还不能挽救这些生命而悔恨。他的思绪一刻也停不下来，也无法将过去的一切抛在脑后。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忆抢救伤员的步骤。他不断地问自己，是否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是否想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
飞行期间，机组人员为了消遣打开了无线电——而且意外地收听到以色列军方电台对恩德培突击行动的一则报道。他们表现得怒气冲天，因为他们还必须在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狭窄的国际水域上空长途跋涉。而且在此期间，他们对于任何想要拦截的企图都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后来，士兵和机组成员听说伊迪·阿明发布声明——已经“重新占领”恩德培机场——的时候，所有人都哄堂大笑。
清晨时分，以色列的幻影战机出现在他们眼前，准备将这些大力神运输机护送回家。对飞行中队的成员来说，这是一个欢迎的场面。所有完成的计划和目标都标志着行动已经结束。
飞抵以色列领空之后，人质才表现出精神奕奕和欢呼雀跃的神情。上午9:43，他们的飞机降落在特拉诺夫空军基地。多尔医生走下飞机的时候，捧着约尼的弹药背心，这是他还在恩德培时藏在约尼的担架后面的。他在寻找一个可以将它托付的侦察营士兵，然后他发现了阿米拉姆·列维。而结果是，他将要取代约尼成为侦察营新任的指挥官。后来，阿米拉姆回到侦察营的时候，从弹药背心里费力地拔出了一杆被损毁的AK-47冲锋枪。而正是这种枪的一阵扫射，夺走了约尼的生命。
人质被带去参加一个通报会，并要求他们不要对媒体透露任何关于救援行动如何展开的信息。后来，他们回到了大力神飞机，接着又飞往罗德机场。那里有一场盛大的招待会在等着他们。人群欢歌笑语、手舞足蹈，挥动着旗帜。人质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被记者和摄影师给团团围住。哈里尼和机组人员在飞机上等待人质散去以及那些闪光灯消失之后，才从飞机里走出来。哈里尼在飞机外面遇到了外交部长伊加尔·阿隆。
“阳光普照，鲜花怒放。”哈里尼开始吟诵哈伊姆·纳曼·拜力克的古典希伯来诗文。《屠戮城市》一文讲述的是犹太人在1903年残忍的基什尼奥夫（摩尔多瓦共和国首都）大屠杀中的孤立无援以及国际社会对他们处境的漠不关心。哈里尼没有吟诵下一句“刽子手杀害了”，而是指着远处说：“以色列的旗帜在迎空飘扬。”
阿隆开始哭起来。
其他飞机也在特拉诺夫着陆。沙尼从驾驶舱往后走向飞机一侧的舱门。“飞机上的人数大致差不多，大家坐着的方式也跟出发时一样，除了奔驰车的方向颠倒后变成了面朝前方。我们着陆的时候，第一个迎上飞机的是拉宾总理，他看上去非常兴奋。拉宾第一个跟我说话，而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约尼在哪里？’他想亲眼看看约尼的尸体。”
侦察营士兵都离开了飞机。穆吉走出来的时候，佩雷斯转过身问他：“约尼是怎么牺牲的？”
“他第一个冲出去，然后第一个倒下。”穆吉这么回答，没有做更多详细的解释。26
外面是一阵喧哗的场面。只见丹尼·达刚对阿米兹喊道：“快点，让我们离开这里。我们开奔驰车走吧。”阿米兹开车，而其他侦察营士兵都挤在车的后排。当他抵达基地的时候，阿米兹停好汽车然后关了引擎。后来，他们再次启动的时候，尽管试了好几次，点火装置就是没了反应。丹尼跳下车，看到了侦察营的创始人亚拉罕·阿南，他一直在基地等着大家。阿南让丹尼告诉他，约尼牺牲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丹尼说起了他仅知道的一点信息：在恩德培他接到肖转发的一个报告，说约尼的伤势不重也不轻。不过，后来他听说约尼在飞机上牺牲了。“这两件事情不太吻合。”丹尼说。就在这时，哈森医生刚好经过他们身旁，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亚拉罕和丹尼赶到了医院，发现哈森医生正在那里从包裹里取出装备然后收拾起来。他好像还不能接受他所钟爱的约尼已经牺牲的事实。亚拉罕开始质询大卫医生，似乎认为他没有尽一切努力去抢救约尼，或者出了差错。一脸沮丧的大卫解释说，他从来没有报告说约尼的伤势不太严重。反而，他及时地意识到这位指挥官的伤势处于紧要关头，并且做了他认为必要的施救措施。几分钟之后，阿南的问题结束了。这位军官的牺牲已经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阿南曾经千方百计把他任命为侦察营的指挥，把他看做能够继承自己使命的人选。
“亚拉罕的所作所为，”约尼曾经提起过阿南，“绝对算得上是独一无二的。他主动请缨建立了一支新部队，一支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部队。尽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他却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这支部队，其丰功伟绩是无人能与之匹敌的。”现在，阿南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医院，沿着基地的小路前行。几年前，他就是选择在这里建立了侦察营。这是他的骄傲和成就所在，而且他对侦察营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那天晚上，他驾车到耶路撒冷和我见面。然后，从我的公寓前往我们父母的住处。早在一年前，约尼就主动提出在父母出国期间让他住在父母那里。阿南接受了。那条哈伯兹姆大街就是为纪念1948年独立战争时在邻国克敌制胜的英雄营队而命名的。那个时候，在侦察营服役的阿南还只有17岁。现在已经45岁的他，知道自己患了无法治愈的疾病，而且自己的生命也在走向终点。
军官和士兵们都充满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因赫赫战绩和荣归故里而陶醉，一方面又因失去率领他们奔赴恩德培的指挥官而悲痛。这次行动依然历历在目，而更深刻的记忆将会在几天或者几年以后浮现在他们大多数人的心头。
“我们到达基地的时候，甚至没有感觉到哪怕一丝的兴奋。”阿莫斯·格伦说。“侦察营的所有人已经完全远离了行动之后的喜庆氛围，远离了一切的公共活动……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所感受到的只有空虚和失落。”
在密集的办公区的一间屋子里，聚集了一些后勤人员。从打开的房门里，他们看见凯旋的士兵从装甲车里爬出来。当然，一些人表现得非常兴奋。这时，一位军官过来宣布：“指挥官牺牲了。”士兵们一下陷入了沉默。他们中有一名机械师阿维·罗林斯，曾经在星期五帮助维修过奔驰车的发电机。和其他许多后勤人员一样，他认识约尼已经好几年了。
“约尼很欣赏我，而我还不知道真正的原因。”阿维说。“在他担任侦察营副指挥的时候，我有一次工作到很晚之后才去餐厅。当时侦察营有一群野蛮的司机在那里，而且他们围坐在一个餐桌旁。我在他们后面的一个餐桌上坐了下来。约尼也坐在餐厅里一个军官餐桌上，旁边没有任何人。我吃着自己的晚餐，而那些司机开始向我的盘子里投掷橄榄。‘好了！够了！’我说。但是，他们依然没有停。我警告他们：‘如果再扔一颗，我就把盘子摔给你们。’他们还在继续，于是我抓起盘子连同上面的所有东西一起朝他们扔过去。盘子被一个人挡了一下，然后掉到地上摔碎了。”
“我走出了餐厅。几分钟之后，约尼也走了出来。他跟我说：‘阿维，到这里来，我有话跟你讲。’于是他把我拉到一边。‘你不应该这样做，把盘子到处扔。’他说。他说话的方式非常和蔼，全然没有责备的含义，但是这种方式却能教会我一些道理。在约尼看来，所有的事情都应该理性对待。他最后说：‘到库房去签个名，再领一个餐盘。’我到了库房，而那些人理所当然地笑话我：‘餐盘？你要签名领个餐盘？算了吧。’”
此时，阿维的心都碎了。朝外面望去，他无法领会一些从恩德培返回的士兵所表现出的兴高采烈。而房间里，是一片寂静，包括司机、厨师、机械师在内的后勤人员，都耷拉着脑袋。此时，一位军官从门口经过，然而他说的那些话让阿维的痛苦简直是无以复加。
“你们这早晨都是怎么了？”他大喊。“没关系，不过又死了一个人。”然后，他就继续走了。
这正是一年前我听到诽谤约尼的那位军官，当时我去侦察营参加指挥权交接仪式。
临近傍晚，军官和士兵都回家了。而侦察营的新任指挥官阿米拉姆·列维把约尼的弹药背心里的一个装满手榴弹的袋子递给阿米兹。其中一两个手榴弹已经被在恩德培射中约尼的那些子弹击穿了，因此必须被引爆。阿米兹找了一个弹药爆破包来到一处空旷的场地。前一天约尼指挥士兵突击演练的旧航站楼的幕布模型已经被拆除。夏日西沉的太阳，将余晖洒落在附近的建筑、树木和基地的沥青路上。阿米兹在坚硬的泥地上挖了一个小坑，将袋子放进去然后在旁边放上弹药爆破包。后退的时候，他将爆破线一圈圈松开，然后在远处一个安全的位置趴下来。
他拉动爆破装置，弹药包爆炸了。一小团烟雾升起，随之传来了手榴弹爆炸的巨大声响。而就在前一天晚上，在恩德培突击行动的过程中，这些手榴弹还绑在约尼的身上投入了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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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他的证据来看，穆吉当时有一种误解，认为奔驰车就在控制塔旁边。而实际上，奔驰车在控制塔200码（约180米）之外的地方。他似乎忘记了接下来从那个地点往控制塔行进的所有事情。
(2)恐怖分子没有在人质被挟持的大厅里逗留，而是进来查看一下情况之后不久又离开了。他们站在外面航站楼旁边的一处空地上看守人质。就在头几声枪声响起之前几秒钟，一个名叫宜兰·哈图的人质从大厅前面的玻璃望出去，发现他们和一名黎巴嫩医生以及机场的负责人在谈笑风生。虽然大厅里灯火通明，但还是可以从里面看清楚外面的任何人，因为外面的电灯也都开着。根据人质的说法，外面也有乌干达士兵，而且一些人坐在扶椅上。另一名叫莎拉·戴维森的人质记得，头几声枪响的时候，她看见恐怖分子的头目从一堵坐着的矮墙上站起来，抓起他的AK-47冲锋枪对准了枪响的方向。
(3)实际上，最有可能的是，约尼不是被控制塔的火力击中的。参考书后第26条注释。
后记
下午早些时候，我们乘坐一架肯尼亚航空公司的班机，往西掠过维多利亚湖的上空飞向恩德培机场。飞机下方，我可以辨认出无数的小岛。然而，在13年前的那个漆黑的夜晚，从大力神运输机的机舱里是看不到它们的。大多数蔓草丛生的小岛都荒无人烟；只有零星的几座岛上，可以看见一些圆形的茅草屋三三两两地点缀在海岸边或者林中空地上。
这里是非洲。
向窗户外边远眺的时候，那些旧思绪又浮现在心头：我为什么不在那个星期开始的时候去侦察营基地呢？当时他们打电话说要我待在家里并且准备好应征入伍。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能够登上其中的一架大力神飞机吗？这样的想法终究是一场空。约尼可能从没有考虑过让我加入。而且，当我在电话里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不是自嘲了一下吗？当时我想，又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说辞。
比比坐在飞机的左侧，而且靠前一点点。他11岁的女儿诺亚坐在正对着我的过道的另一侧。此时此刻，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飞机几分钟之后就要降落了，于是我把脸贴在右手的舷窗玻璃上，时刻期待着见到那个机场。
“到了。”比比突然大声喊起来。我跑到他的那一侧然后在旁边坐了下来。飞机在恩德培小镇上空盘旋，但没有从南面着陆，而是从北面驶入。要知道，大力神飞机以前都是从南面着陆的，而我这次也是这么期待的。在一个绵延的山坡上，伫立着机场的新航站楼。在东面更远处的小镇下方，是一幢旧航站楼。虽然我知道小镇的房屋和旧航站楼靠得非常近，那一瞬间我还是吃了一惊。我们几乎是很自然地就辨认出了各个建筑，而不需要任何的思考。飞机接近了主跑道。在左侧，我们看到通往军事基地的对角跑道。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模样，而13年前也是如此。
飞机着陆之后，旧航站楼从视野里消失了。在新航站楼旁边长满青草的斜坡上，我们一眼就看见几个白色的大写字母“ENTEBBE”。飞机减速、转弯然后朝北滑行，途径了一处陡峭山坡的下方，而那里正是伞兵突击队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去的。现在我才明白，突击队员为什么从这个最艰难的地点展开进攻。因为航站楼就在它的上方，在这个山坡的最高处。最终，飞机在输油管道旁边的停机坪上停了下来。
我们走下了舷梯。比比作为乌干达新任总统的客人抵达这里，但好像没有一个人在机场迎接我们。当我们到达旅客大厅宽敞的入口时，发现一名穿着迷彩服、举着一张白纸的乌干达士兵。纸上用粗大的手写体写着两个字“约尼”。原来这就是我们的接待人员。
这位士兵领着我们穿过航站楼来到一个狭小的办公室，其中一面墙上挂着一幅穿着制服的总统的照片。这是我们进入航站楼以来看到的第三幅或者第四幅类似的照片。因此，也不难猜出乌干达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政权体制之下。我们在闷热难当的办公室里候着，等待总统助理来“拯救”我们。在负责招待我们的两位士兵离开的间隙，比比收下了桌子上那张用来迎接我们的白纸当做纪念。
在总统助理最后到达的时候，他领着我们到了贵宾室。我们问起那张白纸的事情。这位助理说，在乌干达每个人都认识“约尼”。我不知道，他是否期待我对他的话予以评价。我望着窗外对比比说：“苏林就是倒在了那座楼梯上的……”我想到外面去给它们拍个照，但又克制住了。现在还不是合适的时机。我对自己说，以后会来拍的。当时我并不知道，第二天我征求拍照许可的时候却被拒绝了。护送我们的乌干达士兵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没错，这就是你们的士兵受伤的地方，就在这些楼梯上。”一个士兵说。十三年过去了，他们甚至还记得这个细节。不过，他们说的也是实事求是。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毕竟，他们不知道苏林是谁。他们知道苏林受伤有多严重吗？或者苏林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吗？
我和诺亚坐在总统用来招待客人的露天帐篷里。绿草满地、花团锦簇的山坡俯瞰着维多利亚湖。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是总统助理，一个和蔼可亲的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比比在山顶的一座行宫里，沉浸在和总统的促膝长谈中。黄昏已近，我的脑海里努力地记下我们在这里的几个小时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参观旧航站楼的情况。我和那位助理边聊天边喝茶，同时也努力地重构我所见到的一切。依然清晰的记忆在我脑海里竞相涌现：毁坏过半、已经废弃的航站楼显得脏乱不堪，窗户已经支离破碎，屋顶几近塌陷，还有外墙布满了斑驳的弹孔。很难说出哪些弹孔是以色列人留下的，哪些是约纳森行动之后乌干达的国内战争留下的。入口广场上一英尺高的砖墙已经不知去向，那是约尼在受伤之后被拖到的地方。
“我没有想到这里会如此开阔。”我们站在外面的时候，比比说。他一边朝下眺望，一边说出这番话，好像要试着将沥青路的方位全都刻进记忆深处。我让他待在原地，也就是约尼曾经负伤的地点，而我站在临近第二个入口的大厅里。
是的，一阵炮火可以很轻易地击中他。
但是，当我们爬到控制塔顶楼并且发现那个方位彻底地控制了整个广场的时候，我们对彼此说：“难怪，约尼是从这里被射杀的……”然而，这似乎也不太可能。从这里射出的子弹不可能击中约尼所受伤的部位。
“你怎么会不信仰耶稣，不相信重生呢？”总统助理突然问我。我把茶杯放在我和诺亚之间的托盘上。火红的落日勾勒出如此鲜艳的色彩，形成一幅精美绝伦的画面。我们一直在讨论以色列以及这个国家的考古发现，虽然谈话中我一直心不在焉。“你们生活在耶稣行走、呼吸和受难的地方——你们的人民怎能不信仰耶稣呢？”
我问自己该如何才能把犹太人解释给他听。没办法，这里是非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神秘的、陌生的存在。在这里，我虽然也听到一些来自于以色列的语言和历史的名称，但都毫无意义。无独有偶，“复国主义”一词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场救援行动中得到了最本质的体现。而几乎从一开始，“乌干达”这个名字就跟这种让人无法理解的犹太精神相联系。(1)
约纳森行动在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或者一个旅游景点。在开车前往旧航站楼的途中，乌干达护卫兵试着给我们讲述“恩德培”的故事，而他对行动的描述就好像我们是一个普通的旅游者。在我们钻进奔驰车之后，他们却找不到从新航站楼停机坪往旧航站楼方向的跑道。于是，我给他们指示方向。毕竟，我充分研究过方位图。然而，几分钟过后，一位坐在奔驰车前排的士兵很亲切地问我们，“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这时，汽车刚好左转弯，驶向对角跑道。“我们从这里出发，”他说着，带着我们朝东驶向控制塔正前方的一条连接通道，“但是，以色列人是从那边的南面攻进来的。”很显然，他不相信我们关于以色列部队从我们经过的同一条路线攻进来的解释。他已经知道故事的经过。一般说来，先入为主的故事有着自己非凡的力量，也不管它是否真实。
同行的还有一名在伊迪·阿明的空军部队服役过的飞行员。“当一名哨兵举起枪指着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我们问他，还有总统助理。
“停住，或者开枪。”他们不约而同地回答。
“你知道的，那天早晨你们的突击行动之后，俄国人对我们非常生气。”飞行员借机告诉我们，“他们的大使怒气冲冲地质问我们，‘为什么你们把人质关押在机场，而没有带他们去坎帕拉？’”
现在，我们搭乘乌干达的唯一一架民航客机飞回肯尼亚。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我回想起我们离开的那片美丽的土地，又想起它是多么破败不堪——部分是因为被荒废，而更多的是因为蓄意的非人道主义的行为。实际上，人类的野蛮行径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没有谁像犹太人一样遭受过如此的磨难。与野蛮行径做斗争，该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正确！恩德培救援行动也是多么的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和正义感的一项使命，因为它勇敢面对一个敌对的、冷漠的、具有毁灭性的世界。而针对比夫拉大屠杀和世界范围内的冷漠，约尼曾经在报纸上大声疾呼，“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疯狂的世界！”但是在恩德培，一切已成过去。而约尼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理解，把自己的行为和生命奉献给这项伟大的使命。
我想起约尼在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里所经历的痛苦——这无疑跟他在侦察营内外看到的事情相关，或者至少是部分相关。无论迟早，像约尼这样的人都是如此的命运：出色的个人才华与跟他格格不入的、无法接受的环境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
我禁不住想起他生命里最后的日子。他知道行动会取得彻底胜利并且人质会得救吗？他认识到队员们真正理解该怎么做并且按照他教导的那种典型方法来行事吗？他注意到一些事情出了差错并且估计行动会失败吗？在中弹的前一刻，他肯定能够看到被派往大厅第一个入口的突击队员跑得错过了。也许就在那个时候，他朝左边转弯的一瞬间，就被恐怖分子的一发子弹击中了。但是，他可能也看见阿米尔和阿姆农在朝第二个入口直奔过去。他是否知道，两三分钟之内队员们都冲进了大厅？
对于这些令人伤心的问题，我知道我永远都找不到答案了。要是他在10秒钟之后受伤该多好，那个时候，大厅的所有恐怖分子都已经被消灭，他整个的成年生涯也达到了顶点、取得了成效……但是，一切又都不是这样。
如果当时约尼的死能带来一些安慰的话，那就是行动的准备工作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将所有的沮丧全都一笔勾销，也让他有机会去展现作为一个领导者和士兵的完美形象。
对于有些人说约尼在恩德培达到了自己能力的顶峰，我只有报以苦笑。他本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谁比我更了解他呢？恩德培救援行动并不能体现约尼的全部。那只是他的一个事迹而已。
如果约尼的死还能带来其他安慰的话，如果还有其他事情可以消除痛苦的话，那就是这个行动带来的思想的光辉。我问自己，这一切能告诉我们什么？我不知道答案，但我想起了非裔美国领袖贝雅·拉斯丁在访问以色列时说的一番话：“我敢肯定，年复一年，甚至一千年以后，当人们感到迷茫和恐惧的时候，或者被剥夺了人权而感到除了直面死亡和毁灭别无出路的时候，有人会想起约尼在恩德培的故事。这个故事将会在那些绝望的人们中传诵，而且有人会躲在某个角落开始密谋，这就是他们自由之路的开始。”42
乌干达已经离我远去，飞机继续靠近内罗毕机场。我心里暗想：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中，至少是这一代人，没有任何人做出过“我们”在恩德培的英雄事迹。我说“我们”是因为行动属于全体以色列人——它属于那个敢于做出决策的政府，那个源自于人民并且由人民所选择的政府；它属于竭尽全力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国防军，那是一支真正的人民之师；它属于一名叫阿米尔的来自耶路撒冷的大男孩和跟他一样的人，为了拯救大厅里的无辜群众而冲向德国恐怖分子的枪林弹雨以致最后牺牲。
我想起了约纳森行动，还有千百年来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滋养了整个世界的犹太民族。我知道，这个民族依然孕育着无限的才华和巨大的能量。
————————————————————
(1) 1903年，在俄国的犹太人遭到大屠杀之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者西奥多·赫茨尔提议，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应该考虑在英国的援助下，在英属东非保护国为犹太难民建立一个临时避难所。这次“乌干达提案”最终被否决。
注释
除非另有标注，参考注释均来源于个人采访。
1．源自本尼·佩拉德少将的采访，收录在埃利泽·科恩和兹维·拉维合著的《天空没有极限》一书（特拉维夫：晚报出版社，1990年，第534页）。
2．源自西蒙·佩雷斯于1990年6月9日和7月6日发表于《新动静报》的“我的日记”一文，后被收录在埃利泽·科恩和兹维·拉维合著的《天空没有极限》一书（特拉维夫：晚报出版社，1990年，第534页）。
3．源自波拉特、哈伯和希夫合著的《139航班》一书（耶路撒冷：兹莫拉·比坦·莫丹出版社，1976年，第170页）。
4．源自海姆·奥伦中校和希埃·塔玛里上校的采访。
5．源自以色列国防军电台1979年的报道“往返恩德培”。
6．源自伊扎克·拉宾所著的《服务卡》一书（耶路撒冷：晚报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
7．源自西蒙·佩雷斯“我的日记”一文以及对伊多·恩巴少校和本尼·佩拉德少将的采访。
8．源自西蒙·佩雷斯的“我的日记”一文以及西蒙·佩雷斯所著的《恩德培日记》一书（耶路撒冷：艾丹尼出版社，1991年，第79页）。
9．源自阿姆农·布莱恩中校的采访。
10．源自波拉特等人的著作《139航班》，第215页。
11．源自阿维的采访。
12．源自以色列国防军电台1976年8月6日的“纪念约纳森·内塔尼亚胡中校的特别报道”。
13．源自伊多·恩巴少校的采访。
14．源自吉奥拉·祖斯曼的采访。
15．源自西蒙·佩雷斯对古尔和佩雷斯评价的描述，收录于《恩德培日记》一书，第96页。
16．源自伊扎克·拉宾所著的《服务卡》一书，第528～529页。
17．源自宜兰·布鲁默的采访。
18．源自阿维和塔米尔的采访。
19．源自亚历克斯·德维迪的录音回忆稿。
20．源自1986年7月4日出版的《晚报》。
21．源自布克瑞斯的采访。
22．源自以色列电视台1986年5月12日的专题节目“最佳时机”。
23．源自以色列国防军电台对希埃和穆吉关于战斗的描述所作报道“约纳森”。
24．源自1976年7月以色列国防军电台研究员丹尼·维塞利所做的采访。
25．源自2001年由塞米翁·韦洛克执导的以色列纪录片《约尼》。
26．源自西蒙·佩雷斯所著的《恩德培日记》一书。
27．源自施洛莫·瑞斯曼的采访。
28．源自厄尔·亚德奈的采访。
29．源自波拉特等人的著作《139航班》关于古尔对可能伤亡人数的估计，第291页。
30．源自海姆·奥伦中校的采访。
31．源自《约纳森·内塔尼亚胡书信集》一书（耶路撒冷：格芬出版社，2001年）。
32．在受访的人中，持这种观点的有拉尼·科恩、阿米兹·卡夫里、厄尔·亚德奈、阿米尔·欧弗、宜兰·布鲁默、伊夫塔·雷切尔、吉奥拉·祖斯曼和阿莫斯·格伦。
33．阿姆农·布莱恩以人质通报会听到的情况为基础进行的描述。
34．几乎所有受访的突击队员都不知道穆吉·贝奇停下来的原因和约尼为何大喊着向前冲锋。而能够指出停留地点的人都认为是在大楼的拐角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约尼所喊的“前进”主要是针对穆吉。当然，也有确定的目击者描述（包括行动后伊夫塔·雷切尔的书面报告），认为穆吉停留之后开了枪。一些目击者关于突击被延误的描述源自于1991年7月19日出版的《晚报》中伊多·内塔尼亚胡所著的《真相的斗争》一文。
35．源自阿尔农·艾普斯丁的采访，他总结了行动后在侦察营召开的通报会的所有内容。他的描述和施洛莫·瑞斯曼的说法比较相似：“部队停下来的时候，约尼催促我们前进。”（源自2001年由塞米翁·韦洛克执导的以色列纪录片《约尼》）也有其他的目击者报告说约尼绕过了穆吉，比如有行动后伊夫塔·雷切尔的书面报告（1976年7月）和塔米尔接受以色列国防军电台研究员丹尼·维塞利的采访（1976年7月）。
36．源自行动后伊夫塔·雷切尔的书面报告。
37．约尼被控制塔的火力击中这一广泛接受的观点缺乏足够的依据——即使驻守在那儿的乌干达士兵，后来因为据说射杀了以色列的指挥官而受到伊迪·阿明的授勋表彰。射入约尼弹药背心的那一颗子弹来自AK-47冲锋枪；虽说恐怖分子和侦察营队员都是使用这种枪，但机场的乌干达部队装备的是另一种型号的武器。而且，检查约尼身体的医生都认为，子弹从前面射入——正如约尼的弹药背心所示——而控制塔却在他身后。那些在恩德培的队员一致认为，约尼是在往前奔跑的时候倒在控制塔远处的。伤口的方位显示火力来自大楼——可能来自一名在大厅里往外开火的恐怖分子。而且，约尼在中弹的那一刻位于大厅窗户的对面。
38．这种估计是基于对大卫·哈森医生、布克瑞斯、阿莫斯·格伦和施洛莫·瑞斯曼在采访中所提供信息的分析；还有塔米尔在以色列国防军电台1976年8月6日的“纪念约纳森·内塔尼亚胡中校的特别报道”中的采访。
39．没有明显的依据来证明这个既定的论断，也就是穆吉·贝奇因为预定的入口被“堵住”或者“不存在”而没有进入。在突击行动之后不久的一份书面报告中，穆吉指出他“错误地绕过了”预定的入口。而且，阿米尔·欧弗认为，“那个入口就在那里……而且没有被堵住。我能确切知道的是……入口只是被关闭了。战斗结束以后，有人从那里走出来。”
40．关于穆吉参与射杀大厅里的第四名恐怖分子的说法，很可能是有误的。这样的行为没有其他人亲眼所见，而且通过仔细回顾，发现穆吉关于剿灭大厅的恐怖分子的描述千变万化而又自相矛盾。这样可以得出结论，根本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同样没有得到确认的说法是，穆吉在部队从装甲车朝大楼行进的过程中杀死了一名乌干达士兵。而就穆吉的说法，他和阿莫斯、阿米尔以及阿姆农同时向人质简·杰克斯·麦摩尼开枪——也是一种错误的论断。因为阿莫斯、阿米尔以及阿姆农没有参与这个事件。
41．源自肖·莫法兹和宜兰·布鲁默的采访。
42．源自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主编的《国际恐怖主义：挑战和应对》一书（约纳森研究所：耶路撒冷，1980年，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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